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引用弗兰兹·波曼在2002-5-20 18:26:19的发言：
作者：【stoneman 】
抗战争论由来已久，不啻冒昧，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指正。 一． 九一八时能否抗战？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放一枪一弹，退入关内。不管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承担直接责任，但身为中央政府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总是难辞其咎。为蒋辩护的人总说当时中国没有可能进行抗战，暂时的忍让是必须的。但是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于77事变之时，其时的条件亦不充分，但中国的抗战仍获最后胜利，可见1931年不能抗战的理由实在牵强，难以让人信服。
回顾历史，1931年和1937年中国的情况有多大不同？一是红军被赶到陕北，二是广东地方势力被清除，蒋系势力占领贵州、湖北，还有就是胡汉民去世，蒋的敌手去除一个，南京政府形势改善不少，但军阀割据的局面大体依旧。中国的工业这几年虽有所增长，不足以改变落后的根本情况。凡此种种，都看不出中国的情况在1937年较之1931年有多大变化，使得抗战局面为之而改观，使1931年不能做的事情在1937年可以做。
1937年与1931年有巨大的不同。作为抗战的中坚，蒋系在1931年刚刚做到表面上的统一：取得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蒋桂大战的胜利，东北易帜。而到1937年，蒋军从数量到质量都有极大的提高，涌现了中央教导师这样的精锐部队（可以和日本人一对一的干），但精锐部队数量不够，只有两个师。再假以时日，比如三年，大概会有20到40师。东南财赋经济开始腾飞，并成功地进行了币制改革，法币取代银圆。进行了国防建设，在东南建立3道防线，由于战争爆发，未最后完成，效能大打折扣。正是由于这几年的时间，使国民政府积聚了一定力量，才能在抗战初期进行了有效抵抗，不致一溃千里。而且抗战胜利是的主要力量是美军。而促使美军参战的原因是二战的爆发。如果单靠中国一国抵抗，很可能是第二个朝鲜。不要忘记了，日军的最精锐部队关东军在调往太平洋战区前一直在东北看戏（准备打苏联。这是日本最臭的一招）
赢得战争的胜利方式有多种，最常见的是与敌进行决战，歼灭敌军重兵集团，这是当时中国根本无力做到的。从这点上说，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忍让也无可指责，谁让国民党人尤其蒋介石是正规军校毕业生呢？汪精卫后来的投敌也是基于此分析，在无望获胜的情况下，要为中国人民赢得一个屈辱的和平而卖身投敌，结果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令人叹惜。
但是，现代战争却有另一种新手段，那就是无限的全民战争的出现，而这改变着传统的战争分析。在过去的贵族战争里，打仗有如家常便饭，每打一仗便根据战役的胜负签署一个和约，负者割地赔款，胜者见好就收，大家又去准备下一轮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将人类战争形式推向一个新高潮，人民走上政治舞台，统治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战争的进程，无限全民战争成为战争的主导形式。在这样战争形式里，负者再不会选择签署和约，而是对抗到底，胜者只有彻底消灭对方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正是这样，打了败仗的英国坚决不和希特勒签约，丢失半壁江山的中国政府也决不和日本妥协，弄得德国和日本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严格说来，中国和英国很有些不遵守传统战争规则的意思，但对于弱者来说，这种要么亡国，要么抗战的无限全民战争的选择却使他们多了一种抵抗强者的选择。可惜德国、日本二战时没有认清，美国、苏联在越南和阿富汗也没有认清，或许这是强者必犯的错误吧。清末时这种无限全民战争的方式尚未发明，故打一败仗签一和约，留个卖国政府的名声。当代人士根据现在的情势提出指责，很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痛，他们忘记这种坚决打下去并动员人民打游击战争的无限战争方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出现的发明，苛求当时清政府就会这一招未免过分。 中国对日本的抗战，依赖于中国的地大人多，依赖于苏联美国对日本的牵制，这些条件在1931年和1937年没有改变，1937年能打，1931年也能打， 这点上蒋介石确实犯有错误。不过对蒋却不必指责，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发明开始时都不为人们所认识，其威力不为大家认知，否则人人都是先知了。正如法国人不采用当时的坦克集群新战术一样，现场的国民政府不能认清刚发明的全民无限战争的威力也无可指责。在打正规战争的前提下，工业薄弱的中国选择句践式道路可以理解，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无限全民战争是面临时亡国而不得已的办法，它付出的牺牲太大。1895以后的台湾和1931以后的东北就是例子。几乎不可能取胜。越战和阿富汗之所以能支撑是因为有大国支持，否则早已灭亡。暂时放弃对东北的管辖，留得青山在，是最正确的选择。
