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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回首
皇甫茹 九十年前的８月，欧洲的一个残酷季节。７月人们还在休假，８月就打得昏天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万里之外的中国，虽然没有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民族心理却也受到残酷打击。８月２３日，为了夺取青岛和德占北太平洋岛屿，日本向德国宣战。主战场就在中国的山东。 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起因，是１９１９年巴黎和会将德国对青岛的管辖权正式转让给日本。至于青岛命运到底如何，颂扬五·四运动的人似乎不屑一提，而叙述抗日战争的书籍，一般又是从１９３１年的９·１８事变开始，以至胶州湾这一段成了空白，值得在这里补记一笔。 １９１４年８月初，欧洲列强相互宣战。袁世凯政府在６日宣布中立。日本援引日俄战争前的日英同盟条约，站在英国一边攻打德国。９月３日，日军在山东半岛北部的龙口登陆，横越山东半岛，袭击德军背部。从军事上讲，日军避开青岛严密设防的海岸正面，袭击敌人薄弱侧后，应该算是明智之举。在政治上，当然是对已经宣布中立的中国的严重侵犯。为配合日军进攻，英军于９月２３日在崂山登陆。１０月３１日，日英联军向青岛发起总攻。鏖战七天，德军终于不支投降。英军撤退后，青岛就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直到二战结束才交回。按我国史学界的分期，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中国巨变的开始。但在当时，一群学生的呐喊，并不能唤回青岛。 九十年后，再回首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一定会惊异主战国“魄力”之大。二战有民主和独裁的意识形态之争；一战给人的感觉，却像是吃饱了撑的。起因仅是地区性民族纠纷。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一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波黑地区应该属于塞尔维亚而不是奥匈帝国——刺杀了帝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和他的夫人（我国对该事件的介绍——比如《辞海》“萨拉热窝事件”条——往往不提同时死难的夫人，本文按当代国际通则，恢复女性应有地位）。对这一事件最气愤的，居然还不是六十六岁的奥地利老皇帝，而是较为年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日耳曼王族血统决不能忍受斯拉夫人的侮辱，他表示支持一切强硬措施。但是，匈牙利大公建议谨慎行事，在他的坚持下，奥匈帝国递交塞尔维亚的通牒，并没有提出令塞尔维亚十分难堪的条件。 历史的偶然性有时令人哭笑不得。塞尔维亚，一个十年前发生过少壮军官“弑君”政变、一年前才结束巴尔干战争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边缘国家，还没有来得及与欧洲主流社会接轨，当此最需要圆熟老到的外交咨询的关键时刻，英国大使却身患重病，俄国大使则刚去世，法国大使也因为精神原因而辞职，两国新大使尚未到任。尽管各大国都向塞尔维亚驻本国大使建议，接受奥匈帝国的条件，塞尔维亚内阁在听说俄国宣布将义不容辞地捍卫斯拉夫兄弟后，也不管老大哥是否仅是面子上的敷衍功夫，立即以不留余地的语言拒绝了奥匈帝国的通牒。奥匈帝国于７月２８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大陆起火了。 俄国和德国当即卷了进去。担心德国崛起的法国，刚和俄国签订了１９１３年９月的俄法军事协议，不得不也开始动员。但是最莫名其妙的还是英国的加入。英国与两边都没有明文约定，而且德国和俄国还有一个排挤英国的协议：只要俄国不进攻奥匈帝国，德国就不干涉俄国的行动；而德国只要不进攻法国，俄国也不干涉德国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都可以不受牵制地单独或共同对付英国。如今俄、德两国自己先打起来了，约翰牛暗笑还来不及，尽可隔海安坐，两边买军火发双倍财。本来也确实准备这么做，但是德国避开法德边界的坚固工事，出奇兵借道比利时，从北面直扑巴黎；而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在七十五年前的一项条约中由大英帝国担保的（１８３９年欧洲列强承认比利时脱离荷兰独立的伦敦条约）。绅士一诺千金，甚至千命。尽管当年签约的人早已魂归天国，子孙碍于祖先荣誉和国家颜面，先后动员了六百万男子渡海参战，一百万未能生还。最惨的是在法国索姆（Somme）， 一天之内，五万七千英国士兵倒在德军机枪火力之下——当时的人还没有体验过新式武器的厉害。 打个今天的比方，这就好比中国居然真的“不惜一切牺牲”也要武力解放台湾，而美国居然真的为了“台湾关系法”中“非和平方式……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之条款而参战。