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废稿：有关五胡乱华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影响
本来是结合老婆写的秦王李世民的材料，打算从军事角度来个简化和综合写成“李世民的将道”，结果一开始的背景部分写太多变得太不协调，最后决定删掉这些东西重新简写，这些废稿打算回头再多收集点资料弄成一个“五胡乱华对中原战术战略体系的冲击及演变”，但是感觉这个摊子似乎也太大，先把废稿拿出来讨论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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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是基于水支写作中的一本关于李世民的书籍，老婆大人的工作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于是帮忙整理了一些军事内容。不过她写的内容比较芜杂，所以当时就想有空要从中提炼出一个从军事史角度看比较清晰的版本。加上最近刚刚接手了富勒的《亚历山大的将道》一书的录入工作，在其中看到这么一段话： “我相信若能对于历史上的每一个名将，都能照这样写一本书，再把它们浓缩成一本单独的书，那么对于将道也就可以产生一本‘无价之宝’的教科书。这种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做过，实在是令人大惑不解。……（拿破仑）说：‘这是变成一个名将并发现艺术秘密的唯一途径’。”
受此启发，发现从将道角度将目前掌握李世民的材料串联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历史上的名将进行系统的将道研究，似乎只有钮先钟做过一些初步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对李世民的将道进行分析，似乎也不是一件全无意义的事情。 一、将道的含义及其分析方法 首先，何谓“将道”是一个必须厘清的概念。将道英文为“generalship”，将道乃是直译，大约是“为将之道”的简称，但在现代汉语中反而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对应。有人曾经将之译为“战争艺术”，似乎并不妥贴，其对应的英文应该是“art of war”，内涵和外延上均有相当的不同。 钮先钟在《历史与战略》中对将道做了一个界定，个人以为比较精辟，遂节录如下：
“在古代所谓‘将’者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职务。所以，今天英文中‘general’一词仍然含有‘总括’的意义。简言之，将军必须是通才（generalist），他样样要懂，无所不能。”
“因此，对于所谓将道必须采取最广义的解释，其所涵盖的范围应该是上自大战略，下到战术，而且还要包括后勤、行政、战地政务以及领导（leadership）的艺术。换言之，作为总指挥（commander in chief）所需要的一切素质都应该视为将道”。 将道既然涵盖如此广泛的内容，那么如何对其展开一个相对规范的分析呢。富勒和钮这些前人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我初步提出一个规范分析的方法，本文将以李世民作为实验用的小白鼠，加以解剖^^ 名将之所以为名将，必然是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前者即为时代的社会、政治及军事背景，而后者则侧重人身的因素。而两者之间的配合和冲突便奠定了其将道的内涵。故研究名将的将道，必须先分别从此两方面入手，然后再总其大成。 任何规范的分析如果离开的具体的事实支持的，常常会沦为一堆空话。将道分析也不能离开具体的战例分析。但在分析战例时，切不可简单堆积史料上的记载，而须基于个人和军事常识的分析，经过慎重的选择和删节加以整合。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的主题并非单纯的史料研究，而是更高层面的应用研究。更为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过长的时间间隔，加以战争中恒久存在的迷雾和摩擦，史料文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常常得不到保证，甚至常常会有互相冲突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前人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可以说相当的匮乏和不系统，而原始的战争史料记载又往往依托于传记或者编年史而存在，记载往往过于简略，所描绘的图景也含混不清，必须尽可能多的利用各方面的辅助手段来加以补足。在这种情况下，具备战略常识的人和不具备战略常识的人所整合的结果有时候会大相径庭，从而这个环节不可不慎重。 