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西伯利亚出兵，死了5千人，花了9亿多日洋军费，什么好处都没有换来。 也不能这样说，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分对谁说。对田中义一可有好处，这位被大家都看好要当元帅的大将，突然说他要转预备役了。日本的元帅不是军衔，而是一荣誉称号，进了“元帅府”议事，那就是元帅。像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你可以叫“东乡平八郎元帅”，但要是写出来的话就必须是“元帅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别扭？所以老冰觉得好象用一个大清朝的称呼更合适：“元帅府行走”。大将65岁就得退休，元帅则是终生制的，当了“元帅府行走”就可以终生在军中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既然这个“元帅府行走”这么好，为什么田中义一还要放弃呢？ 嘿嘿，说起来这还是田中义一的一种“献身精神”呢。他要牺牲自己的元帅称号来为军人换取更大的空间。他脱了军服准备去干嘛？去政界混。去政界混的意思并不是仅仅想当总理，就田中义一当时的地位（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两任陆军大臣），这个总理迟早是他的。那他还想干吗？想当政党党魁。很简单，当时已经是政党议会制了，而那些个政客们时不时要唧唧歪歪一下，什么他们都要插嘴。妈妈的，当年老子打江山时他们在哪里？田中想想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去当他们的老大去。就这样1925年田中退出现役，去立宪政友会当老大去了。 这个“立宪政友会”也不是小帮会，那是伊藤博文“亲手缔造”的政党，怎么说说就给他田中当老大呢？田中没空着手去，带了三百万日洋的见面礼。这三百万日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这么说您就知道了，1945年当时日本陆军大将的月薪是500日洋。300万是一个陆军大将500年的工资。有这么多钱，甭说来当老大了，来当老大的爹都行。 且慢，他田中大将怎么能有500年的工资来送礼呢？他们家是财主？不是，他爹只是给藩主抬轿子（日语叫“驾笼”）的轿夫，苦出身。就算是他爹是武士的话，也没钱。日本的武士阶层虽然是统治阶级，但在经济上是很贫穷的。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士农工商”的最下层商人手里，武士过不了日子了，就去问商人借钱。有时候看看日本的武士们也够呆的，怎么就想不出“增税”出来。什么“遣唐使”“遣隋使”的派了那么多，真正的精髓还是没学到啊。 那么田中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黑来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陆军机密费花掉36万9千日洋，日俄战争花去320万（里面明石元二郎一个人就用掉了快一半去搞革命）。而这次的西伯利亚出兵，陆军居然用掉机密费2400万日洋！其中寺内正毅内阁用掉340万，剩下的2000多万全是原敬内阁用掉的，原敬内阁的陆相就是田中义一。现在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了吧，慢说300万，就是政友会狮子大开口，再多讹田中大将一点，也没问题。 俗话说“财不漏白”，这位退役大将如此大手大脚，就不怕别人戳脊梁骨？ 不但有人戳脊梁骨，还有人公开站出来和田中叫板。谁？一个很有趣的人物，著名的反军派政治家中野正刚。这位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又野又刚，在众议院全会上就把陆军机密费问题和田中义一给政友会的“彩礼”给捆在一起提出来了。这一下舆论大哗，第二天（1926年3月5日）的东京各报的头条都是这条丑闻。 这下田中要倒楣了吧？没有。50年后的田中（角荣）是一见了报就倒了楣，但这位田中（义一）他运气好，谁让他早生那么多年呢？当时的陆相宇恒一成（后出任过首相，以“宇恒裁军”而出名，以后还要谈到他）挺身而出，捍卫“陆军的威信”。宇恒在3月6日的预算总会答辩时指天拍胸：“陆军的军纪严明，机密费的会计手续是有点小问题，但是说有人贪污则是荒唐无稽”，接下来政友会又在3月11日提出国会决议说：“中野正刚议员在神圣的议院用荒唐的言词挑动国民，紊乱军纪，废颓士气。实为模仿苏俄共产主义者，企图离间军队和国民的非行，应该深刻反省”。 就这样，政党和陆军的吭瀣一气，把日本拖进了堕落的深渊。从此以后，批判军部就是“破坏军队的威信”，就是“企图破坏国体的共产主义者和乱臣贼子”。 老冰在这儿举中野正刚的例子只是说明当时政党和陆军的狼狈为奸，并无歌颂中野正刚的意思，可不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么一回事。这位中野正刚其实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法西斯分子，极其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在日本实行强权政治。他的话你可当不得真，因为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下一句是想说什么。 一年后的皇姑屯事件，关东军谋杀了中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中野正刚立即挺身而出，指责田中义一实际上是犯人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后台。这句话有点勉强，说田中义一是河本大作的后台不一定对，但中野正刚指责日本陆军谋杀他国大元帅，是一种卑鄙的犯罪这点是完全正确的。看中野正刚这时候的言行你肯定会觉得他是可爱的和平天使了。 可是两年后的“9.18”事变时，这位又跳了出来，这次不是批判了，而是转了一个180度的弯，鼓吹“立即承认满洲国”，宣称“极其崇拜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此后一直右倾，身穿黑色党卫军制服，到处宣传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一次在早稻田大学作讲演，大谈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个大学生们给煽动得都报名去当兵，当时叫做“学徒出阵”，结果大半就回不来了。 大家都恨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嘿，中野也不喜欢东条英机。理由是“国家不会因为经济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败战而灭亡。国家只会因为领导人缺乏自信，民众不知所从而灭亡”，和大家的理由不一样。他认为东条没有自信，发动倒阁运动，要东条下台。 但是太平洋战争时候的军部已非柳条沟事件的军部可比。你敢反军部，肯定让你讨不了好去。这不，特高（特别高等警察）就来找他喝茶来了。喝了一杯茶，让他回家收拾一下行李，这位回了家就切腹自杀了。 中野的切腹自杀并不是“以死抗争”的意思，他的自杀在更大意思上是保护天皇，怕那些无法无天的特高们把祸水给引到天皇那儿去了。因为他和好几个皇族走的挺近，真被特高一逼供，那还不得老老实实全招了？三十六计死为上，死了死了吧。 话又说回来了，军部从中野正刚那儿把田中义一给保下来了，可是还有另一拨军人正忙的热火朝天地为田中义一赶着挖坟坑呢。谁？关东军的参谋们。
上年纪的日本人常会把遇事不请示汇报，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叫做“关东军”。时不时能听到这样的怒吼：“为什么自作主张？你是关东军啊”，可见关东军自作主张（用日语来说叫做“下克上”）有多大名气了。 有人会对这个“下克上”有疑问：“日本人不是最讲服从的吗？怎么会有这个‘下克上’呢？”这个所谓的“下克上”，并不是指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象咱们原来的国营企业似的。而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就是较低社会层次的人从军事上，政治上打倒社会层次较高的那些人。这个词主要用来描述日本的战国时期的历史，象“公家”被“武家”夺了权，“将军”被“管领”夺了权，“守护”被“守护代”夺了权什么的。 那么在描述关东军参谋们是怎么用上了这个词呢？原来国策是由政府所制定的，军队只不过是执行国策的工具。而关东军的参谋们则把这个关系给倒了过来，他们制定国策，然后就干了起来，再逼迫政府承认，如果政府不肯承认，就施加压力，甚至倒阁。到最后东条英机那儿，干脆军部就把政府给占领了，你看他一身兼任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还有参谋总长，估计这官当的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的呢？原因很多：统帅权的超法度的存在，军部大臣的现役制，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主流知识文化界的堕落等等都是原因。但这时候还得加上新的原因：军人地位的空前底下。 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比如说“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一战以后的和平潮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当时（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五分之一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连队（团），一个高炮连队，两个航空连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连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但是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为什么？首先，裁下来的四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军训教官。您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们吃闲饭？哥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希罕这个。日本陆军们不太欢迎坦克之类的新式武器，除了前面所说的迷信精神万能之外，日本陆军的组织构造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陆军最强的组织是连队（团），因为除了近卫师团外，其余的师团的连队都是所谓“乡土连队”，在连队里谁都得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放个屁就臭回家里去了。连队长（团长）可是当地一大土豪劣绅，就是在太平洋战争最后的日子，你要是认识连队长，照样“召集书”不会寄到你家来。怎么样，够牛B吧？ 连队长们可不喜欢坦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马。坦克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造坦克是工厂的事，定购坦克是参谋本部的事，坦克的燃料也是统一供应的——没有猫腻。而马呢？马的饲料可是一笔大买卖，在哪儿买，买多少，里面猫腻大了去了。当上了战车连队长是没有办法，普通连队长对坦克一般是敬而远之的。日本海军是上层腐败（订购军舰的“西门子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而日本陆军则是从中层开始就腐败了。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一个人们很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里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 回过头再说说宇垣一成吧。宇垣是陆大第十四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前面说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赐予军刀一把，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作“军刀组”，飞黄腾达的特别快。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就在母校当代课老师，十四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了正式教员，十六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牛B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十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了一军，当然主要是因为后者。 