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
（1968-1973）
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敌视、对抗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和美国走上了和解的道路。与此同时，越美之间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巴黎协定上签字，漫长的越南战争结束了。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或者说，中国是否因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而改变了援越抗美的一贯方针呢？ 有研究者认为，在使美国人体面地结束越战的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由于美国并不打算入侵北越，因而中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是有限的。相反，中国担心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越南，所以希望在河内达到其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占领南越并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亲河内的政权--之前停战。因此，在中美实现和解的过程中，中国“极力敦促河内与华盛顿和解，以使西贡政权在南方得以完整保存下来”。[1] 这些说法似乎论证了越南领导人多年以后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中美实现和解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中国想阻止越南实现统一，迫使北越“承认南方的傀儡政权”，从而为美国牺牲了越南的利益。[2] 笔者不同意这种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结论。 在60年代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和美国都同时面临着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之间的敌对和一个虎视眈眈的苏联，而且他们都强烈地感受到苏联是第一威胁，是首要敌人。所以，中美双方在决定改变其外交战略，解冻双边关系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实力膨胀、雄心勃勃的苏联。当然，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目标是要体面地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中国则希望美国把更大的力量用于牵制苏联。 在美国寻求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考虑中，解决越战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尼克松政府对越战采取降温和撤军措施，以减少中国产生在其南部边界同美国发生朝鲜战争那种冲突的担心，从而促进中美和解；华盛顿期望通过中美和解为美国提供一些战略机会，以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压服河内，从而使美国尽快脱离越战；如果不能体面地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就将失去在亚洲安全中作为一种抗衡力量的价值，从而也难以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此，中国政府是怎样考虑的呢？中国是否出于自身的利益或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利益的话--而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呢？从表面上看，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可以集中力量与苏联进行较量，中国也可以在苏联百万大军逼近北方边境时解除后顾之忧。因此，简单的推论是中美在和解过程中必然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合作的方针。 然而，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画面。尽管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为了改变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对外政策的确有一个从理念外交到务实外交的变化过程。然而，由于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由于领导层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外交思维和原则。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毛泽东逐渐形成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正是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的。现实要求与美国和解，而理念要求支持越南的反美斗争，这是一个基本背景。而在处理对越外交的具体问题时，中国又不得不同时在中美越和中苏越两个小三角游戏中周旋。[3] 随着中美不断接近，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愈来愈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涡：既要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出发调整其外交战略，又不能放弃一贯高举的支援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旗帜；既要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又不能因此而给中美和解的进程设置障碍；既要通过实现美国在越南的撤军来保证其南部边境的安全，又不能让苏联乘虚而入在同一方向构成新的威胁。简而言之，中国既要同美国发展关系，又要支持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 本文把中美关系松动到巴黎协定签字这一时期分三个阶段，分析在中美和解过程中，中国处理越战问题时面临的矛盾和尴尬处境，中国对越外交方针的微妙变化及其结果。
反对和谈，坚决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 （1968年11月至1971年3月） 此期，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僵硬立场，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与此同时，巴黎和谈正式启动。中国的外交方针仍然受到激进的革命路线的影响，为了保障南部边境的安宁，中国坚定地支持越南把战争进行到底，极力反对美越和谈，特别是在苏联参与斡旋的情况下。 1968年底尼克松上台执政前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迹象。[4]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中美双方都感到有必要加快和解的步伐，彼此不断地做出姿态和传递信息。[5] 尼克松在实现美国外交政策“革命性”转变的过程中，的确考虑了结束越战的问题。他认为，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可能提供一个迫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帮助美国摆脱困境的机会，并将减轻美国“撤出东南亚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6] 此期苏联对越政策的基石依然是1967年初外交部提交政治局的关于未来政策基础的分析报告。与中国提倡世界革命的立场不同，该报告首先提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是缓和，“总的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不符合苏联及其盟友的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发展要求维持和平。在缓和的状况下，更有利于巩固和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至于越南问题，报告指出：“我们一方面应继续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全面援助，以加强其击退侵略的防御能力，同时也不要直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必须让美国人知道，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迫使苏联向这个国家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摆脱目前局势的唯一途径是在尊重越南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协议。”[7]所以，苏联一方面加强了对越援助，一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和谈建议表示积极支持。[8] 从美国扩大越战以来，中国一直坚决反对和谈，主张抗战到底。