以经过良好的收集整理的战例为基础，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了。个人认为，综合分析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演变分析：即使是天纵英才，也不会不经过战争的实践而天启式地达到将道的圆熟境界，而名将之能成为名将，也往往会战争舞台上活跃较长的一段时期。其将道也会通过不断的实践而出现或者细微或者明显的变化。从而，在将道分析中时间因素实为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分层分析：如前所述，将道的内容覆盖了从战术到大战略的多个层面。要分析特定对象的将道，不采取基于不同的层面分别论述的话，是不可能得到一个全面系统的结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层分析之后必继之以一个综合性的总结，说明各层次分析的相互关系和作用。 比较分析：比较研究是历史和军事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将道研究更是如此。如果不将对象与同时期将领进行比较，则会难以充分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不能理解名将的将道的特出之处所在。如果不将对象与不同时期的类似人物比较，则不足以断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和探讨军事艺术发展的大体趋势。 闲话说了不少，书归正传，开始解剖~
二、时代背景（社会、政治、组织） 2、社会变迁
隋唐时期，在历史阶段上属于中古史的范围。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有着显著的特点，其中以下特点对战争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a、从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型：贵族的势力和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豪强 西魏和北周时期城堡坞寨大为盛行，地方豪强力图保持一个个的据点，这个和弓箭的射程、交通的困难和粮食供应不足都紧密相关。
唐统一之后，各种贵重的弩和撞车、抛车、木幔等攻城器械的革新，绞车弩可射700步，用于攻城；臂张弩射300步，用于步战；马弩射200步。 b、大规模胡汉混血和汉化：骑兵的影响和重甲骑士的消失（常说隋唐农民起义战术的作用，其实根本不成立）
c、地缘战略格局的变迁：（重心的东移和南移） 三、军事背景 写到这个地方我很是左右为难了一阵。富勒和西方军事史研究者在研究名将的活动背景的时候可以依托于前人关于西方军事艺术的演变和发展进程的大量研究成果，除了杰出的理论著作之外，还有以杜普伊为代表的大量的计量研究成果。实际上富勒自己也是在做了《西洋世界军事史》这样鸿篇巨制之后，在对整个西方军事历史进行了梳理之后，才开始写作《亚历山大的将道》这本书。 但是很遗憾的，对中国古代军事史从演变角度的系统研究是非常的匮乏。即使是台湾三军大学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和大陆军事科学院的《中国军事通史》这样煌煌十数卷的作品，也大多是堆积了若干战例做为战略战术的代表，而鲜见系统的分析。总体来说，中国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成果显得只是一堆战例乃至诡计的堆积，而看不出鲜明的发展轨迹，实际上，甚至往往给人一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印象。这都是由于简单的把兵法等同于诡计的原因，实际上是对“兵者诡道也”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如果将兵法只是单纯地视为诡道和互相欺骗，是一种天启式的因素的话，那么其研究成果自然就没有明显的轨迹可言。但是这样的话，兵法就成了一堆零碎的、个人的乃至随机的智力闪光的拼凑，而难以视之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实际上，虽然古人的计谋水平的确有可能超过后人，但是不考虑朝代腐化影响的话，拥有更精良装备比如铁制武器、复合弓、重骑兵以及火器乃至火炮的较晚期部队显然会对装备较差武器的早期部队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这样的交战只会出现在幻想中，却可以简单而形象地说明，武器装备的变化和其对应的战术体系的变化关系以及装甲、火力（打击力）和机动的互动关系才是中国军事史中战争艺术演变的主线。而对于这方面国内学者有一些研究，可惜往往过于简略而且不系统。 我们这里的研究对象李世民身处的时代是隋末唐初，这正好是这样一个战术体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的骑兵战术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1、军事装备的发展 a、装甲方面
