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武力的限度：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武力的限度：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一1995—1996年的台湾对峙
□［美］罗伯特·罗斯
1995年5月22日，白宫同意为李登辉6月初赴康奈尔大学参加研究生聚会发放签证。这项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进入美国的决定改变了美国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外交先例，并挑战了克林顿政府此前有关李氏此种访问与美国政策不符的公开政策声明和对中国领导人的私下保证。同样重要的是，发放签证的决定是此前3年美国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延伸。1992年，布什政府违反美国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中关于降低对台军售数量的承诺，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克林顿政府上调了自1981年以来的美国对台湾外交官的“非官方”接待标准。次年，它又作出了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的决定。从中国的观点来看，华盛顿似乎已决心不断修正其对台政策，从而鼓励台湾向宣布独立迈进。考虑到45年来中国信誓旦旦的对台湾独立将施以武力惩罚的宣示，台湾宣布独立将可能引发战争。
在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后的10个月里，中美双方重新开始了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艰难的讨价还价。这种交涉在1996年3月达到一个高潮，是时中国戏剧性地展示了它的武力，包括军事演习和对台湾附近目标的导弹试射，而美国也同样戏剧性地以派遣两只航母舰队作为回应。1995—1996年的台海对峙是中美自1960年代初以来最接近危机的事件。它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和地区新秩序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对峙持续地影响着中国和美国的安全政策及美、中、台的相互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1996年中国动用武力迫使克林顿政府逆转了增进美台关系的倾向，进而开始反对台湾独立。他们还认为美国需要对中国的对台政策采取较强硬的姿态。本文不同意这些观点。作者认为中美双方通过对峙都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标。
台海对峙反映了中国的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和美国的威慑外交(deterrence diplomacy)的互动。中国通过强制外交警告对方将付出代价，直至美国和台湾改变其政策。美国则通过威慑外交向中国和该地区其他领导人表明其战略承诺的可信性。华盛顿动用武力并非为了捍卫其台湾政策，而是通过影响对美国决心的观感来捍卫其战略声誉。
中国的目标是，通过迫使克林顿政府重新评估它同台湾领导层的关系并修正其对于台湾的国际政治角色的立场，强制美国终止它对台湾独立间接但却越来越有意义的支持。中国也企图强制台湾放弃其重新定义“一个中国”原则和为台湾在国际政治中重新定位的努力。动用武力是北京的强制外交中的关键因素。中国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是为了告知美国和台湾他们的政策中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动用武力使美国和台湾将为其政策付出代价这一点显得更为可信，也使中国的强制外交更为有效。
最初克林顿政府并未动用武力对付中国的强制，捍卫美国的政策；而是依靠外交手段来支持其威慑姿态的可信性，以此阻止中国未来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影响美国盟友们的行为。然而，导弹试射却挑战了美国的承诺，即美国将使任何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企图付出代价并保卫其战略伙伴不受未来的军事威胁。最后，美国被迫动用武力来威慑对其利益的可预见的挑战，并维持它对安全伙伴忠诚的声誉。
因为中美两国追求两类不同的战略目标，所以每一方都能够达到其目的。中国影响了台湾对独立的代价的评估，并且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对台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重新使美国成为台湾“独立外交”的一个制约因素。就美国而言，它达到了在声誉方面的目标。伴随着美军两个航母编队的部署，中国、台湾和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都得出结论，认为美将信守它防卫台湾的承诺并将使用其军事力量维持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美国因而保持了它在台海对峙前的声誉，美国威慑的可信性完整无损。
本文认为，由于中美双方都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并且满意于李氏访美前的状态的恢复，因而对峙本身是不必要的和可避免的。双方本可能取得各自的利益而不必将他们的关系置于如此大的压力之下。1996年的教训并不是美国应有一个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而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再犯1995年那样的错误，防止类似代价高昂而又不必要的对峙在未来再度出现。
一，从伊萨卡到纽约
从1995年5月李登辉获得访美签证到同年10月江泽民与克林顿在纽约举行非正式峰会，华盛顿和北京就恢复发放签证前的状态进行着谈判。北京力促华盛顿确认其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并要求美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双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一致同意的美国对台政策原则不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华盛顿抵制了北京的压力。在向中国作出非正式的和模棱两可的保证之后，美国官员坚持认为美台关系不是主要问题，而试图将关注焦点重新放到三个事关长期利益的问题上，即中国的武器扩散、贸易和人权。这一阶段以中国未能以外交劝说达到它的目的而告终。
中国对李登辉访问康奈尔的反应
克林顿总统决定为李登辉发放签证并不反映一种对美国利益的慎重分析，而不过是白宫对国会压力的一种默认。直至1995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告诉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与美台间的非正式关系不一致。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也反对发放签证给李登辉。然而，当5月份参议院以971、众议院以3600投票支持发给李登辉签证时，总统默许了签证的发放。
