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马克思、列宁和他们的时代 马克思生于1818年，逝于1883年，作为一个律师世家的后代和接受了大学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马克思本可以很轻松的成为上层社会的一部分，享用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财富和地位。但马克思却宁愿放弃这种富裕舒适的生活，去做一个叛逆者，一个与正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对的叛逆者。马克思不仅参与了工人国际组织的活动，以行动为击败资本主义贡献力量；还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指出了资本主义无法回避的根本矛盾。当然，除了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新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方式也做了重要预言。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了《共产党宣言》，1867年他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这两篇作品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搅的世界天翻地覆，给共产主义做出了初步规划也深刻的改变了资本主义。考虑到马克思作出这种分析和预言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我们不得不赞叹他是一个天才。 列宁生于1870年，逝于1924年，如果说马克思的伟大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那么列宁的伟大则体现于他的行动。列宁也曾在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论述，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大战的原因。不过，列宁作的最重要的事肯定是在1917年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第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但它是第一个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让所有敌人最终都不得不承认其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年残酷的战斗，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击败了包括来自世界所有强国正规干涉军在内的数百万敌人，在世界1/6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国家。这个国家继承的是所有资本主义强权中最弱小的经济基础，但在列宁逝世后它曾挺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面侵略，然后在一种与主流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下成为超级大国，将2-3亿人口的生活水平从赤贫提升到世界中上水平，还支援了数十个国家的民族、阶级革命。虽然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所建立的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他们的理想在这个政权内部消逝的甚至更早，但列宁作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将永远是人类在现实社会中追求理想主义的一个典范。 从1848年欧洲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再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二战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浪潮，社会主义运动构筑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实力也在不断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飞速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红旗下纷纷独立，渴求面包与尊严的无产阶级时刻准备迎接全球革命到来；而同期的资本主义却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被产品过剩和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导致的暴动所困扰，逐步垄断化、军国化，最终以两次自杀性的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自己。在这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此消彼长，源于西欧的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榜样似乎即将成为世界的未来，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 在今天看来，当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严重的问题和历史局限性，最终间接导致了第一次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确实是对人类社会宏观运动描述最精确，预测最准确的理论，这也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本章下面的部分就将以19世纪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为背景简述这一理论。 在分析以前必须说明一点：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和列宁均已去世，自然不可能再出现绝对“权威”的理论阐述。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马列主义思想甚至未必就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不过，对于生活于21世纪，要从理论分析中找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的作者与读者而言，有意义的是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运动和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流地位，被大多数世人所认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因此本章暂且忽视那些非主流的马列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自身的基础是唯物主义，认为科学精神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和社会研究，主张从绝对客观的视角去考察人类社会，这也正是本书前面部分的原则。但是，马列主义不仅是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做出陈述的理论，马克思自己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19世纪和20世纪，马列主义是革命者理解社会的背景材料，同时也是革命者推翻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重新规划新社会的指导理论。革命者不仅用历史规律去解释新社会的胜利，还宣称新社会是一个更美好，更进步，更符合人类需要的社会。 从其实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科学是客观的，绝对不会以道德为基础给任何历史事件带上“进步”或“美好”的帽子，为历史设定一个目标更是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精神，后面几章将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把“先进”定义为财富的增长和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扩大，那么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在工业革命前后的数百年内确实在“进步”，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直接或间接从这种“进步”中得益。