[9]针对1968年11月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和巴黎会谈已经正式开始的新情况，中国领导人关于和谈的说法有些改变，但仍然坚持需要通过武力统一南方。11月17日毛泽东对范文同说，“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到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承认那时停火是犯了一个错误，失掉了一次机会。言外之意是劝告越南人不要再次错过统一全国的时机。毛泽东说：“你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党，统一的军队，统一的人民，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是统一的意见，这好。”谈话的结果是越南人保证：“一定要坚持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这将是我们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对七亿中国人民给我们的支援的最好的感谢的方法”。[10] 在中美互相做出和解的姿态以后，中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会谈时重申了林彪的话：最后的胜利是打出来的。并告诫越南人胜利不能在谈判桌上取得。谈判是次要的，其目的只在于暴露敌人的计划和部署。[11]6月4日周恩来召见驻越大使王幼平等人，表明了中国对越战的态度：“无论如何要竭尽全力帮助越南打赢这场战争”。[12]对此，美国是有体会的。基辛格在敦促莫斯科应在和谈问题上对河内压力时，谈到了他对中国立场看法。基辛格认为美国准备采取“适当措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华盛顿“丝毫不能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执行一项更为和平的政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依然如故”。虽然“就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迄今中国“显然在避免可能引起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任何事情”，但美国仍然有所担心，基辛格认为，“不能用逻辑推理来评估毛泽东的行为”，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对抗”中。[13]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也有同样的担心。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尼克松政府正在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口头上侈谈和平，实际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来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14]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尽管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但是当美国把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柬埔寨时，中国还是做出了强烈反应。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三国四方会议）在广州郊区召开，表明中国政府对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争的全力支持。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再次表示中国是越南的大后方，越南飞机可以到中国降落，“我们不怕。如果美国人要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他就来嘛。”毛泽东还强调：“谈判可以谈，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主要应该打。”[15]5月16日周恩来召集了外交部临时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应推迟中美会谈，并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美爱国斗争和在北京的西哈努克政府。接着，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西哈努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召开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北京的群众大会请毛泽东、林彪出席，西哈努克讲话。次日，毛泽东在会议的书面报告及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137次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16]虽然基辛格从5月20日毛泽东声明的字里行间中寻觅出值得宽慰的信息，但尼克松对此却勃然大怒，下令第七舰队在越南以外的舰只在24小时之内全部开进台湾海峡。[17] 中国之所以反对和谈，在更大程度上是担心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影响。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告诫越南人，“不能过于依赖其他国家的武器装备援助”，还说，中国过去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依靠他国，特别是苏联，结果当苏联停止援助时，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困难。“你们应在长期的战争中，严格遵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针对苏联武器比较先进，适合于越南发动大规模作战的情况，中国领导人特意指出，目前组织大规模战役是不可行的。[18]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劝告范文同等人要警惕和谈阴谋时，又特别指出依赖苏联援助的危险性：“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或许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苏联会施加压力，迫使你们在不需要谈的时候，或是在他们确认一个中立国政府并与之秘密接触时，进行谈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越南党和人民将处于何种形势之中？你们应该好好想想。苏联谈什么和平、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我还是坚持早些时候我与范文同和十菊说的话，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9]对于越南派学生到苏联学习，中国也表示不安。周恩来后来对范文同说，“我们认为在越南训练你们的学生比把他们送到欧洲去更好些，因为那里的生活方式不同，年轻人会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这会在他们返回时给我们造成困难。因此你们不应该把他们送往国外。我们可以派教员到越南去对他们进行教育。”[20] 河内对中国的全面支持固然满意，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并平衡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南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希望中苏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援越。[21]中国对此明确表示反对。1971年3月初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访越，专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周恩来表示：中国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周恩来说：“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如果我们站到苏联一边，他们就会控制我们。”同时，对范文同提出的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的建议，周恩来也未表示响应。[22] 这一时期，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中国没有因开展对美外交而减少对越援助。如果说前几年中国因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激进思潮以及越南与苏联日益接近有所不满的话，[23]那么在中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越南党内亲华派代表人物胡志明去世以后，印度支那地区对于中国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而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有了明显加强。毛泽东在1969年9月底会见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可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个省区作为援越的基地。