这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在于骑兵方面，尤其是马匹的防具方面。从魏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时期，马铠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发展到消亡的过程。
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具，在汉代虽已有使用，但一般仅只是皮革制成的“当胸”，用以保护战马的前胸。直到东汉末年，骑兵使用的全身马铠才开始出现在战场上。曹操在《军策令》中叙述官渡之战时提到，时袁绍有“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也就是说袁军万余骑兵中只有百分之三左右能装备马铠。 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历史进入了五胡乱华时期。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这些古代少数民族，原来多生活于北方或西北边陲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拥有优良的骏马，再加上能利用中原先进的冶炼技术，人马都装备铠甲的重装骑兵开始成为决定战斗胜负的主力兵种。据《晋书》记载，当时在一次战斗结束后，胜利的一方常常能俘获铠马几千匹，甚至上万匹。《晋书·姚兴载记》记录姚兴击败乞伏乾归之后，“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由此可见当时军中装备的马铠即具装铠数量之多。 到南北朝时期，具装铠本身的结构也日益完善，具装铠由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前胸的“当胸”、保护躯干的“马身甲”、保护臀部的“搭后”以及竖于马尻的“寄生”等六部分组成。除面帘和寄生以外，都是用长方形的甲片编缀成形的。 但是在李世民活跃的隋末唐初，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迹象，突厥骑兵的装备及战术对唐初骑兵的组建和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于是北朝时纵横驰骋在战场上的鲜卑重装骑兵，逐渐为突厥影响下的轻装骑兵所排斥。实际上，在此之后甲骑具装更多地出现在仪仗之中，而战场上的骑兵主力更多是轻装骑兵。至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战术体系的影响，将做为后面分析的重点，这里先不赘述。但是必须先纠正一个常犯的名词混用错误，骑兵的分类并非按其披甲的厚度，而是看其在战场上完成的功能。实际上，不论是马不批甲人披甲的轻装骑兵还是人马均披甲的重装骑兵，在军事学上都属于重骑兵的范畴，而只有完全不披甲或者仅披轻型披甲以弓箭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才是真正的轻骑兵。 装甲方面，如上所述，马甲逐步退出战争舞台，而中国步兵基本不穿甲。这一时期的甲胄主要是骑兵甲。一些论证轻骑兵比重骑兵占有优势的人常常贬低重装甲的防护力而夸张轻骑兵和轻步兵的弓箭的杀伤力，但是在实战中骑兵甲对于弓箭有着相当好的防护力，轻骑兵对重骑兵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机动力而不是杀伤力上。实际上，我们从李世民本人的几场战斗中就能发现，他常在第一线战斗，战马常常身中数箭战死，但是本人却没有受伤的记录。这并不是因为其运气特别好，而是身上的装甲有效的阻止了弓箭的杀伤而没有披甲的战马则战死沙场。实际上，纵观这一时期的战斗，少有中箭而死的将领的记载，而将领则正是最典型的重骑兵配备。从尉迟恭和单雄信的战斗即可看出，即使是猛将想要简单的刺穿装甲一击必杀也是难以做到的；之后潘毛和高雅贤的战斗中，恃醉轻出的高雅贤也是被刺伤后回营许久才伤重身死，也说明了伤口不严重，只是正好在致命处而已。细究这一时期的战例，我们应该承认，骑兵装甲对于穿刺伤害有着良好的防御力，这和工艺技术的提升和锁子甲的广泛推行有着重要联系。实际上，从这一时期直到整个唐代，对于装甲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不是所说的轻视骑兵铠甲。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就总结道：“唐人极重甲铠”、“唐人用兵，首重甲铠”。 盾多用木材和皮革制成，分为骑兵用和步兵用两种。其中步兵用盾为主，一般形体长大，成长方形，而骑兵少量装备有盾，形体小，成圆形或者椭圆形，即“团排”。 b、武器方面 骑兵武器从戟类武器向以马槊为代表的矛类武器的转化是本时期最大的特点。这一变化意味着骑兵的伤害方式从挥砍转化转化为穿刺，极大的提升了骑兵部队的冲击力。从火力和装甲互相变化的规律看来，这意味着两方面，首先是装甲的增强使戟难以发挥作用，必须采取冲击的方式造成伤害；其次是骑兵更多的需要和有甲的目标战斗，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步兵大多是不披甲的轻步兵，从而这一转化中骑兵的主要战斗对象必然是同样披甲的重骑兵，也就是说重骑兵之间的相互战斗是南北朝时期的显著特征。