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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休闲区[闲聊灌水] → 战争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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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
战争时期的美国经济学家

在二次大战时,有一批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策略分析局),估算敌方(德、日、义)的伤亡数,评估敌方的意图与能力,协助战后重建的谈判。……还有一批在Statistical Research Group(统计研究组),应军方要求评估各式问题。
在1941年12月12日提出的〈德国军事与经济现状〉报告中,经济学家有好几项见解,和海外情报单位的结论相反。军方的情报指出,德国的状况危急且严重缺粮。经济学家的判断却是:从1936-7年间起,德国前线士兵的三项重要配给品(面粉、肉类、脂肪与食用油),其实一直在增加。民间对这三项配给品的消费量虽然减少,但已被1939年起大幅增加(约50%)的马铃薯弥补过来,整体而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况好很多。
在〈西欧轴心国的营养状况〉报告中,经济学家说德国人的卡路里摄取量,开战后已减少15%,但平均每天仍有2,784大卡,这表示不会在短期内因缺粮而投降。战后的研究显示,1940年时德国每人每天能摄取3,370卡,1942年因战事吃紧,降为2,555卡,1943年增为2,751卡,1944年战争结束前一年还有2,810卡。这表示活命没问题,但食物以谷类为主,相当单调。肉类与脂肪的配给状况和英国差不多,但德国的配给制度较早实施,涵盖的范围较广。战时的卡路里虽可维生,但无法负荷粗重的体力工作。德国还能维持2,500卡以上的摄取,主因是人口的大量耗损:战死、赴外国(尤其是俄国)打仗、战时人口出生率大降。经济学家对这件事的判断,比情报单位的讯息精准。
在〈东战线的德军供应问题〉报告内,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与俄国开战的前6个月内,由于德军事前充份准备,各项军需都很充裕。但也会很快就耗竭:军队每推进200公里,就需要额外的3.5万次卡车运输。换句话说,运送物资到前线的能力,每天会减弱1万公吨。这表示到1942年初时,德军的战力会明显下降。战后证明,这项评估基本上正确。
打了几年仗之后,盟军想了解德国境内的损伤状况。经济学家想到一个妙招:阅读各地报纸地方版的讣闻。德国文化长久以来对讣闻相当看重,对死者的生殁年、职业、阶级、服务单位、死亡地点都有详细记载。美国透过驻瑞士(中立国)领事馆,搜集德国各地的讣闻,样本数约为各地报纸总家数的1/4。分析者计算,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0月31日之间,各阶级官兵的伤亡统计,得出一个比例:每阵亡1个军官,就会有21.2个国民死亡。
另一项推估是:德国在入侵俄国之前,已损失11.4万名官兵,这和战后的调查数字(13.4万)相当接近。但对侵入俄国之后的死亡数,就太高估了:经济学家估算,1941年6月到1942年10月之间,德国损失181.3万官兵,战后的估算只有77.4万。在斯大林格勒(现改名为Volgograd)的战役中,经济学家估算有40.7万阵亡,实际数字是30.7万。
在地球的另一端估算阵亡人数实在不容易,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是军备估算。经济学家假设,掳获和毁损的德军轮胎,约占总生产量的0.3%。又假设前5大轮胎厂的产量,超过全国总供应量的70%,就可计算出德军消耗橡胶胎与人造胎的状况,也可看出德国缺乏橡胶的严重程度。情报单位估算,德国在1943年时,每个月约能生产1百万个轮胎,但经济学家的估算只有18.61万个,战后调查的实际数字是17.55万。类似的估算法,也应用在坦克车、战斗机、枪枝、V-1飞弹、V-2火箭的生产。情报单位估算,1942年8月的坦克产量约1,550辆,经济学家说只有327辆,战后的调查数字是342辆。

摘自赖建诚<经济史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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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

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SE)的著名经济史教授Nicolas Crafts,2004年在皇家经济学会的刊物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一篇简明易懂的翻案文章,要说服读者说:如果没有蒸汽机的话,英国在17-18世纪的产业革命还是会发生、会成功。经由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在1769年取得专利权,到了60年之后的1830年代,全英国蒸汽机动力的总和才16万5千马力,大约是全国动力来源的1.5%,重要性很低。甚至一直到1870年,在应用蒸汽机最多的采矿业和棉纺织业。仍有半数动力为水力
要到1850年代,蒸汽机产生一马力的成本,才低于水力产生一马力的成本,制造业才转而大量使用蒸汽机。为什么要在瓦特改良(1769)之后将近一世纪,蒸汽机才比水力有成本上的优势?原因很简单:1850年之前的蒸汽机压力不够,要燃耗过多的煤,才能产生所需的推动力。1850年之后改良出新式涡炉,能提供高压动力,降低煤的消耗,提升马力效率,蒸汽机在产业界才具有竞争力。
具体地说,在瓦特之前的Thomas Newcomen型蒸汽机,若每小时要产生一马力,必须燃耗30磅煤。改良型的瓦特蒸汽机,只需耗煤12.5磅;到19世纪中叶,已进步到只耗煤5磅;20世纪初期,更进步到只耗2磅。
换个方式来表达:1760年时,若要用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年的成本需要33.5英镑(以1760年的币值来计算),1800年降到20.4镑;1870年降到8镑,1910年只须4镑。也就是说,产生一马力的年度成本,在1760到1910的150年间,成本相差8倍以上。如果计入这150年间英镑的贬值程度,则应该超过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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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Com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a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 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
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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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仙踪》不是童话故事

