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杨宽的《战国史》，里面也有不少地方说到这个问题 二 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 战国主要史料的特点 我们要进行战国史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要加以克服。因为现存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残缺分散，年代紊乱，真伪混杂。既不像春秋时代的历史有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左传》可以凭信，更不像秦汉以后每个朝代有着完整的历史记载。战国史料所以会如此残缺分散，有个特殊原因，就是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秦始皇“烧天下《诗》、《书》（指《诗经》、《尚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序》）。由于《诗经》、《尚书》和先秦诸子，民间多有收藏，秦不能尽烧，后来还能重新发现。而东方六国的史官记载，只藏在官府，一经焚毁也就完了。当司马迁著《太史公书》即《史记》）时，号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可是战国主要史料只有《秦记》和纵横家书。因为秦原来文化比较落后，秦史官所记的《秦记》比较简略，“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于是《史记》的战国部分记迷，就有不少残缺和错乱，特别是所记东方六国的史事，不但有残缺，而且年代有很多紊乱。顾炎武早已指出，春秋、战国之间是历史上转变剧烈的时期，然而“史文阙（缺）轶（佚），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二“周末风俗”条）。 司马迁所作《史记》，所凭战国主要史料，除《秦记》以外，惟有纵横家书，就是司马迁所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当秦、汉之际和西汉初年，纵横家游说和献策的风气依然盛行。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如蒯通、主父偃等人正递相传授，因而纵横家书的各种选本仍多流传，不为“秦火“所烧尽，汉初皇家书库和民间都有收藏。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就是依据当时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六种选本：《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种帛书的选本二十七章（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就是民间所藏的一种选本。而且蒯通等人为了传授其“纵横长短之术”，也有选编的选本流传，《汉书。蒯通传》称：“通论战国时之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 在战国时代连年不断的相互兼并的战争中，盛行合纵连横的相互斗争方式，因而纵横家成为当时九流十家中最盛行的流派，常常充当秦、齐等强国的相国等高官，主谋合纵连横而谋求在战争中得胜的策略，往往一次重大的合纵连横的决策和行动，造成兼井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纵横家实质上就是为强国君主主持外交和谋求对外兼并战争胜利的谋士，刘向把编辑的战国纵横家书定名为《战国策》，就是由于“战国时游士辅所用国为之策谋”（刘向《校战国策书录》）①。纵横家所讲究的“策谋”，就是所谓“纵横长短之术”。《史记。六国年表序》说：“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后，“六 ①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说：“窃疑周、秦间游士甚重此书，以策书之，故名曰《策》。其札一长一短，故谓之《短长》。比尺籍短书，其简独长，故谓之《长书》、《修书》。”又说刘向“以策为策谋之策，盖已非此书命名本义”。此说似若有据，实为谬说。《国策》之“策”原指策谋，“短长”亦指策谋之短长，故“短长”与“纵横”常连称为“纵衡短长之说”或“长短纵横之术”。 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衡短长之说起。“所谓”纵横“，就是指外交和兼井战争的合纵连横。所谓”短长“，也是指谋求外交和兼并战争胜利策略的短长，而自称为策谋最长的，因而汉初皇家书库所藏纵横家书的选本，有称为《国策》的，有称为《短长》的，更有称为《长书》或《修书》的。”修“就是”长“的意思。蒯通所编纵横家书称为《隽永》，颜师古《注》说：”隽，肥肉也。永，长也。言其所论甘美而又深长也。“纵横家一贯重视计谋策略的作用，认为”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战国策。秦策二》），或者说：”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存亡之机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载蒯通语）他们认为得计而听从，便可建成”王“业。 他们常言道：“计听知顺逆，虽王可也。”（《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四章，《战国策。秦策二》相同，惟“顺”作“覆”）纵横家以为“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韩非子。五蠢篇》）：“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韩非子。忠孝篇》）。所谓“王”，就是完成统一，从而建立统一的王朝。 