即便以今人的眼光看来，把尽力发展工业经济并让大部分社会成员享用到尽可能多的工业财富做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还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传统马列主义的核心论点之一。既然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的思维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那么就不应该把思想、文化、艺术、信仰等精神运动看做独立的领域，更不应该认为这些精神运动会反过来主导物质世界。（应当注意，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作者并不认为一切思维都被外界条件精确的决定，毕竟牛顿时代机械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主张人人平等的宗教容易在下层社会得到支持，而主张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宗教则更受上层社会的青睐，这并不是因为两种人的头脑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思考方式。 不过，必须指出，这个结论是一个长期统计性的结论，不能用来精确预测每一个人和某个具体时间的社会状况，唯物主义是承认偶然性的。而且传统马列主义也不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事实上，革命作为一种以人的智慧来对社会进行规划的行动，本身就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进行干涉的体现。从长期和宏观来看，人类的社会存在确实决定社会意识，因此革命最终还是把改变社会结构作为目标和巩固革命本身的手段，绝对不存在只停留于精神生活的革命。 既然“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因此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而言，广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可以影响生产力的发挥，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生产关系要么在制度竞争中被淘汰，要么被内部产生的新制度更新，所以在长期看来，生产关系因为自己对生产力的作用而服从于生产力水平。道德、文化、宗教、艺术等附属于经济制度的上层建筑也因此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
本文前面的部分也反复应用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不过，任何规律都不能无条件成立。具体到这条规律，只有在生产关系能够利用生产力的增长来淘汰或取代旧制度时，生产力的变动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同步变化。前面几章论证了旧大陆农业社会基本符合这个条件，但这条规律在工业时代是否能成立，仍然需要考察。 前面曾指出，工业革命后的军事力量与工业经济规模和水平基本成正比，而且人类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制度之间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大加强了。不过，当人类的破坏力足以摧毁全人类以后，继续扩大破坏力并不能增加军事竞争优势。人毕竟不能被屠杀2次，地球环境的破坏也无法通过发达的工业经济来挽救，所以军事竞争压力的增长有一个限度。具体到我们这个世界，军事竞争的极限就是核武器的量产化。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苏联的核武器才发展到足以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造成全面破坏，在这以前，特别是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军事竞争依然可以提供足够的外部压力，作为淘汰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的制度的重要方式。 外部竞争压力的有效性还有赖于地球上有足够的竞争者来参与竞争。在农业时代，不需要太大的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为新制度提供运行空间，这一点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了。在早期工业时代，由于技术并不复杂，主要关键资源如煤、铁等分布广泛，因此有多个社会条件合适的国家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进入工业时代，参与全球性制度竞争。但随着工业体系越来越庞大，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很难从落后地区中产生新的工业国家参与竞争，另外一方面既有的工业经济体不断合并、扩大，最终形成了几个互相依赖的寡头，竞争的有效性下降了。另外，在工业经济体的规模已经足以和地球的大小相比时，由于重点工业资源和市场分布极端不均衡，取得先发优势的经济体，其领先地位很难被后来者撼动，虽然后者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转变大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世界上尚有大小不等的7-8个强国拥有基本独立的工业经济，并基本能做到重工业所需的资源自给（来自本土或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日本能从农业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独立的工业体系，这说明当时的世界还可以比拟为一个经济制度的竞技场，外部竞争压力促使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生产力发生变化。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从旧制度内部取代它。农业社会取代游猎采集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一个文明在短期内获得庞大的扩张空间时，如西欧在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局面，自由资本主义也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内部产生，并在能够开发外部资源的中心地区率先取代原有制度。比如说某个企业可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率先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在拥有无限市场的情况下，通过排挤、并购、以竞争压力促使他人仿效的方式来进行制度扩张。随着新制度的壮大，海外贸易的受益集团与旧秩序中的上层阶级会争夺权力和资源，最终爆发直接冲突，完成新旧制度的更替。不过，这种事实得以发生的前提是新制度能够在小到一个企业的范围内表现它相对旧制度更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某个新制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表现出它在经济上的优越性，那么它是很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旧制度内部得到发展的，因为这种新制度会在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前被自发淘汰。 上一章曾经指出，在农业-手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各个经济部门在工业时代因共同的重工业基础而一体化、标准化。没有哪个企业或部门可以脱离整个工业体系谈“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某个新兴的制度能够促进整个工业经济的效率和竞争力，除非这一制度在短期内取得对整个工业经济的控制权，否则的话由于工业经济的一体化和标准化，新经济制度所控制的少数领域要么改变自身，屈从于旧秩序的压力以保证自身能够依托于工业经济而生存，要么只有灭亡一条路。由于现代大工业体系的不可分割性，新经济制度往往无法从0开始，以渐进的方式取代旧制度，只能把希望寄托于革命或对外战争等事件。