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经验主义之谬
经验主义之谬
——评萧功秦新作《中国大转型》
范海辛 四月下旬，得到了萧功秦先生的新作《中国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如砖头般厚厚的一本书（462页，40多万字），由新星出版社出版。 萧先生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在学术圈与江湖上的名声，来自新权威主义。他可说是中国最早倡导新权威主义的几名学者之一。关于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向有“北何南萧”之说，“北何”指的是北京的何新，“南萧”则是指上海的萧先生。 正如本书封底《亚洲观察》的joseph fewsmith所言：“讲到新权威主义，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历史学家萧功秦，他最重要的观点是，未来中国政治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但并不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化和最终的民主化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必须依靠政府的‘看得见的手’”。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这30年来的经验教训，成了网络与媒体的重要话题。萧的这本书就是他站在新权威主义立场上，对这30年历程的一个总结。听说在此之后，萧对威权的研究将告一段落，今后将转向其他问题的研究。 此书中，萧对这30年来的转型（改革）重点从政治学角度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现在的政体是“后全能型的威权政体”，有五个特点： 1） 决策层的世俗理性化； 2） 经济等领域的有限多元化； 3） 意识形态上的去魅与转型； 4） 政治上的脱两级冲突化； 5） 官员录用上的技术专家化。 这五个特点的威权政体创造中国奇迹的原因——低参与、低福利与高投入（秦晖的表述为低人权、低福利与高投入）。威权压制有效防止了民众政治参与爆炸，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高腐败。对此，萧引进了“苏丹化”、“类苏丹化”的名词来指称这种将权力极端私人化的腐败。对于这种腐败的发展蔓延，萧表示了深切担忧。 下面谈谈本人的评论。有不敬之处，还望萧先生海涵。 一） 威权主义在中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我与萧先生可以说是哲学认识论光谱上的两级：他是自觉的经验主义者，我是自觉的理性主义者。我们从认识论的两个对立的极端，都得出了威权主义的结论，说明威权主义在中国确有必要性与必然性。 萧是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通过对历史实例的归纳得出这一结论的，而我却是通过对事物演变内部逻辑的分析得出此结论的。 我的论证有几条不同路径，其他路径的分析此处不赘，这里重点谈谈基于美国加州大学
perry（培瑞）教授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论证路径。之所以要提到此理论，一方面是因为萧也用到（中国是极强国家、极弱社会），但更重要的是，我的威权主义因此而与萧的观点发生矛盾。 perry先生的理论是这样的——迄今为止国家—社会关系，可用如下四种模型概括： 1） 强国家对强社会（所有发达国家）； 2） 强国家对弱社会（苏联、中国等）； 3） 弱国家对强社会（极少出现，团结工会时期的波兰是一例）； 4） 弱国家对弱社会（非洲大部分国家）。 我将perry的理论解释为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关系。我认为，在此博弈过程中，有双赢、双输与零和三种结果。其中只有强国家与强社会的博弈才会导致双赢的结果，其余三种博弈，不是双输就是零和。为何会如此？因为博弈结果的好坏取决于双方理性水平的高低，只有高水平的理性博弈才能达到双赢这个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而其余三种情况由于理性不足，因此无法满足经济学中“纳什均衡”的条件，故而后果不佳。具体论证，此处省略不表。 为了达到双赢的结果，中苏这类国家在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过渡时，一定不能先消解强国家的功能，而是要在维持强国家的前提下，使社会机能发育起来，使离开政府、组织就一盘散沙的社会形成市民、公民自治的社会，当社会强大到与国家相当时，双方的理性才会达到最高状态，只有此时，宪政民主才会水到渠成（详见拙作《威权主义为何是当下中国所必须？》首发于凯迪网 www.cat898.com“中间地带”2005/12）。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就是由于在强壮的公民社会尚未形成之前先削弱国家功能，这是一大教训。普京上台后的形势好转，关键是普京强化了中央集权。国际油价上涨是次要因素。如果没有中央力量的加强，国际油价上涨反而可能加速俄罗斯的混乱与分裂。 顺便说一句，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实行的是典型的威权政体，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弱国家对弱社会的零和、双输博弈。 二）威权用来干什么？ 这是我与萧的主要分歧。在萧那里，威权的作用只有一个——保持稳定、发展经济，而在我这里，威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与萧同，第二个是以中央威权抑制权贵集团，发展基层民主——农民建农会，工人建工会，商人建商会，学人建学会，居民、市民、村民建各种公益环保组织。只要不影响稳定与经济，政府要大力鼓励、培育社会发育。威权在这方面仅仅是抑制各类政治性团体。只有在基层社会功能经过10-20年的发展壮大，然后才能放松对政治性社团的控制。 萧的威权只有经济这个单一取向，而我的则针对中国弱社会的现状，设立了经济与民主的双重取向。我认为，我的威权政体因而比萧的更具合理性与正义性，实现了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而效率更高、副作用更低。反观萧的威权，由于缺乏价值观的指引，只能是跛足威权，极有可能跌入拉美化的陷阱之中。 为何把萧的威权与拉美化扯上关系呢？因为拉美一向盛产威权，但由于民间缺乏理性，因此总是在军事强人与暴民专制的两级中来回震荡。同样的威权，并没有导致东亚威权向民主化前进的结果。 东亚威权的成功（指日、韩、台、港、新），除香港、新加坡外，都与美国的民主价值取向压力有关，没有美国的压力，日韩台三处很难实现文化的转型，民主也很难取得成功。香港、新加坡由于没有民主压力，所以现在仍然停留在前民主的威权政体阶段。 中国没有外来的民主压力，因此自觉的民主取向的威权就成了顺利转型的关键。威权用来干什么？发展经济还在次要，用强力政治引导文化转型，这才是威权的真正作用，也只有如此，中国才能跳出黄炎培的“周期律”。 三）当下中国还不是威权政体 萧认为，有了世俗理性、市场机制及有限多元，中国就不是全能主义的极权政体了，而是后全能的威权政体了。这个判断，与学界通行的威权定义相差太远。 威权政体是介于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一种具过渡性质的政体，与极权政体的不同在于，在威权政体下，民主已具雏形——法律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与民主政体比较，民主尚不充分全面，执政党采取种种法律技术措施，使反对党无法撼动执政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中国目前虽然初步摆脱了全能状态，但关键的在法律上承认反对党这一点还没做到。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价值观的一种转变。没有这个转变，执政党的价值观就与全能主义时期基本一样，仍然秉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者坐天下”这类前现代的权力观念。现在的政体，严格说来，还不是威权政体，而是开明专制。 孙中山以“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简明地区分了从极权、威权到民主的三种不同政体，为何政治的发展会有这三种不同政体（阶段），本文试图从另一角度给出一种解释。 民主的本质有多种解释，这里我取伟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的观点。波普尔认为，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政治、言论自由，而是一种低成本的权力更迭方式。他认为非民主的权力更迭，流血是必然，不流血是偶然；民主政体则相反——流血是偶然，不流血是必然。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生存发展历史中，权力不可能不更迭。拒绝权力更迭、拒绝对统治者更换的民族，一定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现在生存下来的民族，一定已经解决了适时更换统治集团的问题，只是更换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选不选择，是一个民族生存或死亡的问题，如何选择，则是一个民族强盛或孱弱的问题。 综观历史上各种权力更迭的方式，大致可分两种——暴力抢夺与按规则轮替；或说是流血与不流血、高成本与低成本。 专制极权统治，是一种流血的、高成本的权力更迭方式，民主的则与之相反。选择民主，无疑能最大限度降低权力更迭的成本，因而民族兴旺强盛。而用每隔几十年来一次大规模的流血实现权力更迭的民族、一个周而复始治乱循环的民族，必定难以强盛。在各民族普遍以暴力实现权力更迭的时代，我们不见得落后，但别人发明了这种低成本的权力更迭方式后，我们仍然沿袭几千年来不变的流血方式，那么落后乃至被淘汰将无可避免。 从选不选择以及如何选择中，我们发现了极权、威权与民主这三种不同政体间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 极权政体拒绝选择，实际就是最坏选择；威权政体同意选择，但对于如何选择还在犹豫不决中；民主政体选择了低成本的方式。 