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顾虑到美英等国的态度，南京外交部自21日起不得不开始突出强调：此次夺取中东铁路，实一“权宜之措施”，纯“因哈埠事件发觉东路重要职员及其他机关经理委员均经参加”，出于取缔宣传共产的目的而不得已而出此。但“此后该路问题及关系各事件均先由中俄商洽解决。”[41]据此，国民政府为统一口径，也开始向各部会及各地军政负责官员发出通告，说明对中东路事件当一律做如下解释，即“查苏政府藉驻华官办营业机关，匿伏共党，不独宣传赤化，且图危吾国国本。迭经见诸事实，本年五月感日吾东省特区行政长官查实驻哈苏联领馆开第三国际共党宣传大会，当经搜得破坏我国统一组织暗杀团及秘密破坏军……助长内乱种种铁证，遂不得不对中东路有相当之处置，并封禁东路职工联合会等谋乱机关。”[42] 7月21日，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电告外交部称：俄大使托人来馆表示，俄方不喜欢列强以拥护非战公约为辞出而干涉，故甚望中俄能直接交涉，自行解决。“特询我方意旨，倘得双方同意，即可设法转环云云。”[43] 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高层更加确信：“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44]受此影响，张学良正在变得紧张起来的心情，也稍得舒解。他电告蒋介石称：“学良忝膺疆寄，自信不畏胁迫，具保国权之精神。”当然，他还是担心会出现万一的局面，届时苏联未必真会进占东北寸土，但始终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难免不会乘机而入。故其明告蒋称：“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45]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担心依旧不以为意。他向张学良转报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称：“中东（路）问题不惟中国力避战端，俄亦无此能力。顷得德电，俄官报载，苏联人民不特不主战，且极力反对战事。又云，中东铁路地位本无保持之可能，云其交通总长宣言，除非中国侵入俄境，决不输送一兵等语。据此可知苏俄之态度矣。”[46] 由于相信有可能就此收回中东路，蒋介石坚持以强硬对俄，不屈不挠。故当蒋作宾22日来电再度通报苏联大使的询问，且认为“苏俄正求直接谈判而不可得”后，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且特别告诫王正廷，对此不要理会，称：“时机未到，决以缓复为妥。”再加上当天张学良没有报送苏军在边界继续侵扰的消息，他明显地开始自以为得计，暗自批评道：“国人惟好猜测而慌张，至于镇静与秘密乃外交与军事之要素者，则绝无也。”[47] 不料，仅仅过了一天，蒋作宾就送来了一个让蒋介石有些意外的消息。其电称，苏联大使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坚持“非中东路恢复原状不开谈判”。他给蒋介石的电报并称：“俄人态度转强，似非出于一战不可，俄国动员令尚未公布，惟运动外蒙古与吾国绝交及藉共产党扰乱已证实。望速准备”。对此消息，蒋介石显然不愿相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彼之恫嚇惯技也，余惟一笑置之”。当然，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同时更是为了笼络住北方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他这时力劝阎出任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加强对苏联的防范。说明除“黑龙江热河两省西界以东各地作为东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仍由张汉卿兄担任”外，“诚恐俄人利用外蒙扰我西北或侵入新疆，故特筹定西北戒备计划”。以“察哈尔自新疆一带作为西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已由中央任兄担任”。并提议在多伦、张家口、绥远、兰州、迪化集中有力部队，以为相互之策应。[48] 由于注意到苏联在东北边境上的军事挑衅行动明显减少，和21日以后对外宣传略见成效，南京政府内部这时对收回中东路仍旧充满着乐观的看法，甚至认定各国论调已为之一变，无有以俄为是者。“俄人之不敢用兵，即此可以断定”。[49]受此情绪影响，南京外交部甚至又开始曲折地否认占领中东路只是出于防共目的的一种“权宜之措施”的说法。伍朝枢24日来电说明，他依据外交部21日电已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行动，仅系驱逐共产，并非攫路。但他希望确认：中国占路是否为暂时的，若苏联提出另派职员，中国是否容纳？外交部对此明确复电否认。其电报声称：“报载暂时占领并无此种谈话，至苏联另派职员一切，征诸往事，实决非根本解决之法。”[50] 张学良这时的想法明显与南京方面不同。这个时候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均对张采取如此行动来解决中东路问题抱强烈怀疑态度，张前此的强硬态度在东北高层当中已颇为孤立。[51]苏联不顾刚刚签订的非战公约的条文约束，以侵扰中国领土领空相要挟，亦清楚说明苏联绝不会听任中方夺回中东铁路。这更加印证了多数怀疑论者的观点。张学良这时已清楚地了解到，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国。但若照蒋介石拟定的方案，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内部反对必更强烈。且如此一来不仅东北自主之地位将不保，日本关东军也势必会激烈反对，甚至实施干涉行动。因此，张学良此时已开始深信，将中东路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依据条约解决问题，最为适宜。 鉴于外交部21日肯定夺取中东路为“权宜之措施”，且国民政府的宣言也明确提及1924年中俄条约的规定，故力主妥协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积极推动了与苏联驻哈总领事梅里尼可夫的接触。[52]注意到梅里尼可夫并未拒绝与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张学良也马上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不仅亲自出面，通过与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谈话，解释东北当局绝无破坏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单方面收回中东路的想法，此次之事不过俄方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所引起[53]，而且立即指示蔡运升交涉员与梅领事具体接洽。