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皇甫茹：反战的七彩--在旧金山看反战示威
皇甫茹：反战的七彩--在旧金山看反战示威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
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
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
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
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
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中共中央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上面题词中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是指１９６３年２月８日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巴格达军事政变。伊拉克在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４日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共和国。领头的是两名军官，一个叫卡塞姆，另一个叫阿里夫。这批人是泛阿拉伯主义者，他们的理是想建立一个从北非到西亚的大阿拉伯联邦。当时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也是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已经成功地迈出了建立联邦的第一步，埃及与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正在向伊拉克招手。伊拉克如果也并进去，显然，他们只能屈居纳塞尔之下。但是，卡塞姆当了总理后，并没有兴趣为自己再找一个上级。这样就和他昔日的同志产生了矛盾。为了抵制复兴党的民族主义势力，卡塞姆与伊拉克共产党结为政治盟友，后者当时在贫民中很有影响。就象阿富汗共产党一夜之间在喀布尔枪决一千四百余名知识分子，就象柬埔寨共产党杀死本国六百万人口的四分之一，伊拉克共产党也是放手发动群众，用机枪扫射有产阶级、神职人士和复兴党员，充分展现了中苏论战时八评（１９６４年３月３１日发表）所赞许的“革命朝气”。 卡塞姆被虐杀、复兴党政变成功后，国民卫队——现在为共和国卫队所取代，是伊拉克军队的精锐，但当时只是复兴党的民兵组织——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员，抓到后就整批整批地枪毙。政变发生时，因图谋暗杀卡塞姆而流亡在埃及的萨达姆·侯赛因刚刚补完中学教育①，这位自称在十九岁就加入了复兴党的二十六岁老党员立即回国。他先在中央农民办公室工作，旋即进入主管审讯政治犯的情报委员会。萨达姆的官方传记不肯透露他在这段时间的行踪细节，但有一位幸存的共产党人，在逃出伊拉克后，曾经控诉萨达姆本人对他施以酷刑。而当时折磨杀害共产党人的最著名屠夫卡扎尔（Nadhim Kazzar）， 是萨达姆的密友，日后到七十年代初将为他主管国内安全。 复兴党的第一次暴政只延续了九个月。同年１１月１８日，总统阿里夫宣布，这种混乱局面必须终止，他带领军队接管了政府。不久，萨达姆被捕，１９６７年越狱后再次流亡埃及。然后就要到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７日，趁着上一年对以色列战争失败所引起的普遍不满，复兴党再次起事。萨达姆此时已是党内安全机构的组建人，他坐着坦克参加了政变。复兴党第二次掌权后，萨达姆一路高升。１９７９年，他正式成为复兴党书记和伊拉克总统，再次大规模清洗共产党人。 二月中的那个周末，西方各国反战游行之时，笔者正好飞旧金山出差。身为“红旗下的蛋”，自幼遭受党的教育，想到那些示威者在客观上是要求赦免萨达姆这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禁不住要去现场看看他们究竟准备干什么。 从机场坐出租车去旧金山市区。现在美国开出租车的几乎都是移民。谈起即将开打的美军进攻伊拉克，司机说：“萨达姆就是美国养大的，两伊之战时，伊拉克就靠美国支撑，萨达姆是美国的儿子！”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来自伊朗，已经八年了。我说：“八年了，怪不得你讲话象美国人。美国人对儿子只养不教，犯了罪就嚷嚷，我儿子是政府教育经费支撑的呀，本是政府没教好，现在政府怎么可以惩罚他？