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C.富勒、李德尔.哈特与二十世纪军事思想的革命（个人见解）
序言 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创造伟人的世纪，人类在继承前人的遗产的基础上，用创造性的智慧打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然，卡莱尔似的“伟人创造历史”，或是黑格尔、马克思似的“历史创造伟人”两者间的争论在所难免。但此时此刻，这种历史命运与人的命运的交织却为工业化社会的巨大幕布所遮掩，仿佛社会进步自然而然就带来了观念的进步。实际上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决定论。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尽管着眼于一种介绍与分析，但是我的出发点或者基本立场是基于于历史与人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社会决定论。只有这样，我们才更能认识到在英国现代史上产生的这两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天才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当然，反过来我们也能看透逼迫其出现的历史动力。
我们也无须讳言富勒与李德尔·哈特是应时而生的。然而，为什么偏偏他们同时出现是在一个正在没落的帝国？他们观念带来了什么不同？而他们的作为也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地挽救帝国的命运，那他们凭什么去主导或影响现代军事思想的潮流？他们的思想真的能用革命这个字眼来衡量吗？很多人都已对这些问题作过探讨，而我在这里却要重新来涉及，并不是想要去推翻或创建什么新的理论，而是要想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如上所言的“历史与人的命运的问题”。我认为，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理解不仅应当是纵向或横向的，还应当是立体与交织的。个体未必微渺，整体未必全面，只有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才能谈得上真正的领悟。然而，作为历史研究，仅仅理解还是不够的，马克·布洛赫那句著名的问话“历史是什么” 时时在我心头敲响。作为我文章必然涉及的主题──战争，更是一个与历史和现实都交织不断的主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富勒与李德尔.哈特视为英国历史上已经逝去的一个思想家或是军事理论家，那么这样的历史我们不研究也罢！毕竟，人家和我们相隔上万英里，甚至经历与我们谈不上丝毫相关。可是，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军事教科书上还在翻炒滚瓜烂熟的名字─富勒、李德尔·哈特时，当我们被电视机上的战争烽烟刺激得仆朔迷离时，我们又不由自主地转向历史的怀抱。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就是在今天的军事理论界，富勒与李德尔·哈特仍是倍受争议的人物。甚至于他们两人间的地位如今也在争论中变更不已！本文所主要参考的布雷安·霍尔登·瑞德的著作“Studies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英国军事思想研究》）中就于此问题上不惜笔墨；我国台湾的著名军事翻译家和评论家钮先钟先生在其《战略家》中专辟章节来讨论这个问题。因而，即便冲着汤因比所言的“历史的好奇心”，我们也有探访的必要。 第一章、一战前英国军事战略思想的特点和背景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界定的含意。什么是军事理论？军事理论的英文表达就是“Military Theory”,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表达，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广义上可以说，凡是与战争和军事科学相关的理论与思想都包含在军事理论范畴之内。但是，在军事理论界，人们往往有一个更专业的术语“Military Doctrine”我们称其为“军事学说”，按照《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的定义，军事学说就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对未来战争的目的和性质，国家和军队的战争准备，以及进行战争的方法所持的一整套观点。” 显然，按照这样的定义，富勒与哈特的思想绝对谈不上是军事学说，只能说他们的思想是军事学说的重要理论源泉。然而，我们把军事理论界定为军事学术时，我们就不必受国家一词的限制了。军事学术就是指“在陆地、海上和空中准备和实施军事行动的理论和实践”。 按照苏联定义，军事学术包括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三方面。当然，西方包括英国在内，以及我们今天常规的理解都只划分为战略和战术两层。而战略是军事学术的最高领域，若要细分，还可以分为大战略、军事战略、大战术、战术，实际上，东西方在整体上对军事学术领域的划分尽管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的，但把战略与战术廊括在内却是共同的。而富勒与哈特所取得的成就也正是在军事学术领域的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就思想和学术研究的影响和地位而言，战略显然要高于战术。可以说，真正令富勒和哈特名垂青史的正是他们的战略思想。那战略的具体定义又是什么呢？比较权威的古典军事思想对战略的定义以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为代表，前者提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而后者则定义为“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 但是，政治与战争间密切的关系，决定了古典军事思想对战略的定义在现代国际政治格局乃至战争指导中都太狭隘。直到李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划分和定义，战略才被赋予了比较确切的定义。李德尔·哈特对战略和大战略的定义是：“大战略，也称高级战略，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 而军事战略则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 现在世界主要国家对战略的定义尽管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不出李德尔·哈特之左右。所以，我们称之为现代战略理论的创始人也丝毫不为过。
通过这一番定义的解释，我们对军事理论和战略理解已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们可以说军事理论里包括了战略思想，而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在战略思想领域的贡献正是衡量他的标准。因此，富勒和哈特能在二十世纪乃至整个军事思想史上立于显赫的位置，也离不开他们在战略思想领域的突出成就，仅仅举出他们各自的代表作就足以奠定他们战略家的荣耀。富勒的《装甲战》和《战争指导》，哈特的《战略论》已被公认为不朽的杰作。而我国的著名军事理论和翻译家钮先钟先生则把他们称为战略家，按照他的界定，“凡是从事战略思考的人，拟定战略计划的人，采取战略行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战略家”。 当然，钮先生的界定是有前提的，即他们都是所从事领域最杰出的。在钮先生列出的西方战略思想家之中近代只有克劳塞维茨、老毛奇、史里芬、马汉，而现代则只有富勒与李德尔·哈特。因此，我们现在称富勒和哈特为军事理论家或战略思想家都是恰当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自然才能到历史当中去寻得我们在前面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
现在，我们去探寻第一个问题：富勒和哈特怎么会在一个开始走向没落的帝国应时而生？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在所谓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走过了三分之二的历程。这期间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依然能在一系列的殖民战争中显现出一个军事强国的“风采”！她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种超级大国的姿态，还是由其海上力量的优势所决定的。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进一步确定了其海上霸主的地位。尽管拿破仑是在陆上被英国人所击败，但拿破仑的陆上失败是其“大陆封锁”战略被英国的海上封锁战略击败的结果。英国人的海上优势甚至使得法国人无力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有行动的自由。当然，这种海上战略的优势既是天然的，也是历史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军事理论家奥利沙文这样来描述当时英国的战略：“自都铎王朝时期起的英国各届政府都靠外交和军事手段谋求一贯的地理目标。他们力图保住莱茵河河口（该河口与他们隔着北海并遥望毗连欧洲的大西洋），摆脱陆地大国的控制，不管其是西班牙、法国还是德国。为达此目的而凭借的军事手段是海军，它可以对付它们中的任两个潜在对手。海军的部署以能控制进出欧洲的海路为前提……” 应该说，在欧洲以及美洲其他强权国家真正形成并完成工业革命之前，英国人确实是拥有巨大的海上战略优势。英国人无须费神地去琢磨如何争胜的战争手段就可以轻易地利用海上战略以及海军装备技术优势取得角逐的胜利。英国人自己也很清楚，甚至很自负于这一点。尤其是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十九世纪末，专门总结和分析了英国人的海上战略优势和海军实力，提出了著名的《海军战略论》。对此，英国人的自信心和战略对技术及地理位置的依赖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其实忽略了马汉写海军战略的目的并不是来迎合英国人，而是在为另一个正在兴起的海上大国作理论的准备。事实上，随着工业技术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英国人由技术和地理优势构成的战略优势已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由于英国长期的倚赖海军，其陆军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战略战术思想来说都明显落后于欧洲大陆的法德等强国。尤其是欧陆强国的陆军在军事战略思想方面，自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变。德国（普鲁士）在耶拿战败之后，就由沙恩霍尔斯特男爵大规模实施军事改革，到了老毛奇（莫尔特克）时代，则已在军事改革的基础上，并借鉴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的军事理论形成了一整套的战略战术思想。德意志的王朝统一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完美结合就充分表现出来。而法国，一方面继续享用拿破仑留下的军事思想的遗产，另一方面从“普法战争”失败的阴影中吸取教训，奋起直追，产生了象福熙这样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统帅。可以说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强国，已在政治和经济的紧密影响下，形成了比较先进的军事战略思想。就是经济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十月革命之后，以突飞猛进的速度，确立和发展了一整套先进的军事战略理论。也产生了象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这样杰出的军事理论家。
