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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将军统帅] → 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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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被免职
  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 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最高统帅部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集团军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陆军总司令部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最高统帅部(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集团军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
  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12月24日,第二集团军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
  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群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小时以前就已经撤退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我还曾经亲自向该师师长说过,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该城必须死守到底。所以我也非常愤怒,立即否认克卢格元帅对于我所做的这种不公正的指控。   12月25日,被围的部队居然还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还带回了几百名俘虏。我就命令开始向苏夏河——奥卡河之线撤退。在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克卢格元帅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摘我的报告不正确。他在挂电话的时候说道:“我要把你的情形报告元首。”我已经受够了,我就立即打电话告诉集团军群参谋长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职务。接着我又发出一个正式的辞职电报。但是克卢格元帅却已经抢了先,他已经要求陆军总司令部将我免职。12月26日的上午,我就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已经把我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另候任用了。我的后任是第二集团军的司令施密特将军。
  12月26日,我向我的幕僚们话别之后,就又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每日命令。27日我离开了前方,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过了明斯克,29日夜里过了华沙,30日夜过了波森(Possen),恰好在除夕回到了柏林。
  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
  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

第二装甲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们!
  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祝你们鹏程万里!
  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古德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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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投闲置散
第七章 投闲置散
  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
  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Hoeppner)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陆军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 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集团军,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
  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描述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信息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局势的逆转:在1943年1月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 1942年8月19日所做的迪耶普(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陷于苦战之中。
  9月25日,希特勒终于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免职了,并且指派蔡兹勒将军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蔡兹勒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无效果。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权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但此刻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蔡兹勒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更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
  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拼命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蔡兹勒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26 19:01: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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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自从1941年12月间希特勒自己兼任了陆军总司令之后,他才开始逐渐注意到兵器的技术发展问题,尤其是装甲兵。以下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Saur)所提供的。从这些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兵器的改进和发展,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特殊个性。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1年11月间,有一群由武器设计专家、工业负责人和兵工署人员组成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前线访问我的集团军,其目的就是研究我们最近和苏式T-34战车交战的实际经验,并且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苏联人重新恢复技术上的优势。前线上的军官们都主张干脆将T-34照抄下来,因为这是使德军战车部队重获平衡的最简单和迅速的方法。但是设计专家却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这不仅是因为设计者对于自己的发明总会有一种自负的心理,而不愿意去模仿人家;并且因为要想大量生产T-34式战车实际上也不可能,例如那种铝质柴油引擎,就无法迅速加以制造。此外,说到钢质合金方面,德国因为缺乏原料,也较苏联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就决定采取下列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生产一种虎型(Tiger)战车,这是一种60吨的重型战车;另一方面还设计一种轻型战车,叫作豹型(Panther),重量约在35吨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计划呈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就命令把战车的产量提高到每个月600辆的标准。在1940年的5月间,我们各式的战车产量,都还只有125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以上的战争,对于这种最重要兵器的生产,其产量的增幅仍十分的有限。由此也可以证明希特勒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始终就没有认清战车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甚至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许多战车的伟大胜利,也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所表示出的意见,都足以证明他对于战车的技术发展和战术战略上的应用,都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炮兵马上就要使用的中空装药(hollow-charge)炮弹,足以增加对于装甲的透穿能力,所以使战车在将来的功效受到相当的打击。他相信,假使这个新发明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多生产自行火炮,所以他想到利用战车的车身、底盘,去改装自行火炮。在这一次会议中,希特勒要求大家照着他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工作。
  1942年2月8日,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博士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他的继任人就是史贝尔。
  在3月间,克虏伯(Krupp)公司和波尔舍教授(Prof. Porsche)奉命开始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这个工作是在加速进行之中,所以在1943年的春天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它的模型。为了加速战车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设计专家,结果使平日汽车工业的设计工作都停顿了。1942年3月 19日,史贝尔报告希特勒说,到了1942年10月,就可以有60辆的波尔舍虎型战车和25辆亨舍尔(Henschel)虎型战车,而到了1943年3月间,还可以再生产135辆,使那个时候的总数达到220辆——假定它们都是可以应用的。
  4月间,希特勒命令为虎型和豹型战车的80mm大炮和75mm大炮,设计战车专用的炮弹。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型战车是由亨舍尔和波尔舍两个公司制造的。
  在这同一个月里面,希特勒突然又高谈到远征马耳他岛的问题,并且又命令设计12辆正面装甲厚达80mm的Ⅳ型战车,以来攻击这个岛上的要塞。不过以后这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却又反而毫无下文了。
  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豹型战车的设计,交给MAN公司制造,该公司亦受命制造可运输超重型战车的运输车。这时突击炮的生产量增到了每月100辆,而Ⅲ型战车则增到每月190辆。
  1942年6月间,希特勒又关心到战车的装甲是否已经够厚。他命令把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正面装甲增加到80mm,并且他还怀疑虎型战车80mm厚的正面装甲是否足够。所以他又命令把豹型的装甲增加到100mm的厚度。此外,他也命令设法把虎型战车的正面装甲增厚到120mm。
在1942年6月23日,又举行过一次会议,对于1943年5月的生产数字曾做下列的估计:
战车类型                                                    战车数量(辆)
利用旧式II型战车的底盘所改造的装甲搜索车        131
豹型战车                                                       250
虎型战车                                                       285

希特勒对于这个计划表示完全满意。他希望能够赶快发明一种气冷式的柴油引擎,以供战车之用,这是鲁兹将军在1932年就早已表示出来的愿望,不过仅仅是过去克虏伯公司建造小型Ⅰ型战车时,曾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希特勒又详细审核战车制造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也同意专家们所拟定的设计优先次序,那就是:火力第一,速度第二,装甲第三。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条件。他的幻想使他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命令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巨型战车,仅腹部装甲就厚到100mm,采用37倍径身的150mm火炮或70倍径身的100mm火炮。波尔舍教授说1943年5月12日可以把第一辆模型交货。1942年7月8日,希特勒命令第一个虎型战车连应赶紧送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作战。到了7月23日,也就是15天之后,他又突然改变心意,要求最迟在9月间,虎型战车应该能在法国境内参加作战。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已经料想到盟军即将做大规模的登陆。
  为了改良旧有的Ⅲ型战车,希特勒命令把它们改装上24倍径身的75mm火炮。他一方面十分希望提高战车的生产,但是利用战车底盘改装自行火炮的问题,在会议中又再度有过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明知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多生产自行火炮,就不免要减产战车。
  1942年8月,希特勒又追问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88mm的火炮安装在虎型战车上。该炮的威力可以透穿200mm厚的装甲。他又命令将所有的Ⅳ型战车都送到工厂里去,改装长炮身的火炮,这样就可以使战车的威力大增。
1942年9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生产计划。预计在1944年春天的生产数字大致如下:
类型                     数量(辆)
轻型搜索战车             150
豹型                         600
虎型                    50
战车总产量                800
突击炮                  300
轻型自行火炮            150
重型自行火炮            130
超重型自行火炮          20
使用战车底盘的自行火炮总产量    600

  为了不影响战车生产,所以自行火炮的装甲都奉命改用“非硬钢”。不过,很明显现在的生产重心已经是火炮而非战车了,自行火炮是一种守势的武器——事实上它的防御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部队对于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使用的自行火炮,并不感到满意。
  在讨论到虎型战车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种战车既然是电动的(炮塔)而且又是气冷的(引擎),所以应很适宜非洲战场上的使用,不过它的续航里程却只有30英里,实在过短,应该设法增加到90英里。这个话倒是不错,只可惜说迟了一点。
  这些讨论是在9月间举行的,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苦战对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就是突击炮必须要加以改良。它们应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的长炮,并且前面加上100mm厚的装甲,另外又把重型步兵炮装在突击炮或是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面。有些波尔舍虎型战车本已在建造之中,现在又把它们改装成突击炮,卸下它的旋转炮塔,而改装上88mm火炮和200mm的正面装甲。在这种战车中装载210mm迫击炮的想法也曾被讨论过。无疑问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战车,都不适宜于街市战的用途。反言之,正当的解决办法却不是经常的改变战车的设计,因为这会使战车的类型太多,造成零组件过于繁杂,于是使战场上修理的工作无法进行。
  1942年9月,第一辆虎型战车开始参加作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对于新兵器的使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随便地把它试用了出来,非要等到数量足够了,再做大量的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对于战车的使用,都是轻于小试,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期待中的伟大胜利。军事专家都一致持这样的看法,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曾发表过意见。希特勒对于这种事实当然并非不了解,但是他却急于想试验他的新武器。所以,他就命令用虎型战车去参加一次并不太重要的作战,而且地形也完全不适宜。因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沼泽森林地里面,重型战车只能成单行沿着森林中的小径行动,而毫无疑问的,敌军的战防炮就会在那里伏着等候它们。结果是不仅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还泄露了机密,使其在尔后的作战中丧失了奇袭的作用。
  10月间,突击炮的产量还是占了上风:Ⅳ型战车将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炮,豹型战车改装71倍径身的88mm炮。另外还有40门到60门的重步兵炮被装在Ⅳ型战车的车身上。希特勒又谈到把迫击炮装在Ⅳ型战车上的问题,这种炮的炮身极短,只能当作掷雷器(Mine-thrower)使用。虽然新的设计是五花八门颇饶兴趣,但其真正的结果却是使最重要的战斗战车的产量反而降低。Ⅳ型战车还要算是产量最高的,在这个月里也只有100辆。不仅如此,军需生产部又主张再新造一种搜索用豹型战车。幸亏这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
  这是战车生产量方面的大致错误情形。此外,希特勒又坚持虎型战车上面一定要用长炮身且弹道平直的88mm炮;而不用口径更大、初速较低的重炮。这一点希特勒的看法并不错,因为战车炮的主要目的本是为了攻击敌人的战车,其他则是次要的。
  11月间,希特勒已经把虎型战车的产量由每月13辆增加到25辆。而突击炮的产量却已经高达100辆。
  到了12月初,关于战车的正确使用问题,又曾经重新提出来讨论。有人指出希特勒把虎型战车做零星的使用是很不利的。希特勒却发表高见说,在东线战场是宜于分割使用,而在非洲则宜于集中使用。针对这点,我真不懂他的所见是以何为依据的。
  Ⅲ型战车现在已完全停止生产,这部分工业力量就全部改造突击炮,所以到了1943年6月,突击炮的产量已达每月220辆,其中有24辆配有轻野战榴弹炮的,这种炮的初速低、弹道高,非常适合步兵的需要,但是它的生产却使我们对付敌人战车的防御力量更形减弱了。
  有一次希特勒与克虏伯公司的米勒博士(Dr. Muller)会谈,谈到他需要一种鼠型(Mauschen)战车,那是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预定1943年夏天就可以完成它的模型,他希望克虏伯公司每个月能够生产5辆。
现在提出困难的报告已经开始如雪片般飞来,由于设计种类太多,而且又变化无常,所以生产上和零件的补充都已经发生了问题。
  1943年1月,对于装甲、战车炮和巨型战车的问题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关于旧式Ⅳ型战车的垂直面决定用100mm的装甲,而豹型战车的正面装甲也是同样的厚度,至于轻型搜索用战车的生产计划则又完全取消。
  这时虎型战车的装备决定为88mm长炮、正面装甲150mm、侧面装甲80mm。波尔舍鼠型战车也决定开始生产,数字提高到每月10辆。这种巨型的战车是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在幻想中的产物,现在连一个木制的模型都还没有做好。不过这还是一样,已经决定在1943年底开始大量生产,它的炮口径为 128mm,并且还在研究使用150mm口径的可能性。
  专为街市战,希特勒又下令制造一种“撞击虎”(Ram-Tigers)。这完全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它被设计为可以撞毁敌人的战车和其他的障碍物。为了使这种巨怪能获得足够的燃料,又设计了一种油料载运车。希特勒命令为战车制造一种多管的发烟迫击炮,并且宣布说直升飞机才是炮兵观察和战车联络用的最理想飞机。
  1943年1月22日,希特勒又向所有与战车生产有关的人员发出呼吁说,他已经授权史贝尔部长负责提高这一方面的生产,并且表示他对于德国装甲兵力的逐渐衰颓非常关切。实际上他的敌人却是采取坚定的政策,继续不断地大量生产一种战车,那就是T-34型。
  尽管希特勒也认请了这种事实,但是他的本性却无法改变,还是欢喜好奇立异,创造出许多种类的新花样。最后,陆军参谋本部也觉得这种情形是愈来愈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简化生产的建议,那就是除了虎豹两型以外,其余一切的战车完全停止生产,不过当时豹型战车实际上却尚未开始大量生产。希特勒居然欣然同意了,而军需生产部也感到满意,因为这使它的工作大为简化。不过这个计划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若是停止了Ⅳ型战车的生产,那么德国目前每个月就只剩下了25 辆虎型战车的生产。这无疑问将使德军在最近就会一败而不可收拾。那么苏军可以不需要西方盟军的帮助,就可以单独战胜德国,并且占领全欧。地球上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如此一来欧洲的问题就早已简单地解决掉了,而我们也都会早已尝到了真“民主”的滋味了!
  这个危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装甲兵种的军官们,和希特勒亲信中比较明达之士,现在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来担负这个重建装甲兵的重任,以使我们大家不至于同归于尽。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被他们摆在希特勒的书桌上,他们极力劝希特勒再阅读那些文章。他们又力劝希特勒再召用我。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希特勒同意暂时放弃对我的不信任,至少愿意和我再做一次长谈。于是到了1943年2月17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陆军人事处打电话给我,叫我立即向文尼察(Vinnitsa)的大本营报到并与希特勒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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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的行动
  当我在1943年2月17日和陆军人事处通电话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前途还是一无所知。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在我心脏病刚好之后,我曾经去拜访过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将军。照他谈话的口气上来判断,我不仅复职无望,而且所得的印象正完全相反。现在凯特尔的副处长林纳尔兹将军(Gen. Linnarz),却告诉我要马上赶到文尼察向元首本人报到,他不能够把这次召见的原因说给我听。不过很明显,是由于事实上的必要,希特勒才会采取这个步骤。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已经使全国人心惶惶,陆军和国民的士气现在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在政治方面,德国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情况益显得严重。自从西方国家在北非登陆之后,情况就已经急转直下。1943年1月14日到23 日,罗丘二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会议,就更表示这一方面的战争已经日增其重要性。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一次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宣布。这个野蛮的政策对于德国民众和德国军队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军人们至少会感觉到,敌人的目的现在已经是要整个毁灭德国,而并不是如他们所一向宣传的,只是为了要消灭希特勒和所谓纳粹主义。
  当时,西方国家既然不愿与德国人谈和,而希特勒也无法放下屠刀。所以他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就都悬在刀口上面,随时都有刎颈的可能。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由贝克中尉(Lt. Becke)陪伴着,坐火车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再改乘飞机。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肯夫将军,他是我的老同事,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了许多去年的战事经过。我在拉斯滕堡遇见凯特尔的副官魏斯少校(Maj. Weiss),但是他也不能够把召见我的理由弄得很清楚。与肯夫将军同机飞往文尼察,19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后就先到招待所休息。
  20日的上午,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将军来看我。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非常详细的长谈,谈到希特勒的意图,以及有无把它们变成事实的希望。希孟德向我解释着,由于苏军已经逐渐占了优势,所以德军的装甲兵实力已经到了非重新改革不可的阶段了。参谋本部和军需部之间已经发生了争论,更重要的是,装甲部队对于最高统帅部也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坚持着应该由一个真正的内行来控制这个兵种。所以希特勒才决定要我来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希孟德就问我对于这个任命有什么意见。我就回答他说,由于国家和我这个兵种的需要,我愿意接受希特勒的任命。不过必须能取得某些先决条件,那么我出任这个职务才会有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久病方好,实在不愿意浪费我的精力,以来从事毫无收获的争执。所以我坚持我既不属参谋总长管,也不属训练军总司令管,而直接受希特勒指挥。此外在兵器装备方面的发展,兵工署和军需生产部也都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否则装甲兵的战斗效率还是无法提高。最后我对于党卫军和空军所属的战车部队,在组织和训练方面,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监督权。
  我要求希孟德将我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并且声明除非希特勒同意了这些要求,否则就不必召见我。假使他不同意,我绝不强求,还是让我回柏林去,而不必再想雇用我。我和希孟德一共长谈了两个钟点之久。
  希孟德回去后不久,就又有一个通知送来,说希特勒约定与我在本日下午15点15分谈话。我准时被召见,最初希孟德陪同在侧,之后我和希特勒就退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自从1941年12月20日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希特勒见过面。在这14个月当中,他似乎已经老了很多。他的态度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坚定,他说话也没有过去那样流利,他的左手一直在发抖。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我所著的书籍,他用下列的话来作为谈话的引子:“自从1941年我们分手以来就不曾见过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误会,这是我很抱歉的。我还是需要你帮忙。”我回答他说,只要环境许可,能够让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么我愿意接受他的任命。希特勒就告诉我说,他想任命我担任装甲兵总监的职务。希孟德已经把我的态度告诉了他,他也表示同意,就要我自己拟定一个职掌的大纲,再送交他批准,他又提出他已经把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发现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已经很正确的预言到了。所以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将我的理想变成事实。
  希特勒接着就转而论及当前的军事情况。他也认清了由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败,和我们在东线上的撤退,已经使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外他又重申他的决心,准备坚守到底,并迅速地使战局好转。我这第一次和希特勒的久别重逢,一共历时45分钟,所有的谈话都是说的公事,到16点钟才结束。
我第二个要见的人就是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将军,目的是要明了当前的军事情况。那天夜间我又和一些老朋友们一起闲谈。因为我已经闲散了很久,有许多事情我都已经脱了节,所以希望他们向我解释解释。他们告诉我德国人在占领区的行政实在是太坏。那些行政人员简直是把乌克兰人化友为敌。所不幸的,就是我们军事当局对于这种政策根本就无力干涉。那是由党卫军人员所主管的,他们不必征得军方的同意,甚至于完全违反了军方的意见。只有出了乱子之后,我们才会晓得。
  2月21日那一天,我和约德尔、蔡兹勒、希孟德、英格尔(Col. Engel——他也是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四个人整天举行会商,把我的职权草案的大纲算是完全敲定了。
  2月22日,我又飞回拉斯滕堡,与凯特尔元帅讨论,但他当时并不在文尼察的大本营。23日,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也被邀请赴会。过了几天这个文件就草拟完成了,并在2月28日获得了希特勒的签字批准。因为它就是我以后数年活动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将它的原文大概节录如下:

  命令
  摘由:装甲兵总监的职权
  时间:1943年2月28日
  地点:大本营
  (一)装甲兵总监对我负责,促进装甲兵种的将来发展,以使其成为决胜的武器。该总监直属于我个人。他具有与集团军司令相当的指挥权,并为装甲兵种的首席军官。(注:此处所谓的装甲兵种包括:战车兵、装甲师中的步兵部分、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部队、战防部队和重突击炮单位。)
  (二)与陆军参谋总长会商后,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部队及陆军中的大型机动单位的组织和训练,都负有全责。根据我的命令,他的管辖权还可以及于党卫军及空军的装甲部队,但我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关于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应与军需生产部会商后,提请我批准。
  (三)因为装甲兵总监是该兵种的首席军官,所以该兵种的训练部队也由他指挥。他应负责使野战军的人员和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在我指导之下,他有责任决定各部队所应该分配的车辆数字。
  (四)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机动部队的补充,一定要使其能符合既定的计划。此外对于已经没有战车的装甲兵员应如何使用,他应和陆军参谋总长咨商后再做决定。
  (五)凡与装甲兵指挥、装备、训练、组织有关系的战斗经验报告,装甲兵总监都有审核的权限。在这一方面,他有权视察或校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一切装甲部队。他更有权与野战军中的各装甲部队,直接通信以讨论这些问题。他的意见和结论应送请有关单位,及军需生产部加以注意采纳。关于装甲兵的训练组织规程等项文书,都由该总监负责颁发,凡与其他兵种合作有关者,则应与参谋总长会商发行。
  (六)装甲兵总监由于具有该兵种首席军官的地位,所以具有下列的权限:(1)指挥所有的机动训练单位和预备部队,(2)连同短期训练在内的一切机动兵种的学校。
  (七)在有关职权之内,装甲兵总监有权向陆军参谋本部各单位下达训令。同时各单位也应该奉命与他合作,并提供他以一切的便利。
                                                                 元首 希特勒

