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灌水]两宋困境
今天我们想到宋，往往印象中就会有武力的缺乏。而北宋的富裕众所周知。本来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决定了国力的强弱，进而决定武力的强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北宋不断地扩张军队但是其战斗力却一步步的下滑的困境？本文试从政治，军事和地缘安全，制度方面来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
一政治和制度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一个战争出问题的国家，那么其政治上一定有问题。众所周知宋朝夺取天下的手段是历朝历代中比较少见的，它采取的是宫廷政变进而夺取他家天下。与其相对的其他大一统的王朝基本上采取的暴力直接夺取天下。（相对于其他的王朝宋的统一战争规模相对比较小）而这使得宋朝的统治者处于一个两难困境，首先他是被军事集团所拥立，而其本身在文官集团的影响力并不是非常大。而同时宋太祖从军11年，真正崭露头角的时间不过5-6年。其在整个军事体系中的威望不像其他的开国君主那样的高，加之宋太祖发动的军事政变的冒险性极大故此宋的开国君主对于军队的控制力未必大于其他的与他同期的高级军事将领。而为什么杯酒释兵权，而不是向汉，明那样诛杀功臣或是向唐朝一样授予权柄的原因就在于：宋太祖的执政合法性先天不足，他的成功得益于军事将领的拥戴而不是祖传或是战功。因为宋朝得国不正，而古代中国地方和军事集团对抗中央的借口使用最多的就是勤王或是清君侧（这对于宋太祖来说这个理由比它发动政变的理由合法的多），这导致其军事将领背叛的政治成本非常低，同时也导致军事政变改朝换代的手段较其他王朝合法的多，因此贸然的诛杀功臣导致的叛变是不是能镇压下来是一个疑问。而授于过大的权柄对于宋的统治同样是一个危害。因此从一开始对于宋朝皇帝最直接的威胁不是外患和地方军阀割据而是中央军队有可能发动的政变。因而统帅中枢军队将领不能对皇帝产生威胁，这使得优秀和拥有名望的将领不能统帅中枢的武装力量。而在吸取唐朝教训后，王朝面临的第二威胁就是军阀割据，对于这个问题宋朝希望采取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来尽可能的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而这导致中央军队必须对地方军队处于优势的地位才能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因而宋的禁军数量之庞大远超地方军事力量在。《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八年》：“向因夏人阻命，诸路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八九十万人。可见宋的禁军兵力占到了全国总兵力的50%左右，这是史无前例的，而对禁军的担心和对于自身的威胁，禁军的将领势必会受到压制。 同样南宋的建立是在一种危机状态产生的，开国之主赵构得国来源于家族的传承，君权神授（泥马渡江）。而为什么轮到他当皇帝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主要的竞争对手都因为不可抗拒因素而无法竞争，第二大臣和军队的支持。其主要的变化就是：一开始谢克家和耿南仲等等劝进，帝避席流涕，逊辞不受。（高宗本纪）但是在宗泽劝进后，其很快的改变态度。泽复书谓邦昌篡乱踪迹已无可疑，宜早正天位，兴复社稷，不可不断。门下侍郎吕好问亦以蜡书来，言帝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丁卯，谢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宝"至济州，帝恸哭跪受，命克家还京师，趣办仪物。戊辰，济州父老诣军门，言州四旁望见城中火光属天，请帝即位于济。会宗泽来言，南京乃艺祖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遂决意趋应天。（高宗本纪）这使得高宗政权的合法性足够，这建立在：言帝不自立，恐有不当立而立者和早正天位，兴复社稷，不可不断的基础上。这使得赵构政权存在的目的就是：第一削弱伪政权的合法性和影响力，第二复兴社稷光复国土。可见其一开始的目的就有北伐的意图。那照常理来说武将的重要程度应该大大的提升了，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第一对于赵构本人来说：亡于金与被政变赶下台没有太大的区别。而赵构本人对军队的控制力始终不强，加之其遭受过兵变之乱（苗刘之乱），而平叛的韩世忠，张俊，刘世光，张浚等人的军队大多数地方武装和私兵。这使得高宗对武将专权的进一步担心。
第二武将集团本身的问题：与汉唐五代大将不同，南宋前期的将领们非常缺乏政治头脑。“绍兴中，武臣以军功入仕者甚多”（鸡肋编，卷中，p46)。诸大将亦形成军阀之态势，如有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的称呼。特别让士大夫难以容忍的是武人力量在战争中崛起，其自信得到加强，一改北宋遭文人压抑之态，如韩世忠蔑视文人，常侮辱有加，并轻薄地称之为“子曰”和“萌儿”。（鸡肋编，卷下，p95)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可见“南渡以后，武臣卑视文士，正与北宋一般习俗相反”（《国史旧闻》陈登原按语）[2](卷十六，p404)。