北京领导人将美国的此项决定视作对其反台独立场的严重挑战。中国外交部的一项声明指责说这是李登辉走向“一中一台”的最后一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联合评论员文章指出李登辉是在通过访美寻求美国对台湾独立的支持。与此同时，台湾似乎在试探北京阻止其独立的决心。在离台赴康奈尔之前，李登辉观看了台湾军队的反人民解放军登陆演习。尔后台湾宣布将花费10亿美元以求进入联合国。
中国官员相信美国的政策鼓励了李登辉谋求台湾主权独立。发放签证的决定是华盛顿一系列同样重要的政策决定的最新发展。1992年布什总统同意售与台湾150架f－16战斗机，这不仅违反了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还意味着美国对台湾对抗大陆给予更多的支持。
1994年克林顿政府又修改了美国政府与台湾官方接触的政策，提高了接待台湾官员的标准。因此，正如一位中国权威人士所言，华盛顿发放签证的决定并不是孤立的事件。相反，它是冷战后一种危险的、可能导致台湾宣布独立的潮流的最新发展。《人民日报》评论道，如果这种潮流继续发展下去，李登辉就不再害怕与台独势力合流了。
李氏访美对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的对台政策也具有暗示作用。李登辉此前已在东南亚国家大搞“高尔夫外交”，很快地将可能走得更远，并以此为他自己及台湾独立赢取更大的合法性。照一位新华社评论员的说法，李登辉是台独运动的主要幕后支持者。他企图通过对美国的访问携洋以自重，并引发一种最终导致国际社会对台湾政治地位的承认的多米诺效应。
北京的领导人知道华盛顿改变对台政策的催化剂是美国国内对白宫的政治压力。然而不论动力来自何方，中国却不得不对这种倾向表示关注。如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所言，美国会中的确存在“顽固的反华分子”。但是美国政府必须“施加力量和影响……保证其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如果美国决策者继续“只重视来自某些亲台势力的压力，那么中美关系就将……倒退。”
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就在克里斯托弗4月向钱其琛声称李氏的访问与美台非官方关系不一致之后两个月，克林顿政府改变了立场。6月8日，克林顿告诉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美向李登辉发放签证并不代表美国政策的重要转变。国务院声称美国的决定“与构成美中关系基础的三个公报完全一致。”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称美国的决定为“战术性改变”以降低它的意义。在7月初，克里斯托弗说李氏的访问并不构成对美中“基本关系”的“违反”，而且与美台的非官方关系“高度相容”。尽管克林顿政府可能反对李氏再次的高调访问，但他仍能继续访问美国，美国的政策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正在发生的政策变化。
然而北京所追求的远比美国重申三个公报原则多得多，中国领导层决定强迫克林顿政府正式承诺美国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并确认美台关系的现状。1999年7月，在与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一次会谈中，钱外长坚持认为必要的是美国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允许李登辉访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李鹏总理也要求华盛顿采取切实措施改正它的错误决定。
北京以取消国防部长迟浩田和国务委员李贵鲜访美，并缩短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的访问来报复美国发放签证的决定。北京还中止了与美国就武器扩散和人权问题所进行的双边对话。在李氏访美之后，中国召回其驻美大使并拒绝了美国关于双方举行高级会谈以恢复李氏访美前的双边合作的建议。
中国的外交行动也包括展示武力。中国领导人都相信，为了向美国表明台湾问题是一个“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美国可能在此问题上被拉入军事冲突，武力的展示是必须的。1995年7月18日，中国宣布自7月21日至7月28日它将在台湾附近水域进行导弹试射和海空军事演习。在距台湾100英里的地方，中国发射了六枚地对地导弹。一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我们要做的就是使美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使美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钱其琛与克里斯托弗即将在文莱举行中美自李登辉访美以来的首次中美高级会晤之前三天，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宣告结束。钱—克会晤将是美国告知中国它是否将采取切实措施停止支持台湾独立的第一个机会。
中国动用武力还有第二个目标：李登辉及岛内对他的台独活动的公众支持。中国领导人相信，中国在较早时候的相对温和的举动，包括1995年1月江泽民有关两岸合作的八项主张和对李氏务实外交的容忍，都只是蚀害了中国军事威慑的可信性。从北京的观点来看，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对于显示北京阻止台湾迈向独立的决心是必要的，它清楚表明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将只能导致战争。
美国对中国要求的拒绝
克里斯托弗和钱其琛1995年8月1日文莱会晤的议程是很清楚的：双方试图就美国对台政策问题达成足够的妥协，以求将注意力转至其它问题上去，如武器扩散、贸易和人权。在会晤之前，钱其琛向新闻界表示中国赞赏美国关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声明，但他复述了中国的谚语，“言必信，行必果”。钱其琛希望华盛顿作出能够约束美国政策并约束台湾的新承诺。
克里斯托弗给钱其琛带来了克林顿致江泽民的私人信函，克林顿在信中说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尽管华盛顿期望这些保证能安抚中国人，但它们只是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作过的同样承诺。克里斯托弗还试图使钱其琛确信此次给李登辉发放签证并不意味着李氏今后将经常访问美国。虽然克里斯托弗并未完全排除今后访问的可能性，但他说李氏此次访美是特殊情况，今后的访问将是私人性的，非官方的和非常少的，并且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在试图取信于中方的同时，克里斯托弗对中国的军事行动采取了低调处理的办法，他只是重复了国务院的立场，说这样的行动并不能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然而北京对美国私下而含混的保证并不满意。在文莱会晤之后，钱其琛表示尽管克里斯托弗的表态是有益的，但承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显示出来。李鹏总理说，钱—克会晤是有正面意义的，但只有口头声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必须将言词化为行动。中国外交部也认为美国的主要问题应是将其保证变为切实的行动。