  这个命令使我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是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的。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受着参谋本部的控制,所以很少有所建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这种制度会一点成效都没有,有经验的军官都愿意赶快回到前线上去,而不愿意从事这种有名无实的工作。不过我这一次的出任装甲兵总监,却把这种颓风振奋了起来。很明显的,陆军参谋本部,尤其是参谋总长,对于我拥有这样的大权,是很不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无异于是侵占了他们的权力。结果使以后在许多地方我都遇到阻难,这种恶感一直维持到战后尚未了结,还是有人恶意中伤我。实际上这种新规定对于全体陆军而言,是有益无损的,对于装甲兵的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在这个原稿中只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那就是有关炮兵的部分。本来突击炮是属于炮兵的范围,但是我却把它们列入装甲兵的范围。我这一想法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突击炮的生产已经把战车的生产总量吃下去了一大部分,而且因为它们的火炮威力不够,又不能担负理想中的战防任务。效力更差的却是那些旧式的战防炮营。他们所使用的火炮还是用半履带车辆牵引的,炮弹的穿透力不足以击穿敌人的战车,所以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废物。因为如此,我就想对它们做全面的革新。但是不知道是谁在原稿中的“突击炮”一项上加了一个“重”字,这我没有注意到,于是装甲兵总监的控制权就只能以重突击炮为限,而这种武器还刚刚问世,它们就是以虎型或豹型的底盘所装成的战车歼击车。所以在我发现了这个诡计之后,我就不免抱怨说,这不是和我个人开玩笑,而是和整个陆军的战防部门开玩笑,其结果必定会使整个陆军都要吃亏。
当这个任职命令还正在公文旅行之中,我就飞回柏林部署我的人事,并且准备立即开始工作。我的办公室还是设在战前我当机动兵总监时的旧址。参谋长一席我请了一位具有充分作战经验的老装甲战士托马勒上校(Col. Thomale)担任。他对于这个新职务始终充满热忱,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直到德国崩溃。无论个人品性方面或职业能力方面,我都有深庆得人之感。另外还有两个参谋军官和我在一起服务,一个管组织,一个管人事。前者是费尔中校(Lt.-Col. Freyer),他已经负有重伤,所以不适于前方的工作;后者是考夫曼少校(Maj. Kauffmann),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不久他的位置又为富尔华兹少校(Maj. von Wollwarth)所接替。我的副官是马克斯中校(Lt.-Col. Prince Max zu Waldeck),他也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装甲兵种的每一部门,每个主管都有一位助手:这些人都是在前线具有充分经验的,且年纪比较大或是受了重伤,至少需要在后方休息一个时期的。当他们身体康复之后,就又可以重新调往前线工作。利用这种前后方轮换的方法,装甲兵总监部就可以和前线上作战的部队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主管装甲部队的训练,另外在国内军的范围中设立了一个装甲兵监,由艾贝尔巴赫将军负责。他的参谋长同时也是国内训练军总司令部的装甲兵科的主管人。利用这种安排,我和弗洛姆始终都能够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于学校和训练班方面,也另外有专人主管,那就是豪恩希德将军(Gen. von Hauenschild)。最后,我又派了一些军官充任我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络官。这样就可以使我与前线的实际发展不至于脱节。
  在教材的发行方面,由蔡斯上校(Col. Theiss)负责,我和他在1938年就已经认识,那时他还是旧奥地利军队中的一位战车营长。他一直任职到德国崩溃时为止,而且他对于战史的资料搜集,具有很大的贡献。
  在柏林我又去拜访许多部门的主管人,这些人都是与我未来工作有合作关系的。在这许多人中间,有一位是空军方面的米尔希元帅(Marshal Milch),那是我战前就有深交的老朋友。他把当前的政界内幕分析给我听,内容十分精彩。他又告诉我,在这许多纳粹要人当中,只有几个人是希特勒的真正心腹,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些人,他劝我都去拜访一番。那就是戈培尔、希姆莱和史贝尔,最后这个人正是军需生产部长,那本是我一定要去看的人。
  由于米尔希元帅的建议,我就在3月3日去拜访戈培尔博士,当面报告他我已经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新职。他用非常友好的姿态招待我,并且立即与我长谈,讨论到一般的政治军事情况。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戈培尔无疑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才。他可能对我当前的情势有所补益。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应该使他明了军事方面需要有一个高级领导的重要性。这虽然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理性,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地把老实话讲给他听。我指出在我们现有的最高指挥系统当中,不仅组织不够健全,而且到处都有人事上的冲突。我又把种种叠床架屋的现象解释给他听,例如最高统帅部、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军需生产部都可以各自为政,所以使一切的指挥领导都混乱不堪。这样就使希特勒本人不能不多管不相干的小事,而使他感到应接不暇。因为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受过正规参谋业务的训练,所以他最后还得指派一个能力较佳的人,担任三军参谋总长,这个人应该有实际指挥的权限,其能力要比凯特尔元帅高明,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职务。我要求戈培尔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将这个意见转达希特勒,因为从一个文人身份且又是最亲信的人口里提出的意见,也许可以有较大的效力,同时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希特勒对于军人是一向不太信任。戈培尔博士也很坦白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答应我,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一定会根据我的意见力劝希特勒改组他的最高统帅部。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也去拜访了史贝尔,他也以友好和公开的态度来欢迎我。在以后几个月当中,我和这个聪明而天真的人合作得非常轻松而愉快。史贝尔的一切见解和决定都是合理考虑的结果,他不受私人好恶和恩怨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希特勒的一个狂热信徒之—,但是他却具有独立的头脑,他能够看清现有制度的错误和弱点,并努力加以纠正。
  为了明了德国现今战车工业的生产情形,我又访问了各地的工厂,亲自去视察实际的情况。
  最后,我又为1943年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Panzergrenadier——由从前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而成)拟定一个新的组织方案,这个方案估计可以适用到1944年。我的意图是尽量节省人力和装备,而改用新的武器和新的战术,来增强战斗力量。出于这个目的,我就要求在3月9日与希特勒举行首次的会商。我和我的参谋长一同飞往文尼察。我发现一大堆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那里,想要看看我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我看见有这样许多人进入会场,使我大感不愉快,因为我原先只想在极少数人的面前陈述我的意见。这也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将我所想要提出的意见,写成了一个节录先送给希特勒的侍从室。所以现在凡是关心我这个计划的人就都来了,其中有最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人员,步兵总监和炮兵总监,最后还有希孟德,希特勒的副官长。这些出席的诸位先生们对于我的计划都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尤其是我主张把突击炮也交由装甲兵总监控制,并且要使现有各步兵师中的战防单位,也换用新式的突击炮,最引起他们的反对。因为许多人反对我,所以这个会议一开就是四个钟点之久。当散会之后,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所以走出会场之后,我就昏倒在地上。幸亏我只昏倒了片刻,马上就醒转了,其他人也就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发生。
  在这一次会议之前,我曾经自己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很碰巧这个文件现在还保留着。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要点摘录如下:

  会议备忘录
  (一)1943年的工作就是要供给一部分的装甲师充分的战斗效率,使它们能担负有限目标的攻势。
  到了1944年,我们就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一个装甲师,只有当它的战车和它的其他种类的兵器和车辆,保持一种正确的比例时,才会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德军每一个装甲师,照原定计划应具有4个战车营,换言之,全师战车总数约为400辆。若是战车的数量已经减到400辆以下,那么他们的全部组织就已经不能和攻击力量相称,在目前,很不幸的,我们没有一个装甲师可以说是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
我们希望今年甚或以后多少年内能够获胜,主要的关键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战斗效率。假使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再加上潜水艇和空军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一次的战争。否则陆上的战争就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使我们蒙受着重大的死伤数字。
  所以当前的问题,是不要再延迟,应无视所有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而一心一意来重建装甲师的完整战斗效率。从这一方面说来,是宁可只有少数的精兵,而不要滥增许多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这种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也照样需要许多的车辆、燃料和人员,但是从效率上看来却是完全不成比例。它们对于指挥和供应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并且还阻塞了道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拟定了一个1943年适用的组织系统表。这个图表已经遗失。
  (二)关于战车装备方面,有下列诸点应加以注意:
  目前我们主要的战车还是Ⅳ型。就目前非洲和东线的补充所需,以及训练方面的需要量而言,现有的生产量每一个月只够成立或再装备一个战车营之用。此外,在 1943年,可以预计成立若干使用有限的虎豹两型战车的战车营。不过无论如何,豹型的各战车营在7、8月以前,绝无参加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为了从速补充装甲师,使其具有相当的战斗效率,我建议使用现在保有相当生产数量的轻突击炮。
  我主张一个月至少应有一个战车营,以轻突击炮进行再装备,然后把它编入现有的各装甲师,这个办法应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战车的产量足以完全满足装甲师的需要时,再来调换。
  此外,在不影响虎型和豹型的生产条件之下,Ⅳ型战车的产量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应尽量予以提高。
  (三)为了配合1944年的需要,我主张每师的战车团扩编为战车旅,每旅辖4个营。
  这种扩编所需要的战车,由Ⅳ改良型、豹型和虎型战车的产量,以及使用轻突击炮来凑足。这种突击炮装在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采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
  另外一个增加战车数量的方法,就是使战车的寿命能够延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有下述的四个必要的条件:
  (1)对于新的模型,例如豹型,应有彻底的试验,使其尽善尽美,才开始做正式的使用。
  (2)对人员应有彻底的训练。
  (3)对于训练单位应给与充足的示范装备。
  (4)持续的训练与充足的训练时间。没有完成训练的部队不要轻易调用。
  (四)要想在战场上获致成功,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地形条件之下,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突然地集中极大量的装甲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两方面都需要有奇袭的效力,始可以奏效。
  因为如此,所以下列就是必要的条件:
  (1)次要的战场不补充新型的战车。在这些地区的装甲兵力以使用俘获的战车为限。
  (2)把所有的战车单位(包括虎型、豹型、Ⅳ型和轻突击炮),都一律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由对于装甲兵运用具有经验的专家加以指挥。
  (3)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首先考虑地形的条件。
  (4)新的装备应暂时保留(就目前而言,为虎型、豹型的战车,以及重突击炮),一直等到数量足够保证奇袭式的胜利时,始大量地投入战场。过早地把新武器用在战场上,只会使敌人在明年可以生产出有效的防御工具,而我们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却反而无法应付。

  (5)避免成立新的单位。旧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基干都是一些具有优良训练的专门人员,用来重新编组他们的师,是最有价值的。新的单位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价值。
  目前这种让装甲师长时期担负纯粹防守任务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浪费。这会使这些师无法恢复他们的实力,而延误他们完成攻势准备的时间。所以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前线上困守的装甲师的残部,撤到后方来加以整编。
  (五)战车防御的任务逐渐由突击炮来担负,因为用其他的战防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战车,不是效力微弱,就是要甘冒极大的损失。
  所以在主战场上,每一个师都要补充相当数量的突击炮。在次要战场上应由较高级单位控制一部分突击炮以作总预备队,而各师则暂时使用自行火炮。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起见,突击炮营和战防营应逐渐合并。
  新型重突击炮只使用在主战场上,担负特种任务。它们是主要的战车歼击工具。新型70倍径身的75mm突击炮的价值尚未加以试验。
  (六)装甲搜索营已经变成了装甲师的继子。它们在非洲的价值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东线战场却很少表现,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例外。假使我们希望在1944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就一定需要适用的地面搜索单位。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需要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装甲人员载运车(此时已在生产中,不久即可开始使用,它是半履带的)。
  (2)要有一种快速的(每小时35英里到45英里)装甲搜索车辆,并配有适当的装甲和武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车辆。我要求我有权与史贝尔部长共同商决这件事。
  (七)对于装甲步兵师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3吨重的装甲人员载运车,对于它的设计不要再加以改变,以期生产数量可以早日足额。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也可以采用这种车辆。
(八)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现在起,应该配备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炮车,这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一贯要求。炮兵观测人员应使用最新型的战车。
  (九)这一次会议中的最重要要求,是下列几项:
  (1)批准装甲兵总监部和它的附属单位的各项组织法。
  (2)批准这些编制表。
  (3)将一切突击炮兵都拨交装甲兵总监控制。
  (4)取消成立新装甲师的计划,把这些单位连同空军的装甲单位在内,都照新编制表加以改编。
  (5)批准1944—1945年间的继续生产Ⅳ型战车的计划。
  (6)设计新型装甲搜索车。
  (7)进一步研究制造70倍径身的75mm轻突击炮是否必要?可以仍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以增加产量。