反观此时的英国，在海军占主导的军事战略领域已经固步自封，而作为居于劣势地位的陆军战略更是滞后。尽管英国在1860年就创立了皇家三军联合防务研究所。但多以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为主，并没有研究和提出有效的军事战略理论的氛围和动力；而1802年建立的桑德赫思特皇家军事学院直到二十世纪初都只是培养军队贵族阶层的休闲场所，其专业只分为步兵和骑兵，战术指导思想都如此落后，更勿提战略了。对这一点，富勒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有抱怨。 英国虽然还能在与一些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战争中获得军事上的优势，但在与接受了近代军事思想熏陶和军事训练的军队的战斗中，劣势就凸显出来。1899年的布尔战争，甚至更早一些的苏丹战争中，英国人就已堕入了传统军事战略战术无用武之地的窘镜。但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以海权论为绝对主导的，这是从都铎王朝就开始了的传统。支撑这种一成不变的传统战略的基础无外乎两点：一是英国的天然岛国的战略地理优势，二是英国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发达使得她的生命线不在欧洲大陆，而在海上和殖民地。但当工业革命在世界主要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后，英国的传统战略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蒸气船、远程大炮、甚至飞机的出现和装备军队就使得几十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变得不那么难以逾越了。而欧洲大国的结盟以及对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直到这时，英国内部才开始了对陆上战略的反思。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提出了颇有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论”。他认为欧亚大陆的中、北部平原，船只难以航行，但骑兵或火车却是可以通过的，认为这里是“历史的中枢”。由此观点出发，不管其宪法和社会构成如何，俄国作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对全球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伸向海军势力能够施加影响的欧亚大陆四大边缘地区。它们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麦金德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并给俄国中枢重新起了个名字，称它为“心脏地带”。以其为中心，构成新月形，新月形内侧包括上面提及的四大边缘地区，外侧由不列颠诸岛、撒哈拉南部非洲和日本组成。面对着这一大陆组合的变化，形成了以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与新月形的海上强国之间的根本对立，麦金德的目的是，警告英国国务活动家们，德国和俄国的联合已对英国海上帝国构成了威胁。政治斗争的中心已从西欧转移到东欧。“谁控制了中心地带与德国，谁就将统治世界之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世界”。 然而，麦金德的观点尽管给单调的英国战略思想带来一定冲击，但对于一种延续了几百年的观念，他是无力改变得了的，而他提出的争霸中欧的观点对于英国来说既不可行也不可能。反倒是德国的卡尔·豪斯浩弗尔把他的理论拾过来加以发挥利用，形成了德国种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纳粹德国战略规划的依据。在这一点上，麦金德的遭遇倒象是富勒与李德尔·哈特的预演！
对于英国来说，适应时代要求的陆上战略既是如此难产，那海上战略的命运又如何呢？除了对马汉观点的赞同之外，英国的政界和军界还普遍接受了海军中将科洛姆的“海上主力舰决战论”和“港口封锁论”，拼命建造大型战列舰，这在飞机已普遍开始运用于军事，潜艇也投入使用的情形下，就已不那么合时宜了。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海军元帅查特菲尔德还断言：“英国的战列舰队如同棋盘上的皇后……它是海上的最终主宰者；失掉了它，就等于输掉了这盘棋。” 从中我们既能感到英国军界的守旧之深，也许还能触及到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那种价值观念，也更能理解后来的富勒与哈特所要面对的压力。在英国大力建造战列舰的同时，她的陆军却仍然是以团为单位驻扎的募兵为主。到了一战时开始实行义务征兵制，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指导，英军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中亚，其作战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就是它大力扶持的海军也不能在同德国三心二意的交火中占得大的便宜。可以说，一战实际上已经宣判了英国传统军事思想和战略的死刑。对于一个当时三千多万人口的岛国来说，一战中九十多万人的死亡数实是创伤巨大。再加上她的几个重要殖民地先后独立或半独立，接连脱离了她的管辖，这样一来，英国想单靠海军优势来维持世界霸权和帝国利益的战略已逐渐失去了意义。这时，关心她命运的人才开始拓宽了战略思考的空间，富勒和李德尔·哈特正是应时而生。可以这样说，在富勒与李德尔·哈特出现之前，英国既没有世界一流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更没有世界一流的军事战略家。但一战之后，一下就出现了两位，而且都是世界军事史上举足轻重的。 第二章、富勒的装甲战理论和战略思想 第一节、J·F·C·富勒的生平 在军事思想史上，富勒与李德尔·哈特往往都是相提并论的。除了他们共同的国籍和相近的时代背景之外，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相近之处就是他们对装甲战的倡导和装甲突击理论的研究。但是相比之下，富勒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装甲理论的先驱和装甲部队的创始人。他主要参与制定的《1919年计划》就足以使他立于“装甲战之父”的声名之上。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创立了一整套的装甲战战略和战术指导思想，更在于他通过对装甲机动运用于战争的理论的阐释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战略视角。在继承和批判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的基础上把古典和现代的军事战略理论衔接起来。从某种意义讲，他所做的工作是一种铺路似的。越到后来，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明显；今天，我们冠之以任何荣誉都不为过。在了解他思想之前，我们更有必要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878年9月1日，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F·C·富勒）出生在英国的奇切斯特一个牧师家庭。他在1897年进入英国著名的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8年8月，富勒完成了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业，任步兵营少尉见习军官。1900年，富勒随部队参加了布尔战争。他在后勤保障和情报侦察等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获得上级的通电表彰并晋升为中尉。1912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军事专著《对如何训练本土士兵的建议》。1913年，富勒进入了英国陆军坎伯利参谋学院。在学习期间，他发表了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系统的阅读了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大量著作，产生了深刻印象。富勒开始以系统深刻的哲学思想为骨架，以从拿破仑那里演绎来的理论为砖石，开始构建自己的军事思想的大厦。1914年，富勒参加了一战。1916年2月，他发表了《从1914-1915的战役看作战原则》，对英军陈旧的《野战条令》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了自己的纵深突破理论和以及8条作战原则。这篇文章意味着富勒已经不再局限于眼前的事务，开始对整个战争规律和未来陆军发展方向的探索。1916年7月，他被任命为第3集团军副参谋长。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的突破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坦克的出现正是一种可以胜任这种重大军事变革的武器。通过对索姆河战役的观察和总结，他全面分析了坦克在战争中使用的利弊，研究坦克运用的方法。他一再在文章中指出，坦克的使用必须贯彻集中的原则，大量地集中使用在重要地区和主要方向上。同年，他担任了新组建的坦克部队副参谋长。1917年2月，他撰写和颁布了《第16号训练要则》，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坦克作战理论体系。1917年4月，富勒提升为中校任坦克军参谋长。他开始坚持集中使用大量坦克进行决定性突击的观念，写下《1918年坦克战术运用》，强调了这一理论。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中，英军在富勒的指挥下集中381辆坦克突然袭击，实现了战线上的重大突破。1918年8月，富勒完成了著名的《1919计划》。他在计划中提出，在160公里的正面上集中使用11500辆坦克，分左中右三路实施进攻。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在中路发起进攻，利用重型坦克打开缺口，吸引敌人预备力量，然后使左右两路的中型坦克迅速出击，在2-3小时内突入20-30英里的纵深，斩断敌人的神经中枢，并和中路部队配合围歼首尾不能兼顾的敌人，在敌军防御体系上撕开一个大口子；第二阶段使用保存于后方的1200辆中型坦克，穿过打开的缺口，快速向德军战略纵深发起攻击，瘫痪其指挥体系，在完全破坏敌防御体系，直接冲向德国本土。同时富勒还首次描述了坦克和飞机协同作战的构想，强调了飞机在保持制空权的同时协同打击地面目标。这一计划准确的预见了未来战争的特点，系统的描述了新的作战形式，它标志着富勒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基本成熟。一战后富勒许多著作都可以看作对《1919计划》的丰富和完善。二战后西方军事家一致认定《1919计划》是“一份战争史上的经典文件”。 1923年1月，富勒出任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他的思想通过学生传播到军队各个阶层，而自己也完成并出版了7本专著，其中的一本《战争科学基础》更是被他认为是自己的代表作，却因为其尖刻的言辞和过于哲理性的解释遭来军界权威的批评。1926年11月，他调任新编机械化实验部队司令。但是很快由于对机械化部队地位的看法和上级发生冲突，并提出辞职。1933年12月，郁郁不得志的富勒以少将军衔退出现役。从此，富勒把精力用于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研究。在1927年以后的6年里，他先后出版了9本著作，其中以1932年出版的《龙齿——战争和和平研究》和《“野战条令Ⅲ”讲义》两本尤为重要。前者对战争的本质以及战争与和平、与经济、地理环境等要素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战争观，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认识让人耳目一新。而后者实际上就是著名的《装甲战》。在本书出版10年后，西方军界对其评论，“如果今天要求他根据过去10年所取得的经验全面修改这本‘讲义’，那么不会有大量或重大的修改。只需做一些文字修改和增加一些注释，以适应现时的需要”。 要知道这个评价做出的时间——1942年，是德军以闪击战横扫欧洲大陆2年之后。事实上，这本书在出版以后英国陆军几乎无人问津，而德国却将本书翻译为德文，装甲部队军官几乎人手一册。1936年，当古德里安指挥第2装甲师在演习场上实践《装甲战》思想的时候，专程把已经退役的富勒奉为上宾。可以想见，当时这位坦克战之父的心情一定是交织着幸福和悲哀。1939年9月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富勒赢得的崇高的声誉，富勒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战争理论的研究。他在这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使他能超越马汉、杜黑的层次，得以和克劳塞维茨等人比肩。1959年，富勒开始了《战争指导》一书的写作，于1961年11月出版。本书可以看作富勒毕生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精练和浓缩。在书中，他修订完善了他在1923年提出的战争原则，得出以下九条原则：目标、攻击、机动、安全、突然、协同、集中、节约兵力、决定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美国的九大军事原则就不难发现，它们是惊人相似。由此可以看出富勒军事思想的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富勒曾在给李德尔·哈特的信中写道：“享受人生的最好方法是做一个知识的流浪者。” 1966年2月，在完成他的第45本专著《朱利乌斯·恺撒——男人、军人、独裁者》之后，这个伟大的“流浪者”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节、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倡导者
