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战志疑（zt)
土木之战志疑（zt)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土木镇）大败于瓦剌，英宗被俘，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以此为例，并可初步认识明代中期京营、边镇的规模和有关明代前中期史实记载的可信程度。 关于土木之战中明军参战人数，最早的记载见于刘定之《否泰录》：“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1]嘉靖后期以来，几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数的明代史家均沿袭此说，[2]直至谈迁犹于“官军私属”强调甚明，[3]而清人自谷应泰以下均不提“私属”，径作“官军五十万”乃至“五十余万”, [4]数字之差，语意全非。刘定之在《否泰录》末说道：“臣因取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复，著为此录。”李实《李侍郎使北录》未记出征人数，[5]杨善《奉使录》今不传，估计亦不及此。钱溥《袁彬传》今亦不见，其内容应为袁彬于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迹，也不太可能提到明军人数。则刘定之所记应来自“目击耳闻”，即明军出发时的确有号称五十万之举。 但《实录》绝口不提出征人数，仅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6]。沿此例只记伤亡人数者渐由“丧士卒数十万”到“士卒死者数十万”[7]。从“官军人等死伤”到“丧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过程与“五十万”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录》作者刘定之是《英宗实录》副总裁，与总裁陈文、彭时及副总裁吴节等于正统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讲、修撰、编修之职，[8]所见所闻应无太大差别。修《实录》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9]而《否泰录》早在景泰年间已写成，不采其“五十万”之说于实录，说明土木之变十余年后，时人已经怀疑当年五十万大军的说法。但“死伤数十万”之说又不知何据，《否泰录》仅言“我师死伤过半矣。”可能《实录》作者为交代战争规模，只好以“死伤数十万”含糊了事。但此说一出，不但同样不采“五十万”说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连相信“五十万”之说的《国榷》、《明通鉴》等也采用之，以与“五十万”相呼应。另外一些不采“数十万”说者，如薛应 、雷礼、徐学聚、谷应泰、查继佐等多以损失“骡马二十万匹”搪塞。此说来自李贤所记：“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10]李贤亲历土木之变，侥幸逃生，[11]所记当较单凭在京“耳闻目击”者可靠。后人既然摘其记录，却仅断章取义，而对其详细的军队人数和伤亡记载不予理睬，实在难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变前夕朱勇率军败死鹞儿岭。《实录》载其率军四万，[13]《献征录》卷五李贤《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贞、徐学聚、叶向高、谈迁因之。《否泰录》载：“遣朱勇等三万骑还战。”高岱、黄光升、谷应泰因之。三万骑与四万人尚可相辅相成。不过李贤在《天顺日录》中又说是“率五万兵迎之。”雷礼、严从简、查继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传》却作“所率五万骑皆没”，显然是专取最大数目，又擅改“兵五万”为“五万骑”。（其卷三二八《外国传·瓦剌》又作“四万人”，显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贞记土木之变时于出征、伤亡人数一并不书，却又记朱勇军数。严从简在此同样详事而略数。[14]看来明后期已经有人对传世的明军人数和伤亡数大为怀疑，因而阙略不书。 明军出发时究竟有多大规模呢？《实录》载：“车驾发京师亲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从文武吏士皆仓猝就道云。”此前三天，“命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在营操练者人赐银一两，……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15]可见明军仓猝出发，兵员仅来自三大营以及必备的亲军。关于三大营的兵额，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永乐时有三四十万。[16]而对土木之变前京营规模尚无令人信服的说法。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17]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18]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19]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千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千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听训练备用。”[20]十五万军中必然已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3,258,173名，实有1,624,509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294,117名，实有159,871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名，实有1,464,638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21]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每卫平均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土木之变后五天，“令新选余丁、官舍并旧操舍人及报效者人赐银一两，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并皇城四门内外官军人赐布二匹。”