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南北朝的战斗中重骑兵占据了很高的比例，史书载有许多数万重骑兵之间的战斗，骑兵是战争的主力兵种。但是这种昂贵的兵种在李世民活跃时期已经不是广泛普及的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战斗主力重新变成了步兵部队，而一场战役骑兵的数目往往只有数千到万余，大约在总兵力中占10％－20%的比例，而其中重骑兵的比例必然更低。而且，由于李世民面对的大部分敌人，都是新起不久的势力，往往没有建立自己的军工体系，其骑兵中估计披甲的重骑兵比例更要远远低于建立了稳定后方基地的精锐唐军。史载李世民对窦建德营地进行侦察时，和尉迟恭合作，以弓箭重创了追出的窦军骑兵。不难想见，窦军开始正规化的时间很短，而且部队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刚收的孟海公部众，重骑兵比例必然较低，这些仓促追出的轻骑兵遭到小秦王的弓箭打击也就没有反击能力。 基于重骑兵的昂贵性和装备制造的复杂性，可以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势力做出区分：旧隋实力，主要是李渊和王世充、罗艺等人，这些势力往往有着精良的武器装备，部队中重骑兵比例应该比较大；而窦建德和薛举这样的后起势力，以豪族和流寇性质为主，则骑兵部队大部分是轻骑，但是将领应该披甲而且保有部分重骑兵做为打击力量；在当时的战争中突厥骑兵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些骑兵是否披甲没有明确的记载，估计应该以皮甲为主，以轻骑兵做为主要兵力，因为不大举进入中原就想给大批的轻骑兵披上全身铁甲，相应的资源应该是难以获得的。 除了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阶段，中国的战争中唱主角的总是步兵。但是中国的步兵装备却总是很简陋，鲜见装备精良的重步兵，而大多是不披甲装备简单的轻步兵。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指出：“隋继六朝，三十余年，兵器无所更变，更无进化而言”。轻步兵大部分还是使用环首刀，一般铁制铜饰。而后来著名的唐大刀这个时候还没有走上历史舞台。 射远武器方面，自五胡乱华以来，以长弓大矢为主，少用弩器，即使是南方诸朝也是如此。可以说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的特性。箭头方面，铜簇基本已经绝迹，尽用铁簇。但是如前面事先提到的，唐统一之后，弩重新得到了大量的发展和应用。 c、水战和攻城装备 经过南北朝的相持，北方王朝的水战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高。金玉国粗略统计了有隋一代制造的舰船的型号和种类，达20余种，直接用于作战的自最大型的能载800士卒的五牙以下有九种之多。从实际使用来看，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但是在攻守城装备方面，这一阶段少有明显的发展。实际上，纵观李唐统一战争乃至南北朝这一阶段，少有著名的攻城和守城战例，大多数均以城外野战决定胜负而顺带落城，或者采取长期围困的方法。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窦建德对聊城的围攻，记载中造了很多攻城器械用于攻打，但是最后开城还是因为王薄的背叛而开城。应该说这一阶段的攻城守城技术大约和魏晋时期类似甚至略有不如，这也体现了典型的游牧民族的作战特征。而有唐一代，城池攻守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太白阴经》中记录大量的筑城术和攻守城器械方面的内容，守城方面，规定了包括城墙标准、凿壕、修弩台和烽火台的标准，以及木弩、燕尾炬、松明炬、脂油烛炬、行炉、游火铁筐等，还有连挺、叉竿、钩竿、水囊、地听、铁菱、拒马枪等，还提及了陷马坑、木栅以及防止地道的天井等构筑。攻城方面，记明了包括登城的飞云梯，抵近攻城用以掩护战士的轒辒车和尖头驴，掩护地道的板屋，重型远射兵器有炮车和车弩等诸多器械。 d、武器装备的演变轨迹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不难发现，自西晋末年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之后，给中原原有的步兵、轻骑兵和战车为主，常有攻城作战的战斗形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战争的胜负主要由骑兵在野外的战斗所决定。在武器装备上就集中表现骑兵装备的重型化、弓取代弩成为主要远程武器、以及对攻城器械的轻视。而到了这正是李世民活跃的隋唐交替之际，随着游牧民族的逐步汉化，又重新出现了骑兵装备的轻型化，以及步兵重新成为战斗主力这样的反向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必须从战术体系的角度做出分析。 