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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理论研究] → [转帖]伊拉克战争总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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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伊拉克战争总结文章
伊拉克战争总结文章

总论:关于军事原则和新战术相互作用
一、影响战争与联军部队总体进程的经验教训
二、空中力量、导弹和地面防空力量的经验教训 
三、主要影响地面部队的教训
四、特种部队成为联合作战中重要角色的教训
五、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教训
六、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对称战争和情报相关的教训
七、政治、外交、心理战的教训
八、其他教训
附录:美国高层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总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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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说明:2003年4月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发表了一份题为《伊拉克战争的“直接教训”》(The “Instant Lessons” of the Iraq War)的研究报告。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美国研究机构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最新最完整的报告。报告系统描述了交战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和作战过程,从战略、战术、军事理论、科技运用等方面对美伊战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关于军事原则和新战术相互作用 

无论“新的作战方法”的优点是什么,伊拉克战争都为军事基本原则以及这种基本原则与新技术的结合提供了一些经验。在许多领域,美国和英国都比伊拉克占有绝对性的优势。伊拉克的传统优势在于防御作战、本土作战和国内的通信线。 

一、能力、适应力和战争计划的弹性 

美国和英国准备的作战计划把重点放在北部战线上,而因为政治原因北部战线已不可能了;该计划预计在科威特部署好大量部队以后开战,而现在这些部队仍在部署中,延误的原因是为了解决进行战争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协调这类敏感的政治问题。 

尽管如此,作战计划仍有足够的弹性,因此联军可以快速的调整他们剩余的力量。适应能力和弹性使美国和英国可以相当成功地部署精确的空中力量。这些空中力量被用来瘫痪伊拉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限制了伊拉克常规地面部队在国内的机动能力,消灭了许多共和国卫队和常规地面部队的力量,并且在城市上空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 

海上力量方面,使用了航母和巡航导弹替代空军基地,在战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运用海运力量运送设备和后勤补给,并且为进入科威特港口提供一个安全的入口。 

第1陆战远征部队推进到从纳西里耶到库特的两条河之间,使第1陆战远征部队能做很大的迂回,避免了伊拉克常规部队向东部的集结,并且随后利用了提格里斯南部的主要道路。他们使伊拉克武装力量丝毫没有准备,并且迫使共和国卫队不得不重新部署,面对着联军几乎完全的空中优势,在地理位置和防御准备上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动了对第五军团和第1陆战远征部队的袭击。 

由于一些政治上的原因,执行原有作战计划中的一些重要环节成为不可能,尽管在这种情况下,适应性和弹性使其主要内容仍能得以实施。不止于此,当一些意料外的伊拉克行动发生时——尤其是在南部运用非常规力量,以及缺乏来自伊拉克什叶派的公开的支援——美国和英国的指挥官都作出了快速的反应。当伊拉克新的战术和作战能力显露出来时,他们作出了反应。 

计划中的专业性和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联合作战能力上的优势以及各级作战中的电脑化和一体化。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那就是:现代武装力量最重要的不是如何保持作战计划,而是如何根据现实对它的干扰而改变它——如果需要的话——舍弃计划中的一些主要成份,而用足够的适应性措施保证胜利。 

二、同步性、同时性、速度、联合和联合武器 

美国对伊拉克作战的主要优势在于将地面作战和空中作战联合在一起的能力,从海上对联合作战进行支援的能力,在每次联合作战中快速建立友方基地的能力,以及根据整个战区情况的需要对联合作战的混编的转换能力。不仅仅在于联合,而在于每一次作战中的联合和绝对速度。 

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激进地认为联合武器改变了作战时机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进行了38天的空中轰炸,其打击重点大部分在于,在作战目的转向对科威特境内伊拉克军队的打击前压制伊拉克的空军力量及地面防空系统,并使用了大量的牵制力压制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这次战争以空中优势开始,很快地转向了制空权。 

伊拉克战争则是地面和空中作战同一天开始,对伊拉克领导人目标进行了大量的空中和导弹打击,地面部队在第三天就开进。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地面部队在第41天迫使萨达姆下令从科威特撤军。 

而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军队以1991年海湾战争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推进了相当于当时的最远距离。他们在第8天向巴格达的进军中推进了近50英里,在第16天进入了巴格达国际机场,在第20天进入了巴格达市中心。 

三、情况获知、情报监视和侦察 

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大幅度增强了情报、目标和指挥控制能力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花费了12年来监视伊拉克的作战和军事发展情况。对图像、电子情报、通信情报和人力情报的综合能力在阿富汗已经小试牛刀,并且还增强了通信、指挥和情报在各级作战中的融合能力,使美军具有近乎实时的日夜战场情况获知能力。 

在军事上,将这种变化称作是“变革”还是“革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相当多的被称为美国军队的“转换性”特点,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预见到了,是30多年来的发展结果。 

四、太空战的冲击 

美国和英国并不完全具有太空优势。伊拉克在战争期间仍然通过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卫星达到自己转播电视信号的目的。它在战前通过直接或其它手段购买了大量商业卫星图片,它也可以出于商业目的利用全球定位卫星系统。 

伊拉克至少有4个干扰机用来干扰联军的GPS系统,这些干扰机在战争初期都被摧毁了。一份新闻报道说,B-1B和F-117成功地发现了这些干扰机并袭击了它们,而且就是被GPS制导的导弹击毁的。干扰机存在的事实是一个警告,那就是,针对每项战术和技术的对策都有可能逐步产生。这同时也是一个教训,即GPS的现代化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优先性。 

GPS的重要性在海湾战争中它第一次装备到美军陆军部队就显现了出来,那个时候最多一个连队,或180人才有一台接收机。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为地面部队配备了10万多台精确轻量级GPS接收机(PLGR),至少每9个人,即一个班就有一部。海军陆战队没有那么多,但仍有5400部GPS接收机,约一个连(3-5个班)一部。此外,一些陆战队员还携带了自己的民用GPS工具。 

这些先进工具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军队导航和引导问题。一个被大肆宣扬的事故报道说,在接近纳西里耶的地方,几名美国陆军507保障连的士兵迷失了方向,并中了敌人的埋伏。8人死亡,6人被俘。尽管到现在还不清楚这次事件是否和GPS系统的工作能力有关。 

无论如何,未来战争中的技术会越来越好。现在每个GPS接收机要花费1000美元,其重量为2.75磅,准确度为10码,而不是象民用的那样在20-25码之间。它还无法显示地图,而只能显示位置和速度信息。相比较而言,在此次战争中新被引进陆军作战车辆的FBCG2系统则可以显示宽大的作战地区的电子地图,可以利用友军的GPS信息对其进行追踪。 

美国还开发出了新一代的手持式GPS系统:“防卫高级GPS接收机”(DAGR),它更准确、抗干扰能力更强,拥有一个能够显示红蓝军双方、主要地形特征和障碍(如布雷场和河流)等的地图系统。这个一磅重的设备可以被插入军用无线电中,传递位置信息。 

现在地面部队使用的军用GPS系统与民用系统一样,使用的都是1,575兆赫兹的频率。新的地面部队GPS系统将使用与作战飞机、巡航导弹和其它空中系统使用的一样的,更安全的1,227兆赫兹的军用频率。它可以在给定的半球中追踪12颗GPS卫星,而不是现在的只能追踪5颗。将有一个分等级技术来确保这些设备只读取美国军事信号,而不会被敌人干扰和欺骗。 

五、全面联合优势 

与联军的巨大优势相比,伊拉克的战争能力相当微弱。美国吸取了从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获取的教训,在战争期间使用了50多枚卫星,包括20多枚全球定位系统卫星;还有一些通信卫星以及6枚电子光学和通信情报卫星。美国还使用了卫星对导弹发射进行定位,预测导弹目标,并提供预警。 

另一份新闻报告指出,国家侦察局部署了3颗先进的KH-11型可见光和红外成像卫星,以及2~3颗“长曲棍球”全天候雷达成像卫星,这种卫星被证明在查找出装甲部队机动上非常有效,这些数据和来自J-8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的数据一起使用。这些卫星中至少有一枚可以每隔2-3小时对战场情况进行拍照,他们每天通过战场上空的总次数是12次。在整个太空作战支援中,美国有21个本土基地和15个海外基地共33,500人进行此项工作。 

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空中力量的发挥得益于先进的通信、综合、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以及各级的指挥和控制能力。由于吸收了海湾战争和阿富汗的教训,此次国家、战区和战术情报的一体化、处理和发送能力都比海湾战争时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作战层次上,空军、陆军和海军司令官对联合作战的关注推动了空间作战部门由一个秘密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部门向一个专业化的与空中、地面、海上作战力量相结合的骨干部门转化。有一篇文章将这种转化形容成是从空间小丑向空间智能军官的转化,并鼓励这些力量与联合空中作战中心(CAOC)中的传统作战力量密切合作。这些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情报上的竞争、分割,和将重点放在“保守秘密”上这样的状态。 

设计这一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使空中打击计划官可以就如何保证能有一些GPS卫星经过目标区域上空(尤其是在准备发射GPS制导武器时),从军事太空专家那里获得经常性的建议和数据。同样的情况在协调使用卫星提供的天气信息、目标区域图像和进行网络中心作战及使用以空间为基础的通讯链接时也存在。 


这些成功中的一部分得益于2002年进行的一些组织上的变化。以前的空军空间司令部的司令官还要担负美国空间和北部美国航空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他的时间被分成了三份。从2002年4月19日开始,洛德将军成了全职的司令。 

六、正在推进的空间化 

空间战目前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许多进行联网、处理和利用空间性能的能力相对其可能性来说仍然是比较初级的,人的因素、太空开发的生物工程学水平仍然比较低下,联合作战仅仅刚开始开发太空中心战的潜力。 

还没有办法来量化或描述这些具体的细节。对于卫星图片的覆盖范围和能力增加的公开讨论并不是植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的。尽管分辨率的水平和“24/7”范围的持续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改观。同样的现象在更复杂的问题上也存在,即:对基于太空的电子情报(ELINT)和通信情报(SIGINT)进行评估。 

在数据处理、发展复杂的包含所有形式的太空情报、先进的空中平台图像覆盖范围以及对人工情报等,来自诸如特种部队等地面部队的数据和公开资料的处理等问题上,也存在同样问题。最终结果是产生一种新的太空中心联合情报,它会为战场情况认知和目标确认能力带来巨大的发展,而这两者正是精确作战和快速机动的重要内容。 

太空也是有效的网络化的全球军事通信和大带宽的重要部分,它可以使美国获得对全球军事作战的管理能力,以及允许美国获得近于实时的指挥和控制及情报收集、处理、分发能力。同时,GPS允许美国和英国部队对敌友双方的部队、目标和导向武器进行定位。 

七、训练、战备和人的因素的价值 

在联合或技术中,没有什么比受过训练的专业男女士兵有更重要的优势了。他们作为战斗人员被训练,而不是作为卫戍部队或军方官僚受训,他们在专业技术和部队凝聚力上具有比新征招的部队和高度政治化的部队强得多的优势。 

在美国和英国的作战行动中,训练和战备的价值在各个方面得以显现。难以置信的低事故率,在20天的时间中坚持连续作战的能力,组织相当复杂的空中作战的能力,高质量的联合作战和联合武器运用都是对高质量的战前训练和战备的回报。他们也体现了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的作用。比如,美国打击战斗机的机组成员中有70%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都有过作战的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要重点指出的是,美国和英国的部队即使是在防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防护状态下也可以有效地进行作战,并且体现出比其伊拉克对手更优秀的城市作战训练。 

八、技术的价值 

在对伊作战中,伊拉克部队自1990年的夏天以来至今也仍然只有很小程度的自动化,而且还是以武器走私形式获得的一些零散的自动化。美国和英国军队在各军种力量上都拥有作战各方面所需的技术优势。 

美国和英国部队都可以在夜间和黑暗状态下进行作战和机动。美军的作战行动还可以在沙暴、多云和降雨条件下继续进行。 

九、持续性的重要性 

尽管只得到了很少的注意,美国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是现在世界上惟一一支可完成如下任务的装甲部队:可进行远距离密集空中作战、支援针对敌军的装甲机动行动、在具备足够的作战和服务保障力量的情况下进行作战,以最少的休息和重组时间保持近24/7作战,每天提供油料和40,000加仑的水,提供约300,000份快餐。由于有了这一能力,美国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部署兵力。 

十、空中加油 

高强度的空中加油这个复杂任务证明了它对力量规划及战区空中作战的绝对重要的作用,它扩大了飞机的航程和有效负载,使其得以进行更远、时间更长的空中巡逻。仅就4月11日一天,美国就飞行了7525个加油架次,进行了约4600万加仑的空中加油。 

这一成果显示了空间中的深层需要,以便使这些作战能在空中战场以外的地方进行。在进行这样的活动时的协调问题会带来对一个空中控制管理的专用制度的需要。 

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所有海上力量的一位中将指挥官在4月12日的一份简报中这样形容这些问题: 

“在早些日子里…有一些分配上的挑战,我们已经能围绕战术和战役地区运送汽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实时做到这一点,然后在空中任务命令中做一些适应性调节。你必须记住,对于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永远没有足够的航油。他们总可能使用更多。随着数百架飞机同时在空中活动,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但这些问题都被很快解决了,没有对整体作战产生大的冲击。” 

对战争中这一方面经验的总结还在进行中,但一个初步的结论是,美国需要扩大和自动化它的加油机队伍,以便执行更长的任务和距离更远的力量投送。 

十一、后勤和力量投送(后勤和力量规划) 

后勤上的主要优势使美国能跨越近半个世界的距离进行如此高速度的作战。进行空中加油,向机动部队运送油料和水,维护和修理野地设备,进行重新装备和维护的能力对作战的任何方面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样重要的还有各级从支援车辆到新型的运输包装方式,到发射应答机的可读译码,以及半个世纪的投送实践。 

伊拉克战争与海湾战争相比,后勤系统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军队中引进了“三维”后勤的概念,它可提供货运从起点到部署地点的近乎实时的追踪和特征描述。在海湾战争中,后勤管理在美国投送的高峰时期几乎中断了,因为有太多的竞争要求,而要进行恰当的实际运输和投送情况的追踪是不可能的。 

在伊拉克战争中,大部分货物都有一个附有无线电频率识别(RFID)标签的小型的无线电收发机,它可以向一个特定的系统或包裹发射出独特的编码。这使快速更新在线数据库成为可能。 

这些努力几乎没有消除后勤方面的挑战。在如山般的不确定的物资如海湾战争中那样堆积起来之前,无线电收发机的工作有时是无效的。在连队级别上,RFID系统的接入很有限,这通常会导致耗尽野地状态下的供给,并从后方对他们进行分配。运输分配仍然是个问题,这会给及时投送造成严重的问题。陆军还缺少卡车来维持长距离的供应——这一问题会是与自二战以来野地作战的每位士兵担心的供应问题差不多的问题。 

十二、海运和空运 

在开战前数个月,美国和英国利用海运向海湾地区和土耳其运送重型货物和设备的能力,及其利用海湾地区的港口的能力对于有效的力量投送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和民用海运力量的结合及前置港口和基地使其具有从海上运输所有装备的能力,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战术奇袭效果,因为伊拉克将重点放在人员移动上,而并没有太重视设备和后勤的集结。 

在快速运送男女士兵方面,空运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可以避免海运无法避免的时间上的延误,可以运送一些具有时间敏感性的物资和人员。美国中央司令部报告说,美军在开战日和4月11日飞行了7100个空运架次,运送了约55000吨的货物,在开战日和4月9日之间运送了76000名人员。 

目前还不明确的是,怎样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出美国空军和海军对空运和海运力量的需要范围。例如,美军运输司令部,现在获得授权购买180架C-17,但据估计至少要222架该型飞机才能满足空运要求。 

(纪岩 王明亮 吴华 李勇 楼万里 赵虹 倪娜 李晓楠 董银山 刘喆 齐琰军 艾洁 编译) 

转贴说明:这篇东西是在网上找到的,像是原文的摘译,目录中的内容都是有的,但全文太长(118K),所以只贴了总论部分。



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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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全吧,118k还不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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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下面是余下的部分:

一、影响战争与联军部队总体进程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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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经验教训是那些有助于改进联军行动和能够影响战争结局的指挥控制体系的部分。弗兰克斯将军在2003年3月22日的一份简报中谈到联合作战的变化的重要性时,就指出: 
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其特点是:极大的震慑力、出敌不意、灵活机动、精确制导弹药空前的使用量以及压倒性优势兵力的使用。参与并支援“自由伊拉克”行动的联军部队包括地面力量中的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多国空军力量,还有海岸警卫队的海军力量,以及特种部队。这些部队将计划同时或渐次部署在伊拉克全境。在某些情况下,特种部队会支援地面常规部队。例如,特种部队深入敌后展开行动,攻击敌人的阵地,或者保卫桥梁、渡口和重要地面设施,如油井等,当然还包括引导空中力量。空军除了实施坚决的精确攻击之外,还通过提供目标及情报信息,或者电子压制来支援地面部队及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及地面部队有时要承担支援空军的任务,将敌人的部队赶出来,由空中力量消灭之。海军也通过提供飞机、巡航导弹、组织水面行动或扫雷行动来支援空中,地面部队或特种部队的行动。作战计划动用了所有的这些能力。要让这些能力在选定的地点,在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以实现作战目标。这一作战计划给了各级指挥员极大的灵活性,以便能够按照己方的节奏来攻击敌人。 

在联合行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与在伊拉克战争的其他方面所得的经验教训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在每一个事例中,联合方面的经验教训与作战行动、关键性武器和战术方面的个别经验教训之间都有实质性的联系。同时,在战争中,“联合”这个词在机动的速度、行动的节奏、精确度、致命性、情报收集、目标引导及战斗管理方面具有了新的含意。 