[22]新选余丁、官舍无疑是匆匆凑集的新兵，而旧操舍人应是来自隶属五军营的幼官舍人营，报效者应来自殚忠效义营，[23]匠人、火夫可能来自专供匠役的武功诸卫，他们都应属战斗力较弱者，故得留守。官军显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军。土木之变后次日“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24]就是指这些留守军队。姑且以旧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万人计，合计班军、京卫操军与幼官舍人，当时京营最多三十万人。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25]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千，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即使“私属”队伍庞大，[26]明军总数也就在二十五万左右。 明军几经辗转到达土木堡时，人员组成已经有不少变化。据《实录》，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将领中，陈怀、井源、王贵等死于土木堡，吴克勤死于土木之变前夕的断后之役，[27]说明明军离开大同、宣府时，六月派来的京营兵随行回京。《否泰录》说英宗进兵到宣府时“井源败报踵至”，《李侍郎使北录》载明军到大同后遣“平乡伯”即陈怀出战败绩，说明此部明军已经大受损失。而明军在到达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损失惨重：“庚申……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亦陷焉。” [28]吴克忠军作为后卫，其数量当以万计。这样增损之后，再算进行军过程中的减员，明军到达土木堡时的规模应约二十万，与李贤所记正相符合，这也间接证明了以上对京营规模的估计。 明军号称五十万，可能只是沿永乐时以五十万大军亲征的说法[29]以大造声势而已。相比之下，《正统临戎录》引也先语：“前番营里皇帝领出来大小四十万人。”[30]倒比“五十万”更近事实。 《实录》载土木之变前的战争进程说：“庚申……车驾将发。宣府谍报虏众袭我军后，遂驻跸遣恭顺侯吴克忠为后拒，克忠力战败没。将晚报至，又遣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领官军四万赴之。勇、绶至鹞儿岭，冒险而进，遇虏伏发，亦陷焉。……辛酉车驾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31] 显然，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河流已为瓦剌所踞。鹞儿岭位于英宗当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后郭懋阻瓦剌于麻峪口，地在雷家站东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够扼守远在雷家站东南的桑干河？土木之变后叶盛建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34]后来于谦说：“（杨俊）遇达贼临城，不能效力死守，辄将独石、马营归贼，并仓储、钱粮尽行捐弃在逃，以致士卒溃散，城池失守，开贼突窜之路，因而辱国丧师，至今令人痛恨。”[35]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也说：“土木之变根于此路（指宣府东路，即独石、马营等处），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他们都认为，由独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独石口）、马营（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军，才是造成明军覆灭的主因。 土木之战前宣府以东的战况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领阿剌知院言：“王子军马从东来，也先从西来，我从独石、马营来。我伤了几处小边城。”[36]他“伤”了哪几个“小边城”呢？《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载：“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奏：‘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土木之变后十天，“总督独石等处备御都督佥事孙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挥赵玫守备独石，杨俊守备马营，夏忠守备龙门卫，署都指挥鲁宣守备龙门千户所，臣同少监陈公总督。今贼势甚多，军力甚少，若分守恐难御敌。’王令陈公、孙安、赵玫、杨俊率所领官军来居庸关外驻扎，为京师外援。”[37]似乎是明守军主动撤退。但七天后，“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宣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效。”[38]显然，杨洪上报，无非是为其子杨俊南逃寻找借口，估计其兵溃就在此时。杨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县城）、雕鹗（今赤城南雕鹗村）、龙门卫（今赤城西南龙关）、龙门所（今赤城东龙门所）、怀来（今京包铁路官厅水库桥底）、永宁（今北京延庆永宁镇）纷纷失守，宣府以东、居庸关外已无坚强防御。怀来位于土木堡以东、清水河（今官厅水库）北岸，[39]占据土木堡以南河流的应当就是已进至怀来的阿剌知院军。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故叶盛、于谦才会强调独石、马营失守的严重后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枢纽。[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经万全右卫、膳房堡、野狐岭，逾塞垣以达兴和，此永乐中击虏之西路，甚平坦，虏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驿直北长安岭、雕鹗堡、赤城、云州、独石，逾塞垣以达开平，此永乐中击胡之东路。”[41]所谓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驿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后英宗即由此回国。[42]东路与元代去上都的驿路无异，景泰时使臣曾走此路。[43]可见明代土木堡仍为宣府后方内外交通的枢纽，“当虏之冲”。[44]从上述鹞儿岭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发现明军看，瓦剌军可能就是兵分两路，沿永乐中“击虏”旧道南进的。西路军由野狐岭入境，发现英宗后报知也先，并歼灭明后军；东路军因独石以南已无明军防守，七月已占领怀来、永宁，扼守要津，以逸待劳，直至也先率主力赶到。[45]明军之所以在土木堡覆灭，与它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直接关系。 尽管瓦剌军趁宣府东北明军溃败而得长驱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损，时间、距离均充裕，为何不出动夹击瓦剌军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为各边之冠，[46]据《宣府镇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时代
