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地 从20世纪初苏联的远东政策看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地 苏联解体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始终有那么一部分人在进行对苏联的妖魔化宣传。他们撒阴风吐鬼气,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捏造出一个所谓的“霸权主义的邪恶帝国”,给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摸黑,流毒很广,而其中他们的诽谤集中在一战到二战期间苏联的对外政策上。 关于该期间苏联的欧洲政策如波罗地海沿岸问题、波兰问题、芬兰问题等,已经有很多具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们进行了具体论述,人们对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正义性早已达成了共识。今天,我特做本文,着重分析一下同时期苏联在远东,尤其是满洲~也就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政策,把被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 在沙皇俄国时期,沙俄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1896年6月3日签定了《中俄密约》,使得满洲成为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在倭清战争到倭露战争期间,俄国完成了中东路的建设,并建立了哈尔滨等一系列大城市。虽然沙俄在主观上是出于掠夺中国满洲地区资源的动机,但客观上也为开发我国东北地区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由列宁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维埃联盟曾多次表示,要废除帝俄与中国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建立完全平等的新的外交关系,并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后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但万恶的中国北洋政府奉行反苏反共的反动政策,对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置若罔闻,在米、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教唆下,采取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的挑衅行为。 自1918年初第一个霍尔瓦特反革命政府在北京成立,直到1922年滨海省的反革命政府灭亡,中国的满洲地区,尤其是在中东路地区是形形色色的白匪军的根据地。以倭帝的走狗,白匪头目谢苗诺夫在这里组织武装部队,进入苏联境内后从这里得到补给,在被伟大的苏联红军击败后,又往这里逃跑。 白匪军之所以能够长久和广泛的利用中国领土和中东路租借地作为庇护所,完全是因为在中国反动政府已经堕落为帝国主义手中的傀儡的同时,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扩张主义恶性膨胀,把反革命的白俄作为了他们对苏联挑衅和侵略的工具。中国北洋军阀伙同倭、米等帝国主义国家,组建了对苏联的干涉军,悍然入侵了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18年9月签定的一项协定中公然表示中国干涉军在外贝加尔和阿穆尔省的作战由“日本军官指挥”,赤裸裸的暴露出其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嘴脸。当然,中国的干涉军和其他武装干涉者一样,也被英勇无畏的苏联人民和蒙古人民击败了。 由于苏联变得日益强大,而万恶的中国反动政府也是同通过和苏联的谈判来欺骗舆论,缓和国内矛盾,因此在1923年和苏联开始了关于中东路问题的谈判。在1924年5月31日,苏联方面的代表加拉罕同志在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后,和中国政府签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关于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等一系列共同声明,规定由中苏双方共管铁路。 万恶反动的中国政府对履行协定毫无诚意,他们不但没有遵从条约中“不得准许敌视苏联的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的规定,“还以难以置信的无赖行经肆意歪曲1919年列宁同志的宣言内容”(《帝国主义在满洲》b·阿瓦林),他们片面的断言苏联政府曾经承诺完全和无条件的将中东铁路交还与中国。该要求在极大的损害了苏联利益和主权的同时,实际上是意味着将中东路交给米、倭等帝国主义,因此苏联理所当然的拒绝了中国政府的无理要求。 虽然如此,苏联政府为了表示和平诚意,还是与张作霖在9月20日签定了《苏联政府和东北三省自治政府的协定》,表示将于1967年将中东铁路无条件交还中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向中国人民证明了自己的友谊。 1924年10月,中东路正式转为苏中共同管理,而在1925年1月,无耻的中国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次强暴活动,他占领了中东路的专用线、仓库等的一部分哈尔滨客运站;此后不久,他们还因为苏联要求清理中东路的白匪分子而威胁要逮捕路局局长。中国方面那“贪婪的野心在1926年8月迸发了”,他们卑鄙的对中东铁路的内河商船队和港口设施进行了公开的掠夺。张作霖以“北京协定和奉天协定未规定内河商船队为中东铁路所有”无耻的下令强占中东铁路的所有船只,包括2艘客轮、11艘拖船、20艘驳船和1艘挖泥船。 “松花江内河船队无疑是苏联的财产,正如同铁路的其他一切财产一样”,而中国方面下流的用抢来的船舶成立了所谓的“东北国营轮船公司”,大大的提高了松花江运费,以损害苏联劳动人民利益为前提,发了横财。 