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旗——海湾风云札记系列
《易大旗——海湾风云札记系列》 著者：易大旗 (写于2003年2月28日) 导读： @沉舟侧畔，病树前头——海湾风云札记之一
@挣扎在神权与极权之间——海湾风云札记之二
@合纵连横话沧桑——海湾风云札记之三
@美丽新世界——海湾风云札记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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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侧畔，病树前头——海湾风云札记之一
海湾气象：战云密布，时有闪电，未闻雷鸣。 萨达姆这条釜底游鱼在十面埋伏之下，仍然"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要极端迷恋权力的独裁寡头丢弃权杖，隐逸林泉，怡养天年，无异与虎谋皮。极权统治者对丧失权力的恐惧，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萨达姆自无例外，他断然不肯为了消弭战祸而封金挂印，自我放逐。他所剩无多的底牌，就是扮演民族主义的"悲剧英雄"，诸如国家主权、抗击霸权主义、维护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文化尊严之类。以萨达姆的所作所为，这些煽情话语也渐渐褪尽了最后的魅惑力。 萨达姆政权的兴废，俨然验证出宿命的力量。萨氏由阿拉伯世界的一代枭雄而自蹈死地，原非他之所欲，而是冥冥之中的规律使然。 无庸置疑，萨达姆曾是"民族英雄"。20世纪中叶，在阿拉伯世界从殖民地迈向独立之际，正盛产这种英雄，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民族主义，而"民族解放运动"之父当推埃及的纳赛尔，他是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偶像。 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血脉亲缘，它迫切的强国梦想，导致独立运动之後，北非与中东的许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等国，都热情拥抱社会主义，推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政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XX国"。无怪乎，当时共产阵营咸认为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举一例：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首任总统贝拉是民族解放阵线的先驱与栋梁。贝拉原系左派，奉行"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社会主义"，名称为"自治社会主义"，即在在农场、工厂建立由劳动者直选自治委员会的制度；外国资本经营的矿山、企业、银行、铁路、以及大批法国人的农场被收归国有，对外贸易实行国家管制。一九六五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贝拉，开始了长期的军人统治。然而布迈丁并未废除"自治社会主义"，反而全套照搬苏联模式，推行中央计划经济，并在宪法里确立自己为"终身领袖"；至七十年代初期他又推行了全面土地国有化，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布迈丁在七八年底逝世，沙德利上台，宣布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惜哉时不我予，阿国的变局，令沙德利失去了自封为终身元首的传国玉玺，此是后话。 其实这种"强国之路"，正是后殖民时代新兴国家的主流，伊拉克自无例外。萨达姆早年在开罗读中学，深受纳赛尔的影响，后来便投入伊拉克军队中师承自纳赛尔的"自由军官团" ，并参与了对伊拉克年轻国王菲萨尔二世的刺杀行动，王室在该次起义(1958年)中惨遭灭门。革命后的伊拉克纷乱不已，起义领袖卡塞姆准将与复兴社会党并不咬弦，反认为伊拉克共产党尊奉的社会主义更为正宗，实现强国梦更能"多快好省"。有军事强人撑腰的伊共便"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举国滥捕滥杀有钱人和伊斯兰教士......萨达姆却是忠于复兴社会党的，他的政治生涯自一起步，就对暗杀情有独钟，不久他又在另一宗政治谋杀中被通缉，遂亡命叙利亚，投效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后转赴开罗，进修法学时不忘为党奔忙。 阿拉伯社会复兴党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擎灯者，其宗旨是"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该党的策源地在大马士革，不过率先夺取政权的却是在伊拉克，196 3年，该党在巴格达发动政变，处决了在台上执政的"自由军官团"起义首领卡塞姆准将，伊拉克国王的尸骨尚未朽烂，"弑君"者的头颅又被挥落；自不待言，伊拉克共产党亦无好果子吃，被追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种因循的杀戮，在当时骚动不宁的阿拉伯世界可谓屡见不鲜。 然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伊拉克的建政，不过才九个月，就被另一轮政变所推翻。在党中央工作的萨达姆再度逃亡，幸而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已在叙利亚成功夺权，该党把伊拉克革命的希望押在忠忱而勇悍的萨达姆身上。萨氏果然不负使命，回国秘密策划武装斗争，至 1968年七月，萨达姆亲率装甲部队攻陷伊拉克总统府，推翻了阿里夫独裁政权。 如果萨达姆止步于此，他将名垂青史，阿拉伯世界的英雄谱里会铭记着他的鎏金名字。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萨氏继续一往无前，誓要充当伊拉克乃至阿拉伯民族的"大救星"。政变后，身为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的萨达姆已把党政军的实权系于一身。1979年，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元老、伊拉克总统贝克尔(萨达姆的亲戚)把权力"禅让"给萨达姆——一个新王朝启元了。