中国的外交未能阻止李登辉冒险性的外交政策，包括后者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呼吁。就在中国停止导弹试身和军事演习后数日，台湾也开始了它的军事演习，并宣布要在8月进行实弹试射。李登辉不仅没有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反而“顽固地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认为，由于购入大量外国武器，台湾领导人可能变得像好斗的公鸡并且拒斥统一。
中国下一个向美国施压的机会是1995年8月末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的访华。8月15日起，中方开始了第二轮的试射和演习，并计划一直持续至25日，也就是塔尔诺夫抵京的日子。中国的媒体宣称，7月的军事演习已经削弱了对李登辉的支持及其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但李氏仍然很强硬，而且美国也还需要做出新的承诺反对台湾独立。因此，为了强调其立场，中国也开始了实弹演习和试射，香港媒体报导说，八月份的军事演习模拟了对台海上封锁和对美国军事干涉的反应。
在塔尔诺夫访华之前，中方还列出了举行中美首脑会谈的条件。特别地，中方要求鉴署中美间的第四个联合公报，其中将涉及台湾领导人未来的访美问题并使美国承诺反对台湾独立。
可是美国又一次采取了低姿态，国务院发言人再次重复中国的军事行动无益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调子。在塔尔诺夫的访问中，他私下转达了美国以前对台湾独立及其联合国席位问题的保证，并重申今后台湾领导人访美将是极少的。但中国要求美国承诺将不会再有这种访问，并且它还想要第四份联合公报。中国外交部说尽管会谈是有益的，但中美关系能否恢复正常取决于美方是否将以行动证实其诺言。江泽民后来告诉前总统布什说，口头许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处理李登辉访问的后果，并避免美中关系今后的大起大落，李鹏也对老布什说中国需要切实的行动。
因此有关台湾的争论陷入就中美首脑会晤而进行的讨价还价的泥潭中。主要问题是首脑会晤的议程，中国希望主要讨论台湾问题，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相信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作了足够的让步，一个以台湾为主要议题的首脑会晤将是充满紧张的，只符合中国扼制台湾的利益，而不能处理美国最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副外长李肇星飞赴华府与塔尔诺夫重开会谈之前，国务院声明，美国不会同意签署任何有关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或以任何方式涉及台湾问题的公报，因为美国对台政策是清楚的而且不会改变。实际上，这样做美国就等于不再在台湾问题上安抚中国人了。1995年9月13日，克林顿在白宫会昭了达赖喇嘛，表明他仍愿意在制订对华政策时考虑国内政策的因素。
尽管美国官员仍对一次中美首脑会晤感兴趣，可他们坚持认为这样的会晤是否举行取决于美中关系取得多大的进展，而进展意味着中美在武器扩散、贸易和人权问题上达成协议。在李肇星于9月22日会晤塔尔诺夫和克里斯托弗之后，美国务院说首脑会晤需要一个稳定的两国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双方“超越”台湾问题。李肇星将他与塔尔诺夫的会谈称作“非常坦率和有益的”。
中国面临着一个事实上的美国的最后通牒：或者放弃其在台湾问题上的好斗立场，要么失去一次首脑会晤。9月27日，克里斯托弗和钱其琛在纽约会晤，探讨首脑会晤的条件问题，4天前，美国刚刚向台湾运交了2架e－2t早期预警和指挥飞机。交付日期选择可能是个偶然事件，可它充分表明了美国抗拒中国压力的决心。
在没有获得美国对台政策的任何让步的情况下，钱其琛告诉克里斯托弗中国将暂停对伊朗在核能方面的帮助。他同时告知新闻界中国赞赏美国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并将努力同美国展开更多的合作。钱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没有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抱怨或对所谓“切实措施”的要求。中国看来已听从了美国的建议，准备“超越”台湾问题了。克里斯托弗因而通知塔尔诺夫可以继续同李肇星进行有关首脑会晤的商谈。最终，经过两人的多轮会谈，双方于10月2日宣布江泽民与克林顿将于10月24日在纽约举行非正式的首脑会晤，北京随后宣布其驻美大使将很快返回华盛顿。在首脑会晤之后，中国同意恢复美中军事对话并就贸易等双边事务展开会谈。
1995年10月纽约首脑会晤
使此次首脑会晤得以实现的一系列事件预示，克林顿政府可以顶住中国要求它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压力，与此同时，它还可获得中国在伊朗核能问题上的重要让步。关于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克林顿向江泽民保证这样的访问将是“非官方、私人性和非常少的”并将在个案审查的基础上做决定。同时，与以往一样，克林顿私下保证美国将反对台湾独立及台湾加入联合国。总得来说首脑会晤只给台湾问题很少的注意。相反，它主要集中讨论了贸易争端、武器扩散、人权、国际犯罪及环境保护等问题。
克林顿政府掌握了首脑外交中的谈判杠杆，达到了它的原定目标。中国本希望一次正式的充斥着国宴和军事检阅的国事访问，但白宫只同意进行非正式的会谈。这样白宫可以利用中国对正式国事访问的持续的兴趣从北京获得更多的让步。国务院解释说一次非正式首脑会晤“最恰当地反映了美中关系的现状”。
美国行政当局对首脑会晤及美中关系的趋向感到高兴。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向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只是美国政策中的一个“战术改变”，而且中国不可能再压美国作出任何让步了。签证事件只是“前进路上的一次坷绊”，它将不再影响双方在其它问题上发展关系。助理国务卿洛德公开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同意美国的立场，即双方可以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即台湾)，但也继续就广泛的议程进行磋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罗伯特·苏廷格同样相信这次首脑会晤使双方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李氏访问康奈尔给中美造成分裂之后，中美关系终于又恢复了解决其它问题的动力。
首脑会晤之后，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和钱其琛外长又于11月中旬在大阪进行了会晤，其间钱其琛说中国准备就台湾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但是较晚的时候，助理国务卿洛德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已“理解”到美国已就其台湾政策“作了所能作的最多的保证”。可是中国领导人并不满意，因为美国自李氏访问之后仍未就台湾问题作出任何承诺。中国已接受了举行首脑会晤并为会晤成功作了必要的让步，但中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台湾政策，也未降低台湾问题在中美议程中的优先性。相反中国决定在其地位改善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了强调中国的立场，在宣布中国方面愿参加纽约首脑会晤之后钱其琛说，我们并不认为这就足够了，因为一项全面的协议尚未达成。在首脑会晤之后，钱又紧接着指出，江泽民和克林顿做了正面的和有益的会晤，但这不意味着台湾问题今后就不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了。而且尽管克里斯托弗在大阪对中美关系表示有信心，钱其琛却说“分歧与矛盾”仍然“需要解决”。