美国的货币史学者Hugh Rockoff,在1990年98卷4期的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一篇论文,说《绿野仙踪》这部童话书里,其实隐含相当重要的美国货币史背景。他说此书的作者包姆(L. Frank Baum, 1856-1919),在政治立场上是人民党党员(populist);在经济问题方面,他反对美国在1870年代放弃金银复本位,采取黄金单一本位。背景是:大约从1870年开始,英法德诸国舍金银复本位,改采黄金本位,国际银价因为失去货币功能而大跌。美国为了跟上世界潮流,1873年宣布放弃复本位,改采金本位。这对西部的产银诸州而言,因为世界银价大幅下跌而损失惨重,现在连美国政府也不要白银了,情况凄惨不言可喻。
这段时间的经济成长很快,人口和产业都快速增长。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太慢,赶不上整个经济体的成长速度。支持白银自由化的「白银派」,主张回复白银的货币功能,论点很简单:美国的黄金存量,还不足以撑起愈来愈庞大的经济体系。为什么硬要把白花花的银子搁在一边当金属,弄得全国的货币严重不足。
银派认为,只要让产量丰富、价格低廉的白银成为法定货币,不就皆大欢喜?在这种压力下,1890年7月14日国会通过购银法案,规定财政部每个月要收购450万盎司的白银,这是白银派的大胜利。但以美国当时的财力,根本买不了这么多白银,,撑到1893年11月,就废止这项购银法案。白银派败下阵来,黄金派又抬头成为主流。这两派之间从1873年之后的互斗,到了1896年的总统选举才划下句点:白银派的候选人Bryan败选,黄金派的McKinley当选第25任总统。美国的金本位从此确立,直到1934年。 
包姆20多岁时写过一出成功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1882年与Maud Gage结婚,她父亲Joslyn是普选运动的领导人物。包姆夫妇后来搬到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的Aberdeen城,体验到边区的生活,也听到正在兴起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
包姆积极参与白银派,但白银派的总统候选人Bryan在1896年竞选失败。包姆「失业」之后,回到老本行写剧本。第1本童书在1897年出版,但并不成功。1900年的《绿野仙踪》,原本的书名是From Kansas to Fairyland(《从堪萨斯到仙境》),出版后立刻给他带来全国性的知名度。熟知此书的人,会注意到多萝西有一双魔力强大的银鞋(隐喻银本位的重要性),以及住在绿色翡翠城(美钞是绿色的)里名叫奥兹的巫师(Wizard of Oz),而Oz正是ounce(盎司,金银单位)的简写。单从这几项外在的特质,就可以显现《仙踪》和美国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童话故事中,多萝西代表美国的诚实、善良、勇敢。有人考证说,现实世界里的多萝西,本名是Mary Elizabeth Lease,她是人民党的著名演说者,绰号是「堪萨斯的龙卷风」(Kansas Tornado)。陪伴多萝西的小狗嘟嘟(Toto,和某个知名的卫浴厂牌同名),它所对应的是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这个小党的宗旨,是反对销售、饮用酒精类的饮料,也是白银自由化的支持者。为什么叫Toto?有人说这是Teetotaler(禁酒主义者)的缩写。
被多萝西和房子压死的东方女巫,是影射美国总统克里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担任过两任总统:1885-9、1893-7)。为什么把他说成穿银鞋的坏女巫呢?因为克里夫兰在1893年时,带头废止购银法案,主张实行金本位。故事中屡次出现的「黄砖路」(yellow brick road),指涉的是金本位。翡翠城(Emerald City)指的是首都华盛顿。
稻草人是西部农民的化身,朴实呆板,脑子里塞的是稻草。拿着斧头的锡樵夫,代表工人阶级。他原本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被东方女巫诅咒后才变成这个样子。那只懦弱的狮子,是指涉白银党的总统候选人Bryan,用以表达包姆对他的不满。那个在翡翠城里,搬弄虚实唬人的空心大佬奥兹巫师,影射的是Marcus Alonzo Hanna(1837-1904)。他是个工业家,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担任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的重要策士。
在《绿野仙踪》第20章〈脆弱的瓷器城〉里,女主角多萝西(Dorothy)和她的朋友稻草人、狮子、铁樵夫,要穿过一座瓷器城。〈脆弱的瓷器城〉(Danity China Country)是在指涉中国。包姆写这一章的用意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上,是个银本位的国家,自从国际放弃白银本位后,中国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大贬,而多萝西和她的朋友(美国的白银政策),给这个脆弱的瓷器城,带来了惊吓和破坏。Rockoff告诉我们:那位美丽的公主,可能是在虚拟慈禧太后,而被狮子扫倒的教堂,是庚子拳乱时被义和团破坏的洋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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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什么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