随后，这些省区便“闻风而动”，成立了援越小组，并立即着手与越南的受援省洽谈援助项目。其中确定的援越项目有：广东援助广宁省20个，广西援助谅山省13个和高平省12个，云南援助老街13个、莱州15个、河江12个，湖南援助和平省16个。[24]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随着中美关系不断走向和解，中国的越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反而日益加强。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越合作关系时说：“毛泽东同志经常提醒我们要了解你们的困难，由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前方与后方的关系，因此这些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我必须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你们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周恩来还告诉范文同，对于越南定购的一些已经过时的武器，中国主动进行了改进。[25]两个月后，外交部就援助越南南方受灾五省问题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亲自批示将援助额度增至500万元。[26]同年11月，中国外贸部给所属各公司下达了1971年对越南无偿援助物资的清单，要求抓紧落实，其中急需的物资“应积极设法早日交货”。[27] 1970年下半年，美国在对越南北方海域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加紧轰炸作为支援南方抵抗力量“生命线”的胡志明小道，每天仅向这里投弹就达3000至3500吨。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刻，周恩来派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率工作组赴越，了解越南的战时需要。工作组回国后提出建议：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凡中国援建的受到战争破坏的项目，应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恢复，恢复项目一定要抢时间，要在设备材料供应方面给以优先保证；对越方提出的确实急需的新项目，也要积极承担；为了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越方筑路急需的机械要配套供应。这些建议经中央批准，在以后的援越工作中得以实施。当美国加紧轰炸“胡志明小道”，中国的援越物资不能及时运送到越南南方前线时，周恩来又派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率工作组于年底去越南，并深入到胡志明小道进行实地考察，以便更有效地向越南提供援助。毛泽东亲自听取了李强的汇报，并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分量轻、营养丰富的压缩干粮，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周恩来甚至考虑到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为了便于搬运，指示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28] 此外，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29] 在1971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随后，周恩来访问越南，并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我们：如果我们中间有谁讲出不能帮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话，那就是叛变，就是背叛革命。”[30]同月，越南副总理黎清毅访华，提出增加12个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约合人民币1.5亿元）的要求。外交部和外贸部认为，“根据中央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精神，对越方提出的12个项目，除个别项目尚需进一步研究外，原则上应尽量予以满足。”[31] 不难判断，此期支持越南抗战仍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没有因中美关系的发展让中越关系受到任何损害。但同时，中国的做法也的确为继续打开中美关系留有余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明显事例是，在1971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南越军队入侵老挝的当天，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华大使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迟早是要坐下来谈的。乔还特意要求提请美国方面注意这段话。当美国发表声明，努力使中国理解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并在一个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称呼后，基辛格注意到周恩来3月初访问河内时对美国表现的克制态度：“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32] 拒绝施压，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 （1971年4月至1972年3月） 此期，通过高层接触，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中美之间实现了和解。在越战问题上，中国拒绝向河内施加压力，帮助美国从越南脱身，而是继续组织大规模援越，同时对巴黎和谈采取不干预政策。除了坚决反对越南向苏联靠近，北京没有因为中美关系发展而改变对越外交的基本方针。 1971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尼克松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由基辛格作为特使先行秘密来华举行预备会议，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9日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反映了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报告在回顾几年来中美关系解冻的历程后，提出了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各种对策：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考虑到美国反对党的存在，报告认为，即使上述各项“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报告最后专门提到了中美会谈是否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的问题，认为“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报告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美国关系的各项考虑中，台湾问题占主导地位，即使涉及到越南问题，也认为中美缓和对越南是有利无害的。中国似乎还未了解美国在越南问题上对中国的希望，也没有认真考虑中美和解与越南战争之间的关系。 当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在章文晋的护送下由巴基斯坦秘密飞往北京时，在美国的议程安排中，除了重申美中和解的战略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印支战争。基辛格把与周恩来会谈的更多时间花在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上，显然是试图让北京说服河内加速和平谈判的进程。为了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与美国结束越战的愿望联系起来，基辛格告诉中国人，越战结束后，美国准备在短期内从台湾撤走三分之二的军队。但周恩来声称全不知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既没有答应敦促越南改变其谈判立场，对基辛提出的促使河内改变战俘政策的请求更是置之不理。以至后来基辛格向尼克松报告时认为：“深刻的分歧和多年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总统访华之前或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34] 越南人对此却疑虑重重。尽管周恩来在送走基辛格的第二天就提出秘密访越，并于13日和14日连续同黎笋和范文同会谈，通报了中美会谈的情况，但河内还是在《人民报》发表的社论《“尼克松主义”的破产》中影射了中美会谈一事。对此，周恩来心怀坦荡地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35] 此后不久，周恩来又反复对外国新闻界发表讲话，阐明中国的立场。