中国同意举行纽约的首脑会晤是因为它已将注意力转至即将于1995年12月2日举行的台湾立法选举。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如果它想强使李登辉停止其台独活动的话。尽管中国进行了试射和军事演习，李登辉仍然无视中国的警告。在1995年9月，台湾进行了导弹试射，并在10月初进行了海陆空联合演习，内容是反敌军登陆台湾。而且，台湾坚持要求日本邀请李登辉参加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台湾领导人还密切注视中美之间的外交进展，他们强调了美国对第四个联合公报的拒绝，强调美国对中国军事演习的批评，贬抑江—克纽约会晤的重要性。中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指出李登辉在赢造有利其独立活动的岛内气氛。
二，从首脑会晤到对峙
中国以进一步升级武力的运用回应其对美外交的失败。1995年10月，在宣布举行首脑会晤不久，江泽民在高级军事官员的陪同下检阅了海空军事演习，并登舰观看了高技术的潜艇、驱逐舰演习和导弹试射。同时中国还展示了轰炸机和洲际核潜艇。演习的焦点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但外交部强调演习表现了中国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同样重要的是，江泽民将他本人同武力反对台湾独立联系了起来，突出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
10月的军事演习只是针对台湾12月选举的更严厉的强制外交行为的序幕，中国担心仅仅举行选举就将增强台独运动的国际合法性。选举也将是台湾民众表达他们对李氏大陆政策的意见的机会。考虑到李登辉最近的成功及人们心中美国支持台湾的印象，中国担心公众的乐观情绪可能导致支持独立的民进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最后，李氏还可能以选举和竞选压力为借口继续推进台独。
11月15日，即在为期两周的台湾立法选举竞选开始之前，也正值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北京重开美中军事对话之际，中国开始了第三轮军事演习。但这次北京明确宣布演习是针对台湾的，而且意在维护中国的统一，对抗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中国还宣布南京战区，而不是南京军区，将负责这次演习，表明中国已开始了战争准备。演习动员了海陆空三军，模拟了空降登陆台湾并进攻其最大的机场。演习表现了军队捍卫国家主权、保卫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能力。同时，这也是中国对所谓通过民主程序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实现台湾独立的说法的严重警告。
北京从其强制外交中获得极大满足：李登辉的国民党本以为能轻易取得选举胜利，但却只赢得两席的多数。最令人吃惊的是新党在选举中的成功，这是一个由强烈批评李氏的大陆政策的候选人组成的党。尽管该党两年前才组成，其候选人却全部当选，该党在立法院中的席位大涨。这些结果似乎证明了中国军事行动的正确性。
尽管中国最新一轮军事演习规模最大且威胁性最强，美国却应以引人注目的沉默。白宫、国务院或国防部都未同媒体谈及或在讲话中提到中国的军事演习。尽管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干涉台湾问题，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其11月的访问中还是私下向中方官员重复了美方的意见，即中国的演习是不利的。奈的访问重点是向中方通报美日同盟的加强(奈强调这不针对中国)，并表达华盛顿对恢复美中军事会谈的兴趣。当一位中方军事分析人员问及美国将对中国进攻台湾做何反应时，奈回答那取决于彼时彼刻的情形。他指出1950年美曾表示它将不介入朝鲜，但很快又改变了。除了这样一个谨慎的回答，奈并未向中国的军事行动施压。
10月19日，美国尼米兹号航母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自1979年美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的第一次。这次通过既非一个政治姿态也不是对中国领导人的警告，只是一次未公开的、为了防止坏天气造成延误而进行的航行。美国官员相信中国领导人不知道尼米兹号的通过。
至此，美行政当局对中国军事演习一直故意保持低调。在1995年夏中国举行第一次军事演习之时，美方就意识到白宫因未能信守有关台湾的承诺而引发了中美间的冲突，他们不想再对中国展示力量的企图反应过激而恶化局势，他们还认为作为“被冒犯的一方”，中国需要发泄其怒气。而且，如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解释说，美国想让台湾知道它惹恼中国的行为不是不需要代价的，因此，只要中国不以战争威胁台湾，美国就不太想起而防卫台湾。
可是中国不只是在发泄怒气，它的军事演习也不仅仅针对台湾的“独立外交”。中国还想强制美国改变其对台政策，从这方面说，美国的沉默表明它对中国的能力和威胁漠不关心，而且华府准备继续抗拒中国的要求。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美国还未得到这样的信息，即美国的台湾政策挑战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因而得出结论，下一轮军事行动应该更为刺激，并向美国显示其对台湾独立动武的决心。
台湾海峡上的强制与威慑
中国的计划因台湾开始准备其第一次民主的总统选举而变得更为迫切。3月23日的“总统选举”，不仅因为它将给台湾的主权要求增加“国内”、国际的合法性而使中国感到担心，而且还因为竞选政治可能鼓励李登辉用独立问题来寻求支持。而且，中国还必须担心彭明敏获胜的可能性，彭是直言不讳地支持台独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总统”竞选中，候选人们坚持认为台湾能够挑战大陆的威胁。李氏宣称在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他具备“处理海峡关系的能力、智慧和勇气。”两周后他又说，大陆军事演习的作用正在“消失”，虽然大陆不喜欢我们的外国旅行，但我们必须说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的军事演习。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保证将对大陆采取更友好的政策，但条件是大陆要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一旦大陆进攻台湾，台湾军队将给大陆带来沉重的损失。
与此同时，台湾似乎倾向于用美国来抵抗大陆的压力。96年1月末，台湾向媒体披露了尼米兹号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它赞赏美国国会要求白宫尽快向台湾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行为，并宣布马上要举行反潜演习。96年2月初，台北披露它接收了一艘导弹护卫舰，这将有助于台湾的反潜和防空能力，台北还宣布它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大陆更大的军事威胁。