双方扔起核弹，中国死几亿人，美国死几千万人——相比之下，台湾人口不过区区两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仅是三千万伤亡。 我们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在佩服老绅士们说话算数的同时，禁不住也要问一问：“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你们听说过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了惨重创伤。当时欧洲各国中，只有法国和瑞士不是君主制。下级军官几乎全是世家子弟。他们在弹雨中率先冲锋，军官死亡率是士兵的两倍。欧洲贵族年青精华，四年战争期间内几乎死伤殆尽。统治人才的凋零，史家认为是欧洲衰落的开始。弗吉尼亚·吴尔芙二战后所写的第一部小说《雅各的房间》，沉痛地反映了这段历史。雅各还不是贵族，但母亲贝蒂设法让他经历了年青绅士的三阶段完整教育：家庭教师；牛津或剑桥；欧洲游学。贝蒂利用当地牧师对她的倾慕，让他指导雅各，等于给儿子找了个免费家庭教师。然后雅各又进了牛津，用的是另一位男人的钱。在牛津读书时，雅各怀着朝圣的心情，拜访了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家庭付出这样的代价后，正当他似乎大有光明前途之际，雅各却无声无息地死在战场上。他留在房间中的零星遗物，就连雅各的母亲，由此都无法拼凑出儿子的完整生活。 有个没受过雅各的好教育却比雅各幸运的德国退伍兵阿道夫·希特勒（他是奥地利人，但参加了德国军队），成为纳粹党魁之后不久，就在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８日的慕尼黑讲演中吼道：“两百万德国兵不能白死！在这之后我们不能跟叛国贼（指签署了凡尔赛和约的德国领导人）像朋友一样同坐一张桌子！不，我们不原谅，我们要复仇！”而当他施行“复仇”计划、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革命后由平民领导的德、俄军队，犯下了无数虐杀、抢劫、焚烧和强奸的战争罪行。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远为文明的战争。贵族军官遵循着古老的骑士精神，平民和俘虏基本上受到良好对待。 当然，九十年来，世界还是有所进步的。美国如今就不敢有一战时德国、日本那种无视中立国主权的蛮横。伊拉克乱局之形成，从技术上讲，是因为推翻萨达姆后，美军的数量不足以维持各地秩序。兵力太少的原因之一，是土耳其表示，没有安理会授权，他们不能让美军借道本国从北面进攻伊拉克。结果美军不但少了整整一个师，而且在战争初期未能北下占领逊尼三角区——后来乱局就从那里开始。如果还在一战的年代，布什大可派一位密使去叙利亚，威胁小阿萨德总统：如果叙利亚在安理会反对美国的提案，使美国无法从土耳其开辟北部战线，美军就只能弃土耳其之远而干脆用叙利亚之近，抄捷径攻入伊拉克北部。一旦伊拉克的阿拉伯邻国叙利亚同意投赞成票，巴基斯坦肯定可以被说服。加上本来就站在美国一边的英国、西班牙和保加利亚，六票已经有了。法国、德国、俄国和中国会投反对票。美国只要在墨西哥、智利、喀麦隆、几内亚和安哥拉这五国中再拉三票。如果叙利亚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穆斯林国家都投赞成票，美洲国家墨西哥和智利想来没问题。就算喀麦隆、几内亚与前宗主国法国余情未断；安哥拉的前宗主国葡萄牙却是主战的，花点力气出点钱，这一票美国也应该拿得下。一旦美国有了通过提案的必要九票，德国和中国很可能转变态度；连锁反应之下，法国和俄国最后也未必敢否决，至多弃权了事。这样，美国进攻伊拉克时，就可能获得安理会决议的掩护。 九十年后，更重要的进步是，现在各大国在联合国内和联合国外，都有了常设沟通机制。很多人因反美而向往多极世界，但是，一战的教训表明，多极世界并不是自动就比单极世界更安全。中小国家既依赖又企图利用大国，各大国也要互相制衡，由此形成夹缠不清的防务网络，可能会使偶然的星星之火，延着这一网络的枝枝蔓蔓而燃成燎原大火。当年的英法奥德俄欧洲五强，如果预见到最后结果是本国数百万青壮死亡再加欧洲三尊皇座（奥德俄）颠覆，大概没有一家胆敢轻启战端。防止情势失控的关键是及时沟通。当德皇威廉二世意识到英国将要参战时，要求参谋总长立即停止向比利时的进军，总长绝望地叫道：来不及了，等命令送达，前锋早越过边界了！（当时德军未装备电话，更没有无线电通讯。）热线电话和经常性的高峰会议，应该会使现在的大国领导人，至少不再吃上这一类后悔药。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不忘历史。有了热线电话，三大国使节的偶然同时缺席，或许不再是个危险；但电话的突然不通（甚至愤而不接的一时赌气），却还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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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19 6: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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