富勒作为一个军事理论家一生写下了四十五本专著，应该说这四十五部著作贯穿着他一生的思想；尤其是对他二战前后的文风和着眼点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富勒的思想也是一个逐渐展和成熟的过程。但是，面对一个始终倡导革新的军事理论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早年所迸发出的那种智慧的灵光。从他在一战后期提出完整的机械化战争的理论相隔不过十余年，应该说，正是阐述这一思想的一系列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地位。而在他退役后，特别是二战之后，富勒的著作更多聚焦于军事历史，但他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他是在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对战争战略作的深层反思，也就是对战略的宏观把握以及对自己早年思想的提炼与升华。这最终成全了他二十世纪最伟大军事战略家的荣耀。由此可见，富勒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机械化作战理论和战争战略的原则终级思考两方面。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机械化作战理论。
严格地说，富勒关于机械化战争的理论是在一战进行过程中开始萌芽的。但他在战争之初就持有与军方权威思想不同的观点。当时的英军《野战条令》强调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实施迂回包围，并且力争每次攻击都是决定性的。应该说英军高层是在总结了布尔战争的经验教训之后制订了新的作战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最大的缺陷就是与实际的脱节，在缺乏有效的火力支援和机动能力，以及后勤保障的前提下，大规模的步兵部队迂回包围在当时的堑壕与机关枪面前只会是灾难性结果。富勒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914年1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突破战术——对德军数量优势的反驳》。提出了集中炮火攻击德军薄弱环节，迅速实施突破的战术。但是他还拿不出有效的方法来完成炮火与部队机动的衔接。尤其当时的机枪与火炮本身也加强了防御方的抗冲击能力。因此，富勒的想法在当时很难得到认同，但无疑促使他寻求一种能在远距离战场上实施高强度机动来完成突破的方式或方法。可以说机械化作战的想法在这时就已开始萌芽。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英国军队乃至当时各参战国军队的作战战术是多么明显地与战略脱节。1914年，德国人在马恩河取得了效果不错的战略突破，但是由于部队仍为包围迂回的思想所左右，一时竟态度不明，加之缺乏有效的机动工具，最终又形成了阵地战的态势，失去了由初期突然袭击获得的主动权。战争进入相持状态之后，各国军队都以长长的堑壕和铁丝网与机枪火力设置来防止被迂回包围。四年之中，在西线战场上始终没有一次彻底的包围和歼灭战例。可以说，迂回包围的战术思想此时已彻底破产。当然，遇到问题的不仅仅是英国，德国、法国都陷入了极不情愿的阵地战。可是军队高层的固执却把这种弊病扩大为一种灾难。在凡尔登是德国，在索姆河是英国，士兵再多的鲜血也无法赢得一次包围和突破。不少象富勒这样亲眼目睹了固执与偏见造成灾难的中下层军官开始在不停地思考解决的方法。富勒“幸运”地结识了坦克。然而，这种幸运之所以只降临于他，我们从其战争初期的思考和探求中就不难找到答案。实际上，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以及其后几次战役中，坦克就已投入战场使用。不过，当时使的坦克被称为“机枪破坏器”，只是一种掩护步兵的辅助性工具。富勒在观察了几次坦克作战之后就把它的应用同自己的“突破”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提出集中使用坦克实施突击的战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富勒又出任了坦克军的参谋长，并有机会亲自组织参与了一次集中使用坦克的突破作战——康布雷战役。这在大大坚定了他集中使用坦克突破的信念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他在《1919年计划》中所设想的方案，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他的坦克作战理论具备了雏形。
到了战后，他先后写了《大战中的坦克》、《战争改革》、《战争科学的基础》、《装甲战》等一系列的关于运用坦克和机械化作战理论的著作。尤其是《装甲战》可以说是富勒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最成熟、最系统的总结。《装甲战》原名《野战条令III》，富勒在书中强调在现实条件下军队的突击主要方向应该是敌人的后方,敌人的后方是最薄弱的环节。一但敌人后方被摧毁或是受到打击而陷入瘫痪，则整个敌军的士气及心理都会崩溃，战争的目的便可轻易达到。在这个战略（战术）设想中，最关键的是突向敌人后方的军队必须保持高速机动，后勤供应也必须畅通无阻。坦克和装甲车正是实现这个构想的理想工具，一旦把装甲力量集中起来对敌人后方实施长距离的突击突破，就战术而言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在当时的反坦克武器还非常缺乏，而且机动性也不强的情形下，装甲集群的出现就足以使敌人后方产生惊恐。如果对方没有足够的反坦克火力构成防御力量，那么对突击一方来说主动权就被劳牢牢把握。然而，富勒的眼界不同于制定《1919年计划》时那样仅限于坦克的突破。他更强调一种诸兵种协同的新型作战方式，他把士兵构想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第一线机械化部队，一种是在更前面的摩托化游击队，还有一种是第二线非装甲部队。他设想三种士兵组合成象马其顿军队那样以重装骑兵、轻骑兵、轻步兵构成的队列冲击敌军后方。他的步坦协同很快就被二战的事实所验证。而他提出的摩托化游击队概念却在相当长时间内被人质疑。这主要是当时的技术所限，但是空降兵的使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这种构想。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从欧美军队的编制中就能感受到摩托化游击队的影子，比如说“空中突击师”等等。对于富勒的远见我们只能佩服不已。富勒在《装甲战》中还提出了空地协同的作战方式，他认为飞机同坦克一样都是最有效的摧毁敌方士气的工具，他甚至主张飞机和坦克都编入一个部队，作为机械化突击力量使用，而步兵则编为另一支部队随之跟进。当然，这种设想到现在也不可能能实现，但飞机作为一种独立的突击武器已在大战中实现，德国人与美国人都把飞机象地面部队一样设立（航空队）师、团编制。不仅仅发挥出机械化突击力量的作用，甚至发挥出战略攻击的作用。毕竟，不是所有的东西富勒都能准确预见，他也得受时空限制。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去评判富勒的设想和规划，我们不能忽视了这本著作的精髓和宗旨所在――以一种超越传统的观念来看待一种基于新的运动方式的军事理论。正如富勒自己所言：“毫无疑问今天在后勤、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指挥和纪律等方面，我们面临一次急剧的发展或变化，这次发展形成了一次革命。” “军队的摩托化和机械化改变了组织战斗的程序和思想方法。” “战略的目的是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字来维护一种政治主张。这通常以作战来实现，其真正的目的不是摧毁物质力量，而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 作战原则并不随着武器性质的变化而变化，发生变化的是与武器威力有关的战争的条件。”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不是要重建军队，而是使善于思考的军人在思想上受到启发。我在书中力图论述的是将来可能发生，而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情况。纯属科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可不涉及经费开支问题，当然应用科学也许必须考虑经费开支问题。今天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改变我们过时的观念，而不是改建我们的军队”。 因而，虽然《装甲战》从表面理解只是一本介绍新式战术的著作，而实际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一部讲述战略思想和战争原则的著作。富勒一生的特点就是不以战略家自居，就算是他那部因语言尖刻且过于抽象而饱受非议的著作《战争科学基础》也是力图以一种形而上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机械化战争理论。他的战略思想往往隐藏在他军事思想甚至是战术探讨的深处，世人需要深入阅读和比较才能体会出富勒的见识。也许，这也正是他在相当长时间内声名被李德尔.哈特盖过的原因吧！无论怎样，富勒的《装甲战》所产生的指导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战术指导的范畴，留给我们更多的战略思考。
第三节、划时代的战略思想家