当然，这种规模壁垒毕竟只是一种静态的障碍，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在经济上更优越的新制度总有机会取得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工业革命以后历史进程越来越快，往往等不到“足够长的时间”，技术背景和大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就已经再次变化了，所以，在某些缺乏外部竞争压力的地区，大工业体系的运行特性成了导致经济制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工业时代，英国的许多重工业部门依然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例子。不过，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结束，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完全结合成统一体以前，这种滞后现象并不严重。 总而言之，马列主义中常用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结论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大体上还是适用的，虽然我们的讨论并不能保证这一结论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依然成立，但对于需要解释历史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指导革命的马列主义而言，这个结论可以说基本正确。 从文明出现到21世纪，旧大陆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部分人类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名为国家的政治集团内生活。对此事实，马列主义解释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认为阶级矛盾是国家出现的原因，国家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这一论断也要放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拥有有固定疆域、国民、稳定的文化传统、法律体系、以及官僚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的国家并没有神圣的光环，它的出现和企业、海盗、土匪等团体的出现一样，都是生存竞争在人类社会中延续的产物。前面已经具体解释了制度更替的两种方式——外部竞争和从内部萌生新制度，在制度竞争中，国家这种制度长时间占据主流地位，这是因为它的竞争优势。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漫长的竞争中，与一味追求暴力的纯军事团体或只强调文化认同的宗教团体、只关心利润的商人团体相比，把金钱、暴力、文化的力量一并结合。既承认上层阶级的特权，也注意不把下层社会逼入绝路的国家制度既能压制内部新制度的挑战，又能在外部竞争中抵挡入侵并进行扩张，因此这种制度占据了大部分农业地区，把大部分人口都纳入自己的控制。 当然，国家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国家垄断了所有土地、人口和力量。海岛上有海盗，商业发达地区有商团，非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独立教会，深山里有土匪，江湖上有黑社会，远东地区有儒士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不受或不完全受国家控制，拥有相对独立的暴力、文化或经济权力，它们的存在也是人类社会内部制度竞争的结果。直到今天，虽然相对实力在工业革命以后得到加强的国家制度基本上垄断了土地和人口的归属，还把许多经济权力结合到国家政权内部，但独立于国家的权力依然存在。权力和资源在各个制度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竞争环境，没有哪种制度具有天然的必然性。 既然制度竞争包括内部更替和外部竞争两种，那么一种制度的产生肯定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能抵御其他制度的军事入侵与文化渗透，必要时还要对其他制度的地盘发动入侵，扩大自身的存在范围；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必须保持内部的稳定性，既不能让上层社会聚敛太甚，弄的下层发动革命，又不能让下层保留太多的剩余产品，以至于上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资源以保持其文化特性并与其他制度相对峙。简单点说，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量自卫和扩张（力量不限于军事，文化、宗教、工商业都可能帮助制度扩张），一方面要保证内部各个阶级和集团的矛盾不激化。国家就是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制度。 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一种，国家的产生与长期存在自然也要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但传统马列主义的似乎偏重于后者——“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固然，一种无法解决内部阶级冲突的制度是无法稳定存在的，但光是有内部矛盾，还不足以让国家这种形态在历史中占据如此之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会让国家成为真实历史中的样子。传统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调内部矛盾，必须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产生背景。 工业革命和此前的海上霸权使西欧的工商业以远超过农业增长的速度发展，工商业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超出了此前和同期的任何地区性文明。大部分工商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效率在迅速扩张的年代要远高于小业主的家庭作坊，在工业革命后尤其如此，因此工商业的迅速增长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曾经是农民，在经济的压力或诱惑下放弃了自己在农业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并不比同期的农民更差，不过，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衰退时从工商业中取得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同样贫困的农民。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因为离开固化的农业社会而增长了见识，知道如何建立新组织、利用组织的力量来为自身谋取利益——这些特性在几千前中一直是由上层社会垄断的，因此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破坏既有社会秩序的倾向和能力远远超出此前被禁锢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农民。随着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了维系自身的地位和制度的持续，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欧上层社会必须安抚或镇压尖锐程度远胜于以往社会的阶级矛盾。 如前所述，海外扩张是工业革命的诱因，同时，海外扩张也使得西欧在工业革命前后都拥有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空间。因此，在工业革命前后，虽然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强弱不断改变，但它们面临的外部条件是相似的——与其倾全力在本土向邻国发动战争，不如用更小的代价到海外争夺利益。1870年以前，在盛行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欧，上层社会之间维系了很长时间的和平。当然，和平不是绝对的，偶尔也会有拿破仑战争这样的事件，但很少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造成某国的制度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但总体来说，上层社会之间竞争的缓和使得国家机构的作用偏重于对内镇压破坏性力量，直到普法战争后，各大国才把国家机器的中心偏向于为未来的世界大战做准备，但依然时刻警惕着下层的革命。 