周恩来强调：要想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美国就必须从外国，首先是从印度支那三国，撤走他们的一切武装力量，让各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中美会谈的内容都是两国间的问题，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美两国之间不仅制度不同，政策也有原则分歧，要实际解决问题是困难的；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必须由越南代表同美国直接谈；中国没有出卖任何原则，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36] 接着，北京以极其热烈和隆重的方式破格接待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人民日报》不仅在头版刊登了发表范文同的大幅照片，还专门发表了社论。周恩来亲自全程陪同访问，代表团在北京和外地均受到数十万人的夹道欢迎。在会谈中，范文同通报了越美谈判的情况，要求中国继续支持其抗美战争，并着重帮助解决运输问题。周恩来则向越方通报了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谈判的基本方针。11月25日中越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明了中国支持印支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不可动摇的既定方针”，中国人民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支持越南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基本立场，即美国实现全部撤军和放弃对阮文绍政权的一切支持。[37]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加强对越物质援助。1971年9月27日，中越政府在河内签订197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协定。包括这项援助协议在内，仅1971年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7项无偿援助协议，金额折合人民币36.14亿元，占该年度中国援外协议总额度的48.67%。[38]考虑到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39]这笔数字的确是可观的。仅就军事援助而言，近两年的援越物资超过了以往20年的总数。[40]此期中国加强对越援助主要是担心越南倒向苏联一边，正如周恩来曾向黑格指出的，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防止北京与河内关系的恶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中国认为，如果它还想把苏联在河内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的话，就不得不支持越南。[41] 临近尼克松访华时，美国再次开展外交攻势，要求中国支持其对越施加军事压力的方针。对此，北京采取了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不介入美越和谈的谨慎态度。1971年12月，针对北越军队大量集结的情况，美国政府不顾报纸和国会的愤怒抨击，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南的越南供给基地进行了两天的轰炸，同时给莫斯科和北京送去了强硬的照会，警告说，如果北越发动攻势，就会招致最严重的报复行动。其目的是希望河内的盟国为了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转达这一警告。中国没有立即做出答复，[42]但是当1972年1月初为尼克松打前站的黑格一行到达北京时，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对河内的道义上的支持，并敦促迅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削弱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关于尼克松访华，周恩来一方面表明中国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一方面指出，在越南问题上，中美之间有根本分歧，美国现行对越政策对于总统访华将带来不利因素。[43] 1月25日尼克松发表了敦促越南恢复和谈的公开讲话，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联系，表明美国的让步已经到达极限，如果河内发动军事攻势，美国将作出强烈反应。周恩来通过私下渠道“回复了一封尖刻的信”，声称中国不了解和谈内情，并指责美国企图把中国纠缠到越南问题中。复信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从未要求美国就越南问题作任何许诺，而中国自己也没有作任何许诺。[44] 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要比莫斯科之行轻松得多，因为美苏最高层谈判都是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毛泽东对尼克松则大讲哲学，涉及到实质问题也只是在原则是谈谈。[45]不过，在此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和基辛格与乔冠华的会谈还是讲到了越南问题。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仍然坚持不干预越美谈判的立场。中方反复强调由于历史上的旧债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一致，中国对越南负有责任，因此将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越南。巴黎谈判是美国与越南之间的事，中国不打算发表意见。基辛格注意到，尽管中国敦促美国撤军，但没有认真坚持河内的主张，也没有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措施提出任何警告。[46] 越南对中美接近和改善关系心存介蒂，他们在与美国进行和谈的同时，却不愿看到中美对话。越南领导人在内部报告中曾打过这么一个比喻：两个兄弟，一个兄弟和别人打架，另一个兄弟与那个兄弟的敌人握手。对于尼克松访华，越南更表现出不满情绪，以至在2月21日中国使馆与越方举行传统的春节联欢会时，越南方面竟无一人出席，因为这一天尼克松到了北京。[47]河内显然是抱怨北京没有在和谈问题上表明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采取如此克制的态度，当然主要是出于对调整外交战略、发展同美国关系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中国的有限实力也使它很难对美国进行有效的威胁。对于北京表明的实际上不愿介入的冷淡态度，美国只能表示接受和满意，虽然它本来是希望中国会对河内施加压力的。[48]鉴于北京的这种立场，同时考虑到中国的实力和影响的确有限，美国便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态度比较强硬的苏联了。然而，在周恩来巧妙地把美国的矛头转移到莫斯科的同时，也不得不任由越南与苏联更加靠近了。 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对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形势极为关注，专门就越南问题做出特别决议。勃列日涅夫在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也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会后不久，苏联驻越使馆报告说，越南劳动党近几年立场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其表现为“能够更加理解和接受苏共的政策”，并确立了“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的方针。报告认为，目前在越南“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报告还说，越南在事实上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而支持苏联的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对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表示疑虑，虽不便公开反对，但在比较重大的问题上坚持“捍卫自已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苏联应对这种独立性继续给以支持和鼓励。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苏联对越援助“由短期过渡到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49]苏越之间的外交配合也更加密切了。例如，越南谈判代表在1971年7月12日巴黎和谈中提出的把美国撤军与撤换阮文绍挂钩的新建议，就是事前与苏联协商并得到支持的。[50] 继续援助，同时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 （1972年4月至1973年6月） 此期，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行动和巴黎谈判都进入到最激烈、最关键的阶段。中国没有因为抗议美国在越南北方的严重军事行动而中断双方的接触，中美在1973年3月互设联络处，迈出了双边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对于越战问题，中国一方面尽量满足越南的一切物质要求，一方面劝告越南适时结束战争。