富勒的后期研究转向军事历史后，留给我们两部最为经典的著作《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尤其后者是集富勒一生理论研究成果之大成，出版后甚至被人视为足以媲美战略思想的祖师爷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不过，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我们且不去考证书中观点的正误与否，我们只从书的结构和立足点来看，就可以体会其份量。这本书通过讲述分析历次主要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仅探讨了军事战略理论，还涉及到战争的本质。仿佛就象克劳塞维茨在一百年前宣称“战争为政治的延续”一样，富勒在书中定义战争为两类：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并指出前者的胜利才有真正的价值。在这本著作中富勒涉及的领域空前广泛，探讨分析了文化、经济、哲学、社会等诸多方面对战争的影响和作用。甚至他还第一次以专门的章节来对战略问题进行评价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讲，富勒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修正和发展。也正如他自己所言：“这本书既是写给军人的，也是写给政治家的”。 如果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讲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那富勒这本书则是讲述了人类文明与战争的关系。然而，富勒不可避免地要比克劳塞维茨看得更远一些，这从他写书的目的和宗旨就可以看得出来。“欧洲经历了许多的战争，一千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消遣。不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象本世纪的战争那样成为大灾难。但是，不能在战争本身去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 富勒在此探讨战争，批评克氏的观点，并不是想否定后者；他只是想提醒世人不要机械地理解和套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而且，在他看来，不必要的战争的杀戮在现代是应当避免的。“不要想使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则是本书的主题”。 他自己也明确指出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如何指导一场战争”，第二部分则是“不应该如何指导一场战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富勒的终身职业是个军人，而且他还曾非常理想化（出于对大英帝国理想化的崇拜）地倾向法西斯主义，但富勒在《战争指导》这本书里却难能可贵地超越了那些狭小的视界。甚至他所预言的历史走向超越了很多政治家的精确性，比如他预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的崛起等等。其实，从这部著作往回联想，我们会发现富勒的思想渊源正是他作为一个战争的亲历者和战略的艺术家对战争中人类命运的终级思考！这绝不是凭空的猜想，他对“突破──坦克使用──机械化协同”的研究正是他对一战中在战壕前白白倒下的成千上万具尸体的告慰，也是他对一成不变的体制以心灵和智慧来撞击的献身。而他晚年对军事历史的关注，更是他在自己有能力把思想传述给大多数人时，对杀戮的终止和战争破坏减少的追求。我们也无法否认他认识和观念中的矛盾，但他毕竟用思考创造了一个奇迹！他是一位人本主义的战略家！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他的机械化协同作战，突击敌人后方，摧毁敌方士气的理论（他自己称其为“瘫痪战略”），就是他带给二十世纪的新的军事战略思想。他的“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观点，则是他大战略的核心。而他的“目标、攻击、机动、安全、突然、协同、集中、节约兵力、决定性”九条作战原则则可视为其战略实施的原则，也是其战术思想的提炼。谈到战术，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富勒在战术理论领域的成就。当然，对于一个全面的军事理论家来说，战略上的见解和战术上的修养都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战术的定义就是“实施战略的手段”，富勒将战术分为“大战术”和“小战术”。大战术的目的就是使敌人组织瓦解和精神崩溃，这实际上与他的瘫痪战略是衔接在一起的。他的小战术则是以实施毁灭为目的。实际上他是主张前者而反对后者的。在他的战术思想中还有一点非常可取，即他对进攻和防御的辩证看待，他认为防御是进攻的基础，机械化部队的攻击都是从坚固防御的后方阵地出发开始的；在攻击中也得实施防御，这样才能防止敌人的反攻，使己方的攻击具有决定性。我们发现富勒的战术思想多是放到机械化作战的平台上讨论。这足以说明富勒创建的不是某条单一和孤立的理论，而是一整套的战略战术理论体系。富勒在军事理论家中是属于多产的，但我们并不是以其著作之多来衡量或断定他在军事思想领域的地位和成就。他有些著作是与他的战略思想有差异的，甚至有些是有矛盾和冲突的。然而，他有自己一条思想的主线，有一个一贯坚持的主张，而且他的主张和观点在今天已被军事理论界在战略、战术各层面上深入研究与讨论。我们完全可以尊其为军事战略家，也是军事理论家和战术家，且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战略和战术家。那与他齐名甚至更出名的李德尔·哈特呢？ 第二章、德尔·哈特与他的“间接战略
”
第一节、李德尔·哈特的生平 1895年，李德尔·哈特出生于法国巴黎。1913年秋天，刚满18岁的李德尔·哈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近代史。第二年，一战爆发，李德尔·哈特不顾父母反对报名参加了英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中，李德尔·哈特在英国本土担任一支志愿部队的副官。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几本关于步兵训练的小册子，同时还对步兵战术，尤其是连以下分队战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时的李德尔·哈特虽然也主张各兵种的战斗配合，但是还没有摆脱以步兵为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
1920年夏天，李德尔·哈特受命参加编修《步兵训练手册》，他从战术训练的角度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战斗经验，提出了一个着眼于突破阵地防御的战术方案。同时由于这个工作，他结识了富勒并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书信上的辩论。最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而李德尔·哈特也完全接受了机械化战争学派的主张，成为这个主张的积极倡导者。1924年，李德尔·哈特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出现役，此时他只是一个上尉军官。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记者生涯。与此同时，李德尔·哈特的军事思想也发生着转变，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理论的热衷逐渐取代了往日对步兵战术的兴趣。而且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多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步兵教程》中提出的脱胎于渗透战术的“泄洪”攻击法，在德国的反响远远超过英、法等国。德国主张装甲战的将领采用了他的理论，以至于以古德里安为首的一批装甲将领自认为是哈特的弟子。更重要的是，哈特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指导。他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打成灾难性的消耗战，是由于战争双方都错误地把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争中必须彻底摧毁敌人军队的战略原则奉为金科玉律。在这个观点的支配下，李德尔·哈特开始悉心钻研战争史，以创制一个新的战略理论，抵消克劳塞维茨的影响。1925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帕里斯，或未来战争》的小册子，发表了战略研究成果。帕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他发现了战无不胜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借阿波罗神之助轻而易举地一箭射杀了阿喀琉斯。李德尔·哈特引用这个典故说明自己的基本战略主张，即战争的目的在于以尽可能小的代价瓦解敌人的斗争意志，而战略的任务则在于发现和利用敌人的致命弱点并施以打击。1926年和1927年哈特又相继出版了《比拿破仑更伟大的人》和《名将揭秘》两部研究军事历史人物的著作，继续从历史中寻找根据，并借历史人物的事迹宣扬自己的主张。历史研究的积累使李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渐趋丰满。1929年，他出版了战略理论名著《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即《战略论》的蓝本），这标志着他的“间接路线”思想业已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
1935年，李德尔·哈特离开任职十年的《每日电讯报》，转入久负盛名的《泰晤士报》任军事记者。在此前后，他与英军的一些资深将领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在1937年成为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私人军事顾问，这使其得以更广泛地了解英国的军事情况，并对军事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李德尔·哈特倡导的一些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的改革主张在英军得以实现，他的声望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二战开始后德国装甲部队的显赫战绩，也让哈特这位闪击战的倡导者声誉鹊起。战后的最初十五年，即1945-1960年，是李德尔·哈特理论研究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战争历史方面，他广泛地走访参战的各个层面，甚至直入战俘营和古德里安交流坦克战术的心得，而且还把隆美尔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编辑整理，于1953年出版了《隆美尔文件》；这些工作都为他后来写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战争理论方面，李德尔·哈特发表了许多文章，数次修订了《战略论》，并出版了《战争的变革》（1946年）、《西方的防务》（1950年）和《威慑或防御》（1960年）等三部论文集，就核战争、有限战争、核时代的防务政策和战略等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军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1970年辞世之前，他又完成了历时20余年才得以问世的历史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书被公认为从军事方面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权威的著作。1963年，他与富勒同被授予奖给对军事历史作出卓越贡献者的“切斯尼纪念奖章”。
第二节、名垂青史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