在一个无产阶级日益增多，经济危机频繁出现，西欧内部相对和平的年代，西欧各国上层阶级建立远超前代的警察、监狱、军队、法庭和庞大的文官体系自然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威胁。考虑到此前欧洲因中世纪政治体制残余而长期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和政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在经济上，传统马列主义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定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换。占有资本的资本家不参与劳动，不创造价值，却占有商品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因此这是剥削，是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因为资本家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具有相应的购买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法避免生产相对过剩。在过剩产品无法向外倾销的前提下，社会会爆发经济危机，生产和消费螺旋下降，过剩与贫穷并存，直到生产力被降低到一定水准。 马列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理论显然是马列主义从历史到现实的关键所在，因此也是反对者集中火力批判、攻击甚至漫骂的领域。本书在此也将结合19世纪-20世纪前期的历史背景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先说劳动价值论。不考虑少数人占有垄断性自然资源的情况，人类用来消费、交换的物品肯定是劳动成果，里面凝结了人类的劳动。如果把主流社会的劳动强度、效率都取一个理论上的平均值，然后以单位时间的平均劳动做计量单位，确实可以算出生产大部分商品所需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般来说，人们并非是按照这个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来交换商品的，商品的价格由供需决定。马克思主义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前提下，商品的交换价格会在其真实价值附近上下浮动，平均值接近其价值。 既然价值只有在长期供需平衡的平均价格中才能体现出来，能以劳动价值论准确的描述的社会就应该是那些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否则就得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修正，或是把研究范围限制在某个局部范围。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规模和占有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张。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劳动力和资源基本来自传统农业社会，但除了工业革命最初的一代人时间，重工业产品——生产扩张的根源所在，却只能来自重工业自身，因此重工业产品和重工业本身在很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稀缺的重要物资，整个社会自然也不能被看做一个主要商品、物资供需基本平衡、稳定的社会。 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中的“剥削”概念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必然推导结果。既然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劳动，那么不直接参与劳动的人占有商品显然就不属于“合理”分配。不过，读过开头几章的作者应该知道，本书作者是坚决反对把“合理”这种属性引入唯物主义分析的。唯物主义分析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如果你试图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历史，就不应该用道德标签或感性描述去解释历史。 具体到剥削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强调，从工业革命到今天的工业社会都远不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经济体，直到今天，工业生产能力尚且没有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求，在马克思列宁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能力甚至没有完全占满传统农业社会留下的市场空间，还在不断的扩张。正如前面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能主导扩张的一方在产品分配中占有优势。在工业资本主义不断扩张时，资本家占有工厂和重工业产品，而无产阶级只能出卖劳动力。只能来自重工业的重工业物资供应有限，劳动力却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无限征集，在工业水平能够提高农业生产上限后更是如此，因此占有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本家占有全部利润，无产阶级却只能索取勉强维系生存的工资。这也可以理解为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通人的收入实在太低，低到了只能勉强维系生存的程度。即便工业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一旦只提供简单劳动的工人可以取得稍高于温饱线也就是高于一般农民的报酬，自然就会有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从而把工资重新拉回温饱线。只要工业还能够从传统社会得到廉价劳动力，简单操作工人的收入就不会超出温饱线太远。 当然，光是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还不足以支持工业资本主义持续扩张，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熟悉工业生产，能够维系工厂运转和促进工业进步的工程师、经理、技工是不能从传统农业社会中找出来的，他们本身也是现代工业体系的产物。因此，相对不断扩张的工业经济，他们也是非常稀缺的一种“物资”，能够分享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财富增长，获得远高于维持养家糊口所需的报酬。不过，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第一代工业母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操作都非常简单，技术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还不象后来这么高，工业经济也不需要多少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所以不仅科研、技术人员占工业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他们能分享的财富也非常有限。简单的说，由于工业技术简单，扩散快，体力工人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熟练技工，或者资本家本身直接承担技术、管理工作，所以科技、管理人员的收入并不是很高，工业化产生的剩余财富大部分还是被资本家占有。科技-管理阶层要等到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革命）才能在工业剩余财富分配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剥削，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早期工业化时代，少数资本家因为他们拥有的工业资本而占有了绝大多数现代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量，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除此之外，只有少数技术、管理人员拥有稍高于温饱线的收入，大部分工业人口都属于勉强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与农民相差无几。