尽管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大多满怀憧憬服用社会主义的"十全大补丸"，但其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一样，那个理想殿堂终是倾圮于泥尘之中。不过，这种主义及其治国模式毕竟给这些国家留下了颇深的刻痕。况且，它较之另一种选择来说，还是要进步得多，那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了。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的阿拉伯世界，凝结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有的屈辱记忆，王室贵族和知识精英，都有了"师夷之长"的现代化迫切感。以埃及为例，穆罕默德钒⒗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总督)在十八世纪初建立了世袭王朝，他登基之后便任用西方顾问，用君权天授的权威去强制推动改革(类似中国洋务运动)，并且有选择地移植了法国式的司法与行政制度。在这一波"维新"里，苏伊士运河得以开掘(1869年通航)。不过，成也运河，败也运河。日进斗金的运河反使得埃及君王挥霍无度，国库亏空，债台高筑，以至整个国家宣布破产。英国与法国接管了埃及财政，也接管了苏伊士运河......要叩问现代化之门，看看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所发生的裂变和锐痛，便知绝无坦途与捷径可走。光绪皇帝和康梁变法的失败，强硬保守派的回归"儒家原教旨"和鼓动纵容义和拳乱，在阿拉伯世界也有类似的脉络可寻。
船坚炮利的西方世界之强势文化，使得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变得益发激烈。在底层穆斯林眼中，现代化的"礼崩乐坏"以及经济关系变动所造成的利益受损(一如中国山东、河北丧失了土地的义和拳民)，燃起他们对回归传统伊斯兰社会秩序的强烈向往。故此在民族独立大潮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始终是一种独异的声音，它是对穆斯林世界的现代化的一种本能反抗。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这些宗教立国的国家世俗化的过程。要推动现代化，就必须革除传统伊斯兰世界中的政教合一制度；其社会政策则要消除等级制度、解放妇女、普及教育......在当时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中，确乎存在着"X国向何处去？"的兴废存亡的命运抉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抱着拯救吾教吾民的使命感，如埃及在纳赛尔民族主义运动之外，另有一个伊斯兰宗教秘密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又如独立战争打得最惨烈的阿尔及利亚，参与其中的有一个"伊斯兰改造运动"，它当中的一派主张吸纳法国的人权民主思想，另一派则要求彻底回归伊斯兰传统。无论如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都曾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翼，但他们的诉求却是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萨达姆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尊奉的社会主义的信徒，他坚决实行政教分离，严厉打击原教旨主义，推行世俗化，公职人员不得享受宗教节日，政府强制人民接收从小学到初中的现代教育，男女平等几乎比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要超前。萨达姆本人宗教情结不浓，其革命情结也远比利比亚的卡扎菲来得浅淡。再观伊拉克一国，除了石油蕴藏量，其自然资源也比其他中东国家好得多，萨达姆完全有条件在阿拉伯世界成就一番事业。至遗憾者，他的悲剧来自另一个宿命根源，那就是极端的集权统治，在世界上的独裁政权里，堪与萨达姆一比的专制暴君，只怕寥寥无几。 阿拉伯非君主制的世俗国家，固然能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纠缠，但这些国家多是以一党专制实行集权统治。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列宁式的政党结构，这种政治团体内部凝聚力强，组织严密，长于发动革命、暴动、政变。革命成功后一定变成"全民党"，一如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也允许几个"花瓶式"的少数党，但这些花瓶党并不"在野"，而在统一在"全国民族进步阵线"之内，而保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元化领导"。 萨达姆从列宁式专政那里搬来的还有秘密警察，有类似"青年团"的基层组织，有"共和国卫队"和"萨达姆敢死队"，有株连法和五花八门的酷刑，还有对涉嫌不忠的的公民"人间蒸发 "一般的即捕即杀......这些在乔治-奥尼尔的《1984年》里均有形象描述。 "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还致令寡头本人丧失正常心志，为追逐海湾霸权，进而问鼎整个阿拉伯世界，竟至于把全体人民拖入血渊骨岳之中。萨达姆于1980年发动的两伊战争，正是萨氏王朝气数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被史家称为"血肉磨坊 "，死人逾百万，两伊的国本伤筋动骨，据统计，两国今后就是把石油收入全部投入基本设施重建，伊拉克须耗27年，伊朗因受创更重而石油收入又少于伊拉克，它的重建须耗90年！
1990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提出了15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要求。但萨达姆"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伊拉克战前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外汇储备达370亿美元，战后"油"枯灯尽，债台高筑，欠下近千亿美元债务，最大债主为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不过，科威特的债就不打算还了，因为两伊战争结束仅两年，萨达姆又挥戈黥吞科威特......"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鸟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李白《战城南》)两伊和科威特的兵燹创痍，欲要赖到"美帝国主义"头上，哪怕是撰写"反战宣言"的中国新左派里最富于想象力的宣传家，也感到措辞困难。殊不知他们居然深文周纳地提炼出了这种话语，发出"雷霆般的声音"，委实教人掩耳不迭。 当年在联合国决议授权下，多国联军强逐侵略者，本来萨达姆气数已尽，然而，这个寡头家族政权却苟延残喘了12年，911事件，国际格局剧变，萨氏政权大限已至。自蹈死地的极权暴君，终将化为大漠的沙砾，随风而逝。这是他的宿命。 然而，"倒萨"即是"拥战"？如此简单的判断，却非笔者之所想，这点留待下文分解。