其实，提到李德尔·哈特，人们都会联想到他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和“间接路线”的战略理论。但是，就军事理论的研究来分析，严格意义上说哈特应当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积极倡导者或者是补充者，真正提出“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是富勒（这一点我在随后将论述到）。在哈特有影响的著作中，并没有象富勒那样系统而且集中地论述机械化战争理论。即便如此，他对机械化战争理论传播的贡献却是当时无人可及的。然而，就算他在机械化战争理论中扮演的是一个宣传者的角色，他也有足够的资格与富勒被并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战略家。因为他那部经典之作《战略论》所产生的影响也决不亚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在书中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总结了人类历史上若干次决定性会战中，使用“间接路线”获得胜利的经验，并进而对西方数百年来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提出了质疑和革新的观念。那什么是“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呢？哈特自己这样来解释：“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 但是哈特的这个定义给那些没有读过他原著的人毕竟是有些模糊的印象，对一种战略思想的定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的。法国军事理论家薄富尔将军对之专门作了诠释：“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李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间接路线战略）。” 我想，薄富尔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地告诉我们其战略的实质。当然，他强调的“间接手段战略”的提法，倒更可称之为一种战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即：现代战争的艺术贯穿了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两层面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现代的军事战略理论家也必须要有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理念。这也正是时至今日为何称军事评论家的人多，而称军事战略家的人寥寥无几的原因吧！
哈特的这部著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就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即他列举的使用“间接路线战略”的战例，后一部分则是对战略性质、概念、原则、方法的探讨。我们发现哈特列举的战例都属于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战争。这反而使我们不由自主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对于这些人们已谈论得烂熟、研究得透彻的战事前贤们就没有得出过同哈特相近的结论？哈特的理论有没有牵强附会的嫌疑？这确实也是哈特这条理论倍受争议的地方！在俄译本前言中，前苏联陆军中将克拉西利尼科夫就指出作者对间接路线战略的概念解释过于宽泛，使直接战略显得一无是处。“很明显，李德尔·哈特想要把作战中的许多条原则统统装到一条永恒不变的、也就是他空想出来的原则里面去。” 苏联将军的批评自有其合理性。那我们再看一看哈特本人对战争中有争议的间接战略是如何解释的。克拉西利尼科夫曾指责哈特在分析马尔波罗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不愿在大陆上与法国人长期拼消耗，主动退出战争时，牵强错误地将其归为间接路线因素的使然。而哈特的原文是这样：“1710年，战争陷入了僵局。法军建立起一条从瓦郎西延直到海岸边上的“特强防线”，把马尔波罗阻止住了。同时，他的政敌找到了损害他威望的新借口，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幸运女神对于那些糟踏她的恩赐的人们，是决不会加以饶恕的。1711年，尤金亲王的军队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召回国。马尔波罗不得不单个地对付一个实力远为强大的敌人。他的兵力过于单薄，不可能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便充分发挥他的军事艺术手段，粉碎了法国人对于其“特强防线”不可攻克的夸大宣传。这一次，马尔波罗特别成功地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他使用各种机动，时而迷惑敌人，时而欺骗敌人，终于不发一枪便穿过了法国的这一道防线。” 当然，哈特并没有清楚地讲明马尔波罗具体实施“间接战略”的过程和方式，这从内容上而言，的确有含糊的地方。可是，当我们从作者整部著作，尤其是第二部分专门论述战略思想的内容联系起来看时。我们就能理解哈特使用间接战略这种表达的深意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克拉西利尼科夫所理解的间接路线战略只是薄富尔提到的间接手段战略或间接战术。而哈特通过马尔波罗的事例要带给我们的印象是：“间接路线战略，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突然性三者的紧密结合。” “通过这样的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个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于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总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 “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的。这种“间接路线”，可能是预先谋划的，也可能是偶然采取的。正如分析表明，这种战略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薄富尔的解释也许更能使我们明白其实质：“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所以，我们这才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李德尔·哈特的声名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为人所推崇，在欧美的军事院校中，间接战略成为理论必修课。人们不是不知道，李德尔·哈特的论证中有着不少失当之处，也不是不清楚哈特的理论本身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世人从他的思想里得到对现代战争战略的一种启发却是历史性的。应该说，在西方军事理论中对战争的认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以战斗中争胜为主要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流血再多也不足惜，战争的目的反倒因此而模糊。但是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却把人们从那个无条件争胜的怪圈中指引出来。二战后的有限战争理论追根溯源，也离不开间接战略的启蒙。因而，我们反过来也才不难理解，哈特为什么会在书的第二部分不惜笔墨地讲述战略的概念，尤其是大战略的概念；甚至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来批驳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讲间接路线战略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就是我们把它放到眼下的美伊战争中来观察。也是极富现实意义的。从战争爆发的十多天的过程来看，美伊双方都在试图实现间接战略的效果。伊拉克方面吸取了海湾战争正面溃败的教训，始终把主力隐藏起来，在主要城市实行近距离的游击战，在开阔地带放美军长驱直入。这一招取得了明显效果，美国人连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都没拿下时，就已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困难。美国方面运用间接战略的热情不亚于伊拉克，他们一开始就从多个方向，由陆海空实施战略攻击；并且通过各种外交努力试图在伊拉克的四周开辟新的战线，同时使用各种手段对伊拉克展开心理战；当伊拉克的游击部队活跃在各交火的大城市时，美军也不贸然行事，并及时调整战略，寻求伊方的弱点。战争双方都在实践间接路线战略。再举一个例子也能说明哈特战略思想的影响力，就算前苏联怎样批判和贬低李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也不妨碍他们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李德尔·哈特，并且很早就将他的著作翻译过来。甚至在他们自己编的军事科学书籍中，在解释二战前期英法军队于西线静坐不战时，也以其遵循间接路线战略为解释的原由。在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家眼中，哈特的间接路线战略简直就成了西方现代战略思想的代名词。 这两个事例都是哈特间接路线战略影响力所在的生动证明。
机械化战争理论的传播与间接战略的提出足以奠定李德尔.哈特作为战略家的地位。他的大战略观点现在已发展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而且同富勒一样，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八条作战原则：选择目标、牢记目标、选择间接路线、沿间接路线行动、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方几个目标的作战线、作战计划和部署需灵活、不攻有备之敌、二次攻击应改变进攻路线和部署。他又把自己的作战原则归接为一句话，即集中己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应该说哈特的作战原则同富勒的九条原则相比有相近之处，但是哈特对作战原则的提炼和表述更多地来自历史经验。如他归结的集中己方兵力，分散敌方兵力，实际上是拿破仑常用的作战原则。这大概是由于他军旅生涯较短，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记者度过。相比于以少将军衔退役的富勒他可能在具体战术上的把握更生疏一些。但这一切都不碍他的战略思想的光芒。 第四章、盖棺未必定论—富勒与哈特之比较
第一节、理论冲突之焦点——克劳塞维茨 不列颠民族在二十世纪非常有幸地同时拥有两位军事思想的巨匠，今天，他们在很多场合还是被相提并论的──机械化战争理论、有限战争理论等等。甚至在英国三军学会颁发切斯尼奖时，他们也是同时接受。实际上，两人之间的交往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他们开始的关系既象合作者又象朋友，年长的富勒对机械化战争理论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感染和影响了哈特，当然哈特对机械化战争态度的日趋坚定也有他对一战反思的结果。哈特还曾以学生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富勒，把自己的著作拿去让富勒指点。但他门之间在学术上的合作仅限于机械化战争理论。尽管他们对战争和战略目的的追思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学术上两人的距离始终是保持着的,用富勒的话来说就是“是伙伴似的而非合作似的”。 那他们在军事思想上倒底有什么相异之处呢？