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知有国法。迁侍御史。（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列传第一百二十）飞扬跋扈，目无国法由此可知武将自有取死之道。将军们聪明一点的还知道避讳北狩二帝，买良田以宽帝心。不聪明的就一天到晚提出北伐，要知道苗刘兵变迫使高宗退位的理由就是：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宋史，卷475，叛臣刘彦）这进一步恶化了武将集团的政治处境。
第三文官集团的反击，以笔者个人的观点来看：天朝历代中原王朝，没有一个王朝的士大夫阶级如同宋朝一般卑劣。宋朝的山河与其说是败亡在奸臣之手，不如说是毁在文人之手。在整个文官集团看来：自己的利益远远高于国家利益。在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建进言高宗：“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宋史，卷404)建炎四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平时**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宋史，卷31）绍兴元年，汪藻又上奏章，言“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宋史，卷445)，并献上“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和“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其目的就是要以之“渐销诸将之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2)。对此高宗心领神会，“后十年卒如其策”(宋史，卷445)。绍兴8年监察御史张戒入对，极言“诸将权太重”，暗示分诸将之权，高宗欣然同意，并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19)绍兴九年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南仲亦上书高宗言：“刘光世窃林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韩世忠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裨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三朝北盟会编，卷193)。同年左宣议郎王之道上书，明确要求收回诸将兵柄，以文臣统治军人：“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而柳约，汪藻，张戒，周南仲，王之道皆是宋史上评价极高的大臣，其中不乏与秦桧等人对立极深之人。可知对诸将不满根本不是几个奸臣而是整个士大夫阶级。置家国不顾，仅仅在意文武之争。这表明：与其说文臣畏惧金而偏安一隅，不如说是文官不希望武将得势而故意为之。
由此三点，在政治上议和，收兵权，杀大将，偏安一隅就顺理成章了。仅仅为了文武之争和恢复文官的地位，南宋文官集团的行为已经彻底损害了王朝的利益。而他们对于北宋问题的看法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把全部问题推到几个宠臣身上。但是其核心原因南宋罗大经就言：“自古夷狄盗贼之祸，皆将帅之臣玩寇以自安，养寇以自固，誉寇以自重。
宋朝压制军事将领的方式采用了重文抑武和募兵制的方法，在宋朝得国手段不正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同时也是牵制武将集团，朝廷大幅度的提高了文官的地位。而这一行为贯穿了整个的两宋历史，最终导致了文官集团成为了整个王朝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皇权对抗文官集团的方法也非常简单，第一理学，第二挑起党争。使得整个文官集团在行政上分为不同的集团，从而平衡皇权。而理学则在思想上进一步的控制文官集团的忠诚。但是这会导致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行政内耗和在兵事问题上的严重政治对立，而在这一问题上武将集团是没有能力和文官集团对抗的。这使得在这些问题是绝大多数情况是外行领导内行同时领导还不用负责任。 而从制度上说：北宋不同于其他的朝代使用的是募兵制，而不是其他王朝使用的征兵制。其军队的主力是职业士兵，但是其目的不纯。北宋的募兵制原因基于两点：第一建立一支超过所有地方武装的中央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能力和中央比财政能力。