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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本帖的第 11386 个阅读者　　

* 贴子主题：奇文转贴：苏联的军火及评论

正版松鼠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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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奇文转贴：苏联的军火及评论
奇文转贴：苏联的军火

苏联在列宁、斯大林先后领导下对二十年代中国北伐革命的援助具体内容。那便是总共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洋钱的资助。这是讲在北伐前几年的事。大概是1923到1926年之间的样子。
首先对这十二万支枪和每月三十万银元的份量我们要放到1920年代的环境去考量才能体察其于北伐之关键意义。这十二万支枪是俄国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在苏联境内的白俄抵抗力量刚刚为苏联工农红军的消灭(1920年)，这十二万支枪一定是苏联工农红军的武器也就说是西洋造。其精良比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汉阳造。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东征北伐成功仰仗武器精良是最大的原因。国民党共产党称颂东征北伐众口一词，都说是北伐军革命精神高扬，又得人心，所以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不提北伐军用的俄国造，北洋军阀用的是汉阳造，北伐军武器上占了便宜，而这个便宜端赖列宁、斯大林为首之苏联共产党之国际主义支持！国共两党占了别人的便宜而不提实属鲜廉寡耻，忘恩负义，两个党都不是东西！
而且十二万支枪正是北伐七个军的总人数，可以说没有这个十二万支枪，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有人无枪，除了像今天海外民运喊几声之外对于中国的政局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北伐之成功，甚或北伐之开始端赖苏联之支持。除了这十二万支枪外，还有每月三十万袁大头。这是当时广州国民政府运作的运作经费，后来蒋介石东征打垮了陈炯明打开了地盘对此外援不那幺依重。但如果一开始没有这笔经费也没有这黄埔军，东征便无以开始，何谈北伐。东征用的枪也是苏联，就连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也是从苏联得到的枪支和弹药由新疆的盛世才处转送。这也是许先生提到的.
行文至此，本人多年的疑团才得以解开。在下曾读过郭沫若写的《洪波曲》，其中讲到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在广州与革命政府政要过往从密。北伐军中曾作过蒋介石文笔吏，他讲过鲍罗廷在北伐前一时门庭若市，蒋介石、许崇智、廖仲凯等趋之若鹜。后来鲍罗廷回苏联莫斯科述职。等到他再到广州，形势已大变，鲍罗廷门可罗雀。记得当年读郭沫若的书到了这里，是一头雾水，真是不知道为什幺鲍罗廷门庭若市在前门可罗雀于后。这郭沫若以文章着称于世，居然不作交待。
现在徐泽荣先生的数字出来了，本人才恍然大悟。虽然本人未见当事人之评述，对当时的情景也可以作一大胆之猜测，自信八九不离十也。鲍罗廷门庭若市之时便是苏联军火黄埔港靠岸分枪之时。鲍罗廷门可罗雀之日乃是中国军人蒋介石为首枪到了手便翻脸不买账之日，中国人这卑鄙由来已久！！
我们可以想见在枪来到手之前，蒋介石和许崇智、汪精卫、廖仲凯如何对鲍罗廷恭恭以礼，而共产党又如何上窜下跳想要分一杯羹又分不着。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共产党的那股难受劲。第三国际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援助对象而去拉国民党。我们也可以想见那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之口号实在是与苏联列宁斯大林谈判有了钱和枪的承诺后而作的公开表态。这一表态就孙中山而言主要是表给苏联人看的。中国人以为孙中山先生真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那真是瞎了眼。倘是没有枪没有钱，孙中山压根不会讲这三句话。你要给本人十二万支枪和三百万美元一年我也会找几句一样的话。孙中山又有什幺了不起？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幺孙中山要共产党的人参加国民党，那也是为了取信于列宁和斯大林，说我跟你们是一头的，你看，你们的嫡系都进了我的圈子，有什幺也不会瞒你，有什幺也瞒不了你。这也就是为什幺周恩来可以去黄埔当政治部主任，这是孙中山蒋介石公开让第三国际在黄埔军校放一个明探。周恩来因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在后来人的心目中地位崇高实乃后来之人不知情也。细心的人们会注意到，在周恩来与国民党被俘将领的谈话，只有周恩来自称是黄浦将领老师的二黄浦将领如杜律明之流从来没有承认过．本人的猜测是这些将领在黄埔念书时便从来未把周恩来看在眼中，尊崇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后来被捕之后大概秉性还算厚道，没有再明拍马，正经的军人又有谁会看得起一个特务？