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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逆史读袁 前几天书荒在坐公交的时候用手机重看了下《窃明》，然后顺手搜了搜资料，就发现了这篇文。目前感觉，这篇要算是网上争论里面写的最靠谱的了，似乎也查了不少原始史料，所以转帖下 http://blog.ifeng.com/2257675-1.html ps，虽然名字里面有袁，但是实际上似乎主要目的是黑孙承宗，直接的起因则是因为当年明月在某本畅销书里的胡言乱语，具体手段则是捧王在晋来黑孙承宗，顺便也就黑了袁 个人读后感：姑且不论王在晋孙承宗谁是谁非，因为虽然积极派把事情搞砸了，但也不能说消极派就牛X；但是，基本上《明史》可以肯定是渣人写的了 呃，发现这个似乎缘起于凤凰网的某个专题“袁崇焕是不是“御边干臣”，而这个专题又源于《窃明》卷起的风波： 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paohongyanchongnian4/ 顺便贴张地图： http://img.ifeng.com/tres/news/msn/081030liusong04.jpg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4-16 10:31: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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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前 言  千年以来，都是谁人在著史？  帝王将相？  英豪雄杰？  史官文豪？  还是听命于朝廷的御用文人？  翻开史书，多少个春秋的王朝兴衰、成王败寇跃然纸上。可这些史文，究竟是谁在写？前朝的历史，在后朝，又是什么人在负责评说？  上千年的历史，通常流传于史书、演义、小说之中。  演义多来自史书，但比史书更花俏；  小说多来自演义，但比演义更细腻；  然而，比演义更真实，比小说更精彩，比史书更震撼的，是揭露伪史后所能窥见的历史真相！  本文的讲述，  没有江山美人，  没有穿越、玄幻，  只有真实的历史，以及追踪探秘、显影真相的历程。  明末的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灾变横行、政局动荡、战火纷飞，一大票“忠臣良将”忙活了半天，结果还是亡了，可到底是怎么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万历怠政，也有人说是崇祯给折腾的，还有人说是天道亡明、大明气数已尽，总之看似辜负了一干“忠臣良将”，盛传为自毁长城而亡。  一位帝师、名臣，镇辽四年，都以为他兵法谋略俱佳，堪称大能，他“修宁远、守辽土”，建设了连绵数百里的“关宁锦防线”，许久以来都被人称道，但实际上却是祸国殃民之策。这位阁老的下台，在后世的解读中，多被认为是魏忠贤搞的鬼，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牵强附会的八卦而已。  一个能力不足的小吏，却精通奇巧的钻营，同时更善于阿谀奉承。他曾历经两次大战，均被列为“大捷”，流传后世、颂扬至今，但其实两次都是“大劫”。  一位四朝*，三朝重臣，曾在京运筹帷幄，军旅经验也极为丰富，眼光卓绝，经常是一语破的，早早的就能预见到后果，可后世却纷纷流传，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废柴。  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它曾被人预见到，可是为什么却没能被避免？  那条“关宁锦防线”在明末究竟起到了什么怎样的作用？  一场载入史册的大战，胜负却至今都争论不休，其中原因何在？  相传一位纵横疆场数十年的统帅，在一场战役中负伤而亡，传闻流转了数百年，究竟是否真有其事？  ……  关于以上这一切，以及更多的谜团和疑问，在后世都曾被多位名家解读过，其中有名满江湖的武林盟主金庸金大侠，也有身为北京满学会会长的百家讲坛名角阎崇年老先生，更有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的“心灵历史”一派的开山鼻祖当年明月。  关于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三位名家的解读是否正确，而历史真相又是否果如史书中所载，我们都将在文中详述。  【注：本文的参考书目，主要以原始文档为主，主要包括《明熹宗实录》、《崇祯长编》、《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三朝辽事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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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序  序一 五星级的忽悠事件 曾听某网编辑说，“草根”一词并不是人见人爱，当时有些不解，想来这贩夫走卒、升斗小民的，不都是草根吗？在社会上闯荡，混了点儿江湖习气的，有时还被称为“草莽”，相比之下“草根”貌似还温和一些，也没什么不好的不过，后来仔细一想就明白了，毕竟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被定义为“草根”，许多就心有不甘了，因此不少人多用“民间”来代替，什么“民间学者”、“民间科学家”、“民间专家”之类的。       不过，我等草根认为，其实“民间”二字是一种很宋江的心态，就是总期盼着哪天能被招安，然后摘了“民间”的帽子，而正式的飞身专家之列。内域*这种心态的背景是复杂的，首先是深切的自卑感，又因为自卑而产生了强烈的压迫感，再加上几分虚荣，便催生了这种强烈的宋江意识。       可是，我等草根反倒认为，“草根”一词对人而言，其实是非常舒缓的，很有减压的效果，而所谓专家、教授、名家、大家、民科等等，都是些带高压的称谓，尤其是“民科”，算得上是超高压。因为专家学者要是错了，那最多也就是个治学不严谨，人家虽然没了“治”，但总还有“学”，而“民科”呢，本来就没有学术背景，再要是错了，不仅是不学无术，而且还是没有自知之明，何必呢？倘若是草根错了，那还是草根，能错到哪里去啊？当然，这种说法未免太浅，概括不了草根和专家之间的关系。       其实，专家之所以是专家，无非是因为他们能把草根看似高深的问题给解读出来，最终将高深的问题降低到以草根的资质都能明白的程度。当然，倘若专家的解读错了，那对草根就会形成误导，而如果专家是专门整人家草根的，安心要误导，那解读本身就演变成了忽悠。       而“忽悠”正是本文主题，本人的点评也多是围绕着，谁在搞忽悠，又是为了忽悠谁，谁又确实被忽悠了，这些内容而展开的。点评的方式也不同于以往的“超女快男”模式，不再是专家点评草根，而是草根点评专家，因为刚才已经讲过，能真正检验专家水平的，其实是草根都能明白的道理，所以专家的解读到底是什么水平，还得由草根说了算。       此外，在这场点评中，还有不少历史人物要参与进来，因为专家们解读的对象，正是这些历史人物，并且有不少误读、误导，其原因是先前另有一批专家曾经解读过他们，而其中就存在着相当的忽悠，因此现今被点评的这些专家，其实都是被先前那批专家给忽悠了的，所以此次点评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场专家忽悠专家的顶级忽悠事件，若是论忽悠指数，那恐怕足有五颗星之多。  第2卷 序 序二 御用文人功夫了得 在整个顶级忽悠事件中，核心的一位历史人物是袁崇焕，他是一个明末的，极富争议性的历史人物，并且身不由己的被卷入了一场持久的忽悠风暴中欲罢不能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袁崇焕开始就是从忽悠起家的，后来还又是以忽悠发了家，混到这种程度本是不错的，毕竟忽忽悠悠的就发了家，但他的命却不好，因为他碰到了比他还能忽悠的大忽悠，在尔虞我诈的忽悠场上，一招不慎就有被人当傻子糊弄的危险，一旦到了这步田地结果几乎都是全盘皆输，袁崇焕也不例外，所以他很无奈的走入了一个死弯——兵败、丢官、下狱、公审、被刮。       通常接下来等待袁崇焕的也似乎应该是一世的骂名，但事情却又因为“忽悠”而诡异的峰回路转了，这一切缘于另外一个大忽悠的出场，这斯出场以后用忽悠的方式改变了袁崇焕貌似已经盖棺定论的不良记录，此人就是乾隆。 作为这场忽悠的总导演，乾隆炒作这个题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袁崇焕定罪是证据确凿，而且祸也闯得不小，其情节恶劣，并影响深远，可以说袁崇焕是笨也笨到家了，栽也栽到家了，要想在这种资源非常是有限、空间也不够广阔的前提下，忽悠出一个惊天大逆转来确实不易。       另外，乾隆所要忽悠的人还不只是一般的贩夫走卒或升斗小民这些文字狱下的草民，关键的是要忽悠住后世的史学研究者们，应该说任务是艰巨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令人钦佩的是乾隆居然还真干出了点儿名堂，自乾隆朝的《明史袁崇焕传》之后，袁崇焕的风评就和明朝时期迥然不同了，其“光辉形象”延续至今都还有市场。       乾隆的诀窍就在于他忽悠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计谋——他说袁崇焕的死乃是因为崇祯被皇太极的反间计给忽悠了，因为被忽悠了所以崇祯错杀了袁崇焕。经乾隆这么一忽悠，袁崇焕那个本来已经盖棺定论的案子就生生的被忽悠成了冤假错案，于是袁崇焕在清朝御用文人编修的《明史》里摇身一变成了含冤屈死的“栋梁”。       《明史袁崇焕传》也因为将袁崇焕杜撰成了一个“含冤栋梁”而成为了忽悠的经典之作，在其中御用文人运用颠倒黑白的手法，把好些个事情，或掐头去尾，或断章取义，或凭空捏造，或修饰点染，总之大搞文过饰非的把戏，实属正宗的忽悠风范。       其实大家对“忽悠”想必并不陌生，但要能忽悠，会忽悠，忽悠得顺溜，忽悠得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那也确实需要一番过硬的功夫，在百度知道“忽悠”词条中有这么三条总结：       学习“忽悠”的条件：       一。要脸皮厚，不怕出丑。不怕挨骂，不怕当面揭穿骗局；       二。要心肠黑，骗人不论对象，逮谁骗谁，不论亲朋好友，男女老少，穷人富人甚残疾人；       三。要嘴巧，能把死人说活，丑人说美，大的说小，胖的说瘦，好的说坏，有的说无，方的说圆，长的说短……总之一张巧嘴必不可少。       编修《明史袁崇焕传》的御用文人们在恶劣的程度上就典型的属于以上这些类型，只不过他们的手法比一般的忽悠者高明很多，原因很简单，这些御用忽悠们的个个都是四书五经里泡过，诗词歌赋里游过的，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那也算是文化人了，这种人若是将满腹经纶化作锦绣文章那还算好，可若要是一门心思的搞花花肠子，暗地里挖陷阱、埋地雷的，就可怕了，要不怎么说就怕流氓有文化呢？       确切的说这帮编修《明史袁崇焕传》的御用文人忽悠的能耐还真不是盖的，虽然他们狡诈、无良，但事情办得还不错，起码突破了“能忽悠一时，不能忽悠一世”的界线，达到了“能忽悠一时，还能忽悠几世”的至高境界，一部《明史袁崇焕传》直到今天都还被好些历史研究者广为传颂。  第2卷 序 序三 后世大能小盘点 为了纪念《明史袁崇焕传》将“忽悠”进行到底的事迹，在点评的时候，我们会谈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研究者，以他们的作品为基础展示一下那帮无良的御用文人是如何忽悠后世的。内域*       后世历史研究者一号：金庸（武侠小说泰斗，也被尊称为“金大侠”或“查大侠”）       金庸，原名查良镛（zhāliángyōng，英：LouisCha），当代著名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代宗师”和“泰山北斗”。（百度知道）       相关作品——《碧血剑》后记《袁崇焕评传》。       后世历史研究者二号：阎崇年（当代袁崇焕问题研究专家）。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历史学者，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倡议并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相关作品——《袁崇焕传》、《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下。       后世历史研究者三号：当年明月（青年历史学者，心灵历史开创者）       当年明月，本名石悦，男，顺德海关公务员；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心灵历史开拓者，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目主持人，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08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百度知道）       相关作品——《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第七册。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以上相关作品跟袁崇焕其人其事的关系。作为后世的当今草根，我们接触袁崇焕这个历史人物，大致都是通过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碧血剑》，书中不仅将主人公袁承志描写为袁崇焕之子，而且还在书后有一个金庸自己撰写的《袁崇焕评传》。随着金庸的小说风靡大江南北之际，许多人便第一次接触到了袁崇焕。       第二个途径是CCTV10《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这是《百家讲坛》的当家花旦，红极一时，其中作者阎崇年对袁崇焕的叙述篇幅很大，描述也非常细致，倾注的情感更是非常人能比，毕竟这位老先生对袁崇焕的持续研究长达数十年，相关著作等身。许多热爱历史的草根朋友都因为阎老先生的作品而加深了对袁崇焕的印象。不过，《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对于袁崇焕的描写，大多都来自阎会长的另一部作品《袁崇焕传》。       第三个途径是红透了整个中国《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对袁崇焕的描写篇幅也颇多，袁崇焕从第六册196页出场，收场于第七册122页，期间的跨度达256页，约占《明朝那些事儿》一册至七册整个篇幅的八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明月写作《明朝那些事儿》之时，正是关于袁崇焕其人其事，在网路争论不休之际，当时正反双方激烈程度已进入白热化，对此当年明月也很关注，并声称将以个人的理解，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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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第一卷 重城之争 第一章 载入史册的掐架 明末，  天启二年，  山海关，一队由京城而来的官驾鱼贯而入，其中暂掌兵部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赫然在列。  史称（明史）朝廷派内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巡阅山海关（其实是来掐架的），孙大学士来到山海关后很有些气势汹汹（因为手里有上访材料），刚一落脚他便径直去找了辽东经略王在晋，还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王经略显然没有准备，几个照面下来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孙、王这段掐架的对白被载入了史册（明史），此后孙承宗一战成名，而王在晋则声名狼藉。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对白，史书（明史）上描写得绘声绘色：  孙承宗问，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就把现在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经略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大学士一听马上就发招了，反问王经略，新旧两城，四万加四万，就是八万人，你有这么多兵吗？其他地方还守不守？  再说，新旧两城相距八里，八里之内有旧城前的地雷和陷阱，倘若新城的守军败退下来，撤向旧城，那这些布置岂非成了给自家人准备下的？而若新城的溃军身后有追兵，那你是开门放他们进来，还是不开门把他们报销给敌军（闭关以委敌）[1]?  另外，如果新城能守住，那旧城用来干什么？（明显是重复建设）  王经略好像是有点儿懵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2]。  孙大人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气是因为王经略太笨，笑是因为没想到王经略笨成这样，兵法讲求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你王经略却先就把逃跑路线预备下了，那不是成心让新城守军贪生怕死吗？你王经略放弃了外围阵地（尽撤藩篱）不说，还退到关前八里来搞重复建设，并且搞成这样，怎么能保证京畿地区的安全？  于是，王经略被孙大人一通连珠炮打得彻底无语了。当然，也不排除是王经略只顾满地找牙而没有接上话，或者是被打掉了几颗门牙后发音有困难，总之谈话就此结束。（在晋无以难）  孙承宗此后备受推崇，曾被誉为“贤臣、廉臣、名臣、能臣、功臣”（阎会长语[3]），并被认为是“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的“积极进取型人物”（金大侠语[4]），最终升华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当年明月语[5]）  依照《明史》的记载，估计王经略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不过，假如那天地上真的有缝的话，恐怕里面钻的不是王经略，而是孙大学士……  原因很简单，因为孙、王二位这段载入史册（明史）的掐架，其实是孙承宗完败，只不过史书（明史）上把王在晋的反击掐掉了，这才显得孙承宗威风八面。  实际上就在孙承宗质疑那三座山寨之际，王在晋说了一番话，孙承宗当即就想到了钻地缝。  －－－－－－－－－－－－－－－－－－－－－－－－－－－－  [1]【《明史孙承宗传》“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2]【《明史孙承宗传》“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3]【《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4]【《袁崇焕评传》】  [5]【《明朝那些事儿》（六）】 第二章 孙大人哑口无言 王经略不紧不慢的告诉孙大人，这几万边兵都是老运动员了，特别擅长开溜（边兵善走），而且即便是有督战队也没用，虽说你能来一个杀一个，但杀还没杀几个，其他的就全都跑光了，如果真碰上强敌，那排在最后的督战队可能直接就改了前队，而且充当领跑[1]。介于这种情况，所以我用两城的设置来稳固军心，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2]。怎么打消呢？很简单，这新城其实就是死地，一旦进去了就只有死战到底[3]。  孙承宗这才恍然大悟，他发现自己上当了，彻底的上当了，王经略根本就是在设陷阱，而且还就盼着自己那通“为新兵设乎”、“开关延入乎”、“闭关以委敌乎”的连珠炮，因为这正是怎么能让新城成为死地的注解（直白一点的说，这旧城以及前面的地雷、陷阱其实代替了督战队），孙阁老顿时有点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感觉。  至于那三座山寨根本就是忽悠人的，不过是王经略让那四万边兵能安心进入新城的说辞，有了这个说辞，让那四万人进城比赶四万只鸭子还容易，而他孙阁部身为帝师，却竟然也和那帮头脑简单四肢并不太发达的边兵一样被王经略给耍了（都一样认为进了城还有退路），实在可笑、可气、可怜、可叹……  王经略这三言两语立马就让孙大学士彻底没了脾气，此时的孙阁部除了钻地缝以外，也就只剩下认栽一条道了，于是他在自己的奏章中奋笔疾书下几个字：  “臣遂无以应”[4]  另外，为了表示态度诚恳，在奏章里他还向天启帝报告，说自己开始一通乱打确实是因为误会了王经略，不过王在晋人很大度，始终一如既往的坦诚相待，自己很受教育：  “臣（孙承宗）时执偏见谓经臣（王在晋）议诚然”[5]  至此，孙阁老全然认栽，王经略点道为止，事情算是告一段落，孙、王二人这段掐架算是有了个了断，不过中了埋伏的孙阁老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但那是后话，这里我们先和《明史》作个了算。  《明史》关于孙、王二人掐架的对白依据是《三朝辽事实录》中孙承宗的一篇奏章，这篇奏章就是孙阁老巡阅山海关以后给天启帝打的调查报告，收录这份奏章的文献除《三朝辽事实录》以外，还有《明熹宗实录》和孙承宗的《高阳集》，当然也可以说有《明史》；不过，只有《三朝辽事实录》是详录，其他的都是摘录，《明史》则是乱录。  本来，《明史》的这部分记载[6]，显然是依据孙承宗奏章内容[7]转述的，其师徒名份是确立无疑的（因为三朝成书于明代，明史成书于清代），以下略作对比便一目了然：  三朝：“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  明史：“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三朝：“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  明史：“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  三朝：“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  明史：“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三朝：“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  明史：“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三朝：臣遂无以应。  明史：在晋无以难。  但是，《明史》在转述过程中有明显的改动，其中掐头去尾、添油加醋、偷梁换柱应有尽有。  首先，御用文人们杜撰出王在晋要用八万人守山海关，而且还有新兵，这一手估计是为孙阁老考虑，因为稍微再深一些的破绽，孙大人可能就瞧不出来了。  其次，他们省略去王经略坦然相告的内容，这是必须得，试想你王同学要这么精明强干，那孙老师又该怎么办？  最后，孙大人是肯定不能被问得哑口无言的，要哑口无言的也必须是王同学，所以他们把孙承宗所说的“臣遂无以应”直接篡改成了“在晋无以难”。  经过御用文人这么一番“编修”，全文意思和孙承宗奏章内容便有了天壤之别。  其实，《三朝辽事实录》史学价值有多高，在这里作为依据恰当与否，那都是学术问题，但是既然《明史》取用了《三朝辽事实录》的内容作为写史的依据，那就不应该在史文中又大加篡改，这种行径实在太过低劣，其所涉及的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和操守了。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故为两城以固其心。”】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5]【《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6]【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明史孙承宗传》】  [7]【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第三章 大能们的想象力 另外，为了将忽悠进行到底，《明史》在这里的叙述，除了篡改，还作了必要的裁剪。御用文人们在写史文的时候，把修“八里铺重城”的由来直接给掐掉了，这一手的效果是让许多后世研究者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八里铺重城”，以至于许多同学为此冥思苦想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  1、因为王在晋胆小，怕外围阵地修远了逃跑不方便，所以只在八里铺修城：  金庸：“……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1]  点评：如果王经略真的胆小，怕逃跑困难，那他完全有极正当理由可以不去守外围，因为他是统帅，并且职权范围涉及关内关外，而朝廷给他配的又是尚方宝剑（不是消息树），所以断然不会强制他去外围放哨的。  创意指数★★★☆  2、因为山海关没有使用高压电网，感觉很容易被攻破，用嘴啃都行，所以要修筑重城:  当年明月：“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2]  点评：王在晋显然没有见过高压电网，所以就无法通过与高压电网防卫能力的对比而得出必须修筑重城的结论，再说用嘴啃也是不现实的，后金士兵虽然善于在城墙上打洞，但也得借助工具，他们毕竟不是穿山甲。另外，袁崇焕一当督师，后金就打到北京附近，并攻占了山海关以内的数座城池，在没有山海关的护卫下，北京也没有“唾手可得”，所以有些结论不要下得那么死。  创意指数：★★★★☆  3、因为王在晋对局势估计过于悲观，所以只打算守山海关，故而修筑重关，闭门不出，画地为牢。  阎崇年：“王在晋上任之后，对于辽东的形势，估计过于悲观。他认为：第一，已经失去的土地，不能够再恢复。第二，关城以外土地，不必加以防卫。第三，要保卫京师，必先保卫山海关。然而如何防守山海关？……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消极防御，就是在山海关外八里处的八里铺筑城，增设重关，驻军4万，紧缩保守，以关守关；”[3]  点评：按照阎会长的叙述，王在晋是要放弃全辽，可惜王在晋当时却在谋划如何恢复全辽，而且声明自己并非是以关门自画：  王在晋题：“……今岁宜力修战具，俟气力全、甲兵备、粮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趋广宁，则广宁可袭也。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4]  因此怎么能说王在晋是因为想要放弃关外全境而所以固守重关呢？看来没有调查研究确实没有发言权。  创意指数：★★★★  虽然各位大能的分析可谓各有千秋，但其实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王在晋修筑“八里铺重城”的真正原因。 第四章 谎言背后有玄机 其实，王经略修筑“八里铺重城”的真正原因并不复杂，完全起因于一个局部的战术问题，那就是山海关修得有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某日，王经略抱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壮怀一登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可登高这么一望就傻眼了，一个劲儿的直犯嘀咕，心想这是谁的创意啊，有这样修城墙的吗？  古代城墙作为军事堡垒一般对城外都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可是山海关却反其道而行之，许多段城墙都修建于高岭之下。  随便派个兵站在这些城外的高岭之上，就可以将城内情形一览无余，手里若是多一把弓箭，一抬手就能射在城墙上，如果再要是架一门火炮，那城里的守军就得要找地洞钻了（防炮洞）。  所以，王在晋怎么看这城墙都像是给敌人设计的（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于是他特为此上疏陈情：  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缭垣于山是为边墙，而峰峦更高于垣数仞，贼如凭高击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间中辟为关，乃欢喜岭蜿蜒绵邈，紧抱关门，岭高于城，张弧决拾，矢达城楼，登岭下瞷，一城尽在目中。若架大炮，楼堞何能遮蔽。”[1]  在陈情谈及此事时，王经略很形象的用锅底来比喻了山海关关城的形状[2]。此时王大人手里本来就只剩几万溃兵了，若再被下到如锅底一般的城池里，那就好比是被扔到井里等着人来落石头。  介于山海关此时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冲边绝塞”，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于是王在晋立即组织现场工作组进行会商。开始有人提出能不能在这些高岭上修敌楼，王在晋想了想，给否了，因为这些孤立在城墙外的敌楼很难自保，一旦被敌军占据了，那可就真成敌人的楼了。  大家想来想去，别无他法，只有再修一道城墙，将这些高岭收于城墙以内才能保险，这就是“八里铺重城”的由来[3]。  这个方案一出炉立刻获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支持，《三朝辽事实录》上记载如下：  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4]  此时，这位在山海关视师的张尚书出来喊了一嗓子，本来也就是表达个意见，但没想到的是却又引发了另外一桩公案，不过那是后话，待会再说。  由于“经、督、枢”三巨头的一致同意，所以这个方案很快被付诸实施。首先是作出了预算规划，不过王在晋嫌这个预算规划太贵了，所以从四五百万两瘦身到九十三万两，并且还包括了衙舍、铳台、营房等等的修建费用，总体来说费效比还是不错的，虽然花费近百万，但却让山海关成为了堪称金汤固若、万世不拔的雄关天险[5]。  按说这方案专家组业已通过，工程预算也经审计完成，朝廷立即批复，经费都拨了一批下来，施工队都陆续进场开工了，事情是板上钉了钉，不应该再有什么变数了，可到最后还是发生了意外，因为袁崇焕来事儿了。  袁崇焕在《明史》里是个“忠肝义胆”的“光辉形象”，但其实他却很会玩阴的，他跳出来反对不说还把黑状告到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所以这才有了孙大学士手里的那份上访材料。  袁崇焕告状的材料里说，王在晋不顾众人反对独断专行，耗资百万去修“八里铺重城”，结果是“群议哄然”。[6]  实际情况是“群议”自然没有错的，但“哄然”却并不代表反对，只能说明讨论很热烈，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声援的、出主意的、赞赏的、嘉许的各有不同。  先有户科周希令提出与王在晋类似的计划[7]，他提出可由中前所入海口筑一边城到黄土岭，城墙约有十七里，算是出主意的。不过，此城造价颇高，估计是用了钢筋混凝土，十七里要四五百万（王在晋的三十七里才93万）。  此后兵科沈应时又复议他们二人的方案[8]，说两个都不错，算是声援的。  接下来兵科赖良佐又提出，可先修王在晋所提议的八里铺，等完成以后再修周希令的[9]。（果然是兵科的，军事上倒是有双保险，可惜缺乏经济头脑）  天启对王在晋的方案批注是“着该部议行”[10]，所谓“该部”就是兵部，此时兵部尚书张鹤鸣就在山海关，他和蓟辽总督王象乾也都赞同王在晋的提议[11]。  总结：  在明晰了八里铺重城计划出炉的来龙去脉以后，其实也就能够理解《明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大肆篡改、删减的良苦用心了。  《明史》的思路就是用杜撰出的低级错误（王在晋被问得哑口无言的那个）来证明八里铺重城计划有问题，以这个问题，来填补修筑重城的真实原因被掐掉后的真空，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给袁崇焕，找个合适的理由来反对修建八里铺重城，或者说以此来反衬袁崇焕的正确。  说得这么绕，好像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袁崇焕的反对根本没有道理，所以需要找些说辞来搪塞（有道理就不会编造谎言来粉饰，而被戳穿的谎言本身即是其没道理的铁证）。  －－－－－－－－－－－－－－－－－－－－－－－－－－－－－－－－  [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  [2]【《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高岭有乘墉之势，斗城如锅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势兵者之助也，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奴有战地，而我无守地。”】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二王在晋题关门形势疏：“……臣与同事诸臣谋之，有欲筑敌楼，先居高山、高岭者。夫敌楼孤峙，能击远不能击近，倘为贼所乘，则益助其凭高博击，而我失其所控御矣。有为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崇祯长编》卷十三兵部尚书王在晋言：“……科臣周希令议费四五百万金以固金汤，而科臣沈应时亦亟议筑起边城为山海屏蔽，臣核道、镇估工计费，谓湏银百万，盖并造衙舍、筑铳台、建营房之费尽入估数。”】  [6]【《崇祯长编》卷十三原任大学士孙承宗疏辩：“……适缺辽东经略，推侍郎王在晋以往。及在晋抵任，属道袁崇焕及两赞司移书故辅叶向高，言在晋去关八里以一百万之费，筑二十里重城，群议哄然，欲臣抵关一阅。”】  [7]【《三朝辽事实录》卷九户科周希令题称：“……莫若从中前所海口直接蓟镇黄土岭止，依山修筑，计工仅十七里”】  [8]【《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沈应时题称：“欲恃山海关为正边，比如经臣王在晋议。或从芝麻湾、或从八里铺筑边城……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从中前所筑起直接黄土岭尤为详密周备。”】  [9]【《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兵科赖良佐题称：“经臣议从三道关筑一边墙……待来年内城工毕，再集班军于中前所筑一边城，再添一重锁钥。大都采取职同官沈应时、周希令两臣之言，而兼用之。”】  [10]【《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1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 第五章 大能们为何会出错 先前，三位后世研究者，经过冥思苦想，给了出各种各样非常有创意理由，可惜都没能说对，其中金大侠和当年明月这二位，出错的原因，主要是他们的史料阅读量不够。  金大侠的叙述里，甚至连孙承宗与王在晋那段载入史册（明史）的掐架都没有提到。由此可见，金大侠在写《袁崇焕评传》之时，只看了《明史袁崇焕传》，并没有同时参阅《明史孙承宗传》，其参阅的史料确实太局限了，连《明史》都没有看全。金大侠在这种情况下，洋洋洒洒写出的“评传”，不出错恐怕很难。  当年明月较之金大侠，稍微好点，他的叙述中提到了《明史孙承宗传》，可是他书后的引用目录中，却没有《三朝辽事实录》，另外那篇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在他的叙述中也没有丝毫的提及，可见他对《明熹宗实录》中的内容也未曾有过深入的研究，所以出错也不意外。  综上所述，金大侠和当年明月，之所以轻信《明史》，就是因为阅读的史料，极为有限，因而导致了谬误。  不过，阎老先生却跟他们截然不同，阎老先生的史料阅读面很广，以上提到的什么《三朝辽事实录》、《明熹宗实录》、“题关门形势疏”这些内容，他老人家不仅有参阅，而且还有一番“精深”的研究。  可是，既然阎会长“精深”的研究了一番，那为啥也出了错呢？关于这个问题，我等草根只能说，大概是因为阎会长研究过头的了吧……之所以这么说阎会长，那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叙述中，甚至对史料本身的真实性，都提出了质疑，和先前二位史料都没读全的，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其实，我等草根当初对阎会长敢于提出质疑还是很钦佩的，毕竟他老人家敢于挑战史料，足见功力深厚啊，而后来熟悉了这段历史之后，对于阎会长此举就只能说折服了，折服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真的能质疑史料，而是阎会长的说辞，最终彻底的否定了他自己的质疑。  阎老先生提出，王在晋申请修建八里铺重城后，其实并没有被天启批准，因此他质疑王在晋抄录的上谕有问题。阎老师原文如下：  “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再筑边城、兴修重城。  其一，再筑边城。从芝麻湾（止锚湾）或八里铺起，再筑一边墙，约长30里，北绕山，南至海，把关外一片石、角山及欢喜岭等包罗在内。使之关外有关，墙外有墙，以4万人守卫，成为关门捍蔽。用人夫数万，花纹银百万。疏上，谕旨：‘封疆事重，还悉心筹画，以计万全。’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对‘圣旨’的记载，却为‘着该部议行’。以上两者，颇有出入。事实上王在晋的这条奏疏，既未谕准，也未实施。”[1]  阎会长以上内容的大意是，他发现两个史料上，分别记载的“上谕”有差别，于是他就怀疑王在晋编写《三朝辽事实录》的时候，擅自篡改了天启的“上谕”，以下就是那两道略有差别的上谕：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其实，这两道上谕的内容区别不大，只不过《三朝辽事实录》内容多了一句“余着该部议行”，意思是让兵部商议着去办，也就是首肯的意思，但《明熹宗实录》却上没有这一句，因此阎会长质疑，这句是不是王在晋在编书的时候，私自给加上去的。  阎会长给王同学论的这个罪名着实不小，私改上谕，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就算是在编书的时候，那也是不得了的，这王在晋的胆子也忒大了吧？  我等草根看了也很惊异，随后立马便去查证了一番，结果发现，阎会长这个质疑太脆弱了，因为王在晋的重城方案被天启批准，是有铁证的。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有一则王在晋的上疏，专门提到，天启在批准以后还拨了款，所以只要列出此奏章，立刻就可以秒杀阎会长的这个质疑，原文如下：  “在晋又再申筑城，前议于关外，由八里铺绕角山而东，傍三道关起脚，逶迤至海，计长三十七里，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厅，共估九十三万，请发帑金。上许发帑金二十万，仍谕令酌节省，毋致虚糜。”[2]  在这封奏疏后明确有“上许发帑金二十万”字样，“上许”就是说天启同意，“发帑金二十万”就是拨了款，这跟“余着该部议行”是一致的，所以阎会长对《三朝辽事实录》所提出的质疑就自然不成立了。  另外，阎会长所发现的两道上谕细微的差异，也并不是王同学照抄的时候别出心裁给加的，而是因为《明熹宗实录》上没有照抄上谕原文，这才引发了差异。  《明熹宗实录》作为“实录”，其行文惯例是以极其精炼的语句简述奏章、谕旨的内容，几百上千字的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有时候就只有几十个字，甚至十几个字，因此史官缩略掉“余着该部议行”这样的套话，是完全正常的。  在确认阎会长出错的以后，我等草根很好奇的观摩了一下他老人提出这个质疑的依据，本以为多半又是《明史》在作祟，但不曾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阎会长质疑的依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阎会长遍读史料之后，却搞了个自相矛盾出来。  刚才讨论的这两条略有不同的上谕，批复的是同一条奏章：  《三朝辽事实录》——奉圣旨：封疆事重，卿还悉心筹划防御，余着该部议行。  《明熹宗实录》——上谓：封疆事重，还悉心筹划，以计万全。  这条奏章，在《明熹宗实录》里，就是王在晋的“题关门形势疏”，阎王会则质疑说，这个奏章“既未谕准，也未实施”，但仅仅隔了一段，阎会长自己又提出，天启批准了“题关门形势疏”：  “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这项巨大工程，估算用银子93万两。他并提出兴筑八里铺重城，可以‘钟篪不惊，宸居永奠’，就是庙社安宁，江山永固，因此辽事‘最急莫尚于此’！天启帝谕准，先发帑金20万两。”  我等草根看罢，彻底晕死了，如果说先前阎老先生敢于挑战史料，并提出的质疑，就算是八卦也是教授级的，但后来阎会长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论，就算是学术也只能是草根级了。  估计阎教授这上下两段文字，不是一天写的，可能是因为间隔了一段时间，所以才会出现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况。  不过，我等草根坚信，阎老师总有一天会把这些问题都解释清楚，毕竟他老人家是搞历史研究的，如果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又如何能弄明白几百年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  －－－－－－－－－－－－－－－－－－－－－－－－－－－－－－－－  [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 第六章 开辟第二战场搞反击 明末，  天启二年，  山海关，孙大学士的巡阅接近尾声，此后一纸长长的奏章摆在了天启的案头，辽东未来数年的命运也随之而改变。  虽说孙承宗在《明史》里因与王在晋掐架而一战成名是假的，但他帝师、阁部的身份却不假，也不是吃干饭的，一身功夫也堪称了得，初来乍道之所以吃亏，那是因为对手太强，情报有误，轻敌冒进，鞍马劳顿，失眠多梦……一句话，不在状态。  在舔干伤口、擦干眼泪以后，孙阁部重新披挂上阵，在这次绝地反击大获全胜，总算是挣回了颜面，而在此次交锋中，王经略不仅输了，而且还不知道怎么输的，糊里糊涂的就被温水煮了青蛙。  孙大学士获胜的法宝就是那篇绵长的调查报告，这篇传世之作有多处被载入了史册（明史），除了叙述他和王经略掐架的那段以外，至少还有两处。  一处是孙承宗阐述修筑宁远的方略，一处是孙阁部进言主战的激情文字，而这两处妙笔正是孙承宗绝地反击的主力，其内容很有针对性，进攻方向也特别明确，目标就是王在晋。  孙大学士所出的招华彩、刁钻，可谓“避实就虚”的经典，具体来说，由于王在晋是个老江湖，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带兵方略、用兵策略都是轻车熟路，而且兵马钱粮、工程造办也很是精通，因此跟他扯具体的（俗称战术层面）没处下嘴，就好比八里铺重城的修筑问题，根本就找不到破绽，所以必须避免和他在那些“实”的方面碰撞，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谈触手可及的工作。  而所谓“虚”的方面则是一些比较宏观、抽象的概念，比如预计收益、未来走势、宏伟蓝图等画饼充饥的东西，这些（俗称战略层面）王经略就不见得在行了。  王在晋是个典型、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他来山海关一看，士气低落、难民遍地、城墙朽坏不说还有重大隐患，这时言战显然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的策略是先固守，且不轻易言战，全力确保山海关万无一失，至于什么时候收复全辽，那得等条件成熟了再说。  孙承宗跟王在晋一比就明显是个理想主义者，激情、冲动、极富煽动性，他极力主战，提出不可战连守都别想，龟缩山海关是不行的，要修筑边墙也不能修在八里铺，8里太近了，200里外的宁远还差不多（注意，孙大人所要修的是边墙，不是要塞[1]），一切都要为作战考虑，要人人言战、事事为战，大有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战的气势[2]。  孙大学士这一手非常高明，虽说“虚”的东西放在眼前的山海关是没什么用处，但在北京殿前就不一样了，内阁决策全是靠奏章里的文字作为判断依据，那些缺乏军事经验的文臣、言官多是冲动型的选手，只要看着提气就来劲，办事儿多是凭感觉。所以，孙承宗向来就注重这方面，一回到纸面上他的状态马上就恢复了，而王在晋却并不重视这方面，先前在北京兵部任职期间，他们二人的办事风格和重点就完全不同。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二月由礼部侍郎身份入阁的，当时正值广宁大败，全辽尽失，溃兵难民云集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上前线视师，于是兵部中枢之地就空缺了，所以左光斗进言让孙承宗暂掌兵部，一日在内阁，一日在兵部，这样孙大学士便有了和王在晋隔天打照面的机会。  王在晋当时任侍郎，这个侍郎非常特殊，头衔是“总理户、工、兵三部侍郎”，任务就是以户、工、兵三部极为有限的资源去满足辽东前线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其实近乎于无限），说白了是个累死人不偿命的苦差事。  以前，王在晋同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随着辽东师溃、难民遍地，王大人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就在此时孙大人来了，之后一切就大为改观，王大人每天都能翻翻报纸，沏沏清茶，磕磕瓜子儿什么的，还一直能混到下班，倒也清闲自在。  时间长了王在晋就纳闷，事情都堆成山了，这孙大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他仔细观察了良久，最后发现孙承宗其他工作都不抓，一门心思的好像是在搞什么文学创作，一篇奏章来来回回、反反复复要修改许多次，成天就忙活这个所以也没功夫顾其他的[3]。  综上所述，论“务实”王在晋有经验、有见识，而论“就虚”孙承宗既重视、又精通，所以换个战场再捉对厮杀时，王经略在军事上多年以来积累的精纯内力就全都被化解掉了，而以文字功底起家的孙老师则如鱼得水。  －－－－－－－－－－－－－－－－－－－－－－－－－－－－－－－－　　[1]【《崇祯长编》卷十三“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畧，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凭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画在关门二百里外，而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而督师王之臣，去年议筑芝麻湾，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说耳。”】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  [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王在晋：“孙公一日入阁，一日于兵部大房决事，左右侍郎力趣之，终日不出堂。凡发一疏更削数次写本，人役甚苦之，部务如丛，日至壅积。予初总理三部及署部□，晨入暮归无晷刻之暇，今得越旦进部，旷日悠闲，心热于边声之至急矣。”】 第七章 王经略就这样下课了 另外，孙老师此次绝地大反击还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制胜因素，那就是天启，以往的奏章，文章再锦绣，文字再激扬，即便能打动大臣们但却不一定能影响皇帝，毕竟圣心难测，但孙老师却不同，因为他不但是老师，而且是皇帝的老师，因此圣心他是一测一个准，所以这回王经略是栽定了。  孙承宗的那份传世之作安排非常巧妙，表面上一再肯定王经略在山海关的工作，比如兵好像也调服了，马也快膘壮了，旧城也修得有次第了等等，说这么多其实是在暗示，如今的山海关已经初具规模、达到使用标准了[1]（可及秋防）。  不过，这“可及秋防”背后是有潜台词的——既然山海关旧城已经“可及秋防”，那接下来若不考虑相机进取，再画地为牢、以关固守，是不是就有几分裹足不前的嫌疑了？  而在潜台词之后孙大人还有显台词，比如连声问罪的语句：  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之罪也。我弃宁前，奴终不至，而我坚委为西虏住牧之所，不敢出关向东行一步，此今日道将之罪也。道将既匿影关内，而无能转其畏奴之情以畏法，化其谋利之心以谋敌，此臣与经臣之罪也。”[2]  孙大人说，先前放弃宁、前这些地方，是以前经略和巡抚的责任，而今天不敢出关，却是我和你王经略两人的罪过。  这些是必须的铺垫和衬托，孙阁老的重点还是阐述许多远景规划：  “……（旧城）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筑，中前之守，觉华之议，及东通毛弁，北联西虏，种种皆守关远计”[3]  孙老师的远景规划有许多，比如中前所需要据守，觉华岛上要屯兵，联络毛文龙，拉拢蒙古部落等等，而在这些远景规划中，孙大人最后特别提示，这些计划都是以修筑宁远为中心的。  接下来，孙阁老又说，修八里铺重城的那笔银子（93万两），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用途，或许将其投资于更为长远的项目，比如“宁远之计”：  “百万之金或当为远大之图，中前之修守竟当作宁远之计”[4]  孙阁老的以上种种叙述倾向性十分明显，就是在隐晦的说王在晋修八里铺重城是多余，早该考虑更为远大的计划，不这样考虑是有过错的（臣与经臣之罪也），这一切即是孙大人为王经略备下的温水。  此外，孙承宗还对王在晋本人提出了一些“期许”：  “更望经臣既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谨精详之虑，更以虚活提掇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进，勿令局足于十六里之内”[5]  这些所谓的“期许”对王在晋主观上貌似肯定，但客观上却是在否定，意思也很明白，就是在说你王在晋——缺乏沉雄博大之才，局足于十六里之内，并且产生了消极影响。至此，孙大人图穷匕，而王经略这只青蛙就被煮得差不多了。  后来，孙承宗又上疏，发起了总攻，直接对王在晋下了最后评价：  “经臣王在晋精勤有余，而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6]  “沉雄博大之未能”这样的评价与之先前奏章中的内容很好的契合了，明确了他对王在晋的态度，事已至此也就再无悬念了，就在孙大人离开山海关回京以后不久（一个多月）王经略就下课了，被打发到南京兵部去当尚书，算是内退了。  此时，孙阁老算是颜面也争回来了，可谓志得意满，终于可以出地缝了，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  [1]【《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城有四面……大约兵六万似已稍调服，亦有练者而未尽合法，马有八千当撤青之日膘亦殊壮，而旧城之修已有次第，可及秋防。”】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5]【《三朝辽事实录》卷九】  [6]【《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五】 第八章 孙阁老大意而凌然去辽东 明末，  天启二年，  京城，又一次会推即将开始。  朝廷既然决定送王在晋去南京养老，那就必须再会推经略取代王在晋，所以皇帝陛下特意在会推以前去征求孙老师的意见，孙老师就像介绍自己的学生那样，一个个的点评给天启听，头一个阎鸣泰只得分六七分（沉雄博大未满八分），肯定是不及格，后来两位李三才和王之臣还算过关，被孙老师确定为可备经略之选。  在天启征求了孙阁老的意见以后会推便开始了，名单上有四位，阎鸣泰、李三才、王之寀、王之臣，但会推的结果却是阎鸣泰当选，这下孙老师不高兴了，我才给他打了六七分，你们怎么能让他上位？可这是会推的结果，规制所在，总不能您孙老师说重来就重来吧？此时，孙老师发话了，既然不能重来，那么就我来（语惊四座），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皇帝却已经欣然同意了，于是孙大人便去了辽东，一去就是四年。  在孙老师这次大意凛然的壮举中（确实是太大意了），最郁闷的要算阎鸣泰了，本来他是经过议会推选而成为了前线总司令（议后、会推、选出，官拜“辽东经略”），可是代理国防部长孙大人（暂掌兵部）一句话就降级成了巡抚，到辽东去只能给孙大人当跟班不说，没过多久还被孙大人一脚给踹了（撤职调离）。  孙老师此次义举实在出人意料，倘若这辽东经略是个肥缺，估计来自言路的骂帖会把孙老师给活埋了，但这个位置明显是个深坑，所以极少人有表示不满，不过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就在孙大人赴任之时，至少有三个人应该还是清醒的。  第一个就是王在晋，毕竟交过手、掐过架，大家知根知底；第二位便是不久前才从山海关视师复命回京的兵部尚书张鹤鸣，这位仁兄在回京复命前又喊了一嗓子，表示力挺王经略，他这一嗓子算是结束了另一桩公案，这个事情往后会有支线情节，这里就不赘述了；第三位则是内阁首辅叶向高，叶首辅道行比较深，早在孙大人提出要插手辽东之时他就想拦，可没拦住，随后辽东局势急转而下直至他罢相，所以后来他曾坦言,一提起这挡子事儿那可真是肠子都悔青了（叶公不能挽，悔之无及[1]）。  就整个事情的发展而言，客观的说，孙大人是玩得有点过火了，您老入阁暂掌兵部后，申请去山海关巡阅倒也罢了，关上跟王在晋一番掐架下来也应该知道自己的斤两了，回京后给人家王经略扣个“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把人撵走了就算了吧，自己还要去辽东前线接手，真是写了几篇奏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纯属自己把自己给忽悠进去了，还真以为自己兵法韬略要胜他人一筹。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孙阁老一把年纪，为了掐架挺身入局，来蹚辽东这潭浑水，也算不易，接下来栽了更大的跟头那是后话，这些个人荣辱都是小节，但孙大人此举的另外一个副作用却是将整个大明王朝拖入了一个死亡螺旋，这就非同寻常了。  这个非同寻常的副作用来自孙承宗的守辽方略，孙老师的方略如果具体来讲可以说出很多内容，但也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凡是王在晋推崇的他就反其道而行之。  王在晋的基本方略非常讲求实用，他先用八里铺重城将山海关变成雄关天险，暂不扩军、清汰弱卒、凭险稳守，裁撤多余的官员以节约用度，并以蓟镇原有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预备队，再联络、抚赏漠南蒙古诸部，使其甘愿在关外设帐，成为后金与明朝之间的缓冲垫（以图将来善加利用），王经略如此的安排的功效在于，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稳来暂时稳定住辽东的局面，这样的安排其实是给予了朝廷财政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为积蓄力量大举进攻提供了可能，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后面另有专述。  本着这样的原则，所以王在晋的用度预算非常紧凑、节俭，八里铺用银93万两（雄关天险永存后世），卸任之前已经把漠南蒙古诸部调集过来用了几个月了，而抚赏的银子才花了1万多两，这不过是山海关几万军队三四天的花销，其余的非但没有增加开销，反而还在原来的预算中有所节减（也算够抠门的）。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第九章 出手阔绰的CEO 王在晋严格的执行了紧缩、勤俭的安排，其实也是在一步步的兑现他给天启的承诺，更是以此来实现他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抱负。  早王在晋同志在上任“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之时，他就深切的感受到辽东用度的可怕，同时他也深知大明王朝在财政上的窘迫才是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它对国家的危害远胜于边患与内乱，所以当他上任辽东经略以后就立志要减少辽东用度，使之不至于成为危害国家的“尾大不掉之患”：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而孙老师到了辽东则大反王在晋的策略——既然一切为战而备，那山海关的固守就自然没有那么要紧了，所以八里铺重城停工下马，而为了“提掇道将之精神”（改善精神面貌），因此要到200里外的宁远去修一道边墙（可惜天启和崇祯都没能熬到此墙的奠基就挂了），大力扩军备战（军队由五万多一度增至十四万），大量造办军械、甲仗，并且广泛提拔干部、增设衙署，以至于斗大一座关城内管事儿的却有好几位。  孙大人当然就不用说了，算是管整个辽东军务的，不过关城内此时还有巡抚大人一位、辽帅级的总兵一位，这两位是互不统属的（因为孙阁老建议辽东总兵可以不听巡抚的），而这种建制是很奇怪的。  孙阁老管整个辽东军务，辽东巡抚也管整个辽东军务，大总兵还是管整个辽东军务，这时辽东镇也就山海关一城，地盘小到了巴掌大一块，但管事的却有三位，所以关城中可谓官衙林立，再加之一大票协守副将，也皆被提拔为镇将（总兵），于是一时间呈现出了众人皆大欢喜的局面，而孙阁老也跟大家打成一片，只是俸禄开销却陡然增加了不少。  另外，孙阁老还坚决要驱赶前来设帐，充当“肉边墙”的漠南蒙古诸部，这些蒙古部落后来大多因被逼无奈而投了后金，并被后金善加利用。  其实，孙大人的这些“大手笔”若真是专门为出击作战而准备，其中有一些还尚可以理解，比如封点官职，涨几级工资的，权当是临上前线了，好歹让大家高兴一下；又比如把蒙古部落这层隔离垫给去掉了。  不过，有一点却是难以理解的，若以正常人的思维来看，既然一切都是为战而备，那就应该是以大举进攻为中心，所以只要兵将齐备、粮草充足，就无大碍了，而诸如边墙、城池、台堡这些防御性工事，修与不修都无所谓了。不过，孙阁老的“兵法谋略”却有所不同，他老人家不但大力扩军备战，同时还要大修城池、台堡。  当然，如果孙老师是钱太多了，吃饱了撑的，那或许可以认为孙大人是在炫富，可是依据他老人家的自述，当时大肆耗费银子去“摆阔”却是在拮据的情况之下：  孙阁老曰：“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2]  孙阁老在拮据之下，这一出手就是“四十七城堡”，外加十四万人马，真可谓是进攻、防御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很硬啊，同志倒是位好同志，可就是不知道是谁的同志……  此时，朝廷正是财政困难的时期，在这三空四尽之际，朝廷张罗些银子发到辽东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您孙老师既然已经准备了用于大举进攻的兵力（十四万人），却为何又要修筑纵深达200里的超级防御工事呢（关宁防线）？  要知道，闻名世界的马奇诺防线，纵深最宽也就十几公里，可孙老师的防线纵深却达到200里，这么厚的纵深，还要密布数百座城池、台、堡，那要拿多少银子才能填满？您老就不怕把朝廷给吃垮了吗？真要是吃垮了，那您孙老师可就是后金的同志了！  孙老师对此的回答是，进攻是肯定的，但这些城池台堡的修建，却并非是单纯为了防守，它们真正的功效还是为了进攻，因为在200里的防御工事纵深内可以屯种，屯种所得又能贴补辽东军需，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实在堪称一举两得。  话虽然说得好听，理由也相当不错，但可惜的是孙老师屯种所得太少了，每年就十八万两[3]，跟辽东每年消耗几百万一比，还不够塞牙缝的！  在孙老师扩军以后，仅山海关一处的人马和官员，每年光吃喝拉撒就要耗费四百万两，这还不算辽东的其他用度，比如造办军械、官衙建造、等等所耗费的银子，所以区区十八万两的屯种所得，对于整个辽东用度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4]  其实，如果仅仅是不够塞牙缝那都还不是大问题，毕竟人家孙老师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每年还算是有十八万两的进项，总比没有强吧，可若是再算一笔帐，估计孙老师又得钻地缝了，因为他大搞屯种除了“进项”以外还有“出项”，那就是四年里修建“四十七城堡”的费用（诸如买耕牛、农具这些支持三农建设的暂且不提）。  之前，王经略都把一个铜板掰成两半花了，可93万两也就能修三十七里城墙，按照这个标准来换算，老孙头扛着锄头屯种四年，每年都还风调雨顺，也就能得72万两，只能勉强修二十多里，而据阎会长考证，宁远内城、外城加起来约有十五里长，前屯与宁远相当（锦州比宁远大），若减去这两城，那老孙头剩下的收成所能修的城墙就只有7里多长了（37-15X2=7），如果再由“四十五城堡”来分（47-2=45），那每座城堡连80米城墙都分不到，围成一圈大小也就是一个四合院。  在明朝边镇修建里，如宁远、前屯这些卫城是可以驻扎好几万军队的，其余各堡城或驻军几百、或驻军一千多不等，所以四合院显然是住不下的。  另外，这“四十七城堡”并非是孙大人四年“政绩工程”的全部，孙大人的“出项”里还要包括有数以百计的“台”：  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自八里铺起历宁远城，堡十有二，台六十有六，抵中左为二百七十里，北偏为边，自铁场堡历永安迤□而东，抵椴木冲锦州界，有边堡二十一座……台一百二十六座，地与西虏为邻。”  按照孙大人的叙述，自八里铺到宁远与锦州分界处，期间距离是270多里，就设有“台”共计192座（66+126）。而孙大人四年守辽下来，城池台堡并非仅修到宁远为止，孙大人的政绩工程是一路修到了右屯，此处离八里铺起码有400里之遥，所以除“四十七城堡”外，还应有“台”数百座，若照此算来孙大人的政绩工程真可谓浩繁、宏大，只靠老孙头自己扛着锄头的屯种所得是怎么也够不了的，最终还得靠天启这位董事长自己来掏腰包，用自己的私房钱来填。  皇帝的私房钱叫做“帑金”，孙阁老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从来不客气，左一个几十万两，右一个十几万两，拿得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因此孙老师守辽东，除每年有五六百万辽饷花销以外，还有额外的帑金消耗，数目也相当可观。  不过，钱虽然是花了不少，但效果却不怎么好，孙老师在辽东的种种作为，总结来看就好比是，修了一大堆豪华的厂房，再请上一大票保安来保卫，但厂房里却在糊纸盒，每年的销售收入还不够缴电费的，而保安的工资就更别提了，所以还得不断的追加投资……  综上所述，这位孙大学士确实是标准的八股文应试教育的产品，文章锦绣、宏大（篇幅确实很长），但算数却不怎么好，经济生活方面就更是一塌糊涂了，连“进项”和“出项”的概念都没有，摊上他去当辽东的CEO也算天启倒霉。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崇祯长编》卷十三】  [3]【《崇祯长编》卷十三“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銀一十五万有奇，盐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採青省饷部銀十八万。”】  [4]【《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 第十章 童子军和老江湖的差距 在孙阁老的大手笔的折腾下，辽东镇随即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开始的时候军队数量迅速扩充，可是又不敢去与后金接战，但军饷却依然得照付，时间一长便出现了后金一根毛都没有少，而朝廷却有些扛不住了的局面[1]。  看着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孙老师又提出应改“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所谓“久守之谋”其实就是在家门口大修城池台堡圈地屯田，其工程浩繁、宏大，不过这些政绩工程完工以后，每年的实际屯种所得却还不够塞牙缝的，而此时天启眼看着就要被军饷逼得当裤子了，无奈之下孙老师又开始搞清汰（减少军队数量）。  孙大人扩了军又不战，久不出战，又养不起，于是就琢磨屯田，可屯田的收成还不够塞牙缝，所以又想办法裁军，这不是瞎折腾吗？  当然，《明史》上是不会这么写的，在《明史》里即便是搞砸了锅，孙大人依然是光辉形象。  明史载：“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砲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点评：  此处仅把老孙头的“政绩工程”拉拉杂杂罗列一堆，而全然不顾朝廷都快被吃垮的事实，这种掐头去尾的忽悠手法在《明史》中屡见不鲜。  其实，孙大人搞成今天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早在一个人预料之中，他就是被孙大人撵走的那位辽东经略王在晋。早在孙大人上任之初，王在晋就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独到的见解（或者叫预言），其中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被收录于《明熹宗实录》卷26中：  在晋又题：“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2]  《明熹宗实录》卷26收录的是天启二年九月归档的卷宗，孙承宗也正是这个月来到山海关接手王在晋辽东经略工作的，然而孙阁老未来几年工作的尴尬，却尽在王经略临走时的预言之中。  王在晋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的大意是力量不够不能轻言出战（有针对性），第二层则是在说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轻言出战的后果（有预见性）。王在晋认为，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轻易言战备战，那是自找麻烦，因为挑起争斗却又无法完结，会遗留下不能了结的局面，而这种无法结束的过程，必然会造成难以为续的消耗（孙大人之症结也）。  可以说王在晋以一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准确的预言了孙阁老瞎折腾而导致的不可收拾之局面。  之前，孙阁老曾经送给王在晋一顶“沉雄博大之未能”的帽子，而在孙大人搞得不可收拾以后，王同学很幽默回赠给孙阁老一顶“太能沉雄博大”的帽子，并且还附赠了一条“疾不知医”的飘带，曰：  “是其所不满于经臣（王）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而枢辅（孙）任事竟坏于博大，经臣正其对症之药也。疾不知医，枢辅将无自误乎。”[3]  王在晋说，您孙枢辅不是嫌我算不上“沉雄博大”吗？可您老坏事就坏在太能“沉雄博大”了，您的大手笔一出，朝廷都差点让您给吃垮了，呵呵……像我这种不能沉雄博大的人，不正好能弥补您老的缺陷吗？  以孙、王二人连番掐架来看，孙承宗这类应试教育的产品，跟常在军旅的王在晋一比，那简直就是童子军叫板老江湖，而王同学总结的“疾不知医”也正是孙老师的非常贴切的写照，因此孙阁老在辽东经过折腾一番之后终以“柳河之败”惨淡收场其实并不算是意外，真正意外的是他挺身入局之举，纯属无知者无畏。  －－－－－－－－－－－－－－－－－－－－－－－－－－－－－－－－  [1]【《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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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5楼