@挣扎在神权与极权之间——海湾风云札记之二
关于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和传统的冲突，先从一个文化"切片"说起——盖头(即面纱)。 在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等世俗化国家，妇女们的呼吸要畅顺许多，因为她们没有面纱的困扰。其中伊拉克是最彻底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宗教归属感本来就比别人淡，加上萨达姆30多年的铁腕统治，原教旨主义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间。然而在其他穆斯林国家，女子欲"吐气如兰"，舒展一下肺活量，却非易事。 《古兰经》说："先知啊！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妇女们说：她们应用外衣蒙住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们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莫露出首饰 ......" 《古兰经》所言的"面纱"和后来原教旨主义(如塔利班)所规定的近乎烧焊工的面罩一般的"盖头"，说的不是一回事。关于面纱和盖头，在穆斯林国家纷争繁多，最典型的"教争"案就发生在60年代的阿富汗。 现在重返故国的87岁高龄逊王查希尔，当时还在年富力强的"不惑之年"。而当时的首相达乌德，既是查希尔国王的堂兄，也是妹夫。他在五三至六三年十年间担任国家首相。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阿富汗正逐步迈向现代化。查希尔国王推动开明君主式的改革，开始落实议会制度、公民投票、多党制等现代制度；工业化计划也已经启动；较艰难者，是社会改革，在这方面首当其冲为妇女权益。一九五九年，政府规定妇女不再必须带面纱，原来只收男生的大学开始接受女生。同年，妇女开始获得工作权利，甚至有权进入政府。这一切遭到了力量强大的伊斯兰保守教士的坚决抗拒。为革故鼎新"保驾护航"，一九五九年的国庆节，达乌德内阁一众大员带著他们揭去面纱的妻子，在大庭广众面前亮相。宗教领袖们为之怒不可遏，而达乌德便命令教士找出《古兰经》在哪一条中规定妇女必须带面纱。这些宗教领袖虽然未能在经典里寻章摘句，却仍斥责达乌德离经叛道。于是，首相在盛怒之下将这帮伊斯兰教士关押了一个礼拜。 达乌德的世俗化改革背后诚有国王支持，但其后达乌德欲依赖美国整军经武而不成(美国不支持阿富汗对巴基斯坦的领土要求)，便转而亲苏，他又将国力大量投入所谓"帕什图尼斯坦"的民族复兴梦想揪亦即与巴基斯坦的领土争执，卒令查希尔国王疑虑丛生。六三年，国王将达乌德解职，另外任命在德国受过教育的技术官员优素福为首相。此后国家现代化和世俗化并未停步，直至阿富汗共产党联合达乌德发动政变为止。 "面纱"教争也曾在埃及上演。1981年，埃及社会迭生动荡，地下宗教团体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人屡屡流血冲突，这些骚乱又有着不同的背景与诱因。首先是七十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签订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令崇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无法接受；其次，总统萨达特素来厌恶极端宗教势力，对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宗教领袖从不假以词色；萨达特强硬的军人作风，也导致政府和宗教界严重对立。就在这一年的9月3日拂晓，埃及军队会同大批警察实行全国性大搜捕，拘禁了3000多名参与骚乱的极端宗教分子，这种规模的扫荡镇压，自 "国父"纳赛尔总统以来都未曾见过。被捕的有青年学生，也有大约250名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萨达特声明此举是为了"平息宗教纠纷"，但里头有一些是批评政府的政治家，即萨达特的政敌，于是坊间流言大盛，人人自危...... 萨达特堪称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甫执政便抛弃了前总统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开放和自由经济，诚然，泛社会的腐败亦随之泥沙俱下，令底层民众怀念纳赛尔时代；说到政治改革，萨达特推行渐进的民主化，允许多党制；在外交上，萨达特拉开和苏联的距离，并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单独和以色列和谈，这比其他中东阿拉伯国家早了20年，为此，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联盟，而萨达特则无怨无悔，特立独行。尤须指出，在萨达特时代埃及妇女解放运动有长足进步，这和萨达特夫人甚有关系，他们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男方萨达特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女方则是名门望族，女方父母力阻无效而吞声默认，在当其时的伊斯兰社会。这是罕见的婚姻。婚后这一双天成佳偶相敬如宾，萨达特任总统后的首次国宴，他在门厅前停步让夫人先进，宾客当场哗然骚动，视为对穆斯林传统礼仪的尖锐挑战；新总统在致祝酒词的开场白是："我夫人和我......"这又是对传统秩序的颠覆。后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还专门派特使来开罗，向萨达特转达阿拉伯世界对埃及总统夫人穿西式女服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愤慨。萨达特的回答很简捷，就是在1979年签署了两项关于妇女解放的法案。
