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这两个连接里面的东西素质不错，我还是贴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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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477 （公式和图片请看原链接）
序 近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两点可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架构。 我们以普通经济学的观点，重新检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性质，认为它是一个古代的市场经济，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分工以及相当自由的市场活动，起码在有信史可据的这些朝代是如此。以往争论很久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都是很易理解的。 在这本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史的书中，我们就是采取这样的分析观点。中国古代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我们要研究这些市场的运作。按照通常的分类，市场可分两大类，即生产要素市场及成品市场。本书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其中有关土地部分，主要取材于另一拙著：《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讨论成品市场。如众所周知，即使是市场经济也需要有一个公经济部门来辅佐。但由于篇幅所限，中国古代的政府经济制度与活动，如财政制度及货币制度，将在本丛书另一册中讨论分析。 本书是数年来在课余公余陆续抽暇撰写而成，前后拖延的时间很长。最早写成的几章，为了能获得其他学者的教正，便先在学术期刊上或专著中发表。也由于这样的撰写过程，每一章都是写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但是各单元往往牵涉到同一史料与同一问题，因而往往在各章中有重复讨论同一史料与问题之处。现在我们未将这些重复处加以删节，因为读者未必都能将本书从头到尾一气读完，注意到前后关照之处，反不如将各章保持独立单元状态，任由读者选读。 本书全稿曾经梁庚尧教授细心评阅，获益至深，在此特别向梁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冈 陈钟毅 1984年2月7日序于麦迪逊 绪 论 中国的历史学，有悠久而良好的传统。但是全面地、有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却是20世纪才开始的。不幸的是，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而且影响十分深远。其实，马克思对经济发展的理论是筑基于他对欧洲历史的观察，只能应用于对欧洲历史的解释，而不适用于对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解释。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都是受到许多不同因素——天然的与人为的——之影响，各有其独特的过程。欧洲的经济发展过程只是诸种不同发展方式之一，受到其本身的独特因素所决定。欧洲模式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几十年来，许多学者把马克思的经济史观生搬硬套，用来解释中国的史实，结果弄得中国经济史面貌全非。 用马克思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们之间，也有很大的争论。马克思所定的几个经济发展阶段——奴隶生产制、封建庄园生产制、资本主义生产制——在中国的起讫时期，都得不到结论。譬如说，奴隶制在中国的终点，有人说是殷商，有人说是西周，有人说是两汉或更晚，前后相差两三千年。又譬如说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之问题，有人说战国时已见到萌芽，有人说唐宋已有萌芽，有人说晚至清季才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前后相差也是两千多年。至于“封建”一词，使用得更滥，漫无标准，定义不清，让一个认真的读者根本无法捉摸到这个名词的真正含义。 人类的经济活动是要在各种制约(constraints)之下，作最合适的选择，以求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所谓的制约，有的是天然的，如天然资源、地理环境、山川河流、气温雨量等因素。有的是技术性的，如生产技术、运输工具以及其他有关的技术知识水平。 另外一项重要因素就是：对各项经济活动谁有权作决定?谁来作选择。如果只就经济活动而言，此种决定权(decision-making power)之分配主要是取决于产权制度。谁有产权，谁就有权作决定，有权进行选择。 中国历史与欧洲的发展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私有财产制在中国发生极早。重要的经济财货分别由为数众多的个人与家庭所占有，他们对于这些经济资源有充分的使用权与处分权，于是形成了众多的小生产单位。这众多的经济单元，在既有的制约之下作最合适的选择，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每一个时点上总的经济状况，就是这些众多经济单元分别进行选择以后所达成的一般均衡。