然而，和平协定签字以后，河内便不失时机地转而依靠正处于实力顶峰的苏联了。 1972年3月底，北越军队终于向南方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全面进攻。[51]在越南看来，“战场上赢得军事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这次进攻将决定战争的命运，因此集中了几乎全部正规军向南推进。[52]对于这次意料中的进攻，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恢复对北越轰炸和布雷的报复行动，同时对莫斯科和北京施加外交压力，希望他们能迫使河内回到谈判桌前。基辛格在很大程度上把北越的进攻归罪于莫斯科的支持，同时也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展开对苏外交。面对美国以中断美苏最高级会谈相要挟的强硬态度，苏共中央政治局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继续准备接待尼克松来访。最后，苏联不仅赞赏并答应向越方转达美国的“建设性”建议，还主动提出无条件恢复谈判的主张。[53] 中国则继续表明了支持越南抗战，同时不介入和谈的立场。4月3日，洛德秘密去纽约见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其正式事由是通知中国，美国海军将奉命不进入离西沙群岛12海里以内的地方，但信件的主要部分是提醒北京注意美国在越南的重大利害关系，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以促进和平解决越战对于尼克松政府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美国在印度支那受辱，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对此，中国除了以外交部名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还在4月12日通过秘密渠道复函美国，对越南表示声援，警告美国不要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但基辛格注意到，北京的信没有提出威胁，而且还在结尾时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54]同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55]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援越行动。5月9日和10日，针对尼克松公开宣布对越南实行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中国连续召集外交部领导成员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方对策。[56]5月13日和14日，周恩来与春水会谈，商议由于美机轰炸造成的交通运输受阻问题。除了拒绝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新要求外，周恩来答应在铁路修复、开辟海上隐蔽航线、增加武器装备援助、抢运粮食和汽油以及扫除水雷等问题上，统统给予帮助。[57]18-25日，国家计委、军委工办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的援越任务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26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交通和军工生产的负责人和224个企业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后勤部装备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越南方面要求提前和新增加的援助任务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要求提前的133项落实了98项，新增加的120项安排了92项,其余尚未解决的问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安排落实。会议还决定，各单位缺乏的原材料由国家专项安排。为了不影响生产，有些紧急需要的材料，可由主管部门预先垫付，然后由国家归还；主管部门不能垫付的，由材料生产部门优先拨付，然后由国家统一结算。对于生产能力不足的产品，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个别重要的短线产品，经国家批准，采取措施，扩大生产能力，优先安排援越产品。[58]余秋里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增加援越物资生产，大力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是一项紧急任务，“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充分满足他们的需要”。援越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长期的”，“不能讨价还价”，必须认真研究，安排落实。[59] 根据中国档案的记录，5月18日至8月22日，中越双方进行了频繁的会谈，商议并解决了援助越南的一系列具体问题。5月18日确定了增铺两条从凭祥至河内的野战输油管道、抢运越南从香港购买的200吨钢板等问题。5月20日会谈解决的问题有中国海军帮助扫雷、紧急增援300辆汽车、调拨抢修桥梁的器材、派遣导弹部队赴越由越南指挥等。6月8日双方确定开辟海上隐蔽航线，中方除同意提供越方货单里要求的100条50吨位货船外，再增加提供50条船，中方负责解决航船运输所需的食品、淡水、燃料供应以及船只修理，并提供打捞沉船的设备。6月16日确定中国派出公路运输代表团即刻赴越，商办开辟公路运输问题。6月18日周恩来答复黎德寿，同意将苏联、东欧各国1972年协议中尚未发出的140万吨援越物资暂存中国，以利于越南与之签订1973年援助协议；根据越方的意见，原拟派出抢修铁路和桥梁的两个中国铁道兵师不去了，但全部器材和物资调拨给越南。7月6日中方通知，应越南邀请赴越抢修铁路的40人专家组已经成立，10日内可以出发。8月22日中国同意了越南提出的增供3000辆运输车的要求，并争取在年内交货。[60] 此期中国越南最大的帮助可能要说是扫清海防港的水雷了。海运是援越物资进入越南主要渠道，而据美国的估计，海防港接受的援越物资是铁路运输的七倍。[61]所以，当美国以7963枚水雷封锁越南北方沿海地区的所有港口和河口（其中海防港1000多枚）时，[62]河内面临的困境是可以想见的。为此，越南紧急要求中国帮助扫雷。经商议，中国海军组织了由12艘扫雷艇、4艘保障艇和318人组成的扫雷队，自5月28日起陆续进入越南。扫雷队工作一年多，出海586艇次，航程2.78万余海里，相继疏通了越南北方海防、鸿基、锦普等港口至东北群岛的各条航道，清扫面积达201平方公里。越南海军对有关海区的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63]由于中国的帮助，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1972年进入越南的援助物资以及从北方运往南方的物资比1971年增加近一倍。[64]用越方谈判代表、越外贸部副部长李班的话说，中国这次向越南提供的补充援助，“对一些主要物资可以说百分之百地满足了要求”，越南党和政府“都感到非常高兴”。[65] 然而，越南满足于中国物质援助的同时，对中国的政治主张开始表示不满。尼克松5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的确使北京感到不安。美苏接近无疑威胁到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外交战略，同时，中国也希望美军早日撤出越南，以加强在其他地区对抗苏联。北京对越南的外交方针，特别是对巴黎和谈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 基辛格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后于6月19-23日再度访北京，虽然在越南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不过，基辛格也感觉到周恩来对实现停火的兴趣更大了。[66]事实证明基辛格的感觉是不错的。尽管周恩来在与基辛格谈话时，没有改变对越南问题的原则立场，但在与越南方面接触时态度则略有不同。在美苏会谈之前，周恩来向越南表示不过问巴黎和谈，支持北越把战争进行到底，赞成搞掉阮文绍政府。[67]此后，中国则暗示越南应回到谈判桌前。7月6日周恩来会见春水和李班等人时指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后4个月是关键时刻。[68]几天后周恩来又告诉黎德寿，“你们自1968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周恩来还介绍中国内战时的谈判经验，指出应与其他方面的首脑谈，并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及其代表谈，认为既然阮文绍仍然是右派的代表人物，那就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取代他。[69]在越南放弃和平谈判而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中国强调谈判的正确性，自然含有提醒越南恢复谈判的用意。鉴于越南提出的停战条件之一就是要求美国撤换阮文绍，那么周恩来建议河内直接与阮文绍谈判，显然就是暗示北京不支持河内的政治主张。 