现在的统治者在生存压力下开始告别全能体制，在统治的外在形态上也呈现出了更多的合理性。但这并未表明它已经作出了正确选择，因为它在法律上还不承认反对党存在。还或多或少生活在自已的幻想中——认为自己由于某种神圣、神秘的原因而不会犯错、即使犯错也会自己纠正、无需他人劳神。这说明，现在的统治者理性发育尚未成熟，虽然较全能主义时代有进步——懂得了利益最大化，但还不懂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未能找到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因此，不能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威权政体，实际只不过是非常接近威权政体的开明专制而已。如不承认，可以对比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新加坡。我们不难从对比中发现我们与威权政体在各方面的差距。 四）崛起中的危机 我与萧先生的另一分歧是，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与清末类似的危机。萧极力反对，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的理由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期，而清末则是走下坡路的时候，两者无法相提并论。萧的逻辑实际是，危机只会在停滞期与下降期出现，不会在上升期出现，我则认为，无论哪个时期，只要应对失误，都会出现危机，而在目前的转型关键期，更是危机高发期。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不知研究历史的萧先生怎么会忘记如此有意义的案例。 萧在其新作中有一篇《中国后全能型威权政治》的文章，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了危机问题——“中长期政治前景的展望：中国会不会发生政治动荡？” 萧的结论是：“十年内中国不可能发生导致重大政治动荡与现行体制崩溃”，“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个时期以内，更具体地说在十年左右的时期内，中国可以维持政治上的基本稳定”（引自该书p.124、125）。 为此他还列举了五个理由：1）经济发展导致人民心态温和化；2）由于“脱两极化”，左右派的意识形态都被边缘化，故出现的问题将会分散、多元，不会因意识形态而联成一片；3）统治集团内部因官僚技术化、意识形态中立化而不会因政治理念分歧而分裂；4）知识分子成为获利阶层，因犬儒化而不会与下层民众结合；5）威权体制因有全能体制的资源而对社会有极强控制力）。这里不打算对这五条理由进行分析，而是首先对其进行思维合法性审查。 何为思维合法性审查？就是对一种理论使用的思想工具在学术上是否有效、合规的审查。举例来说，在应该使用锯子的地方，你用榔头操作，不管结果如何，我可以先判你违法。再举一例：要证明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等于180°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实然归纳法——用精密仪器测量；一种是欧几里德的逻辑证明。现在中学生都知道，测量法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以经验主义的方法来预测未来，常常会测不准。尽管也有八九不离十的时候，但那多半是碰运气。多数情况下，经验的预测只能提供一个或然而非必然的结论。因为从经验归纳中得到的结论不具普遍性与必然性，而有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结论，或说具有高可信度与高可靠性的结论，只能从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分析演绎中得出，这种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先验性的特点——即使没有经验事例的支持，往往也会应验。 经验主义的方法用来预测虽然不具思维的合法性，但因其简单方便，在实践中还是经常被使用，在此情况下，必须注意一个条件——相似度。就是说，如果经验归纳期与预测期各方面的条件相似度较高、变量因素较低，经验主义的预测法也可以用，而且结论还比较有效；而在相似度低、变量大的情况下，以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不仅不具参考价值，反而具有误导作用。 我之所以对萧的这种乐观主义预测提出强烈批评，就是担心错误的预测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前十年与后十年的相似度可能比此前一百年前后的相似度都要低。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改革前30年经验对其后十年的预测，那简直就是“夏虫语冰”。 理性主义不拒绝经验，因为我们是从经验中习得理性，经验是理性的基础。历史发展往往具有相似之处，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的状况与一百年前具有很高的相似度。 章乃器先生的公子、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最近撰有一文，《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以清末历史教训善意提醒当局，不要因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而重蹈清末覆辙。 这30年的改革与清末的改革何其相似乃尔—— 都是因危机而启动改革：一个是因洋人的坚船利炮，一个是因文革后的经济崩溃； 都经历了改革挫折：一个是戊戌变法失败，一个是胡赵先后下台； 都是在挫折之后由最高领导人再度启动改革：一个是西太后的新政改革，一个是邓公的市场体制改革。 西太后的新政改革在推进到涉及皇家核心利益时被一拖再拖，邓公启动的市场改革在进入到必须实行政改时也因触及权贵集团的利益而能拖则托。 这样，百年前后的两个统治集团都面临着相同的危机——革命与改良的赛跑。清末的那场赛跑最后是革命跑过了改良，从此中国陷入了半个世纪的动荡，现在呢？ 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来预测未来，危机带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对此的分析论证可以从几条路径进行，这里只简略介绍一条。根据马克思主义定律——上层建筑必须要与经济基础相匹配，否则落后的上层建筑就会对经济基础造成破坏，形成全面、持续、系统、深刻的危机。目前深深困扰中国的问题——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盛行，内需不振，对外经济摩擦严重。凡此种种，根子就在过时的上层建筑。 萧所概括的社会不会发生危机的五条理由中的一条，因市场化而致的利益的分散化与多元化、因此危机的发生也呈多元化与分散化，这是事实，但造成危机的根源却是单一的——过时的上层建筑。今天是拆迁居民闹事，明天是某厂的下岗工人，后天是部分股民。如果政府处理这些矛盾公正合理，问题当然不会产生，矛盾也不会积累。但正是过时的上层建筑，使政府无法阻止权贵集团侵占民众利益。如果权力运用不当，总是偏袒权贵一方，民怨就会淤积，谁也不能保证这些分散的民怨不会汇总为全面性的危机。 如果只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积极稳妥推进政改、制止权力的不当运用，那么反复、广泛、长期发生的对民众利益的非法侵占就无法使民众再保持温和理性的心态，一旦到了民心思变的时候，哪怕实行最严厉的管制，都无法阻止总危机的爆发。 理性主义对未来的预测既不同于理想主义，也不同于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的预测可以非常具体、活灵活现，经验主义的预测由于经验事例的实然归纳也会具体形象。只有理性主义的预测，抽象干枯，令人不得要领。譬如对于这场我们即将面对的危机，经验主义如果说没有，那么他用枚举法列举的事实至少能部分堵住反对者的口，而理性主义关于危机正在淤积发酵的说法，只是一些抽象的逻辑，你再具体追问下去——譬如危机将在哪个领域、哪个方面首先爆发，恐怕言者将哑口无言。 理性主义只能根据已有的事实指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必然性具有抽象性与先验性——看不见、摸不着，既不能给出具体形象，又无法提供经验事例。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来表现自己，而对偶然性的预测，是理性主义的软肋，是他所根本不能胜任的。理性主义认为，能对偶然性做出预测的，只有先知与预言家。 譬如，龙卷风的发生必须有几项基本条件，当这些条件具备后，龙卷风就随时随地会发生。但，具体这场龙卷风会在哪个时空点上生成，引发其旋转的最初动力究竟来自哪只蝴蝶翅膀的扇动，这是气象学家无法回答的。 理性主义对未来危机的预测与气象学家一样，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无法对其细节给出可供操作的答案。因此，如果说经验主义的预测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理性主义的预测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萧认为大的危机不会发生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经验主义永远只能看见实然——既然到处都有空气振动而不见龙卷风发生，那么龙卷风就一定不会发生。 萧也许会非常不同意章立凡和我把清末与现在做机械类比，依他在《百年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见该书p.53-92）中的分析，导致清王朝崩溃的最直接原因，是当时各省地方权力的分权自治。而这一点，在当下是根本不存在的。 萧显然认为，经验主义脚踏实地的精神与工程师理性相结合，就能使这个威权政体炼成金刚不坏之身，从而可以避免清末之覆辙。他们的统治方法是，不从抽象的概念与应然的理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存在的问题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于可能的危机，一定要严防死守，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的做法是用枚举法列出各个领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先对危机发展的各个环节制定应对预案。