华府似乎支持台湾的独立主张。1月6日，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克林顿政府又发给台湾“副总统”李元簇经洛杉矶过境赴危地马拉的鉴证，并坚称这项决定不与美台非官方关系相冲突。中国对这项决定表示了“强烈不满”。1月31日，白宫不顾中国的警告，又向李元簇发放了可在海地—台湾之间往来两次的签证。在去海地途中，李元簇将在旧金山和迈阿密停留两晚。而在返台途中他将在洛杉矶停留。尽管美国行政当局用了一周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却对外宣称这只是“例行事务”，不会影响美中关系。
由于对华府的行动感到失望，中国转而警告台湾不要在独立的路上走得更远，1996年1月，李鹏总理说中国保留使用武力是针对外国促进台独的阴谋。3月初，江泽民告诉全国人大，只要台湾不放弃其独立活动，大陆和台湾的斗争就不会停止。钱其琛也对人大代表指出，最大的危险是国际势力支持下的台独。
中国继续以强制外交来支持其口头威胁。1996年1月底至2月末，人民解放军在福建省集结了超过10万人的部队。中国军队部署的规模引起了华盛顿的注意。美国行政当局强调他们不相信军事演习是军事进攻的序幕，但警告北京不要采取挑衅性行为。当中国副外长李肇星于96年2月初访美时，美国官员告诉他中国不应恐吓台湾而应致力于缓和海峡的紧张。克林顿政府也发出了军事信号以回应中国的政策。2月6日，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说他还不认为中国动用其军力是对台湾的一个威胁，但他对此表示关注。同日，五角大楼报告说一艘美国海军舰艇正通过台湾海峡。次日，助理国务卿洛德告知参院外交委员会，行政当局已向北京强调指出了它对人民解放军行动的“强烈关注”。他警告说，行政当局正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并说一旦敌对行动爆发，“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2月中旬，国务院又宣布自1月26日起，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们就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评估北京的行动，这样的会议将继续举行下去。
但是中国继续推进其军事演习计划。北京的领导人相信他们必须增加筹码以使美国认识它的台湾政策的危险性。中国还想证实这样的揣测，即美对中国军事行动已很习以为常，以至它的沉默可理解为对中国行动的接受。而且，台湾似乎并未被中国威胁所吓倒。1996年1月间，台湾也进行了军事演习，加强了台对大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的抵抗。
3月4日，中国宣布将于3月8日至18日进行地对地导弹试射，而目标水域则在台湾两大港口附近，其中一个距基隆港仅20英里。经过仔细研究后，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如果目标区距台湾不够近，那就起不到反对台湾分裂势力和美国对台支持的作用。当被问及大陆对台攻击的可能性是否增加时，外交部发言人回答说：“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或外国势力介入，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1996年3月7日，虽经中美外交人员屡次磋商，中国军方仍不顾美方不要进行导弹试射的建议，向台湾附近水域发射了三枚m－9导弹。同日，国防部长迟浩田向福建人大代表解释说，中国在福建驻扎了较多的部队是因为中国面临严峻的形势，李登辉及其同伙正在徒劳地谋求台湾独立，中国必须提高警惕。3月8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评论员文章又指出：继续纵容李登辉搞台独是危险的，中国将保留使用武力反击外国干涉及其支持台独的企图；中国将全力维护国家统一；中国言出必践。
克林顿政府官员确信人民解放军没有准备进攻台湾或其外岛，也不准备实施封锁或扰乱台湾的航运，而是力图影响即将来临的“总统大选”和台独运动。如国防部长佩里所言，中国进攻台湾将是件“愚事”，中国没有力量向台湾岛发动入侵。尽管佩里相信中国有力量骚扰台湾，但这对进攻毫无意义。国务院坚称导弹试射只是政治性的使用武力，而不预示着更大规模地使用武力。而且3月7日的试射后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副外长刘华秋在华府的会谈)向美国保证中国不想进攻台湾。
但是，华府必须有所反应。中国已经漠视了美国的警告，而且它的导弹试射也已挑战了美国的可信性。行政当局确信如果美国不强力回应，北京就会对华府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的决心产生怀疑，并且将鼓励中国在未来的对峙中升级其武力行动，这将增加敌对和美中更大危机的可能性。国防部解释说，美国必须传达它要求中国和平解决与台湾分歧的决心。美国不能让中国领导人认为它已失去了对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兴趣。如国防部长佩里回忆所说， 美国必须在其台湾政策中表示军事决心。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相信若不对中国的行动作出反应，就会使美继续作为东亚事务积极一员的承诺以及美对其地区盟友的双边安全承诺受到怀疑。例如，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解释说，“因为亚太国家指望美国来保持地区稳定，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平息局势。”
3月7日，中国副外长刘华秋访问了华盛顿并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进行了预定的会谈。此日早些时候，中国刚刚试射了m－9导弹。刘华秋的访问使美国有机会促使中国停止其导弹试射。为了强化美政府的信号，克里斯托弗和佩里都参加了莱克与刘华秋的晚宴。作为国防部长，佩里传达了美政府的强硬信号，他说中国围绕台湾的导弹试射是冒失的和侵略性的，并可视作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他警告刘华秋，美国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在这一地区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决心展示这种力量。佩里说中国若继续进行试射将犯很大错误。莱克对刘华秋说中国的行动威胁了美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利益，中国应恢复同台湾合作。
不顾美国的警告，中国于3月9日宣布将在3月12日至20日在台湾附近水域进行海空实弹军事演习。中美双方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但他们各自的目标是不同的。中国有三个目的：压台湾领导人放弃其独立活动；压台湾选民投票反对独立；压美国采取更公开、更坚定的反台独立场。另一方面，不论美国可能多么反对台独运动，它的目的却是捍卫其和平解决台湾的承诺的可信性，并继续成为该地区盟国一个可依赖的安全伙伴。尽管目的不同，中美在这场对峙中都有重要的利益。