第二募兵作为了一种稳定社会秩序的福利政策，例如宋太祖认为募兵，“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南宋吴儆写《论募兵》道:“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尽管按照常理长期经过训练的士兵在战斗力上会高于强制征招的士兵，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士兵的一旦入伍，终身服役，直至老疾退役。这就导致了大多数的士兵终生晋升无望，而其有无其他的出路（征兵制还有盼头，募兵制就没有了）加之管理不严，使得士兵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加上北宋对士兵采取了面部刺字和发配罪犯从军的各种行为，人为地降低了士兵的社会地位。这更加导致了士兵对于从军的厌恶，使得良家之子非万不得已不从军，军中充斥的士兵多为灾民，强梁，无赖等等，素质低下，不服管教，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原本薄弱的战斗力。而为了维持同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平衡和维持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唯一的方法就是增加中央的兵力。
” 而宋朝对于武将的警惕导致了其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对此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群书考索》后集卷21《官门》）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宋论》卷二)同时宋朝改革五代军制，以枢密院掌管全国军事力量，而枢密院的枢密使往往为文官执掌，至宋英宗时西府不用武臣久矣。而与此同时北宋的武装力量的管辖机构大体有：枢密院，三衙。其中枢密院以文臣为主，三衙以武将为主。而其各自职责为：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之外兵部掌文书，升迁靠吏部，在苏轼在宋哲宗时任兵部尚书，上谢表说：“武选隶于天官(吏部)，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东坡七集•东坡后集》卷13《谢兼侍读表》)这直接把武装力量的大权归于文臣之手，武将无出头之日。而更为关键的就是：文官集团对于所有的武将是敌视的，是其为潜在的敌人。在宋朝的文官看来，“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0《论水灾疏》)。而宋朝整个的政治环境是一个文人政治这也就导致：越是功勋卓著的将领就越危险，因为他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威胁就越大。故此文官集团对于武将的污蔑，陷害在整个两宋历史上屡见不鲜，北宋欧阳修在至和三年(10上《论狄青札子》云：“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声名，自其初掌枢密，进列大臣，当时言路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盖由军士本是小人……武臣掌国枢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所列狄青之罪名难道不是“莫须有”吗？仁宗还想保狄青，但文彦博提醒皇帝：“太祖岂非忠臣。”遂出陈州。文彦博还每日两遣中使抚问，终使狄青惊疑发病而死。终两宋之世武将得好死者聊聊无几，而冤屈之案屡见不鲜：曹利用，王德用，狄青，岳飞，曲端，韩世忠，张俊，余阶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其结果或自杀，或冤杀，或夺兵权。可见文臣对武将的畏惧远远多于畏惧敌国。
这直接导致武将的政治地位非常低，沈氏《笔淡》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而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将领是无法安排的。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尽管在封爵上可以对武将给以厚待，但是在任职上：文官集团几乎没有对武将妥协过。例如狄青任枢密使，引起一场风波，文臣的反对理由是“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长编》卷172皇祐四年六月丁亥)。