  荷兰人口是台湾的 3/4, 土地面积是台湾的5/4, 国民所得大约是台湾两倍。1/3 的家庭没有小孩;1/3 的家庭是单亲家庭;2/9 的家庭有两个小孩。50%的妇女在家中生小孩,产假有16周,结婚与同居的权利义务相同。
  65 岁以上老人,每个月政府发两万两千一百元 (台币),看病至少要等3天,要先预约排时间,不是随到随看 (除非很紧急)。没有医师处方,药房只能买到维他命及止痛药。
  到餐厅用餐,最近几十年才流行的,而且有段时间,餐馆都是中国人开的。用餐很悠闲,一个晚上通常只做一个桌次的生意,不赶时间 (当然也不赶客人) 。用餐坚守「各付各的」(go Dutch)的原则。
  送礼一定附发票,不是要让你知道花多少钱,是要让你不满意可以去更换,方便维修。荷兰买房子可以贷款120%,因为装璜也要花钱。荷兰女王的公务车是福特,家车是富豪,不浪费公帑。
  荷兰主流媒体有不成文规定,不报丑闻。地方报不用钱,全国性大报纸星期日不出刊, 让大家休息。大学毕业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免费周报,每年填一次问卷,就可以一直看。这份报纸份量跟杂志差不多,内容精彩,水平很高,是靠广告收入维持的。
  工作者不论年资,都有 23天的年假。部份人因缩短工时代替加薪,可有36天年假。六月份会发度假费一个月,因为怕员工没钱度假,会影响工作情绪。很喜欢旅游,平均每天有三百万人出游(2001年时全国才1600万人)。
  无法承受工作压力也算公伤,许多人(将近一百万)因此在家休养。荷兰人基本上不加班,该度假就度假。商店早上十点开门,下午六点关门,只在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内工作,经济力还是排在世界的前端。
  荷兰人少有贪污,因为没有人送贿。九成的荷兰人觉得自己很幸福,八成六觉得自己很健康(这才是政府的目标嘛!)。
  PS. 郑成功干嘛要赶走荷兰人啊!害我工作这么累。
  
  1662年2月1日,驻守热兰遮堡(Zeelandia Castle)的荷兰人,在被郑成功围城9个月后投降。这是台湾史上大书特书的事,现在还可看到许多图画与文件,描述这个民族的大胜利。明朝为了拉陇海盗郑芝龙,赐他姓朱(称为国姓爷),还让他儿子郑成功从小住在北京,享受荣华富贵。没想到这个「内陆人」到了台湾之后,竟然能打败海权强国的荷兰。
  我在想,如果台湾有金山银山,荷兰人会这么轻易就撤离吗?如果我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领导人,就把船队炮舰调集到热兰遮堡,和郑成功一决死战。不论从火力优势或其它观点来判断,成功的机率其实相当高。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恐怕是以经商赚钱为主旨的VOC,认为这个岛已不值得投入炮舰,才半战半离的。换句话说,荷兰人本来就想走了,正好碰上郑成功的骚扰,就坚决离去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VOC)
  17世纪VOC进入亚洲的主要目的,是看上日本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但要拿什么东西去换日本的白银,再拿白银去换中国的丝绸,卖回给日本赚一笔呢?台湾正好提供两种日本需要的东西:鹿皮和糖。荷兰人到远东做生意的手法是「内海贸易」(intra-Asian trade):拿台湾的鹿皮与糖去换日本的银子,再去换中国丝,再去日本换金银。
  做这种贸易的人称为country trader,他们把中国海(台日中这一圈)称为「远东湖」(Far Eastern Lake)。如果有这么好的贸易机会,那为什么台日中不自己做生意,反而要让荷兰人来做?主因是17世纪上半叶的中日都在锁国状态,虽然明令片板不准下海,但仍有民间的走私,或开放几个小港口对外做小额贸易。
  其实最早看到远东地区贸易机会的是葡萄牙,大约在1511年就在马六甲海峡驻扎,1557年在澳门、1580年在长崎设立贸易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设立总部,主要的生意是从南美洲运来白银,向在海上贸易的中国商人买丝绸。1596年荷兰人来到东南亚时,中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之间的贸易网络,早已建立运作良好。荷兰人只好避开被葡萄牙控制的马六甲海峡,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日雅加达)建立总部(1619)。
  1600年荷兰人初次抵达日本,1609年在平户(Hirado,长崎附近的港口)建立贸易站。之后在1624年往广东与福建试探建立据点,但未成功,就转向台湾西岸海边设立几个据点。那时的明朝政府对海外领土兴趣不大,台湾就成为中日走私者的贸易点。荷兰人来台之后建立热兰遮堡,1633年建立和福建的贸易关系,拉起台中日的三角贸易网。
  虽葡西荷已各有据点,但三国之间的混战尚未结束。17世纪的荷兰本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两国的宗教与民情大异,时常出现激烈的抗争与流血镇压。西荷两国的长期深度情结延伸到远东,对荷兰人来说,VOC同时具有贸易和战争的任务。荷兰人试过要把西班牙人从菲律宾赶走(1620),也试过要切断马尼拉与福建的贸易(1630),但都没成功。原因是:(1)西班牙在吕宋岛的兵力相对地坚强,荷兰人攻打不下。(2)中国商人需要西班牙的美洲白银,暗中扯荷兰人后腿。
  相对地,荷兰与葡萄牙之争就成功多了:1639年把葡萄牙人逼离长崎的出岛(Dejima),抢下日本市场。两年后(1643),葡萄牙把马六甲让给荷兰人,失去东南亚的据点。荷兰人控制马六甲海峡后,成为南亚与远东区的掌控者。荷兰的亚洲生意布局,是从印度买棉纺织品,带到印度尼西亚群岛换香料。日本和欧洲对中国的丝绸需求量很大,买卖丝绸的利润很好,但要如何从锁国的中国,取得大量丝制品呢?用白银:从日本、从欧洲运白银,和中国商人在海上交易。
  