二：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评论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历来为大陆历史学家所指责，也成为蒋的罪状之一。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说，如果当时国民政府能认清中国的抗战不在于能在战场上打败日本，而是用全民战争与日本周旋，磨垮日本，1931年就应该象1937年那样在上海开辟战场，同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然后向内陆撤退，与日本进行战略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根据地将自动变成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日本清剿的对象，“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没有必要。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认识是要同日本进行正规军的决战，后方不稳就不能专心，因此蒋非要先平定共产党也就可以理解。
这样说是否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不能指责呢？那也未必。要知道中国自从南宋以来，对外强硬，反对议和便是中国的传统，任何议和不抵抗都会丧失舆论优势，专制如崇祯也不得不杀陈新甲以证明自己没有议和。不管历史学家如何指责这种非理性情绪，这种情绪却是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决定着统治者的合法性，因此是任何中国的统治者必须去引导的一股力量。蒋介石以力量对比为由，抛弃具有绝对合法性的抗日大旗，高喊“攘外必先安内“，使所有的反对者都可用抗日的旗帜来同蒋介石争夺权利，这才有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李宗仁、陈济棠的“两广事变”，冯玉祥在华北组织的抗战，才有西安事变，才有一二九运动，才有平津的大学生投奔高喊抗日的共产党。每读史至此，总诧异蒋这样的政坛人物为何不懂做婊子还要立牌坊的道理，要正面和主张抗日的力量对抗，弄得上上下下都不满？
以我之见，政治活动就是做婊子立牌坊，婊子可以做，牌坊也不可不立，对于抗日的呼声只可疏而不可阻。当时的国民政府应学晋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为进的战术，先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团结，放弃对红军的围剿，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先将球踢回共产党和其他地方军阀一边。以当时王明路线之左，必不接受。如此三番，当全国的人民都认可蒋要抗日而共产党不抗日后，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不迟。这样，抗日的牌坊也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婊子也做了，比单纯说自己是婊子强多了。“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的政策只可做而不可说，就像蒋利用追剿红军消灭地方军阀一样，藏在心里就行。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引导舆论，将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现代国家哪有政治家完全不顾民意率性而为的道理？更何况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对外战争是现任统治者消灭反对者的大好时机，因为它将使反对者丧失反抗的合法性。蒋轻易地丢弃抗日大旗，让反对者占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道德高地，反责怪部下和舆论不理解自己的苦心，这哪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口吻，纯属无赖之举。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极善于抓住道德大旗，逼迫反对者投降，观其利用共产国际逼张国焘就范，用抗日的口号吸引民众，用不断革命的主张击败刘邓中共官僚集团，实在是蒋所不能比。蒋在政治上较军阀们为强，但远不如毛，败退台湾宜矣。
蒋不公开打出抗日的大旗，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当时控制的地盘不过江浙沪，如果过早暴露目标，必然遭到日本的首先攻击。正如毛痛骂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一样。不同的是蒋一直在做抗日的准备工作，不打无准备之战嘛。这当中自然包括了对统一的追求。而那些高喊抗日的，大都是以此为名反蒋，甚至有的就是受日本支持的。
三：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