这样，起码10年内，无人能撼动其统治。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经验主义的自负。其错误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枚举法不能穷尽今后危机爆发的偶然性。如果枚举法真有如此神力，我们就该建立一个诺贝尔夺奖系统工程，找一帮子科学家，用枚举法列出所有可能获奖的领域，然后砸钱、组织团队公关，争取5-10年囊括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奖，岂不美哉？中国有句老话，叫人算不如天算，面对无穷尽的偶然性与未知性，有限、狭隘的工程师理性何足道哉？迄今为止，人类所有重大发明——铁路、互联网——在其诞生10年前，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 第二点，即使枚举法能穷尽未来所有的危机可能，由此制定的应对方案也是财力无法承担的。譬如，最简单的方法是使每两个成年公民中有一人成为警察，这样岂不可以江山永固乎？ 为此，历史会提醒统治者，政权颠覆的最大危险首先是统治者自身非理性的意志、欲望，其次是其内部的至爱亲朋与权贵集团。 一个政权如果放弃意识形态、不解决基本矛盾，而是采取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方法，那是无法长治久安的。 五）经验主义之谬与意识形态 萧先生将潜心研究20多年的心得《中国大转型》奉献给社会，社会的反应一定如我所料——冷淡。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一部半成功、半失败的著作。其成功之处在于，萧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为我们准确地描述了中国统治集团在这30年中走过的道路，论证了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其存在的问题）。他既不媚上，也不媚众，指出了权威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萧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痛苦地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实际后果。但他是一位为学术而生之人，非一位以学术为生之徒，故而只能默默从事这一吃力不讨好的研究。 但萧的这20多年的研究又是失败的，因为他由此研究得出的结论、指出的路径是片面的、有问题的，是错误的。 我认为，其错误根源在于他对经验主义的不当偏好，正是经验主义之谬，造成了萧的失败。说得稍微具体一点：萧因为对经验主义的偏好，故而只认实然、否定应然，反对先验理性，最后导致他实际放弃对普世价值的追求，炼成鼠目寸光的学术视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论证萧的经验主义之谬： 1， 经验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史； 2， 意识形态内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3， 利益最大化与内圣外王； 4，内圣外王与共产主义理想。
＋＋＋＋＋＋＋＋＋＋＋＋＋＋＋＋＋＋ 1， 经验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史 经验与理性一样，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工具。经验主义不同于经验，这是一种源于动物本能的哲学，认为世界上只有通过感官经验得到的认识、或说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经验主义作为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一个基本范畴，其中还包含着许多子范畴，从主客观上分，有主观经验主义、客观经验主义；此外，象权威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唯意志论乃至神秘主义等，都可归在经验主义旗下。 因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故人类的古文明基本都是经验主义类型的不同亚种，但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有一支古文明表现出了反经验的倾向，并最终形成了与其他古文明截然对立的哲学——古希腊哲学。这种哲学基本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虽然其内部也包含经验主义学派，譬如恩培多克勒和亚里士多德，但即便如此，古希腊的经验主义也带有浓重的理性主义色彩。这是一种比其他古文明中的经验主义水平更高的客观经验主义。导致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与宇宙的产生、地球文明的出现一起，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三大谜案。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后来发展成了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形成了一种带有绝对主义的神权正义理性。中世纪的终结，起了决定作用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英国从培根、霍布斯一直到洛克的客观经验主义哲学。从此一种全新的因素进入了西方文明，使西方文明由理性主义的独翼变成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基本平衡的双翅，正是哲学上的双翅，造就了人类最伟大文明的一飞冲天。 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古文明中，中国恰与西方相对立。这是一种全面的、相当彻底、发达的经验主义哲学，而且与培根洛克的客观经验主义不同，这是一种植根于人的动物本能中的主观经验主义哲学。由此导致了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象形文字、中医与无神论宗教。 如果说西方文化崇尚的价值是“真”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崇尚的就是“实”。现代西方科学理性的输入使中国人认识到了“真”的力量，于是形成了“中体西用”的结果——求真务实。今人认为此乃至理，实际这只是一种折衷主义——真与实并非同等重要，求真是手段，务实才是目的。由于是以经验主义来整合理性主义，故而“真”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不同——有用为真，无用为伪。 中国的思想史基本上是一部经验主义的演变史。经验主义的最大功能是守成，最大缺点是阻碍创新。中国社会2000多年来的庸恒如一是令初次接触的西人最感吃惊之事，也造成了历史学家所谓的“超稳态结构”。学者尽可能找出地理、社会、经济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列祖列宗在认识论上对经验主义的偏好。 五四运动表面上看是科学民主理性对古老的经验主义文明的一次冲击，实际上是这个古文明在新形势下的一次主动选择——选择了符合经验主义传统价值的苏俄革命。 在如何开展苏俄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以本土的经验主义战胜了王明博古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的一个变种）。在1930年代，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毛有了时间坐下来学习马列的理性主义理论，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理性主义长征，这个长征从1930年代中期一直到文革结束。 毛在没有任何经验支撑的条件下，用理论演绎的理性主义方法，找到了夺取政权之路。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毛认为，马列的理性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自此，理性主义第一次成了中国2000年来的官方意识形态。萧在此书中提到的全能主义，就是建筑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政治主张。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是毛运用思辨之法臆造的一条超越列宁、斯大林的捷径。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所有的经验事实都在告诉他，此路不通，但毛以为，只要再坚持一下，拐点就会出现。然而直到他咽气，拐点始终没出现。 邓的改革是以经验主义替代理性主义的一场改革。邓的世俗理性、常识理性实际就是经验理性。他的“猫论”、“摸论”、“三个有利于”等理论，都带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整个1980年代，是理性主义周期结束、经验主义周期开始并处于上升的周期。进入1990年代，经验主义的弊病开始显露。萧的毛病在于，他只看到了经验主义的好的一面，没看到它坏的一面。 经验主义思潮下还有众多支流，权威主义是一股，此外还有实然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等，这些思潮都是不讲信仰、不讲道德的，由此为社会的潜规则提供了学理支撑。一个经验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盛行的社会，必然带来拜金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及非道德主义的泛滥。在这股思潮的裹携之下，知识界流行犬儒主义，文艺界流行痞子主义，老百姓中盛行的只能是最垃圾的各种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诸如传销、发/论工等等。