在你我所来自的文明古国，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是要负一份责任的。你说萨达姆是美国的儿子，说得好，现在美国这个糊涂老子总算负起责任，要收拾萨达姆这个混帐儿子了。”司机干笑几声，转移了话题。 到旅馆后，我多给了司机两块小费，向他说：“我对这场战争也是有疑虑的，但是那种称萨达姆为美国走狗的‘反战’言论 make no sense。”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毫无意思。能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攻伊是出于一己私心？外交政策基于本国利益本是平常情况，而且美国政府至少可以辩解说，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前，我们没料到他有这么坏。而中国共产党人四十年前就知道“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复兴社会党）杀害”，如果仅是就反美与萨达姆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倒也罢了，但把他宣扬成伊拉克人民的杰出儿子、阿拉伯的抗暴英雄、甚至我国中小学生的崇拜对象（见鄢烈山《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四川文学》１９９３年８月号），则同志们置道义原则于何地？你何以面对伊共党员长流不尽的鲜血？ 我们甚至不好意思说自己忘记了。曾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前年写了一本回忆录《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１）。同年１０月，《光明日报》集团的《书摘》杂志以“邓小平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的标题选登了部分内容。李越然就提到：伊拉克共产党“在争取议会多数、实现‘和平过渡’上吃了大亏，受到严厉镇压，党的领袖被押上刑场。据《参考消息》报道，他临刑前只喊了一句口号：‘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当时，这件事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很大震动。”这样的故事，同志们应该很感兴趣。 旧金山的反战游行，是上午十一点半在港口附近的一个商业中心集合，然后沿着横贯市区的市场大道（Market Street）走到市政府， 下午一点开始集会。原计划是在２月１５日星期六举行，后为避开唐人街的春节、元宵活动，推后一天，所以比欧洲的反战活动晚了一天，正好让我赶上。笔者象大多数人一样，略掉累脚的游行，直接去参加集会。 一上公车就有气氛。一个牧师模样、身材魁梧的黑人，正用浑厚的男低音领唱猫王的反战歌曲 Down by the Riverside：在河边放下我的剑和盾，I am not a gonna study war no more 。车里不少人身挂反战牌子，显然都是去集会的，他们跟着重复唱那最后一句：我再也不想练武了。不过，显然也有人不以为然，眼观窗外无动于衷。 一直觉得，在西方喜欢示威捣乱的是一些鼻子挂环、耳朵打三个洞的白种无业青年，吃资本主义福利的同时享受反资本主义的民主，还故意把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裆里也不补一补，似乎整个社会都在虐待他，他的回答只有“shit”。虽然知道在政治上他们是我国左派的亲兄弟，但象敝人这样长期遭受党的教育、生活朴素作风正派的活雷锋，看着他们总是不顺眼。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集会上，大多数人看上去还是正正经经的，虽然鼻子挂环、耳朵打三个洞的比例，远高于一般场合。 笔者赶到市政府广场时，已近下午二点。广场上站着坐着满是人，不过美国佬讲究人际距离，因此不能用我国记者在报导这类场合时惯用的“水泄不通”来形容。凭着中国人挤公共汽车的本事，我慢慢地但还算顺利地走到台前。 台上正在介绍重要来宾。除了写小说的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一个都没听说过。知识分子反体制的多，没能来一些重量级人物，连近在咫尺的美国左派大本营、伯克利大学的知名左派教授都不来实际行动一下，未免令笔者有点失望。虽说沃克的《紫色》曾获普利兹奖，她在文学界却没什么地位。沃克的小说是我国报告文学风格，大段大段地以作者的口吻评论社会问题，聪明人不要看，更不要说评论家。