与此同时，在同刘华秋的晚宴之后，佩里认为中国的导弹试射需要以展示武力作为回应。他建议一个航母战斗群应驶过台湾海峡。但在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务院的官员磋商后，这二者都希望一种不那么挑衅性的反应，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将军也希望航母战斗群远离中国的海岸火力。佩里因而同意了一项较谨慎的方案。3月10日在佩里的办公室，中情局局长多伊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克里斯托弗，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和佩里共同决定应将两个航母战斗群调到台湾附近海域。佩里于是下令让独立号航母战斗群自琉球赶赴台湾以东海域，而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自波斯湾赶赴菲律宾海，这样后者可以在接到通知后短时间内与前者会合。佩里认为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是向中国发出信号，西太平洋的安全和稳定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其国家利益。国务院同时说航空战斗群表示了美国对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兴趣。
美国决心以保卫其利益来捍卫其可信性，而中国决心保卫其领土完整。事实上，中国担心美国航母的部署和华府保卫台湾的承诺可能鼓励李登辉继续走向台独。中国外交部警告美国，部署航母是不明智的。如果这被台湾当局视为对其分裂祖国的支持和默许，那将是十分危险的。钱外长说美国，而不是中国，才是冒失的。
3月13日，中国进行了第四次m－9试射。15日，中国宣布自3月18日至25日，人民解放军将在平潭岛进行海陆空联合演习，这里距台湾控制的岛屿仅10海里。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评论员指出，如果李登辉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或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中国将全力维护祖国的统一。
尽管中国持续进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克林顿政府确信人民解放军不会进攻台湾。在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之后，美国觉得它的可信性已得到保证。因而，除了几次口头吹嘘其海军的英勇无敌，美国再未升级其武力使用。美国继续关注中国的军事演习，台湾自顾举行其大选，结果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台湾宣布独立。
三，余波：评估强制外交与威慑外交
中国与美国在1995—96年的台海对峙中有完全不同的目标：中国运用武力以获取现实的政策好处；美国则动用武力以获取声誉上的好处。因为他们追求不同的目标，因此他们都成功了，但也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中国动用武力的代价与收益
在台海对峙之后，美国在其对台政策中显示了谨慎。尽管它没有自动拒绝发给台湾官员签证，美国却只向他们发放过境签证并限制台领导人在美的时间和活动。当美国于97年1月向“副总统”连战发放过境签证时，华府声称连氏同意不进行任何公开活动。当连的发言人在洛杉矶机场举行有记者参加的会议时，美国立即要求连战缩短其行程。当李登辉97年9月要求发给过境签证时，美国允许他过境夏威夷，但也告知不许安排与夏威夷州政府官员会晤。中国赞赏美国限制台独活动的主张。中国对后来这些签证的发放表示沉默反映了它对美国对中国利益的敏感较为满意。华府也通过其它渠道表示了它的谨慎。当台湾领导人96年3月抵美购买武器时，克林顿政府表示拒绝。97年中，被提名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斯坦利·罗斯在参院听证会上承认，95年发给李登辉签证的决定是个“严重错误”。
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影响美国有关台湾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政策方面和美中关系上获得了进展。如前所述，1996年3月之前，克林顿政府一直遵循自尼克松以来的政策，即只私下向中国政府保证反对台湾独立。它拒绝改变美国有关台湾的国际政治地位的公开政策，而且坚持要把台湾问题从美中首脑会晤的议程中排除。克林顿政府也不情愿进行美中首脑的正式国事互访。
1996年3月之后，行政当局普遍承认美中关系已被严重损坏因而需要修补。克里斯托弗1996年5月的讲话反映了美国将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置于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框架中的努力。而且，国务院的官员们现在相信一次正式的首脑会晤将有助于使美中关系回到正常轨道。在1996年7月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建议双方进行首脑的国事互访。接着，在1996年11月的马尼拉会晤中，克林顿和江泽民同意在1997年、1998年进行互访。
尽管对美国的建议感到高兴，中国仍很担心台湾问题。从1996年11月直至1997年10月的华盛顿首脑会晤，中国公开要求美国加强反对台独。1997年6月，在与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为首脑会晤进行准备的会谈中，钱其琛外长坚持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8月，钱又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表示了同样的立场，并警告台湾问题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倒退。
与1995年10月中美为纽约首脑会晤而进行的谈判相比，在1997年美国不仅不再把中国不提出美国的对台政策问题作为首脑会晤的先决条件，而且还作了以下让步：克林顿向江泽民保证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它主权国家才可加入的国际组织。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包括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接着公开确认了这些保证。尽管中国没能使美国同意将这些保证写入首脑会晤的正式公报中，这仍是美国首次公开、明确地宣称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方面也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它问题上获得了重要进展，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与过去的作法明显地决裂，向中国让步。
台湾问题在1998年为克林顿访华而进行的准备中也是议程之一。这次中国想让克林顿在中国就美对台湾独立的政策作公开声明。中国的让步包括允许总统在中国电视上发表不经剪辑的讲话，并同意了互相不将核武器瞄准对方的条约。做为回报，克林顿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公开的论坛，其间他说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1998年的首脑会晤并未产生一项书面的美国对台政策声明或第四个联合公报，也未要求美国改变其行为——克林顿的“三不”声明就美的实际行动而言并不包括任何新的东西。但这是一位美国总统第一次说美不支持台独。在中国1995—1996年的强制外交的余波中，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首脑会谈中无可争议的因素之一。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只是部分地成功了。一方面，民进党在1996年大选中惨败，结果采取了一种较谨慎的政策以吸引选民。而且，大选之后台湾立即推迟在靠近大陆的马祖岛进行实弹演习，李登辉也表示他将减少外国旅行。刚刚当选总统后，李登辉表示大量的事务使他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出国访问，他没有访美的计划。李的外交部长指出李登辉将只进行不引起麻烦的访问，他不想给台湾带来伤害。