在张作相和蔡运升等人的坚持下，张学良很快批准发出致苏联代理外交人员委员加拉罕的专函一封，提出四项具体交涉办法：（1）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2）苏政府另派正副局长；（3）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4）被拘苏方人员可以释放，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54] 在采取了上述作法之后，为了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张学良特意以他和张作相两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详加说明。他的理由是：涉及到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惟中东铁路问题毕竟为一局部问题，则“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55] 张学良此举，让蒋介石倍感恼火，坐卧不宁。其在日记中忿忿然称：“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呜呼！”[56]但是，张学良地位太过特殊，蒋为牵制关内冯玉祥、阎锡山，非与张携手不可，因而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其复电自然措辞委婉。他先是假意肯定：“对俄先由地方以为接洽回旋余地，此意甚佩”。之后也只是提醒张应注意者：“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最后，蒋建议张务必修改给加拉罕的四条件，即保留原条件中之一、四两条，二、三条并为一条，即“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57]言外之意，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有权管理中东路，且应为收回中东路留有余地。 因事涉外交，张学良不好独断专行。但张深知没有请苏联再派正副局长一节，苏方必不能答应，故其虽依蒋意将四条改为三条，却仍将原有二、三两条作为附件提出，以符苏方之意。其随后电蒋表示：“业将钧电所定三条原文用良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按即加拉罕），并请其电复。惟俄另派正副局长一节，准情酌理。为先发制人计，不得不容纳彼方意见。至会同签字办事一层，实系我方提出，如能办到，于将来会议时亦属有益无损。上述两端仍须于函末附带声明，并未列入正式条文之内。至其他外交问题，自当听候中央处置，绝对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58]
张学良越权交涉，且坚持依据条约办事，不仅使蒋介石原定暂时不与苏联直接交涉的计划落空，也打乱了南京外交部试图全国一体推进“革命外交”的既定部署。这边蒋介石仍急电张：“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为盼。”[59]那边王正廷也开始对张学良大发牢骚。其电报就远不如蒋电客气了。王声称：“按我方此次所取之特别处置，将俄局长免职，非所以乘机谋利，乃为保持我国政府之安全，铲除三省心腹之隐患。因该局长等参与密谋以倾覆我政府，其忧不在个人之谁何，实在藉其局长地位利用东路管理之权，不啻为虎附翼，大患实在此一点。目下各国亦均深谅解，国际间我既妥为布置，彼已自见势穷，以九仞功成，待其屈服。若此时未经会议以前先允其另派局长，不惟示人以弱，自认前次处置之不当，……不惟为天下万国所窃笑，亦足生国人全体之杞忧，则此后之东路外交弟再不敢负责矣。且此等弱点，一经暴露，恐东省别国外交更增困难，务恳俯念全局，将该附件撤消，所关甚大，吾兄当能谅察也。”[60] 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由于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还在进行中，故蒋、王仍旧十分紧张，三天两头地致电张，要其严令蔡运升“不可强为迁就”，并再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前往主持。在这种情况下，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自然搁浅。因为苏方很快发现，蔡运升的态度与几天前已有重要变化。蔡过去明确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另派正副局长，这次却再不提及此事了。而苏方坚持，中东路现状是中方武力侵夺所造成的，不能视为合法，必须恢复原状，接受苏联任命的中东路正副局长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61]故朱绍阳虽于8月7日赶到满洲里，结果梅里尼可夫却拒绝见面，“彼无任何全权与蔡交涉员或朱绍阳进行谈判。苏俄政府之意见已叙明于喀拉罕（即加拉罕）致张司令长官之函中”，即除非中方先以书面承认由苏方再派正副局长，恢复中东路原状，否则苏联方面拒绝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62] 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这时的分歧，根本上其实就是要不要收回中东路权的问题。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的是能够依照条约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能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了。但王正廷却坚持必欲设法乘机废止该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因为他坚持：“俄方历来利用该项地位隐为图谋，如不予以根本解决，势必贻患将来。”即使从策略上观之，“既经毅然处置于前，则在未开议之先自不能稍有退让，自陷矛盾。且此时纵我勉予允认，得以开议，彼必更将肆意要挟，多方延时宕。与其委曲而不能求全，曷若始终坚持，促彼觉悟。此中利害业经迭电详陈，仍希毅力主持，电饬蔡交涉员勿稍退让，务令就我范围。”至于双方好不容易开始的这一交涉如果不成可能带来的后果，王正廷也力劝张学良不必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63] 3．蒋介石固持己见与柏林交涉的失败