由于纵横家重视计谋、策略和权变，纵横家书所搜辑汇集的掌故以及历史经验教训，不限于合纵连横的游说和决策，包括有许多谋求对外兼井战争胜利的计策，兼及法家与兵家谋求胜利的故事和游说辞。如《战国策。赵策三》长篇记述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的争论和经过，其所持理论为法家主张，兼有“兵技巧家”讲求改革战斗技艺的性质。又如今本《战国策》未章（姚宏据苏辙《古史》所引而收辑的），记秦将白起长篇回答秦昭王的言论，阐明所以能攻克楚都鄢郢，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的原因，“皆计利形势、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这是“兵形势家”的见解。由此可见，《战国策》中确实保存了许多战国的重要史料。 但是《战国策》主要是纵横家所编选的游说故事和游说辞，原是供游士作为榜样而揣摩和学习的。许多游说辞是用作练习游说的脚本的，许多献策的信札也是供游士模仿的。当战国末年和秦、汉之际，有些纵横家夸大游士合纵连横的作用，有伪托著名纵横家和将相所作的游说辞和书札的，甚至虚构合纵或连横的故事，这是必须认真加以鉴别的。 《竹书纪年》和校正《史记》东方六国纪年的考订 《史记。六国年表》所载东方六国君主的世次年代，有很多错乱，西晋初年汲县魏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叙述夏、商、西周、春秋的晋国和战国的魏国吏事，到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整理者定名为《竹书纪年》。此中所记战国史事，不但可以补充《史记》的不足，而且能够用来纠正《史记》所载东方六国纪年的错乱。不幸原书宋代已经散失，今本《竹书纪年》出于后人重编，有许多错误。清代以来学者曾依据宋以前人所引用的《古本竹书纪年》加以编辑考订，尚不免有脱误。历来学者依据《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所载六国纪年的错误，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考订还不够完善，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细密考订。 用《古本竹书纪年》来纠正《史记》中六国纪年的错乱，魏惠王的年世是个关键问题。《史记》称魏惠王三十六年卒，惠王子襄王十六年卒，襄王子哀王二十三年卒。前人根据《古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认为魏惠王三十六年没有死，只是改元又称一年，又十六年而死。只要把《史 记》中魏襄王的年世改作魏惠王改元后的年世，把魏哀王的年世改作魏襄王的年世，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实际上，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我们把《纪年》和《史记》所载魏武侯和魏惠王时的大事加以对勘，便发现两书所记大事的年代都相差一年或两年，而年代相同的一件也没有。相差两年都是战争，战争是可以连续两年的，但是像秦封商君和鲁、卫、宋、郑四国之君来魏朝见，是不可能跨年度的。特别要指出，《史记。六国年表》记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三六九年）日蚀，此年按《史记》是魏惠王二年，而《纪年》（《开元占经》卷一○一所引）称秦惠王元年“昼晦”，“昼晦”就是日蚀。查公元前三六九年西历四月十一日确是日有环食。据此可知《史记》魏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该是魏惠王于三十六年改元又称一年，未逾年改元，惠王未改元前实只三十五年，《史记》误以惠王三十六卒，于是惠王改元以前的年世误多一年，因而惠王纪元误上了一年，连带魏文侯、魏武侯纪元都误上了一年。 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是对于改正《史记》中东方六国纪年的错误，牵连很大。 《史记》所载田齐君主世系和年代的错误是较多的，我们可以据《田世家。索隐》、《魏世家。索隐》、《孟尝君列传。索隐》等所引《竹书纪年》加以校正。《庄子。肢箧篇》谓“田成子（即田常）弑齐君，十二世有齐国”，而《史记》所载，田常以后，经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因齐、宣王辟疆（疆）、滑王地、襄王法章，到王建被灭，只有十世。以《纪年》和《史记》比勘，可知庄子白以后脱去悼子一世，太公和（即田和）以后又脱去侯刻一世。《史记》谓桓公“六年卒”，而《田世家。索隐》说：《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可知《史记》所说桓公六年卒，“六”为“十八”二字之误。《史记》从田和以后，既脱去侯刻一世九年，又误桓公十八年为六年，短少十二年，以致误把威王的年世移前二十一年，同时把宣王和湣王的年世都依次移前，于是《史记》所载历史事件，都和齐威王、宣王、湣王的年世不相符合。最显著的例子是，《孟子》和《战国策》等书都说齐宣王乘燕王哙传位给相国子之后所引起的内乱，派遣匡章统率大军攻破燕国，而《史记。六国年表》把此事记在周赧王元年，即齐湣王十年，可知《史记》所记宣王和湣王的年世必然有误。据《盂尝君列传。索隐》所引《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五年齐威王薨，可知齐宣王元年在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九年），周赧王元年（公元前三一四年）齐伐破燕，正当齐宣王六年，正和《盂子》、《战国策》等书所记相合。 合纵连横史料的去伪存真 纵横家的缺点，偏面强调依靠外交活动造成合纵或连横的有利形势，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苏秦和张仪是推行合纵或连横的策略得到成功的代表人物，向来为纵横家所推崇，作为揣摩学习的榜样，因而两人的游说辞和献策书信，成为传诵的范本，于是后人伪托的作品为适应这个需要而出现。 