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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海权的误区与反思 除了刚才那个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之外，2003年第5期的《战略与管理》上这两篇论及海权的文章也还可以，一起转了吧 ——————————————————————————————————     海权的误区与反思     □徐弃郁   　　２０世纪末，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国人再度将目光投向海洋，对海权的重视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本是好事。但过度的鼓吹却将海权推向了一种“绝对”地位，１轻点说，这会混淆认识，重点说，则可能对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海权进行理性的反思，澄清其中的误区，确有必要。  　　  　　一  　　  　　 误区之一：海权决定历史，其功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仍是如此。毋庸置疑，海权在历史上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出版后，对海权的理性认识也得到迅速提高，获取和保持海权成为一些主要大国军事战略，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可以说，在实践和理论的相互印证中，海权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陆权，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超过了后来的制空权。  　　 然而，地位的显赫并不代表海权能够“决定”历史。这种海权决定历史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的实例，英国海上霸权和世界霸权的先后确立是这种观点最主要的历史根据。二是海权本身的功能，因为据说和其他“权”相比，海权具有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点。  　　 先看一下历史。１５８８年，英国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始迈向海洋霸主的宝座，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英国依靠海军力量打赢了几乎所有的商业战争和王朝战争，１９世纪又成功挫败了拿破仑法国的挑战。这似乎说明是海权实现了“英国治下的和平”。但这只是表面。英国在２０世纪以前的成功有赖于两大支柱：海上霸权和均势外交。然而海军的费用远比陆军昂贵，外交则需要巨额的资金作支持（英国在１７、１８世纪频繁为外国政府提供的“补助金”令人印象深刻）。没有雄厚的综合国力作基础，这两大支柱可以说一个都支撑不起来。  　　 鼓吹海权的人士喜欢以拿破仑的失败作为例子，但这也恰恰最能说明英国综合国力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拿破仑由于不拥有制海权而不能直接进攻英国，这是事实。但不能在英国登陆并不意味着不能打败英国。拿破仑的战略是实施“大陆封锁”，从经济上使英国“窒息”。本来，对英国这样一个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国家来说，这种战略应该可以奏效。可英国坚持了下来，除了制海权使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与那些未受“大陆封锁”或美国“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的贸易来维持以外，２更重要的是在于英国的综合国力。当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从而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将这场战争打下去；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优势使英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远远强于法国，而且使英国在整个资本主义商品链３中居于核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排斥了英国的欧洲市场自然坚持不了多久，走私贸易很快在“大陆封锁体系”上打开了越来越大的漏洞。如果说这里面有走私船的功劳，还与海权沾上一点边的话，那么俄国的选择可以说是纯粹地反映了问题的实质。１８０７年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后很快就遇到了困难，其国内需要大量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也需要出口粮食、木材和大麻纤维，而在这一点上，生产力水平远低于英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无法满足的。三年后，俄国就断然退出了这一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再加上西班牙的公开反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４因此，就对历史的“决定”程度而言，海权至少应该排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国力之后。  　　 再看一下海权的功能。从马汉开始，很多人都列出了海权所谓“独一无二”的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而不掌握海权的一方则缺乏反击手段，只能被动防御。因此海权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投送的单方面优势，确保了军事上的主动权。第二，在经济上，海运的成本比陆路低，特别是在大宗货物的运输上具有优势，因而海权是组织远距离贸易和跨地区生产的必要基础。第三，更重要的是，海洋是一片将世界各个地区联结起来的广阔“公地”，海权可以实现“全球到达”，５从而成为迈向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必由之路。  　　 首先应指出，这些功能本身都是以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为背景才形成的。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海洋大国与陆地大国的争夺甚至往往以海洋大国的失败而告终。当雅典败于斯巴达，迦太基败于罗马的时候，这些功能几乎不存在，或至少是不明显的。从１３世纪开始，有两个因素开始改变海权的命运。一是在航海设备、航海知识、造船和海军装备方面的技术进步，使得海上力量的机动范围、火力打击范围和运载量有了飞速提高；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扩大了对原材料和国际市场的需求，控制海洋的重要性开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种功能才逐步显露。  　　 其次，即使这些功能已经形成，也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比如，第一点在历史上就不是海权的专利。当亚欧大陆中部的游牧民族对周围农耕文明入侵时，马匹资源和广阔的地形也同样形成了这种力量投送和机动的单方面优势。比如匈奴人可以“自由”地侵扰汉帝国的边境地区，汉朝的反击则需养精蓄锐数十年，才能“深入大漠两千余里”，即使如此，匈奴的力量依然得到保存，当汉帝国衰弱时就卷土重来，甚至一度入主中原。公元七世纪开始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是将沙漠作为他们的海洋：“他们可以随意发动进攻，且一旦需要，又可撤回到沙漠的安全地带”。６而２０世纪出现的空权在这一点上更是超过了海权：“（海洋）的质地到处一样，各处表面都同样可以航行。但由于海洋受海岸线限制，航行自由常常不能实现……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充分的自由。它可以用最短时间（沿直线）沿任何方便的路线向任何地点往返飞行。”７２０世纪末，控制外层空间也逐渐起到同样的作用，而且，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越是发展，制太空权的意义就越是重要，２００２年的美国国防报告明确指出信息优势主要依赖空间能力，并计划将更多的军事信息系统向外层空间转移。８如果再在外层空间部署天基火力平台的话，那么拥有制太空权的国家就可以对全球的任何地点实施“单向”打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制太空权带来的军事主动权将远远超过海权。无视这些事实，硬说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性质还是服务于制海权”，就像说海权服务于陆权一样可笑。除了说明对海权“用情专一”外，实在没有别的。  　　 相形之下，第二和第三种“特点”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一些。可陆地和空中运输的发展、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也使海权对经济的“独特”作用受到削弱。这在麦金德的时代就已经得到体现；９在“全球到达”上，对外层空间这片比海洋更广阔、更具战略意义的“公地”的争夺也在动摇着海权的地位。总之，即使海权在历史上一度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那也是以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条件为背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作用的特殊性和绝对性应该说是有所下降。所以是历史决定了海权的地位，而不是海权决定历史。  　　 误区之二：全球化要求国家有更多的国际市场和资源，有了海权就可以为之提供安全保证。在一百年前，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确是开辟市场、保障海上运输线的重要手段。但人毕竟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把一百年或是五十年以前的“真理”来套用当今的事情也许就不那么正确，有时甚至是荒谬的。  　　 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但是，各国利益相互依存的日益增长迫使彼此之间加强政治经济协调，使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在一定规范和制度框架下进行。这种相对的“有序化”进程当然不意味着公平合理，甚至也没有在本质上降低军事力量的“后盾”作用，但是和以往相比，国际竞争毕竟不那么野蛮了。应该承认，战争作为赢得竞争的一种手段，其效果已不如从前，使用条件也受到更多限制。海权自然也无法回避这种影响。比如，美国在促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的问题上，就不可能再像当年的佩里那样用舰队，而只能更多地通过政治和经济途径施加压力。在与欧盟的贸易纠纷中，美国拥有的海权也同样帮不上忙。实际上，即使在处于“无序竞争”状态的１８、１９世纪，海权打开的也只是广大落后地区的市场，对于争取列强彼此的国内市场却从未真正起过作用。当今世界，试图在获得海权与开拓国际市场之间创造什么因果联系的努力更是归于徒劳。  　　 还有一个是能源等战略性资源的海上运输线问题。中国石油消费三分之一依赖进口这一现实，使不少人大声疾呼保障海上战略通道的必要性，而发展海军、夺取制海权似乎成了唯一的对策。对此，首先应该承认，强大的海军对于维护海上战略运输线安全而言无疑是十分有效的，而这本身就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有些事情还需进一步推敲。由于战略性的海上运输线都是国际通道，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爆发地区性危机），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并不需要某一国家（当然不是最大海权国）用自己的海军去单打独斗。而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当它的海上战略运输线真正面临被切断的危险时，实际已经处于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了，而且，威胁的来源和战争对象都只能是最大的海权国。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拥有与对手旗鼓相当的海上力量，否则解决不了问题。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被封锁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海军实力是英国的二分之一，但除了在设德兰群岛海域与英国打了一场海战外，整个大战期间都呆在港口中无所事事。战败后，这支仍居“世界第二”的舰队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凿沉。因此，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从根本上说，对海权的这种“误区”折射出来的是包含着三个“绝对”的安全逻辑：第一是“绝对安全”，就是所有的利益都必须在完全的控制之下，第二是安全上的“绝对自助”，就是控制者必须是自己，第三是安全上的“绝对手段”，就是将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唯一手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告诉我们，这种逻辑不可能实现，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而要一个后起的国家奉行这种安全逻辑，就不仅显得荒谬，而且容易重蹈历史覆辙。  　　 