8月6日，苏联正式组成特别远东军，以布留赫尔（即加仑）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随着中苏直接交涉的破裂，苏军对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军事目标的攻击明显地开始升级，大批苏军分成小股，不断地轰击甚至进占中国一侧的村镇、县城及车站口岸等。张学良不得不紧急抽调5个旅的兵力，分往各重要口岸驰援。与此同时，蒋介石所指望的由美国出面组织各国进行裁决，以主持公道，迫使苏联让步的希望，也告落空。因美国国务卿提议组织五国调停委员会加以干预，遭日、德等国反对，已被迫放弃。[64] 面对中苏边境军事吃紧的情况，蒋介石显然仍未为所动，甚至开始暗自发狠，必要使事态闹得更大，以此来暴露“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与“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用他的话来说：“与其不战而亡，以汙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愿背城借一，同归于尽，以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65]他一面为张学良打气，说：“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兄“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66]一面暗中电示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辅佐汉卿主持交涉，使暴俄无所使其技俩。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并与其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可也。”[67] 王正廷对形势估计更为乐观。他电告张学良称：“彼如允为直接商议，则按照方案进行交涉，此为预定之步骤。万一始终拒绝接洽，而并无显著之作战举动，仅于沿边虚张声势，则惟有持以镇静，待其觉悟，俾得就范。”在他看来，“现在路权在我，即令彼方故事迁延，于我并无不利。”[68]正是由于南京方面均如此乐观，故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14日开会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69]而出于外交上的考虑，王正廷随后发表公开谈话时则讲得较为委婉，称：中方力求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解决办法非经谈判不可，包括局长任用，亦须重新谈判另定办法；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亦“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70] 对于蒋介石、王正廷基于整个国家“革命外交”的种种考虑，张学良未必完全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东北现实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危险。他为此不惜一天数电，反复申说。称：“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窥测，惟三省一经出兵，费用不赀，财政枯竭力实未逮，并受大雨之影响，路电损坏甚多，修复所费极巨，交通因以停滞，万一竟至决裂，实属万分困难。此即日夜彷徨所窃虑者也。”[71]且“东北与俄接壤，绵亘千里，现防御所及者，仅在东路两端绥芬河及满洲里之一带，而近来俄人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72]再加上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并可以左右负有日债的四洮铁路，一旦对苏开战，张连运兵都将受制于人。注意到如此复杂的情况，张明确认为：我“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因此，他强烈要求中央速决办法，从速进行，以期早日解决，而免第三者渔利。[73] 当然，张学良虽叫苦不迭，身为封疆大吏，事关东北自身安危，他还是不能不竭力应付于万一。15日，张学良下达了作战动员令，组成防俄第一、二两个军，兵力6万，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中东路东段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中东路西段总指挥，分别以满洲里和绥芬河为各自的司令部所在地，并命两部即刻由辽宁开往前线地区。与此同时，他还出于宣传目的，公开宣布称：“我为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74] 张学良按照蒋意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兵遣将，非但没有起到阻嚇作用，苏军却开始在札兰诺尔、满洲里、绥芬河、海拉尔、三江口等数处对中国守军大举进攻，这进一步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紧张。但注意到苏军此一轮进攻仍是打了就走，并未以消灭守军和攻占中方领土为目的，蒋介石依旧要张保持镇静。其17日即电告张学良称：“暴俄仍为恫嚇，行动不敢深入我境也。”他对张派兵6万驰援满洲里和绥芬河，及发表声明宣示决心极为满意，声称：“如对俄问题，兄与中正能取一致行动，则未有不操胜算也。”[75]他因此也公开发表强硬宣言以为响应，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故“苏俄侵略真相之暴露，即吾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但中国亦绝不会听任苏俄之侵略，“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76] 就在蒋对俄事宣言公开见报的当天，他从蒋作宾来电中得知，德国外长建议中国政府想一变通办法，表面上满足苏联要求，实际上收回中东路主权。蒋介石认定德外长建议背后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想要找到转圜办法，他因此更不相信苏联想要打仗了，暗自曰：“苏俄之虚声恫嚇，谁不知之。”他当天即再告张称：“观此俄人甚望转圜说话，而彼必无作战决心可知，刻已电令雨岩设法与之接洽。而我方态度愈一致愈强硬，则接洽必愈易也。”[77] 蒋介石坚持强硬对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非如此无法达到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中东路的目的。接受苏联方面的先决条件，哪怕只是同意其改派局长，都等于继续认可中东路原有的状态。纵使照张学良的意见，加上双方局长会签的规定，使双方在管理上实现权利均等，亦离收回中东路管理权乃至全部收回中东路的初衷相距甚远。德国外长的建议，终于让蒋介石看到了达成目的的一线曙光。因此，一直认为对苏交涉尚不到时机的蒋介石，接电后当即通知王正廷：“准由德人居间调停”。[78] 这时，鉴于苏军大举侵扰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南京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提案，并通知驻美、德、法三公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以期在会上正式提起控诉。同时，外交部也准备好了正式的说文，拟提交非战公约组织，请各国主持公道。但因改请德人居间调停计划出台，为避免刺激苏联，此两项方案均暂时搁置。 