所以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受命组阁，但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罢工，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工，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佃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佃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佃俊六）。 嗯？怎么没有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那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1904年，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有一门作业是写生，每星期的交两张写生，目的是为了打好将来的作战绘图基础，所以日本陆军将领大都画得一手好图。老冰见过几张辻政信画的素描，从并非职业画家的角度这一点出发，画得不错。 可这一天有一张三年级（相当于现在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不对头。上面画了一根很可爱的小鸡鸡，边上还有一行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月一日”。 老师一看，怒不可遏。堂堂陆军幼年学校居然有人画这种淫画，还敢当作业交。这种混蛋学生不处分如何了得？ 但是教员会议讨论的结果是：“15岁的小孩子，偶尔恶作剧一下也没什么，而且也应该鼓励这种大胆的做法”。到底这个“大胆”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弄得清楚，反正那个绘图教员是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而这位“大胆”的学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几十年以后人们回忆起这件事时，总是很惋惜地说：“如果当时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开除了那个小孩，以后的亚洲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为什么？哪个小孩是谁？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策划了“满洲事变”（日本人对9.18事变的称呼），建立了满洲国，拉开了“十五年战争”序幕而后来又自告奋勇当战犯美国人都不理的石原莞尔。 解释一下“十五年战争”这个名词。日本人是把上次的战争分为两场战争的，一场原来是叫做“大东亚圣战”，输了以后叫“大东亚战争”。再后来美国人不准那么叫，就跟着美国人一起在正式场合叫“太平洋战争”，但私下还是叫“大东亚战争”。那是从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开始算的，也有人从1940年9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算，直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另一场战争一般叫做“15年战争”，指的是从1931年9.18开始的侵华战争。老冰一直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八年抗战”，怎么比日本人还少算了7年？那七年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支那事变”（日本人对“7.7事变”的称呼），中国还会不会抗日？ 其实石原莞尔的出名，还倒不是因为他策划了“9.18”，而是在“7.7”以后，当时已经荣升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反对扩大战争，被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反驳说“我们就是学石原先辈的做法，有什么不对”，这才出了名。 但是在谈石原以前，还必须再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佃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36，7岁的自命在未来10年到十五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的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亿万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消除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和“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相比，“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但是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叫“一夕会”的组织，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先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三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楣，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愤青作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愤青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愤青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老毛子。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老毛子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老毛子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2.26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2.26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个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愤青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洲生命线”。 “满洲生命线”到底是谁先说出来的？现在能查到的资料上好像首先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上说出来的：“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连发30几篇社论叫做《满蒙生命线论》。一时日本全国从上到下“满蒙生命线”是甚嚣尘上。 其实这个“满蒙生命线”是石原莞尔发明的。 石原莞尔是陆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毕业的，够牛。毕业后留学德国，据说是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为数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个。不仅如此，这位还发展了《战争论》，整出来了一个“最终战争论”。现在能看到的《最终战争论》只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讲演的纪录稿，而完整地表现了石原思想的《战争史大观》最早是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纲领，后来经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个“最终战争论”是个什么玩意儿？石原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要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以此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 石原又认为，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国土没有纵深，没有战略物资资源。在这场持久战的过程中，日本一定要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 这就是“满蒙生命线论”的由来。 应该说石原莞尔是个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石原不仅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中的应用。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什么的突然出现也有可能”。在重视武器这点上石原和日本陆军不同，这也是石原最后被东条英机排斥的原因之一。当然就算是石原也没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变能量武器的试验品，“一瞬间就决出胜负”了。 石原人非常聪明。当时陆军大学校的功课是相当重的，学员开通宵做作业是常事。可石原永远好像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喜欢听他侃大山，但是一听他侃大山，作业怎么办？但石原就是这样轻轻松松地以次席的成绩毕业。 石原还有一点邪门的，他出身于国粹世家，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见了，能用狂热来形容连生都不杀的佛教的吗？能，日本就有一门极富攻击性的佛教，叫日莲宗。据说原来是中国的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以后不知怎的就带上了通常佛教所没有的攻击性。特别是在明治以后，日莲宗在国家权力有形无形的支持下，成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营。皇道派团体及其所发动的事件，像“血盟团”，“立宪养正会”，“2.26事件”等等，背后都有日莲宗的影子，一直到战后的三岛由记夫思想中都有日莲宗的痕迹。 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理所当然地被陆军奉为至宝。再经过传媒的宣传，成为了最锐利的口号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面说过有一批关东军的参谋们正忙着为总理田中义一挖坟头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总理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陆大12期）都和张作霖有个人交情，他们认为与其自己去统治满洲不如想法子把张作霖变成一个傀儡更好，所以虽然张作霖在山东失败还是支持张作霖继续统治满洲。而当时关东军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陆大16期军刀组），参谋长的斋藤恒（陆大19期），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则认为维持这条“满蒙生命线”的最大障碍就是老狐狸张作霖。只要除掉这条老狐狸就万事大吉，那个号称少帅的张学良只是一个抽鸦片的小流氓。那个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过来了，他如果会去管正事的话那母猪都会上树了，还嗖嗖的呢。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荒木贞夫也支持关东军以对抗陆军省和内阁。 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座车被人炸飞，张作霖不治身死。当时关东军方面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军便衣队所为。 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皇姑屯事件”下命令的是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具体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河本是“二叶会”的积极成员，他就没有想过对“二叶会”的狐群狗党们隐瞒这件事。再者河本也知道这毕竟是和政府在打擂台，会不会被认真追究他也没底，更要有人为他说话。所以事情发生以后荒木贞夫和“二叶会”的成员们都知道实情的真相。 田中义一当然也知道了。怎么说人家是首相，陆军还是他娘家呢。 所以在昭和天皇问起这件事的时候，田中义一就一五一十全跟天皇说了，挺得意地向天皇保证一定严肃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把那河本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一转身，发现那保证兑不了现了。 田中一回来，政友会的中野正刚就在国会以此事攻击政府参与谋杀它国大元帅。田中刚刚想说明政府与此无关，陆军参谋总长宇垣一成就跳了出来说没那事，那是诬蔑陆军，往陆军的脸上抹黑。田中这才知道他管不了这事了：河本的后台是关东军，不，是全体大日本帝国陆军。 这下田中抓了瞎。