误区之三：大国必须夺取海权，否则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这种观点除了包含“海权决定历史”的误区外，还存在另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忽视了获取海权的客观条件。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拥有多少海权。马汉在他的书中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处位置，既不靠陆路去保卫自己，也不靠陆路去扩张其领土，而完全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比一个以大陆为界的国家具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１０近代史上的英国和现代史上的美国都具备了这样的先天条件。相反，对于置身于沿海和陆地这种双重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国家而言，其安全威胁来自多个方向，难以集中力量争夺海权，而且，即使夺取了海权，在陆地方向也是“漏风”的，因而往往是昙花一现。１７世纪的荷兰拥有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一地位经过１６５２—１６７４年的三次英荷战争后结束。但是，摧毁荷兰海权的并不是英国海军，而是法国的陆军。荷兰在第二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均大败英国海军，但在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法军从陆路攻入荷兰，几乎攻陷阿姆斯特丹，迫使荷兰投靠英国，以海权换取自己的生存权。１１法国的经历也是同样。在大臣柯尔贝尔的努力下，“太阳王”路易十四一度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力量并占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但海陆双重地理特征同样使法国的海权带有很大的脆弱性。舰队无法保证漫长的陆地边界，法国不得不把陆权放在海权之上，因为来自海上的进攻可能只影响其发展，而陆上进攻则可直接威胁其生存。这种脆弱地位可以用法国政府在１７５８年的一句名言做总结：“一个人在住宅着火的情况下，不会试图去救马厩”。１２如果说，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国的海权构成了潜在威胁的话，那么同时法国追求陆上霸权的政策则使其加速变成现实的致命弱点。在渴望陆上扩张的国防大臣卢瓦的推动下，路易十四对邻国奉行侵略政策，引起强烈反弹。在“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中，几乎其所有的邻国都加入英国一边对法国作战，同时应对海陆两个方向的挑战则造成法国疲于奔命，国力严重透支。到《乌得勒支和约》签订时，法国海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重要的海上贸易线和海外领地多数被英国夺取，海权开始变得遥不可及。在１８世纪中期，法国又拥有了与英国几乎相当的海上力量，结果，英国采纳国务大臣老威廉·皮特的主张，利用腓特烈二世的普鲁士在陆地上牵制住法国，自己则集中力量削弱法国海军，使法国的海权梦想再次破产。１３  　　 除了在争取和保持海权方面的“先天”困难外，具有海陆双重自然地理身份的国家盲目追求海权还可能反而危及自身的发展和生存。因为这类国家不可能完全确保陆地疆界的安全，而在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同时加强军事力量，不仅将导致有限财力的分散使用，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难免造成多面树敌，甚至可能促成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联手。１４如果这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大国，那么这种反弹和打压很可能来自当时的世界霸主及其陆上盟国，局面也更危险。  　　 １８７１年德国统一以后，俾斯麦深谙德国所处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因而在开拓“海外事业”上谨慎克制，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而俾斯麦解职后，德皇威廉二世等人不顾法俄在陆上对德国构成安全压力这一现实，开始转向“世界政策”（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一味追求海外扩张。１８９７年出任海军大臣的提尔皮茨更是“大海军”的狂热鼓吹者。此人曾亲自组织翻译和出版马汉的著作，提高国内的“海权观念”，并大力扩充德国海军，与英国争夺海上优势。本来，英德关系虽然已经由于德国的崛起而变得微妙，但英国更担心法俄，特别是俄国向印度方向的扩张，而德国大力发展海军则使整个大英帝国乃至英国本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从而把英国的敌意一步步吸引到自己头上。这样，德国在欧洲大陆保持优势的同时又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挑战，不仅“旧怨”未解，而且又添“新仇”。英国一方面与德国开展海军竞赛，另一方面与法俄协调矛盾，联手制德，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１５随着１９１８年的战败，不仅“世界政策”和“海权”烟消云散，德国的整个“发展前途”也罩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阴霾。  　　 误区之四：海上力量的发展可以分享霸权国的海权，这是与霸权国形成真正平等的“朋友关系”的基础。  　　 这几乎就是提尔皮茨理论的翻版。他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时就提出，一旦德国的舰队强大到“哪怕是一支更强的海军也不能轻易将其制服”的时候，英国不仅不会冒险与之对抗，反而会对德国的态度更友好一些。这就是发展大海军的“结盟价值”。１６就德国政府而言，追求海权的最初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在殖民地等事务上加强与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想法所引发的现实后果在上面已经说过，历史学家泰勒的话在这里可以作为总结：“他们（指德国人）永远不了解，除非他们能够真正在海军建设上超过英国，这一海军竞争的唯一效果就是使英国人同他们交恶。”１７  　　 再看一下英美的关系。国内某些学者认为，美国正是靠发展海军才冲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封锁，迫使英国以美国为朋友并与之分享海权。对此，本文不便再重复一些历史常识，只想指出三点。  　　 第一，西班牙当时已十分衰弱，无力参加任何对美国的“海上封锁”；  　　 第二，英国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在大西洋拥有制海权，但在太平洋不是，因而也不存在对美国的封锁。如果说存在英国对美国东海岸的海上封锁，那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美国不强行追求大西洋的海权，避免引起英国的敌意，同时也不让英国等欧洲国家染指美洲，这就是“门罗主义”。而美国的主要突破是在欧洲列强的争夺尚未形成定局的太平洋方向，采取的是“门户开放”。在这里，美国的扩张不仅不会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反而对英国有所帮助，比如在萨摩亚群岛的争夺中，美国就与英国联手抗衡德国。这样，在大西洋，美国由于自我关闭而获得安全，在太平洋，则由于安全而放手扩张。因此，美国的成功实际是大战略上的成功，而不是争夺海权的成功。所谓西奥多·罗斯福靠扩建海军来打破“封锁”只是一个英雄神话。  　　第三，到１９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对美国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友好，甚至是迁就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１９０２年对委内瑞拉的“要债远征”。英国是此次远征的发起人，德国只是合伙，在遭到美国强烈反对后，英国却将责任和怨气放到德国头上，以保住与美国之间的“友谊”。１８英国这么做显然不是因为美国已经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因为当时美海军实力仅相当于英国的３１％，排在法俄之后，到１９１０年也只相当于英国的３８％。１９真正迫使英国小心处理对美政策，并最终形成英美平等关系的，是美国在海军方面的潜力，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在内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强大的综合国力。１９００年时，美国的钢铁产量是英国的２６０％，能源消耗是英国的１４５％，工业潜力是英国的１２７％，到１９１３年，上述差距进一步扩大到４１３％，２７２％和２３５％。从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来看，１９００年英国占１８．５％，美国占２３．６％，１９１３年英国下降到１３．６％，而美国则上升到３２．０％。２０这种综合国力差距对英国对美政策的影响可以从英国首席海军大臣赛尔邦的书信中窥见一斑：“如果有可能避免的话，我将永远不会与美国争吵。我们的国民还没完全了解这一点，美国的财力是足够的，如果他们选择扩建海军的话，他们将建起一支和我们一样大的舰队，然后超过我们，而且我不能肯定他们会不会这么做。”２１也正因如此，英国在取得美国合作、避免与美冲突方面才显得不遗余力，美国则充分利用实力和外交两大手段争取海权。华盛顿会议使美国有权建设一支和英国基本相等的海军力量，二战初期，美国海军又接替英国皇家海军，执行保护大西洋航线的任务，２２标志着英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上霸权开始转入美国手中。所以，是综合国力的优势而不是单纯海军的发展赢得了平等地位，也赢得了海权。将海权作为赢得平等地位的途径的观点，不仅无视历史，而且在逻辑上倒因为果。  　　  　　 二  　　  　　 海权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事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问题。从一个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不论海权的地位曾经多么显赫，也只是实现大战略的一种手段。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海权服务于战略，而不是战略服务于海权。  　　 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制约，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更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也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一种在复杂中寻求平衡的大战略、大思路。不加分析地套用一些简单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局部损害全局，造成大战略的严重失衡，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葬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给整个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海权问题上的“一叶障目”就是这种大战略失衡的典型。在分析海权“误区”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后起大国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加以进一步思考，又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１．与其他类型的国家相比，后起的大国应更加冷静客观地对自身能力和条件进行评估，并确立合理的战略目标。海权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此。  　　 和个人一样，国家也需要一种“自知之明”，后起的大国更是如此。因为，新崛起的大国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国力的全面增长对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冲击，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则可能表现为传统安全哲学和外交哲学的改变。本来，理念随现实而变化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现实变化过于迅速时，理念与现实的吻合程度就受到影响，理念滞后或者超前的可能性同时存在。前者将束缚自己的手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后者导致战略上的好高骛远，不自量力。从历史上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也更危险，德意志帝国轻率地放弃了俾斯麦的传统路线，日本急于在东亚和太平洋扩张，都为以后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这种理念的东西反映在大战略的制定上，首先就是确立战略目标的问题。