传统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的摩擦升级，乃必然之事，萨达特的铁腕军人作派亦令反抗益烈。1981年9月初的大搜捕引致全国动荡，萨达特总统这才觉出霸王硬上弓的作派有欠周之处，便在议会作辩解，又召开记者招待会，不想效果依然不彰，他便上电视台对国民发表讲话，宣讲国家安定团结之重要性。开始讲得还算心平气和，但其后行伍脾气又发作了，他抨击老牌民族主义政治家拉盖丁为"封建王朝的宠儿"；他抨击埃及的数名重要宗教领袖号召教民回归《古兰经》，而自己却穷奢极侈；他抨击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教徒的精神奴役，嘲笑蓄须的男青年，嘲笑戴面纱的女青年为"她们走在街上象一顶顶帐篷"......萨达特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电视演讲，既激怒了国内的原教旨主义者，也引起周边阿拉伯国家宗教暨政治势力的不满，这些国家的电台开始了反萨达特的鼓动宣传。埃及和境外的极端宗教团体都咬牙切齿，磨刀霍霍，要刺杀萨达特。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法特从他的特殊渠道听到了风声，便火速托人递送密札给萨达特，提醒他千万要注意安全。萨达特看了来函，仅对信使说了一句："你回去告诉阿拉法特，让他还是多关心自己的安全吧。" 10月6日，是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年)埃及军队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以色列"巴列夫"防线的光荣纪念日。萨达特总统照例在胜利广场举行阅兵式，这是埃及仅次于国庆节的重大节日。就在这天的阅兵式上，萨达特被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刺杀了。 追溯前缘，"面纱"教争这个小小的文化瘤结，确系穆斯林世界转型时期的精神阵痛之一种。再深究，伊斯兰世俗化的先行者，总不离强人意志的权威引导(几乎全部是军事强人)。无妨来看看另一个世俗化得较彻底的国家土耳其，该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瓦砾中重生，就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到底投入欧洲现代化世俗化的国家集团，还是归化中东穆斯林世界？现代"国父"凯末尔将军选择了前者，他以铁腕手段去腰斩传统，硬性实行 "全盘西化"，其中包括禁止男性戴圆帽和女性戴面纱。这个将军甚至于在宪法里明文规定，军队保留干政的尚方宝剑，前提是土耳其不得背离世俗化道路，宗教不得对国家政治施加任何影响。土耳其的路向和伊朗巴列维王朝所作所为十分相似，在巴列维时代，女权日昌，教育兴盛，世俗化潮流仿佛"奔流到海不复回"矣。 然而，现代国家的建立决不是凭藉强人的意旨就能一蹴而就的。我们再看另一侧的例证：那些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兴独立国家，也同样强行世俗化，伊斯兰宗教势力受到严厉压制与排斥。只不过，阿尔及利亚军事强人奉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弄得天怒人怨，经济一塌糊涂加上世界石油价格下跌，令民生多艰，对军事寡头社会主义感到绝望的民众，重新求助于传统伊斯兰信仰。一九八五年，全国激发社会骚动。伊斯兰领袖指军人政府是"可恶的无神论者"，号召回复传统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一九八八年，骚乱再次遍布全国，而仅这三年的政教流血动乱，死亡人数高达数万！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宗旨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一跃成为该国最大的政治力量。面对危局，军方把强人总统沙德利逐下权坛，解散议会，接管政府，强硬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新军事强人布迪亚夫宣称，有必要压制百分之五十的人民，以便让另外百分之五十生活在和平之中。伊斯兰拯救阵线领袖的回应居然是：我不在乎牺牲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以便让其余的三分之一可以遵从真主！ 既然搞"社会主义"行不通，那么搞"资本主义"的呢？无妨看看伊朗，巴列维王朝一夕之间化为断壁颓垣，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世界伊斯兰革命"摧枯拉朽，伊朗迅速回归到实行伊斯兰法律的神权国家——面纱头盖自然亦魂兮归来了。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世俗社会里，人们可以看到和议论贫富不均和王室的腐败；在萨达姆治下的极权体制里，人们没有知情权，不甚知晓和不许议论权力者到底有多腐败。更可怕的是，专制造成的"黑洞"，吞噬了一切政治资源，异议者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反抗，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自己的声音，这和朝鲜的情况如出一辙，尽管已有众多难民和高级党政官员"投奔怒海"，但他们无力拯救民族的苦难，除了逃亡，别无选择。极端的暴君有着极端的心志，困兽犹斗的萨达姆有一"必杀技"，就是：与汝皆亡！他兵败科威特时炸毁和焚烧油井和输油管道，和现在放置炸弹到本国的水坝和油井，都是一脉相承的疯狂行径。再观极端神权的国家，情况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能更糟，阿富汗塔利班的宗教警察在国际援建的足球场上枪决妇女，在球门门楣上行绞刑，当国际反恐联盟要求塔利班交出拉登，便可免一战时，这个政权选择的也是与汝皆亡，以玉石俱焚之志而裹挟着无数人民一同去以死殉教。 穆斯林国家的兴衰，验证了一条规律，无论专制强权还是狭隘的宗教势力，都是进步文明的死敌。最近联合国发布了由几十位阿拉伯著名知识分子合作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阿拉伯世界的全面落后，在于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被专制政治和宗教传统扼杀，拥有二亿八千万人口、包括22个国家的阿拉伯世界过去20年各项经济、文化指标均停滞不前。尽管石油收入令阿拉伯人民生活水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人口被剥夺了创造力和生产力"；人民被剥夺政治权利，没有新闻自由，丧失独立思考和自由交流的空间。知识分子是极权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双重的敌人，"流亡是我们的宿命"。这个报告认为：阿拉伯民族应该自省，而不能诿过于美国和以色列。 从这份报告，人们很容易看到伊拉克的症结所在，阿拉伯世界里或许找不到比它更世俗化的国家，但同样也找不到比它更苛猛的专制政权。伊拉克没有实行伊斯兰法律的沙特、伊朗和前塔利班阿富汗那样的宗教警察，但它有无数秘密政治警察，对人民的钳制，堪称"鹰犬塞途"；而"100%"投票拥戴萨达姆的例证，正是恐怖强权的最形象的徽记；更莫忘记萨达姆政权堪列"健力士Guinness世界记录大全"的几项丰功伟绩---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化学战，是两伊战争时萨达姆用化学武器屠杀涉嫌支持伊朗的五千多本国库尔德人；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石油污染，是伊拉克败退时炸毁科威特输油管道，使之倾注入海；世界上最大陆地石油污染也是伊拉克焚烧科威特油井，使该国的地貌都发生了变化，大片土地被油膜和焚烧污染物所覆盖；还有科威特油田被毁，"九地流黄乱注"，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油湖"。 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联合国目下的分歧，只会影响解除萨氏武装和取缔残**权的具体行事方式，而吊民伐罪、还政于民、建立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新政权，正是彻底斩断神权与极权的根须和藤蔓的釜底抽薪战略(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仍可商榷)，唯其如此，中东这块脓血横溢的是非之地，才不致成为人类社会长久的创痛，回复到安拉圣谕中的祥和与安宁的境界。 @合纵连横话沧桑——海湾风云札记之三