第二卷 人物原形 第一章 张鹤鸣不是辽东经略 明末，  天启二年  辽东师溃以后京城一片慌乱，张鹤鸣身为兵部尚书，自然轻松不了，某日张大人心一横，提交了申请，要求亲自去前线视师，朝廷批复下来以后，他准备了些日子，便动身出发了。  本来，人家张大人主动申请去辽东，然后收拾行李便动身，是一个很连贯且普通的动作，但对于张尚书的申请以及后续动作，御用文人和两位大能都很有看法，他分别们对张大人申请到辽东的职务、态度，以及他抵任之前的作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  阎会长曰：“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达山海关。抵关数月，无所作为，以病为由，辞职归里。天启又升宣府巡抚解经邦威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1]  阎会长明确了张大人是因为害怕，所以在抵任之前，故意逗留了十七天。而对于张大人到辽东的职务，阎会长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他叙述中“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顺序给人的感觉是，张尚书病假回籍了，之后才轮到朝廷点解经邦去经略辽东，这样的说辞自然是把张大人也当成辽东经略了。  说到这位解经邦，倒是很有些特别，因为他的推辞非常坚决，一而再，再而三的交辞职信，所以最终被朝廷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以后，朝廷才不得不以会推的方式选了王在晋为经略，而王同学登场以后又引出了孙老师。  就“辽东经略”这个职务而言，从解巡抚，到王同学，再到孙老师，这一条线路各家的认识都比较一致，并无争议，而依照阎会长“张鹤鸣辞职归里，天启又升解经邦”的叙述来理解，这张大人也该进入“辽东经略”之列，而落入此深坑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张、解、王、孙。具体来说，就是张尚书病退了，朝廷又点解巡抚，而解巡抚被开除了，才会推王同学，王同学最后又被孙老师给撵走了。  不过，如果先后进入坑是“张、解、王、孙”这个顺序，那就无法解释张尚书在王经略上任以后，居然还在山海关喊了两嗓子。张大人的这两嗓子，一次是在议八里铺重城之时吆喝的[2]；二次是在他回京复命之前，力挺王经略时所喊的[3]。张尚书这两次有记录的吆喝说明，在解巡抚打包袱回家、王经略上任以后，他老人家都还在山海关活动，并没有如阎会长所述，张大人早就病退回家了。所以，阎会长的说辞与史实不符，解读有误。  由于，阎会长的说辞跟史实有上述冲突，因此又引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张尚书的职务是否跟解经邦、王在晋、孙承宗是重叠的，都是经略辽东？当年明月认为，张鹤鸣是接替熊廷弼的，而解经邦是顶替张大人的，张大人、解巡抚走了以后，就轮到了王在晋，这个过程有如接力赛，而“辽东经略”这个深坑就是接力棒。  当年明月：“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鼓励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张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75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4]  不过，以史实来看，二位大能的理解恐怕是有些问题。  首先，《明熹宗实录》上记载张鹤鸣是“自请视师”[5]，是主动申请，态度很端正，并非如当年明月所言，张大人是被天启用“太子太保”的头衔给鼓励去的，这个空衔值不了几个钱，史实是——“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  其次，王经略上任以后，张尚书依然还在山海关公干，而且直到天启二年七月，张大人才回京复命，这说明张大人的公差并不是辽东经略，否则他人还在辽东公干，朝廷怎么会又点解经邦，又会推王在晋的？而且，发言的时候，张大人的胸牌上写得很清楚，叫“视师尚书”[6]，而不是“辽东经略”。  再次，当年明月那个排座次的说法很有问题，他认为辽东经略一空缺，这兵部尚书就是第一人选，而王在晋是代理部长（署部事），所以张尚书跑路以后，轮也轮到王同学了。如果有这样一个座次，那解巡抚排进来就显得很怪异了，他是巡抚，人在宣府，并不在兵部，可是他为什么要排在张尚书和王同学之间呢？  第四，张尚书去山海关视师以后，王同学并不是兵部的代理部长，此时执掌兵部的是孙老师。张大人申请去山海关[7]视师是一月，二月启程，而孙老师二月就到兵部来了，身份是执掌兵部的内阁大学士[8]，王同学是三月被任命为经略的[9]，如果真要轮什么座次，那张尚书跑路以后，首当其冲的也应是孙老师，而非王同学。  最后，由于阎会长、当年明月都在张大人去辽东的职务上解读有误，因此就一误再误的认为，解经邦被开除公职是在张大人病退之后。  －－－－－－－－－－－－－－－－－－－－－－－－－－－－－－－－  [1]【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2]【《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  [3]【三朝辽事实录】卷九张鹤鸣为视师复命内云：自辽患以来，经略死难系狱，累累匪一……今日经略，难于前日之经略万备矣。王在晋铁骨赤心，雄才远略，识见如照烛观火，肩重如迎刃理丝，但秉正不阿，人醉独醒，独臣于在晋两人耳……在晋不足惜，如辽事何，此今日酿辽事大祸根也。此臣不顾嫌疑，不顾仇害，为国家大计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4]【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5]【《明熹宗实录》卷十八“癸亥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并加升随行副将王国梁为总兵，赞画何栋如为太仆寺少卿，乃发帑金三十万两，解至山海关应用。”】  [6]【三朝辽事实录】卷九视师尚书张鹤鸣题称：“臣在山海关查山海数路，至南海口勘验极确，其增加城墙、挑浚城壕、建筑楼台，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极紧要事。见今□修，臣前疏已详悉入告。近经臣王在晋与督臣王象乾议在八里庄东筑城，尤为桑土至计。”】  [7]【《明熹宗实录》卷十八“癸亥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视师，上悦之。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剑，并加升随行副将王国梁为总兵，赞画何栋如为太仆寺少卿，乃发帑金三十万两，解至山海关应用。”】  [8]【《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命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9]【《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第二章 坐车三小时，爬行十七天 在澄清了张大人身份以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神秘的“十七天”。  阎会长、当年明月以及《明史》在叙述张大人离京赴任这个过程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张大人抵任前，有一个“十七天”的神秘期，御用文人和二位大能分别对这十七天进行了解读，核心是围绕张大人为什么在抵任前有这段神秘期，并且长达十七天。  《明史》上对这十七天的解释是说张大人出发以前很害怕，所以逗留了十七天之久，曰：“鹤鸣惮行，逗遛十七日”。阎会长的说辞跟《明史》依然是高度一致的，这又一次体现了阎会长对《明史》的敬畏之情，他的说法很雷同，曰：“张鹤鸣心里害怕，逗留十七日，始抵达山海关。”不过，当年明月对那十七天的叙述却有很大的不同，非常的有戏路，当年明月精彩演绎如下：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励，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1]，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张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2]  点评：  当年明月对张大人的评价宽泛到了讨论其有没有种、装没装蒜的地步，轻蔑、贬低至极，而且还把解经邦的地位提到张大人之上，大意是胆可以很小，可人不能虚伪，解经邦不去就直说了，而你张大人却装蒜，所以你这伪君子还及不上真小人……  看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得不站出来，为张尚书说几句公道话。张大人好歹也是辽东兵败以后，第一位来自京城的大员，并且还是主动申请来的，来了以后一直视师到七月，当时山海关已经在王经略的领导下很有起色了，六月孙阁老巡阅之后给的评价都是“可及秋防”，所以张大人在七月复命，怎么也不能算成是没种的逃跑、虚伪的装蒜吧？  其实，这些所谓谁接替谁，有没有种，装没装蒜，宝剑是在上方还是下方，还不是当年明月最有戏路的创意，他最富戏剧色彩的演绎当属“坐车三小时，爬行十七天”，这一把创意可算是把张大人逼上绝路了，只可惜创意虽好，但毕竟只是创意，而不是史实。  从《明史》到阎会长，再到当年明月，关于那十七天的说辞，都大同小异，放在以前，我等草根也不会认为其中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由于到现在《明史》的劣迹暴露得实在太多，所以我等草根还是去查证了一下相关资料，结果还真的又发现了问题，其实张大人是被冤枉了，他耽误那十七天实在情有可原，而更重要的是就这个天数来看，反而说明了张大人没怎么耽误。  在《明熹宗实录》里张大人“自请视师”的那份申请书归档日期是“一月癸亥”。在他递交申请以后，朝廷给了批复，批文里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批准铸造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批文的归档日期是“二月甲戌”。  以上信息显示，从申请到批复相隔了一段时间，张大人一月交申请，朝廷是二月才批复，所以这段时间的耽误，并不能算是人家张大人的责任，和张大人害不害怕，就更扯不上关系了。  另外，单是“癸亥”和“甲戌”这两个日期就相距12天，这就是说张大人在递交申请以后光是等批复都要等上12天，可是等批文下来以后，却依然不能马上出发，因为这个批文只是批准铸造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而批文本身还不能直接当吃饭的家伙用[3]。所以，要等到吃饭的家伙——“关防大印”铸造好了，张大人一行才能出发。  说到铸造关防大印，那就又涉及造办的时间，而张大人一行三人都有关防[4]，又因为他们三人的此类派遣都是临时公干，所以“关防大印”字样事先不可能有模版，因此必须临时出样、临时铸造，这又得费一番周章了。  如果运气不好，负责造办的那位仁兄磨洋工，一天只铸一个关防（刻错字返工重来暂不考虑），那张大人一行三人得要到第15天才能出发。  至于，为什么又要耽误了2天，直到第17天才出发，那也不见得就非是张大人的错。比方说，万一在关防大印出样的时候，有人或许嫌设计风格不够飘逸，扯皮又扯了两天也说不准；又比方说，天启批复了交造办处晚交了一天，造办处交兵部晚交了一天，兵部交张大人晚交了一天，也说不定其中还要去吏部、工部这些地方流转一下，那可能性就太多了。总之，说张尚书因为害怕而故意逗留十七天完全是胡扯。  当然，当年明月创意的彩头还是很独到的，他并没有去讨论张大人为什么要在京城逗留十七天，他是把“逗留十七天”直接改成了“走了十七天”：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一改真的很绝，逗留还尚有理由可言，而走居然走了十七天，那不害怕也变成害怕了（创意指数——★★★★☆）。不过，张大人若真是走了十七天，那他应该是交了申请，立马就走了，连朝廷的批文都没有等才行，可这算是去赴任吗？干脆说他因为害怕，所以连关防大印都不等了，直接离家出走算了……  －－－－－－－－－－－－－－－－－－－－－－－－－－－－－－－－　　  [1]【应为“尚方宝剑”】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3]【《明熹宗实录》卷十九 “甲戌命铸兵部行边关防、协守山海总兵关防，兵部行边赞画关防给张鹤鸣、王国梁、何栋如。”】  [4]【《明熹宗实录》卷十九“甲戌命铸兵部行边关防、协守山海总兵关防，兵部行边赞画关防给张鹤鸣、王国梁、何栋如。”】 第三章 复合型废柴不好当 在《明史》的记载中，王在晋跟孙承宗、袁崇焕师徒二人分别有过对手戏，尤其是孙、袁二人初到辽东的时候王同学的戏份可谓很足，所以在《明史》里，他即使是孙、袁二位“光辉象形”的配角，那也是个主要的配角。不过，由于孙、袁师徒在《明史》中乃“光辉形象”，所以作为配角的王同学也就自然的成了片绿叶，因此后世对王同学的评断也多是负面的。  其实，所谓“评断也多是负面的”是个比较学究的说法，很不通透，直白一点的说，后世评断王同学就是个废柴，以三位大能为例，他们对王同学的评价中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废柴这一特色。  金庸：“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苏州的白面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目光短浅，胆子又小……”[1]  阎崇年：“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2]  当年明月：“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来没有打过仗，之所以派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当年明月：“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足。”[3]  一个白面书生，从来没有打过仗，根本不懂军事，既无兵略，又无谋略，目光短浅不说，胆子还小，外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的种种，可以说王同学名声实在是够呛。  面对斑斑劣迹、款款斥责，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之下，王同学真是想不废柴都不行了，可这就是真实的王在晋吗？  为了探求真相，带着这些后世大能们对王同学的负面评断，我等草根拜读了《明史》的相关部分，试图找到史文中更为具体的说法，但却意外的发现，其实《明史》中对王在晋的专述并没有说他如何废柴，其中的记载只是把王同学的履历非常工整的罗列了一遍了事。  明史载：“在晋，字明初，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中书舍人。自部曹历监司，由江西布政使擢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进督河道。泰昌时，迁添设兵部左侍郎。天启二年署部事。三月，迁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代熊廷弼。八月，改南京兵部尚书，寻请告归。五年，起南京吏部尚书，寻就改兵部。崇祯元年，召为刑部尚书，未几，迁兵部。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卒。”[4]  就这个履历而言，罗列的都是王同学能拿得出手的职务，其中涉及军务的占去了一大半，其他的还有吏部、刑部，均为尚书，虽说南京吏部尚书有内退之嫌，但崇祯初年的那个刑部尚书却十分的不同凡响。  王同学是崇祯元年三月上任的[5]，在他任上有个很棘手的问题，那便是收拾魏忠贤的党羽，当时老魏虽已自裁，但其党羽还多居高位，所以这明显不是个闲差，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让废柴来担当的位置。  再有就是王同学的那个“署部事”的履历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很特殊的职位，它的全称是“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相当于一人同时兼任了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三个部的第一副部长，估计跟现在的国防科工委管的事儿都差不多了。  说到这里，若稍微仔细掐算一下王同学多个正、副部长的履历——“总理过户、兵、工三部，兵部侍郎、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不难发现在明朝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中，王同学算是担当过正、副部长的，就有五个之多了，因此以王同学这样的履历来看，他若是真个废柴，那起码也得算是个复合型废柴（可能性不大）。  另外，他的履历跨度也非常大，纵横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级别也挺高的，多是副部级以上的高干，光是尚书的“头衔”就能数出五个之多，另加两个侍郎（“署部事”时也是侍郎），可谓“三朝重臣、四朝*”，要真是个废柴，能连续四朝身居高位、要职，那也太玄乎了。  －－－－－－－－－－－－－－－－－－－－－－－－－－－－－－－－  [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明史》卷二五七王在晋传】  [5]【《崇祯长编》卷七崇祯元年三月“南吏部尚书王在晋仍以太子太傅为刑部尚书”】 第四章 文韬武略大比拼 具体到军事方面，有关兵部的官职，王同学从外派的巡抚、经略到中央的兵部侍郎、尚书这些要职是全都干过，不过王同学的军旅生涯，还不光只有这些。  明朝的文臣领兵的体制，是“督抚兵备”体系，其中“督、抚”（总督、巡抚）属于高级军职，“兵备”乃属基层军职。在高级军职里王同学干过的有“山东巡抚”和“辽东经略”（“经略”与“总督”属同级[1]），而基层的“兵备”（可由“副使”或“佥事”担任的）更是王同学的老本行，王同学在一份奏章中自己曾有过这样的总结：  王在晋题：“……书生未闻军旅，然职始为佥事兼摄沿海四道，与倭寇战于海，获功升级受钦贲，历游楚、浙无非兵事。”[2]  从这段奏章内容来看，王同学刚出道的时候是打倭寇的，资格比老，加之后来又分别对付过后金和流寇，期间也顺便跟蒙古部落有交情，资历可谓不浅。  综上所述，王同学在历任了兵备、巡抚、经略、侍郎、尚书这么多军职以后，可以说在明朝“文臣领军”的体系中是实现了全垒打，从基层到中央的要职全都干过，而时间跨度也够长，历时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  所以，如果以王同学军事履历的“丰富度”和“时间跨度”来看，就算他当初是一介文弱书生，在历任了这么多军职以后，即便成不了伟大的军事家，那也不至于废柴到——兵略、胆识、智慧、远略全无的境地（阎会长语[3]）。  此外，就时段而言，王同学在上任“辽东经略”之时，他的军旅资历也远高于孙阁老和袁县令。在经略辽东之前，王同学任过兵备是打倭寇的，当过巡抚是提防后金的，到了京城入兵部为侍郎是备经略之选，后来又一度总理三部，同时兼任财政部、国防部、总装备部的第一副部长，负责的是辽东军需供给，可以说当时的王在晋业已是个常在军旅、久历战阵，兵马钱粮、军械造办一切熟络的老江湖了，临危被选去辽东这种险地也不算意外。  可孙阁老和袁县令就差远了，就在王经略被任命之时（天启二年三月[4]），孙阁老暂掌兵部不过一个多月[5]，而袁县令被派往辽东充其量也就一个多月[6]，他们二个人在军职上的时间加到一起不过三个月，这跟历任军职已经三朝的王经略一比，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也难怪孙阁老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中会钻了地缝。  在搞清楚王同学的军旅背景以后，先前几位大能们所说的，什么王同学在掐架之时，根本不懂军事（金大侠语）或者从来没有打过仗（当年明月语）这些话，就显得太不靠谱了，史学研究可不能想当然，万事都要有依据才行。  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王同学完全有资格指着孙、袁师徒二人的鼻子说：“书生未闻军旅……”，而这样的评断也是恰如其分的，孙老师奏章里长篇大论、头头是道，而实际操作却一塌糊涂；袁同学放狂言、出风头、小报告样样在行，可是兵略、远见、谋略、智慧等要素就够呛了（这些稍后便可见分晓）。  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总也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还居然写进了《清史稿》[7]，说是老袁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老袁的妻妾都被崇祯发配到二千里外[8]，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发配也不会发配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而这个套路在当时也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大人《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也不小，对为官之道还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想吹嘘一把都难）。  －－－－－－－－－－－－－－－－－－－－－－－－－－－－－－－－  [1]【《明史职官二》卷七十三“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有提督，有巡抚，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3]【阎崇年著《袁崇焕传》“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既无兵略，又无智慧。”】  [4]【《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升兵部左侍郎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  [5]【《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命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6]【《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升兵部主事袁崇焕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7]【《清史稿·列传第二百四十七》“富明阿，字治安，袁佳氏，汉军正白旗人，明兵部尚书袁崇焕裔孙。崇焕死，有家属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五传至富明阿，以马甲从征喀什噶尔，授骁骑校，升参领。”】  [8]【《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第五章 王在晋笔下有三朝 若将孙、袁二位大能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那就确实显得寒碜了点儿。王同学出生于河南浚县，据浚县的资料介绍，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贡是同乡，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1]，涉猎极为广泛。  其中，《越镌》、《海防纂要》、《通漕类编》三本被后世广泛用于研究明代航海、贸易、海关、海防、军械、战阵、经济、地理、航运、船舶、漕运、河渠等方面，这三本书之所以研究价值高，都是因为王同学善于将自己官任上接触到的案例、资料、体制等系统的编纂成书。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戚继光战车中轻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2]，显示钓鱼岛、黄麻屿、黄尾屿、赤尾屿在明朝就属于中国版图的海航路线图（针路[3]），以及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潮的观念——世界。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同学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明清鼎革的史书文献可谓繁多，《三朝辽事实录》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要的是说辞而不要依据，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也大行其道，一个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大家众口一词之下，大家可互为奥援，即便是造假也能避免“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如此修史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的行文体例都很不规范，大多是作者直接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通理由，对不对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也并不讲求引证、实证这些规范。所以，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有扰乱视听的效果。  当后世研究者在面对这一堆所谓“史料文献”的时候（其实是小报），如果是想弄清楚历史真相，那只有头大、头晕的份儿，因为每一本史书的内容都能算是一路诸侯、有此一说，对于这些说辞很难进行取舍，凭什么信这本就不信那本呢？不过，也有人乐于接受这样的状况，原因很简单，既然谁说了都不一定准，那只要巧妙运用其中某些史料，“旁征博引”一番，历史就将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但凡看到有人搜罗一大堆“史书”来标榜自己的说辞是所谓“真史”，大家就要小心对待，谨慎从事了，因为此人或许别有用心。  不过，史实就是史实，真相就是真相，它们并不会消亡于众多各执一词的小报之中，更不会任人涂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实、去伪存真的文献，现世之中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些文献就是各个历史事件里，那些当事人的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原始文本，俗称第一手资料。  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将某个历史场景之中，当事人的意愿、判断等主观信息，以及事件本身的细节，准确无误的反映出来，这显然对于探求历史真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第一手资料，原始文本的公信力之强，放在今天甚至可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供，而那些二手史料最多能算是舆论报道，开一卡车来也抵不上一句呈堂证供（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  而王同学的《三朝辽事实录》就堪称是一本“第一手资料合集”，此书的体例相当独特，全书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王同学广泛收集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章、疏议，他将这些第一手资料原文照抄下来之后再按照日期归档，这个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第二个部分是王同学以按语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后批注的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谈这些奏章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后来事情是办成了还是砸锅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写奏章的人有没有口是心非、自食其言之类的。  就史料价值而言《三朝辽事实录》中收集的奏章、疏议自然是不言而喻了，这些第一手资料跟之前那些滥竽充数的文献有着本质的区别[4]，所以此书成为了研究明末辽事的重要文献之一，就连《明史》也频频使用王同学书中抄录的原始文本，只是使用方式比较独特——歪曲篡改、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在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  [1]【“他一生著作甚丰，他著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其中《三朝辽事实录》成为明清之际东北两大著名文献之一，为先清时期东北地方珍贵史料。”转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浚县》】  [2]【《海防纂要》“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力之坚也。倭夷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但广船难调，不如调福船为便易，广船若坏，须用铁力木修理，难乎其继，且其制下窄上宽，状若两翼，在里海则稳，在外洋则动摇。广船造船之费倍于福船，而其耐久亦过之，盖福船俱松杉木，楸虫易食，常要烧洗，过*讯后难堪风涛矣，广船铁力木坚，楸虫纵食之也难坏。”】  [3]【《海防纂要》针路中的钓鱼诸屿，福州往大琉球针：  东沙开船，用单辰十更取鸡笼山，北边过,见梅花瓶屿并棉花屿、彭家山，乙卯并单卯十更取钓鱼屿，北边过，前面是黄麻屿，单卯四更取黄尾屿，北边过,甲寅一更取赤尾屿，乙卯六更取姑美山，北边过,仔细用单卯取马奇山，北边过,甲卯并单寅收入琉球港。】  [4]【《三朝辽事实录》“明王在晋撰。十七巷，首卷《总略》一卷。崇祯十一年(1638)成书。首卷《总略》，概述辽东分野、沿革、战略地位、边防及朵颜、海西、建州势态，正文十七卷叙列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四月天启七年(1627)的辽东战事。依年按目，历叙战守梗概、兵饷要务、将土怯弱、官僚相讦情况，引录大臣奏议，多它书所未备，为研究明清战争的重要史籍。有崇祯刻本，清乾隆时被禁，1930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私藏本影印”转自百度百科编辑者：商羊舞】 第六章 明朝患上了心脏病 明末，  辽东，战局急转直下。  数次征讨皆告失利，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一次次的失利，一个个重镇的接连丢失。  萨尔浒之役中明朝举兵十万，结果是失利。  沈阳、辽阳之战中袁应泰和张铨曾议兵十八万，结果又是失利。  广宁之战中熊廷弼、王化贞所部共十五万人，结果还是失利。  以上资料显示，明朝在与后金作战的三次失利中，所动用的兵力数分别为——10万、18万、15万，以这样的数字来看，要彻底消灭后金，聚兵十几万肯定是搞不定的，要想解决问题必然的选择就是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另外，王同学也一直认为，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反正当了裤子也凑不齐），他目标是要避免辽东问题成为尾大不掉之患，从而引发朝廷的心脏病。  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1]  基于这种判断，王同学经略辽东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他首先要确保的是，大明王朝不会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其次才是等待条件成熟后将努尔哈赤一举歼灭。  其实，关乎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时刻亦然来临，而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  不过，以孙阁老、袁县令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阁老的策略是力求速战、大举进攻，但实际上没什么希望，杨镐所部是10万人，袁应泰、张铨议兵18万，熊廷弼、王化贞手下有15万兵马，可三次大战均告失败，而孙老师的队伍虽说一度领饷的人有14万，但他自己后来清汰下来，却只有11万，就力量而言不见得比有前三次强，所以也就谈不上有必胜的把握，而后来的“柳河之败”更是证实了孙老师的队伍还不如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的手下。  至于袁县令所提的什么“凭坚城，用大炮”就更为可笑了，因为修城必须先立营，而立营的根本还是战斗力，如果战斗力都能在辽东随处立营了，那又何必修城呢？不如灭了后金算了……反之，不能在战场上消灭后金，也就无法去后金所占领的地区立营，在这种前提下，修那么多城，架那么多炮，不过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袁同学想凭坚城、大炮而“五年复辽”完全是异想天开。  当然，后来袁县令自己改口了，说他七拼八凑一支队伍就足够消灭后金了（已足平奴），这支队伍由东江镇凑2万（为奇，打游击），蓟镇凑万(为援，守碉堡)，辽东镇全算上一共12万人（为正，去进剿）[2]，可还没等他把队伍拉出去，后金却已经打到京城了，这就是著名的“五年平辽,平到京城”。  后金一打到京城袁督师就挂了（不是阵亡，而是被刮），没能实现他带12万人去剿灭后金的宏愿，为此还有人深感遗憾，意思是如果袁督师把队伍拉出去了，那历史或许就能改变。不过，这个构想其实是实现了的，后来洪大人就凑了13万人去和后金决战于锦州，结果如何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总之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十几万的兵力是解决不了后金的，只可惜孙老师并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孙老师是因为掐架而突然插手辽东的，所以对困难明显有估计不足，可谓没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斤两，可谓没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若是先见、自知都失明了，那确实就跟睁眼瞎没多少差别了，因此孙老师去辽东，就好比是盲人骑瞎马，摔跟头是迟早的事情，实属无望之灾，而孙阁老赴任以后也果然不负众望，没过多久就把朝廷折腾到了心脏病发作的边缘。  孙阁老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经略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哮喘了，因此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3]，痛斥孙阁老“上病国家，下厉人民”的雷人方略。方大人的上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这位毕大人是专责督理辽饷的，专业很是对口，所以方大人的奏疏颇具杀伤力。  方大人提到，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老师在山海关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粮饷400万（其他还不算）。  而这400万还不是全部开销，其余地方如天津、登莱、通州、密云、张家湾、京师、蓟镇、东江等为辽事而增兵加饷的又有120万，两项合计足有520万之巨。  当时因辽事的加派只有485万，面对520万的窟窿，根本不够填，从账面上看，即便全都投进去，也还尚有35万的缺口，然而实际的缺口却不止35万。  因为各地有留用和减免，所以加派的485万其实是收不齐的，因此缺口实际上还要大一些，若再加上辽东旧饷52万，那缺口将总计达到162万，而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又必须再民间加派，于是民间的负担又将增加三分之一（485万的）。  倘若各地再有减免和留用，那又是新的缺口，有缺口就又需要继续加派……方大人指出像这样加派、加派、再加派的，谁受得了啊，若是年复一年的加派下去，那必然会出大问题（比如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到时候就算后金安坐于关外，保证不向关内发一箭，大明王朝也会灭亡的（不幸被言中）！  他要求兵部和户部认真核算辽饷，会商出妥善解决缺饷问题的办法，提出了“上不病国，下不厉民”的用度要求，最后指出不要等到因此出了大问题再来补救（方大人卓见）。  方大人的这份奏章，揭示了辽东军费激增，已经让明朝的财政显现出透支的迹象，而这种迹象表明，王同学此前那句“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的断言如今已初现端倪了（王大人高见）。  不过，可惜的是，高见也好，卓见也罢，都未能挽救大明王朝，因为明王朝得是重病，而且几乎是不治之症。明朝究竟得的什么病，到底又是怎么亡的，一直以来都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揭开这个谜底，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气象灾变，这就是“小冰河期”。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八】  [2]【《大库史料》卷十五袁督师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百姓敲骨剔髓，□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五百二十万两。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仍问之民间耶，民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 第七章 孙老师缔造的尾大不掉 明王朝由健康到有病，再因为有病而虚弱，最终由于虚弱过度而亡的过程，就是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写照，而这段时间正好跟16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小冰河期”吻合。这段“小冰河期”的特征是气温偏低2摄氏度，可别小看了这两度的温差，它能让空气中的水分子减少，海水蒸发量下降，极地的冰川增加，形成类似冰河前进的现象，“冰河期”就是因此得名的。  水分子减少，蒸发量下降，冰川增加的直接后果就是降水减少，降水减少必然导致干旱，而干旱则会带来粮食作物歉收，长期歉收必将引发饥荒，饥荒肆虐之下动荡就再所难免了，这就是小冰河期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  所以，在“小冰河期”长期延续下（长达70年），明王朝得上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干旱、饥荒、流寇、内乱等等，而此时身处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也活不下去了，于是频频入寇抢掠，典型就是蒙古、后金两家，尤其是后金，壮丁不到六万，忠顺了那么多年，若是能熬得过去，想必也不至于非要挑战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  然而，这人口过亿也不完全是优势，俗话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口规模也是一样。若在丰年，人口是资源，人多力量大，人口过亿自然可称泱泱大国；可如果是在灾变之年，饥荒是一切祸端滋生的温床，人口就不再是资源了，反倒成了负担，人口越多越是遭殃，之前的“泱泱大国”此时便立刻沦为了“殃殃大国”，大明王朝就是个活生生的写照。  随着灾变的持续，以及多种并发症的进一步恶化，明王朝的财政逐渐开始出现了问题。此时，明朝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因为对于干旱、饥荒要赈济，对于流寇、内乱要*，对于边患、入寇要抵御，对于后金这种叛乱则要剿灭，可是作为一个税收重心还在农业的大帝国，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在灾变中却不得不锐减。如此一来，明朝就陷入了一个腹背受敌的局面，一边是日益增多的财政开销，一边又是严重锐减的财政收入，这样持续下去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财政枯竭。  财政若是日趋枯竭，那开始的表象就是开不出军饷、发不出赈济，但由此引发的却是更为严重的饥荒、流贼、内乱、入寇……如此的周而复始之下，大明王朝便走进了一个凶险程度堪称万劫不复的死弯。  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可惜当时也没有人能知道这一切，其实就算是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谁也无法得知灾变还要肆虐多少年，这种技术放到现在都还没有，何况当时。  这时，明朝就好比一个庞然大物因为有病（财政匮乏）而四肢无力、头昏眼花，以至于连一个个头比自己小很多的对手（后金）也解决不了，还被咬了几口，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关起门来睡一觉，养几天，等病好些了，操家伙再来接着干，这就是王在晋的策略，而孙阁老的办法却是带病接着干，即便因病应付不了对手，那也要拖着病体在野外候着，吹点儿寒风、受点儿冰雪，都无所谓……这哪里是治病救人的方略，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整死拉倒。  不过，袁县令的招更损，重病之下在野外受冻不让休息不说，还要求朝廷去干苦力，本着“凭坚城，用大炮”的策略，一路要把城堡不断的往前修下去，还一直要修到后金的老巢，这么折腾，恐怕即便是好人也会累趴下的，何况大明王朝如今还是个病人。  明王朝作为一个重病在身的病人，再被如此一番折腾之后自然就不行了，最后到了连动弹都困难的地步，因此后金得以三番五次的入关袭扰，而大明王朝则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宰割，这都是因为彻底累趴下了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后金之所以能入关夺取天下，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孙老师、袁县令二人的疲明之策，所以对于他们二位，清朝应该是心存感激之情的，就是不知道在清修的《明史》里，孙、袁二位大能被钦定塑造为“光辉形象”是否跟这个有关系，反正乾隆对老袁的态度不像是祖上有仇，反倒象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而孙老师就更为特殊了，整个《明史》里就他一个人的传是单立的，一家子人住的是独栋别墅，而其他人再牛，都只能住筒子楼般的集体宿舍。  当年明月对此有颇有感慨，他说：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悉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1]  点评：  孙阁老这位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统帅，一出手就让朝廷揭不开锅，让辽东战事终成尾大不掉的祸患，确实堪称明末最“尾大”的战略家，而他老人家留下的这个尾大不掉之患也确实害人不浅。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是一场长达70年的灾变，这对于一个靠农业税收来维系的帝国而言，其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不过明朝底子相当厚实，从灾变开始的1580年一直挣扎到了1644年，前后一共64年时间，差那么一点点就扛过去了，从1650年起灾变就逐步结束，之后整个民生又逐渐恢复正常，这一恢复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一段灾变之后的自然恢复过程（可见某朝实在乏善可陈）。  说到这里若再回顾一下当初的八里铺重城之争，我们会有趣的发现，倘若当时能奉行王在晋的策略，筑八里铺重城，暂守山海关，而并不急于到关外去扩军备战的大搞铺张浪费（可节省几千万），那明朝兴许还真能多扛几年也说不一定（意义非凡啊）。  当时，王同学是一再上疏阐明自己的看法[2][3][4]，他的这些见解非常明确的揭示了财政匮乏的危害要远胜于其他忧患，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堪称远见卓识，但《明史》对于王在晋这种有远见的同学，评价却反而很差，很直白的说他修八里铺重城是没有远略之举。  明史载：“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这种瞎说可谓够狠、够准，并且颇具学术内涵、专业水准，当然这也得两说，这可能是别有用心，但也可能是纯属巧合，不过结果都一样，那就是《明史》对王同学的评价是低得没谱。  另外，对于老孙头这类乱开方子，往死里整人的，《明史》以及后世的评价却又高得过分了些，《明史》对孙阁老的夸赞这里就不赘述了，而在后世对他老人家的评价中，仅以三位大能之一的当年明月为例，他就直接把老孙头捧成了大神——“拥有改变宿命能力的人”（狂汗）。  当年明月：“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了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5]  点评：  在一场万年难遇的灾变来临之时（一万年就这么几次），在大明王朝财政已经显现出透支迹象之际，给朝廷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孙大人，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唯一有能力、有手段改变王同学经略地位并取而代之的人，但孙阁老促成的这一改变却是把大明王朝推进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死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是位能改变宿命的人，没他或*朝还亡不了。  其实，后金从来都不要广宁，看看地图都知道，什么意思……广宁都不要，就是说后金连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等等地方，是通通都不要的，所以孙承宗、袁崇焕折腾关宁锦防线一直延伸至右屯，去获取什么“纵深”是毫无意义的。  因此，他们两人修“纵深”，修了N多年，花海了银子，结果却只不过占了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当然，战力不够，而不能到后金地盘立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最终被拖死的，也并非是后金，反倒是明朝自己，这一悲哀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王在晋当初的担忧是有根据的——若辽东问题成为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那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  －－－－－－－－－－－－－－－－－－－－－－－－－－－－－－－－  [1]【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2]【《三朝辽事实录》卷六王在晋题：“……臣看得辽左军兴费繁钜，田赋频加，取足于溢额之征，漏卮难塞，外廷无措，仰给于大盈之积。待米成炊，其在司农，艰窘倍常，仰屋窃叹，圣明洞鉴，无俟臣心。”】  [3]【《三朝辽事实录》卷八王在晋题：“年来辽左兴供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复辽左之城郭人民，须从新肇造，刍粮、军器须从新搬运，将来经费不可胜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所费不赀。如欲联属西虏，岁费尤难预计，必非司农所能克办也。陛下于燕闲之暇，须密密清查御帑，倘琼林大盈之积，易竭难支，百凡内庭供应，服御颁赏之类，俱从节缩以佐军兴。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王在晋题：“国家财力东西支应，万分无措，典兵者不恤司农之苦，司农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来用二、用三，今且加编、加役，邦本日瘁，国势难支，职滋惧焉。”】  [5]【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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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6楼