他们把苏秦和张仪说成一纵一横而同时对立的人物，其实张仪是秦惠王的相国，苏秦是齐湣王的相国，两人并不同时对立。当时和张仪的连横对立的，是公孙衍的合纵。 《汉书。艺文志》的纵横家，著录有《苏于》三十一篇和《张子》十篇，《苏子》居于首位而篇数最多。《战国策》所载纵横家的游说辞和书信，也 以苏秦最多，就是因为其中夹杂有许多伪作。司马迁早已看到这点，曾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 可借司马迁未能去伪存真，反而以伪为真，所作《苏秦列传》即依据大量伪作而成，并夸称“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己指出，此“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近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著有《苏秦的小说》一文（刊于越南河内远东法国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亚洲研究》，《北平图书馆馆刊》七卷六号有冯承钧译文），以为《苏秦列传》年代错乱，不符事实，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的小说”。其实不是小说，这是战国后期纵横家所伪托，用来夸大苏秦合纵的计谋的。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①…… 乐毅破齐史料的去伪存真 自从赵兼并中山和略取胡地之后，形成齐、秦、赵三强鼎立斗争的局势。 秦昭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公元前二八八到前二八四年），是三强相夺宋地而激烈斗争的时期。秦昭王十九年秦相魏冉约定齐、秦两君并称为“帝”，并约五国合纵攻赵，以便兼并赵国而三分其地。二月后，齐滑王听从苏秦计谋，放弃帝号，转而与赵合作，发动五国攻秦，结果迫使秦废帝号，并归还了一些所侵赵、魏的城邑。齐就乘此时机攻灭宋国，激起了赵、魏等国的反对。秦于是主谋发动合纵伐齐，与赵合作而拉拢燕国，推举燕相乐毅兼为赵相，并为五国联军统帅而攻齐。秦昭王二十二年秦将蒙骜伐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攻齐的先声，于是乐毅以赵相名义，统率联军由赵东边攻取齐济西的灵丘（今山东高唐南），次年乐毅率联军大败齐军于济西，齐将触子败走。接着乐毅以燕相名义，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打败齐守军于秦周（在齐国都临淄西门雍门之西），齐将达子战死，于是临淄失守，齐湣王出奔。从此乐毅留守于齐五年，先后攻下齐七十多城。乐毅所以能够一举攻破齐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乐毅兼为赵、燕两国的“共相”，先以赵相名义率联军从赵出击，击溃了齐的主力军，因而能独率燕师乘胜长驱直入。 其次由于齐湣王中了苏秦的反间计，苏秦原是燕昭王派入齐国的间谍，得到齐湣王重用而出任相国。苏秦在齐发动五国攻秦，是为了使齐可以乘机攻灭 ①《秦策一》载苏秦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淆、函之固。”秦昭王三十年秦国才取得巫郡、黔中郡，秦惠王时怎能“有巫山、黔中之限”？《燕策一》载苏秦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但燕国在东北有这样辽阔的疆域，该在战国后期秦开大破东胡之后。至于云中、九原是赵地，不是燕国所能有的。《齐策一》载苏秦游说齐宣王，说齐宣王有意“西面事秦”，是不合当时的形势的。宋代黄震《黄氏日钞》就曾说：“前辈谓苏秦约从，秦兵十五年下敢窥山东，乃游士夸谈，本无其事。”近人辨这事的更多。近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更明确地可以证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苏秦长篇游说辞出于后人伪造，《战国策》中所有苏秦的史料也是真伪参半。可参看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和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年代和历史背景》，收入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中。 宋国，更是为了使齐连年攻宋而国力大损，并使齐赵的关系恶化，以便燕能够借助于秦赵联合进攻而乘机攻破齐国。 乐毅破齐是当时运用合纵策略所得最成功的结果，因而乐毅成为纵横家所竭力推崇的人物。可惜后来燕昭王去世，继位的燕惠王对乐毅猜忌，改用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因而出走赵国，于是乐毅又成为纵横家所非常叹惜的人物。正因为如此，既有夸大乐毅运用合纵策略成效的纵横家作品流传，甚至还有伪托乐毅所作《报燕惠王书》传世。 《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燕世家》，说燕昭王即位招贤，尊郭隗为师，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经二十八年而殷富，士卒乐战，于是乐毅“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因而大破齐国。昭王即位招贤而尊郭隗为师，当是事实，但是所说乐毅与邹衍、剧辛都因此入燕，燕因而得以破齐，是后来游士出身的纵横家为游士张目而虚构伪托的。剧辛为燕将在战国末年，邹衍和剧辛为同僚，都不可能于燕昭王即位时入燕。乐毅入燕在赵武灵王因内乱而饿死之后，已在燕昭王十七年以后。而且乐毅并非游士出身，原为魏国名将乐羊之后，曾为赵的大臣，早在齐宣王因燕内乱而伐破燕国的时候，乐毅就曾为赵武灵王主谋联合楚、魏而伐齐存燕（《战国策。