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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理论研究] → 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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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ao 男,离线处女座198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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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作者:倪乐雄 时间:2002-9-1 
 
  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Speer )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注:美威廉·夏伊勒(Willian L·Shirer)著,陈廷佑等译, 董乐山校,《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第1507页。)希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他的。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义上的力量,更讲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对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行动敏捷、足智多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注:蒋百里著,《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3页。 )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注:公元1757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Karl Frederic The Great)在鲁腾会战(Leuthen battle)中,独创“斜行阵”战术,以绝对劣势兵力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成为欧洲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闪击”一词内涵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注: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 )在坎尼(Cannae)以4万人围歼了法罗(C.Terentius Varro)指挥的罗马军团8万人,成为西方古典军事艺术的杰作。(详见阿比安《罗马史》上卷有关章节。))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中发现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注:歌德著,董问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16页。)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注: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pengler,Oswald)著, 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第1版, 第141页。)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耳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耳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地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入一批又一批地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注:英泰勒著,潘人杰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0 月第1版,第311页。)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全的生存空间, 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
  森林,那几百年几千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晦涩、笼罩在阴森朦胧之中的原始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还哺育着另一种浓烈的感觉,那就是神秘感。日耳曼文化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在他们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里弥漫着这种感觉。当朱可失、科涅夫的部队快攻陷柏林时,希特勒泪流满面地倾听着别人为他朗读《腓特烈大帝传》,渴望并坚信他和第三帝国能像历史上腓特烈大帝一样,会因奇迹的出现而起死回生。曾受过欧洲最著名的大学良好科学熏陶的戈培尔博士,居然从希姆莱无奇不有的档案中找来两张星相图,经反复研究宣称:命运将在4月份发生决定性转折。 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认定这是历史上腓特烈大帝行将失败时,叶卡捷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迹重演,体现了上苍的意志。戈培尔甚至听到了命运女神的翅膀在房间里颤动的声音。(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下卷,第1516页。)很难想象,这些迷信、荒诞、神秘程度丝毫不比史前巫师逊色的人们,曾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制订出诸如“白色方案”、“黄色计划”“红胡子计划”等代表当时第一流军事科学水准的作战计划,曾以严密的逻辑程序和实验方法创造了机械化战争样式。事实上,科学理性和神秘宇宙观奇特地统一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科学理性仅仅作为实现本源性质的神秘宇宙观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仅在德意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音乐家的血管里流动,也在他们哲学家的思维中蔓延。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神秘的“绝对精神”上的。他们的另一位思想怪杰斯宾格勒认为,要真正洞察历史的奥秘就应远离理性和科学,借助于神秘莫测的“相术的机智”。(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第5页。)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觉状态,人们还可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像日耳曼人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费希特声称:由于语言的纯洁,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5页。 )黑格尔声称:“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无限制的自觉——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注: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第1版,第387页。)斯宾格勒认为: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第226页。 )再加豪·斯·张伯仑(Chamberlain,H·S)这样一个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吹鼓手在一旁帮衬,于本世纪初在一个恶魔的引诱下,写出《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书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够自我膨胀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一帖迷魂剂。使这一因“纯亚利安种”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痴如醉。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方面表现出现的过分自信,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种自信。(注: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对日耳曼的民族作了极为精道的分析,并常有出人意料的结论。)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如果要寻找日耳曼种族优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里去寻觅。如果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进图林根森林,体验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们的心境(以全部身心投入体验),也许不难发现: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萌发于原始森林所培育的“猎人的优越感”,我们可以设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凭着自身的力量,成为真正的“森林之王”,面对各类动物,人产生了最初的“类”的优越感。再进一步设想:当凶猛的野兽出现时,拥有家禽和庄稼的农民、拥有金钱财物的商人、拥有知识满腹经纶的书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猎人才会勇敢地亮出猎刀迎上去。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后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
  在长期而固定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深信:辛劳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勤劳和贩运是生存的源泉;游牧民深知:不辞辛苦,寻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维系。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给他们一种经验、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真理:只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蕴涵智慧的暴力战胜并征服对手,才能生存。“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注:古罗马塔西佗著,马雍、傅正元译,《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第1版,第62页。)这就是森林赋予猎人的、区别于从事农耕、经商、游牧的人们的生存意识,在这一基础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崇尚暴力,崇拜力量,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是“英雄殿”里伟大的战神欧丁(Odin)和狄尔(Tyr), 不同与古希腊人把战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那令人可畏的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数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流淌,从野蛮时代流进中世纪,从蛮荒之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象牙之塔。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在思想圣殿里,兜售着蒙昧时代原始森林的东西,听到黑格尔发自象牙之塔的声音: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143页。)
  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 )的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强劲影响,这位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注: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卷,第144页。 )这段声音粗听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讲台,细听却是发自图林根森林的深处。这是日耳曼思想大师用思辩之锤对他们原始尚武意识进行哲学加工时的铿锵之声。
  大自然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并已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心灵底层,文明的进步只能将之不断地淡化,却难以根除。这些人类童年期的印记在一定的历史气候下,或多或少地会显示出来,只不过这类“返祖”现象涂了几层文明或时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历史上最晚进入文明世界,即斯宾格勒所认为的“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因而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留下了明显的森林社会的痕迹。在近现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强烈地凸现出其独特的战争价值观念和战争行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他们曾经是森林中的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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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西方一夫一妻制的传统,尊重妇女的传统,女子可以当继承人的传统,都是从
森林中的日耳曼人传下来的。
照文中的观点,又该如何解释?

