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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战史资料] → [转帖]兴邦吾土,自由吾民!——以色列国五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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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兴邦吾土,自由吾民!——以色列国五十九年
张平特拉维夫 发表于:2007-5-7 19:30:54   
在以色列国建国五十九周年之际,《国土报》专号独家披露了1967年5月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的绝密计划。按照该计划,在以色列发动战争,攻入阿拉伯国家的情况下,美国“打击司令部”(现“中央司令部”的前身)将出兵进行军事干预,用一切手段阻止以军的进攻,包括对进军中的以军装甲部队实施空中打击。该计划体现了当时美国政府力图在中东保持“神圣的不偏不倚”的政策的努力。然而进展神速的以军在闪击阿拉伯各国的同时也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当时美军的最快反应速度是四天,而战争在六小时内就定下胜负,六天便宣告结束,美国只好放弃该计划,接受中东新现实。

经过几十年阿拉伯和欧美左派宣传洗脑的人们大概很难理解这个计划的存在,他们当然更不知道他们脑子里被灌输进去的那些个“美国策划以色列建国”、“美国总是偏袒以色列”的印象跟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1948年,就在以色列建国前夕,美国政府把当时以色列外交事务负责人摩西•夏里特召到华盛顿,向他传达了一个明确的声音:“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以色列建国,如果犹太人不顾美国反对坚持建国的话,那么美国将不会在阿拉伯国家消灭犹太国时帮助以色列。”美国政府将承认以色列国,以保持与美国在分治决议中的立场相一致。但在阿拉伯国家联军进攻威胁面前,很少有人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幸存下来,因此拒绝军事援助实际上就是卡断以色列的生命线。美国人说到做到,在整个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过程中,即使是在以色列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国也一直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个别向以色列走私武器的犹太人事后受到了司法追究,其中逃亡以色列者均被法庭褫夺公民权。

美国的态度使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大部政治左翼在建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顾忌到犹太武装力量在阿拉伯联军面前的绝对劣势,担心建国会给犹太人带来新的灭顶之灾,主张放弃或推迟建国计划。而右翼强硬派早在联合国决议通过之时就已经表示了反对。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复国要求的巴勒斯坦是传统概念上的巴勒斯坦,包括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土地,30年代英国人扶植约旦王室,已经分走了一半的土地,如今阿拉伯人又要拿走剩余土地中的一半,犹太人事实上只拿到巴勒斯坦(希伯来语称为“以色列大地”)历史土地的四分之一左右,极不公平;何况在依尔贡这样的右翼武装组织看来,巴勒斯坦之所以能获得政治独立地位,完全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流血牺牲,与英国统治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在此过程中,阿拉伯人不仅袖手旁观,而且经常帮助英国当局进行镇压,在争取独立方面无尺寸之功,却平白分走半壁江山,因此按联合国决议建立一个弹丸之地的以色列国是不可接受的。

在当时以色列的整个犹太政治领导层,真正主张按联合国决议立即建国的只有一个人——大卫•本•古里安。这位在犹太历史上注定将与大卫所罗门王齐名的政治天才胆识过人,力排众议,既唾弃右派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蔑视左派在美国的威胁面前的胆怯,使出全部政治手腕,逼迫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接受建国主张。

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本•古里安本质上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物,也就是那种凡事朝最坏方面打算,时时为最灾难性的结局做准备的人物。这种人物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上叫做“一生谨慎”。这样一位“从不弄险”的人物怎么会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如此冒险的决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知道这并不是冒险!

当然,“化险为夷”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鬼斧神工的本事,而是来自他的卓越远见和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翻开本•古里安的日记,我们便可以看到他的出色工作。早在1946年底,本•古里安便预计到阿拉伯各国入侵以色列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从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那里要来了军事独断大权,开始大刀阔斧地重整犹太民族武装——哈加纳。他约见了哈加纳的几乎全部指挥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削夺了“游击主义”军事领导人的兵权,让从英国军队退役的犹太老兵全面接管指挥权,预备打一场正规化的战争;他为哈加纳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亲自监督计划的实行。他从1947年初便开始收集阿拉伯各国的军事情报,并在日记中记录了十多页的主要情况。到1947年5月,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仍然批评哈加纳准备工作不足,私下里他明白这支整编过的军队已经“有能力保卫犹太人的领土,不过会有几千人牺牲。”

