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手再转一个类似的。俺说啥来着?谁诽谤波尔布特是混蛋谁就是诽谤毛延安是混蛋!谁污蔑红色高棉谁就是在污蔑社会主义!不过顶楼徐亮的正文咋就一直没下文了捏?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2/71194.html 红色高棉——“反人类罪”还是“奴隶造反罪”? 2月18日 报道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7日在金边开庭审判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由此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康克由是首个被审判的红色高棉领导人,他受到反人类罪、战争罪、预谋杀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当年红色高棉设在金边的政治集中营负责人,据称有上万人在这所集中营里被处死。目前,除了康克由,还有4名在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在押,将陆续接受特别法庭的审判。2009年2月17日的北京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还有过就此做过差强人意的问答。 红色高棉缘何受审?曰“反人类罪”。“反人类罪”何谓? 1920年8月10 日,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和约”时首次提出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则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第6条规定:“反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法律则在所不问。”这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罪名,但在两强对峙的“冷战时代” 却少见使用,只是近年 “历史终结”老美一超独霸了,这顶帽子才频频被戴在失败者的头上。 一 定罪名要看罪状。 “红色高棉”的罪行切勿论,先看看同时的著名案例伊拉克的萨达姆。布什爷俩都认定老萨储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有就查吧,查来查去,连总统府都翻个遍还未查到,英美联军还是悍然出兵。伊拉克占领都几年了,“大规模杀伤武器”还是没有查到。一个主权国家,以莫须有的罪名横遭占领,人民惨遭荼毒,死亡几十万人,变成人间地狱。入侵的策划者,不是典型的“战争罪”“破坏和平罪”“屠杀平民罪”也即“反人类罪”吗?奇怪的是,反而是萨达姆以“反人类罪”被压上了审判台判处了死刑。 可见,是否审判定罪,关键不是看“罪状”,而是看“执法”,也即“谁审谁”。 南联盟米洛舍维奇的遭遇异曲同工。其实铁托倒是“改革开放”的鼻祖,他身后国家惨遭蹂躏一再分裂,“民选总统”还被国际法庭审判,莫名其妙瘐死狱中——也是“反人类罪”! 如果赤裸裸地说:我们就是强势逻辑,谁教你失败了的!——还可以让人接受。 可悲的是,这一逻辑变成了霸权话语,买办精英齐声合唱,不容别人半点质疑,而许多人也像鲁迅当年所痛心疾首的看客现象一样麻木,未免使人感到悲哀了。 二 美国侵伊,中国精英一下子全都“做了一夜美国人”,看焦国标《当兵要当美国兵》的虔诚与激烈吧,诸公可是多年领着中国时代潮流人物啊!他们的态度告诉我们:善恶是非判断决不是一个“法制”的问题,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阶级斗争和阶级立场问题。 被压迫阶级长期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禁锢,觉悟极不容易。(中国几千年的“先富”社会,也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才真正觉醒一次,不过持续30年,“解放”颠覆了30年还要无止境地清算,即此可见就世界对奴隶觉悟的恐惧和仇视。)奴隶的反抗总是束手束脚,对奴隶主的幻想迷信难于破除。倒是积有统治经验的奴隶主阶级深知刀把子和枪杆子的重要性,他们总是在口头高唱“仁义”“人道”和“普世”的同时,在行动上崇奉“斗争哲学”,以“十恶不赦”“斩尽杀绝”对付敢于反抗的奴隶。中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老师就是蒋委员长。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残酷屠杀奴隶的,总是奴隶主阶级。“条条大路通罗马”,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6000名奴隶被钉死在的“通往罗马”大路两旁,以为造反者戒。 奴隶造反,罪有应得,那不是屠杀,是“法制”! 所以,在霸权话语和“自由知识分子” 的口头笔下,这类屠杀总是被扭曲颠倒或忘却淡化。 “蒋委员长”十年剿共中对几十万手无寸铁“赤匪”的血腥屠杀,中国霸权媒体从不提及,他们喋喋不休铺天盖地的“极左罪状”,从文革到延安整风上溯到肃AB团没完没了的“扩大化”。 二战以来美国扶植各国反动政权,通过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推翻不听话的民族民主政府,印尼苏哈托军事政变对几百万共产党人的血腥屠杀,智利皮诺切特政变杀害民选阿连德总统建立独裁政权,最为典型。这些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右翼精英”向来讳莫如深。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使俄国人平均寿命减少10岁,西方媒体也承认“十多年前因苏联政局突变而引发的私有化风潮,导致了一百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买办精英笔下只能看到对戈叶“改革”的“普世民主”的颂扬。 欧洲殖民主义者在奴隶贸易中使非洲人口损失达几千万的历史,美国屠杀印第安人接近灭族的历史,在中国精英的笔下都成了“大国崛起”的荣耀。 智者不惑,稍加对比,你对霸权话语所极力鼓吹的红色高棉“反人类罪行”云云是怎么回事,也就心中有数了。 三 封建时期每逢大的庆典要“大赦天下”,但是有些罪则不在赦免之列,有所谓“十恶不赦”,其核心就是“谋逆造反罪”,特别是奴隶造反,要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的。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被捕后,老上司冯玉祥极力求情,然而就是因为有顶“红帽子”是“共匪”,所以蒋委员长硬是不给面子,最终还是被杀害,否则,再大的罪即使是卖国,都还好说。 从“黄巢杀人八百万”到“共匪共产共妻”,一直是几千年的霸权舆论。这一霸权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被颠覆了,于是产生了《红旗谱》与《李自成》。李自成农民军破洛阳杀福王饮“福鹿酒”也是“反人类罪”之一,姚雪垠小说中用浓笔重彩翻历史案给人印象极深。这样写法也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稍后写黄巢的长篇《风潇潇》 ,即使是出自大名鼎鼎的蒋和森之手,也默默无闻匆匆而过。《风潇潇》是“转型”刚刚起步特殊过渡时代的产物,再过几年,蒋先生也不会光顾这类晦气题材了。到世纪末,不遗余力挞伐洪扬“发匪”,颂扬曾国藩李鸿章,就与跟着儒学一起“复兴”了。 阶级分野,乃是人之间最大的分野。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阶级问题。对伊拉克战争、对戈叶“改革”、对红色高棉、对拉美左转与古巴的砥柱中流……,中国买办精英一切以美国是非为是非,乃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原不足怪。是非的异同,不取决于国籍,而是取决于阶级立场! 马克思在他代表第一国际为“巴黎公社“所写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中写道: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 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种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 烂的文明啊!” 在被压迫阶级为生存做“最后的斗争”失败后,这一现象就要重新上演一遍。 四 被压迫阶级求解方史无前例艰苦卓绝,在革命斗争中犯点或“左”或右的错误在所难免。红色高棉也不能例外。特别是在南亚中东这些宗教国度里,大众的精神解放格外艰难。西藏的农奴制乃是当代仅存的最为野蛮落后的制度,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谨慎而成功地把它送进历史博物馆。然而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便如此达赖的僵尸至今不是还为资本主义“先进文化”所力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不是把它当作取代毛泽东“专制”的宝贝吗?对此,苏美两霸在阿富汗也该有过体会吧。 在西藏和平解放与改革问题上,毛泽东主席的判断和策略,坚持高度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实在是无人可及。西藏后来的麻烦实在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们右倾投降路线的结果。 红色高棉对其国情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犯了“左”的错误,历史地看也在所难免。这在《炎黄春秋》之类的口中就变成了“杀人机器”,它绝对是还乡团的妖魔化!——只要看看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恶毒污蔑就可明白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6 18:59:51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