(1)陆空力量互为补充 

由于联军地面行动的速度迅猛,伊拉克地面部队被迫暴露于联军空中火力之下并遭到重创,这反过来又大大减少了伊军对英美联军地面部队的威胁。“联合”有了新的实际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得出的教训。海湾战争中长时间的空袭使得一些人认为不再需要地面力量,单靠空中力量就能够决定战争胜负。海湾战争最初的作战计划中过分强调战略空袭而忽视了建立一支与之相当的地面力量,当时负责指挥空中作战的霍纳将军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事实证明,霍纳将军是正确的。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宣称,战略空袭具有决定意义。 

阿富汗战争中,在对几乎没有现代化武器装备之敌的作战中,空中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使得一些人认为空中力量具有决定作用。 

伊拉克战争的讽刺意味在于,大规模空袭的拖延,每日战况简报中对空中作战细节的省略,以及大量记者深入地面部队的事实,使得人们得出几乎相反的结论,新闻媒体也将焦点对准地面部队。实践表明,为了具体战役的需要而协调陆海空力量联合作战的能力才是真正具有决定作用的。 

(2)精度和焦点 

伊拉克战争具有“震慑”的成份,但战后重建的需要限制了“震慑”作用发挥的程度。联军进攻的速度和规模肯定会在心理上对伊拉克军队和伊拉克政权造成冲击。与此同时,联军打击目标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因此,准确地说,精度和焦点是联军作战行动的特点。新型ISR装备以及新型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加上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使得联军可以进行全天候的精确打击。这种打击行动具有精确的指向,强调攻击的效果,还具有认真控制附带损伤的能力。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量不仅比海湾战争多了将近10倍,而且武器制导的精度与取得的效果也大大好于海湾战争。从数字上来说,在不到4个星期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投掷了大约18,000枚精确制导炸弹,而在6周的海湾战争中只使用了9,250枚;巡航导弹的使用量之比是800比300。 

(3)网络中心战 

在联合作战中,联军具有无可匹敌的环境感知能力,从而缩短了从目标定位到攻击的时间;各种传感器的应用,使得海湾战争中以天和小时为时间单位缩短到伊拉克战争中的以小时和分钟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详细分析空间力量、无人机、固定翼飞机、信号情报、电子情报、影像、特种部队和情报人员的相关作用。然而,由情报机构和传感器得来的数据块毫无疑问是大大优于海湾战争的,处理与分发的速度也要快得多。海湾战争中的空中交通管制在对出动计划及目标定位的程序上相对拘谨,浪费了时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用一套反应快得多的系统取代了它。 

所有有人的或无人的空中进攻行动都受中央司令部的指挥。目标类型多种多样。有些是临时目标。情报机构使美军相信,某一地点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与过去几年相比),联军能够完成制定作战计划,向导弹装订任务数据(导弹可能是在英国或美国潜艇或者美国军舰上),然后发射导弹,飞向目标。这些目标中有些是相对固定的战略目标,包括导弹防御设施、共和国卫队指挥部和一些巴格达城内或周围,以及遍布全国的政府建筑。伊拉克当局指挥能力的减弱意味着共和国卫队具有非常有限的战场感知能力,他们不知道向哪里机动,不知道究竟是地面还是空中力量会对他们构成致命威胁,尽管联军的陆空力量都具有这种能力。 

网络中心战是一种思想,一个概念,已经探索了几年。例如,萨达姆政权对其军队的许多指挥控制是通过光缆和中继站实现的。通过非常准确的情报,目标定位及完美的行动,在联军地面部队包围萨达姆之前,他对伊军战术行动的指挥控制能力就已丧失殆尽。这就是网络中心战的生动反映:知道从指挥控制网络的何处入手将其摧毁或降低其效能,使萨达姆丧失对其军队的指挥控制能力。 

如今军队中应用的技术比沙漠风暴行动时有了改进,使得战场指挥官能够通过战术卫星通信或其他手段与远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战场通话;在需要的时候举行视讯会议,指挥官们就可以在会上了解自己所处方位及接下来要作出的决定;联合指挥机构将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一起,战场指挥官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空中力量在哪里,水面舰艇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海上部队也能够知道地面部队的方位。 

当对“我们在哪里,敌人在哪里,地形与天气如何” 这些情况都有了清晰的认识后,联军定下决心的速度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把对手远远抛在了后面。因此,当所有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时,联军能够比任何对手都更快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 

为了在提供近距空中支援时更为协调以及增进与驻卡塔尔的中央司令部人员和驻沙特的指挥人员的联系,成立了一个空中协调小组。这个小组由一个空军少将领导,由18个空军人员担任组员。其他7个由将军或上校率领的小组被分配到每一个地面部队指挥所,担负改进行动,计划与联络的任务。 

尽管如此,问题与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颇具讽刺的是,具有此种能力的装备最好的第四步兵师却没有参加战斗。美军地面作战中的数字化水平以及空地作战中的数字化程度现在还不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地感觉到当前数字化水平与未来发展潜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美军有多大的能力解决阿富汗战争中出现的协同,情报处理和数据分配问题以及飞行途中的目标转换问题也不清楚。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这种技术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将来的作战使用规模会大大超过伊拉克战争。 

(4)不对称战争 

能够左右战争形势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美英联军对于不对称战争的适应能力。事实上,针对伊拉克采取的战术,美军作出了迅速有效的反应。比如,在对付敌人隐蔽地雷战的企图、“技术”攻击、被占领城市的顽固分子,以及防止自杀性袭击方面表现出色。由于非正规军数量及伤亡人数大幅减少,英美联军受益匪浅,但他们仍表示会继续调整其战术和兵力部署,以适应新的,更令人吃惊的非对称作战。联军已经汲取了索马里、北爱尔兰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非对称作战训练的好处显而易见。 

然而仍然存在值得思考的假设。其一是,如果伊拉克真的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为了减少己方和平民伤亡以及附带损伤程度,联军迫切需要增兵,这种情况下联军方面的作战进程会如何?另外一种假设是,如果伊拉克有能力把民兵或非正规军作战与有效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在英美本土实施隐蔽或恐怖袭击相结合,这场战争会有多大的不同。 

(5)误伤和伤亡问题 

到4月12日,美军死亡108人,14人被俘,399人受伤。这就是说,在25万人参战的情况下,每480人中,有一名伤亡。在从一战到越战的战争史上,伤亡的比例平均是1:15。到4月20日,联军正式转入维和及重建任务时,美军共死亡128人(94人死于战斗行动中,34人死于非战斗情况,几乎都是因事故死亡。美军发生了两起事故)。英军死亡31人。 

这一总伤亡比例是非常低的。1982-84年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损失了265人,其中241人死于保卫营地的战斗。二战中,美军平均每天有211人死于战场,越战中这一数字为18人。 

这一低伤亡率反映了联军强大的战斗力与伊拉克的脆弱不堪。对于伤亡情况的回顾表明,那些在战场上受到最好防护的士兵是最不易受伤害的。这一点不难预见,防弹衣及重装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 

然而,这一伤亡数字确实反映了极高的误伤率,可能至少有12个人死于误伤。目前,误击的具体数字还不清楚,但至少包括5起空中或地面火力向友军大打出手的事件。这一情况与海湾战争中147名阵亡人员中有35人是误伤至死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因为误伤的历史数据有重大的缺陷。在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基础上进行的趋势分析是站不住脚的。 

这使人们对被动或交互式敌我识别系统的效果产生了疑问。比如,当3月24日,一架F-16CJ攻击了一个爱国者导弹阵地后,美军不得不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改进其敌我识别程序,增加了一套备用检查程序,使用另一套系统锁定怀疑目标的雷达。 

现在还不清楚,付出额外的努力以减低误伤数字所能拯救的人数是否比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所能拯救的人多;也不清楚为了减少误伤数字而制定更为严格的开火规则是否由于同时也减缓了我方行动的步伐和杀伤力而使得敌人有更多的机会给我方造成更大的伤亡。要知道除了技术手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起作用。 

在减少误伤方面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技术手段,而是与作战单位的战术规则、正确的火力支援协同方法、正确的战术地图、正确的武器状态控制以及兵力构成规则有关。技术手段有助于减少误伤。能够使用敌我识别技术及可视红外反射标志来确定友军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沙漠风暴行动后,这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而且随着未来的需求,这些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改进。 

但是,在战场上误伤的可能性不可能完全消除,即使技术有多先进,也不可能办到。这是军人的职业风险。无论如何,与沙漠风暴行动相比,在伊拉克战争如此快速的节奏与有限的时间内,误伤已经被大大减少了。 

应该提到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步骤之一---第XXI号旅以下战斗指挥系统(FBCB2),还没有进入实用阶段。它应该在这次战争中首次亮相,但其发展得仍不成熟,不能用于战斗。这一系统由异频雷达收发机、C4I战斗管理系统和显示屏组成,可以跟踪友军和敌人的行动路线。它的显示功能相当先进,可以在部队运动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进行跟踪。 

这套系统第四步兵师使用得最多。原计划将这支部队通过土耳其部署到前线,但实际上当战争结束后他们才进入伊拉克。 

现在还不清楚战场上应用了多少套该系统,效果如何,地面与直升机部队使用的程度如何。一份报告称,美军给了英军50套设备,自己手头有8000套,海军陆战队也买了一些。然而细节还不清楚,只知道第四步兵师有一套独具特色的战术互联网。这一战术互联网由单通道地空无线电台、功能增强的定位系统和手持无线电收发器构成。其他部队使用卫星通讯。 

FBCB2系统与空中力量的联网程度如何也不清楚。陆军的确有一套试验性的空中指挥控制系统(A2C2S),但却不清楚它与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C4I系统,战斗管理、空中管制与告警系统有何联系。 

(6)战后回顾兵力计划和增兵 

任何战争都能得出的经验教训是要多方面回顾兵力计划,根据战争经验更改计划,形成增兵计划,完成兵力更新及转化,而不是简单的兵力替换。国防部的行动正是据此展开的。拉姆斯菲尔德责成国防部长办公室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于2003年4月中旬拟制一份“战后防务评估”报告。 

美军联军司令部也得到相似的指示。美国还进行了一项更为广泛的“全球态势研究”,以审核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方面所应采取的调整方案。战前,联军司令部就派遣了一支50个人的小组深入联军中央司令部中的美军司令部和每支部队。这些人与常驻诺福克联军司令部的另外20人会详细总结战争的经验教训。 

(7)维和与重建 

联军在联合作战中取得的胜利不能与其执行维和以及重建任务初期所做的工作相比。一方面是比例问题:以集中摧毁其政权为目的的战略中没有提供兵力占领及保卫联军解放的地区,因此也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整个国家。美国已经从阿富汗战争中懂得了,在一个政权陷落后及民选领导人执政前的这段时间内,保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完成好这一任务。 

军事方面的解释是:在联军迅速冲入巴格达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消灭那些反抗的军队,其次是保护伊拉克平民。在这期间发生的伊拉克部分设施遭抢事件,不在联军的优先处理范围内。 

可喜的是,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使得第四阶段任务可以顺利地执行,即在把政权交给伊拉克人之前提供某种程度的和平与稳定。即使如此,联军也没有足够的士兵保卫伊拉克的每个街角和每幢建筑。因此,一些地方难免存在危险。联军地面部队根据有关情报和任务需要尽量将兵力集中于某些地区,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兵力保证任务的完成。 

联军平时进行的是作战训练,但维和也是工作之一。实际上,至少有30%的联军士兵有在巴尔干维和的经验。他们知道怎样处理平民事务,怎样与当地人接触,怎样建立有当地人参与的组织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有时联军士兵破门而入是为了抢救伤员,但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破门后是该抢救伤员还是扣动扳机,做这项工作是需要相当敏锐的思维的。 

在维和与重建开始的头几天存在的问题: 

美军在巴拿马、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经验表明,当政权倒台后,为防止发生抢劫、平民骚乱和报复事件,建立一支受过训练的警察或军警队伍迅速进入城市是至关重要的。美军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而那些受过训练的国家却没有参加联军。结果是,目前在伊拉克参与维和的人都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或有此技能。 

联军进行了成功的心理战,但他们没能让伊拉克老百姓明白他们如何恢复和平的计划,以及联军维和的可能行动。伊拉克人不知道联军到达后要做什么,许多人怀疑联军的目的及动机。 

情报部门、军事部门及地区专家都提出了警告:联军不会被看作是解放者。相反地,可能会面临反西方或反殖民的敌对情绪和深刻的种族及宗教矛盾。 

忽略了保护重点城区及政府部门。 

战前及战争进程中,美军在计划及执行维和和重建任务时都没有与当地人合作。尽管计划制定得很细,但大多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没有巩固住成果。 

对于如何处理出现的问题,在国际上达成共识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究竟是在联合国内寻求一致意见,还是在前述努力失败的情况下,拿出一套备份方案,似乎美英两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战争进行中,联军依靠阿盟国家提供基地和保障,但在战后的维和及重建工作却没能从阿盟国家那里得到所需的支持。 

美军缺乏懂得地方语言和习俗的人员,这些有限的人员一般都参与作战行动去了。伊军人员都有自己的目的和野心,执行这样的任务不可靠。 

军方清楚地知道,敌人必须被彻底地打败,政权残余必须清除干净,一定要建立正规的秩序以保证战后重建。然而,军方却没有部署足够的兵力,及有效地训练他们来完成这一任务。前线及战斗部队没有受过如何对付抢劫和如何区分敌意或非敌意市民、游击队及正规军的训练。在许多方面,部队接受的都是非对称作战训练,而没有训练如何对待胜利后的局面。 

解决建立过渡政权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半平民化的组织,在可能的第一时间内进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占领区接管政权。 

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不在敌对环境下工作,但他们可以不顾危险从事短期的人道主义活动,帮助建立重建国家的基础,前提是要受到绝对的保护。相比之下,军方还不太适应为这些人道主义和非政府组织提供适宜的保护。双方都需要改变目前的做法。 

西方的军队不是政治力量,像美英那样的职业军队认为维和与重建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实际上,非对称作战时代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局面意味着,维和与重建是任务的一部分。现代军事思想并非没有认识到结束冲突及军队在战后维和中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大战略和争取和平,人们总是更重视战术与战略和军事胜利。 

实践证明,只是研究新的战争手段而不研究争取和平的新途径是十分危险的。21世纪里,为了结束争端、维护和平和重建国家而进行的规划与训练必须上升到以和平为目的的高度。只有这些工作做好了,才能在大多数有限战争中赢得胜利,才能被认为是道义之师。因此,美英和其他参战国要想得到国内的、盟国的及其他国家的支持,联军内部必须进行重组以便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只有战败国在战后保持稳定的局势,才能真正达到战争的胜利。反之,即使军事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也不可能赢得和平。 

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者花在赢得和平上的力气与花在赢得军事胜利的力气一样多。战争正义性的惟一依据就是最终结果。只是打败当前的敌人而没有为今后的稳定创造条件,就是为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所以,维和与国家重建在大战略规划中的根本意义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比对于军事首脑更为重要。这就要求不论民事还是军事行动都要很好地组织,找一些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来完成这一任务,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建立政权是需要花费时间与资源的。赢得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好,可以宽恕军事首脑,因为他们把精力都放在打胜仗上了,但却不能宽恕政治领袖。 

有人说,树立不可能达到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维和与重建国家还都是试验性的行动,以前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规则和程序可以保证一定有效或无效。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已经开始行动了,才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而且,为了防止形成受压迫集团和组织之间的紧张局势和发生暴力行为,试图在非民主化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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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中力量、导弹和地面防空力量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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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个别的经验教训都不可能从联合行动的整体经验教训中分离出来,但还是有些教训主要与空中力量、导弹和地面防空力量有关: 
(1)制空权 

瘫痪伊拉克空军和系统压制伊拉克防空力量的能力使联军赢得了几乎绝对的制空权,这种空中优势是美军在以前的主要战争中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在整个战争中,联军总共只损失了2架固定翼飞机(1架A-10和1架F-15E)和2架阿帕奇直升机。伊拉克空军从没起飞过,伊军地面防空力量也没能保护战场上的伊军部队,到最后,甚至不能保卫巴格达城区,抵御联军的空中近距火力支援。 

未来能否保持这种水平的空中优势还是个未知数。也许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只要这些国家没有类似“望楼”的预警机系统,没有一整套专业化的支援手段,没有电子战飞机和现代化的C4ISR设备,哪怕它们拥有较为强大和较为现代化的空军,对这些国家取得绝对优势也是可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先进地空防御系统(如俄罗斯的S-300)的部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现代化空中力量的优势。 

(2)真正全天候空中精确打击能力 

虽然没有公开具体的战场损伤数据,空中精确打击的革命性进步仍极大地增强了联军实力。海湾战争中还只有少部分如F-117、F-111、F-15E飞机装备了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伊拉克战争中,几乎所有的美军飞机都安装了用于发射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的电子设备,具有目标捕获、向目标提供必要的照明、使用GPS制导和从地面接收目标坐标的能力。 

空对地武器有了长足的进步,为GPS与激光制导武器研制的低成本模块使得大规模打击行动在经费上能承担得起,而且更具效费比。JDAM是一种装于常规炸弹之上的低成本GPS制导模块,它使得联军能在最恶劣的天气里执行夜间任务。甚至在沙暴条件下也试验性地使用了J-8“联合星”定位伊拉克战车。虽然沙尘天气在某些情况下的确增加了难度,但大量分发于地面及特种部队的激光指示器使他们可以呼叫精确的近距空中支援,就如他们具有用GPS定位目标的能力,可以呼叫战斗机或直升机支援一样。 

巡航导弹也大大提高了攻击效果。很大原因是由于加装了GPS制导及改进了可靠性,使导弹更为精确,可以在更多的攻击环境下使用。同时,“战斧”导弹有限的战斗部体积限制了其攻击目标的种类。具有被甲弹头的CALCM的使用效果目前还不清楚。 

(3)效果中心战:限制平民伤亡及附带损伤的同时根本改变了空中力量的效力 

ISR及目标定位能力的增强,使得称为“效果中心战”的打击目标新方法应运而生,即选用精确的空中力量,达成攻击的最佳效果,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损伤程度。 