正是这种充分的准备工作使本•古里安有信心为犹太民族抓住“千年等一回”的历史时机,实现两千年的复国梦想。这种梦想的实现首先依靠的是犹太民族的自身力量,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以色列也仍然有能力自立。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拒绝外部援助。在这方面,本•古里安准确地预计到由于以色列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无论美国是否支持,只要国家建立,早晚会有人出手相助,以获取在这块战略要地的影响力。

以色列独立战争的进程充分证明了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犹太武装虽然在第一阶段打得艰苦卓绝,但仍然顶住了阿拉伯五国联军加巴勒斯坦地方武装的进攻。随后到来的苏联通过捷克运送的大量军事援助则使得新生的以色列国有能力发动反攻,给入侵之敌以应有的惩罚。战争中以色列国牺牲六千人,这也符合本•古里安的预计,只是由于苏联军援的抵达,所以这代价换来的不只是守住了原来划分的领土,而是大大扩展了自己疆域。

2006年,“捷克军援以色列展览”在布拉格的军事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向人们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两国在1948年1月签署军火协议,按照协议,捷克向以色列提供五万支步枪(捷克步枪天下驰名,这批步枪后来在以色列军中服役近三十年),六千挺机枪,九千万发子弹,二十五架战斗机(后来又增加了五十六架)。更重要的是,捷克用自己的空军基地为以色列培训了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和飞行技师,那支后来令以色列人骄傲的空军最初是在共产主义者的军校,而不是美国的军校里成长起来的。

事实上,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美以之间的军火来往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两国间的关系也远非后来那么亲密。1956年以色列参加英法发动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公开支持这两个欧洲强国向美苏的统治地位叫板。到1967年,法国几乎是以色列唯一的大规模军火供应国。以色列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战争,1948年的开国之战和1967年的兴邦之战,都是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赢的。如果说外援也起了关键作用的话,那么1948年的外援功劳是捷克和苏联的,1967年的外援功劳则是法国的,都没有美国什么事。

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是六日战争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在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否认的第一强国之后才开始的。援助一方面表明美国修正了过去在中东单纯依靠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支点”政策,改为以色列和沙特“两个支点”;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笼络和收服以色列的手段,与其让这个军事强国在外面横冲直撞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不如收入自己的阵营加以管理较为稳妥。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国的存在符合任何一个不愿意看到中东地区出现单一民族势力坐大的国家的利益,所以以色列只要存在,就不愁没人支持。美国不支持有苏联支持,苏联不支持有法国支持,法国不支持有美国支持,而如果今天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的话,明天那些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就会把导弹运进以色列。从这一点上说,本•古里安的远见卓识的确让人叹服。

从更深的层次看,本•古里安建国的决心来自于他对犹太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思考,那就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犹太民族必须主宰自己的命运,绝对不把自己的生死大权交到别人手上,无论他是谁!

20世纪20年代,欧洲犹太人很享受了十年的黄金时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带来的全球自由民主浪潮使犹太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气氛。那时犹太民族的主宰力量是德国犹太人,他们在德国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甚至有犹太人出任外交部长。犹太人那时的在德国的成就并不比他们今天在美国所获得的低。30年代初,纳粹势力开始上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发现苗头不好,呼吁德国犹太人尽快离开那个种族主义国家。然而很多犹太人拒绝离开。他们留恋那里的优质生活,不愿意放弃他们成功的事业;他们认为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法律,足以给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相信德意志民族是理性的民族,眼前的混乱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疯狂而已。然而历史给犹太人上了血腥的一课!犹太人成功是不假,但仍然逃脱不了寄人篱下的地位;人的法律说变就变,跟犹太人所相信的“神的律法”有本质不同;而当理性和科学被用于屠杀,德意志民族的优秀特质就变成了史无前例的冷酷和残暴。

历史留给犹太民族的选择只有一个:“兴邦吾土,自由吾民!”这土便是以色列的国土,这自由便是任何一个自强自立的民族所应享受的自由!