  我所提出的各点,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除了装甲兵总监可以控制全部突击炮单位这一点以外,其他各点,他们至少理论上都一致表示赞成。关于这一点曾经使整个会场都为之骚动。除了史贝尔以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我的。连希孟德也反对我,他提出目前只有突击炮这一样兵器,可以使炮兵们也能够获得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用一副乞怜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看他们大家都反对你。所以我也无法批准这一点。”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突击炮仍然是独立的兵器;战防营依然继续使用那种效率不高的牵引式战防炮,而步兵师始终没有适当的战防装备。9个月以后,希特勒才认清了这个错误,可是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错误的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补救起来。至于其他的方面虽然原则上已经批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问题颇多。尤其是关于下列这一点:我主张赶紧把装甲师的残部由前线上抽回,及时加以整训,以使最高统帅部可以拥有一支机动的总预备队。我们的最高军事当局不懂得强大机动战略预备部队的重要性,是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应该分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而且实际上还阻挠我的工作。
  3月10日,我回到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我去视察温斯多夫(Wunsdorf)的战车学校;17日又去视察在卡塞尔(Cassel)的亨舍尔工厂,那里生产着虎型、豹型的战车和88mm战防炮。3月18日我又到爱森纳赫(Eisenach)去视察第三百战车营,它负责遥控战车的研究,当天也顺便访问了战车军士学校。3月19日又在路根华德(Rugenwalde)参加一个兵器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参加。所展示的武器有下列三种:分别为古斯塔夫(Gustav)列车炮、斐迪南(Ferdinand)战车和附加装甲侧裙(Aprons)的Ⅳ型战车。
  “斐迪南”式的战车就是波尔舍教授所设计的一种虎型战车,一门70倍径身的88mm火炮装在一个固定的电动式炮塔里面,完全像一辆突击炮。除了这一门单独的长炮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武器,所以完全不适宜于近战之用。尽管它具有厚重的装甲和优良的火炮,但仍存在致命的弱点。不过因为它已经生产了90辆之多,所以我还是要设法来利用它,但是站在战术的立场上看,我却不能同意希特勒的乐观看法——他对波尔舍设计的武器充满信心。我最后成立了一个战车团,下辖两个营,每营45辆战车,把它们都编进去了。
  侧裙是一种钢板,悬挂在Ⅲ型、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侧面和后面,其目的是要抵消苏联步兵战防武器的威力,否则这些车辆的轻装甲是经不起一击的。这个发明倒似乎是很有用处。
  “古斯塔夫”是一门口径800mm的强力列车炮,它必须有双轨铁路始能运动。这个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表演完毕之后,希特勒却突然叫住我说道:“你听呀!米勒博士刚刚向我说,‘古斯塔夫’也可以射击战车。你认为怎样?”我想到希特勒也许就会命令大量生产这种东西,真使我一时很难开口,不过马上我就鼓足了勇气回答他说:“射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敢说,却是绝对打不中。”米勒博士当时和我大吵了一场。这种炮每装一颗炮弹需时45分钟,它怎样会打得中一辆战车。以后米勒本人也自认自己是胡说。
  3月22日,我又和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讨论如何改组他们的部队(这是一种完全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部队)。当时他们的人数有34000人之多,而却只具有一个师的实际战斗能力,多数的人员都在荷兰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即令在1943年,我们的补给问题已经很严重,这种情形当然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到了3月底,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装甲步兵师的新组织也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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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这个时候,我正忙得要命,突然我的老朋友拉本劳将军(Gen. von Rabenau)带着哥尔德内博士(Dr. Goerdeler)来访,因为这位博士极希望和我恳谈一次。哥尔德内向我解释说,因为希特勒已经无法胜任德国的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责,所以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职权。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改组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确是很有价值,不过哥尔德内却并没有这个实力,能使它成为事实。即令他的计划成功,他也还是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他曾经设法和外国取得接触,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即令他能够推翻希特勒,我们的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
  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
  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
  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
  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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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最高统帅部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
  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集团军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 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
  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分,每两间房子之间都设有连通着的房门。那个仅有的巨型的会议室,可以说是相当的华贵,从那间房子的大窗户里面,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对面的优美风景。在火炉的周围,有一块高起的地区,那是希特勒在每天所谓黄昏汇报之后,和他的亲信们和女秘书们,在那里尽情欢乐几个钟点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个福气参加这种盛会。
  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
  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 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
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
  还继续有部队被派往非洲,在这种飞蛾扑火的行动当中,其中还包括着有我们最新成立的虎型战车营。我虽然据理力争,但仍然毫无结果,以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防御战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在西西里岛之战我力主把虎型战车撤回欧洲大陆,戈林却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古德里安上将!你应该认清,虎型战车并没有方法渡过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呀!”我回答他说:“只要你真正能够赢得墨西拿海峡上的空中优势,那么虎型战车既然能够开入西西里岛,也就同样可以撤出了。”这位空军专家就一声不响了,但是虎型战车却还是留在西西里岛,并没有能够撤回。
  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 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
  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卢格、第七集团军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群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 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特(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5月29日又去视察圣纳泽尔(St. 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 5月30日飞回柏林,31日又与史贝尔会晤。6月1日又到格拉芬沃尔(Gr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当天赶回柏林。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把它随便地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此种部队的马匹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这样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苏联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
  6月15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问题儿童——豹型战车——大伤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系统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线战场上参加战斗,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作战。
  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我飞回柏林。6月16日,我先到于特博格(Juterbog)去视察炮兵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但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
  自5月12日突尼斯(Tunis)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指日而待了。
  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别尔哥罗德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10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7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7个装甲师、2个装甲步兵师和9个步兵师,从奥廖尔以西的地区,开入战场。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攻势在7月5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苏联人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替代计划,一是从谢夫斯克向苏联突出地区的最前段部分攻击,一是在哈尔科夫的东南面突破苏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蔡兹勒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地区内,向苏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
  在7月10 日到15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集团军中,虽然有90辆波尔舍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攻抵了苏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反而都为苏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勇敢,而且不惜惨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6英里远后,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苏军在7月15日开始向奥廖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8月4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别尔哥罗德也失陷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苏夏河——奥卡河阵地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1941年12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改编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恐怕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他们是不是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都已经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苏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苏军不断地在发挥他们的主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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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7月15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正在塞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士去开会。但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苏联前线时,不慎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躺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微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8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
  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托瑞斯寇将军(von Treskow)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卢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卢格来看我的。克卢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卢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的病况慢慢地恢复。但是柏林自1943年8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待在这儿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史贝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斯山,风景十分秀丽。我在9月3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温斯多夫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和妻子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干脆永久迁居在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1942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被毁之后,马上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接受了。1943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第芬霍夫(Deif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1945年1月20日,苏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
  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s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缺乏了解。
  当我销假视事之后,马上就开始研究防空战车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建造双连装37mm高射炮的计划。但他却不赞成把早已经制造好了的四连装20mm高射炮,立即装在豹型战车的车身上面,结果就使这一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的生产,一再地受到耽搁。
  1943年10月20日,希特勒又在阿利斯练兵场视察了一些新型装备。其中包括有虎型Ⅱ式战车的木制模型——以后我们的敌人称呼它是“虎王”战车,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新型战车——还有沃马格型(Vomag)战车歼击车,以及专用于猎杀战车(Jagd-Panzer)的猎虎型战车歼击车(Jagd-Tiger)的铁制模型,配有一门128mm的重炮。另外还有装在虎型战车底盘上的380mm装甲重迫击炮,最后还有特种的Ⅲ型战车,以及准备在铁路上行驶的各种轻重装甲车辆。
  10月22日,设在卡塞尔的战车工厂为强烈轰炸所毁,暂时使那里的一切生产都完全停顿。我在本年年初,就早已料到敌人在最近的将来,是会轰炸我方的战车工业中心的。我立即赶往卡塞尔,向工厂中的工人深致慰问之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而他们的亲属中也有很多受到了伤亡。我在大的防空掩蔽部中向许多的工人讲话,我用纯粹合乎人性的语言,来向他们表示真正的同情,而没有学一般要人的榜样,只是随便打了一顿官腔。结果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
  11月26日,又来了第二次的大空袭,所受损失也就更大。
  12月7日,决定把旧式捷克38吨战车的全部生产量,改为制造战车歼击车,这种车辆就使用捷克战车的底盘,外面加上倾斜装甲的保护,车上所装配的武器是一门无后坐力火炮和一支弯曲枪管的机关枪。试验的结果表示它们是一种可以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战车歼击车是准备当作步兵师战防营的基本武器,这也就是我在 3月9日所建议的办法,只不过是时间上已经迟了一步。
  因为苏军的战车数量与日俱增,德国步兵缺乏一种防御的武器,结果使死伤的人数大为增加。有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一个很冗长而粗暴的声明,痛斥把没有充分战防武器的步兵师送上前线,实在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行为。碰巧这一次我也是列席人员之一。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毫无疑问他已经注意到了我脸上讽刺意味的表情,于是他突然住口了,用眼睛向我注视着有一两秒钟之后说道:“你的话是对的。你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向我说过。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已经有权照我的意见去做,不过却已经太迟了。到了苏军发动1945年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防连,却还只有三分之一接收了新式的武器。
  关于1943年年底以前战车的技术发展,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到这年下半年的军事情况,在这一方面已经发生迅速逆转,而使我们居于完全不利的地位。
  当我们那个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顿挫之后,东线的位置有如下述:从亚速海上的塔甘罗格起,沿着顿涅茨河,一直到达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以西的某一点,然后又沿着顿涅茨河再到哈尔科夫以南的河湾,再经过伊尔门湖(Lake Ilmen),一直从列宁格勒的南面,直达芬兰湾的海岸为止。
  苏军现在就向着这一条防线开始进攻,首先进攻的对象是A集团军群所处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在7月16日到24日之间,指向斯大林诺的苏军攻势,算是被德军挡住了。不过在另一方面,苏军以52个师的步兵和10个军的战车,从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间进攻,深深刺进了德军的防线。苏军的突破固然被阻住了,但是哈尔科夫在8月20日却已经丢失。8月24日,苏军又从塔甘罗格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线,发动了新的攻势,终于达到了突破的目的。到了9月8日,德军防线已经撤到了马里乌波尔(Mariupol)——斯大林诺以西——沙拉费安斯克(Sslaviansk)以西之线。到了9月中旬,顿涅茨防线就已经弃守;9月底苏军已经到了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和扎波罗热的城外,并且直抵第聂伯河之线。
  苏军对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反攻是从7月11日开始的,到8月5日奥廖尔就已经丧失。在8月26日到9月4日之间,苏军向科诺托普——涅任地区实行深入的攻击,在以后几天之内,他们所攻占的地区已经大幅扩大。到了9月底,苏军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流入普里佩特沼泽地的入口点。从这里,德军的防线向北进展,通过戈梅利,直到韦利日(Velish)。
  在10月的下半月中,苏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与克列缅丘格之间,渡过了第聂伯河。到了10月底,在扎波罗热南面的德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到了 11月中旬,他们已经被赶过了第聂伯河。不过我们还保持着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大的在尼科波尔(Nikopol)附近,一个小的在齐尔逊地区(Cherson)以南。更推向北面,在11月3日到13日之间,苏军占领了基辅,并且向日托米尔(Zhitomir)推进。
  希特勒决定实行反攻。还是照他往常的做法,这次攻击的兵力又是完全不适当。在与陆军参谋总长商谈了之后,我就利用11月9日所召开的一次讨论战车问题的会议,向希特勒建议,请他放弃这种小型反攻的计划。他主张集中在基辅以南地区的一切装甲师,来参加通过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向基辅的攻势。在这一方面,我建议把防守尼科波尔桥头阵地的装甲师撤出,再加上现在齐尔逊地区扼守第聂伯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的装甲师,合并在一起以加厚兵力。我使用我平常惯用的口头禅说:“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希特勒虽然注意到我所说的话,但是他却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接着又为此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请希特勒注意,可是战场上负直接指挥责任的将领,其反应却并不有利,结果遂使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别尔季切夫的反攻,在开动时兵力即已不够充足,经过了激烈的冬季战斗之后,终于在12月间完全受挫了,想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1943年12月24日,苏军接着又开始反攻了,结果把德军的防线从别尔季切夫逐退到文尼察城外的某点。
  第二十五装甲师的作战,可以当作说明希特勒攻击战术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应该回溯到更久以前。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有几个在那里被击毁的装甲师,又奉命重新整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势必就要搜罗一切可用的人力,所以有许多过去因为负伤、患病,或是其他原因没有被俘的残部,又再度被召集了起来。在非洲战事失败之后,我对于在那个战场所打垮的装甲师,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法国编成,所使用的就是占领军和俘获的装备。同样的,第二十五装甲师也已在挪威编成。这个师的师长由希尔将军(Gen. von Schell)充任。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希尔是我在国防部中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于军队摩托化运输问题的研究。以后他曾经在美国充任武官达相当长的时间,在享利&#8226;福特(Henry Ford)的国家中研究过摩托化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变成了陆军中的首席摩托化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因为希特勒一向重视摩托化问题,所以对他也很赏识。希尔是一个精明、果断和善于词令的人。他居然劝服了希特勒,要他接受他的意见,例如简化型式、大量生产等等。结果,他获得了多次的擢升,做了德国政府中运输部的次长,负责主管德国运输器材的未来发展。这在德国是很少有的情形,但因为他太锐进,不久就引起工业界的反感。因为这些工业家都不愿意变更他们那种陈旧的生产方法。在党内有一些要人是与工业界有勾结的,他们就在希特勒的面前讲希尔的坏话,于是他就被排挤下台。他被送往挪威,那是一个最冷清的战场,使他永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个能力优越、雄心未死的人,还是不甘寂寞,不久他就设法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占领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用的兵力。我尽量地支持他这种工作,于是这个部队终于扩充成为一个装甲师,并且由于我的要求,把它调驻法国。因为当时正是“卫城作战”失败之后,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大量调往东线,所以西线方面也十分需要补充兵力。当然的,这个新成立的部队一定要调换新式的装备,因为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还是俘获的旧东西。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新武器,使他们学会一些旁人已经在东线上早已学会了的作战技术,否则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参加大规模作战的。
  但是结果怎样呢?1943年10月间,该师奉到希特勒的命令,把他们的600辆新式车辆移交给第十四装甲师接收。这个师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现在正准备调往东线战场,因为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都相信第二十五装甲师将在法国驻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使用次等的法国车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丧失了这些车辆,最主要受到影响的部分,就是该师的补给部队,他们只能够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在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搜索营已经重新装备装甲人员载运车。师属工兵已接收了新的运输车辆,装甲步兵团也已经有一个营获得了新的车辆,但战车团还没有完全装备好,炮兵团和战防营也正在开始调换新的武器。这个情形是大众都知道的,这个师还必须要在法国慢慢地培养它的实力。
  可是到了10月中旬,该师却突然奉命调往东线。我立即向希特勒个人提出了控诉,请他至少延缓执行这个命令,以便我可以有时间来再视察一次,看这支部队是否吃得消东线上的大战。我立刻飞往法国,在检阅了部队并和各级指挥官会谈之后,我就立即上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需要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个电报发出之后,不久回电就来了,仍然还是命令该师立即出发。很明显,希特勒和统帅部的诸公似乎根本上就不看负责的指挥官和装甲兵总监的报告。这个师的出发日期已经硬性地定在10月29日。
  这个师缺乏准备只不过是故事的一方面而已。当时的运输计划是既不合于该师的希望,又不合于前方的战术情况。当该师已经在半途中时,命令又变换了好几次,许多部队都混杂在一起。为了想增加该师的打击力量,我又决定把新成立的第五〇九虎型战车营拨给该师指挥。碰巧得很,这个营的装备也没有完备,而且更糟的是该营的营长突然又有调动。当该营出发时,旧营长已经离职,而新营长却未到达。
  这个师被匆匆运往南方集团军群的战区。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命令该师的轮型车辆单位都在别尔季切夫——柯沙丁(Kosatin)地区下车,而履带车辆则在基洛沃格勒——新乌克兰卡(Kirovograd-Novolinka)地区下车。这两个下车地点之间相隔有三天行军的距离。而该师根本搞不清楚大炮的牵引车和装甲人员载运车到底应该在哪一个地区下火车。这个师的参谋长和前进部队,一同从别尔季切夫到了新乌克兰卡,而师长则前往文尼察向集团军群总部报到。他们定在11 月6日就向集中地区开进。但是在各单位之间都还没有电话联络,为了要接受一个命令,负责的指挥官要坐上汽车,奔跑一个很远的距离。
  11月5日,敌军在基辅附近做了一个深入的穿透。11月6日,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就下达了下列的命令:“第二十五装甲师由第四装甲集团军指挥。所有各汽车单位在本日内应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Biala Zerkov-Fastov)地区移动。在集中时由该师本身担负掩护之责。各履带单位由基洛沃格勒开动,以与该师其他部分会合。”
  集团军群总部对于该师的情形应该十分明了。
  16点钟。该师师长召集各单位的指挥官,当面对他们下达命令,给每一个团长和营长都发了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师长所拥有的兵力如下:
  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一个团部,两个营部,每一营有两连多的实力。
  第一四七装甲步兵团:同上。
  第九战车团:一个团部,第二营营部和多个连级单位,总兵力为30辆Ⅳ型战车和15辆虎型战车。
  第九十一装甲炮兵团:一个团部,第一营营部,下辖第一、二两连。第三营有人员但是没有炮。
  战防营:营部和一个勉强凑成的连。
  通信营:大致完整,但无营长,已经和前进部队在一起。
  工兵营:大致完整,惟缺轻工兵纵队和架桥纵队。
  高射炮营:营部和一个连。
  师长身边所有的幕僚就只有他的副官和第二传令官,以及少数的车辆和摩托车。
  为了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该师师长就决定组成几个行军集团,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时间和距离。这些集团要经过卡扎京(Kasatin)和斯克维拉(Skvira),以到达白采尔科维以西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希望等待他的其余单位都到齐了,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认为在11月6日22点钟以前,绝无开始行动的可能,因为这种用车辆传达命令的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仍然缺乏无线电通信工具,不过这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久各部队就接到不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命令,以免泄露机密。
  当各级指挥官回到他们各人的部队以后,第四装甲集团军最后算是与该师师长取得了电话上的联络。于是集团军部就命令该师:“立即向法斯托夫迅速前进,并设法坚守该地。第二十五装甲师师长对于该地区中的战斗,负全权指挥之责。”由他指挥的还有一些零星的部队,因为他前进路上的桥梁已经被苏联游击队所炸毁,所以他必须绕着小路走。
师长决定在第一个行军集团的前面领头走。行军准时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在下半夜里,前方退下来的纵队多数都是空军的人员,曾经制造出很多的混乱,经过师长的紧急处置,才算是恢复了秩序。之前的天气都很好,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坏,天开始下大雨,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被迫必须拣着好路走,不过履带车辆却还是照常前进。各行军集团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联络。
  差不多在11月7日12点钟的时候,师长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口中,才知道敌人早已进入了法斯托夫。他带着他的传令官匆匆赶向前面,准备安排反攻该地的计划。因为在前进中,他有几次几乎为敌人步枪所击中,所以他现在坐在一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中,领着前卫部队前进。结果他一头和苏军的T-34战车碰上了。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的第九连,携带着4门重步兵炮,就跟在他的后面前进。可是苏军战车一发炮,这些部队就慌忙退走。该师师长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制止住了部队的恐怖心理,并且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开始挖掘工事。在夜里苏军的战车又来冲击,把该团第二营的运输车辆击毁了一部分。这时师长就决定趁着黑夜,冲出苏军战车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向前进,以与其他已经前进的部队相会合。他这个小型的战斗团,前面一个连,后面一个连,而把车辆和重武器夹在中间。希尔将军就在最前头领先挺进。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他到了11月8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才突出了苏军战车的包围圈,到了14点钟左右,他才到达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在白采尔科维的军部。他这一师现在已拨归该军指挥。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其他部分由魏赫马尔上校(Col. von Wechmar)指挥着,经由格列标恩卡(Grebenki)和斯拉维亚(Slavia)的路线,正向法斯托夫行动。在11月9日的清晨,希尔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在法斯托夫的东面,有一个村落叫作法斯托费兹(Fastovetz),正由强大的敌军据守着,所以必须把它攻下。该师师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到了正午的时候,就把这个村落攻下了,接着就奉命立即向法斯托夫进攻。敌人的死伤很惨重,到了11月10日,德军已经攻入法斯托夫的东郊。当他们正想再前进的时候,却为敌人强大兵力所阻。不过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装甲师总算是阻止住了敌人的前进。
  因为该师既无充分的准备,且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所以作战的情况实在是十分困难,即令希尔将军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将才,所成就的也还是十分有限。固然敌军的损失很重,但是自己的损失也不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他们未习惯于东线战场冬季作战的艰苦环境之前,部队不免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惊惧的现象。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高级指挥官(集团军群、集团军和军部)是不得已而把该师做这样不合理的使用,这还情有可原。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却是最高统帅部,他们应该知道尚未成熟的部队,在运用时是必须更慎重的。
  在以后的战斗中,从12月24日到30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25英里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消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株幼苗,就这样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被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浪费了。
  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能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师(Panzer-Lehr)。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训练他们。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苏联作战时,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群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陆军总司令部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最高统帅部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 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陆军总司令部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群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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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一年
  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群: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群: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
  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群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
  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群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a),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arva)。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aia)和普斯科夫湖(Pleska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
  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 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
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ar Jager Batta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Ala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我是从东线方面来的乡巴佬,完全没有见过市面;而他却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作辩论,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呈报给龙德施泰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不会再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最高统帅部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
  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群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修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群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地向我保证说,盟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十分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愈好。此外,在索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盟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
  虽然所根据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对于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争时代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不会赞成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要比我们更丰富。
  1944年6月6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10个则部署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寄托在这10个师的身上。
  其中有4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卫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最高统帅部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卫军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
  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化为泡影。不仅如此,当盟军登陆时,其所遭遇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是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6月6日盟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最高统帅部的预备队出动——实际上那也不过是3个装甲师而已——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底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最高统帅部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就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迪耶普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月中旬。
  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采取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6月22日以后整个东线就一直存在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
  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开往盟军真正侵入的地区。
  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做出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可以比较有希望。7月16日,这距离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rdeaux)地区,第九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卫军装甲师(即“帝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塞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7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
  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
  6月7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卡昂(Ca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集团军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群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6月10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盟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卫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卫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都分批投入了战火。到了6月28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做一次猛攻,但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因为他对反攻早已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7月20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做应变的准备。)
  6月28日,第七集团军的司令多尔曼将军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继任。
  6月29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龙德施泰、斯贝尔勒(Sperrle)和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4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戈林表示只要斯贝尔勒能够提供驾驶员,他可以供给800架战斗机,可是斯贝尔勒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500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后龙德施泰、盖尔和斯贝尔勒三个人都被免职了。龙德施泰的继任人选就是克卢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
  这位新总司令于7月6日开始视事,但是却并不能够挽回危局。最初他非常乐观,这完全是受了最高统帅部的影响,所以一到任之后就不免与隆美尔大起冲突,不过不久他就认清了当前局势的严重,而不能不接受隆美尔的看法。
  克卢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对敌方海军火力控制下的有限目标发动正面攻击,结果逐渐将兵力消耗掉,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
  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aumont)、圣洛(St.Lo)至莱赛(Lessay)的海岸地区。
  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Eield-Marsnal Bnsch)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苏军在主攻地区已攻抵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和里加地区。结果是中央集团军群的实力几乎全毁,到了7月中旬一共损失了25个师。
  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军群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群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 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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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 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 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 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 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陆军总司令部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陆军总司令部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 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集团军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群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陆军总司令部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陆军总司令部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群、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陆军总司令部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最高统帅部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陆军总司令部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陆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 (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 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 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 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 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 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 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 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 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 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 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 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 Kuhn)本是在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 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勒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 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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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群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集团军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陆军总司令部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群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以北,就是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一直到1944年7月12日为止,这个集团军群沿着上锡雷特河的勒德乌齐(Radautz)地区,向东经过布查(Buczacz)以达地拉登(Delatyn),再到科韦利(Kovel)地区以南的贝里斯特齐柯(Beresteczko)之线,实行防御作战也很成功。可是到了7月13日,苏军就发动了攻势,在该集团军群的前线上突破了三点,到了7月21日就占领了利沃夫(Lvov)、托马舒夫(Tomaszov)、柯尔门和卢布林等地,其攻击的矛头已经到达大约从维斯瓦河上的普瓦维(Pulavy)到布格河上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线。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 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群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群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群,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集团军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群。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群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群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群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群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群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在孝仑以西的德军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群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8226;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 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集团军司令弗尔曼将军(Gen. 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
  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8226;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
  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
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8226;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
  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Deblin),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
  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集团军,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