关于中国的抗战历史地位历来争论不休，西方国家总是贬低中国战场的地位，我们则总爱夸大中国战区的实绩。以我之见，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关系与辽沈战役中围攻锦州和塔山阻击战的关系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牵制日军的兵力，美国的任务则是对日军发动进攻，歼灭日军。战争的胜利是大家合力的结果，那种认为中国没有战胜日本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纵观上个世纪的以弱胜强的战争，弱者能获胜在于强者无法消灭对手，而由于国内国际因素不得不撤军，很少有弱者能歼灭敌军重兵集团的例子。中国相对于日本是一个弱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不可能装备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与日军进行决战。但我们是一个大国，日本也无力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双方只能在相持中煎熬，比赛忍耐能力。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国内对伤亡、经济困难的敏感度较低，我们不可能像越南那样指望日军学美军撤军；日本也是一个大国，有德国、意大利作盟国，也不可能像越南那样无力忍受国际压力而撤军。因此，最终打败日军还是要靠正面战场的决战，这就需要美军的参战，因为歼灭成建制的日军不是我国力所能及。我个人认为，美国不参战，中国单独无法赢得战争，整个抗日战争要打上好几十年，说不定现在还没有打完，因为日本也无力摧毁我们的抵抗。那种认为中国单独作战也能获胜的观点也不合理，除非日本人哪一天忍受不了。但日本人不是美国人，我很怀疑是否有这一天。
至于中国战场是主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是主战场，这有点像比较足球比赛中传球的功劳大还是射门的功劳大一样，是一个扯不清的话题。但是有一点需认清，中国战场在于磨而不在于打，不能简单地以消灭敌人多少来评判，就像塔山阻击战的任务在于守住塔山不让国军过来一样，拿攻锦部队与防守部队之间消灭敌人的多少来对比毫无意义。
这还是有一个主次的问题。如果是美国牵制日本，我们能象美国一样消灭日军主力吗？所以身价最高的球星大都是前锋而不是后卫
四：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为何不进行全民总动员？
在水木清华的BBS上，曾与一位网友辩论日本能否扑灭中国的游击战。我以越南、阿富汗、柬埔寨、阿尔及利亚等战争为例，说明日军不可能用100万军队就将中国的游击战扑灭。那位网友回敬说：你举的例子都是局部战争的例子，而二战是全面战争，如果美苏打全面战争，越南、阿富汗游击队不可能生存。
严格说，这位网友的答复是有力的。如果美国进行全面战争，胡志明再能干也必败无疑。同样，日本如进行全民总动员，在中国投入三、四百万兵力，中国也必亡国无疑。可惜，日本刚开始入侵中国不过五六十万人，在华兵力最高时是抗战结束时，大约130万左右，因此不能摧毁中国的抵抗。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日本为什么不进行全民总动员来消灭中国的抵抗？
李宗仁先生曾在回忆录中说，日本若能一开始就动员五十个师团发动进攻，就能消灭中国军队，结果日本逐次增兵，使中国的抗战坚持了下去。他将此归咎于日本只有战术家，没有卓越的战略家之故。但这个理由很牵强，因为同样的命题我们可以问：为何美国不进行全民总动员，在越南投入更大的兵力？苏军有五百万兵力，为何在只有1000万人口的阿富汗只投入10万军队，如果投入五十万军队不就获胜了吗？凡此种种，我们回顾历史，其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大国为了消灭游击队进行总动员的例子。一个是傻瓜，大家都这样就很难说是偶然。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国进行全民总动员的情况，可以发现一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会进行全民总动员：一是强敌入侵，国家马上就要亡国，如中国、越南等；二是一个国家和其主要敌手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俄德和二战中美日苏德间开战，但没有发现一个强国为了入侵一个弱国进行全民总动员的例子。事实上，全民总动员不是一个常规手段，每次动员要对国家机器造成深刻的损伤，没有一个国家不到万不得已会进行总动员。我们为了抗战进行总动员是因为我们不这样就要亡国，在这种关键时刻，谁还管得了经济是否受伤害等等顾忌。对于日本来说，这种紧迫感是不对称的。中国既不能让日本亡国，它薄弱的工业能力也不会对日本在整个的太平洋态势造成重大威胁，只有美苏这种工业国家才会成为日本的主要敌手。要知道日本是放眼整个亚太地区，中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局部战场，因此日本用打局部战争的方法和中国交手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日本打中国就用尽所有力气，那庞大的苏联红军和虎视眈眈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谁来对付？实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才转入彻底的全国军事化。
这种不对称的紧迫感造成的不对称动员局面，在朝鲜、越南、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等战争中表现非常明显。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有这样的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敌人，美国不可能投入过大的兵力在这些局部战场，而要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兵力同苏联对峙，尽管美苏没有交战，中美、越美之间正处于战争状态。其实在抗战期间，日本就在东北保持强大的关东军同苏联对峙，虽然日苏之间并未交战。