而在时间过程上的经济发展，就是在天然与技术的制约条件发生变化后，这些众多经济单元调整他们的选择而形成的后果。 换言之，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思经济史观所造成的重大误解之一是：市场经济是现代的经济制度。其实不然，市场经济并不限于19世纪或20世纪这个时代，也不以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先决条件。只要私有制度发生，经济财货的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单元中，就会形成市场经济。可以有古代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技术水平高低不同，古代的市场情形没有机器生产，没有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没有电脑作为资讯设备，没有完备的会计制度，没有银行与股票买卖制度。但是这些经济单元在决策时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 欧洲历史上，产权制度进化很慢，产生了一种十分落后的封建庄园制。在这种产权制度下，为数众多的农奴们没有决策权与选择的自由。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特殊产物，并非世界各国都必然要经历过的发展阶段。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关于封建庄园制度的文字记载。从史料上看来，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封建制是政治性的封建制度，秦始皇设郡县，废封建，也只是以中央统一的行政体系来取代原有的政治封建制。早期治西洋史的学者将这两种制度等同起来，造成莫大的混淆。 事实上，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每个人或每个家庭自己独立地做决定，他们有相当大的选择面。很多经济上的现象与动向，都是众人独立选择所形成的后果。 先秦统治者的若干经济政策，对于这种局面之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简言之，先秦的统治者一贯的经济主张有两项。第一，强调并极力推行社会分工。第二，强调并极力推行商品交换。在此两大政策之下，起码从战国开始，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atomistic economy)。这些小生产者个别地在现有的自然及人为制约之下，比较各种可能方式与途径的相对利益，作一抉择，以求最大经济利益。 从殷商开始，中国就有专业化的氏族。周灭商后，这些专业氏族变成新王朝中的“百工”。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史料中常使用“四民”一词，这是统治者心目中要维持的最低度的社会分工。古圣先贤再三强调此一原则。例如孟子即说过：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古圣先贤同时也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孔子曾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孟子有类似的主张，荀子也说为政首要富民。 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社会分工，最后必导致商品交换。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或比较利益进行事业生产，然后以有易无。所以，严格说来，中国从战国开始就没有所谓的自然经济。像欧洲中世纪那种落伍的封建庄园自然经济，中国两三千年前已然摆脱了。《淮南子·齐俗训》说： 故尧之治天下也……地宜其事……用宜其人……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这是比李嘉图早两千年的比较利益经济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s)。因此，中国很早就有市场制度及商品交换。《易·系辞》曰：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庖牺、神农未必实有其人，此处不过是说中国的商业行为起源极早，早到无法追溯。至于“天下之民”与“天下之货”，夸大其辞而已，表示商业活动范围广大。 商品交换与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分工的自然结果，也是历朝帝王所尊重的制度(尽管曾一度有抑商政策)。古圣先贤如孔孟都教导人民说，合理的社会要藉贸易通有无，大家应遵从市场价格机能的运作原则。帝王之间更有对市场贸易感到浓厚兴趣者。有的帝王在宫廷里模仿市场买卖，以为游戏，有的帝王十分认真，自己到民间去从事交易。例如西汉的成帝与东汉的灵帝，都私自到外面去买田买地。这表示中国的统治者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市场制度。 中国的统治者对人民经济活动很少加以限制，历来的谚语“天高皇帝远”，是很贴切的写照。因此，中国古代人民所受的人为制约不多，选择面广，与欧洲中世纪的生产者有天渊之别。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经济立法太少了，迹近放任。在大多数的时期，中国人民有置产的自由，有择业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有雇人与受雇的自由，有买卖商品的自由。总之，有关经济活动的基本自由皆已具备。一个家庭可能长期居住于一地，世代为农。但这并不表示它没有自由，定居与世代为农只是它选择后的决定，不是它不可以迁徙，而是它不愿迁徙，不是它不可以从商，而是它不肯从商。 