感觉这样的说法比较牵强。



Strengh through unity.
Unity through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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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简直是胡说……人一个个都还是从树林里走出来的呢~这种地域看法不比种族主义高多少,偏颇的过分~我再去找一篇来看看吧~ :017:  :019: 



汽油与糖2:1混合.  
洗衣粉和汽油2:1,再加少量其他油料 
其他酒类配方: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高锰酸钾和糖按9:1混合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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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这个,是从亚历山大同志的历史大论坛转来的,记得还有一篇分析的更好,我再找找~
  迟到的强者 
                   ——近代德意志民族战争性格的历史渊源 
                                 刘新利 


  拿到《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商务印书馆,2000)的样书之后,重新翻看商务印书馆此前推出的《神圣罗马帝国》(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1998)和《德意志人》(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等译,1999),感觉有必要对同一个问题谈一谈我一个中国人的想法。这个问题是:近代德意志民族有什么样的独特性格? 

  据说,二战后在商谈如何惩罚战败的德国的时候,有人曾提议摧毁德意志男人的生殖能力,意思是灭绝这个灭绝了人性的民族。一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遭到全世界人民怨恨、仇视;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民族还一直令人恐惧、敬畏,时常使人怀有战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从17世纪初开始,近四百年来,几次大的国际战争都与德意志有关,从30年宗教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一些令人困惑的杀人理论几乎都发酵于德意志,例如消灭弱者的野性的超人理论、对人类种族的优劣区分、出类拔萃的野兽是人类的最高形式,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征,就是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性格非常突出。 

  饱受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并亲身经历了自己民族的两次战败的卡勒尔很明确地指出,德意志人从18世纪理性的成就中产生出的“民族冲动,很快堕落成为武力扩张主义,这种扩张主义是19世纪德意志政治生活中的特点”(324页)。可以肯定地说,18世纪以前德意志民族从来就不是被压迫的民族,然而,它何以产生出“民族”的冲动?又何以堕落成“武力”的扩张主义?通读生活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时期的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站在20世纪末一个东方的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很清晰的历史图画:德意志,一个中世纪欧洲的最强者,曾经在基督教理想的诱惑下,将欧洲的历史传统和信仰秩序收笼起来,编织成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扛在肩上,行进在欧洲历史(或世界历史)而不是德意志历史的征途。当法兰西、英吉利以及西班牙、俄罗斯等欧洲民族借力于“国家”步入强大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却将自己奉献给只有在欧洲历史和基督教精神的光照下才有形影的“神圣罗马帝国”。待到法国大革命熄灭了中世纪历史和信仰的光辉,“德意志民族”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德意志才在理性的追求下用武力组建起自己的“国家”。然而,一切来的都是那么迟,昔日的强者试图重新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主导角色的时候,历史已经前进了300年。 

  看来德意志民族的所有问题的结症都出自存在了八百余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就像一道紧箍咒缠绕住了德意志历史的发展意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有两大魔力:神圣和罗马。 