经数日磋商，蒋作宾与德国外长于22日初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四点：（一）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俄藉中东路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约第六条规定。（二）双方立将5月1日后因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三）双方原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即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之规定，根本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四）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国代表会商决定。[79] 恰在此前一两天，驻日公使汪荣宝接连报告日本币原外相和法国驻日大使对解决中东路问题的提议，二人均明确提出，1924年中苏协定两国政府均未宣告无效，因此苏方提出由其另派正副局长实属依照协定办理，中方不应拒绝。[80]对此，外交部的看法是：“自中俄协定成立政府始终极愿遵行，惟以俄方一再延宕遂至一切问题迄今毫无解决。该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即如此次事件系在取缔宣传赤化为该协定第六条我方应有之权利，俄方正副局长既不遵守协定，又复参加宣传，因而去职。”“此次坚持不能由彼先派局长并非单独人选问题，要在欲求协定第六条之切实保障。此不仅我国治安问题，实于东亚大局具有莫大关系。俄方毫无欲求根本解决之诚意，乃避重就轻，故相责难，此则中国政府所万难迁就者也。”[81] 十分明显，强调中苏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坚持中东路问题必须根本解决，这是南京政府这时对苏交涉的基本策略。因此，蒋作宾与德国外相拟就的解决办法自然也无法通过。外交部23日复电指出：办法第一条苏方推举新局长或可勉为迁就，但此一让步在“中方仅不过顾全俄方体面”而已，中方可以让步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双方应照中苏协定第九条第二款立即谈判由中国赎回中东路的问题。因此项谈判告成，第一条即等于不存在。基于此，办法第四条当应修改，因“我方允派局长，系完全为顾俄方体面，决难于会议未竣前任其到任，而一方（面）又须我方得以实行收回东路，在此范围内规定解决方式”，故承认依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势不可能。[82] 对南京政府必欲乘机收回中东路的作法，此时在北方担当重任的阎锡山、张学良和何成浚等都颇表怀疑。阎锡山始终强调：“我国当民力疲敝之余，而又有第三者日思乘机渔利，对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态度处之。”[83]何成浚更是明确认为：“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种种关系决不任我独有。且俄对我确无必战决心，为今计，似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为妥。”[84]张学良也明确怀疑外交部的作法。在接到外交部声称只能在实际收回主权的前提下与苏联交涉的电报之后，张学良当即复电王正廷，尖锐指出：“尊意拟就蒋使报告乘机将东路问题彻底解决，收回主权，如能迅速办到自属甚善。惟是东路应照协定办理为中央与地方始终一致之主张，迭次声明，世人皆悉，今若超过协定范围而作进一步之希冀，不惟后先歧异易起群疑，且必治丝益棼，绝非短时间所能结束。尊电云客拉罕（即加拉罕）主张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其态度坚强可见一斑，倘进而讨论主权问题，彼更乌能轻于让步？”[85]“近得梯云、亮畴、衮公诸兄来电所述各国意见，均以为俄如要求另任局长，按诸协定中国似难予以拒绝。足见东北最初主张，非良个人之私见，亦非因希图了事而云。”与此同时，张学良亦把这种不满电告了阎锡山。电称：“查我国对外宣言中央地方一致以协定为根据，俄派正副局长为其协定上固有之权，所争者只在开议时之先后而已。至中俄宣言所云，亦抱定协定以立言，虽尚有应加考虑者，然相差似并不太甚。乃忽抛去协定，进一步作收回主权之讨论，理想愈远，双方之主张自必相差愈甚。如此办法直将使东路问题永不解决而已。”[86] 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多人质疑和异议，南京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能不开始有所分歧了。强硬派如铁道部部长孙科在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依旧公开扬言：中东路管理，俄方既违反协定，我即不遵守义务，“中央外交方针，最低限度必须收回该路管理权。”[87]外交部在解释中国政府对中苏交涉的原则时，则注意不直接提及收回管理权或主权问题，只着重强调不能接受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称：“若承认另派局长而后开议，是直让步而无所谓坚持。故必如我方所主张一切问题均于会议中解决，始有何者应让步，何者应坚持之可言。且我方仅重在获得切实之保障，彼方避重就轻乃以局长问题故相责难，若我勉为迁就，则得步进步。”[88] 而在8月24日蒋作宾来电提出解释原办法后，蒋介石的态度也多少有了松动。蒋作宾的解释是：南京对原提解决办法顾虑的关键其实在第四条中“现状”二字之解释，只要指明此“现状”是指纠纷发生后而言，若双方开议后俄不允赎路，我即可据此解释否认变更现状，结果自然可以继续管理该路。此点确定，则其他各条当不成问题。[89]蒋显然对来电的解释表示满意，因此除指示王正廷复电蒋作宾照此办理外，当即分电张学良、阎锡山等，声称：“对俄外交渐有转机，前之示强者以示弱无益而彼且置之不理也。今彼既向德政府请求转圜，故不能不略示宽大。昨得彼复电既允开议，且愿商赎回东路办法，则我方亦允其根据协定调换局长以全其体面。”[90]“此间已设法与俄转圜，不久当能发表，惟东省态度须格外强硬，增兵吉黑亦须实行，则交涉必易办理也。”[91] 眼见中苏接洽成功在望，注意到“各界人士对主座极信仰，绝无异议，惟对儒堂之外交政策则完全不谅解，并暴露极不信仰之意”，[92]蒋介石这时还刻意造成自己过去对外交不甚知情的样子，以便使各方能够放心。其电称：“从前外交由儒堂一人主持，故多不接头”。“儒堂主张不免高调”，“今决移由政治会议外交组合议，而弟亦负责参加，当不致贻误。”[93] 27日，外交部正式通知张学良、阎锡山等有关各地政要：中俄交涉自地方接洽停顿后，现已经过德人从中斡旋，商定四项办法。即（一）双方愿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二）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代表会议决定；（三）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中东路俄籍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定第六条规定；（四）双方立将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王正廷解释说：惟若开议后俄不允我赎路，我方可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成立，局长亦不能委派，而现状一日不变更，我方即可继续管理”。