因而武将大都只能在三衙为官，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其中殿前都指挥使为从二品，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而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衙的都虞候仅为从五品。宋朝所以废除原来两司的五个最高军职，而代之以品秩较低的九员三衙长官掌军，正是为了贬抑武将的政治地位。按赵宋家法，“三衙用边臣。戚里及军班出身各一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乙未)。此外，三衙军职有时也可成为武将虚衔。如宋神宗时，定州路副都总管、兼河北第一将刘永年有殿前都虞候之头衔，太原府路副都总管、兼河东第一将卢政有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之头衔(《宋会要》职官63之5)。而三衙的级别较低，哪怕是做到了头也不过是从二品，与此同时文官可以升到正一品的人数和武官升到从二品的人数基本相同。同时文官还是武将的上司，更使得武将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而根据收天下之兵的宋朝既定方略：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命各地按身长规格招兵，“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朔)。使得精锐军队统统转为三衙禁兵，剩下的老弱残兵成了专供杂役的厢兵，而厢兵后来也纳入侍卫马、步军司的系统。总之，宋初一方面由两司分为三衙，削弱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降低他们的品位；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使得有战斗力的军队统统转化为中央直属的军队，而同时整个三衙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使得北宋战将有功难封，一个立下大功的将军是非常难以处理的，这更打击了将领作战的积极性，凡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另外北宋的三衙统兵制度既然十分严格，也必然非常死板。真宗时：京城河南草场遗火，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王隐命令附近的殿前司虎翼军都虞候高鸾“以近便营兵救扑之”，殿前司却说高鸾不归王隐统属，“当俟诏旨，请劾之”。宋真宗“以救焚之急”，“命释鸾等罪，仍戒自今各遵往制”(《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戊戌)。而终北宋一朝，此制度未曾更改。这表明：比起效率，宋朝的皇帝和文官集团对武将的恐惧远远多于对效率的追求。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宋朝总有议和的倾向。因为如果战争失败，宋的政权未必然遭到毁灭性打击。而如果取得战争胜利。如何处理得胜的武将就成了严峻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宋朝的文官集团对这个问题严峻性认识不足。仅仅把军费和对武将的处理当做头等大事，完全没有考虑地缘政治和宋朝面临的安全问题。这使得在政治上实行攻势的军事政策完全不可能。所有的大型军事行动必然要有文官指导，导致就是实施进攻也要有文官指导。而文官统兵，其战多不利。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陕西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p341)。在绍兴11年之前基本上整个的军事体系，军队番号，指挥系统处于混乱的状态。政府无法有效地控制军队，而军队本身的自由度非常的高。这造成了整个宋史中最令士大夫政治耻辱的一节：在这个时候宋朝军队的效率和能力发挥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是唯一有机会收复北宋领土的时候，而这一切的机会被整个文官集团所摧毁。可见宋之文臣士大夫之害远胜其他诸朝之害。
而南宋开国面临的问题远远大于北宋，南宋朝廷在开国初所依重的军队多是地方武装和私人色彩浓重的军队，而对此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对抗的手段。宋史187卷•兵事云：諸屯駐大軍則皆諸將之部曲。可知在发生兵变后这些军队对整个文官政府和皇帝的心中威胁之大丝毫不逊色于金军。而由于整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而原本的军制和指挥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因而南宋从新组建了一套新的军事和指挥体系。关于番号与体系，由于北宋的禁军等等的兵制基本崩溃。南宋在一开始采取了建立改枢密院下属部队（基本上是名义下属）使用神武诸军，神武诸副军，御前巡视军和御前忠锐军四种番号。民间抗金武装被授予镇抚使司军，甘陕地区的军队使用原本的番号。之后由于南宋政府对与民间抗金武装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数十个镇抚使司军基本上都被金军所或击败，或剿灭，或是招降。其后南宋取消镇抚使司军的番号。到绍兴三年南宋政府可以在动用的军队大约有30万，高宗云：今仅有兵三十万。（宋要录，卷68.）主要集中在：殿前、马、步军、诸班〔直〕，宿卫亲兵、御前忠佐、忠锐将兵及神武右军、中军”为“七万二千八百余人”，“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王〔躞〕四军共一十二万一千六百余人。(《宋会要》礼25之20，《要录》卷80九月辛酉)