军士全额 操军数额 驻宣府城军额 驻宣府操军额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统、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时驻宣府城军额占总额近一半，正德时减至三分之一强，若取正统年间为变化中段，当时宣府军额当为四万左右。而自正统、景泰至正德，操军总额几乎未变，参考正德时比例，正统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据卷二四《兵骑考》，“镇城原额操马”有12,864匹，正德间实有12,387匹。原额应为洪武时例，至正德时无大变化，估计正统时亦约此数。[47]又卷二三《兵器考》载宣德时内府颁宣府火器，有大将军炮14，神枪479，神铳2161，神枪4223等等，数量巨大。可见土木之变时宣府驻兵至少有三万人，战马一万余匹，火器充裕，若再编集镇城附近驻军和东路溃兵，足以组成一支包括骑兵和火枪兵的强大部队。李贤《天顺日录》说，宣府总兵官杨洪“惊惶无措，闭门不出。若土木之围，洪能以后冲之，必无是败。”而实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杨洪传》载：“（杨）洪独以敢战至上将，诸部亦惮之，称为‘杨王’。瓦剌可汗脱脱不花、太师也先皆尝致书于洪，并遗之马。洪闻于朝，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嗣后数有赠遗，帝方依任洪而不责也。”既然“敕令受之而报以礼”，后来却又因“依任”方才“不责”，说明此后杨洪与瓦剌的交往已经超出了边将的职权。杨洪正统时的军功皆击兀良哈所建，[48]并未与瓦剌作战。宣府与瓦剌仅一墙之隔，来往频繁，彼此达成互不侵扰的默契非不可能。后英宗被拥至大同，侍从袁彬进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挥。李指挥说：‘我女儿与大同王对亲。如今不与他，我虽出去，他定杀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领之一，[50]而明军边将与之议婚约且直言不讳，可见边将与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无事，亦为正统后期双方往来频繁时的风气。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势危急时保持沉默，实乃与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贯做法。 明英宗率军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战，[51]说明英宗以为瓦剌军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实当时瓦剌的游牧区域，西达东胜，东至阳和，北逾阴山，南抵长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东一带。[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于偏东一带。[53]正统十四年夏瓦剌刚刚东征女真归来，[54]所居应更偏东。土木之变前瓦剌从阳和、独石两个方向入侵，就说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东北、宣府西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条：“车驾东还。……初议从紫荆关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驾幸其第，继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时当中秋时节，地处塞北的蔚州会有“禾家”，值得怀疑。紫荆关在大同东南，远离边塞，而沿线守御远较宣府、居庸一线薄弱。议者所虑，非瓦剌军尾追，而是担心遭到宣府边外的侧击，可能意识到瓦剌主力已东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阳和的败报，而独石兵溃之事则被隐瞒了，所以明军才会直趋大同。退兵时虽意识到遭侧面进攻的危险，却似乎仍未得到东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动撤退，集中于宣府塞外，置杨洪重兵于不顾，趁宣府东北明军防御体系崩溃之际，先据要津以切断明军水源，再一举伏击明军成功。 在后世记载中，土木之战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所谓明军五十万精锐一朝尽丧于瓦剌二万众之手，多被归咎于明军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为。正统末明军的战斗力当然已不如洪武、永乐时，但此时距永乐时期仅二十余年，距宣宗率京营亲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军队实力下降当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战中明军规模并非五十万，而是二十万，或可稍为明军战斗力低下的解释。从群臣击杀王振余党开始，后人就把英宗被俘归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赞曰：“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是有代表性的说法。但英宗以永乐、宣德亲征获胜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边报日急的形势下亲征，也是合理的选择。史载王振在到达土木堡后贪等辎重而不入怀来，又错选扎营地点，以致为瓦剌追及。[55]实则瓦剌已先于明军到达土木堡以东，明军就地驻营乃至无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明军情报错误，进无敌踪，退为所乘，才是致败的主因。