海湾枭雄萨达姆之气数衰旺，分水岭便是两伊战争，那就不妨从霍梅尼的“世界伊斯兰革命”说起—— 布什开列“邪恶轴心”黑名单，赫然上榜的伊朗，是颇具争议的。自两伊战争后，伊朗对外并无恶行，对内有了若干温和改革；它和阿富汗塔利班(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势同冰炭，和伊拉克政权更是宿敌世仇。殊不知伊朗仍是一个十足的神权国家，而且倒退三十年来看，它的形象却与今日迥然不同。 由无疾而终的“泛阿拉伯主义”至异军突起的“泛伊斯兰主义”，霍梅尼正是一个开坛立派的大宗师。伊朗是穆斯林世界里唯一以什叶派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他们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伊拉克则是仅存的另一个什叶派教徒稍为居多的穆斯林国家。伊拉克的什叶派聚居南部，多系底层大众，而萨达姆所属的尼逊派一向多有精英分子，他们和伊拉克的少数派基督徒一样，素来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幸而在伊拉克这样淡于宗教情结的世俗国家，教派冲突并不严重(库尔德人的民族问题则是一个溃疡疮口)。 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年迈教长霍梅尼于1964至1978年曾在伊拉克避难，不消说伊拉克的密探对霍老的监视“体贴入微”，霍氏策划对伊朗王室及政要的多起暗杀，于萨达姆无关痛痒，但霍梅尼“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革命前夜，萨氏是嗅出气味来了，遂于霍梅尼举事的前一年将他驱逐出境。这令霍梅尼恨之入骨，并以“七大恨”告天，一是巴列维国王；二是美国；三是萨达姆；四是苏联......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平地起狂飙，国王仓皇出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波斯古国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神权国家降世了。 而今回眸，霍梅尼的革命是非常恐怖的，且莫说国内实行严厉的伊斯兰法律，狂热的教众在街头用石头砸死违反教规的人(类乎中国文革中以私刑杀人的“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 ；光说对外，霍梅尼憎恨世界上一切非神权的世俗国家，在他夺权后唯一声言予以支持的是苏联，但霍氏报以彻底的轻蔑，并用血洗伊朗共产党来表明心迹。自不待言，最大的外交风波首推伊美交恶。1979年11月4日，伊朗4000多德黑兰学生在霍梅尼的号召下，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委于泥尘，改悬“真主伟大”的圣旗。他们扣押了66名美国外交官，要求美国交出前国王巴列维。及至前国王在埃及病逝，在阿尔及利亚的调停下，美国人质方获释，其中有52名美国外交官已被扣押了444天。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却有着更凌厉的冲击波，无论君主制还是非君主制的世俗国家，都为之绕室彷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黎巴嫩之山河变色，来自伊朗的泛伊斯兰主义风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黎巴嫩属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并非其国教，这是绝无仅有的异数。此前黎巴嫩是个经济繁荣，金融发达的国家，贝鲁特人称“东方巴黎”。一九四三年，黎巴嫩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当时国民中基督教徒占五成三，穆斯林占四成五。黎巴嫩穆斯林分为逊尼派、德鲁兹派、什叶派；基督教徒中又分为多个教派。依照各派权力分配的协议，总统由基督教中第一大派马龙派出任，总理则由穆斯林中人数最多的逊尼派出任。而穆斯林中的什叶派占国民的一成八，国家议会的议长则由什叶派人士出任。军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出任，参谋长由穆斯林德鲁兹派出任。然而随着历次中东战争，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人口的穆斯林已略占多数。原来的议会议席基督徒与穆斯林的比例为六比五，1991年以后议会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的议席已各占一半。 在原先的权力格局里，人口占第三位的什叶派的政治影响力不大。不过，自七十年代泛伊斯兰主义兴起，黎巴嫩什叶派的阿迈勒运动(AmalMovement)迅速崛起。“阿迈勒”在阿拉伯语中为“希望”之意。该组织由伊朗出生的黎巴嫩人萨德尔(Sadr)在七五年开创。萨德尔本人也曾支持过以逊尼派为主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过萨德尔有原教旨主义倾向，和世俗的巴解组织感情不算亲近。 七十年代末期在黎巴嫩频繁活动的巴解游击队引致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难民营正在黎巴嫩南部什叶派聚居的地区，什叶派居民与巴解摩擦多多，他们便组建阿迈勒民兵以维持治安，七九到八二年间，阿迈勒民兵与巴解游击队之曾发生过数起大规模流血冲突。 就在此时，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令阿迈勒运动晋身为政治舞台的要角。一九八二年，伊朗出动数千“革命卫队”前往黎巴嫩输出革命，力挺什叶派同袍，从军火到钱粮都倾囊相赠。不过，伊朗的支持是有选择性的，它刻意扶植什叶派中最激进的原教旨团体，而阿迈勒运动的精神领袖萨德尔一九七八年访问利比亚时突然“人间蒸发”不知所终。阿迈勒运动从此分裂，其中激进派别组成了“黎巴嫩真主党”，这是一个在伊朗羽翼下孵化出来的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它正式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真主党的骨干全部是伊斯兰什叶派教士，党魁叫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MuhammadHusaynFadlallah)。