  “神圣”罗马帝国标志着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帝国。除去神学的内涵,单就世俗含义而言,其中包含着两层意义:第一,君权神授。皇帝代理上帝治理人世,行使上帝特许的权力;罗马教皇代表上帝给德国国王加皇帝冕;德国国王选举产生,七大选帝侯中有三位是大主教;第二,帝国的神职。维护和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保护和扩大基督教会及基督徒的利益。正是因为帝国的“神圣性”,直到中世纪末,每一位德国的国王一上任都要到罗马走一趟,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礼。德国因此没有国家首都,没有国家政府机关,国家没有统治中心。国王实行“行旅政治”,国家的文件带在随行的马车上,国家事务也在马队行进中处理。在15世纪近代欧洲民族诞生的时代,德意志民族驾着“神圣”的祥云慢慢地化绎为形而上的理念,只将一个空壳留在大地上,使“神圣罗马帝国”变成“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失去“民族”的重量,德意志的“国家”大而化了。中世纪强者的荣誉幻聚为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神圣光环。 

  神圣“罗马”帝国标志着它是一个欧洲历史传统的帝国。在古代欧洲人的观念中,地球由东、西两大帝国平衡,当东方有一个中原大帝国的时候,西方有一个凯撒大帝国,例如汉晋帝国与罗马帝国。然而,当古代的罗马帝国遭受蛮族侵袭的时候,唯有罗马教皇组织罗马人进行抵抗;当古罗马帝国在西欧瓦解之后,是罗马教皇主持着无政府的罗马世界。古代的“罗马”帝国一直经由罗马教皇而不是罗马皇帝在续统。由于手无剑柄,一身布衣,在强者为王的时代,罗马教皇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可以托付终身的王君。伦巴德、西班牙以及法兰克、德意志等等,都曾经接到过罗马抛出的彩色绣球———帝国。在中世纪,帝国是一种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大帝国秩序;中世纪的德意志因为自身的强势,与基督教教会联合承担起维护欧洲秩序的荣誉。早年,帝国的荣誉确实使德意志如虎添翼,使它在欧洲事务中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但是,15世纪以后,也正是帝国的荣誉拖垮了德意志民族。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的发展趋向小国家大经济,即以民族国家为独立单位的国际经济。大帝国所维持的秩序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观念;近代的德意志所维持的不再是欧洲的秩序,而是欧洲的观念。“帝国”就像是一座历史博物馆, 

  内中强硬地陈列着尚在人世的“德意志民族”;热衷于缅怀过去的历史和信仰的欧洲参观者,一面赞叹辉煌的“神圣罗马”,一面哀婉地希望“德意志民族”尽快地成为标本。16、17、18整整三个世纪,满怀宿怨世仇的法国、强制大陆平衡的英国等等,都用怜悯的眼光侧视着德意志这个过去的强者。 

  历史走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上面卡勒尔所说的“民族冲动”的历史因缘。伴随着法国拿破仑军队的胜利凯歌、伴随着奥地利华尔兹的曲终舞散、伴随着普鲁士铁血的铮铮崛起、……理性的强者精神将“神圣的”“罗马的”皇帝连同奥地利一块儿从德意志民族的身上撕扯下来,并收拾起很久以前散落在荒山野岭的民族文化的残篇碎页,在莱茵河畔塑立起一尊很像美利坚的自由女神,或法兰西的胜利女神的“日耳曼尼亚女神像”。同时,伴随着许许多多实实在在失去很久的利益诱惑,理性的强者精神转变为行动,“很快堕落成为武力扩张主义”。 

  德意志民族因为中世纪的强大而迟到于近代,又因为近代的迟到而努力强大于现代;它选择了中世纪强者的战争之路。 

  俾斯麦说:“让我们把德意志扶上马,它一定会策马奔腾。”普鲁士将德意志扶上了战马,它呼啸:“上帝死了!”弱势群体征服强者的武器——上帝——死了,自然的生命,野性的强大的生命奏响英雄交响曲;它奔腾:钢铁、化学、煤矿以及军事工业等等跳跃着向前。30年(1871—1900),这匹战马在普鲁士挥舞的民族精神的鞭策下,腾空越了过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其他欧洲民族自然行进了300年的路程。为了三百年的损失,德意志民族用30年淡化掉原来的符合于基督教世界首领的种种特性,强化出战争特征。在此插上一句,19世纪以前,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限定下,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表现为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虔诚信仰、伴有服从权威的理性反思以及具有明确克制的浪漫激情。一切都矛盾着,一切都是悖论式,正如一个近代民族一边豁然地将国家主权涣散于一个超民族的古式帝国,一边又小心地将自己的民族名称加在这个帝国的国号之中一样,强大与虚弱并存,“既尊奉法律,又干无法无天的事情。” 