中国方面迎合帝国主义反苏的丑恶愿望,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同时缓和自己作为黑暗的反革命分子对苏联的极端仇视,他们采取的种种挑衅行动是不胜枚举的: 1927年1月11日,他们毫无任何理由的逮捕了苏联公民职工会主席叶西科夫同志;在1月12日搜查铁路职工会;在2月28日扣留苏联轮船“列宁纪念号”并逮捕了所有船员和苏联外交信使;3月11日对哈尔滨商务代表处进行非法搜查;3月12日在苏联公民庆祝二月革命的大会上要求摘下列宁像和苏联国徽;在4月6日袭击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7月9日殴打远东银行职员克诺瓦罗夫;9月2日在绥芬河无故殴打基谢列夫、赫迈列夫和萨莫伊连克;9月3日在齐齐哈尔殴打苏联公民乌沙科夫,等等。 面对中国方面日甚一日的挑衅,与倭国“满蒙”政策的双重威胁,伟大的社会主义苏维埃不得不开始考虑转让中东路的问题。在1927年10月,,中东路苏方副局长前往大连,与倭国南满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谈判,并签定了《中东路草约》。该草约仅仅是将苏联一方在中东路的部分权益转让给倭国,并不涉及到中国方面的权利。而中国反动政府却趁机大肆炒做,进行反苏宣传,其用心是很险恶的。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而在他死后,继任的张学良在仇苏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个中国白卫军的头目通过所谓的“东北易帜”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同流合污,投靠英米,开始了赤裸裸的对苏联的武装挑衅。 1928年12月22日,中国强占了中东铁路哈尔滨自动电话站;1929年1月,封闭了苏联公民的《群众之声》报纸;同年5月27日,他不顾国际公法,悍然袭击了哈尔滨领事馆并逮捕了50名苏联公民,其中就包括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7月10日,又将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查封了苏联的所有有关单位。这便是所谓的“中东路事件”,是国际帝国主义联合发动远东对苏战争的序曲,同时也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敲响了警报。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当局于1929年7月13日表示了强烈抗议,为了防止中国方面的进攻,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建立了远东特别集团军。 8月15日,张学良这个中国军阀、白匪的头目组建了所谓的“防俄军”。在8月16日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胡说八道什么“苏联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他公然颠倒黑白,没有提到自己大肆逮捕2000多名中东路铁路工人和职员、残酷杀害数十名苏联公民等罪行,无耻的诽谤“红军进攻中国、中国人在苏联受压迫、红军强占中国西部”等等,妄图煽动其民族仇恨。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反动政府这些拙劣的反苏宣传没有能欺骗他们,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进步势力对此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一切进步人士发自内心的振臂高呼:“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危急!远东危急!苏联危急!共产主义危急! 苏联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罗特科夫同志在《苏联军事思想史》中写到“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苏联边境策划武装冲突,在他们的支持和怂恿下,中国军国主义者占领了属于苏联的中东路,并侵入苏联境内。通过和平方式消除冲突的努力不能实现,1929年8月组建的远东特别集团军粉碎了中国军国主义者的军队”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虽然伟大的苏联红军在松花江口和绥芬河地区给帝国主义支持的满洲军阀和白匪强盗多次教训(英勇无畏的苏联远东太平洋红旗舰队给中国白匪军以重创,消灭了江平、江安、江泰、利绥等数艘军舰,击毙了200多名中国反动侵略军),但中国方面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变得更加的蛮横无理。这些中国反动匪帮在1929年整个秋季不断的入侵苏联国境。 苏联的长期忍耐是有限度的。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苏维埃,为了保卫共产主义制度,在11月下半月,苏联红军正式发动了伟大的对中自卫反击战。红军在满洲境内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防御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其中主要包括: 扎暂诺尔战役:11月17日,红军在远东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也就是著名的加仑将军)的率领下,对扎暂诺尔中国白卫军中东北军第17旅发动攻击,消灭中国白卫军2000余人,击毙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 满洲里战役:11月7日,红军围攻满洲里,全歼中国匪帮第15旅,击毙了副旅长魏长林,俘虏自旅长以下8431人,并随后解放了满洲里。 海拉尔战役:11月23日,红军向海拉尔发动攻击,于25日击退了盘踞在当地的中国匪帮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解放了该地。 如此,中国反动派对伟大苏联的一切挑衅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原以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可以肆无忌惮的抢劫、攻击苏联边境,但却没想到自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短短几天的激战中,苏联红军俘获了近万名中国士兵,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使得大规模的中国军国主义者再也无能为害。伟大的苏联红军再一次以实际行动,在远东捍卫了苏联的主权和利益,捍卫了共产主义制度。 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中国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冒险政策的破产并不意味着远东危机的消失。