目标的合理性来自对自身实力和潜力的正确判断，主要包括：（１）正确认识当前的发展阶段。这绝不仅仅是有多少ＧＤＰ或ＧＮＰ的问题，还应具体看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本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链中所处的位置。（２）准确预计今后的发展速度。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率绝对化。在“起飞阶段”，国家往往能实现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既有资源重新配置、技术发展等诸多新因素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与原先经济基数较低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超常”发展，不能完全作为预测日后发展速度的凭据。日本在８０年代的失误之一，就是将“超常”当作了“正常”。（３）客观评估本国的发展条件。一方面，要认清资源、幅员等硬性“家底”到底给自己创造了多少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或者说到底允许自己发展到哪一步；另一方面，也应检验一下自身文化和民族传统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适的”，在多大程度上又只能影响一域。这样，后起的大国至少可以明确，它是否应将目标定位于世界性大国，甚至是世界领导者。  　　 目标往往决定手段。海上力量具有“全球到达”的特点，近现代的海权从一开始就与“施加全球影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有限海权”在概念上就很难成立。因此，如果后起大国追求世界性大国的地位，甚至谋求全球霸权，掌握海权可能是一条必经之路。反之，如果其战略目标相对有限，追求的是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确保一个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那么争取海权就不那么迫切。从安全战略和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说，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要比耗费巨资夺取海权更有利于此种战略目标的实现。  　　 另外，即使将战略目标定为世界性大国甚或世界领导者，争取海权问题还将受到地缘环境的制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体上看，有两种情况不适合追求海权：一是处于陆海双重自然地理环境的国家，上文已经指出了这类国家在战略方向选择中的两难处境，如同时有陆地强邻存在，其地缘环境将更加复杂，片面追求海权的危险也更大；二是国家面对一个相对封闭的海域，也就是说，在其海军的前出方向上存在海峡、岛链等自然障碍，战时很容易被敌方海军实施封锁。在这样的海洋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争夺海权都将是事倍功半，因而这类国家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俄罗斯就是一个例子。俄三大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在地理上是被分割的，难以相互支援。日俄战争时，俄太平洋舰队不足于对付日本海军，不得不从波罗的海舰队抽调舰只进行“劳师远征”，结果当其赶到时，太平洋舰队已经覆灭，增援的分舰队也随之被歼。更重要的是，自然地理上的重重“瓶颈”使俄海军难以进入更广阔的海域：波罗的海舰队的前出方向上有哈姆腊内海峡、厄勒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和设德兰群岛等五道海上“隘口”；黑海舰队进入地中海需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个狭窄水道；而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则构成了俄太平洋舰队进入太平洋的天然障碍。俄罗斯对海权的追求从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开始，时间不可谓短，投入不可谓小，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这种地缘环境的制约应该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２．把握时代脉搏，将未来国际竞争的关键领域作为自己新的“增长点”，是决定后起大国发展前途的根本所在。是否追求海权同样应视此而定。  　　 一个大国的兴起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而能否抓住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前沿，并以此形成强大的综合国力则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１６世纪都铎王朝的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创造力、冲击力使英国工商业急速发展，１７世纪时英国在工业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已经明显领先于法国。２３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英国更是扮演了“领跑人”的角色，而将技术创新及时转化为经济和国防优势，则使英国得以实现近百年之久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在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把握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沿的能力再次造成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德国抓住技术变革的前沿，迅速在光学、化学和电力等新兴产业方面取得了优势地位，相反，英国却缺乏应有的敏锐和进取。比如，英国的工业界轻视化学，认为这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消遣，英国化学家珀金在人造苯胺染料方面取得重大发现后，不得不寻求德国工业界的资助，而后者利用研究成果很快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２４这种在把握发展前沿能力上的差异是德国综合国力在２０世纪初赶上英国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赶超也同样得益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并充分发挥安全环境、社会结构、幅员和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日后问鼎世界霸权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当今世界，把握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对一个后起大国更显重要。因为这是摆脱来自国际体系的整体制约，实现国民经济“质”的飞跃的关键“突破口”。国防建设也是同样。实际上，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的竞争焦点一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死抱着某一种“权”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属于战略上的“刻舟求剑”。比如苏联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就是靠在新的竞争领域——战略核力量上的均势，而不是盲目地与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同样，集中力量发展出“两弹一星”，表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准确把握了国际军事竞争中的新焦点，体现了高超的战略智慧。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的深入，以战场感知、信息传递和远程精确打击等几种核心能力为基础的“非接触作战”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而外层空间则变成大国军事竞争新的“制高点”。面对这一趋势，世界主要大国无不以提高信息技术水平为重点，在作战理论、武器装备、人才建设、编制体制等多个方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适应性改造。对于一个后起的大国来说，能否赶上这一班车，能否在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转型中占有一席之地，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前途，其紧迫性更是不言而喻。在这一点上，如果说俄罗斯军事专家斯利普琴科的观点过于偏激的话，２５那么拉姆斯菲尔德主持的美军“转型”应该能够说明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竞争绝不会沿着直线进行。按着同一种思路，对准同一个目标，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地追赶，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把握竞争焦点的动态性，在改变竞争方向的“分叉点”上取得突破，是历史上所有成功赶超者的共同特点。德国的工业发展就不是瞄准英国的最强项而进行的，相反，正是通过化学、电力等新兴产业上占有先机，才得以实现赶超。苏联取得核均势也是同样。５０年代初，美苏核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美国不仅在核弹头的数量上领先，而且在当时主要投掷工具——远程轰炸机方面占有压倒性优势。针对这种局面，苏联并没有以远程轰炸机为发展重点，赫鲁晓夫一方面制造假象，让西方认为苏联在加紧远程轰炸机的研制，同时暗地里集中力量发展另一种投掷工具——弹道导弹。１９５７年，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成功，同年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次年又领先部署了世界第一枚洲际导弹ＳＳ－６，从而在美国及其盟国中引起了一场所谓“导弹差距”恐慌。到１９７０年，苏联尽管在战略轰炸机上仍远落后于美国（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２７％），但其陆基弹道导弹已达１３００枚，超过同  　　年美国１０５４枚的数额，美苏战略核力量的均势基本形成。２６改变竞争途径，推动竞争重点的转移，又一次体现出明显的效果。  　　 ３．充当现有世界霸权国的主要挑战者，是后起大国对外战略中的大忌。对海权的追求必须服从这一全局。  　　 随着实力增长和利益扩大，后来兴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世界霸权国发生矛盾与摩擦，某种程度的挑战和冲击很难避免。但是，一旦此类国家成为最主要、最直接的挑战者，就难逃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大量必然与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不可能实现。在最初阶段，主要挑战者自身羽毛未丰，面对的却是一个实力仍处巅峰状态的强大对手，而且，该对手往往还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他危害较小的挑战者协调矛盾甚或与之联手，进一步改善己方处境。古语有云：“强梁者不得其死”，２７在这种“不对称”态势下勉强出头，硬拼硬闯，无疑是取祸之道。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以及军国主义的日本，均未逃脱这一结局。  　　 不充当主要挑战者，并不意味着放弃迎接挑战的积极姿态，更不是画地为牢，自我捆绑。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是每一个后起大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崛起的必由之路。这里的关键是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后起的大国而言，即使没有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愿望，成为主要挑战者的危险仍然存在。一是因为现实的利益冲突；二是人为的推动。不仅是世界霸权国可能塑造一个“主要敌人”，其他的强国也可能借机推波助澜，从中渔利，至少一战前英德矛盾激化的背后就有法俄，特别是法国的运作在起作用；三是战略思维的惯性。在古希腊时期，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下了著名的结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２８自此，“后起者必然挑战”便成为对后起大国与霸权国冲突的最简便的解释，列宁、莫德尔斯基、保罗·肯尼迪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不论这一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概括历史规律的“理论”，并且深入到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中。到２００１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还在强调“每个年老的领导者都终将受到较年轻的、正在发展的竞争者的挑战，无视这一点也就是无视过去。”