[94] 然而，苏联方面并没有像南京方面希望的那样轻易就范。30日晚，王正廷始得到蒋作宾转来苏联方面8月29日的正式答复。对此，蒋介石几天来早已是望眼欲穿。[95]蒋、王都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政府不仅坚持任命局长必须与中苏开始谈判的宣言一并发表生效，且要求苏方如须任命新局长，中方亦必须同时撤换中东路理事会的中方理事长，否则须去掉局长前面的“新”字，一切恢复原状。[96] 苏方的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9月1日，蒋见到苏联的正式答复后，当即批示：“彼接受余所提之条件，而改易数点以争体面，亦有关实权者，余决不迁就。令王外长力争之。”[97]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随后亦正式通过决议，支持蒋介石的决定，要求蒋作宾继续接洽，力争苏联接受原案。王正廷因此声明：“国民政府不能发见何种理由撤换现任东路理事长。”[98]据此，外交部一面答复德国调人，新字可去，惟任命生效须待谈判之后；一面不得不再度致电正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将此事经过曲折及我方愿望设法向在会首要各国代表以口头非正式表示，以为将来正式提出之预备。”[99] 延至9月6日，有外电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宣称：中苏交涉办法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苏方的让步条件是：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对此，南京政府外交部也从侧面做出反应称：外电所传恐有错误，实际上前此交涉中，经德国方面转述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并无此项要求。而对苏联政府针对中德商定的办法所提修改意见，亦与德方此前所转述的意见不符。故中方怀疑苏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100] 就在中苏之间再度展开口水战的几乎同时，苏军重又开始大举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了。一连数天，苏机每日必结队轰炸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处。不仅如此，苏方还先声夺人地致函驻苏德使，抗议中国军队与白俄军队相勾结，对苏方边境连续进行袭击达19次以上，声称苏军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由于蒋介石和王正廷都未及时向张学良通报在柏林的中苏交涉遭遇挫折的情况，张学良等对苏军再施武力大惑不解，因而反复电询中苏交涉是否中止，原因何在？究竟是因为蒋作宾赴日内瓦参加国联会议导致接洽停顿，还是苏联方面别有图谋。他们担心：“若我方仍以交涉为希望，彼乃不顾一切战而不宣，目前吃亏甚巨，将来补救无从。”因而力主南京务必设法早了，以免弄成不了之局。[101] 9月19日，蒋作宾报来苏方答复意见称，苏方强调，苏联政府对中方提议解决办法之修改意见，乃绝对必要之最小限度的修正，且此修改均系依照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北京、奉天协定。故此修正案之实行为两国开议前之必要条件，亦是俄国政府始终所主张者。中方坚持否认苏方委派局长得立即实行一节，使苏方委派局长形同虚设，苏方断难接受。若因此导致中苏间冲突如扩大，中国政府应负全责。[102]苏方这时的态度很明确：“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103]
鉴于苏联方面坚不让步，国联大会一周后又将闭幕，外交部13日起已反复提醒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俄如再无确实表示，“迫不得已，我方当胪列事实，提请国联办理。”[104]但苏联并非国联成员，蒋作宾深觉此举之无益，因而反对。他致电外交部称：“至提出国联，宾固不敢决定，惟宾觉利害相权，害多而利少。（一）阻直接交涉之路。（二）灰调人暗中调停之心。（三）引列强参入干涉之机，且此时俄人并未积极进攻，而铁路仍为我有，其提出理由不甚充足。其结果可想而知。”[105]实际上，苏联在边境武装示威两个月，列强各国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再三要求中方遵守条约，接受苏方条件，再加上这时国内反蒋势力大有蜂涌而起之势，蒋急需张学良率部入关支持，故其对向国联控诉这时也不抱热情了。
9月24日，蒋电告何成浚：“对俄外交决计让步结束矣。”[106]言外之意，蒋介石已决心放弃夺回中东路的计划了。注意到柏林交涉因德人居中转达，致使自己的判断发生误解，因此他甚至一改过去坚决反对东北直接交涉的态度，在要求蒋作宾准备作出让步的同时，更试图再通过东北方面去与苏联接洽。为此，蒋要求外交部派亚洲司司长周光龙前往沈阳，授权东北直接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拘泥于中央交涉。问题是，时至于此，张学良也是束手无策。其因此复电蒋称：“至俄事由东北直接交涉一节，由于边境战祸发生以来，交通阻绝，不但对方原任谈判之人早已遄返，无由接洽，即使函电传达，亦苦无法可通。所以实无术再事转圜。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已数月之久，彼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今虽有小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此种情形，谅邀彻瞩，尚乞俯鉴愚衷，转催设法速决。”[107] 至此，中苏交涉再度陷入困境。尽管，王正廷极力否认有所谓苏联政府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德国调停之交涉已告中止之说，但事实上，苏联方面确已不再通过柏林与中方进行接洽了。 4．苏军大举进攻与张、蒋妥协经过