  复制的VOC船
  台湾的地理位置,对荷兰人是个良好的战略点:(1)当作储存货物的仓库;(2)当作船队的补给与休息站;(3)是北上日本、西向福建、南向吕宋、往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地理中心;(4)还有鹿皮、糖可以换到日本的银子。这是荷兰在远东的贸易布局。VOC在生意最旺的1641-54年间,平均有26艘船在远东海域内东买西卖,单是台湾与日本间的航线,每年有9艘专用船南来北往。利润有多高?在这鼎盛的十年间,对日贸易的利润平均有100%。从台湾运糖卖给日本的利润约25%,卖给波斯的利润约96%。
  为什么1654年之后,VOC在远东的贸易就走下坡呢?关键在中国的生丝市场,被孟加拉国(Bengal)用低价抢走了。1641-54年间,VOC卖到日本的商品总价值,约有1.28千万荷兰盾,其中7百万盾(约54%)是生丝和丝绸。但到了1650年代中期,孟加拉国的生丝价格,从1651年每磅5.89佛洛林(florin),暴跌到1659年的每磅2.68佛洛林。相对地,中国丝的价格,从每磅2.38佛洛林涨到4.97,市场优势完全颠倒过来。在这种情况下,1650-9年间在中国海域航行的荷兰船,从顶峰时期的26艘减为20艘。
  更糟的是,远东航线的利润竟然减到30%左右。对VOC来说,如果利润低于60%,就不值得出海做这笔生意。接下来就是可以预见的恶性循环:把远东航线的船再减为13艘,到了1660年代末期,只剩4艘。任何人都明白,VOC在远东的生意快结束了。
  VOC的董事和巴达维亚的总督很快就有共识:不再派船到中国海。那么要如何取得中国的货物呢?替代性的方案很简单:让中国商船进入巴达维亚,荷兰人不必派船出海,就能得到所需的各种货物,可以省去船只、水手的沉重成本。1690年代,荷兰完全放弃远东,退守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个广大的海域从此拱手让给乘虚而入的英国人,做起鸦片和茶叶的生意。
  郑成功确实打败过安平古堡的荷兰人,这一点不必争论。问题是荷兰人为什么不调集炮舰回击?因为VOC从商业的观点评估,已不值得在台湾大打一场了。
  
参考书目
Blussé, Leonard (1996): “No boats to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the China Sea trade, 1635-1690”, Modern Asian Studies, 30(1):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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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还有一篇说到海外白银输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小的,和本主题也有点关系,摘录:

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荷兰、走私者,为什么要积极把白银运入中国?主因是追求金银比价的差额利润,道理如下。1500年左右,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7.5比1:每两黄金的价格,约是每两白银价格的7.5倍。同一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以法国为例,约是13比1。
  在套汇者眼中,这个价差有什么意义?他们知道:在法国13两白银可以换到1两黄金,但在中国只要7.5两白银,就可换到1两黄金。换句话说,欧洲是「金贵银贱」,相对地,中国是「金贱银贵」。所以只要从拉丁美洲运7.5吨白银到中国,就可以换到1吨黄金,运回欧洲后可以换到13吨白银。夸张地说,运1船白银到中国所换到的黄金,载回欧洲后可以换到2船的白银。扣除运费与风险后,实际利润至少还有60%或80%。
  1400年时(明代初期),中国的金银比价约是4比1(1两黄金只能换到4两白银),如果这时载白银来中国换黄金,运回欧洲的利润大约是300%。当然,哥伦布是1492年才发现新大陆的。
  此处的重点是: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金银价差,在这种套汇的积极作为下,很快就收敛了:1650年时,中国的金银比价已高达14比1,和法国的15比1相当接近。这表示两件事:(1)中国的白银存量已大幅增加;(2)已追上世界的金银比价,从银荒时期的「金贱银贵」,转为欧洲式的「金贵银贱」。