2、战术体系的发展 网上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论及甲骑具装的衰落，该文正确地否定了传统的贵族庄园式经济的衰败和甲骑具装消亡的关系。但是他进而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轻骑兵在战术上较重骑兵具有优势，从而将重骑兵淘汰出局，这一点上却犯了极大的错误。其错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不理解战术体系的重要性，而简单地鼓吹单兵种包打天下的静态优越性，这个是最严重的错误；其次则在于将轻装骑兵、重装骑兵和轻骑兵、重骑兵混为一谈，混淆了基本的概念，自然接下来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 为了搞清楚为何在隋唐之际甲骑具装为代表的重装骑兵会被轻装骑兵所取代，应该从两方面着手，琼斯的战术体系理论和游牧民族的汉化。 a、基本战术体系 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基本战术。隋唐时期基本的阵形就是方阵，依赖制式的阵形行列、严格的战斗纪律和统一的进退号令，来驱使士兵向敌阵冲击。虽然在最基础的方形上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前、后、左、右、中军，到唐代五行阵还进一步变化出方、原、曲、直、锐等阵形，但是仍然不出方阵的基础。在地形限制的情况下，根据《卫公兵法》的记载，也可以采取竖阵。不过顺便提一句，邓泽宗居然把这个解释为行进中直接投入战斗，还美其名曰李靖领先拿破仑于耶拿使用多少多少年，完全是在捣浆糊。而要提及采用纵队行进中投入战斗，这个西方耶拿之前至少有吕岑会战，而中国记载中最早就有石勒在洛阳之战中采用这种做法未经整队直接冲击获得大胜。 在通信技术和士兵组织训练没有本质变化的时候，只能强化方阵的组织并且简化作战命令才能保证其按命令行动。《卫公兵法》提到“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又合三小队结一中队，又合五中队为一队”，同时还以严刑控制部队，三人队失一人或者九人队失二人，队头便要斩首。 同时，唐初还广泛的使用战锋队做为突击队，以最精锐的部队做为机动的突击队构成对方阵过于死板的补充。实际上这种战锋队多以重骑兵为主构成，其主要任务就是突破敌人方阵制造混乱。这种几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大方阵最怕的就是一个“乱”字。如果乱了阵列，组织体系一旦瓦解就难以再建立起来，指挥号令就不起作用了，结果就是一个“溃”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对方步兵阵形造成混乱就是古代实施进攻能否取胜的关键。 b、琼斯的理论框架 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给出一个描述冷兵器时代的战术模型，并由此强调了诸兵种合成战术的重要性。他按负责突击任务还是投射任务，骑马还是徒步将冷兵器时代的野战部队分为重型骑兵、重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步兵四种。我分类简述在一个理想的开阔地形上它们彼此的相互关系： 重型骑兵：这种部队骑马而且主要负责突击任务，骑士披甲或者人马均披甲，武器为长枪类，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机动能力，在对攻击轻步兵时有着很大的优势，而在正面攻击重步兵的时候则居于劣势，但是可以利用机动力从侧翼迂回击溃对方。和轻骑兵单独交战时由于机动力不占优势，容易陷入hit and run的陷阱 重型步兵：这种部队主要徒步，负责突击任务，士兵披重甲使用长枪，列阵时具有强大的防御力，可以抵挡重骑兵和重步兵的正面冲锋，通常成方阵部署，转动和机动都很困难。面对轻型骑兵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是轻步兵的克星 轻型骑兵：这种骑马部队负责投射任务为主，基本只着轻型皮甲或者不穿甲，主要使用弓箭。这种部队火力是有限的，但是机动力最强。主要起着扰乱对方阵形的作用，比如著名的蒙古“曼谷歹”。轻骑兵单独和重骑兵交战的时候可以利用机动性略占优势，对重步兵可以进行屠杀，但是对于轻步兵由于射程和稳定性都居于下风，明显的不利。 轻型步兵：这种步兵负责投射任务为主，基本不着装甲，基本按方阵集结，偶尔也有散开阵形的。一定的火力，最远的射程但是机动力和防护力都很差，如果单挑的话，除了轻骑兵之外对于重装部队一般难以招架。 当然，这个分类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简化，现实中很多兵种是混合的。例如隋唐之际的重骑兵，一般都携带弓箭，具有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而中国由于缺少成型的重步兵兵种，轻步兵则往往同时承担了远程和突击的工作。