总之，经验主义带来的弊病，靠经验主义自身是无法纠正的。 说到经验主义对中国社会的腐蚀，不得不谈一种另萧先生倍感疑惑的现象。萧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海外华人的价值观，他发现华人聚在一起，所谈论的话题始终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他不明白何以会如此。在我看来，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痼疾——经验主义。下面引一段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的分析—— “造成中国利己主义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主观经验主义和“务实”文化二者混合形成的一种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念。 “个人价值观念在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是基督教教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教会特别鼓励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蒙昧的中世纪，人被认为是上帝的产物，人是为了上帝而活的。如何证明你有价值？那就看你对上帝和教会的贡献如何，贡献越大，自然个人的价值越高。一个教徒如果只知索取不知贡献，即使再富有也是无价值的，更别指望死后灵魂得救进天堂了。 “启蒙运动后，个人从神的附属物回归。但这时衡量个人价值仍然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利己主义的，一种是利他主义的。西方社会不可能没有受到利己主义的诱惑，否则不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经过理性的取舍，最终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上升为了社会主流。这种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被定义为个人向社会和公众的贡献。一个科学家、军人、学者或政治家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人就会受到舆论的赞扬与追捧。商人、企业家也是如此，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首先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好莱坞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 “但是当下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反西方的，个人价值不是看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向社会的索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主要看他拥有金钱的多少。钱越多，越说明此人有本事，因此社会地位越高、个人价值也高。至于此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众人似乎并不关心。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不关注个人隐私，实际是‘务实’文化使然——只以金钱论英雄。 “为何说这种个人价值观是主观经验主义与务实文化混合的产物呢？因为强调经验、感受，所以必然是经验和感受的主体——个人主观；而务实之‘实’则要求体现价值的事物必须能为主观所感受，同时该事物必须具有单一明确的特性。对社会的贡献不是个人主观所能感受，而是社会公众的评价与认可，而个人向社会索取的金钱由于既符合易为主观体验感受、又单一明确，所以既被‘潜规则’、也被显规则所认可。 “中国人聚在一起好炫耀，这实际就是在宣传各自的价值。但是所炫耀的个人价值不是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而是向社会的索取——无非是我的财产，我子女享受的教育条件，我的情人等。即使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圈子，也是以索取的物质作为个人价值的标准。”（引文见拙作《复兴儒教还是复兴马克思主义？》首发于凯迪网络“原创评论www.cat898.com/2007-7-10） 2，意识形态内部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意识形态问题是中国转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萧在此书中有两篇文章专门分析论述此问题。但由于萧的经验主义之谬，使他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迷茫，因而导致了他的失败。萧的失败也是当局的失败，故而在此尤有必要加以讨论。 我基本同意萧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定义（详见该书p. 153－154 ）。概括起来，我认为，意识形态一般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1）官方的权威性——此权威来源于政治正确，与学者的理论比较，意识形态一般更具说教性而非说理理性，只能相信，不容质疑； 2）信仰性——来源于某种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 3）通俗性——与学者的理论比较，由于省略了深奥繁琐的论证过程，因而浅显易懂； 4）自圆其说性——这是所有意识形态最起码的要求，为此可以剪裁事实； 5）演进性与可扩展性——一种意识形态，绝非单个学者建构理性的产物，而是学者、官方、民众三方互动的产物，因而犹如市场体制的形成一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演化而成。由此也使其具有因时而变的扩展性 因为它具有这些特性，所以带来了如下的效用——1）指引效用；2）教化效用；3）凝聚效用。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高深的理论体系，老百姓是搞不懂的。我认为此说不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被老百姓接受，成为凝聚人心、稳定统治的工具。这位学者把意识形态与学者研究的理论混为一谈了，学者的理论实际只是构成意识形态这座大厦的砖头，不是意识形态这座大厦本身。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标榜性，但决不是仅仅用来愚民和欺世盗名的，它具有极强的对实践的指导性与功效性，这也是它与学者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我认为，意识形态内部实际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可分为两个部分，居于核心的是价值观部分，另一部分是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部分。 什么是价值？就是对目标、方向、前途的一种信念。意识形态具有信仰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来源于价值观。由于价值具有彼岸性和应然性，看不见、摸不着，也谈不上为实践证明，因此就带有先验性与抽象性。价值的这个特性只能靠信仰来解决。 我们常说某事物有价值或无价值，这实际是一种功利判断——某事物值得或不值得我们花精力去争取，其中暗含的预设就是实现该事物会给我们带来好处。譬如，自由是一种价值，因为自由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益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也分别是一种对立的价值，不同的信仰者认为自己信仰的价值能带来好处而相反的价值只能带来祸害。但是，死亡、贫穷、奴役，这些负面的东西不是价值。 每一种价值观都会自然地衍生出实现此种价值观的一套方法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当然就是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些基本方法。 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即以二者的统一性而言，所有的价值，都具有目标与手段的二重性，所有的方法（手段），也具有这样的二重性。譬如作为终极价值的民主，就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再专制的独裁者，也懂得利用民主的工具性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科学显然不是终极价值，只是实现价值的工具，但在某种条件下，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性还表现为二者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没有方法论的价值观是无合理性的价值观，因而是不现实的；没有价值观指引的方法论则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就像离开人而存在的机器。 再以二者的对立性而言，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对立性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是所有政治家经常面对的矛盾。譬如我以仁义为价值，但遇到邪恶势力，你该怎么办？作为实际操作者肯定要以非仁义的方法来消灭邪恶，否则自身难保。但这样一来价值就与手段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是政治家与学者的任务。 价值有何用？价值本身就是目标，如果问“幸福有何用？”会被人认为是个愚蠢的问题。但价值不仅仅是用来享受的，价值具有所有工具均无法提供的最重要的功能——类似灯塔的指引功能——消除迷茫，指引方向。忽视意识形态的指引功能，只追求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这是经验主义的最大弊病。 为何这么说呢？为何我们需要某种先验的东西指引呢？难道我们不可以通过“试错－反弹”这种“摸石头过河”法逐步达到彼岸吗？ 萧竭力推崇的“摸论”在我看来，就是机会主义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战略，是一种循阻力最小途径前行的方案。萧认为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方法能够引领我们到达彼岸，但他如何能保证他的彼岸不是泥沼呢？ 理性主义的另一表述是利益最大化哲学。利益最大化就是一种价值，并且是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都不会拒绝的目标价值。那么，什么是利益最大化呢?我认为，这就是某个社会共同体意志最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所谓的方向（人类各个共同体发展、演变的目标），无非是两种——利益最大化与最小化。拒绝方向、沿阻力最小途径前行，脚踩西瓜皮，这是利益