——————————————————
由此可见,除了生丝价格的变化之外,中日之间白银套汇空间的消失,也应该会直接影响到VOC想要保住台湾的积极性
(顺便bs下那些穿越到明末指望大做海贸发家的人,其实这时的对外贸易已经木有那么大的暴利了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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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发现,赖建诚就是《边镇粮饷》的作者,这本书之前也在论坛介绍过的样子


——————————————————————————
又找到一篇不错的文章说这个的:
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美]卫思韩 著 杜继东 译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wgx/2011-09-26/32815.shtml

里面也提到

此处不能详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实,但有几点对理解以后的事态发展极为重要。第一,荷兰公司之所以特别重视其在台湾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为中荷贸易提供了一个货物集散地,而1650年代中国的内战和台湾的骚乱阻断了这项贸易,使荷兰人在台湾获得的利益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荷兰公司有限的资本和军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所以在台湾被包围但尚未失守时,公司已在考虑放弃台湾。1662年以后台湾的再度收复,在荷兰与中国的关系中并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3-15 12:55:5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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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leviathan在2012-8-8 19:22:20的发言:
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Com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a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 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
 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认为是巫婆作祟嘛,随便拿些人开刀,和那些活祭品差不多,我不觉得那些主教会有心思去考虑粮食生产供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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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找到一篇不错的文章说这个的:
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美]卫思韩 著 杜继东 译

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wgx/2011-09-26/32815.shtml

里面也提到

此处不能详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史实,但有几点对理解以后的事态发展极为重要。第一,荷兰公司之所以特别重视其在台湾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为中荷贸易提供了一个货物集散地,而1650年代中国的内战和台湾的骚乱阻断了这项贸易,使荷兰人在台湾获得的利益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对荷兰公司有限的资本和军事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所以在台湾被包围但尚未失守时,公司已在考虑放弃台湾。1662年以后台湾的再度收复,在荷兰与中国的关系中并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里面也提到了清朝一方的问题。清朝愿意借助荷兰舰队来对付郑军,但是又不希望外国人和中国人发生太多接触,对荷兰人的贸易要求有保留,荷兰人的货物往往只能低价出售给与中国官员有联系的大商人,所以利润无法让荷兰人满意。随着郑氏集团的覆灭,清朝对荷兰的需求越发降低,荷兰人与清朝接触的努力也就越发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
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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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hssldx在2013-3-15 21:01:24的发言: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认为是巫婆作祟嘛,随便拿些人开刀,和那些活祭品差不多,我不觉得那些主教会有心思去考虑粮食生产供应的问题。

这个类似于《自私的基因》的逻辑啊,你做啥决策的时候不需要有心思考虑基因的想法
只要存在整体上的压力,族群会产生出一些特殊的宗教啊文化的理论来把对应的策略固化
举例来说,比如乱伦,古代人哪里会考虑到优生优育的细节,而是用的伦理学的理由
再比方说,穆斯林认为猪肉不洁,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沙漠环境植被珍稀,而猪喜欢拱地吃根茎,对植被造成永久性伤害,所以要禁止养猪;而赖建诚这本书里面则认为,植被稀缺导致燃料稀缺,所以肉食多需要生吃。相比于牛肉生吃问题不大,猪肉生吃容易导致很多疾病,所以产生猪肉不洁的宗教性说法;类似的,某些对牛的崇拜,其实是因为在精细耕作的社会,生存空间紧张,所以耕牛这样的大牲口很珍稀,为了从对蛋白质的需求中保护耕牛,所以产生了宗教性的说法来加以保护
再比方说,赖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为啥明清之后出现所谓寡妇守节的文化说法,这个和蒙元入侵之后,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妥协有关。元朝之后,寡妇再嫁是不能从夫家带走嫁妆,而要净身出户的,所以这种经济性的原因促生了节烈这种概念的广泛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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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leviathan在2013-3-17 20:06:51的发言:
 再比方说,赖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为啥明清之后出现所谓寡妇守节的文化说法,这个和蒙元入侵之后,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妥协有关。元朝之后,寡妇再嫁是不能从夫家带走嫁妆,而要净身出户的,所以这种经济性的原因促生了节烈这种概念的广泛流行


印象中在清史研究上看到过,清朝实际上并没有以法律限制寡妇再嫁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
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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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wrhunter在2013-3-18 8:59:09的发言:

 印象中在清史研究上看到过,清朝实际上并没有以法律限制寡妇再嫁


这个没有法律上的直接限制,但是会有经济上和财产上的限制也很正常啊。中国的那些搞历史的老头子很多时候对于新经济史/计量史学有关的要素是很无知或者故意忽视的……要知道国外1980s以来不带计量模型的经济史文章已经很难发表了

赖书中的原文是:
1276年蒙古人消灭宋朝,在一个世纪的统治期间引入收继婚制,汉人经过长期的抗争磨合,转变成明代的婚姻制度,清朝承续此制,直到民国初年,过程如下:1303年元成宗下圣旨,明示女性的再婚规定:「今后应嫁妇人,不问生前离异,夫死寡居,但欲再适他人,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这是中国史上,首次明确剥夺寡妇和失婚妇女的财产权。这是蒙古人的价值观:妇女的财产权完全操在夫家。明太祖在1369年颁布相同的规定,清朝的法律完全仿效明朝。同样地,在这种概念下,子女权也属于丈夫家族,甚至连人身权都失去了。
(全文可见:http://cul.sohu.com/20111025/n323350989.shtml

以及,赖建诚这本书,每篇文章都是一篇论文,这个部分参照的是:
张彬村(1999):〈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的问题〉,《新史学》,10(2):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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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leviathan在2013-3-17 20:06:51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hhssldx在2013-3-15 21:01:24的发言: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认为是巫婆作祟嘛,随便拿些人开刀,和那些活祭品差不多,我不觉得那些主教会有心思去考虑粮食生产供应的问题。
 [/quote]

 这个类似于《自私的基因》的逻辑啊,你做啥决策的时候不需要有心思考虑基因的想法
 只要存在整体上的压力,族群会产生出一些特殊的宗教啊文化的理论来把对应的策略固化
 举例来说,比如乱伦,古代人哪里会考虑到优生优育的细节,而是用的伦理学的理由
 再比方说,穆斯林认为猪肉不洁,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沙漠环境植被珍稀,而猪喜欢拱地吃根茎,对植被造成永久性伤害,所以要禁止养猪;而赖建诚这本书里面则认为,植被稀缺导致燃料稀缺,所以肉食多需要生吃。相比于牛肉生吃问题不大,猪肉生吃容易导致很多疾病,所以产生猪肉不洁的宗教性说法;类似的,某些对牛的崇拜,其实是因为在精细耕作的社会,生存空间紧张,所以耕牛这样的大牲口很珍稀,为了从对蛋白质的需求中保护耕牛,所以产生了宗教性的说法来加以保护
 再比方说,赖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为啥明清之后出现所谓寡妇守节的文化说法,这个和蒙元入侵之后,关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与农耕社会的冲突妥协有关。元朝之后,寡妇再嫁是不能从夫家带走嫁妆,而要净身出户的,所以这种经济性的原因促生了节烈这种概念的广泛流行



因为天气收成不好所以制造出巫婆来减少人口压力,我是觉得这个假设太残酷了,宁愿相信他们只是愚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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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hssldx在2013-3-22 15:34:22的发言:
 因为天气收成不好所以制造出巫婆来减少人口压力,我是觉得这个假设太残酷了,宁愿相信他们只是愚昧而已。


有什么奇怪的……跟近来党国反日一个道理。



只在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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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对残酷的容忍度本来就比现代人强,中国的阉人制度还维持了二千年以上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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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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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里面还有篇文章蛮好玩的
按这个描述的话,宅男马克思其实是被业余社会调查人士恩格斯给坑了哇^o^
————————————————
10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

 很多人听说过《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译为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或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与恩格斯合着,1848年2月21日出版),但很少人知道这本100页不到的名著,有哪些主要诉求。它有十项主要目标,以下列举前五项:(1)废止土地财产权,把所有地租用在公共目的上。(2)采累进所得税。(3)废止继承权。(4)没收移居外国者和反叛者的财产。(5)把金融信用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国家资本创办国家银行,行使金融独占权。

《共产党宣言》首页
  如果我是生活在19世纪西欧的良心公民,怎么不会被《共产党宣言》吸引?1920-30年代共产主义在中国风行时,就有人看穿这套主义的特质:30岁之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30岁之后还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理性。
 很多人看过马克思的相片,一副革命家的样子,皮肤黝黑,眼睛深陷,硕大结实,蓄着威仪逼人的大胡子。在实际生活里,他衣着散乱、举止迟钝、拘泥细节、迹近于病态的完美主义者。相对地,恩格斯是个资产阶级,高瘦貌美文雅,喜欢赛马、比剑、狩猎,曾经在Weser河两岸间游了4趟。他风趣机敏,心智灵巧敏锐,结结巴巴地可以说20种语言。为了贯彻革命热情,他特地在无产阶级中找爱人。恩格斯只被阿拉伯语的四千种动词字根难倒,而马克思学了20年英文,还改不掉生硬的条顿口音。恩格斯犀利而具广度,马克思睿智而具深度。
 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1998年发表一篇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文。(1)探讨马恩合写《宣言》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他要重构《宣言》的经济史背景。(2)阐明马克思写作此书时,未必了解当时的产业界实况,他过度接受恩格斯对外界看法的「二手传播」;也把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劳工阶级的状况》,摘录到《宣言》的第一部分内。(3)重新检讨1830-40年代,棉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经济、社会、政治情势,重估1830-40年代的劳工生活状况。(4)回顾《宣言》出版后,英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说明为何《宣言》在英国没有得到劳工界的注意与支持,反而是到了1910年代,才在俄国得到热烈回响。