我曾看过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的回忆录，谈到过黄埔的生涯提起过汪精卫“玉树临风”和陈炯明眼神有些斜，根本就未提周恩来此人。而电影《廖仲凯》中廖仲凯感谢中国共产党送优秀的干部来了，那纯是九十年代中国无行文人的编造。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幺共产党在北伐之中到处鼓动造反。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国民党是靠着共产党的关系才从苏联拿到的军火才有今天之局面。共产党为国民党争得这幺多好处，自己一点没落着什幺，那还不应该自己开一点自留地吗？于是才有彭拜、毛泽东式的农民运动；才有湖南农民运动，以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可没有提苏联军火。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军火他写那篇绝不会那幺气壮。国民党军也不会忍耐那幺久。
北伐军中的政治部主任制完全是照抄苏联的建制。而且政治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在苏联政委政治部主任是党的明探。在北伐军中国共产党员担任的政治部主任就是第三国际在北伐军中之明探。正因为如此政治部主任的人选与军事长官的资历和声望往往根本不成比例。共产党的天下之后政治部主任于军事首长同级,后来的人以现在的制度去套当时的制度才会对周恩来的政治部主任的角色有错误的理解。国民党也明白样子装得出，才能骗得到军火，所以对共产党的猖狂是忍气吞声。到了1927年忍无可忍搞清党，蒋介石搞而得到其它军队的响应，是因为各部队首脑都要把身边的钉子拔掉。中国共产党讲的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其实蒋介石不光叛变了革命，而且还叛变了共产国际，撕毁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诺言。中国共产党用一句笼统的叛变革命来概括是有不可细言之苦衷，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依赖苏联的各方面的支持，毕竟难以放在桌面上来，如果中共把苏联军援经援和盘托出固然可使国民党声名狼藉，但自己也要受损：一是自我示弱二是依仗洋人。
就蒋介石而言这是他杀共产党是回归民族主义之必然，但蒋介石就个人品行而纯是食言自肥，卑劣到无以复加之地步。
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这之中只有俄、日两国真正对中国下过本钱，英、美、法地域遥远又从心底里瞧不起中华民族以为中国人都是小人，不要说共产党他们视之为异端就是像蒋介石那样信誓旦旦的盟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支持。哪曾有过像苏联那样的下本钱？而中国的政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用的中国人的惯技，叫做先骗后赖。骗不成了就耍无赖。俄国对中国下了那末大的本钱，到头来国民党县反咬一口，后来共产党有饭要一口，怨不得万国仁说中国人不守信义。
这里我要宕开一笔。
我二十几岁时曾经在大陆看过一部电影叫《大浪淘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里面就有结义的四兄弟都参加了革命。这革命便是二十年代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革命。最后是老大，老三跟着国民党走，老四对革命悲观失望退出了，只有老二仍然跟着共产党走。老二的名字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是于洋演的。这其中便有青年学生辨论的场景，有一个书生在那里大讲“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整个电影只拍参与大浪之中的几个青年人。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是只要血气、立场，站得稳便可以成事。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这个味道。邓小平时代刚开始我就出国了，不知道后来如何了。
现在徐泽荣先生的数字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年代有血气的青年大概是非国民党即共产党。他们光靠血气是没有一点的用处。他们理论正确与否先不要去谈。没有枪还是只能听北洋政府的，当时的有血气的青年都拿了苏联的枪和弹药去打军阀。想来军阀的那一边是有人出来讲国民党卖国共产党卖国的。只是那样的声音和文章本人没有见到而已。
没有见到过的并不等于没有，有心的人们如果能查到在军阀辖内的1926-1927年的旧报纸或许可以查到一点。否则就要问那些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们在临终之前尚能讲几句实话，或者可以证实。这是本人的猜测，吴佩孚、孙传芳手下的文人一定会出来骂蒋介石卖国、孙中山卖国、廖仲恺卖国、汪精卫卖国的──拿着洋人的枪支来打中国人总可以算是卖国了吧。这些人自认是军阀的走狗或者本便是军阀之余孽。但坏人讲的话未见得就不是真话。徐先生的数字一出来，国共两党争相卖国的嘴脸就都露出来了。十二万支枪和每个月三十万银元的补贴，广州国民政府赖之而生存、蒋介石赖之而东征、北伐。共产党附骥其后搞毛泽东、彭湃式的农民运动，没有钱、没有枪支弹药，光有血气是没有用的。有了枪支弹药，血气也歪了，立场也邪了。对中国是叛了国，对苏联是先骗后赖，叛了又叛，为世人不齿。