如果一定要说有分工的话，那就是中国的重步兵由于装备一般很差，所以仅具有基本的防护能力，对骑兵冲击的抵抗力要低于理论值。 这里必须要再次强调一次，通常所说的重装骑兵和轻装骑兵，由于负责的任务在于突击步兵，所以都是属于重型骑兵的范畴，而只有不披甲追求远程火力和机动力相结合的才是轻型骑兵。而且，对于琼斯模型来说最主要的是强调诸兵种合成体系的作用，而不是强调一两种兵种具有统治地位。 比方说，单独从上述关系来看，轻骑兵相对重骑兵的确是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同样可以克制重步兵而且单独对战也不吃亏，似乎符合一些人的逻辑。但是在一个诸兵种混合的战术体系中则不会这样。如果一个轻骑兵＋步兵的组合搭配上重骑兵＋步兵的组合，那么由于重骑兵可以威胁到步兵集团的侧翼，从而迫使轻骑兵接受正面交战而轻松击溃轻骑兵，如果轻骑兵利用机动力规避不应战的话，则先击溃对方步兵集团，那么对方轻骑兵也就只能起到骚扰作用而无关大局了。 有了战术体系的基本概念，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甲骑具装会被轻装骑兵取代，或者换言之，重骑兵轻型化或者退化的真正原因了。 b、从理论到现实 从上述的分析框架中，我们不难发现，轻骑兵之所以不能发挥对重骑兵的hit and run的优势，在于被步兵拖了后腿，而如果步兵不是战斗的主力，那么就不会如此。那么，当时的战争现实到底是如何的呢？ 第一，随着游牧民族的逐步汉化，以及15英寸等雨线内更适合农耕经济，步兵取代了骑兵重新成为战争的主力。这是由于入主中原和逐步汉化之后一般都伴随着失去对草原的控制，而随着汉化过程的发展，其社会组织形式也向农耕民族转化。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马匹拥有量急速地减少，从而骑兵在军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不再居于首要地位。 第二，在于轻骑兵本身具有机动性和火力的不足，其不能在中原占据决定性兵种的地位。想要在中原立足，则不可能采取仅以劫掠目的的游牧民族打了就跑，遇坚城绕过，不据守据点，将机动力发挥到极致的做法，而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步兵和后勤部队，才能控制土地，摆脱流寇式作风并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政权。而且，很多所谓的轻骑兵对重骑兵的胜利都是过于夸张和简略了，实际上被视为骑射手典范的蒙古人军中有着大量的重骑兵，他们的标准战法也是先用“曼古歹”让对方失去节奏，然后再辅以重骑兵突击。而在轻骑兵和重骑兵的诸多交锋中，比如十字军东征时理查和萨拉丁的诸次会战中，重装骑士并不居于下风。即使是蒙古人对于波兰为主的欧洲骑士的那场辉煌胜利，也更多的要归功于蒙古将领杰出的战略才能，而在完成战略迂回之前，蒙古人在战局上居于下风，而后来欧洲骑士们的损失其实大半是在阵形溃散后被长途追击的过程中发生的。 第三，在存在步兵部队或者必须防守的要点的时候，如果马匹数量依然足够，骑兵依然是作战的主力的话，那么重骑兵部队才是战场上的王者，重骑兵交战的胜负往往决定了战场的局面。而在重骑兵互相交战当中，装甲和冲击力（火力）才是制胜的关键。这就意味着重骑兵必然越来越重装化，而新控制的领土也提供了重装化的资源和手段，也就是为什么在游牧民族刚刚进入中原阶段甲骑具装会大行其道的原因。 第四，随着步兵部队的上升，而且以装备低劣的轻步兵为主，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那一方的方阵能保持秩序坚持到最后。这个时候重骑兵的作用就较少的体现在和对方的骑兵交战之中，而更多的体现在对步兵的侧翼迂回打击之中。由于战术体系中任务目标的改变，从而导致了装备发生对应的改变，也就是重骑兵的退化和轻型化。由于中国的步兵装备较差，以轻步兵为主，所以不需要很高的冲击力和装甲就可以蹂躏它们，而轻步兵的特点在于远程射击，所以重要的在于尽快的机动并接近对方方阵，在这种情况下，机动力取代了防护力成为重骑兵的优先考虑的指标。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战术体系中重骑兵的作战目标决定了它的装备形式，适应当前需要的装备的战术体系就是最好的体系，适应当前战术体系的兵种配备就是最好的兵种配备。而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静态的最优兵种。 举个现实的例子，着眼于和苏联进行大规模坦克决战的西方国家所设计的坦克强调防护和火力，所以其发展重点是所谓主战坦克，都是60吨以上的庞然大物。而当有限战争理论出现乃至冷战结束之后，大规模的坦克决战似乎已经成为尘迹，现在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小规模冲突，不要求保持一支巨大的军队，要求的是灵活快速的反应部队来应付各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以可空运能力为代表的机动力和易于维护性成了对坦克的主要要求，中型坦克和轻型坦克成了注目的焦点，而艾布拉姆斯这种大家伙则多少显得大而无用。