切断伊军的电力、通讯及油料补给而不是攻击主要的基础设施;有选择地轰炸伊军正规部队以瘫痪或减缓其运动而不是在消耗战中消灭他们;利用J-8“联合星”攻击活动的军事目标而不是摧毁桥梁,都是“效果中心战”精神的体现。 

武器的精确性使美军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目标及弹药的选择从而减少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甚至伊拉克公布的数字(截止4月3日,大约1252个平民死亡,5103人受伤)也显示出美英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相比微乎其微。美军不能准确估算出伊军的损伤,只有4月8日才公布了一次阵亡数字,为多于2320人。目前还没有伊拉克整个战争伤亡人数的可靠消息,一家新闻媒体提供的数字为:2320名军人阵亡,1500名平民死亡,7000名战俘。 

现代化武器及战术的杀伤力的增长,在打败敌人的同时,反倒大大减少了后续开销。激光制导系统的改进以及GPS的使用使炸弹的个头变小了,原来需要用2000磅的炸弹,现在只要500磅就够了。 

电子设备的改进及精度的提高使得攻击同一目标不再需要使用多枚武器,也不需要以后的重复打击。在海湾战争中,要摧毁一个选定目标需要几次攻击还是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在这一次战争中,就变成了一次攻击可以摧毁几个目标的问题了。 

美军使用了新型的目标辅助定位方法,比如一种叫做“灭虫”的程序。它使得美军能够通过选择适当的弹药和攻击目标的角度,既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可以尽量减少造成平民及附带伤亡的风险。 

沙漠风暴行动中,美空军取得的巨大战绩主要得益于两种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和隐身能力。正是对应用这两种能力的不断探索,才使美国空军在以效果为中心的行动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 

在最近的10年里,随着每一支部队都试图提高自己执行军事行动的效率与效果,“效果中心战”,即EBO这个词,已成了口头禅。 

首先,要将隐身与精确打击能力结合起来,这对于空中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要重新考虑应该怎样去做,或者说,在战场上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传统消耗战的方法是将需要打击的目标列出清单再逐个消灭,或者找到敌人在哪里,并全部消灭之。与此不同,现在的目标是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军队应以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这些政治任务为出发点来调整自己的军事行动。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战争也许是人类活动中最为艰辛的经历了。 

把如何运用隐身和精确打击能力施行效果中心战的思想综合起来,就产生了“并行作战”理论。 

二战后,精确打击技术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二战中,1架B-17的投弹圆概率误差(CEP)是3300英尺,如果要对一个纵深6500英尺的目标实施攻击并达到最大可能性的摧毁程度,需要1500架飞机和9000枚炸弹。越战时,轰炸的精度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执行轰炸任务的是战斗轰炸机,而且投弹高度较低,在客观上提高了精度。但为达到预期的效果,仍需要大量的飞机。随着激光制导炸弹的发展,尤其是沙漠风暴行动中F-111和F-117上挂载的激光制导炸弹的运用,一架飞机能以圆概率误差10米甚至10英尺的精度同时准确地打击两个独立目标。B-2这类飞机的出现,使空军具备了出动单一架次攻击多个目标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JDAM这类GPS制导弹药的发展,使得除隐身飞机外的常规飞机也具备了打击多目标的能力。海军的F-18装备了同空军轰炸机一样的JDAM。B-1的弹舱内能携带24枚JDAM,攻击24个不同的目标。 

JDAM与机载GPS系统相结合,才使空军具备了如此高的打击精度。但是JDAM的精度与这里提到的激光制导武器还是有差距的。JDAM虽然已经很精确了,但仍没有达到期望值。 

空军在掌握了这些能力后,就可以在采取行动的早期于非常短的时间内集中强大的火力,取得大的战果。这就是从激光制导炸弹在越战时出现,经过“联盟力量”行动、“沙漠风暴”行动,到“持久自由”行动这几十年里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带给我们的力量。 

隐身技术所发挥的作用也很重要。开战前,敌人已经放弃了大约三分之二的领空,联军开始就占了便宜,并轻易地夺取了空中优势。即使是在“沙漠风暴”及“联盟力量”行动中,空军为保持空中优势而进行的持续战斗也没有损失多少飞机。因为有了南北禁飞区的关系,联军一开始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从而保证了行动得以顺利实施。 

在1991年1月空袭巴士拉的行动中,出动了8架轰炸机投弹,而支援飞机就达41架。支援飞机的任务是为轰炸机护航,使其免受敌战斗机的攻击。无人机被用来对付防空火力,使空军能够有效地锁定敌人的防空导弹阵地。F-18、F-4G等飞机用来压制“萨姆”导弹,海军的EA-6B执行电子战任务。所有这些支援飞机都是为了保证8架轰炸机到达目标。这就是在没有隐身飞机的情况下执行任务的方式。 

海湾战争的第一个夜晚,F-117执行任务。它所需要的支援飞机数量已大大减少。这标志着空军的战斗力有了巨大的进步。目前,F-117不会单独执行任务,它还需要战斗机为其护航,需要实施电子战支援以降低整个编队的雷达信号强度。然而其隐身能力并不依赖其他的飞机,执行任务时支援飞机并非必须,因此,它可以执行多种任务。 

同时,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改进,同样使得常规攻击编队中支援飞机的数量大大减少。这是因为几乎每一架战斗机或轰炸机都有执行双重任务的能力。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隐身飞机需要的护航飞机数量是非隐身飞机的五分之一。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敌人的防空系统被逐渐消灭,对护航的需求也减弱了。所以,需要多少支援力量给常规飞机或是隐身飞机并不是问题的所在。重点在于隐身飞机确实给了空军精确打击以外的更多的能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完成更多的任务。 

还没有飞机的时候,部队必须在战场上线式前进,依次消灭遇到的敌人。即使有飞机参加,也要动用部分兵力压制敌防空火力,因而会影响实现真正的作战目标。只有首先消灭了敌防空火力,才能达到作战目的。一旦控制了制空权,己方的地面部队在战斗初期的行动就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如果空军有能力完成各种任务,那将会为已方达成作战目标提供多得多的可供选择的手段。沙漠风暴行动中,传统的做法可能会慢慢地消耗掉敌人的系统,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作战系统中的元素。如果使用新的方法,就会直接以伊拉克整个防空系统为目标。实际的做法也是如此。在战争的初期,美军通过创造性地使用特种部队和阿帕奇直升机,找到伊军防空系统的核心,一举摧毁了起关键作用的指挥控制系统。于是美军就可以攻击作为一个整体的防空系统,并摧毁之。 

然而事情并不象把选择输入电脑,电脑再给出答案这么简单。必须要进行仔细的分析,查找系统的每一个环节,找到其弱点在何处。如果能够得到隐身技术与精确打击所能提供的强大火力,就能把这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打击。再一次强调:防空系统并不是最终目标。目标,是你所要达到的最终效果。 

如果能够同时打击防空系统与敌政治或军事中心,比如基础工业与交通运输,就相当于具备了将敌人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打击的能力,从而可以寻求将敌整体摧毁。在对有关情况及敌人的系统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将使对敌人整体摧毁的能力得到提高。后面将会谈到如何去做。 

这里举一个比较容易的电力系统为例。美军在科索沃攻击了对方的电力系统。以电力系统为例便于理解,因为整个电网相互联系,形成一个电力网。 

传统消耗战的作法是将所有电力目标列出清单,发电厂、变电站等,然后一个一个地摧毁,当清单上的目标都摧毁了,任务就完成了。 

然而空军在为海湾战争作计划时,他们就意识到摧毁电站并不是自己的目标。电力只是能够将防空、国家的指挥系统和其他许多事情联系起来的重要的纽带,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防御。所以己方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打击敌人指挥控制军队的反应能力,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切断其电力供应。 

如果要达到瘫痪电网的目的而去攻击每个电站,就会用尽我方所有资源。实际上电网在某些方面是非常脆弱的。一场暴风雪下来,几条电力线路就会瘫痪,三四万人就会停电。为了瘫痪系统,没必要攻击其中的每个元素。 

依效果中心理论,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分析,当考察了每个发电站在电网中发挥的作用后,认为只需要攻击其中的两个电站就可以达到瘫痪敌方电力系统的目的。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条,其一,在地面造成的损毁很少,便于重建;其二,可以节省兵力打击其他的系统。这就为把战场上使用武力达到的特定效果与最终的军事及政治目的相联系提供了可能。 

如果目标之一是不能攻击的,比如说,会造成很多平民伤亡,那怎么办呢?经过分析就会找到替代办法。也许多攻击另外的两个目标,同样能瘫痪电力系统。需要攻击的目标增多是其缺点,但其优点是在达到攻击效果的同时,没有造成太大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失。 

也许还有一个更容易的解决方法,比如攻击电力线路而不是发电厂。例如,“联盟力量”行动中,当美军攻击南联盟的电力系统时,有些目标是不便摧毁的。因此,美军选择了摧毁250英尺高的电力供应塔。这些电力供应塔一般很难对付,因为防冲击能力是它们的一个设计特征,而爆炸冲击效果是炸弹的主要毁伤途径。但美军在没有造成平民或附带伤亡的情况下也摧毁了它们,从而瘫痪了整个电力系统。 

所以说,达到效果的办法有很多。也许根本不需要轰炸任何东西。如果能够付钱给某个人,让他关闭电网,效果是相同的。沙漠风暴行动中,发电厂的操作人员都知道要把机器关掉,否则就会遭到轰炸。只要飞机飞到的地方,地面的灯火就会消失。所以可以说是飞机让他们把开关关掉的。 

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没有必要攻击所有的东西,也没有必要摧毁所有的东西。如果对战斗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能够找出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少攻击几个目标,少用些弹药,减少或消除平民和附带损伤的风险。 

问题回到了怎样进行并行作战。通过一个一个地分析所有系统,找到对付具体系统的方法,时刻不忘需要达到的政治及军事效果,美军就可以同时攻击大量的目标系统,这样一来,敌人的大系统就会开始从内部瓦解。 

这并不是说可以期望电脑给出战争的答案,但它的确给美军提供了在减少可能伤亡及附带损失的条件下迅速有效地展开军事行动,达到预定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的方法。 

海湾美军制定的作战计划的复杂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军队。美军所有指挥员都在督促其部属贯彻效果中心战。传单是效果中心战的一个绝好例子。四、五十年代的观念是,要打败敌人,必须打败敌人的军队。现在只需解除敌人的武装。如果敌军看了我们的传单后知道还有比跟我们打仗更好的出路而决定投降,那么连解除武装都没必要了。我们的空中及地面行动要始终围绕期望的政治及军事效果。 

只有当真正理解了所做的每一件事与指挥官既定的政治与军事目的的联系,这一方法才能起作用。空军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我们考虑的起点很高: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的任务是什么,我在战场上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我需要攻击什么目标,阻滞什么东西,捕获什么信息。于是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在很多方面都必须与政治目的相联系,否则就不做。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没有时间用来浪费。 

但我们作为目标的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战争就是人与人的对抗。敌人也同样在思考。在考虑己方的行动计划及拥有的能力时,必须要预见敌人会有何反应。只有这样,才能把敌人作为一个目标系统看待,或者说,系统中的系统。这就能帮助你理解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找出各系统之间的薄弱环节,以便更有效地执行任务。 

从空军的角度看,就是要把所有任务都集中于一个空军行动命令(ATO)。要综合考虑预期效果和可用兵力。坦率地说,这场战争中我们只有一个ATO,所以参战的飞行员都围绕这一个ATO服务,听从统一的指挥与控制。这是我们从“联盟力量”行动中费了些周折才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然后我们衡量计划打击的目标对于我们期望实现的效果所具有的价值,再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个计划中,就成了空军、地面及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虽然也有不同的组成部分,但已经是美军历史上最具整体性的计划了。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美军各军种虽然并肩战斗,但不能说他们的作战方式已经溶合在一起了。 

联军地面指挥部有一位空军少将负责协调空地行动,使各自的作战计划能更好地溶合在一起。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但在海湾的所有美军人员能把不同军兵种的战斗力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综合起来,以达成可能的最佳战果,本身已经是一大成绩了。 

未来肯定有机会做得更好。作战思想会不断涌现。联军司令部受命就此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评估。弹药、飞机和信息战能力都在增长,而且才刚刚开始。我们运用效果中心战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迅速高效地战斗,从而缩短冲突时间。这是因为与一系列的消耗行动不同,我们有能力在短期内将对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彻底地消灭。 

震慑思想也是建立在效果中心战思想基础上的。只有把敌人吓倒才能赢得战争。美军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军事行动一开始,就要让敌人迅速地意识到除了战死或投降之外,没有其他出路。美军尽力让所有伊拉克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此一来,伊军选择放弃为萨达姆政权作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习惯性地想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那些没有参与军事行动,也没有被纳入全民反抗计划之内的伊拉克老百姓如何理解美军为了减少附带损伤而做出的诸多方面艰难的努力。 

一方面,“附带损伤”经常被错用。从军事角度讲,附带损伤的定义为:在正常攻击一个系统或目标时带来的可以估计到的损伤。比如,经过对一个目标的分析后,确定使用2000磅的炸弹。街对面的窗户被震破是意料中的。这就是附带损伤。即暴力使用的预期效果。 

在附带损伤的计算中要考虑人员伤亡。在“联盟力量”行动中这方面的工作做了很多。在选择对目标的打击方式与时间时,总是尽量减少造成平民损伤的可能性,这其中包括建筑物及人员两方面。 

可见,附带损伤与意外损伤从理论与实践角度都是不同的。当某件事出错时,就会发生意外损伤,弹翼开裂,导弹偏离航道,诸如此类。我们投下的每一件武器都是个机械装置,难免会出问题。当这个装置失灵时,就会产生意外损伤。 

另一方面,情报也可能不完全准确。 

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减少附带损伤及意外损伤,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但我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意外损伤的可能。意外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这并不是说因为损失难以避免,我们就完全不放在心里。我们有一套方法处理此事。但是,如果遇到客观情况逼迫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时,这两种损失就都会发生了。 

美军是如何做的呢?首先,美军是不会攻击无助于达到预期效果的目标的。比如面对一个碉堡,第一步考虑是解除其武装还是将其摧毁。理想情况下,能让里面的人关灯睡觉是最好的,然而,我们的能力还做不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必须实施物理摧毁。 

在实施物理摧毁前,我们不仅会分析目标以决定使用弹药的威力,还会分析目标周围的环境,掌握这种类型的弹药会对目标周围的建筑产生的影响及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失情况。 

如果在投掷炸弹的过程中,一片弹翼从激光制导炸弹上断落,炸弹偏离目标3000英尺,事先谁也不会计划到发生此事。这是意外损伤而不是附带损伤,如果有平民因此丧生,则属于平民意外伤亡。这里不想讨论法律上的界线,只是想强调尽管我们会努力减少附带损伤和某些意外损伤,但个别机械装置终究会出问题。因此,武装冲突中完全消除附带损伤、意外损伤和平民伤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我们使用大威力武器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还研制了制定计划的辅助工具,用于空中指挥中心。它可以更为准确地模拟一件武器击中某一特定结构后的爆炸效果。 

比如,我们要攻击墙后的一幢房子。当估算可能的附带损伤时,没有考虑墙的影响,而依爆炸威力画了一个圆。实际上,因为那堵墙的存在,爆炸冲击波更象一个蝴蝶型。 

通过这一工具,我们能对投弹区域的环境有更好的了解,从而能够考虑更多的事情,包括改变武器的尺寸,改变武器的爆炸时机(使其在地下爆炸可以进一步缩小爆炸威力),甚至改变攻击的角度。因为如果从某个角度攻击,就可以减弱所有的效果,而从另外的角度则不能。 

这套工具只是空中指挥中心和航空母舰上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套。这些工具都是用来考察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将适当的武器投向适当的目标的多种可能方案的。效果中心战与附带损伤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减少附带损伤的最佳方法就是只打击需要打击的目标。 

然而,从宏观上看,据目标分析专家的粗略的估计,伊拉克可能至少有50000个目标,包括了每一座桥梁、电站、军事基础设施和防空阵地。美军将它们逐个分类,并要求得到潜在目标的外观图像以及解除目标武装所采取的方法。 

可是,当我们在制定计划时,明确了应该达到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所要取得的效果后检查所要攻击的目标清单时,就会发现需要攻击的目标不在那五万个之内。这里的每一个目标都要估算附带损伤。之后我们才能确信对目标已经了解得足够多,以致于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目标信息并不总是很充足,但我们能尽自己所知以决定对该目标采取的措施。在依据所要达到的效果选定了适宜的武器后,我们不但要考虑可能的附带损伤,还要考虑可能涉及的武装冲突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攻击那个目标的法律意义。之后,在计划的最后阶段我们会尽自己所能调整武器方案,再将任务交给空勤人员,力争在取得最佳效果的同时把可能的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降到最低。 

但这事实上是高级军事首脑非常难做的决定。什么样的误伤数字可以接受,什么接受不了没有明确的界线。也没有办法精确计算出一次行动可能的误伤数字是多少。我们会依据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类型、是住宅区还是商业区以及攻击的时间来粗略地估算这一数字。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 

高级指挥官会亲自核对有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和附带损伤的情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攻击目标时造成附带损伤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因为它们附近也都是军事目标。 

然而,有些目标的附带损伤是需要作出精确评估的,战场指挥官要决定什么数字,或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接受。答案不是唯一的。例如,一枚携带核生化弹头的飞毛腿导弹处于闹市区内,这枚导弹有可能袭击科威特或以色列,那么对这一目标的攻击造成的较大的平民伤亡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一枚存放于谷仓的没有弹头的导弹,我们不会冒险去攻击。在任何情况下,指挥官都要考虑攻击后的具体效果是什么,他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以及衡量能达到的效果与军事价值是否值得付出如此的平民损伤。 

我们逐渐发现,JDAM的效果和精确度都比我们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预期的要好。然而,大部分时候,激光制导炸弹和JDAM都被用来攻击地面出现的临时目标。飞机起飞时没有目标信息,目标信息要在空中接收。因为不知道目标的轮廓,可能会出很多问题,风险随之增大。但良好的预先计划有助于问题的改善。 