自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使苏方把过去单纯的示威行动，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入侵。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108]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这边东北军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那边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张学良的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伯、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然“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此不能不请张帮助之原因所在。[109] 但事实上，蒋这时虽仍催促外交部抓紧设法，王正廷也已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了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同时，外交部还发表了对俄宣言，陈说整个交涉经过，指责“苏联政府绝无诚意以谋本问题之解决”。[110]对此，张学良异常恼火，虽明知阎锡山这时已经有加入反蒋阵营的意向，他还是不能不去电求援。其电称：“昨接外部电告，德国出任调停一层经苏俄谢绝，中央亦为束手，嘱东北设法自了。俄人早经返国，无从接洽，实已无法进行，言之深为痛心。我公有何高计，仍请指教。”[111] 对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各国政府的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其中日本外相币原的说法最为明白。他强调：据他了解，“俄政府对于此项交涉最初本竭力主张非将东路恢复至事件发生以前之原状断无开始谈判之余地，嗣经再三退让已不复坚持将中国方面自由罢免之局长重行复职，仅要求另派相当俄人为局长。此为俄政府最大让步。至禁止俄人在中国地方宣传赤化一节，俄政府亦允照办，惟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地方官对于在中国境内活动之白系俄人亦施以同一取缔。此更为当然办法。中国政府上述两点均不肯承诺，以致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等语。”“日政府意见，取缔白俄一节为题中应有之义，想中国政府断不拒绝，至局长问题若俄国坚持须将埃姆谢诺夫等复职，自于中国体面有碍。今既放弃此说，仅止要求另派俄人为局长，则实际上已非绝对主张回复原状，不可谓非中国方面之胜利。至任命俄员为局长既系协定明文所有，则迟早总须实现。先派后派不过手续问题，于原则上并无关系。从第三国眼光观之，此等争点极属微细，似无坚持之必要。此不独日政府意见，如此美国务卿所见亦完全相同。此外在东京外交团谈及此事者，皆抱同一观察。现闻中俄谈判中止，边境形势恶化，彼此牺牲多数性命之事日有所闻，为两国大局计，实觉为小失大。”[112] 10月25日，张学良电告南京方面，苏方原驻大乌里八十六号小站及阿穆该图之第七号军队业陆续撤退，易之以第五号模范军炮骑兵，共约5万左右，显将大举来攻。[113]次日，因哈尔滨地方当局再度派员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加拉罕致电张学良提出强烈抗议。鉴于外交破裂，军事无力抵御的严酷现实，张学良28日被迫亲电加拉罕委婉解释。由于张这时怀疑苏军将以占领哈尔滨为目标，故其此举显然希望双方能够就此实现直接交涉。张同时将此意电告了蒋介石，希望外交部暂时不要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起控诉，以争取直接交涉可能。蒋介石对此亦未表示反对。其电称：“外部对联盟及非战约国声明书已于宥日提出，不及收回，兄致俄外部电如已发出则亦无妨，倘未发出，则暂缓数日更好。盖自中回京后，俄方已间接来电表示让步之意，而观俄外部致兄之电，更料其不敢占领中东路。此次大举内犯，其目的亦不在占领哈埠，以其果占哈埠则于其外交必陷于难境也。若兄既提出，则待其复电再定办法。惟弟必负责不敢有所推诿也。”[114] 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了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了富锦县城。对此，南京方面依旧不相信苏军有大举进攻哈尔滨或占领整个中东路的可能，外交部且根据外电消息，断言苏军后方缺粮，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进攻计划。然而，张学良的情报却全然相反。他电告南京称：“伯力附近铁路沿线，堆积粮秣如山，确有第三国由海参崴运输供给，如云俄方缺粮，实不足信。”据东北政务委员会判断，苏军“用兵计划，俟封冻后，一部由萝北进攻阳原，然后直捣哈埠；一部用骑兵直攻黑河，然后直攻江省省城。”[115] 然而，张学良的情报却全然相反。他电告南京称：“伯力附近铁路沿线，堆积粮秣如山，确有第三国由海参崴运输供给，如云俄方缺粮，实不足信。”据东北政务委员会判断，苏军“用兵计划，俟封冻后，一部由萝北进攻阳原，然后直捣哈埠；一部用骑兵直攻黑河，然后直攻江省省城。”[115] 不论张学良等人关于苏军将会进攻哈尔滨和中东路的判断准确与否，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真的开始发动了大举进攻。苏军进攻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据张学良19日报告：17日“晨敌飞机二十七架，唐克车二十余辆，步骑炮兵三万余，进攻满洲里、札伦诺尔我军阵地。我军以少数之众决死拒守，团长营长以下死伤甚多。现正在激战中，满站十八里处铁路被截，票车被炸，乘客伤亡甚众。满站无线电台滨卢县署营房煤矿等均被毁，札伦诺尔阵地被坏尤烈，同时东路有飞机一队由下城子进至牡丹江，炸击我飞机厂。现札伦诺尔恐不能守，满站后路已断，守军亦复告急。祈转陈主座，余俟得续报。”[116] 两天后，张学良吃惊地得知，满洲里和札兰诺尔均告失陷，黑龙江省第十五、十七两个旅几近覆灭。鉴于蒋仍要其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深知东北军无力阻止苏军推进的张学良不能不复电蒋介石，痛陈再不能如此轻率地牺牲东北军人的道理。其电称：“札兰诺尔韩旅死伤过半，遂至不守，满洲里梁旅因后路已断，绕道撤回，能否脱险尚不可知。敌军武器新锐远过我军，徒以血肉之躯奋与相搏，宁复有幸。钧电谕以忍辱负重，敢不勉遵。惟以一隅之力，当强敌倾国之师，值此河封冻之时，既无设险拒守之策，欲守我不犯人之信，更无作战之计划，甫言事事落于被动地位，牺牲袍泽于无益之地，言之实深痛心。所冀者，外交得有进展，广解我东省之倒悬，若长此听其自然，则良等诚不知所措。良等固不足惜，如国家何？”[117] 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118]此役震动之大，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东北边防和东北人心。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对此，南京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也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30英里之一着可想了。