也许他们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对克劳塞维茨的态度。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研究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原则时都受到了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富勒在《战争指导》一书中仍尊称克氏为“战略之父”，而哈特在《战略论》中却大力批判克氏的战争一定要流血的观点。钮先钟先生把他们对克氏态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哈特对《战争论》看得不够透彻，没有象富勒那样领会更深。我认为这种断言有点武断，哈特之所以对克氏的理论持比较激进的批评态度主要是出于对传统战略思想的反动。正如我前面已论述到的，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就是要避免克氏倡导的决定性会战，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目标。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也沿袭克氏的观点，那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充其量只能成为战术一级的间接手段。我们可从哈特的原句中看到这种因素：“‘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把这条原则变成教条，主要是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过分强调了陆军的作用，因而未能正确估计海军的意义。他的眼光显得相当近视，就在战争的机器时代已经敞开大门的时候，他还在宣扬自己的信念，说什么数量的优势仍在与日俱增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信条”增长了一般军人本能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不敢相信机械的发明有创立新型优势的可能性”。“在为军事目标下定义的时候，克劳塞维茨曾使自己的战略趋向于纯粹的形式逻辑。”“他写道：‘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至少在理论上必须这样”。“克劳塞维茨尽量颂扬‘绝对’战争的观念。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阐述，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有害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富勒也对克劳塞维茨提出了较多批评的：“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 我们从哈特和富勒对克劳塞维茨批评言论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其实两者的观点有很多相近之处。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反响，主要正是因为哈特必须否定当时流行和主导的“绝对战争”的观念，不破则难立。再加上哈特在批评克氏理论同时也牵涉进了一大批人，这样一来，对克氏之批评自然尤为显眼。反观富勒，我们知道《战争指导》一书并不象《战略论》那样很明显地要确立一种新观点。富勒更多的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他看待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尽管有不敢苟同的地方；但他决不会视其为非要拔去的肉中刺。他宁愿承认克氏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条件下的合理性；宁愿把人类的军事思想史看成是一个演进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中得出一种结论，而不是象哈特那样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克氏思想的反动，我们直到今天还不敢评定其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今实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应用过程中，李德尔·哈特的理论更普遍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富勒与哈特在战略理论上还有一点分歧就是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克劳塞维茨思想分歧的延伸。我已经在前面分析过，富勒对战争的结果讲求一个经济的收益，但他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却不象哈特那样极端的反对。他研究军事历史的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原名就是《决定性会战》。富勒虽然倡导机械化战争以代替当时盛行的阵地战和包围作战方式，但他对机械化部队仍能以低代价取得决定性战果持肯定态度。富勒在《装甲战》中就写道：“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我的听众承认现有的军事原则，而不予以修正，并在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战争时，把这些原则作为他们必须学习的主要内容。” 他的战略目的就是要达到“瘫痪”敌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富勒对决定性会战的态度也不象早年倡导机械化战争是那样坚定了。尤其他在《西洋世界军事史》的最后修订版中曾对战争的形式作了与他从前很不一样的评论：“一切的意义不过是说某一种战争形式过时了，于是由另一种取而代之。” 从李德尔·哈特的角度来看，他也未必是绝对地反对决定性会战。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在没有力量或时机赢得一场决定性会战时应尽量避免它——“如果不预先使对方发生动摇，丧失平衡，那么要想把敌人打倒在地，就不得不同对方作紧张的较量，因而过多地耗费力量。采取这样的斗争方法，要想夺取胜利，那就必须在力量上大大超过敌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常常是最后打败敌人的一个重要前提。” 他还从大战略的角度强调政治目的才是大战略的最终目的，军人就是要跳出本位的思考以军事战略服从国家战略，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决定性会战的地位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军事目标只不过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 不过，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对比两为理论家的观点，实际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德尔·哈特与富勒在“决定性会战”上的分歧，只是对其重要程度上的认同差异而已，并不是某些人提到的截然对立。
第二节、气质与伟人
其实，比较富勒与哈特在理论上的差异实在一件琐碎的事，尤其是关于一些由于两人不同的背景而导致两人在一些基本的军事见解和战术修养上的不同，更不如比较两人个性上的差异能说明问题。的确，富勒和哈特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富勒是受正规军事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职业军人；而李德尔.哈特则只在大学读了不到一年时间，又是不顾父母反对为理想而直接参军，其后又成为自由职业者，甚至一度还成为政治家的私人顾问。可以说，哈特的经历要比富勒复杂得多。两人的性格受其经历的打造，明显表现出不同。富勒比较严肃、沉稳、孤僻、尖刻，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气质；而哈特比较活泼、冲动、机警、圆滑，十足的中小知识分子的性格。但两人之间却存在一种极为重要的共性──执着，这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两人的影响和地位直到今天都被争论不已，但基本上有一个趋势，即富勒的影响和地位正在军事理论界的评价中超过哈特。要知道，早些时候，富勒的声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埋没的。这可能与他孤僻、尖刻、不善表达的性格特征有关，也可能与他不合时宜的政治态度倾向有关。他曾因写《战争科学基础》一书因语言尖刻引来一片反感，以至于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公开抱怨：“有两类人我们从都不会将他视为朋友并与之交往。一类是那些诽谤和抱怨比自己高明的人的人，另一类是那些以为自己读过一点军事历史就认为其他人都一无所知的人。富勒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 哈特在肯定了富勒的见地同时，也提醒富勒在表达上的方式。哈特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做得比富勒成功。即便当时哈特对军事理论的祖师爷克劳塞维茨作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也是以一个富有热情和朝气的军事理论的改革家为世人所接受。由于德军名将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对李德尔·哈特的推崇，他的声名在在军界由为受人尊重。特别是在二战中德国人将机械化作战演绎得光彩四射，作为机械化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一个被敌方著名将领极为推崇的人，哈特自然是声名远扬。他生前所获得的荣耀远远胜过了富勒，尤其是二战才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从现实的反思中直接到哈特那里寻得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的答案。相比之下，一直默默写书的富勒便黯然不少。但是随着富勒的著作一部部被世人所仔细研读，并被奉为经典，这为装甲战之父的成就渐渐为人所知。富勒留下了四十五本著作，这其中有多本已被列入经典，尤其是军事理论界已认识到富勒理论基础的扎实、思想的连贯、战略体系构架的完备。而相比之下，李德尔.哈特的三十六部著作中只有《战略论》最有影响。另外，他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从其内容来看，更应视其为一部杰出的军事历史著作，而不是军事战略理论的著作。专门研究这二人的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布雷安·霍尔登·瑞德这样评说二人：“我认为就一位思想家的眼界、创造性以及思想深度而言，富勒是两者中更杰出的一位。” 伴随着富勒声誉大振的同时，李德尔·哈特却开始饱受非议。有人批评哈特的见解过于肤浅，他的很多机械化战争理论是在抄袭富勒……其实，哈特自己从未否定过他从富勒那里吸取过思想与经验；即便在哈特声誉最辉煌的时候，他也认为富勒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先驱，并对富勒的每部著作都大加推崇。在他们生前并没有我们所理解的两个处于荣誉焦点的人之间的那种“瑜亮之感”，倒是在他们去世后充满了种种谣传，真可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而钮先钟先生对他们的比较评价却更体现出东方人的见解：“李德尔·哈特非常人也。他虽然是由于富勒的指导，在学问和思考上才能更上层楼，进入新境界，但最后他还是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立宗派。李德尔.哈特在思想上虽以富勒为源头，但并不受其限制，他有其独立的路线，于是终成一代大师，取得与富勒分庭抗礼的地位。” 尽管我们说，对他们的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表达，二人确实也是各有优缺点。而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们各自的地位还会有起伏，但我们必须以历史事实来说话。尊其二人为二十世纪的战略大师应该是没人反对的。他们是历史造就的雄才，也是改变了历史的雄才！