孙中山这尊神是国共两党供出来的。没有北伐不要说共产党，国民党也一样没有戏唱。没有苏联的十二万支枪，便没有北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尊崇孙中山而布置苏联的十二万支枪，这可是舍本求末，谬之千里。
苏联在1924-1926年间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全力支持还有二个余波。读史者不可不问不可不究。
第一个余波是1928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以及不久之后的广州起义。这两个起义的目的和诱因都是将部队拉起来，然后到汕头或广州接苏联来的军火重复北伐。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七、八十年前军火对中国军队的重要。有了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一个军可以当十个军来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只学了半年有了军火就可以在蒋介石的领导和指挥下打垮陈炯明的正规军。这也就是为什幺蒋介石立刻明白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用心，马上切割这起义部队与码头的联系。一旦码头占不到，起义部队就作鸟兽散了。因为南昌起义的诱因仍然是苏联军火。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人都从来没有把那幺多军火给过中国人。有军火就可以赢！一看军火到不了手，军心涣散，从头儿们开始。叶挺去了香港，周恩来也走了。只有朱德忠心耿耿。带着残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而正式开始流寇的生涯。
第二个余波是十分明显的事，但在今天昏庸浑浊的年代居然成了暗曲。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据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这件事的主因是张学良相信了周恩来的诺言，一旦抓了蒋介石，张学良可以得到苏联的军火！张学良丢了东北不光挨骂而且丢了自己的地盘和军工厂。粮晌都要靠蒋介石接济。很自然他要再找军火的来源，自主自然是最佳，但又作不到，靠洋人最好，其中有提供军火先例的外人只有苏联和日本。而日本是杀父之仇人。又是抢了他地盘的仇人。倘若苏联能帮忙最好不过。于是周恩来一说有苏联可以提供军火，便如了自己的意，再加上1924-26年间有过那十二万之枪的先例中国共产党果真又是第三国际之嫡系。于是张学良就上了当，至于要抗日不要打内战，抢口一致对外是可以讲，也可以上口，是当不得饭吃也不能由此而作行动的准绳。其实张学良当时不知道周恩来拍胸脯是拍得自己的胸脯，斯大林并没有首肯给军火，后来西安事变事发，斯大林是在所有各方中率先公开申明反对并谴责张学良抓蒋。要我说张学良就是一个普通的军阀没有像后来文人讲的那幺高尚，也不像国民党人讲的那幺无能，至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到今天都未曾讲过，张学良“西安事变”的主因是苏联的军火。
张学良上了一大当，不好承认自己无能，于是要讲周恩来是大政治家。其实倘若他能重新来过，非把周恩来毙了不可。周恩来在这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以骗术救了中国共产党一命，真是行骗的巨匠！我们中国人一向崇拜胜利者，成功的骗局就引以为智慧和能力。西安事变后对周恩来的推崇就是中国人崇尚行骗的例证。先骗后赖。现在的中国近代历史书中连苏联军火这四个字的影子都找不着了。
总而言之，中国人北伐到西安事变一向都有苏联军火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借助外力来作用的政局是那一段中国历史铨解的关键，这十二万军火竟然是那十几年历史之主脉。其本因也还是因为中华民族一向本意是不靠自己靠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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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
我对于中苏关系颇有了解，没有十二万支步枪之多，据我了解，第一批军火为八千支步枪，为苏军用旧的日制步枪，另加装甲列车2列，炮数门
每月三十万现大洋更是胡说八道，据孙中山与苏方的来往电文，应是每年二百万卢布
至于北伐成功，苏援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军民上下一心，孙传吴坐观吴军失望，将士作战勇敢，说到这，不能不说一个苏联人，北伐军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它的成功计划亦是北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中苏关系，我建议大家去看看李嘉谷先生的书，看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常有击节长叹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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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2，