这是犹太民族的土地,是三教共尊的神明许诺给犹太民族的土地,是犹太古圣先贤披荆斩棘立国兴邦的土地,是犹太民族呼唤回归两千年的土地,是犹太民族两千年来历经异族迫害仍然顽强持续居住的土地,是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胼手胝足、开荒拓土的土地,是国联和联合国决议授予犹太民族法定主权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有和平生活的自由,有民主政治的自由,有捍卫自己的领土和尊严的自由,有反击和惩罚侵略者的自由,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判断开疆拓土、合纵连横、谈判结盟的自由。在这块土地上建国,是犹太民族自决权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只有在这块土地上,犹太民族才不再是任何人的臣民,而是一个自由自立的民族。任何愿意尊重犹太民族的自由的人也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享受同样的自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任何相信以色列建国是某国的策划,或者以为以色列是某国附庸的人都大大低估了犹太民族的决心和智慧。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自由家园,从来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

反观巴勒斯坦,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形成自由民族的共识,而是不断受他人操纵,为别人打头阵、当枪使。先是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后来做了冷战时期东方阵营的试验场,近些年又沦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排头兵。要是因为少了几块土地就建不成国家,那么不要说以色列,连中国这样的大国也就无法立国了。巴勒斯坦人至今不明白无论条件如何,重要的是先建起自己的国家,一个以民族自身利益为第一需要,并以此为依据决定进退妥协的国家,而不是替某个民族或者宗教去趟地雷阵。法塔赫的高级领导人达赫兰对此曾有过一句深刻的总结:“巴勒斯坦需要自己的本•古里安,但他至今尚未诞生。”

张平 2007年5月7日 改定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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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究竟错在哪里?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cul/b84677/d52039415.htm 

张平特拉维夫 发表于:2007-5-5 16:23:17 
  
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越界对执行边境巡逻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动血腥袭击。当天,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得到了以军总参谋长哈卢兹的战争建议书和打赢战争的口头保障,拍板决定开战。


然而奥尔默特在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忘了一件事情,他忘了看看军方的作战计划。总参谋长没给,他也没要。第一次当总理不到一年的奥尔默特从未指挥过战争,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总理在决定开战前应该审查一下军队的作战计划,或许他知道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如果是英雄世代的沙龙拉宾当总理,审议军事计划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规则显然不适用于“后英雄世代”的平民政治家们,所以他干脆省了这道麻烦。参与战争决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国防部长佩雷兹对军事政治都毫无阅历,也没多大兴趣学习,当了几个月的国防部长,对军队情况的了解仍然是聊胜于无,唯一的长处还是领导工会闹罢工。他自然也想不起来要什么军事计划,一切都交给总参谋长这位大军事家了。


按照常理,建议开战的总参谋长手中至少应该有两套详细的、事先得到军方批准的作战计划,以便在第一方案失效时实行补救方案。然而总理和国防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这位拍胸脯保证没问题的总参谋长手中连一份详细作战计划都没有。对于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到底只是常规安全行动还是一场全面战争谁都没底,仗就这样稀里糊涂打了起来。没有任何计划的总参谋长按照他的“空军制胜论”构想对这场以色列几十年一遇的大战进行了即兴指挥。陆军准备不足?他连提都懒得提,谁用得着他们?提前征召陆军预备役进行训练?没必要,陆军到时候的任务不过是行军。开展大规模地面战?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政治领导人的虚弱导致了军事领导人的自我膨胀。哈卢兹不仅没有向总理国防部长汇报所有的情况,而且根本不许政治领导人过问战争进程。当老资格的政治家佩雷斯向他询问军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他竟然羞辱他说:“这是总参谋长应该谈论的事情。”这种膨胀和傲慢也同样体现在哈卢兹对军中同事和下属的态度。当他的不当指挥遭到其他将领的批评时,他的对策是下了一道“闭嘴令”,禁止军官们发表不同意见。这是连英雄世代的拉宾沙龙都不敢做的事情。