其实，北京的本意并非要迫使北越做出让步，而只是希望尽快在越南实现停火，避免越战问题成为联美抗苏大目标的障碍，因为此时中国已经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认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70]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在劝说河内的同时，也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巴黎和谈恢复以后，10月25日，黄华带信给美国大使，明确责备西贡在制造麻烦，表示相信华盛顿的诚意，并劝告美国抓住目前“极为有利的时机以结束越南战争”。当美国因西贡反对而拖延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中国再次“以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西贡，要求美国“坚决制止”南越政权的行为，同时也提醒白宫，如果美国延长战争，拖延谈判，“那么人们又将如何看待美国自称愿意努力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声明呢?”由于越南试图利用美国总统选举在即的有利时机压美做出更大让步，而华盛顿与西贡之间意见分歧一时又无法弥合，和谈继续拖延下来。美国再次希望莫斯科和北京说服河内让步。在11月13日基辛格向乔冠华提出这一要求时，乔反而劝告美国做出让步，说大国是有能力采取宽大态度的，“不应该仅仅为了得到南越而丧失全世界”。[71] 面对如此局面，尼克松决定冒险一搏，把赌注压在对越南的最后一击上。12月18日，美国政府在向越南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开始对河内、海防和整个北越进行密集轰炸，动用了包括几百架В-52轰炸机在内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空军力量。越南无法承受继续发生的重大打击，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只是为了面子，以黎德寿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建议把重新会晤的日期从美国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迟到1月8日。同时，越南“请求苏联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响，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战争升级的新行动，迫使美国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状态，并进行严肃的谈判以解决所遗留的问题，尽快签署协定”。越南还请求苏联驻世界各国的大使开展相应的工作，使这些国家也起来支持越南。[72] 中国也不能容忍越南问题再次出现反复了，因此劝告将赴巴黎谈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谈成功。12月29日毛泽东会见阮氏萍，谈到巴黎和谈时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南越，而且北越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关系实现正常化。[73]12月31日，周恩来会见长征时说：尼克松还是想走的，所以这次谈判要认真去谈，目前是要谈成。[74]应该指出，中国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并非为了保护西贡现政权。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战争结束并不影响越南政权的统一。1月3日周恩来提醒黎德寿注意：“尼克松有许多国际国内问题要解决，看样子他还是想从越南和印度支那脱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后，形势会起变化。”[75]2月2日毛泽东的谈话更明确表示了中国的态度：“巴黎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我们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来巩固南越的局势，加强你们的武装力量。”[76]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战争结束了。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继续实现联美抗苏的总体战略目标了。在2月17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同时强调“苏联的威胁确实存在并且正在增长”。毛泽东希望美国与中国合作抵制苏联，并认为美国应更加积极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扩张，特别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77] 然而，此时中越关系却开始发生动摇。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别是越南战争中消耗很大，尤其进入70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经济方面也已经显示出来。实际上，从1971-1973年，即中美关系和解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在美国恢复轰炸期间，中国在越专家组58个，共719人。[78]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项目与1965-1970年逐一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别是棉布增加1.6倍，钢材增加1.25倍，煤炭增加17.1倍，动力油料增加17.85倍，汽车增加6.34倍。[79]不过，中国确实已经无力再填满越南要求援助的越来越大的胃口了。[80]在1972年底刚刚签订1973年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的协议后仅仅半年，黎笋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签订1974年援越协定，而且提出了一个总值80亿元的大计划。周恩来认为该计划不切实际，中国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应了25亿元的援助总额。[81]河内当然知道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如苏联，而且也看到苏联对越南的援助不断增加，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超过了中国。[82]显然，河内可以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同时向两边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离开北京一个月后，越南人便从莫斯科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苏联决定将过去向越南提供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并答应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亿美元的援助。[83]实际上苏越之间的分歧并不亚于中越矛盾。越南对美苏接触，特别是对尼克松访苏表示了极大愤怒，而苏联对越南人的“黩武情绪”也颇为不满。[84]但越南为了得到物质援助，还是积极向苏联靠拢，甚至向苏联提供了人民军总参谋部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包括许多绝密内容，如越南国防部和安全部执行暗杀西贡领导人的“巴·别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美国战俘的实际人数和关押情况等。[85]无论如何，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越南的天平终于倒向莫斯科一边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没有采取可能导致破坏中美和解进程的更为激烈的措施消除美国对越南施加的军事压力，但也没有损害盟友的任何利益，而是坚持了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的外交原则；尼克松政府对此表示谅解，因为在试图利用河内的盟友敦促和平解决越战的策略中，美国更着眼于莫斯科，因此中美和解没有因越战问题受到影响；经济和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本身所处的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使得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外交战略时未能满足越南方面的全部要求，从而无法对涉及中国安全的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做到统筹兼顾。总之，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实现了其基本目标即与美国的和解，却未能继续保持与越南的“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甚至不得不在越南渐渐投入苏联怀抱时面对来自南方的新的挑战。 