贴主还漏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以前到过一次苏联，也获得了大批苏联军火，
回来后他就在五原誓师参加了北伐，至于数量有多少不记得了，但也应该不少。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和共产党拉拉扯扯的确与苏联有关，军火当然是主要的方面，不过却不是唯一的原因。“获得武器”也不是西安事变的原因。中共并没有如上面所说的那样黑心地欺骗张学良。对中共和东北军之间的名堂，张国焘不是局中人，也不清楚多少内幕, 更没有在回忆录里面如此描述。
苏联并非没有准备援助的军火，一次放在外蒙，但红军的宁夏计划失败，外蒙的军火没有取到。
于是苏联又将物资，武器放在新疆，红军于是开始西征计划，并希望当时驻防甘肃，控制河西走廊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协助红军。张学良认为时机不成熟，并且“货尚不满意”，没有他想要的重武器，因此不愿意公开帮助红军。西征计划失败以后，这批物资武器给了盛世才。
还有，抗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容共也与苏联有关，当时的中国四面楚歌，遍告无援，只有苏联是中国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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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
苏联援助的步枪数字肯定过多，从当时部队的装备来说，一军使用的确实是苏联枪，七军用的就是原有的杂式步枪以及后来缴获自北洋军阀的武器,对此李宗仁几十年后仍然耿耿于怀,其他部队有老底子，同样也不可能全面换装。从性能上来说，苏援武器性能也并不见得比汉阳造枪到哪里去.资金方面不太好算，但是苏联需要把卢布兑换成墨西哥银比索即鹰洋中方才能使用，每月兑换12万元做得到吗？令人怀疑。