２９这种“理论”一旦真正用于指导行动，就很可能推动现实向这一方向发展，从而使“理论”变成预言，而且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３０  　　 面对这种情况，后起大国在选择发展领域、发展时机和发展途径时就不得不审时度势，谨慎行事。海权问题尤其如此。  　　 在近现代历史上，世界霸权国无一不拥有全球海权。由此产生了三个后果：在战略文化上，真正的海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世界霸权国的“专利”，甚至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容他人染指；在战略态势上，尽管存在广阔的公海海域，海权却已成为一种无形的、固定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国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任何对海权的争夺只能是一种你得即我失的“零和博弈”，其他国家多一份，霸权国就少一份；在安全态势上，世界霸权国对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尤其敏感，因为这是进攻其本土的捷径之一。所以，后起大国选择海权作为发展的重点方向，就是触动了霸权国最为敏感的神经，很可能被视为直接挑战。这与不充当主要挑战者的整体考虑无疑是南辕北辙的。  　　 ４．后来崛起的大国必然面临各种安全挑战，简单、直接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安全困境”。在复杂性和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改变安全思维、适时参与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解决安全问题必然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后起大国的发展是深刻改变国际力量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的疑虑、戒备是不可避免的，不仅世界霸权国如此，其周边国家和整个大国群体都可能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身的实力又十分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因此，后起大国的安全系数往往呈Ｖ型曲线发展，也就是说，安全程度与发展程度在一定阶段内将成反比，安全系数随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下降。  　　 这种安全挑战既来源于利益的扩大和保护利益的手段相对有限之间的矛盾，也有复杂的国际政治逻辑在起作用，简单的方式是不可能加以改变的。如果一味强调“以实力求安全”，或者奉行“利益走向哪里，军事力量就走向哪里”的原则，还可能加剧业已存在的各种怀疑和戒心，使安全问题进一步升级。著名的“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加强自身实力，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安，造成后者采取同样的方式寻求安全，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二次大战后，苏联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崛起，引起美国的不安，而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却“增强了俄国对自身安全的恐惧，加强了俄国更加有力地控制东欧缓冲带的决心，瓦解了俄国国内在德国政策上的温和派，并导致苏联领导人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应急的制造原子弹计划”。３１而苏联反应则被美国视为是其敌意的进一步证明，从而加紧遏制政策，美苏军备竞赛全面展开。在这场两败俱伤的竞争中，作为后起大国的苏联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在战略上却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巨额的军费支出成为其最终解体的主因之一。  　　 要避免这种安全困境，最重要的也许是安全思维上的修正。换言之，就是从完全“自助”的安全原则中走出来，改变原先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的做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一点对后起大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迫切。  　　 当然，鼓吹海权的人士也认为全球化要求“全新的安全哲学”，但看到的只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利益的全球化，得出的结论是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在１９世纪末就盛行一时，谈不上“新”，而且很容易陷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困境”，同时，也完全误解了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影响。  　　 实际上，全球化越是深入，主权国家就越是紧密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与外界的安全关系也必然进一步扩展并趋向复杂。一方面，影响国家生存的因素从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环境、文化和信息等其它领域，安全威胁和维护安全的手段也随之走向多元化、综合化；另一方面，国家之间利益的渗透和交叉进一步加强，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日益紧密，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整体性特征。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再以完全“自助”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安全，哪怕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做不到。复杂性和整体性同时增强的现实，正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更多地进行协调，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将安全上的“自助”和“他助”结合起来，正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有效手段。冷战后，国际安全机制的迅速发展就是一个证明。  　　 后起大国的安全思维更应向这一方向发展。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过于直接的方式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作一定的战略迂回是必要的，甚至往往是实现目的的有效捷径。表面上看，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似乎是将自己的一部分安全交由他国保证，往往给人被动之感，实际上，只要基本条件成熟，这种被动可以降低后起大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危险——其他国家的疑虑和戒心，因此反而可能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应该看到，在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增强的情况下，无论是确保生存还是寻  　　求发展，直线性的政策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毛泽东曾  　　说过：“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３２这个告诫很发人深省。  　　  　　注释：  　　 １本文第一部分均围绕张文木先生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海权”一文中的观点展开。参见《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２英国与这些地区贸易的重要程度远比不上英国与欧洲大陆贸易。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５页。  　　 ３商品链指的是从原料到最终消费品之间的一系列生产与交易环节。沃勒斯坦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链呈现一种等级结构，即核心—边缘结构。参见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１７页。  　　 ４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８—１６５页。另见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６０１页。  　　５Gorge Moder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p.3-26.  　　 ６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５７页。  　　 ７朱里奥·杜黑：《制空权》，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页。  　　 ８２００２年美国国防报告。  　　 ９铁路交通的发展甚至使麦金德认为，海洋国家的优势正在被大陆国家取代。参见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７１页。  　　 10Ａ． Ｔ．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１６６０—１７８３》，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９页。  　　 1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5页。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５页。  　　 13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１４页。  　　 14王在邦：“世界领导者地位交替的历史反思”，《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15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１８４８——１９１８》，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  　　参见第４１８—４１９页，第４５６页，第４９５—４９７页，第５０７－５３  　　５页，第５６０—５６２页。  　　16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Vol.Ⅱ,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35, P.424-435.  　　 17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96页。  　　18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07, Thomas Nelson & Sons Ltd., 1963, p.104-107.  　　 1920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４７页。  　　21George Monger, The End of Isolati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07, Thomas Nelson & Sons Ltd., 1963, P.72.  　　 22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５页。  　　 232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第２６４页。  　　 25斯里普琴科：《未来战争》，军事谊文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26潘振强主编：《国际裁军与军备控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  　　 27任继愈译注：《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３页。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页。  　　 29美国国防部２００１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30建构主义学者对预言自我实现的作用机理作了精彩的阐述。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３２－２３５页。  　　31Thomas McCormack,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5.  　　3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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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2楼

