[原创]北朝鲜名将传略之一：武亭
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位曾经与金日成并称的传奇性的军事英雄:后者是著名的反日游击队领导人,而武亭则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的朝鲜人领袖。 武亭（Mu Jong）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炮兵和朝鲜义勇军，他在中国和朝鲜都创造了传奇性的军事成就。他一直是一位神秘人物，很少有历史学家能真正地了解武亭。他和他的朝鲜义勇军曾经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他在北朝鲜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而又迅速地消失——就象一颗流星。武亭曾经在1946年被选举为北朝鲜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但是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得很快，在新成立的国家中，他仅仅被任命了纯军事性的职务，而仅剩的军事事业也因为1950年的朝鲜战争而耻辱地结束了。 虽然他去世已经50年了，能找到的关于其个人的资料仍然很少，中国延边出版社曾于1994年出版了《武亭将军传》，但其发行量仅仅限于延边地区，而很少为人所知（本人也没有看过此书）。朝鲜除了最高领导人几乎不宣传其他其他人物，而韩国又因为他的共产主义者身份而有所保留。根据目前解密的文件显示，与其把他看成是韩国教科书所称的火炮专家，不如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 武亭于1905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镜城郡，在汉城长大，他的真名叫金武亭。由于家境不好，他在汉城一直是半工半读，以微薄的工薪来维持学业和生活。在14岁那年（191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而后考入了当时朝鲜最好的中学—中央高普（Seoul Central High School），考虑到他的家境，这相当不容易。他在这里结识了汉城的高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吕运亨（Yo Un Hyong），并深受其影响，为了从事革命活动，他在1923年退学，时年18岁。同年3月，为了寻求复国的途径，他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经东北到了北平。恐怕他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将要在这个古老的国度呆上20多年的时间。 他首先进入文化大学，学习汉语。1924年进入北方军官学校（一说是东北讲武堂），学习炮兵专业。当他还是一名军校学生时，他参加了中国北方军阀之间的南口之战，不久又在攻占天津时立了功。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上尉。他的军事才能过人，年仅22岁就成了炮兵中校。1925年，他20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该党还只是一个不足千人的小党，不过，由于吕运亨的影响，显然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随后，他放弃了在军阀部队里的军籍，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和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对他也下了逮捕令，他被迫转入地下。他的秘密地下活动，使得蒋恨之入骨，屡屡悬赏缉拿。他又转到汉口继续工作，不久在武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可是，在武昌，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反对蒋的白色恐怖政策，并要求释放武亭和其他政治犯；加上武昌法院的法官中，有他的同志等原因，方得以逃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在上海，他重新开始做共产党的政治工作。1929年他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上海工人暴动，他虽然是外国人，但由于他的军事才能，被推举为总指挥。起义被镇压后，他又被英国人逮捕，同年10月10日，被判刑2个月（这种象征性的判罚颇为耐人寻味）。获释后，他到了香港。此后辗转回到内地，参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即土地革命）。他先是在彭德怀将军的部下，由于红军在攻克湖南岳州后缴获了一些七五野炮和山炮，武亭有了用武之地。根据《彭德怀自传》称：“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不敢抵岸射击了。”这是有关于武亭在中国红军里最早的作战经历，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显然战果辉煌。 红三军团于1930年7月31日在湖南平江成立了军团山炮连。当年的老炮兵回忆称武亭于这年年底，从苏联学习炮兵技术回国（这尚无更多史料证实），先从事炮兵教练工作，后来成为该连第三任连长。1931年5月，红军中央军委炮兵团（有资料称是炮兵营）在江西陂头成立，由于首任团长有失职行为，武亭于这年6月成为该团第二任团长。在红军时期，战功赫赫的武亭升迁很快，最后竟进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后台的外国人来说，这的确是破格的晋升。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介石对红军进行了五次进攻，到最后，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区的大部分，被蒋的军队所占领。 中国共产党为寻求从江西瑞金到达附近的安全地带，决定转移根据地。这就是有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4日开始，1936年12月12日到达延安的大行军。武亭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炮兵部队指挥官，是典型的救火队，不论是在进攻，还是在断后时，都广泛地担任了火力支援任务。一名老红军撰写的《罗元发回忆录》就曾提到过他的工作性质：“1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分四个队从新安、全州之间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这是长征开始以来一次最紧张最激烈的湘江战役。