最小化。而以利益最小化为方向的共同体，一定会走向沉沦与堕落，在历史长河中湮灭。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否认试错法，但试错法所谓的摸石头过河必须是在有着明确价值观指引、有着方向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否则就是利益最小化。 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呢？这就取决于意识形态——既取决于价值观的正确，也取决于方法论的正确。没有二者的同时正确，就没有利益的最大化。 依价值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对错及其后果，基本可概括出如下四种模式： 1） 正确的价值观与正确的方法论——导致利益的最大化； 2） 正确的价值观与错误的方法论——起步即遭挫折，但可通过自身的变革，修正错误而后达到利益最大化； 3） 错误的价值观与基本正确的方法论——初期效果明显，继而灾难重重，而且自己很难纠正错误，只有在外力的推动、强制下方可能走出灾难； 4） 错误的价值观与错误的方法论——永远的折腾，反复的振荡。 第一种模式，如先发国家英美法；第二种模式，如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国际等；第三种模式，如德意日、苏联等；第四种模式，所有的后发国家。中国属于哪一种模式呢？肯定不是前两种，只能是第三或第四种。 如果我们忽视意识形态内部的结构，把意识形态视为一浑然整体，面对第二与第三两种模式，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这一点，在经验主义者身上最为难免。 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指未经列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第二种模式。作为讲究实效与实用的经验主义者，一看这种理论缺乏可行性，马上就会判断——此法无用，或是弃之如敝屣，或是束之高阁。就像我们常说的，倒洗澡水时，把小孩与脏水一起倒掉。而对于第三种模式，对于这种“看上去很美”的陷阱，经验主义者由于笃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然会视之如甘贻，非到头破血流，绝不放弃。 从上述的四种模式中，我们发现，价值观的作用似乎大于方法论。在我看来，二者的关系可以比喻为“道”和“理”。我们常说的讲道理，实际就包含了价值观与方法论这两部分。道——为人类社会的应然法则；理——为社会与自然界的实然法则。我们常说的道义、道统，指的就是价值观。老师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中，传道是第一位的；授业，具体知识——“理”的传授，是第二位的。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关系，还可以比喻为“体”和“用”的关系。“中体西用”就是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价值观，以西方的科技为方法、手段。 道、或说是价值观，解决的是方向问题，大方向错了，即使方法正确，反而更危险。因为方法论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方向错了，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反之，大方向正确，方法论不对，可以通过经验与理性的途径，找到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原因。 工具理性靠的是逻辑与经验，价值理性除了逻辑之外，还有信仰。人类为何需要信仰，这是经验主义与狭隘理性主义所无法理解的。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总有经验与理性都不够用的时候，信仰能在斯时给与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么价值观与方法论的本质又各是什么呢？方法论的本质是社会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具有实然性、禁令性的特点。它会告诉我们不能干什么。譬如，你不能造出永动机，你不能长生不老，你不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拒腐蚀、永不沾”等。但是“理”，或说这些自然、社会的规律，永远不会告诉我们应该去干什么。只有价值观能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 “道”的本质与“理”不同，它不是一种实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应然性的东西。或说是人民的意志、人心的向往，具有抽象性和先验性。因而，用实然的归经验纳法，我们永远归纳不出“道”来。“道”既然是人民的意志，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但基本不会告诉我们具体如何去干。 萧虽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主张意识形态的创新，但他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是没有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在我看来，萧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灵魂的意识形态。萧在潜意识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传统的价值观只会导致“政治浪漫主义”，因此是非常有害的。 他在前面提到的未来十年无危机的五点原因中，把这种摆脱了价值观束缚的意识形态作为威权政府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第二点原因中，他认为“脱两级化”（指自由主义与毛时代的极左思潮）与“意识形态信仰受到了中国现代化引发的世俗化过程的瓦解”，“人们对政府的诉求只要不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因而，问题就会呈多元、分散的状态发生，“不会因意识形态动员而连成一片”（引文见该书p.124）。 在第三点中，他认为由于领导层的专家治国以及专家意识形态的“中立化”，因而不存在领导层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反差”，因此领导层不会分裂。 在第四点中，他认为“由于知识分子已经温和化与非意识形态化”（p.125），因此知识分子不会用意识形态来鼓动民众造反。 从上面所引的三点来看，萧的非意识形态化、非价值化的实用主义倾向已是呼之欲出了。萧作为自觉的经验主义，十分赞赏理性主义的工具理性（工程师理性），厌恶理性主义的先验价值理性。由此导致了他的“无道化”——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可以不受任何道德价值的羁绊束缚，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道之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乃天下至理。这个非价值化的“无道之邦”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利益最大化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实践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无疑是中国宗法社会（习惯称“封建社会”）或中古时期大河流域农耕生产方式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除了教化（愚化）被统治者、用来骗人（以取得法理上的合法性），还起到了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实际作用。 此说有如下两点事实证明： 1）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流传2000多年未曾中断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在此期间面对周边民族的多次冲击而未溃散、且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约4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 2） 明清时代的中国gdp可能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强，西方世界发现新大陆后掠取的白银在鸦片流入中国之前，尽数流入中国（详见贡德 弗兰克《白银资本》）。前工业文明的诸种生产方式中（采集、狩猎、游牧、农耕）只有农耕方式生产力最强大，而农耕方式中，又以大河流域为最，而世界几个著名的大河流域农耕文明中，中国又为翘楚，使生产力达到了生产关系所能允许的极限。 上述两点如果不叫利益最大化，那世界上就没有利益最大化了。 假若我们的列祖列宗没有选择孔孟之道为主流意识形态，而是选择法家、墨家、老庄或佛教、伊斯兰教甚或基督教，那是难以达到如此辉煌的发展规模的。