而宣府东北防御崩溃，给瓦剌敞开大门以伏击明军，宣府兵在战局紧张时不予配合，使瓦剌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56]总之，土木之战的结局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宦官弄权在本次战争中并非明军失败的关键因素，而明军战斗力下降应是制度多年败坏的结果，当时并非后世所渲染的那么不堪一击。 由于明代军数是当时的秘密，历来对不同时代京营的规模众说纷纭。明代后期往往有诸如“国初京营不下七八十万”的说法，虽不可靠，却经常被现代学者引用。其实，就某些特定时期而言，根据《会典》提供的制度资料，《实录》提供的军事调动与军队分配情况，以及当时方志、笔记提供的具体数字，具体探讨京营规模并不困难。这对解决一些历来难有定论的战争、军事制度问题或有裨益。 关于明前中期史实，同时代记载本已匮乏。在明军人数这个问题上，李贤虽有较准确的记载，《实录》却不加采用。明代中后期史学家撰述时，多辗转传抄，对史实往往不加辨析，或照录刘定之耳闻号称之辞，或虽有疑问却不能解惑，致使以讹传讹，五十万大军尽丧土木堡之说遂成定论。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袭明人旧说，乃至妄省文句，使讹误更深。至修《明史》时仍粗汇实录与各家之说，对明显可疑的说法也没有作出解释，甚至专取叙述明军失败情况最严重的记载，不但贻误后人，且难免夸大失实之讥。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第五章第三节指出：“清朝统治者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的事迹，犹如讳言建州女真曾臣服于明朝一样。”所以《明史》对“对于明初的事实记载多不详实。”看来这种讳言建州以致讳言蒙古的倾向，还导致了《明史》在记录明代中期明军失败时随意渲染败状。总之，关于明前中期史实，不但明后期诸史家及清人记载特别是《明史》难以尽实，即连《实录》也未可遽信，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实的记录。 ------------------------------------------- [1]刘定之《否泰录》，《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见高岱《鸿猷录》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郑晓《吾学编·北虏考》（隆庆三年刻本），《宣府镇志》卷三《巡省考》（《中国地方志丛书》本），薛应 《宪章录》卷二五（万历二年刻本），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万历二十八年刻本），雷礼《皇明大政记》卷十一（万历三十年刻本），朱国祯《皇明史概·大事记》卷十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黄光升《昭代典则》（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军五十万”。
[3]《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七月甲午条。
[4]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查继佐《罪惟录》卷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夏燮《明通鉴》卷二四等。
[5]李实《李侍郎使北录》，《国朝典故》本。
[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7]叶向高《四夷考》卷六（《宝颜堂秘笈续编》本），《名山藏·典谟记》卷十二（崇祯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8]见《献征录》卷十三、卷二十诸碑传。
[9]《张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万历四十年刻本。
[10]李贤《天顺日录》，《国朝典故》本。
[11]见《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2]《献征录》卷一三《大学士曹文襄公鼐传》和《国榷》卷二七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引唐枢语均有“死者十余万人”的记录，无人注意。
[1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14]见《 山堂别集》卷六五《亲征考》，《殊域周咨录》卷十七。按严从简误记朱勇为张辅。
[15]《明英宗实录》卷一八零正统十四年七月庚寅条、甲午条。
[16]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上）》（《东疆学刊》1985年第2期）与黄冕堂《论明代的京营》（《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详细的总结，二人并指出“七八十万”之数乃包含了所有京畿卫所与班军。
[17]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营政通例》。
[18]《明宣宗实录》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条。
[19]《明英宗实录》卷三五正统二年十月甲戌条。
[20]祁三七正统二年十二月辛未条。
[21]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二四《职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卫所》。参见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京卫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当时陵卫仅三个，较万历修《会典》少六个，陵卫均由五府所属京卫改置，故共三十九卫而非三十三卫。
[2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寅条。
[23]见万历《明会典》卷一三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2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条。