George Boyer
 马恩合写《宣言》时,两个人都还不到30岁。马克思因为政府关闭他所编辑的报纸,1843年从普鲁士搬到巴黎,1845年被法国驱逐出境。恩格斯当时住在巴黎,他父亲经营棉纺业,在德国与英国的曼彻斯特有分公司。1842年他们在巴黎结识,合写过两本书:The Holy Family(1845)和The German Ideology(1846)。1847年11月,他们去伦敦参加「共产党联盟」(Communist League)大会,马克思在会中大放异彩。会议结束时,有人邀约他们写一项「宣言」来陈述「联盟」的主张。马克思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元月间写出《宣言》,2月在伦敦出版,正好赶上欧洲各地的革命热潮,但《宣言》对革命似乎没有影响。
 《宣言》最广为人知的,是书内第一部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位作者描述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预测它日后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一开始就宣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们把资产阶级形容为「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资产阶级制造了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
 工人成为机械的附属品,像士兵一样地被组织起来。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吧!」
 以上是众所熟知的「思想」,现在来看当时英国产业界的「实况」。1840年时,英国成年男性劳动力中,有47.3%在产业界工作;1900年之前,西欧没有任何国家的工人比例这么高过。这47.3%的工人,并非全都在与机械、技术相关的部门工作。1861年之前,整个英国还称不上是「一座工厂」,大型的工厂很少(大都是棉纺厂);这些棉纺厂位于英国中西部兰开夏地区,集中在此区东南方的曼彻斯特。
  我们从《宣言》得到的印象是:只要是劳工,就被资产阶级剥削得很悲惨。其实是《宣言》过度渲染了,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地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59),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2大工业城)。他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工厂内的工人数以千计,每个工厂有两三千人。」而伯明翰「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问题出在哪里?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他没在伯明翰住过,他把曼彻斯特的状况,过度一般化为全英国的普遍情形。贫困的马克思,家庭的负担那么重,根本没钱去伦敦之外的地方旅行,他对劳工阶级的知识,泰半靠恩格斯转述,或从报章杂志断章取义。革命的热情加上共产党「联盟」的委托,这两个人在30岁不到的年纪,在见闻有限的认知里,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外国和后世的读者,缺少第一手的实况理解,很容易就被《宣言》里的动人言词,激起无限的情怀。
 为什么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会观察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宣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被资本家无情地剥削。现代的经济史学者有另一种解释:因为那时的英国正处于「1840年代的饥荒」(hungry ’40s)。恩格斯对曼彻斯特的悲惨印象,和de Tocqueville、Charles Dickens、Sir Charles Napier等人的观察类似。有人说:每个时代都有一座让人震惊的城市(the shock city),而曼彻斯特就是1840年代令人「震惊的城市」。它吸引世界各国人士来参观,把社会与政府措手无策的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问题,都浮在桌面上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841年普查128家曼彻斯特的工厂,数据显示有32%的棉花工人,在规模大于5百个工人的工厂里就业。城里的街道狭窄,路面没铺设,到处是污泥、排泄物、恶心的臭味,肮脏的环境让传染病迅速散布。劳工、机械工的平均死亡年龄是17岁。相对地,在乡村地区的Ruthland,平均死亡年龄是38岁;曼彻斯特的孩童,57%在5岁之前死亡。为什么工人还要住在曼彻斯特?因为工资是Ruthland的2倍。
 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观的时间,是1842年秋季,正是「饥饿的40年代」初期:英国的景气大幅下跌,棉纺业陷入困境,资本家破产。失业率在1841年时已经15%,1848年更高达18.6%。虽然有社会救济,但那是杯水车薪。以1842年夏季为例,每天要供应三千人热汤(无食物),「有很多人已经到了绝对饥饿的状态」。在这种高度压力下,整个社会与工人阶级已经出现暴动的倾向(rioting propensities)。
  1842年8月7日,有一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 for a fair day’s work)。罢工者拔掉工厂的动力设备,破坏生产工具,军队介入逮捕带头者。罢工事件三个月后,也就是1842年的秋季,恩格斯才来到曼彻斯特,他所见到的是罢工后的残破景象。
 现在要争辩的是:你认为这是社会性的事件,还是经济性的罢工?前面说过,工人要的是「合理的工作与合理的工资」,目的在养家活口,属于「经济衰退型的民权运动」。恩格斯把他在曼彻斯特的见闻转告马克思,15个月后《宣言》出版时,罢工运动早已结束,气氛消失。如果《宣言》提早6年出版,说不定会有火上加油的效果。1842年大罢工时,有人预测会出现革命,但没发生,原因很明白:工人要生活,生活不下去才暴动。
 《宣言》在1848年2月出版后,欧洲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从巴黎开始,迅速传到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为什么没传到英国?这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明显对立的时期,是劳资斗争最好的战场,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联盟最期盼发生革命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一片宁静?因为1848年之后不久,英国就进入1850-60年代的「维多利亚繁荣期」(Victorian boom)。
 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成长1.3%,这项成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完全猜错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在这段繁荣时期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工人生活安定后,对斗争的兴趣就不大了;《宣言》里所预测的工人革命,也就无从发生。这项重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拼经济」是治国的首要目标,古今中外皆然。《宣言》里所传达的讯息,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显然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英国经济好转后,《宣言》的两位作者仍未死心,期盼着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历史显然让这两位30多岁的作者失望了。失望之余,他们转而批评劳工阶级在向资本家(压迫者)摇尾乞怜。恩格斯去世之前一年(1894)说:「我们对英国工人实在失望,…他们的思想与观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式的,他们只有实际倾向的狭隘心态。」恩格斯去世22年后(1917),共产党的革命才在俄国发生。