第三卷 议修宁远 第一章 书生式营救方略 随着八里铺重城的停工，宁远之修的确立，大明王朝的尾大不掉之患，便愈加严重了（尾巴更长了），后来又有了锦州，再往后更延伸至右屯，右屯之又向三岔河挺进，最后一直拓展到三岔河以东的耀州城下。  在这个过程中，孙阁老乾纲独断，罢“重城之议”，赶走王经略，提携袁县令，又续而支持“宁远之修”，可谓是一气呵成，而孙老师、袁县令在御用文人和三位大能的笔下，那真是一拍即合，所见略同，不仅擦出了火花，还确立了师徒名分，自然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可是，这一通貌似顺溜的说辞，却是一番不折不扣的假话，因为在“重城之议”和“宁远之修”两者之间，还有一段关于“十三山”的故事。  在“十三山”的这个故事中，孙老师和王同学又上演了一出冤家路窄的好戏，他们二人续八里铺之后再次发生了碰撞，遗憾的是并没有撞出火花，而只是孙老师在碰撞之后，头上和眼里满都是星星……  不过，《明史》里可不是这么写的，《明史》叙述的主旨，依然是以贬低王在晋来吹捧孙承宗、袁崇焕，整个事情的经过在御用文人的大加篡改之后，达到了颠倒黑白、贻笑大方的效果。  史文的大意是，十三山一带有难民十余万，被后金围困了出不来。孙承宗到山海关视察，袁崇焕请求率领五千人驻守宁远，以策应十三山，并且还打算派人去解救。孙阁老和蓟辽总督王象乾进行了商议，考虑到山海关的军队是新败的溃军，所以王象乾提议让蒙古部落派三千人前往，孙阁老点头称是，于是把想法告诉了王在晋，但王经略却没有能救难民，最终导致了十几万难民都落入了后金之手，只有六千人回归。[1]  依据史文的叙述，王经略面对被困的十几万辽民，好像只是眼睁睁的看着，任凭别人在一旁都提方案、想办法，他却始终是既无态度也无行动，实在可恶之极，如果再联系到先前重城之争时，他被孙老师问得哑口无言的劣迹，于是蠢材、废物、胆小鬼、废柴、蠢货等等的帽子估计又会一顶顶的开始向王大人头上招呼了。不过，在王同学被帽子活埋以前，大家应该思考一下，这事情到底有没有谱？  关于这个事情，我等草根首先注意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三位大能中，只有金大侠因此事而挺身入局，义愤填膺的*王同学，而其他两位大能，却对此并没有吭声。  这实在有些奇怪，按理说王同学这么一个劣迹，不正是下饭的好材料吗？就算是以绿叶来衬红花，也该来一手才对啊，但阎会长和当年明月为什么不大书特书一把呢？他们怎么轻易的就放过了王同学？  我等草根认为，应该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阎会长和当年明月“都”碰巧没看到这段史文（有人信吗？）；二是他们认为这段史文有问题所以就没深究。  这段史文在《明史》里字数并不少，而且就紧接在八里铺重城之后[2]，所以阎会长、当年明月都没看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们之所以没提这件事情，那多半是因为其中有问题。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单从史文的字面上就有所显现。史文里提到“宁远去山（十三山）二百里”，这本身就说明宁远距离十三山很远。我等草根在查阅地图之后，更是发现，十三山和宁远之间，居然还有两条大河相阻隔（大凌河、小凌河），这么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因为在隔着两条河的200里外驻扎的5000人，那能算是策应吗？典型的见死不救还差不多！  200里路，外加两条河，对于十三山的难民来讲，别说是逃命，就算是单纯的徒步跋涉，也非常具体，严格的说，简直就是铁人两项赛（跑路+游泳），而如果过河又没有船只，一路上还有被劫之险的话，那铁人两项赛就直接变成生死大考验了。  另外，那时候也没个电报、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几百里外有5000人据守鬼才知道。即便有十三山的难民千辛万苦逃回来看到了袁县令，那他们还会又折返跑的回去报信吗？谁有那个体力和毅力去完成一个价值不大的100公里往返跑？  再说袁县令，您守在200里以外，中间还有两条河流阻隔，就算有人跑来投奔，那能算是你袁县令“策应”出来的吗？说出来也不怕人笑话……  因此，这所谓200里外5000人就能“以壮十三山势”一听就是书呆子的想法，非常符合孙老师和袁县令的风格，而王在晋是老江湖了，能看得上一帮书生叽叽喳喳的比划吗？能跟他们比划到一起去吗？所以，正常情况下，王经略是不可能理会他们的，而这帮书生的比划也多半是会落空的。  －－－－－－－－－－－－－－－－－－－－－－－－－－－－－－－－　　[1]【《明史袁崇焕传》明史载：“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2]【《明史袁崇焕传》明史载：“……在晋深倚重之，题为宁前兵备佥事，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  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行边，崇焕请：‘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 第二章 计划破产栽赃他人 孙老师是天启二年六月底（二十六日）抵达山海关来巡阅，七月和袁县令一干人酝酿了这个馊主意，结果一到九月这个计划便彻底破产了，十三山沦陷，山民全部被后金掳掠而去。事后，孙阁老在一份检查里末尾，给顺便提到了一下。  这么大的闪失，就顺便提了提？  没错，因为孙老师碰到了其他更倒霉的事，一是遭了雷劈，二是炸了万斤火药，所以特别写了个检查，说得好像是遭了天谴一样，而十三山的事情就在检查的最后顺便提了一下，权当是活跃一下气氛吧，也是算是安慰一下天启……  把糟糕的事情凑一起，还能安慰皇帝？  对，这就是孙老师的水平，因为他告诉天启，这年头啊，真是倒霉事情太多了，到处都有啊（天人之变又不专于一方也），言下之意大概是，见多了就习惯了，别往心里去。  不过，孙老师虽然是经常出馊主意、干笨事，但之后认错的态度都还是蛮诚恳的，上次掐架输了，很豁亮的就来了一句“臣遂无以应”，这次也不例外，孙大人很直白的就说了句“而竟不能得”，之后还能脸不红、心不跳，保持神情凝重，且语重心长的来了一句，这事关系重大啊（此中关系甚大、甚远），仿佛这是别人捅的篓子一样，实在是令人钦佩。[1]  孙大人写的这个检查，在《明熹宗实录》里也有的记载，算是孙老师奏章的缩略版，曰：“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臣等愧不能救”[2]（言简意赅），而紧接其后的是一封王象乾的辞呈，曰：“辽民被陷引咎乞罢”[3]。当然，《明史》里也有与之对应的记载，就是之前提到的那段。  明史载：“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  要说《明史》在此处的曲笔也实在是太狠了，明明是孙承宗、袁崇焕、王象乾一干人搞了这么个破计划、馊主意，王经略就只是在一旁听了一句半句的，也没见他吭声，可最后失败了，就硬要说是王经略不能救，天地良心啊！  其实，对于如何解救十三山站的难民，王经略一早就考虑好了。早在孙阁老来山海关之前，王经略就接到了十三山站难民的求救信息，当时王经略还出了一个可行性报告，其中提到山民跑来报信说，山势很陡峭，路不太好走，所以需要军队在山下阻挡敌兵才能安然撤下来。王经略一算，方圆四十里的山地，如果要四面都接引的话，起码需要数万军队，而他手里只有五六万溃军，连守关门都尚显不足，怎么可能发得出几万兵去搞掩护？[4]  不过，王在晋并没有放弃这些辽民，他决定采用比较隐蔽的撤退方式将他们营救出来。考虑到了这些难民都是拖家带口的，又没有交通工具，长途跋涉是肯定不行的，而十三山站又靠河比较近，所以王经略派出了觉华岛上的水师去接应，并将接回来的辽民暂时安置在觉华岛上[5]。走水路的安排较之孙老师的铁人两项赛（跑路+游泳），那可就明显要人性化得多了。  相比之下，孙阁老的安排，其实是在组织极限运动，他老人家让辽民们拖着家小、背着包袱，走上200多里地，途中还得淌过两条大河，一路要走到宁远才能去投奔袁县令，这也太折腾人了，恐怕连部队拉练都没这么过分的。  在暂时将辽民安顿于觉华岛之后，王经略又考虑到在冬天，岛周围的海平面如果发生封冻，那后金的骑兵便可来往自如，十分的危险，所以他又下令朱梅、周守廉将岛上的辽民接到前屯安置[6]。应该说，如此的安排，是非常必要和稳妥的。  相比之下，袁县令在“宁远大战”期间的部署就显得太不负责了。宁远大战之时，正值隆冬季节，海河业已封冻，可是袁县令却不顾后金大军步步迫近的危险，非但不允许觉华岛上的军民撤离，反而还要将粮食抢运上觉华岛，结果酿成了惨祸，损失巨万、伤亡惨痛！  然而，以上这些举措只能说明王经略，努力的在营救，妥善的在安置，但却不能显示他到底救出来了多少人。能准确反映了王经略用水师，从十三山解救出的难民，具体人数的史料，当数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其卷二中记载，鲁之甲奉命去前屯发慰问品，对象就是六千多辽民，而他们是冒雨从十三山逃出来的，先到了笔架山，后来王在晋派了一个通判叫吴士科，带着舟船从笔架山把他们接了回来[7]。  有了茅元仪的证词，所以王经略可算是沉冤昭雪了，而《明史》里所谓：“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的说辞，就显然颠倒黑白了，因为十三山硕果仅存的六千幸存者，全都是人家王同学用水师接回来的，怎么能说“在晋不能救”呢？  相比之下，孙老师和袁县令两位大能则又以惨淡收场，他们想出来的馊主意，根本不管用，最终是一个也都没捞到（竟不能得）。  如此的真相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明史》对王同学的记载也太黑了，人家明明救了六千人回来，却还被硬扣上一顶见死不救的帽子，实在太无敌了，看来颠倒黑白已经成了《明史》不可或缺的叙事风格、办事原则、思维习惯，要吹捧一个人就好话说尽（哪怕是谎言），要贬低一个人就坏事作绝（哪怕寐了良心）。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孙老师曰：“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此一事，臣从七月间于督臣议于檀，督臣许为臣谕密出兵三千防东西之患，臣更欲从众议以兵屯宁远，稍近迎之以为依，而竟不能得。今接之无多，忽为所陷，此中关系甚大、甚远。”】  [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3]【《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4]【《三朝辽事实录》卷九王在晋题救辽民疏：“臣惟山海一关习逃之卒，心如不椗之舟……又问其何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即下，须得官兵拒虏方可策应。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围接引，非得数万人不可，关门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轻发”】  [5]【《三朝辽事实录》卷九王在晋题救辽民疏：“臣惟山海一关习逃之卒，心如不椗之舟……辽民之不可存，身无甲胄，坐无鞍马，不可为兵。左手□妻，右手□子，不能远遁……无已则惟有使之潜遁，我以兵船接济安顿于觉华岛”】  [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王在晋题：“臣之为辽人封事屡上，笔枯而颖废矣……众不肯就，蓦地赴关求救。臣一而发水兵一千三百名着游击金冠统领赴觉华岛防守发船接应……俟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或暂移于宁前之间。盖觉华岛去宁远城二十里，冻则履海如平地，非远洋巨浸之可拟也。岛无薪无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难于接济。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拨发哨兵暨勇健家丁，以夷人为引路护导前行，留驻前屯安顿。挑选精壮训练为兵，存留老弱拨田使种。”】  [7]【《督师纪略》卷二“游击鲁之甲以米三千、布二万、绵一万往迎陷虏回者，使居前屯。其人可六千，即十三山义民也，乘雨逃出。公阅关时闻，而促在晋往迎之。在晋檄通判吴士科以舟船泊笔架山迎之。”】 第三章 老天有眼负负得正 有时候确实有这种情况，那就是事情一旦作得太绝了，也会有不好的，毕竟世上还有物极必反这一说，而此次“黑王行动”最后搞成真相大白就是个活生生的范例。  刚才出来给王经略作证的茅元仪，其实是孙阁老如假包换的死党，他的《督师纪略》里凡是一提到孙大人，虽然不一定要起身立正，但也都是以“公”尊称的，而他写《督师纪略》也是为了要吹捧孙老师，就连他为王经略澄清冤情的这段也不例外。  在茅元仪的叙述王经略救了六千人回来的事件中，孙老师其实也露了一脸，就是茅元仪所谓的“公阅关时闻，而促在晋往迎之”，这样的描述十分值得玩味，因为照常理来说，孙老师在山海关，若是知道了情况，敦促一下王经略是可能的，但是茅元仪这样说，或许会使人以为，王经略派船去接应辽民，是孙阁老的意思。如果茅元仪的说辞被读者这样理解了，那王同学去救辽民就由主动变成被动了，于是接回六千多山民的成果，就可以归于孙老师名下了，所以茅元仪这一笔显然是精心为孙老师安排的。由此可见，茅元仪同学所著的《督师纪略》和清修《明史》一样都是“捧孙黑王”的套路。  然而，孙老师却向来都还比较坦诚的，他在奏章里明确指出，以水师去接辽民是王经略一早就安排下的，而觉华岛上的一千五百水师，也是在他到关之前就已经派出去了[1]，这样一来茅元仪的煞费苦心就落空了。  不过，茅元仪可能没想到的是，就他在落空的同时，还捅下了个大篓子，因为他提到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孙老师听说十三山这个事情之时(公阅关时闻)，被救辽民已经达到六千人了（其人可六千），而且是王经略用水师接回来的（在晋檄通判吴士科以舟船泊笔架山迎之）。  因此，《明史》里提到的，从十三山站脱困的绝大部分辽民（六千），都是王在晋用舟船救回来的，从而证实了，孙老师的那个馊主意，完全不起作用，而《明史》也撒了弥天大谎。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茅同学巧言令色的想给他们家孙老师捞一票，可到最后不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反倒留下了罪证，让孙老师吃了闷个亏，还证伪了《明史》，而王经略却得以沉冤昭雪。  可以说茅同学这次弄巧成拙的说漏了嘴，不仅救了王经略，而且还把孙老师给卖了，真可谓鬼使神差，颇具传奇色彩。当然，也不排除是《督师纪略》和《明史》合伙黑王经略黑过了头，让老天看不下去了，因此就安排了茅元仪这神来之笔，让他揣着坏心却办了好事。  其实，王经略当冤大头也就是在《明史》炮制出来以后。之前，尤其是在明朝，十三山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定案，王同学对此也表达过很直白的义愤，就在孙老师先前那份牛X的检查后面，王同学就附上了几句*的批语，曰：  “晋接济渡海收集觉华及前屯者甚众，今阁臣坐视不救……向使经臣不易，十三山站之民，虽至今存可也。”[2]。  综上所述，这十三山的水很深，而《明史》这一段也确实写得太不地道了，看来阎会长和当年明月都没有动笔写还真是情有可原，相比之下金大侠就显得太憨厚了，他老人家不知深浅的完全比照《明史》直接给翻了白话：  金大侠曰：“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3]  总体来讲，金大侠这段叙述，是基本比照了史文的，但“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这句是翻错了，原文是“大学士孙承宗行边”，这“行边”的意思并不是专程来设法营救，其本意类似“视察”或“巡阅”。  其实，金大侠不过是一写小说的，史料阅读量极为有限，因此他根本没有条件去实现使用多方史料来对证、求证，也就更谈不上在考据之下去发现问题了，所以对于金大侠大家要多一些宽容和体量才好，毕竟他是外行，并且水平有限，而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有人知道了但却不说，这其中所隐藏的就肯定不是水平问题了。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大学士孙承宗奏:“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3]【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第四章 孙老师眼中的愤青 前文曾提到过袁崇焕初到辽东后就越级告黑状这件事，此事可谓是惊动了党中央（东林党），而这一状也确实对辽东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它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事件，比如王经略下课，孙老师接手，停了八里铺重城，丢光了十三山义民，扩军备战、军费激增，大修城池、台堡，最终导致朝廷腰包被掏空等等。  再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大都比袁同学告黑状更为抢眼，例如东林党垮台，阉党掌权，孙枢辅老请病假，马世龙总遭弹劾，孙老师不顾一切谋大举，结果稀里糊涂遭惨败等等，看得人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在此过程中人们大多会很容易忽略掉一个细节，那就是当初袁县令那一状到底告准了没有。  这个问题似乎是一提出来就有答案的，因为关于这件事《明史》里有明文叙述，史文写得很明白，一句“承宗竟主崇焕议”说得是再清楚不过了，试问这状还能没告准吗？  明史载：“承宗谋于总督王象乾。象乾以关上军方丧气，议发插部护关者三千人往，承宗以为然，告在晋。在晋竟不能救，众遂没，脱归者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  不过，虽然《明史》上是这么写的，但毕竟只是清修《明史》的一家之言，史实则未必如此。  另外，即便是《明史》的记载中，也有很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史文存在着前后矛盾。《明史》先前的史文中提到，孙阁老和王象乾并没有批准袁县令带五千人去宁远的请求，而是要派了三千蒙古人去，但后面又来了一句“承宗竟主崇焕议”，这就很奇怪了，你孙老师既然给袁县令撑了腰，让他去修宁远，可怎么又不让他去宁远呢？这不自相矛盾吗？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我等草根查阅了孙老师的奏章原文，结果在其中果然发现了大问题。  孙老师具体谈及此事的奏章，就是的那份他老人家巡阅山海关以后，回奏天启的传世之作，上面讲述的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时孙老师招集群臣会商八里铺重城之议，他提出八里铺位置太近，不如修宁远而收200里疆土，随后还抛出了非常书生气的战术安排，就是所谓觉华岛水师不仅可策应宁远，还能绕道敌后横击之，而为了获得众人的支持，于是孙老师便拿十三山义民应予以援救来当挡箭牌，意思是要救十三山义民总得找个靠前的据点吧，此时袁崇焕自然是支持以宁远为据点，阎鸣泰则主张以觉华为据点，而王在晋提出的是以水师去接应，张应吾、刑慎言等人表示不同意袁县令的意见[1]。  在看到风向不太对劲的情况下，孙老师便改口了，说这据守宁远之议，其实是袁县令提出来的，他和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意思是“更议之”（更改其提议），于是得到了众人的支持（众亦谓然），奏章原文如下：  “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而我稍东迎。得西虏不为要劫，而更得其护，然后而归。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不然乱贼既不得遽诛，而忠义又不能援，数万之众尽化为东西虏，而益之勍敌矣。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2]  而《明史》却将这段讨论歪曲为众人在商讨据守关外的计划，并称孙阁老最终支持了袁县令用五千人马据守宁远的意见，史文如下：  明史载：“及承宗驳重城议，集将吏谋所守。阎鸣泰主觉华，崇焕主宁远，在晋及张应吾、邢慎言持不可，承宗竟主崇焕议。”  史文中用了“承宗竟主崇焕议”的字样，意思是孙老师同意了袁县令的方案，可是孙大人奏章上原文却白纸黑字的显示，他针对袁崇焕以五千兵马据守宁远的提议，是“更议之”而不是所谓“主崇焕议”：  奏章：“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  明史：“承宗竟主崇焕议”  以上两段叙述显然是矛盾的。此外，孙阁老在这份奏章的最后，还非常明确的指出，他再三的驳了袁崇焕守宁远的提议：  “而袁崇焕守宁远之议，气勃勃欲起……臣非谓袁崇焕辈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盖再三驳其议以尽其任事之心。”[3]  以上内容是孙老师在表述，他在对于袁同学的极力鼓噪，依然表现得非常淡定，因为他深知此人一贯好事、逞能（喜事），估计是有点愤青，所以他再三的驳斥了袁县令的提议，试图借此来敲打这个愣头青，使其安然任职而不至于太过心浮气躁。  综上所述，依照孙大人的说辞，其意思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孙阁老根本没有同意袁崇焕的主张，也并不欣赏他的才华，更不可能跟他成为知己。但是，这样的情形却跟三位大能的描述有很大差别。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大学士孙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关城……臣意欲会诸臣之意，而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傍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即无事亦且驱西虏于二百里外，以渐远关城，更收二百里疆土于宇下。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邢慎言谓议是先后缓急当办，盖臣有先后缓急之说也。臣又谓孤军不足应敌诚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据宁远，宁以一兵据觉华，是将急之乎，缓之乎。是即可缓，十三站之义民，且三、四万可缓乎。臣初与督臣象乾计欲以五千兵据宁远，令义民望之以为归，而督臣更欲发西虏之劲者三千，以为护，使诸人西来而我稍东迎。得西虏不为要劫，而更得其护，然后而归。归而安插之宁远、觉华，择其强者为兵，余即屯牧。不然乱贼既不得遽诛，而忠义又不能援，数万之众尽化为东西虏，而益之勍敌矣。此崇焕议而臣与督臣更议之，众亦谓然。而邢慎言谓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不能猝来。而经臣谓当从觉华入大凌河，以舟船接之，归是议也。独觉华之千五百兵议在臣未至之先，已从阎鸣泰之议，以邢慎言复议。”】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第五章 大能们又搞错了 在当年明月的叙述中，说孙阁老跟袁县令是一见如故，并且还彻夜长谈，孙大人对袁县令的才华、勇气、资质等等都是推崇备至的，另外还一眼就看出袁大人是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1]  我等草根认为，以孙大人的孤傲，想必是不会找一个好事、逞能的愤青去彻夜长谈的。再说，对于一个需要被多次驳斥意见来历练的愣头青，孙老师是不太可能欣赏他才能的。而孙老师一眼就能看出袁同学将来能震撼天下的说法，真不知道是凭什么，骨相？面相？还是手相？  接下来当年明月依据《明史》的叙述，针对王在晋和袁县令又进行了一番描写。其中，当年明月认为，王经略对袁县令是信任有加，但袁县令依然要打小报告，因为八里铺重城确实守不住山海关，而孙阁老耐心的听取袁县令意见后，便同意了宁远之修的提议[2]。  不过，史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王经略并没有对袁崇焕信任有加，他对袁大人的评价是“深虑其轻进也”，这说明王经略对袁县令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是甚为担心的，因此他不可能对袁县令“信任有加”。另外，八里铺重城若能修筑，那山海关必然成为雄关天险，怎么会守不住呢？（详见，第一卷第四章《谎言背后有玄机》）而孙大人的奏章也写得很明白，他压根儿就没有同意在当时去修宁远。  读完这些与史实相去甚远的叙述之后，仅此提醒一下以当年明月为首的“心灵读史”一派，在将历史问题揽入胸怀、酝酿情绪、奋笔疾书之前，最好还是先弄清楚的好，否则这“心灵读史”中的“心灵”就得直接改成“唯心”了。  金大侠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虽然非常的简约，他说：  “那时袁崇焕仍力主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3]  金大侠这里提到了“见识”二字，可是当时的孙老师，还是一介书生，从来没有打过仗，再有见识，也不过是书本上的，而他当时所面对的一干人，以王经略为首，多是常在军旅的外派军职，哪一个的军旅见闻、战地见识比不了他孙老师？  总不能说谁的官帽越大，就能代表谁见识更广吧？因此我等草根不得不呼吁一下金大侠，您老写的即便是小说，那也需要有逻辑才行啊。  另外，孙老师最终是把袁县令的据守宁远之议，当成了愤青言论，所以他又怎么会接受袁大人的意见呢？看来，金大侠确实未了解具体情况，就接受了《明史》的看法。  在阎会长的叙述中，他老人家除了有跟当年明月和金大侠相似的观点之外，还继承了《明史》中相当出彩的一段虚构，那就是孙老师给王同学恶补了七天七夜的功课，希望他能放弃八里铺重城之议。  这段虚构的情节出现在《明史》中孙老师获得掐架“胜利”之后。《明史》上说孙老师“大获全胜”过后，还不忘“挽救”王同学，所以苦劝了王经略七天七夜，希望他不要搞八里铺重城了[4]，不过王经略就是油盐不进。  《明史》虚构这段情节大概是想说明孙老师苦口婆心，而王经略冥顽不化，具体到史文里就是所谓“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等语。阎会长在叙述中，特意圈出来的“终不应”[5]来刻意套用这个典故。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那场载入史册的掐架里，其实是孙老师钻了地缝，当时就哑口无言了，所以他应该没有那么厚的脸皮，再继续纠缠王同学七天七夜。因此，阎会长引用的这个典故，恐怕就会有些问题了。  －－－－－－－－－－－－－－－－－－－－－－－－－－－－－－－－  [1]【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当年明月：“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这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于是孙承宗问出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以个唯一的地方——宁远。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3]【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4]【《明史孙承宗传》“承宗知诸部不足信，而宁远、觉华之可守，已决计将自在晋发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  [5]【阎崇年著《袁崇焕传》“他支持袁崇焕筑守宁远的意见，希望王在晋能赞成袁崇焕的建议，但王在晋‘终不应’，就是不同意。】 第六章 孙老师想修一道边墙 上回说到孙老师在初到山海关巡阅之时，并没有决定要修筑宁远，而是驳了袁同学修宁远的提议，所以三位大能依据《明史》撰写的东西与史实差别很大。  那为什么《明史》要在“宁远之议”这个问题上做手脚呢？其实，也不过就是为了要恶俗一把，因为后来的“宁远大战”被定性为“大捷”（其实不然），所以当初决定修筑宁远那就一定是个英明决策，而孙老师、袁县令二位又是“光辉形象”，那当然就要和“英明决策”联系起来了，于是御用文人们便安排了如此的剧情，所以流传于后世的才是这样一段虚构且恶俗的情节[1]。  不过，这一切并不符合史实，因为孙老师当时没有选择这个所谓的“英明决策”。孙阁老当时的想法并不是要在宁远修一座要塞，而是想把王经略的“八里铺重城”搬到宁远去。  “重城之争”发生于天启二年，而到了崇祯元年，孙、王二人又掐了一次，这次掐架所留存下的文献，才把这件事情说了个清楚。当时，孙老师已经因为柳河之败而下台了，可某日，他和别人掐架时，却故意扯上了王同学。  孙老师不仅说王同学的“重城之议”遭了众人反对（其实众人都支持），而且还说自己在守辽时大有成就，修了城堡四十七座，造办了军械、战车、兵船、牛马牲畜、官衙民舍无数，良田5000顷，一年屯种能挣15万两银子，另外还有3万多的利钱，能省下18万的军饷（好大的数啊）。  孙老师这样说，实质上是只提这么些年他花钱买来的东西，却绝口不提买东西花了多少钱（每年五六百万），而朝廷被他逼得都快破产的事情，更是一个字都不说[3]。  王同学一听就火了，于是马上发帖子痛斥孙老师，把孙老师的斑斑劣迹都列出来数落了个痛快[4]，其中什么都有，比如变乱成法、兵无不虚、饷无不耗等等，大意是为了你孙大人搞的那些政绩工程，朝廷都快揭不开锅了，可谓竭海内之力啊，但最后却换来了个柳河之败，你也不脸红？再说，柳河之败中，你的部队也太诡异了，号称十二万人的部队，败退回来一点，好家伙，只剩下五万八，请问那六万二千人哪里去了？是吃空饷了，还是都阵亡了？（这个问够得绝，怎么选都是死）  接下来王同学又复述了当年八里铺重城之争的细节，说他当初要收欢喜岭等处险要于内，所以才动议筑八里铺，众人都说不错，就你孙枢辅来了才嫌在八里铺筑边墙太近，说什么要把这边墙推进200里，到宁远、窟窿山去筑边墙，说得是好听啊，但可惜的是你老人家守辽足足有四年，却至今都还没有一砖一石之修筑，结果导致这两个方案都报废了（两议俱罢），说到这事儿你还来劲了？真是奇了怪了……王同学一番斥责，洋洋洒洒、有根有据的，大有你孙老师也有脸皮来掐架的气势。  崇祯一看，便犯了愁，一来是水有点深，因为此事在辽东牵涉面也比较广；二来这掐过去、掐过来的，都涉及到了袁县令，因为袁县令正好就是那个告黑状的，所以也当然的成了这场后来载入史册之掐架的始作俑者。不过，袁县令如今是蓟辽督师，带着十几万人在前方作战，而王同学此刻又正是殿前的兵部尚书，所以崇祯认为大家何必因为一个下台的孙老师而伤了和气呢，于是就说几句注意团结友爱的话，试图把包揉得散开点就算了，也没想要深纠，所以他的批复基本是和稀泥：  崇祯批复：“边疆多事，卿与督师，同心共济，勿以浮言介意。”[5]  虽然，事情最后是不了了之，但在王同学的这篇帖子里，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直到崇祯年间，孙老师的还欠着一份作业没有完成，有一条边墙，至今无一砖一石之修。这条信息引出了一个先前还比较模糊的细节，即在八里铺重城之争期间，实际上有三个方案，一是王同学修八里铺那道边墙的方案；二是袁县令要以宁远为要塞据守的方案；三是孙老师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将八里铺重城克隆到宁远、窟窿山，在宁远一带修一道边墙。  当时，孙阁老驳了袁县令、罢了王同学，最终主张了自己将八里铺重城推进200里到宁远的方案，其中还附带了觉华岛，于是才有了孙大人所谓“当宁远之冲，与觉华相犄角”[6]之说，只可惜到了崇祯元年，宁远还是一座要塞，而非边墙，所以王同学才以“两议具罢”、“无一砖一石之修”来反诘下了台的孙老师。  －－－－－－－－－－－－－－－－－－－－－－－－－－－－－－－－  [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山海关成为明朝阻挡后金军的关门，宁远的战略地位尤为凸显。但此期间明朝战略家们没有认识到宁远的重要战略地位。随着明朝与后金的形势变化，其重要地位才开始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们所认识。袁崇焕首先发现宁远的战略价值，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谋略。孙承宗采纳袁崇焕议守御宁远……”】  [2]【金庸著《袁崇焕评传》金大侠：“那时袁崇焕仍力主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3]【《崇祯长编》卷十三“臣来关外，止有八里铺一堡，中前所一城，以安哨马。臣与各將吏拮据四年，有四十七城堡，有三十万辽民，有三万辽兵，有五万弓弩火銃手，有六百兵船，有五百兵车，有六万马嬴牛駝，有官衙民舍五万有奇，有盔甲器械火药弓矢百余万。其官兵屯田五千余顷，官屯银一十五万有奇，塩钱利银三万四千有奇，采青省饷部银十八万。”】  [4]【《崇祯长编》卷十三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天启二年，广宁攻陷，廷推经畧，举臣以往。众议关前欢喜岭高于城楼，贼至必凭高俯击，乃卜地于八里铺筑外城，收欢喜岭于内，锁三道关于前……而枢辅孙承宗至，则谓八里铺太近，当筑宁远、窟窿山，其规画在关门二百里外，而迄今无一砖一石之堆积也，两议俱罢。而督师王之臣去年议，筑芝麻湾去城十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说耳。枢辅还朝，改臣南枢，马世龙登坛授剑，率意冥行，变乱成法，兵无不虚，饷无不耗，将无不贪。臣初议止用兵六万、马万匹，欲清旧辽饷以飬民，乃忽议添兵十四万、马数万，遂竭海内之力以供饷，功既无成，财复大匮。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枢辅疏以十二万，此六万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则虚藉挂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  [5]【《崇祯长编》卷十三】  [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第七章 牛逼的另类拓展法 既然当初规划的是一道边墙，可为什么最后成了一座要塞呢？应该说导致这样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孙老师修边墙的方式比较另类。在孙老师的奏章里，众人反对修筑宁远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路太远了，运输材料比较费劲（工料不能远及）；另一个是敌人突袭无法抵御（大寇来袭未有能应者）[1]。  这两点在常人眼里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基本上是个死结，工料不能搬远了，人又不敢去远了，怎么修？可这在孙大人，那里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儿，孙大人马上就拿出了个办法，把这两个问题同时解决了。孙老师的法子说来也不复杂，你不是怕走远了不安全，工料又不好搬吗？那就别搬那么远，就近修个城堡，如果敌人来了，马上退回山海关，如果敌人不来，你就继续修，修好了第一座，就开始修第二座，只要修把这200里路上的城池、台、堡都修完了，那事情就好办了，修宁远，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也亏孙老师想得出来这么NB的办法，这哪里是不把问题当一回事儿，这简直是不把国家当一回事儿，不把黎民百姓的血汗当一回事儿！  孙老师的这种作业方式可以概括为“步步填实”。天启三年闰十月，孙老师向天启陈述了他作业的进展情况，曰：  “前抚臣实与臣同议守宁远，而后先远近未悉，遂见为虚恢。今关以外为名城者五，俱已填实，为内堡者七，已填实其五，为边堡者十有七，亦已填实其半，再为料理，便可图修筑于远。”[2]  孙老师的成绩单显示，他为了修宁远的前期工程基本竣工了，城堡修了二十有余（5城+7内堡+外堡），但这个数字离他自鸣得意的“四十七城堡”还差了一半多，剩下一半应该是宁远至锦州再到右屯的路上所修。  孙老师的这个策略，问题是解决了一些，可银子却是没少花了，也难怪就在四个月前，方有度会上疏，痛斥他的祸国方略，上病国家、下厉人民。孙老师当时一听，也觉得是个问题，于是就随手写了份检查，总结了自己的折腾一年多的弊端，曰：  “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今关城聚秦晋川梁燕赵之众，尽耗客兵。亡论粮料不继其即继也，不逋不哗而坐食，使自坐困。盖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故议兵必在土著。”[3]  孙阁老这番言辞初听起来还是解气的，他说如今山海关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兵（秦晋川梁燕赵之众），都可以开全运会了，而这么些兵也确实很难养，就算他们不闹事儿，但也必须给吃给喝啊，而现在给养供应困难，时间一长那肯定是要乱的，反正现在进攻也没有胜算，不如改进攻为防守算了。另外，把这些吃货都遣散了，就地取材来搞点集训，兴许还能节省些银子。  其实，孙老师从“速战之备”到“久守之谋”的认识转变也应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而转“客兵”为“主兵”的思路也可以说是在思考问题了，方大人若是看到这一段，准能感慨一番，说自己的折子没白上，这孙大人也是明事理的，为人也豁达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不过，如果把这份奏章继续往下念，估计方大人就又得皱眉头了，因为事情又不对了，这孙老师虽然貌似认识到了问题，可是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依然是老路子——修，继续往前修，不修宁远决不罢休：  “今边方大计不过曰守曰款曰恢复……然而辽不复，关不可守。欲复辽以守关，则关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必不可不修筑，而宁远觉华之议，必不可轻罢”[4]  以上这段中，孙老师所谓“宁远觉华之议，必不可轻罢”清楚的表明了他修筑宁远的决心，只是孙老师的方略又有所更改，他不再修一道边墙了，而是修N座城堡，包括即将修筑的宁远。  “城堡要塞”与“一道边墙”的区别就在于，一般来说，“主兵”是屯于“城堡要塞”，而“客兵”才驻守“一道边墙”。而之所以“主兵”、“客兵”之间有这样的区别，那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有鲜明的特点。  “客兵”都是从内地招募而来的，五湖四海的都有，所以称为“客兵”，这些人没有拖家带口的，也不屯田种地，所以往往能集合在一起，克日出征，速战速决，因此宜驻于一道边墙。而“主兵”则多是用当地辽人来当兵，修这么多城堡，是想以这些城堡为据点，聚集辽民屯种，以主兵屯田的方式省些钱粮，所以才有“主兵利久守”之说。  不过，孙老师的方子其实省不了钱，因为他把主兵人数最终扩编到14万，比先前方大人上疏时的10万还要多出40%，每年要消耗五六百万两，而屯种所得才不过区区18万两。  看到这样的结果，估计那位上折子的方有度得吐血了，因为他一番苦劝，本来是希望孙老师能良心发现，好歹减少点用度，可孙阁老却打着减少用度的旗号，大搞主兵屯田，人马不但不见少，反而增至十几万，粮饷消耗继续扩大不说，还在此基础之上新添了耕牛、农具、安家费等等用度，宁远之修非但没有停下来，还变成了不修宁远誓不罢休，这不是变相煽方大人耳光吗？人家让您孙阁老省点银子，您给点面子，能省就省点儿，省多省少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可孙老师“省”了半天，却还多花出好些来，这就有点忽悠人了。  当然，以孙阁老的水平来讲，估计也是好心办了坏事，并非是他刻意要把事情办砸，大节上没有问题，可就是坏事坏得有点大。  孙阁老此举，从战略上看，巨额的消耗达到了祸国殃民的效果；而从战术上来讲，四十七城堡所形的布局，也确实让人不敢恭维，这样的布局，所摆出的，是一副全线自行分割等包围的态势，而如此有创意的布局，还有个特定的称谓，叫“关宁锦防线”，它在明末的名气很大，作用更是非同寻常。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诸臣谓孤军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能远及。张应吾曰：大寇来未有能应者。”】  [2]【《明熹宗实录》卷四十】  [3]【《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梁本），孙承宗著《高阳集》】  [4]【《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梁本），孙承宗著《高阳集》】 第八章 缔造者的感言 对于孙老师、袁同学所经营的关外防线，阎会长一向是推崇备至的，而在我等草根的印象中，头一次听到“关宁锦防线”这个称谓，也还就是在阎会长的口中。  阎会长大赞曰：“孙承宗、袁崇焕主守山海关外的兵略，建成一道坚固的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1]  而当年明月更是将“关宁锦防线”大肆的演绎了一番，一时唾星四溅、天花乱坠，当年明月激情演绎如下：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宁锦防线。  所谓关宁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是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的、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2]  当年明月的说辞，给予“关宁锦防线”的定位很高，高到了哲理的层面，确实很难得，有没有道理暂且不论，稍后自有定论，这里只想提一点，所谓“关宁锦防线”，最靠后金的锦州，距离后金最前沿的据点——耀州，还有几百里路，所以明月大能所谓“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显然是看错地图了。  虽然，二位大能是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并且有一大堆赞许之词，不过至少有一个人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相反他认为“关、宁、锦”的布局是很糟糕的，他对这条防线的评断很直白，曰：  “若锦失，奴又必以困锦之兵困宁与中右，一路乘胜而下，即及关门”[3]  这位仁兄的意思是，如果锦州被攻陷以后，那敌军必然会如法炮制，围攻宁远以及中右所这些城池，一路下来便可直达关门，也就是说这些辽西走廊上的堡垒，就好比是一个糖葫芦串，敌军来了，围一个吃一个，吃完了再围下一个，所以这“关、宁、锦”等处的部署，基本上就是个等着挨宰的布局。  接下来这位大哥还提出，上述情况一旦发生，让敌军直捣关门了，那势必就得与敌决战于山海关，与其这样，还不如现在就把所有精锐都集中起来，在宁远、锦州之间与敌军决战。  “彼时，罄天下之力与之争于关前，何如及今与之决于宁锦”[4]  看到这里或许阎会长和当年明月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就这个策略而言，那简直就是“松锦大战”的翻版，松锦大战中明军为了解救锦州，主力倾巢而出，与后金军决战于宁远、锦州之间的松山一线，结果是全军覆没，所以此番安排基本不值一提，而那位兄台的兵法韬略也实在不敢恭维，他不过是个洪承畴第二罢了，就这种眼水也敢来挑战“关宁锦防线”？  他有没有水准，能不能挑战，稍后自然见分晓，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位仁兄的担心，以及松锦大战的惨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到底是这位仁兄和洪承畴有错，还是“关宁锦防线”本身有弊端？  作为一个糖葫芦串的“关——宁——锦”，一旦锦州被围了，那到底救还是不救？这确实是个问题，若不能救，围了白围，打了白打，那干嘛还要去守锦州？这不找抽吗？可如果去救了，那重蹈松锦大战的覆辙又怎么办？这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那是谁的问题呢？还能是谁的问题啊，当然是“关宁锦防线”的问题了。  可是，如果“关宁锦防线”本身有大的问题，那当年“宁锦大战”的时候，袁崇焕又是凭什么打嬴的？难道说，这防线的缔造者之一亲自上阵，那效果就是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说到这里，我们把刚才那位发言的仁兄洗把脸来一看，哟，这不是袁巡抚吗……  您老这是怎么了，修了防线，打了胜仗，怎么还说这种丧气话啊？  丧气话？那是大实话！  袁巡抚把洗脸的帕子一放，随即拿出当年在前线写给天启的奏章，把当时的情形给讲述了一番。他说，你们是不知道啊，当时锦州那叫一个险，皇太极来了好几万人，把锦州一围，我们是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满桂这小子带了万把人就来了，可又能怎么样？全派去锦州，和城外皇太极几万人厮杀，那不送死吗？所以我告诉他，就你这点人马，去了那叫寡不敌众（彼兵数万，我兵万余，寡不敌众）。而我手下也就三万来人，全带去，也没有胜算，我能怎么办？所以，我只能直说，去了也救不了（责之赴战，力所未能[5]），而不能解围的话，锦州陷落那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只能早早的安排后事，能设法保住宁远、山海关就不错了，不过要想保住“关、宁”，那还得必须从其他边镇调集精锐、粮饷来增援：  “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则预为宁远、山海援者，非蓟门三协与宣大两镇乎。但有兵必有饷，行粮断不可已乞。”[6]  按照袁巡抚这说法，锦州是肯定救不了的，所以必须为锦州陷落做准备，除了要多给粮草，以免宁远被围时间长了只能摘野菜、啃树皮以外，还必须调动其他各镇的精锐来支援。  如此看来，被后世两位大能推崇备至，说得天花乱坠的“关宁锦防线”，一旦开战，却连自保都有困难，甚至连创建者之一的袁巡抚对此都没有信心，而且竟然还需要动用蓟镇三协、宣府、大同这些军镇的部队来增援。  说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得不追问袁巡抚，那您老最后到底有没有去救锦州呢？  袁巡抚答曰，没有。  没去救？那您是怎么获得的“宁锦大捷”啊？  袁巡抚苦笑着叹了口气，又拿出了那份奏章，圈了几行字，我等草根看罢，顿时敬仰万分，不过敬仰的不是袁大人，而是天启帝。  当时，袁巡抚眼见锦州无望了，便以非常委婉的方式告诉天启，要他老人家有个思想准备，曰：  “但此盛暑夷兵未必能久留，臣已令舟师绕后，复令西虏声援，如其退去，则邀皇上之灵。”[7]  袁巡抚的意思是，没准天气太热，后金热熬不住，也可能回去凉快了。另外，搞不好我派去的水师和蒙古人也能吓跑皇太极。不过，这些事情希望都不大，要真有，那大概算是您皇威显灵吧……而潜台词是，皇威？显灵？您就作梦吧，这锦州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可没过几天，后金军真撤退了，《满文老档》上记载曰：  “初四日，攻锦城南隅。本欲卯刻进兵，辰刻攻城。因城壕深涧，时值酷暑，战则难以聚拔。乃于巳刻退兵。”  咦，真撤退了，估计袁巡抚当即回望帝都，喃喃的说，皇威……真的显灵了，没想到今上（天启帝）还真够灵光的……其实，那不过是运气而已，就因为后金怕热，所以回去凉快了，于是锦州解围，史称“宁锦大捷”。  当然，后金倒不单单只是因为气温高就撤了，关键在于天气热得他们穿不住甲胄了，后金的甲胄是棉甲，冬天穿上去连棉袄都省了，可盛夏一穿就要命了，盛夏时节披一件厚厚的棉袄去练一套跑步、攀岩、击剑、徒手搏斗、射箭五项全能，那肯定是要中暑的，脱了吧又没了防弹衣，城墙上火器一轮招呼，估计不死也得重伤，所以战斗力锐减，于是就撤了，没他袁巡抚什么事儿。  －－－－－－－－－－－－－－－－－－－－－－－－－－－－－－－－  [1]【《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3]【《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4]【《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5]【《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甲申辽东巡抚袁崇焕题：奴围锦州甚严，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断两处，夷以累胜之势，而我积弱之余，十年以来站立不定者，今仅能办一守字。责之赴战，力所未能，且宁远四城为山海藩篱，若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  [6]【《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7]【《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 第九章 古战版马奇诺防线 袁巡抚关于锦州战守的那番感言和解释，实在有些让人窝火，因为偌大的辽东镇，连绵几百里的防线，十几万人马，可一打起仗来，却连个就地自保、相互应援都困难，朝廷每年贴五六百万两银子进去，就换来个随时都得去救援的效果，也算倒霉到家了，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则是孙老师的“主兵屯田”。  一旦实行“主兵屯田”，那就得人随地走，屯田嘛，耕地、犁地、收割、晾晒的，什么都要图个就近，所以驻防的城池、台、堡都比较分散，跟客兵大不一样，客兵可以驻扎在一起，不会因为屯田而分散，因此客兵宜驻一道边墙，而主兵则多分散于一大票台堡、要塞。  整个辽东镇实行“主兵屯田”以后，在关外的兵力，虽说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但都比较分散，山海关、前屯、宁远、锦州等等，这么一分，好比扎成了几节香肠，每一节都比较小，而皇太极一次来个几万人，比每一节都强，所以来去自如，谁也不怕。  此外，诸如前屯、宁远、锦州这些驻扎了两三万多人的要塞，即便是出击，那也不敢全出去，因为还要守城，所以机动力量少之又少，满桂由前屯驰援锦州，能带一万多人到宁远，那已经很够意思了，可惜若再去锦州，那还是寡不敌众。  说到底，孙大人“主兵屯田”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兵力过于分散，因此敌人来了只能干瞪眼，所以这“关宁锦防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将整个辽东镇的军力，自行分割开来，摆成一串糖葫芦，不仅形成不了有规模的出击，而且还方便敌军一个个的分割消灭。另外，主兵被分散成这样，要想大举进攻也是不可能的，想让拖家带口的主兵，走出城堡去大举出击，远征后金老巢并不现实，所以运用“主兵屯田”是解决不了辽东的问题。  相比之下，王同学的部署就有霸气得多，八里铺一道边墙，让山海关成为雄关天险，所有士兵都堆在这里，出之能战，守之能固，还不用费银子去大修“四十七城堡”（外带数百座台），将来有条件了，猛然增添大量客兵，大举进攻之时除少许守关外，其他的全都能带出去打，也不用牵挂什么坛坛罐罐的，可孙老师呢，就算真有十四万主兵，但四十七城堡、数百座台这么一分，还能剩下多少？  综上所述，孙阁老的“关宁锦防线”在辽东银子是花海了去，可换来的却是出击成不了规模，全线自行分割等包围，而一处被围连应援都不能够，空有十万之众，敌军一来还要别镇驰援，别说大举进攻，就连自保都难……守辽四年，耗资几千万，却混到这步田地，也算他孙老师干砸锅这一行特有本事了。  要说“关宁锦防线”都成这副惨相了，估计也该是到底了吧？说实话，我等草根也希望这是底了，毕竟人家老孙头扛着锄头干了四年屯田，一把年纪的，也不容易，但很可惜的是，必须遗憾的告诉大家，这非但还不是底，而且底下那一层还更惨不忍睹。  前文曾提到过孙老师、袁县令守辽方略中，战略、战术两个层面有问题。从战略上看，其巨额消耗达到了祸国殃民的效果；从战术上讲，其主兵屯田、四十七城堡所摆出的，是一副等着被分割消灭的布局。其实，无论是谁若在战略、战术两个层面都废了，那也该算是废柴到家了吧，换了别人或许也差不多了，可是对于孙老师、袁县令二人来讲那还没有，因为差了一个位面，曰：战役。  但凡一条防线，设立之初都有个战役目标，孙老师当初提出要修“关宁锦防线”的时候，提出的战役目标就是保卫神京，以下是孙老师的自叙：  “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1]  孙阁老向朝廷保证“神京遂在千里之外”，此外还有“天设重关,以护神京”的豪言，正常的，不神经的，都能懂什么意思，这千里之外的又还设有重关，那神京自然是安稳了。可不曾想到的是，后来皇太极一路打到神京之时，辽东镇的主力还尚在千里之外，原因是人家压根就没走这条线，而另选了一条道。因此，若以“保卫神京”的战役目标来评判，那“关宁锦防线”是完全不及格的。  刚才，当年明月激情演绎时，曾曰：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是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  看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得不提醒一下当年明月，历史上还有一种防线，虽未被攻破，但跟废物一样，因为被绕过而成为笑柄的，这就是著名的“马奇诺防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囤积重兵，耗资巨万，历时数年，苦心经营德法边境上的马奇诺防线，结果开战以后，德军绕道阿登森林，支取巴黎，法国瞬间战败，从此“马奇诺防线”便成为了世界军事史上的笑柄。  如果，因为防线被攻破，而以身殉国，即便是能力不足，那也算壮怀激烈，可歌可泣。  可是，防线都被人家给绕了，还浑然不觉，那就是智商问题了，即使不算草包白痴，那也会遭人诟病，令人耻笑。所以，孙老师和袁县令的这一层失误，较之先前，就显得更加的惨不忍睹了。  不过，许多后世大能对“关宁锦防线”可以绕过的这个致命伤，都采取了比较一致的选择性失明，对其他的弊端，比如祸国殃民、自废武功之类的也都闭口不谈，一再强调只要没有被破就是牛B的强悍逻辑，大加吹捧。　  对此，我等草根就很是看不明白，因为跟“关宁锦防线”有着相似命运的“马奇诺防线”同样是直到巴黎投降也没有被突破，却也没见法国人一再强调什么国都亡了“马奇诺防线”还没有被攻破，所以这防线就算是够牛的，二战之后“马奇诺防线”便成为了法国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  如今“马奇诺防线”已经被作为了一个笑柄而留存后世，同时它也是无用功的代名词，可作用和它差不多的“关宁锦防线”却一直被称颂至今，实在令人称奇。  －－－－－－－－－－－－－－－－－－－－－－－－－－－－－－－－  [1]【《熹宗天启实录》卷三十九页二（梁本）】 第十章 这二十年应该怎么算？ 在对“关宁锦防线”的一片吹嘘之词中，阎会长可谓是发挥到了极致，他老人家大赞曰：  “宁远至山海关200里，宁远又至右屯又200里，共为400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关宁锦防御体系……这条防线，不仅保卫山海关免遭后金攻击，并且在此后20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局势。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于崇德帝皇太极父子两代，始终没能打破这条防线。”[1]  阎会长这个牛皮可是吹翻山了，因为按阎会长给出的400里的地界，这“关宁锦防御体系”要形成，至少也要算上右屯，而右屯却是孙老师的伤心地。  第一次守辽，孙老师病卧右屯督战，结果遭遇柳河之败，下课。  第二次守辽，为了向右屯拓展，抢修大凌河城，结果祖大寿被围投降，只身逃回，为此孙老师，又下课。  可以说，孙老师以两次折戟的代价，都只是不过碰了碰右屯而已，根本算不上纳入什么防御体系了，所以阎会长的说辞言，未免过其实了。  而这段吹嘘之词里，阎会长最为强悍的说辞，无疑是那个“在此后20年间……皇太极父子两代父子两代，始终没能打破这条防线”。可是，这个说法的问题更大，因为“关宁锦防线”自从被绕过以后，其实就报废了，皇太极根本不搭理它，从容的三番五次入关袭扰，来去自如就跟旅游一样，而关内腹地则是惨遭蹂躏。  在后金绕道以后，“关宁锦防线”除了每年能消耗几百万银子以外，百无一用，根本不能保卫明朝。介于这种情况，还依然要对“关宁锦防线”大加夸赞的阎会长，心一横，干脆把“关宁锦防线”的保卫目标缩小到“山海关”和“辽西走廊”，并继续大肆吹嘘，防线未破。  要说阎会长所谓“关宁锦防线”就只保卫辽西走廊和山海关的的逻辑确实太无敌了，照此推论“马奇诺防线”都能成为盖世奇功了，就因为它保卫的只是这个地区，而不是身后的法国……  阎会长的这番说辞，实在让人看着有些难受了，想想他老人家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为了吹捧孙、袁，可算是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也不知他老人家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后，再说说阎会长所谓“此后20年间”关宁锦防线如何如何的问题。以“20年”这个时间来看，确实很长，阎会长拿出这么长一个时间概念来，想必是为了赞许“关宁锦防线”牢不可破的时间之长，所以是不世之功。但是，如果稍微简单的掐算一下，恐怕他老人家的心机就要枉费了。  如果以崇祯在景山上吊的1644年往回算20年，是1624年，即天启四年，这年袁县令刚修完宁远，锦州还没修，就更别说右屯了，所以从1624年开始计算“关宁锦防线”的年限是不对的，因为“关宁锦防线”或许可以没有右屯，但没有锦州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而如果以锦州修成来算这20年，那时间就推得比较靠后了，因为天启七年（1627年）锦州才初次修成，不过此次“修成”的时间太短，算进去有些牵强。1627年锦州刚一修好，就爆发了“宁锦大战”，战后锦州就报废了，明军放弃锦州及其周边。1628年五月后金占领锦州并破坏[2]。所以，如果要把1628年这段时间也算进那20年，恐怕有些皮厚，因此只有从后来袁督师上任，并重新修好锦州开始算才比较合适。  袁督师是1628年底到任的，但是不论他是1628年，还是1629年修好锦州的，都不重要，因为1629年皇太极就绕道突袭神京了，整条“关宁锦防线”便全部报废了，因此即便这条防线存在有20年，那也是报废的20年，毫无意义。所以，“关宁锦防线”的要说有什么作用，那最显著的都莫过于报废了。  当然，也有人提出，“关宁锦防线”还有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聚歼了明军的主力，因为洪承畴带着八总兵十三万人，执行了袁巡抚先前提出的那个计划，去增援锦州，结果全军覆没，兵败被俘。对于这个作用，我等草根认为，从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来探讨，它仅属于战术层面的一个战例而已，只不过运气不好，葬送的部队多了一点，还不能算一个很显著的作用，仅只能算是一个固有的功能罢了。  综上所述，想必大家也应该了解“关宁锦防线”的作用了，下面我等草根将当年明月两段值得商榷的评论写在本文最后，并以点评作为结束语：  当年明月：  “这是一个科学的、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对应点评：  关宁锦防线是一个不科学的、缺乏头脑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优点。  孙承宗是明末最尾大的战略家，他缔造了关宁锦防线，致使辽东问题尾大不掉，压垮财政，祸国殃民；努尔哈赤父子都是他克星（于柳河之败，败于努尔哈赤，下课；又于大凌河，败于皇太极，又下课），失职的京城保卫者（防线报废，神京遭袭），皇帝的老师，忠贞的误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  [1]【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2]【《清太宗本纪》“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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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7楼