需要再多一点运气啊

2003-2-11 14:17:53

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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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奇文转贴：苏联的军火及评论
比起枪支来说,银圆更重要,在那个雇佣兵时代,没有钱也就没有兵,一个士兵月饷7块2角,10万士兵就是72万,当时广州的财政主要是关税"关余"(还去庚款后的部分),而省港大罢工后贸易大减,苏联的银圆是军费重要来源,即使是老蒋还得跟着苏联走,到了上海后,得到上海江浙财团支持,才敢和苏联翻脸.

2003-2-26 20:32:31

ly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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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不过不管孙、蒋、周、毛还是冯都是被迫这样的，不是算存心卖身投靠或者依赖外国，都怪大清朝不好，没留下什么正规的军火工业，所以在很多事情上不仰人鼻息又怎么办呢：（
说到底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俄国人还是俄国人，俄国人绝对不会援助中国内战中强大的一方，中国人一旦作大也没有一个（不管那边）对俄国人感恩戴德。
不说破这一层讨论谁“背叛什么”就很难不遮遮掩掩的。

2004-2-19 15:30:01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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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补一点东西做对比吧
美帝国主义援助反动派的真实情况

1.抗战时期美国提供国军33个师的武器装备
抗战时期美国向国民党军提供美援说起,在1942年,美国向国民党提供美援时,蒋介
石向美国一开口就要求美国向其提供100个师的武器装备,美国则答应提供60个师
的美式装备,分为两期,第一期为30个师,时间为打通滇缅路之前,待打通滇缅路之
后再提供第二期的30个师,而后在开罗会议上,蒋向罗斯福要求将提供的装备增加
为叁期计90个师，罗斯福答应了。因此,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装备国民党军
,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军6个师,共计36个师,而在打通滇缅路
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另一方面,美国因得到了苏联出兵的承诺,
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
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只获得了39个(世纪33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在抗战期间,国民
党
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
A、71A、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30A、46A、52A、60A。
2.“昆明毁械事件"
是因为美国要求蒋介石：去接收东北的军队必须是由美国训练并提供装备的远
征军。蒋因为顾忌苏联不敢答应,美军即停止武装国民党军,将美国贮藏在昆明地
区的一部分武器装备毁坏,并宣布将不帮助国民党军运兵到华北与京沪,将未运至
中国的美援武器交予他国等。在此压力下、蒋不得不低头让步,美国除了将其在中
国的大批武器装备与各种器材移交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军运兵到华北与京沪外,
还允诺以废铁的价格将贮藏于印缅未运至中国的美援武器出售给国民党。
3.抗战结束后美国补足抗战时没有装备的6个师以及支援海空装备
自日本投降之日至1946年7月止,美国援华物资价值7亿8千多万美元,超过了抗战时期
的美国援华物资之价值。其中的军用部分为原定的39个美械师在抗战结束前只运
到了33个师,补足。以废铁的价格购买了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内有10
0余辆M3A3,将美国在华驻军的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航空器
材,但国民党军需要的地面武器弹药不多,大约只有40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帮助
国民党军建立8又1/3大队空军及海军271艘舰艇等,同时魏德迈代表美国答应国民
党,在国共和谈成功,中国军队统一后,再给予中国50个师的美械装备-10个重装备
师（相当于美国师）,40个美械轻装备师。但这个时期的美国武器援助多集中于海
空军与后勤方面,陆军不太多.
4.抗战结束后美国援助剩余物资
因为在抗战时美军驻防在华，所需要用钱的地
方，由华方统一垫付法币，地方供应的生活物资，也先由国民党政府统一垫付法
币，另外美军在华驻扎的几个机场也由华方出人出钱修建。当时,国民党方面主张
以官定的美元与法币的外汇牌价支付美元。到战争结束时,这笔费用按官方外汇牌
价结算总值应为9亿美元。但美国人不干，认为官定牌价和黑市牌价相差太大,坚
持要以黑市牌价付给。为此、在1944年底,国民党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与美