[25]《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九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26]关于“私属”，实难判断其所占比重。正统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为普遍现象，故其规模不会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属”冠于“五十万”前，未尝不是因五十万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辞。
[27]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壬戌条。
[2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29]见金幼孜《北征后录》，《国朝典故》本。
[30]哈铭《正统临戎录》，《国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条。土木堡南十五里应为桑干河与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览堂丛书续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条载：“鹞儿岭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条载：“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来，城雷家站，移置州、卫治于此。”则雷家站即后来保安州城。
[33]《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长安所城……正统间都督杨洪砖石包修，属堡曰靖安、靖虏……洪赞、麻峪口、大海头……共十有九。”长安所城即长安岭堡。观《宣府镇志》附图第三幅，长安岭堡位于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联雕鹗、赤城。麻峪口堡作为长安岭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属堡，当为地图上标为“通，大举（寇）新城处”者，即位于保安州（新城）与长安岭堡之间，在保安州东偏北不远。
[34]《明经世文编》卷五九叶盛《边关紧要疏》；《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
[35]《宣府镇志》卷四二《凶臣杨俊传》。
[36]《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所说“王子”，当指进攻辽东的脱脱不花，与土木之战无涉。按传统的对瓦剌军行军路线的看法，对此条有不同解释。如曹永年《土木之变与也先称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认为阿剌知院“只‘伤了几个小边城’就放手了”，明军是“不战自溃”。
[37]《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条八月辛未条。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二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条。
[39]见《大明一统志》卷五《保安州·山川》、《万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韵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庆州·古迹》。
[41]岷峨山人《译语》，《纪录汇编》本。
[42]可参见《正统临戎录》。
[43]见《李侍郎使北录》。按金幼孜《北征录》、《北征后录》，杨荣《北征记》（《国朝典故》本）等记永乐诸亲征路线，或与《译语》稍异，但相去不多。
[44]《吾学编·北虏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两路进攻，但认为东路军南下与西路军同时，似未注意宣府以东早已失守。见《明朝对瓦剌的战争》第五节《土木之变》，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46]参见梁淼森《明代九边的军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四记景泰时宣府马额为二万余匹，按镇城驻军占总额近半的比例，宣府城军马有一万匹左右，恰与《宣府镇志》所记相符。
[48]见李贤《天顺日录》，又见《献征录》卷十陈循《昌平伯杨公洪神道碑铭》。
[49]与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迹》，《纪录汇编》本。
[50]《正统临戎录》记英宗被俘后大言道：“你是也先么？你是伯颜帖木儿么？你是赛刊王么？你是大同王么？”
[51]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条。
[52]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下）》，《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四年，东洋文库。
[53]由《正统临戎录》、《北征事迹》、《李侍郎使北录》所记英宗、也先夏季驻地推得。
[54]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朱风、贾敬颜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马文升《抚安东夷记》，《纪录汇编》本。
[55]前事见《否泰录》，后事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辛酉条。
[56]李贤《天顺日录》：“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
个人感想：该文老实说逻辑有点混乱，读到最后也不知作者得出的数字究竟为多少。以前半部分的议论似乎只能说战斗兵力很可能有20多万，但是作者好像对必然存在的补给兵力没有概念，如此土木堡战场内被围兵力究竟为多少也就一笔糊涂帐了；至于后半部分以宣府兵未主动出援为由为王振开脱责任就有些无赖了：那时有资格下令调兵的大臣几乎全部在皇帝身边，既然这边没人想到突围求援那宣府兵没有调令又怎敢弃城出援——更何况考虑到在王振撺掇下朝令夕改的行军令，宣府那边是否知道大军的位置还是一个问题。不过该文征引资料甚多，还是有些价值的，转贴于此以供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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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4 16: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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