《紫色》是个异数，形式上是一个黑人女孩写给上帝的信，因为叙述者没文化，沃克那些高论插不进去，歪打正着得了奖。可惜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要到月底才来旧金山，如果他能参加这个集会，一定有精彩演讲可听。但是，能请动梅勒的是商业精英俱乐部，有旧金山最好的旅馆供他住。 台上一位女士正在放声高论。我们美国支持了诺列加（前巴拿马军事强人），诺列加不爱我们，我们就把他抓起来；我们美国支持了塔利班，塔利班不爱我们，我们就颠覆了他们；我们美国支持了萨达姆，萨达姆不爱我们，我们现在要去轰炸他。前天是情人节，我们美国要认真检讨一下，我们对爱情的态度有问题！满广场都是哄笑；我也大笑，想起了中国和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爱情”波折。有一句英语成语，politics makes strange bed fellows，政治造就怪床伴，本是国际常识，只有不懂外交的女人才大惊小怪。我可以肯定这位女士不懂外交：没有哪一个大国支持过塔利班，被塔利班赶出喀布尔的北方联盟始终保持着联合国的阿富汗席位。不过，她的“情人”比喻，比那位伊朗司机的“儿子”聪明，打中了美国人的爱情焦虑，很能引发听众共鸣。 主持人接下来的讲话很有意思：号召大家捐款。捐一个铜板，很好；捐一块美金，更好；十元的，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最好；最最好的是拿出支票簿，开个几百美金。记住，你的政治捐款是可以免税的！他要求戴帽子的都把帽子摘下来，向四周的人讨钱，再把讨到的钱汇总到台前秘书处。果真有很多人照办，台下一时有点乱。 主持人说这个集会花了他们八万美金（当地报纸的估计是五万）。怪不得我见到广场旁边的草坪上都是滑梯、翘撬板、秋千等儿童玩具。租金和儿童人身保险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或许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父母不必把孩子放在家里，付钱请人照看。或许组织者根据经验知道，发动民众的最好方式是煽情。游戏的孩子里，有一家的三胞胎显得很耀眼，他们的母亲举着个牌子：“三胞胎为和平”。很多小孩子身上挂着很风趣的反战标语，比如“Push Bush”（推倒布什）、“Cook Hawk”（活煮鹰派），父母们还在卡哒卡哒拍照。一个做父亲的说：他要拍下照片，让孩子长大后知道自己来过这里，并为之骄傲。这却是很难保证的，如果我和中学同学们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在青春反叛期，他们更可能的是埋怨父母为了政治而让子女当童工。我的同学里，想不起有谁为文革时写过批判邓小平的作文而骄傲。 另一花钱之处是美国式的发动群众，街头标语和报纸广告都是要付费的。主持人称这次集会为“反战之虹”，虽然还是以白人为主，但黑人、墨裔、亚洲种族也不少，而且几大宗教都有人参加，带有各种色彩。素来政治冷感的唐人街，原来估计最多动员两百人，集合时居然有五百。我问一位看上去象是来自大陆的中年妇女，为什么参加这个集会。原来她是车衣女工，最近失业了。组织人员在她住的社区敲门家访，告诉她说，一打仗，钱都用到军费上，经济一定更糟。她反正闲在家里也没事，就来游行集会了。 我当晚在电视里看到，最有趣的色彩，是游行队伍通过市场大道的红灯区时，脱衣酒吧和三级片影院里的色男人都冲出来雀跃欢呼，形成了游行途中最大的支持人群。这帮男人是美国反战口号 Make Love Not War（要作爱不要作战）的真正实践者。 集会里到处是沾了石油的标语，“血比油贵”、Not Evil But Oil（不是邪恶而是油），等等。不过，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得如此复杂，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最明显的理由，往往不是理由。美国如果要控制中东石油，１９９１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就可以占领伊拉克了。要获得便宜石油，难道还需要派二十万大军、打一场花费上千亿的战争？只要联合国不再制裁，伊拉克还不是抢着卖？而且油价便宜对布什有什么好处，让德克萨斯的石油公司破产？或许有人会说，德克萨斯的石油公司可以去伊拉克投资。事实是，海湾战争结束十二年之后，被解放了的科威特还没有履行当年的诺言，尚未允许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他们的国营油田。 到底美国为什么要攻打伊拉克？２月１７－２４日那期《纽约客》给出了一个逻辑上比较自洽的回答。美国的国际政治专业杂志，比如《外交》双月刊，刊登的多是教授专家四平八稳、了无新意的裹脚布；常常还有英文难以卒读的外国学者。