第四卷 柳河惨败 第一章 关于孙阁老辞职的八卦 作为“光辉形象”，孙老师在守辽的四年中，想必那一定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废寝忘食，丝毫都不敢懈怠，整个一优秀党员的代表（东林党）。而对于辽东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孙老师也一定都是倾注了感情，凝聚了心血的——辽东，那完全就应该是他的第二故乡。而倘若因奸佞陷害，致使他没能完成收复辽东的伟业，让他老人家无功即返、半途而废，那孙老师必然将是满怀一腔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情怀……  以上这类老掉牙的套路，在许多影视作品是中喜闻乐见，不知道是古今一辙的缘故，还是思维定式的关系，反正在金大侠、阎教授、当年明月三位大能的解读中，都多多少少的有所套用。  金大侠的说法情节比较简单，内容是这样的：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屁的小人高第去代替孙承宗作辽东经略。”[1]  大意是说魏忠贤因孙阁老不贿赂他，所以就撤换了孙大人，而具体怎么撤换的并没有交代。不过，金大侠的说法，虽然在情节安排上符合逻辑，但孙老师最后是辞职，而不是被罢免的，所以如果是魏忠贤想赶走孙老师，那就必须有其他动作，否则孙老师的辞职岂非迎合了魏公公？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金大侠给魏公公找罪名确实很有一套，因为魏公公肯定不会发个帖子出来，告诉孙阁老，贿赂贿赂我，你看行不行？而孙老师呢，自然也没有兴趣在大门上贴一个告示，说我就是不贿赂你魏公公。因此，这个事情要举证是很困难的，而被几百年后的金大侠洞悉了就更困难了。  而且依照这样思路，但凡是没贿赂魏公公的，只要下课了，都可以说是魏公公给运作的，除非你魏公公能拿出你没运作的证据……别说是魏公公，换成了其他人，那也是一样拿不出来，而谁都拿不出来，那安在谁头上都适用了，这就是推定有罪的强悍逻辑。  相比之下，阎会长的叙述更为详细，他说：  “魏忠贤专权后，因孙承宗功高权重，声誉满朝野，不敢对他轻易下手，所以派太监刘应坤等送金银，设法拉拢。孙承宗刚直不阿，‘不与交一言’，坚决拒之。”[2]  按照阎会长的叙述，原来是魏公公要贿赂孙老师不成，所以两家才结了梁子，这个说法跟金大侠的差别那可就太大了。刚才在金大侠笔下还高高在上，仿佛点点头即可撤换孙阁老的魏公公，在阎会长笔下却转眼间就成了巴结孙老师的主，并且还专程派人来送孝敬银子。  但是，阎会长这“不与交一言”的情节安排似乎是有些离谱了，毕竟人家是送银子来的，要不要的，您老总得言语一声吧？就这样一言不发的，万一人家认为你默许了怎么办？再说，送孝敬银子的，一般都是接的死命令，非送不可，搞不好这刘太监就直接把银子砸在地上，撒腿就跑，你孙大人也不言语一声？那您老这表现，又是什么意思呢？  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等草根便去查阅了《明史》，想看看阎会长这段说辞究竟有什么依据，看了以后才明白，原来阎会长这里的叙述是添油加醋了。  明史载：“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坤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  《明史》里只是说魏公公派人来给孙老师套近乎（申意），结果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不过刘公公仅仅是“申意”，并没有送真金白银的孝敬钱，所以孙老师一言不发的才可以打发。由此可见，阎会长先前的说辞是直接篡改了《明史》史文而来的，这样的风格似乎与他老人家一向标榜的，对待历史需要敬畏的态度大不相符，实在有失学者风度。  而对于孙老师具体如何辞职的，阎会长又有一番解释，他说：  “九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圣旨严厉切责，令其戴罪图功，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进行自辩，并请罢官。魏忠贤拟由阉党高第代为辽东经略。十月，孙承宗不安其位而去，告老还乡。”[3]  这番叙述是在说，因为有了柳河之败，所以马世龙遭弹劾，波及到了孙阁老，于是孙大人为自己申辩，并且还提出要撂挑子，因此魏公公这才考虑用高第来代替，最后孙阁老“不安其位而去”。  阎会长的这个版本，较之金大侠的叙述，最大的区别在于，魏公公让高第来当辽东经略的动作，由主动变成了被动，阎会长的意思是，因为孙大人不干了，所以魏公公才迫不得已派了高第，而不是金大侠版里面那样，孙大人因不给孝敬银子而被撵走了，魏公公派高第来取而代之。  另外，在阎会长的版本里，还多出了“柳河之败”这个情节，说是因为前线打了败仗，所以引出了一篮子事情。不过，既然是辽东打了败仗，那么遭朝廷非议是必然的，可孙老师还要强辩，并声称要撂挑子，结果真的告老还乡了，倘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么孙老师就走得不太光彩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打了败仗，遭非议又应不应该，而孙老师申辩内容如何，就成为了关键，可阎会长的解释里却语焉不详，最后还半文半白的扔下一句“不安其位而去”，让我等草根实在搞不明白他老人家到底是想说什么？  什么叫“不安其位”？是不安心其位？还是对其位感到有什么不安？  孙老师一再的被捧为优秀党员（东林党），恪尽职守、鞠躬尽瘁，那是肯定的，怎么会不安心任职呢？而如果是因为感到不安就离职，那是就胆怯的表现了，孙老师这么一个“光辉形象”，又如何能胆怯呢？所以，阎会长的说辞实在弄得我等草根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而在当年明月笔下孙阁老又有另一番表现，内容如下：  “魏公公只好放弃，但让孙老师呆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6]  依照当年明月的描述，孙老师也是提出辞呈后打包袱回家的，提出辞职的时间是天启五年十月。而孙大人之所以要辞职，还是因为魏公公搞了运作。不过，由头却不一样，既不是孙老师没给孝敬银子，也不是马世龙在柳河打了败仗，而是因为魏公公感到，孙老师提兵十几万，随时有可能清君侧，威胁到他了，所以就下黑手了。为此，老魏找了一帮言官，日夜不停的告黑状，孙老师受不了了，于是就撂挑子了。  －－－－－－－－－－－－－－－－－－－－－－－－－－－－－－－－  [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3]【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4]【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四】  [6]【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第二章 强势的火力侦察 为了确认哪位大能所说的更接近史实，我等草根专门查阅了《明熹宗实录》，结果在孙老师“撂挑子”回家的那个月（天启五年十月）查到这么一条记录，曰：  “大学士孙承宗屡疏乞归，上许之。”[1]  这条记录中提到“屡疏乞归”，就是说孙老师确实提了N次，这跟当年明月的说辞很接近。不过，奇怪的是，孙老师在这个月里，就提了这么一次，而一次提请，怎么又成了“屡疏”呢？负责编修实录的史官们，好歹也是打小就进过私塾的，而且能混到编修实录，那也算是文化人了，这“一次”和“屡次”的概念应该能分得清的，所以他们出错的可能性不大。在经过了进一步的查证之后，我等草根发现，当年明月依据“屡疏”这层意思所演绎的情节，其实是想当然了。  当年明月的意思是，老孙头十月里才提出辞呈，结果没同意，于是又提了N次。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2]  应该说当年明月如此解读，其实是隐含了比较深邃的用意，因为如果是提了一次就准了，那说明没人想要留你，实在很没面子；而提了一次不准，还要提N次，那证明朝廷不愿意你走，很是牛气啊。所以，两者完全是天壤之别，而当年明月的意思，正是想以“屡疏”来证明孙老师比较牛气。  不过，很可惜的是，当年明月此处，虽然用了点心思，但是却没花够功夫，因为他搞错了“屡疏”的来历。实际上《明熹宗实录》这里所谓的“屡疏”并不是说本月内的事情，而是史官在总结孙老师一贯的作为。原因是孙老师请求要回去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史官这一笔的意思是，孙阁老真不容易啊，以前申请了那么多回（屡疏乞归），这次总算是被批准了（上许之）。  那孙阁老究竟申请了多少回，才能让史官感慨一番，并留存下如此有纪念意义的一笔呢？据不完全统计，足有十六次之多！  其实，孙老师刚到辽东不久，就已经开始打回家的主意了，可是后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了四年，各种办法都想尽了，包括以暂离辽东这种曲线救国方式，但最终却依然没能成功，直到马世龙在柳河捅了篓子，他再申请天启才勉强同意，于是落了个“屡疏乞归，上许之”。  下面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孙老师争取从辽东这个火坑脱困的艰难历程。孙老师提交申请，要求离开辽东的月份统计如下：  天启二年，十月。  天启二年，十二月。  天启三年，一月。  天启三年，四月。  天启三年，六月。  天启三年，十二月。  天启四年，五月。  天启五年，一月。  天启五年，二月。  天启五年，三月。  天启五年，四月。  天启五年，八月。  天启五年，九月。  天启五年，十月。  孙老师守辽有四个年头，一共有39个月，但他要求离开辽东的月份，却足有14个之多，而所递交的申请则有16份（有两个月是双份）。一个人申请从一个地方离开达十余次，这本身就说明，他不想久留此地，因而对孙老师来讲，辽东根本不是他的什么第二故乡，而是第一个不想待的地方。  另外，孙老师在争取从辽东脱困的方式方法上，也并非都是简单的重复劳动，毕竟孙大人好歹也算个文化人，花花肠子还是有一些的，心思还是用了不少，其中至少有两次就可圈可点。  第一次是天启二年十二月，此时孙老师刚到辽东还不到三个月，可他居然向朝廷提出，如今山海关有巡抚阎鸣泰，此人可担当重任（这时候就不说人家“雄才大略未满八分”了），外加两大总兵，足够了，我呢，要不就去登莱蹲点算了，在那里搞些声势出来，山海关我就不管了[3]。  要说孙老师这个点子还是不错的，因为登莱镇主要负责渤海湾海防，驻地在山东，若后金由陆路进攻，那得先攻破山海关，再扫平天津，之后才算打通了去登莱的通道，而后金如果能打到天津，那人家肯定会穿越蓟镇防区，顺道就去北京了。所以，孙老师下辖的“蓟、辽、登莱、天津”四个地区里，登莱其实应该算是二线，甚至三线。  此外，十二月已经是隆冬季节，正是后金最容易发动进攻的季节，您孙大人新官上任的，至少应该有三把火吧，可这才三个月就熬不住了，在最紧要的关头，居然打起了转二三线的主意来，这也太不敬业了，完全不符合优秀党员的形象（东林党）。  兵部大概是看出了苗头，所以很客气的给否了，说您孙阁老要去登莱，虽然是大手笔（雄略），但那里有巡抚在管，您啊还是老老实实的在山海关待着吧（实未便去关一步也），最后还摆了孙阁老一道，说是要请天启下旨，严令登莱巡抚，趁着现在海河封冻了，搞点什么动作，配合一下山海关。  兵部这样说，其实也够损的，因为登莱是以水师见长，负责的是渤海湾周边海防，如果出击敌后，怎么也不能选在海河封冻的时候，这实在是不便啊……既然不便，那您孙阁老此刻去了，又是图什么呢？所以，兵部这完全是有意在引人无限遐想，算是摆了孙阁老一道。  在去登莱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之后，孙老师可能还没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也未意识到问题似乎有点棘手，所以在天启三年里，他连续几次提出要离开辽东，可都没能得到首肯。在此之后，孙老师可能觉察到问题有些深沉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老人家决定试探一下朝廷的底线，所以就来了一次动静很大的火力侦察，堪称大手笔，颇有沉雄博大之风。  天启三年十二月，孙老师上疏，要求同时裁撤“蓟辽总督”和“辽东经略”，设立一个大总督，把两个职位兼任了，居中调度，蓟镇和辽东镇的一切款、防事宜，都交给两镇的巡抚打理，而那位大总督，只管两个巡抚就行了。  在抛出这个“大总督”的设想以后，孙老师很谦虚的建议，调他老人家回京，只在殿前当个老马识途的参谋（决无可能）。如果朝廷不准他孙大人离开山海关（肯定不准），而要他来当这个大总督（那是一定），那就必须得有探亲假，且不能受兵部调遣，万事都要直接圣裁，每年必须有觐见的安排，廷议对边事还不能乱嚼舌头，否则就不干！（则臣不能任[4]）  这么大的裁撤，这么横的要求，朝廷能答应吗？其实，孙老师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这是要跟朝廷赌一把，一旦朝廷答应了，那就算你孙老师倒霉，因为朝廷那是铁了心要让您在这个火坑里化成灰；而如果朝廷不能答应，那说明您老兴许还有救，尚有脱困的可能。  可不幸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朝廷并没有和孙老师顶牛，很顺利的就同意孙老师所有的要求，天启帝更是无所不允（凡所奏请，无有不从[5]），只是在“觐见”这个问题上，皇帝陛下稍微多了一句嘴，意思是好歹我是皇帝，大家想要见个面的，也不是不行，不过嘛，还是容我先来开这个口吧（朕亦欲见卿，但少须宁帖，自召命[6]）。  这下子孙老师彻底陷入迷惘了，他深刻的意识到，自己当初因掐架而入局是多么的失策。同时，孙老师也深切的感受到，有时候被人过分信任了，也是一种负担，这就好比《潜伏》中的余则成，因为太受站长信任，死活不放他走，最后连脱困的机会都丧失了，孙老师此刻也有同样的苦恼。在暂时认命、放弃幻想之后，孙老师基本上消停了一年，整个天启四年中，只有五月有过一次推荐兵部的赵尚书来代替自己，被否了以后就算了。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四】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3]【《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九“今城关有两总兵当大敌，而抚臣阎鸣泰其才可当重任，此时臣宜东向登莱，号招大兵，宣扬声势。”】  [4]【《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5]【《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6]【《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第三章 失败的泣血陈奏 不过，一翻年孙老师就再也熬不住了，天启五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孙老师连上了数道请辞的奏疏，但成效却不怎么样，《明熹宗实录》记载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四疏乞骸，温旨慰留。”[1]  史官在天启五年三月的这个记录中，用的是“乞骸”而非“乞归”，原因是天启五年一月里，孙老师上时疏用了“乞骸骨归”的雷人字样，说来也够可怜的，孙大人也是一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眼睛一闭不睁的，就过去了，回归故里都只能用棺材打包了……唉，难道，就不能不让人家早些回去，多享几天清福吗？  呵呵，这能怨谁啊？要怨，还不是只能怨他孙阁老，以所谓“沉雄博大之才”博取的信任，分量实在太重，重得足以让他自己彻底崩溃。  天启五年四月，在“四疏乞骸”依然没有作用之后，孙老师彻底崩溃了，崩溃之余他泣血陈奏，声泪俱下的哀求天启放他一马。  孙大人奏疏中提到，自己才疏学浅（不再提什么沉雄博大了），又年迈体衰、反应迟钝（衰迟），而辽东又是个苦寒之地，就连和他老孙头一起来的少壮，好些都被折腾病了，何况他一个糟老头子……如此说来确实怪可怜的。  接下来孙大人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跟天启算，当初和他一起入阁的阁员，一共是七人，如今“故者六人矣”（您老身体真不错），而其他地方共有三总督、十巡抚、二十余道臣“相继以去矣”（辽东“苦寒”真养人）。其实，孙大人之所以要说这些，也就是想向天启表达，外面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而自己却依然蹲在辽东这个火坑里，都快要成骨骸了，就不能考虑给换个地方吗？哪怕送口棺材，给打包捎回家去也行啊（乞骸骨归）。  后来，孙阁老又一再强调，他是个病人，说自己不但是“百病攒身”，而且是抱病守在冲边绝塞之上，为天下堵着大门，可这样的安排极不科学，因为这么重大的责任，若是在找不到身强力壮的来担当，那至少也得是个心理健康，而像他孙大人这么一个垂死的病人，外带重度忧郁的，合适吗？  大概孙老师是为了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所以接下来便放了几句狠话，说他自己这条命，随时都有可能报销，而横竖是一死，那怎么死就都一样了，也无所谓是死于国法，还是死于敌手，或者病死异乡……孙老师的言下之意，大概是要说，纵敌死于国法，败敌死于敌手，重病死于床上，都是一死，我已经看穿了，什么都无所谓了，怎么都行，所以嘛这责任心可能就不是很强了，因此你朝廷是不是应该考虑，好歹换个责任心强一点的来替我？  最后，孙阁老恳请天启和众位廷臣，高抬贵手，可怜可怜他老孙头是个病人（怜臣病苦），早早的考虑一位接替他的人选（早为安危大计，无姑以病臣塞责）。  想当年胸怀“沉雄博大”之才，激扬文字，极力鼓吹，叫嚣出战的孙大人，如今却落得这步田地，也实在可悲可叹。或许这人也就是到了能看破生死的地步，才能跳出红尘，而放下虚名吧，孙大人此刻什么颜面、体面、高官厚禄、帝师威仪的全都不顾上了，就只想捞个实惠，跳出辽东这个火坑，安心回家抱孙子去。  要说孙老师都凄惨到这份儿上了，作为学生的天启，也就放老师一马吧，要不这孙大人没准还真的只有变成一幅骨骸才能回归故里。但不幸的是孙老师留给天启的印象，可能实在是太好了，而天启对他的老师也过于信任了，所以孙阁老这番老泪纵横的感言，在天启看来，或许是老师您太谦虚了吧，因此天启的批复很简单，说的都是些套话，比如什么“知卿视事”、“朕心嘉悦”、“鼓舞将士”、“早奏成功”之类的。  估计孙老师看到这样的批复，不中风也得吐血，反正崩溃得不轻，因此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孙老师没再写一封离职申请。不过，虽然孙老师这三个月没有搞泣血陈奏了，但也没闲着，因为他打算另辟蹊径了。  当然，如果历史是按照刚才，阎会长和当年明月的叙述的那样，则孙阁老的另辟蹊径，就应当是知会朝中的魏公公，让他发动言官来弹劾自己，以这种非常无间道的方式来脱困。不过，若真是如此，那孙老师岂非和魏公公是一伙的了？（除非太阳打能西边出来）  那是不是这魏公公突然良心发现，而有了一幅菩萨心肠，看着孙老师实在太可怜了，不想他老人家棺材盖了板之后，剩下一幅骨骸后才能离开辽东，于是便不计前嫌的，发动言官，义务劳动，日夜不停的告黑状，以解救孙老师于水火呢？  魏公公真要是这么干了，那他到底又是图什么呢？他是吃饱了撑的？还是真能不计前嫌，古道热肠的，想孙老师所想，急孙老师所急？（除非他不是魏公公）  其实，孙老师的另辟蹊径，并非是打朝廷那边的主意，因为先前他把老脸都贱卖了，也就只换回来几句不值钱的套话，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捞着，所以孙老师此刻不再寄希望于朝廷，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柳河。与此同时，辽东的另一位大员，辽东总兵马世龙，和孙老师一样，也把目光投向了柳河。就他们二人而言，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所见略同，但起码也是殊途同归了。原因是他们二人此刻都急于摆脱眼下的被动局面，只不过孙老师是想辞掉官职打包袱回家，而马世龙则是想保住官位而留在辽东。  －－－－－－－－－－－－－－－－－－－－－－－－－－－－－－－－  [1]【《明熹宗实录》卷五十七】 第四章 谋略雄奇，兵法了得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的兵家典籍，而这里的“孙氏兵法”则是特指孙老师个人的兵法谋略，跟《孙子兵法》根本不是一回事，人家孙子是在战争中总结出的兵法，而孙老师却是在当教书先生之时，由代发了一次军饷修成的“正果”，所以两者大有不同。  据当年明月介绍，孙老师在大同的一个巡抚家里，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参悟了玄机，理解了战争[1]，而证明孙老师理解了战争，并具备了一个优秀将领素质的事情，就是某日巡抚手下士兵们因索饷而哗变了，孙老师站出来喊了一嗓子，大意是说军饷有的是，大家排队领就好了（汗！）。当年明月对此推崇备至，大赞曰：“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狂汗！）  我等草根对于当年明月的赞叹很是有些不理解，因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面对一群磨刀霍霍的哗变士兵，孙老师能吆喝这一嗓子，应该只能证明他的智力还算正常，除此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喊别的靠谱吗）？如果这样就能算是修成了正果，那“优秀将领”标准也太低了，这完全是强行降低考核标准以适应考核对象的水平，一般来说只有对待次品才会如此，而孙老师就很不幸的成为了其中之一。  孙老师的“谋略”堪称雄奇，基本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沉雄博大”，前文已有介绍，其威力也确实十分强大，孙老师就用了那么一次，结果弄得朝廷当了裤子，百姓苦不堪言，连他自己也差点儿成了骨骸，唯独后金毫发未损，这些大家都了解，就不赘述了。  而孙老师的“兵法”呢，也非常的了得，就算是跟他老人家那“沉雄博大”的谋略一比，也是毫不逊色的，柳河之战就是一个典范。此战中，孙阁老和马总兵亲临前线，在一线督阵，调集的是精锐，出动的是大军，策划的是偷袭，对手没有大兵，目标不是重镇，城墙还很残破，且仅有一人高[2]……总之，在传统的兵法战道里，找不出一条足以导致失败的理由，可最后的结果却是惨败——前锋全部被歼，后队惊恐溃散。  由此可见，这孙大人的“兵法”一点都不比他老人家的“谋略”逊色，破坏力之强果然是有目共睹的，一出手就可使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只可惜溃逃的不是后金，反而是孙大人自己的队伍。  严格的说，孙大人和马总兵在柳河之战中，应该是尽心尽力了的，不可能放水，因为当时孙大人想要回家都快想疯了，而马总兵则就快要被参劾的奏章给活埋了，此刻他们二人是已经被逼上了梁山。这时的一场胜利，哪怕是能掩败为功的那种，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救命稻草了，一旦告捷，届时孙大人就能“早奏成功”的回归故里，而马总兵则可以避免被弹劾的奏章给压死。因此孙、马二人都极为重视的这次出击，亲在一线督阵，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值钱的家当都也拼出来了，完全是一副豁出去的架势。  照理说孙阁老、马大帅在情急之下，派重兵偷袭一座残破的小城，不仅不能也不应该失手，可最终结果却让孙、马二人出奇的沮丧，这确实一度让我等草根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王同学却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他从一个细节入手，三言两语的就点出了柳河之败的症结所在。  －－－－－－－－－－－－－－－－－－－－－－－－－－－－－－－－－－－－－－－－－－－－－－－－－－－－－－－－－－－－－－－－－－－－－－－－－－－－－－－－  [1]【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去了……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的说：‘银饷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一哄而散。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2]【《满文老档》第六十五册天命十年四月至八月“八月间，宁远、山海关之军来取河东之耀州城，彼军皆败，或落水而死，或被杀。其时因耀州之城残破，正在修葺，方一人高。】 第五章 群体事件背后的玄机 王同学发现就在孙、马二人八月攻击耀州的前夕（七月间），在山海、宁远、松山等处，相继发生了士兵因为讨薪而闹出的群体事件（俗称哗变），负责关外、关内的道臣纷纷告急，情形十分严重。  关外的道臣是袁县令，此时他任宁前道，驻扎在宁远，他这里的情形最为严重，讨薪的士兵殴打将官不说，甚至还搞出了人命，可最终却不过是为了点马料银子（貌似对动物很有爱心）。袁县令哪见过这等阵势，急忙专门上疏陈情，说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了，非说马料银子少给了，还称三个月没领饷，跟打了鸡血一样的就把我给围了，好像我真饿了他们饭一样（川广兵绕宁前道号矣），我可先要把话说清楚，军饷是如数发了的，责任可不在我[1]。而关内道刘诏也报告，说士兵们因为索饷，不仅抢了将官的行李，还连人都一起绑了，实在是乱套了，请赶快发饷[2]。  依照之前当年明月的叙述，处置这类讨薪事件，那可是孙大人的老本行了，他老人家在“大同军校”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妥善处置讨薪群体事件”，而当年明月对孙老师的当时的表现更是推崇备至，大赞曰：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适合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感悟。”[3]  如今，孙阁老面对各处营盘纷纷哗变的严峻形势（纷乱的局势），在穷凶极恶的索饷乱兵逼迫之下（凶恶的敌人），又故技重施了，马上恳请朝廷发饷[4]，他大概以为这种讨薪的群体事件，也没啥稀奇的，最适合的方法，就是无非是撒些银子便能了事，好比当年在大同一样。  或许，孙阁老此时拿出的“最适合的方法”，也就是当年明月所谓的镇定、从容、无畏、能力、天赋，以及感悟的结果吧。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上过正规军校，又缺乏经验与常识的孙老师，确实堪称“书生未闻军旅”几个字。  军旅经验丰富的王同学，对此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他说，如果是缺了三个月的粮饷，那可是要饿死人的；若只是缺三分马料，最多有马匹倒毙；而这些马是国有资产，又不是士兵的家产，他们不可能闹腾得这么厉害，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你孙阁老急于要进兵，而这些士卒又不想打仗，所以他们就谎称缺饷，妄图在逃散之前敲诈一笔，因此才会爆发了如此大范围的群体讨薪事件，这种情形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开战必败，因为你是士兵都在打逃散的主意[5]。（这样的部队拉上去打，能不败吗？）  可惜，孙老师在大同，只是看到了战争，却并没有能理解战争，更没能懂得战争，当然也就谈不上掌握战争了，而他也没有什么天赋或理论，他缺乏常识，又没有经验，因此柳河之战的败局早已注定。  实际情况果然跟王同学分析得一样，当时在宁远的有一位“理刑同知”叫程继偀，后来在宁远大战中也露了脸的，他在一篇关于柳河之败的奏疏中，提到当年溃败的情形，曰：  “然济河者没矣，未济之旅一奔数百里”[6]  这一句总结经典的概括了柳河之败，其中“未济之旅一奔数百里”是在说孙老师没有过河的后队大军（未济之旅），在过了河的前锋营被全歼之后，便开始了集体跑路，而且还“一奔数百里”，后来回家一点数，原来十二万人，如今只剩下五万八，逃散了六万多人，可见溃散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直到崇祯朝，王同学还在追问孙老师，您老那六万多人，上哪儿遛弯去了？是全部阵亡了呢，还是您老和马世龙吃了空饷，全都是虚名挂籍的，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啊？[7]（问得够狠，怎么答都是死）  不过，王同学对柳河之败的点评并未结束，在刚才那位“同知”的概括中，还有一句提到“济河者没”，这是在说过了河的前锋营被全歼，对于这个失误，王同学也作了分析，结论是孙、马二人得要负领导责任，并且是主要责任。  －－－－－－－－－－－－－－－－－－－－－－－－－－－－－－－－－－－－－－－－－－－－－－－－－－－－－－－－－－－－－－－－－－－－－－－－－－－－－－－－  [1]【《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户部主事扬呈秀揭：据宁前道报，川湖兵以索饷杀人，殴将结队不散，盖因马乾二三分之短少，概称三月无饷，非职全未给与也。若不预呈或疑职不速发，取祸非轻，不得不一言以明之。”】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关内道刘诏报，樊副将受兵凌辱，行李尽抢，将官周镇、盛忠亦被挫辱，乞将见在银粮速为给发。”】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大学士孙承宗题：“川湖兵极难约束，四月中有前屯□武营之纷噪。七月以来宁远游击徐琏报称，所统川广兵绕宁前道号矣。松山参将樊应龙报称，宁武营所统南兵闭门矣。又报，乔桓所统武中营系去年招募，三月抵关，迄今未领一钱，众心彷徨，仍作偶语，乞念危边将饷银立赐发给，庶人心可按。臣卧病右屯，谨力疾以请。”】  [5]【《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王在晋按：军中缺粮则兵饿死，缺马乾则马倒死，止缺马乾三分，兵何以噪。盖枢辅急欲进兵，兵畏出征，籍口索饷，为逃散计而以为军饥鼓噪。则近于欺矣。甚矣，边兵之难御，而枢辅之不度时审势也。】  [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宁远理刑同知程继偀奏称：辽广继沦奴逞四载，而袭耀州者实挑之，袭耀亦非失计也，失在以全军为掩耳之计，而盗强敌之铃耳。然济河者没矣，未济之旅一奔数百里”】  [7]【《崇祯长编》卷十三兵部尚书王在晋言：“……功既无成，财复大匱，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萬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則虚藉掛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 第六章 急于求成惹的祸 当时，因为有情报说，后金四王子在耀州，所带的兵马还不到三百人，而那里的难民捎信来称，如果明军攻打耀州，他们就立即杀了后金四王子，并投奔明朝。这样的信息对于马世龙来讲，那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于是他便派了鲁之甲、李承先二将率领前锋营，渡三岔河去偷袭耀州，自己带着大队随后，而为了渡三岔河，所以他调遣觉华的水师游击金冠以舟船来接应。  李、鲁二将从右屯出发很快到了三岔河，但觉华岛的水师却迟迟没有到，于是李、鲁二人找来渔船渡河，来来去去的折腾了四昼夜，结果暴露了行踪，让后金有了准备，所以一过河即中了埋伏，一败涂地，鲁之甲、李承先二将战死，随二将先过河的士卒也全军覆没。[1]  就过程而言，整个行动中貌似是金冠的责任，因为他的水师迟迟没有来接应，所以导致了李、鲁二人只能找渔船渡河，不过王同学指出，金冠的责任不大，而罪在马世龙这个旱鸭子。  王同学是打倭寇出身的，之后管过漕运，再后来又担任过登莱巡抚，负责海防，所以他对水师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知道，帆船在海上须借助风力，如果运气不好，没风，那一定会耽误时日，所以水师是不能约定死日期的，这是个常识，可是马世龙作为总兵，却不知道，他让水陆两军在二十七日会合，协同进攻，这本身就是低级错误[2]。  其实，如果孙老师、马总兵不急于求成而下死命令，必须克日渡河；或者马总兵不约定死水陆两军会合日子，那都不会导致李、鲁二人撑着渔船渡河去送死，所以柳河之败中，前锋营全军覆没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孙老师和马大帅。  不过，最让王同学愤慨的是孙老师、马大帅在汇报情况的时候，谎称李、鲁二人是“巡河哨败”[3][4]，这是个典型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说辞。因为“巡河”是个例行的公干，并非精心策划的“进攻”，所以就不存在领导责任了，而“哨”是代表在敌占区行动，即便败了也是基层指挥员背黑锅，和孙大人、马总兵自然是无关了，而背黑锅的李、鲁二将已经战死，那么追究多半会改成追悼，所以事情也就到此完结了。  王同学久在军旅，自然深知这些逃避责任的套路，所以他非常愤慨，他指出这不是什么“巡河”，是一场进攻，而耀州又不是后金的重镇，即便是打下来也不能算有什么功劳，何况你孙老师还败得如此之惨，已经够丢人了，再搞这种欺罔，性质就更恶劣了[5]，实在让人不能忍。  至此，柳河之败的全过程已经呈现出来。其中，前锋因何被全歼，后队如何大溃散，孙大人、马总兵的责任怎样认定，兵败后怎么遮掩等等情节都清晰明了，此刻我们再回头去看看，之前阎会长提到的孙老师“自辩”的问题：  “九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圣旨严厉切责，令其戴罪图功，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进行自辩，并请罢官。魏忠贤拟由阉党高第代为辽东经略。十月，孙承宗不安其位而去，告老还乡。”[6]  阎会长的大意是，在马大帅柳河失利之后，言官才群起弹劾，并波及到孙老师，于是孙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自辩不成便撂挑子了，好像是孙老师被冤枉了一样。不过，在知道了柳河之败的前因后果以后，这种说辞就不攻自破了，孙、马二人因兵败而遭弹劾是理所当然的，而孙老师若还要生气并自辩，那他老人家的脸皮，恐怕要比八里铺重城还厚了。  另外，阎会长只强调马大帅兵败之后遭了弹劾，好像他是因为兵败才授人以柄似的，却闭口不提之前弹劾马总兵的人就很多。阎会长这样说，无非是在掩盖马大帅，因遭了无数弹劾之后，情急之下才急于求成、招致惨败的心路历程，所以阎会长的说辞，实质上是在避重就轻的为孙大人和马总兵辩护。  马总兵遭人弹劾的原因是，有人指控他贪污军饷，只不过虽是马大帅遭的弹劾，但责任却不是他一个人的，上至孙老师，下至袁县令，都有干系。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辽东总兵马世龙遣副总兵鲁之甲等谋袭锦（耀）州，渡河败殁。先是，降虏生员刘伯镪自虏中归，声言四王子见住锦（耀）。兵不满三百。如我师渡河，辽民即杀四王子，歼其众以归。马世龙信之。遂托言东哨接济难民，调前锋营副总兵鲁之甲，参将李承先领兵渡河。而所调水兵游击金冠等大船不至，济以鱼船，往返不能多载，喧竞于河者四昼夜。奴酋已觉，伏兵掩击，我军败北。二将死焉。”】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按陆兵可以程计，水兵不可以日计，水陆约期于二十七日举事，水兵并无消息。世龙料理如此，焉得不败。”】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大学士孙承宗奏，关外哨探巡河陷没。”】  [4]【《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癸丑兵部覆枢辅孙承宗哨将巡河汲疏。”】  [5]【《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耀州非奴酋紧要地，胜亦不为功，□大败耶。关内道刘诏查报，鲁之甲原为东哨接渡难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6]【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第七章 马大帅为何遭弹劾 因为有了柳河之败，所以可能有人会以为，马世龙遭弹劾就是因为这场败仗，但其实不然，早在八月柳河之败以前，弹劾马大帅的呼声就已经很高了，甚至可以说，就是因为弹劾他的呼声太高，马大帅才不惜代价的去折腾耀州，从而促成了柳河之败。  那怎样高的呼声才能把马大人逼上梁山呢？据不完全统计，在柳河失事之前的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五个月间，实录上所记载的，针对马大帅以及辽东镇的奏章，竟有32份之多。  这么多份奏章，若是一两个人发的，那纯属个人恩怨，但弹劾马大帅的，却是各个衙门的都有，因为参劾者众多，所以一时间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壮观局面，而马总兵此刻也就自然成了只过街老鼠。  那马大人为什么会遭人如此的诟病呢？其根本原因是，他针对廷臣们，发出了挑衅，此举实属勇气可嘉，马大人开罪的那一干仁兄，平日里在皇帝面前，那都是敢呲牙咧嘴，所以马总兵的挑衅一发，当即就成了全民公敌，而引发这个挑衅事件源头，是一份由督饷御史王祚昌上的奏章，时间是天启五年四月。  王御史的本职工作是专门对军饷进行稽核，他在那篇奏章里提出，辽东领饷的士兵业已达到了14万人，而马则有7万匹之多，你辽东一镇，有那么多人马吗？王御史认为，其中必有猫腻，什么倒毙不报的，逃亡不补的，虚籍冒领的，恐怕是应有尽有。不过，王大人还是比较厚道的，给出的整改意见，还算不离谱，仅仅要求辽东镇自己“清一二万虚冒之兵马”[1]。  相对于14万人、7万匹马，共计21万总数目而言，其实就算是清汰掉2万兵马，那也占不到的10%，而这个数字在当时，距离辽东镇实际的虚冒，差得还相当远，所以王御史的要求并不算过分，无非是我打个招呼，您给点面子，大家例行公事而已。  后来，孙老师亲自来数，其“自查”所得出的底数是，辽东镇的士卒只有11万，而驴子、骡子、牛、马全都算到一起也才5万多，总计整整差了3万士卒、2万多牲畜，一共是5万[2]，这跟王御史要求的“清一二万虚冒之兵马”一比，足足翻了好几倍。  如此看来，人家王御史还是很客气的，已经是既留了余地，也给足了面子，可是马大帅就太不上道了，他回书一封跟朝廷说，你们要查，那就派个有本事的来啊！当然，马总兵的行文还是很低调、很内敛的[3]，不过此举的气焰却过于嚣张了一些，众人看到马大帅如此的做派，再一想，你马世龙已经得了大便宜，却连乖都不卖一个，居然还要耍大牌，你这不是反了吗？真是岂有此理！所以，在廷臣们看来，马大人不仅有贪墨之嫌，而且实属典型的目中无人、肆无忌惮。  不过，马总兵能如此的有恃无恐，那也是有玄机的，因为辽东镇自从孙阁老来了以后，就实行了一套新颖的点兵法，颇得督、抚、道、镇的欢心，而如果依照这个点兵法来稽查，那自然可以顺利的过关，所以马大帅并不怕有人来查。  －－－－－－－－－－－－－－－－－－－－－－－－－－－－－－－－－－－－－－－－－－－－－－－－－－－－－－－－－－－－－－－－－－－－－－－－－－－－－－－－  [1]【《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督饷御史王祚昌疏言，今榆关之兵以十四万计矣，于中岂无占役逃亡。马以七万计矣，于中岂无倒毙虚报。占役虚报不清，逃亡倒毙不补……清一二万虚冒之兵马，即可省国家数万金钱矣。”】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开报汰过关门兵马总数．原额官兵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三员名，今共汰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七员名，见在官兵一十一万七千八十六员名．原额马骡驴驼牛五万九千五百一匹头只，今汰过五千六百四十九匹，见在五万三千八百五十二匹头只”】  [3]【《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平辽总兵官马世龙奏称，关门兵马数多，疑端易起。仰恳差科道阅查，以明虚实，以服群心。”】 第八章 神出鬼没的点兵法 这个点兵法第一次施行是在天启二年十二月，此时王在晋刚卸任离职，而孙阁老已走马上任，点兵是由阎鸣泰、袁崇焕、万有孚三人具体负责。  点兵之前，关上士卒共有7万多人，后来经过查点，士卒是69452人，马11743匹，清汰的弱卒有10461人，不堪用的战马484匹，另外觉华岛有水师1276人，以及祖天寿手下辽兵875人[1]。  为了极力说明点兵是公正严明的，阎鸣泰作为巡抚一再的声称，他在辽东也算是老人了（曾为辽东兵备），营伍里的江湖门道他是一清二楚，对于那些老油条也是知根知底，并且还尤其强调他对所谓“左支右吾，神出鬼没”的伎俩，更是了如指掌，且深恶痛绝。言下之意，自然是想说明这次点兵绝不是豆腐渣工程。  阎巡抚的话说得很满，办事也很尽力，点兵之时，阎大人让士卒在城郊列队，然后照册一一清点，搞得有模有样的。而在清点过程中，阎巡抚还大开了杀戒，接连处决了五个下级军官（一个哨官、两个百总、三个队长），而其他敢呲牙咧嘴的士卒，也一并惩治了不少。  另外，山海关关上的营盘，阎巡抚是跑了个遍，历经十几天熬更守夜、披星戴月的马拉松式排查，人数是点出来了，可阎大人却给折腾病了[2]。  应该说，阎巡抚这一番张罗动静确实不小，而成绩也似乎斐然，在孙老师这种外行眼里，那一定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形象。可是在内行看来，他阎巡抚简直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典型，王同学看到阎大人的这番表演之后，气得差点摔了杯子。  王在晋一针见血的指出，关城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地方，你阎大人要点兵，只要把队伍拉出来，同一时间，划定区域，再委任部、司、道、府等处的官员，同时去清点，彼此不能移动，各营人员不能交替，一天之内搞定，这样才能查清楚，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杜绝所谓“左支右吾，神出鬼没”的把戏。可是你阎大巡抚却从初六一直点到十七，每天去一个营盘，这不正好给拆东墙补西墙创造完美的条件吗？[3]  如果辽东镇都像这样点兵，那2万点出5万也不稀罕，如果加上群众演员，点出6、7万的也非难事（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种“神出鬼没”的点兵法护佑下，马总兵自然就有恃无恐了。  不过，这马大帅估计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因为他只想到了这种忽悠点兵法能帮他顺利过关，却没想到万一人家换一种点兵法，那您老又该怎么办啊？而不幸的事情却偏偏就发生了，廷臣果然提出要换个法子来点兵，于是马大帅就急了。  马大人毕竟是个武夫，没有多少弯弯绕，一听要换点兵法就慌了神，情急之下，居然妄图靠耍横来渡过这一关，于是就来了个极其简单粗暴的抗议！他跟朝廷说，你们不是要来点兵吗？那……那我就把队伍……都拉到山海关来！给你们点个够！关外的碉堡都不要了！（今辽帅马世龙愤然请调集关前，一任点查，何骄蹇无人臣礼也。[4]）  不过，马总兵耍横之后，事情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还进一步恶化了，有个御史叫杨新期，就直接上疏点破了那层窗户纸。杨大人说，宁前地区才多大的地盘，城堡、屯所都是有数的，你马世龙的14万大军有地方住吗？别以为朝廷什么都不知道，你无非是拉了些辽民来充数，点名之时站个队，完事儿了就回去种田而已。另外，你们辽东镇的那个车轮式点兵法——“珠连环转，则数万可化为数十万”[5]，谁不知道啊？你们的这些伎俩，其实应该是用来迷惑敌人的，可你马大人现在却用这些手段来忽悠皇上，还大言不惭的要把队伍都拉进关来点查，实在狂妄之极（骄蹇无人臣礼）。如果朝廷必须要稽核辽东镇的人数，那也断然不会用你们的车轮点兵法，要查点个清楚明白，那就得在各营驻地，同一时间列队稽查，一日之内点查完毕。  －－－－－－－－－－－－－－－－－－－－－－－－－－－－－－－－－－－－－－－－－－－－－－－－－－－－－－－－－－－－－－－－－－－－－－－－－－－－－－－－  [1]【《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九“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阎鸣泰陈选兵实数……言关上原数新旧官兵共七万九千六十九员名，新旧马匹共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除革巡三等官兵共一万四百六十一名，不堪马匹四百八十四匹外，通计健在主客兵匠役共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马共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匹，然调拨分防各有信地。此外觉华岛游击金冠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名员，参将祖天寿辽兵八百七十五员名，此选兵之实数也。”】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辽东巡抚阎鸣泰题：……职拜命以来夙夜焦劳，寝食俱废。兵马虚实之数，营伍欺诳之习，与夫左支右吾神出鬼没，不可方物之情状，职夙习之，痛之，而岂异人任也。于是先时布令不惮力申，遂督同镇。道列营南郊，按册逐一一清查。其最虚冒如游击宋鸿儒营者，职为之戮一哨官，一百总，一队长。复虚冒如都司田应宿营者，职为之戮其一百总，一队长。而禁令始行，至余将士之捆打雇役之枭耳不计焉。自十月初六日起，戴星出入至十七日止，共点过在关客兵、宦军四万三千九百一十员名，马七千二百……尚有副总兵杜应魁并驻防一片石及前屯、中前所等处未点，而职以多语伤气，多怒损心，心气虚怯，几不能语，不能食。于是分委山海道臣袁崇焕、广宁到臣万有孚代出点之。”】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关城斗大聚兵五、六万，点兵之法扎营列队，画地站立，同日同时委任部司道府分行查点，彼此不能移动，不能更替，虚实才见分明。初六点至十七，移动就西，左支右吾，出神没鬼，何所不至……欲祛弊而弊乃滋甚焉，此关上虚兵耗饷之所始也。”】  [4]【《明熹宗实录》卷六十】  [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 第九章 户科神探林宗载 杨御史发的招，马大人还没来得及拆，户科的一个“给事中”又开始发言了，此人名叫林宗载，他从“马乾”（马料银子）入手，扎扎实实的摆了马总兵一道。林大人很会分析问题，虽然马乾的支出是个很不起眼的小细节，可细节决定成败啊，因此林大人一番言辞之后，马总兵顿时就有了想撞墙的念头。  林大人一共说了四点。  首先，林大人指出，能放马出去吃草的月份，向来是不支出马料银子的，只给点豆子就足够了（加豆九升足矣），但是辽东镇却依然支出了马料银子，这显然不是买给马吃的（是以马乾为兵乾也），而是不是你马大人吃了，你自己清楚。  其次，林大人爆料说，山海关虽一共有6万匹马，但其中有“班马”在内（非辽东镇的），而班马的马乾照例是不在辽东镇支出的，可你马大帅每次报账的时候，怎么都是按6万匹马来报的？你这不是虚报冒领吗？  第三，林大人又点了一水，指出6万匹马中，除了有班马不支“马乾”以外，还有2万匹马的“马乾”是由户部将银子直接发到蓟镇和永平，采购成草料之后再运送关外的，所以要支出的马料银子的马匹，实际上还不到4万（因有班马在内），但是你马大帅领银子，却是依照6万匹马这个数来领取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再说，户部已经在蓟镇和永平采购2万匹马的草料，发给你马大人，可是你在关外却又买了6万匹马的草料，这不是重复支出吗？你为什么不早打招呼来协调？  最后，林大人使出一招以退为进的绝杀，他先假设马大帅每月领万两马乾银子并没有虚报，但结果却推出了一个惊人的悖论。  林大人说，如果按照一匹马一个月两银子计算，那你马大帅在关外每月领取了万现金，说明你马大帅的6万匹马都在关外了。（/=6万多）  而既然马匹全部出关了，那士卒也应该全部出关才对，因为兵不可无马，但是士卒如果都跟着马开拔出关了，那如今关城内岂非是空无一人？！或者说关内士卒全都没有马？！  没有士卒的关是虚关，没有马的士卒是虚兵，没有第三种可能了，所以您马大帅就随便选一个吧。[1]  不难看出，这位林大人完全是柯蓝型选手，放在户科确实有些屈才，至少应该转到刑部去干个侍郎，而他关于“虚关”还是“虚兵”的问题，马总兵是无法选择的，更无法回答，因为无论怎么选、怎么答，马大人都得撞墙。当然，马大帅最后并没有撞墙，他的选择是去攻打耀州，只不过其结果跟撞墙没多少差别。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壬午户科给事中林宗载驳关上马乾虚冒四款。一关上每遇青采及买草之月，镐赏支折各有定例，无容增减。乃四五六七八五个月，马皆放青。此时月加豆九升足矣。又后日支乾四分，是以马乾为兵乾也。一关马六万有期，尚有班马许多在内，班马例不支马乾，今概称马六万余匹，马乾每匹一两二钱，共该七万三千余两，是并不支者而亦支也。一关内马嬴二万匹，应支本色，发银于蓟永二镇买运关外。四万匹改支折色，每匹月给银一两二钱，是折色本色各有司存。果关内之马欲同出关，则关抚宜预先知会天津督饷，行文蓟永，免其买草，以价银解赴山海。乃不预先知会，直以临时欲问计部，于四万金之外，再加三万三千有奇，万一计部先发之蓟永买本色，又发之山海充折色，是重费也。一用兵之道有行者以赴敌，亦宜有居者以当关。今六万余马既出关，则十万余官兵亦出关矣，使兵与马而俱出，是虚其关也。倘或有兵而无马，是孤其兵也。一可者也。上命该部知之。”】 在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御用文人和三位大能的说辞。  《明史》的叙述是将阎巡抚那套“神出鬼没”的车轮式点兵法，算成是“功绩”加到了孙大人头上，说孙老师到关上之后，发现士兵纪律性差，冒饷又多，于是淘汰疲兵万余，并将鲁之甲救回来的七千辽人发往前屯为兵[1]（汗！估计是从十三山救回来的）。  此处，御用文人们具体如何歪曲事实的，前文已有阐述[2]，这里就不多说了，不过史文中一句“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却成为了当年明月认定前任“老领导”贪墨的依据。  以下是当年明月的叙述，其中不仅对孙阁老大加赞许，还的给“老领导”扣了一顶贪污军饷的帽子：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是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儿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拿走了。”[3]  而那位“老领导”不是别人，正是前任辽东经略王在晋。  按常理来说，贪墨军饷几乎是边镇的通病（如马世龙、阎鸣泰等），所以只要高兴，无论是谁，随手就能给孙老师弄一个“稽查冒饷”的廉价光环。  不过，虽然操作这类廉价的虚名并不困难，但是当年明月所谓“有上万人压根儿没有”的说辞，却是连黑王为主的《明史》都不支持，《明史》上的说法是孙老师“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也就是说那一万多人，不是空饷，而是疲兵。  《明熹宗实录》上也有类似《明史》中“疲兵万余”的说法，《明熹宗实录》记载了阎巡抚淘汰一万多弱卒的事情——“除革巡三等官兵共一万四百六十一名”[4]，这一万多弱卒在人数上跟“疲兵万余”是相当的，但却也不是空饷。因此，当年明月的说法实在缺乏依据，多半是他自己的即兴发挥（诚如张鹤鸣爬行十七天[5]），只不过其添油加醋的程度，已经大大的超越《明史》而自成一派了。  之后，我们再来看看阎会长之前的说辞。他老人家的意思是，马世龙是因兵败而遭了弹劾，并波及到孙大人[6]。但事实却是，马大帅在柳河之败以前，就已经臭名昭著了，因为他既挑衅、又耍横，弄得整个局面是一发不可收拾，因而马总兵之所以遭人投诉，那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贪墨和骄横。  此外，在八月柳河之败以后，弹劾他的奏章是寥寥无几，这也跟阎会长描述的情形大相径庭。柳河失事以后，朝廷弹劾马大人的奏章，与四月到八月那场轰轰烈烈的“呛马运动”一比，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其原因非常简单，此时瞎子都看得出，马大帅完蛋了。  下面我们将整个过程稍微整理一下，把四月到九月间，“涉辽呛马”的奏章份数按月罗列出来，便可以清晰的看出阎会长叙述中的问题所在了。  四月，五份。  五月，五份。  六月，七份。  七月，三份。  八月，十二份，发生柳河之败。  八月，败后暂无。  九月，月初暂无。  九月壬子（九月七日），柳河败报归档日。  期间暂无。  九月丁巳（九月十二日），可能是因为实在没人啃声，于是天启亲自出马来喊人了。天启发上谕给兵部，要求“择附近将官堪用者，速与马世龙交代”  期间暂无。  九月已未，（九月十四日）终于有了一份参柳河之败的奏章，可天启却没给好脸色，因为奏章弹劾马世龙，所以得旨是“马世龙已有旨了”[7]。天启的意思是，这马大帅，已经下课了，你这奏章来迟了!  期间暂无。  九月已巳（九月二十四日），有一位姓温的御史上疏，谈及孙老师去留的问题，他说孙老师“宜听其暂休”，而马世龙则“宜解其兵权”。至于孙、马二人离任之后，用谁去替代，可由廷议来确定。天启当即就允了，批复是：“这六款议东西方略甚悉，该部即于覆行。”  结论：发生柳河之败以后，对马大帅的弹劾，基本上就停止了，算到孙老师、马总兵都下课的九月底，也就只有两位同志谈及此事，不过也就是给天启提了提醒而已，算是催促一下进度。  而从九月间，天启的这三道上谕来看，孙老师、马大帅的去留问题已经很明朗了，所以在九月里没什么人参劾他们也情有可原。  综上所述，阎会长以下这个说法显然就有问题了：  “九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8]  阎会长提到，柳河兵败以后，弹劾马世龙的折子有数十道之多，而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估计阎会长他老人家是用了什么时空穿梭的功夫，把马世龙在柳河之败以前所遭的数十道参劾，全都挪移到了兵败以后，这一手确实十分的了得，具备了这样的异能，也难怪他老人家要去研究历史，不去还真是屈才了。  其实，从马大帅遭弹劾的前因后果，以及整个过程来看，孙阁老和马总兵所催动的，攻击耀州这个行动，实属仓促上阵、狗急跳墙，而它所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则是打破了当时辽东战场上的相持局面，并引发了后金一次报复性进攻，也就是几个月后的“宁远大战”。  －－－－－－－－－－－－－－－－－－－－－－－－－－－－－－－－－－－－－－－－－－－－－－－－－－－－－－－－－－－－－－－－－－－－－－－－－－－－－－－－  [1]【《明史孙承宗传》“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以之甲所救难民七千发前屯为兵。”】  [2]【详见第三卷、第二章《计划破产栽赃他人》一文】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九】  [5]【详见第二卷、第二章《坐车三小时、爬行十七天》一文】  [6]【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九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言官交章劾奏，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参劾章疏，达数十道，圣旨严厉切责，令其戴罪图功，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进行自辩，并请罢官。魏忠贤拟由阉党高第代为辽东经略。十月，孙承宗不安其位而去，告老还乡。”】  [7]【《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巡关御史洪如钟奏柳河巡哨失事情形。得旨，马世龙已有旨了。”】  [8]【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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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8楼