JDAM的先进之处在于投放后会自主滑向目标,不再需要飞行员向目标照射激光,减少了飞行员的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的战术空中管制部门和B-52的机组成员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有关B-52的附带损伤评估工作。许多人临上战场时才得到新装备。然而,空中作战司令部去年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给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官装备了最好的设备,使他们首先得到训练。这就是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附带损伤评估工作并没有止于空中行动指挥中心(AOC)。联合空中调度员与空中及地面的前线空中调度员都受到专门的误伤评估训练。虽然比不上空中行动指挥中心(AOC)所做的专业,但战场上的每个飞行员和调度员都尽力以合适的武器投向合适的目标为原则作出决定。在空中行动时做出的附带损伤评估虽然没有在AOC做的彻底,但他们都能尽力做到最好。他们都是一些很聪明的人。 

战争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无法准确估算会有多少平民伤亡。为了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我们会一个一个地分析在军事行动中需要打击的目标。 

海湾战争中,我们使用了98枚精确制导炸弹,36架F-117战斗机,62架F-111F战斗轰炸机,还有航母上的若干架E/A-6电子战飞机。大多数F-111一个架次只能攻击一到二个目标。 

如今,战场上的大约600架作战飞机几乎都具备多目标打击能力,有许多还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打击多目标。F-18可以携带2到3枚JDAM,视需要而定;B-52可以携带12枚JDAM,其机身弹舱还可携带常规炸弹或集束炸弹;大多数B-2也来到了战场。因为每一个目标由许多打击点组成,比如萨姆雷达阵地,就包括雷达本身,每一枚导弹,还有指挥控制设施。为了尽量减少误伤的可能,就要为每一个分目标分配一个威力较小的炸弹,所以需要的精确制导弹药非常多。 

总之,有关附带损伤需要明了的问题可以概括为: 

一、它是不可避免的。当使用武力时,就会发生附带损伤、意外损伤,还会有一些与军事毫无关系的老百姓在军事行动中送命。 

二、情报不可能完美。有关目标的情报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如果我们知道更多的情报,我们就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动。 

三、武器有时会失灵。我们有一些关于武器的效果、精度和可靠性的历史数据,但这不是问题的症结。症结在于武器都是某种机械装置,是机械装置就偶尔会出现问题。我们改进了武器的可靠性,精度与效率,也减小了投放的难度,但它还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失灵。 

四、不是所有的平民损伤和附带损伤都是联军造成的。很明显,我们的敌人利用平民误伤来做文章。但天上飞的子弹与错过目标的导弹都会造成误伤,就一定是联军的吗?如果有人说只要发生了误伤,就是联军所为,我们就要引起警惕了。 

有人认为高度会影响精度,只有低空投弹才能准确命中目标。这是完全错误的。JDAM的精度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增长,因为它有更多的时间飞向目标。但激光制导武器对天气有依赖性,如果目标有云层遮盖就会出问题。 

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国家进行地面战斗了。在空中行动上,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程序来减少附带损伤,所有的空勤人员已经对这些规则与限制相当熟悉,知道怎样做最好。然而我们在地面行动上这方面的经验却较少。 

地面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空中。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过去十年我们在空中行动中积累的减少附带损伤的经验不适用于地面作战。所以地面部队要尽可能得到这方面的训练,以应对地面战斗特点所带来的考验。 

我们为制定计划的人员提供了新式的工具。其中有些就是用来减少附带损伤的。有些只需要在电脑前操作就可以了。 

使用轨迹球可以在电脑上对地图进行任意的缩放。负责附带损伤评估的军官只需将箭头移到标有坐标的目标区域上,点一下P键,几分钟内就会得到附带损伤评估报告。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比如“强景”系统,可以模拟进行军事行动,使空中和地面人员都能看到任务执行过程中将会发生的事情。 

弹药也得到了改进。JDAM的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再加上大多数的飞机具备了单架次攻击多目标的能力,使我们完成任务能够更加迅速高效。 

这次行动中将第一次使用传感器触发弹药。它是一种反装甲弹药,为了防止因丢失目标而意外爆炸,它有一个三重保险装置。这种炸弹有巨大的威力,能够捕获并摧毁甚至是分散开的敌车辆、装甲部队。F-16、A-10、F-15以及任何可以携带战术弹药散布器或集束弹箱的飞机都可以携带它。 

系统的工作原理是:传感触发炸弹装于第四代风修正集束弹箱内,这种惯性制导的弹箱虽然精度不是很高,但从三万到四万英尺的距离上飞到预定目标点上空完全没问题。到预定点后,弹箱打开,释放出十个炸弹筒,每个筒内装有四枚传感触发炸弹。炸弹筒在下降的过程中会打开降落伞减速。随后,四个独立的子弹药被抛出来。这些小炸弹会独立地搜索敌方的装甲车辆。如果炸弹在空中没有引爆,落在地面后很短的时间就会自动解除武装。此时使炸弹爆炸的唯一方法就是用足够的爆炸冲击。 

这些就是我们的新武器。海军也有了很多新武器。自从沙漠风暴行动后,“战斧”导弹的战斗力也有了惊人的提高。这都是些好消息。 

上面还谈到过空勤人员的训练。每个军种的飞行人员过去十年都曾经历并深刻理解附带损伤的问题。他们的训练也得到了改进。报告中还提到,不光是他们,联合空中管制员和地面战斗行动中负责管制的人员也都受到良好的训练。 

我们改进了武器使用评估与跟踪。我们现在有能力跟踪投下的每一颗炸弹,然后回报给空中行动指挥中心。这样,战后就能得到一张详尽的武器使用点地图。“联盟力量”行动中我们就使用了这种能力。当时德国军人进入一座被摧毁的兵营执行维和任务,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张详细的武器使用地图,包括该地区可能的哑弹位置。这对于战后清理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还不完美,还不能清除战争的血迹,但无论是空军还是其他军种减少误伤的能力,以及训练中所能达到的水平都有巨大的进步。 

如果以单个的人为目标,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尤其是我们的敌人让自己的人民都很难瞄准他们时,难度就会更大。但我们现在有能力从整体上打垮敌人,而不必逐个消灭防空阵地直到取胜。因此我们能够迅速解除防空火力武装或摧毁它们,以及迅速瘫痪敌指挥控制系统,从而立即找出目标并发起攻击。 

每一架轰炸机一次能攻击12到24个目标;使用JDAM的F-18一次能攻击两个,三个或四个目标。F-15与F-16也具有相似的能力。 

有一些飞机不够先进,不能投掷精确制导弹药(PGM),所以一般不在前沿使用。但绝大部分空军与海军的飞机都具有投送激光制导炸弹或JDAM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海湾战争中,精确制导弹药只占弹药使用量的9%,然而,2%的飞行架次(F-117的出动架次占总出动架次的2%)打击的目标占整个目标数的53%。 

飞机上的系统具有跟踪武器的能力。也许几年后,一套网络化的武器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那时武器可以通过数据链向空中行动指挥中心报告自己的落点,指挥中心在武器爆炸两秒钟后就会收到这一报告。这会相当程度地提高评估工作的速度。 

评估工作开始分阶段大部分是对飞行人员完成任务后的报告进行分析,然后进行数值计算,最后作出详细评估。 

在“联盟力量”行动后期以及整个“持久自由”行动中,空中行动指挥中心的人员掌握的能力,再加上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内部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使我们的工作有极大的灵活性。信息可以迅速地在这些单位之间传递。 

空军兵力以第九航空队的编制划归中心司令部管辖。莫斯利上将负责指挥这一地区的所有美国空军人员。 

坦帕驻有许多参谋人员,当莫斯利将军需要某些帮助时,空中作战司令部就会集中一些很聪明的人关在屋子研究,直到想出办法。参谋人员就是这样为莫斯利将军和弗兰克斯将军服务的。 

海湾战争初期,巴士拉还有一些防空力量,例如萨姆-6,萨姆-2,萨姆-3和“罗兰”等。如今这些力量已经所剩无几。经过十二年对禁飞区的控制,该地区的防空力量相对海湾战争时已大大减弱。这使美国空军在这一地区执行任务变得非常容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军以南北禁飞区为起点对整个伊拉克领空的控制将会使地面作战人员的行动更加迅速有效。 

(4)是否限制平民伤亡和平民设施的破坏----不对称战争的一个双重标准 

坦率地说,联军为减少平民伤亡所做的努力反映出西方的战争方式与潜在的反对力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尽管在阿富汗、科索沃及海湾战争中,美军已作出巨大的努力减小平民伤亡,但仍不能让国内和国际舆论满意。美军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双重标准:一方面,国际社会希望平民的人员伤亡和设施破坏保持在一个绝对低的水平;另一方面,他们对萨达姆政权却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而且此时的国际大气候是,按国际战争法的解释,交战双方必须保持足够的克制,这种克制大到足可以让军事行动难以进行下去的程度。 

这给未来的战争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对一个弱小的对手保持克制不是一件难事,可当面对的是一个装备了远非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组织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法律、伦理、道德与军事问题比它解决的多。 

(5)集束弹药问题 

尽管美军努力减小平民的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但却出现了越战中同样的问题。美军的集束弹药又一次充当了地雷的角色:当时没有爆炸的集束炸弹过后却成了巴格达和其他城市平民的杀手。参联会主席迈尔斯上将为使用这种武器所做的解释如下: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联军投掷了大约1500枚各式的集束炸弹。其中大部分是精确制导的。对使用的所有集束炸弹及其目标进行的首次效果查验的结果表明,大约1500枚炸弹中只有26枚落到了距目标1500英尺内的平民区内。目前为止,只有一份集束炸弹造成平民设施损毁的正式记录。 

我们用集束炸弹攻击地地导弹、雷达阵地、防空阵地、地空导弹、政府的机动联络设施、飞机、装甲车、火炮、军队以及其他军事目标。因为伊拉克的领导层把这些军事设施设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向我方射击。有时我们在打击这些目标时也知道可能会造成平民设施的损毁。 

在特定情况下,联军认为有此必要,才会对正规的军事目标使用集束炸弹。这是个困难的选择,但我们不得不选择对平民区内的目标实施攻击。战争是丑陋的。我们的敌人会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人民冒险。实际上,伊拉克当局很明显是在用巨大的平民伤亡向联军施加压力。现在他们再也不能这样做了。 

集束炸弹在打击借助沙暴的掩护实施转移的伊军装甲部队时非常有用。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收效甚微。然而如何应对使用集束炸弹带来的遗留问题(未爆炸的集束炸弹就相当于一枚地雷)已经延续了大概30年。在使用这些炸弹时一定需要安装某种定时保险机构。 

(6)轰炸机和大载弹量的优点 

阿富汗战争及此次的伊拉克战争中, B-1、B-2和B-52所具有的隐身突防能力和单一架次向多目标投送精确制导武器的持续打击能力证明了轰炸机的巨大价值。B-2B隐身轰炸机一次能携带62000磅JDAM或70500磅制导炸弹,每枚炸弹都能攻击不同的目标。B-52和B-1B也能携带大量的类似JDAM的精确制导武器或者风修正弹药散布器,一次出动可以攻击多个不同目标。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可以使这些轰炸机在绝大多数防空火力密集的区域外投放武器,辅之以飞机上不断进步的电子战能力,轰炸机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 

B-52作为美军轰炸机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B-1B的任务准备完好率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一年里也有了长足进步,在海湾战争中由于其不能携带精确制导武器而没有参加行动。海湾战争后B-1B具备了此种能力。随后,B-1B在科索沃的“联盟力量”行动中出动74架次,8架B-1B在阿富汗参与了支援作战。 

象F-15这类的高载弹量战斗轰炸机也显示了相似的能力。另外,这类飞机可以提供呼叫支援的能力反映出高载弹量在延长战区空域停留时间方面的价值。F-16C/D也是如此,海湾战争后不但大量升级了航电设备与投送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而且载弹能力也远远超过基本型的F-16A/B。 

F-18E/F超级大黄蜂增加了航程与载弹量。其上的雷达及其他电子设备也做了非常成熟的改进,加挂相应吊舱后可对其他飞机进行空中加油。有了F-18E/F后,海军的行动自由度增加,能比1991年执行更多的任务。 

人们不免会对轰炸机和重载的战斗轰炸机在对方较猛烈的防空火力下的战场生存能力产生疑问。不过没有几个国家能达到此种防空火力水平。美空军通过改进B-52的精确制导武器瞄准与发射能力,使这种老飞机又焕发了青春。这些改进包括:加装“蓝汀”前视瞄准吊舱;提升电子战能力;空中临时改变目标能力;更换发动机。 

“蓝汀”吊舱是一种先进的机载红外瞄准与导航吊舱,是用来提高昼夜间目标捕获能力的。它可为B-52的雷达领航员提供实时图像,可极大地增强飞机在持续变化的战场环境下主动分辨运动目标的能力。“蓝汀”可以照射目标,引导激光制导炸弹作精确攻击,不再需要另外的地面人员或飞机照射目标。雷达领航员先用吊舱提供的图像确认目标,然后用“蓝汀”上的激光引导GBU-12炸弹摧毁目标。 

然而,战斗轰炸机所具有的携载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在防区外或利用隐身技术突入防区内发射这些武器的能力,无疑已成为战斗机性能的一个关键方面。在目前空战对目视能力的依赖越来越少,而超视距空战逐渐增加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可以与空中机动能力具有同等重要性。伊拉克战争至少有可能让美军重新考虑空中优势战斗机F-22和战斗轰炸机JSF、FB-22的比例搭配问题。 

(7)隐形 

虽然隐形本身的价值尚不确定,但是B-2和F-117飞机在海湾战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大约17000到18000架次的攻击任务中,驻扎在卡塔尔某空军基地的12架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仅出动80架次。虽然出动架次有限,但所有这些任务都打击了巴格达大范围地区重点防卫的目标和关键目标,如防空系统、主要的司令部和无线电台中继站。 

他们首次使用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制导武器,这些武器和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激光制导武器不同,不受云和烟雾的干扰。技术的改良使它们在最后一刻才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不仅大大缩短了海湾战争中的“杀伤循环”,而且解放了飞行员,使他们能集中精力执行任务。这个迅速做出决定的周期使F-117的攻击可以和在战争第一天晚上发射的攻击萨达姆·候赛因和伊拉克领导层的巡航导弹相配合,也可以迅速装备前一天刚运抵战场的弹药,并且可以计划F-16CJ反雷达战斗机、 EA-6B电子作战飞机和KC-135加油机的支援架次。 

F-117的任务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在战争前三天执行的,那时伊拉克防空体系的工作仍然非常有效。在它们的任务中非常有趣的一方面是在攻击的第一个晚上,由于空中加油机的一个缺点使任务的三分之二流失了。这就是轰炸机,如B-2,或新型隐形飞机如FB-22的有效载重航程价值的另一个证明。 

(8)EC-8联合星飞机(JSTARS)的作用 

联合星飞机被广泛使用并且盟军的制空权允许它能够向前部署靠近战场。在那里它能够跟踪伊拉克装甲车和车辆在数百平方英里内的移动,并且联合星飞机可以覆盖更广的巴格达地区。J-8飞机的“信息合成”和其它资料使盟军可以在伊军认为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空袭的天气条件中锁定并攻击伊拉克军队。例如,象RC-135这样的飞机能够区分并找出伊拉克军用通讯源。 

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也是机降作战中迅速发展的联合的作用的一个标志。对这种飞机的技术描述是C4I和战争管理技术,它们优化了美国的作战方法。但在过去它被描述为新的ISR(信息存储和检索)。联合星飞机是美国空军和提供空降、巡航飞行范围、监视和目标探测雷达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的陆军联合发展的一个项目。虽然在海湾战争中就已经试用,但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在1996年9月才被批准为14架飞机成批生产,最后一架在2002年8月才交付使用。再次生产的3架中的第一架于2003年2月交付,美国空军计划一共需要19架。在支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和行动和科索沃危机中联合星飞机首次全面参加作战。 

这种飞机通过安全的数据传输线路通讯提供地面情况信息,把信息与空军指挥所、陆军地面流动电台和远离冲突地点的军事分析中心连接。它可以提供与由AWACS(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提供的空中情况照片相当的地面情况照片。联合星飞机能够测定地面车辆及直升机的军事行动的方向、速度和样式,在有空中加油的情况下,这种飞机的续航时间为11到20小时。 

这套雷达系统使用一部安装在飞机外部的24尺天线,该天线能够机械旋转并扫描高度,它还能电子扫描方位以确定动目标的位置和航向。这种雷达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大范围监视、固定目标显示、合成口径雷达、动目标显示器和目标分类。 

联合星飞机有17个操纵台和一个领航/自卫控制台。一个操纵台的操纵员能够进行集中在更小的扇面口的扇形搜索并自动跟踪所选择的目标。有较高价值的固定目标由合成口径雷达(SAR)来侦察。信号处理技术由四个高速数据处理机完成,每一个处理机每秒能进行超过60亿次操作。经过处理的信息通过高速计算机电路被分配给整个飞机的战术操作员。 

联合星飞机有安全的声音和数据链接通往陆军地面指挥通信站和空军指挥中心。声音通讯系统包括12台加密特高频电台,两台高频电台,三台甚高频(超短波)加密电台为单频道地面和机载电台系统和多方位机内通话网做好准备。 

数字化数据传输线路包括:一个卫星通讯线路(SATCOM),一个监视和控制数据传输线路(SCDL)为地面流动电台传输信号,以及一个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这个系统提供“塔康”战术导航设备的操作和战术数据情报线路的形成和处理。立体防御系统是一个结合了灵活的频率管理的时间区分多通道数据传输线路。这套系统使用宽波道频率跳跃、编码和数据分集以实现在抗敌干扰中取得优势。向上传输线路的输送使用调制技术来确定地面系统组件和E-8飞机之间的通路延迟。这种飞机在未来将变得更有效用。美国空军已经鉴定合同发展下一代联合星飞机作为雷达技术插入计划的一部分。这种新型的更有效的雷达将成为2-D X-波段电子扫描有效口径雷达,这种雷达有直升机探测状态和合成口径影象倒置能力,还有活动目标指示器状态。 