[119]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 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升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经过苏联驻哈副领事阔阔林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阔阔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苏联人民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据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浚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120] 27日，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电报，“骇异久之，曰：‘如此大事，中央与地方政出两歧，惹笑中外！’又曰：‘详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似未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至四月辛苦，付诸东流，令人痛惜！’”[121] 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122]消息传出，让正在按照外交部的要求推动国际制裁的中国外交官们一个个瞠目结舌，纷纷致电表示惊诧不已。对此，外交部只能矢口否认外电关于东北当局已经承诺恢复中东路原状的说法，但它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莫斯科公布的消息亦并非全无根据。其29日分别电告各公使，解释说：“俄事近由辽宁与俄商洽昨已接有张长官详细报告，惟商洽内容与中央意旨相合。”“俄事如能直接交涉固中国政府所深望。”东北方面“如与喀氏有所商洽，在张长官答复范围内自不妨酌量进行。”且“最近俄向辽宁提议三条仍不外喀氏主张，已由张长官答复，可由彼推荐正副局长，余待会议解决。”[123] 事实上，同意由彼推荐正副局长，所谓余待会议解决云云，纯为一种托辞，外交官们心知肚明。只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外交官这时都能理解这种妥协的必要。相反，倒是阎锡山等对此看得清楚。其手下的一名干部这时就说过：“东省当局因满、札各埠相继沦陷，承认三条出于万不得已，无异城下之盟。查俄方所提一二两条，完全以中俄及奉俄两协定为根据，显系表示遵守信约范围，借以博国际同情，而我方完全承诺即无异自任毁约责任。俄方正副局长复职，更以见当日指为越权及宣传赤化为无根。至所提三条只声明释放俄人而我方被拘侨民并未提及，纯系片面有利，且开议日期及地点须俟第二条履行后再行协商，既未确定时限，彼方目的既达，难免故意迁延。对善后事宜俄方请于履行条件后由我方派代表前往伯力与该地驻在交涉员协商，尤当受其左右。此等办法颇类战败国之屈服，开此恶例，易启他国轻视，棘手更多。惟在我实力不允，交涉又屡失事机，稽延时日，一切损失等于白费，出此下策亦属无可如何。”[124] 由于高唱“革命外交”，积极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各项权利，已造成国内舆论中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还在莫斯科公布张学良与苏联交涉消息的前一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就曾通过决议，就中俄交涉迄未解决，致使东省牺牲极大，要求中央立免外交部长王正廷职，并拿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可知此时对俄交涉的任何失误，都可能给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带来一场噩梦。因此，尽管在给各公使的电报中，王正廷再三强调张学良的让步中央十分清楚，且已予认可，在对新闻界表态时，他却一再强调自己对东北当局与苏联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涉，并未接到报告。[125]然而，到12月2日，蔡运升受东北当局派遣赴伯力与苏联代表商谈，已是众所周知，且蔡本人也公开承认，张学良全部承认了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面对这种情况，王正廷又不得不出面否认。[126] 4日，莫斯科传出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就双方开始谈判一事签署的会议纪要，其中主要的妥协就是：蔡运升代表东北当局宣布中东路理事会事理长吕荣圜撤职；西门诺夫斯基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在吕荣圜撤职后，苏联政府将推荐新正副局长以代替原正副局长，惟保留委派原正副局长任中东路其他职务的权利。双方约定在共同遵守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中苏之间围绕着中东路所发生的一切冲突。[127]对此，东北当局很快即予证实，并声称南京中央已经覆电，表示完全同意。而外交部却仍旧再三对外表示尚未接到报告。实际上，王正廷一直在暗中与张学良密切联络。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所以会将苏方原提第二条内容，即苏联原正副局长恢复职务，改为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推荐新正副局长，就是外交部坚持苏联原局长复职一节“关系重大，实难迁就”的结果。[128] 6日，张学良正式致电李维诺夫，对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商洽的结果，表示同意。他同时亦向南京方面做了通报，说明双方代表已达成解决办法三项，即（一）中东路由苏方重新推举正副局长，并保证旧局长任该路他职；（二）责任问题由双方派员调查，无须第三国参加；（三）中苏纠纷由中苏双方会议解决，请国府决定并派大员正式谈判。张坚信：“如此解决既不背中央迭电饬办之意旨，而默察内外大势均非迅速自了无以善后”。故他已自行决定，派蔡为代表，与俄代表定期开议，讨论各项实行以及关于正式会议各问题。[129]次日，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闓三院长及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讨论张学良6日致李维诺夫电，对俄事如此解决虽不能满意，但亦承认在此时只能忍痛，故决定对张电意见完全采纳。[130] 随着7日吕荣寰被免职，中苏预备会议得以召开。21日，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签定了预备会议记录。