第五卷 战前疑云 第一章 高经略真的是废柴吗？ 根据《明史》的记载，宁远之战是高第引发的，原因是他接任孙阁老经略辽东以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而在明军撤退以后，努尔哈赤便随之而来。  明史载：“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1]  在以上这段叙述的省略号里，是袁县令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及高经略的狼狈和胆怯。  袁县令的英雄气概首先表现在他敢于抗命，《明史》里说，袁县令伙同手下一个叫金启倧的“督屯通判”，一起上疏，要求停止撤退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  在奏疏里，袁县令和金通判一致认为，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处都是战略要地，既然安插了辽民，部署了官衙，怎么能轻易撤退呢？因此袁大人从兵法谋略的层面给高经略上了一课，曰：  “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2]  这番说辞，讲出来很带劲，听起来也很提气，但就是貌似有点二，因为孙子兵法里强调的是“兵者，诡道也”，讲求“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遇事要“能因敌变化”，可袁县令这“有进无退”的兵法，还真是相当的别出心裁，不知道是从哪儿蹦出来的？估计，是他师父，孙阁老的吧？  《明史》在展现了袁县令抗命的气概，以及别出心裁的谋略以后，便开始痛斥高经略的撤退行动了。《明史》里说，高经略在下令撤离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之后，还嫌撤得不够过瘾，于是还想要连宁远、前屯都也一并撤退了算了，而袁县令则冒死不从。  最终，经过袁县令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高经略总算是没能得逞，不过锦州、右屯、大凌河这些地方依然实施了撤退，并且造成了一片凄惨和悲凉的景象。  明史载：“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3]  《明史》描述的大撤退确实很凄惨，大米白面的丢了十余万，沿途百姓死难众多，大路两旁是哭声四起，如此悲凉的景象，也严重影响了官兵的士气，整个形势可谓糟糕透顶，而直接责任人就是刚接替孙阁老的高经略。  依照《明史》如此一番演绎，高第立马就成了当时的众矢之的，日后的千古罪人，绝对的反面形象，基本上就是第二个王在晋……于是乎，三位大能毫不客气的对其开始了*。  其实，高经略在这场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之王经略之前客串的角色，口味还要略显重一些。原因大致有三个，一是下令逃跑，二是引敌进攻，三是损失巨万。这三条加在一起，整个一惹是生非、贪生怕死、狼狈逃窜的典型，谁能把战事搞得如此之烂，那都算得上是绝对的废柴，标准的垃圾，如今看来高经略就是这样的典型了。  面对如此的典型，三位大能毫不迟疑的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炮轰。此间，金大侠赞许袁县令的抗命死守[4][3]；阎会长怒斥高第丢弃400里疆土[5][4]；当年明月感慨魏公公把孙阁老整下课，比秦桧陷害岳飞还不如，因为秦桧好歹还签了和约[6]。接下来三位大能还不约而同的对高经略那个“离奇”的撤退方略进行了抨击。  金大侠质疑道：  “这战略之糊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攻来，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7]  阎会长指出：  “经略高第的守关方略是：‘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就是弃守关外疆土，退保山海关。高第采取的是不谋进取，只图守关的消极防御策略。”[8]  当年明月则深挖源头：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9]  综上所述，《明史》中御用文人的说辞，以及几位大能的斥责，都把矛头指向了高第，一时间这位经略大人看似罪孽深重且一无是处……不过，虽说*之声是众口一词、言之凿凿，但我等草根却还是有些疑惑，因为有一点不得不让人称奇，那就是这袁县令的上司，怎么除孙阁老以外，个个都显得是那么的废柴和胆怯呢？这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还是《明史》的剧情都一般模样？  再说，先前那个“蠢笨”的王经略，是《明史》以弄虚作假的手法，靠胡说八道给捣腾出来的，而如今这位高经略形象，又会不会是被如法炮制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等草根稍微翻阅了一下史料，便有了新的发现，而这些发现证实了，高经略所遭的冤枉，并不在王经略之下。  --------------------------------------------------------------------------------  [1]【《明史 袁崇焕传》】  [2]【《明史 袁崇焕传》】  [3]【《明史袁崇焕传》】  [4]【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兵。”】  [5][4]【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他到达山海关以后，借柳河兵败为由，实行以个‘撤’字：孙承宗原来那条防线全撤，从右屯、大凌河城、锦州城、小凌河城、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宁远、前屯，一直撤到山海关……高第是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军事防线，将已经恢复的关外400里土地又拱手让给后金。”】  [6]【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了，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  [7]【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8]【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9]【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第二章 不可理喻的愤青决定 依据史料的记载，首先让人感到意外是，这位“废柴”的高经略，探听敌情的能力非常了得，恐怕仅此一项，就足以令人对他刮目相看了。在《明熹宗实录》上有一条非常醒目的记载，归档于天启六年正月初五（宁远大战前夕），内容如下：  “经略辽东高第奏，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  得旨：狡奴蠢动有形，右屯积聚刍粮，俱要收拾内地。卿新莅关门，锋刃方锐，宜严敕道将，倍修战守，务保万全。”  高经略的情报显示，后金军将于十五日前后渡过辽河，目的是来右屯抢粮食，右屯位于辽河以西，辽河以东即是后金的实际控制区。天启的旨意是，既然他们想来抢粮食，那就把粮食搬回关内来好了。  高大人的这个情报，在后来被印证了是极为准确的，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后金大军是十七日渡的辽河（三岔河段），这和高经略情报中提到的十五日前后渡河完全一致。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帝率诸王统大军征大明。十六日次于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1]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高经略面对大敌将近形势，在天启又有谕旨的情况之下，要转运粮食入关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也谈不上有什么大错。另外，因为高经略的主导思想是避免粮食被劫掠，所以《明史》里所谓“委弃米粟十余万”的说法就显得有些荒唐了。既然人家高经略非常担心右屯储粮的安全，那他怎么可能又“委弃”大米白面十几万给后金呢？  而整个事件中，最让人一头雾水的事情，就是为什么非要把那么多的粮食堆积在右屯，选择右屯为存粮地本身就透着古怪。  右屯位于大凌河以东，三岔河以西，而这个地区在当时是很敏感的，地缘政治色彩极为浓郁，此地是后金认定的缓冲区（也可以说是预留的，因为广宁大战之后，后金主动撤离三岔河以西地区）。  当时的缓冲区，按现代的理解，那应该叫非武装区，不驻军的，因此后金最靠前沿的据点，是在三岔河东岸的耀州。后金的这个地域认识，在皇太极写给袁大人的议和信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若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至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2]  在当时大凌河与三岔河也基本上就是双方的实际控制线，所以如果明朝最前沿据点，只是在大凌河以西，并没有进入缓冲区，那就跟后金的地域认识相契合了，如果是这样，即便双方没有停火，那整个战局也会暂时处于稳定，而不至引发事端。  不过，孙阁老和马大帅却越过大凌河，在右屯大肆屯粮，这个举动是极具攻击性，很有挑衅的意味。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把大米白面送到后金伸手就可及的地方，就具备攻击性并构成挑衅呢？道理很简单，就是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搬这么多粮草过来，不是为了动兵，难道是为了白送不成？  所以说孙阁老、马总兵在缓冲区里储备大量军粮的举动，实质上是在宣布，缓冲区直接改成前进基地了，而下一步的动作，即是剑指后金控制区，火药味十足。而实际情况也相当吻合，当时孙老师和马总兵因为急于摆脱各自的困境，所以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一场胜利来改变现状，于是他们把后金控制区里，最前沿的据点——耀州，作为了进攻的目标。  其实，攻击耀州以前，在对手还不知道你的虚实的情况下，从某种程度上说，囤积粮草、调集大军，那还算是有威胁的，所以尽管三十万的大米白面堆积在右屯，倒也算安全，可是攻击耀州失败以后，还把大米白面摆在人家面前，就有点不合时宜了，有点犯贱的味道（纯粹找抽）。  先前在耀州，与孙阁老、马总兵交手的，不过是后金在耀州修缮城桓的二线部队，可一交手就让孙阁老和马大帅的精锐主力溃散奔逃，一个晚上，六万多人就不知道上哪儿遛弯去了，而后金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回敬一下，来的那可是主力，就孙大人、马总兵手里剩下的那些溃军，如何能招架得住？此时，若不考虑撤退，避其锋芒，却大肆叫嚣决战、决胜，那绝对是头脑发热，因此撤离是非之地是必须的。  再说，锦州、大凌河、右屯等些地区并没有设立防区，都是所谓的“哨探屯种之地”，跟正式设防的“信地”大有不同。  在明朝“信地”的概念类似于“防区”或“阵地”，一旦归为信地，那打起仗来，就必须人是在阵地在，既不能抛弃，也不能放弃。而未被归入“信地”的地方，则多为“哨探屯种之地”，可哨探，可屯种，但不必坚守，一般为缓冲区（屯种），或交战区（哨探），或敌占区（哨探），一旦发生战事，是不用管的，大敌来了，只管往设防的区域撤退即可，这在边镇是定例，事先都是有预案的。  所以，到了这个当口，还死皮赖脸的留在缓冲区里不走，就显得有些不可理喻了，毕竟是你先开罪了人家（攻击耀州），而在被打得灰头土脸之后，还把三十万大米白面留在人家门口，别人实在没有理由不过来抽你一嘴巴，然后再顺手牵羊的搬走大米白面。  可袁大人愣是想不明白这层道理，非要折腾大凌河、右屯这些地方，全然不顾及当前形势的紧迫，以及边镇的定例和预案，只顾自己一时痛快，嘴上得劲，确实显得有些愤青。  --------------------------------------------------------------------------------  [1]【《清太祖实录》】  [2]【《满文老档》第三函 第十六册】 第三章 辽东的火药桶 其实，孙老师、袁县令二人，每次折腾大凌河、右屯一带都引发了战事，柳河就不说了，就论宁远大战之后的几次，如袁巡抚偷偷修大凌河、小凌河、右屯三城，皇太极立马发动进攻来破坏，于是爆发了宁锦大战。  而孙阁老二次守辽之时，派祖大寿去修大凌河城，结果又被人家给端了，其中的道理一样的，即因为后金有缓冲区的地理概念，所以大凌河、右屯一带，好比就是辽东的火药桶，一点就着，而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呢，则是每次去碰，都被烧着、烫着，或者被炸个灰头土脸的。  孙老师一次守辽四年，袁大人巡抚一年多，后来又督师一年多，然后老孙头回来二次守辽，又搞了两年，两人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有十年，真金白银的挥霍了无数，可都没能跨过“雷区”——大凌河、右屯一带。  老孙头一次守辽，于右屯攻击耀州失败，黯然下课；  袁巡抚修大凌河、右屯等处被人给端了，下课；  袁大人作为督师，只折腾到了锦州，就挂了；  而大凌河再次被端，又终止了孙大人二次守辽。  看了这些，不免让人有些疑惑，因为孙老师和袁县令二位大能，是以修城池台堡见长的，要搞定雷区，只需要修一两座坚固城池扎在那里，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他们两人加起来搞了近十年，修了城池台堡一大票，但却总是一接近雷区便止步不前了，而不能有一点点的进展……难道后金作了什么法，孙大人和袁县令的城池一修到这里必定要塌陷，或者总也修不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看似迷茫，但原因其实超级的简单，那就是虽然他们二位大能，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但却还没能弄明白“堆土堆，修城池”这个动作里的一个潜规则。  虽然，修城池只是堆个土堆，四面合围即可，但毕竟需要时间，而潜规则之一是，如果在你没围好之前，别人来打，而你又不能胜的话，那你就永远别想堆好……因为等你围得差不多合拢的时候，别人来一打，你又不能战，那就只有撤，可这一撤退，那没修好的城墙就等于废掉了，因为自然会被别人给拔除掉，“宁锦大战”中就是这样白白丢了三城；而即便你修好了，别人一围，因为你不能战，所以便不敢去增援，于是就只有干等着城内粮绝而降，所以城池最终还是逃不过报废的命运，祖大寿在大凌河城、松锦大战中两次投降都是如此；所以孙老师、袁县令前前后后搞了近十年，基本上都是在干着，堆起来了，又被别人废掉，而被废掉之后，又再堆的简单重复劳动（典型的无用功）。  可以说孙、袁二位大能就这样，一头雾水的瞎忙活了近十年，最终原地踏步是极为悲哀的，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二人的无用功，早已被人预见到了，只可惜他们两人却充耳不闻。  孙、袁二位大能耗尽心力忙活了十年，到死都没弄明白的道理，就是先前被孙阁老撵走的那位王经略临走时留下了一段话，这段至理名言预见了十年后孙、袁二位大能的尴尬境地：  在晋又题：“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1]  王经略的意思是，如果别人来打，你能胜之，那问题就好办了，只要能在战场上打赢后金，那就算你恢复了广宁，后金也不敢来惹你，所以不用修一大票城池台堡，广宁自然就可以恢复了；而如果你能在战场上胜之，又有了足够的实力搞合围，那彻底消灭后金的时机就到了，如此便可以恢复全辽，否则无论你怎么折腾，都会搞成拉锯战，而朝廷可是断然消耗不起的。  当然，这是战略层面的学问，对基础不够的孙老师，袁同学来说，深奥了些，而王经略又说得不够通俗，可能孙阁老、袁县令听不大懂。不过，有一位李大人，倒是把战术层面给说了个一清二楚，可孙、袁二位大能却依然置若罔闻。  这位李大人是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早在孙阁老、马大帅还在蓄谋攻击耀州的前两个月，李大人就预见到如果当时选择冒然挑衅，那就有招惹敌人并引发战事的危险，同时李大人也对孙阁老的“雄略”提出了质疑。  李大人说，自古以来，哪儿去找您孙阁老这样的——“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您拥兵十几万，却又离敌人那么远，除了折腾得一大帮子人饭都吃不饱以外（十万之众坐食而自困者），还有别的什么用处吗？要战就用战法，要守就用守法，而像您这样“战固未能，守亦羞称”的也实在太……了吧？看到您孙阁老这样的部署，我是“中夜彷徨，当食废著也”，希望您老能为国家着想，能为黎民苍生考虑，“审时度势，知彼量己”（别不自量力）。而您当下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图什么恢复疆土的虚名，而去搞一些相机进取的虚活，占一堆地方，而又不能固守，稍微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就如鸟兽散了[2]。  最后，李大人扔下一句话，预言了几个月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若进无可乘之锐，退无可凭之险。徒以耒耜为前矛，以篰屋为坚垒，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则臣之大恐也。”  李大人这是在提醒孙老师，您的斤两还远远不够，别看现在虚活之下拓展到了那么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您老的实力是进不能攻、退无可守，所以千万别去没事儿找事儿，否则弄成“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就不好了。  李大人这番言辞已经够直白了，就是在告诫孙阁老，您的斤两还很不够，可不要去招惹敌人而引发战端，弄出“实祸”来，您老可是会吃不了兜着走的。不过，此时的孙老师与马总兵，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哪里听得进去，所以他们继续在右屯大肆屯粮，并积极准备针对耀州的攻击，全然不顾眼下部队战斗力严重不足，而“右屯、锦义”等地又没有坚固城防的不利情况。  王经略的至理名言也好，李大人的直白警告也罢，最后都未能避免柳河的败局，而柳河之败以后，最为紧要的问题，便莫过于后金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报复行动，以及右屯的三十万储粮了。  --------------------------------------------------------------------------------  [1]【《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言：“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战守机宜专决于外，臣何敢遥度。但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臣所为中夜彷徨，当食废著也。枢辅当审时度势，知彼量己。可战则用战法，可守则用守法。为朝廷固疆宇，为民生惜物力，以选练为务，以屯牧为先，必不张恢复之虚声，只在条恢复之实事。夫兵以卫民。今畚锸及于锦、义，而于掫乃在宁前，卒有风声，保无鱼溃鸟散，籍寇□粮之忧乎。先时外拟以觉华、首山为二眼，今肩背在外，眼反在中，受人暗算，岂计之得。以臣愚见，山海既为神京门户，所关□重，必先增□浚隍，复其形式，列台置垒，扼其要害，而又广设地网机桥之数，御其冲突。庶人心以定，敌汽斯张。即卒有不利而根本不摇，乃为完全之师耳。若进无可乘之锐，退无可凭之险。徒以耒耜为前矛，以篰屋为坚垒，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则臣之大恐也。”】 第四章 眼下到底谁怕谁？ 就在柳河败报传到朝廷的当天，还是那位李大人，立马上疏，提出眼下必须尽快收缩兵力，脱离缓冲区，按照边镇的定例，归并坚城宁远，以做好迎接大敌的准备：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东方之祸害愈甚，望枢辅即出治军，集右屯、锦义之兵与宁远，与抚臣从长计议，□道臣之夙有才望者使之监军，坚壁清野，深沟固垒，遏贼不得西突。”[1]  此时，作为兵部尚书的高第，介于当前紧迫的形势，也在柳河败报传到京师的当月向关外发出了严谕,高大人当时非常着急，他告诫前线的将领，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马上就要来报仇了，你们却还都不回驻地防守（坚城宁远），散在没有城防设施的地区（右屯、锦义），想要干嘛？等着挨宰啊？  “兵部尚书高第奏……近闻渡河取败，宜速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上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营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关外，昨日奴衅已开，目前报仇，都令欲逞，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严谕枢辅，责成抚镇道将各官，各率重兵驻关，共图防守之策。”[2]  其实，高尚书当时的严谕，以及李大人同月里的上疏，都是在表明，明朝的战略决策层已经判断，柳河一役即将引发大的战事，宁远必有一战的态势亦然形成。  与此同时后金方面也做出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决策，准备报复明军偷袭耀州的行动。由于锦州、大凌河、右屯这些地方始终没有设防，因此在后金看来，明朝在辽东的驻军都是来自山海关和宁远城，所以在孙阁老、马大帅偷袭耀州之后，努尔哈赤便认为是宁远、山海派出的部队来捣乱，《满文老档》记载如下：  “八月间，宁远、山海关之军来取河东之耀州城，彼军皆败，或落水而死，或被杀。”[3]  应该说，孙老师、马总兵偷袭耀州，显然是招惹了敌人，捅了马蜂窝，而努尔哈赤向来都不是吃素的，没来惹事就不错了，哪里经得起挑衅，所以决定要来教训一下孙老师是没有悬念的，这个情况后来皇太极写给袁巡抚的议和信中就曾提到过：  “我父汗曰：‘……汉人、诸申，各立为国，以安生业。遂未入山海关而还，自以为明或前来议和，侯之四载。然明乘修葺宁远，不肯罢兵，遂往征宁远。’”[4]  以上史料证实了努尔哈赤“往征宁远”是来找人算账的，而他所要找的人正是偷袭耀州、不肯罢兵之人，也就是孙阁老和马总兵二位，这纯属冤有头债有主的典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  不过，当时这二位都被撤了职，但努尔哈赤不一定知道，他认的死理是明军于几个月前偷袭了耀州，依照他的火爆脾气，必然是要来回击一下的，否则实在咽不下那口气，不论现在领头的是谁。  可《明史》却说，努尔哈赤是因为得知孙阁老、马大帅都下课，所以才来惹事儿。  明史载：“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六年正月举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抵宁远。”[5]  这个说法很乖巧，表面上叙述很平淡，但实际上却隐藏了两层含义。一是努尔哈赤可能害怕孙阁老、马总兵一干柳河之役的手下败将，要不怎么等人家走了您老才敢来“往征宁远”呢？而另一层则是在暗示，高经略太废柴了，所以努尔哈赤等到“经略易与”就来袭击，典型的柿子总是挑软的捏。  同意此说法的大能有三位：  当年明月：“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此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6]  阎会长：“善于待机而动的努尔哈赤，曾值熊廷弼下台之机，夺占沈、辽；这次又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撤军向关内、宁远孤守的哨报，决定兵锋直指宁远城。”[7]  金大侠：“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一六二六）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8]  要说那帮御用文人写这段史文的时候，还是真花了心思的，几个字的闲笔（我大清知经略易与），就把孙阁老、马大帅给捧上了天，把高经略作践成了废柴。如此说来，此处的忽悠还是很出色的，只可惜稍加考据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有先前皇太极的证词），而三位大能的说法也是错漏百出。  首先，要让努尔哈赤去害怕一帮手下败将，那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的，所以明月大能所谓努尔哈赤“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此人”就很让人无语。  其次，努尔哈赤确实是在熊廷弼不在任时夺取了沈阳、辽阳，但却也是在熊大人任职期间，夺取了广宁以及整个辽东，所以阎会长那样的类比非常的蹩脚。  再次，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前夕获得的“哨报”内容如下：  “有前锋至西平堡，捉哨探问之,告曰：大明兵右屯卫一千，大凌河五百，锦州三千，以外人民，随处而居”[9]  这个“哨报”证实了当时宁远已经处于“孤守”状态的说法是瞎编的，因为宁远之前的城池都还有军民，且随处而居，根本没有撤退的迹象。  第四，后金确实看出了明朝的虚实，只不过并非是高经略无用，而是孙阁老和马大帅的队伍不堪一击（因为有柳河之败）。  最后，努尔哈赤虽然是以十三副盔甲起兵，但宁远大战之时，他手下绝对没有十三万军队。原因有二，一他不会撒豆成兵；二是因为后金的八旗制度下，要达到十三万军队，是不太可能的。  后金的八旗制度，管理的是男丁人数，一旗五固山，一固山五牛录，一牛录300人，每个旗凑足了也就7500人（5 X 5 X300=7500人），八旗总共也就6万（7500 X 8=6万），而且这是男丁数，还不是兵力数，此外许多牛录还总是凑不齐300人。而后金在牛录中实行的是三丁抽一，或二丁抽一从军，所以若要达到十三万人的军力，那起码得有三四十万的男丁，如果后金真有这么多的男丁，那肯定就不是八旗了，估计得有四十八到五十八旗。  当然，如果后金五六万男丁，出动一半或三分之一，但都拖家带口的一起来，那凑个十二三万也确实不在话下，只不过那样的话，努尔哈赤率领的就不是军队而是难民了。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  [3]【《满文老档》】  [4]【《满文老档》】  [5]【《明史 袁崇焕传》】  [6]【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7]【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8]【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9]【《清太祖实录》】 第五章 没有人说过不守宁远 关于宁远在战时，是否应当据守的问题，其实是个很无聊的话题，因为宁远跟锦州、右屯这些地方不同，它和关门一样都是“信地”，属于登记在册，榜上有名，是挂了号的，所以一旦开战，那是必须坚守的。在宁远大战之后，袁大人高升为巡抚了，曾发表了一通言论，就证明了这一点。  袁大人提到宁远大战之后，“宁前以东”的地区，都还没有被归为“信地”，依然是“哨探屯种”之地[1]。依照袁巡抚的说法，既然以“宁前以东”为界，划出了“非信地”的区域，那“宁前”就必然属于信地，这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事实。  而对于仅仅是“哨探屯种”的锦州、右屯等地，在战时应该如何处置，也是有定例的，袁大人在战后，还没升巡抚之前，曾对此特别作过一番解释：  “宁远参政袁崇焕疏辞升职请终制因，陈善后事宜……而宁远以东，仍安哨探，令就地为耕，有事仍收还宁远。”[2]  袁参政的意思是，在宁远以东的地区，虽然有驻军，但却只是“哨探”，不是据守，如果“有事”那就得“收还宁远”；而所谓“有事”就是指的碰到战事，这在边镇是定例，就好比下雨了得收衣服，打雷了别放风筝一样。  就常理来看，如果有天气预报说，就要下雨打雷了，那就得马上收衣服，早点下风筝，是不用特别讨论，而先前那位提醒孙阁老、马大帅别去惹事儿的李大人就是个合格的天气预报员。  柳河败报一传到京师，李大人就发出了警告，说即将有雷雨天气要从东边来（东方之祸害愈甚），所以他要求收衣服、下风筝——建议把还在锦州、右屯的兵马全部退守宁远：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东方之祸害愈甚，望枢辅即出治军，集右屯、锦义之兵于宁远……坚壁清野，深沟固垒，遏贼不得西突。”[3]  可是，袁县令却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典型，浑然不知危险临近，而且还进行了很无敌的强辩，说什么撤了锦、右等地就会示弱以敌，所以反而会招敌，意思是收了衣服，下了风筝，才会导致雷雨（人工降雨有新招）……不过，无论袁参政针对李大人的天气预报做出什么样的应对，按照李大人的要求，宁远是必须坚守的。  李大人的天气预报是在天启五年九月发出了，此时距离天启六年正月爆发的宁远大战，还有三个月多月的时间，期间袁大人却是衣服也不收，风筝也不下，很悠闲的干等着打雷、下雨。  到了正月，努尔哈赤大军汹汹而来，狂风暴雨骤然而至，此时形势万分危急，非但是“有事”，而且是“出事”了，所以兵部尚书王永光当即就提出，需要启动预案，归并宁远了：  “兵部尚书王永光疏言，据高第塘报，奴贼本月十八日过河，请令经略，严谕哨探前锋各营，并宁前各城堡，一意坚守，贼来奋勇堵剿，如有蓄缩不前，望风先退者，无问将卒立斩以狥。”[4]  王大人上疏里说得很清楚，因为高经略报称，后金十八日渡河，所以王大人要求宁远、前屯以东的“哨探前锋各营”，一律撤往宁远、前屯各城堡。这里王尚书所谓的“并宁前各城堡”，还要“一意坚守”，也是在强调要坚守宁远。  除王永光、李鲁生以外，强烈要求坚守宁远的，还有一位辽东的老人，就是那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大搞“神出鬼没”点兵法的阎鸣泰。阎大人此时官拜兵部侍郎，协理京营兵政，比在辽东当孙阁老跟班儿的时候风光多了。此刻，宁远必有一战，已经不可避免，所以曾为辽东巡抚，久在关外任职的阎大人也发表了意见。  阎大人的意见，也是要坚守宁远，而且还具体谈了怎么守，什么首山、笔架山要埋伏精兵、暗藏火炮，而觉华岛上水师又应该如何出击敌后等等[5]。  王大人是兵部尚书，代表的是战略决策层的态度；李大人是兵科给事中，代表的是参谋部的看法；阎大人曾为辽东巡抚，代表的是前线作战预案设计团队的意见。由于他们三人的说法都比较雷同，所以由此可见，对于坚守宁远这个问题，京师里头是比较统一的，没人说不守宁远，也没人提出不执行预案。  京师里廷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得如此热烈，那身在辽东的高经略又是个什么态度呢？高大人的处置意见，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全面概括，高度一致”。  “经略高第奏：……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6]  高经略这番言辞，把王大人、李大人、阎大人的意思都包揽了，而且说得更为明确，即“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意思很直白，就是要求坚守宁远，而不是放弃宁远。  高大人的此番言辞，发表于天启五年十二月，现场还有一位证明人，就是时任宁前道的袁崇焕。当时袁大人来山海关找高经略讨论战守之策，高经略直接要求执行预案，于是便有了上面那段言辞。  另外，天启帝在宁远大战最紧要的关头，也表示过非常坚决的态度，就是宁远必须捍御，否则军法从事：  “经略高第塘报，奴夷围宁远，哨马西至曹庄。  得旨：宁远逼近关门，务极力捍御，如有疏虞，三尺具在。”  综上所述，关于坚守宁远、执行预案的问题，皇帝、兵部尚书、辽东经略、协理京营的兵部侍郎、兵科给事中等一干人的意见都是统一的。  明朝的军事指挥体系运作规程是，在京皇帝交代兵部，在外督、抚指挥道、镇（兵备、总兵），而督、抚又听命于兵部，所以京师和各地交汇的中枢是兵部，也因为这个原因，兵部通常被称为“中枢之地”，而兵部尚书也常被称作“枢臣”。  高第作为“辽东经略”和“总督”的地位是相当的，只是官称不同罢了，当时辽东又暂无巡抚，因而按照指挥体系的排序来看，从中央到前线，一共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皇帝、枢臣、经略（督、抚一级）、兵备、总兵（道、镇一级），其中前三级都坚决要求捍御宁远，那么作为“道、镇”一级的宁前道袁崇焕，即便有坚守驻地宁远的表态，那也只能说明他服从了指挥而已，丝毫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壮举（仅仅是未当逃兵罢了）。  --------------------------------------------------------------------------------  [1]【《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巡抚辽东袁崇焕疏言：‘经、督、镇向止以关门为信地，宁前以东俱住防兵马，哨探屯种而已。” 】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3]【《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三】  [4]【《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署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阎鸣泰以警报叠至疏言：‘制敌之策湏以固守宁远为主，但出首山一步即为败道。而首山左近如笔架皂隶等山险隘之处，俱宜暗伏精兵火炮，以待贼来，慎勿遽撄其锋，惟从旁以火器冲其胁，以精兵截其尾，而觉华岛又出船兵，遥为之势，乘其乱而击之，此必胜之著’”】  [6]【《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第六章 跑路四百里是谣传 在高经略下令执行预案并发出将令之后；  在兵部尚书王大人严谕宁前各城堡一意坚守之际；  在李大人的预警、阎侍郎的建议，都要求坚守宁远的情况之下；  据大各位能们介绍，袁县令在大敌当前之时，居然有抗命的表现：  金大侠：“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的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地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1]  阎会长：“袁崇焕只是一个‘宁前道’的小官，朝中没有后台，居然敢于违抗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旨意，实属大胆，难能可贵！”[2]  如果袁大人在各位上级都严令必须坚守宁远的前提下玩抗命，那想必是要逃跑吧？不过，当年明月的一番话，却把事情的发展引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说：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个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3]  若真如当年明月所述，袁大人在现场能眼见周围人群“四散奔逃”，而他自己也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哪怕他一个人也要死守在宁远！那当时的情形恐怕是袁大人在宁远的手下都溃散了，大家全部跑路之后，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跑，所以才落得个“独卧孤城”的下场。  但是，如果当时的场景果真跟明月大能描述的一样，那么金大侠为何要说人家高经略是胆小鬼呢？高经略又没有跑，因为他并没有在宁远，而是安坐于山海关，此外人家好歹也是要求必须坚守宁远的，可是为什么袁参政的手下跑路了，就算人家高大人的胆小呢？这黑锅背得也太离谱了吧？  再说，袁大人手下若真的都逃跑了，那阎会长又怎么会将“集体跑路行动”悍然定性为“难能可贵”呢？敢情逃跑在当时也算是一种美德吗？这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况且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您袁县令手下都跑路了，那您难道还不熊吗？而阎会长向来都是极力推崇袁大人的，他老人家若是这样说，那也未免太无间道了吧？  综上所述，三位大能说的应该不是袁大人手下一哄而散那个意思，后来我等草根仔细看了半天才明白三位大能说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金大侠说高经略胆小，是因为他认为，高大人下令不守宁远、前屯，而主张要逃跑：  “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4]  阎会长对此也有绘声绘色的描写，说高经略摆出官威，并下达了宁远、前屯两地都撤兵的命令：  “经略高第凭籍御‘赐尚方宝剑、坐蟒、玉带’的势焰，又有阉党作后台，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宁（远）前（屯）路防备。”[5]  当年明月更是激情演绎了一番，仿佛将当时的情形还原成了高清电影一般：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6]  明月大能说，高经略在一线阵地现场示范逃跑，以至于带动了小兵们跟着一起跑，不过高大人的驻地是山海关，他本人并没有到一线去放哨，而且他的将令是把锦州、右屯这些地方负责哨探的前锋营给撤回来，并没有让袁大人指挥部下集体跑路，而是坚守宁远：  “经略高第奏：……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7]  高大人说了，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所以才不适合坚守，并非像当年明月所说的那样，什么“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了，而且高经略“入冬遇大敌人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的策略（边镇定例），袁大人在战后也表示积极的认同，并且申明，今后碰上类似的状况，千万要照此办理：  “宁远参政袁崇焕疏辞升职请终制因，陈善后事宜……而宁远以东，仍安哨探，令就地为耕，有事仍收还宁远。”[8]  既然，高经略、王尚书、阎侍郎、李大人在“归并宁远”这个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而袁县令也没有表示要放弃宁远，那三位大能的关于高经略要跑四百里路的传言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三位大能观点的来路，说起来还有些复杂，因为《明史》在这里的记载很有水平，史文中表面上只是稍微一笔带过，但其实却内藏深邃的用意，因此便忽悠住了众多后世研究者。  －－－－－－－－－－－－－－－－－－－－－－－－－－－－－－－－－－－－－－－－－－－－－－－－－－－－－－－－－－－－－－－－－－－－－－－－－－－－－－－－  [1]【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2]【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3]【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4]【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5]【阎崇年著《袁崇焕传》】  [6]【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8]【《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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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9楼