英雄独断,原也难免。糟糕的是哈卢兹并不是一位有全局把握能力的将领。当初总参谋长一职出缺,按顺序应该由副总参谋长阿什肯纳兹接任。但阿什肯纳兹对沙龙的单边撤退计划及其使用军队对付犹太定居者的意图持保留态度。结果一心要执行单边撤离计划的沙龙对他不放心,越级提拔了听话的哈卢兹。阿什肯纳兹因为受到羞辱而退出了现役(战后又取代哈卢兹出任总参谋长,这是后话)。沙龙提拔哈卢兹并不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干,而是看中他能胜任“单边撤退参谋长”的角色。沙龙大概从来也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这位总参谋长会成为以色列的实际三军统帅,打一场大规模战争。沙龙健康的时候总参谋长作用有限,并不需要太强的人物,若说打仗沙龙自己就有用不完的本事。当然这位对沙龙合适的总参谋长对奥尔默特其实并不合适,但不懂军事的奥尔默特没参透这一点,反而给了哈卢兹无边的权力。


以上这一幕并非天方夜谭里的故事,而是以色列负责调查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问题的“文诺格拉德委员会”中期报告披露的惊人细节之一。该报告指出总理奥尔默特应对该次战争中出现的问题负全部的责任,同时对以色列大多数主要军政领导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关于战争的结果,该报告的结论是:“如果奥尔默特、佩雷兹和哈卢兹三人能够采取不同的行动,那么战争的结局将会好得多。”虽然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还要两个月才问世,但中期报告的公布已经在以色列引起轩然大波,奥尔默特政府的前景极不乐观。


综观文诺格拉德委员会的报告,以色列领导层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和平主义的多年侵蚀导致以军战争准备严重不足。从2000年以色列撤到联合国认可的国际边界起,真主党就不断对以色列发动越界恐怖攻击。以色列不但没有对此做出应有的正当反击,甚至连一份冲突扩大时的大规模作战计划都没有制定,以至临阵手忙脚乱,作战不力。从这一点上说,从巴拉克起的历任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包括沙龙在内,都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很显然,对和平的虚假幻想让不少以色列人忘记了现实的严酷,即使是最出色的以色列人也没能逃过这种错误。这一点目前抗议中的以色列民众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主要还是在追究具体的领导人责任。事实上,和平主义的影响才是问题的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以色列人迟早还得吃亏。


第二、“后英雄世代”平民政治家的非军事化问题。2006年当选上台的“以色列第三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以非军事化为特色,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这三巨头无一人是军事专家。特别是肩负军方与政府沟通使命的国防部长一职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战争状态下政府与军方的良性互动。与六日战争前紧急召唤摩西&#8226;达扬回任国防部长的艾希克尔相比,现任总理奥尔默特的军事意识和应变能力显然都有不少差距。


第三、“第三共和国”军政脱节问题。由于“英雄世代”领导人的超凡军事能力,以色列的“文人治军”民主体制一向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能力,而缺少一套完整的、保证政治领导人能专业化地评估军方意图的有效制度。而当军事天才们从政治领导层消失之后,政军之间便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军队的领导能力。考虑到平民政治家在目前“后英雄世代”中的绝对优势以及“新英雄世代”(如果能形成的话)的崛起尚需时日,以色列急需制定一套完整的制度,以帮助政治领导人做出专业化的军事评估,可供选择的方案包括在政府内设立专业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为主要领导人配备专门军事顾问。 

在以上三个问题中,第三项属于操作性问题,有文诺格拉德委员会的报告在,解决起来估计不会太困难。第二个问题无法直接解决,只能等新领导人逐步成长起来。而第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需要以色列的知识分子承担起民族的责任。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近九个月来,以色列北部边境风平浪静,真主党再不敢搞越界袭击,这是自巴拉克以来历任总理都不曾做到的。因此总体来说,黎巴嫩战争开战的政治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问题主要出现在领导层的军事指挥上。如果奥尔默特当时看一下军方的详细计划,即使看不懂,也会发现军方的严重准备不足问题。这样开战时间可以推迟一到两个星期,一方面让军方做出计划,另一方面给国际社会一个斡旋的机会。真主党反正是不会买国际社会的帐,那么两周后开战,以色列在军事和外交上都会主动得多。因此文诺格拉德委员会对总理奥尔默特“仓促决定开战”的批评是正确的。


文诺格拉德委员会报告出台后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甚至连真主党头目纳斯鲁拉都破天荒地赞扬说以色列人改正错误的能力不能不让人尊敬。“见善思齐”,阿拉伯世界如果能够效仿以色列的民主批评体制,中东的局面将大不一样。设想一下,如果黎巴嫩有一天能够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真主党私立武装,擅开边衅,用民房作战壕,给黎巴嫩人民招来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的责任和罪行;如果叙利亚能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追究一下阿萨德政权谋杀黎巴嫩前总理因而给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的罪行;如果巴勒斯坦人能够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追究一下哈马斯、吉哈德等恐怖组织用恐怖活动破坏中东和平进程,使巴勒斯坦人再次错失建国良机的罪行;如果沙特阿拉伯能够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反思一下为什么丧尽天良的911恐怖分子一大半出自自己的国家;那么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东将不再是一场永远无法变现的政治赌博,而将是地平线上的新现实!