因此，如潮水一般从工厂里涌出的工业品肯定无法在工业社会内部得到足够的购买力，即便考虑到资本家的奢侈消费也是如此。这一点在前面讨论资本主义特性时已有了详细论述。在工业时代，由于现代工业大大提升了效率，工业部门够创造的剩余产品远远超过保持在温饱线上的工资，所以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比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严重的多，必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找到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总有一天这个矛盾的激化将给无产阶级接管世界创造机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过后，随着主要工业国家的全部人口基本工业化，同时发达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人口流入的限制，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即便不占有资本和技术，也可以因为竞争的缓和而获得超出温饱线的收入。另外，在内战和革命的威胁下，发达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和因为科技进步而产生的生产设备更新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购买力。这些情况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意料之外，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但起码缓和了矛盾，推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本书后面几章还将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绝大多数人生活未能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张而同步提高，而这种现象带来的购买力不足反过来又限制了工业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同时，资本家和技术精英以垄断选举权、限制候选人资本，以私有媒体和政治捐款干涉选举等方式垄断了政治权利，从而保证没有人可以用合法方式把资本家的财产转化为平民的购买力。结果，在工业科技为经济提供了无限增长可能的年代，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传统马列主义把这种问题全部归咎于私有制，认为这种以追求私有财富为唯一目标的社会规则造成了人类的贫困，同时还给规则自身带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传统马列主义认为，有且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条路。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和财富基本由少数资本家拥有且直接经营，购买力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确实直接体现为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体现为私有制对工业生产方式的禁锢。不过，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简单的废除私有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技术-管理基层急剧扩大，同样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不平衡，某些发达国家垄断了工业资源和技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倾销产品、利用廉价劳动力并压制新的工业经济体出现，购买力集中于少数国家，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购买力不足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不是国家范围内的所有制能解决的，事实上，象苏联这种号称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存在少数人占有财富和“剥削”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情况。 传统马列主义指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与根本危机，也为它的结束做出了美好的预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重工业对农业进行改造后，也包括失去土地的农业工人）将取代资产阶级或是残留的土地贵族、军阀等上层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新社会中，所有人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仅会象过去那样参与生产，而且还会管理生产，占有所有财富。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剩余产品都会被分配给它的成员消费，拥有无限扩张可能的工业不再受到购买力的限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富饶的社会。 这个预言是颠覆性的，因为自从文明出现以来，由少数人在事实上垄断政治权利和绝大多数社会财富是所有文明社会的共同特征，几千年中从未变过。如今马克思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接管社会，列宁则领导工人赶走了资本家和政府，破坏了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管理体系，旧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习惯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此绝不能接受。大部分批评者认为这个预言是一个谎言，少数理智一些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过，这个预言并非空穴来风，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趋势来看，这其实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很自然的一个推导结果。 前面在分析农业社会时，作者曾经指出：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是因为上层社会承担了制度竞争的压力。在经济比较稳定、无法超越自然上限的前提下，把剩余产品分配于下层会减少这个制度的竞争力，这是农业社会的规律。到了工业社会，由于某个制度的竞争力决定于这个制度所控制的现代工业规模和水平，而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有不断增长的潜力，所以制度竞争主要体现为比较哪个制度更能促进工业的增长。至于把财富集中于上层社会这种小小的竞争优势，在指数化增长的工业经济面前不值一提。 在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导致工业经济体系不能以理论速度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市场不足。英国因为占有广阔的市场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因为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而破坏宝贵的工业能力。随着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提供的外部购买力越来越少，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马克思认为在废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后，不需要考虑市场限制的公有制工业社会将取得更高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够以更强大的物质实力来淘汰现有社会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结论。