前面的是新浪有的，我在网上找了剩下的部分，主要是关于宁远之战的 连载46：耐人寻味的总结2009-10-13 21:29:16  浏览 284 次 | 评论 1 条 耐人寻味的总结 在清修《明史》中“宁远之战”是一场袁县令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大戏，作为一个以大无畏的气概“抗命独守孤城”，且炮伤后金可汗致死的英雄实在令人叹服，袁县令在“宁远大战”中的亮相堪称完美而精彩。 战后袁崇焕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宁前道晋升为辽东巡抚，成为了他发迹的源头，而那位高经略则黯然下课，离开了辽东。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此战都一直被用来表现袁县令的英雄气概和足智多谋，同时也是袁大人在辽东战事中最为耀眼的一个亮点，且相传而有之的“光辉事迹”更是层出不穷： 1、他对辽东经略高第“尽撤关外”的命令敢于抗拒； 2、他在后金倾巢而出的情况下敢于独守孤城宁远； 3、他在宁远给予后金主力重大伤亡； 4、他运用先进武器炮伤后金一大头目； 5、由于后金伤亡惨重，又被炮伤一大头目，所以被迫撤离战场，此战致使努尔哈赤不得不感慨，戎马一生，攻无不克，惟独宁远未下，甚为遗憾。 正因为袁县令有以上这些“光辉事迹”，所以在三位大能那里，宁远大战是很光鲜的，几乎没有瑕疵，评价也可谓竹子开花节节高，一个赛一个的，让人看得是眼花缭乱。 阎会长：“努尔哈赤以劳赴逸，以主为客，以骑攻城，以箭制炮，引诱而明军不出城，派谍而城中不内应，以短击长，终至败北。”[1] 当年明月：“四十年平凡的生活，不断地磨砺，沉默地进步，坚定的信念，无比的决心：只为一天的不朽。”[2] 金大侠：“努尔哈赤一生就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3] 不过，虽然有这么一片赞许之词，但我等草根却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许多事情似乎不太合乎逻辑，而且跟史实也有所差异。 比如，阎会长总结的几个后金军失败的原因，第一个是“以劳赴逸”，意思是兵法本来讲求“以逸待劳”，结果努尔哈赤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就成了败因之一。但我等草根认为，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牵强，因为既然是远征，那都得走路，总不能说，走点儿路，就成败因了吧？ 其实，只要不是跑得差点断了气的赶赴到战场，那都不至于被人家“以逸待劳”，就宁远大战而言，后金军十七日渡辽河，二十三日才到宁远，一两百公里的路，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并不算赶，而且路上还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一路很是悠闲，所以这个“败因”太勉强了些。 后来，阎会长提出的“以主为客”也让我等草根看不太明白。请问，何为主，何为客？三十六计里有一计“反客为主”，讲求的是乘隙而入、步步为营、取而代之，不知道阎会长所谓“以主为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或许阎会长是在说，努尔哈赤在此战中，放弃战争的主动权。 可是，这个说法明显不符合史实，因为后金军由头至尾都一直是大摇大摆的来去自如，相当的主动。 当然，阎会长如果是在说，袁县令战前用了召唤术——以右屯三十万粮料将努尔哈赤套来了，那倒还能说得过去，只是人家从容的将一大票大米白面，美美的搬回家去了，难道这也能算成是败因吗？（走了就算败啊？） 再有就是阎会长总结的“以骑攻城，以箭制炮”，我等草根也实在不能认同，努尔哈赤戎马生涯长达四十多年，攻城略地是家常便饭，难道他还不知道，骑兵不是用来攻城的？另外，明朝虽然有火炮，但毕竟有射击死角，如果后金的弓箭手在城墙根往上放箭，那火炮还真起不了作用，可这也能算败因吗？ 接下来阎会长又总结了两大败因，一是努尔哈赤没能把明军引出城来野战，二是他派了内应进去却没有发挥作用。我等草根看了非常不解，因为这两个项目对于攻城而言，都是旁门左道，一般情况下都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所以若将成败押宝在这两个项目上的，那也太容易败了。 那为什么阎会长总结的败因，看起来都这么蹊跷呢？我等草根认为，问题应该是出在阎会长总结这些“败因”的思路上。阎会长的思路大概是这样来的——因为袁崇焕是坐守城池的一方，所以阎会长就想到“以逸待劳”的典故，因此就给努尔哈赤论了个“以劳赴逸”；又因为袁县令提出过“凭坚城，用大炮”的方略，所以阎会长就用“出骑兵，射弓箭”与之对应，其实牛头不对马嘴；而袁大人在宁远亲自负责的项目是捉奸细，所以阎会长就说努尔哈赤的内应没有起作用（不论究竟有没有派）；最后，袁县令没能出城救援觉华岛，所以阎会长就说努尔哈赤引诱明军出城失败（实在很周到）。 阎会长这样，那完全是用放大镜，在给袁大人找“优点”，而且还特意给努尔哈赤安排了与之对应的“缺点”。要说阎会长的用心，那可真是良苦啊，不过就是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是为了什么？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袁县令若有真材实料，那又何必如此呢? 感受了阎会长的一番苦心之后，让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当年明月的感慨。 在当年明月的叙述中，最抢眼的当属最后一句——“只为一天的不朽”，听起来是那么的深邃而大气、悲情而豪迈，可就是让人有些想不明白。因为“宁远之战”是载入史册级别的，想必那一定是一场千分惨烈、万分残酷的战斗，所以此战应该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才对，没准儿还会出现拉锯战、消耗战什么的，怎么会一天“不朽”就熬过来了呢？ 这一天真的有那么特别吗？其实并不见得，因为“宁远大战”也就只打了两天而已，并且第二天的那个“不朽”在当年明月的说辞里，也仅仅是因为袁县令没有选择放弃。 虽说事情没有当年明月描述的那么雄奇，但若仔细那么一想，感觉当年明月所说的似乎也有几分道理，因为要说没有选择放弃……那也确实可以堪称“不朽”的，毕竟没有垮掉嘛（没有朽）。 想到这里，我等草根就不得不钦佩当年明月的文采了，因为当年明月若是实打实的叙述，那就只能说——“只为一天的没有朽”，或者说“只为了第二天没有被打垮”，这样说就完全丧失了原文中那种高亢而唯美的意境。 可以说，阎会长和当年明月在叙述中，分别运用的是巧言和意境，而金大侠则跟他们有所不同，金大侠说得很直白，当然也就暴露得比较充分。 金大侠的叙述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则是，他老人家没怎么读过史料。金大侠说，宁远之战以后“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这个说法显然与史实不合，因为宁远之战以后，皇太极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十分的傲慢，他写给袁县令的书信里，甚至提出让明朝皇帝把北京让给他，去南京作皇帝算了。由此可见，皇太极对于袁县令的态度，可谓是口出狂言，所以绝对谈不上什么敬畏。 另外，在皇太极看来，诸如袁县令一类的文臣，不过是一帮“如秀在闺”的大姑娘（起码是没见过世面），且又皆是“徒好狂言”之辈（沉雄而博大的孙阁老就是典型），而明朝每次打的败仗，都是文臣们折腾出来的，实在祸国殃民，而明帝国的基业，也就是毁于如袁大人一般的文臣手中的： “汗致书于袁大人：‘……若不息兵戈，则我蒙天眷佑，以北京界我，明帝遁往南京，其令如何？自古以来，皆因尔辈文臣，如秀在闺，徒好狂言，招致损兵折将而虐害国民，以毁帝业。因前臣不道，河东河西地方沦丧，兵将被戮，犹不足戒，而仍愿讲兵乎。”[4] 在皇太极的这番言辞里，丝毫感觉不到金大侠所谓“清人”对袁崇焕的“敬畏”，反倒是让人感到皇太极对袁县令十分的轻蔑，而皇太极对袁参政之流作出的总结，却又很意外的跟崇祯在景山上吊之时，留下的那句“诸臣误朕”的名言惊人的相似（这是历史的偶然吗？）。 综上所述，三位大能的描写，确实令人疑惑万千，于是我等草根决定，透过相关史料，去探寻一下宁远大战的真相。 -------------------------------------------------------------------------------- [1]【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3]【金庸著《袁崇焕评传》】 [4]【《满文老档》 第三册 天聪元年四月】 连载47：两道经典的应用题2009-10-14 15:33:53  浏览 342 次 | 评论 1 条 两道经典的应用题 其实，在先前一系列文章的介绍里[1]，通过对史料的一番甄别和研究，袁县令在宁远大战中的那些“光辉事迹”[2]，其中的有一部分就已经被揭穿了，确为不实的报道。比如，高经略是要求袁县令“归并宁远”[3]，而并没有下达“尽撤关外”的命令，所以袁县令“抗命独守孤城”的说法显然就是捏造的。 另外，先前的讨论还证实了，宁远大战的爆发，跟袁县令拒绝撤退右屯储粮，以及军民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他和他手下那个粮屯通判（金启倧）对于丢失右屯储粮有直接责任。最后，他本人还应该对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七城军民“焚房粮而走”的悲凉景象负上领导责任[4]。 至此，袁县令“光辉事迹”中的1、2项就算是灰飞烟灭了： 1、他对辽东经略高第“尽撤关外”的命令敢于抗拒； 2、他在后金倾巢而出的情况下敢于独守孤城宁远； 在去伪存真之后，我们发现袁县令不过是执行了高经略固守宁远的命令而已，死守宁远那是他地责任所在，绝非什么了不起的壮举，而且他还要为一大票损失负上责任。在如此的事实面前，我等草根不能不提出质疑，如果袁大人的“光辉事迹”里，连“抗命独守孤城”这样的经典都是捏造的，那其余的呢？又有多少会是真的？ 而在剩下三项“光辉事迹”里，最让人生疑的，当属后金军伤亡惨重，因为后金方面的记载很明确，宁远一战，仅仅损失500人而已： “二日攻城，伤我游击二人、备御官二人，兵五百人。”[5] 除了后金的这个伤亡数字以外，明朝方面也有斩获的“首级”数量的记载与之对应，宁远一战，明方共获得首级269颗： “庚辰 兵部覆辽东经略高第题：‘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献俘报可。’”[6] 一边宣称击毙269人，俘虏1人，招降17人，一边宣称阵亡+失踪共计500人，虽然两边的数字，不是绝对相等，但大致还是能对得上号的，因为明朝方面不可能获得所有被击毙的后金军首级，人家总能捞回去一部分，所以后金方面的数字略大一些，这是很正常的结果。 不过，对于明、清双方这样的记录，有人就非常的不乐意了，因为区区500人的损失，实在很难称之为“惨重”，而后金军损失若是不惨重，那袁县令的“光辉事迹”就光辉不起来了，所以后金军500人的损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接受的。 可是，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明、清双方的史料都已经是如此了，难道还可以全部推翻重来不成？ 此时，一位大能突然站出来，并随口就说了一句：可以。 我等草根顿时敬仰万分,之后定睛一看，原来是“心灵历史”一派的开山鼻祖——当年明月，以下是明月大能的叙述： “数学应用题1：十门大炮轰六万人，轰了两天半，每炮每天只轰二十炮（最保守的数字），问：总共轰多少炮？       答：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       数学应用题2：后金军总共伤亡五百人，以明军攻击数计算，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       答：以五百除以四百，平均每炮轰死1.25人。       参考史料：“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  综合由应用题1、应用题2及参考资料，得出结论如下：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       扯淡就此结束，根据保守统计，在宁远战役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损失大量攻城车辆、兵器。” 明月大能以两道数学应用题，就否定了明、清双方的史料记载，这是何等的魄力，反正我等草根是望尘莫及。 不过，虽然当年明月的两道数学应用题，算得是振振有词，且自成一套，但估计是闭门造车，异想天开而来，所以在许多方面，不尽完善，纰漏和错误确有不少。其中，最为明显的谬误，就是最后一句“大量攻城车辆、兵器”，这一句暴露了当年明月并不了解当时火炮的情况。 -------------------------------------------------------------------------------- [1]【详见本书《杜撰出来的“英雄气概”》一文】 [2]【详见本书《耐人寻味的总结》一文】 [3]【《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经略高第奏：……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 [4]【详见《大溃败的真正祸首》本书一文】 [5]【《清太祖实录》 卷十】 [6]【《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连载48：神仙下凡当炮手？2009-10-15 22:21:54  浏览 390 次 | 评论 1 条 神仙下凡当炮手？ 袁县令的红夷大炮，虽说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但以现在的技术标准来看，技术含量是非常低的，而且主要是发射实心弹为主，所以要消灭“攻城车辆”，那就得一打一个准，且必须是直接命中目标，所以对于射击的精度要求是很高的，而“攻城车辆”在前进中，又是活动目标，因此对于当时笨重的红夷炮来讲，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如果后金军的“攻城车辆”里三层、外三层的把宁远团团围住，随便点一炮，滚一颗实心弹出去，就能砸翻一串的话，那明月大能的叙述的确有谱，可惜后金军的“攻城车辆”并没有那么多，队形也不可能密集到一炮能打翻一串，而是以散兵队形，分多个不同的方向往城墙靠近的。这样的情况下，袁县令要运用火炮摧毁“大量”的攻城车辆，那就必须拥有“神炮手”。 那炮手要“神”到什么程度，才能达到明月大能所要求的战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瞄准条件就知道了。 当时的火炮是点引信发射的，这引信是有一定燃烧时间的，这段时间对发射火炮的炮手很重要，因为火炮有炸膛的可能，炮手点燃引信以后，需要找个地方躲起来，所以从点燃引信，到最后的发射，起码有一段时间间隔，而引信的长短，燃烧的快慢，都是有细微区别的，所以每根引信的燃烧时间不一样，不确定性很高。 如果，火炮是瞄准活动目标射击，那“神炮手”就必须掐算每一根引信的燃烧时间（已经够神了），然后在瞄准的时候，运用掐算的燃烧时间来取提前量，以便发射出的炮弹能直接命中目标（这就更神了），但是对于运用红夷大炮进行精度射击最困难的，却还不是神到这种程度就能过关的。 其最为困难的，还当属实心弹的弹道轨迹难以确定，因为实心弹发射以后，会在地上弹跳式运动，如果扎进人堆里，那效果还是不错的，可若是要求它精确的命中某一目标，那变数就太大了，因为战场的地表状况不确定性很大，多是坑坑洼洼的，绝非硬地网球场，当实心弹在土地上弹跳运动时，下一个弹着点是绝难预料的，能预料者，那绝对是神人！ 综上所述，要运用红夷大炮，进行精度射击，那确实是“神”炮手才有的本事，而一般来说，红夷大炮的有效杀伤射程有几百米（千万别上千米），而在这样距离上，就算有一支顺溜的狙击步枪，要一枪命中一个活动目标，那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再看看当时袁县令手下的炮手，既没有瞄准镜，又没有激光测距仪，全凭肉眼一瞄就能于几百米外，击中一个活动目标，那绝对堪称神技，不是神仙，肯定是做不到的。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那就是把后金的“攻城车辆”放到比较近的地方，比如一百米以内来打，这样把握或许大一些（八路军打鬼子，为了准头，一般都是三五十米才射击）。不过，如果是放近了打，即便袁大人手下个个都是神一样的炮手，能一炮一个准，那也不能摧毁“大量”的攻城车辆，因为红夷大炮的射速太慢了。 红夷大炮和现代火炮不一样，得从前面装填弹药，所以开一炮以后，要想再打第二发，间隔时间比较长。 第一炮射击完毕之后，准备放第二炮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得把水灌进炮口里，熄灭底部的火星，同时也要降低炮膛的温度，否则把火药包扔进去就炸了；等水灌进去以后，又要用长杆，裹上布团，伸到炮口里去把水都攒干，否则火药包扔进去，就受潮了，点不响，要放哑炮；等把炮膛里的水攒干以后，才能开始填装新的火药包，以及填充物；这些填充物是为了让炮弹和火药包之间，尽量的没有缝隙，这样有利于让爆炸气体完全的推进弹丸，否则射程就要打折扣；在塞好填充物以后，再装进弹丸，装弹以后，还得继续挤压弹丸，让弹丸和填充物之间没有缝隙，否则射程又要打折扣……在弄完这一切之后，才是瞄准，然后才能点放。 这个过程耗费的时间很长，一般需要好几分钟，训练有素的，两分多钟就搞定了，比如英国皇家海军，而业余一点儿的，五六分钟也搞不定……别说五六分钟，就算只用三分钟，对于明月大能要求的战绩，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几十米远的距离，就算是散步路，也要不了三分钟，所以照此计算，袁县令的“神炮手”如果在百米以内，对着后金“攻城车辆”开一炮的话，等准备好打第二炮的时候，人家已经到城墙根了。 也就是说，袁县令的“神炮手”，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去摧毁接近城池的“攻城车辆”，如果十门炮，都配备的是“神炮手”，那是不是就能摧毁十辆“攻城车辆”呢？很遗憾的说，还不能这么算，因为城有四面，每一面只能有两三门炮，如果后金军只选择一个方向突破的话（搞四面突破那是李云龙的打法），而袁县令的红夷大炮，即便全都配备传说中的“神炮手”，那也只能获得摧毁两三辆攻城车辆的战绩，而这样的数量，显然不能称之为“大量”，所以即便真有“神炮手”存在，那袁县令也绝对完不成明月大能所要求的战绩。 连载49：如何才能打掉那4000人？2009-10-21 08:26:16  浏览 634 次 | 评论 2 条 如何才能打掉那4000人？ 在了解了红夷大炮的射击方式以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当年明月关于“两天半，轰四百炮，打掉4000人”的说法，这是他那两道经典的应用题中，计算后金军伤亡四千人以上的基础，不过若以实战来论，当年明月这样算是不够科学的。 刚才介绍过，红夷大炮发射实心弹，是可以在地上弹跳着乱窜的，如果扎进人堆里，杀伤力是很强的，后金军初来乍道，如果不了解这种火炮的威力，很有可能进入杀伤范围以内，而遭到炮击。 在宁远大战期间，后金军挨过红夷炮是肯定的，因为袁县令没有出城与后金军厮杀，而在城下能确认击毙的也就269人，但后金军却损兵500人，所以另外两百多号人，大都一定是被远程火力所伤，肯定是红夷炮。 可后金军虽然挨过红夷炮，但并不代表他们一直都会傻站在射程以内挨炮子儿，如果从实战的状况来推演，后金军一旦挨了第一轮揍，那当即就应该学乖了，而且只要看看落下的炮弹，也不难掐算出红夷大炮的有效杀伤距离，如果马上退出此距离以外，那就可以相安无事了，这是正常人都有的反应，而对于这一点，连明朝方面都是有记录可查的： “辛卯 蓟辽总督王之臣查报犒赏优恤……二十三日贼薄城矣。先下营西北，远可五里大炮在城上，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贼遂移营而西。”[1] 以上资料显示，后金军初来乍道，就挨了一通炮轰，损失了“数十人”，然后便移营了。 但若以当年明月“两天半，轰四百炮，打掉4000人”的推算，那后金军就必须撤销“移营”的行动，而且必须在头一天，吃了第一通炮弹的亏以后，还继续守在火炮射程以内，坚持等待两天半，任凭袁县令的大炮“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这种安排简直不可理喻，实在难以想象，也确实无法理解，更与明方的记录不合。 此外，这样送命的安排，也跟后金军围攻宁远的战术严重不符。后金军的攻城战术是先用“攻城车辆”毁坏城桓，等城墙塌陷以后，再派出大队人马从缺口杀入，从而攻破城池。所以，后金军在第一阶段，只是将“攻城车辆”推到城下，然后开始挖墙脚，除了作业人员外，其他的后队，既不参加战斗，也没有义务一直等旁边挨炮子儿。后金军的这一作业流程，在《清太祖实录》和《满洲实录》里，都是有清晰记录里的： “上欲攻城，命军中备攻具。戊辰，我兵执楯薄城下，将毁城进攻。”[2] “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3] 当然，如果这种作业流程进行到下一步，在城墙塌陷之后大队冲上来，要抢缺口而入，那倒是正好能撞在红夷炮的炮口上，但可惜的是，后金军当时并没有让宁远城墙塌陷（权当是捡了一条命吧）。 再说，即便是城墙塌陷了，后队冲上来，要让红夷炮打掉4000人，那也确实不容易，因为后金军若是冲向塌陷的缺口，冲锋的时间绝对没有两天半，因此这期间城头上的红夷大炮无论怎么打，怎么打也凑不够400炮。 按照3分钟一炮火来算，10门炮要打400下，足足得打上两小时，并且还不能有哑炮，不得有虚发，可就算袁县令把十门炮都架在一个方向，而后金军也不长眼睛，非要从这个方向来找死，那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原因是没有两小时都走不完的冲锋距离，也就是说还没等火炮打到400炮，后金的大队就已经冲过塌陷的城桓了，故400炮轰掉4000人在实战中的情形，距离明月大能的掐算，差得实在太远了。 综上所述，明月大能的两道经典的应用题， 无论如何也推翻不了明、清双方的伤亡记录，所以也就折腾不出后金伤亡惨重的结果，因此袁县令死守宁远，致使后金伤亡惨重的这个“光辉事迹”又算是泡汤了。  -------------------------------------------------------------------------------- [1]【《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2]【《清太祖实录》 卷十】 [3]【《满洲实录》卷八】 连载50：炮伤老奴原来是个传说2009-10-28 21:51:51  浏览 37023 次 | 评论 19 条 炮伤老奴原来是个传说 因为先前已经确认，袁县令在宁远大战中的“光辉事迹”里，“抗命独守孤城”是假的，“后金军伤亡惨重”也是假的，因此袁参政的那些“光辉事迹”可谓是所剩无几了，而在剩下的待定席里头，最能拿得出手的，恐怕也就只有“炮伤努尔哈赤”这个了。 不过，这“炮伤努尔哈赤”其实是个传说，因为明、清双方都没有任何直接的记载。 原来双方没有记载啊……那不是没边的事儿吗？ 要这么说也可以，因为确实无凭无据的……可怎么会流传至今都还有人言之凿凿呢？其实，我等草根之前也很是纳闷，后来经过一番史料查证，方才明白了个大概。总体来讲，从史料依据来看，所谓“炮伤努尔哈赤”这个事情，应该是个以讹传讹的误会。 在整个事件中，最让人称奇的，要属那个源头了，一般人都以为，那一定是袁县令牵的这个头，是他率先开始流传这个说法的，但其实这是冤枉袁大人了，因为在他送出的报告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宁远大战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一共就打了两天，之后努尔哈赤便退出城外五里扎营了，在后金军退出战斗以后，袁县令才派人出来报信，叙述了整个战斗的情形。 如果袁参政当时能确认炮伤了努尔哈赤，那在这份报告中，自然应该提到，可是我等草根在这份报告中，却并没发现有一言半语与此有关，全文如下： “辽东经略高第塘报：本月二十三日，大营达子俱到宁远札营一日。至二十四日寅时攻打西南城角，城上用大炮打死无数，贼复攻南角，推板车遮盖，用斧凿城数处。被道臣袁崇焕缚柴浇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至二更方退。又选健丁五十名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官寺一带札营。约有五万余骑。其龙官寺收贮粮囤好米，俱运至觉华岛。遗下烂米，俱行烧毁讫。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袁参政于贼退后，差景松与马有功从城上系下，前来报信等情。”[1] 文中描述的大致经过是，后金攻打两天，夜战一宿，然后退兵，于是袁县令派人爬下城墙，将后金军的攻城车辆点着，烧了个干净（不是用大炮精度射击给摧毁的），而在此期间，并没有发现有提到打伤了一名后金的重要人物的蛛丝马迹。 值得注意的是，就这份报告来讲，在当时，那可是来之不易的，因为这是袁大人乘后金军退兵的间隙，派人从城头上放绳子下来，一路小跑给送出来的，如果当时后金军再卷土重来，而宁远随即惨遭陷落的话，那这份报告就是明朝方面了解宁远战况的唯一信息了，所以袁县令在此份报告上，必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过，遗憾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显示，有炮伤后金重要人物。 宁远战后，明方记录中，第一次出现炮伤后金要将的信息，是出自一个叫陈祖苞的人，这位陈大人的名字取的很有意思，名曰“祖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越俎代庖”这个成语，而陈大人在呈报宁远之战的战绩上，还确实是越俎代庖了（果然人如其名）。 陈大人官拜“山海关主事”，人也在山海关上班，可他却在塘报里向兵部呈报了宁远之战一些另类细节，而这些东西在袁县令遣人舍命送出的报告中，并没有被提及过，内容如下： “兵部尚书王永光奏：‘据山海关主事陈祖苞塘报，二十四五两日，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城中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2] 在陈大人的叙述中，除了有袁县令曾提到过的，打了两天，虏众五六万人，烧了后金攻城车辆之外，赫然出现了后金军具体的伤亡情况；比如，死伤好几千，并包括数名头目，以及伤一名“酋子”。 陈大人的塘报，是由兵部尚书王永光转手呈报天启的，说得是真真切切，跟亲力亲为一样，不过有一点令我等草根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陈大人在宁远大战期间，并不在宁远，所以袁大人都没看到的事情，他怎么会知晓呢？ 蓟辽总督王之臣，于宁远之战的数月以后，上过一道论功行赏的奏章，里面也提到这位陈大人，奏章内容显示，宁远大战期间，陈大人是在山海关当“门神”，并因此捞了一功： “及主事陈祖苞牢闭关门不放一逃卒” 这份史料说明，宁远大战期间，陈大人并不在宁远，所以他的说辞跟袁大人派人冒死送出的那份“准绝笔”，内容如有不一致那就很有问题，因为您陈大人位身在数百里之外都能看到的东西，可袁参政怎么就没报告呢？ 您陈达人总不能是通过什么战场“监控设备”勘验到了后金的伤亡情况吧？人家袁县令都报不出来的数字，您陈大主事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其实，袁大人也不是报不出数的人，在那份“准绝笔”里，他对于后金军的兵力，就有“约有五万余骑”的描述，后金军当然不可能造个册，然后让袁县令来查验，所以这个“五万余骑”的数字，只能是袁大人在城头估摸的，这临阵能估摸出敌军总数，也算是有两手了（至少是敢说）。 而一般来讲，敌军城下摆阵，也不见得是全都来，家里总有留守的、砍柴的，外加洗衣、做饭的，所以袁大人敢于估摸后金军的“总数”，不论准不准，都证明他敢说，而且是连看都没看全，就可以估摸出个大致的数来。 不过，看都没看全就能报五六万，可对于被打死在眼前的，袁县令的说辞反而很蹊跷，在报告里只有一句，曰：“城上用大炮打死无数”。 袁参政这个“无数”用得很有意思，一般来讲对于“打死无数”，基本上有两种理解方式，理解得高亢一点的，可以想成是打死的成堆，因此数都数不过来；但若是实诚一些来看，那就是没能报出数来，所以只好说了“无数”或者“无算”，这是文言中的一种惯例（多半是不好意思报）。 而就袁大人报的这个“无数”来说，如果理解为打死的后金军成堆，所以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性确实不大，毕竟您老看都没看全的，随口就能报个“五万余骑”（无论准不准），那打死在眼前的，为何就不能估出个数来呢？哪怕“数百”、“数千”的也好，而晚上看不清楚只数白天的也行（毕竟两天半中含两个白天），可只是敷衍一个“打死无数”，这未免太模糊了吧？ 那袁县令究竟为什么要报“无数”呢？还能为什么……如果袁县令能像陈大人那样，一张口就报个“前后伤虏数千”的，那袁大人怎么会不好意思报，而只报个“无数”呢？所以，从袁大人的碍口识羞，就能体会到陈大人的用心良苦了。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2]【《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连载51：神奇的战场监控系统2009-11-01 03:37:05  浏览 1014 次 | 评论 3 条 神奇的战场监控系统 那陈大人的报告里又为何要花心思会这么说呢？这个应该跟他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在明朝，文臣外派，身领军务者，只有“督抚兵备”体系（总督、巡抚、兵备），其中并没有“主事”这个职位，陈大人官拜“主事”，应该是个京官，他以“主事”身份到山海关，应属临时借调。想当初袁大人初到辽东之时，也就是从“兵部主事”这个京官职位上调任过来，所以陈大人当时还是“主事”身份，那自然应该同袁大人先前京官的身份差不多。 不过，袁大人的京官儿，没当几天，前后还不到一个月，挂个“主事”的身份，也只不过是为了到辽东来，走走过场而已，所以到现在，本文都还一直习惯的称袁大人为“县令”。但从陈大人作官样文章的水平和老道程度来看，他应该是个十足的京官儿，他老人家对殿前的那些套路，是有充分认识的，也难怪兵部尚书王永光，特意要将他陈大人的塘报拿来转奏天启。 在陈大主事的报告里，袁县令报上来的“无数”被直接改成了“前后伤虏数千”，这一改，其实就是定性了，因为后金有数千人的伤亡，那必然是个大捷，而为了给大捷“润色”，陈大人又索性再次的添油加醋，说这几千人里，不仅有伤及“头目人数”，且还有“酋子一人”。 应该说陈大人的这些润色，很有章法和套路，因为既然都伤了数千人，而炮弹又不长眼睛，总不可能全都只砸到了列兵吧，若其中还挂掉一些所谓“头目”（哪怕是班长或排副），也完全合情合理，而伤了一个“酋子”（哪怕就蹭破点皮）也好像说得过去，反正没死，你查无实证。 不过，虽然陈大人这几句润色，貌似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但其实是力道千钧、一锤定音，因为一旦有了这些润色，整个宁远之战，给人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本来后金军围攻两天，仅损兵500，袁大人手头只有269个首级，而经过陈大人这般润色，立马就描绘出一番后金伤亡惨重，且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景象来了。由此可见，这“伤虏数千”，内含“头目数人”，且有“酋子一人”的递进效果确实是不错。 而续陈大人的润色之后，辽东经略高第又上了个折子，内称宁远之战中，打死了后金一个“大头目”： “丙子 经略高第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擡去，放声大哭。”[1] 高第不愧是资深的京官出身（曾干过兵部尚书），其文笔跟陈大人一比，都还要略显老练一些，他用了“大头目”来表述，这个称谓用得很有水平，因为这个称谓的弹性空间很大，上至努尔哈赤，下至营长、团副的，皆有可能，而且跟陈大人的说法也并不矛盾，再说“伤”在文言里，也不一定就只是受伤，还有致死的可能，所以高经略的“炮毙”也算没离谱。 另外，高经略还加上了红布包裹和众人放声大哭抬尸的情节，估计高经略当时手中应该有一套神奇战场监控设备，所以看到了袁县令用望远镜都没能瞧见的状况。而由于高大人“身临其境”所描述的这个场景是在太有效果了，所以后来有人还依据高大人的这个描述，发挥想象、添油加醋的描绘了另一番画卷——《石匮后书集》的作者张岱，对于高经略的描述，又经过了一番深加工，于是讹传便又升级了，因为他把裹尸的“红布”升华为了“黄龙帐”：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帐，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在“红布”到“黄龙帐”的升级以后，“炮毙一大头目”便成了“伤一裨王”，并且有众人“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至此“炮伤努尔哈赤”的讹传便有了源头。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么入戏的场景，袁县令当初为什么就愣是没有提？ 那陈大人、高经略身在山海关，都能看到这么大的场面，为何身处第一线的袁大人，站在城头就没能看见？或者看到了，却只字未提呢？估计是因为那套神奇的战场监控系统，只能架设在山海关吧……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连载52：朝鲜使节下笔越描越黑2009-11-06 20:30:11  浏览 509 次 | 评论 0 条 朝鲜使节下笔越描越黑 其实，如果只是有不在现场证明的高经略和陈大人，“看”到了宁远战场上有炮伤后金要将的场景，而身在宁远的袁县令却“碍口识羞”，那都还不算神奇，最为神奇，最为经典的，莫过于一位朝鲜使节的叙述。 据这位朝鲜的仁兄宣称，在宁远大战期间，他就站在袁县令身旁，而且两人还谈古论今的颇有闲情逸致，即便是后金军来了，城外业已打得“天翻地覆”之际，袁县令都能依然保持谈笑风生，一副儒将作风，羽扇纶巾的，好似诸葛再世，十分泰然自若，让这位朝鲜仁兄很是钦佩。 在观摩了整个作战过程之后，这位朝鲜使节十分确定“奴儿哈赤先已重伤”，但老奴却很是不服气，所以跟袁县令一番交换礼物之后还约期再战[1]……经过这位仁兄如此的一番叙述，袁大人的形象可谓是神勇而雄奇，不过可惜的是，之前高经略和陈大人的塘报内容，以及袁参政的那份“准绝笔”，都对于这位朝鲜仁兄的叙述有着化神奇为腐朽的功效。 因为如果朝鲜使节说的是真话，那袁大人等一干人的行为就显得十分怪异，试想一下，若宁远城中袁县令身旁的朝鲜使节都知道，努尔哈赤当时就已经重伤，可是袁参政怎么就是瞒着不报呢？ 或者说，老奴重伤的事迹，报到山海关，到了陈大人那里，努尔哈赤本人反倒降级成了“酋子”？而再报到高经略那里时，干脆就只剩下一个“大头目”空壳了？ 而更让人惊奇的是，几个月后，在蓟辽总督王之臣论功行赏的奏章里，对于“重伤奴儿哈赤”这个情节，依然是只字未提，完全没有叙述，这实在显得太奇怪了；为什么一个朝鲜使节“当时”就能“言之凿凿”的事情，而明朝方面的蓟辽总督、辽东经略、山海关主事、宁前道袁大人，却都不曾提及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也仅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位朝鲜的仁兄在撒谎。 此外，在王总督于宁远之战过后几个月才拟的那份奏章里，诸如“伤虏数千”、“炮伤酋子”、“炮毙大头目”等等情节，也是一概没有提及，王大人所描述的战斗过程，跟袁县令当初报的是一般无二，内容如下： “辛卯 蓟辽总督王之臣查报犒赏优恤……二十三日贼薄城矣。先下营西北，远可五里大炮在城上，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贼遂移营而西。二十四日，马步车牌勾梯炮箭，一拥而至，箭上城如两悬牌，间如猬。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然止小炮也，不能远及，故门角两台之间，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球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郤。而金通判手放大炮，尧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次日，又战如昨，攻打至未申时，贼无一敢近城。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甎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是夜，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俱被我兵夺而拾之，且割得首级如昨。”[2] 在王总督的以上叙述里，无论是陈大人，还是高经略，或者是朝鲜使节的那些额外东西，都不曾有，他的奏章只是将袁县令的报告，稍微写得具体了一些，文笔更流畅了一点而已，可见当时也就只有这些内容了。 当然，王大人的叙述中也有老辣和精妙的地方，比如关于后金的伤亡的描述，便达到了较之袁、陈、高各位大人更高一级的境界，充分显示了王大人久在边镇，经验老到的风范。王总督在叙述里并没有具体说后金的伤亡数字，也没有用“无数”或者“无算”这种明显敷衍的词汇，而是将后金烧尸体的烟雾说得很大，曰“黄烟蔽野”，既可引人无限遐想，且又为查无实证作好了准备，连查不到的理由都有了（烧了个精光）。 而王总督写这个奏章的目的，是要调查清楚，在宁远大战中，谁有什么功劳，该赏赐多少（查报犒赏优恤）。所以，如果宁远之战中，真有如高、陈二位大人，或者朝鲜使节所述的那些“战绩”，那就应该榜上有名才是，否则这袁大人也太委屈了，打死后金好几千，头目好多个，外带一个酋子，还重伤努尔哈赤，任其一项，都是大功一件，不记，真的太可惜了，而且这次论功行赏，又是在战后几个月，如果当时没弄清楚的事情，几个月以后应该搞清楚了才是，因此宁远之战里头若真有陈大人、高经略、朝鲜使节所叙述的那些“战绩”，那一定不会被埋没，而王总督之所以一个字都没提，那自然是因为根本就没有。 既然压根儿就没有，那王尚书、高经略、陈大人，又为何非要炮制那样的说辞呢？其原因在于，宁远之战中，出了大问题，而当时若是如实的呈报天启，恐怕宁远之战，就很难被定性为大捷，但如果天启帝因为某些“特别战绩”一高兴，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而天启在看到王尚书、高经略一唱一和的双簧以后，还真是龙颜大悦，他在高第的奏章后批复道： “虏遭屡挫，打死头目，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关门既已无虞，宜亟发重兵，相机追剿，以收全胜。所获功次，一体优叙。”[3] 从上述回复中，可以体会到，天启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当时他其实是被蒙在鼓里了，对于宁远之战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才有了什么“相机追剿，以收全胜”之类的豪言，而倘若他知道了真实情况，那恐怕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 [1]【《春坡堂日月录》 “我国译官有韩瑷者，随使命入朝，适见袁崇焕，崇焕悦之，请其至所镇。瑷于其军事节制，得以尽见。然军中甚静，正见崇焕与二三幕僚相与闲谈。及贼报至，崇焕乘轿至敌楼，又与瑷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闻炮一鸣，声震天地，瑷惧不能仰首。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视之，贼兵己蔽野而来。城中寂然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为诱人之地。矢石俱下，战方酣，每雉堞间，推出甚大甚长之木柜，半在堞内，半悬城外。柜中实伏有甲士，俯而下掷矢石，如是者数次。城上每堞投枯草油物无数。须臾地炮大发，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人马均腾空，乱堕无数，贼大挫退。翌日早，见贼队拥聚大野之一边，状如一叶。崇焕即遣一使，备礼物为赠，谢之曰:‘老将久横天下，今日败于小子，岂非数耶?”奴儿哈赤亦先己负重伤，及见此礼物名马，并其谢词，且约再战之期，因愤恚而死。”】 [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3]【《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 连载53：心灵历史的震撼出击2009-11-07 11:49:40  浏览 448 次 | 评论 0 条 心灵历史的震撼出击 那究竟有什么问题，会让王尚书、高经略如此的顾及，那是后话，在后续文章里，我们马上就会具体谈，而现在我们回顾一下，阎会长和当年明月的说辞，先将炮伤努尔哈赤这个情节作个了结。 阎会长的叙述是将高经略的奏章，张岱的《石匮后书集》，以及朝鲜使节的叙述，都罗列在一起，然后在前面加上一句： “宁远之役，后金某重要人物为明炮弹击伤。现征引各书记载如下”[1] 之后就结束了，并没有多加评语，但却也没有解释，绝口不提朝鲜使节所谓“奴儿哈赤亦先己负重伤”的记录显然不实。 应该说阎会长这是在利用“暗示”效果来让人们相信，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都确有受伤。不过，我等草根认为，像阎会长这样，将相互矛盾的史料拼凑在一起，然后试图让读者认为，炮伤努尔哈赤的记载有很多，实在不可取，因为这样的叙述，对大众有误导之嫌，这不是一位研究了袁崇焕三十多年的学者应有之举。 与阎会长的“含蓄”相比，当年明月则要直白得多，而且一出手就很震撼，着实让我等草根感受到了心灵历史一派果然非同凡响，他是这样说的： “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 对于此人的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儿不提。 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是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2] 明月大能把张岱的《石匮后书集》和高第奏章中，“黄龙帐”和“嚎哭奔去” 两处说辞凑在一起，就自以为“证明”了后金确有重要人物被击伤，但其实这两处记载不过是讹传的关系——即张岱将高第讹传的红布裹尸，又讹传成了坐黄龙帐而已。 不过，这还不足以体现“心灵历史”一派的强悍，当年明月最令人晕死的说辞，就是他对后金方面全无记载的解释。 其实，讹传的过程路径是很清晰的，最初是自陈大人开始，讹传伤及头目一堆、酋子一人，续而开始的滚雪球，滚到高经略那里，就升级为“大头目”一个，还貌似被击毙；再往后，滚到了张岱那里，则夸张到了伤一裨王，且坐黄龙帐；当然，还有朝鲜那位神奇的仁兄，站在袁参政旁边，当时就知道了重伤者是努尔哈赤本人。以上这些记录本来就是以讹传讹递进关系，而后金方面对于这些子虚乌有的讹传之事，没有记录那是当然的，这再正常不过（没有怎么记录？），可明月大能却捡到了宝贝，说没有记录更有问题，因为事情太没面子，所以必须刻意掩饰，由此反而证明了确有其事，于是乎，努尔哈赤便成为了“被受伤”的典型。 明月大能的演绎，确实令我等草根十分震撼，不得不承认，这心灵历史一派，确实很强大，本来并不存在的以讹传讹之事，在他们嘴里不但可以娓娓道来，并且当然的成为了“史实”，甚至连“没有任何记载”都能成为证据之一！说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得不质疑，所谓“心灵历史”的精髓，究竟是什么？是写人即写心？还是“心想史成”？ -------------------------------------------------------------------------------- [1]【阎崇年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2]【当年明月著《明朝那些事儿》（六）】 连载54：宁远未被攻破的真实原因2009-11-08 10:12:14  浏览 3289 次 | 评论 4 条 宁远未被攻破的真实原因 按说努尔哈赤一路上仗打得还是很顺手，得了右屯储粮三十万，围了宁远城，开始攻城以后损失也不大，可为什么仅仅两天就撤了呢？我们先来听听袁大人的说辞：          “至二十四日寅时攻打西南城角，城上用大炮打死无数，贼复攻南角，推板车遮盖，用斧凿城数处。被道臣袁崇焕缚柴浇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至二更方退。又选健丁五十名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将达贼战车尽行烧毁。今奴贼见在西南上离城五里龙官寺一带札营……袁参政于贼退后，差景松与马有功从城上系下，前来报信等情。”[1] 依照袁县令的叙述，后金军攻城的整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后金军先是攻打的是西南角，然后复攻南角，攻城的手法是在上有顶盖的板车遮掩下，用斧头凿城墙，这种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将城根挖空，让上面的城墙塌陷下来，自然形成以个缺口，便于后队人马冲击入城。 袁大人的应对策略是让人用铁索，裹上油布、火药，点着了往下扔，这种拉锯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二更。到了晚上，后金军队便撤退了，于是袁参政得以派人从城头上放绳子下来，挨个点着后金军遗留下来的攻城车辆，后金军则后撤到离城五里以外的地方扎营。整个攻城战斗就此结束。 关于宁远城墙攻防战的过程，蓟辽总督王之臣后来在论功行赏之时有过补充叙述，其中内容稍微详尽一些： “辛卯 蓟辽总督王之臣查报犒赏优恤……二十三日贼薄城矣。先下营西北，远可五里大炮在城上，本道家人罗立素习其法，先装放之，杀贼数十人，贼遂移营而西。二十四日，马步车牌勾梯炮箭，一拥而至，箭上城如两悬牌，间如猬。城上铳炮迭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其至城，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然止小炮也，不能远及，故门角两台之间，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球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郤。而金通判手放大炮，尧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次日，又战如昨，攻打至未申时，贼无一敢近城。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贼死伤视前日更多，俱抢尸于西门外，各甎窑、拆民房烧之，黄烟蔽野。是夜，又攻一夜，而攻具器械，俱被我兵夺而拾之，且割得首级如昨。”[2] 王总督的奏章里说，后金军是二十三日到的城下，西北扎营，但遭红夷炮轰击，死伤数十人，于是就移营了。二十四日开始攻城，也是来了牌车，推到城下以后，火炮便不起作用了，所以后金军得以在城墙上凿出许多洞来，其中高二丈的就有三四处，此时袁参政下令扔燃烧弹，后金军打洞的部队才有了损伤，行动也有所迟滞，但第二天又来了，并依然照此办理，还一直延续到了晚上，也就是先前袁大人报的“至二更方退”。 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必须注意，那就是王大人对后金军挖墙角的描述。他说后金军头一天就在城墙上开出了高二丈有余的，且有三四处之多，而这个高度本身就意味着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据《明史》记载，袁参政修的宁远城，墙高也不过三丈二尺[3]，所以后金军第一天攻城，就在墙上就挖出了高二丈多的洞，那可是相当可观的，业已达到了城墙高度的三分之二，若是再接着又干上一天一夜，那这个城墙恐怕得彻底给挖废掉，塌陷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努尔哈赤重兵围城，其攻城的牌车已经突击到城下，且对城墙已经形成相当的破坏了，而他手里粮草又很充足（因为端了右屯），伤亡也很小（500人而已），只要城墙一塌陷，那宁远城便唾手可得了，可是他怎么突然又下令撤兵呢？ 原因在于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令努尔哈赤终身难忘——后金军在挖墙脚时，碰到了意想不到的怪事，本来由沙石、砖块堆砌的城墙，挖空下层之后，上层必然会塌陷下来，从而形成缺口，但当时由于天气太冷，因此将宁远城墙整个给冻住了，无论在下面怎么挖，上层的沙石、砖块都紧紧的粘连在一起，犹如整体锻造一般，所以无论后金军在城下怎么开洞、挖坑，都无济于事。介于这种情况，在楯车攻城两天一夜之后，努尔哈赤决定停止攻城，放弃了挖土方式的进攻，并下令退出五里以外扎营。 因此，后金军并非是被袁崇焕击退了，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天气过于寒冷，宁远的城墙虽然被挖了不少洞，但却始终没有坍塌，也就是所谓“城冻不堕”，这个情况在皇太极跟袁崇焕“议和”的往来书信中曾两次提到： 我父汗曰：“……然明乘修茸宁远，不肯罢兵，遂往征宁远。时因城墙冻，掘之未堕，是以班师。”[4] “尔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急修城垣。前宁远城冻，掘之未堕，自以为得计”[5] 综上所述，因为天气过于寒冷，城墙因冻而未坍塌，所以后金军仅攻打了两天，便放弃了攻城，四处焚掠之后安然而归，故后金军从宁远撤军并非是被袁崇焕所击退的。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3]【《明史 袁崇焕传》   “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 [4]【《满文老档》】 [5]【《满文老档》】 连载55：委弃右屯储粮的责任人2009-11-09 10:58:52  浏览 390 次 | 评论 0 条 委弃右屯储粮的责任人 通过先前的讨论，集中澄清了一系列的谣传，比如“抗命独守”、“重创后金”、“炮伤老奴”等等，在揭穿了这一系列谣传之后，我们便有条件去弄明白，整个宁远大战的真相了。 其实，就袁县令而言，在宁远大战中，那可算是捡凭空了个大元宝，因为此战若从结果来看，别说是什么胜仗，最终没有被直接定性为惨败，那都已经是天大的造化了，可最终却被忽悠成了“大捷”，并且还让袁参政因此发了迹，很是有些邪乎，估计要么是袁大人祖上显灵，再不就是天生异数，反正不是常人能碰上的运道。 整个宁远大战中，袁县令在战略上有失误，战术里有错误，撤退中有贻误，结果也是惨不忍睹，可史书上却记载，袁大人赢得了“宁远大捷”，并永载史册，颂扬至今，乐此不疲……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彻底弄明白原委，那还得从头来梳理一遍。 要谈宁远大战，就必须从柳河之役说起，因为明、清之间的这两场交锋，关系是甚为密切的。所谓柳河之役就是孙阁老、马大帅动兵去折腾耀州，结果当即就被打了个鼻青脸肿[1]。惨败之后，虽然孙老师、马总兵都下课了，但后金方面却并未善罢甘休，总琢磨着怎么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回敬一下；所以，柳河之役以后，孙阁老囤积在右屯附近的储粮，就成为了一个惹眼的物件。 右屯的储粮，可是三十万石的大米白面啊，柳河惨败之后，孙阁老打包袱回家抱孙子去了，马大帅被遣送回卫，后来还蹲了号子，这两位倒是各奔东西了，可这些粮食却还整整齐齐的码在后金伸手可及的地方——右屯，这不是明摆着要引诱人家犯错误吗？ 所以，柳河之役过后，明朝方面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应该先把这些惹眼的物件都给撤回来，可袁县令却死活不干，因为他老人家认为如果一撤，那不就示弱了吗？[2]我等草根很惊异袁大人这种逻辑，实在想不明白，难道说，您老不撤右屯那些粮食，就能示强不成？（除非您能撒豆成兵） 当然，《明史》是将袁参政此举作为一个壮举来描写的： 明史载：“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3] 《明史》的这段忽悠参照的是《三朝辽事实录》中一份袁县令的奏章，史文的大意是袁县令和一个叫金启倧的“督屯通判”联合上疏，说锦州、右屯一带不能撤退。 我等草根先前看这这段史文，总觉着有些邪门，因为您袁参政要上个疏，何必拉个下属来充场面？一个“督屯通判”，他才几品几级啊？ 但后来看了《三朝》的原文才知道，《明史》在转述的时候，故意掐掉了几个关键内容，而拥有这几段内容的史料原文，则正是袁大人渎职的铁证，其内容如下： “宁前兵备袁崇焕揭，据管锦右粮屯通判金启倧呈照，锦、右、大凌河三城皆前锋要冲倘收兵退守，既安之百姓，复罹播迁，已复之封疆反归夷虏，榆关内外更堪几次退守耶。呈详到道，据此为照。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4] 这段叙述大致和《明史》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有两处细微的差别，一是金启倧的职务不是“督屯通判”，而是“管锦右粮屯通判”，也就是专管锦、右一带粮食的官儿；二是袁县令拒不撤退的理由中，不仅仅只有一个“兵法有进无退”（您老象棋真不错），另外还包括“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等等，而其中“藏卸粮料”这一条赫然在列，非常醒目。 这两处不同加在一起的意思是，袁大人伙同专管锦州、右屯粮食的通判，以锦、右已经藏卸粮为理由之一，拒绝撤退，这两条的联袂出场，其实就坐实了因袁大人渎职而导致右屯三十万大米白面尽数落入后金之手的罪证；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明史》在叙述时才要将它们隐去，只保留加工过的豪言壮语，以达到忽悠后世、掩盖罪证的效果。 其实，袁参政的那三个理由，在当时来讲，全都是废话，因为孙阁老、马大帅亲自上阵，督促着全部精锐主力扑向耀州，结果却是前锋被歼、后队逃散，败得是一塌糊涂，所以“安设兵将”这一条就完全站不住脚，而这条站不住的话，另外两条就更不用提了。 那袁县令和管粮的金通判，为什么都不想撤，而就喜欢这个火山口呢？我等草根也不好揣测，想必不会是怕粮食搬回去以后，点数点出问题吧？要不就是袁参政和金通判一致认为，大冬天的，要把那么多粮食往回搬，这不折腾人吗，所以就撂在哪儿了。 反正不论什么原因，由于袁大人、金通判当时一直顶着不办，所以事情就只好一直拖着，并且还就这么一直耗到了正月。而对于袁大人为什么耗到了正月都没有警觉，还不肯撤储粮，我等草根也着实不太清楚，不过后金此前没有动手，那是因为在等隆冬时节一到，海河全部冰封以后，进退才够方便。 从地形上来看，袁县令驻守在宁远，前面有三条河和后金的地盘相阻隔，由西到东一路排过去，分别是小凌河、大凌河、三岔河；后金的前哨，就在三岔河东边的耀州，站在耀州看袁大人地盘上的部署，只有右屯三十万储粮是一河相隔；而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这七个屯种点是两河相隔；袁大人的驻地宁远则是三河相隔；所以海河不冰封，后金要到一路杀到宁远去回敬一耳光，行动就很不方便，而且搬粮食也不利索，毕竟过河就得撑船，而后金又偏偏是旱鸭子。 不过，到了正月海河一冰封，人家大队人马能来去自如了，那随时都可能动手，所以后金要来抢犯那是必然的，但袁县令还是不撤，直到后金军都走到跟前了，袁大人才仓促“撤退”，结果是遍烧民房、粮谷而走，搞得哭声震天、损失巨万，而且后金军一来三十万大米白面立马白送，连顺手点把火都没来得及（烧民房不烧储粮，很有创意的说）。 综上所述，袁大人的种种举措加在一起，作为委弃右屯大米白面三十万石的责任人那是当之无愧的。 -------------------------------------------------------------------------------- [1]【详见《孙氏兵法与柳河之败》】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宁前兵备袁崇焕揭……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 [3]【《明史 袁崇焕传》】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连载56：龙宫寺的好米去了觉华岛2009-11-10 16:48:08  浏览 384 次 | 评论 1 条 龙宫寺的好米去了觉华岛 在将右屯储粮拱手送人以后，我等草根以为，您袁大人这下子可算呜呼哀哉了吧，这么大的责任，您和那位金通判，一人起码得抗一半！然而，对于袁县令和金通判的抗命渎职，且白送三十万石粮料的事迹，朝廷的态度却很暧昧，居然没论罪，反而打了赏…… 看到这里，我等草根不免有几分纳闷，这么大一个闪失，不了了之都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可是居然还得了赏，这还有天理吗？ 后来，查到《明熹宗实录》上一段兵部尚书王永光的言辞，才把问题搞清楚。这位王尚书就是先前运用陈大人塘报捣鼓“炮伤头目数人、酋子一人”的那位，估计是捣鼓得有效果，让天启眉开眼笑了，所以王大人就很豁亮的跟天启说，这事儿啊，虽然搞砸了，但也要给人家叙功，至于过错嘛，可以选择性失明： “尚书王永光议奏，恢边胜筭以宁远为第一功，而灭奴要会以叙宁远为第一务，文武将吏从此立为脚，富贵功名从此发轫   皇上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酬报于前，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策励于后”[1] 王大人说了这么多，想要表达的核心意思是，叙宁远功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是在展示朝廷的激励机制，要让参与者吃到香饽饽，而让旁人能都看到噱头，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将宁远之战说成是“大捷”（否则就无法叙功）。在游说以后，王尚书最终给出的“叙功总体思路”是“深嘉清野坚壁之伟伐”、“而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 这“姑免失粮弃岛之深求”中的“失粮”就是在指右屯丢失三十万大米白面之类的事情，王大人的意思是，这些事儿就不追究了，因为宁远之战中，人家袁县令有“清野坚壁之伟伐”……我等草根对此很是不解，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王大人所谓的“伟伐”能是何等的壮举？居然连丢失三十万石大米白面都能盖过去？ 而王大人的回答是，人家袁县令除了丢失右屯这些粮食外，还丢了一些，所以值得表扬，应该深嘉，可以算是“伟伐”。 为什么丢了一些，再丢一些，越丢越多的，就从罪过，丢成功劳了呢？ 王大人对此的解释是，后金烧了算是“失粮”，而自己烧了则算“伟伐”。比方说，右屯的储粮是尽入后金之手，后金搬不走而就地焚毁的，是后金烧的，那就叫“失粮”，不算袁县令“伟伐”；而河东堡、笔架山这些地方，乃是袁县令自行焚毁的（因为来不及撤），所以便可算进“伟伐”，记为了功绩（真划得来）。 要说王尚书这算法，那是明显有双重标准之嫌，而且完全是在鼓励自烧自家的，很是不科学。若依常理来讲，没给后金留下，那是一说；而明朝方面损失巨万，又应该是另一说才对。此外，既然有机会提前撤下来，却因为有人抗命渎职，才导致了损失巨万，那绝对应该论罪才对，但王大人最终强行给糊弄成了“伟伐”，并给渎职者叙上功劳，确实太过分，让我等草根不得不感慨，袁县令的运道，实在太好了。 本来就“清野坚壁”而言，也确实能算是一功，毕竟没便宜努尔哈赤，不过袁大人“伟伐”之下缔造了一片焦土，虽说确实没留下什么给后金，但同样也没给明朝没剩下一丁半点儿的，因此这种自残型的“伟伐”，还是少来点儿的好。 其实，朝廷对损失也并非完全漠视，还是心痛了一把的，比如《明熹宗实录》上有明确的记载，曰： “河东堡、笔架山、龙官寺、右屯之粮，无不焚毁，其失非小。”[2] 此处的“无不焚毁，其失非小”足以说明，朝廷对损失还是很痛心的，只不过按照王尚书的思路，才没跟袁大人一干人计较，反而还尽量为他老人家遮掩、修饰，因此才造就了一出“丢粮、失事成英雄”的闹剧，真够邪乎的，堪称异数。 而在这场闹剧中，龙宫寺粮食的遭遇，尤为特殊。开始，袁大人为了保它们，特意将其转移到一座海岛上去了，《明熹宗实录》记载如下： “其龙官寺收贮粮囤，好米俱运至觉华岛，遗下烂米，俱行烧毁。讫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袁参政于贼退后，差景松与马有功，从城上系下，前来报信等情。”[3] 实录的记载显示，袁县令还挺讲究细节的，对于龙宫寺的储粮，人家不是一股脑的搞搬运，而是将储粮分为“好米”和“烂米”，好米才转运觉华岛，烂米就不搬了，但也没给后金剩下，全都烧了，所以估计也是给算了“伟伐”；而转运觉华岛的好米，想必那应该是安全了吧，那是不是也可以归为“伟伐”了呢？ 其实，我等草根也很愿意袁大人有此“伟伐”，因为若是连这点儿粮食都没剩下，那袁县令可怎么过冬啊？能不能成就什么“伟伐”，那都是虚名，能保住点口粮才是实惠。 但很可惜的是，能给袁县令留下点口粮过冬，仅仅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因为刚才王尚书的奏章里，除了“失粮”以外，还有“弃岛”一说，而这被“弃”之“岛”就是觉华岛，所以龙宫寺的好米，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焚毁的命运。战后，蓟辽总督王之臣对此还有过专述，内容如下： “见觉华岛有烟火，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4] 王总督的奏章里，具体描述了觉华岛上的损失情况。奏章里说，后金军踏冰渡海，攻击了觉华岛，明朝方面损失惨重，兵将全部战死不说，还有八万二千石粮料被焚毁，营房和民舍也被烧光了，所以袁县令辛辛苦苦从龙宫寺紧急转运到觉华岛的口粮，都一并的化为灰烬了。 -------------------------------------------------------------------------------- [1]【《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3]【《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4]【《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连载57：别出心裁遗祸觉华2009-11-12 22:54:32  浏览 348 次 | 评论 0 条 别出心裁遗祸觉华 对于觉华岛的失利，《明史》的解读是袁参政因为鏖战城头（也就两天），所以力竭而不能救援： 明史载：“我大清初解围，分兵数万略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崇焕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1] 史文里说，后金分兵几万人围攻觉华岛，杀了明朝军民数万，而袁大人则因守城太过辛苦，所以那会儿正好爬在地上喘气，于是便没能救下觉华岛的军民。《明史》的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袁县令只要体力充沛，出城一战，就能荡平后金一样。若袁大人真的如此之强悍，那他还不等后金军刚一落脚，就直接出去把努尔哈赤赶跑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又何必守城守得那么辛苦呢？ 其实，若袁县令和他手下那一万多号人，要能有这本事，估计努尔哈赤也不敢造反了（或者早被灭了）；可袁大人若没这份能耐，那他一出城，别说什么援救觉华岛，恐怕连保命都难。所以，《明史》这段史文在拼接上，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显然没有说实话。 实际情况是，袁县令当时并没有累得爬在地上直喘气，他是压根儿就没打算要去救觉华岛，而且他还指望着，觉华岛上的水师来救他！关于这一点，袁大人在他自述部署之时，说得很清楚。 在开战之前，袁参政对其部下，有过一番任务安排，其中给觉华水师的任务，就是从南面支援宁远： “宁前兵备袁崇焕揭称：奴酋入犯本道，与总兵满桂、同知程维英札宁远卫死守计……水营游击姚禹贤、乔桓、季士登、都司王锡斧、守备王熬、查应才各简其船上劲兵援之于南。”[2] 应该说袁县令的这个部署，显得非常奇怪，因为此时海河早已冰封，水师如何能起作用？这“援之于南”又能怎么援？难道说是让水兵上岸，和后金步骑撕杀不成？ 其实，倘若在平时，只是水兵上岸，那问题倒也不大，因为上了岸，打几架就知道，水师是抗不过步骑的，此时再退回船上，撑一竿子走人就算了，但当时的情形却是，海河业已封冻，后金的步骑可以上岛，这下问题就严重了。 先前，因为后金是旱鸭子，所以明朝水师一绕后，就只有去防，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于是只有死撑着眼皮等，而防着防着，冷不丁的打个盹，迷糊一会儿，一下没防住的话，那就有可能被咬一口，比如烧粮草、毁浮桥什么的，而要反击则没门儿，因为人家不来找你，你就别想碰到人家，谁让你努尔哈赤没有水师呢？ 可是，海河一旦冰封，情况就完全反过来了，先前的水鸭子，被强制赶上了岸，还不准下水，若是后金的步骑扑杀过来，躲都没处躲，所以此时的水师连自保都很困难，又怎么能“援之于南”？袁大人难道对此就丝毫没有警觉吗？是什么原因驱使他要置水师于险境呢？ 其实，袁参政下的这道错误命令，也并非他一个人的错，因为当年孙老师设计觉华岛用途之时，规划就是这样的，其内容如下： “大学士督理军务孙承宗奏：‘……以良将统水兵，从觉华而北，贼抵城而我之水兵当绕其后，而宁远之兵当击其首。’”[3] 孙大人的设想是，如果后金军来攻打宁远，抵达城下了，那就派遣水师，由觉华岛北上，绕到敌人后面去攻击，以策应宁远（或称“援之于南”）。 袁参政的部署，不过是切实执行孙老师当初的规划，所以他的问题是太教条主义了，完全照搬了孙阁老留下的书生兵法，而是这个计划在冬天海河冰封之后又根本无法实施。 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是人人都能想得到，可也死脑筋、一根弦的，比如宁远大战前，有一个太常寺少卿叫曹思诚，就上了一个折子，也没啥新意，就是拿“宁远、觉华互为犄角”来炒了碗剩饭，曰： “……又觉华之师，原以接应岸兵，今奴去三岔河渐远，刍粮必不能外之而飞渡，宜遣偏师以断其后，或焚其辎重。”[4] 这一番说辞完全沿袭了孙老师的套路，而曹大人上疏后或许还有几分沾沾自喜，以为是露了脸了，可天启帝一看，便直摇头，马上批复，曰： “三方虽当协济，但河冰正坚，海师难渡，缓急机宜，尤当酌量。”[5] 在批复里天启帝所说的“河冰正坚，海师难渡”，就是在提醒那位曹大人，大冬天的，水面可是要结冰的，您老让水师怎么“渡”啊？于是曹大人便碰了一鼻子灰。 从曹大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就连远在京城的天启帝都能明白“河冰正坚，海师难渡”的道理，但作为前线指挥官的袁参政，竟然还妄图以觉华岛上水师策应宁远，这不瞎折腾吗？ 再说，觉华岛在冬季不安全的问题，袁县令的老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早就提出过。王经略曾以“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为由，特意的把从十三山救回来的难民，由觉华岛转移到了前屯安置[6]： “王在晋题：‘……俟天寒冰结奴骑可驱，兵船难渡，或暂移于宁前之间。盖觉华岛去宁远城二十里，冻则履海如平地，非远洋巨浸之可拟也。’”[7] 王经略注意到这个隐患，并且加以防范的时间是天启二年，当时袁大人还就在前屯安置难民，所以袁县令应该是知道觉华冬季不安全的。但为什么袁参政对王经略的告诫、提示，以及当年稳妥的处置、谨慎的态度，全当是没看见一样呢？其本原因在于，袁参政搞了个别出心裁方案。 袁大人认为，冬天海面上结个冰，没啥可怕的，这冰面只要凿破了，不就得了吗？冰面一破，你后金的步骑过来，全都得掉进冰窟窿里，所以只要将觉华岛周边的冰都凿开了，那岛上就自然安全了。 正因为袁县令有这样的念头，所以他就别出心裁的反其道而行之，人家王经略是将觉华岛上的难民都撤到前屯去，而袁县令却倒行逆施的将龙宫寺的好米转运觉华岛，同时还不让数万军民撤离。 -------------------------------------------------------------------------------- [1]【《明史 袁崇焕传》】 [2]【《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六】 [3]【《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 [4]【《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5]【《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6]【详见《十三山归来了六千人》】 [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连载58：觉华失事伤亡惨重2009-11-13 22:29:26  浏览 364 次 | 评论 0 条 觉华失事伤亡惨重 袁参政如此别出心裁、倒行逆施，所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以下是记载袁大人运粮到觉华，以及觉华岛被焚掠的两处史文，非常有针对性： 1、袁县令自认为：“讫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1] 2、可实际情况是：“而冰坚可渡，遂率众攻觉华，兵将俱死以殉”[2] 以上第一段史料中，报告觉华岛在凿冰，是袁县令于二十五日，自宁远送出的战报，觉华被陷是二十六日，期间袁大人不可能和岛上诸将联络（因为没有电话），所以事先若无凿冰的预案，那袁县令在二十五日的报告里，就不可能提到：“讫近岛海岸，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也更不会在战前将龙宫寺的粮食转移上岛，所以觉华岛之所以失事，跟袁大人的事先的部署错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许袁参政在下令“凿冰为壕”以后，还有些沾沾自喜，认为这个创意还不错，所以他特意在报告中点出来，妄图以此邀功，而天启看后也确实很高兴，在特谕还中专门提了到此事，并给予了充分的表扬： “上谕吏、户、兵三部，朕览塘报，贼攻宁远甚急，当被城中道将诸臣，协心设法，炮打火攻，贼营少退，危而得安。且运焚寺中粮米，不为贼虏之资，遍凿近岸坚冰，潜消过河之患……似此忠劳，朕心嘉悦，今特赐奖谕，仍著该部从优升叙。”[3] 此时，袁大人和天启显然都还不知道觉华失事，兵民俱亡，粮米尽焚；所以，袁县令才敢言：“冰俱凿开，达贼不能过海”；而天启则也表示认同，曰：“遍凿近岸坚冰，潜消过河之患”。 不过，“凿冰为壕”这个法子的特点是，想想或许是对的，但做起来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能把二十里海面都封冻的天气，那可不是一般化寒冷，估计得有零下几十度吧，就算您老能临时在冰面上凿出来个窟窿，可过没一会儿，天气就又给您冻上了，再凿开，再冻上，冻上了再凿，凿开了再冻……这一边凿、一边冻的情况，会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折腾；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为了保持这个十几里的冰壕隔离带，觉华岛上的数万军民得全员出动齐动手，日夜凿冰，周而复始，这谁受得了啊？ 这么折腾的后果是，等你累趴下了，凿不动了，人家再扑杀过来之时，不仅没有了冰壕，而且连有体力去抵挡的士卒都没有几个了。 总结来说，袁大人搞出的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比临阵之后，敌人都快要到跟前了，才现挖壕沟还蹩脚，因为壕沟挖下去，不会自己又填起来，而冰壕一开，海面再次封冻，就跟开挖以前完全没有区别，所以这“凿冰为壕”其实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纯粹的无用功。 此外，袁参政这么一个蹩脚的别出心裁，还另有一个致命的弊端，那就是过分消耗了觉华岛上军民的体力。整个觉华岛上，军民数以万计，如果大家死地求生、拼死一战，就算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那也能换不少后金军的人头，可是觉华军民经过“日夜凿冰”的折腾，体力遭受了极大的消耗，而且其中许多人，甚至冻掉了手指成了残废，连拿个锄头、木棒之类的家伙都不能够[4]，所以最后等到后金军冲杀过来之时，整个岛上所发生的，基本上是一场屠杀，而非一次战斗。 整个觉化岛之战中，明方除人员惨重伤亡外，岛上粮食、房屋、船只的损失也非常大，《明熹宗实录》和》《满文老档》分别有记载： 蓟辽总督王之臣奏：“……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与河东堡、笔架山、龙宫寺、右屯之粮无不焚毁，其失非小。”[5] “焚其船二千余及粮草千余堆……”[6] 而关于觉华岛上的伤亡情况，明朝方面有三个记录，首先是辽东经略高第的奏报： 经略高第报称：“奴酋于二十四五日连攻宁城，共扎七营以缀我军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晌午见龙宫寺一阵黄雾弥天，始知觉华岛被焚矣。窃谓觉华隔水且闻凿沟为壕，不虞新雪频飞，冻口复合，夷兵阑干入乱斫，阵脚遂乱，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无一不颠越靡烂者。王鳌新到之将，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榇俱经剖割，囤积粮料实已尽焚，二十九日蒙宪遣王廷臣领兵往探，今尚未相闻，俟勘核照申以备查考。”[7] 高经略说，后金军打了两天，就不攻城了，以为是退了，结果第三天，觉华岛“黄雾弥天”，袁县令才知道，岛上出事了，先前计划的“凿冰为壕”，以为就能阻隔后金军，可是遭遇了“新雪频飞，冻口复合”，于是前功尽弃，后金军随即掩杀上岛，当时明军“阵脚遂乱”，而后金军上岛以后是“逢人立碎”，结果导致了明朝方面兵将有七八千人、商民有七八千人，全部殉难，死状惨不忍睹“无一不颠越靡烂者”。 高大人的报告中，显示的阵亡数字具体是“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照这样算来，觉华岛上的死难者应该有一万五千以上；而几个月后，蓟辽总督王之臣又汇报过一次，王大人的遣词造句非常经典，既没说谎，又不说全，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觉华岛上的遇难人数，较之高经略就生生的少了一半。王大人是这么说的： “觉华岛兵之丧者七千有余，商民男妇杀戮最惨，（觉华岛）与河东堡、笔架山、龙官寺、右屯之粮，无不焚毁，其失非小。”[8] 王总督的报告里说，觉华损兵将确实超过了七千，但却不提“商民男妇”的死难人数，只是将“商民男妇”悄悄加在“七千有余”后面，给人的感觉是军民一共就只有七千多一样。所以，王总督的报告，较之高经略报的数（一万五千），就足足的少了一半。 应该说王总督此举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报告具体的阵亡人数，一般来说都是越往少了报越好，毕竟捅了篓子是不光彩的事情，能遮掩遮掩也没有什么不好。以上这些道理并不复杂，不过若是王总督都知道少报一点儿算一点儿，那高经略又为何就一定要如实呈报呢？所以，既然高大人都能报出“一万五”的死伤人数，那实际的遇难人数，则只会比这个多，而不会比这个少了。 那觉华岛被陷之后，遇难的军民到底有多少呢？史料中，除了以上两条记录外，前任辽东经略王在晋还有一次记录。王同学被孙老师踢到南京养老之后，某日，突然碰到了几个以前辽东的熟人，跑到南京来报到，王同学一看本来还挺高兴的，可仔细一瞧，怎么一个个都缺胳膊少腿儿的？所以就问，哥几个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没走斑马线啊？等这几位详述原委之后，王同学才搞清楚，原来这几位是觉华岛的幸存者： “经略王在晋守觉华之议，原以三月发兵，九月收兵为期，而主者卒违初议。丙寅正月虏兵踏冻蹂躏，岛中军民三万余人，无一得全。领兵游击金冠剖棺戮尸，其于抱尸以殉。有逃难残兵数名，袁抚给批南还，道由南中备述其详。渠俱混死尸中得免，然皆手足摧残，其形已废矣。”[9] 以上内容显示，在王经略任职期间，觉华岛的驻防时间，是每年三月到九月，但是袁大人却违章操作，正月里还不撤退军民粮料，所以让三万军民全部遭难，无一得全。而这几位，是躺在尸堆下，才拣了一条命，大概袁参政心存愧疚，所以良心发现，于是准许了他们“南还”（回老家去），因此才有这几位仁兄返乡路过南京，去南京兵部（南中[10]）报到且备述详情时碰到王同学。 从这几位来南京兵部报到的幸存者口中，王经略得知了，觉华岛上的损失，共计是军民三万多人，这个数字较之高大人的一万五，又整整翻了一倍。由此可见，高大人报数时，也够谦虚的。 宁远一战虽然只打了两天，但是明朝此刻的损失却非常惊人： 1、右屯储粮三十万石给后金当了见面礼。 2、宁远以东，全部屯、堡的“房谷”都成了一片灰烬。 3、河东堡、笔架山、龙宫寺、觉华岛的粮食全部被焚毁一空。 4、觉华岛上的三万多军民被杀戮。 5、觉华岛上战船损失2000多艘，营房尽毁。      这一切都要归咎于一个人，那就是袁崇焕。 他若是不顶牛，早早的撤了右屯储粮； 他如果能提前撤退锦州、松山、大凌河、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的军民和辎重； 他要是早些执行高经略“冬季遇大敌则归并宁远”的将令； 他倘若不别出心裁的搞什么“凿冰为壕”； …… 都不至于酿成这些惨祸。 而后金军一路悠闲而来，直到蹂躏觉华岛，又付出了多少代价呢？ 仅五百人，外加游击二人、备御两位（大概相当于营连干部）； 干粮、草料的估计全白带了，因为见面礼就是大米白面三十万石，坐下来吃，几年也吃不完，何况只来了半个月。 若以干掉对方3万人，烧毁粮草数十万石，战船两千多艘、屯堡十几座来算，后金的伤亡和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按说努尔哈赤这仗打得还是很顺手的，可为什么攻打宁远仅仅两天就撤了呢？原因前文已经有介绍，那是因为天气过于寒冷，直接把城墙给冻住了，所以任凭后金军在城下怎么挖，哪怕开洞到了城墙三分之二的高度，上面的墙体也纹丝不动，犹如锻造的整体一样，介于这种情况，努尔哈赤不得不决定放弃挖土方的进攻方式，从而放弃的攻城。 应该说这样的结果，算是让袁大人在宁远大战中，缓过了一口气来。不过，此时袁大人虽暂时无性命之忧、灭顶之灾，但是他却丢失了在他曾经的豪言中声称要据守的，宁远以东的所有城池台堡，以及宁远周边及其以东的全部储粮、民舍、码头、岛屿，就快要混得什么都没有了，可却被老天眷顾，而捡了条命。 在捡回一条命之后，袁大人的惊喜便接踵而至了，宁远一战，虽然袁县令丢失储粮、抛弃觉华岛，搞得损失巨万、伤亡惨重，却记大功一件，并升为巡抚，十足的上演了一场“丢粮弃岛成英雄”的闹剧。 -------------------------------------------------------------------------------- [1]【《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2]【《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3]【《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七】 [4]【《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经略高第报称：“正月十九日闻奴酋至觉华岛，各将议凿，日夜穿水，兵皆坠指，又兼连日风雪严寒穿而复合。至二十六日辰时奴众数万，分列十二头子酋首冲中道转攻东山，至已时并攻西山，一涌冲杀。彼时各兵凿水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故四营尽溃。”】 [5]【《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6]【《满文老档》】 [7]【《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8]【《明熹宗实录》卷七十】 [9]【《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四】 [10]【兵部，在明代又被称为“中枢之地”，兵部尚书可称“枢臣”，“南枢”是“南京兵部尚书”的简称，所以“南中”应为“南京中枢”的缩写，也就是“南京兵部”的意思，而以两个字来简称“南京兵部”，也只有用“南中”才合适。】 连载59：袁崇焕系列问题在历史上的争议2009-11-13 22:46:24  浏览 2993 次 | 评论 4 条 袁崇焕系列问题在历史上的争议 崇祯二年（1629年）“己巳之变”当中崇祯拘捕了时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之后进行了数月的审讯，在会审以后形成了定案，最终以如下罪名处决了袁崇焕：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1] 蓟辽督师袁崇焕的“种种罪恶”里只有“以谋款则斩帅”才是指的“毛文龙案”，牵涉此案的还有首辅钱龙锡。当时袁崇焕、钱龙锡同时被指控两项罪状，一是“谋款”，二是“斩帅”，所谓“谋款”就是私下密谋与后金议和，所谓“斩帅”就是谋害了毛文龙。“以谋款则斩帅”加到一起就是指控他们二人因私下与后金议和所以谋害了毛文龙。袁崇焕的结局是凌迟处决、传首九边，首辅钱龙锡则是论死，以下是《崇祯实录》的记载： “癸亥，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处以殊死。上御暖阁，辅臣成基命等入对。久之，出御平台，文武诸臣俱入；谕曰：『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卿等已知之；自当依律正法。今特流其妻子、兄弟，余不问』。辅臣顿首谢。崇焕，藤县人；万历己未进士，素以韬略自诩。迨督师出镇辽东，其入援时，三日五赐金、币宣劳，亲为饮至；而迁延不战。至擅杀毛文龙，朝议纷纷，以致杀身。  甲子，谕：『旧辅钱龙锡背公逞私，密谋主款；袁崇焕疏语已露，终不奏闻。并不重罚，何以惩后！命法司拟罪』。逮至，论死。”[2] 此两案在崇祯朝本来是定案，但清乾隆时期却发生了变故。乾隆钦定的《明史》里有“反间计”的记载，于是“袁崇焕案”便又有了新的解读。《明史》中的记载如下：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大寿在旁，战栗失措，出即拥兵叛归。大寿尝有罪，孙承宗欲杀之，爱其才，密令崇焕救解。大寿以故德崇焕，惧并诛遂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       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及崇焕欲成和议，龙锡尝移书止之。龙锡故主定逆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崇焕既缚，大寿溃而去。武经略满桂以趣战急，与大清兵战，竟死，去缚崇焕时甫半月。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3] 清编纂的《明史》对“袁崇焕案”有了颠覆性的解读，袁崇焕不仅是因为崇祯中了反间计而被误杀，而且还和钱龙锡一起被阉党陷害，按照《明史》的叙述，冤杀袁崇焕以后，明朝就面临了“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尴尬境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特意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有如下记载： “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4] 至此，“袁崇焕案”在清乾隆时期彻底翻案，袁崇焕所涉及的指控都有了新的说辞： “托付不效”变成了“但尚能忠于所事”， “谋款不战”变成了“会我大清设间……帝信之不疑”，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变成了“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 “谋款则斩帅”变成了“魏忠贤遗党……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 整个案情可谓来了个惊天大逆转。于是，袁崇焕由误国的罪臣变成了蒙冤的忠良。在这番逆转之后，崇祯成为了中反间计而误杀忠良的昏君，明朝整个朝廷也因阉党复仇陷害忠良成了奸佞当道，这一切完全符合“主暗政昏”的评价，这样的解读不免流露出几分王朝更替的气象，使后来的“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之结果显得很顺理成章。 “袁崇焕案”自清乾隆时期有了重新解读以后，即被许多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所沿用，甚至进入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金庸的《碧血剑》，其中就是以忠良之后来描写袁崇焕之子袁承志的……可是，真有“袁承志”其人吗？袁崇焕真是忠良吗？案情背后的历史真相果如清编纂的《明史》所言吗？应该说清乾隆时期的《明史》虽然记载了关键的事件——“反间计”，并由此提出了新的解读，但毕竟只是一家之言，是否果真为史实还需要经过一番考证。 而且即便是乾隆钦定的《明史》中也仍然有一句话显得很蹊跷，即“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这句话似乎本身就是矛盾的，既然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那崇祯杀袁崇焕又怎么会是“误杀”呢？ 在针对某些历史人物特有的脸谱化思维里“忠良”肯定是不会“妄杀”忠良的，忠良和奸佞才是誓不两立的，如果“袁崇焕案”是个彻底的冤案，那么毛文龙又会否真是个该杀的奸佞，只不过是被袁崇焕违制“妄杀”而已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暂时从“袁崇焕案”转到了“毛文龙案”，看看其他史料对“毛文龙案”的看法是如何的：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5]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6]  “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7]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8]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9]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10] “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11]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12]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13]  “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14]  对于“毛文龙案”众多明方史料的解读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即“以谋款则斩帅”，大意是说袁崇焕由于事先应允了崇祯“五年复辽”，后来自认为五年之内兑现这个应允有困难，便力求与后金议和，在促成议和的过程中为避免毛文龙的妨碍、揭发，所以必须要控制毛文龙及其统领的东江镇，但毛文龙又并不愿意受其节制，故袁崇焕最后不得以而出此下策——“矫制杀文龙”。 所谓“矫制”就是违制的意思，按照明朝的体制袁崇焕并没权力擅自处决一位持尚方宝剑的一品大员。有的史料上也有“矫旨”的记载，意思是说袁崇焕谎称杀毛文龙是崇祯的旨意，但实际上他并在没有崇祯的许可和授权。由于毛文龙为一方边帅，且长期牵制后金颇有战功，所以当被说是袁崇焕因为议和之需而擅自加害之后，许多明朝史料将这一事件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甚至将袁崇焕堪比秦桧，而毛文龙好似岳飞。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就有相关记载： “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15] 袁崇焕杀毛文龙时还真是列举了十二条罪行，真不知道他当时凑数的时怎么想的…… 除了“以谋款则斩帅”的说法以外，明方史料中还透露一个信息，就是所谓“（后金）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这个说法将“牵制”、“议和”、“斩帅”、“入寇”等关键点综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判断，虽然不一定就是真相，应该说只是作者的一种猜测，但从逻辑上讲跟“己巳之变”似乎已经有了某种联系，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以谋款则斩帅”跟“已巳之变”的关系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既然毛文龙对后金有牵制作用，那后金想要长途奔袭就必然有所顾及，而除掉了毛文龙后，其绕道蒙古、入寇关内、抄袭京畿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后金便用“议和”作为幌子“佯许还辽”，借袁崇焕之手杀了毛文龙，从而摆脱了东江镇长期的牵制，最终得以顺利的绕道蒙古、直抵京师——促成了“已巳之变”。 袁崇焕则因自认不能兑现“五年复辽”的应允，所以极力促成“议和”，在过程中受后金之诱故而“斩帅”，结果让长期牵制后金的东江镇完全失效，促进了“己巳之变”的形成，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后金从此以后，可安然绕道蒙古“入寇”，而再无后顾之忧。 应该说以上这个推测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议和”在当时本身是交战双方的一种谋略手段，双方都经常使用这种手段来博弈，如《明史》中所载袁崇焕自诩：“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而皇太极也不时分别与王之臣、袁崇焕、毛文龙通书议和，在这些“通书”中双方尔虞我诈更有谍战掺杂其中，期间军情、时局的变化甚为复杂，若在此过程中袁崇焕因受后金之诱而擅杀毛文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些推论和说法在没有被论证之前都只算是一家之言。 由于上述猜测是明末的一些史学家、当事人、官方文献所提出来，又有具备相当的可能性，所以在明末的史学评述中往往对袁崇焕多有责怪之意，谈迁的《国榷》就比较有代表性： “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16]  其中“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说得非常精炼，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就把“牵制”、“议和”、“斩帅”、“入寇”几个关键点一线牵了。 以上这些表述实质上是肯定了“以谋款则斩帅”的说法，主观上已经确认袁崇焕“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在这样的主观认定下，袁崇焕自然是个误国之臣，后来这个看法被许多其他的明朝史学研究者沿用，比如在南明重要史料《爝火录》中袁崇焕已经跟书中的大奸臣马士英同列了： “士英本姓李，系梧州府藤县人。与袁崇焕居同里，为北门街；生同年，为辛卯岁；同登己未榜进士。士英年五龄，为贵阳贩槟榔客马姓者螟蛉去；遂冒马姓，为贵阳人。此二人者，诞生一处，同为误国之臣。固知乱世之奸邪与治世之忠良，天皆有以命之，不与腐草朽木荣枯比类也。” [17] 上文中所述的“士英本姓李，系梧州府藤县人。与袁崇焕居同里……此二人者，诞生一处，同为误国之臣”即是将马士英和袁崇焕同列并称“误国之臣”，而后还将他二人的误国行径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程度，这就是所谓“固知乱世之奸邪与治世之忠良，天皆有以命之”。 通过以上对“毛文龙案”的了解我们不难发现明方史料的观点和清乾隆时期的解读差异非常大，几乎是截然相反的。明方史料普遍认为袁崇焕是一个“误国庸臣”，清方史料则认为他是个因崇祯中了后金“反间计”而被误杀的“蒙冤栋梁”。 一个“误国庸臣”，一个“蒙冤栋梁”，两种观点堪称势不两立、针锋相对。 由于分歧实在太大，以至于很难有求同存异的基础。若要求同存异那么势必存在 “蒙冤的庸臣”或“误国的栋梁”，虽说庸臣也可能蒙冤，栋梁偶尔也可能误国，但是如袁崇焕这样一个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误国到如此程度的人可能是栋梁吗？若非栋梁又误国如此，那必然就是庸臣，面对如此的误国庸臣，后金还有必要用反间计去害他吗？崇祯能是中了“反间计”才杀他的吗？杀他又能是误杀吗？既然不是被误杀那袁崇焕又如何蒙冤呢？  综上所述，如果袁崇焕的“付托不效，专恃欺隐……种种罪恶”被证实并非虚言，那《明史》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的评述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实质上就是将袁崇焕作为“栋梁”的可能彻底否定掉了，并将其定格为一个庸臣，与此同时无论“反间计”是否真有其事都会被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可以说这是明方观点的全面胜利。反之，若“反间计”被证实了而这些罪状又不实，那么清方的观点就正确了。  -------------------------------------------------------------------------------- [1]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2] 【《崇祯实录》崇祯三年八月】 [3]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明史袁崇焕传》】 [4] 【《清高宗实录》】 [5] 【《崇祯实录》卷二】 [6]【《国椎》卷九十】 [7]【《国椎》卷九十】  [8]【《明季北略》卷四】 [9]【《明季北略》卷五】 [1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之毛帅东江】  [11]【《石匮书后集》之毛文龙列传】 [12]【《石匮书后集》之袁崇焕列传】 [13]【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 [14]【徐石麒于弘光年间（1645年明南京福王称帝后的政权）所上的反对与清议和奏疏】  [15] 【《明季北略》计六奇著】  [16] 【《国榷》谈迁著】 [17] 【《爝火录》卷二】 连载60：当年明月也有一个疑似袁腾飞的谜团2009-11-20 13:23:54  浏览 949 次 | 评论 3 条 当年明月也有一个疑似袁腾飞的谜团 袁腾飞是《百家讲坛》的一位“名嘴”，号称“最牛的历史老师”，不过最近被人指出，他在“说史”的过程中“抄袭”了小说中虚构的情节而再次名震一时。 事件背景： 袁腾飞的《两宋风云》被指有多处情节与2003年网络上连载的《柔福帝姬》一书高度相似，因此《柔福帝姬》的作者米兰Lady提出袁腾飞在“说史”的时候有抄袭之嫌。 以下是两书雷同段落之一的摘录对比： 《柔福帝姬》      赵构记忆中的母亲韦氏是位非常温柔娴静的女人，像后宫中许多女人一样，以一种仰视而崇敬的态度卑微地爱恋着他的皇帝父亲。她常常在黄昏之后立于所居庭院之中赏园圃内的春兰秋菊，……。往往如此一站便是许久，直到月上柳梢，目中的希望渐渐燃尽。     《两宋风云》      有一幅画面便定格在了他（赵构）的脑海当中：每到夕阳西下掌灯时分，母亲总是站在宫殿的庭院里赏花，目光看似盯着花，……面容忧伤，神色忧郁，直到红颜老去，愁眉也未曾舒展过。长大之后赵构逐渐明白了，母亲一年一年地等着父皇，可是始终也没有等来。 这两处情节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 1、   场景相似：赵构的母亲在庭院之中赏花。 2、   时间相似：赏花为黄昏之后。 3、   人物一致：赵构的母亲。 4、   境遇相似：被皇帝冷落。      其实，若是历史上真有其事，那么袁腾飞和米兰LADY对此情景有相似的描述，那倒也不足以为奇，不过遗憾的是《柔福帝姬》是一部网络小说，以上场景和描述完全是作者虚构的，而作为历史老师的袁腾飞，在其《两宋风云》中居然也有相似的情节，实在很让人大为不解，难道《柔福帝姬》中作者的虚构，很“凑巧”的跟袁腾飞“历史讲义”（两宋风云）中的“真史”吻合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巧合”确实很稀奇，所以有不少人提出，是不是袁腾飞将网络小说里的虚构的情节“抄袭”进了“历史讲义”？这种猜测和怀疑所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柔福帝姬》成书在先，另外一方面则是两处的情节过于相似（冷落尚可以理解，毕竟受宠的仅仅是少数，但每每以黄昏后赏花来排解就太具体了）。 虽然此处仅仅是一段疑似抄袭的情节，但是如此的猜测和怀疑实质上是对袁腾飞“说史”的学术性提出了质疑，因为一个“最牛的历史老师”如果将网络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也当成“真史”来讲，还堂而皇之的写进了“讲义”，并将其搬上了“百家讲坛”栏目，确实颇为不妥，其所作所为业已超出了“治学不严谨”的范畴，全然是将课堂、讲坛、历史、学术等等视同儿戏了。 因此，如果这一段情节的“抄袭”若实属，那袁腾飞“历史讲义”的学术性、真实性就都会倍受质疑了，试想若一位老师儿戏历史到如此程度，那他所讲述的内容又会有多少是真史？ 当然，也不排除是袁腾飞看了《柔福帝姬》一书，而未经查证就贸然将其情节作为自己讲义的内容，不过即便是如此那谁又知道袁腾飞的“历史讲义”中有多少类似的呢？ 所以，如果袁腾飞不能拿出他“讲史”的依据，比如此段描述所依据的史料，那他就不能阐明自己讲义和网络小说中的相似情节之间，那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他作品的可信度、学术性则都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就在众人翘首企盼袁腾飞有力回应之际，他却选择了很模糊的回答，大概是讲“说史”也应该允许“润化”： 袁腾飞：“书中涉及的史实都是正史，自己只是在小细节处加以润化，让枯燥的文字显得不那么枯燥。”     袁腾飞：“历史的事实肯定是真实，但人物之间的对话完全可以虚构，比如《史记》中的对话，司马迁可能在场吗？他不可能在场。只要虚构符合历史真实就可以。比如赵构母亲不得宠，在那里眺望，那完全可以虚构。” 袁腾飞的这两个表态，其实是承认了在其作品中确有“虚构”的成分，至于说袁腾飞所谓的“润化”和《柔福帝姬》里的虚构那么相似，是否算是抄袭，那就不好界定了，因为虚构的东西也确实存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情况，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若历史讲义和虚构小说在情节上雷同、巧合，那无论如何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在介绍完袁腾飞的历史讲义内容涉嫌“抄袭”网络小说的风波之后，我们回到正题来谈一谈比袁腾飞成名更早，影响更大的一位“说史者”——《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与袁腾飞颇为相似的一段文字。 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中，当年明月描述了这样一场战斗，大概是讲孙承宗守辽期间，努尔哈赤曾发动了一场试探性的进攻，他派出代善去攻打锦州，以试探明军的实力，结果在锦州遭遇了明军将领赵率教，赵率教以部署的大量火器给予了代善有力的阻击。而当代善围攻锦州之际，前屯、松山的明军先行来援，此后又有宁远、中前所一线军队相继来援，而赵率教也杀出城来夹击后金军，代善攻打不利，又迫于明军两拨援军分别来援，且有被迂回包抄的形势，所以只好撤退，一路往回跑，直到碰上了接应他的二贝勒阿敏才算是稳住了阵脚，此战后金损失上千人，明朝获得六百多个首级。（此为转述，原文详见附录）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册是2008年11月印的第一版，网络上比这个还早一些，但也是近几年的事情，而在有一本1999年出版的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上也有一次战斗的描写，与当年明月的描述非常相似。 书上说努尔哈赤得知孙承宗和袁崇焕修了宁远，又在锦州驻军，配合很默契，所以依从军师范文程的建议，派出少量军队来试探明军的实力，于是努尔哈赤派了代善率领三千精锐铁骑攻打锦州。当时镇守锦州的守将是马世龙，他用火器给予了代善有力的回击，与此同时袁崇焕派遣副将左辅、朱梅二人，带领二千人马驰援锦州，并且还传令松山、杏山的部队向锦州增援。代善先与松山、杏山的明军援军接战，且遭遇马世龙出城夹击，而后又被左辅、朱梅包抄，自感不支于是杀出一条血路突围。马世龙追击代善，但遭遇了接应代善的皇太极阻击，此战后金伤亡千余人。（此为转述，原文详见附录） 通过对比《明朝那些事儿》和《努尔哈赤》两本书的记载，相似的地方较之先前《两宋风云》跟《柔福帝姬》还要多，而雷同之处则更为厉害： 1、   时间相似：孙承宗守辽时期。 2、   背景相同：努尔哈赤试探性进攻。 3、   地点相同：锦州。 4、   攻方相同：代善。 5、   装备相似：明方配备大量火器，起了很大作用。 6、   战况相似：明方松山一带援军先到，宁远一线援军后至。 7、   战法相同：城内明军出动，夹击后金军。 8、   结果相同：代善被包抄、夹击而败北。 9、   战损相同：后金损失千余人。 不过《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描述也有三处显然和《努尔哈赤》不同： 1、   守将不同：《努尔哈赤》中镇守锦州的是马世龙，而当年明月笔下是赵率教。 2、   接应不同：《努尔哈赤》中接应代善的是阿敏，而当年明月描述的接应者是皇太极。 3、   斩获不同：《努尔哈赤》中未有提及明军斩获的首级，而当年明月则给出了斩首六百的数据。 如果说先前袁腾飞的意境描写，一个黄昏院落的赏花情景都涉嫌“抄袭”的话，那当年明月的笔下的描述跟历史小说《努尔哈赤》足有9处具体的相同、相似之处，这是要论涉嫌“抄袭”，恐怕当年明月比袁腾飞的嫌疑更大。 当然，如果历史上真过有这样一场战斗，那当年明月和李文澄的描述谁跟贴近历史，一查史料就明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如有雷同，那也不过是系出同源罢了，而描述中的差异也或许只是二人查阅史料的马虎程度各有不同，但遗憾的是在众多记载明清双方战斗的史料文献里，都找不到这场战斗真实存在的蛛丝马迹。 《明史马世龙传》无载； 《明史赵率教传》无载； 《明史孙承宗传》无载； 《明史袁崇焕传》无载； 《明熹宗实录》无载； 《三朝辽事实录》无载； 《满文老档》无载； 《清太祖实录》无载； 《八旗通志宗室王公列传代善传》无载； 《八旗通志宗室王公列传阿敏传》无载。 在查阅了以上史料之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诸多史料中并无此战任何记录。以上这些史料不仅涵盖了官修史书，还包括了按照时间顺序收录的明、清双方于战时的奏章、疏议、上谕、战报等原始文献，若在这些信息里都没有的东西，那八成是没有的。因此，在这样的结果面前，不得不让人怀疑，李文澄和当年明月的描述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这“证无”跟“证有”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若想证明一件事情子虚乌有，要比证明一件事情确有其事要困难得多，因为无论找到多少本史料，说上面都没有此战的记录，那也保不定哪一天蹦出一本来，上面就确实有，所以即便是罗列了以上这么多过硬的史料，那也不能完全肯定就确无此战，只能认定正史上全无，而保不定哪一本未入流的野史上有此一说。 但是，当查阅到一本由明人周文郁所著的《边事小纪》之后，最后一丝迟疑似乎也可以消散一空了，因为此人的书上也没有记载有此一战。 为什么周文郁所著的书上没有，那就能肯定确实没有此战呢？原因是周文郁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孙承宗的心腹，孙承宗守辽时他是众多的追随者之一，对孙承宗他很感情，所以在书中他处处极力为孙承宗辩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将导致孙承宗下课的“柳河惨败”，曲笔的描述成了“巡河哨败”，将一场由孙承宗精心组织的进攻遭遇惨败生生的曲解为巡逻队中了埋伏，实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典范，由此可见他著书的时候，完全是站在孙承宗的立场上强行辩解。 介于此人的主观太过有倾向性，所以一般的研究都尽量不将他的文献单独或直接作为史料证据，以免遭人诟病。但是，在某些事情上他的描述反而可以当做很有力的证据，因为作为一个极力维护孙承宗的人，他所著的书上都没有记载孙承宗于守辽期间，有过这么一场击溃代善的大捷，那就应该可以证明这场“战斗”确实不存在。 在明晰了“代善攻打锦州”是否虚构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李文澄和当年明月所描述内容之间的联系。由于他们二人的描述中有9处相同、相似之处，所以基本可以断定应该是系出同源，而如果是李文澄在创作《努尔哈赤》时虚构了“代善攻打锦州”这一场战斗，那当年明月的描述就有抄袭之嫌了。 当然，也不排除当年明月和李文澄同时参照的是一本“神秘稿件”，此“神秘稿件”不仅记载了那次涉嫌子虚乌有的战斗，而且还成书于李文澄1999年出版《努尔哈赤》之前。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李文澄和当年明月都是参照的同一份“神秘稿件”，那他们的描写又怎么会有三处不同呢？ 关于这三处不同，我们提出四种假设： 1、   李文澄、当年明月其中一人在转述那份神秘稿件之时出了差错； 2、   李文澄、当年明月其中一人在转述那份神秘稿件之时有所修改； 3、   李文澄、当年明月其中一人所转述的内容是神秘稿件另一版本； 4、   当年明月在看过李文澄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之后进行了修改。 前三种假设都必须建立在那份“神秘稿件”存在的事实基础上，介于至今还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们暂不讨论，而就最后一种假设，我们也仅略作分析，因为毕竟是假设。 假设李文澄的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中那一场战斗是他本人虚构的，或者是他借鉴其他资料的，那么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描写，就很明显是据此经过了一番加工的，所以呈现出三处明显的不同。 在这三处不同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马世龙”改成了“赵率教”。这一处修改从“虚构”的角度来看，似乎很是不合情理，因为赵率教于孙承宗守辽期间，在众多史料中都是据守前屯的主将，并没有去锦州驻守。 前屯的位置靠近山海关，从前屯往前是宁远，而过了宁远才是锦州，所以在前屯驻防，和在锦州驻守，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虚构”赵率教驻守锦州，那是明显的与历史背景、人物经历相悖。另外，虽然赵率教后来确实去了锦州，但此时孙承宗早已下课，所以孙承宗守辽期间，若出现赵率教守锦州，那应该是个比较低级的谬误，无论如何也不适合作这样虚构 而虚构马世龙镇守当时的锦州，则是非常符合历史背景的，因为马世龙当时的职务是“辽东总兵”，关外的兵马都在他统辖之下，而且孙承宗在修筑完宁远之后，还特授意马世龙带领军队在宁远以东的地区活动，这当然包括锦州地区，而且在孙承宗结束守辽的前夕，马世龙还带领军队驻扎过锦州地区，并且积极准备对后金据点耀州的进攻，所以马世龙显然比赵率教更适合这个虚构。 那么当年明月的描述中怎么又用“赵率教”而弃“马世龙”呢？最大的可能性应该在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中对孙承宗的定位很不一般，以下援引两段《明朝那些事儿》的原文，其中就满载了当年明月对孙承宗的赞许和褒奖：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了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那为什么“捧孙承宗”就要“弃马世龙”呢？原因是一提到马世龙就无可避免的要提到他和孙承宗精心组织的攻击耀州这一行动，而这一行动的结果即是导致孙承宗下课的“柳河惨败”，若此战在《明朝那些事儿》里被披露，那孙承宗的形象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当年明月在书中把“柳河惨败”完全抹掉了，可谓只字未提。 而因为抹掉了“柳河惨败”，所以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中，孙承宗堪称是“光辉形象”、“全无瑕疵”。 综上所述，大概就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马世龙是能不提就不提，而得由赵率教来作替换了。至于说其他两处不同，例如“阿敏”跟“皇太极”的不同，又如“获得首级六百”的不同，则可能只是为了试图表明与其他文献不是出自同源的修改。 不过，“皇太极”换“阿敏”倒是无所谓，只要是四大贝勒中同级别的人物，换谁都可以，而加上一个“获得首级六百”就有些画蛇添足了，因为后来被炒得大红大紫的“宁远大捷”也不过获得了269个首级，如果之前还有获得六百首级的“大捷”，怎么明方的众多文献中无一记载、渺无声息呢？所以这一笔实属多余。 当然，在假设和分析之后，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一种可能，那就是李文澄、当年明月、神秘稿件，三者都有可能虚构，而且是分别作的虚构，只不过思路差不多，路数比较雷同罢了，至于说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暂且用《柔福帝姬》的作者米兰Lady对于袁腾飞辩解的一句感慨来作为点评： “如果有这么多的‘巧合’，那只能证明我和他不是一般的‘心有灵犀’。” 最后要的提一点是，无论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描写是否类似袁腾飞被质疑的“抄袭”，他所描写的这场战斗，都缺乏过硬的史料证据，而如果是虚构，那无论是否涉嫌抄袭，都是不应该的，毕竟他的《明朝那些事儿》不是历史小说，而是所谓的“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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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第10楼