我们在探讨富勒与李德尔·哈特的不同之处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最为相近的一面。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他们二人朝一个方向的努力，二十世纪的军事理论在同古典军事理论的交锋中未必能获得如此彻底的成功；人们也很难说得出今天的世界战略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他们惊人的相似并不是在于他们身世或理论上的相似，他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产生出来的那种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惊人的创造力的相似才是最具决定性和戏剧性的。戏剧性的编著者不是莎士比亚，而是历史！富勒说：“战争是个历史的问题”， 哈特说“历史是实际的经验”。 实际上这就已经在回答我们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马克布·洛赫的提问。拿破仑老早就告诉我们要在历史中去获得战略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战略家是无法离开历史而思考的。在富勒和哈特最初的眼光中，现实就是要避免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的重演！富勒一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中，研究军事历史的占了一半以上，尤以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和《战争指导》最为成功；哈特研究军事历史的著作也许比富勒要少，但他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战略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却都是军事历史研究的成果。尽管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富勒主张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出结论；哈特更善于用历史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两种态度只是个性差异的结果而已。但两人对于历史的倚重却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称两者均为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创立者也不为过。
第五章、十世纪军事理论革命的先驱 二十世纪世纪是人类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世纪，战争暨军事观念也不例外。反映了人类战争观念的军事理论正是变革的主体。但是这种变革称得上一种革命吗？我想熟知二十世纪历史的人都会持肯定的回答。就象库恩提出的“科学中的革命”一样，军事思想领域的革命同样符合那种“范式”。可以想象得到，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二十世纪，所意味着什么？尽管战争的破坏性是相似的，然而，战争的过程和结果确是截然不同的。抛开战争的残酷不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孙子早就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按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争就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极端的政治”。 于是，战争的理论也应该是同一系列政治、经济理论一样反映了人类对一种社会现象的认识。这是我们战争观的最基本的原则，这条原则是千百年都改变不了的。富勒与李德尔·哈特都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进行他们的军事思想的理论探索的。因此，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指出军事理论领域的革命并不是要将旧的理论框架完全推翻或打破，而是在吸取过去经验、分析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观念的引入和更新。而且军事理论的革命必须是有现实条件基础的。如果没有，则只能是空谈。麦尼尔在《竞逐富强》一书中就指出：西方并不是一种先有现代的价值观、人生观才产生现代政治、社会制度，才出现工业文明。实际上，它在思想、宗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通过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强烈刺激与相互作用而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 因而，富勒与哈特在军事理论领域的革命也是生产力革命、社会革命的必然。
那军事理论革命的背景和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曾探讨过英国军事理论与军事战略的背景及沿革。当我们在世界军事领域这个更大的平台上来审视时，情形又是不同。我们知道，东方的军事理论以古代中国为代表，而西方的军事理论则是西方各国军事战略家和统帅互补的结晶。从亚历山大、凯撒时期开始，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都谈不上系统的军事战略思想，军事理论的体系显然也是不存在。虽然罗马时代、中世纪、启蒙时期的作战方式都大不一样，但进行战争的原则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对数量、火力、地形、、队形的倚重是相似或相近的，最多再加上士气、将领的机智沉着等偶然性因素。这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就称为“角力”的战斗，也就是硬碰硬的会战，在这里充其量只有战术上的运用，很难谈得上军事战略的运筹。军事理论自然也无存在的价值，就算有，实际意义也不大。但到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军队装备和武器的变化，火炮和步枪的威力逐渐成为战争中主要依赖的手段，如何配置火力又成为日益重要的步骤。其次是军队的规模和组成的变化，革命战争实行了全民的动员，一次在战场上投入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士兵也由雇佣兵、贵族变成了市民、农民等等，对于这些非职业军人，需要以高度加强的管理和训练机制以及高效率的组织、调动来使用和控制。还有就是军队的编制和后勤制度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雇佣军不需要专门的后勤保障队伍，靠掠夺或是自备补给品，来实现军队的补给；但大规模征来的义务兵则不可能从地方掠夺或通过自备来解决后勤供应问题，于是专门从事后勤保障的人员出现并被列入军队编制。正是这些现实的战争因素的改变使得人们去从事战争的方法和观念发生了改变。在法国、普鲁士的军队里出现了参谋人员和参谋部，这也表明了战争已进入了统筹规划的层次，组织和行动的理论成为一种需要。战争已成为一门艺术或者科学！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作为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提出战争战略理论的人而名垂青史。应该说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一次巨变，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一次军事理论或军事思想的革命，或者称其为一种开创性的革命。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理论的革命。这个时期军事理论革命产生的成果主要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若米尼《战争的艺术》，以及拿破仑的一些语录等等。这些成果除了讨论战争的性质、目的外还涉及到战争的攻防和战术等问题，而决定性会战和歼灭战的概念也是那个时候引入的。当时的欧洲各国包括美国都对这套经过拿破仑战争检验的战略理论深信不已。尽管后来德国的老毛奇又发展了快速迂回的包围战略，德尔布鲁克又提出了以阵地战为基础的消耗战略，而法国的福熙提出了进攻战的理论，美国的马汉提出了海上决定性会战的海军战略；但这一切都是以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框架为指导方针的。简言之，也就是要通过利用步兵在战场上实施机动达到包围或击溃敌军，彻底毁灭对方的武装力量，完成战略目的。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被尊为评价战略的唯一信条。德意志的统一战争中这一信条似乎又得到了完整的证明。然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现代通信和交通工具纷纷出现，军事领域也迅速感受到物质进步带来的变革。但还沉浸在克氏理论和近代会战理论辉煌里的各国军队都缺乏对技术变革而带来军事领域变革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富勒和哈特还要晚上好些年才出现。也许，最直接的诱因正是一项小小的技术革新──机枪应用到战场上。这一下就改变了攻防之间的平衡，参战各国最初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每个国家都得到的是记忆犹新的灾难；在凡尔登是德国，在马恩河是法国，而在索姆河则是英国，在喀尔巴阡是俄国，在卡普里托是意大利。堑壕虽然可以防避机枪和炮火，但它本身的存在也是对战争目的实现的妨碍。于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在这里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一种用来重新填补平衡的武器出现了—─那就是坦克。尽管在一战中对它的使用及效果就已引起广泛争论，但是谁也不曾想到新的平衡并未由于“机枪破坏器”——坦克的出现而实现。坦克的集中使用，引起的是倒向进攻方的更大的不平衡。在这些不平衡之中，旧式的战略思想是无法来填补理论的空隙的。于是富勒、李德尔.哈特等人只有在突破旧的理论框架体制后才能寻得真正有效的战略战术指导理论，飞机，导弹的出现带来的效应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整个二十世纪，在军事领域就是在上演一项项技术在进步，一个个平衡被打破，一条条战略理论在修正或诞生。单从技术上而言，战争也在随着人类的进步而进步。由于这种理论的变革是一浪接一浪，来势迅猛的，每一个身临其中的人都难免有想有一翻作为的想法。但是，在这理论的革命之中，只有那些不为某一种理论，某一种观念束缚住手脚，遮挡住视野的人才有可能有所作为。其实，与富勒和哈特同时代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坦克的使用持肯定或支持的态度，但是他们始终没能成就一翻功业，而唯有哈特和富勒达到了。这正是因为他们思考的不仅仅局限在坦克使用本身，而是在考虑怎样利用它来推动战争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他们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现在，还包括了过去与未来。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军事理论革命就是靠这样的人推动的，除了哈特和富勒，还有在空战理论领域的米切尔、杜黑，特伦查德等人，他们面对新技术的态度绝对不是只要好奇心满足了就知足。他们的思考早已超越时空。这才是战略家的素质。此外，作为军事理论革命的先驱，他们都必然会有旧的体制和观念发生正面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意志和坚忍不拔的信念也是他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可见，虽然时代和机遇把他们推到了历史的前列，但要真正具备了伟人而非常人素质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伟人！
结语
富勒、李德尔·哈特在这场我们称之为第二次军事理论革命的潮流中能证明他们价值的理由还在于他们的理论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期乃至今天都还在广泛适用。也就是说，他们的理论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军事史上也有不少的人曾因某种观点或见解闻名一时，但终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变得湮没无闻。富勒和哈特提出的有限战争的观点、机械化战争理论、间接路线的战略思想，至今仍不过时，甚至还在发展之中。即便我们今天处在核武器和信息战的时代，我们也无法找到比富勒和哈特的思想更有影响力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我们缺乏一种创造新理论、新战略的人所致吗？不是，富勒和哈特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理论，还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和态度。这一点需要我们把他们读通，读懂后才能领会。在富勒生前就有人推他为“战略之父”但他却谦逊地拒绝，也有人把他的《战争指导》奉为超越《战争论》的杰作，他反倒指出他受克氏影响之深，他书中最重要的的一章正是论述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一章！然而，不管富勒怎样回避这个问题。在今天，他的思想已毫无疑问地发挥着当年克氏对其时代所能施加的影响，他的声名也早已列入军事史上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伟人之列。