(9)对敌防空系统的压制 

美国已有四年压制伊拉克防空的经验了,在战前他们利用禁飞区大大削减了伊拉克的能力。北方作战观察哨在伊拉克北部36度纬度强制设立禁飞区并监视伊拉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678&.687.688号决议。美英出动约45架飞机和1400余名士兵支援这次行动。南方观察哨在伊南部33度纬度设立禁飞区并监视伊拉克执行联合国安理会687.688和949号决议。美英出动约150架飞机和6000余名男女士兵支援此次行动。 

从1998年12月以来,这两个禁飞区成为美英空军和伊拉克地面防空经常争斗的地点,有时也有对伊空军的刺探和挑战。在这些战斗中伊军大部失败并且其地面防空体系受到消耗。很明显,在空战中伊军无法成功地向美英军队发起挑战。 

在美英开始主要的压制伊防空系统的努力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设立禁飞区的成果就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了。到2002年8月之前,美英已在禁飞区飞行了近30万架次。这其中包括1992年以来在南部禁飞区飞行的265000余架次以及自1997年以来在北部禁飞区飞行的33000余架次。参加打击敌防空体系的飞机有F-16CJ和EA-6B,F-16C和F-15E战斗轰炸机,加油机和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的(AWACS)飞机引导员。然而,2002年前四个月美英仅对南北禁飞区内的目标进行了六次打击。从10月到11月仅打击了48次,12月他们对伊防空体系打击的强度更大更深,伊拉克指责说从11月9号到12月6号美英飞机进入伊领空1141次,但美英方面说从2002年初开始伊军曾向其飞机猛烈开火达470余次。 

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通过后这种斗争反而加强了。伊军对美英飞行员进行了264次攻击。除了实际的射击以外,伊拉克还频频对盟军飞机进行扫描。美英也对伊防空体系加强了火力打击进行回应,打击主要集中于摧毁他们的指挥中心、发射装置以及连接它们的光学纤维网络。3月1号以后,美军在3月19号战争开始前出动大批次飞机执行对敌防空体系压制任务中的主要部分。 

战时对伊防空体系的压制很好执行,它并不妨碍迅速转移到其它的进攻行动中去,并能卷击(侧翼)伊关键地区的防空体系,在伊丧失低空防御的地点消耗其兵力。 

根据《航空周刊》的报道,在压制伊防空体系的过程中美军有效地使用了欺骗手段。《航空周刊》和《太空技术》报道,战争期间电视上出现的那些伊拉克人对一架坠落的美军战斗机进行射击并且它的飞行员正在向一架被击落的美国空军无人驾驶飞机射击是一个圈套,以引出伊拉克防空系统。根据报道这架飞机失去了联系,直到冒出黑烟并坠毁。 

有一个关于美军秘密行动的线索,它来源于伊拉克士兵冲突的电视画面。他们正在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岸搜索并向芦苇丛射击。对被击落的盟军飞机飞行员的搜索是由两架超龄的美国空军无人驾驶飞机发起的,这两架飞机被拆除了一些设备,被派往巴格达探察其防空体系。情报官员也监视到了伊方对伊军事指挥控制系统所剩下的功能的调查过程中的通讯情况。 

无人驾驶飞机并非被击落,而是最后燃油耗尽。这一事实无疑告诉了分析家们一些关于伊方的准备情况。巴格达是这个国家最集中的防空体系区域。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坠入底格里斯河,第二架坠入一个湖泊。无人驾驶飞行器被称为“鱼饵”因为它们能作为防空防御的诱饵。 

《航空周刊》还报道说,由于安全通讯传输线路被破坏,迫使伊方在易被截获的频道上通话,这有助于实施开放式打击: 

“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讨论自动卫星监视系统(SAMS)和雷达,打开纤维光学地下室,企图使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变得更困难,变得对我们而言更透明,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他们在说些什么并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一位空军高级军官说。这些努力的结果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藏身之处被泄露,从而引发了针对伊拉克高层的袭击。24小时内,我们向地下掩体投放了4颗炸弹。 

(10)城市近距离空中支持是一个现实 

美军总结说现代空中力量甚至能在城市进行跟踪和打击,成果显著并且附属的破坏极小。美军有效地在巴格达上空用攻击机以不同火力建立了“杀伤区”。美军使用了各种无人驾驶飞机进行监视和跟踪。 

在打击平民区附近的敏感目标或重要的民用设施时,500磅炸弹和水泥炸弹的使用减少了附属破坏。轰炸机具有确保快速打击的续航能力和高有效载重能力和实施多种打击的能力。近距空中支援飞机和攻击直升机,如A-10,鹞式战斗机,和AH-1W,它们能在低空覆盖打击巴格达和巴士拉,并且不但能使用如“狱火”反坦克导弹、“陶”式反坦克导弹提供更好的攻击迎角,而且能够使用造成较小附属破坏的较小威力武器。 

“钻地炸弹”武器如GBU-27,GBU28上的新型引信使武器能够炸开地下掩体,但是需要人在地面照射并核实目标。纯动力武器是如何使用的尚不清楚,但其精确度已被提高到了水泥弹头能用于摧毁墙壁和壁垒的程度。 

同时,战争也暴露了其局限性。盟军只能使一些主要飞机向前移动,如加油机和J-8 JSTARS飞机,因为它们具有制空的空中优势。这也允许盟军能够在2000到3000英尺低空使用A-10飞机进行扫射,并能使大量不同火力的飞机在巴格达附近地区集结。 

盟军发现他们最初的跟踪压制和约束的规定太严格了。有时他们被迫重复打击或不能完成任务,在无法减小附属破坏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额外的战斗。结果是盟军增加了对城市目标某些类型打击的强度,但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附属破坏。 

很多武器不能在建筑物密集的地区使用,因为它们发射时没有合适的迎角。很多情况下,只有地面部队去照射目标才能进行打击。部队不能在冲突地区停留过久以使飞机能够进入或激光因城市烟尘和复杂的视角影响而无法被识别。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武器、遥控侦察系统和照明设备使地面部队不暴露在战斗中就能搜索目标。 

(11)A-10攻击机的实力和弱点 

很明显,攻击直升机和A-10飞机在战斗中扮演着很有效而重要的角色,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美国空军报道海湾战争中A-10飞机的执行任务率为95.7%,飞行8100架次发射了90%的AGM-65“小牛”空地导弹,但伊拉克战争中却没有相似的数据和轰炸效果判断评估。很明显A-10飞机能在沙尘暴中有效地执行任务,它有时可以使用双筒望远镜和感应器,有时可以使用集束武器去攻击共和国卫队。它在“杀伤区”前后30平方英里范围内巡逻,帮助保护美国通讯线。 

A-10飞机在巴格达战役中有效地执行任务,甚至俯冲到2000到3000英尺进行扫射。有几架A-10飞机被敌火力严重击伤,包括一架被击中九次而返回基地的。只有一架在敌火力中坠毁,它是在4月8号被一个便携式地空导弹击落的。 

当前A-10飞机的电子设备说明了美国航空电子设备和相关的简单强击机的先进性。雷电Ⅱ飞机有夜视成像系统(NVIS),有与机翼前方的单座座舱配套的护目镜,还有为飞行员提供环视视野的泡状座舱盖。其航空电子设备包括惯性制导领航系统、火力控制和武器投射系统,突入目标设备和夜视镜。它们的武器投射系统包括指示空速、高度、俯冲角、领航信息和武器瞄准基准的平视显示器,低空搜索和目标跟踪提高系统,机身下的“铺路便士”激光跟踪舱和全球定位系统。 

A-10飞机还有良好的保护能力和远程作战能力。A-10/OA-10飞机在低速和低空条件下有优良的机动性,能够在长时间在战区附近巡逻并能在高度1000英尺(303.3米),能见度1.5英里(2.4公里)的条件下飞行。它们宽阔的作战半径和短距起飞以及着陆能力使其在前线附近作战并能在夜间作战。 

这种飞机能经受住装甲穿透和23mm猛烈炸弹的直线攻击。他们的自动密封油箱受到内外泡沫材料的保护。人工操作系统能支持它们多余的液压飞行控制系统。这使飞行员在丧失液压的条件下依然能飞行和着陆。这种飞机的许多部件是可以在内部左右更换的,包括发动机、主起落架和垂直安定面。雷电Ⅱ型飞机还可以从战区附近设施有限的基地起飞执行任务。这使盟军能占领纳西里耶附近基地的飞行设施并在那里获得额外的作战时间。 

(12)A-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实力和弱点 

AH-64和AH-64长弓(Longbow)在空中支援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AH-64D第一次使攻击直升机能使用火力并忽视空地导弹。AH-64D长弓配备了长弓毫米波火力控制雷达和带有微波导引头的AGM-114D长弓“狱火”空地导弹射程为8公里到12公里。阿帕奇装备有空对空导弹(青刺,AIM-9响尾蛇、佩剑)和2.75火箭。长弓阿帕奇可装载16枚安装在四个四轨发射架上的“狱火”导弹,在近距空中支援时还装有4枚空对空导弹。 

AH-64D长弓阿帕奇装备有毫米波长弓雷达。长弓火力控制雷达有一部联合雷达频率干扰仪。毫米波的优点在于可在能见度较低的情况下使用并且对地面干扰不太敏感。短波的波束宽度较窄,有较强抗干扰能力。 

长弓阿帕奇可以在30秒钟内实现攻击,雷达天线罩先被取下进行单个雷达扫描,然后再罩上。处理器确定位置、速度和最多256个目标的轨迹方向。阿帕奇使用目标截获指示观测器(TADS AN/ASQ-170)和飞行员夜视感应器(PNVS,AN/AAQ-1)。带回转式发射架的有直视光学装置、电视激光指示器和三个前视红外线探测系统,用以执行搜索、侦察、识别任务。飞行员夜视感应器(PNVS)由安装在目标截获指示观测器上方前部的回转装置里的前视红外线探测系统(FLIR)组成。飞行员夜视感应器传来的图像显示在飞行员和机枪手戴着的头盔和观测显示系统(HADDS)的单眼目镜上。 

然而,伊拉克战争也暴露了阿帕奇和AH-1W等低空飞行飞机易受攻击的问题。一架阿帕奇被轻型兵器击落,两名机组人员被俘。新闻报道指出另外30架也受到了攻击。美军不得不于3月24日从执行远距离攻击任务中撤回。这些直升机在靠近伊拉克装甲部队前遭遇轻型武器的射击,而不是在低空攻击中伏击伊拉克坦克,这使它们不得不在遭受最小损伤后返回基地。 

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理查得·迈尔斯将军,对A-10和阿帕奇在伊拉克战争中的相对作用做如下描述: 

“A-10表现很好,它一直表现很好。但是它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或减少任务。它是一部好机器。 

阿帕奇长弓系统也很出色。当然了,虽然“长弓”是一个相当新的改良产品,但它表现得确实很好。” 

威廉·华莱士中将,海军司令也赞扬了阿帕奇,但指出当它到有密集的近距离防空体系地区执行长途突入任务时容易受到攻击,需要改变战术以使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航线飞行中我们必须要做的调整是我们使用阿帕奇直升机的技术。因为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有武器。如果他们同时都对空中飞过的每一架直升机射击,那对低空飞行飞机将是致命的。 

攻击直升机不能像空军飞机那样飞到2万5千英尺。所以为了更好地使用阿帕奇直升机,我们必须调整战术。我们使用的战术首先是着眼于用阿帕奇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支援,我们称之为‘在肩膀上’。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在肩膀上,而是地面机动和空中机动的密切配合。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效的。 

我们使用的另外一个很成功的战术是让阿帕奇执行武装侦察任务。例如,最近3天第十一航空团在我们与敌交战、却对占领程度不很清楚的地区中的做法。所以我们已经把攻击直升机作为一个侦察平台和侦察某特定区域或冲突不激烈区域中的敌人的平台,以确定这些区域是安全的,没有防空体系和敌人军团。这也被证明是很成功的。” 

然而一些专家认为,如果陆军能认识到在空防密集地区他们所使用的减少直升机受攻击的可能性的战术并不有效,他们可能能够更成功地进行远距离攻击。他们对直升机进行远距离攻击和在空防体系密集地区执行任务时和空军联合作战可能更有效进行争论,在作战中由空军飞机压制地面防空体系,轻型武器进行射击,而直升机攻击装甲部队。 

(13)美国海军陆战队鹞式战斗机 

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段关于鹞式战斗机的混乱的历史,它的大部分机群一度几乎毁灭。至今,无论美国还是英军都没有鹞式战斗机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的资料。然而根据一份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他们把轻型两栖航母作为AV-8B飞机的基地,在缺少基地的战场为盟军提供了60余架喷气式飞机,并提供了两栖航母上76架AV-8飞机中的60架。 

海军陆战队评价说鹞式战斗机的可利用率为85%,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有鹞式飞机在伊上空飞行。 

在战争的25天半的时间里,AA-8B飞机飞行3400余小时,出动2000余架次,投弹1400余枚,其中900枚是激光制导炸弹(LGB)。海军陆战队官员评价说LiteningⅡ型目标导向舱对目标造成了75%以上的杀伤率,激光制导武器10次中有1次击毁目标。从舰上起飞的鹞式战斗机给共和国卫队巴格达师装甲坦克营以沉重打击。 

这是海军陆战队第一次有这么多以海军为基地的飞机(加上科威特的16个)在海军机群长的指挥下作战。他们日夜不停地从舰上起飞执行战斗任务。在60架以海军为基地的鹞式战斗机中有48架驻扎在这上面。这些飞机飞离舰执行日常任务,攻击它们的目标,飞赴地面基地或前进基地,去加油,重新装弹然后飞回为陆战队空陆特遣队(MAGTF)或盟军执行另一项打击任务,而后返回两栖攻击舰。 

毫不奇怪,陆战队对这些表现的讨论会加强为海军陆战队采购F-35B联合攻击战斗机的需要。 

(14)巡航导弹 

巡航导弹显示了稳定增长的致死性。美国海军在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部署的140艘舰只中的35架都能发射这种导弹。他们总共有1500枚导弹,大约800枚已经发射了。海军部队司令参加了自由伊拉克行动,于2003年4月12日简要描述了巡航导弹的作用: 

“我们从3月19号发起自由伊拉克行动以来,美英舰只为支援弗兰克将军的战役,水兵和舰只已发射了800枚战斧导弹。我们和空军一起协同打击这些目标。所有空中进攻行动,无论是有人驾驶的或无人驾驶的都是联合进行的。我们奉命打击的每一个目标都经过空军部队司令部的审查。 

打击目标的类型范围很广。有些是对时间很敏感的,也就是说我们掌握着一些情报,它使我们相信某个特殊的位置是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与过去的那些年代相比,我们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制定计划,给导弹输入数据,从潜水艇——美英潜水艇或美军舰只上发射——落在预定范围打击目标或一些静止的战略目标,包括对导弹的防御设施、共和国卫队司令部以及巴格达城内和附近以及全国的政权设施。 

从确定目标到制定作战计划到打击目标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好的计算机,有更聪明的士兵,情报和作战行动的合成以及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安全传输线路的通讯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大大消减了确定打击目标的时间。 

我们只有很少的导弹落在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我们发射了800多枚导弹只落在这两个国家10枚,也就是百分之1到1.25。现在我无法马上告诉你们这些战斧式导弹和每一件武器的命中率,但是我要说,弗兰克将军以及每一位为他工作的人员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归功于我们在伊全境打击敌具体目标的能力,在我看来还有异常精确的打击能力,以及迅速通过我们不愿与敌交战或不必要交战的地区而到达伊政权领导中心并推翻那个政权。” 

遭受批评的巡航导弹的失误率大约为2%,海湾战争中是它的5倍,伊拉克战争中发射了800枚而1991年发射了288枚。搜索防空中心的时间减少到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分钟,而在海湾战争中的平均时间却是几天。在3月19日对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领导层的攻击中,美军的指挥控制首次把空袭和巡航导弹打击紧密结合起来。 

同时,这800枚导弹花费大约10亿美元,有些导弹依然是通过令人为难的政治途径而来。使巡航导弹造价更低和寻找一个使其失灵后能自毁的方式是必要的。这种需要是本次战争的一个教训,也是从海湾战争以来的两次战争中存在的教训。 

(15)远征空中力量的价值和联军战备、配合默契性和维新性的问题 

美军早就认识到能远征作战的空中力量的重要性。所有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都是能远征作战的,美国陆军正不断增强其直升机部队远征作战能力,美国空军也已转变为一支轻型部队。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的远征作战支援对美国的胜利是很关键的。美国空军远征作战部队建立并支援了12个新基地(包括伊境内的五个)。 

在实际作战中,远征作战支援部队: 

出动46,000余架次保持了98%的有效率; 

在这个地区的3个基地上每天提供一百万加仑的JP-8,其中一天在一个基地上达到了一百八十万加仑; 

从轮船和战略升降机上卸下344种不同军需物品,运到2亿1千5百万磅炸弹; 

每天提供111,000份热食; 

提供91,000套防化服,2,100个防毒面具,1,000件防弹背心,部队飞行通报指示改变后,在战场为部队配备7,200件武器。 

当需要量超过盟军卡车的供应量时,用租借的科威特卡车形成“红尾”物资快运将作战力量运送到伊拉克; 

购买伊拉克物资在持续作战中支援已部署的部队。 

特种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空军迅速修复机场或迅速修建一个大得足够C-130作战使用的机场的能力是远征作战部队另一个重要方面。还有C-130和C-17打击短途铁路的能力。 

1990年到2003年,英国皇家空军转变为一种更有效的远征作战姿态。它能迅速适应致力于在土耳其部署部队以便在海湾地区作战的支援计划,与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支援迅速前进和远征作战的变化相似,英国皇家空军证明有效的兵力规划计划和装备是有效的空中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空军也可以为美国海军提供帮助,因为它的加油机使用喇叭形罩的空中加油管,而不是有人驾驶的伸缩套管,并且它们可以为美国海军飞机加油——这就是帮助美国的联合作战内部合作的一个例子。 