  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
  德军第九集团军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集团军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集团军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陆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
  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 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
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最高统帅部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 (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 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库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
  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库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群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库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库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库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库(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 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库,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
  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库的建议,在安东尼斯库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最高统帅部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 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
1944 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库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9月1日,苏军开始向布加勒斯特进攻。保加利亚国王在1943年8月28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该国接着在9 月8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到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辆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攻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起来。保军并且也参加了苏军向我们作战。
  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慢了。
  1944年9月19日,芬兰也和英苏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8月20日的时候,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过芬兰的曼纳海姆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9月3日就开始求和了。
  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上将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如此。他在1938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地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在1944年的8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佩斯(Budapest),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故宫里接待了我,礼仪十分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话题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时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没变。
  到了8月底,苏军到达了布加勒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进行的。
  当东欧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西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着流血牺牲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卢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卡昂的南面——科蒙——圣洛——莱赛以至海岸为止。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8月15日,西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共31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做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20个师,已经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陷入了盟军的包围圈里。盟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沙特尔(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都已经沦陷,另外还有5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鲁昂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能发挥拦截的作用。
  其他的德军,所在位置的地点如下:
  在荷兰2个半师。
  在斯海尔德运河(Scheldt)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7个师。
  在海峡区的岛屿上1个师。
  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之间的海岸上2个师。
  在地中海海岸上7个半师。
  在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区1个师。
  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阻止盟军向巴黎的进攻,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卫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3个步兵师取道科隆(Cologne)和科布伦茨,向法国移动。
  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卢格的职务。为了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又重新起用龙德施泰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线战场的作战。
  8月15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所收到的报告,把西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阿姆斯柏格少校(Maj. 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
  希特勒听说克卢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总部,使他对克卢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卢格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卢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卢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
  1944年8月25日,巴黎沦陷。
  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预言的。
  假使我们是以东线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苏军再继续前进。因为上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
  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线战场方面,企图在盟军尚未到达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把敌人击败。
  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
  (一)先稳住东线战场,一直等到西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再把兵力调回东线。
  (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苏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
  (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
  (四)目前西线方面要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
  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相信到了11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12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苏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出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
  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做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做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诸实行。
  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12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4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我们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科夫(Cra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
  苏军夏季中在维斯瓦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我军即使不能将之消灭,也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
  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已经毫无希望。
  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的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结果使我们的原意应有12英里左右的宽度,现在却缩到3英里以内。
  在维斯瓦河上,有一个苏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还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个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巴拉罗夫(Baranov)的那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
  而对于我们最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北方集团军群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苏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分去。因为苏军曾经向库尔兰地区一再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
  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诸公也反对马上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缩短他们的战线。
  自从1940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现在就连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漏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是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底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地毁灭干净了,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实行机动作战不可,这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趁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11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12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马上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
  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获得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线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大反攻。他们这一次对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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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的作战
  当西线的战事正由大西洋长城向西线长城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东线方面也一直战斗未停。在东线的南端,一切想阻止苏军前进的企图都失败了。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尼亚、整个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分。佛瑞斯纳上将所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一直都在匈牙利境内作战,到了9月25日,它那个已经过时的旧名称才改作了南方集团军群。10月间,整个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都已为苏军占领,不过德军还是在德布勒森(Debrecen)地区发动了一次强烈的反攻,终于使敌人的前进暂时停顿了一下。在东南欧战区总司令魏克斯元帅(Field-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所管辖的地区中,在这个月里面也把贝尔格莱德丧失掉了。虽然巴尔干地区现在绝对是属于东线战场的范围,可是这个地区还仍然归最高统帅部指挥,而与陆军总司令部毫无关系。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分界为在德拉瓦河(the Drava)和巴姚河(the Baja)河口附近,沿着多瑙河畔的一个乡村。这种分界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苏军就在这个分界线的紧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从而进入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地区之内,而该总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更南面的若干分散的战线上。10月29日,苏军到达布达佩斯的外围,到了11月24日,他们就在莫哈奇(Mohacs)获得了一个多瑙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个时候,虽然摩拉瓦河(Morava)流域早已控制在敌人的手里,可是在萨洛尼卡(Salonica)和都拉斯(Durazzo)却还留有一部分的德军。因为巴尔干地区已经遍处发生了激烈的游击战,所以使德军的撤退感到非常的困难。12月3日,苏军在佩奇(Pecs)突破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战线,该地恰在德拉瓦河的北岸,于是苏军推进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沿着多瑙河席卷了南方集团军群的防线。到了12月5日,他们就到达了布达佩斯的外围。同一天,他们也渡过了多瑙河,到达了该城的北面,一直挺进到瓦茨(Vac),我们很勉强才算是在赫兰河(the Cran)以东将他们阻止住了。向东北面,他们又占领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并一直进到了科希策(Kosice)以南的某点为止。德军从巴尔干一直撤退到波德戈里察——乌日采(Podgorica-Uzice)之线,而且还再继续向北撤退。
  苏军在12月21日又继续进攻,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已经把布达佩斯完全包围住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巴拉顿湖——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科马尔诺(Komarno)以西——多瑙河以北以达赫兰河之线为止。过此之后,则战线大约沿着匈牙利的国界延展。双方都用命死拼,我们的损失惨重。
  在哈尔培上将(Col.-Gen. Harpe)所统率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在9月间已改名“A”集团军群)战区之内,苏军在夏季攻势中就已经进到了维斯瓦河,一直到华沙为止。再向南面去,在桑河(San)与维斯罗卡河(Visloka)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个集团军群所统辖的,有海因里希上将(Col.-Gen. Heinrici)所指挥的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舒尔兹将军(Gen. Schultz)所指挥的第十七集团军,位在喀尔巴阡山脉与维斯瓦河之间;巴尔克将军所指挥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位在维斯瓦河的沿岸,该集团军后来由格拉瑟将军(Gen. Graser)指挥。大约在8月1日左右,苏军即已在维斯瓦河上占领了四个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巴拉罗夫。苏军在山地中的进展虽然是比较迟缓而有限,但在8月5日到9日之间,巴拉罗夫的情况特别的紧张。苏军随时有从此处突破之可能,最后还是要感谢巴尔克将军的勇敢善战,才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个难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猛烈反攻,巴尔克终于把这个桥头阵地的面积缩小了,而且还夺回了一些的失地。于是苏军才把他们的主攻方向移转到了山地方面。在萨诺克(Sanok)和亚斯沃(Jaslo)两地区中,他们虽已突入我方的阵线,不过还是未能突破。一直等到匈牙利方面的情势逆转,才逼得第一装甲集团军不能再据守贝斯基德(Beskidy)山脊,而撤退到科希策——亚斯沃之线。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集团军群所防守的战线沿着斯洛伐克(Slovak)的国界,到达科希策以东的某点——登比察(Debica)之西——斯塔舒夫(Staszov)之西——奥帕托夫(Opatov)之南——维斯瓦河以北,与桑河交汇的地点,到华沙为止。不过在维斯瓦河上,苏军还是保有一些桥头阵地。
中央集团军群下辖四个集团军:(一)第九集团军,司令为弗尔曼将军;(二)第二集团军,司令为魏斯上将(Col.-Gen. Weiss);(三)第四集团军,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Gen. Hossbach);(四)第二装甲集团军,司令为赖因哈特上将。8月15日,该集团军总司令穆德尔元帅调往西线战场,遗缺就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而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则改由劳斯上将(Col.-Gen. Rauss)担任。8月间,敌人就已经到达了华沙城下。9月间敌人在华沙东北面前进,一直抵达了纳雷夫河,10月间在奥斯特堡(Ostenburg)建立了桥头阵地。在10月5日到19日之间,苏军在孝仑以西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终于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群把它在梅默尔的左翼撤出,10月22日又撤出了蒂尔西特(Tilsit)和拉格尼特(Ragnit)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苏军又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地区(Wolfsburg-Gumbinnen-Goldap)开始向东普鲁士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这个攻势终被阻止,偶然还收复了一些失地。
  上文已经说过,在9月14日到26日之间,北方集团军群即已撤退,集中在里加地区的桥头阵地中,从那里再用最快的速度撤出,以求与中央集团军群会合在一起。可是由于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夏纳尔上将恃着希特勒的宠信,故意违抗命令,所以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他的装甲兵力部署在里加和米陶的附近,而不把它移动到孝仑以西的地区来,结果才使苏军在孝仑有了突破的机会,而终于使北、中两集团军群丧失了联络。北方集团军群包括第十和第十八两个集团军,其原有总实力为26个师,甚至于从海路撤出了一部分以后,他们现在也还有16个师的兵力,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之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自从10月7日到16日之间,撤出了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群的战线在年底之前,就一直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这条战线从利包以南的海岸——普里库恩(Prekuln)——弗劳恩贝格(Frauenburg)以南——杜肯(Tuckum)到里加湾为止。
  一般说来,从喀尔巴阡山脉到波罗的海之间的绵长战线都已经相当的平静无战事,所以构筑工事和抽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以作总预备队的工作,都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事实上却毫无补益,因为面对于长达725英里的巨型防线,而且苏军在数量上是已占了优势,所以这12个师的微薄兵力,用来当作预备队也就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此时在东线所构筑的工事,实在还是太长和太薄,不过在这个静止的期间,却显得它具有足够的强度。我们尽量设法利用我们从最近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可是这却又引起了希特勒的强烈反对。防线部署的要点,就是在平时所要防守的“主防线”(Hauptkampflinie),一定要和敌人在某地区大举进犯时的“最后防线”(Grosskampflinie)完全分开。前线上的军官们希望把这个最后防线,建立在距离主防线后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加以良好的伪装,并且把一部分的守军留在里面。他们更希望有这样的全权:当苏军的炮兵一开始准备射击,表示即将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可以把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最后防线里面。而只留下极少数的后卫兵力,以防守原有的主防线。这样苏军的炮兵火力就完全浪费掉了,等到他们很困难地攻到我军最后防线的前面时,已是再衰三竭,所以就很容易把他们击退了。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马上批准了它,并且把它转呈给希特勒检阅。他马上就大发脾气,说他不能坐看着12英里的距离,居然不经过一战就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他命令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最多只准相隔一两英里。他的根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可是牛性一发却再也拉他不回来了。这种错误使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当1945年 1月间,苏军开始突破时,我们的预备队又是太接近了第一线。主防线、最后防线、预备队三者都绞合在一起,在苏军的第一次猛攻之下,就全部崩溃了。希特勒此时又大发脾气,要追究当时设计和建筑防线的人。他现在却说他是一向主张两线之间应该隔离12英里以上,并且追问道:“是哪个混蛋下了这样不合理的命令?” 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来,是他本人干的好事。他还不肯认账,要把过去开会讨论的记录找出来看。当他大声地把记录读了几段之后,才一声不响了,他现在只好默认他自己的错误。不过已经太迟,苏军的突破已经完成了!
  等到我叙述苏军大攻势的时候,我还要再谈到希特勒的战术。因为他一直相信在最高统帅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具有前线战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就他那些亲信的军事顾问而言,也的确大多数都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在里宾特洛甫、戈林这一群马屁精的瞎捧之下,更使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所以绝对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学习。有一次,我想使他稍为明了最近的情况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他却向我说道:“你不用再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达5 年之久,而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要超出了参谋本部诸位先生的想象之外。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理论,并且把施里芬的著作都完全读通了。我自问所获得的要比你高明得多了!”这一类的钉子,我曾经碰过好多回。
除开我们自己的困难以外,我们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的同盟国匈牙利的作战能力和忠诚的程度。我早已说过该国摄政霍尔蒂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匈牙利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德国的不可靠,他希望与英美重温旧好,他已经企图利用无线电与英美方面发生接触。他这个企图是否成功,同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如何,我固然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都已经倒向苏军方面。其中有他们的参谋总长弗罗斯将军,最近他还到东普鲁士来过,曾经向我当面保证他对于同盟国的关系会忠诚到底的。我当时还曾经送了一辆汽车给他,哪知道不到几天工夫,他就驾了那一辆汽车逃往苏军方面去了。所以对于匈牙利政府已经无法加以信赖,于是到了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就正式推翻了霍尔蒂的政府,而另选沙拉斯基(Salaszy)做一个傀儡元首。这个人是一位匈牙利籍的法西斯党人,能力很差,智慧也不够。所以匈牙利的境况并未有所改善,而同盟国间的互信心理,却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斯洛伐克境内,原先是完全站在德国这一方面的,现在游击队的活动也日趋激烈了。坐火车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行动,游击队常常拦截火车,搜查全车的旅客,若是遇见德国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就一定会把他杀死。德军当然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到处都发生了暗杀的事情。盟军方面鼓励各地的民兵参加作战,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国际法的标准。以后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盟军方面指控德军这种严厉镇压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当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为遏止德国人民的反抗行动,所订立的惩治条例还要更残酷和严格。不过德国现在已经是战败国,当然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为了要把整个战事的情形,都全部加以说明,我们还要稍为提到意大利境内的情况。 1944年7月4日盟军已经进入了罗马。德军南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那个名城的北面,守着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上的一条防线,他的集团军群正在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不断地做殊死的搏斗。在这条防线上,已经牵制住的德军的兵力在20个师以上。那些仍然向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在德军的防线后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这是由意大利人民首先发动的。情形非常残酷,所以德军也就只好采取强硬的报复办法,否则这个集团军群的供应路线就会完全被截断。以后胜利国的军事法庭常以一己的偏见,来入人于罪,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却非那样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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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攻势
  12月初,希特勒把他的大本营从东普鲁士移到吉森(Giessen)附近的齐根堡(Ziegenburg),这样可以使他更接近西线战场,以便亲自指挥现在即将在西线方面发动的最后攻势。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凡是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都已经集中在从艾费尔高原(Eifel)到列日(Liege)以南默兹河口之间的地区,因为盟军在这一段阵线上,只有相当单薄的防守兵力,所以德军就想从此处实行突破。这支兵力就从此处渡过默兹河,直趋布鲁塞尔(Brussels)和安特卫普(Antwerp)。在这个战略突破之下,所有在突破点以北的敌军,就会陷入被围歼的厄运中。希特勒相信,只要这个作战能够成功,那么西方国家的实力就会一蹶不振,于是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再集中到东线方面去,以图击败苏军的冬季攻势。这样,他就可以使战争拖延下去,粉碎了敌人完全胜利的希望,因此敌人也许会收回他们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改与他进行和平的谈判了。
  气候的影响,以及兵力准备的一再延迟,使得希特勒不能不一再地延缓发动攻势的日期,原本是定在11月中旬,最后在12月16日才正式发动。
  为了执行这个攻势,就新成立了两个装甲集团军。第五装甲集团军由曼陶弗尔将军(Gen. von Manteuffel)指挥;第六装甲集团军由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攻击的重点是放在第六装甲集团军方面,该集团军所统率的有党卫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五装甲集团军位置在中央,而布拉登贝格将军(Gen. Brandenberger)所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则负责保护这两个攻击集团军的左翼。可是这个集团军却缺少机动的兵力,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
  西线战场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穆德尔元帅,都曾经一致建议让这次攻势只具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因为他们都认为并没有那样强大的兵力足以完成希特勒理想中的伟大的计划。他们希望把攻击范围限制在默兹河以东的地区,以击败沿着该河东岸,在阿登和列日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坚持要实现他那个“伟大”的理想。
  12月16日开始进攻之后,曼陶弗尔将军所率领的第五装甲集团军,立即在敌人的阵地中,形成了一个深入的突破。该集团军的装甲前卫部队,第一一六和第二两个装甲师,已经非常接近默兹河。实际上,第二装甲师的某些单位甚至冲到了默兹河岸。第六装甲集团军则比较不顺利,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又结了冰,所以车辆壅塞不通,使部队无法赶快调集到第五装甲集团军这一方面,以充分地扩张它的战果。于是不久这个集团军也就丧失了机动性,而这是一切大规模作战成功的惟一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时候,第七集团军方面又受到了美军的攻击,正感到支持不住,于是第五装甲集团军的兵力又抽调了一部向南面去增强左翼。从这个时候起,再想做大规模的突破,事实上已不可能。甚至于到了12月22 日,就可以看出来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马虎结束了事了。若是有头脑的指挥官,此时就一定会考虑到东线方面的危局,而不会再做无益的作战了。可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中的诸公们,却非常死心眼,他们现在所看见的就只有西线战场一隅之地,而完全不顾及大局。这一次阿登大攻势的失败,可以算是我们军事领导方面的最后一幕悲剧。
  到了12月24日,任何稍有理智的军人都可以认清这次攻势是已经输定了。现在当然应该赶紧转变新的方向,而且恐怕还不一定来得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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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的防御准备
  我的陆军总部现在已经移到了措森附近的梅巴赫营房(Maybach Camp),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以沉重的心情,观察西线攻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前途,我竭诚地希望它能够大获全胜。可是自从12月23日起,就可以判定这场攻势是绝无成功的可能,于是我就决定赶到元首大本营去,请求希特勒赶紧结束这场徒作惨重牺牲、而毫无意义的战斗,以便把兵力抽出来,援救东线战场上的危局。
  情报告诉我们苏军有即将发动大攻势的可能。敌军主要的集中场地都已经被判明。一共分为三个大攻击集团:
  (一)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中,苏军一共集中了60个步兵师、8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6个战车师。
  (二)在华沙以北地区,一共集中了54个步兵师、6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9个战车师。
  (三)在东普鲁士边境上,集中了54个步兵师、2个战车军和9个战车师。
  除此以外,在亚斯沃以南地区,还有15个步兵师和2个战车师。在普瓦维地区,还有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1个战车军。在华沙以南地区还有31个步兵师、5个战车军和3个战车师。
  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在步兵方面是11比1,在战车方面是7比1,在大炮方面是20比1。从整个实力上来加以全盘的估计,苏军在地面上的优势是15比1,而在天空中的优势是20比1。并且这种估计绝对没有夸张的意味,我绝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得太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在5比1的劣势之下,他们仍然时常把敌人击败。德军士兵的个人能力十分强,若是有了良好的指挥,那么他们是可以弥补这种数量上的劣势的。不过在今天,他们已经经过了5年的苦战,一切武器和补给一天比一天少,同时对于胜利的希望也日渐黯淡,所以他们现在所荷负的压力实在是未免过重。因此,最高统帅部,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真应该尽可能地设法减轻这种不合理的负担,至少总要使军人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今天对于我们士兵的要求,是否是人类力量所能负担得了的。自从苏联战役开始时,甚至于自从莫洛托夫在1940年访问柏林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与“不为”而已。
  今天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阻止苏军的大攻势,而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赶紧把相当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并且在罗兹——霍恩沙查(Lodz-Hohensalza)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样就可以强迫已经突破我军战线的苏军,进行运动性的战争,因为这种战法是德军官兵最拿手的,即令他们今天已经是疲兵久战,可是却还有击败敌人的把握。
  这就是我对于指导东线战争的基本原理,不过先决的条件却是要说服希特勒,使他允许调出必要的兵力来。12月24日,我赶到了措森,从那里又到大本营去参加军事会议。
  除了希特勒以外,出席的人员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军官。我就把上述的敌军情况和兵力部署,大致讲述了一下。我的情报单位,是由第一流的专家所组成,而且一直都绝对可靠。负责主持的盖仑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能力,而且过去的成绩也都有目共睹,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希特勒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说这些情报是完全受了敌人的欺骗。他说苏军一师最大的兵力不过7000人,而战车师根本上就没有战车。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把这些废话都搜集到情报里面来的?”自从他本人被刺未死之后,希特勒真是一天到晚在自欺欺人的气氛中讨生活。他所命令成立的新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旅而已。一个装甲旅只有两个营,他却偏说可以相当于两个团的实力,战车歼击旅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战车歼击车。照我的看法,希特勒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不仅不能愚弄敌人的耳目,而且只是使我们自己的军事组织更形紊乱。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就更一口咬定苏联人也是和他一样,于是就以为苏军在最近绝不会发动攻势。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于是使我又听到了一番妙论。这位身兼国内军总司令、上莱茵集团军群总司令、党卫军总司令、内政部长、警察总监的特务头子,已经是自以为不可一世。他觉得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差不多已经可以和希特勒互相伯仲,所以当然不把陆军中的将领们看在眼里。他向我说:“我亲爱的上将,你是知道的,我完全不相信苏军会发动攻势,那完全是一种欺人的狡计。你们情报人员所估计的数字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是有一点神经过敏,我敢断言在东线战场方面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对于这种幼稚得可笑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和他一辩。
更危险的,却是约德尔也反对把我们的主力移向东方。约德尔认为在西线上,好不容易已经争取到了主动的机会,所以弃之实在未免可惜。他虽然已经看到阿登攻势已经渐成尾声,但是他却相信这次攻击已经使敌人的原定攻击计划受到破坏。他认为再找一个敌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继续进攻,那么一定就可以获得另外一次有限的成功,于是这样发展下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最后还是可以击败敌军的。凭着这个理想,他就决定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德军准备经由比奇(Bitche)的两侧,以萨韦尔讷(Saverne)为目标向南进攻。这个攻击后来从1月1日开始,最初还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它的目标,萨韦尔讷,甚至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还距离很远。约德尔坚持着他的主张,极力反对我要求调兵往东线的意见。他一再慷慨陈词地说:“那会把我们刚刚好不容易获得的主动机动,都完全付之东流了。”我就指出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已经为盟军轰炸所摧毁,同时运输的情况也已经完全瘫痪,所以这一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价值。反言之,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现在却还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德国军需工业的重心早已经移向东方,若是上西里西亚这个地区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完全崩溃了。总之,我一切的劝说都毫无作用。我碰了钉子之后,就在这个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圣诞节之夜。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就是那天夜里传来的,但是却并未能引起任何的刺激作用。结果我奉到的命令,还是东线自己想办法支持。于是我又要求撤出库尔兰的驻军,并且至少以前在芬兰境内作战的部队,现在由挪威回国的,应该送回东线战场去。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回的部队,是山地部队,所以特别宜于参加孚日山地中的战斗。我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最熟悉,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在我当见习官和少尉的时候,比奇就是我第一个服务的地点。照我看,专门增加一个山地师的兵力,并不足以左右该地战局的前途。
  12月25日,我坐火车回措森去。当我正在旅行中的时候,希特勒又事先不经过我的同意,直接下命令把基勒(Gille)所属的一个党卫军军,包括两个党卫军师在内,从华沙以北地区,调往巴尔干以解布达佩斯之围。这些部队本来是充当赖因哈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现在要把它们调走,当然使我和赖因哈特都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战线本已太长,兵力本已太弱,哪禁得起再调动。我们连忙提出抗议,可是又照样一律无效。照希特勒的看法,似乎解救布达佩斯的围困,要比保卫德东还更重要。原来就只有14个半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充当预备队,现在又调走了两个,于是只剩下了12个半师,用来支援750英里长的一条大战线。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又和盖仑、温克两个人再仔细研究敌情,并且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改善我们的局势。我们获得的一致结论,还是认为只有赶紧停止西线方面的进攻,并且立即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线方面来,然后才可能会有万一的机会,以阻止苏军的大攻势。于是我决定在新年元旦的前夕,再到齐根堡去,再度要求希特勒做出这个惟一有希望的决定。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要更谨慎,以期可以获得成功。所以当我到达齐根堡之后,首先就去拜访龙德施泰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魏斯特发尔将军(Gen. Westphal),把东线战场的情况解释给他们听,说明我要准备怎样向希特勒要求,希望他们给与我支持。很明显的,这位老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都能了解目前的危局。他们告诉我在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方面有一个师,都是位在铁路的附近,只要希特勒一批准,马上就可以调往东线。他们并立即下命令吩咐这些部队做调动的准备,同时我也命令运输司令部准备车辆。这样布置好了以后,我才去见希特勒。情况还是和圣诞节前夕一样的不顺利。约德尔坚持着说,在西线根本无兵可调,但是这一次我却有了事实的根据,就把龙德施泰所说的四个师的番号,告诉了希特勒。约德尔不禁大怒,追问我这个情报是谁供给的,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西线战场总司令亲口说的,这一棒打得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我总算是争到了这四个师,但是却再没有多的了。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哪晓得这也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于这几个师,也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又转用到匈牙利去了。
  在元旦那天的上午,我报告希特勒说在当日的下午,基勒的党卫军军,在巴尔克第六集团军的指挥之下,准备开始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希望这次攻击能获得极大的战果,可是我却不敢存着太大的奢望,因为不仅准备的时间不够,而且所有的官兵也不像往日,再具有那样大的活力了。果然,最初阶段的进攻虽很顺利,但却无法穿透敌人的包围圈,以达到解围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我再访大本营的结果,仍然还是很有限。回到措森我们再举行会议研究最近的情况。接着我就决定亲自视察匈牙利和加利西亚(Galicia),这样我可以和战场上的各位指挥官亲自接触,看他们能有什么好意见贡献,以使我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在1945年1月5日到8日之间,我先去访问维勒将军(Gen. Wohler),他是继佛瑞斯纳之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接着我又去和巴尔克将军和党卫军的基勒将军会谈,我和他们谈论匈牙利未来的作战问题,并且研究为什么布达佩斯解围之战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在1月1日夜间的最初攻势得手之后,却没有能在第二天夜间鼓起最后的勇气,以达成突破的战果。我们的官兵在素质上已经远非1940年的样子,否则这次攻击是可以成功的。若是这时多瑙河前线已经稳定了,那么这一方面的军队就可以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从匈牙利,我又去到克拉科夫访问哈尔培。他和他那个可靠的参谋长克西兰德将军(Gen. von Xylander),对于如何防御苏联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明白而合理的观念。哈尔培建议在预测敌人1月11日开始进攻之前,我们应该从维斯瓦河岸撤回十余英里的距离,构成第二道防线。因为这条线比较短,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前线上抽出几个师来,以当作预备队。这个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却恐怕绝对难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不过哈尔培却是一个心如铁石的硬汉,他要求我把他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即令对于他个人有所不利,也在所不计。关于他这个集团军群的防务准备,就我们现有的力量而言,要算是准备得很周详。
  最后,我又用电话与赖因哈特长谈了一次。他的意见也大致与哈尔培相同,他主张放弃纳雷夫之线,退到东普鲁士边境,以缩短防线。这样也就可以抽回几个师的兵力,以充预备队。不过这里又还是旧话重提,我认为恐怕希特勒很难于批准这个计划。
  现在,我既然已经明了前线各集团军群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就决定在“11点钟”的时候,再去见一次希特勒。我的目标还是想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东线方面来,把兵力调集到这一方面来,并且听听各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意见,准许实行缩短战线,因为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建立一支预备队。
1月9日,我三度来到了齐根堡,这一次我绝不退让,一定要使希特勒明了他自己责任之所在。这一次会议还是照平常的习惯举行。不过这一次我却带了我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一同去出席。
  盖仑将军对于敌情预备了一份极详细的报告,附有地图和表解,以表示各地区的兵力分布。当我把这些文件送给希特勒看的时候,他就马上大发脾气,认为这完全是“虚构”的,命令我把这个草拟报告的人,立即送到疯人院里面去。于是我也不禁气上心头,就马上向他说道:“准备这个报告的人是盖仑将军,是我手下一位最好的幕僚。假使我对于他所准备的东西,要是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也绝不会随便送给你看,假使你想把盖仑将军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你就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又要求我把盖仑将军免职,被我毅然拒绝了。结果这场风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从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一次会议却还是一无所获,哈尔培和赖因哈特的建议都一律被否决。希特勒还是那一贯的老想法,认为凡是主张撤退的将领,就一定是畏敌不前。
  一切想在东线最紧张的地区增加预备队的企图,都因为希特勒和约德尔两人的反对,而完全搁浅。最高统帅部的诸公是希望我们这种货真价实的情报,完全都只是苏联人的虚声恫吓。在大本营的人都只肯相信他们所自以为是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真正的事实,却完全闭起眼睛来装瞎子。这叫作鸵鸟政策,再配上鸵鸟战略了。为了安慰我,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故意向我说道:“东线战场在过去从来不会有过像今天这样强大的预备兵力。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真应该感谢你。”我回答他说:“今天东线战场的情形就好像没有摊牌前的赌博一样,假使全线上有一点被敌人突破了,那么整个也就跟着完蛋了,因为12个半师的预备兵力,用来应付这样长的防线,实在是太不够了。”
  这个时候的预备兵力,其分布的位置如下:
  第十七装甲师,在平丘左(Pinczow)地区。
  第十六装甲师,在凯尔采(Kielce)以南。
  第二十装甲步兵师,在维耶尔宗克(Vierzonik)与奥斯特维克兹(Ostrowicz)之间。
  第十装甲步兵师(只有一个战斗团的兵力),在卡缅纳(Kamienna)地区。
  第十九装甲师,在拉多姆(Radom)地区。
  第二十五装甲师,在莫盖尔尼察(Mogielnica)地区。
  第七装甲师,在齐青劳(Zichenau)地区。
  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在霍热莱(Chorzele)地区。
  第十八装甲步兵师,在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以东。
  第二十三步兵师(尚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在尼古拉伊肯(Nikolaiken)地区。
  第十自行车旅,在桑斯堡(Sensburg)地区。
  勃兰登堡(Brandenburg)装甲步兵师(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在德伦弗特(Drengfurt)以南。
  戈林装甲军下辖:
  第一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以西。
  第二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东南方的东普鲁士的国界上。
  第五装甲师,在布赖滕斯堡(Breitenstein)地区。
  第二十四装甲师,从匈牙利正向拉斯滕堡运输中。
  希特勒在我离开的时候,还是向我说道:“东线应该自己力求生存,就利用现在已有的力量,来进行一切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措森陆军总部时,心情真是沉重不堪。希特勒和约德尔,心里都十分明白假使苏联人真的进攻,凭着这现有的兵力是绝守不住的。他们也明知假使敌人发动攻击之后,再想从西线调兵到东线去,那么在敌人空中优势之下,事实上是一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故乡都不在德东,所以似乎对于这个地区,有视同化外的感想。在最后一次会议中,我才看出来这是他们漠视东线战场的主要原因。对于我们普鲁士人而言,现在感受到威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假使苏军在东线攻击胜利了,那么我们的故乡也就丢定了。看到苏军在哥尔达普(Goldap)和尼美尔斯多夫(Nenmersdorf)等地的暴行,真使我们为当地居民的命运感到忧惧不堪。任何将领若是建议把平民人口撤出最危险的地区,结果就都一定会受到希特勒的斥责,因为他认为这又是失败主义心理的作祟,并且害怕这种撤退行为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发生不良的影响。那些党老爷们,尤其是主持东普鲁士党务的柯赫(Koch),更是拥护希特勒这种主张。他们希望军事的行动,以尽量不与民政发生关系为原则。所以一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区仅限于前线后一条狭窄地带,总共不过6英里的纵深。重炮兵虽然位在所谓“后方地区”中,但是在那里却不准建筑工事,不准砍倒树木,一切都还得要粉饰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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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的攻势
  1945年1月12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开始发动了一个准备周密的大攻势。在11日那天,我们就已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攻势已经迫在眉睫。俘虏们的供词说在10日到11日的晚间,一切兵舍都应该移交给战车部队的人员使用。我们窃听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增援兵也已经到达。”自从12月17日以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大炮数量增加719门,迫击炮增加 268门。从普瓦维桥头阵地所捕获的俘虏供称:“攻击即将开始。第一波是由戴罪立功的敢死队(Punishment units)担任。有40辆战车实施支援。另有三四十辆战车部署在主战线后方一两英里处的森林中。在1月8日的夜间所有的雷阵均已扫清。”空中侦察的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向维斯瓦河桥头阵地推进。在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又新增了60个炮位。
  从纳雷夫前线、从华沙以北地区、从奥斯特堡附近和从东普鲁士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完全一样。从这里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该是在埃本罗德(Ebenrobe)——威龙湖(Lake Willuhn)—施洛斯山(Schlossberg)以东地区之内。