发表于《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 [1]如见迈克尔·亚胡达：“1972年以来美苏中角逐对中国的对美政策的意义”，载倪孝铨、罗伯特·罗斯编：《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米舍尔·塔久：《华盛顿-莫斯科-北京的三角关系》，转引自库利克：“冷战背景下的苏中冲突”（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конфликтвконтекст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作者提交1997年10月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基辛格在尼克松的白宫》，第375-376页，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向前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432页。 [2]1977年9月10日李先念与范文同谈话备忘录，《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转引自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33页。 [3]关于越南战争期间中苏越的关系，李丹慧在“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中已有论述，本文着重从中美越这个小三角关系出发进行分析。 [4]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在1968年11月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是双方关系解冻的第一个外交步骤。见塔德·肖尔茨著、邓辛等译：《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8-149页；宫力：“毛泽东怎样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载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章百家：“变动中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0)”，载姜长斌、罗伯特·罗斯编：《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 [5]关于美国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可参见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668页；《和平的幻想》上册，第149-164页。毛泽东虽然在中共九大上表现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但随后让四位老帅研究当前国际形势的事实说明，他已经考虑了调整外交战略的问题。此后，中国对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可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6页。 [6]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217页；尼克松致基辛格，1969年9月29日，转引自迈克·夏勒：“美、中、日关系和‘尼克权冲击’”，载《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第222-223页。 [7]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8]关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援越的情况，见李丹慧前引文。关于此期苏联参与和谈的情况参见《白宫岁月》第一册，第349、352-353页；《信赖》，第165、188-189页。 [9]在越美巴黎非正式会谈前夕，尽管尼克松通过《外交季刊》已经发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暗示，1968年5月7日周恩来会见越南外长春水时仍然强调，现在越战的实质“是统一越南的问题”。至于和谈，周恩来认为，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10]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OddWestad,ChenJian,SteinTonnesson,NgoyenVuTungandJamesHershberged.,77ConversationsbetweenChineseandForeignLeadersontheWarsinIndochina,1964-1977.WorkingPaperNo.22,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forScholarsWashingtonDC,1998,pp.140-154。 [11]1969年4月29日李先念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160。 [12]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13]1969年7月12日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会谈备忘录，ЦХСД（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61,д.558,лл.92-105。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3-65、70-72页。 [15]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63-169。 [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366-367页。 [17]《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47-348页。 [18]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越南南方代表团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56-158。 [19]1969年4月20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黄文泰、范雄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58-159。 [20]1970年9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176。 [21]1971年3月17日佐林与武文松会谈纪要，俄国档案SD01830。由于辗转复印，笔者收集的部分俄国档案文件缺失馆藏及编号，这里只能标注笔者自存的档案编号（SD*****）；1970年9月20日范文同与王幼平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76-177。 [2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442页。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78-180。 [23]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此都有体会。另据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1969年8月的形势调查简报透露，因为越南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没有表现出以往那样“一贯的支持”，中共有所不满，并对越南领导人“支持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的立场提出了指责。见伊万舒津至鲁萨科夫的报告，1969年8月15日，俄国档案SD01840。至于此期中国在援越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参见李丹慧前引文。 [24]《出使七国纪实》，第127-128页。 [25]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74-176。 [26]长春档案馆，全宗1，目录1-23，卷宗21，第67页。 [27]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23，第1-3页。 [28]石林主编：《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出使七国纪实》，第180-181、183、186-188页。 [29]《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第51页；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8页。 [3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1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19页。 [31]外交部、外经部关于越南要我提供新的成套项目援助的请示，1971年4月14日，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援外办1971年，卷号7，第4-7页。 [32]《白宫岁月》第二册，第362-363页。 [33]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 [34]《白宫岁月》第三册，第23、30页；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22页；罗伯特·罗斯著、丛风辉等译：《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4页。 [3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9-470页。