亨廷顿那种一句顶别人一万句的大宗师，当然是例外。倒是文化杂志甚至《花花公子》，有时会有兴味极浓的采访，他们比较注重叙述质量。《纽约客》采访的是鹰派智囊、五角大楼国防政策主管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 费斯解释说，这一届政府注意的是恐怖组织、流氓国家和大规模杀伤武器（ＷＭＤ，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决不能允许恐怖组织沾手ＷＭＤ，要保证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就必须斩断另外两个环节，一是恐怖组织与流氓国家间的联系（环节一），二是流氓国家与ＷＭＤ的联系（环节二）。颠覆塔利班是给世界一个斩断环节一的警讯；推翻萨达姆将给世界一个斩断环节二的警讯。 费斯的论述非常干净，带着数学式的简洁，没有什么萨达姆暗通本·拉登的证据不足的指控，也没有伊拉克带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理想成分。不过，为了给世界一个警讯而进攻一个主权国家，听上去也就比我们１９７９年传达的进攻越南的一条理由强一些：越南竟敢自称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太狂妄了，非得教训教训这个地区小霸。 发言者呼喊的最令笔者发噱的口号，要数 Vive la France （法国万岁）。他们似乎认为法国是个和平国家，只怕现任总统希拉克听了，私下要笑掉大牙。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军火输出仅次于美国；二战以来在海外用兵的次数也是仅次于美国，是西欧各国中最多的，眼下就在武装干涉科特迪瓦（原译象牙海岸，Cote de Ivoire 是法文“象牙海岸”之意）。希拉克更不是什么懦弱的小鸽子，当年是他坚决主张轰炸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并声言法国准备单干，如果安理会内部和北约内部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话。是希拉克激了克林顿的将，才有美国出面，迫使波黑内战各方签署了１９９５年的戴顿停火协议。后来１９９９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希拉克不但是带头羊，还是地面进攻的倡议者——要打就真刀真枪拼个真章，他看不起克林顿那种躲在云层里丢灵巧炸弹的胆量。 现在法国在联合国反对布什攻打伊拉克，也是美国活该有这一劫。当年在波黑和科索沃，为了要美国出兵，西欧领导人就差给克林顿下跪了。在欧洲看来，如果克林顿愿意让美国大兵冒一点儿险，波黑内战至少可以提前两年结束；如果及早约束米洛舍维奇，或许还可以避免科索沃那一仗。你可以拖我们两年，我们拖你两个月，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且法国和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还有一点宿怨。埃及总统纳塞尔在１９５６年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为了保障欧洲的石油生命线，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夺取了运河控制区。正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盟国背后插一刀，指责这是殖民主义行径，在安理会与苏联协作，迫使英法以三国退兵。纳塞尔顿时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大英雄，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萨达姆就是在这一年因敬仰纳塞尔而加入复兴社会党的。战乱首先在旧势力最薄弱的一环爆发，黎巴嫩的基督徒政府陷入与穆斯林的内战，后者企图把黎巴嫩并入阿拉伯联邦。这一“中东的巴黎”从此再也没有安宁过。这时美国才急了，出动海军陆战队支撑黎巴嫩的夏蒙总统；纳塞尔立即飞莫斯科，为了对抗美国，不惜把苏联势力引入中东。美国找了个台阶退兵，转打代理人战争。当时伊拉克有着中东地区最亲西方的政府，是反苏防共的巴格达条约的成员。他们准备调派军队去黎巴嫩帮助基督徒，伊拉克穆斯林的愤怒可想而知。卡塞姆和阿里夫带领的那个团，在赶赴黎巴嫩途中，违背绕过巴格达的军令，进入首都搞兵变。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美国在１９５６年时象它今日要求盟国支持那样的支持盟国，伊拉克或许就是另一个约旦，仍然是中东的温和国家；而且法国在埃及和黎巴嫩仍有一份利益，出兵之时，哪里需要美国硬拖着它？ １９５６年时，布什才十岁，但希拉克却已二十四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对美国的“背叛”一定印象深刻。虽说这对布什有点冤，搞那类“豆腐渣工程”是民主党。布什得罪欧洲的地方不在外交，而在环保等领域。 美国没有贵族传统，美国人没有欧洲贵族的那种文化自信和荣誉感。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获１９０７年诺贝尔文学奖）在《扛起白种人的负担》一诗中，声称要为和平作野蛮奋斗，即使得到的只是被帮助者的咒骂和被保护者的怨恨，也要坚持为饥饿者喂饭、为嬴弱者治病。这种贵族式的坚忍不拔，美国人是很难理解的。在索马里遭当地人伏击（参见敝文《黑鹰折翅：美国特种部队有多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立即全国震动，纷纷发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是去那里分粮食的吗？克林顿撤兵走路，粮食也不分了。美国是一个可以共“好事”却不能共“坏事”的国家。你可以和他一起救济灾民；占领一个可能充满敌意的国家，却要三思而行，不知道哪天美国大爷会受不了被施舍者的“忘恩负义”而赌气出走。 但是法国又是离不开美国的。法国毕竟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如果在象牙海岸或某个非洲前殖民地陷入长期内乱，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只有美国能帮助它摆脱困境。欧洲也远未臻至天下太平的大同境界，如果白俄罗斯的独裁政权激起民众暴乱，也只有美国有实力与俄国周旋，对那里的局势施加影响。《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引用美国一位海军军官的话说，法国人是 foul weather friend（坏天气里的朋友），平时会闹点别扭，但暴风雨袭来时，却一定和你并肩站在甲板上。 与伊拉克最终开战时，法国必然和美国站在一起。但法国一定会尽量加大美国的进入难度，让美国今后难以轻言退出。认为美法分歧会导致安理会分裂，甚至二战后建立的国际安全架构有可能整体崩溃，大概都是不必要的担心。至于在伊拉克的投资利益，法国还不至于为了二、三十亿美金就跟美国翻脸。 听了几人发言，看到了大致情景，没等散会，笔者先自走了。晚上看电视新闻，才知道错失了最刺激的一幕。傍晚时分，数百名年青人，在市政府广场附近砸玻璃、向警察扔石块。有４６人被捕，其中１８个是女的。那些鼻子挂环、耳朵打三个洞的白种无业青年，到底按捺不住，非要跳出来表演一番。 据组织者说，参加游行和集会的人数在二十万之上，可能达到二十五万。一个星期后，当地报纸登载了基于航空照片的估计：只有六万五千。照片是在人数最多的１点４５分拍摄的，统计者在照片上划出方格，按各个方格的人头密度汇总算出总人数。拍照时敝人正从广场外围向里走，头顶应该也在某个方格里。据说这是美国第一次有人用航空照片精密地计算集会人数。 组织者很不服气，但航空照片是硬证据，而且六万五千这数字与地铁出入口的乘客统计相符合。我觉得六万五也不少了，你不能与专制国家动辄百万的游行队伍相比。这是民众自发集会，不是那么组织严密的，存在大量安全隐患。如果傍晚闹事的那些运动专业户提前动手，大量的孩子怎么办？主持人经常要提醒集会者，别让孩子走散；还多次要求爬在树上的人赶紧下来。笔者离开时，地铁隧道里人贴人，只能集体慢慢挪。不要说真的恐怖攻击，就是哪位华人兄弟吃多了大葱，无意中释放一些美国人不太熟悉其味道的气体，都可能引起骚乱。似乎要证明我的预感，第二天１７日夜间，在芝加哥的一个夜总会，两个女人揪头发打架，警卫力图分开她们，喷了催泪气体。当场引起恐慌，以为是恐怖分子放毒，在夺门奔逃中，挤死２１人。 当今世界大势，是各国政府受到超强美国的制衡，对外不敢太蛮横，对内不敢太残忍，据说萨达姆现在整人时，也是不发文件而改为电话传达了；美国政府则受到美国人民的制衡，对外无法太蛮横，对内要讲慈与仁，还幸亏美国是个高度民主的国家。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已经在去年１０月通过决议，授权布什收拾萨达姆。而反战的美国人，不管是从人数看，还是从他们所能提供的反战论证看，目前都不足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没有力量可以牵制布什的手，倒萨之战，看来无可避免。 但还是对这场战争有疑虑。如果联合国把伊拉克交给英国人或法国人托管，美国提供后勤和警力支持，或许还可以考虑；让美国人主事，实在没信心。美国人一脑袋的自由、平等教条，推翻萨达姆之后，他们很可能让人数占优的什叶派穆斯林按比例加入政府。