法德拉拉是霍梅尼忠心不贰的信徒，他力主在黎巴嫩乃至全世界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真主党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旗作为党旗，还把霍梅尼的像作为伊斯兰革命和未来泛伊斯兰世界的象征。为了这一神圣目标，真主党不惜诉诸极端暴力。法德拉拉讴歌“肉弹”的殉教方式，他说：“难道还有谁是比将自己变作敌人中间的人肉炸弹的那些人更伟大的烈士吗？难道还有什么精神境界比为了目标与使命献出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人的精神境界更为崇高吗？” 黎巴嫩真主党的老巢在贝卡谷地，组织体系极为神秘，它既是家族控制的(什叶派两个大家族)，又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士督导的(12名教士组成的党核心领导机构)，故此，真主党帮规森严，其战斗力比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和巴解组织都要强，它的崛起，完全改变了黎巴嫩的格局，从美国电影《SpyGame》(《间谍游戏》)里的惊鸿一瞥，亦可见贝鲁特满目断壁颓垣，“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已经完全瘫痪，原来最强大基督教民兵不是作鸟兽散便是龟缩一隅；以色列撤军后，亲以的“南黎巴嫩军”竟至于向真主党武装望风归降......至今，真主党的金主仍是伊朗。 统而言之，无论以色列、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敲进来的契子，都感到寝食难安。如此这般，就不难明白两伊战争时整个世界的反应了。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废除两国边界协定，五日后便发动了对伊朗的进攻。而这时的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里朋友也甚少，它是苏联的盟友，与阿拉伯国家亲西方的主流不合拍，故此阿拉伯诸国都保持中立，但在战事不利于伊拉克时，却又暗挺萨达姆，以防什叶派伊斯兰革命的狂潮祸及家门。 至于欧美的中立，亦庶几近之，别忘了那时还是冷战时期，任何改变地区均衡的举止，都会引起莫名的恐惧。且说美国及西欧盟国对萨达姆并无爱心，但都忌惮不可理喻的霍梅尼的“泛伊斯兰革命”。当先盛后衰的萨达姆岌岌可危时，西方也不欲看见伊朗乘胜坐大，一统海湾,便也暗中助了萨达姆一臂之力。再看那边厢，两伊战争初起时，苏联正在陷于阿富汗圣战的泥潭，中国刚在前一年发动“教训”越南的战争(甚至事前并未宣布废止中越友好条约 )，此后数年边境炮战不绝，“血染的风采”成了弘扬国民精神的旋律...... 作如是观，两伊战争的战犯无疑是萨达姆，其背后没有任何国际强权的唆使。随便一提，两伊八年战争时，中国也曾向两边输出设备、物资和军火，其中卖给伊拉克的军火高达数十亿美元，仅次于苏联而尤在法国之上，更不用说排得很后的美国了；况且无论军用民用合同，中方均允许伊拉克“延期付款”。若再加上91年海湾战争伊拉克的欠帐，至今中方仍有 14亿美元欠款未能收回，而中国政府对因伊拉克拖延还债而无法依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国内企业，给予“不加息，不罚息，不停贷”优惠政策。但无论如何，中国都绝对不是战争的教唆者；同理，美国也不是。再例举：两伊战争中萨达姆败象渐显时，美国给伊拉克提供了伊朗军队结集的卫星图象情报；中越之战时，美国也给中国提供了类似情报，特别是越南的缔约盟国苏联的军事动向情报。莫非这场“教训”战争的主使又是美国？ 今日看来，当时国际社会对两伊强行干涉，派出维和部队，划出隔离带，制止战争杀戮，是合乎人类公义之举。惜乎，无论哪一家都受着时代局限，在冷战思维下，彼时那样的“ 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联合国如同高位截瘫的废人。正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嗟叹“故垒萧萧芦荻秋”，那是历史的哀歌。 至于“中国学者”《反战宣言》执笔撰写者的“美帝国主义”造句，以及指萨达姆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实不知何出此言？“美帝国主义”并非现时中国政府的词汇，不过也无大碍，因为美国人骂自己的政府，遣词用句由辛辣到刻毒都百无禁忌，美国左派也常骂“ 美帝国主义”，只是不会去代表“美国人民”，也不会发出“雷霆般的声音”；美国人很难被别人代表，既然此路不通，大家也就失去了彼此“代表”的兴致，“雷霆般的声音”自然无法听到了。说到“走狗”一词，这在萨达姆则欲当而不得，实在太委屈他了。 且说两伊战争后，伊朗元气大伤，输出革命已有心无力了。倒是满目疮痍的伊拉克再贾余勇，向科威特攻城掠地。不过，世局已斗转星移，彼时冷战已经结束，国际新秩序正在重构，以海湾战争为转折点，在后冷战时代，任谁要策动以侵略别家领土为目标的战争，已遭千夫所指；又以波斯尼亚种族屠杀为契机(前波国总统刚刚被海牙国际法庭判处11年监禁)，科索沃危机为标志(前塞尔维亚总统米卢蒂诺维奇刚刚向海牙国际法庭自首认罪)，要凌虐生灵，屠杀本国人民，亦属不能了。 从冷战的冰川纪中枯木逢春的联合国，依然百废待兴，世局天翻地覆，如何“与时俱进 ”？联合国的革故鼎新已迫在眉睫，科索沃危机时它曾无所作为，当下的伊拉克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面临考验。 法国德国的领衔抗美，令中国的新左们精神陡长，因为他们不喜中国政府韬光养晦的低调，也信不过朝秦暮楚的俄罗斯，法德的声音适逢其时。很遗憾，笔者恐要扫他们的兴了。那些倚法德为中流砥柱的人士，定将跌碎眼镜，然后祭出祖传的“走狗”之骂，“帝国主义 ”之外，还要加上“新殖民主义”的恶咒。因为法德与美英的歧见，是如何执行联合国决议、消除萨达姆罪恶的歧见。别忘了，911事件当日，法国报章的头条通栏标题是“今夜我们是美国人”；更别忘了，当年把伊拉克入侵者驱逐出科威特的是美国挂帅，但消弭科索沃危机，出兵惩戒米罗舍维奇政权的始作俑者，正是法德两国(这里要说一段小插曲，1992年波斯尼亚塞族政权发动种族清洗后，法国一汉学教授到美，带来了一大叠关注波斯尼亚屠杀的法国报刊，我只能看图片，真是毛骨悚然！当时法国朝野的震怒和美国舆论及政府的懵然不觉，形成鲜明对照)，美国无可推诿，遂与盟国共进退。任谁要抱着忽略民主国家同质性的幻想，真是枉读了毛主义“字字珠玑”的警世雄文，捧错香炉念错经了。若然不信，请看其后海湾风云的舒卷变幻。 虽则如此，我还是期望法德中俄与美英及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找到一条避免启战的途径。不过，解除伊拉克武装和及改变其政权的目标，断无偏废的可能。反战与和平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情操，却须建立于正义的基石上。1995年波斯尼亚塞族政府军屠杀八千多穆斯林男子和儿童，为二战以来最大的种族杀戮，荷兰驻波国六百余维和部队无所作为，事发后荷兰内阁因此总辞职；而今，巴尔干穆斯林得到解救；南联盟人民推翻米罗舍维奇“民族主义政权”，国家浴火重生；阿富汗人民结束内战及挥别中世纪神权的黑暗......这些都是人类之幸事，生命之幸事。“民生以德义为本，兵事以民为本。”这正是笔者对海湾危机的视点。 @美丽新世界——海湾风云札记之四