其要点为：（一）恢复1929年7月10日以前中东铁路状态；（二）双方释放自5月27日以后拘捕的对方国家的人民，苏方释放被俘的中方官兵；（三）恢复7月10日以后一切被革除的苏籍员工及雇员的职务，并补发欠薪，同时革除冲突期间中方雇用的人员；（四）立即恢复东三省境内所有苏联商业机关；（五）立即解散白俄武装并将其组织与煽动者驱逐出东三省；（六）立即在东三省恢复苏领馆，并在苏联远东各处恢复中国领馆，东北当局保证予苏联领馆以按照国际公法和习惯所应享有之权利，中俄全面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问题留待中苏会议讨论；（七）切实保障遵守协议与双方利益之问题留待中苏会谈中解决；（八）中苏会谈将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开议；（九）双方下令撤兵并恢复边境和平；（十）此项草约签字后，立时生效。按照此约，中东路新任正副局长将赴哈就职。[131] 26日，蔡运升携苏联新任中东路管理局正副局长回到哈尔滨。随即于次日赶到沈阳，于28日见了张学良。东北政务委员会30日发表任命莫德惠为中东路督办，次日苏新任局长回到哈尔滨，经理事会正式任命后，开始到局视事。双方当天分别开始公开释放被拘和被俘人员，中东路管理权之争至此告一段落。1930年1月1日，苏联代表西门诺夫斯基到沈阳谒见了张学良，双方声明两国军队同时开始撤兵。中苏之间因中东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至此亦告停止。 然而，随着伯力中苏预备会议草签记录稿送至南京，国民党高层中原本就对张学良的妥协处置有所不满的党政要员立即开始发难。孙科公开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讲演中主张根本否认伯力会议所签草约的效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更通过决议，决定不承认伯力会议草约。王正廷据此电告张学良，伯力会议草约超越范围，必须修正。南京否定伯力会议草约的声势沸沸扬扬，苏方因此不仅公开声明伯力会议协定任何条款不得变更，而且开始缓撤军队，并复多方制造麻烦。面对此种情况，张学良愤然经何成浚转电蒋介石，称：蔡运升虽“鉴于事机危急，迫不及等，未及请准勉为立即签字”，然已拒绝甚多无理要求。已签草约中除早先已经承认的三项先决条件外，其他各条或不难做到，或至正式会议时尚可回旋，并无不妥。无奈该记录送交南京后，王部长竟来电指责。“往者外部徒唱高调，迁延不决，遂使东北受无量之损失，为今之计，似不得不忍痛须于将来正式会议时再图补救。倘别生枝节，再酝（酿）纠纷，弟个人可勿论，如东省人民何？大局前途，又将至何地步？”[132] 由于南京政府内部，乃至于南京、上海众多团体反对伯力会议草约的呼声甚高，1月25日未能如期举行中苏正式会议。对此，因草约所规定的各项内容，除原拟在正式会议再行讨论的中苏复交等个别问题外，多已落实，故苏联政府也并未做出强烈反应。相反，倒是南京政府颇为尴尬，进退两难。本来是不满张学良全面妥协与让步，然而中东路及东北境内恢复苏领馆等问题又不得不承认由张自行办理，结果是所有不满只能集中到草约超越范围一点上，即蔡运升不应承诺在中苏会议中将讨论中苏复交问题。31日，蒋介石出席国务会议，其基本意见也是一样，即：“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蔡运升逾越职权，有辱使命，伯力协定不得批准。”因“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问题范围之内”，必须等苏俄派全权代表来南京，中央与之交涉方得解决，此并非蔡运升有权做出承诺的问题。但是，与孙科等人的意见不同，蒋介石依旧坚持：“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133] 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中东路问题，反对伯力草约事实上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为了平息党内的强烈愤懑情绪，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党内要人必欲树立南京中央权威的心理，蒋介石一周后在中央临时政治会议上做了某种让步。他在当天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写道：“本日由中央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办法大致如下：（一）说明伯力记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问题范围以外之条件。蔡运升应从严议处。（二）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三）声明复交及全部通商如有开议必要，应由苏俄另派代表来京开议。第一点用意在和缓国人之反对，并对苏俄及各国宣告伯力纪录之越权，我本可完全否认，此次纯系委曲求全，而又不太予蔡代表以难堪，故外交组原拟撤职惩办，今已减轻，所云严议尚有商酌余地。第二点用意，我既派代表赴莫，苏俄自无词可以挑衅，代表由中央派出，别国更不能据为恶例。至代表人选自可仍由尊处推荐熟悉中东路情形之人员。再由中央任命。第三点用意，一方不承认伯力纪录超越权限之签订，以补救代表之错误，一方使苏俄留有复交通商之希望，以消弥进兵之野心。中深信如此解决实于万难之中求得两全之道，所有东北困难情形均经详细考虑，前此外交组所拟完全否认伯力纪录及拒绝开议复交通商，已分别改正，可信苏俄决不至再藉词弄兵。如东北尚有他种困难，仍请迅速电示，中必尽力为之。”[134]显而易见，所谓三项办法，中心还是由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这一条。从会议最后仍旧决定以张学良推荐的莫德惠为代表，而蒋又十分清楚莫德惠“意在承认伯力协定”的情况[135]可知，如此做的关键其实只是想要在形式上维护一下南京政府的权威地位，使别国“不能据为恶例”而已。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会议的决议，外交部于2月8日就伯力会议记录事发表宣言，说明“伯利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依照该项办法，两国拘留之人民已由双方释放，该路新正副局长亦经任命；该路交通已恢复原状。国民政府兹为谋中东铁路问题之最后解决起见，准备遴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为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但记录中“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尚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关系，显系超越国民政府训令之范围，而为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对此，“苏联政府如认为有商议之必要，另派代表来华时国民政府亦愿与之商议。”[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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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6-26 21: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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