引证奏疏拍孙承宗，驳斥刻意贬低王在晋、高第、张鹤鸣的说法，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作者自己对军事问题也是两眼一抹黑，王在晋虽说不是孙承宗那样的书生，实际也高明得有限。 照作者的理解，野战不敌则城也建不起来，野战能胜则不如直接进攻何需建城，如果这样的话还哪会有筑城学哦，防御优势乃至“战略进攻战术防御”更无从谈起。本来中世纪战争的战略重心就在于围绕城堡和要塞的攻击和防御，野战兵力无法通过会战直接取胜的时候，采用持久性进攻战略逐步筑城蚕食敌方领土是很有效的做法。 孙承宗的问题不在于他计划一直修城堡修到敌人家里去的战略，而在于他修城堡的费效比太低，速度又太赶，导致财政压力无法承受；而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修的城堡没有自保能力，其关键是驻守城堡的军队缺乏基本的纪律和训练，所谓要塞的力量不在于它的高墙和巨炮，而在于驻军，从这个角度上说，王在晋在八里铺筑墙守山海关也是一回事，守军不堪一战，城再坚固也是无用。作者还是纠缠于王和孙的“到底守哪里”的路线争端，其实明军的组织如此涣散，守哪里都还不是一样。如果按王的方针守山海关，随着灾年持续恶化，八旗自然就会向低纬度地区移动，进一步占据明军放弃的辽西走廊，歉收加剧时迟早还会破关劫掠；即便挺到小冰河时期过去，气候回暖降水增加，东北地区农牧产业的恢复速度远好过华北西北地区，到时八旗实力更强基础稳固，明军所谓平辽也就彻底无望了。 撇开金手指之类的东西的话，明军真要平辽，还是只能采用持久进攻战略，用一两百年时间从辽东辽西两面逐步构筑大小城寨推进，官军依托大城，一族一村据坞堡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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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口直断！！神～算～包～～