一些网友曾质问，日本人就那么傻要在东北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投入关内战场？但这不是傻，是一种正常的防备。我们要明白。政治家决定战略根据的是你不能做什么而不是你想做什么，没有一个国家不到万不得已时会将自己的侧翼暴露给对手，任凭对手抉择。这里，我们一定不要上一些书呆子历史学家的当。那些书呆子往往会根据自己事后掌握的资料，判断如果如果这样，你就可以获胜。我们做个假设，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获得苏联政治局开会的决议，该决议决定不会向欧洲发动进攻。那些书呆子会说什么呢？保不定会有人说既然苏联已经决定不进攻，美国应该将住在欧洲的兵力调往越南，先将越南游击队消灭，再调回欧洲。只可惜，不管情报有多么准确，大概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会做这种决策。同样的道理，日本决不会将东北的安全建立在苏联是否打算进攻东北上，而是依靠关东军使斯大林不敢发动进攻。就算斯大林暂时决定不会进攻东北，可如日本真的将关东军抽调进入关内，谁知道斯大林到时候会做什么决策？文件、资料、情报是死的，决策则是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未来可能的变化作出的。
作这样的判断并非要贬低中国的抗战，而是对当时中国国力的客观分析。其实，我们的抗战已经超出日本的设想，迫使日本进行了局部动员，极大地牵制日军的兵力。日本本意要征服华北，根本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在上海开辟战场。当日本占领南京后，本以为中国政府会和它签约，岂知国民政府这次居然不签约，日本不得不继续进攻徐州，但中国政府还是不签约。日本又被迫进攻武汉，但没有想到这是一场无限全民战争，中国政府仍然不签约，日本就此陷入泥潭中：凭局部动员后的常备军他无力摧毁中国的抵抗，全民总动员后又会将日本置于美苏的威胁之下。
逐次增兵确实是一个错误，可惜这是强者通常都会犯的错误，因为他们太容易过高估计自己，因此这种错误不值得大惊小怪。
日本的愚蠢就在这里。他期望中国屈服（如法国），而不是全面灭亡中国，否则就会陷入全民战争的泥淖中。但他低估了中国的决心。日本从发动战争的那一天，918，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只不过是早晚的事。
五：关于共产党的敌后抗战评论
在共产党的史书中，国民党不抗日，只有共产党抗日。现在网上有人又矫枉过正，又说共产党不抗日。他们的理由就是国民党进行了22次大规模的战役，共产党只有平型关、百团大战两次。我是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喜欢毛泽东，但这样的说法实在不公正。且不说八路军规模较大的战斗还有阳关、神头岭、陈村等等战斗，这种以战役来评判的方法，个人以为是不了解抗日战争和游击战的特征。
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中国的任务在于与敌人周旋，拖住敌人，并不在于要消灭多少敌人。只要百万日军呆在中国，中国的抗日任务就算完成。游击战更是扎根于农村，以小股袭击为主的一种作战方式，使入侵者不能在当地立足，反而处处受袭击。因此，游击战本身就不可能举行大规模战役，评判其成果在于其骚扰敌人的结果。退一步说，即使要比较消灭敌人，也不应该比较战役，因为游击队消灭敌人是通过积少成多的形式来完成的，100次小规模袭击的总和不见得战果小于一次大战役。
一些人总说八路军7分发展，一分抗日，并举所谓国民党间谍沈之岳为证。其实，从张国焘回忆录看，张闻天、毛泽东当时都反对与日本进行正面作战，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本人怎么想我们暂时不考虑，问题在于抗日是否就是同日军进行战役规模的战斗？抛开意识形态偏见，我们假设我们处于那种地位，我们会做什么决策？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游击战是否是一种抗日的方式。如果我们还承认进行游击战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是一种正常的抗日方式，擅长于此道的共产党选择这种战争形式就无可非议。那种认为以大规模战役来判断共产党不抗日的观点，简直就是在说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没有打一样，除了倒霉的越军春季攻势以外，我们哪里还能发现这些战争中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战役。
再次，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队伍算不算抗日？我以为，一些网友在这个问题上很有些形式主义，以为抗战就是拿着枪打日本人就是抗日，发展就是保存实力。日本入侵中国，兵力不足，只能控制一些要点，对于广大农村一时之间无法深入。在这个空隙里，中国方面的军队当然要乘日军立足未稳之时，抢先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占领面和线，包围日军的点。如果毛泽东命令军队同日本进行正规作战，听凭日本慢慢建立维持会之类的基层政权，巩固其在华北的统治，那才是破坏抗日。正如围棋之中敌之要点即是我之要点的观点，抢在日本人之前率先控制农村，使日本无法利用当地人力物力资源，实在是抗日的必备前提。就算毛泽东真的只想扩张势力，这种举动至少也算无心插柳，客观上达到抗日的最佳效果，至少我在其位，完全为抗日着想，也会采用同样的战略方针。