一个社会分工及自由商品交换的经济，基本上是有益的，利于经济发展。全国人民都追求最大利益，透过社会上的竞争，全国整个资源的利用才能收到最大效益。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此项原理，有简明而精彩的简述：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勤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此段文字所阐发者，与亚当·斯密的《原富》是同一原则。“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自然之验”，即亚当·斯密所说的“不可见之手”，自动指挥市场经济运作。当年司马迁所看见的中国社会，基本上与亚当·斯密所见的社会是同一类型，即自由市场经济。上面这一段话中哪有丝毫封建经济、自然经济的影子?硬要把司马迁所见到的中国社会描述成马克思所研究过的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怎能不面目全非。 基于他对于自由市场的了解与信任，司马迁也在《货殖列传》中提出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政府最好不要去干扰市场机能，让它去发挥其优点。如果政府有特殊的经济目标要达成，最好是提出诱因式的政策措施，透过市场机能的运作来达成目的。后来的当政者并没有完全遵循此项指导原则，常常有直接干预的措施，但是都没有严重到改变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形态。天高皇帝远的情况始终维持不变。 从战国时期开始，私有财产制已然确立，产权的观念深植人心。每个人，或是每个家庭，有独立作决定的权力。在现有的制约之下，每个单元独立决定，作最有利的选择。众多单元选择的结果，造成一个全面均衡状态(general equilibrium)。在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后，或制约有所增减时，众多的单元便作适当的调整，于是社会上的均衡点发生移动。许多经济制度的演变，就是这种调整及均衡点移动的后果。例如，为什么地主们逐渐放弃自营农场的方式，而改将土地出租?为什么不再蓄养奴隶，而改雇佣工?诸如此类的变迁，都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到解答。不过，这些制度性的演变都很缓慢，要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才能看出差异，才能找出原因。 在各种制约中，最强大的是天然资源的限制，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人们只能设法去适应这些制约。在中国历史上最具体、最重要的一项因素是人与耕地的比率。在12世纪以前，人地比率尚属有利，不构成任何制约。人们在市场制度下，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大家作最有利的选择，经济效率很高，发展快速，把采行无效率经济制度的欧洲国家远远抛在后面，相差很大一段距离。从12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人地比率恶化，人口压力形成了一项无可抗拒的强大制约。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许多重大的经济选择都必须重加调整，以期容纳更多的人口。许多经济制度上的变化都是这样产生的。有的生产方式及生产组织对于吸收劳动力很具弹性，有的缺乏弹性，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前者，以容纳最大量的入口。 但是能容纳最大量人口的生产组织与生产方式，并非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与生产方式。每单位劳动力的报酬将因之减少，经济成长因之减缓甚至停顿，社会日渐贫穷。综合前、后两期的历史来看，中国的社会赋予人们广大的选择面，具有灵活调整的机动性。在人地比率未恶化前，这种优点促成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比率恶化以后，这种灵活的调整使得社会容纳下最大量的人口，避免被人口压力压垮，但却牺牲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出现为止。 以上的分析可以用简单的公式加以说明。假定生产要素品质划一，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都有高度的竞争性。又假定土地与资金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没有资金或土地之人可以有下列之选择： 到大农场去当雇农， 向地主租地当佃农， 在手工业工场当雇工， 当佃农兼事副业生产。 同样的，一个握有资金或土地之人，可以考虑下面的选择： 自营大农场，招募雇农工作， 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坐收租金， 开办手工业工场，招募雇工， 当包买主，将资金提供给农村副业生产者。 在两者之间的是既有劳动力又有一点资金或土地的人家，他们可以选择当自耕农或是开办家庭工业专业生产。当然，他们也可以把自有的劳动力与资金拆开，譬如说把土地租给别人去耕种，自己到城里某手工业工场当雇工。 如果我们以L代表劳动力，K代表土地或资金，则各种不同的生产组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代表： F1(L1，K1)：大农场。 F2(L2，K2)：土地租佃制。 F3(L3，K3)：农村副业。 F4(L4，K4)：手工业工场。 如果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人在选择处理方式时都追求最大利益，则达到的均衡点将满足下列条件(equilibrium conditions)