萧的“脱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并非什么新发明，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理论——法家—一种极端化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学说。 萧在此书导言中引用了严复的一句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句话集中体现了经验主义之谬。制度怎么能没有美恶呢？人类在野蛮时期，没有价值观念，当然也就没有美恶之分。但进入文明时期，美恶价值观形成之后，再来这一套，那就是历史的倒退。制度的美恶，是共同体方向的选择，方向错了，那是最大的错误。严复当时秉持此观念还情有可原，但历史过去了百多年，我们不能还停留在严复时代。 沪上曾有另一学者批评老萧，说老萧搞来搞去还是严复章太炎那一套。萧的辩解是，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严复章太炎相同。但相同的问题为何过了100多年还没解决，这一点，萧的深思不够，实际上我们后来的选择并没有跳出严复的窠臼——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的辉煌，但是历史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老一套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不行了。工业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理性主义文明，这是一种我们从未遇到过的文明。说到西洋文明的冲击，自严复那一代国人始，就认为是坚船利炮的冲击，但秦晖先生指出，这种传统的说法不对。秦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多次面临北方少数民族强大的武力冲击，但儒家士大夫从未对此感到恐慌，也不认为中华面临史无前例的变局。而在清末，面对西洋的冲击，李鸿章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为何？秦先生认为是洋人的道德，实际不对，令李鸿章等人畏惧的是洋人比我们崇高的价值观 。 中国儒生向以道德高尚而傲视蛮夷，李鸿章与洋人近距离接触后才发现，洋人在坚船利炮后面还有更令人生畏的价值观。在洋人面前，我们实际是蛮夷。但价值观的改变是文化的转型，这无疑是灵魂的革命，是非常痛苦的，中国儒生能否实现这一转型，李鸿章并不知道，所以才发出上述感叹。 这一点，作为专治中国近现代史的萧先生，应注意。 面对着革命化意识形态对市场机制的顽强阻挠、抵抗，萧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厌恶心情可以理解，而且正是由于冲破了过时的意识形态樊篱，才有了改革开放今天的成果。但是，萧由此滋生出的意识形态无用论、有害论的倾向却是错误的。 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言，虽然我们不都是哲学家，但每一个人实际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不过有的是好的哲学，有的是坏的（大意）。同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无非是好坏而已。 我们平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剩余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际只是其露出水面的冰山的那一部分，是实现其价值观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与当今的普世价值基本契合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因为在其当年活动的新教文化世界里，这套价值体系基本无人反对，因而无需专文论述。马克思的价值观并不因此而深藏不露，而是是时时处处体现在其文章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中，因为这是他一生奋斗的出发点与归宿。马克思的错误与局限性主要在于其方法论而不在价值观。
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混合物，列宁主义有重大错误，无论在价值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有根本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不同，她是成长于新教文化土壤上的一种理论。所谓新教文化，是一种个人主义加理性主义的文化；而列宁主义是成长于东正－萨满教文化土壤上的一种理论，这种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加非理性主义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优秀的、先进的，在方法论上也非全盘错误，而是局部错误，是瑕瑜参半、瑕不掩瑜的。特别是他站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批判，对当下中国重建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的这一价值立场却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诬蔑为西方中心主义。 马克思的价值观继承了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开启的个人主义传统，他主张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前提，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共产主义的应然状况。他并未否认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更没有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价值观念，只是以独断论的方式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无法真正实现这些普世价值。他认为，只有他的那套科学的方法论，能一劳永逸地实现人类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上述普世价值。 马克思之所以会产生出上述的价值观念，还与他青年时期所处的具体环境有关。马恩二人的对手，就是威权主义的鼻祖——俾斯麦专制政府。此一时期正是德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崛起之时，俾斯麦实行的是比英美法更为严厉的资产阶级专政。因此秉持普世价值的马恩二愤青，必然要与坚持“德意志特色”的普鲁士政府发生冲突，最终成为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 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所作的辩护要说明什么呢？说明普世价值的作用——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欧美发达国家以这些价值构成的意识形态，的确实现了民富国强的目标。而反对普世价值的普鲁士政府的铁血政策，后来的确让德意志民族走了大弯路。 如果普世价值观只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区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地区没有成功之例，那么这种价值观的普适性就值得怀疑，但这个价值观在东亚儒教文化区的日韩台相续成功有力地证明了她的普适性。 目前中国思想界的确如当年的普鲁士一样，存在着一股以民族特殊性来抵御普世价值的反动思潮。萧力主的权威主义学说从经验主义实事求是的立场出发，证明了威权政体在当下中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由于他未能认识到普世价值对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指导作用，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汇入这股打着保守旗号的反动逆流中去。 中国现在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创新，一种是方向上、战略上、价值观上的创新；一种是战术上、方法上的创新。前者解决的是方向目标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今后究竟朝哪个方向走？后者是解决如何能达到这个方向、如何在这个方向上走好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不需要战略方向上的创新，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与东亚的先行者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继续以特殊性来对抗普世价值，那就如网友所言——河上有桥他不走，偏要下河摸石头。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方向战略上的创新，而是战术上、具体方法上的创新——如何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针对中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从开明专制经威权主义向宪政民主前进的道路，否则中国就有可能重蹈清末或德意日当年的覆辙。 3、利益最大化与内圣外王 经验主义的最大之谬在于，基本没有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经验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守成式的哲学，是弱者而非强者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不相信主动的、自觉的开拓能增进利益，它总是满足于保住既有的成果，对于外部世界、对于未来，总是充满迷惑、疑虑与不安。