（这里似乎少了一点？——转载者）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支那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支那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再说几句这个根本博中佐吧。古宁头战役很多人都知道，但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当时在金门岛上还有几位旧日本陆军军官，原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和吉川源三中佐（陆大49期军刀组，第六军参谋）等7人。后来不知怎么的这是给传媒捅了出来，这还了得！就忘了“十五年战争”，又去干涉中国事务了？在野党议员就在国会提出了质问，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49年11月25日还在国会专门为此事作过答辩。所以台湾有人把根本博称作古宁头的英雄，古宁头战役的结果，是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分了开来。所以也可以说皇军参谋们也是造成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三大“下克上”事件的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没有。 应该说是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睹，这也就是老冰坚持认为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只不过是一个抽鸦片的二流子的根本原因。要知道“9.18事变”是被不少人看作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二流子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 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净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万8千，其中正规军26万8千，最精锐的17万奉军在平津一带展开的有11万左右，在奉天光奉军就还有6万人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被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大帅，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的多了。 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那位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100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泡妞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还记得那“巴登巴登的四人帮”吗？）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老毛子的28公分大炮那么大，24公分。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就把两门24公分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单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你还能怎么办。没准那位少帅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当回事，可能会想是不是日本朋友准备给他讨小老婆时放礼花助兴用的。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还总算还没有彻底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三千七百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脸皮厚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时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会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十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五千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老毛子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要拼命关东军也打他们不过，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叫“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9.18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老毛子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他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这位建川是个牛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2.26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佑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就两杯就醉了？那的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幽默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的这种特征。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死匹的我也给她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那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其实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这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 建川回去以后的9月22日，关东军总参谋长三宅光治（陆大22期），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奉天特务机关长，刚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任命为“奉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陆大40期）就开了一个会，讨论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会议，后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被追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陆大19期）居然没有参加。从这个事实也可以看出日本陆军的指挥系统了。 板垣说明了内阁和参谋本部的态度，片仓说明了来往电报。东京首先反对扩大事态，但是表扬了关东军的战果，到底什么意思？ 土肥原说了第一句话：“要一口气解决满蒙问题，只有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 这就是石原一直主张的，结果这次会议上五个参谋通过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策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这个《解决策案》基本上反映了石原当时的思想，也就是使满洲独立，为他的所谓“日美最终战争”服务。 石原的思想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在不断变化。石原是一个幼年学校出身的军人，就算是天才，也是皇军参谋型的天才，超越不了皇军参谋的根本局限。其实发动“满洲事变”在他来说一开始只是作为关东军参谋从对苏战略考虑出发想把满洲作为前线基地的单纯军事上的考虑。 石原最早的考虑并不是“满蒙独立”，而是日本直接军事占领。他在1930年5月的《满蒙问题私见》中还在说“我怀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从这里可看不出以后鼓吹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的甜言蜜语，而是赤裸裸的以军事占领的方法来统治满洲，和当时的朝鲜，台湾一样。 但是石原的这个想法很当然地被军部否决了，当时的军部还知道一点什么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韪”，还记得甲午战争之后的逼日本交出已经到了手的辽东半岛的“三国联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 这样石原莞尔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就有这样的句子：“含泪退到满蒙独立国家案来”。 中国人应该知道一个事实：扶持“满洲国”，已经是皇军参谋们退了一步了！ 在石原莞尔心中，在“满洲事变”以后很久还是对军部不让他们军事占领满洲全境而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他的武装占领计划。 那么石原莞尔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醉心于这个“满洲国”的呢？说来有趣，那还是在石原莞尔调离关东军的1932年8月以后。一般的看法是在1932年石原莞尔认识了后来出任“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的于冲汉以后，从于冲汉那儿批发来的“保境安民，东三省分离”的思想。也就是说，在9.18事件时，石原莞尔虽然主张搞“满洲独立”，但其实还是想军事吞并东三省。“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权益的妥协方案。 话说回来，那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会同意石原和板垣们的这个《满蒙问题解决策略》？再说上面还有内阁呢。没事，那位政变专家桥本欣五郎在积极配合。不是说政府有可能反对吗，那就把政府去他娘的，桥本策划的“十月事件”就是直接为了配合石原的。虽然政变流产，但政府因为再三的政变丑闻也倒了台。接着上台的是犬养毅内阁。 犬养毅是孙中山的老友，这次当上首相也是偶然再加上偶然。本来77岁的犬养毅已经宣布从政界退休，因为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是军国主义清一色了，那位山县有朋就公开说过：“不听我话的就头山满和犬养毅”。但是犬养毅的选民不服，犬养毅辞职后举行的选举大家选出来的还是犬养毅。加上田中义一又突然莫名其妙的死了，犬养毅这就莫名其妙地当上了政友会总裁，这次内阁倒台，大家指望能够靠犬养毅和国民党的关系解决满洲问题，这才推他当了首相。 犬养毅上台以后，拒绝了军部的成立“满洲国”的要求，并且通过自己的渠道和中国国民党开始谈判。上次说到“田中奏折”的时候提过那位言必提“我是帝国主义者”的森络，那位森络其实原来也支援过孙中山，但那时已经完全变成了右翼。犬养毅托森络看着和国民党的谈判，可森络把来往的电报全给压下来了。那边谈了些什么，到现在都还是个迷，因为森络32年底就见天照大神去了。 犬养毅算看出来了，有这批青年参谋在，日本迟早得完蛋，得想想法子。可他那个法子也太书呆子气，什么人不能找？他跑去找上原勇作，就前面说过的找到政府死穴的那位陆军元帅，给了他30个人的名单，让上原勇作去找天皇商量，免了他们的官。这边又把他的计划告诉了那个森络，你说军部能不知道？ 军部暴跳如雷，认为犬养毅是在侵害“统帅权”，终于在1932年下手暗杀了犬养毅首相，是为“5.15事件”。那个书呆子，在被别人打了黑枪以后，还要佣人把凶手叫来，说：“让我和他谈谈”，还在梦想说服那些疯子。 “5.15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事件。随着犬养毅首相的被暗杀，政党政治也一命呜呼了，以后的内阁永远是“举国内阁”，唯军部马首是瞻。像后继首相斋藤实一上台就赶紧承认了“满洲国”政策。 顺便说一下，上世纪末在非洲，波黑等战乱地区经常可以看见一位跑来跑去救助难民的老太太，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前高级专员绪方贞子。她就是犬养毅首相的曾孙女，可见好人真有家传。