另一方面，李登辉以52％的支持率取得了总统选举的大胜。而且，李在大选后的谨慎只是对中美对峙和中国压力的策略反应。他很快就重新开始了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其下属也恢复了过境外交。1999年李登辉获得了美的过境签证。同年7月，就在重要的海峡会谈之前，他又挑衅性地宣称大陆—台湾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的助手解释说，国与国关系已经在台湾讨论了一年多，台将不再能坚持一个中国的模式，而这种重新定位表明了台湾在其与大陆关系中的位置。由于对李登辉的行为极为恼怒，北京取消了辜汪会谈，并在福建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一再将其战斗机飞越海峡中线。
但是，中国与美国的新关系开始发挥作用。由于担心李登辉的声明将引起新的紧张，华盛顿要求李登辉调整其政策。而且，国务院表示美认为李氏应对辜汪会晤的中止负责，并希望台对其政策作出澄清以求恢复辜汪会晤。在李的声明发表后，克林顿立即给江泽民打电话，再次表示美仍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从而有效地将美国与中国在反对李的政策方面联合了起来。克林顿还宣布他下令推迟了国防部军售访问团对台湾的访问以防激化局势。在1999年9月与江泽民在新西兰会面时，克林顿提醒中国不要对台使用武力，但他也利用这个机会重申了美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并且说李的声明“使中美都面临困难”。
但是，中国成功的强制外交也代价不菲。导弹试射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力量的担心。1996年3月的对峙之后，该地区被迫加强对“中国崛起”及其对地区稳定的影响的关注。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一些东南亚国家认为台湾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及随后的地区紧张负责。而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北京的货币政策为中国赢得了负责任的赞誉。从那之后，尽管地区诸国仍对形成中的地区秩序中中国的力量有所担心，中国的声誉却并不比1996年台海对峙前更差。
中国在对美关系中付出了较大代价。军事对峙激化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和台湾政策的争吵，并且给了亲台派更大的口实。从中国对李氏访美的反应中得到教训的国会议员们变得不再那么积极地在一些潜在的具有危险性的事务上强求总统做这做那。但他们却更愿意用美国的中国政策从选民那儿获得政治分数，并进而削弱白宫。这使白宫更难于制订合作性的对华政策以及处理对台军售问题。
1996年的对峙还使五角大楼将美中在台湾的冲突视作今后最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根源。从此，计划与中国打仗就成为五角大楼的优先事项，这对军事预算和武器采购都有意义。五角大楼和国会对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兴趣，包括与台湾在这方面合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96年中国导弹试射的反应。而且，在台海对峙期间，五角大楼惊惧于美台军方交流的微不足道。自此，五角大楼就寻求与台湾在共同对付大陆的战争中进行更大的合作。这对美台军事关系及大陆孤立台湾的努力都有影响。
中国领导人知道他们的强制外交所引起的代价。但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当初采取了较不激烈的措施，中国就不能引起美国的关注，台湾的独立情绪就会继续高企，而美国对台政策就仍将鼓励台湾独立。台海对峙后不久，李总理宣称美国朝野都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个进步，因为此前美国错估了形势，认为中国不再重要了，而事实否定了这种想法。中国领导人将强制外交的代价视作影响美国对台政策和台湾选民心理的必要交换。
中国的威胁使台湾人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考虑与大陆统一，新党变得与岛内政治不再相关，而2000年陈水扁的胜利也反映了台湾对大陆威胁日渐增长的不满。对这种威胁的感受促使台湾发展同美国的政治、军事关系。因而1996年3月后中国发展两岸经贸联系和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两岸谈判都变得较前困难了。不过，中国从不指望它的对台政策能赢得台湾的民心或使台湾减少与美国的联系。这也从不是中国制定其外交政策的前提假设。相反，中国希望经贸关系将使台湾经济更依赖于大陆经济，希望威慑能在短期内防止台湾独立，而外交则可使局势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在此期间台湾则可被吸入大陆)。因此，从中国角度看，强制外交并未损及统一的前景，而的确降低了台独的动力。
美国使用武力的代价与收益
美国从其威慑外交中获得了收益。它保持了反对中国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誉，同时加强了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对美国将动用武力维持地区稳定的信心。许多中国领导人对美国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感到惊讶，这突出显示了他们对美国反对中国动武的决心的低估。这种误算不仅影响了美中关系，还影响了台湾总统选举的结果。美国的反应抵消了北京动用武力本可能有的对台独运动的限制。在台海对峙之后，中国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显著下降。中国决策者如今必须假定，不论将来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包括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美国都几乎肯定将对中国的武力措施进行军事干预。
中国对美国干预的确信加大了中国对台政策的不确定性。既然中国武力报复台湾独立的代价变得更加明显——同美国的军事冲突，因而是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的停滞以及处理国内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下降——中国开始更仔细地考量其报复措施，以减少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一些消息灵通的中国分析人员甚至开始质疑中国武力报复台湾独立的诺言，并建议一种代价较小的选择，包括政治性地使用武力。尽管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到非军事性的报复手段充满危险——包括对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可信度以及政府国内合法性的负面影响。但即使是一种对于放弃使用武力低调和有限的讨论的存在，也已凸显出美国以武力支持其威慑地位的成功。