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36]周恩来1971年8月5日与《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的谈话、10月28日与日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的谈话、11月20日与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福建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48-49、52-54页。 [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97页；福建省档案馆，全宗244，目录1，卷宗77，第20-22页。 [38]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百分数是笔者计算的。 [39]此期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达66个，比前一阶段增加了一倍多。见《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上），第57页。 [40]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动员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档案，20-0149。 [41]《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第64-65页。 [42]基辛格认为这是“被认为是世界革命中心的国家所做出的一种不介入的重要表示”。《白宫岁月》，第三册，第401页。 [43]《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06-507页。 [44]《白宫岁月》第四册，第5-6、65-68页。 [45]关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中国只发表了部分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596页），最近美国方面公布了双方会谈的完整记录。见WilliamBurred.,TheKissingerTranscripts,TheTopSecretTalkswithBeijingandMoscow,NewYork,1998,pp.59-66。 [46]《白宫岁月》第四册，第28-30、45-47页。 [47]《出使七国纪实》，第138页。 [48]基辛格在尼克松访华后向苏联人承认，他们没能就越南问题与中国人取得一致意见。《信赖》，第277-278页。 [49]苏联驻越大使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1971年5月21日，俄国档案SD01829。 [50]见谢尔巴科夫与阮基石会谈纪要，1971年7月1日，俄国档案SD01826；佐林与春水会谈纪要，1971年7月15日，俄国档案SD01827。 [51]早在1971年5月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决定在1972年向南方发起“全面军事进攻”，以夺取“决定性胜利”，迫使美国“在失败的态势中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一个月后，中央军委通过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75页。 [52]《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82页。《信赖》，第280页。 [53]《白宫岁月》第四册，第78-82、86-87、121-122、183-184页。《信赖》，第285-286页。有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蒂芬·塞斯坦诺维奇：“1970-1990年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国的因素”，载《美中苏三角关系（70-80年代）》，第230-233页），似乎缺乏说服力。 [54]《白宫岁月》第四册，第78-80、84-85、90页。 [5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19页。谈话内容见WorkingPaperNo.22，pp.181-182。 [5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24页。 [57]1972年5月13、14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2-10页。 [58]援越任务动员会议纪要，1972年5月25日。国家计委档案，（72）计生字122号，第2-8页。 [59]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5月19日。国家计委档案，20-0149。 [60]1972年5月18日、6月8日、6月16日、7月6日、8月22日李强与李班会谈纪要，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16-21、48-53、63-67、84-89、125-127页；1972年5月20日周恩来会见李班、吴船的谈话记录，6月18日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37-51、19-36页。 [61]《白宫岁月》第四册，第164-165页。 [62]《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89页。 [63]《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5页。另参见《出使七国纪实》一书（第142-147页）的详细描述。 [64]《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292页。 [65]1972年6月28日叶剑英、李先念与李班等人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3，第73-79页。 [66]《白宫岁月》第四册，第322-323页；《信赖》，第296-297页。 [67]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铁道部办公厅档案处，部办公室1972年，卷号52，第19-36页。 [6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35页。 [69]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p.182-184。 [70]《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72年10月1日社论。 [71]当然，中国并不希望损害中美关系。基辛格注意到当他强调在柬埔寨问题上美中两国都希望看到一个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的中立和独立的柬埔寨时，乔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希望基辛格在两个月后访华时会见西哈努克。见《白宫岁月》第四册，第439-441、449、462-463页。 [72]谢尔巴科夫与越南副外长黄文进会谈纪要，1972年12月27日，俄国档案SD06768。 [73]1972年12月19日毛泽东与阮氏萍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185。 [7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69页。 [7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71页。WorkingPaperNo.22，p.186。 [76]1973年2月2日毛泽东与黎德寿的谈话，WorkingPaperNo.22，p.186。 [77]TheKissingerTranscripts,pp.86-101. [78]《出使七国纪实》，第201页。 [79]《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上），第58页。百分比是笔者计算的。 [80]此时中国的大量援越物资是通过“清仓查库”运动挖掘的，笔者当年在工厂做工时就参加了这项工作。 [8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51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98页。
[82]详见李丹慧前引文。此外，在1972年春季攻势中，越南使用的装备90%是苏联制造的，而坦克和新型无后座力炮则全部是苏联提供的。见《信赖》，第280页；《白宫岁月》第四册，第59页。 [83]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84]《信赖》，第282-283页；谢尔巴科夫的政治报告，1971年5月21日，俄国档案SD01829。 [85]1972年11月27日伊万舒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国档案SD018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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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0-29 14: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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