  在新纳粹有所活动的今天,有人将德意志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表述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两个阶段,以此分析世界大战第三阶段爆发的可能性。我们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尽管经历了两次失败,但是,自70年代以来,迟到的强者已经赶上了甚至超过了其他欧洲民族,并且,德意志民族的强者之路已经明确地指向经济的发展,战争的潜在意识已经失去了历史的依托。因此,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性格也随同消逝。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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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找到了找到了,亚历山大的地方好东西可真多,呵呵~~
一、方法的解释 
   根据流行的定义,文化既是行为的产物,也是决定进一步行为的因素,特别是那些使人无需思考即做出决定的,存在于容格意义上集体无意识中的行为范式。民族的精神气质并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其变化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经常是显著的。从世界范围内看,民族气质的变迁带有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以致经常被作为文明化进程的某种要素而非一个与文明化进程相互作用又保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平行过程。 
   这种看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并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能力迅速提高,地域壁垒逐渐瓦解,文明化进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越来越趋于收敛和同一。但是文明进程的同一性并未在民族气质的变迁中得到程度相近的反映。“几千年以来。。。英国人仍是英国人,法国人仍是法国人,意大利人仍是意大利人,而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在历史的时间尺度上,欧洲各主要民族虽然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但是各民族之气质的变化始终在以本民族的特殊方式所呈现。“对称是不需要原因的,而对称的破缺需要原因”。文明进化过程的收敛性和民族气质变迁的发散性之间的对比表明,后者并非被动地依附于前者,简单地由前者所规定,而必然是具有某种内在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自治的过程。这要求我们不能轻率地忽略有可能最恰当地说明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方面。 
   研究复杂现象的常用方法是还原。将现实世界所呈现出的令人炫目的多样性纳入某种简洁的解释框架,还原为某些基本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在历史文化研究中,还原论经常表现为时间维度上的回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遵循由简单到复杂演化模式(虽然,在相对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例外),时间的逆推约减了经验材料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可以用相对原始、简单的状态和关系解释先进、复杂的状态和关系的存在,从而自然地导致了精确科学意义上的还原论。在一个朴素的历史决定论者眼中,上述方法是不值得过多怀疑的。但是历史决定论本身却是值得怀疑的。对人而言,或许没有什么比他的存在更微妙和深奥的事情了。生活之中充满偶然和意外,从心理上很难将其看做一种决定论的动力过程。甚至即便这个过程是决定论的,它也必然由强非线性和混沌方程所支配,以致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先见之明。但是,这种貌似悲观的论调主要应该被看做历史文化研究自身的建设性反思和追求自我完善的动力,而非简单的否定。我们从来不能回答所有疑问,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经常,我们的回答使自己陷入了新的混淆之中,但是这种混淆存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层次上,并关注于更有价值的问题。 
   出于上述谨慎的考虑,这里将循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展开本文的主题:德意志气质。首先,循着历史决定论的范式,考察德意志民族有史可考的的精神源头,读者或许将惊异地发现,决定论特征在德意志历史文化的演进历程中有着较清晰的表现,某些基本的精神要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幸运地保持和发展着,构成了使现代德意志气质获得自身规定性的独特方面。其次,将描绘典型地表现了德意志气质的历史横断面和(或许特殊的)历史事件。采取后一方法是出于这样的经验:即使将历史文化看做某种充满巧合和神秘的随机过程,典型的采样也有助于获得关于这一过程的统计特征和内在决定性成分(如果有的话)的知识。 