这个“满洲国”计划，在日本都有人反对，在世界上就更不要说了。怎么糊弄全世界的人呢？关东军们又想出个转移视线的花招：到远东最大国际都市去闹事去。坂垣征四郎串通田中隆吉少佐（陆大34期，当时是驻上海公使馆武官）主谋挑起了“1.28事变”（日本叫“第一次上海事变”），具体执行的则是所谓“男装丽人”川岛芳子。 这一打就从1月28日打到了5月5日才停火，乘着上海打仗，宣统就和一帮大清的残渣余孽们在关东军的保护下弄起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满洲国”。 上海事变的执行犯川岛芳子战后给蒋介石枪毙了，但那个主谋田中隆吉少佐呢？他后来又策划过“内蒙独立”，想扶植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弄出第二个“满洲国”来。因此极为东条英机所重用，一直做到陆军省军务局少将局长。这么个经历，按说应该对东条英机感恩戴德，败战了就是不算战犯，起码也要被当作嫌疑犯抓起来对不对？ 可是这位脑子灵活，立即改换门庭，投靠麦克阿瑟，做盟军方证人。据说他在证人席上一出现，东条们几乎傻了。但这位可不是真的良心发现去控诉甲级战犯们的罪恶哟，他是琢磨透了麦克阿瑟的心思，要送几个人上绞架。东条倒无所谓，反正只要有一个人得上绞架的话那就是东条他了，用不着田中帮忙。 麦克阿瑟想要武藤章的命。武藤章将来会讲到，确实作为甲级战犯不冤枉，但是在只绞死六名军人，还得扣除一个松井石根，也就是只绞死五名发动那场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人的战争的军人甲级战犯的情况下，应不应该有武藤章那就值得考虑了，没有田中的证词，估计不容易绞死武藤章。 田中又是怎么作证的呢，很简单，把自己和武藤章之间的争吵内容换换位就行了，这一下武藤章死了，田中隆吉活了。不过也没活多久，武藤章死了后，田中就疯了，天天说武藤章在找他索命。 那么“满洲事变”的其他战犯们的下场又怎样了呢？ “9.18事变”的主要战犯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总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和司令官本庄繁中将。 “满洲事变”成功，大家都加官进爵。本庄繁于1933年升为大将，当上了昭和天皇的伺从武官长，战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由于自杀而未上审判席。三宅光治后来升为中将，任职参谋本部，后来日本败战时为“满洲国协和会”（伪满唯一的政治组织）中央本部部长，被老毛子抓到苏联去了，后死于莫斯科的卢比杨卡监狱（知道克格勃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个有名的监狱）。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于1941年被升为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而被送上了绞刑架。 抄一段土肥原的判决书吧，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绞他了。 “第1条，1928年1月1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共同策划（确保对东亚，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支配）。
第27条，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中华民国的战争。
第29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战争。
第31条，同上时间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战争。
第32条，同上时间对荷兰王国的战争。
第35条，1938年夏季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张鼓峰事件）。
第36条，1939年夏季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争（诺门坎事件）。
第54条，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为止的违反战争法规（残虐行为的授权和许可）。” 前面的条数，是那时远东军事法庭制定的罪行条目，看谁犯了哪一条，土肥源犯了八条，当在罪不容赦。 那么关键人物石原莞尔呢？事变后立即晋为大佐军衔，升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随后兼任参谋本部最核心的课长——第一部（作战部）作战课长。1937年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因为由于“满洲事变”的成功，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 英雄到什么地步？说一件事吧，有一位著名的日本的音乐指挥家叫小泽征尔估计大家都知道，还有另外一件事不知大家知道不知道？小泽征尔的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因为小泽征尔是1935年出生在沈阳，其父小泽开作就是那个“满洲国协和会”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石原可还得说下去。对于中国，他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敌人，之所以说他十分恐怖，是因为石原的想法有相当的胜算。你看“满洲事变”他不是已经成功了吗？ 石原头脑很冷静，这点和喜欢人来疯的其他日军参谋不同。他懂中文，虽然不是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中国通，但对中国保持了最朴素的理解。 来看看他自己的话吧：“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一直到明治维新为止中国都是亚洲的先进国家而令人害怕，日本人则从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以后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老衰的国家而看不起它”，“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决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图”。 怎么样，这几句话说的大错没错吧？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陆军大学校惨淡经营几十年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原是陆军的“异类”。正因为是异类，所以很被人敬而远之，在毕业后留校当教官，以后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形成了他的“最终战争论”，以后又去关东军，就是进不了参谋本部。这次进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有功是一个原因，但主要是由于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还记得“巴登巴登四人帮”吗？）的大力推荐。但是够巧合的是就在石原莞尔就任的1935年8月12日，统制派扛把子的永田铁山少将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在办公室砍死，因为皇道派对永田罢了皇道派巨头真崎甚三郎（陆大19期军刀组，2.26事件的幕后黑手）的教育总监的官不满。 这位永田铁山，也是日本陆军中唯一能和石原莞尔相提并论的一名牛人，是当时统制派的总扛把子的。据说永田比石原还要聪明，而且差得还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挺欣赏石原，虽然在满蒙问题上和石原一直有分歧，他是主张“逐次领有论”的。其实桥本欣五郎搞的流产政变“三月事件”他也有份，计划就是他搞的。但是在追查时被他忽悠了过去，他说他喜欢写小说（这倒是真事），那不是计划，那只是他写的小说。本来那个追查就是做做样子，反正只要你能编出说辞来，就从宽处理。 石原上任后，立即又重新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那个帝国国防方针最早是田中义一在1907年搞的，后来在1923年海军裁军时由海军军令部主导又修改过一次，1936年6月底的这次是第三次修改了，修改后名为《国防国策大纲》，主要内容是： “日本的国策是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为此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在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的同时，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 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在此期间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苏联屈服后与其建立亲善关系，将英国实力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 苏联和英国屈服后，领导东亚各国合作使其实力得到飞跃发展，准备和美国的大决战” 为了使其想法能够实现，石原甚至还改组了参谋本部，将原来总务部管的“动员，编制”业务也移到作战部来了，使作战部集中了参谋本部90%的权限。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那个原来是倾向与皇道派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组阁时都改变立场，转向统制派。在内阁人员选定时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当时还只是大佐）的意见，石原就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当陆军大臣，结果是由于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不能容忍陆大28期的板垣爬到他上面去做陆相（梅津当时是陆军部次长）而极力反对才没有成功。 老冰看到这个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时吓出过一身冷汗，因为太现实，太可行了。 那个《国防国策大纲》提出的假想敌顺序是美，苏。首先对苏已经放弃了进攻战略，而代以“完成了军备的充实和持久战的准备后，首先开始积极工作以尽快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的字眼，就是说在武力的后备上与苏联谈判，不与其交恶。 对美国则是“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因为石原知道日本和满洲都有丰富的媒，铁资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和橡胶（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大庆油田，要是知道，没准石原会把南进都推迟）。那玩艺全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所以千万不能和美国人翻脸。 对华战略则是“做好稳固日满和北支（华北），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准备的基础工作”，反对扩大战争。 也就是这样一回事：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洲国，巩固华北，堵住老毛子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兰印”（荷属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这以后再和美国进行“最终战争”。 如果真的石原的想法能够付诸实施，是不是很恐怖？不扩大侵华战争，日本陆军就可以腾出手来更新装备，不至于像以后的太平洋战争时扛着三八式步枪，拖着木头轮子的三八式野炮，开着薄皮大馅的95式坦克去和英美掐架了。 有人对日本陆军不注意武器装备的解释是日本只把中国当成假想国，那种武器打打中国足够了。那种解释未免把皇军们的心肠估计得太好了，日本陆军从来就没有把目标仅仅锁定在中国。皇军们没有像样的武器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没有军费去添置新吃饭家伙了！ 和美苏保持亲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日本不会像后来那样参加三国同盟，就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照样打，日本也不会是战败国。那样的话，中国什么时候能够灭了“满洲国”都成了问题，更不要说光复台湾了。 但是天佑我中华啊，老冰在研究这些资料时不止一次这样感叹过。 天佑我中华，石原莞尔仅仅是一个日本陆军的“天才异类”而已。他能名扬一时，能权重一时，但不能阻止陆军大学校开足马力成批生产大量的二百五参谋。也阻止不了那些二百五参谋们齐心合力拉着大日本帝国这辆战车奔向灭亡。 即便是石原莞尔本人，也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充满了矛盾的怪物。谁要是以为石原莞尔真的拘泥于满洲这块“前进基地”，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再扩大战争就错了。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应关东军邀请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只不过是个手脚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石原到参谋本部不久，就遇上了2.26事件。