旧俄国的工业基础曾是资本主义列强中最弱的，但苏维埃政权根据现代工业的具体结构而不是贫穷的工人的购买力制订基本的经济政策，把一切剩余产品用于分配或投资，从而取得了超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入侵后还是坐到了第二大工业强国的位置，这体现的就是新社会的经济竞争优势。当然，在提升最终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上，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确实有其优势，公有计划经济确实有缺陷，但在大工业时代，这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后文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另一个现象是技术-管理精英相对地位的上升。 前面曾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由于工业技术比较简单，技术相对资本分享利润较少；同时因为企业规模小，资本家能够亲自参与管理；再加上技术门槛低，竞争激烈；技术工人和非资方管理人员的收入始终与缺乏稀缺资源（如资本、技术）的纯粹无产阶级拉不开差距。因此，当时工业社会基本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少数资本家为一方，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在内的劳动阶级为另一方。 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前面曾指出，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和列宁敏锐的观察到：虽然工业物资和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同样是工业经济运行、扩张所必须的稀缺品，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工业物资不必非得属于少数资本家才能起作用，技术能力却不能脱离劳动者而存在。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主要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许多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后代沦落为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社会寄生虫。所以，消灭资本家，让无产阶级自己来管理生产，看起来是既可行，又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更有希望在制度竞争中取胜。 从破除市场限制和消灭无用的食利阶层两个角度考虑，马克思认为消灭资本家阶层，让无产阶级接管社会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马克思这个预言似乎没有应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倒是宣称要埋葬资本主义的政权已经灭亡或变质了。但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上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的这个建议，才得以进入战后的繁荣，一直把霸权维系到今天。 从产权角度看，福利制度、高累进税、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和政策优惠、允许工会的存在、对工作待遇和劳资关系进行限制、限制外国劳动力进入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社会调控措施其实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限制，同时向无产阶级提供额外的收入以增加购买力、稳定本国底层社会。必要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把企业国有化。从政治方面来看，19世纪受到性别、财产、种族、受教育程度严格限制的选举权已经基本扩大为普选权，被选举权也在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这些制度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和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即便不是罪大恶极的共产主义，也算是离经叛道、有违自由主义精神了。 至于说无产阶级接管社会，其实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阶层早就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权利。且不论在中国、苏联、东欧管理社会的精英官僚，即便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主导经济运行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垄断企业也基本成为了股权分散的股份制企业。股权分散的结果是所有者无法具体操控资产的运行，甚至无法控制利润的分配。专业壁垒和个人权力的分散使得监督成本越来越高——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就是所有者没有管理、维护工业体系的能力，监督自然也无从谈起。股东只能听任公司的经理们通过官僚体制给公司做决策，给自己发高薪，甚至把股权向高级管理人员转移。另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在社会总产值中也占了相当的比例，一般要有40%或更多，这也有利于技术官僚的统治。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育，许多公司的股东本身也是由无数分散股东所有的法人，而不是自然人，各种法人互相持股、交错控制是很常见的现象。技术官僚们只要稍有合作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取得全部资产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资产阶级根本无法通过复杂的产权网络，和经理、律师、基金管理人、工程师们组成的技术官僚集团相对抗，主张自己微弱的权利。在名义上一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中、苏两国，官僚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使自身成为一个特权集团的。象日本这种后发的工业资本主义强国，技术官僚干脆把私有企业这层外壳丢掉，通过数个根本无从寻找所有者的大集团来统治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安抚下层阶级。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那种产权明确，经营自主，资方占绝对优势的企业如今只能在消费品工业等低利润、低技术附属产业或是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区才能找到了。 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私有制将被消灭，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把私有制定义为他们生活的年代里的那种不受控制、明确到资本家个人的私有制，那么资本主义至少在其发达的中心地区消灭了这种私有制，因为它并不适合已进入大工业时代的核心地区。他们还预言无产阶级将控制社会，预言也应验了，但取得权利的只是无产阶级中的技术-管理精英，他们先是依附于资产阶级，作为小资产阶级而存在，然后他们和资本家结成联盟，最后他们干脆把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附属品，反过来统治自己曾经的同伴，限制这一进程的继续进行。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所没有想到的。 只要有利润，能实现扩张，资本主义不会被任何具体制度所限制，这是制度竞争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资本家阶层不过是资本在某个发展阶段合适的代理人，如果这个阶层的霸权会阻碍资本的扩张，那么这个阶层自然会在竞争中被削弱或干脆消灭。不过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变，它都是一种在制度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制度，既不一定和人类的福利相合，也不具有任何神圣性、必然性。地球的空间、资源和物质刺激能给人类带来的幸福都是有限的，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何况大部分制度修正只是把矛盾转移到将来或边缘地区。