我们五师奉彭德怀军团长的命令，以急行军日夜兼程每天100余的速度，抢占湘江渡口。……师首长告诉我们，军委炮兵营武亭同志带领的炮兵营和你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他会用火力支援你们。”不久武亭出任军委纵队第三野战梯队司令，指挥包括炮兵营、工兵营、运输第一大队和附属医院在内的技术兵种，后又改任红三军团炮兵营长。 关于武亭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还见于《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显然武亭深受彭德怀的信任。 长征是一日也不休息的先后与蒋介石军队经过大小500余次战斗的饥饿困苦的行军。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当长征开始时，这支红色军队中还有30余名朝鲜革命者，但是在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武亭和杨林两个人，而杨林也在不久之后的战斗中牺牲了，因此，武亭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武亭曾对一个知心朋友说： “长征结束后，我们于1936年2月渡过了黄河。那时，杨林和我是仅有的两个朝鲜军官。杨被挑选出来担任一支强渡黄河的突击队长，这是一个敢死性的任务。突击队冲过了河并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杨被子弹击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他忍受了整整一天后，在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林英勇的牺牲却挽救了武亭的生命。武亭回忆说： “杨林牺牲后，彭德怀在党委会上发言：‘太多的外国革命者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牺牲了。如果我们继续让他们在中国死去，还会剩下谁来为他们祖国的革命事业战斗呢？我们无法为那些已经死去的同志做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外国同志的生命了。’在彭的呼吁下，军委下了休息命令，让我进行学习研究。”这时，武亭正被胃肠病的恶化折磨着，彭救了他的命，所以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朋友和同志。 1936年的余下日子里，武亭在红军大学进行战略学和党的工作研究。而后，他一面在红军大学学习，一面在军官学校上课。从红军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长。1937年底，在接受了重组八路军炮兵的任务后，他作为八路军总部炮兵处主任建立了八路军的炮兵部队，并于1938年初出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长。在红军中，作为炮兵的最高权威，是人所共知的。 武亭再次由于过度疲劳，健康受到损害，司令部再次命令他休息。在康复后，他担负了新的任务，集中了为了寻求对日作战而来到延安的朝鲜青年，着手朝鲜义勇军的建军工作。即以土地革命时期尚存的十余名朝鲜革命者为骨干，把来延安的朝鲜青年、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朝鲜青年、还有在东北活动过的、在莫斯科学习过军事之后来到延安的青年全部集中起来，实施了彻底的训练。1939年到了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所在的晋东南，和八路军一起参加抗日战斗。朝鲜人自身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41年1月10日，朝鲜独立同盟的前身——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终于成立了，武亭担任会长，他的画像现在作为外国抗日领袖之一经常同毛泽东并列。 国际上史学家一般都认为此时的武亭已经离开八路军了，但中国的一段记载表明并非如此。在关于延安大生产时期开发南泥湾的资料中叙述道：
“1941年1月末2月初，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率领两个营开进南泥湾。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从榛莽丛中开出了一条6米宽的公路。以后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都是经过这条路，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的。
武亭团长率两个营克服了缺粮食、无房住等难以想象的困难，三、四月份就在开出的荒地上种上了庄稼。这以后不久，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使垦荒队伍迅速扩大。以后许多部队及边区政府、中央军委等单位也相继开进南泥湾，形成了开荒热潮。” 由此可见，虽然武亭已经被外界认为是朝鲜反日力量的一派领导人，但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中，他的地位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将领。中共让武亭去成立朝鲜义勇军，其原因可以解释为：作为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示范，从而保证从国民党政府麾下拉来更多的朝鲜人，同时，在对日本军队中的朝鲜士兵中做宣传时也有特殊的效果。也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不仅在于此，朝鲜问题专家司马路说，周恩来对中朝关系的未来具有很深远的关心。 武亭深受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在延安的朝鲜人中也享有极高的威望，据《丁雪松回忆录》：“……律成面带愁容地跑来找我，说是他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有关部门领导得到通知，提到朝鲜人情况复杂，今后不仅不再吸收他们入党，已经入党的也停止党籍。延安只有个别几个人例外，一个是和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参加过长征，当时是八路军炮兵团团长的武亭；一个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巍（即朴一禹）。……正是在边区参议会开会前夕，八路军炮兵团团长武亭同志从前方赶回延安参加会议。