恕我借用赫胥黎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意象，从国际宏观的角度去看待海湾危机。 1、欧盟的崛起 后冷战时代极具标志性的事件，除了91年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更有欧洲一体化和欧元体系的建立。法德公民的国籍互相承认、拥有两国护照以及可以跨国投票，这是欧洲整合的重要象征符号。欧盟东扩10国，为这些新成员的制度转型及经济振兴，原西欧发达国家付出颇巨，难能可贵。一个日益壮大的欧盟，是21世纪新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鼎足。 作如是观，法德在伊拉克危机中领衔抗美，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冷战结束，欧洲对美国保护的依赖大大减少，“欧陆意识”抬头。在这世界上利益与认知的歧异与摩擦永远存在，国际大家庭本来就需要权力制衡和协商，凡事都唯美国马首是瞻，这个“美丽新世界”便是丑陋的。激进“主战”者动辄骂法德，甚至数落他们的历史旧帐，何乃太冲动？连美国主流传媒也没有去妖魔化法德，亦无抹黑中俄。按美国的民意调查，出兵“倒萨”的支持者最高超过七成，而从来未曾低于五成；但主张要得到国际社会支持才出兵的，也从来未曾低于五成。 欧盟的壮大，作为未来国际政治拼图的擎天一柱，值得期许。欧盟在“国家利益”、“ 国家主权”的观念上要比美国来得进步，但在族群关系上却仍比美国滞后。且看欧盟的问题 (美国的问题容后再述)——老牌殖民主义对亚非国家罪孽深重，相比之下，美国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关于这笔旧帐，欧洲人是有负罪感的。故此，他们接受了不少原殖民地国家的难民，尤以英法为最，光法国就有几百万伊拉克难民，他们有的很有钱(石油或望族背景)，有的则一文莫名，穷者在欧洲都可以领取不薄的国家福利，这本是欧洲的善举，但这些人在寄居国缺乏文化关怀，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还是不能融入社会，永远被排斥。他们能去舒展心结、告慰灵魂的地方就是清真寺，而寺院里原教旨主义的势力最大。911事件中来自欧洲的恐怖分子(分别来自法国德国)，均有大学教育背景，他们心路历程的跌宕，最终乞灵于恐怖主义，这实非偶然。
美国自诩文化多元、民族熔炉，其实要臻达化境，路途仍十分遥远，但美国的确由信而立、由知而行，它的法律、文化价值都引导多元族裔走向大同。身为少数族裔，我对美国发生任何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行都高声抗议，但美国族裔间之关系和欧洲相比，实有相当差距。 最近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罹难，尽管外间仍闻幸灾乐祸之声，但在中国，比起当日的 “911狂欢”，已大大缩水(这是心智的进步)。至于那些妖言乩语，实在不值一评，如“为伊拉克之战强行起飞”；又如“前以色列空军军官拉蒙的秘密使命”......须知航天飞机的行程早就确定，何来“强行”提前之说？航天飞机所承载的80项科研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北京石景山中学张桃桃同学的“蚕虫太空吐丝”研究；如电影《阿波罗13号》所示，每个宇航员都有替补，以防不测。可知以色列人拉蒙的替补是谁？却是一个巴勒斯坦裔人。更不用说，自1985年至今已有4位华裔宇航员5次进入太空。名单如下： 王赣骏：物理学家，博士。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华人。原籍江苏省盐城市。1963年赴美。 1984年6月被选为第一位到太空操作自己设计的实验载荷专家。1985年4月29日至5月6日，乘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主持“失重状态下的流体力学情况”实验且获得成功，并参与了其它14项实验工作。 张福林：1950年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祖籍广东。中学毕业后到美国。1980年被美国宇航局选为宇航员。1986年1月12日乘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进行了5天的科学试验。他是美国宇航局第一位美籍华裔职业宇航员。 焦立中：1960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祖籍山东。1990年初进入美国宇航局受训，同年7月正式取得宇航员资格。他曾于1994年7月23日乘哥伦比亚号升空，参与完成了80多项科学试验。1996年1月15日他乘奋进号第二次进入太空，并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舱外行走。 卢杰：1963年出生于美国。父母均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1995年入选美国宇航局宇航员。1997年5月乘阿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首次进入太空。2000年9月第二次进入太空。 美国还先后将多位来自欧盟、日本和其它国家的宇航员送入太空，到现在才有以色列人入列，已属太迟。而哥伦比亚号罹难者中唯一的女性，她既非土生，亦非幼年来美，而是80 年代才来美攻读博士的印度人。你能设想中国的“神舟X号”会把印度人送上太空吗？只怕连自己的台湾同胞也不得其门而入。仅就这点而言，美国的文化襟怀之博大，无人能望其项背。 3、欧盟与土耳其 欧盟既然要朝着一体化迈进，还真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眼前就有一个例子——土耳其。土国是穆斯林世界中世俗化、现代化、民主化走得最远的国家，它申请加入欧盟已有15年，却始终未能如愿。今年欧盟讨论东扩，申请加入的前共产国家均获排定谈判日程，却仍独拒土耳其。法国前总统、现在主持起草制定“欧洲宪法”的德斯坦声言：“土耳其不属于欧洲。”对此土国政府怒不可遏，斥之为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露骨歧视。 土耳其申请加盟长期被拒，先前是因塞浦路斯问题被希腊杯葛。而近年欧盟的说词是土耳其“人权标准”不合格，土国是有它的问题，其宪法存有军人干政的章程(参见《海湾风云随笔之二》)，但该条文主要针对土国不得回归政教合一、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而设。土耳其的伊斯兰政党因含原教旨色彩，其党魁被禁参政多年，后该党被迫改革，树帜为“正义发展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个党已不再鼓吹国家实行伊斯兰法律和回归穆斯林世界，反而全力支持加入欧盟。