张平 2007年5月5日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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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犹太人救援黎巴嫩基督徒的故事 

 


    我在黎巴嫩长大,自小被灌输仇恨的思想,认为犹太人是邪恶的,以色列是魔鬼。只有当我们杀掉所有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扔到大海之后,中东才会有和平。
    1975年,当穆斯林和巴勒斯坦宣布向基督徒发动圣战时,基督徒便开始一个接一个城市被屠杀。我在十到十七岁的那段日子里,生活在一个没有电力的地下防空洞中,吃草为生,还要冒着狙击手的子弹爬到泉边取水。
    是以色列来到黎巴嫩帮助基督徒的。我母亲被穆斯林的炮弹炸伤,获送到一间以色列医院接收治疗。当我们去到急症室的时候,那里的所见所闻使我震惊。我看见数以百计的伤者躺在地上,有穆斯林、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基督徒和以色列伤兵。医生是按受伤的程度作治疗的,他们先医治我的母亲,而不是躺在她旁边的以色列士兵。他们不看宗教、不看政治联系,他们看的是人的需要并提供帮助。
    平生第一次,我经历了一种人性,是一种我们的文化无法向敌人展示的人性。我体验了以色列人的价值观,他们在最艰难痛苦的时候,仍然可以爱他们的仇敌。我在那间医院呆了22天,那些日子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对新闻消息的信任、改变了我收听电台和收看电视的方式。我发现我被政府编造的谎言欺骗了,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报导实在与事实相差太远了!
    事实上,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站在一间阿拉伯医院里,我将会被打死然后扔在地上,而阿拉伯人欢呼“Allahu Akbar (伟大的神)”的声音会向彻整间医院和附近的街道。
    我与一些以色列士兵的家人成为了朋友,特别是Rina,她唯一的孩子双眼受了伤。
    有一天,我和她一起探病时,一个以色列军乐队来到医院演奏民歌,以鼓励受伤的士兵。当他们演奏一首关于耶路撒泠的歌曲时,Rina和我便开始流泪。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那里,便想离开。这位母亲拉住我的手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便握着对方的手,站在那里哭泣。
    一位母亲,望着她那个十九岁变了畸形的儿子,还可以爱我—她的敌人;反之,一个穆斯林的母亲,竟然将她的儿子送去炸成碎片,目的只是为了杀掉几个犹太人或基督徒;这是多么大的对比!
    现在,蓄意杀害以色列孩童却被视为合法化的「武装抗争」。一旦这种对抗以色列的行为被视为合法,穆斯林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合法地」对抗世上任何一个国家。他们只要主观地奉真神的名,就可以用炸弹和钉子包裹自己,杀害几名孩童。因此,整个世界现在都遭受着恐怖主义的折磨,从奈洛比到纽约、从莫斯科到马德里、从 里到别斯兰。
    他们将自杀式炸弹袭击归疚于「被占领的绝望」(Desperation of Occupation)。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真相吧。阿拉伯世界对犹太人社会的第一次重大恐怖炸弹袭击发生在以色列独立之前十个星期。那是1948年2月22日星期天的早上,抢在以色列独立之前,阿拉伯恐怖分子已将三货车的炸药放在即将成为耶路撒泠犹太区的Ben Yehuda大街上。事件造成54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显然,阿拉伯恐怖主义并不是由「绝望」或「被占领」而产生的,是他们想起以色列国时所生的「念头」(thought)而产生的。
过去的一百年中,那么多人看着邪恶势力横行却袖手旁观。现在是时候站出来对抗恐怖主义了,也是我们所有人起来支持和保卫以色列的时候。
     Brigette Gabriel
(编译王心言,取材自 www.c4isra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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