英国皇家空军已从对1991年进行低空突破时使用非制导武器的过时的信任转变为使用精确制导的新式武器,如暴风影子防空区外发射的巡航导弹,它的射程是300海里。英国还引进了可从其G7鹞式战斗机发射的铺路Ⅱ型GPS制导导弹和AGM-65小牛空地导弹,并在旋风战斗机上使用铺路Ⅱ、Ⅲ型炸弹。 

虽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只出动了少量飞机,但它同样证明了为兵力规划设计一支空军部队以及为与更大的空军部队如美国空军的合作定制战斗机的价值。澳大利亚已经从海湾、东Timor和阿富汗的作战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并拥有了新型空中加油飞机、空中预警和控制飞机(AEW&C),改良的空空导弹和在防空区域外发射的空对地武器。它的F-18战斗机的航空电子设备也经过改良,用APG-73替代APG-65雷达和火力控制设备,这使它们能与美英空军进行合作。 

然而,对欧洲国家和北约以及欧盟的空军而言有一个更残酷的教训。西方国家的空中力量没有什么优越性。大多数欧洲空军缺乏承受能力和现代技术,以及有效的备战和训练,并且不仅缺乏作为独立的远征作战空中力量的能力,而且缺乏和美国充分合作的能力。坦率的说,他们的平民领袖已使他们变成这样一支部队,它衰落老化、严重官僚、以适应欧洲国防工业政治的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根据有效作战的原则进行建设。 

大多数欧洲政府有更好的理由为他们的空军备战和他们的现代化计划的有效性提供实际上毫无意义的透明度。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5年计划只是对武器力量或战备以及高成本工艺废弃衰败趋势的掩饰。 

目前还没有关于美英参加执行伊拉克战争任务的飞机类型组合的种类的资料。然而显而易见,强大的少量空防和电子作战护航是必要的,而且电子情报飞机的总数可能因网络、信息平台和多功能飞机的发展而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盟军飞机在科威特附近没有基地,空中加油任务的总数增加了,飞行距离和巡逻距离也更长了。 

(16)爱国者导弹的作用依然引起争议 敌我识别(IFF)问题暴露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称爱国者PAC-2测试制导导弹和PAC-3导弹在战争中拦截了8到9枚射往科威特的。(所发射的导弹中只有四枚是爱国者-3型导弹,因为这种导弹的布置在战争开始时是受限制的)。这一特性是很显著的,因为伊拉克附近的爱国者从离开火箭或发射架到拦截目标只需2到3分钟,而在海湾战争中需要10到12分钟,那时导弹的发射距离也更远。先前的海湾战争中所发射的爱国者只有9%击中目标,在39枚伊发射往以色列的飞毛腿导弹中只能拦截到1枚。由于国防支援计划中的红外线探测跟踪卫星提供的导弹发射和航向警报以及陆军部署的联合战术空对地系统的使用,使爱国者的表现成为空间价值的进一步证明。 

由于有不能向海湾和沙漠地区的目标开火的决定,就导弹弹头的杀伤力而言,拦截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界定。爱国者导弹的发射也暴露了一个敌我识别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飞行员为避免被敌人的地空防御锁定而关闭应答器所造成的,或是由于英军旋风战斗机的敌我识别系统出了些小错误,然而也可能是由于爱国者的敌我识别探测系统的问题造成的,或者是对导弹攻击的快速反应的需要。 

曾有几起不同类型的事故。3月22日爱国者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击落1架英国旋风战斗机,两名英军机组人员丧生。3月24日爱国者在纳耶夫南部锁定1架F-16,这架F-16发射了一枚哈姆导弹击毁了爱国者雷达。在这起事故中,爱国者炮手正在躲避敌人大炮的攻击并将系统设置在自动状态。F-16可能误以为自动化的雷达搜索是伊拉克准备发射导弹。人们怀疑4月2日爱国者击落了一架F-18,飞行员丧生。 

在这些报道中没有很清楚的关于事故原因的陈述。导弹防御局的负责人事后说,事故可能是由于导弹和飞机的敌我识别程度和系统的缺陷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在回答一个有关这类事故的问题时说:“识别友军飞机的程序和电子方式有些地方失败了。” 

盟军地面部队司令对爱国者的性能作了如下描述: 

“曾有一些误击事故的发生,我们将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每起事故都单独进行调查。现在我对其中任何一件进行评价都为时过早,因为就我所知,这些调查还没有已经完成的。有两件事故与爱国者有关,但我想告诉你们,总的来说爱国者拦截攻击的每一枚地对地导弹都被击毁了,有些我们没有拦截住,因为它们落在沙漠地区以外,那里不是战区,或者落在北阿拉伯湾。但我要告诉你们,在我们的战场导弹防御计划中,爱国者是一个大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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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影响地面部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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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教训可以从联合作战的教训中分离出来,美国第三集团军、美国陆军中央司令部以及盟军地面部队司令在4月23日总结这场战争时把这一点变得更明确了。 
“这是一次联合作战。我们使用了空军部队、地面部队、海军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信息战的力量。 

我对这次战役的地面作战的意图基本上是继续给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施压,我的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政权,寻找并解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次地面作战本身反映出高速持续作战、决定性的机动和持续的后勤保障的特点。我在我们的通信线路的长度以及我们的后勤补给方面冒了些险,但我们已克服了这些风险并完成了一项计划。这个计划中有几种选择但始终都集中在敌人身上。 

我们的大多数作战车辆都已行驶超过一千英里。它们的燃料尚未用尽。我们的维护状况很好,我们的后勤专家一直都得到支持并将继续得到支持。 

我要驳斥任何关于在这次作战中有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的停顿的说法。空中、地面、海军特种部队等等,它们任何一支部队从来没有一天,哪怕只是一会停止对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的。 

最重要的是,地面部队在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是由单兵,单个舰只和小股部队战术的胜利。 

战争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目前为止,我们在战斗中的伤亡人员已有600余人。 

今天,时间已经35天了,我们处于一个作战行动和战后行动之间这样一个模糊的转变时期。我们仍在伊全境有抵抗的孤立地区作战,并且与准军事部队交战。 

我们还在继续寻找有抵抗政权的孤立地区。在我们继续扩大对战场的控制的同时在其它一些地方也有些战斗。还有第二种准军事部队——他们中有些,甚至许多不是伊拉克人,他们来自其它国家——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对付他们。还有保护部队免受自杀性炸弹袭击的威胁和我们的部队将要面临的其它致命的威胁。所以我说大型决定性作战行动可能已结束,但我们还得对付一些孤立的抵抗地区。 

我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少量正在使用的伊拉克机械化和轮式车辆。并且我们将继续找到一些被丢弃以及更多被击毁的车辆。 

我们仍然在扩大地面部队的战场。今天我们在摩苏尔有101空降分队,有深入到伊拉克西部的美国第五军分队。我们正在保卫——也将继续保卫巴格达和其它城市。但很快我们将把重点转移到平民的军事行动以及对把伊拉克的基础设施提高到或超过战前水平的努力上来。 

我的指挥军官们有在伊同伊当地工人、牧师、政治家和官僚们工作的权利,并让伊拉克人重返工作岗位,掌握自己命运。在我这个层次,我正努力参与,一起努力立即恢复伊拉克的民政管理,恢复基础设施、商业和经济。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为我们的部门人员感到骄傲——所有部门。他们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并且对战争的胜利起重要作用。你们可以为你们的军事能力和我们的盟友的军事能力感到骄傲。 

和以前任何时候比我们都更是一个联合的军事组织。空军、海军、地面部队以及特种部队的合作和能力已经达到30年来我从未见到过的程度。虽然永远不会完美的——没有任何一次军事行动是完美的,但在这场战争中,联合是巨大的。我还想说,我们的训练和训练大纲既有关军种又有关联合。我很高兴我是其中一部分,近十年我们都在为之努力工作,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回报。然而还是有很多主要影响地面部队的教训。” 

(1)主战坦克、重火力和装甲部队的价值 

美国M-1A1的保护和火力联合在迫使伊军坦克在交战范围内丧失抵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所有关于部队变化的讨论,关于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和海军第一师进行的战斗的描述中显而易见。在这个交战范围那坦克更有效用,M-1A1的超级保护能大大减少损失和伤亡。例如,M-1A1上的120毫米火炮名义上最大作战范围为3000米。T-72能在2500米范围内准确射击,但有火力控制系统和感应器。老式的T-55射程为2000米,但火力控制系统和稳定性差。布雷得利的保护和火力被证明在对付不规范部队如萨达姆的突击队以及自杀袭击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陆军和其它部队找不到更轻型的新的作战系统来代替70吨重的M-1A2,还有一些问题,如果伊拉克有大量更现代的反坦克制导武器该怎么办?伊拉克的反装甲武器——像它的大多数武器一样——从1990年秋天联合国对伊武器进口实行禁运时大部分就已冻结了。还没有在伊拉克战争中损失的M1和M2的详细资料,但可能他们对一支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部队所提供的保护很少。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对装甲部队在伊拉克战争的作用描述如下: 

“我认为没人说过在改革部队,努力使其更易于部署时要除去每一样旧的东西。陆军的未来作战系统将最终代替M-1坦克,这意味着在战场上致死性和生存能力会相当,但与使用更多的装甲部队不同。 

但还没有人说过像M1坦克和M2作战车这类东西已不需要了。这永远都不会成为我们讨论的一部分。这些系统中有一些很有价值并对即将到来的未来也很有价值。” 

有迹象显示由于伊拉克战争的教训,美国陆军已经重新考虑它的减少装甲部队现代化的计划。 

(2)“精确炮击”是“精确空中力量”的天然伙伴 

有一些初步报告显示美国能用远距炮火补偿在沙尘暴中空中力量在空中打击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中所遭遇的一些问题,虽然也有报告说F-15由于使用E8-JSTARS提供的目标数据,在一场沙尘暴中使用了GPS制导炸弹。 

电视报道显示第三步兵师在沙尘暴天气、夜间以及在好天气里当攻击直升机和攻击性战斗机也参加对伊冲突作战时,使用了管型炮等。虽然需要较长时间部署,海军陆战队还是使用了牵引式管型炮,根据一家新闻报道:“海军陆战队的155毫米榴弹炮在15余公里的范围内十分有效。在它的计算机目标搜索的帮助下,它能击中像一个50加仑的水桶那么大的物体。在30分钟的炮击中向伊拉克阵地发射了400发炮弹。空中同时有这么多炮弹以至于计算机和卫星图象被用于避免炮弹相撞‘就像洛杉矶的空中管制台’”。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射击中士这样说。 

同样也有大量其它事件的报道,这些事件引起了对更好的通讯、控制和数字化部队的讨论。目标搜索是个经常性的问题,而且地面部队不能准确地和炮火部队配合准确打击目标。在城市这是个尤其严重的问题,但也影响着战场作战。反应时间还需要提高以提供更好的打击能力的时机。 

有些情况下似乎感应器引爆武器的可用性可能有助于炮火对装甲车的攻击,而制导炮弹对其它武器的打击很有用。简而言之,炮火打击能力有很大进步,这种能力正在发展中,如果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些炮已经被投入战场,那么它可能更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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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种部队成为联合作战中重要角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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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中,特种部队和突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种部队和精确的空中力量,以及阿富汗战争中使用的先进ISR系统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定义了特种部队。托米·弗兰克斯上将认为特种部队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成效显著,因此在伊拉克战争中派遣了大约10,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在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与伊库尔德北部地区友好伊拉克人合作,空中攻击中发现和报告目标,寻找伊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保障伊西部设施的安全,参与北部地区和巴格达军事行动,保障伊石油设施和其他海湾出口站的安全。 

在由类似中情局这种机构组织的收集军事情报行动中,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特种部队发挥了相互合作的作用。特种部队在战争中的作用,已经远超出三角洲部队出神入化的战斗和英国特别空勤团戏剧性的突袭恐怖分子。他们的训练和战略都是使这些小组型战斗者具备“吃蛇者”的能力,如今他们都是具备硕士学位的高技术“吃蛇者”。是一支能在联合作战中使用激光、新型雷达干扰器、计算机、无人机、全球定位,新型通信联接的网络部队。 

戴维·麦基尔南中将肯定了特种部队在本次战争中的作用,内容如下: 

“由我来评价特种部队似乎不合适,因为我不负责指挥他们。然而我要说的是,他们的作用无论在G-日还是在今天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这场颠覆政权的联合战中,他们增加了战争取胜的筹码。” 

由此可见,特种部队逐步成为不对称战争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对此没有明确说明。然而在进攻伊拉克常规部队时,特种部队使用轻型武器作战遇到一些问题,尤其当空中支援尚未到达时。例如,“红魔使命部队”在库尔德地区和伊游击队交战时就遇到这一问题。 

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诸多教训的结论就是敌军的素质不容忽视。在敌军缺乏领导和战争动机的情况下,美军轻型部队绝对胜券在握。在使用大规模精确制导武器的空中行动中,“轻型”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 

这也是为特种部队配备新式武器,装备更先进的空中对讲装置以及导弹防护系统的一个机会。然而特种部队目前一系列军事装备的改善归功于阿富汗战争,至于伊拉克战争能带来哪些改善还很难说。 

(1)城市陆战不必在传统条件下进行 

城市战的方略主要是如何打巷战,美军已证明可以通过现代ISR系统来了解当地地理位置状况,从这一新角度来克服敌军的本土优势。对现代化城市的开放地区则可使用装甲车巡逻,同时提供直升机和空中支援。 

然而与教条截然相反的是,装甲部队无需步兵掩护就可以快速通过城市,同时还能发现一些开放路线,利用主要街道和林荫大道为长期战场,能迂回于密集和狭小地区,一旦两兵对峙还能把冲突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再投放步兵。 

美军通过占领主干线和聚集区来分割城市,通过夺取城市主要建筑和权力中心来占领城市,并没有直接占领大城市。 

第五兵团指挥威廉·华莱士中将的评论很有意思,引用如下: 

“只有回顾那耶夫战役才能明白我们的行动。因为通过那场战役,我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装甲兵可以参加城市战并生还;如果在城市中投放重型装甲部队(萨达姆放弃这一做法而利用技术设备和城市掩体来进行防御),我们能够在摧毁所有防御之后还生存下来。我认为,士兵们都因为设备的生存能力而受到了特别的嘉奖。那耶夫一战促使我们更快决定对巴格达这个万恶的地狱之城发动新一轮进攻。” 

“我们发现我军驻守在市内的防御性要比在城外强。因为公园和购物中心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战场。我们正处于敌军炮兵的中心,敌军根本无法纠集炮兵来对付我们。以上都说明驻守巴格达市中心是正确的。第三步兵团指挥布福德·布兰特中将打电话对我说:‘联军已经控制所有要塞,我建议我们应该呆在那;因为只要我们呆下去,我们就拿下了这座城市。’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某天,我们的战士踢开大门,接着又分发救援物资。有些时候,战士们在踢开门时的确弄不清是该扣扳机,还是发放救援物资。我们的士兵能如此迅速的做到这一点,这对于提高人类反应的敏锐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美军的经历说明,和有组织的防御相比,这些战术收效甚微。如果共和国卫队建立一个凝聚力强,有准备的城市防御体系,而不是在城外和建筑区外发动一些零星交战的话,那么战争结果有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如果未来敌人凝聚力强,组织准备时间长,那么城市战的经验教训将会完全不同。 

(2)使守卫者调遣到城市外 

另一教训也就是迫使敌人移动到城外作战。共和国卫队被迫这样作说明:他们不能有效防御巴格达。如果这场调遣战能组织敌方依赖城市防御,那么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战略防御,都能提高联合战的各元素的效力。 

(3)研究和再研究本地气候条件和作战条件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部队都不可能像美军这样,能有这么多在不同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有这么多改进装备适应全球任务的机会。同时,每个战场都会有一些额外要求,而且要参战就必须要考虑这些要求。因此战前进行战地考察很重要。对本地气候及其它影响战争的因素都要进行细致地研究。 

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当地沙尘暴是有备而来,战前已经作过研究。然而,它现实的威力却远超出美军的预想。第5步兵团指挥官威廉在巴格达城市战结束后,对沙尘暴及沙漠地带的威力作了如下表述: 

“我对我们部队对该地区的处理方式很满意。我们缴获一张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侦察营指挥官的地图。图上表明,敌军预期我军会进入我军根本就没打算进入的地区。这主要是因为调动部队进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地区决非易事。” 

“前面已经提到了,沙漠地区的特征的确令人吃惊。沙尘对我们正常工作的影响完全出乎地区分析家的意料之外。这给我们带来大量问题。例如,护航和航空运输都无法正常进行。无论何时何事,只要一动,就会扬起一片沙尘,象搅进爽身粉堆里。” 

“就我个人而言,沙尘暴这段时期是整个战役的最低谷。这绝对是这场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是低峰期。” 

(4)联合力量规划、配合能力和联合作战能力问题 

总的来说,联合陆战的经验,像联合海、空战一样,给欧洲甚至北约、欧盟的陆军提供了经验。英国目前是欧洲惟一一家具备丰富的现代陆战经验的部队。战争准备能力强,力量规划专业、正规。然而,即便是英国也不具备在力量规划中长期支持远程调遣部队的能力。 

这样说可能有失偏颇。然而北约及欧盟各成员国连一只象征性的力量规划部队都不敢组建,他们的联合只是有名无实。由于欧洲的海、空力量繁多,在空中力量上反而不具备“西方”优势。多数欧洲陆军部队缺乏持久战斗能力,没有现代技术及有效的备战和训练,也没有一直独立的远征部队或一支完全能同美军协同的部队。 

重申一下,由于没有主要的目标为威胁焦点,缺乏局部战争的经历,从而使政府听任部队老化、官僚化,部队的现代化措施也主要是为适应欧洲的防务工业政策,而不是为有效的作战。事实上,他们是企图用5年规划来掩盖军队的衰败,来准备、转移那些高价‘废物’。 

