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杨天石：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
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
——— 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七 ●杨天石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有一种说法，国民党的“持久战”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直接影响的结果。其实，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相关说法并不正确。考诸史实，国民党有意识地吸取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主要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初，但可惜好景不长，未能长期延续。 一 程思远回忆错误 国民党人“持久战”思想中有两句关键性的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有人称之为“十二字方针”。关于这两句话，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页) 这就是说，这“十二字方针”的提出者是白崇禧，而白又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启发下提出的，因此，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和毛泽东密切相关。由于白崇禧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著名的军事家，程思远又长期追随桂系，熟悉桂系内情，所以历史家们对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均深信不疑，竞相引用，成了中国共产党“持久战”思想影响了国民党的铁证。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权威著作《毛泽东传》都加以引用，评论说：“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83-1948，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4页。)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演讲，其中明确指出，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该文提出了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一整套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方针，深刻地分析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诸种作战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01-477页)。通观全文，完全没有谈到空间、时间、小胜、大胜之间的关系。同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中，也不曾谈到相关问题。 白崇禧何从归纳得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更重要的是，根据白崇禧本人的回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是他提出来的，但其时是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迁移武汉办公之后不久。 1963年12月21日，白崇禧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教授访问，谈“太原会战之检讨”时曾说： 自太原失守，二战区有少数(士兵)渡黄河到河南者，当时我在武汉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正式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战区，否则以军法从事。当时我并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幸蒙采纳，并令各部于山西境内以游击战与正规战并用，保障山西根据地。(《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231页) 1964年4月21日，白崇禧再次接受陈三井教授访问，谈游击战时又说：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幸蒙委员长接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同上书，第352页。) 第二战区，指晋察绥战区。太原失守是在1937年11月8日，少数士兵自山西渡过黄河到河南必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白崇禧回忆明言国民党最高当局召开会议，检讨第二战区作战的时间是在1938年，其具体时间虽不可确考，但是，蒋介石采纳白崇禧建议并给山西当局下令的时间却是可考的。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武昌中枢纪念周演讲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册，《演讲》，第122-123页。) 同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332页。) 同年3月6日，蒋介石制定山西应战要则，并且致电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化整为零”、“分合进退”等作战原则，要他们遵照实施。电文说：“总之，我军此后作战方略，在利用我广大土地之活动，以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无论大小部队，皆须立于主动地位，无论胜利大小，收获多寡，只要处处袭击，时时扰乱，即可积各处之小胜，而成最后之大胜。”(同上书，总1233页) 检核上引各条材料，特别是将白崇禧1963年12月21日的口述和1938年3月6日蒋介石给阎锡山等人的电令对照，可以看出，二者完全相合，因此，我们可以判断，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意见，必在1938年3月6日之前。当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武汉召集各战区部队参谋长和参谋处长会议，要求到会人员“贡献各人的学问和经验，彼此交换研究，切实检讨，来决定今后整理部队的统一计划和具体方案，实行改进全国的军队。”(《部队长官与参谋人员的责任和修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75页)会议共开三天。2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的报告，声称“各位根据治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对大会有很多贡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演讲》，第85页)白崇禧的意见应该就是在这次会上提出的。蒋介石觉得白崇禧的意见好，所以2月7日先在武昌中枢纪念周上阐述“以空间换时间”问题，次于3月5日摘录备忘，又于第二天致电阎锡山等，命其贯彻执行。 以上种种，都发生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演讲之前，证明不论是白崇禧，或是蒋介石，在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时，都不可能受到《论持久战》一文影响，程思远的有关回忆是错误的。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蒋介石阅读范围较广，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他都读，而且常在日记中加以记录，并发表读后感。有时，甚至自叹读之过晚。但是，检阅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日记，却完全没有他阅读《论持久战》的记载。这是有原因的。 1938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曾致电以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要求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因为不赞同该文的观点，以文章太长为理由拒不刊登。其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再次致电，要求分期刊登，王明仍然拒绝。当时在武汉的中国共产党刊物《群众》也因而未能刊登。这样，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及时读到《论持久战》，日记中也就没有相应的阅读记载。 1938年9月，蒋介石研究抗战阶段，拟分消耗战、防守战、反攻战三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研究所藏。《困勉记》系于9月18日)。本来，抗战阶段划分的标准应是战局发展的时间先后，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标准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蒋介石的划分则是以战争的攻守特点为标准。它并不是以“阶段”区分，而是以“特点”区分，而且，分得并不科学，例如“消耗战”与“防守战”之间，就不可能严格地加以区分。这一情况的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第二个可能是，读到了，但不以为然。 二 陈诚与“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方针 然而，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白崇禧是“以空间换时间”的十二字方针的创造者呢？还不能。陈诚回忆说： 二十五年(1936)十月，因西北风云日紧，我奉委员长电召由庐山随节进驻洛阳，策划抗日大计，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等基本决策，均于此时策定。至于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问题，亦曾初步议及。……总之，我们作战的最高原则，是要以牺牲争取空间，以空间争取时间，以时间争取最后胜利。(《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23页。) “西北风云日紧”，指在日本关东军及其卵翼下的伪蒙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侵扰。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其下一步侵略目标，一是河北省———1935年11月，日本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提倡华北特殊化，策划经由华北自治而成立“华北国”；一是察哈尔、绥远等省———1936年，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德王制造内蒙古独立，利用李守信建立伪军。同年5月，德王、李守信等在嘉卜寺成立“蒙古军政府”和伪蒙军，日人村谷彦治郎等任顾问。伪蒙军本已占领察哈尔东部的张北、商都等8县和正蓝、镶白等8旗，这时，又积极企图侵扰绥远，完成其建立“蒙古国”的迷梦。为了解决华北和绥远面临的危机，蒋介石一面和日方谈判，要求取消华北特殊化，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一面则准备发动绥远作战，首先打击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 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 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 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中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 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 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 北伐平乱》，第361页。) 上述意见，和蒋方震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兵分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 三 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 由于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而中国又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蒋介石很早就认为,中日战争必将是“持久战”。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就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心迁移政府,与之决战。”当时,日本军舰可以直接开到南京下关,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以避其锋。 2月25日,蒋介石命何应钦从速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声称决心“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总440-441页)。 