……当他知道我们恋爱中的波折后，立即找我做工作，他说他很了解律成，并且还认识他的大哥和二哥。‘郑律成没有问题，他的家是革命的家庭。我和他二哥还在一个支部过过组织生活哩。’并劝我不要再犹豫。武亭同志的话，像一缕清风驱散了我脑海中的愁云迷雾，心里踏实多了，……我考虑再三，决定正式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是否可以和郑律成结婚的问题。”而他自己撮合别人的同时，也得到了幸福。当时，吕运亨派自己的联络员金命时（Kim Myong Shi）从汉城来到延安和武亭会面，他们在国内就曾相识，而这次相遇却使两人坠入爱河。 事实上，武亭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克里姆林宫。1941年7月，斯大林派遣一架飞机到延安，准备接武亭到苏联，名义上是仰慕武亭非凡的火炮技术，希望他前去指导苏联的炮兵部队（这个借口可真够蠢的）。但是毛泽东鉴于半年前的“皖南事变”，担心蒋会阻止这次旅行或制造事端，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让武前往苏联。虽然没有成行，但是斯大林派飞机的事件无疑大大提高了武亭在国内外的声望。 1942年7月，华北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成立。武亭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组建义勇军方面。他辞去了炮兵团长的职务，专心训练和指挥这支还很弱小的队伍，相信终有一天会率领他们光复自己的祖国。而当时很少有朝鲜人从义勇军身上看到朝鲜独立的希望，他们认为朝鲜还会被占领许多年。但是武亭是乐观的，他坚信朝鲜的独立指日可待，因此从1937年开始就尽力经营他的部队。值得一提的是，武亭希望独立以后的朝鲜是一个所有爱国党派联合执政的国家，这显然是受到当时尚且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构思的影响。但是他的想法遭到了在延安的朝鲜共产党人中左派如崔昌益等人的坚决反对，由于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左派手中（武亭只负责军事），同盟未能就武亭的意见达成共识，这的确让人感到遗憾。1944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覆灭已经是很明显了，武亭预见到苏联会设法控制朝鲜，此时，他更加痛惜在黄河岸边牺牲的杨林，杨林会说流利的俄语，意志坚强、足智多谋，他相信杨林能够处理好同苏联人的关系。 1945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一列老式的蒸汽机车把70名旅客带到了平壤火车站。在这些旅客中，有武亭、崔昌益（Choe Chang Ik）、韩斌（Han Bin）以及其他来自延安的共产党干部。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来欢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只有几个接待人员上来和他们握手，没有寒暄就匆忙地让他们上了等待在车站的卡车，并迅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苏联人并不欢迎他们，并曾一度阻止他们进入朝鲜，直到他们答应苏联将“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不是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主力不得不留在中国，并卷入到中国的内战中去。 那是在1945年8月12日，八路军的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武亭、朴孝三（Park Hyo Sam ）、朴一禹（Park Il Woo）率领朝鲜义勇军迅速北上，配合苏联红军光复朝鲜。但是日本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日本宣布投降两天后，武亭带着100多名将士从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主要根据地）回到延安，着手准备回国的旅途。武亭和其他干部为回国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由于时间仓促，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国的详细计划，只是简单地规定在哪里集中然后出关，回朝鲜，每个人都很兴奋而又紧张，毕竟，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回国，而年长的已经在国外待了20多年了。 一支300人的先锋队于9月5日从延安出发，接着是妇女和儿童，在到达东北后已经增加了1000余人，都来自各个敌后根据地，他们只有两辆装载补给品的马车，武亭和金枓奉（Kim Du Bong）以及其他少数人有坐骑，但是大部分人只能用双腿来进行这漫长的行军。在60多天的艰苦跋涉后，队伍到达了沈阳，这时已经是1945年11月初了，干部们住进了兵营，而其他人则分散到居民家中休息。11月10日，义勇军在一所朝鲜人学校召开了会议，武亭告诉成员们与苏军交涉的结果：只有少数干部被允许回国，而其余的人只能留在中国，编成三个支队，一面继续参与中国革命，一面等待回国的机会。第一支队很快在南满成立，指挥官金雄（Kim Woong）、方虎山（Bang Ho San）和崔仁（Chu Yol）；第三支队在北满成立，指挥官李相朝（Lee Sang Jo）和朱德海（Chu Duk Hae）；第五支队在东满成立，指挥官李益星（Lee Ik Sung）和朴一禹（Park Il Woo）。后来，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陆续以个人身份或小规模地回到了朝鲜。 回国干部团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但是他们没有得到进入朝鲜的许可，到平壤向苏联人申请入境许可的武亭被告知他们只有无武装、并以个人身份入境，显然，武亭没有选择。10天以后，他们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列火车，将他们送到平壤。就如前一幕所介绍的，他们被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这时的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里：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未来的计划，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军队，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象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的安排。