参考文献
Boyer, George (1998):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151-74.
Buchholz, Todd (1989): 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冯勃翰译:《经济大师不死》,台北:先觉出版社(第6章:马克思)。
Heilbroner, Robert (1983):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蔡伸章译:《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台北:志文出版社(第5章: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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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hssldx在2013-3-22 15:34:22的发言:
 因为天气收成不好所以制造出巫婆来减少人口压力,我是觉得这个假设太残酷了,宁愿相信他们只是愚昧而已。


粮食生产这种根本性的原因,都是转了几层之后才间接发挥作用。

生存压力大的时候,民众对异类个体更排斥,容易形成迫害风潮,斗地主也好,闹拳民也好,都有这方面因素在推波助澜。



铁口直断!!神~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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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压力是迫害女巫的诱因,但是黑死病之类的也一样怪罪到女巫头上,我觉得是当时的权威教廷碰到无法解释的东西,就用女巫来当替罪羊,控制不住后来就演变成了掺杂着个人恩怨诬陷和迫害了。欧洲迫害女巫的数量,查了下是300年间总共几万到几十万无法统计,那么长时间那么大范围的迫害女巫,一个村子在灾荒的年份里烧死几个女巫能缓解多少粮食压力也是个问题,我觉得烧死女巫更像是安抚百姓的一种做法。
生存压力大会排斥个体很同意,但是这是为了减少粮食压力还是因为环境所导致的不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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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hhssldx在2013-3-15 21:01:24的发言:
[quote]以下是引用leviathan在2012-8-8 19:22:20的发言:
 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博士生Emily Oster,2004年发表一篇宏观性、跨地区性的报告,检讨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会出现大规模的巫者审判。Oster采取不同的切入点,认为欧洲会发生大规模审判巫者、杀灭巫者,主要是经济性的因素:气候转入小冰期,农获减少,在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必须去除生产力最低的穷人、老人、寡妇,社会给这些边际人口的罪名,就是宣称这些代罪羔羊为巫者。
  她的资料取自欧洲11个地区的档案:瑞士的Basel、爱沙尼亚、英国的Essex、芬兰、法国东部的Franche-Comté、日内瓦、英国的Home Circuit、匈牙利、瑞士西边与法国交界的Neuchatel、巴黎、苏格兰。她用这些资料画出两条线:一条是温度变化趋势,另一条是杀巫人数的起伏线。很明显地,在1520-1770期间,只要气候变暖,杀巫人数就下降;气温一下降,杀巫人数就上升。
  Oster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用统计软件来显示相关性是否可靠。她得到的系数,显著水平都在90%以上,有好几项在95% 以上,更有好几项在99%以上。她反复作不同的统计检定,得到的答案都是显著负相关:气温下降会引发更多的审判巫者案例。
  有人会说,以这么宽广的地区,用这么长的年份来做回归分析,虽然统计上很显著,但也应该用个知名的城市为例,看这种负相关是否还成立?Oster用日内瓦的数据,再度明确显示:气温降得愈低,控诉巫者的案例就明显增加。
  003年有人发表一项研究,说近代非洲坦桑尼亚仍有杀巫,被指控为巫者而受害的,通常是年老女性。在降雨量极少或极多时,被杀的巫者人数都会增加。
 [/quote]
 就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认为是巫婆作祟嘛,随便拿些人开刀,和那些活祭品差不多,我不觉得那些主教会有心思去考虑粮食生产供应的问题。



我倒觉得是粮食产量使得那帮主教会压缩审讯时间来节约粮食,导致同样时间定罪的人数上升



其实斯卡帕湾的海底景色其实挺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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