27日,蒋介石决定军事计划大旨,其内容为“充实一切自卫力量,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同上书,总441页)。 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这一决定显示,蒋介石不认为洛阳是可以久守之地。 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城各口发生战斗。4月12日,蒋介石发表演讲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同上书,总552页) 蒋介石预估,中国单独作战的时间需“三年、五年”,则他心目中的全部抗战时间必将更长。 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时,分黄河以北、以南、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及两广为四个防御区,说明这个时期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日作战地区在黄河、长江的下游和沿海地区,其根据地则在中原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 1933年,蒋介石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困勉记》卷26。这是蒋介石以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思想的开始。) 在他1934年的日记中,陆续出现“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记载,说明蒋介石更多地在考虑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 至1935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这就将计划中的对日作战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 同年10月,参谋本部制定《国防大纲》,蒋介石派熊斌到华北征求各地将领意见,熊到山西,对徐永昌说: 蒋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战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为南北对峙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虽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徐永昌日记》,1935年10月15日,中研院近史所版第3册,第318页)。 从徐的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因为找到了四川作为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的决心因而增强。 1936年6月,蒋介石和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谈话时更明确表示,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最后在西部某省,可能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Frederic Leith-Ross,Money Talk,London,p221)。据此可知,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没有说出“以空间换时间”这类语言,但其思想已经形成了。 此后,国民党人一直以“持久战”为指导制订对日作战计划。1936年底,蒋介石命参谋本部制订《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其甲案云:“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败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该计划起草于1937年1月,3月修订完成,经参谋总长程潜审订后送呈蒋介石。3月18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的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抵死拼战,来挫折他的士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第608页)同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重申了这一思想。(《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第233页。) 3月20日,蒋介石以大本营大元帅名义颁发《国军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版,第3页。) 12月19日,在武昌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在持久抗战的总原则下,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该计划提出我军战法,除硬性之外,参以柔性”。所谓“硬性”战法,指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正面阻止敌军进攻；所谓“柔性”战法,指训练民众,联合军队进行游击,牵制、扰乱、破坏敌军后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18页)。 进入1938年,经蒋介石批准的《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及指导要领》以及《武汉会战作战计划》等都规定:“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之兵源及物质,使敌陷于困境,促其崩溃而指导作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57页。) 四 中共对国民党的作战建议与两党“持久战”思想的交流 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 8月2日,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主任秘书张冲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商国防问题。毛泽东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前往。4日,张闻天与毛泽东商定:将向国民党提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等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日,朱德、周恩来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提交多项议案,其中之一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明确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 该案具体提出7项战略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第5条规定:“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关键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其第7条规定,“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线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财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该案认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3期)。上述各原则,较之国民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显然更为丰富和深入。 朱、周、叶到达南京后,国防会议时间已过。8月11日,三人共同参加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周恩来发言称: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383页)。 朱德发言称: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朱德并称: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168页)。不过,国民党人当时并未能领会中共的这些思想,在淞沪抗战中仍然以阵地战为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也严重消耗了自己。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在于将阵地战“放在主要地位”,认为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主要的作战形式应该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助。演讲在说明“兵民是胜利之本”后,特别指出,保卫武汉等地已经成为“紧急任务”,“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但是,他也同时提醒,如果不能争取到一切必要的条件,武汉有“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 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8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490-491页。) 在此前后,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断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重视一城一池的得失。如: 7月26日:“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9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 9月29日:“武汉之得失乃为次要问题,而保持战斗力更为重要也。” 这几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已经认识到,持久抗战,固然要消耗敌人,但最重要的是保存再战的兵力。 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广州失陷,蒋介石认为武汉已无固守价值,决定撤退。22日的日记云:“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存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 25日,蒋介石下令撤离。次日,路透社电称,撤退时中国军队“秩序整然”。蒋介石看到这一消息,感到欣慰。我们无法得知,中共长江局是否向蒋转达过毛泽东等人8月6日的电报,但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说明,在主动撤离武汉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完全一致。 武汉撤守后,蒋介石于当年11月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教训,规划第二期作战方案。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议。27日,蒋介石在《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情报重于判断与想象,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原则(《南岳军事会议委座手谕六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密件)。这些原则,显然受到共产党人有关思想的影响。会议决定接受朱德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15日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讲授《游击战概论》,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得到直接交流的机会。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由于两党矛盾发展,国民党秘密制订《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这样的交流就成为绝响了。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转自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6/30/content_831487.htm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ds/content/20090702/ArticelB13002FM.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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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4 14: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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