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不可知的命运。一天，金日成和一位苏联上校来到旅馆，与崔昌益等人会谈。金日成告诉他们，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而且不打算离开，还谈到了将如何安排他们。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终于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这所旅馆。 武亭是朝鲜人民的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看来，他是个讨厌的家伙。苏联对武亭和他的义勇军非常冷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他不熟悉，而他却又享有很高的声望，苏联人比较热中于由文人而不是军人来担任朝鲜的领导职务，即使非要选个军人不可，他们也宁愿选比较熟悉的金日成。在武亭回国之前，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五道行政局选举中，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委员长（第一号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武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6年4月，在这个月的选举中，他被排挤出领导层，与武亭同时回国的著名学者金枓奉被“选举”为第一号领导人，而金日成当选为二号领导人。武亭则被派去担任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炮兵教务长。1948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人民保安干部学校的校长。
（注：人民保安干部学校不仅是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还未公开的朝鲜人民军的司令部，所以武亭的教务长职务实际上就是人民军的炮兵司令） 武亭非常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或者准确地说，他并不擅长争权夺利。由于为人刚直，所以还在延安的时候，他就多次因为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独立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发生过冲突，以致于他与大多数独立同盟干部不和，很多人非常讨厌他，最后中共为了避免内斗，不得不让他专门负责义勇军，而把独立同盟的政治领导权交给比较和蔼的金枓奉。当他担任第二号领导人时，他又受到广泛的指责——把中国来的干部安排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国内的以及来自金日成游击队的干部。当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首相金日成和副首相朴宪永（Park Hyon Yong ）都有自己的政治集团，在夹缝中的武亭更加失意了。在1946年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扯开自己的衣襟，向震惊的观者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看看这些伤痕吧，这都是我为了朝鲜而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只赞美另一个人（指金日成）呢？”很显然，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对他的政治生涯是极其有害的。 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成立，武亭正式担任炮兵总司令，中将军衔。同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武亭被任命为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仍兼任人民军炮兵司令。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10日，武亭接替金光侠任第二军团军团长，一面反复地以局部包围、迂回和切断退路等手段将据守小白山中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击退，一面前进，７月末前后进至金泉——尚州——醴泉——安东——盈德，准备抢渡洛东江。当美韩军队构成了釜山防御圈后，金日成元帅看到从美国本土来的增援部队即将到达釜山的情况，便前往位于忠州南侧水安堡的前线总司令部，下达如下战斗命令：“在朝鲜解放第五周年纪念日的８月１５日以前，必须夺取釜山。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渡过洛东江占领釜山”。 通过与美国人近一个月的较量，武亭深知这人民军和美军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对“八月攻势”很不以为然。但是金日成固执己见（实际上也有背水一战的意味），任命武亭为人民军东线司令官，指挥6个师担任八月攻势的主攻任务，从金泉北侧向盈德展开，计划占领大邱、永川、浦项。具体计划为：
第１５师 在善山附近渡河，经游鹤山进攻大邱。
第１３师 在洛东里附近渡河，经多富洞进攻大邱。
第１师 迅速占领军威，在第１３师左翼配合进攻大邱。
第８师 迅速击破当面之敌，进至永川，尔后准备向庆州或大邱进攻。
第１２师 迅速推进到浦项，尔后准备经延日或庆州向釜山进攻。
第５师 迅速夺取盈德后进至浦项，尔后协同第１２师准备向釜山进攻。
战斗从8月5日一直持续到24日，虽然人民军解放了盈德、军威，并一度占领倭馆、浦项，但是终究后劲不足，在联军优势的火力（人民军称其为“残暴的毁灭性战术”）和兵力不断反扑下，不得不退到洛东江右岸。 八月攻势先胜后败，人民军心有不甘，想再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准备了九月攻势。客观地看，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北朝鲜军队的兵力已经到了不宜发动攻势的限度，除侥幸之外是不能期待胜利的，简直是赌徒的孤注一掷。这次武亭所部仍然担任主攻，他的计划为：
第３攻击集团（第１师、第３师、第１３师和第１０５装甲师主力）
突破美第１骑兵师和南朝鲜第１师防线，占领大邱。
第４攻击集团（第８师、第１５师、和第１７装甲旅）
突破南朝鲜第６师和第８师防线，占领河阳和永川，尔后向大邱或庆州突进。