它不会有信心地去冒险、去开拓、去策划，遇到挑战、危机或问题，总是以试错－反弹的方式来应对。 马科斯 韦伯在比较西方新教的入世主义与东方儒教的入世主义时指出，西方的新教徒以理性来积极地宰割世界，东方的儒教徒只是以经验消极地适应世界。 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主义提出的口号，经验主义对此一般不会反对。但是对于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并无良策。萧先生作为一个自觉的经验主义者，可以说把经验主义对此的态度，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他积极地论证了后全能主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力图实现国家民族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又指出，唯有试错反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萧在书中指出：“试错模式就意味着不应该有先定的模式与蓝本，也不应先验地以某种概念为标准，来制定中国的民主发展计划。其基本路径应该是，以解决直接面对的问题为主，通过‘就事论事，点滴改良’的方式，来解决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 “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排斥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精神，但它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定创新。”（引文见该书p.226） 对于问题的出现缺乏预见性，对于问题的处理缺乏前瞻性，对于问题的解决缺乏全面性，这是经验主义试错－反弹法的弊病，老百姓形象地将此法比喻为“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这种急就章的方法连利益最小化能否保住都不得而知，遑论利益最大化了。 利益最大化是理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狭隘的利益最大化方法是“两高两低”——利润率高、成功率高；成本低、风险低。要把握这“两高两低”，事先一定要有充分的谋划、计算，决不能以摸石头的办法乱来。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都是理性的工具，经验与理性也都是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存在某种工具、某种理性优于其他的定律。 20世纪最重大的思想事件，就是经验主义的演进理性战胜了理性主义的建构理性——市场经济战胜了计划经济。于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被一些人捧上了天，理性主义的方法则被打入了深渊。在如何谋划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上，摸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成了最好的方法，而建构理性则失去了思维的合法性，“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几成了这些人的座右铭。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观念，应该批判。 萧认为，牟取利益最大化不能有先定的模式与蓝本，不能以先验的概念为标准，只能靠试错反弹，就事论事。这是萧与我的最大分歧。我认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定要事先有方向、有计划、有大致的蓝本，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正确的价值观与正确的方法论。我与萧，究竟谁是谁非，请看下面的分析。 先主席毛泽东在其晚年，以自己一生的革命经验告诫其同僚——“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是思想路线？唯心唯物或经验理性，这是思想路线。如何检验思想路线的正确性？那要看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正确，那就证明思想路线正确。毛的此言，是针对林彪提出的“政权决定论”的。林在文革初期有一个著名的519讲话（1966年5月19日），其中提出“政权乃镇压之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的荒谬观点。之所以指其荒谬，是因为林无法解释当年中共手中无权，最后却夺得天下的事实。 毛的这一告诫，是经验与理性的结合。毛何曾不知“摸石头”的方法，只是此法代价太高、太过被动，是血的教训唤醒了中国革命者，干革命一定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引，要首先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因此，萧的试错法，至少是不符合毛的经验的。 我们的老祖宗也根据历史经验，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方法，“外王”是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称王与称霸是不同的，霸者，并非是利益的最大化，称霸靠的是硬实力，人家对你是口服心不服，是不可持续的方法，因而有可能是利益的最小化。我们的祖先憧憬的利益最大化是使被统治者心悦诚服，万方来朝。做霸王实际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你的每一分利益都要靠暴力得来，你不打，人家就不给你，即使迫于暴力给了你，今后你还要提防人家的报复。由于报复无时无处不在，这个提防是要花很大成本的。所以我们的祖先认为，利益最大化是王天下，而非霸天下。 王天下靠的是软硬实力，如何提高软硬实力呢？孔夫子认为应该心怀至圣理念——内圣。后儒总结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这一套通过自身修行的神秘主义的做法在农业社会是可行的，也确实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在人类进入工业与后工业社会时，“内圣”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但内圣外王之道，并未过时。依萧先生的试错－反弹之法，我们不是不能强大，但由于拒绝普世价值的指引，极有可能会走上“内邪外霸”的道路（实际情形可能很复杂，“内邪外霸”只是在硬实力强的情况下发生，如硬实力不行，走向外媚内压也不是没可能）。 4、内圣外王与共产主义理想 如何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呢？当然不是回到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老路上去，而是旧瓶装新酒——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平台，整合人类优秀文化，实行一元为主、多元共存，重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利益最大化。 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复兴被教会歪曲阉割了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让人们看到一个人权而非神权至上的古代社会。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让中国人看到一个与列宁主义大异其趣的真实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罪恶的代名词，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自然阶段，这个阶段既不能跳过去，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苏联的崩溃说明，当今仍然是被马克思揭示了基本规律的资本主义时代，不是列宁胡诌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仍然具有进步意义。我们在资本主义时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要跳过这个历史阶段，而是在其基本框架（市场体制与资本主义法权）内选择了一种更具人性的社会政策（节制资本）。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著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发展的三阶段论，这显然是为了综合西欧与东方的不同历史发展路径而提出的。他指出，资本主义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人对人的依附（依赖）；第二阶段是人对物（资本、货币）的依附（依赖）；第三阶段则是人摆脱了依附状态的共产主义。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引自《马恩全集》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62年版p.104） 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在于，它以人对资本的依附取代了人对人、人对权力的依附，实现了人的相对独立与自由。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终极价值，实际只是在资本主义这个历史时代是如此，在废除了这种生产关系之后，这些价值也会随之扬弃。 这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价值，在当代中国的作用就是要消除“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权力私有、财产公有，以人对资本的依附取代人对人、人对权力的依附。