1936年2月26日，陆军皇道派下级军官带领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陆大17期首席）。叛乱军的主要对象是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但是杀错了人，把冈田的小舅子松尾传藏陆军大佐当作冈田本人给杀了，真的冈田躲在浴桶里逃过了一劫。 石原是26日早上从铃木贞一的电话里听到政变消息的，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被任命为警备参谋。27日的戒严令下达后又出任戒严参谋。石原很明确地给2.26事件下了定义：“紊乱朝宪的反乱”。 与此同时，海军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米内光政立即命令海军陆战队登上军舰，封锁东京湾，联合舰队也派第一舰队封锁东京湾，第二舰队封锁大阪湾，准备镇压叛乱。 这位米内光政后来一直做到首相，日本战败后是仅有的一位安心在家，不必担心美军宪兵去请他喝茶的开战前后的首相，因为他真的为避免战争尽力了。说起这位米内大将也是一个牛人，日本军人都是剃个锃亮的秃子，这位则是一直是三七开的小分头，加上一个高个，特潇洒。哪位什么时候要是看到一张长发飘飘的日本海军军官照片，不用问就是米内光政了。哪个国家都一样，海军不像陆军那样土头土脑，要酷的多了。当时东京的欢乐街最受小姐们欢迎的就是米内光政，其次是山本五十六。据说米内死后，他儿子米内刚政最头疼的就是老有女人找上门来要钱，说是他的娘，爹死了不养娘还行？ 当然海军行动迅速的原因之一也是娘家人冈田首相还生死不明在，一旦知道了首相还活着，就想方设法救人，人一旦救出，立即打道回府。剩下你们陆军拉的屎，你们陆军自己去擦屁股，美名其曰：“陆海不相斗”。 而陆军呢，一直稀里糊涂的立场不明。就只看陆军发表的公报就知道了，第一天称政变参加部队是“出动部队”，第二天是“蹶起部队”或者“占据部队”，第三天是“骚扰部队”，一直到第四天才好不请愿地称之为“叛乱部队”。而海军则从一开始就称之为“叛乱部队”，为什么陆军到第三天开始才扭扭捏捏地表态呢？因为听说天皇火了，扬言说要是陆军镇压不了叛乱就亲自带近卫师团去御驾亲征去，这才不得已而卖卖力。 在叛乱被镇压以后陆军也是还要想方设法保护为首者。直到昭和天皇又发了一次火，一定要杀首犯这才把几个为首的和两个帮腔的愤青文人给枪毙了，但还是保下了幕后黑手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只是把他转了预备役。 “2.26事件”镇压了下去，极右翼的皇道派从此一蹶不振，随着事件后“肃军人事”的进行，统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升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离参谋次长也就只有一步之遥，而且看起来似乎这一步也不大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有人在一边挖坑准备埋石原呢。 石原一举成名，成为后辈参谋们崇拜，模仿的榜样。而石原的那些后辈们，却只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个“满洲事变”就一举成名了吗？你会我也会，于是大家伙一拥而上，各种各样的“事变”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把个石原给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尔少将的军人生命的，就是“支那事变”（7.7卢沟桥事变）。 从9.18到7.7,历史走过了六年。从沈阳到卢沟桥，历史没有留下过空白。 不要说石原莞尔自己的想法也是像风车一样咕噜咕噜转，就是石原莞尔坚持自己的思想，他也没有办法约束关东军，约束关东军的参谋们。理由很简单，就像石原的上官当年也没能约束他一样。 “满洲事变”并不是在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就全结束了。半年后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刺刀的护卫下粉墨登场。1932年9月15日，在“5.15”事件犬养毅总理被杀害4个月以后，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 但是关东军没有就此停手。从1933年2月开始，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省。4月10日，关东军突破了长城，铁蹄踏上了华北。到五月的时候，北平，天津的陷落看起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华北危急”！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当时的日本代表是外务大臣，后来的甲级战犯松冈洋佑，随员就是石原莞尔大佐。 在这种情况下，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从9.18那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至此才告一段落。 《塘沽协定》将长城线和延庆和芦台间连线之中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总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九州那么大的区域划为“非武装中立区”，中国军队撤出了这块区域，关东军也与1933年8月7日撤回关外。 在“15年战争”中，从《塘沽协定》到7.7卢沟桥事变，中间大约有4年左右，在表面上看来中日军队之间没有大规模作战，被称为“休战时期”。 当时的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少将在战后的回忆录历史这样写的：“《塘沽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的长期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境界线，如果那时候就停止了那种积极的对外政策就好了。不，就应该停止”。 停止得了吗？
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这当然是关东军参谋们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关东军和天津军在这四年里几乎一天都没有闲过。《塘沽协定》以后，关东军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铁道，航空，通信，通商的不平等条约要求。这种外交事务，本来应该是外务省的事，可在当时，出头露面的全是关东军的各级参谋，外务省只是追认一下就行了。 这里提到的所谓“天津军”也就是“北支那驻屯军”，原来叫“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在义和团动乱以后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扎的军队。因其司令部在天津，所以一般称“天津军”，以区别于以后的“北支那方面军”。这支“北支那驻屯军”在7.7事变以后就改编成了第一。） 这时候的天津军是“人才挤挤”。以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参谋长酒井隆为首，这两人战后全是战犯，可以说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全挤到一起来了。 这个酒井隆中国人不会陌生，陆大28期，当少佐时曾任日军驻济南武官，制造“济南事件”，杀害中国公使蔡公时的就是他，太平洋战争中指挥进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犯下杀害平民，屠杀战俘，强奸妇女等累累战争罪行，战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怎么一个天津会聚集起那么多牛鬼蛇神呢？很简单，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参谋们眼里，满洲已经结束了。要想升官发财，要想出人头地，在满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华北，去天津军。所以从此以后，天津军开始唱主角了。 当时的外相是后来的甲级战犯广田弘毅，广田刚刚当外相时比起他的前任斋藤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起来，无论怎么说还是算温和派的，起码不是那么“甲级”。那位内田康哉整个就是个紧跟军部的疯子，在议会答辩时口出狂言：“就是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守住满洲”。可他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们还是没有守住满洲，而日本这个国家倒真是变成了一片焦土。 广田就任外相后，1935年1月22日在议会演说时提出了对华“不威胁，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议会答辩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内不会进行战争”，这是他一开始的“三不原则”。 2月26日，广田弘毅又对访日的国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撤销不平等条约，甚至可以准备撤退驻华日军。5月份日本又在列强中首先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驻华大使馆。 当时的列强驻华外交机关都是公使馆，表明他们还不承认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现在日本带头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即是只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举动吧。 广田的“温和派”举动，其实就只有这“大使馆升格”这一项。 但是军部，尤其是少壮派参谋们连这种举动也无法容忍。 野心和贪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感到了威胁——中国在走向统一。 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基本上已经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皮，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万福麟，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等人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几年那样动不动就可以和中央来一场“大战”是不可能了。 但日军参谋们总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各路地方军阀之间插个钉子，所以首先在华北就搞了两个协定，就是所谓的“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和“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军借口两亲日报社社长被杀，向国民政府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于学仲属下的原东北军，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改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政府迁往保定等无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国之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描写“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件事的吧： “美丽的古都北平优雅闲静的居仁堂何应钦公馆。有一天来了两个代表日本陆军的北京驻在武官高桥坦（陆大38期）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这两个日本军人，把端上来的茶点拨到一边，“沙”的一声就抽出军刀对准了何应钦，恶狠狠地瞪着何应钦高叫着要他同意协定。 重体面，尊礼仪的中国将军们这时候应该是这么痛苦啊。这是黄郛流着眼泪说的。” 