二、德意志气质:决定论的进程 
   在表面上看来,德意志气质中充满了矛盾。这些矛盾中的一些似乎是尖锐和根本性的。但是通过深入的考察不难获致这样一个结论:德意志气质所表现出的矛盾经常是源自观察者的误解和成见。事实上德意志气质不仅具有逻辑清晰的一致性,而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或许,正是后者使前者可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保持。 
   德意志气质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勇气(不幸,这是有争议的。但是作者希望这种出于误解的争议在随后的文字中将得以澄清)。今天的德意志气质所包含的主要精神内涵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教时代的古日尔曼神话。主神奥丁和他的勇士们在与魔界的战斗中同归于尽,世界也随之毁灭。这类悲剧性的结尾从希腊时代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日尔曼的悲剧更狂暴、刚健,具有一种可怕的冷静和客观。正义者没有获得任何安慰性的奖赏,即使仅仅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奖赏。没有牺牲的光荣,也没有受难的神圣。甚至正义本身也随着她的承载者一起寂灭。客观而言,这个世界确实既无价值也无意义。“在日耳曼神话中,战争就是自然界的秩序,就是生命的基本要素”(《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 
   这种植根于久远历史中的刚健的集体无意识和发自天性的英雄主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成为德意志斯多葛主义世界观和精神气质的心理基础。并在尼采的哲学和瓦格纳的戏剧中获得了众所周知的诗意化的复兴和发扬。一位在一战中阵亡的普通德国士兵在他的家书中典型地总结了这一点:“德国人向来把死亡看做高尚人生的完成。。。”(《向死而生》,德国文化丛书,三联出版社)。这里,死亡不再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的东西,而被赋予某种终极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哲学和艺术由于具有一定程度的精英特征而可能缺乏最广泛的平民意义和统计一般性的话,那么通过考察作为一种大众化宣传手段的军歌可以有效弥补精英特征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为宣传必须面向大众,符合大众的心理状态和需要。以纳粹德国时期著名的《德国装甲兵之歌》和《德国伞兵之歌为例》: 

德国装甲兵之歌 
“。。。。。。 
跃上那冲向胜利的通途!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 
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 
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在劫难逃, 
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 
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 
(歌词译文) 
“。。。。。 
Und kehren wir nicht mehr, 
Zur Heimat zurck, 
Trifft uns die Todeskugel, 
Ruft uns das Schicksal ab, 
Ja Schicksal ab, 
Dann ist unser Panzer 
Ein ehernes Grab。” 
(德文歌词) 

德国伞兵之歌 
“。。。。。。 
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遥远的东方有黑色的云彩, 
来,不要失魂落魄,来!” 
(歌词译文) 
“。。。。。。 
Kamerad, da gibt es kein zurueck。 
Fern im Osten stehen dunkle Wolken, 
Komm’ mit und zage nicht, komm’ mit!” 
(德文歌词。歌词共三段,每一段均出现了“同志们,那是有去无回的征途。”) 