伊拉克历来是逊尼派穆斯林吸收基督徒精英管理国家（萨达姆是逊尼派，“伊拉克的周恩来”、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前外长、现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是基督徒）。传统阶层的划分是比表面政治体制更深刻的社会结构，改变这种划分可以引起比体制革命更长久的动荡。这里，改造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未必适用。缺乏政治传统的伊拉克什叶派靠什么技能参与政治？他们可以做美国的忠实“走狗”，从长远讲，这是本国民众难以接受的；他们可以向伊朗的同宗取经，这是美国所不愿见到的；他们也可以把下层社会的流氓行径带入国家高层管理，然后十年后谁都不知道会有一个怎样的伊拉克。黎巴嫩什叶派参与国事的结果是真主党（Hezbollah） 的崛起，某些美国情报官员称之为“最可怕最神秘的恐怖组织”。 伊拉克１９５８年政变后，亲西方的总理大臣的尸体，被扔在街上让公共汽车来回碾压。杀死他的卡塞姆自己被杀后，枪击刀砍的尸体在电视里天天二十四小时播放。伊拉克、伊朗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被称作“文明古国”，只能以祖宗自傲，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政治文明。监狱、疯人院或坟墓，萨达姆早该三者归其一。但萨达姆背后有着“文明古国”的悠久传统。他的前任卡塞姆，行事也和萨达姆差不多，也曾经布军边界，威胁科威特的独立。他们坚持的都是某种“伊拉克特色”。只有时间和正负两方面反反复复的经验教训，才能把一个骄傲的民族逐步引入现代文明。 ２月２８日的《纽约时报》有一篇伊拉克报导。在问到对倒萨之战的看法时，一位知识分子说：“１９５８年推翻君主制时他们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生活会改善。看，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他还说：“美国留下的摊子总是比他们接手时更烂。”笔者自以为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对美国的评价，至少在中东是有历史依据的。 职是之故，今日我反战。理论上是基辛格式的反战，用他的话讲：反对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心脏长久地占领一个阿拉伯国家、并声称拥有对这个国家进行再教育的权利。美国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证据表明，美国能办妥这件事。实践上则是法国式的反战：枪声没响之前，反对美国贸然开枪；一旦炸弹落到巴格达，就坚决支持美国和盟军干净、全面、彻底地铲除萨达姆及其一伙！以后的事也只能以后再说了。 算是给反战的七彩加一彩。 【注】 ①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播放的特别节目《伊拉克，风云二十年》里，有专家同志声称：萨达姆“在开罗流亡时期，当时纳塞尔总统很看重他的，曾经要聘任他做自己总统府的一个低级秘书，结果遭到萨达姆的断然拒绝。萨达姆认为我作为一个流亡的政治家，伊拉克的政治家，怎么能低就为什么其他国一个总统当秘书呢？尽管他当时还是比较敬仰纳塞尔的。”这大概是专家从伊拉克驻华使馆听来的神话。萨达姆当时在复兴党内并无地位，只是个未读完中学的粗人，他的官方传记也说他在开罗读中学，怎么可能去埃及总统府做秘书？纳塞尔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接见图谋暗杀“兄弟国家”总理的人，萨达姆在埃及的理由是读书，不是公然搞政治。我没查到纳塞尔接见过萨达姆的可信记录，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看重”的。更可能的是，萨达姆去总统府求职，被拒绝了。 专家同志在节目里闭口不提１９６３年的清共事件及萨达姆的责任。从萨达姆行刺失败、流亡埃及，直接跳到复兴社会党的１９６８年成功政变。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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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10 1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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