在中国和苏联相继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后，失去了外部竞争压力，自身又基本结合为一体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势必遇到全面危机。 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最重要的预言自然是共产主义。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种资本主义指出了灭亡的道路，同时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灭亡将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所谓共产主义，似乎“共产”是关键，其实这是中文翻译的一个结果。在共产主义中，共产只是方式，关键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传统马列主义认为人类因为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而不能自由的生活。比如说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80%以上的人口必须把绝大多数时间用于艰苦、单调的劳动，而无暇顾及艺术、文化，这是物质条件对自由的限制；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本来人们可以自由的相爱，但社会压力促使人们按照“门当户对”的标准挑选夫妻，以在集市上买肉的方式进行性交易，这是社会结构对自由的限制，也叫异化。两种限制常常互相结合，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限制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人类利用工业带来的发展潜能扩大自己的自由。 共产主义所说的自由发展并非是无限自由，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来看，人类绝对不会拥有随意去其他恒星系旅游的自由，也不会拥有随意杀人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在那里人类能够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尽量的利用现有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由的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显然是现代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社会。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消灭私有制，也就消灭了不平等和经济危机，不仅生产力会迅速发展，平等的人类也可以从中获得天堂。当然，这个天堂是需要劳动的。 从唯物主义出发，传统马列主义认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而这种社会变化 恰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门。所以共产主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发展，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顺应历史潮流，消灭资产阶级，接管社会，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改造社会。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改造社会的短暂专政阶段。 传统马列主义预言共产主义革命一旦在某个主要国家出现就会立刻蔓延到全世界。这个时间先是被一些共产主义者放在19世纪末，然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使大家认为这个时间也许就是191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主义浪潮和越南战争也曾经是被共产主义者寄予希望的时刻。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些事件和时刻都已经成为历史。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言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最重要的预言——共产主义的来临，并没有成为现实，资本主义依然统治着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很显然，马克思和列宁对历史的走向和对未来的规划都有一些偏差，这种有偏差的理论虽然足以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足以让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进入工业时代，但还不足以指导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具体而言，传统马列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弹性，没有预想到资本主义会从共产主义思想中借鉴如此之多的内容，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传统马列主义也低估了管理、改造社会的难度，没想到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远不足以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另外，传统马列主义也没有想到世界的发展如此不平衡，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压制落后国家，从而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分出一部分利润去安抚本国的无产阶级。更重要的，唯物主义虽然是科学的考察方式，但已有的大部分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是20世纪以前总结的，19世纪和此前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基本以物质力量进行激烈制度竞争的年代。到了20世纪，制度竞争的规模和方式都和以前大不相同，原有规律的适用性甚至规律是否存在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讨论。 马克思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是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高潮，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建立的时代。他们以唯物主义为基础，根据当时的历史现实，给出了一个最精确的描述和具有最大可能性的预言。不过，他们不是上帝，无法把那些他们逝去以后才出现的客观条件纳入考虑，因此他们的预言显然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的限制，具有历史局限性。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比做一个三维的形体，其中某个延伸方向代表时间，那么，马克思和列宁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平面，平面对历史这个三维形体有一个截面，马克思和列宁就是对这个截面做了足够精确的描述，并预测这个截面将延着时间轴平移，构成未来的历史。作者和读者处于21世纪，距离那个时代已有1个世纪，我们可以从更高的维度（三维）来观看这段历史，自然要比从一个截面（二维）去推断未来的传统马列主义看的清楚。对于20世纪历史运行方式的变化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依托，读者将在接下来的几章里读到作者的分析。（未完，预计还有12章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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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7-4 23: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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