  仅只有匈牙利——由于我方新年攻势的原因——和库尔兰两地区,我们的情报没有指出敌人在最近有进攻的态势。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喘息的阶段而已。
  于是1月12日,第一次的攻击就落在巴拉罗夫。14个步兵师、2个独立战车军以及其他直属单位,构成了这次攻势的主力。在这个地区所集结的苏联战车,很明显在第一天还是按兵不动,因为他们要从最初攻击的结果上,来决定最有利的攻击路线。苏军在装备上具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
  敌人的攻势很成功,一直透入德军的防线。
  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苏联攻击军的主力向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的北面移动,车辆的数字在几千辆以上。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攻势也就要开始了。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的情形也都差不多。苏军在雷阵中都有明确的进路,在敌线的后方皆发现有战车出现。
  “A”集团军群已经动用了它的预备队来实行反攻。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这些部队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远非哈尔培上将原先所设计的构想。结果他们受到强大苏军炮兵的轰击,在他们尚未进入战区之前,就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苏军对于德军这些装甲兵力,已经完成了局部的包围。现在在内林将军指挥之下,德军就开始向西撤退,以图挣脱苏军的机动包围圈。这个行动本极困难,可是由于我们的官兵英勇作战,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步兵也都陷在这个包围圈内,更使我们装甲兵的行动被拖慢了。虽然有许多的障碍,但是由于军中袍泽在急难时都彼此互助,所以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的战果。
  1月13日,苏军已经从巴拉罗夫的四面实行突破,趋向凯尔采,然后再从那里转向北面。现在苏军的第三和第四两个近卫战车集团军也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地区的全部苏军兵力已经增到32个步兵师和8个战车军,从开战以来,在这样狭窄的一个地区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这似乎还是头一次。
  在维斯瓦河以南,也有这种征候,表示在亚斯沃地区中,不久就会有大攻势发生。在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两个地区,苏军的准备也已经完成,所有的地雷都已经扫清。
  在东普鲁士地区,主要的攻击果如我们所预料的,是来自埃本罗德——施洛斯山地区。敌军的兵力有12到15个步兵师,再加上相当比例的战车单位。在这一方面,敌人也突破了我军的防线。
  1月14日,已可以很明白地看清楚,苏军的意图是要夺取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这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希奇。另外有其他的强大敌军部队,从巴拉罗夫桥头阵地起,向西北方向前进,其目的很显明,不过是想要和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方面推进的敌军相会合。德军对于苏军的第一次攻势的防御作战,是已经发挥了阻塞的功效,不过从一般的情况看来,这个地区似乎并无久守的希望。
  苏军在罗民吞丛林(Rominten Heath)和戈乌达普附近的准备,指出东普鲁士方面的攻势可能向此方面延长。
  1月15日,就可以判定在克拉科夫地区敌军主力是准备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Czestochowa-Kattowice)地区进攻。另外有一支强大兵力则直指凯尔采。可以假定他们将会继续向彼得库夫(Piotrkow)——托马舒夫前进,以求与由普瓦维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军相会合。后者似乎是包括两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战车集团军。从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其目标很明显的就是华沙城。
  在克拉科夫以南,苏军在亚斯沃地区中的攻击也已经开始。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敌人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形地区内,以及奥斯特堡的两侧,都已经做了深入的穿透。这些攻击的指向是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和西面的齐青劳——普拉希尼兹(Praschnitz)地区。面对着苏军纳雷夫桥头阵地的地区,以及在东普鲁士方面,情况都已经变得很紧张。
在东南集团军群地区中,已经证实了在多瑙河的南面,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接替了苏军第三十七集团军的防务。所以该地区的苏军,极有可能将会移转到德军南方集团军群方面,来发动新的攻击。
  不用说,自从苏军大攻势发动以来,我就已经用电话向希特勒做极坦白直率的报告,告诉他局势的发展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极力要求他赶紧回到柏林来坐镇,因为这至少可以在精神上表示我们的作战重心已经移到东方来了。在头几天,他的答复还是他在1月9日曾经说过的旧话:“东线应该尽量以目前所已有的力量实行苦撑。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兵力是已经太迟了。”这样在电话中反复的争论,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而当时的前线情况却已经是迫不及待。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这一方面的防御作战,他不顾我的反对,下了一个命令把“大德意志”军由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其目的是想防止苏军趋向波森的突破行动。很明显的,这个行动已经赶不上时间,并不足以阻止苏军,可是却使东普鲁士正在敌军猛攻且险象环生之下,突然又减少了一大部分防守兵力。假使这个军抽动之后,那么东普鲁士的情况也就会变得与维斯瓦河一样的严重了。于是这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由军长索肯将军(Gen. von Saucken)领导着,包括着“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戈林装甲伞兵师在内,开始就要装上火车,运向一个很有疑问的目标了。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这使希特勒大光其火。在一怒之下,他就匆匆地由西线回到了柏林,这却很合我的心愿。现在至少我可以当面把一切他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都痛快地说给他听。很明显这次谈话绝不会愉快,希特勒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他尽量拖延不想和我见面。
  索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的地区就已经受到了苏军的炮击。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才和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了联系。
  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正式露面了。在同一天我就和他在那个已经被炸半毁的总理府中,开始第一次的会谈——他的大本营现在暂时就设在那里。
  希特勒这时才最后决定了,西线战场暂取守势,而把凡是可以抽调的兵力都集中到东线方面来。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固然是已经太迟了,但是那还是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已经拟好了一个使用这些兵力的计划,其重点是使他们赶紧渡过奥得河(Oder),单刀直入地袭取苏军攻击矛头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减低苏军进攻的力量。现在我就问约德尔到底希特勒的命令是怎样下的,他就告诉我元首已经下令,把凡是可以调集的兵力——也就是第五装甲集团军——立即送往匈牙利。听到这些之后,马上就使我丧失了自制力,不禁用极直率的口气向约德尔表示出我的不满。可是他除了耸耸肩头以外,再也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反应。我始终很怀疑是否是他曾经劝说希特勒做如此的决定。以后在会议中,我又和希特勒当面力争,表达我的意见。希特勒还是不肯接受忠告,而仍然表示他决心在匈牙利方面发动攻击,把苏军赶过多瑙河,并以解救布达佩斯为目标。这样激烈辩论了好几天。当我列举出军事上的利弊时,他就把经济上的利益拿来作为搪塞的口实:因为德国综合石油工业已经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工厂对于我们就更重要,这对于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假使你没有燃料,那么你的飞机怎么能飞,战车又怎么能跑呢?你应该能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性却完全不了解……”他已经中了他自己宣传的毒素,是怎样也劝说不醒了。
  因此我们从西线战场方面接收过来的军队,就分成两个集团。当我在会议席上再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却制止我不用再说下去,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是主张我们要集中兵力,来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打击,而不要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你应该了解……”于是我们之间就一直是这样互不相让,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运兵往匈牙利的行动比较迟缓,因为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比较有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敌人空军的破坏。
  我和希特勒之间天天无不在冲突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点是关于主防线的位置问题,因为有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为凭,所以他才勉强地承认这是他的错处。其次就是预备队的位置问题,他认为距离前线过远,而前方将领则认为太近,他们认为这也是希特勒的大错之一。于是我们就又讨论到哈尔培的领导力问题,照我的看法,哈尔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是因为一定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硬把哈尔培免职,改派他的心腹夏纳尔上将继任,他从库尔兰地区被召回,那里已经是一个死角,不会再有立功的机会了。夏纳尔一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能干、忠诚正直的第九集团军司令卢特维兹将军(Gen. Freiherr Smilo von Luttwitz)免职。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布塞将军(Gen. Busse)指挥。接着夏纳尔又和最出色的索肯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赶紧设法把索肯调往另一地区。结果索肯倒升任了集团军司令。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设法使哈尔培上将在西线方面重新获得了一个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同样的,我也设法再起用著名的勇将巴尔克将军,他是调往西线之后,因为受了希姆莱的暗害,才丢了纱帽的。
经过这许多天的争争吵吵,总算是产生了惟一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我对于西线方面的意见,终于还是被采用了,不过却已经太迟。现在所有那些无目的的攻击都已经停止,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兵力都已经决定运往东线。关于撤出库尔兰的问题又再讨论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明确的决定。不过希特勒最后也同意先将第四装甲师撤回。
  军事的情况已经是空前的危急,所以真正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萨拉热窝(Sarajavo)的东南面,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于德国的“E”集团军群,已经逐渐加重压力。在巴拉顿湖与多瑙河之间的敌军,已经获得了增援。在赫兰河上的苏军桥头阵地也已经逐渐增强,他们正在以非凡的速度,压迫着疲兵久战的“A”集团军群一直向后退却。在西面,苏军已经越过了斯诺尼基——梅胡夫(Slomniki- Miechow)之线,其兵力的一部分转向克拉科夫方面。在更向北的方面,他们正向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Radomsko)——彼得库夫——托马舒夫之线前进。在进攻矛头的后面,苏军还具有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时德国各盟国都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对于苏军再也不能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和在东普鲁士,一切的情形也都差不多。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兵力还是不肯抽调太多,而尤其是不肯撤出库尔兰地区。
  到了1月17日,面对着“A”集团军群方面的苏军,已经被发现了有15个战车军的番号,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此外在南方集团军群方面,苏军共有8个战车军,而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则为3个战车军。此时苏军是以克拉科夫——瓦尔特纳(Wartenau)——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之线为目标,齐头向西挺进。在凯尔采地区,只有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阻止了他们的进路。强大的敌军正在向华沙进发,其他的敌军则正经由沃维奇(Lowicz)和索哈切夫(Sochaczew),向维斯瓦河挺进,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由华沙地区撤出的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该河。这个军已经奉命撤退到维斯瓦河以南的位置,其目的是要阻止苏军经过霍恩沙查——格尼森(Gnesen),而向波森突破的行动;假使这个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就完全被切断了。但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军始终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于是敌军向西进展,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德国的国界前进。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苏军的攻势在速度和强度上,也都已经加强。很明显的,在这个一直比较平静的纳雷夫前线上,也马上就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
  在黄昏的时候,作战处的人员告诉我华沙的局势已经是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应假定华沙已经失守,而另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当我问他们其理由安在,作战处的处长波宁上校就报告我,根据最近的情报,华沙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也许此时就已经失守了。与这个要塞的通信联络早已断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批准这个建议,又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迅速,所以我就立即下命令做必要的紧急处置。接着我就到柏林去参加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当我正在把当前的情势,以及我所下的紧急命令,讲给希特勒听的时候,突然有一件无线电报送了进来。电报是华沙守军司令打来的,内容是说华沙此时尚在德军手中,但已定在明天夜间撤出该城。我把这些事实报告完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大发脾气,并命令应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城。他坚持着马上下达这个命令,当我告诉他形势已经太坏,以致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忿然的表示不肯相信。华沙的守军,照我原定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要塞师,但是由于过去抽调兵力往西线的缘故,事实上只剩下了4个要塞步兵营,再加上少数的工兵和炮兵,而且战斗力都很有限。很明显的,他们的力量守不住这个城,若是他们遵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就只有全部被俘而已。所以守军司令虽然已经奉到了死守的命令,他还是决定撤出华沙,于是希特勒的脾气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变得不可以理喻,实际上在此时华沙一地的得失对于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在以后几天当中,他就专心研究华沙沦陷的原因,他一心认为这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大错,所以决定要惩办几个负责的人员。
  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
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 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 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 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陆军总司令部 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
  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色诺芬(Xenophon,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
  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群,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
  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 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集团军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
  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集团军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将军(Gen. Hossbach),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集团军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群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 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集团军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群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群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 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 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 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 Kreysing)的第八集团军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群,以控制旧“A”集团军群(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群)和旧中央集团军群(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群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群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魏克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魏克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魏克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言,反而射了魏克斯一枝冷箭,说他具有深厚的宗教信心。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魏克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魏克斯集团军群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 Brigade Leader-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
  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 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 陆军总司令部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集团军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集团军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集团军和第八近卫集团军、第五突击集团军、第六十一集团军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 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群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
  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集团军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
  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
  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 最高统帅部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 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
  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
  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兰的守军,仍然还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守住该地区东北角一隅之地。这些师的素质很好,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还只同意撤回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
  北方集团军群此时已被逼得节节后退,留在沙门兰(Samland)、科尼兹堡和东普鲁士首府艾门兰(Ermland)以南等等狭窄的地区中。和库尔兰集团军群一样,这个集团军群也要靠海空运输来接济。它原有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不过它却还收容了一些其他各师的残部。
  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防守的也是一条单薄的战线,从维斯瓦河边起,一直到奥得河为止。它一共有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
  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区,在西里西亚的境内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连接,一直进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苏军在布里斯劳的南北两面,都已经占稳了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军群的兵力大约是步兵20个师、装甲兵8个半师。
  最后是南方集团军群,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与德拉瓦河之间,一共有兵力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要等西线战场的增援到齐之后,立即在巴拉顿湖的两侧同时发动攻势,而以重占多瑙河右岸为目的。此举的目的是重新稳定东线战场德军的南面侧翼,并且保住匈牙利境内的油田。
  在西线战场方面,自从阿登攻势失败之后,德军的战线已经被迫后退,沿着马斯河(Maas),一直到上莱茵河为止,完全处于困守的地位。
  准备在匈牙利境内实施攻击的党卫军师,现在已经规定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里,休息待命。不过部队的运输却非常困难而迟缓,敌人的空中优势不仅阻塞了交通,而且也使指挥官们丧失了勇气。
  目前东线战场的整个兵力,步兵师一共是10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一共32个半,可是实力却都不很充足。沿着西线,大约还有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不过其中有4个装甲师是已经预定调往东线的。
  看到整个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再度去劝说希特勒放弃匈牙利攻势的计划,而集中兵力等待苏军的矛头在法兰克福和科斯琴(Kustrin)之间某点到达奥得河边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分南北两面,向它的侧翼猛攻。这一个夹攻准可以把苏军的攻势击退。我希望这个行动可以保护德国的首都和它的内地,达到一个相当的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设法和西方国家进行休战的谈判。
  要使这个作战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留在巴尔干、意大利、挪威,尤其是库尔兰等地的德军都完全迅速撤出,以便集中必要的兵力。在2月初,我首先去拜访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大岛,然后再去见希特勒,把我这个计划解释给他听。他马上就一口拒绝了我这个撤军的计划。我还是继续和他争辩,最后我向这位固执的人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之所以坚持撤出库尔兰的守兵,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我并不是那样的猪头三。实在是在我看来,除了撤兵就无法累积我们的预备兵力,而没有预备兵力就绝不可能保卫我们的首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希特勒一听之后,他的身体左边全部都在发抖,他双脚跳了起来,向我狂喊道:“你怎么敢向我讲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么,我这一生就是完全为德国而奋斗的。”于是他继续向我大发脾气地狂吼下去,最后是戈林把我拖了出来。
  我转而去向邓尼兹海军大元帅(Grand-Adm. Donitz)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哀求,希望当我下次再提出这个撤退问题时,他能够从旁支持我。假使决定放弃重武器,则还可以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部队撤运回国,但是希特勒却偏偏不肯。
  希特勒又把我召回会议室,继续讨论,于是我又提出这个主张撤出库尔兰的意见。这又再度使希特勒大发脾气,他站在我的面前,向我直摇拳头,骇得我那个好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直拖着我的袖子向后面退,以免我真的挨到了他的老拳。
  这一幕怪剧演完之后,库尔兰的守兵还是没有撤退。我的计划只好放弃,除了决定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型攻击以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击败在瓦尔特河以北的苏军,并且保持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之间的联系。甚至为了要使这个有限的攻势能够适当的执行,我也还得要经过一番苦斗。根据盖仑将军的情报,我估计苏军在奥得河上的兵力,每一天就可以增加4个师。所以假使想让我们的攻势能有相当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用闪电的速度来进行,不等到苏军的援兵到齐,也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企图。决定这次作战的会议是2月13日在总理府中举行的。除了那些经常出席的人员以外,还有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总司令身份出席的,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他是第六装甲集团军的司令,和我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我已经决定了,在这次作战期中,要把温克将军配属在希姆莱的总部里去,以便让他实际指挥这次作战。我并且也决定了一定要在2月15日就发动攻击,绝对不可以再延迟,否则也就不能发动了。我非常清楚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会强烈反对我的主张,因为他们在下意识方面,都感觉到很害怕,当心这样真打起来之后,就会把希姆莱的原形显露了出来,更显得他的无用。希姆莱首先向希特勒表示,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军火和燃料没有下车和分发,所以主张还是暂缓进攻。我就凭着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坚决地反对。于是我和希特勒之间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我:“我不能因为这个不相干的理由,再等候下去。因为再等下去,苏军的兵力就会太强大了。”
  希:“我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我并没有指控你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明,绝不能为了补给上的原因而再等候,否则就会坐失良机。”
  希:“我刚不是已经说过,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温克将军一定要配属在党卫军总领袖的总部里去,否则这次攻击就绝无成功的希望。”
  希:“党卫军总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指挥这次的作战。”
  我:“党卫军总领袖的经验不够,而且他的幕僚组织也不充足,不可能独力指挥这次作战,所以温克将军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
  希:“我不准你向我说党卫军总领袖没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我:“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温克派驻在这个集团军群总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次作战完全能照计划实施。”
  这样的争辩持续了两个钟点。希特勒举起他的拳头,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地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自狂吼一顿。他不仅是已经声嘶力竭,而且眼珠也好像要从眼眶里面跳了出来,头上的静脉都已经肿胀了起来。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丧失我的冷静态度,而只是坚持我的主张,绝不让步。我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他这一团怒火。
  当希特勒背朝我向火炉边走去的时候,我就用眼睛朝着壁炉架上面望去,那里挂着伦巴赫(Lenbach)所画的俾斯麦肖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铁血宰相的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在他下面所表演的这一幕荒唐剧。从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好像他头上那顶头盔上所发出的钢铁闪光,正刺进了我的眼睛,那好像是向我问道:“你对于我的国家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在我的背后,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兴登堡的眼睛也正钉在我的身上,他那个半身的铜像正位于房间的另一端。他的眼光似乎是向我问道:“你对德国做了些什么?我们普鲁士人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幻觉,却使我的态度分外的坚定。所以我一直还是冷静的不为所动。我要希特勒明白我是威武不能屈的。希特勒现在也明了了。
  他突然站在希姆莱的面前向希姆莱开口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要到你的总部里面去,并且负责指挥这一次的攻击。”于是他又走到温克的面前,告诉他立即向该集团军群总部报到。最后他就坐回到他平常惯坐的位置,向我特别打了一个招呼,说:“现在请继续开会。参谋本部今天已经胜利了一次。”他一面说,一面不禁做了一个极富有媚态的微笑。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胜利,可惜却已太迟了。这种场面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在这一幕精彩的闹剧演完了之后,我就退到接待室里去休息,靠着一张小桌子静坐一会儿,凯特尔找到了我,向我告诫着说:“你怎么可以和元首发生这样的冲突?难到你没有看见他已经气成了什么样子?假使他要是中了风,那怎么得了?”但是我对于凯特尔也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准备接受反对他的意见,准备听信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其他希特勒的亲信们也都附和着凯特尔,纷纷数说我是大不敬,结果又辩论了一场,才不欢而散。可是我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立即用电话指示一切,准备这一次的作战。我好不容易争到了这次指挥的全权,希望这一战能够挽回当前的颓势。以后有知道大本营内幕的人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惟一破了记录的一次。
  2月15日,第三装甲集团军在劳斯上将指挥之下,准备发动攻击。16日的清早,在温克将军的监督之下,一切都照计划开始发动了——温克完全知道我的心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16和17日两天当中,攻击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非常的惊喜,希望这一次攻击也许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必要的时间,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可是在17日夜里参加了希特勒夜间汇报之后,温克因为看到他的司机实在太疲倦,所以就自己驾驶汽车。哪知道他自己也是疲倦不堪,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车子在柏林到什切青的公路上,撞上了一个桥柱翻了车。温克受了重伤,必须住进医院。他一走开之后,攻势马上就停顿了下来,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活力。温克至少要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出院,所以他的职务就改由克利布斯将军接替。他本是穆德尔的参谋长,最近奉令免职,准备调往前线去升任部队指挥官。
  在过去轻步兵营的时代里,我就和克利布斯认识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惟一的缺点就是他一直担任幕僚的工作,缺乏前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在他过去的幕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不仅工作成绩很好,而且尤其善于适应环境。不过要想他对于希特勒采取坚定的态度,似乎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他又是布格多夫将军的密友,他们是军校中的同期生。布格多夫不久就把他拉进了大本营的内圈,他和那些新贵们也都处得很好。由于这些人事关系,就使得他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无法脱离这个圈子的控制。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太显明,因为我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来代表陆军总司令部。不过在我去职之后,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当克利布斯将军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到时,希特勒马上就把“橡树叶”勋章加赐在他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上面,这是布格多夫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作用。过了几天,我又和克利布斯一同去见希特勒。我们到达的时候早了一点,其他的人员还都没有到。希特勒请我们到他私人的小书房里坐下,他指着挂在书桌上面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向我们说道:“当有坏消息来到,足以使我在精神上有被压碎的威胁时,我就从这画上面,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勇气。我总是看着那坚毅而蓝亮的眼睛,那样宽的眉毛。多么优秀的头脑!”于是我们就继续谈论到这位古代名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希特勒心目中所最崇拜,和最想模仿的,就是这位大皇帝。可是不幸得很,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个时候,全国劳动服务的总指挥希尔(Hierl),正要度过他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位退役军官,他对于党很有贡献,而且为人正直忠厚。希特勒把德国大勋章赠与他。在2月24日的夜间,希尔在戈培尔博士的家里暖寿。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简单的欢宴。因为我一向敬佩希尔的为人,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吃过了晚饭之后,接着就是惯例的空袭警报。我们一同走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见了戈培尔夫人,和他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当我们等候解除警报的时候,我又不禁回想起我在1943年和戈培尔博士的一番谈话。现在,我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但是他们的前途凶吉却完全与希特勒的命运连在一起。戈培尔在两年前和我讲的话,以后在4月里的确变成了事实。可怜的女人!更可怜无辜的孩子!(译者注:戈培尔是先把妻儿杀死,再自杀的。)
  在此同时,匈牙利的新元首沙拉斯基也来柏林访问。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他,我也在座。当时的气氛很黯淡,大厅里一切陈列品都已经撤掉了,显得十分凄凉,所谈的话也是索然无味。这个新人似乎完全不能和他的地位相称,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们已经再没有一个同盟国了。
  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盟军的空中攻击使德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最主要的就是综合炼油工厂几乎全被炸毁了,而这是我们燃料的主要来源。1月13日起到 1月15日止,就一连炸毁五六个工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告,盟军在1月14日一天损失了57架飞机,可是德国人自己却损失了236架之多。由于我们的综合石油工业已经被炸毁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就更要倚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天然石油。于是希特勒就更主张把西线调来的兵力都一齐送到匈牙利去,他是希望保持这最后一点油源,否则装甲兵和空军也就无法作战了。
  1月20日,匈牙利已经和苏联人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匈牙利应该交出8师兵力,以协助苏联人同德国作战。于是匈牙利的形势,不仅是军事上严重,而政治上也不可收拾了。
  到了1月底,内林将军和索肯将军的两个军已经且战且退地通过了卡利什。2月1日,苏军在科斯琴附近到达了奥得河;他们早已透入了库尔姆和埃尔宾以西的地区。2月2日托伦失守。2月3日,敌人绕过了施奈德米尔,因为那里的守军作战极为英勇,苏军因而进入了外波美拉尼亚。2月5日,一个夹在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之间的狭长舌形地带,名叫库里希尼能(Kurische Nehrung),也失守了。在波森周围,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科斯琴等地都有激战。在波美拉尼亚,苏军也继续挺进。
2月6日,波森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在科斯琴附近,苏军在奥得河上又占到了一处桥头阵地。2月8日,他们向皮利兹(Pyritz)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然被阻止住了,可是战斗却一直继续打了好几天。
  从2月10日起,敌人开始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希维切和格鲁琼兹地区内,发动了新的攻势。2月12日,埃尔宾就接着失守了。
  盟军还是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许多其他的城镇。其中被炸得最惨的是柏林。
  2月13日,我们在维斯瓦河上丧失了希维切和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匈牙利的右翼上,又丧失了布达佩斯的堡垒。2月15日、16日,又接着丧失了一些地方,布里斯劳已经被围。2月18日,格鲁琼兹也被围了。2月20日,地尔斯巧(Dirschau)也失守了。
  另一方面,在2月17日和22日之间,南方集团军群把赫兰河上的一个苏军桥头阵地消灭掉了。这一次的成功是由于该集团军群的总司令维勒将军(Gen. Wohler),智勇过人的原因。希特勒在汇报席上也曾经称赞他道:“一点都不错,虽然维勒并不是一个纳粹党员,不过至少他却是一个人才!”
  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都相继失守,28日外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也都已沦陷。3月1日新斯德丁(Neustettin)也失守了。
  芬兰在3月3日向德国宣战。
  这一天德军在劳邦(Lauban)地区发动了攻势,其目的是想要重夺在柏林与西里西亚之间的惟一铁路交点。在3月8日以前,这个攻击都很顺利,但是却只有局部性的意义。
3月4日,苏军在克斯林(Koslin)和科尔贝格(Kolberg)之间,攻抵波罗的海。整个外波美拉尼亚地区全部沦陷了。
苏联人在占领后的各个德国省区中,其行为的残酷野蛮,简直叫人难以置信。我亲眼看见大队的难民,结队的逃走。有许多目击暴行的报告都达到了陆军总部陆军总司令部和宣传部。宣传部长劳曼(Naumann),奉了戈培尔博士之命,要求我向国内外新闻记者,发表一个控诉苏军暴行的谈话。我答应在3月6日发表这个谈话,因为至少我想唤起苏军的侠义精神,以挽救我们同胞的厄运于万一。同时我也提到英美空袭所引起的恐怖现象。我很抱歉的说,我这个呼吁却是一点效力也都没有。在这个期间当中,人道和武德都已经完全消蚀了。大家都以报复为快,所以十天之后,劳曼又要求我再作一次广播,我却拒绝了这种毫无结果的行为。我对于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是已经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3月6日,盟军已经深入了科隆的中心。在东线方面,苏军正在向什切青压迫。
  3月7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科布伦茨(Koblenz)进攻。在东线方面,格鲁琼兹失守了,苏军继续完成了进占波美拉尼亚的目标。
  3月8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把雷马根(Remagen)的莱茵河上桥梁完整占领。因为缺乏炸药的原因,所以这个重要的桥梁没有来得及炸毁。希特勒大怒,要求惩罚负责的人员,结果枪决了5名军官。
  3月9日,苏军在什切青的两侧,都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的东岸。我们勉强在那个河岸上,还保持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匈牙利方面,我们的攻势最后终于还是发动了,而且在最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那里已经是春季,地面解冻,遍地烂泥,使我们的战车很难再前进。所以这次攻势也再没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结果。在巴拉顿湖的北面,固然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土,但是在南面的攻势却不久就停顿了下来。
  3月12日,布里斯劳的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
  空战更是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进行之中。柏林已经一连被轰炸了二十夜。
  3月13日,苏军已经到达了但泽湾和普特齐格(Putzig)。我们在匈牙利的攻势也有进展,不过就整个全局而论,这个有限的成功实在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最后,一切具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在这里也都化为泡影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党卫军各师的纪律还是很好,现在也开始溃裂了。装甲师还是继续英勇作战,但是整个党卫军其他单位,在装甲师掩护之下,不仅不肯遵照命令前进,反而擅自向后退却,所以对于这些师再也不能信赖了。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一气非同小可,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大怒之下,命令把这些师——包括他的“近卫”师在内——的党卫军臂章完全革除掉。他要我到匈牙利去视察一番,看看他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我指着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说这是党卫军的顶头上司,他应有权负责整饬党卫军的纪律,所以我提议要希姆莱到匈牙利去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做任何的干涉。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替他代劳。希姆莱后来终于不得已还是到匈牙利去了一次,可是他却没有能够赢得他部下党卫军的敬爱。
  正当这个形势紧张万分的时候,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 Ley),有一天夜里突然跑到了希特勒的总部里,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建议把那些在德西方面已经无事可做的纳粹党中的官员,组成一支义勇队。他说:“我的元首,我保证至少可以有4万名英勇的斗士,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河,以及黑森林中的通路,请你赶紧批准,我可以保证他们可靠。请参谋总长马上交8万枝冲锋枪过来。”我对于雷伊博士的话,实在不敢过分地表示热心,所以我就向他说,请你先把确实的人数查清了之后,我才好为他们准备武器,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见他再提起这个问题。希特勒这次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可能对他的组织部长已经丧失了信心。
布里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科尼兹堡等地还继续在坚守之中,在什切青的城外却爆发了激战。希特勒现在就召见第三集团军的司令劳斯上将,其目的是想要问问他所处的形势,以及他部队的战斗力。劳斯开始从一般的情况说起,希特勒却打断了他的话说:“对于一般的情况我早已明了。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你部下各师的战斗力和部署的详细情形。”劳斯于是就把一切的详情都说了出来,这足以表示他对他的防地十分熟悉,对于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极明确的认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言词都很中肯。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没有加上任何的按语,就叫他出去。劳斯也许还只刚刚走出大门,希特勒就转过身来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三个人高声地喊道:“这个人简直是语无伦次!他所说的全是琐碎的事情。看他说话的样子,不是柏林人就一定是东普鲁士人。他应该立刻被予以免职!”我回答道:“劳斯上将是我们最能干的装甲将军之一。我的元首,你自己阻止他,叫他不要把一般的情况讲给你听,并且要他把各师的详细情形说出来。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正好是你的小同乡。”
  希特勒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
  约德尔说:“呵是的,我的元首,他可能是的。他谈话的姿态完全和演员莫斯尔(Moser)一样。”
  我说:“在你尚未做任何决定之前,请让我再提醒你,记着劳斯上将对于他的战线具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所有各师的战斗力都完全一目了然,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一直都具有极优异的麦现。最后,我还要再重述一遍,他是我们最好的装甲将军之一。”
  希特勒对他还是没有好感。我再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所有的好将领,已经不太多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劳斯最终被免了职。我也就一怒而离开了会议室,跑去告诉劳斯上将,说他已经受了他的同乡希特勒的亏待,并且对于我的爱莫能助,表示极大的歉意。劳斯的职务改由曼陶弗尔将军继任。
  这个时候,外交部已经决定——虽然已经太迟——经由一个中立国的关系,企图与西方国家开始谈判。有一位赫塞博士(Dr. Hesse),据说是奉了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虽然如此,由于这个谣言的刺激,使我又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登博士,又会谈了一次。结果我们决定,由我再去和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恳谈一次,建议他利用他所保持的国际路线——尤其是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尝试着设法使这个毫无意义的屠杀提早结束。
  自从温克将军负伤离去之后,对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攻势,可以说是给希姆莱搞得全盘失败。他的总司令部里面的情形已经糟得不堪言状。关于他这个地区,我既没有接着他们的报告,同时陆军总司令部所发出的命令,似乎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所以在3月中旬,我就亲自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去看看,以便明了实际的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墨丁在总司令部的门口欢迎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方法把我们这个总司令弄走?”我就告诉他这是他们党卫军内部的事情。当我问起这位总司令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现在正害着流行性感冒,在霍亨林青(Hohenlychen)疗养院里,接受他私人医师吉布哈特教授(Prof. Gebhardt)的治疗。我立即驱车到那里去找他,发现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切都很好。若是以我个人而言,当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儿小病,就轻易离开了前线。因此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位党卫军要人说,因为他身兼这许多重要的职务,不管他的能力是怎样的高强,事实上却无法兼顾。尤其是他现在应该已经明了在前线上指挥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就劝他辞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兼差,而专心致力于其他的事情。
  希姆莱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具有自信了。他感到犹豫地说:“我不便去向元首开口,他也不会批准我这个要求。”我马上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向他说道:“那么你能够授权我代为你请求么?”希姆莱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那天夜里,我就告诉希特勒说,希姆莱的职务实在太繁重,所以应该免除其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兼职,遗缺可以调现在在喀尔巴阡山脉担任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的海因里希上将继任。希特勒起初不赞成我这个意见,经过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海因里希上将于3月20日奉命到任。
  像希姆莱这样一个纯粹的老百姓,为什么又一定坚持想要带兵呢?他完全不懂军事,他自己也知道,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很明显的,他具有无限的野心是其中原因之一。尤其是他更想获得一个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也正和希特勒一样,对于一个战场指挥官所应该具有的能力,未免估计得太低。希姆莱一向善于耍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所以一旦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表现一点其本领,马上就显出了原形,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自己想担任这种职务,可以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同样的,希特勒居然信任他,也正可以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这个时候,史贝尔也来见我,他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经感到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下命令,破坏一切工厂、水电设备和铁路桥梁,以防止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史贝尔指明着说,这种疯狂的破坏行为,将使德国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要我设法协助他使这种命令不至于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发布命令,不准部队滥行破坏。凡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设施应尽量设法保全。第二天,我把我的命令原稿带给约德尔看,因为这件事与所有三军部队都有关系,所以必须也要让他知道。约德尔把我这个原稿呈给希特勒看时我并不在场。当我第二天再见到约德尔的时候,我就问他希特勒的反应怎样,他就把希特勒所发布的一个命令交给我看,原来其中的内容正和我与史贝尔的希望完全相反。
  为了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史贝尔这个人的真正态度,我可以把他在3月18日上达希特勒的签呈中,引证一段放在下面:

  当战争逐渐发展到了德国本土以内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工矿、水电、交通等项设备。这种破坏无异于是断绝了德国人民的生机。
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我们没有权利下令破坏一切足以影响到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设备。假使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无比的民族,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暴行应该向历史负责。我们有义务给德国民族尽可能留下一线生机,以使它在遥远的将来,还可以有复兴再起的希望!”

希特勒对于这个签呈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假使战争打败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完了,那是这个民族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必考虑为这个民族保留最后生机的问题。反言之,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毁灭掉,因为未来的世界当然是强者所独霸,弱者横竖不能活命,那些在战后还幸存的人们,都是一些劣等的人民,因为好的都早已经死了。

  他常常发表这种高见,我也曾经和他辩论过好几次,我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生的,这是根据自然规律所得来的结论。无论任何种类的人力,都不可能摧毁它。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破坏,只不过给后一辈多增加痛苦的负担而已。
  尽管如此,破坏的命令还是在3月19日公布了,接着3月23日,鲍曼又下令执行。这个命令由各地的党委动手执行,因为军队已经表示拒绝执行这个任务。鲍曼又下命令,把战场上的居民运往内地,若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实行徒步行军。这个命令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悲剧,因为这些人被运到内地之后,吃住都发生了问题。
  于是军事当局和史贝尔联合起来,共同设法阻止这个疯狂命令的执行。布勒将军拒绝发给炸药,使他们没法实行爆破。史贝尔亲自到每个地方去视察,把这种破坏可能引起的后果,解释给那些准备执行命令的人听。我们固然没有能够把一切破坏的事件都完全制止住,不过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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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3月15日,陆军总部遭到极严重的轰炸,空袭前后共历时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足以炸平一个大型的城镇而有余。这样多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营房上面。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算是一个军事目标,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轰炸,实在并无抱怨的理由。当快到正午的时候,空袭警报的电笛声就已响起,我还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仍然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大家总能记着,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经过希特勒的批准,她现在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警报响了之后,她就看着那个军士在地图上画出敌机进袭的路线。通常敌机到了勃兰登堡之后,就会向柏林方向飞去,可是这一次却转向措森方面飞来。我的妻子觉得情况有异,她马上就跑来告诉我,于是我立即命令全体的人员,赶紧都进防空洞。当我刚刚走进洞口的时候,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由于我们已经躲避,所以死伤倒很轻微。只有作战处的人员行动略迟了一点,结果克利布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僚属都多少受了一点轻伤。克利布斯头部被震伤,当爆炸之后,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眼前昏倒,人事不知。所以必须送往医院休养,要有好几天都不能工作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因里希上将也来到了措森,准备去接受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新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科斯琴之围——这个小要塞现在正在苏军包围之中。希特勒希望他能以5个师的兵力,从我们在奥得河上所尚占领着的小型桥头阵地内,向敌军发动一次攻击。我觉得这种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所以主张先消灭敌人在科斯琴附近所占领的桥头阵地,然后再与被围的守军重建直接的接触。由于意见不一致,我和希特勒又不免发生了多次的辩论。这个要塞还是在菲德烈大帝时代建筑的,守军司令是一位警察出身的将军莱纳法尔斯(Reinefarth),他在华沙城一战中,颇负盛名,实际上他虽是一个好警察,却不是一个好将军。
  在没有说到这次反攻的情形以前,我要先叙述在总理府中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3月21日,基于我和巴兰登博士商议的结论,我就去访问希姆莱,其目的是敦促他利用他在中立国中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休战的目的。我在总理府的花园中找到了他,他正陪着希特勒在那碎瓦颓垣之间散步。希特勒看到了我,就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回答他说,我想和希姆莱讨论一个问题。于是希特勒就单独走开了,而我就开始与希姆莱做单独的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道:“这个战争已经绝无胜利的可能。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赶紧结束这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只有你在中立国还有一些接触的路线。因为外交部长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赶紧开始做休战的安排。”希姆莱回答我说:“我亲爱的上将,这似乎还早了一点吧。”我说:“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点差五分,而是十二点过五分了。假使现在我们还不开始谈判,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依然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人也还是毫无希望,因为他也害怕希特勒,不敢开口。
  那一天夜间,在晚间汇报之后,希特勒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迟走一步。他向我说道:“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起来了。你应该立刻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好好休养。”这对我私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过为了参谋本部今天所面临的难关,我不能接受他这个“好意”。于是我回答他说:“目前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并没有副手。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利布斯在3月15日的空袭中受了伤后,也还不能够出院工作。至于作战处,由于你上次因为华沙事件关起了一批人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马上去设法找一个副手,找到了之后,我就请假好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希特勒报告说: “史贝尔求见。”希特勒马上回答那个人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够接见他。”接着我又听到他像开留声机一样地说道:“凡是有人来要求单独谒见我,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这种人才叫我感到受不了。他的签呈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败了!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的话。我干脆就把他的签呈往保险柜里面一锁,连看我都不想看一遍。”结果史贝尔奉命隔三天再来。
在3月间这个艰苦的日子当中,有许多次的谈话都是很有意义,值得有保存记录的价值。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因为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优待战俘的文告,而大发脾气。他说:“东线战场方面的士兵作战比较勇敢。为什么他们在西线会那样容易就放弃了抵抗,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可恨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于俘虏有种种优待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这种理想撕成粉碎!”约德尔对于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主张,曾经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算是勉强使希特勒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一次希特勒要指派某位将军出任某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最近因为犯了极大的过失,刚刚受到免职的处分,于是约德尔也极力反对,才阻止住了希特勒发布这个乱命。到了这个时候,约德尔才同意认为参谋本部军官团应有统一的控制,而自悔过去的错误。现在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他的头脑也已经清醒了,可惜却已经太迟了。
  3月23日,盟军沿着莱茵河岸已经到达了上中莱茵河,而在莱茵河口的北面,盟军也已从正面渡过了下莱茵河。同一天苏联人在奥珀伦的附近突破了德军防线。
  3月24日,美军越过了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方面,但泽周围也正在激战中,苏军正向科斯琴进攻。
  3月26日,苏军在匈牙利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我们想和科斯琴守军重建联络的企图也终告失败。
  3月27日,巴顿(Patton)所辖的美军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美因河(Main)上的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附近也展开了激战。
  在这一天午间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对于我们在科斯琴反攻失败的情形,感到十分的震怒。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应由第九集团军司令布塞将军负担。希特勒认为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布塞将军所发射的炮弹实在太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平原战役中(这是希特勒亲自参加过的),所发射的炮弹至少要比现在多了十倍以上。我就指出布塞将军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弹药,所以他只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于是希特勒就向我怒喊着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使他多有一点弹药!”我马上把我所分配到的全部弹药数量的数字给他看,并证明我已经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布塞了。我又把每一个师所受到的惨重伤亡数字,送给他看,告诉他部队的确已经不顾他们自己的牺牲,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一次的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回到措森之后,我再把弹药和死伤的数字详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写了一个极直率的报告,要克利布斯将军在晚间汇报时面交希特勒,因为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我叫克利布斯要求希特勒,批准我明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亲自做一次视察。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希特勒主张使用5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以东进攻的计划,是否事实上可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辩论还是没有得着一个结论。
  深夜中克利布斯才从柏林回到措森。他报告我说希特勒不准我到前线上去视察,并且命令我和布塞将军在明天的午间汇报中,一定都要出席。希特勒对于我那个报告,感到很怒恼,他认为我是有意指摘他。所以这一次又会是“会无好会了”!
  1945年3月28日14点钟的时候,照例的那一群人又在总理府中的会议室里见面了,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走进来之后,布塞就开始陈述他的报告,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拦住了他,叫他不用再说下去,于是希特勒就又旧话重谈,把昨天那一套再搬了出来,责骂布塞指挥失当。我只听了两三句之后,就不禁心头涌起怒火。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打断了希特勒的发言,并且请他注意我所说的话,以及3月27日所上的报告。我说:“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说几句。我昨天已经同时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把这个问题都详细解释给你们听过了。布塞将军对于科斯琴攻击的失败,并不应负任何的责任。第九集团军已经把他们所分配到的弹药都用光了,部队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这种特别高的死伤数字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再责骂布塞将军了。”希特勒于是向大家说道:“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和这位上将以外。”当全体出席人员都退往接待室里去以后,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希特勒、凯特尔和我自己三个人。希特勒就简单地向我说道:“古德里安上将,你的健康问题使得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我举起我的右手回答道:“是的,我马上就走!”说完之后,我就走向门边。当我把手放在门钮上面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我喊了回来,说道:“请坐在这里,等会开完了再离开。”于是我就沉默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面。那些退席的人现在又被召回,再继续开会,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希特勒没有再继续斥责布塞将军。大家再敷衍了一会儿,于是草率散会了。所有的人员退席之后,希特勒又再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四个人喊进去说话。希特勒向我说道:“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在六个星期以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去养病呢?”凯特尔劝我去李本斯坦温泉地(Bad Liebenstein)休养,他说那里的风景极为美丽。我回答他道,那里早已为美军所占领了。于是这位表面上显得非常热心的元帅就又问道:“那么,你看沙赫沙温泉地(Bad Sachsa)又怎样?”我谢谢他这样的关心,然后表示我准备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希望至少在之后48个钟点之内,不至于会给敌人追上。于是我又再度举起我的右手来,然后由凯特尔陪着我走出了总理府,从此不再回来了!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凯特尔又好意地关照我,下次不要再拂逆了希特勒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一天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妻子迎向我,向我这样说道:“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我回答她说:“是的,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心里都感到如释重负了。
3月29日,我向同僚们告别,然后把我的职务移交给克利布斯。收拾了我那少许的行李,就准备离开了。3月30日,我们夫妇坐火车离开了措森。我本来想到图林根山地(Thuringian Mountains)去休养,但是由于美军进展得太快,所以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艾本霍森(Ebenhausen)疗养院中去暂住,以便可以顺便治疗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们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美尔曼博士(Dr. Zimmermann)的悉心治疗。有一个朋友警告我说,盖世太保有开始监视我的可能性,于是我请了两位宪兵来保护我,使这个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5月1日,我带着我的妻子,同往地塔门兹尔(Dietramszell),在那里我把她留住在希莱赫尔夫人(Frau von Schilcher)的家里,然后我一个人就到了蒂罗尔,这时装甲兵总监部的本部人员,正迁移到那里。以后我就在那里坐候战争的结束。在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宣布了之后,我就和这个总监部的人员,一齐投到美军监护之下。
  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战局发展,我只是从无线电里面收听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想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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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我的职业使我有机会和一群对我国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们发生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我对这些人的直接认识,记录在这里以供后世参考。我当然知道这将无法避免流于个人主观,我的看法仅是一个纯粹军人的看法,并以我们德国陆军的光荣传统观念为基础写下这一份记录,也许会和一般政界的人士所看到的有所不同。也许要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观察,才能明了这些人的真相。他们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惨败,绝对是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说起来,令人不禁有痛定思痛的感想。
  在以上叙述到我自己的经验时,我都是以当时的情形为根据,而不想利用事后所发现的资料,藉以保全它的真实性。不过关于这一章,我却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不仅以我个人在战时的见闻为根据,而且也参考了我在战后所发现的各种资料。
希特勒
  在第三帝国许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们大家命运的统治者。
  希特勒出身微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极有限,并且说话和态度都非常粗俗。但当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却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亲信同乡在一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他和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谈到文学、艺术等等问题,他也一样滔滔不绝地发言,表示当仁不让。以后,他的亲信当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出身微贱的——就总是故意唤起他对上层阶级的恶感,他们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毁灭这些人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量。他们这种企图非常成功,其原因有两点:(一)因为希特勒在早年曾经饱受艰难和侮辱,所以对旧恨还是耿耿于怀。(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所以不愿意这些传统落伍的思想,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阻碍。
  这也就是解释希特勒心理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这种情感上的复杂关系,所以他对于王公贵族、学者专家、文武官员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在他当权之初,他还勉强抑制他的行为,使他能够合于上等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把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
  这个人的头脑绝顶的聪明,并且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历史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数字,能够记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给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细加以阅读,借以吸收新知识,以补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来的空白。他在会议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见或听到的话,整段背诵出来,使大家感到惊奇佩服。当他变成了德国的总理兼任三军最高统帅之后,他常常会这样向人说道:“六个星期以前,你所说的话和今天完全不同。”这种说法常会使人感到手足无措。关于这些话,是不可以和他争辩的,因为他可以马上查出当时的速记记录,以来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
  他对于说话也具有一种天分,能够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见发表了出来,还会使用一种连续重复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来把他的思想敲进听众的心头一样。不管听众是成千上万人,还是少数几个人,他所说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从1919年起,我就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谈话的结论上,却总是这样说道:“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投降!”
  他的讲演天才可以说是高人一等,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群众,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都同样能够发生奇效。他懂得怎样调整他的语言和态度,以来适应听众的心理。当他讲话的对象是工业家、军人、党员、公务员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态度都能配合做各种变化。
  他最特别的个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强迫旁人随着他走。他这种力量能发生一种强大的暗示作用,使许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响。这种情形我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在OKW最高统帅部的范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不是像凯特尔那样,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约德尔那样,不敢不服从。甚至于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当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都显得非常英勇,但是却为希特勒的辩才所征服,为他的逻辑所困惑,而没有能力反抗他。当他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说话一面就注意每一个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个人都肯接受他的话。假使他发现了他的话对某几个人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会进一步专门对他们进行说服的工作,一定要消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个人还是坚持不为所动,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了。他会喊道:“我还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于是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对。
  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缘故,是因为德国这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这种鼓动。不过在所有国家,所有各时代中,人类在非常领导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这种鼓动。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法国人都追随在拿破仑的后面,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国人民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后面,一直走向完全毁灭的途径,他们也明知是如此,但却还是死而无悔。在两次大战之中,尽管美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却为两位总统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战争的途径。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后面走。更不用提起苏联,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违背了它原有的传统。
  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换句话说,这是势有必至,所以并不是德国人民特别容易受到鼓动。
希特勒所提出来的谎言是说,在国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在国内他可以消灭失业现象和取消不必要的党争。这也正是每一个德国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反对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们的确是太无能,他们的行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更驱使许多人都投到卐字旗帜之下。大家总记得 1932到1933年间的德国情形。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连他们家属一起算起来,那就是至少有2500万人在挨饿。青年工人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大城市中游行示威,犯罪的人数也增加了。
  英法两国拒绝准许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联盟关系,事实上,这个联盟对于改善两国经济情况,功能实极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绝不会有害于英法两个强国。当时奥地利由于圣泽门和约的限制,已经走到了经济总崩溃的边缘。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业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现在就希望所谓欧洲经济联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阻止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同盟关系,实在是使最“倾向西方”的德国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有六年,而胜利国家的态度还是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引起了极大的恶感。这个事件使希特勒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中,连续在选举上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希特勒的羽翼已丰,其势力已经不可挡。兴登堡总统在与他自己的良心苦斗了一番以后,才最后决定任命希特勒做德国的首揆。这对于老总统而言,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也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行为态度。
  一旦当权之后,希特勒就开始消灭反对者。从他使用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显示出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实际上,他对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反对者实力都很脆弱,根本禁不起一拳。所以结果是希特勒通过了许多的法律,终于把共和国的制度,变成了私人的独裁。
  这种肃清异己的行动,以罗恩的被杀为最高潮。另外同时还有一些与罗恩毫无关系的人,也都在混乱中被杀。这些罪行都并没有受到惩罚,兴登堡此时已经老病垂死,而无力加以干涉。不过在那个时候,希特勒却还感觉到,为了施莱歇将军的被杀,他应该向军官团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1943年6月30日的罪行,既然不了了之,就可以表示出来德国的命运已经受到了威胁。还不仅如此,它也更使希特勒自己认清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兴登堡死后,他通过了一条法律,解决了承继问题,并且使用有组织的公民总投票,使他成为德国的合法元首。
  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重建君主政体,以稳定他的地位,并且使其合法化呢?以后,当他和柏林的一些军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他曾经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惟一的例证,表示一位名君能够信任一位贤相,终于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此外他再找不到其他的例证。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论过,墨索里尼却告诉他说,意大利的国王就很不好伺候。所以希特勒遂打消了复辟的念头。
  于是希特勒就决定选择独裁政治。而他在独裁之下,却也获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失业现象消灭了,工人的士气提高了,民族意识又复活了,而国内也不再有党争。这都是平心之论,绝无过火之处。
  当他的国内统治权被确定之后,希特勒就转而向国外求发展。萨尔(Saar)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获得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实际上,这个时候,外国人也认清了德国民族的合理要求,并且承认在凡尔赛条约中他们所犯的战略过错。相对而言,希特勒收复苏台德地区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地区20年来已经饱受捷克民族主义的荼毒,捷克与法国又有同盟关系。但是希特勒却看穿了英法两国的朝野都是不想打仗的,结果他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慕尼黑会议准许了德国人可以向捷克展开行动。慕尼黑会议的眼前结果,是维护住了和平,但是却也提高了希特勒的自信,并且使他更瞧不起西方国家。这时有些德国人,因为熟知英国人的个性,曾经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可是却一点作用也没有。
  到了1938年年初,希特勒对于德国的一切政府机构,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现在惟一足以对他的统治权发生严重抵抗力的组织,就只有德国的陆军。所以,在德奥合并不久之前,由于勃洛姆堡——弗里奇契事件的发生,已经使陆军丧失了他们重要的领袖。这个时候的陆军代表,虽然头脑清楚,但是却缺乏力量,没有人敢提出抗议。多数的将官,以及陆军中的全体人员,在当时都并不了解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陆军在表面上始终还是表示忠诚服从,任何企图反叛的行动都不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一年又一年,陆军里的抵抗力继续减弱,因为此后新入伍的士兵,都是在希特勒青年团等等组织中受过训的,他们对于希特勒本人是早就已经宣誓效忠的。同时,军官团中的新组成分子,也是一年一年加入了不少的纳粹党员。
  当希特勒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也自然大增,从此认为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拟。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的周围,那些第三帝国的新贵们,又都是一些无耻的小人,更把他捧得糊里糊涂。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所考虑的还都合乎人之常情,至少他还肯听人的忠告,并且还有耐心和人家进行讨论。不过自此以后,他却一天比一天专横。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他们对于整个的政策,已经不再有整体性考虑了。有些部长,甚至于从此就很少,或者不再和希特勒见面了。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在不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
  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
  在司法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所谓授权法案的规定,独裁者的命令已经取得了与法律一样平等的权力。同时国会也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形正和苏联类似。
  到了1939年的春天,希特勒又决定把捷克合并为一个保护国。这个步骤固然没有挑起实际的战争,但是英国方面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应该足够使他停下来想一想。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又安在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希特勒有一种很特殊的想法,认为他自己也许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到太长的。因此我没有多的时间来糟蹋,我的承继者也许没有我这样的强硬,他也许在紧要关头,不一定能和我同样的坚定,做下重要的决定。所以,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这些问题都完全解决掉。”这样他就驱使他自己、他的僚属,以及整个德国,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在他选定的途径上飞奔。他说:“机会的女神,是稍纵即逝,所以一定要及时把握,绝不可以放松。”他因而竭力地想把握所有时机。
  到了 1939年的秋天,希特勒决定以消灭波兰走廊为他的目标。他向波兰人提出的条件,并非完全不合理。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Beck)上校,对于和平解决却并不感兴趣。贝克依靠英国人的保证,在波兰还没有做决定之前,就自行决定选择战争了。当骰子掷了下去之后,英法两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了,而希特勒想把战争限制在波兰境内的企图也终归失败。
  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却有这种先见之明,与苏联缔结了协定,以确保他后方的安全。所以两面作战的危险似乎是已经不存在了。为了促成这个协定,希特勒只好把他的钦定国策——反共产主义——暂时取消。当时他对于人民的反应非常没有把握,我在本书中也已经说明过。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陆军,对于后方的安全有保障,却是表示欢迎的,虽然战争已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了——对西方国家开战。当然,德国人民并不以为和苏联开战是必要的。在1940年西线战场战役完成之后,他们的确是希望从此和平的。
  在法国战役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是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不过美中不足的,却是英国的远征军已经从敦刻尔克逃走了。丘吉尔说,不管死伤是如何的惨重,敦刻尔克要算是一个胜利,尤其是英国对于德国空军的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的天空,和以后在英格兰的天空,德国空军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却仍然没能获得局部的制空权。
  关于空军的使用错误,这个责任应由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平均负担。由于这位总司令的虚荣心,和希特勒对于他忠实信徒的溺爱,结果使德国空军虽然空有勇敢的精神和优越的技术,也还是一无所获。一直到很久之后,希特勒才认识了戈林这个人的真实价值,虽然如此,他还是拒绝调换他,这件事对于战争的前途,实具有极大的影响。
  希特勒对他的“老同志们”一向忠诚到底。若以戈林而论,这才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他虽然常常埋怨他,可是他对于自己已经看出来的事情,却一直不肯做结论。
  西方的战役又显出希特勒的另外一个特性。希特勒的计划总是十分勇敢。挪威的战役,和色当的突破战,都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在这两次作战中,他都批准了最冒险的计划。不过当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困难,他就准备放弃(这与他在政治上的情形不同,他在政治上是绝不退让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方面,自己也感到能力不够的缘故。
  在挪威战役中,当纳尔维克(Narvik)的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希特勒动摇了本来这种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神经,并且绝不能放弃的,幸亏罗斯贝尔格中校(Lt.-Col. Lossberg)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算是转败为胜。在色当突破之后,最初的进展完全超出了他和他的顾问们的预料之外,这时本应迅速扩张战果。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命令,我在5月15日和5月17日,曾经两次被迫停止前进。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但这却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更糟的却是在敦刻尔克的外围,不准我们冲过Aa线。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来得及在我们的前面,撤进了要塞地带,而后从容登舟逃去。假使当时装甲部队能奉命迅速推进,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退路切断了。这样一来对于英国人的士气,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屈膝求和。
以后又接着犯了好几个错误。在没有到达地中海岸之前,就结束了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和法国缔结了一个不完全的休战协定。不立即进行非洲战役,和不进攻直布罗陀与苏伊士运河。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希特勒在拟定计划时极勇敢鲁莽,但是在执行时却常常会踟蹰不前。假使他在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审慎和具有远见,而在执行的时候,能更迅速而坚决,那么他对于德国的贡献,也许就可以更高了。老毛奇元帅曾经说过:“先考虑而后冒险!”这本是德国陆军的传统教训。
  关于非洲作战的问题,受了下面两个事实的影响:(一)希特勒认为他一定要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二)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完全受了大陆派的限制。他对于世界知识的了解非常的浅薄,对于海权的意义甚至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汉(Mahan)所著的《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不过无论如何,他却从来没有遵照马汉的教条,来进行他的战争。
  由于他的不学无术,所以在1940年夏天,他就感到毫无办法把这个国家带上重返和平的途径。他不知道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的军事力量仍在准备作战之中。他们不可能长时间一方面动员,而另一方面又不作战。他心里一直在跃跃欲试之中。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到从前在思想上的死对头。他以为西线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可以使他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可用以征服苏联。他也明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对于世界始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德国大部分人民,以及欧洲他国的许多人民,也都是主张反共的。至于他这个理想在军事上是否能付诸实现,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开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偶然动动这个念头,等到时间一长之后,这个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了。他那个不正常的幻想力,使他对于苏联的实力,不禁估计得太低。他认为陆上和空中的战争,都已经机械化之后,就会具有新的成功希望,因此瑞典查理士十二世和拿破仑的旧例,似乎不再适用了。他又认为只要第一拳打中了要害之后,苏维埃制度就会自动的崩溃,他更相信苏联人民都会热烈的拥护纳粹主义。不过当战争真正发生之后,他的所做所为,却无一不是正可以引起相反的作用。纳粹党的行政人员对于占领区的当地人民,加以残酷的虐待。希特勒又决定把苏联瓜分,而把相当大的面积合并在德国领土之内。其结果遂促使所有的苏联人都团结了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是要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而并不是为保卫斯大林的暴政。
  形成这个大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其他的种族和民族,一向有估计过低的习惯。他在战前虐待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即为一个明证,现在就更变本加厉了。这种愚笨的种族政策,可以说是促使纳粹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希特勒想要统一欧洲。他却完全不了解各个民族在本质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一意孤行的只想实行中央集权的办法,结果使他一开始就碰壁了。
  苏联的战役不久就显示出来德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希特勒却不肯迷途知返,或是停止这个冒险,或是改行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他反而跳进了无底的深渊。他决心以无限制的暴力击败苏联。同时他的盲目政策也挑起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固然罗斯福命令美国军舰可以径向德国海军开火,是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似战争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起点到真正的战争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若不是希特勒那样的糊涂,战祸也许还不至爆发得那样快。
  当德军在莫斯科的城外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希特勒已经感到惊慌失措。他的战略缺乏一致性,在执行时又犹疑不定,到了这个时候就完全被粉碎了。从此他就只有用严刑峻罚来逼迫他自己的部队死拼,以补救他自己的过失。在短时间之内,这似乎很有效,但就长期而言,这个办法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自己准备挨饿,就叫全国老百姓也都跟他一起挨饿,但是却不考虑到吃饭是人类的基本要求。
  现在再说到他这个人在个性方面所给与我的印象。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老同志们”也只算得是忠实的信徒,而并不具有私人的友谊。据我个人的观察,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和他真正接近的。没有一个人与他具有真正的感情,更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公开随便谈话。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也永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足以代表人情温暖的事情,例如真正的友谊,纯洁的爱情,都一律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除了他那个大而无当的征服世界计划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了。他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关系,也许可以引证出来,作为反驳我上文所说的根据。不过我可以说的却是我对于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在最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几乎无日不和希特勒以及他的亲信们在一起,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爱娃布劳恩。一直等我待在监狱里面,我才知道这一段风流的神话。很明显的,这个女人对于希特勒,似乎是不曾具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并没有使他的个性发生一点温情的作用。
  这就是德国的大独裁者,他常以菲德烈大帝和俾斯麦自比,可是他却缺乏那种智慧和自制力。这个人首先是一帆风顺,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以后又到处碰壁,一个失败又接着一个失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怪诞的思想和计划,自以为他就是天纵之圣。
他把夜晚当作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要开到午夜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前,他的饭常常是和OKW最高统帅部中的要员一同吃,以后就改成单独一个人吃了。只有很少的机会,他才偶尔和一两位客人一同用餐。他吃得很快,一口气把那些蔬菜都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一边喝冷水或是啤酒。在夜间最后一个会议结束了之后,他还不肯就睡,给他的副官和女秘书包围着,他还要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到天亮为止。于是他才去睡觉,照平常的习惯,至迟到了上午9点钟,收拾房间的女侍者,就会用扫帚把子敲他卧室的房门,把他弄醒了。接着他就要用最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那个尚有睡意的心灵恢复清醒。最奇怪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过当他连续受到许多打击之后,他的神经似乎就已经吃不消了,于是他就开始滥用药物。为了要催眠,要清醒,要平心,要刺激等等的目的,他都一律付之于注射。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位病人却还嫌不够,总是把医师的处方分量,加倍使用。这样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中间隔了14个月,我才又一次看见他。我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右手发抖,他的腰弯曲了,他的眼光已经有呆木之感,同时双颊上也出现了病态的红斑。他要比从前更容易冲动。一发脾气之后,他就丧失了一切的自制力,他所言所行更叫人有不可捉摸的感想。他的病状在外表上已经很显明,不过那些天天和他接触的心腹人物,却不容易看出来。最后,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情形就更坏,他不仅左手发抖,连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也都发抖了。坐着的时候,他总是把右手放在左手的上面,把右腿放在左腿的上面,以使旁人不容易看出它们正在抖颤的情形。现在当他走路的时候,腰就弯得更厉害,而且行动也就更迟缓和不稳定。当他想要坐下的时候,人家得先把椅子放到他的身下面去。固然,他的心灵仍然还很活跃,不过这种活跃却是不健全的,因为它的主动力就是对于人类的不信任,以及想要设法隐瞒他在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情况。所以他一直是使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实际上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却是一目了然的。
  因为他总是幻想着,能够发生一个奇迹,以挽救他的危亡,所以他那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绝不放弃,绝不投降!”
  德国人民从前拥护他做领袖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国耻,在国内外获得真正的和平。哪知道这个人却为魔鬼征服了他的心灵,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同时也把这个优秀、忠勇、勤勉、正直的民族,一同拖入了火坑。
  我在监狱里曾经遇到一位医师,他认识希特勒也知道他的病象,他说他是害着一种学名叫作“Paralysis Agitans”的病症,亦可称之为帕金森病(Parkinson)。一般的人虽然说不出来他是害着什么病,但是也可以从外表看出来他是不正常的。据我所知,在1945年初,第一位正式说出希特勒病名的医师,是柏林的克瑞尼斯教授(Prof. de Crinis),这个人不久就自杀了。他的诊断书始终被保守秘密,没有发表,他的私人医师当然不会说什么。所以今天德国的内阁还是无法对希特勒的生理情形,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人说他的病源是由于早年受了花柳病的传染,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寒而起的,总之这个问题还只能存而不论,留给医师们去研究好了。所有德国人民所应该知道的,这位过去他们所信赖的领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病夫。希特勒的病痛对其本身固然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国家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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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党魁
  除了希特勒的副手赫斯(Rudolf Hess)以外,在纳粹党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莫过于戈林,他曾经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空军的现役军官,是继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之后担任的部队指挥官,曾经受过最高的勋章。战后他也是SA(纳粹党冲锋队)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一个粗鲁而随便的人,在最初也显示出相当的活力,他曾经为建立近代德国空军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若是没有他的坚持和推动,那么建立一支独立空军,并使它成为德国的第三独立军种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军方的各级人员对于空军的性能,所了解的实在有限。
  不过,当德国的青年空军正在开始成长的时候,戈林本身却因为富贵逼人的缘故,已经逐渐丧失了他原有的朝气。他过着一种封建式的生活,喜欢搜集装饰品、奇珍异宝、古董名画,建筑了一个著名的别墅,叫作“卡琳庄园”(Karin Hall)。有一次他在一个东普鲁士的古堡中,面对着一幅古画,发出了怀古的幽情。他先是沉醉在沉思之中,然后突然高声喊道:“伟大!我,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我真欣赏这种妙笔!”他的穿着更是集奇装异服之大全。当他在他的别墅附近游猎的时候,他穿着古代条顿人的服装。当他穿军服时,也总是完全不守正常的规矩,有时穿着俄国红皮的长靴,再加上黄金的马刺——这对于一位将军而言,实在是多此一举。有时他在出席希特勒的汇报时,穿的是长裤子、黑色漆皮的跳舞皮鞋。他使用很强烈的香料,并且脸上还要化妆。他的手指头上戴满了沉重的戒指,上面镶的都是他所心爱的宝石。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这个人似乎是荷尔蒙方面发生了紊乱的现象。
  他是四年计划的全权执行人,所以他对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似乎要比他的那些同志较有远见。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经利用瑞典人的关系,但是结果很不幸并没有成功。
  在战争中,他的影响曾经使我们吃了大亏。他把空军的威力估计得太高,把陆军阻止在敦刻尔克以外,这实在就是他的责任。另外大不列颠的空战也失败了,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时,因为他保证可以用空运来接济第六集团军,所以希特勒才下令死守。结果他的诺言不能够兑现,而使德军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惨败。
  在1943年以后,根据我对他的观察,我可以得着一个结论,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德国空军的现况,根本浑然不知。当他对陆军的作战有所干涉的时候,那不是表示他完全不明事理,就是表示他只是为了意气之争。
  因为他是希特勒“太子”的身份,所以他不免枉自尊大,时常感觉到他自己已经了不得了!
  到了1944年8月,希特勒最后也承认了这位空军总司令,实在是太疲软无能。当着约德尔和我两人的面,希特勒用极直率的口气向戈林说道:“戈林!空军简直是一事不做。它已经不够资格算是一个独立的军种了。这实在是你的过错。你实在是太懒了!”当这位自命不凡的“帝国大元帅”听到了这一番教训之后,两行大泪珠顺着他的双颊向下滚落,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种景象令人极为不快,于是我就暗示约德尔,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好让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去哭诉吧。由于这一次谈话的结果,我就力劝希特勒照他已经认识的方向去做,把戈林免职,另选一个能力较强的空军将领,继任这个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我告诉他,绝不可以为了姑息戈林这一个人,而使整个的战争都要冒着失败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回答我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我不能照你的意见做。因为党将永远不了解我的动机。”我就再进一步劝说:照我的看法,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就更需要另派一位新的空军总司令,因为假使再不这样做,那么就再无政策可供考虑了。希特勒还是不听。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戈林的头街和职位还是依旧未变。在最后几个月当中,因为希特勒批评空军,戈林就学着格兰德(Galland——战术空军司令)的榜样,把他的勋章和金质饰物,都交还了,以表抗议之意。但他还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继续出席各种会议,不过他现在的服装却特别简单,没有佩带任何的勋章,并且还戴上了一顶普通士兵所戴的便帽。这个样子实在很滑稽,相当的不好看。
  他很少有胆量向希特勒说出老实话来。
  只有他在监狱里和他那样的死法,才足以使戈林可以赎他的旧罪于万一。在公开为他过去行为辩护了之后,他就趁机自杀,借以逃避了最后的判决。
  在希特勒这许多门徒当中,最令人莫测高深的却是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这个人生性多疑,而这种多疑完全是一种种族上的自卑感在作祟。他表面上似乎很有礼貌,很平淡。与戈林比较起来,他的私生活可以说是很有斯巴达人之风。
  他的幻想力总是很丰富,甚至于有一点怪诞不经,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面来的人。他的种族政策使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企图要使德国人民接受纳粹的教育,结果只是把他们送入了集中营。一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仍然相信在乌拉尔山(Urals)以西的苏联,应该被当作德国的殖民地。有一次我和他谈到,现在早已找不到自愿到东俄去的移民了,他却坚持着说必须用强制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
  至于希姆莱的种族理论的结果,从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希特勒和希姆莱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计划,一直严格保守着秘密。
  希姆莱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公开暴露了出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很少知道他们的内幕。关于集中营里的一切暴行,有许多人,连我在内,也是在纳粹总崩溃之后,才知道它的详情。以前他们一直是保守着高度的秘密。
  在“7月20日事变”之后,希姆莱才满足了他在军事方面的野心:他先充任了训练军的总司令,接着做了两任集团军总司令。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他对敌人的了解真是幼稚得可怜,当他在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的时候,他简直是畏敌如虎。虽然如此,希特勒却几乎信任他到底。他当然对希特勒也是从来不敢反抗的。我曾经有几次看见他在希特勒面前,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和个人的勇气,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45年2月13日发生的事。
  希姆莱最大的创造就是党卫军。在总崩溃之后,这个组织是最为人所诟病的,被外间攻击得体无完肤,这实在是不太公平的。
  党卫军原来只是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但因为不仅想要用它来监视一般的大众,而且还想用来监视党内的组织,所以它的实力渐次扩充。在集中营成立之后,希姆莱就命令党卫军去负责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武装的党卫军(Waffen-SS),那纯粹是一种军事性的组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卫军”;(二)是一般的党卫军(Allgemeine SS),它只是供希姆莱的驱使,与作战无关。最先负责训练党卫军干部的人是一位陆军将领,他名叫豪赛尔,是我在什切青所服务的师部中的参谋长。豪赛尔是第一流的军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人,同时也具有真正和光荣的人格。党卫军的创立,这个人实在是第一个功臣。
  在战时,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党卫军的人数日益扩充。自从1942年起,志愿入伍的人数就无法足额,于是也就和普通的陆军一样,改用强迫征召的办法,从此党卫军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性质了。不过,希姆莱还是死抓着不放手,利用他的影响使党卫军能够得到最优先的补充和最精良的装备,不过他这种偏爱却并不影响到党卫军与陆军在战场上的同胞之爱。我曾经指挥过“近卫”师和“帝国”师两支党卫军的部队,以后在装甲兵总监任内,又曾经视察过不少的党卫军师。我可以说党卫军的一般纪律、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上乘,他们和陆军中的装甲兵常常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几乎分不出来谁是党卫军,谁是陆军。
  自然,希姆莱扩充党卫军是别有用心的。希特勒和他都不信任陆军,他们总还是害怕陆军会起来推翻他们。所以尽管有许多的不利,他们还是把党卫军的总数扩充到了35个师之多。有很多的部队,都包括着不少的外国人在内,他们有时固然很可靠,但是有时却完全不能信任。最后,希特勒对于这个最亲信的部队,也感到不能信任了。1945年3月间,他下令取消他们的臂章,表示希特勒与党卫军之间,已经有很大的裂痕了。
  关于一般性党卫军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许多分子都是颇有问题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虎作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借此机会,可以享受特种的权利和优待。不过有许多也是具有良好人格和正直精神的好人,那是由于希姆莱的命令,把他们从其他的职业中调用过来的。可是以后,情形就愈来愈坏,由外国人所编成的单位逐渐增多,他们也有武装,执行各种警察的职务。他们的行为远比党卫军要放纵,在华沙城内的暴行即为一明显的例证。
  我和他们的特务组织(SD)以及所谓“别动大队”等等单位,从来就没有过来往,所以无从获得最原始的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希姆莱自己自杀了事,这是他所一向鄙视的一种行为,他常常禁止党卫军人员有这种行为。他虽然逃过了最后的审判,却把他自己所应该负起的重责,留给比他低级的人员,让人家去代他抵罪。
  在希特勒内圈人物里面,只有戈培尔博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他是一个讲演的天才,在过去与共产党斗争时,曾经表现出来很大的勇气。不过他也是一个危险分子,反宗教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他都是其中罪魁之一。
  他的确早就已经认清了纳粹制度的错误和弱点,但是他却缺乏勇气把这些话坦白地告诉希特勒。在希特勒的面前,他也和戈林、希姆莱一样,是一个道地的小人物。在希特勒的面前,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尽量讨主子的欢心,在他的宣传工作方面——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天才——他也是从来不会使大独裁者感到不开心的。
  我对于他在1943年缺乏勇气,不敢把他自己所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向希特勒坦白地提出来,实在深感失望。由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始终没有能使希特勒省悟,结果他自己全家惨死,这也是他本人早已预料到的。
除了希姆莱以外,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第二个最阴险邪恶的人就是鲍曼。他这个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痛恨陆军,认为这是党权无限发展的惟一永久障碍。所以他总是尽量设法中伤陆军,同时他也尽可能地把希特勒亲信中的比较正直善良的人士弄走,而把他的爪牙安置在重要的地方。
  鲍曼设法使希特勒完全不明了国内政治的真正情况。他甚至于不让各地党部的主管人和希特勒见面。结果西普鲁士和华尔斯高的党部主管人跑来见我,希望我能设法使他们可以谒见希特勒,因为鲍曼坚决认为他们无谒见之必要。这种事情对于纳粹党官员而言,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不信任陆军方面的人员,所以若非鲍曼穷凶极恶,他们是不会狗急跳墙的。
  希特勒的病势愈重,军事情况愈紧急,从此能够直接和这位独裁者见面的人也就愈少了。几乎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鲍曼这个坏家伙的手,这样就使他更可以极尽蒙混之能事了。
  我常常和他发生冲突,因为他总是阴谋破坏陆军方面的计划,而且还要干涉到纯军事方面的事情,结果总是引起很坏的作用。
  鲍曼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的第一奸臣。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纳粹党的组织是分别由中央和地方两阶层来加以控制。中央的控制者(Reichsleiter)就是纳粹党中央党部中的各部部长。地方的控制者(Gauleiter)就是各地区党部的主管人。德国人民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党的系统发生了关系,而且也都受这个有计划组织的控制。第一步就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会。离开了青年团之后,男性的青年就加入“国家劳动服务总队”,这个组织的领袖就是希尔。这个组织原先是志愿性的,由于希尔和他的干部领导得力,所以该组织有极好的发展。不过今天却有人指责他的组织和训练方式,都太军事化,太严格。
  德国的工人是由雷伊博士所控制着,他是党的组织部长。劳动阶级在假期中,在“娱乐不忘工作”的号召下,仍然还要做额外的工作。此外像卫生、农民等等,纳粹党的中央党部也都设有专部。
  司法制度在法兰克(Frank)部长指导之下,向纳粹党的观念发展。不过在这一方面,纳粹党似乎特别缺少创造的能力。
  在外交方面,罗森贝尔格(Rosenberg)的组织完全是和政府中的外交部平行的。罗森贝尔格这个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行动常常与政府的政策冲突,当然总是引起了不幸的结果。
  甚至于连体育也是在党的控制之下。纳粹党的体育部长提夏美尔(von Tschammer),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所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曾经为德国争到了不少的光荣。
  最后,在妇女方面,纳粹党也有一位女性的领袖,这样总算是组织完全了。
  此处并不想做太详细的叙述;我的目的只是做原则上的说明而已。总而言之,纳粹党的体系几乎是完全与政府的机构平行,所以二者之间常常会发生许多的摩擦。而到了各地方,这种党政间的重复和冲突,就更显严重。
  纳粹党想使德意志帝国具有一种新形式,所以就废除了旧有的省制,而代以一种叫作“Gaue”的新地方制度,每一个地区都派有一个党务主持人。在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地被兼并了以后,这党务的区域划分也跟着推广,虽然在行政上具有不同的制度。这也就是表示第三帝国的未来组织,将要以这个党的组织为基础。不过这个组织却也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正和其他许多计划一样,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真正的完成。
  各地的党务主持人,实际上也就是希特勒派驻各地的私人代表,他们的地位类似副省长。但是他们的任命标准,都是以对党的贡献为主,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行政才能。因此,其中优秀的分子固然有,但是坏蛋却也很多,这些人对于德国,以及纳粹党而言,都是道地的败类。
  只有极偶然的情形,当地的最高级行政官吏会同时也兼任党部的主管。一般说来,党总是处于监督行政的优越地位,对于地方政治常常会横加干涉。
  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希特勒本是想要利用它来控制整个的政治,事实上却只是空有计划,而并不能完全达到他的理想。反言之,这种巧立名目、政出多门的现象却使整个的行政系统,糟到了不堪收拾的程度。甚至于有些地方,连希特勒本人也控制不住了。
  各方的情形都是差不多。那些巨型的工程建设计划始终就没有完成,国家公路、纳粹党的大厦,以及柏林、慕尼黑各大都市的重建计划,都没有一样真正完工了。同样的,所谓全国性的改革运动,也是在最短时间之内就停滞不进了。教育的改革、宗教的改革,结果都完全等于零。一言以蔽之曰:还是计划太多,而执行太少,这都是缺乏智慧和自制力之所致。以后战争爆发了,这些当然更是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希特勒的心腹
  从纳粹党的一些领导人物身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毫无光明的象征。当希特勒为他的党选择领袖人才时,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人类太缺少认识。不过最奇怪的却是他身边有一批青年人,倒都是经过精选的优秀人才。那些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侍从人员,很多的都是正直的人士,并且也都态度良好,温文有礼。
  除了鲍曼以外,在希特勒身边第二个最讨厌的家伙,就是费格莱恩(Fegelein),他是希姆莱在大本营的常驻代表,因为他的太太是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妹妹,所以他就以皇亲国戚自居,实在是无耻之极。另外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人物,就是希特勒的私人医师莫瑞尔,他的医德实在是很成问题。此外还有布格多夫将军,他是在正人君子的希孟德被炸死之后,接任侍卫长和陆军人事处长的,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些人组成了一个派系,经常耍手段,在希特勒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之间,隔起了一道高墙。到了崩溃之期快到的时候,这些人又都拼命地以醇酒妇人,来自我陶醉,真是不堪入目。