至绍兴五年，高宗下旨：“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宜以行营护军为名。”(《宋要录》卷96庚子)将韩世忠的神武左军改名前护军，岳飞的神武后军改名后护军，刘光世军定名左护军，吴阶军定名右护军，张俊的神武右军改名中护军。实际指挥权依然在武将之手，其兵力在大都在数万之间（岳飞军超过了10万）。总兵力大约为45万左右。而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军队不过3-5万（殿前、马、步军、诸班〔直〕，宿卫亲兵、御前忠佐）。这大大违背了文官集团和皇帝的安全线。而武将对于收复领土和北伐的建议也都不符合文官集团的想法。
至绍兴11年，在破坏了由武将集团实施的北伐后。招岳飞，韩世忠，张俊（吴阶病死，刘光世告老）三人回朝嘉奖。之后撤前护军，后护军，中护军番号。在张宪前往镇江枢密行府参谒之机，将其逮捕。制造冤狱杀岳飞、张宪和岳云。逼迫王贵请辞，同时使田师中“带蜀兵数千人自随，以为弹压”(《性善堂稿》卷6《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之后将张俊和韩世忠被解职罢官。而张俊旧部在被王德接管后罢免了一批张俊在军中的亲党。王德奉宋高宗的“密札”，将此军由八万人减至五万人(《景定建康志》卷39)。三大军从35万裁制21万，至绍兴十二年，减至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余人(宋史，卷193)。秦桧的方针是“任将帅，必选驽才”(宋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恐其有谋起兵，问己之罪，故诸帅皆贪污，士气不振”(宋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九月庚戌)。当时另外一些有名望的战将，如刘锜、李显忠、王德等人，都先后闲废。唯有四川吴璘、杨政和郭浩仍长期掌兵，至于右护军的番号，迟至绍兴十七年，也正式取消(宋要录，卷156七月戊子)。
之后南宋主力为御前诸军有10只部署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每支大军都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作番号，[关于南宋御前诸军最后分成十支，可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3《十都统制》。]其下各军也以某州府驻扎御前左军、御前右军等等作番号。冠以“御前”两字，是表示直属皇帝，使天下正规军都成为赵家军之意。除四川外，沿江的御前诸军并不屯驻宋金交界的前沿，而用处则是：“警备于平居无事之时，屯守于阃奥至安之地，未尝有一日之战”，“此所谓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历代制度详说》卷10《屯田》)。至此南宋的军事指挥权重新回到了文官集团的手中。 由于两宋在政治和制度上都对军人防范的考虑多过使用的考虑，而对军队过于的防范和压制必然导致社会精英流向其他方面，这样的结果就是文官集团做大，而这个集团的道德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差得多，为了维护小集体的利益他们不惜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使得国家的军事实力流于表面，士兵越来越多，但是战斗力越来越差。 二军事和地缘安全
北宋面临地缘安全环境是几个中原王朝中最差的。宋朝在3个方向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来自辽，西夏和吐蕃3个国家的军事挑战。而传统上的地理防线基本上都在敌人的手中。
 
从以上三张图来看，北宋在地理上的安全环境非常不利，通常中原王朝依靠的北方地理防线阴山山脉与燕山山脉基本上都不在己方的控制之下，而太行和吕梁山脉加重了不利的地缘环境（为西夏提供了庇护的同时使得在边境方向上的横向军事机动变的更加困难）。而最危险的一点是：谁是宋的敌人？谁是对手？这一点宋的政治核心人员一直都没有搞清楚，西夏是敌是友？如何对待辽？这些安全问题在整个北宋政局上基本上就是一盘糊涂账，对与这些国家的威胁基本上判断不清。过于高估辽的国力而过于疏忽夏的军事力量。基本上北宋在大多数的时候采取了北守西攻等政策，这个政策主要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夺回传统的马匹产地，第二由于西夏国力和军力为宋朝所轻视，第三西夏的立国是从宋的名义版图中独立出去的出兵占大义之名，第四笔者认为：由于宋朝对于西夏的轻视认为不需要大将领军就可以夺取胜利，如果借此可以培养出有战功的文臣就可以进一步的削弱武将集团对王朝的威胁。从地理上来说南宋面临的地理环境远远优于北宋，以秦岭，大别山以及密集的水网帮助下。南宋的防御态势远远好于北宋，而面临的敌人也仅仅是金（蒙古），这使得南宋的安全决策变的非常的简单：通过各种手段阻止战争爆发。而失败的是，南宋的领导层犯得错误和北宋一模一样：认为打垮己方之前不敢挑战对手的军事实力要远远逊色于自己。