２０世纪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反思     □倪乐雄  　一.“单骑突进”——追求海权的失误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军事现代化进程是唯一成功的模式，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第二种文明走出一条成功的军事现代化之路。西方军事现代化过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一、军事现代化并非是个单纯军事领域的转型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其它诸方面而单骑突进，而是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二、军事现代化的完成必须以社会诸方面现代化的完成为前提。三、军事现代化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构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四、军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模式是“军事——农业体制”→“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 “军事——高科技体制”。五、军事现代化在国家战略的理论和实践上是从陆权主义走向海权主义。  　　以欧洲的模式而论，中国近代社会没有经历一个充分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成熟期，而是直接地向工业化急速迈进。所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也就明显地省略或超越了“军事——商业体制”阶段，出现从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直接向“军事——工业体制”转型的跳跃现象，这显然大大加重了转型的难度。历史给中国军事现代化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在社会总体上完成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型。在军事领域则要完成从传统陆权主义向现代海权主义过渡。据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评价可归结为两句话：从陆权走向海权，从海权退回陆权。  　　  　　 １．从陆权走向海权  　　 从地中海文明的军事传统中，我们发现一条规律：当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经济重要部分时，也就同时成为海军军种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海权主义的基础。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从未构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长期缺乏发展海军军种的原动力，也没有产生海权思想的现实环境。从经济学角度看，海军是海上贸易国家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成本投入。  　　 中国陆权主义军事传统第一次受到西方海权主义挑战是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究其冲突的社会结构而言，是西方前“军事——工业体制”与中国古老的“军事——农业体制”的冲突和较量。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夕，清王朝惨淡经营，总算有了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的诞生标志着我们在军事理念上，从传统陆权走向了现代海权。这就标志着我们至少在军事领域被卷入西方文明的潮流。  　　 然而，北洋海军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而清王朝出于统治阶层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为中华古典文明的辉煌所牵累，北洋海军建设并不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依托，只是希望在尽可能不触动传统社会的前提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海军来维护国家安全，这就背离了军事现代化的基本规律。这种“单骑突进”的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但从长远看，这是一种畸形发展，军事现代化过程必将失去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撑，最终经不起强有力的碰撞。  　　 西方历史表明，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凌驾于指令性原则之上而成为社会整合之核心原则，同时，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的结果。承担社会转型使命的阶层是酝酿了数百年而培育起来的资产阶级，这一阶层的利益已与旧的社会结构脱钩，而同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因而具有同旧的社会体制彻底决裂的基本条件。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属于传统社会的贵族阶层，其利益与传统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而与现代社会结构无缘。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势必打破旧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就同晚清政治精英阶层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并使政治精英阶层产生“角色冲突”。晚清的悲剧性矛盾在于：历史尚来不及造就出真正能够担负社会转型使命的精英阶层（新的精英阶层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只能将社会转型的使命交付于这一使命的天敌、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们。晚清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在政治精英们的“角色冲突”的尴尬情形中，寻找着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一厢情愿却又行不通的平衡之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为其进行理论辩护。这样，西方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建立现代军事系统，军事现代化置社会整体转型于不顾，以“单骑突进”的错误方式进行运作成为必然的选择。然而，传统社会结构内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现代化军事系统，由此可见，以北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军事现代化在起步时就已误入歧途，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清王朝不仅在社会转型和军事现代化关系的处理上，陷入“单骑突进”的误区，而且在纯粹的军事领域也采取“单骑突进”的做法，弃陆军于不顾，一头扑在海军上。日本从１８７１年９月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起，陆军和海军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两国军事改革观念和实践的差异在２４年后终于见分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北洋海军的覆没，日本的近代化陆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日本陆军在陆上协同作战，单就海军之间对抗的话，日本海军不可能全歼整个北洋舰队。这样一个通过简单逻辑推理和沙盘演习就能得出的结局，却要付出海军覆没、中国丧失一百多年的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学费”才明白。  　　 从生存方式和经济生活而论，北洋海军缺乏一种来自生存状态的动力源。不像西方那样，以海洋贸易经济作为生活背景，在经济运作上，西方海军是商业、殖民运动必要和有效的成本投入，并同商业利润形成良性互动。由于中国社会没有完成农业型向商业贸易型转型，海军与社会经济方面形不成良性互动，在经济上只能成为农业社会的沉重负担，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遂使依赖于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与现代海军之间构成相互排斥、互为累赘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深层因素对中国海军建设形成长期的钳制，并非仅对晚清情势而言。  　　 郭嵩焘等有识之士早已发现清王朝在军事现代化运作方面的本末倒置，虽大声疾呼却无人理睬。其中问题在于，清王朝同历来的统治阶级一样，总是想在绝对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变革。但社会一旦走上改革之路，便按自身逻辑演进，当改革的范围、速度不能满足社会心理要求时，旧制度作为社会转型最大障碍的事实则日益凸现，以致将之铲除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进步之必需。这时，政治危机便随之降临，现代化转型将被迫采取灾难性的政治革命甚至军事冲突作为手段，这虽属历史之必然，但却极大地增加现代化转型的成本，国家和民族也将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军事现代化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开始便意识到社会全方位变革是军事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１８５３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闯入江户湾后的第二年，毅然决定开国并迅速地作了“脱亚入欧”选择，而不像中国那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书呆子式的迂腐争执中作出错误选择，从而一开始就避免了“中国特色”的“单骑突进”式的军事现代化陷阱，不像中国当时的部分思想家和政治家那样迂腐地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追求一厢情愿的平衡，从而使日本迅速越过政治改革的沼泽地，没有在政治理想、制度选择上付出长期的、巨大的代价。事实表明，耗时过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最终是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２．从海权退回陆权  　　 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在西太平洋、近海、邻海制海权的彻底丧失，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现代化转型要解决的、并且实际上想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严重滞后的政治制度与现代化要求的完全不适应；二，寻找最理想的适应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前者导致了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后者导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导致中国长期不能形成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体系，造成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在军事上几乎全部投入在低水平的陆军建设上。同时也无法重建现代化海军，更无法跟上时代的节奏，建设决定陆战和海战胜负的制空权所必需的空军。对于取清王朝而代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来说，无论为对付国内对手还是外部威胁，只能放弃对海权的追求，把有限的资源投入陆军现代化建设。对外军事战略考虑上，一旦发生外部入侵，只能放弃海上交战，退守大陆。中国这种不利的对外军事态势，至今无多大改变，因此，甲午战争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说是从争取海权转向确保陆权，从海上重新退回陆地，彻底放弃了对海权的追求。  　　作为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必须有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确保国家基本利益的现代化海军，应该承担起三项战略任务，首先能够协同陆军确保沿海地区不受外敌入侵，其次能够控制近海包括属于领土范围内的诸岛屿，再次是具有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在必要时，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特定的远海区域实施控制，并具有在全面战争期间与对手进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然而在２０世纪的重大战争中，中国海军不具备完成上述任务中任何一项的能力。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日本海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沿海地点实施战略性登陆。为彻底封锁中国，日本海军甚至可以实施海上大迂回，攻占缅甸的仰光，切断了中国从海上争取外援的最后一条通道。相比之下，中国海军既不能配合陆军阻止对手在沿海任何一个地区的登陆，更谈不上与日本进行一场海上会战以来争夺制海权。抗战初期，世界军事技术和战术已经发展到以制空权来完成制海权的争夺，中国的弱势海军又没有空军协同和掩护，只能退守内河协助岸防作战，抗战时期的中国海军连甲午海战的水准都远没有达到。另一典型例子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第七舰队往台湾海峡一横，大陆竟然５０年过不去。直到２０世纪结束前夕，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海权意识在国人中日益觉醒，海军建设才有些起色。当与世界军事强国对抗时，中国海军纵能勉强执行第一任务，但后两项任务尚难以承担。很明显，清王朝时代丧失制海权的苦果，先由国民政府、后由新中国政府一直品尝到今天。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清王朝在社会转型起步时主观上奉行“单骑突进”原则是这一国防后遗症的主要原因。总而言之，就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转型而论，居然在整整一百年里都没有完成，中国军事现代化就算不是失败，也是不成功的。  　　  　　二．陆军现代化的滞后及后果  　　  　　 自张之洞、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以来，由于清王朝的反应迟钝、举措失当，使中国在近半个世纪里，在对抗外部威胁的战争中出现致命的后果。这种后果在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华东沿海和华中平原地区理应是维持作战能力最重要的地区，但中国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无法保护这一重要战略地区。中国陆军基本装备是步枪和轻、重机枪加迫击炮和少量山炮，没有坦克和重型火炮。