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为此争执不下。而后由于美国罗斯福的干预下,以先付1亿多美
元的现款,而其余的到战争结束时再议。
到战争结束后,双方达成妥协,以官定
牌价和黑市牌价的中间价付款,计5亿美元,扣除已付的1亿多美元及在美国进修的
学生用费等外,这笔钱尚有3亿美元,就以这笔应付款项冲抵美军战争剩余物资十叁
亿美元。而这批战争剩余物资并不全是武器弹药,其中的可用于作战的军用物资约
有6亿美元,而其他的物资则有几千张病床，大量的绷带，钢盔，铁丝网、药品、
军用食品，军用服装,军用船只，大批防毒面具,飞机零部件与各种航空器材,其中
不少是旧的,快要过期的,已损坏了的。美国计算给国民党的援助为45亿美元,中共
则认为有59亿多美元,其中的差价主要是指这批物资。另外、在1946年的6月,美国
又以1.75亿美元的代价将存放在太平洋各岛的约价值8.25亿美元的“剩余物资”
售给国民党。在这批物资中,有医疗器材,药品,军用食品，几百艘登陆艇，各种机
械与零部件,汽车,油料,服装等,但没有武器弹药。
5.美国装备的真实情况
1946年7月,国民党军的装备大致为1/4美械、1/2日械、1/4国械，美械与半美械装
备部队为22个军（整编师）64个师（旅），交警部队18个总队又4个教导总队；其
中45个师（旅）与交警部队为全美械。美械装备的射速快,火力强,弹药消耗大,因为美国
实施武器禁运,美式武器的弹药供应无法保证.
美械可分为全美械、半美械二类,当时的美械师的正式名称为美械轻装备师,师应辖步兵叁团,炮兵两营（榴弹炮、山炮各一营）及工兵、辎重各一营、特务连、搜索连、卫生队
、军乐队、无线电队、军医院各一，每团步兵叁营、迫击炮、战防炮各一连、特
务排、卫生队各一；营辖3个步兵连与1个机炮连（6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
火焰喷射器1具,排有六零炮2门,班有轻机枪1挺与冲锋枪2支。全美械在名义上是
全部美式装备,但其中又有所不同,因为运输上的原因,国内的30个全美械师是师辖
1个山炮营,军辖1个榴弹炮营,其他武器则是叁个师只给了两个师的美式装备，由
军内自行调整,因此、当时的国内美械部队都没有达到编制水准，即使是整编11师
与第5军这样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有美日装备混装的现象,而且夹杂有不少日械与国械装备
。而驻印军的各师中,新编30师、14师、50师是照美械轻装备师的编制装备的,但炮兵为一营（山炮营），新编22师与新编38师则因为原准备将第8师空运印缅,但未去,出现了两个师瓜分叁个师的装备的情况,新编22师因而辖有2个炮兵营,新编38师则辖3个炮兵营；新编
38师即使被歼两个团后,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
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
的水平。因此、驻印军的各师（后编成了N1A和N6A）是国民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而半美械装备部队则是为了安抚原定在第二期中装备美械的地方实力派部队,拿
出了最后3个师的装备,又从原来的30个师的装备中抽调了若干预备武器装备而设
立的。其装备编制并不是所谓的“轻武器是美制，火炮仍旧是小山野，”而是步
枪、轻机枪与82迫击炮为国械装备,而重机枪、冲锋枪、六零炮与战防炮、山炮、
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为美械,军（整编师）所辖的炮兵营则为日式野炮。在抗战结
束后,国民党军又接收了侵华日军100多万人的武器装备,组建了日械部队,其编制
也可分为两种,1、日械装备、为全部日式装备,编制为军（整编师）有日式野炮营
1个,师（旅）有1个日式山炮营,团有迫击炮与步兵炮（有的为37mm速射炮）各一
连,营有6挺重机枪,连有9挺轻机枪与6个日式掷弹筒,2,日美混合械,编制与日械同
,但补充了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并将步兵炮与掷弹筒改换为六零炮与战防
炮。此外、还有国械编制,所谓的国械编制细分起来也可分为两种,1、纯粹的国械
编制,其编制与日械装备同,只是步枪为中正式步枪,轻机枪为捷克式,重机枪为马
克沁,迫击炮为六零炮与国产82迫击炮,此外,还有美式冲锋枪、火箭筒等,而在重
武器方面,由于在抗战中，国民党没有生产过一门山炮以上的火炮,因此,炮兵都是
日式火炮（至少在48年以前）,2、杂械,以使用抗战之前与之中进口的英、德、苏
及捷克式武器和土制枪械为主，无统一的编制。虽说有以上的编制,但实际情况仍
十分复杂,青年军部队,为美械轻装备师编制,轻武器虽是美制,但大炮以
迫击炮代替,战防炮换成了战防枪,另外在通讯,工兵与辎重器材上多有短缺,而在
203、205、207、208师扩编为31、6、57、87军后，轻武器半数以上为美式,重武
器则多为日式山野炮。35军、原为杂械装备,在抗战初期使用晋制枪械,后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补充了一批苏制装备,在傅作义入主北平后,将35军改为美械装备,但是、因装备不足,美械重武器几乎没有补充,而在轻装备中还拥有苏式步机枪。而胡宗南部的整1师与90师,虽为半美械装备编制,但每旅原应有的一个美式山炮营（12门山炮），，但是
却只装备了4-6门。而且原来应当用卡车拖曳，但却用骡马。
————————————————————————————
有关评论可见：
http://www.chinathink.net/today/display.asp?news_id=6167
http://140.99.17.182/xgc/04/2/46781.html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2004-2-19 20:37:58