这种典型的文人安全想法在两宋历史上屡见不鲜，而这种愚蠢的决策可以被采用无疑是两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更严重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安全问题被一群外行所控制，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流于表面，进而当成党争，以一党之利来决定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进而多次的导致决策错误。以文臣驭军，但是整个宋代，文臣领兵很少取得军事胜利。对西夏的战争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当世名臣如夏竦、韩琦和范仲淹等先后都去了陕西前线，“但既无力征服对方，也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基本战局，不过维持而已”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p341)。北宋最辉煌的军事胜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而主帅恰好是狄青。南宋以文人统兵，败战不断，最典型的是张浚，其以文人特色的“持重拥兵，去战阵千里之外”( 啸亭杂录，卷4)的方式指挥作战，结果先以富平惨败丢失整个陕西，符离之溃又导致隆兴北伐失败，徒然耗费国家财力和士兵生命。周密之评最当：“其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 齐东野语，卷2)
从军事角度说：由于传统的产马地在西夏的控制中这使得宋朝军队的机动力非常低下。而北宋的敌人处于优势地理环境。这使得北宋在对外战争尤其是对辽夏的军事成本非常高。敌无必经之途，而己乏速行之军。在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线机动的兵力要比内线快捷和节省成本。这使得宋军必须放弃传统王朝的前线防御战略：部署大量的前沿部队和构筑大量的筑垒地域，用来保护边境地区的民众，其典型的例子就是长城。从而采取其他的防御模式，比如纵深防御或是弹性防御。而采取纵深防御是北宋政权不能接受的，这种防御强调节节抵抗，让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流血。这种抵抗无疑会对对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得入侵者在感性上相信他的进攻得不偿失的。问题是如果战争爆发，则双方都是输家防御者即便赢得胜利，可原本保卫的国土会变为一片废墟。而从决策上说：这种抵抗势必要扩大地方军队的规模，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军事将领，而这是宋朝中央政府不能容忍的，俄罗斯的两次卫国战争都是最典型的例子。因而北宋只能采取弹性防御的策略：这样可以避免在前线部署大量的军队和构建筑垒地域，只需要构建少量的的支撑点就可以，而解放的防御部队可以在后方部署形成重兵集团用以充当预备队，当敌人在边境地区消耗了对方的军事力量或在连续进军中消耗了足够的马力后在进行战略决战。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的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坏处就是对一体化指挥，将领的能力决心以及前沿支撑点的要求非常高。
总体来说：北宋的弹性防御基本上效果不佳，首先前沿的支撑点构建的非常不利，尽管在整个二十五年的宋辽战争中，宋曾经失陷的州城只有易州、深州和祁州，而失陷的县城和堡寨则甚多。单辽军端拱二年的攻势就攻拔了满城、长城口、小狼山寨等多个宋军沿边的据点。尽管之后的满城战役从分反映了宋军“会兵设伏夹击”的弹性防御战略可行性。此役宋军不在前沿的易州拒敌，而将镇州、定州两处屯军集结在徐河待机。诸将独断自行变阵，配合镇、定和关南二路大军恰到好处的协同。一方面，崔彦进“潜师出黑芦堤，趣长城口（《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侧翼迂回，恰好在辽军在满城方向败退时从后截杀，因而将大量辽军赶入西山坑谷，造成巨大的伤亡。宋军在处理战役上的成功，主要是能在纵深上的徐河巩固一个坚强的正面阵地，同时得到一个有力的外线兵团威胁敌军的退路。这表明在战略上这种弹性防御是可行的，构建支撑点，在消耗对手的力量之后通过伏击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但是问题在于这依赖于诸将的独断变阵和恰到好处的配合，而这恰恰是北宋军队的致命之处。三衙的互不隶属和阵图的设置使得北宋军队的指挥非常的呆板，其将领的指挥能力了和战场决心也都不敢恭维。例如在澶渊之战和君子馆之战当辽军以机动力优势突破宋军防线是宋军基本上无法完成多集团的联合反击，只能孤立的反击。唯一幸运的就是：辽军的马力在连续的突击和长途行军后消耗的十分严重导致其无法完成预定的战略任务。而之后宋在统一指挥的问题上依旧问题严重。比如程琳主张四路分帅，夏竦主张平时置四帅，战时择一位两府大臣为总帅，而韩琦则主张分东西两路。归根结底问题征结在于河北的政治重心在大名府，而军事的重心则在镇、定．“其势倒置”，而严格的对军权的限制更是加深了建立一体化指挥的困难。