我们来看世人如何来评价他在这场军事革命中的价值。英国人布雷安·霍尔登·瑞德这样评说：“与1914年以前的英国军事理论界停滞的、谨小慎微的、狭隘的理论著作相比，富勒在1918年以后所引发和推动的很多理论家（不止李德尔．哈特）的大争论，实实在在地掀起了一场英国军事思想的革命。”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却说富勒是“机器时代最有远见的思想家”。 对于李德尔哈特这位与富勒“在追求军事进步之十字军” 中的战友，同样具有二十世纪最伟大战略家的声望。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的伊格尔·扬丁将军称：“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 哈特还被以色列人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军事专家”、“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理论教皇”等。美国总统肯尼迪说：“没有比李德尔﹒哈特更值得尊敬的军事问题专家了。在过去20年里，表明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富有预见性。他的预言和警告都是正确的。” 是的，伟人对伟人的评价就足以说明一切！
至此，我在本文序言中提到的几个问题都有了答案。然而，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更希望在讨论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又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在富勒和哈特之前，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第一流的军事理论家，而在二十世纪，同时就产生了两位世界一流的军事理论家；然而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地位在国内所受到的重视和推崇远不如在国外（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道这种命运是所有开创人类文明的伟人的共同的命运？当他们的理论在将来的某一天，对现实的影响已失去了大部分指导作用时，人们又会怎样评价他们？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人却日益体制化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或者是还要等多长时间，才会看到象他们这样的时代的伟人诞生？最后，我想套用歌德的一句话——“理论总是灰色的，惟有思想之树才会常青”！ 参考文献
中文书目：
国内著作：
1、钮先钟：《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王凯：《富勒》，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周小宁：《二十世纪攻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阎铸：《军事战略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孙晓文：《从列岛向世界出击．英国军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陈刚：《西方精神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8、郑文翰：《军事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军事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
10、李丙彦、孙兢：《军事谋略学》，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1、《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
12、安田：《现代有限战争的理论与战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3、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吴春秋：《论大战略与世界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
译著：
1、[英]富勒：《恺撒大帝》，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
2、[英]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3、[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
4、[英]富勒：《装甲战》，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5、[英]李德尔·哈特：《战略论》，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6、[英]李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7、[英]李德尔·哈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英]李德尔·哈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
9、[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10、[美]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11、[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12、[英]爱伯特·西顿：《苏德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3、[英]布赖恩·拉平：《帝国斜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5、[美]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加]阿兰·D·英格利施等：《变化中的战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苏]《战争艺术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1999年版。
19、[瑞士]若米尼等：《西方战略经典》，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20、[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1、[德]古德里安：《坦克——前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英文书目：
1. Anthony,Beevor,Inside the british Army( London:Chatto and Windus ,1990).
2. Barnett,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Allen and Unwin, 1960).
3. Brian,Bond,Liddell,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London:Cassell Press, 1977).
4． Brian,Holden Reid,Studies in British Military Thought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8).
5． Christopher,Coker, War and the 20th Century (Brassey’s Press,1994).
6． Field Marshal,Lord Carver, Britain’s Army in the 20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 1998).
7． J．F．C．Fuller ,What Would be the Character of a New War (London:Victor Gollancz ,1933).
8． J.M.Bourne, Britain and the Great War,1914-1918 (E.Arnold Press,1989).
9．Lorry,H Addington,The Patterns of War scie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Mary,Kaldor,New and Old Wars(Polity Press,1999).
11．Maurice,British Strategy(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
12．Peter,Catterall and C.J.Morris,Britain and the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in Europe,1918-1945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
13．Philip.K.Lawrence,Modernity and War,The Creed of Absolute Vilence (Macmillan Press LTD,1997).
14．Rene,Albrecht-Carrie,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Harper and Row,Publishers,Inc.,1973).
15．R.G.Collingwood,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 Books LTD.,1999).
16．Robert,H Larson,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Theory of Armoured Warfare (Lodon: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1984).
17．Robert,J O’Neill, Sir Basil Liddell Hart (Australian Army Journal,1970).
18．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29 ,1989.
19．Tuvia,Ben-Moshe,Churchill:strategy and history(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20．Winston,S Churchill, My Early Life (London:Fontana Press,1965).
电子书目：
1．[美]奥利沙文：《战争地理学》，
 http://warstudy.com/theory/modern/war_geography/index.xm。
2．[法]薄富尔：《战略入门》，
http://warstudy.com/theory/modern/strategy_entrance/004.xml。 3．[英]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http://warstudy.com/theory/modern/eurowar/index.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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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6-12 23: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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