但是，我们却绝不可简单的就此声称中型坦克远远优于主战坦克，就像我们不能简单的说马不披甲的轻装骑兵要比甲骑具装更优越一样。而象网上那些声称轻骑兵绝对优势的概念混淆者，则是在讨论中型坦克和主战坦克优劣的时候蹦出来说装甲侦察车才是王道^^。 而如果结合这一段的中国历史，以放大的眼光来看，隋唐交替时期正是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的阶段即将走到末期，而农耕民族正要重新掌控历史的主流。在这个背景下，类似的变化不仅仅出现在骑兵领域，而是一个整个战争体系中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拨乱反正的过程。毕竟，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是基于其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在游牧民族逐渐汉化，中国的战争从新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中，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从骑兵和步兵的相对比例变化、弩和城池攻守器械的从新发展、乃至这里着重分析的重骑兵的轻装化问题，都可以看出这一趋势来。 但是，问题往往并不这么简单。经过五胡乱华之后的中原不再是之前的中原，而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农耕民族也不再是之前那么单纯。如果你给一个系统一个强烈的脉冲冲击的话，它也许会回到原来的稳态，而更大的可能是稳定在一个新的稳态。从甲骑具装到重骑兵轻装化，这些变化都在中国的军事学术演变历史上留下来深刻的烙印，并改变了它的进程。实际上，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骑兵战术的成熟便是发生在这个脉冲冲击之后走向新的稳态的过程之中，也就是李世民活跃的这个时代。 而战术的演变，必然导致战略层面的相应调整。重骑兵成为战术体系的核心，这一点在战略上也引起了一个复杂的冲击－自我调整的过程。 3、战略层面的发展 a、机动性带来的问题
如上所述，游牧民族大举中原带来的冲击和反应过程，在战术体系层面则表现为重骑兵经历了先重型化再轻型化的变化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自己在战术体系中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战术变化，直接导致了战略层面上体现出相应的变化，那就是军事行动更为强烈的机动性，而骑兵部队的奇袭和突击成为这一时期战略层面的一个鲜明特征。但是这一变化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在游牧民族刚进入中原地区的时候，军事将领尚未意识到作战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不同，他们依然采取原有的草原民族的战略战术互相攻战。但是在中原的攻城掠地和根据地的建设，围绕战略要地的争夺和逐渐扩大的步兵部队使得草原上的那种全骑兵组成带来的完全机动性不再存在了，他们必须面对新的战略问题，也就是困扰农耕民族统帅们已久的问题——如何将高机动力的兵种和低机动力的兵种在战略层面结合起来。这些半汉化的胡人统帅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继续原来的原则，将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分开管理，从而可以在骑兵运用中保持原有的战术运用。换句话说，就是换汤不换药的照搬草原战术。这一简单化处理问题的结果就是在中原适合农耕的土地上打了一场游牧战争。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游牧民族似乎比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具有优越性。但是，别忘了没有绝对的优越性，优越性是相对作战目标和战术体系而言的。游牧民族之所以能在很多时候占据优势，是因为他们以劫掠为目的，不需要保持一个后方，不需要配合步兵作战以控制特定地域，在这种前提下，草原的游击式战术才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进入中原志在天下的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继续采取草原的战术，那么就会显得不过是一支脱离了自己根据地的毫无建设性的流寇组织，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只是凭着自己的冲力像没头苍蝇一样横冲直撞，而当冲力消失的时候就全族灭亡。实际上，在南北朝的前期，虽然战争频繁，大部分战争都是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导的蛮冲蛮打，无论国家还是军队都缺乏稳定性，战争持续时间短，技术含量也低。 随着胡人们逐渐汉化，开始出现较为稳定的政权组织，而且步兵在军队中占的比例也不断扩大，他们越来越不能无视这个如何在新的作战环境下实现诸兵种协同的问题了，而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衍化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在协同步兵的时候发挥骑兵的机动灵活性