正如斯大林同志在第16次党代会上所说的那样,“战争危险加速的增长起来”。1931年9月,倭国帝国主义对满洲发动了入侵。英法米等国际帝国主义集团为了将祸水西引,卑鄙的在满洲执行了绥靖主义的反动政策。一旦倭国在满洲实行南进,美国报纸就进行了强烈谴责;而当倭国部队的行进方向转而想北部苏联边境猛进的时候,美国报纸就立刻开始保持沉默。 毛主席指出:“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 是的,同样的评论放在远东也是正确的。这些帝国主义集团希望让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以便火中取栗,因此对倭国这个远东的侵略者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造出一个骇人的远东慕尼黑!他们拒绝了布鲁塞尔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的对日经济制裁的提案,直到1939年夏,美国国会仍然确立中立法案继续有效,不断向日本供应军事物资和战略原料。这和慕尼黑分子们在欧洲实行的祸水东引的政策在性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苏联面对着在东西两线遭到进攻的危险。为了保卫年轻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审时度势,果断的在1939年和1941年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友好协定和日苏互不侵犯友好协定,使得帝国主义集团将法西斯侵略引向苏联的打算落空了。 国内许多的人,在苏联进兵波兰、合并波罗地海沿岸国家、苏芬战争等的问题上有着清醒的认识,而在同时期苏联在远东方面的政策问题,却糊涂起来了。苏联的远东问题和满洲问题,应该分为倭国方面,米英法方面,中国政府方面,中国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 在倭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中国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米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 在米英法方面,则是把中国作为其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倭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中国的,是把中国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他们的所谓援助中国~其实基本也是空头支票~不过是同倭国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 在中国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官僚买办阶级和地主军阀们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中国的劳动人民;它同时又是一个大汉族沙文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新疆等地区的非主体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日后在这一地区爆发了伟大的三区革命运动);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数十年来,中国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驱使中国人民在对苏战争充当米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在前文中已经充分的论证过了。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数十万的大军,不堪一击,被仅仅3万倭国关东军所击败,葬送了整个东北,使中国人民遭受倭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中国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 在中国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奋起反抗倭国法西斯的压迫,反抗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这才是真正正义的战争。 在苏联方面,则也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是:是和穷凶极恶的倭国帝国主义正面冲突,让帝国主义集团将法西斯侵略引向苏联的阴谋得逞呢?还是像列宁同志在签定布列斯特条约时所说的那样,“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暂时“为了打倒强盗而和强盗握手”呢?斯大林同志审时度势,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1931年底,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多次表示,对倭国侵华问题“采取严正不干涉的政策”,并于1932年迅速实现了和满洲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确认的满洲国的主权,并和其共同经营中东路。为了防止倭国入侵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红军还增加了驻外蒙古部队的数量,有力的遏制了倭国的侵略势头。 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 苏联同意了签署《倭苏中立协定》,便证明该条约在本质上“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是符合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的。苏倭中立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倭国,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这不仅仅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更是与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1933年5月,苏联政府正式提出将中东路出售给满洲国~反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在5月9日、5月14日和6月25日多次无理取闹的对此表示所谓的“抗议”,以此发泄自己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双方的正式谈判从1935年6月末正式开始,于1935年结束。