   在这两首以激励士气和纪律精神为目的军歌中,死亡(而并非失败,这个差别是意味深长的)被毫不隐讳地提及。这种不同寻常处理的源于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勇气,也源于对自我、死亡和责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所带来的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古北欧神话所代表的独特死亡观念对于现代德意志民族的大众心理特征的深远影响。 
   纪律和服从是德意志民族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这里引人注目的原因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彰显性,还源自与德意志式勇气之间的“对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兴亡》中表达了这样的诘责:“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却在尘世的权威面前唯唯诺诺。。。”。类似的疑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思考者也就此给出过不同的答案。事实上,循着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源头,勇气和服从之间表面上的矛盾可以被自然和清晰地理解。 
   古日尔曼人始终被罗马文明所吸引着,即使最严酷的汪达尔日尔曼人也对罗马文明怀有深厚的敬意。但是本能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斯多葛气质却使得他们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被罗马所代表的文明生活方式同化。战斗的天性使得日尔曼诸族成为罗马的保卫者,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罗马的破坏者和征服者。罗马时期的保卫和破坏,服从和抗争,如同一个隐喻,暗示了德意志民族在其后颇为漫长的历史中的命运。 
   法兰克王国分裂后,由于天性中对自由的追求和或许过度的战斗精神,德意志人路易的领地上未能象西法兰克那样长时间地维持着一个基础稳固的统一民族国家。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日尔曼法兰克王室的秃头查理在高卢凯尔特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权威,而这种权威的绝对性是大多数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从未获得过的。神圣罗马帝国由于组织松散、内部的征战和罗马教廷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如此弱小,以致她经常无法象同时期的法国、西班牙甚至丹麦那样赢得大陆国家的尊敬。这使得德意志成为强大和弱小矛盾体。 
   幸运的是,曾经使得德意志人无法融入罗马文明的斯多葛气质最终将帮助德意志摆脱涣散和内部争斗的宿命。日尔曼诸部落毁灭罗马之后,某种不安和负疚感时时支配着作为胜利者的日尔曼诸王的情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安源于对秩序和圣化的价值体系的渴望,反映了德意志气质中一种深刻而独特的方面:强大的争取自由的倾向,与一种同样强大的为某种奉为神圣的秩序和权威而献身的冲动相互交织的精神需求。只有从斯多葛主义的视角中,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才可能真正得以消解:自我主义者的行为模式是一致而容易理解的,他们追求个人自由,在享受自由所带来的任何乐趣的时候也不会有患得患失的负疚感;但斯多葛主义忽视自我、追求使命和责任的本质诉求使得斯多葛主义者的个人幸福的的终极实现无法简单地通过自我需要的满足来达致,而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秩序和价值体系的认同。 
   这种斯多葛气质在德意志漫长的历史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逐渐得到了社会化或学院化的发展。如黑暗时代的亲兵制度、行会、条顿骑士团、晚近一些的普鲁士军官团,以及德意志古典理想主义。条顿骑士三誓言:“安贫,守贞,服从”和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命题:“理应即能够”(Ought implies can,英译) 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对于黑暗时代和古典时代德意志人的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使得德意志斯多葛主义在德语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发生最广泛和深刻的作用,并根深蒂固地成为近、现代德意志人精神气质的基本要素的代表性事件或许应该归结为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对德意志斯多葛主义的继承、发展和独特诠释。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德意志民族完成了获致精神平衡与内心宁静的自我精神建构;另一方面,为德意志摆脱政治上的涣散和重新崛起奠定了心理-文化的基础,并争取了必要的政治环境。 
   路德首先是一个典型的德意志人。“在路德身上,抗争的冲动和服从的冲动同样强烈。。。一方面,他那叛逆的天性和对自由的渴望,使得他提倡在精神上只服从上帝,这种服从,就是在个人领域内的绝对自由,因为不从属任何种类的人的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他对秩序和价值的需求以及征服本人和其他人身上邪恶力量的愿望,又使得他主张在政治领域中服从世俗权威”(《德意志人》,埃利希-卡勒尔著,商务印书馆)。出于这种考虑,路德创造性区分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主张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应该尽己所能在精神接近上帝的终极存在;同时,要求在世俗生活中,必须克制个人欲望和物质需求,通过服从和克己来摆脱生物本能力量对于自我的支配和控制,获致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 
   在其他文化中,克己和苦行的观念虽然也时常被提及,但是通常难以成为主流和常态,或者需要借助类似于后世和因果报应这样的观念来帮助信仰者保持精神和情绪的平衡。例如,虽然中国理学中有“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但是中国的自由观中居主导地位的始终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式的天人合一,即精神-肉体相统一的自由观;而佛教的现世苦修思想与因果报应和轮回之间有着很难否认的心理关联。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的自由观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洽的:通过区分精神自由和肉身自由,赋予精神自由某种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将精神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严谨守纪言之成理地统一起来。这种诠释的深层心理动因构成了德意志气质中独特和深刻的一面,也是“德意志力量”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 