第二、如何在保持机动性的时候确保后勤线的稳定
第三、如何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和歼灭战转型
第四、如何运用一支大型的多兵种部队 事实上，最麻烦的地方还在于，这几个问题既然来自同样一个问题，那么必然互相影响彼此关联，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一个现在所谓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并非那么简单易得，而是需要在不断的失败中摸索而成熟的。我们先来看看失败的例子。 b、失败的尝试
c、寻找平衡（小精锐部队和大型部队的结合） d、战略地理 游牧民族的作用——马政、骑兵的突袭和突击思想，战术呈现强烈的机动性，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缺乏平衡，战略观念依然比较缺乏及其对骑兵崛起的适应过程，骑兵机动性与其他部队及后勤的协调，平衡的寻找（小议蒙古骑兵战略上的突破，并于李靖比较）；对兵力集中的强调，但仍停留在初步阶段
后勤的变化：统一战争期间，后勤体现了重大影响，战役机动距离和速度的增加导致后勤地位重要，在李世民的作战方式中占据重要地位 军事制度的发展几本不论，因为主要活跃在改朝换代时期（组织：府兵制等） 地缘政治 四、个人性格：对立统一
1、豪门次子（杀檄文作者、讽刺老丞相：正义感充沛的天真而任性略带骄暴的少年，意气飞扬睥睨天下略有跋扈的气概，少年意气+绿林好汉）
2、细密的处事作风，谦恭下士
3、平衡（卫与霍）
4、（玄武门后的转变）地位的转变，也许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转变 五、战例简述
1、文献
李世民活跃的时期是隋唐交替以及初唐时期，而其将道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段更集中于其在唐武德年间的统一战争之中。涉及这一个时期的主要文献有：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创业起居注》、《全唐文》、《唐会要》、《隋唐嘉话》、……（等老婆来补，权威点@_@）
总体来说，战争相关的史料相对密集地前四本当中，其他史料可以作为参照。以下分别
《旧唐书》写作时间最早，资料相对充分
《新唐书》过简
《通鉴》似乎比较猎奇，关于战争的记载很多地方有问题，如薛举死前后、虎牢之战、洺水记载等等。
《起居注》存疑
综合来看
至于史料的可靠程度来说，（唐太宗篡改历史说辩证）…………
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军事记载保存相对完好，辅证材料也比较多，很少出现如先秦的记载中一些难以置信的夸张数字。而考察兵力规模和补给以及战斗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时期的记载还是比较接近战争的真实，但是依然严重地存在记载过于简略的问题。 1、少年时期
2、陇西战役
3、河东战役
4、河南战役
5、河北战役
6、对少数民族诸战役
7、高句丽战役
8、成长综述
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有较好的总体概括，这里加入时间维，以及战略眼光 六、总评：多因素的结果——平衡；和其他名将的比较（分层次）
1、再论卫霍
2、平衡
3、 大战略层面：都督府、对少数民族的羁縻，中央集权和贵族之间平衡（谷川道雄） ——————————————————————————
这个只是一个废稿和提纲性的东西，所以问题一定很多。其实目前说的重点还是在于重骑兵轻型化方面，结果就写了这么多，搞得头重脚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6 14:04:51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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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6 4: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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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吃胖子的风险比较大嘛，要一步一坑比较划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