g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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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数字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转贴中的潜逻辑“拿（给）了外国好处的便是卖国”在网络上的论史者中倒是很有市场，也不知是不是宋以降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亏带来的心理阴影。

2004-2-19 23:12:58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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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以下是引用glight在2004-2-19 23:12:58的发言：
数字准确与否姑且不论，转贴中的潜逻辑“拿（给）了外国好处的便是卖国”在网络上的论史者中倒是很有市场，也不知是不是宋以降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亏带来的心理阴影。

呵呵，实际上从逻辑上来说应该反过来了才对啊
拿了老外的钱办中国人的事，应该是大大的爱国行为才对，感觉和现在招商引资差不多^^
所以说，关键在于拿了钱办的谁的事。以及是不是亏本买卖。应该说国共双方办的还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事，而且作为交换的利益也都还不算太多的样子，不算太亏本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2004-2-19 23:51:39

坦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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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掉书袋，虽然是讲苏联，可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概括地说，对于苏联政府的政策可以采取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论这
种应用多么歪曲了原意。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第一是保护
社会主义祖国，第二是在全世界煽起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对俄国
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
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
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
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
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
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
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
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
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
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
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
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
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
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
，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
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
，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
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
，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
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俄国的统治阶级
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
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
安全。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
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
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斯大林和他的顾
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比较
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
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
。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
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
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
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
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
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
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
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同时当道德
原则同那些看来是自身利益的事情发生抵触时，原则很少能占优势。
    每一个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则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在意
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实际上都显得含
糊不清。有见识的人在设法说明官方的政策时，总是将两者都考
虑在内。实际上，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或者要精
确地估计，在作出任何特殊决定时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
是不可能的。
——摘自glight刚出炉的产品