所以在战后枪决战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报在第一版都是战犯下场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这次是关东军搞了一个“土肥原——秦德纯协定”，逼着宋哲元退出热河。 需要指出，这两个“协定”都是没有成文文本的，仅仅是逼着中方给出同意日军要求的信件而已。 7．7卢沟桥事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日本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开年就是“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接下来的是广田弘毅受命组阁。据说原来是想让近卫文麿组阁的，但是近卫推病拒绝受命。广田只好出来组阁，这一组就把他自己给组上了绞架。 广田一开始提出来的阁僚名单，受到军部的坚决反对，说都是一帮子右派人士，不行。军部反对主要是外相候选人吉田茂（后来是战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现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爷），但当时“军部大臣现役制”已被废除，光靠不派陆军大臣还卡不住广田。怎么办？ 军部就来了个霸王硬上弓，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山下奉文大佐就挎着军刀在组阁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全副武装的宪兵包围了整个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让咱哥们爽了，你也就别想爽。 这个后来被称为“马来之虎”而让英国人谈之色变的山下奉文大将是陆大28期军刀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对英国远东军司令官帕西瓦尔中将谈判时说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2月23日在马尼拉被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这句话——威胁战俘。 这个28期是陆大毕业生里最邪门的一期，败战时自杀的的第12方面军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大将，第11方面军司令官吉本贞一大将等三人，被远东军事法庭以甲乙级战犯罪名处决的有第7方面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大将，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大将，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第55军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等5人，在陆大各届毕业生中为冠。尤其六名被处决的军人甲级战犯中，这一届就占了两名：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 后来广田内阁成立，首先干的就是在军部的压力下恢复“军部大臣现役制”。这也是广田弘毅上绞架的理由之一。但是绞死广田主要理由是签订了“德日共同防共协定”，这是日本走向轴心国的第一步。 那个协定是当时的驻德国武官大岛浩少将（陆大27期，后为甲级战犯）背着政府搞的，等外务省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搞了半年多了。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只好装着天真地说：“只是几个淡淡的墨水字，不要紧吧？”，和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去见广田首相。广田一见事已如此，只好同意，但还是异想天开，想画蛇添足，说：“既然防共，何不劝英国人一起来来参和参和？” 这是最典型的日本式自以为是的思维方式。老冰也不止一次被日本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弄得啼笑皆非，前几年有一次香港一批活动家“登钓”，后来还死了一个人。有位日本哥们就很郁闷地对老冰诉苦：“不是说是‘民主派’吗？怎么还和日本过不去呢？”弄得老冰当时晕倒。 还好当时的驻英大使吉田茂不是这种思维方式。他知道你可以没事去瞎想老母猪会不会上树，但真要和老母猪去商量怎样上树就似乎有点弱智了。希特勒是在公开叫嚣反英反美的，你和他们搅到一去还能有个好？还更不要说把英国人也拖到什么“德日共同防共协定”里面来了。结果派去说服吉田茂的驻英副武官辰已荣一中佐（陆大31期军刀组，以后做到第三师团中将师团长）不但没有能说服吉田茂，反而被吉田茂给说服了。 但是吉田茂说服不了大岛浩，1936年11月25日还是签订了那个“德日共同防共协定”。以后发展到“德意日三国同盟”。用吉田茂的话说来就是：“离大战还有一里路”了。 后来广田弘毅被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这个“德日联合防共协定”。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就拿广田来顶了缸。后来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上绞刑架时，广田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在一起排在东条英机的后面。临刑时一言不发，就是在板垣和木村三唱“天皇陛下万岁”时回头问了忏悔师一声：“他们是不是又在喊天皇万岁了？” 至于大岛浩中将呢？那位倒知道好歹，被同盟军抓起来时就已经做好了被绞首的思想准备。那位要说老冰会不会太夸大，谈了一个条约就至于被绞首嘛。问题不止那一个条约，他和希特勒有过一个秘密会谈，希特勒教了他一手：海员培养起来难，所以德军潜水艇在攻击商船时杀光全部船员，以此来打击同盟国的海运。而大岛浩则把这句话转给了日本海军，所以大岛浩知道弄不好会要他对日本海军的战争犯罪行为负责。 言归正传，缔结了条约，马上报应就来了。当时正在和苏联谈更新捕鱼协定的事，苏联人听到日德签了协定，还是“防共”的，嘿，拜拜了您呢，立马不谈了。后来日本人好说歹说才劝着老毛子又回到了谈判桌上，但是老毛子立场坚定，一次就谈一年的，明年的明年再说，而以往的协定都是八年一次的。 到现在日本和俄罗斯的渔业协定还是一年一签，老毛子一不爽就拖延签协定，然后就到处抓日本渔船，让北海道的渔民和政府去吵去。所以到现在也看不到有什么人帮大岛浩翻案，你敢翻案首先北海道的渔民就饶不了你，北海道的议员也饶不了你，那拨为打不了鱼正闹心在呢。 1936年秋天还出了一件事，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大佐（就是9.18事件后，和板垣一唱一和策划了上海8.13事变的那位，也是现在中国电影《东京审判》中拼命在树立其“高大形象”的那一位）在板垣参谋长的支持下，又想在内蒙古搞第二个满洲国了，抬了一个德王出来想建立一个什么“蒙古国”。但是这次板垣的运气没有上次和石原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好，上次碰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对手张大少学良，这次碰上的是傅作义。11月5日，德王发通电向绥远军傅作义叫板，11月14日还真地向傅作义进攻了。但天下哪有那么多张学良呢，11月24日德王被傅作义将军给包了饺子。关东军也就偃旗息鼓，又回头去经营那个“满洲国”了。 但别人没有什么“满洲国”可以经营呀，于是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不，这边就整出来一个“7.7事变”。
“7.7事变”的主谋是“支那驻屯军第一连队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这位是陆大29期的，毕业后分配在参谋本部，做过参谋本部庶务科长。“7.7事变”前一年升上大佐来到中国。一到中国就来了一个“第二次丰台事件”，时间是1936年9月18日。利用中日双方的械斗，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 得了手，尝到了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二年又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这位后来在进攻新加坡时是第18师团中将师团长，后来又作为15军军长指挥了有名的“英帕尔战役”。英帕尔战役之所以有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把皇军不要兵站的传统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饿死的皇军比战死的还多。这边打了败仗，他在后方修神社，天天拜天照大神。 牟田口打“英帕尔战役”的口号是：“大东亚战争是老子的责任，卢沟桥打第一枪挑起了这场战争是老子，现在也该老子来收拾这场战争，你们看着吧。” 战后牟田口被英国人抓住了，一开始准备以战犯罪名审判他。但英国人后来转眼一想，干什么要审判他呀？他哪是什么战犯呢？应该说是功臣还差不多，要不是这位牟田口中将成天在后方的仰光花天酒地地瞎指挥，那十万皇军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去集体投奔天照大神的。没准让谁查一下说不定还能查出来这个牟田口是英国的什么“地下党”也不一定。就放了他 英国人是放了他，但是日本人恨他尤在英国人之上。日军15军死里逃生的人都称他为“鬼畜牟田口”，想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因为他竟敢撤了对他命令提出疑问的师团长，而根据日军的编成，师团长是直属天皇的，所以说他犯了日本的军法。但是说到这时才想起来日军早就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军事法庭能审判他。不过这位也真够无耻，每次15军有人死了，他总要到场，向所有人发一些小册子，说英帕尔作战失败与他无关。现在“牟田口廉也”这个字在日语中也就和“不要脸”成了同义词。 “7.7事件”发生以后，军部中央在如何处理上分成了两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大33期军刀组，最后做到参谋次长）及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大34期，后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最后做到陆军次官）为首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相杉山元大将（陆大22期，战败后被宣布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后自杀，不然极有可能上绞架），军务局兵务课高级课员田中新一中佐（陆大35期），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主战派。 闹事的“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陆大25期）当时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陆大28期军刀组，后来做到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但是由于诺门坎事件的牵连，39年被转为预备役）倒还是主张慎重行事，但一帮八杆子打不着的们却无比关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陆大21期），参谋长东条英机（陆大27期），朝鲜总督南次郎（陆大17期，后来的甲级战犯），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陆大22期，后来做到总理大臣，甲级战犯）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关东军还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线给牟田口们打气。 当时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立即决定了不扩大的方针，参谋总长闲院宫也向“支那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指示，近卫内阁也在内阁会议上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 但是，局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就是石原，也只好在7月27日决定在内地再动员三个师团以援救遭到顽强抵抗的牟田口们。于是7月28日“支那驻屯军”向北平，天津发动了全面进攻，至此，石原的“满洲国”和“最后决战”的画饼，以全成泡影。 以后石原即受排挤，下放到关东军去给东条英机当参谋次长。后来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由于坚决反对东条的计划而被转入预备役，去立命馆大学教书去了，教的还是“国防学”。 战后抓战犯，麦克阿瑟第一是以东条划线。和东条闹不好的全都不问，再者石原没得罪过任何白鬼子，一般说关东军的参谋们都得罪过俄国人，可是这位石原连俄国人都跟他没仇。中国人不去追究的话就没人会追究他。