这里w代表均衡工资率，r代表土地或资金的均衡报偿率。换言之，大家在追求最大利益及互相竞争的原则下，各种不同处置生产要素的方式，终将获得同一的边际报偿率。每一个生产要素都有好几个不同的处置方式，如果其中一种方式所提供的报偿低于其他方式，则生产要素的所有人一定会舍此方式，转而投向其他处置方式。经过市场的供需交互作用，最后各种处置方式的边际报偿均将取齐，不分轩轾。在这样的全面均衡状态下，各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将共存于社会上。单一的生产组织只是人为制约所造成的后果，譬如说像欧洲中世纪的情形，法律不许人们做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当然，有时会有其他复杂的因素参加进来，影响人们的选择。譬如说某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有相当的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小量生产的单位成本高，大量生产的单位成本低，则手工业工场自然会排斥农村副业生产。又如像农业生产，本身有季节性，农民们在农闲时候要从事一点合适的副业生产，这是其他生产方式所无法取代的。 从长时期来观察，当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各种生产方式的比较利害便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社会上的人口逐渐相对地增加，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便要下降，土地及资金的边际生产力上升。在上式中，w之数值下降，而r的数值上升。不过工资率下降有一个极限，最低工资不能低于最低的维生费。如果人口继续不断增加，早晚会有过剩人口出现，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要降到最低维生费的水平以下。此时，雇工操作的大农场及手工业工场便要停止雇工。剩余人口不得不由他们的家庭来收纳。家庭工业与小农户不受最低工资率的限制，于是利用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然后全体家庭成员来共分大家的劳动成果。换言之，在社会上出现过剩人口时，这些过剩人口要由他们的家人收纳，并予以津贴，使之得以生存。 在这同时，资本与土地的边际报偿还在继续不断上升，没有任何上限。于是前述的全面均衡状态崩溃，四种生产组织分别遭到两种不同的境遇。其中
此处的ws是等于最低生活费的工资率。手工业工场及雇工操作的大农场要付最低工资率，而家庭工业及一般小农户则因收纳了多余的劳动力，边际报酬降到最低生活费水平以下。相反的，资本与土地的边际报酬，在各种生产方式中结果也互异：
从投资人的观点来看，出租土地给佃农及当包买商要比自我经营大农场和开办手工业工场更有利。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动机下，自营的大农场与手工业工场便要受到淘汰。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为了收容剩余人口，又非走上这个途径不可。 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用图解来说明。平面图只有两向度，因此我们不能同时比较多种的生产方式。假使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一个农村的小自耕农，他有一小块土地以及全家成员的劳动力。在图0-1中，水平轴度量劳动力，全家可用的劳动力相当于量AB。此农户要把这些劳动力分配于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从A点向右度量，代表使用于农业生产之劳动力，从B点向左度量，代表使用于副业生产之劳动力，两者相加之和等于全家的劳动总量AB。图中纵轴度量劳动力的边际产量，由A点向上量是农业的边际产量，由B点向上量是副业的边际产量。两种生产活动都有边际报
酬递减之情形。VMPb是副业生产的边际产量曲线，VMPa1是农业生产的边际产量曲线。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VMPa1曲线到达收割季节后便垂直下降，边际产量变成了零。农闲季节只能用以从事副业生产。此时，劳动力之分配依季节划分， AC是农忙季节，劳动力投用于农业生产，BC是农闲季节，劳动力投用于副业生产。 当人口增加时，农户的平均耕地减少。在图中，这表现于农业生产之曲线由VMPa1下降到VMPa1，也就是说，由于耕地面积减少，劳动力的报酬便普遍下降。此时补救的办法之一就是由一年一收的耕作制度改为一年两收或两年三收的制度，也就是改采劳力集约的生产技术。其结果是农耕的时间延长到AD，而副业的劳动时间缩小到BD。不过，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有其极限，受生长季长短所决定。故当人口继续增加时，农业的边际报酬曲线不断下降，如VMPa3，但无法向右伸延。于是农户便要逐渐减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增加副业生产的劳动力。两者的均衡点是EH线，双方的边际报酬相等，农户得到最大的收益。两种生产活动的劳动量各为AE及BE。 了解了农村副业生产的性质以后，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图解来说明农村副业对手工业工场的排斥性。上面已经解释过，农村副业所使用的劳动力是固定生产要素，而手工业工场使用的劳动力是可变生产要素。因此，副业生产的产量比较固定，对价格的反应不灵敏，在图0-2A中，为了简化说明，我们以垂直线代表副业产品的供给线，也就是产品供给的价格弹性为零。相反的，工场产品的供应曲线有价格弹性，是一条有坡度的上升曲线。其次，副业生产不受工资下限的约束，其供应曲线垂直到底线上。相反的，工场生产受工资下限的约束。假设当产品价格为Po时，工场才能支付最低工资而够本，则工场的供应曲线是以Po为起点，逐渐随价格之提高而上升。如果农村副业及手工业工场两者同时生产同一商品，则其联合供应曲线将是一折线，Po为其转折点，一如图0-2A所示之S1。