铁口直断！！神～算～包～～

2004-2-20 17:51:48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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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继续堆积一点资料，青石（杨奎松）的
——————————————————————————－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杨奎松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
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
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
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
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
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
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
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
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
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
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
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
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
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
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
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
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
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
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
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
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
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
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
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
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
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
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
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
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
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
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
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
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
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
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
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
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
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
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
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
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
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
“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
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
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
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
“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
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
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
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
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
“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
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
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
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
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
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
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底
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
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
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前苏
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
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
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
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
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
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
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
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
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
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
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
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
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
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
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
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
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
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
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
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
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
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
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
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9月21日电和黄克诚11月25日
电，及彭真12月30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10月4日、5日、25日、
28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11门，迫
击炮70门，步枪12000支，机枪300挺，六五子弹500万发，七九子弹40万发，三八子
弹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97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
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
至于10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
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1945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
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
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
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
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
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1946年底到1947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
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
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1947年4月和1946年5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
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
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
百上千门炮、97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
一书中提到的1946年3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
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
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
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
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
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
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
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
45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251页注释1
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
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235
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
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300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
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
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263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
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13469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
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300万发。”对于此一批评，
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
“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0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
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300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
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
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
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1946年开始就已
经相当惊人了。据1946年2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
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2074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
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
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
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
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
文所举1945年9月21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
“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
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
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
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
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军工部的工作报
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
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97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
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
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
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
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
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
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
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
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
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
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
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
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
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
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
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
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
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1946年6月向北
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
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
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
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
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
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
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
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
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
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
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
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
“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
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
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
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
一是在9月21日，一是在11月25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
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10月间，一是在1946年3月以后。这更进
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
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然忘记了
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
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
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
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
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
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
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1945年11月17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
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
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
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
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194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
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
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1945年9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
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
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
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
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
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
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
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
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1945年11月17日至1946年2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
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
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
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
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1946年3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
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
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
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
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
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
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
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
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
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
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
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
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
《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1945
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
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
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
。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月及10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
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1946年
5月20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
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
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
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月28日，第一批82挺轻机枪，
32挺重机枪，43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6月
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8月间，步枪已达数万
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
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1946年底1947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
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
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
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1946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
10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
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
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
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
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
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1945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
也不能只计算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
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
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
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1200
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12000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
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1945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
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
况且，只举出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
说1945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12月30日的通
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
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40万发”括起
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1945年9月21日至12月30日之
间，绝非只有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
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12月30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
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
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
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
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9月21日和12月30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
仅仅依据9月21日和12月30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
法成立的。要说明1945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1945年9月下旬以前中共
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1945年9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11月下旬之间所得武
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年9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
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
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
9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20000支，轻重
机枪1000挺，和156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
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
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10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
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500万
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
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
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
部500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获
得火炮28门，轻重机枪216挺，步枪3200余支，手枪1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
500多万发，汽车20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
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支，手枪200余支，
各种子弹500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4000人，一举
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
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9月21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
9月30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
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10月3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
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4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
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
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
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
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30000
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
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
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30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
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25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
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
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
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
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
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
11月17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
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
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1946年3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
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
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1945年底与1946年5月这两个
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
文称，1945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
支，掷弹筒59支，迫击炮64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
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
各种炮556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12万支，得轻重机枪3500余
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492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年5月底这一统
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
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20000人[26]，不少
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
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
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
[29]，1946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
把刘文所列1947年4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1946年以后陆续运往关
内的武器数，和1947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
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
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
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
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70万步枪，12000挺机枪，4000余门各种炮
及600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
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
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
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
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
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
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
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
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
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
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30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
它们也已经30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
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
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
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
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
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20世纪90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
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
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
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
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
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
册中所公布的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
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10月3日由毛
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
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
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
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
并提供了毛泽东10月2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
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
布的10月2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3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
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
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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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2]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均不再注。
[3]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4] 以下凡引自该文之内容，均不再加注。
[5] 即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笔者谨从刘文，均以东北野战军称之。
[6] 刘文关于“重炮”的概念似乎仅指榴弹炮和野炮。如刘文在谈到朱瑞领导下的炮兵收集到各种火炮700余门时，提到其中有榴弹炮、野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等，称除重炮集中使用外，其他山炮、迫击炮等均分到各部队。
[7] 东北局1945年10月25日致中央电原文在说明苏军决定交我之工厂及装备时清楚地写道，抚顺一处的炮弹“即有叁百万发”。
[8] 例如林彪、彭真1946年2月23日致中央军委电中，就把迫击炮炮弹也计算在各种炮弹之中。转见唐洪森著：《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21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分区司令部整理：《沙子岭战斗总结》（初稿），唐洪森前引书，第255页。
[10] 转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2日）。
[11] 解放战争期间，仅旅大地区就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刘文中提到的大连生产的收发报设备、药品等，更是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苏中合营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9、133-1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三年来东北军事工业发展总结》（1945年10月至1949年5月）。
[13] 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页。
[14] 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仅贸易一项，双方交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解放东北。О 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1945-1949), 2-е доп. Москва, 1977.
[15] 两者的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也甚明显。见曾克林：《曾克林将军回忆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23－125页；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21日）。
[17]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18] 1945年12月30日彭真向各部队通报称，李运昌部运赴锦州的各种弹药物资包括子弹12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等。另外由北面还运去12000支步枪和300挺机枪。
[19] 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为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其中野炮明显在彭真9月21日和12月30日电提到的武器装备中都不存在。
[20] 曾克林前引书，第101，126页。
[21] 彭真9月21日电已说明接收到27架双引擎日本飞机和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曾克林所说的这一日本航空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共40多架，似非彭真电所之指。此后彭真并有专电报告中央称，他们已经接收了一个航空大队。曾克林前引书，第126－132页。
[22] 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锦州市委党史办1987年编印，第44页。
[23]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0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2004-3-6 19:49:18

ralph

  等级：新兵
  文章：4
  金钱：121
  注册：2004-3-7

	第9楼

旧中国军工生产能力本身不强，建议各位可查《中国近代军工史料》，涉及到进口军火数量和自产数量。我记得苏联支援军火给黄浦军校，冯玉祥的国民军，抗战时的国民政府，解放战争时期将部分原日本关东军武器转交给我方

2004-3-7 11: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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