德国的政府
  在党的组织以外,德国还有它正式的政府。这个内阁本是在兴登堡时代任命的,其中的阁员多数是布尔乔亚阶级出身的政客,只有少数是纳粹党员。除了希特勒本人以外,就只有内政部长弗利克(Frick)和航空部长戈林两个人是纳粹党员。但是不久,又有一批纳粹党员被任命为内阁阁员,其中包括人民启迪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教育部长鲁斯特(Rust)、粮食部长达利(Darre)、邮政部长奥尼索奇(Ohnesorge),和两位不管部阁员赫斯和罗姆。
  虽然如此,巴本(von Papen)还继续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是诺伊斯拉(von Neurath),军政部长是勃洛姆堡……这些人全都是很优秀的行政官员,其中还有一些是很伟大的人物。但是他们对希特勒却很少有影响。
  当希特勒的独裁权力一天比一天稳定的时候,这些部长就更被打入冷宫了。在1938年以后,内阁就从此不再开会,各部部长只是主管他自己一部的事务而已。自此以后,他们对于主要的政务,可以说是一点影响力量也没有了。在外交方面,诺伊斯拉去职,由里宾特洛甫继任。在这同一天希特勒也自兼了国防部长和三军最高统帅。巴本在1934年6月30日事变以后,就被一脚踢开了。以后经济部长夏赫特(Schacht)改由芬克(Funk)继任。1941年,赫斯飞往英国。
  这一群阁员中间,我所认识的不太多,比较有交情的有财政部长克罗希克伯爵(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劳工部长塞尔德特(Seldte),以及战时前后两任的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和史贝尔。此外就还认识粮食部长达利。
  克罗希克伯爵是一位典型的高级德国官吏。他的教育有一部分是在英国接受的,他是一个才干不外露的人物。
  塞尔德特一度做过退伍军人协会的领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可是一点实权也没有。
  托德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赞成温和的作风。他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为人道而努力。
  史贝尔在第三帝国的末期,虽然是饱经忧患,但是却始终保持着一颗灵敏的心灵。他是一个良好的伴侣,心胸宽大,态度机警自然。最初他本是一个自由职业的建筑师,在托德不幸早死之后,他就继任了军需生产部长的职务。他不喜欢官僚主义的作风,一切的行动都是以合乎人情为原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的愉快,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摩擦,并且常是尽可能的互助,这本是一种常态。可是第三帝国的许多要人们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作风。史贝尔做事总是能够把握住他的目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曾经表现出过分紧张的姿态。每逢他的同僚或是部下大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三言两语就把这种纠纷平息了下去。
  史贝尔这个人具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在希特勒面前讲老实话。在最初的阶段,他就曾经用极明白的语气,告诉希特勒这个战争已经无法获胜,并且力劝希特勒提前结束战争。结果当然是使希特勒对他大发了一顿脾气,可是他却并不表示畏惧。
  甚至于在战前,达利就已经开始反抗希特勒。他不久即被免职,这也是纳粹党中的一个硬汉。
  不过就其大体而言,却还是使人感到十分遗憾,在第三帝国的时代当中,德国的内阁实在可以说是形同虚设,对于整个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点作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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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德国参谋本部是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的嫡系子孙。它在精神上的祖先就是菲德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国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拿破仑的决心。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也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期。由于战祸连年,国家的经济都大受损失,所以不得不限制军事上的费用,以求经济上的复兴。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欧洲,普鲁士参谋本部的继续存在,似乎已经不为世人所注意。在这个平静的时代当中,一本最重要的军事科学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就安然问世了。
  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
  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 “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
  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
  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
  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兴登堡是—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充分的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他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面里,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有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一支总数十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间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都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慨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型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的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作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个精神是什么。在它这样长的历史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份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他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不忽视的。
极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的了解。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承继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却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今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个统—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三军最高统一指挥的问题—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障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部—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许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的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的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发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中,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受过—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 “参谋通讯频道”(Generalstabsdien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伸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尔勒尔博士(Dr. Reichenau),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却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对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承继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译者注:此处是引用克劳塞维茨语)
在军人为战争作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足够具有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的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作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待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所以当第三帝团开始重整军备时。这种制度就当然沿用了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制度常常使个性坚强的参谋长,对于指挥官居于支配的地位。希特勒是主张独裁主义的,所以他当然主张只应由一个人负其专责。由于他下令取消了参谋总长与他本人(总司令和最高统帅)联合负责的办法。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若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杭礼的地位。德国的最高统帅部是赖歇瑙将军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的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歇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最高统帅部稍微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仑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悼。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的催眠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从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陆军总司令部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陆军总司令部。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
对于我个人而有,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也已经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是不容易认清我们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中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特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特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gnis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特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的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仍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来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英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凐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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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 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 在阿尔萨斯科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 卡尔斯鲁厄军校肆业
1903——1907年 柏林中央军校肆业
1907年2月28日 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军官
1907年4——12月 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
1908年1月27日 任少尉职
1909年10月1日 调驻汉诺威省
1912——1913年 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
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 在柏林陆军大学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 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弗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
1914年10月 升任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 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 升任上尉
1916年1月——8月 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
1916年8月——1917年4月 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
1917年4月 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
1917年5月 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
1917年7月 暂调第十预备集群服务
1917年8月 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
1917年9月 任第十四步兵团第二营营长
1917年10月 在“C”军区任参谋官
1918年1月——2月 在色当受参谋军官训练
1918年2月28日 调陆军参谋本部服务
1918年5月 调任第三十八预备集群军需官
1918年10月 调任德国在意大利占领区军事管治区的行政科长