赵策三》），赵工因而派遣乐池护送流亡在韩的燕公子职入燕立为国君，便是燕昭王。后来乐毅在赵武灵王死后，去赵入魏，再作为魏的使者入燕，因而得到燕昭王的重用。 不仅燕昭王即位招贤而乐毅前往之说出于游士所伪托，甚至所谓乐毅《报燕惠王书》也出于游士的伪作。此书称乐毅向燕昭王献策，主张约结赵国，再联合楚、魏，“四国攻之，齐可大破”，因而出使于赵，回来就起兵击齐。 其实乐毅统率的是秦、赵、韩、魏、燕五国之兵，《史记。秦本纪》和《赵世家》记载明确，楚不在其内。而且联合出兵之前，秦、赵两国之君会见在先，并由秦将蒙骜首先攻取齐河东九城，作为合纵进攻之先声。五国合纵攻齐，是出于秦的主谋，就是苏秦献书赵王所谓秦“以齐为饵，先出声于天下” （《史记》、《赵策一》）。此书所说作战经过：“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举而有之济上，济上之军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以为乐毅先攻克齐与燕接境的河北，接着攻占济上，再由济上长驱攻入齐的国都的。其实燕师并未直接南下攻取齐的河北，而是追随赵军经赵东边南下，会合五国之师大败齐的主力于济西。接着乐毅就独率燕师从济西乘胜向东追击，在秦周又得胜而攻克临淄。乐毅破齐，主要经历两次战斗，即在济西大败齐将触子，又在秦周得胜而齐将达子战死。事见《吕氏春秋。权勋篇》和《战国策。齐策六》。《吕氏春秋。贵直篇》讲到齐湣王的失败，也说：“此触子之所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由此可见，乐毅《报燕惠王书》出于游士为夸张乐毅单独主谋合纵破齐而伪托，只是因为作者讲究文章笔法，文采华丽，很能感人，为世传诵。司马迁说：“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其实此书所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的虚假 《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比较详细，不见于《史记》、《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的，更是出于后人伪托。《通鉴》信从燕昭王即位“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之说，记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又在周赧王三十一年记乐毅身率燕师长驱逐北，剧辛和乐毅有争论，剧辛主张”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深入无益，而乐毅主张乘胜深入，”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等到乐毅深入，”齐人果大乱失度，湣王出走“，乐毅因而得入临淄。这是为了夸大乐毅有先见之明，预见齐将内乱而深入得胜的。其实这段剧辛和乐毅的争论出于虚构，剧辛并不和乐毅同时。《通鉴》又记赵将庞煖攻杀剧辛在秦始皇五年，即赵悼襄王三年（公元前二四二年），是依据《赵世家》的。若按《通鉴》所记，剧辛为燕将前后有七十年之久，若剧辛年二十入赵，试问九十岁还能指挥作战么？ 《通鉴》又称乐毅在齐“禁止侵掠，宽其赋敛，除其暴令”，后人因此谓：“此孟子所以教齐者，齐王不能用之于燕，而乐毅能用之于齐。”（《大事记》引延平陈氏之说）这是把乐毅说得如孟子所说的“王者之师”。《通鉴》又说乐毅入临淄以后，分兵四路出击，“左军渡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因而“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这与《史记。乐毅列传》所说“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不合。黄式三《周季编略》评论说：“《稽古录》于周赧王三十五年书乐毅徇齐地，数岁下齐七十余城，是司马氏后知其误而不能追改《通鉴》也。”其实《通鉴》所载燕军分四路出击，全出虚构。《通鉴》于周赧王三十六年载：“乐毅乃并右军、前军以围宫，左军、后军围即墨。”以为原来分向四方出击的四路大军，又分别从远处调来会合，以围攻宫和即墨，更不可信。至于《通鉴》称：乐毅在齐，“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是不可能有的事。整个战国时代燕之封君可考者不过数人，怎么可能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所有这些，都是后人夸饰乐毅为“王者之师”而虚构的。相传周武王克商，“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史记。殷本纪》）。可见后人有以乐毅破齐比之周武王克商的，因而仿造出这些政绩来。看来所有这些伪托的乐毅政绩，符合于《通鉴》作者的所谓“治道”，因而被采纳了。 《通鉴》记述乐毅攻莒和即墨一年不克，就解围而令曰：“城中民出者勿获，困者赈之，使即旧业，以镇新民。”结果三年犹未攻下。有人进谗言于燕昭王，说乐毅要“久仗兵威”而“南面称王”，燕昭王于是杀谗言者，宣称“齐国固乐君所有”，派遣相国到齐，“立乐毅为齐王”，乐毅誓死不受，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此事不见于《史记》、《战国策》及先秦文献，也该出于后人伪托。司马光所作《通鉴》战国和秦八卷，是作为样本先呈献宋英宗的，想不到竟如此辑录杜撰历史以符合作者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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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5 15: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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