以车臣战争为例，前一阵读到当车臣地方武装袭击一个地区时，首先就是将与俄军合作的人就地枪决。其实，我们考察各个游击战争，处决所谓的汉奸、越奸、阿奸等等，都是游击队的首要任务。基辛格就说过，对付游击队，在村子里建立民兵比正规军管用多了，这是越南战争给美国人留下的深刻教训。无论入侵者还是游击队都明白，老百姓如水，游击队如鱼，消灭游击队的关键从来就不在于如何剿，而在于如何控制农村的老百姓，因此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是游击战的重点所在。因此，入侵者拼命寻找当地合作者，屠杀与游击队相关的当地群众，让老百姓不敢和不能支持游击队；游击队也疯狂处决与入侵者合作的人，使人不敢与入侵者合作，让入侵者永远成为一头莽撞的公牛。应该说将建立敌后根据地同抗日对立起来的思维过于直线化，不了解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三是八路军是否应该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一些网友总认为八路军保存实力，没有向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实际上，当时八路军自顾不暇，生存困难，哪里还有力量发动进攻。同样，共产党指责国民党躲在后面不抗日，也纯属无理。严格说，抗战后期国共双方都有些保存实力，不想让另一方捡便宜，但根本说来，双方的经济都濒于崩溃边缘，谁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都只能进行防御作战。至于以游击战为主的八路军，要求其发动大规模攻势，更是不切实际。下面我们来看看越南战争中的春季攻势。
1968年春季，越南政府企图在南越创造一个奠边府，以图刺激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逼迫美军撤军，为此越军发动空前规模的“春季攻势”，向美军发动全面进攻，更以重兵围攻溪山基地。可惜美军装备精良，越军伤亡惨重，美方称越军伤亡二十余万，著名的陈文茶将军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兵力武器损失过半，相当时间后才恢复战斗力。付出如此巨大代价后，越军也没有攻下什么重要据点。按美国人的说法，只要将美军的反攻再维持一个月，就有可能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只可惜美国军方一向宣传剿共战争接近胜利，这次越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使美国人民感到上当受骗，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受不住压力的约翰逊总统被迫宣布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美军在南越的反攻也告中断。美军在越南战争中本无胜机，这次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机会，却是越共违反游击战之规律，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发动大规模战役进攻所致。如果当时执政的不是性格软弱的约翰逊而是里根这样坚强的人，胡志明这次可要吃不了兜着走。虽然从历史进程看，春季攻势激发美国国内反战运动，使美国无力再将越南战争打下去，是越南获胜的关键事件，但这纯属意外，谁会料到仅仅因为越南发动攻势本身就会引发美国国内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从决策过程本身来看，对美军发动战役进攻-取得奠边府似的胜利-激发美国反战运动这一思路本身则完全的错误，因为它不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致使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差点使整个战争失利，不能因其歪打正着而不受批判。回想至此，如此巨大的错误居然在战争中立下头功，战争有时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从上述越南的例子可以看出，要求一支游击队对强大的敌人发动进攻是没有道理的，简直就是让人送死。这里，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观点：游击战争中双方的胜利标准是不对称的，强大的一方必须消灭对手才算获胜，而游击队只要生存下来就算胜利。
应该说，国共双方都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抹煞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的
GCD的战略目标是发展，以便在抗战后同国民党争天下（他也知道日本必败）。只不过当时除了在日占区发展外，没有其他选择，这样就不可避免要有抗日的行动。而华北日占区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八路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把八路军的军力和他消灭的日军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出他用了多大的力量去抗日了。南方的新四军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只好从韩德勤手里抢地盘。而他没有一个象样的对日作战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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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5-20 18: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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