	第11楼

嗯嗯，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这个文的主要价值在于证明了《明史》之渣。不过另一方面，虽然明军缺乏训练/纪律/斗志，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守哪里都还不是一样”。事实证明，守宁远守山海关，就要比守锦州守大凌河啥的要牢靠。这就涉及到这篇文我觉得有价值的另一个地方，它指出了明和后金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实际战略思路，也就是里面提到的缓冲区/安全区的问题。这一思路（似乎前人没有这么明确地提出，也可能我看得少），有助于我们合乎逻辑地解释整个辽东战局的变化，以及双方尤其是后金的战略选择，以及进行明军的相应策略分析。 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当时的战场是明军战略进攻后金战略防御的态势。后金的战略目标为保持一个相对安全的势力范围以维护其核心地区，而这个势力范围大体西以大凌河小凌河为界，东以鸭绿江为界，而对所谓关宁锦地区并无太大兴趣。换句话说，这时的后金的主要战略目的是独立建国，而不是入关夺取中原。而明朝的战略目的大约是立足宁远，逐步向前推进堡垒线，这样只要明军试图越过锦州前往大小凌河，双方就必然在锦州附近地区展开一系列冲突，而后金在获胜后会趁势南下，敲打宁锦地区，如果无隙可乘就很快撤退。而两次所谓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更多的只是纸面文章，其实后金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夺取，也没有制定细致的作战计划，而仅仅完成了既定的战略目标之后南下试试手气罢了，所以其激烈程度是很低的。 比方说宁远之战，按本文的观点就是对耀州之战的报复性反击，而宁锦之战，则源于明军在未有投书的情况下修筑大小凌河两座城堡（本文无，可见清史稿）： 辛未，上闻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而崇焕无报书，亲率师往攻之。乙亥，至广宁，乘夜进兵。丙子，明大凌河、小凌河兵弃城遁，遂围锦州。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建立一个合理的行为模式，来解读辽东战场的战局。双方处于一个战略相持甚至是静坐战争的局面，而且后金方面并无积极打破这一局面的意图，主要是对明军挑衅行为的回应。所以后金并未试图长期占领锦州地区（虽然有多次机会，尤其是广宁惨败之后可以直逼山海关），而且也未采取措施破坏宁远的修建，而仅仅是当其预定的安全范围受到攻击才会做出反应。而且即使在战场上获胜，也并未趁机控制已占据大凌河以南区域，而是毁城北撤，返回既定的安全区。 当然，如本文作者一样认为由此可以认定关宁锦防线就毫无价值也是过分偏激的。因为后金的势力/安全范围的划定，并非某位伟人随手划的一个圈，而是基于实际的战场局势。在蒙古/东江两条战线不能安定之前，后金并无能力对关宁锦地区的防御工事进行长期围困，而其军队又缺乏攻坚能力，所以实际上也无能力对关宁锦地区构成威胁，这必然使其居于一种内线防御的态势。也就是说，这种安全范围的划定，正是基于后金捉襟见肘的战争实力而来。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宁远的威胁，后金亦可能有更大的战略空间来着手消除蒙古和辽东的威胁，从而扩大这一安全范围。实际上，后来正是由于后金消除了后方威胁，并通过一系列入关劫掠充实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得以扩大这个预定的安全区域，其直接后果就是宁锦之战。我们从宁锦之战的前序可以看到，此战役的导火索就是锦州附近的边境摩擦和后金试图修筑义州城。这一前进筑城的行动和之前多次毁城北去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松锦之战（三年余）持续时间远长于前两次战役（均不足一月），后金亦得以采用长期围困的方法来夺取坚城，这都表明后金开始打算而且有能力来拓展其势力范围/安全区。而由于锦州地势的先天不足以及明朝缺根筋的既定战略，这个边境摩擦就演化成一场大型的歼灭战。但是此战后后金也并未试图染指宁远，这也表明这种扩展安全区的行动并没有直接标志着辽东战场攻守态势的完全逆转，或者说后金战略的彻底变更。 而相对明军而言，合适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守宁远别瞎折腾，保持兵力运用的高度灵活性，利用小部队骚扰，后金大举前来就迅速集结缩回宁远。只要别老好大喜功露出诸多破绽让后金劫掠甚多，别让后金有机会去解决东线和北线，这样利用政治经济手段来困死对方是迟早成功的。具体做法，大约和罗马对付汉尼拔的所谓“费边战略”类似。回想起来，辽东战局的诸要素真的和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的战事相当接近呀，当然，正如楼上所言，明军的能力似乎并不足以执行这一“费边战略”，而且明军统帅部从本文所述孙承宗上台起，就倾向于一种积极的战略进攻策略，而非持久消耗策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1 2:32:1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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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后金视大小棱河一线为缓冲区这个观点我也是第一次见，参照后金的行动看有一定道理。不过这个缓冲区的形成多半是因为广宁之后在整个辽西地区的辽民或南逃或被北掠，直到山海关形成无人区，导致后金既无法在辽西走廊附近维持稳固据点，大军南下行动又无法补给。广宁溃败之后数年，山海关都未受到威胁，是因为整个辽西走廊地带无粮无草，不能维持后金军队行动。所以并不是明军守住了山海关，而是熊廷弼放弃辽西时烧光东西拉走人口的行动挡住了后金。等到孙承宗在辽西安置了大量屯田军民，储备了物资，把真空地带填实，后金军队就可以回到这一带恢复行动了。 熊廷弼等于是完全放弃了从西面对后金的威胁，虽然守住了山海关，却给后金更大范围的战略主动性，可以自由对付北线东线。孙承宗要求明军回到辽西走廊，从战略上看是没错的，但是他不应该修那么多无法防守的城堡，又迁来那么多无法得到城堡庇护的屯田民众，而应该首先立足于维持辽西无人区对后金军事行动的限制，只在靠近河海便于补给的地方构筑两三个坚固的堡垒，屯田只限于城堡附近，人数限于城堡能容纳的数量，并在屯田地区构筑小型坞堡，春夏季耕种时利用小型坞堡对付后金可能的骚扰，城堡中储备足够坚守一年的补给以备冬季后金大规模进攻时收拢屯田军民，守到开春就可以从海上获得补给，而城堡外无粮无民可供后金军队补给，自然坚持不了多久就要退走。总的原则是明军无法直接对抗后金军队时，要使得后金的军事行动耗费的补给远远多过他们劫掠到的物资，直到明军通过大量守城战斗和骚扰/反骚扰战斗获得充足的战斗经验并积累相当数量的低级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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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楼

小型坞堡的士气问题怎么解决？

	第14楼

1、发现首先将辽东战局和汉尼拔以及费边/非比阿斯战略联系起来的不是偶，是萨苏……好没面子，我真的不是山寨口牙@_@ 2、如果确定采取一种持久的后勤战略（这是琼斯的术语），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增大对方的消耗/负担同时减少自己的消耗/负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熊廷弼的撤离山海关以北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战术（因应广宁惨败）/战略（减少关外战场的包袱）动作，而且他也并没有说过不再向山海关以北投放兵力的说。 3、to赚钱：小型坞堡是附属于城堡的，目的仅仅是“春夏季耕种时利用小型坞堡对付后金可能的骚扰”。此外，由于小型坞堡里基本不存粮食，而且大多应该依险要地形建筑不易攻取，所以后金也不会有很大兴趣花精力去攻破之。一个稳定的后方支持和退路保证，加上并不需要面对强有力的进攻，士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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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楼

辽东战局跟汉尼拔/费边不大相似吧……汉尼拔vs费边是一方战场优势另一方基地优势的对抗，明军这边战场上打不过和基地也守不住，局面难处理多了。 虽然广宁之后熊廷弼就下课了，但是纵观他历次经略辽东的战略举措，似乎他在明军主力所在的西线战场一直都是采用比较消极的防守态势，在现有防线后方构筑新的堡垒和战略储备，从前沿向后扩展战略纵深，而不是向前扩展形成战略进攻战术防御。熊廷弼的战略总体来说还是西线固守，守不住就后退到下一道防线，同时出兵辽南并拉拢朝鲜蒙古。他扩展多条战线给后金施加压力的战略本身是不错的，但是正面主战场单纯防守，光指望侧翼骚扰就能击败后金却不现实。要寻求胜利还是需要正面战场的稳步推进构成主要压力，侧翼行动才能收到较好效果。 而采用持久后勤战略，光靠清野形成大军难以行动的无人区也不够，如果对方根本不来也就无法消耗敌军的补给，必须要在难以收集补给的地区不断吸引对方来攻才有效果，唯有类似英军在葡萄牙对付拿破仑的办法，自身依靠海上补给向前构筑堡垒。明军拥有海上优势，辽东又多有落差不高的宽阔河流，在数个预定地点利用水路投放少量兵力，短期内构筑木寨，敌军小股兵力打不动，大军来攻则上船就走，敌军只能烧掉木寨墙，而大军行动只能从基地长途运送的补给就白白消耗了。如果敌军不大举进攻，就在木寨基础上构筑坚固堡垒，储备上一年补给，敌军再来则周边缺乏补给无法长期围城，即便围城也无法跟水运补给的守军对耗。然后就可以用屯田军民和小型坞寨稳固这个地区之后再向前推进。 PS：发现黑袁党用明史和乾隆称赞袁来当作论据似乎说不通嘛，话说明史和乾隆不也称赞了半天熊廷弼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2 16:11:2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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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楼

明军基地守不住到谈不上吧，大凌河小凌河那次是还没修好就遇袭所以主动放弃了。锦州的话，后来那次也是围城打援后围了很久才投降。 相似之处都在于一方野战优势对一方守城优势，问题的关键就转移到外交和后勤上。汉尼拔要设法瓦解罗马诸城邦，而野猪皮和黄·金同学则要对蒙古/朝鲜连打带拉 至于吸引敌人来攻的话，以锦州为基地向大凌河前进即可，只要不遇到长期的围困，似乎防守锦州并不困难，而在早期，后金并无力量做这样的长期围困。宁远+宁锦，如果措施得宜的话，其实都可以变成明小赚而后金小亏的局面。好吧，按照某种说法，那是两次大捷…… 当然，如果能有效利用水军那是更具有机动性的做法，但是那样的话，战斗的中心似乎会转到辽南/辽东而不是辽西。呃，这似乎就是熊廷弼的做法？但是为了保卫京师，辽西又必然要保持一只大型部队，为了不让他们吃白饭，明军的重点就必然放在辽西。 不过，如果能强化水军，就以关宁部队为主力，还是以山海关为主要基地，利用水军相对更好的机动性，实现关宁部队在辽西辽东两个战场的自由机动，似乎能够大幅度提升兵力使用效率的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2 17:00:5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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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楼

至于吸引敌人来攻的话，以锦州为基地向大凌河前进即可，只要不遇到长期的围困，似乎防守锦州并不困难，而在早期，后金并无力量做这样的长期围困。 =========================== 但是后金凭什么给你修碉堡的机会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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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楼

以下是引用zzz在2010-3-12 17:02:21的发言： 至于吸引敌人来攻的话，以锦州为基地向大凌河前进即可，只要不遇到长期的围困，似乎防守锦州并不困难，而在早期，后金并无力量做这样的长期围困。  ===========================  但是后金凭什么给你修碉堡的机会和时间？ 你是问锦州？事实上后金是给了……你是说大凌河小凌河？没关系，敌进我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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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楼

问题是你这一进一退，多少军队，平民，辎重可就砸里面去了。 对了，在11楼你主张的战略支撑点是宁远，“而相对明军而言，合适的做法就是老老实实守宁远别瞎折腾，保持兵力运用的高度灵活性，利用小部队骚扰，后金大举前来就迅速集结缩回宁远。” 但是在16楼，你又主张应该是锦州。“至于吸引敌人来攻的话，以锦州为基地向大凌河前进即可，只要不遇到长期的围困，似乎防守锦州并不困难，而在早期，后金并无力量做这样的长期围困。” 这步子迈的有点大。 如果真的以“后金似乎没有攻坚能力和持久战能力”出发，还真不如一下子把碉堡修到沈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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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楼

宁远是永久基地，锦州是前进骚扰部队的基地，这很难理解么？锦州可守就守，不可守就放弃。主要是宁远实在太后方了点，要让前进骚扰比较有效率的话，是需要一个前方基地的 你自己看历史吧……宁锦之战就是这样的战斗，大凌河小凌河的守军都撤了回来。前进骚扰部队就是去招敌人来打的，自然以轻便为主，怎么会丢下军队平民辎重 修到沈阳是不可能的，因为一靠近大凌河就会挨打。而且靠敌人核心区域越近，就越容易遇到敌人强大的反击，敌人动员和自己的反应时间也越短，敌人也越可能支持长期的作战。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谓安全区/缓冲区的形成，无非就是受制于这些因素 话说回来，这么看，仅就辽西战场而言，明军的基本做法其实也没啥大错误口牙，当然认识不清楚导致兵力运用笨拙迟钝是难免的。明军的最大问题在于整个大的战略协调的问题。随便贴一段保罗·肯尼迪编的《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的一篇评论里的内容： 现以该书的第二章，约翰·哈登多尔夫的“同盟、包围和消耗战：西班牙继承战争中的英国大战略（1702至1713年）”为例简要说明。  　　 ……  　　 第二，当时的英国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十分明确，其中心问题在于取消法国统治欧洲的能力。英国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在尽可能多的战线上同法国的优势兵力交战，以便迫其分兵，从而削弱其力量。为了实现这个“任何单一的欧洲国家都无法独立实现的目标” ，英国采取的战略手段是维持一个同盟，该同盟“积极有为，用几支军队来进行一场进攻性的战争” 。另外，还需保持盟国的海军优势，维持在各地区的交通联络，以及在不同据点进行两栖袭击。总之，就是通过盟国在几个战线上的积极进攻来包围法国，并且打一场消耗战以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2 18:03:1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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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楼

宁锦之战，是后金在侵朝战争结束之后，处于战斗力的低谷。而且当时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军没有学会围城战的合理战术。先打锦州再打宁远又打锦州……但是这种局面可一而不可再。 我觉得还是以大凌河战役为参考比较恰当，《明清战争史略》上用“突然”来形容后金军的出现，显然没有给祖大寿跑路的机会。（P258） 更何况，就算辎重人民可以跑，碉堡和庄稼总跑不掉吧？这样一来后金军只需要一次拉练——大小凌河的守军和人民就要跑路——就能端掉明军辛苦修成了大凌河小凌河之类的据点，这买卖谁干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2 18:29:1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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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楼

反反复复的，如果有一支部队被后金军包围，救还是不救？救，要多少兵力能保证成功解围？如果失败怎么撤退？不救，会对士气造成多大的打击？怎么保证下一批被围不会投降？

	第23楼

计划再好，用丧失野战能力（信心）的部队执行也是白扯

	第24楼

孙承宗的问题就在于，不知道能不能守住的地区，安置这么多屯田军民和粮食储备，不是找抢呢么，抢完了正好用来就地围城……要打持久后勤战略，前沿据点周边就不能有维持敌军长期围困的资源。敌大军一来，就把粮食人口都收拢在城堡坚守，敌军只能把外围的木寨子烧了，长途拉练过来所耗的粮草就全损失了。若是敌大军收获季节来专门抢城堡外那一小片屯田的粮食，直接一把火烧掉，反正小冰河期也种不出多少，而城堡驻军的粮食补给主要靠水运，敌军不但损耗动员/拉练的粮草，还要耽误自己的收割。 以记载来看，明和后金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似乎都比较透明，一方有行动，另一方都能提前很久就获得预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一般观念上还是王朝内部叛乱，加上双方都没有什么保密观念，又对底层民众控制能力有限，两边人员信息流通还不能完全阻隔。所以敌方大军行动的提前预警不太成问题，主要问题在于党争的影响使得预警往往其不到作用。 至于说什么被围了救不救什么的问题，话说这位同学有没有看过贴子就胡乱发言哦？ 前面说的很清楚了，以水路投放兵力构筑的堡垒，水路增援、水路补给，敌军实在势大无法坚守则上船就走，换个地方再搞一圈，反正周围都是无人区，你大军每来一次动员/行军/围攻都要全部吃自己。即便原先不是无人区，登陆之后收集人口粮食装船运走，运不走的统统烧掉，也给你搞成无人区……连拿破仑/马塞纳这等不世名将都焦头烂额的战略，放翻个把野猪皮还是不成问题的吧。 野战跟攻城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守城一方有城墙可依凭，仰仗防御优势，只要补给源源不断，兵力较少或新兵比例高时也能发挥相当战斗力，这也就是古代攻城往往一围数年的原因。没有野战能力不代表城墙也守不住，这点区别都分不清楚的同学还来讨论军事实在是让人觉得说话很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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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楼

唉，看了坦能堡这么贴心的策略，制海权+碉堡双保险。真是为明军的战斗力而感到难受啊…… 不过即便是这种战略，有一个枝节问题：这种沿海基地一修建，清军可以建设反基地，就像后来与锦州对峙的义州成一样。而且离清朝腹地是不是有点远？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 明朝为何不尽可能利用海军优势？ 坦能堡还要在海岸上修要塞，何必呢？直接在辽东湾里的某个小岛上甚至在靠近山海关附近的地方建立海军陆战队基地，没事就登陆到清朝的地盘骚扰，不是更干脆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3-13 19:29:0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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