虽然中国军队在爱国主义情绪激励下英勇作战，在士气上丝毫不亚于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但日本军队凭借战略、战术和制空权的优势，以及地面坦克、重型武器上的压倒优势，在华东、华中、华北方面的几次会战中取得胜利，中国军队被迫放弃对维持战争最重要却毫无地形、植被掩护的平原地带和重要沿海城市，退守中国腹地的山区和平原交错地带，与入侵者形成战略僵持。造成这一僵持局面的战术原因是日本侵略军的空军、陆军重型武器的使用受到山岳丛林地形的严重限制，只能使用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小型野战炮，其地面火力强度已与中国军队水平相差不大，而当时中国军工企业在轻武器方面的产量和质量完全能够满足战争的需求。中国抗战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放弃相当幅度的无地形掩护的空间，争取到相对的战术火力平衡，是得以成功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前提条件。  　　 然而，这一正确战略的实施，所付的沉重代价之一是放弃广大的平原地区和重要的沿海城市，许多工矿企业的内迁虽然大大减少了损失，保存了维持作战的能力，但国土沦丧的代价仍然是巨大的。这些本该立即放弃的地区若不经战斗就放弃，对国民士气、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支援甚至国内政治稳定都有极大的副作用，因此明知在这些地区作战会吃大亏，但也必须硬着头皮展开主力会战，以适应非军事方面的需要。现在许多学者都埋怨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同日军展开多次主力会战，其实，应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种埋怨，而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现代化滞后，将导致无法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被迫采取从纯军事角度看来不太明智的作战方针，并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  　　在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军完全掌握着制海权，随时可在中朝军队后方任意一点实施登陆，这就迫使中朝方面沿半岛北部东西海岸线部署重兵，时刻提防侧后登陆，这就必然削弱了正面作战的兵力。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国军队勉强发动第四次战役，因后勤补给不济而受挫，砥平里之战志愿军攻势受挫使美军下了在朝鲜继续作战的决心。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军事现代化程度没有达到起码的要求，以极其原始的后勤供应方式勉强支撑前线作战，中国军队失去一次将“联合国军”完全逐出朝鲜半岛的决定性胜利。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又一次品尝了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滞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１．内战——军事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现象是通过战争暴力实施改朝换代，军事力量是实施政治理想、意志、要求的直接保障，也是传统政治运作的规律之一。政治差异总是发展成军事斗争。摒弃一切历史细节，从理论上讲：由于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也就把战争暴力改变政治状态的传统带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并由此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在政治运作中，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意识、价值观只能成为政治装饰品。  　　  　　 ２．朝鲜战争、国民党盘踞台湾和“反右”、“文革”等“左倾意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除台湾省外，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军事现代化有了最可靠的前提条件。但是，有了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前提，并不等于军事现代化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政治理想指导下的社会变革，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由于朝鲜战争的缘故，中美关系彻底破裂，美国利用其国际影响，对中国采取长期经济封锁，致使中国长期不能利用西方先进技术。１９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停止向中国的技术援助。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妨碍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的引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虽然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途径，但也是出于无奈的被迫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虽然搞出了核武器、导弹、人造卫星，但对中国军事现代化总体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副作用。  　　 朝鲜战争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美国阻止了中国的统一，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台湾获得喘息的机会，大陆被镇压的旧势力阶层对台湾国民党抱有一线希望，对新中国政权形成极大威胁，加上后来苏联的入侵威胁，造成新中国在战争准备与和平建设之间处于两难困境。  　　另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各种掌握现代人文、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属于暴力方式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知识分子在阶级属性上被划入资产阶级，在阶级归属上属于盘踞台湾的代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因而长期受到歧视和不被信任。除了极个别直接参与尖端军工建设的科技人才得到尊重外，大批优秀的人文、自然科学人才在“反右”、“文革”中遭到迫害。直到１９８０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才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和长期歧视知识阶层的政策对中国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造成的损失虽然无法以准确的数字统计方式来计算，但其中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尽管新中国对直接参与国防建设的极少数从事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网开一面，但这种区别对待知识分子的做法还是反映出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军事现代化可以“单骑突进”的陈旧观念。重视少数军工科技人才的做法不失为应付短期危机的措施，但长期歧视知识阶层的做法对军事现代化长期建设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不幸。  　　  　　四．与世界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差距  　　  　　 众所周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德国为首的世界军事革命的标志是建立在坦克、飞机两种武器基础上、空军与地面机械部队的协同作战。这种２０世纪标准的正规作战样式的生产力标志是钢铁、化学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无线电技术、特种金属冶炼、加工工业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中打击配合地面坦克集群冲击是欧洲主战场的常规作战样式，而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国共内战中，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准基本上还处于欧洲１９１８年左右的水准。虽然中国也有少量的空军和机械化军队，但却没有自己的提供重武器装备的军工体系。  　　这种情形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改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进展最快、成效最大的时期，虽然期间有“反右”、“文革”的严重干扰，但毕竟实现了飞机、重炮、坦克、小型军舰及常规重武器的自行设计和生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常规武器和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武器的军工体系和相关的科研体系及重工业体系。原因是能够在相对统一和平的环境下，以国际武器发展水平为参照，对国防建设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规划。但从横向比较而言，形势并不乐观。上世纪末，在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湾海峡危机再次发生，中国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从俄罗斯进口先进的“现代级”驱逐舰、“苏２７”、“苏３０”战斗机，并在购买以色列预警飞机时因美国干预而受挫。这一情形表明，一旦国防有事、面临战争时，仍需向国外进口先进的海、空武器，这种情形与一百多年前必须进口西方的舰船枪炮才能同日本作战的情形没有本质的区别。  　　  　　五.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经验总结和未来展望  　　  　　 第一，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制度、乃至文化形态整体转型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不可以人为地从社会文化整体变革中分离出来单独完成。否则，即使社会的军事系统达到了现代化，也会因为没有其它社会系统的支持而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崩溃。晚清“单骑突进”的惨重教训子孙后代当永以为戒。  　　 第二，军事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能有效的进行，近现代的德国、日本、美国、俄国在军事上的崛起都证明了这点。历史的经验表明：最不理想的政治统一也远胜于充满理想激情的政治分裂。统一国家的政治权力最能有效地调动社会所有资源。虽然从历史角度或从理论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政治权力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能够施加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一个政治分裂或政治动荡的国家不可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任务，只能使国防力量在与外部世界横向竞争中日趋落伍。  　　 第三，尽管统一的政治远胜于分裂的政治，但国家政治制度必须符合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要求，否则将出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滞后的政治制度会严重妨碍社会整体现代化速度，当然也妨碍军事现代化进展速度；二是如果政治制度不“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改革以适应形势，迟早会发生政治危机，并有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动荡，旧的政治制度若被暴力强行推翻就可能使国家陷于政治分裂，并使社会现代化已经取得的成就中途夭折，其中也包括军事现代化的成果。  　　 第四，现代战争是诸军种、兵种的协同作战，现代军事作战能力是诸多高科技武器的复杂合成，因此，军事现代化是整个军事系统的平衡一致的发展，而不是某一军种、兵种、某一兵器的单独发展就能实现的。切勿忘记晚清单独发展海军而忽视陆军的沉痛教训。  　　展望未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２１世纪是制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占绝对优势的空中打击系统移到内陆将决定陆战的胜利，移到海上将决定海战的胜利。在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由于技术原因，陆军强大并不意味海军强大，而海军强大也不能获得陆上优势。大陆沿海国家因其地理位置被迫在国防建设上兼顾海、陆两个方面，因而负担沉重。２１世纪高科技有可能使中国摆脱上两个世纪里地理环境给国防建设方面带来的先天不足，以现有不断增长的国力，集中发展空中近程、远程精确打击系统，发展攻守兼备的强大国防力量。  　　  　　结束语  　　  　　 从国防意义上看，鸦片战争以来的１６０多年，中国在同一个时段里进行着从“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的“混合三级跳式”的社会转型，比起欧洲各个阶段清晰的单线型社会转型，中国是三条线扭在一起并进形态的混合式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可谓史无前例，没有章法可循，因而难度极大，中国现代化运动长期陷于政治沼泽本身也证明了这点。从国防意义上进行总结：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军事现代化因受阻于“政治瓶颈”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功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向合理的、高效率的“军事——高科技体制”的转型成功，未来中国能否突破“政治瓶颈”是军事现代化的关键。  　　但上述结论只是历史中时段内的总结，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原始动力最初发韧于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因此，似应避免一种认识误区，以为只要市场经济发达，便能达到现代化转型和富国强兵的目的，军事现代化也会水到渠成。其实宋、明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规模也已经相当发达，但后来都在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下或消声匿迹、或无所作为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因此，根据欧洲的经验，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军事现代化成功的深层机制和关键并不在于发达的市场经济规模，而在于市场原则能否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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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3楼