通过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克服人对资本的依附，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仰是我们的终极价值，而且是与资本主义的终极价值相传承、不矛盾的价值。相比之下，列宁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的价值已被历史淘汰，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才能指引中华民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经验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主义未经实践检验，只是乌托邦，不是真理，如何能作为真理来信仰呢？这里，经验主义者往往没搞清楚信仰的对象与功能。真理是我们的信仰对象，但不是信仰的全部对象。我们信仰自由，自由不是真理，只是一种价值。我们信仰真善美的东西，真理只是我们信仰中的一元，不是全部。 萧可能不知道，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除了有建构性的定义，还有演进性的定义，从这演进性的定义出发，共产主义并非是一种遥远的价值，她也可以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马、恩在首次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是这样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定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引自《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72年版，ｐ40）不久，（1847.10-11），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以问答形式对共产主义作出了类似的定义：‘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见《马恩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58年版，p357） “马恩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显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理解大相径庭。马恩在这里对共产主义所作的定义是抽象的、原则的、否定性的。所谓否定性定义就是对共产主义是什么不作正面的、肯定性回答，而只回答它不是什么。从上述的两个定义中我们似乎可以将马、恩的原意概括为共产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一生都在宣传共产主义，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定义十分谨慎，除了出于论战的需要而被迫对共产主义作肯定性、原则性的定义外，一般不对共产主义作具体描述。譬如，当时有的资产阶级学者从浅薄的‘人性论’出发，论证自私为人的天性，而马克思的灭私的共产主义因为不符合人性，因此必然无法实现。对此，马克思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人的‘自私’只是人的社会性，而非人的生理天性。这种社会性来源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在论战中，马克思之所以回避对共产主义作具体的描述，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有待实现的事物，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对之所作的任何肯定性定义都只有或然性而不具必然性。为避免柏拉图至近代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唯心主义错误，共产主义者只能从存在的事实出发对共产主义作否定性的定义。虽说任何肯定都是否定，任何否定也都是肯定，但肯定所要求的事实现在还不存在而否定的事实却是现成的――资本主义的罪恶。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一种科学的否定，因而是一种真实的、有效的否定。这与封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不同。资本主义来到世上后，一直受到两股力量的否定，一股是封建主义力量的否定（包括地主与农民的要求不同的否定），另一股是来自其体系内部的工人阶级的否定。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在早期往往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只在它成熟以后才表现为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否定显然是无效的、虚假的否定。而其中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更是一种历史的反动。自列宁以降，我们对封建主义的这种否定一直缺乏应有的警惕与批判，所以才有波尔布特和北韩那种在共产主义名下的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之所以是科学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是因为这种否定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充分肯定基础上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才揭示出这种生产关系的痼疾――贫穷与战争。 “共产主义的美好是彼岸性的，而资本主义的罪恶――贫穷与战争则是此岸的。如果对共产主义只作肯定性的定义，则共产主义必是彼岸的，所谓无产阶级的解放也就成了传统的救赎；只有对共产主义作否定性的定义，共产主义才能立足于此岸，这是马克思之所以如此对共产主义定义的原因之一。 “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有一句名言，‘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运动才是一切。’此语一出，德国社民党内舆论大哗，虽然事后伯氏百般辩解，也无法抹去他为此语留给世人的机会主义印象。 “近百年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顾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发出了‘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进步才是一切’的呐喊。 “这里的‘目的’指共产主义，‘运动’，在伯氏的语境中指当时社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实际是指工人运动的利益。 “伯氏关于终极目的与现实运动（利益）之间的见解是机会主义的吗？ “否！伯氏的这一见解正与马、恩对共产主义所作的否定性定义相吻合。伯氏不曾料到，他不经意间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运动（利益）是绝对的，目的是相对的，运动（利益）高于目的。这是第一层含意。第二层含意为：运动（利益）是目的之母，它不仅创造了目的，也规定并实现着目的。运动、利益与目的的关系，实际是辩证法中过程与目的的关系。辩证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过程与目的的辩证关系中，更看重过程的作用。过程是这一对矛盾的主导方面。”（以上引文见拙作《讲道理》p.166-169） 从上述的对共产主义否定性定义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的逻辑——人民的利益决定了我们的价值与信仰，价值与信仰又指引、规范着我们的实践。萧的错误在于，只要实践，不要价值与信仰的指引。他不知道，价值与信仰虽然具有先验性，但它们是被现实的利益所决定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中国转型期的矛盾实际也可以表述为抬头看路与埋头拉车之间的关系，萧的主张是，只要埋头拉车，不该东张西望地抬头看路。 之所以要以内圣外王的方式重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愚意为强调理性主义的重要性。内圣，指的是价值的崇高性，崇高性只能来源于普遍性与必然性，如果是只是以一段时期的工作目标为价值，“各领风骚三五年”，那是无法占领道德的制高点，也谈不上内圣的。因此，单靠经验主义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为平台，整合经验主义的思想资源，才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形成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并以内圣外王的方式完成现代化的转型。 以上批评，错讹在所难免，望萧先生能不吝指正，以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20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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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最近也是一堆小白ff们成堆的地方，难得有这样的有质量的长文，贴过来自己有空慢慢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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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11 22: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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