因此石原就免于追究，可是石原却认为很没面子，混了半天，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在东京军事法庭检察团向他调查，一开始就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石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检察团只好赶紧打断他。 在场的美国记者马克•盖恩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严峻，几乎没眨过，想要把我们射穿一样”。 但是石原的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名，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全成了甲级战犯，就他不是。 据说中共对石原莞尔也很重视。石原退役以后写的书，延安曾经编成过一本《石原语录》来专门研究。林彪进军东北以后，也向“协和会”的石原派人员了解石原的思想。可能是对石原莞尔的“持久战”和“最终战争”比较感兴趣吧。 而国民党则不同。1936年11月西安事变之前，当时还只是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的石原在华北某地秘密会见过国府要人高崇武，那位要人听了石原的话以后居然大吃一惊，说：“日本军队居然还有你这样的人，你这样的看法？”，国府要人对其敌人的无知到了如此地步，后来败于共军也是理所当然的。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帷幕，从此以后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搏斗了八年。而被那帮参谋们拖进战争的日本帝国呢？在挣扎了八年以后也土崩瓦解了。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可是中日居然都没有宣战。这就是所说的日本“不宣而战”，中国“战而不宣”。这里面的奥妙，其实就已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了。
其实日本的“不宣而战”倒与“光明正大”没什么关系。包括日本政府，参谋本部在内都不止一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这战不能宣，一宣就彻底完蛋。
为什么吗？怕在一边虎视眈眈的美国。日本的重要战略资源都卡在山姆大叔手里，日本人比谁都更清楚从日俄战争以来美国人就一直看他不顺眼，就是找不到机会来治他。只要日本敢和国府正式宣战，美国肯定采取“严守中立”的立场，对双方禁运战略物资。这一下石油，橡胶全没了，乘早“化剑为犁”回家种田是正经，还打什么仗？
那就只好掩耳盗铃不宣战了。不宣战就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大本营”也就不要了。但近卫文麿首相还是想要个“大本营”，并且自己也要参加，说是这样可以军政合一，便于战争指导。
参谋本部就不爱听了，本来就是不敢说“战争”这两个字，怎么你还要去指导那个倒霉“战争”呢？但是想想没了个联络机关，办事也确实不方便。就把《战时大本营条例》修改了一下，说是“在并非战争而只是事变的情况下也可以设置大本营”。于1937年11月20日设置了第三次大本营。组成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加上陆海军大臣这两个人。那么首相呢？不要，现在可不是伊藤博文桂太郎那时代了，首相算个鸟。
所以这次的大本营和前两次的大本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完全不同，它不是国家意思决定机关。所以又出来了一个“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来协调政府和大本营的关系。
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按说没必要协调哇，不是有所谓“御前会议”吗？怎么不能调整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呢？原来的所谓“御前会议”就是大家吵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到天皇那儿去请“圣断”的意思。可现在军部越来越牛，谁还敢和军部吵？慢慢地就变成了大家意见一致了，去告诉天皇一声的会议。可就告诉天皇一声，没必要劳民伤财大家一起去，就首相一人去说一声不就行了吗？
还真是这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军部就已经完全劫持了政府，这时候就只要东条英机一人去“面圣”就行了。
在宣战这一点表面文章上都投鼠忌器，那为什么还要打？这个问题从当时到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闹不清。石原们搞的“满洲事变”，目的还是很明确的：要搞一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战略纵深。那么在卢沟桥，那些皇军参谋们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从田中义一的“帝国国防方针”到石原莞尔的“国防国策大纲”都没有要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语句。那石原更是要建设他那个“满洲国”呢。
就那个“满洲国”就已经够让关东军闹心的了，东北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那个“满洲国”，这一点只要举曾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辻政信的证词就够了。辻政信在自己写的《诺门坎》那本书里列举了几个最让他头疼的“匪贼”的名字：谢文东，赵尚志和金日成。
辻政信对金日成的回忆是这样的：“以三江省东边道为据点的金日成共匪，用这两种方法（指“并大屯”和“直接讨伐”——冰冷雨天注）都无法奏效。几次‘金日成已被击毙’的捷报传来，高奏凯歌，马上又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金日成，好像在嘲笑我们。到底有几个金日成？在这种重围中十几年脱逃而出，继续战斗的北鲜首相金日成被全鲜人视为英雄”。
那么在“满洲国”的经济上呢？也不怎样。石原计划中的招商引资很不顺利。几大老牌财阀三菱，三井，住友，安田都不去满洲。积极的就是几个新兴财阀，最积极的就是鲇川义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现在叫“日产”，也叫“尼桑”），“日立制作所”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干脆把他的“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就搬到满洲去了。战后鲇川义介曾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关进巢鸭监狱。
这就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开始采取“不扩大政策”的原因。但是皇军的参谋们可不把这个政策当回事。可不是吗？你看看原来只是关东军总参谋部老四（参谋长，参谋次长，高级参谋，作战主任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一下子就成了参谋本部的老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咱们干吗不能干？哪有挤上了车就关门的道理。
军人嘛，想升官发财的道儿就只有一条，打仗。和谁打呢？和谁打都行，只要是能打得起来。特别是在这拨皇军参谋眼里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无法统一的病入膏肓了弱国，只要打一下，那还不是想让他干嘛就干嘛。石原能整出个“满洲国”来，弄好了咱们也能整出个什么国来。至于中国在北伐革命以后已经统一了的事实，他们根本就闭眼不看，或者是不愿意看。
再加上一条“统帅权独立”，使皇军参谋们如虎添翼，政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加上军费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黑箱，谁把钱用到哪儿去了没人能弄得清，就算有几个反军的议员像中野正刚们老是想查陆军的帐，陆军只要一句“国防机密”就能把这些讨厌的家伙打发回姥姥家去。其实呢？大量的军费被陆军用于政界，传媒界工作。大批的政治家，传媒人被收买，舆论就是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呼乱喊，全国不一块跟着发疯才怪呢。
所以1938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在战后说过：“当时谁都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谁也不想理解汉民族”。就连东条英机在被关进巢鸭监狱以后也说：“统帅权是个错误”。应该说，这些被起诉定罪了的和未被起诉定罪的战犯到最后还是知道了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的。
这个稻田正纯就是负责指挥台儿庄作战的。后来诺门坎事件是又是他首先主张动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后来这个责任被签署命令的板垣征四郎负了。任第六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时在新几内亚前线把7千航空兵扔在那儿自己逃跑从而有了个“逃跑将军”的匪号。终战时任16军中将参谋长，战后因“九大生体解剖事件”和“油山事件”被美国人作为乙级战犯起诉，但还是因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那两起都是虐待美军飞行员战俘事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发了疯，把轰炸日本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战俘作了活体解剖。
连以跋扈，狂妄而著称的辻政信在《潜行三千里》中都说：“为什么要去进攻一个比日本还落后得多的巨大国家？目的是什么？”
但这都是败战了以后说的话了。但在当时，那些参谋们可是正狂妄着呢。
能不狂妄吗？全面开战后不到16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中国中心城市几乎全陷于日军，而且皇军还在到处追着国军打。看起来日本军队不是“全面胜利”了吗？是不是“大日本皇军能耐大大的有”？ 完全不是那样。“胜利”是对于目标而言，没有确定的目标，怎么判断“胜利”？日军参谋们挑起了中日的全面战争，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包括他们自己在内，没人知道。 后来被认为是发了疯的希特勒在进攻苏联时也没有想过占领全苏联，还有一条所谓“最终到达线”的A-A线（丛南方的阿尔罕格林斯克连到北方的阿斯特拉罕的一条直线），可是在打到A-A线以前希特勒就先被打倒了。 那日军的A-A线在什么地方？追着国军打，准备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海军航空队的飞机已经在轰炸成都了？成都里最近的海岸的直线距离是1600公里！真准备追到成都去？是不是这些皇军们比希特勒还要疯狂？ 第二次淞沪抗战（日本人叫做“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一个很罕见的例外。抗日战争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战役现在不是中日双方都有共识是由日本方面主动挑起（如皇姑屯事件，柳条沟事件，武汉会战等），就是大家互相指责（如卢沟桥事变），唯有这淞沪抗战则是双方都抢担责任，强调是自己一方主动进攻。日本认为是日本海军主动挑起了这场战役，使陆军卷了进去，其结果是使当时正在进行中的中日秘密会谈破裂，扩大了战争。而国府（现在大陆也采用这种说法）则认为淞沪抗战是蒋委员长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败得很惨。 蒋委员长很信任德国人，因为德国人确实没有辜负他，确实帮他把红军给赶到陕北去了。要不是那些地方军阀到处私放红军，那红军能不能被赶到陕北还能够再讨论讨论。 所以这次淞沪抗战，蒋介石还是用德国顾问，德械师。成算在胸。 但是蒋介石这次失算了。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也不能不说是鼎鼎有名，1934年任蒋委员长的是塞克特将军，担任过土耳其的总参谋长，魏玛共和国的总参谋长。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在德意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发动叛乱，而我绝不会发动叛乱”。蒋委员长在上海附近布置的防线就叫做“塞克特防线”，继任的是法肯豪森将军，这位很早就作过大清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的教官，帮袁世凯练过兵的。后来在二次大战快结束时又参加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但是军事学是一门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学问。