所谓海权，其根本还是对交通，对资源的控制。而海权的控制权，则是海军的体现，也就是整个国家经济科技政治实力的总和的体现，说到底，海权就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第4楼

中国对海权的控制力较小,是不是说中国综合国力也很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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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计中日交涉以来......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遗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

	第5楼

中国军队的发展的确有些畸形 但我认为将所有军种"结合再一起",形成一种"完美的配合"才是正确的. 正如上文说的"在军事上，拥有海权的一方可以按自己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在沿海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才是目前海权的意义.

	第6楼

倪乐雄是著名的军事学者，文章当然很有说服力，但后起国家在综合国力增长的同时，军事力量，包括海军力量肯定也需要发展，还是会引起霸权国家的警惕与遏制。只能说后起大国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应在综合国力上升的同时，综合运用一切手段，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空间。只有综合国力超过霸权国，如美国超过英国，才有可能实现霸权的顺利交接，在这之前，一切主动挑战霸权国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如果形势迫使后起国必须在此之前和霸权国对抗，就要尽一切可能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孤立霸权国，以众敌寡，才有胜算。

	第7楼

以下是引用原始森林在2005-7-14 21:27:45的发言： 倪乐雄是著名的军事学者，文章当然很有说服力，但后起国家在综合国力增长的同时，军事力量，包括海军力量肯定也需要发展，还是会引起霸权国家的警惕与遏制。只能说后起大国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应在综合国力上升的同时，综合运用一切手段，保障国家的和平发展空间。只有综合国力超过霸权国，如美国超过英国，才有可能实现霸权的顺利交接，在这之前，一切主动挑战霸权国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如果形势迫使后起国必须在此之前和霸权国对抗，就要尽一切可能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孤立霸权国，以众敌寡，才有胜算。 很对，你是属于极少数的在一片“灭日亡美”的呼声中仍能够保持清醒的人，我欣赏你。

	第8楼

“灭日亡美”本没有错，错在那些人对自身实力没有客观的认识，要做一个大国，现在虽不能有霸气外泄。但不可没有霸气！ 支持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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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第9楼