三、德意志气质:历史的光影 
  写这一节时,恰逢7月20日。也许,58年前那段历史的几羽碎片,是这篇小文最好的总结。 
Stauffenberg上校重伤之后,本可退役,就此离开战争和危险。可是责任感使他做出了相反的选择:“虽然我残废了,可是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去完成。。。总参谋部的每一名军官都有责任行动起来,挽救德国”。他对病榻前的妻子如是说。7-20行动失败后,Stauffenberg未经审讯,即被忠于希特勒的军队枪决。 
同样是出于责任感,Rommel沉思之后承诺:“我有责任做些事情来挽救德国。。。告诉他们,可以指望我”。说这番话时,Rommel已经达到了作为一个军人所能达到的荣誉颠峰,即使在敌人那里,他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无论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战败,也并不妨碍他继续自己体面的军人生涯和宁静的家庭生活。对Rommel个人来说,投身贝克的密谋集团是一场不公平的赌博,他几乎不可能再为自己赢得什么,却可能失去一切。但是,由某种可贵的品质所驱使,他做出一个最终为之牺牲生命的选择。 
   事实上,密谋者们在最后一次行动之前,并不缺乏必要的现实感,已不再对“体面的和平”抱任何幻想。他们清楚,自己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种象征、一个符号。但他们显然认为,人是值得为了正当的精神牺牲生命的: 
   “要不惜一切代价行动起来。即使不能成功,也必须尝试在柏林夺取权力。事情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政变的实际目的,而是向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的抵抗者勇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事情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之中的人没有理由抱怨死亡,因为任何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已经穿上了内萨斯的衬衫。只有当一个人愿意为信仰而牺牲时,他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道义价值”。 
   以上言语出自Henning von Tresckow将军。长期在东线服役的Tresckow是密谋的主要发起人和策划者之一。不同寻常的是,严酷的生存之战并未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这种将实际事务中的精明干练和深沉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能力,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个独特之处。事败后,Tresckow独自来到无人的阵地,用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7-20事件的抵抗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例示了德意志气质中最可贵和显著的特征:勇气、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和建立于清醒的现实感之上的自我牺牲。这些品质与由虚妄的宗教狂热所诱发的 “勇敢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如同道德价值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选择之上,勇气价值也必须建立在清醒的现实感之上。毕竟,在高楼屋檐上行走的孩子不是因为真正的勇敢,而是出于无知和虚妄。 
   在中国人眼里,密谋者最后的牺牲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但是这种指责必然是出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抵抗者在7-20事件中的牺牲精神和道德勇气始终在帮助战后的德意志民族重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对德国人是尤为重要的,他们需要一种言之成理的形而上学和严肃的精神生活。 

四、结语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确实,每个时代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和文化。如果说“信息意味着惊奇”,那么人们应该更容易看到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这或许是我们被德意志历史和文化所吸引的原因,也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 

“如果不把生命看做是为了神圣使命而必须履行的责任,一个人才可能怕死”。 

“The valiant never taste of death but once 
Of all the wonder I yet have heard 
It seems to me most strange that men would fear 
Seeing that death, a necessary end 
Will come when it will come” 



汽油与糖2:1混合.  
洗衣粉和汽油2:1,再加少量其他油料 
其他酒类配方: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高锰酸钾和糖按9:1混合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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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比 男,离线天蝎座1976-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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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探源
[这个贴子最后由阿修比在 2002/10/21 11:31pm 编辑]

倪乐雄的文章转贴的时候首先错了题目,原题是:
森林与“猎人的优越感”──对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的一种解释

还漏了开头一段:
  赵鑫珊先生在《森林与文化精神》一文里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文学、音乐、科学都带有原始森林的气息,德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在森林深处。他设问:“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神性和魔鬼这两大势力并存和搏斗现像呢?”1赵先生点到为止,没有继续深入。笔者愿借此思路,提出并尝试解释另一个问题:日耳曼民族自从走出森林,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常常以其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令世人刮目、震惊、恐怖,尤其在从事战争时更是如此。这是否和他们长期生活在原始森林的经历有关?

阿修比: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出其思绪的来源和痕迹,只接着某人再引申一下。这种研究方法从某个角度甚至某个学科支派来看都言之成理。而且说了只是一种解释,三月兔转的第二篇文章也说“这种看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是并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所以大家不必责之过苛,而且我认为这个世界不是一种解释一个体系就能概括的,多一些视角未尝不好的说。

转贴还漏了最后一点:
1996.28.初稿,1999.1.27定稿于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倪乐雄简介如下:
  战争与文化学者,军事学专家。二零零零年度美国国务院新闻总署"国际访问者"(usiv)。一九五六年出生,现任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兼职教授、高级研究员。著有专著《帷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述评》、《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发表论文与学术随笔50余篇。

这里有一些他的其他文章:
http://wyg.sunchina.net/sixiang/nilexiong/
网上还有一些文章,可以用搜索引擎找到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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