如果社会上对此产品的需求曲线是D1，则市场均衡价格将为 P1。此价格高于Po，足可保证手工业工场生存。于是两种生产方式共存，农村副业提供OA数量之产品，工场提供AB数量之产品，两者相加共提供OB之量。 如果人口增加，农村副业的劳动力增加，两者的联合供应曲线便向右平移至S2之位置。但是由于每单位劳动的报酬下降，社会上对该项产品的需求曲线就向右平移较慢。假设需求曲线平移到 D2位置，此时该商品之价格将下降至P2。手工业工场不堪亏赔，最后只好退出生产界。于是全部产品都由农村副业供应，其量为OC。 农村副业排斥手工业工场是中国历史后期很明显的事实。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手工业工场是培育技术进步，引导经济走上现代化及机械化的过渡生产组织形态。假设上述的社会未曾达到人口过剩的地步，产品的供应曲线仍然是S1，需求曲线仍然是D1，如图0-2B所示。此时的产品价格是P1，手工业工场能够生存并获得利润。经过工场内部的分工，导致简单的操作机械之发明或其他技术改进。工场的供应曲线便由S1移至S2。在这同时，工场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升高，工资增加，结果将农村中的一部分人口诱至都市，参加工场工作，赚取较高的收入，于是都市化的过程加速，劳工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减少。以垂直线表示的副业供应线便向左方退缩，如图中S2所示。这样就产生了一连串的良性循环。副业对工场的威胁愈来愈小，工场获利的能力愈来愈强，生机愈来愈旺，改进技术的可能愈来愈大，供应曲线逐步平移，由S2至S3至S4至 S5。最后终于导出工业革命，整个经济便由小步的改进一变而为大步的革命。如果一个社会的过剩人口到来的太早，手工业工场尚无机会进行这个过程时便被扼杀。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有广大选择面的市场经济，在没有人口压力时，可以发挥优越性，促进经济发展；一旦遭逢人口压力，它便迅速调整其生产组织；以容纳最大量人口，但因此却牺牲了经济发展。相反的，欧洲式的落后经济制度，行动缓慢，缺乏效率，但却能阻止人口压力的早日爆发。在缓慢的经济发展之后，最后终于完成了工业革命。双方的对比，很像是龟兔竞走。 最后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图0-2A中的僵局将如何打破?这样的一个社会，在人口压力之下，农村副业排斥了工场生产制度，使之无法诱发技术进步，最后将落得如何下场?这个僵局最后要靠国际间的技术交流来打破。如图0-2C所示，这个社会没有机会从内部产生动力，由S1走到S5。但是一旦与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接触后，早晚会学到最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与组织。图0-2C中，在开始工业化以前，产品价格是P1，手工业工场不堪赔累而无法继续生存，但新式的机械化的大工业，挟其超越的生产力，足可与农村副业相抗衡而有余，如图中之S5。此后，工业化与都市化将逐步展开，农村副业日渐缩小，最后终于全部消失。 自由的国际贸易，亦将促进这种发展过程。上述的社会中贮存了大量过剩人口，他们可以压低现代化工业的工资率，提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换言之，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 以上是对研究中国经济史，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演变，提出一个分析的基点与角度。以下几章将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劳动力供应制度、生产组织及商品市场等方面，逐一检讨。因为我们要作纵贯的观察，包括两千多年的演变与进化，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研究几个主要的经济制度，而在每个主要的制度中，抓住重点问题，简短地加以分析。在这种情形下，遗漏之处一定是比所能包括者要多。例如，在讨论土地制度时，我们无暇说明各种公田及屯田的经营，在讨论商业时，我们把对外贸易及国营商业系统略去了。这许多被略去未谈的制度本身自有其重要性，希望读者参考有关的专文与论著。 最后有一点要说明，我们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于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它。不过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本身有其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后期的高级形态。因此，本书只研究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而不包括资本市场。后者留待现代经济史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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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3-18 4: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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