第５攻击集团（第５师和第１２师）
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３师防线，占领浦项洞和延日机场，同时准备由庆州走廊向釜山突进。
9月2日夜，武亭开始进攻，战事开局非常顺利，特别是第12师，接连击溃韩国首都师和第5师，在联军的东部战线上撕开了一个约12公里的缺口。到9月5日，美国第1骑兵师和韩国第3师也相继败下阵来，浦项洞被占领；8日，永川也被占领；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和韩国军队司令部都从大邱撤向釜山。但是，由于西线的人民军遭到挫败，所有的压力都突然集中到了东线，武亭开始支撑不住了，正当他竭力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扑时，9月15日，仁川登陆开始，南方人民军的灾难降临了。 人民军不得不撤退。一接到大撤退的命令，深悉游击战之道的武亭在安排了各师的撤退路线后，就切断了所有的无线电联系，结果不但美国人，就是平壤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所以，他位于韩国安东的司令部未受多大挫折便经原州回到了三八线以北的金化，他部下的几个师除了第１３师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外，都比较顺利地回到了北方，并保留了骨干力量。但是，这一必要的行动却让平壤颇为恼火，因为他们很长时间失去了他的消息，苏联顾问就曾公开批评这一“个人主义”倾向。接着，他被命令保卫平壤，但他手下只有两个不足万人的预备师团，武亭不甘心被围歼或当俘虏，他在政府北撤后只做了比较轻微的抵抗便率部撤走。从后来的结果看，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联军已经准备用空降团来截断他的后路，由于撤退的及时，只有最后的一个团受了损失。但是轻易放弃首都的行为无疑将严重打击他的声望，再加上其他一些小节，例如他任命官员未经过正常的行政审批手续等。最后，他被调职，担任一个预备军团——第七军团的军团长，对一个军人来说，这意味着失宠。1950年12月21-23日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因为“战争中的严重错误”受了处分。凭武亭的个性，他必定会觉得愤懑不平，也许就是因为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双重失意，才造成了他后来的悲剧性结局。 当第七军团驻扎在满浦时。一天，武亭带着一位受伤的军官来到医务所，他是武亭在八路军时期的部下。武亭要求正在忙碌的医生立即来照顾他的朋友，那位倒霉的军医刻板地告诉武亭：伤员很多，他的朋友必须排队等候。这一“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武亭，他掏出手枪当即把医生打死。这一罪行是严重的，他立即被解除了指挥权，后来又被开除军职。不久以后，他在长征时期的旧疾胃溃疡剧烈发作，正在朝鲜指挥中国志愿军的彭德怀立即把他送到东北最好的医院，由罗马尼亚人在长春开设的一家医院，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武亭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死在他的故土——朝鲜，于是，在1952年10月，他被接回朝鲜，不久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军人医院里去世。他死后，朝鲜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武亭以坦率和勇气闻名，他性如烈火，勇敢无畏。是一位坚韧不屈、无私奉献的革命家和杰出的指挥官，在朝鲜的将领中，他是坚决果断、精力充沛和才能卓越的。他精通炮兵专业，培养了人民军的第一批炮兵指挥员，是人民军的创建者之一。但相对于他在战场上的勇猛和优秀的炮兵技术，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却连二流的政治家也不如。就他在朝鲜战争的表现来看，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由他来承担南方的失败是不公平的。 附：杨林传 杨林，又曾用名杨州平、毕士悌，原名金勋。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爱国人士家庭。在平壤读中学时便是学生运动领导人。1919年流亡中国东北，入新兴武官学校，参加朝鲜反日军在延边地区对日军的战斗。失败后转赴云南讲武堂。1924年毕业后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教。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叶挺独立团任三营营长。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赴上海开会后调中央苏区工作，任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干部团参谋长。1935年秋到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翌年2月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旅华的千千万万朝鲜人也投入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以杨林（毕士悌）的名字而闻名的那位来自东邻的英雄，便是其中一个光辉代表。 原名金勋的朝鲜志士杨林在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祖国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19年，朝鲜爆发了几十万人参加的争取独立的“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血腥镇压，成千上万人被杀。金勋的父亲遇害后，他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延边。在那里，他进入朝鲜反日团体所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又担任了教员。 1920年秋，日军发动“珲春事件”，以万余人入侵延边“讨伐”当地朝鲜反日军。金勋指挥一个连参加和龙县青山里伏击战，击毙加纳联队长，轰动一时。不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反日军领导人在危急关头又逃往俄国远东，部队因此瓦解。此刻金勋把复仇的希望寄于中国，决心再认真学习军事知识。他认为云南讲武堂颇有名气，又距日本势力范围远而隐蔽安全，便经万里跋涉，经上海、越南再入滇境，徒步行走上千里，在1921年6月到达昆明。 