再重申一遍,这无益于北约和欧盟的军队规划,对解决世界问题也只是一纸空文,这只能是制定一些毫无意义、不现实的目标,也只不过是空悬在机关大楼上而不是基于战争实际上的胜利。” 

美国之所以深入剖析欧洲部队的弊端,并非是为了要他们协同作战,美军并不想因此划分军队的三六九等。找出原因总比蒙在鼓里强。这决不是一个有益的战争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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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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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海上力量的主要经验在前面讲述过。主要是通过海上补给来掩护空中、地面力量,占领港口,以及替代地面基地。巡航导弹和提高舰载飞机射程的重要性前文也做了阐述。 
伊拉克的海军力量微不足道,根本不能有效利用地面反舰导弹和地雷。只是派遣萨达姆游击队这样一支非正规军来阻止联军进入伊港口城市。如果它改用其他力量来实施船只阻塞水道的战术,或许能奏效。以下几点值得参考: 

(1)航空母舰 

美国航空母舰再次证明它绝对可替代空军基地,如今还增添了巡航导弹。“自由伊拉克”行动的海上部队指挥,提莫西·基廷中将,就此在2003年4月12日做了简介,如下: 

“自3月20日以来,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大约有7000多架次,作为空中力量的一部分,来支援“自由伊拉克”行动。海军巡逻机,主要是机翼宽大的“P-3s”飞机,监视、侦察伊拉克前线和巴格达上空的情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正如我们所说,全力提供陆海支援。 

美军航空母舰首次在战争中使用F/A-18E/F超级大黄蜂,同时还充分有效地利用了激光、GPS制导武器,这些海军在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没有使用过的武器。事实上,航空母舰在执行“南方守望者行动”任务中,在禁飞区使用非制导武器,海军目前又增添了能投放杰达姆的飞机的数量。 

联合的程度远大于海湾战争。在海上飞机与地面飞机及地面行动相结合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海湾战争中,日间飞行任务规则(ATO)都搬到航母上去了,这是一本专门规定飞行任务的细则,足有几百页之厚。这对处理已成定式的、教条的ATO来说,增添了延迟与协调的问题。然而还是有了微小的结合。伊拉克战争中,ATO以数码形式从联合战中心的计划室发送到航母上,每艘航母上都有飞行中心的代表监督,确保ATO为每架舰载机分配的任务正确。 

航母通过计算机上的软、硬件来使用ATO,舰上有专门为航空兵和飞行中队搜索相应ATO的程序,避免了为找某条而查找全冊的麻烦。 

海军目前正探索进一步加强联合训练、联合工作的协调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各舰船之间雷达和发射导弹的数据信息共享,而且也可以在舰船和E-2C鹰眼空中预警机之间共享雷达数据,从而控制飞机。联合射击是美陆军的传感融合战略探测系统(TES)的海军版,航母可以收到从机载接收器和其它传感器接受来的图像,还能覆盖美空军RC-135铆钉的信号情报。在其它大船上,TES系统的小型样式被称为远程终端接受(RTC)。海军还没有决定是购买TES系统还是降低RTC系统价格。 

有时为对付一场大规模的地区突发事件需要同时派5艘航母,这使得美海军对新型航母的设计要求,重点放在增大容纳飞机量,提高单机出动率上。航母部队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要保障大量老化飞机的飞行。尽管已经拥有F/A-18E/F,然而更多的是已经老化的航母飞机,他们需要长期的维护和后勤保障。F14-S3s系统老旧,E-2C和A-6BS的维护标准高,发动机也需要维护。因而急需JSF这样的新式飞机。 

(2)巡航导弹船只 

如前所述,由于伊拉克战争中大量发射海上巡航导弹,所以迫切要求一种更便宜,更具成本效益的巡航导弹,破坏射程更大,集中混合目标的能力更强。 

从伊拉克战争中还可以看出,有必要建造某种形式的“武库舰”,这样可以为海军航空兵提供大规模远程打击补充,而不用护航。 

(3)海军是“后两栖”和“后近岸”力量 

美国舰队已被证明是一支能实施海上远程重型装甲战的卓越部队。 

这一经验的危险在于它忽视了应当训练组织一支专门与海军协同的战斗部队,来应付对世界沿海军事行动决定成败的近岸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教训并不涉及陆战队主要兵力的部署和能源分配。 

伊拉克战争的一个可能警告就是因为缺乏在重型装甲战中训练、装备、组织海军陆战队,所以限制了它在联合战中作用的发挥。另一个警告就是一味保持陆战队的规模反而会降低它的实际能力。过去,海军陆战队没有自行火炮掩护,使用轻型武器作战,这些武器主要设计用于水路两栖战和垂直包围。 

依据伊拉克战争,很有必要重新研究海军陆战队的兵力部署,弄清海军陆战队是否在执行海战和传统地面战任务中充分保持了了双重角色的能力。也有必要重新研究在防务财政内的整个预算平衡。弄明白是否应为保证任务的完成而给陆战队大量拨款。尤其是看到在美军能力范围内改革部队机构至少要10年时间,军需物资的准备也需要几个月,才能进入他们积极推行的未来战争体系。 

同时,海军陆战队必须有陆军支援才能完成军事行动。陆战队应当是,也会一直是一支轻型远征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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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对称战争和情报相关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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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对称战争及恐怖活动的教训。 
尽管伊拉克方面掌握了联军的一些情报,联军却掌握着有关敌军的大量精确情报。自1990年夏到2003年初,美军锁定伊拉克,利用太空和其他情报技术对之研究长达12年。1991年以来,为开战作了数次准备。1998年,美英在“沙漠之狐”中实施大规模打击,从1998年到2003年多次派侦察机进行侦察,加强对“禁飞区”的控制,打击伊拉克。情报信息和战斗经验的结合使美清楚地掌握战争局势。然而,有必要淡化美军情报系统的优势,因为未来战争不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1)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关键的运输系统需要更好的评价、定性、定位 

要研究有关伊拉克的扩张史,进出口状况,国内项目,战争能力和建立军事目标的目的,这些战争数据需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报告附录说明了联合国、美英在战前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破坏范围、特性所作的调查。从这一附录和战争根源可以看出,盟军并不真正清楚他们面临的威胁,也不清楚伊为准备战争对公众进行动员的程度。 

随着ISR性能的提高,美国在没有战略上合理的开战证据的情况下,在没有了解美、英、澳军所面临威胁的情况下开战。这并不是夸大潜在威胁的反战言论,而是在警告:仅靠目标和情报不能支持整体战略、战略部署和战术行动。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突然袭击的重点首先是要先发制人,其次是可能受到的威胁是真实的。从而证明战争是正义的。争论的焦点不是所受的威胁是否迫在眉睫,而是要解决引发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才是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还要深入调查诸如地面自动传感器的数据搜集方案是否可行。如果要我们在侵犯国家独立和发动战争(或制造险情)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毫无疑问,搜集对方挑衅性情报,从而侵犯国家独立,是我们的首选。 

从这一教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个就是除非情报信息方面发展到绝对准确可靠的程度,美英和其他国家还是应以加强国家军事防御和作战反应能力为主。导弹防御能力只是其中一项,而且最近还受到成本效益的制约。事实上,美国一直没有把伊拉克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也没有想到伊拉克具备秘密使用天花一类武器的能力,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来防御和对抗威胁以及可能受到的不对称进攻。 

第二个结论就是国际观察家对一个国家调查了十几年,都未能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输系统,没能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很显然是美英夸大了所受的威胁,忽略了重点。 

联合国做了大量工作,国际原子能组织、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联合国武器监督核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也受到世界的称赞和尊敬。能做的都做了。然而,国际上对削减核武器所作的努力还是不够,它不应泛泛提出强化检查制度,加强削减武器,而不涉及到具体适用国家。 

有助于削减武器的另一个告诫就是,如果削减核武器确实比突袭或其它军事行动更有效,那我们就应当扩大它的范围、提高深度,强化它的技术情报支持率。 

(2)迅速可靠地确定化学、生物武器的设计和恰当的防护设备 

伊拉克没有用生化武器这个事实并不能降低联军使用保护措施的要求。只有使用复杂程度高、灵敏度强的探测器和电网才能减轻英、美部队的心理压力。 

(3)在多国搜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军派出多支特种部队、其他部队深入伊拉克搜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由于装备和训练水平有限,许多部队夸大了怀疑地区,不能准确报告他们所发现的武器、装备、设施、物质。 

一场战斗结束后,美军没有及时搜索城市,保护文件、设施,救助当地平民,美国虽成立了一支伊拉克核查小组,然而它的训练、组织都不及时,对适时开始的裁军、审核检查工作也没做好相应的准备。 

联军既没有说明战争中所受威胁的性能,也没有处理好及时裁军的局面。伊拉克核查小组是在一位将军领导之下的一支由科学家、技术人员、情报专家组成的约1000人的队伍,还设有流动实验室。美国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略来应对那些它试图隐瞒但必然会遇到的事实,也没有准备好要求联合国制裁伊拉克而受到的质询。处理这类政治敏感问题,应该加强技术水平而不是政治手段。 

(4)伊拉克不对称战术和与恐怖组织的联系 

伊拉克的不对称战术及兵力,就像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让联军吃惊不小。而且,美、英所获得的情报中从未发现过伊拉克参与过任何恐怖活动;战前,情报专家也坚决反对二者有任何联系。 

然而,事实使美情报系统遭受自9.11以来又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些新的更加致命的恐怖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那些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国家向不对称战争的转移,都使美英情报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应当加强军事安全;在没有飞机、装甲车、大部队、主要作战部队等这些大型、明显的目标时,更容易遭受敌方意外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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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治、外交、心理战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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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的胜利并不说明美、英政治、外交、心理战上没有任何惨痛的教训。这场战役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美英军没能在战略部署、战术、全局战略上成功组织一场政治、外交、心理战。 
(1)心理战的有限成功 

表面上看美、英心理战大获成功,通过大撒传单等方式使伊军厌战,从而加速敌军投降。然而,美军无法关闭伊拉克电视、电台广播;伊拉克新闻部长的每日战评也成了西方每日必看的滑稽剧时,这些电台或电视台对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伊媒体的长期播报也让伊拉克借助阿拉伯国家和西方的媒体向世界宣传,直到这个政权抛弃巴格达为止。 

总的说来,联军错误的估计了伊平民对战争的支持率。美军有以下几点失误:(a)没有对1991年起义进行支持;(b)没能组织一场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来说明伊拉克人民无须忍受联合国的制裁;(c)由于美支持以色列而导致伊拉克和阿拉伯人民的敌对情绪和阿拉伯人第二次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的描述。(d)联军没能驳倒各国诸如联军是为建立“新帝国主义”、为伊石油而战的阴谋理论。 

(2)公共外交的战略失败 

伊拉克地面部队军事行动缓慢,因此暴露而遭到空袭。从而减轻了伊拉克对美、英联军地面部队的威胁。联合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可笑的是,选择却花了很长时间。海湾战争使用远程空中轰炸,由此产生了一个观点,认为空中行动以空中力量为主,无需地面力量;空中力量起决定作用。还有人主张战略轰炸具有决定作用,尽管美空军海湾战争空中力量调查已经证明,负责海湾战争空军指挥的将军拒绝执行最初的战略轰炸计划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这种努力却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阿富汗战争中,空中力量对付无现代武器的敌人的方式,也随着这些坚持空地一体战的 将军被讥为“空脑壳”,那种空军至上论调又在军内甚嚣尘上。 

伊拉克战争的可笑之处在于,大规模空中行动的推迟,每日战评中对空中行动的简短介绍以及记者深入陆军的事实,反而让人将重点放到了陆军。 

部分原因是因为克林顿政府醉心于海湾战争胜利的结果和阿-以的和平进程;根本就不打算解释要求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原因、食品业中石油的作用、平息伊拉克暴乱,来说服伊拉克人民;美英这是自食其果。它也没有采取有效的公共外交措施证明派兵海湾、阿拉伯国家是正确的。 

克林顿政府也默认了美支持90-91起义这一夸大言论。当时,美政府只派了有限的兵力来调解阿拉伯军队。由于停战协议上未说明伊使用过战斗直升机,因此有谣传说是萨达姆平息了这场起义;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对这一谣言听之任之。 

克林顿政府忽视了多数地区震慑于萨达姆淫威这一事实,还曾试图利用周边地区来限制伊拉克扩张。它认为伊拉克的扩张如同美国的常规部队,是拥有核武器后的自然结果。 

(3)布什政府存在的问题 

事实证明,在一场具体战斗中实施海、空新型联合是一种能力。 

布什政府沿袭了上届政府的错误,破坏了阿-以和平进程。布什政府并不真正明白阿拉伯人民对巴勒斯坦反抗运动和美以关系的态度。民众通过阿拉伯电台、政府的敌对态度,以及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来表达愤怒。 

布什政府处理9.11事件善后事宜的方式掀起了一股思潮,这被阿拉伯国家认为是既反阿拉伯又反伊斯兰的。然而,由此简单推出美国在这场反恐政治、心理战上失败,或是在反伊的政治活动上失败也不正确。只能是说,由于布什政府未能说明他支持民主的做法,从而使这场战争看上去更像是对阿拉伯人民的攻击而不是震慑阿拉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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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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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战争的其他教训。 
(1)妇女在战争中的地位 

伊拉克战争中,女性占部队总数的15%,其中空军中高达19%,海军占6%。和海湾战争相比,女性从事这一危险职业的人数猛增;尽管地面战斗仍将女性排斥在外。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战争或一些高危险行动中,不再有关于性别问题的报道。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那些认为女性无法胜任或女性干扰战事说法的一个有力反驳。 

(2)军事医疗设施和性能 

伊拉克战争表明,军队医疗的长期进步有效降低了伤亡率。同时,对重伤的现场包扎和治疗也出现了新局面;空中医疗疏散率也降低了。从G-日到4月11日之间,医疗疏散达110次,其中伤员总数为1300人,重伤员只有50人。 

美军还实行了其它改革措施。战场附近驻军的外科医生提供开战60分钟的医疗救治;他们配置了大量设施。例如透视超声波,测血压的多普勒仪,稳定臂伤的新器材。还给士兵分发新式止血绷带和内衬陶瓷片的防弹衣。 

基于海湾战争引发的“海湾综合症”,医疗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每位参战的士兵进行医疗检查,战地检查,生存检查及每年取血样。同时还注射天花、炭疽疫苗增强抗生物感染力。医务治疗重点也从满足一般性的全球需求转移到战场具体伤情的细致检查。 

(3)安全成为一个更严峻的话题 

军事行动一直具有“意外事故倾向性”。然而,进一步降低战争意外事故机率是优先建立安全意识和制度。从G-日到4月15日,美军死亡人数为123人,其中美军23人死于误伤,英军死亡31人,16人死于误伤。误伤的死亡人数为52人,其中死亡于直升机误伤的人数为28人。 

尽管战争还没结束,美军伊拉克战争陆军总指挥威廉·华莱士将军不得不就安全问题在4月15日向全军发出警告“我们绝不能,也不允许,更不能容忍战士们放松警惕。 

(纪岩 王明亮 吴华 李勇 楼万里 赵虹 倪娜 李晓楠 董银山 刘喆 齐琰军 艾洁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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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美国高层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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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作者 
回顾伊拉克战争和先前美英与伊拉克军事力量的对比都清晰地反映出联合作战力量角色的转变。伊拉克战争的结果不仅展现了这种转变的价值,而且解决了有关战争一系列关键教训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甚至开始于主要战斗开始之前。 

在3月底美军地面部队行动停滞时,一场争论出现了,它针对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强迫美国军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托米·弗兰克斯接受比他们最初所要求少得多的军事力量。一些批评家指出,这种对战争计划的干涉削弱了联合军事力量,使他们不足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联合军事力量胜利的速度和程度回答了一切。联合作战计划和军事力量态势不无风险,但是联合军事力量不需要达到取得战争胜利的传统军事实力标准。同时,战争结果还引出了新的军事理论问题,未来美国军事力量运用计划和美国现在是否能够计划一场“新式战争”,这些都需要未来进一步解决。 

一、战争计划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形成的详细过程还是一个未打开的“黑匣”。除了那些直接参与作战计划制订和执行的人以外,能真正了解联合作战计划形成详细情况和作战计划的选择的人很少。实际上在所有战争计划的制订过程中,有关作战指导原则方面都有严肃的争论,提出最有可能的军事解决方案是军事人员的职责所在,而确定战争计划符合政治、财力、物力条件和总统的总体要求则是国防部长的责任。在军队和政府官员这些对国家安全最负有责任的人员中,不含有这种激烈争论而制订出战争计划的战争是会陷入危险和被动境地的。 

通过与一些曾参与制订伊拉克战争计划的个人交谈,我们了解到,在2003年3月底一些文职官员对战争计划提出的批评阻碍了战争计划,但很明显其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因素。在战争计划制订过程的早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曾质询弗兰克斯将军和战争计划制订者们,要求他们研究重空轻地的军事力量选择和使用问题。高级军官在讨论过程中指出这些讨论有时候是对立的观点,但多数令他们紧张的问题还有其它原因。 

一些军官感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非常轻视军事专家,这种紧张出自国防部长对美国军事力量和各种各样的规划的主要改革和军队计划的讨论。这种紧张在陆军特别强烈,他们中至少一些人认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更有效地兼任了陆军参谋长之职,并偏爱空中和空间的精确战而不是笨重的陆军。 

在战争开始时,一些军官对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支援保障有效性表示担心。按照1990年战争计划标准衡量和此后研究“两个主要地区性突发事件”,美国将需要5-7个重型师以对付与伊拉克陆军规模相当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一个重型机械化步兵师,一个中型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一个相对轻型的第101空中突击师。 

传统的军事计划需要更强的军事力量来保证主要地面进攻部队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并且需要更多的各种支援保障分队。体现这种兵力运用的不同时期部队调整表被联合参谋用于制订战争计划。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反复质询了军事力量的兵种和规模,在战争计划制订的最初阶段又做了缩减和调整。 