苏联和满洲国签定了《满洲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将北满铁路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权利让度于满洲国的协定》和《最后议定书》,以1亿4千万日圆的代价将中东路的一切权益让度给满洲国政府,以实际行动驳斥了所谓“苏联计划长期霸占中东路”的谣言。 斯大林同志的这一系列英明决断似的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医治好了国内战争时期的创伤,极大的恢复并增强了国力,巩固了国防,基本上实现了各种武器的国产化更替,为日后的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然,倭国帝国主义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入侵的计划,他们不但支持俄国难民委员会、俄罗斯兄弟会、谢苗诺夫匪帮等白俄匪帮干涉苏联内政,还赤膊上阵,挑起了布尔绍伊岛冲突(1937年)、哈桑湖事变(1938年)、哈拉哈河事变(1939年)等。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坚决执行了天才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极力设法避免我国陷入意外事件,准备保卫我国击退外来侵略”和“让他们不敢在把自己的猪鼻子,伸到我们苏维埃的菜园子里来”的最高指示,给一切敢于侵犯苏联远东地区的人以致命的回击,使得倭国的一系列武装挑衅都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在尝到了苦头后,倭国不得不暂时终止了入侵苏联的活动,转而进行和平外交。两国在1941年4月13日签定了《苏倭中立协定》。该协定的签署,使得苏联摆脱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可以将远东地区的大量精锐部队调往欧洲地区与德国法西斯作战,从而大大的加快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就这个意义而言,《苏倭中立协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此外,倭国的军事计划也由北上转为南下,开始了和英米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印缅、马来半岛、菲律宾等殖民地的龌龊战争。珍珠港事件,便标志着英米帝国主义集团计划的失败,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肮脏的姑息纵容倭国法西斯,期望祸水西引,让倭国与苏联交战的远东慕尼黑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有人认为在签定了《倭苏中立协定》后,苏联和倭国同流合污了,这是错误的。苏联虽然中断了对中国公开的援助(其中大部分被万恶的国民党政府拿去“围剿”红军了),但秘密的援助还在进行,苏联远东地区也一直是满洲抗日武装可靠的根据地。而倭国则在1941年7月7日于满洲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关特演”,计划和德国法西斯一起夹击苏联。之所以他们在8月9日放弃了该计划,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再遭受到如、哈桑湖、哈拉哈河那样的惨败,同时也是因为无敌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开始逐步取得主动权的缘故。由此可见,所谓“苏联和倭国同流合污”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48年8月9日,苏联红军对倭国在满洲地区的关东军发动了总攻,在短短的10天内就消灭了号称“精锐无敌”的关东军,解放了满洲全境,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当然,在这场战役中,也有数万名苏联红军将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陵墓坐落在旅顺,数十年后被中国的流氓们下流的加以破坏。 有那么种论调认为,既然苏联已经在1935年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满洲国,那么在抗战胜利后就理应将其完全归还中国,这种观点是极端反动的!苏联是以红军的鲜血,凭借实力将中东路和中长路夺回的,中国国民政府没有出一点力气,毫无资格要求接收。况且当时中国国民政府在本质上是米帝国主义的走狗,所谓把中东路和中长路还给中国实际上就意味着交给米帝国主义,那将大大的增强世界帝国主义的实力,进而极大的损害包括中国人民在内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更本利益。 从以上对苏联上世纪初的远东政策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联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存在霸权主义,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所谓“霸权主义”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是霸权主义而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正如斯大林同志在会见毛主席时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标准,是区分落后与进步,革命与反动的分水岭。凡是有利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我们都要拥护,一切不利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才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 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伟大而英明的领袖约·斯大林同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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