以下是引用蓝天之子在2005-8-14 20:00:47的发言： “灭日亡美”本没有错 “灭日亡美”可能在某些论坛被认为理所当然，不过本论坛是不欢迎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我们对此类言论的处理一向严厉，请各位网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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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我来说两句：一个国家应该重视海权还是陆权，一方面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另一方面是由这个国家的战略决定的。 先说地理位置。一般内陆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海权上有所作为的，而应该重视陆军空军，以保护好自己的主权，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时候的奥地利；第二种类型是完全被海洋所包围的国家，应该重视海权的发展，以保护好自己和其他国家的战略缓冲-海洋，同时也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典型国家是英国；最后一种类型是海陆并重型的，应该一方面发展足够的陆军保证自己的陆上边界不受侵犯，同时有应该发展一定强度的海军，以确保自己的海疆不受侵犯，典型的例子中国和美国。 另一方面是国家战略。一般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国家，包括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对海军会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加强自己对海外的军事投送能力和海外后勤保障能力，再加上保护海外商业利益的能力，并最终形成海外的一向力。

	第11楼

改正：最后的是海外的影响力 前者在传统的以国家主权安全为国家利益核心的观念下形成的，而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到来，一国在全球各个地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利益，为了保护好这种利益，会越来越加重对后着的砝码，中国现在就处于这中境地。

	第12楼

海权仍然是必要的，首先，祖国尚未统一，掌握台湾海峡制海权，能够在最后关头制止分裂活动。其次，沿海省份是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保障该地的安全需要海权。最后，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重，保护此类利益不能没有海权。 至于策略上，首先谋求海峡的控制权，其次谋求限制他国海军在中国近海的行动自由，最后阻止他国对我国实施海上封锁。建设军备方面，近海活动的部队可以优先建设，远洋只要保持一定威慑即可。在可预见的未来，潜艇是海军唯一既能防御近海，又可以实施远洋威慑的部队，毫无疑问是海军的建设重点。 不过，考虑到综合国力及军事技术水平，依靠军事手段维持国家安全并非上策，按照中国的基本国策，外交经济手段更为重要。说起来，今天的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为安全的时期，美国则处于最不安全的时期，可见海权乃至军事力量是有其作用极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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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整天打瞌睡

	第13楼

看这个吧http://bbs.warstudy.com/bbs/dvbbs/dispbbs.asp?boardID=105&ID=3016 如果说"门槛"的话,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还无法立刻踏进外星的门槛,那么海底这个门已经打开了 海底对人类已经如同西伯利亚对叶耳马克.人类现在捕鱼采油如同当年沙皇的臣民获取兽皮在河流里淘金一样,是适应一个新生存环境的开始. 这是大航海时代的第二阶段:海底时代. 看得最远的还是美国人,他们认为人类适应海底环境形成的各种社会机制和技术手段都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在有些人把历史当小说反复演义的时候,美国人是在把科学幻想走成现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3 15:00:47编辑过]

	第14楼

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是一个大的棋局，是由各种不同的手段共同组成的，而不单是一个海权、陆权还是其他什么权的问题。俾斯麦的德国没有海权仍旧活得不错，后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强调海权却仍然在一战中失败。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在一个攻势中战略中实现的，他应该是一个平衡的战略，给自己找一个对手只会给自己增加不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一旦被放大，就会导致军备竞赛，导致战争，导致成千上万的国民的死亡，而这才是那些所谓的政治家的最失败的地方。       海权的提出，是一个特定历史的产物，是由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我们不能否认，海权的兴起的确振兴了许多国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过分强调海权，甚至拿这理论作为对日仇恨的理论依据。中日的地理位置决定两国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矛盾，但我们应该用大战略的思维去处理这些矛盾，而单纯一个灭或是亡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打一仗只能增加更多的仇恨，接着就会迫使两国拼命的扩军，可我们国家还有许多人吃不饱饭，在这种情况下扩军值得吗。       如果用战争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国彻底消灭另一国，可这可能吗。这样做的代价又是什么。所以，希望大家别再想什么灭日亡美，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别再拿海权做为这一目标的理论依据，因为这实现的太危险了。       无论是哪个国家，选择一套而不是一种适合自己的战略，这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战略的最基本的目的不是独生而是共生，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因为战争是要死人的，而人是世上最宝贵的。

	第15楼

我国的国防政策名符其实，是国家防卫政策。消灭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甚至主动开战都有违这一国策。因此海军建设必须朝着抗打击能力方向发展，确保遭到敌人突袭以后能够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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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整天打瞌睡

	第16楼

要说起来，是尊重海权还是陆权是要看那个国家（政治实体）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当时客观情况（包括国际国内的因素、技术上的因素等等）的需要而决定的。这似乎与地略学关系比较大。

	第17楼

首先我觉得有一个相对海权的问题，对于一个后起强权，挑战全球性的海上霸权是不明智的，但在一定范围内的海上优势却肯定是必需的；再者，海上利益主要还是要靠综合国力（经济的增长，科技的储备，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等等）的增强和高明的外交手腕维护，以海军实力压人实在应该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方面法国人在二战以前做得不错：一方面法国实力虽说不如英美苏，但仍然有目共睹，没人会轻易惹他，另一方面它和在大西洋印度洋占有优势的英国搞好关系，维护自身利益（三十年代对德外交的问题别处再谈）。 维护海权根本上还是维护利益，所以我们在国立发展的基础上有了一定范围内的军事优势之后，还是主要靠政治手腕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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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唯命是从，生活中一无所求，工作时任劳任怨，思想
上忧国忧民

	第18楼

那现代的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海权呢? 没有制空权就没制海权的今天,我很怀疑我国就靠潜艇就能遏止邻国的蚕食. 政治手腕也要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有发挥的余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在一战和二战中吃亏了多次了.而现在中国又不幸的成为了能源进口国,如何保障我国能源进口的安全呢?

	第19楼

最近看完了西洋世界军事史卷1和2，卷3看了大半。感觉上，一个国家，尤其曾经强盛的国家，国民都不会忘记某种荣耀，感觉上似乎国家也需要某种尊严。虽然尊严是凭实力去捍卫。而世界的霸主似将海洋纳入其版图！

	第20楼

我靠，一时不注意，我怎么被降为二等兵了。

	第21楼

奥匈帝国的荣光何在捏？支配了半个海洋的葡萄牙的荣光又何在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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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哈德哈朝鲜的大汉愤青理论家
三不主义木兰飞弹派的制服御姐控

	第22楼

葡萄牙在陆地上被西班牙捏掉了。 奥匈帝国逼出了个繁荣的大航海时代。

	第23楼

我覺得中國作爲一個陸權國家，並不需要一支太強大的海軍。能有一支跟德國或法國海軍質量相當但數量較多的海軍，就足夠了。 畢竟，從歷史和現實的情況來看，我國最危險的敵人一直在陸地上。 另外，在當今這個時代，沒有制空權，就沒有陸權和海權，所以不論是打算成爲陸權國家還是海權國家，發展一支世界一流的空中力量都是必不可少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2 21:29:1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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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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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楼

中国在陆地上有什么对手呢，印度还是俄罗斯？ 喜马拉雅山就是中国印度的天然疆界；俄罗斯受制于交通线问题，根本不存在和中国搞长期军事对峙的可能，连全盛时期的苏联对文革混乱中的中国都没有胜算，而速战速决的闪击已经脱离实际了。

	第25楼

“连全盛时期的苏联对文革混乱中的中国都没有胜算” 这句话说的真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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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苏哈德哈朝鲜的大汉愤青理论家
三不主义木兰飞弹派的制服御姐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