云南讲武堂（此时已改名讲武学校）为留学日本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创办，主持者见这位朝鲜青年报考成绩很好，便接收其进入第16期。此时，日本将领事馆建到了昆明，校内也有日籍教官，如发现通缉的朝鲜人必引起外交纠葛。于是，金勋改名杨州平，对外称“华侨”。后来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此时也在校内，据回忆，这位朝鲜同学每天早上都背着砖头跑十里路进行锻炼，生活俭朴，说话不多却待人热情，在全校无论学科和术科都获第一名。教育长背着日本教官，也号召同期生都要向这位“有志的高丽学生”看齐。 1924年，抱着反日复仇理想的杨州平从讲武学校毕业，谢绝了校方留其任职的邀请，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任学生队上尉队长。在那里，他改名杨林，由于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报告，认识到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结合的道理。随后，杨林率学员参加了东征战斗，并在校内左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1925年夏，杨林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同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肇庆成立，杨林被党组织调去担任第三营营长。半年后，他因技术好又被黄埔军校调回担任中校技术主任教官。1927年国民党反共后，杨林离开军校，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第三次进入军校──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了两年。 1930年夏，杨林携夫人李秋岳回上海，原定到老上级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恰逢这时满洲省委请中央派遣军事干部，中央便把杨林派到他比较熟悉的东北地区。杨林去后马上组建了省委的军委，并担任书记，并于1930年冬赴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打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延边暴动遭到东北军阀和日本警察镇压后，杨林返回满洲省委。这时中央军委又调他回去，省委则以工作离不开为由要求免调。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全东北。杨林马上赴吉林磐石，组织中心县委以原来的“打狗队”为基础，发动汉族、朝族群众建立游击队。1932年7月杨林离开时，南满游击队已具规模，成为后来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前身。 1932年夏，杨林回上海汇报情况，临时中央根据军委原来的决定，让他去已经迁往中央苏区的机关。在地下交通员“接力”式的分段带领下，杨林经广州、汕头，又穿越粤东闽南山间小道到达赣南。周恩来见到他很高兴，马上让他到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任参谋长。此后一年多，杨林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作为朝鲜人代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当时在红都瑞金，杨林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一次，毛泽东遇到杨林，问起他的夫人，他回答说还在满洲省委工作。毛泽东马上嘱咐中央交通机关要想办法把她从东北调到中央苏区来。1934年春，军委考虑到杨林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有的同志私下讲，他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最老的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杨林本人却从不计较这些，上级安排什么任务就默默地干好什么。为了身份不过于引人注目，他又改名毕士悌。 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毕士悌担任团参谋长。四渡赤水时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这支特殊队伍也参加了战斗，他又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中央决定从滇北抢渡金沙江，周恩来、刘伯承亲自到干部团下指示，一定要在“五一”前完成奇袭占领绞平渡这一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毕士悌等亲自带前卫连一昼夜强行军180华里，在守渡口的敌军鼾睡时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不费一枪不损一人便占领了渡口并缴到船只。为保护渡口安全，次日晨，他又率一个排迅速北上通安镇，以伤亡12人的代价便击溃敌一个团，俘敌数百，得到军委嘉奖。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这位红军中老资格的朝鲜同志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用双腿走了两万里。 到达陕北后，徐海东所率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杨林便被派到第七十五师任参谋长。他一面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介绍到来自鄂豫皖的这支红军队伍，一面在战斗中身前士卒。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时他率一个营作为先锋首先登岸。在向纵深突破时，他的腹部被碉堡中射来的子弹打穿。杨林昏迷后一度苏醒，关心的仍是前方情况及毛主席是否已过河，而未交待个人私事。不久，他便因抢救无效而永远合上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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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27 22: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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