边防军时代
1918年11月 在柏林普鲁士军政部东部边防总局中服务
1919年1月 在布里斯劳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3月 在巴登司坦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5月 在“铁师”参谋处服务
1919年10月 在国防军第十旅服务
1920——1922年 任第三轻步兵营第十一连连长

两次大战期间
1922年1——3月 在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
1922年4月1日 调国防部摩托化司服务
1924年10月1日 调第二师师部服务
1927年2月1日 升任少校
1927年10月1日 调回国防部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中的运输处
1928年10月1日 兼任柏林摩托化运输兵训练处的战术武官
1930年21 任第三摩托运输营的营长
1931年2月1日 升任中校
1931年10月1日 调回国防部任摩托化兵总监部的参谋长
1933年4月1日 升任上校
1934年7月1日 任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 任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1936年8月1日 升任少将
1938年2月4日 升任中将同时接任第十六军的军长
1938年3月10日 占领奥地利
1938年10月2 日 占领苏台德地区
1938年11月20日 升任二级上将并接任机动兵总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 任第十九军的军长
1939年9月 波兰战役
1940年5——6月 西线战场之役
1940年6月1日 任古德里安装甲集群总司令
1940年7月19日 升任一级上将
1940年11月 任第二装甲集群总司令
1941年10月 任第二装甲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12月 退为预备役
1943年3月1日 任装甲兵总监
1944年7月21日 兼任陆军参谋总长
1945年3月28日 被迫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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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搞定了……
感觉陕西版的确读起来比以前的版本好多了,基本读起来没有什么别扭的之处,对很多语句包括标点符号都做了改动,大部分改动后读起来要流畅的多,地名和人名的翻译也规范的多。所以整个校对都是按陕西版做的。后面再把第一到三章补上吧,凑个完整的,也算给这个工作划上个句号了。

这个电子版本对陕西版还做了下面的修改:
1. 书中德军编制中“军(Corp)——兵团——军团(Army)——集团军(Army Group)”分别用“军(Corp)——集群——集团军(Army)——集团军群(Army Group)”替换。
2. 将原书中用的“OKH”和“OKW”的缩写分别用“陆军总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代替。
3. 对书中人名的改动:
  “季莫申科”元帅改为“铁木辛哥”元帅
  “颜福立莫夫”改为“叶弗列莫夫”
  “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改为“安东尼斯库”元帅
  “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改为“米恰东尼斯库”
  “威席斯”元帅(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改为“魏克斯”元帅
4. 书中“苏军西南战场总司令”改为“苏军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集团军总部”改为“方面军总部”。
5. 书中删除了关于记述苏军暴行的几段文字,参照以前的版本增补上。
8. 一些明显印刷错误的改正和其它。

做校对真还费事、费时,不过还好顺便把书读完了,也算排解了我这段时间的郁闷心情。OK,现在总算是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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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了,这个勇者纪念章是你的了哦^^

校正的工作量就按制作成xml之后(会比现在多一点)每KB文本2p来计算吧,跟OCR的标准一样。这本书应该有1000p以上吧,不过还要等xml制作完成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结果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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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也要求得勋章,理由如下:

1. 建设性的提议保护了楼主的积极性;
2. 及时的提议节省了人力;
3. 恰当的提议加快的工作进程;



如果听到爆炸的声音,就证明没有被炸死,因为声音传播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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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就把勋章分你一半好了……嚯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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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不够,三分二



如果听到爆炸的声音,就证明没有被炸死,因为声音传播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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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贪了吧!那不如都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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