德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惨败，说明了一战时德国军事学上的缺陷。而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缺陷，或者说意识到了缺陷而没有当回事：就算有缺陷，打不了英国法国，打打黄皮猴子应该没问题吧？但是高傲的条顿顾问们没有想到，这次的黄皮猴子们把条顿骑士们给研究透了。 还记得那个“巴登巴登密约”吗？那冈村宁次他们就是专门去德国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去寻找他们的老师德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那个当时的驻瑞士武官小佃敏四郎后来担任过陆军大学校校长，日本陆军的军事训练大纲就是他负责制定的，里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败的战略战术教训总结得很透彻。 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只会进攻，不会防守的。从两次大战的战史就可以看出，进攻时胜多败少，而一旦防守，大多失败。加上德军顾问团对中国国情不熟，把欧洲的战法拿到中国来了，国军机械化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但是被放在南京。德国顾问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的道路情况——从南京到上海，汽车要开20多个小时。 作战开始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意识到了蒋介石的圈套，给松井石根的命令是突破“塞克特防线”，作战目的的在野战时消灭中国军队。德国顾问们的战壕工事有一个缺点：缺乏纵深，这是在一次大战时就暴露无遗了的。 而当时指挥淞沪作战的松井石根，是这种攻坚战的专家。 应该说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日军士兵几乎全都受过单兵一边匍匐前进，一边射击的训练，这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对突破战壕防御而总结出来的作战姿态，当时采用这一姿态训练的只有日军。而国军只会站立射击或蹲跪射击。 还有从日俄战争后，日军就已经废除大规模集团冲锋的战术，大规模冲锋只是给重机枪提供靶子。日军的冲锋，都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分散，以轻机枪为中心行动，这样能不给阻击重机枪以密集靶子。大家看电影可能都有一个印象，一个鬼子军官指挥刀一举：“出击（syutsugeki）”，于是皇军们一拥而上。 那只是文学描写，其实战争中根本不是这样，日军冲锋时无声无息，不吹喇叭，不高喊，全是手势，以求最大程度的让对手不知往哪儿打好，这都是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参谋本部估计突破“塞克特防线”需要两个月，其实松井在第二次攻击时只用了两天就突破了“塞克特防线”。防线的最后堡垒大场镇也没守到两个星期。 应该说德国顾问们十分敬职，自尊心特别强。防线失守。居然有气红了眼的德国顾问们端着枪冲上了第一线！忘记了指挥，协调的职责。德国顾问一旦牺牲，部队也就失去了指挥，而事先有没有给各部队下达撤退路线，于是国军防线全面崩溃。松井就指挥着皇军一路向南京烧杀而去。 这里没有把淞沪抗战的失败归罪于德国顾问的意思，只是说蒋委员长过分重用德国顾问也是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德国顾问们作为蒋委员长的私人雇佣兵，虽然他们并不是为抗日而来，只是为了帮助委员长反共，但是在抗日战场上也确实为中国人流过汗流过血，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日本陆军算是攻下了平津，攻下了京沪，可是战局怎样了呢？蒋介石坚持不投降，英美天天逼日本从中国撤军，占领区更是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是头？
先不要说什么时候是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知死活的参谋们嫌这仗打得还不过瘾，还在想法子扩大这场当时已经是烧遍整个华北，华东，华南的战火。
谁？还是关东军的参谋，辻政信少佐（陆大43期军刀组）和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这次关东军更长出息了：要打苏联人了。
石原莞尔和辻政信，是人们在说起日本陆军参谋肯定要提起的两个人。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60多年，可这两个名字却没有被人淡忘。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说起那场战争，肯定要提起这两个人。对石原一般是在批判他策划“满洲事变”以后，再强调他反对扩大战争。而说辻政信好话的则是一个没有。
和大胆，冷静，会算计的天才石原莞尔这个日本陆军的异类不同，辻政信则是日本陆军参谋的典型。除了胆大包天和石原莞尔一样之外，辻政信和石原是完全两种类型：狂妄，冷酷，好大喜功。
辻政信出身于一个石川县一个炭农家庭，幼时相当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无力供他读中学，这才去考免费的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幼年学校招生一直招到中学二年级，所以小学毕业能考上陆军幼年学校是很不容易的。
辻政信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以首席的成绩毕业，陆大毕业时也是第三名（前六名就是军刀组）。但是辻政信不是像石原莞尔那样的天才，靠的是用功。陆大三年，他几乎没睡过觉，每天仅仅就趴在桌子上打两三小时瞌睡。演习行军时，辻政信要在自己的背包里再加一块砖头，练剑术时要在竹刀里灌铅，他就是这样一个精力过人的疯子。
陆大毕业以后，以辻政信的毕业成绩完全可以到参谋本部去任职，但辻政信的选择出人意料：去陆军士官学校当中队长（连长）。陆大的军刀组毕业，可以说将来铁定能当将军，所以来帮将军女儿们做媒的人踩破了门槛，但辻政信又是一次出人意料。他谢绝了所有人的做媒，娶了一个乡下邮电局长的女儿。
其实从辻政信的性格对这些惊人之举很好解释，辻政信的所有行为，仅仅为了引人注目。辻政信打仗总会选在什么天皇生日，皇军建军庆典日的时候，以引人注目。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很有人望，这主要是由于辻政信很能收买人心。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最后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
一次行军训练，官兵们的水都喝完了。而辻政信由于他那疯狂的性格，带了两个水壶。发现大家都断水了，辻政信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留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但是那些就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样“勇敢”，“正直”，“清廉”的辻政信参谋，把他们一群一群地带上死路。
1944年，蒋委员长在重庆发表过一个布告，表彰获得松山大捷的中国军队官兵。在布告里蒋委员长特别指出“我军官兵，须以日本军的松山守备队或者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完成任务为榜样”。这里说的其实是“拉孟守备队”和“腾越守备队”，在中日战争史上很有名的“拉孟之战”。1200名在除了偶尔有空投弹药支援外没有任何补给的情况下，在由美军顾问指挥下的65000名全副美式装备的国军进攻面前坚守阵地4个月，最后全部战死。
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动苏联人的脑筋的呢？当然首先从1907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给把第一位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给。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是一直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尾高这时候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参谋本部也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十九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辻政信在关东军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里面的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是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就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陆大27期的，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十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连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连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来了命令，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四百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发行的。因此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七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坎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十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的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增弱而变化。那个诺门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坎”。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一声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俄国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连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坎。说诺门坎把日本陆军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六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坎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连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连队连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坎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坎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坎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
辻政信被调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冈村宁次手下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意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说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连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连队将手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连队连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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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7 22: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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