然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内部军事争论时,军事和文职人员之间如此对立还是少见的。许多军官也质询传统军事力量需要量,并且感到一些决策在战争计划制订中有些过时了。他们感到一些决策要求过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计划实施进程过于缓慢,这些都没有反映出情报、监视、侦察、空中精确打击和地面力量机动速度的优势。 

如果说军事人员内部关于以上问题存在“代沟”的话也许是不公平的,因为支持传统还是改变毕竟与年龄没有关系。至少一些参与制订战争计划的官员感到在提交给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那份战争计划里的关键决策是过时的,并且力图提交一份令大家都满意的战争计划,其中所需的各个军种都大于其实际所需。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战争计划是在没有人对伊拉克战争能力有错觉的情况下制订的,尽管直到战争结束,没有一个计划制订者能够排除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美国的情报已经清楚地确定了伊拉克军队结构规模绝大多数对比缺点。当美国情报分析家发现伊拉克潜在的威胁是因其庞大的军队人数时,他们也看到了实际在伊拉克常规部队的各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且他们的评价没有给联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理论根据,伊拉克现军队无法打败它。 

此外,像陆军副总参谋长在战争计划争论之前就认为,精确空中打击和装甲机动能力和联合作战所构成的优势使得更小的部队就可以保证侧翼和后方安全,机动速度和精度比传统战争样式更有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也持相似观点。 

二、政治因素引起“战争计划”的争论 

一些在职的军官批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傲慢无理地干涉军事还表明主要是弗兰克斯将军赢得了争论的胜利。事实是土耳其拒绝为美英200多架战斗机、大约70-100架直升机提供基地,而美国第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骑兵师与战争计划的争论无关。联军开战没有完全计划好开辟伊拉克北部第二条战线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决定的战争计划无关,这也是事实。 

同样大多数军事力量计划受联合国安理会长时间对伊拉克动武授权争论的影响也是事实。这种争论迫使国防部作出政治决定以延缓一些部队的部署和众多海、空运输行动,避免美国好像要在联合国授权之前就急于开战,这同样给伊拉克更多的时间来备战。 

最后,在战争一开始就决定利用有利时机对伊拉克现政权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实施“斩首”行动是一项政治决定,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军队关系紧张没有任何关系。决定不等几天看萨达姆是否死亡和伊拉克现政权是否垮掉就开始大规模空袭战役同样与此没有关系。 

三、关于不了解“战争计划”详细过程和特质的争论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长于与人对质争论的人,他不是一个以同情和怜悯的方式来恳求或刺激别人的人。但是,在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回答的有关争论公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 

我不知道政府以外的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看法是什么的,或者是弗兰克斯将军的观点是什么的,或者迈尔斯将军观点的。我们都深受影响,战争计划已经被所有指挥员,当然,也有迈尔斯将军、佩斯将军、唐·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总统先生,而且这个战争计划很好,在4天半到5天时间地面部队已经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了。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增强。这是事实,而且将继续增强。有一个军事力量流,数周之前就开始向战区流动,全体人员空运到战区与自己的装备整合。每个小时那个国家联军的军事力量都在增强。 

如果你们回到阿富汗形势,就会像前几天一家报纸描写那样的陷入“泥潭”。并且就是最近几天形势看来不错,我记得,马扎里沙里夫已经被攻陷,其它城市也开始陷落。 

3月25日,美国国防部的记者招待会上迈尔斯将军关于此问题还有如下发言: 

这项计划正在执行当中,人人都参与了计划的制订,人人对计划表示同意。我已经公开发表意见表示,我认为战争计划最终由弗兰克斯将军参考他和他的指挥人员们的意见系统化和最终整理,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战争计划。并且我们已经按照此项计划实施了近一周时间。我们已经逼近巴格达。我们遭受重大损失主要是因为伊拉克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武装冲突的条款,伊拉克军队身着平民服装或向我部队诈降然后对我部队人员发起突然袭击。所以我认为这项战争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会实施到底。 

我要说,实际上我军此时已经深入伊拉克境内200多公里,已经到了巴格达脚下,我们不急于攻击伊拉克地面共和国卫队师。因为我们已经用直升机打击他们,武装直升机,还有空军和火炮打击他们,但是我们没有用典型的战斗方式与其激战。 

联军地面部队司令在战斗结束后的4月23日发表了相似的观点: 

地面战役的行程已经反映出我们高速持续性的作战行动,准确的机动、远距离的后勤补给保障,我承认其中在我们的远距离的通信和后勤补给保障线有风险,但我们已经克服了困难,战争计划执行决策总是针对敌人的。 

并且我要反驳任何提出战争中的作战行动有所停顿的言论。我们时时刻刻都通过空、地、海和特种部队等向萨达姆政权施加压力。 

伊拉克战争中没有作战行动停顿,你制订战斗计划后会碰到糟糕的天气,战争中有3-4天我们就碰到了这种情况,他们停下来以便后勤保障能跟上,几次战斗后部队也需要重新编队,如果那一天你和这个部队在一起,看起来这支部队好像停下来了。但同时我们没有停止空中打击、直升机对地攻击、战场其它部分地面部队的机动,在整个战争中我们的特种作战部队都在伊拉克全境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华莱士将军对战争计划、军事力量强度和战后的意外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我建议你的是“节奏”快些或慢些,或者快慢都行只要由你控制节奏,而不是由敌人。当我们放缓推进的进程和节奏,那是我们有意做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我们想在总攻巴格达之前建立我们的后勤补给基地。二是即使不向前推进,我们每天也都在攻击敌人。 

我想萨达姆的部队想将我们引入城市,他们认为在城市中对他们有利。实际上,我们将城市变成了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用我们的装甲部队突袭他们的重型装备、车辆、掩体。我们曾用我们的重型装甲部队进行袭击,后来转变为由重型装甲装备支援下,轻型步兵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性行动。在这一系列战斗中,我们不仅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安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开始控制人口中心区,本来准备在战争第4阶段稳定性的军事行动进行的,这一问题比我们预期提早结束了。 

四、“战争新样式”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是否是战争变革的产物,反映一种新的战争样式。战争双方的不对称是战略、战术、技术等多方面的综合,这种变革帮助美英快速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谈及“战争新样式”和军事力量变革需要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关于二战后美军军事力量变革需要军事历史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包括这种变革成功和失败的规律,及军政官员在这种变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过程总是充满着军事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和军队内部深层次的争论。美国已经从众多正规的筹划工作受益,决策制订通常总是辩证的而不是经验主义的。 

当今众多的军事变革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早期的历史根源,美国的军事变革的速度和特性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冷战后期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失败而获得了变革的惟一动力后。 

这不是分析伊拉克战争教训而随便找的一个时间点。众多军队政府领导人用了将近25年时间来建设成的美国军队,在2003年3月投入了伊拉克战争。他们是胜利与失败的产物,实际上,每一点作战要素在投入战斗时都是处于军事变革过程之中的。 

概略地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这些军事力量开始实践一种“战争新样式”,而且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并改进了许多技术装备,但是他们使用的许多关键的武器装备都是定型于越南战争或更早的战争时期。当然,关于战备和领导的一些最重要的教训主要来自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失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战争新样式”是建立在新旧战争能力的恰当融合上。 

美国确实实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样式”的许多要素,正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同事们制订的军事力量改革的相关文件和证明所提到的一样。伊拉克战争的经过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军事力量通过作战分别达到《四年防卫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六个目标: 

一是保卫美国本土和其它军事行动基地安全,清除敌核、生、化武器和运载工具; 

二是不给敌人庇护所,剥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他们的跑和藏的能力; 

三是在遥远的战区规划和建设军事力量以应付面临的威胁; 

四是在太空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 

五是进行有效的情报活动; 

六是使用情报技术提供美国联合作战力量通用行动图。 

伊拉克战争的进行遵循的许多军事原则出自一开始就提到的“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尽管各新闻机构对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表述各有侧重。 

一份报告将其描述着重于“精确闪击战”,强调: 

一是快速机动、部队轻装,这样的军事力量能够快速投入战斗; 

二是弹性决策,保证战场部队对形势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三是陆、海、空、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 

四是运用战略空中力量对数百个目标发动同时攻击; 

五是将高技术应用于“灵巧炸弹”和战场情报收集。 

另一家新闻机构将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描述为: 

一是由文职人员调整战争计划及其实施; 

二是速度和机动; 

三是弹性实施; 

四是着重运用特种作战部队、大规模空中精确打击、诸军兵种联合或整体作战; 

五是应用更新的技术装备,如利用无人机提供战场实时图像。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军队改革办公室主任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时没有提及任何拉姆斯菲尔德学说,他表述了如下内容: 

一是网络中心战的运用增加,及其通过空地作战和动态作战等新形式所表现出的作用,他把被更好的传感器和情报信息网、迅速决策、相对独立多战场的驾驭能力推动的这一过程称为没有前沿的战场; 

二是在网络中心战中需要更多的接续性; 

三是所有的非直接火力方式,火炮支援、近距空中支援和空中战场遮断等,要增加有效运用、相互促进; 

四是在战场尽可能减少对直升机垂直空运的依赖; 

五是提高对特种部队和地区性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有能力与当地友军共同作战,提供更多像特种作战部队一样的力量保障情报、侦察、监视系统; 

六是联合作战计划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特别是编写一部透彻的联合作战理论学说和为军队改革制订一幅路线图; 

七是进一步增强战略机动性,尽可能提高海上运输和飞船运输的速度; 

八是指挥控制速度要进一步提高。 

实际上,许多过去的观点看法表明如“拉姆斯菲尔德学说”报告描述的概念和原则很大一部分源于军方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之前就有了。一个例子就是联合参谋部制订的一系列联合构想战略的文件,与此相关的就是联合参谋部编写的《2020年联合构想》,它发表于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谈论文官创新而军队保守之前,有必要提一下《2020年联合构想》中强调的作战行动的四种观念,这四种观念看来与伊拉克战争计划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军队改革目标非常相似: 

一是机动优势; 

二是精确攻击; 

三是聚焦式后勤; 

四是全维防护。 

其它重要观点像网络中心战和通用的术语“军事革命”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的前十年就提出来了。全维同步攻击或“平行作战”思想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战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效果中心战”的许多思想运用于科索沃战争,“联合反应力量”思想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提出来的。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担任参议院议员和国防部长期间都曾提倡扩展特种作战部队的任务范围。 

像“精确闪击战”的思想基础是古老的运动战,新军事强调的“绝对优势”是18世纪欧洲战争思想,那个时代强调运用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联合优势达成战争目标——通常不需要使用战争。 

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来看,伊拉克战争更像是一次进化性而非革命性的战争。联军“闪电般的”胜利是以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极度不均衡为基础的,必须思考战争新样式是“新”在哪里了。标题“精确闪击战”可能是新的,但这种思想与战争同样古老。 

总之,伊拉克战争中所运用的新的技战术和着眼于未来作战的军队改革都是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如果说美国在最近10年军事发展速度非常迅速的话,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的外国军事力量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很多美国人忘记或根本不知道目前军事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美国的“战争新样式”是相对保守的。它从来不会裁掉公认的军队单元直到有更新的来取代它,它是新旧作战方式的融合,是经过评估和运用的。 

五、“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争论 

思考“鲍威尔学说”与“拉姆斯菲尔德学说”,已经成为战争计划和军队改革的一部分,看起来更像是提出不相干的事实或论点,以分散对主题的注意力。它与伊拉克战争中的实际军事行动的细节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是鲍威尔喜欢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更多运用传统的军事行动方式,而拉姆斯菲尔德侧重于用小规模的部队,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 

这种争论又一次反映了美国军队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他的许多文职顾问之间争论仍存在,主要是关于军队改革的速度和道路方式的选择。这反映了拉姆斯菲尔德等文职官员和军方在许多其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其中军方认为对方是刚愎自用,对军队的意见置之不理,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认为对方是过于官僚的军事,不愿面对形势变化的需要。 

这也反映了一种支持鲍威尔和支持拉姆斯菲尔德之间更广的政治争论,这种争论针对各种各样与伊拉克战争几乎没有关系的问题,这是政客之间钩心斗角。 

实际上,将用于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称为“拉姆斯菲尔德学说”的结果没有什么意义,因为: 

一是战争的军事力量规模不是拉姆斯菲尔德一开始要求的; 

二是国务卿鲍威尔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战争计划和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实施的军队改革计划的意见。鲍威尔惟一可能早就知道的是他感到伊拉克战争计划使用的兵力是否充足。这很难说是一场争论,很可能是发言人将自己的话带上了国务卿的帽子,那根本不是什么“鲍威尔学说”。 

此外,国务卿鲍威尔在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曾协助开创许多美国军事技战术的改革,使海湾战争胜利成为可能。他支持1991年的战争计划,那是划时代的创新。在冷战结束后他曾帮助美国进行主要军事力量的削减,这都表明他是支持革新的,并不是一个固执地坚持教条的人。 

第三是伊拉克战争不可能用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那种军事革新的方式来打。这种军事革新还没有在来年的防卫计划中正式宣布,它只能等2004财政年度的防卫预算的资助下才正式开始实施。这种拉姆斯菲尔德寻求的改革后的军事力量至少要5-7年才能形成。 

第四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都有改革考虑,还没有具体的学说和长期力量改革计划,只能是服从或反对拉姆斯菲尔德尚未确定的军队改革计划。 

第五,当把“鲍威尔学说”讨论的一些内容与美国军队的领导人的观点相联系看,军队的计划是最空洞的。美国陆军打击旅——陆军首先努力使其更轻型化、更易于部署——并没有完全准备使用在伊拉克战争。此外,他们主要用于打击的对象不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重型坦克部队,而且与任何“鲍威尔学说”和精确打击力量无关。 

迄今为止,美国军队远没有能够为其未来战斗系统清楚地制订一个军队方案,未来作战系统还在提出无尽的要点和具体军种、设备、费用。甚至根据军方自己提出的,更宽的概念的军队改革方案直到2010-2020年的某个未确定的时间才能实施。 

围绕关于“战争新样式”争论的问题和任何主要军种计划决策都是非常严肃的。围绕个人学说没有任何具体争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鲍威尔都没有为个人目的公开发表相互对立的意见。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讨论需要美国战略和防卫计划的制订者参加。美国武器在发展战争新样式方面的成功,并且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没有借口说是任何形式的“胜利主义”。美国还是易受不对称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攻击。那些成功发展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答案,先发制人的攻击或“首次攻击”能够引起可怕的地区冲突。 

任何胜利的定义都无法忽略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摧残,对财、物的消耗。它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就是伊拉克是一个有着各种缺陷的国家,美国现在根本无法确定世界上未来的面对的对手是否和伊拉克同样虚弱。 

美国在未来任何一场与北朝鲜或俄国、中国对抗的战争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美国有能力发动和赢得战争的胜利绝非是靠较量通过国家建设和和平调解赢得和平的能力。它“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是主要依靠地区联盟网和坚持全球政治支持的良好平衡。 

围绕伊拉克战争还有一个不确定的批评,就是实际上是如何选择战争方式的,制裁和裁军早就对付萨达姆·侯赛因了。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发出的威胁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迫,从已发现的资料还不清楚伊拉克成功地保留了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潜在的威胁迫使美英不得不对其发动战争。萨达姆·侯塞因的专政、侵略和武器扩散有很长的历史,可以很好地证明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但是战争发动的时机证明还是有些随意了。 

美国战争能力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美国能漫无目的地寻找敌人,或放弃寻求建设更强大的国际机构和使用外交而非武力。美国可能有能力推翻一系列实力不强而令人反感的领导,但是“能”绝不是“必须”或“应该”的同义词。正如克劳塞维茨讲到的: 

“首先,政治家和指挥官必须要认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种类,既不能误解战争种类也不能将其转化成其它的东西,这是影响最深远的判断行为。这是战略问题之首。” 

美国必须赢得全世界的信任,以巩固其联盟结构和避免建立一个敌对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网。信任不是靠战争新样式而是靠正义和严谨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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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随便扯点读后感:昨晚匆匆浏览一遍,第一感觉:是美国人对于信息网络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现有缺点,非对称作战相关问题,局部军事行动与地区政治的关系等等方面研究是相当深入的,与国内目前公开发表的相关论著(以张召忠的系列著作为代表)相比要切实深入得多;第二感觉:美国人在多年空中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似乎正在筹划空中战争,乃至以空优为基础的地面战争的一整套全新作战思想,文中简略提及的网络中心、效果中心、全面联合优势(尤其是与太空)、城市近距空中支援等等感觉只是冰山一角,未来JSF的大规模服役恐怕不仅仅是增加一种新装备这样简单。

仅是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如有反对意见欢迎提出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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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好像是有英文版下载:
http://www.csis.org/features/iraq_instantlessons.pdf
2M多
我简单对比了一下,英文的要多出很多内容,但是应该是一个东西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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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件的地址已经更改了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iraq_instantlessons.pdf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
而复哀后人也。

——杜牧《阿房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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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走先



如果听到爆炸的声音,就证明没有被炸死,因为声音传播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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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获取与指挥直接结合成一个部门,提供目标并指挥无人作战单位进行攻击!

眼睛和大脑在一起,手脚钢铁化,眼睛从太空向下,手脚从地面感知,大脑通过卫星和各种网络指挥。

军队作战就像一个人在战斗。估计是信息化作战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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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在肚子里,手脚没有什么肌肉,肌肉在脑子里,战略意图传达通过意会和眼神,嘿嘿,手脚绝不会有感觉并自由舞动。眼睛在脖子上面,比较高。。。 
 
神一样的组织结构构造出神一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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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zz 女,离线天蝎座198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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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中心论貌似是个文字游戏,或者说逻辑游戏。

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几乎完全封锁了日本,李梅赶走了大量日本市民并摧毁了日本工业区之后,仍念念不忘要打击日本的航空工业。

理论上,只要掐断运输线,就不用再炸工厂了,可是,如果对方用剩余的运输过来的资源或者储存的资源造出了对我方威胁最大的武器,怎么办?



象老虎一样威武,象狐狸一样狡猾,象狗一样忠诚,象猫一样谄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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