在冷战后的岁月里，东亚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担心都显著增加。这二者一起挑战了美国保卫其地区战略伙伴的承诺。美国在1996年3月的展示武力支持了其在本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增加了亚洲盟国对华盛顿的信心。这种高涨的信心当然反应着许多因素，如美日安保条约的加强，但美国对中国动用武力的反应对于保持该地区国家对美国决心的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威慑外交的代价正与中国强制外交的代价相对应。尽管华盛顿达到了其即期目标，但美国的政策却影响了它在中国政治领导层中的形象。美国可以毫无危险地威胁中国的能力使许多中国人感到愤怒、沮丧和尴尬。美国的威慑外交使中国人记起他们在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炮舰外交”下所受的屈辱。一些中国决策者尤为愤怒的是，美国一直都获得了中国不进攻台湾的保证，但还是部署了航母战斗群。因而他们认为美国的部署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意在侮辱中国。美国政策的结果是在中国城市居民和精英中间确立了以下共识，即美国是中国的“半个敌人”。正如美国对中国“导弹外交”的反应加强了其国内反对美中合作的呼声，美国的“炮舰外交”恶化了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使得中国领导人更难以对美国的外交采取合作态度，尽管他们深知必须要避免美中冲突。
美国的威慑外交也影响到了人民解放军。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部署航母战斗群的举动增加了它对防卫台湾的保证，将美国的可信性与台湾的安全捆在了一起。他们现在确信大陆—台湾的军事冲突将迫使美国介入。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准备对美作战，这对中国的对美政策及军队的装备采购都有影响。中国增加在福建部署导弹和加速发展巡航导弹计划这类举动表明，中国知道导弹是中国可以威慑台湾而美又无法对付的唯一常规武器。1996年的对峙之后，中国开始谈判购买俄国现代级驱逐舰，该舰及其配备的“日炙”导弹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美国在未来决定干涉台海冲突之前三思而行。尽管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可能迟早会使中国部署这样的武器，但其步伐、质量和数量已经受到以下假定的影响，即与台湾的战争就意味着与美国的战争。因而可以说美国的政策对一个更有力量和决心的中国对手的出现是有刺激作用的。
最后，虽然美国威慑外交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台湾政策的不确定性，但它也使台湾更加相信不论冲突的原因是什么，美国都会介入并保护台湾。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策就一直以相当的模糊为特色。华府反动大陆使用武力，但它也默示地反对台湾挑衅性的、助长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两项政策使美国将如何应对大陆针对台湾宣布独立的武力报复变得十分模糊，这又使北京和台北都得保持谨慎。尽管华府对台湾保有极大的影响力，但现在美国更难于劝说台湾放弃其导致不稳定的外交政策。
不过，美国威慑外交的收益大于代价。美国使北京更加谨慎行事，也使盟友们对它在亚洲的角色更有信心。另一方面，不行动的代价可能更为巨大，这包括中国对台湾的更大的军事野心以及更少的来自亚洲盟国的对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支持，冷战后的地区安全秩序将受到威胁。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们相信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是为体现美国决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武力展示。正如中国必须通过导弹试射以引起美国领导人的注意一样，美国也必须使其回应措施引起中国及亚洲其它国家领导层的注意。在中国强制外交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威慑外交是必需的而且值得它所付出的代价。
结论：1995——1996年的教训
克林顿政府任内美国对台政策的摆动及1995—1996年的中美台海对峙反映出白宫对国会压力的敏感，后者又表现了台湾为其独立所进行的游说外交。行政官员不给李氏发放签证才是美国利益所在，他们也抵制了对美国台湾政策做进一步更改，但他们无法改变总统的想法。在对峙之后，白宫迅速将美国对台政策恢复到了1994年的状态。这表明美国的干涉，包括展示武力，都是不必要且可避免的。失去的机会及因此而来的代价也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了。
中—美—台关系不稳定的根源是台湾改变政治现状的努力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李登辉上台之后，寻求台湾一种新的国际角色，而这种角色必然要激怒大陆并导致美中冲突。李氏还决心利用美台关系来达到他的目标。在回应李氏这种努力时，美国虽然偏离了它与北京之间就美台关系所具有的理解，但也默示地打击了台湾试图让美国放弃“一个中国”立场及为自己确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政治地位的念头。
中国运用强制外交以迫使台湾限制其独立活动并接受中国将台湾置于其主权之下的主张。北京通过强制外交还想结束克林顿总统一段时间来的对台政策的转变，并迫使克氏回到他前任的台湾政策上来。北京明了国内政治是美国政策转变的根源，包括1992年的出售f－16事件，1994年对台政策评估及1995年发给李登辉鉴证的事件。但是政策本身而非其根源使北京感到麻烦。中国通过武力来警告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游说”的安抚不是没有危险的，并迫使克林顿政府为恢复中美关系而付出代价。1997和1998年的正式首脑互访及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声明——“三不”——反映了美国政策的变化。
1996年的台海对峙进一步揭示出美中两国是多么容易滑入冲突之中。美国对台湾的防务负有义务，但它发现自己与中国在一个对美国安全只有边缘性利益的问题——台湾的国际法地位——上发生了冲突。美国和中国在本世纪肯定仍将在台湾问题上打交道。如果它们想避免类似的对峙，华盛顿就不能让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意识形态支持削弱中美之间关系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美国也不能让台湾外交决定其对华政策。为了避免政策摇摆，未来的美国政府必须制定符合美国——而不是台湾——利益的政策。 (北京大学法学院韩丽译)
(作者单位：美国波士顿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本文原载于美国internationel security杂志2000年秋季号。作者已授权本刊发表其中文版。限于篇幅和一些技术考虑，本文注释从略。
————————————————————————————－ 虽然是说的快十年前的事情，但是还是可以看看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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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6 22: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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