而在西夏方向，首先支撑点的构建非常不到位田况《兵策十四事》说：“陕西虽有兵近二十万，戍城寨二百余处，所留极少。”王尧臣对此批评说：“见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近塞山原川谷，虽险易不同，而兵难行小道，大众须由大川，大川之中，皆为寨栅控扼。然其远引而来，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所向无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门寨，镇戎之刘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静边寨，皆不能扼其来，故贼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汉地，分行钞略，驱虏人畜，赍至财货，人马疲因，奔趋归路，无复斗志，以精兵扼险，强弩注射，旁设奇伏，断其首尾，且逐义击，不败何待?故贼之患在不能出也。”这表明宋在构建前线的支撑点方面更倾向部署临时的坚固防线而不是永备工事，使得前沿支撑点根本发挥不到应有的消耗作用。同时不同于辽宋战场西夏的目标更多而进攻方向更为复杂，这迫使宋军需要建立多个预备队：近又欲于鄜延、环庆、泾原三路各抽减防守驻兵，于鄜、庆、渭三州大为屯聚，以备贼至。然今鄜延路有兵六万六千余人，环庆路四万八千余人，泾原路六万六千余人，除留诸城寨外，若逐路尽数郡减屯聚一处，更会合都监、巡检手下兵拼为一阵，极不上三四万人。贼若分众而来，犹须力决胜负，或昊贼自领十余万众，我以三二万人当之，其势固难力制。（田况《兵策十四事》）这就更加考验军事将领的能力（可悲的是派来的大都是文臣，战不能战，和不能和，勉强维持而已）。但是随着西夏本身的中衰和内争，使得原本处于攻势的西夏被迫处于防御态势。由于其本身缺乏纵深，而这就有利于宋在有利于己方的战场同西夏进行消耗战。最终取得了对西夏的全面战略优势。
而南宋在地理上的优势，这有效地降低了防御的成本，而水网使得运输的成本大为下降。更有效的运输，古代水路运输的效率远远优于陆上运输，其效能可以达到路上的20倍。最终形成以长江天险，蜀地，两淮等地的地利完成了整个的防区建设。因而军事上南宋放弃北宋的弹性防御的策略，采取了前沿防御的政策，南宋这个防御战略明显比北宋成功。依靠地利成功在蜀地和襄阳等地建设了大量有效的支撑点，加上强大的水军和无法截断的河流形成了有效地防线。这明显防御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优势。在南宋后期的名将中，余阶和孟珙战例明显体现出了这一特点。余阶在四川的防御战中提出了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策略。而孟珙在黄州战役中对支撑点的防御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后来的襄樊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宋防御体系的运作：
宋军依靠支撑点来拖住元军主力，之后增援部队赶到协助防御。使得战争长期化，最终演变成一场消耗战。而拥有运输优势和地理优势的宋军最终迫使对手撤军。而北宋的模式则是前线僵持的同时伺机通过伏击或是迂回打一场歼灭战。
提到南宋，我们必须提到宋军在武器上的进步。尽管在武器上宋军使用了简易的火药武器。但是在甲胄和兵器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模式，重骑兵依然在军事上得到了应用。与此同期宋朝的敌人同样也进步了。而从之后欧洲的记录来看，这些武器的用途并不大。可以说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宋朝的武器不会改变战争模式。
结论
两宋困境的造成可以说是王朝的必然性，因为王朝面临的最大敌人恰恰就是武装力量本身。故此限制其的政治地位势在必行，而这一系列的政策导致了其军队大多数成员的素质并不高。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宋朝留下的俗语。北宋不是没有可行的战略和足够的国力，但是在安全问题是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导致其军力的大幅度萎缩。这种悲剧既有皇帝本身的因素也有士大夫对于权力垄断的一种反应，这种垄断造成了文人对武将的绝对政治优势，进而造成了整个士大夫阶级的集体堕落。而这种堕落成为了两宋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娱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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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3 2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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