这岂非证明了民主化对宗教势力的制约？欧盟的人权标准是比美国定的门槛还要高(这点中国的反美人士不甚了然，对中国的人权批评，欧盟最烈)，但土耳其难道要比刚刚蜕变的东欧前共产国家还要差？就算不够水准，让土耳其加盟而后再严加督导批评，岂不更见功效？倒是美国，坚定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即使是土国议会未予通过美军“ 借途”打击伊拉克，美国也不改初衷。 哀哉土耳其，哀哉欧盟！连身边的转型国家都无意接纳，遑论帮助前殖民地国家挣脱极权与神权的牢笼走向现代化了。 4、“老欧洲”与“新欧洲”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老欧洲”说，傲慢与轻蔑俱全，此公堪称美国内阁汤锅里的头号老鼠屎。 不过，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有妙语，他对支持美国的东欧国家发话：“要么闭嘴，要么保持贫穷！”他还说，否决别国加入欧盟的申请只要一票就够了。此语强烈暗示法国在欧盟的龙头老大地位，威胁否决不顺从者的加盟申请。由此看来，希拉克的傲慢也不遑多让。 由于英国与欧盟若即若离，法德成为欧盟轴心在所当然。法国去年的议会选举，消弭了以往左右两翼共同执政的制肘，希拉克强势地位确立，便在欧洲整合大计上敢做敢为，这是好事。但有一种历史阴影是难以抹去的，那就是中、东欧国家受前苏联的长期挤压，又对法德“欧陆轴心”颇有戒心，它们对自己国家的地位与尊严异常敏感，从而不信欧盟的安全保护，更愿意接受美国这把安全伞。最近波兰为国防现代化而采购军机，是华沙公约组织解体以来东欧最大宗的军火采购，共计38亿美元。然而货比三家(法国、瑞典、美国)，波兰还是敲定进口美国48架F-16战斗机；应波兰要求，美国洛克公司将向波兰军火工业投资80亿美元。很明显，中、东欧国家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更乐于向美国而非向欧盟倾斜。 在伊拉克危机上，捷克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美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旋即跟进；其后，又有保加利亚等10个中、东欧国家支持它们的立场。至此，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站到了法德的反面。而“新欧洲”逆反的矛头主要针对法国，它们认为欧盟在东扩谈判中索多予少，不考虑弱者利益。而希拉克是欧盟的“无冕”领袖，他最看重法德轴心，而漠视中、东欧国家群的存在。英国发起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八国声明”和10个中东欧国家呼应，事先都没有外交知会法国。一如欧洲媒体的分析，这是希拉克傲慢所得的回报。 由此可见，欧洲的整合依然任重道远。
现在说到后冷战时代的另一标志，那就是美国的超强地位得到确立。美国的文化价值与政治经济制度，相较其他制度(包括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最有活力与创意，它鼓励优胜劣汰，富于想象力、进取心与创业精神；它的自我调适能力最强；政府受到最严格的监督；人民最大限度地享有国家公器和公权；美国人自己创业的比率(每12人就有一人拥有自己的事业)远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高科技实力遥遥领先，每年诺贝尔奖名单中美国人都逾半；美国国民的捐款额和做社会义工的比率，也高踞世界之首。 然而，美国也有诸多问题。这个国家的普遍富裕程度往往掩盖了一个数据，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美国贫富不均的指标可列末流，它的低收入人口比率最高；美国婴儿死亡率最高(美国白人出生率低，黑人与拉丁美洲裔占了全国婴儿出生率的三分之一，婴儿死亡率就集中在这部分人那里)；美国的小学和大学水准不错，但高中教育一塌糊涂，联邦和州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投在每个高中生身上最多，但按国际成绩标准，美国高中学生无地自容；美国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国民也高踞第一，按法律医院对无保险患者必须予以治疗，这些欠帐烂帐却须由社会捐款来填补......再次说明，这多项差劲的社会、经济、文化指标均系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而得出。
美国社会之瑕瑜互见，美国两党也功过互见。美国共和党的理念素来是“大社会，小政府”，标榜自由价值，鼓励竞争，主张以市场调节来主导经济。而民主党的理念则是社会公平，标榜平等价值，主张政府积极而审慎地介入经济领域，调节财富分配。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美国的建国精神及政治传统，美国两党均有理想主义色彩，那就是国际责任和担当精神。不过，共和党更倾向现实主义和实力外交；民主党理想主义成份则更浓，如“人权外交”就始于民主党的卡特时代。故此，美国国际博弈的鹰派多系共和党，鸽派多系民主党。西欧诸国一向喜欢美国民主党，认为与之理念相近，民主党对西欧盟国不那么颐指气使。而毛泽东、邓小平均喜欢和共和党打交道，认为美国右派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尼克松的共和党政府属右翼强硬派自不消说，却是他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然而，真正的共和党右翼鹰派是里根政府，偏偏此时中美关系却臻达了“蜜月期”。共和党政府最温和的一届是老布什，他标榜走中间路线，摈弃里根时代极端保守派的某些政策。不过，在 91年海湾战争中，共和党的鹰派精神再度显灵。当时，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集体投反对票(个别例外，如戈尔)，自由派的《纽约时报》及中间派的《华盛顿邮报》还有CNN、NBC、ABC均持反战观点。历史却证明，海湾战争成了后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至民主党的克林顿时代，标榜“新中间路线”，但民主党的理想主义色彩，必然坚执人权理念，这和现实主义的共和党有颇大差异。克林顿的八年任期，已把对外的“人权关怀” 调适到某个刻度，从而成了美国的一项道德资源，素来不太侧重人权外交的共和党，也无从降低这个刻度了。就这点而言，民主党功不可没。克林顿政府比较热心介入和平调停，如流血不止的爱尔兰问题，美国民主党与英国布莱尔工党合作无间，和平终于得以实现，这亦堪称一座功德碑。不过，克林顿落力介入以巴和平的斡旋，可谓呕心沥血，却寸功未立。克林顿政府促成的以巴“奥斯陆和平协议”，被占土地的94%已确定归还巴勒斯坦(剩下的6%仍可商谈，譬如交换地段)，孰能想到，阿拉法特竟然在最后一刻拒绝！这实非阿氏和巴勒斯坦人之所愿，而是中东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宗教势力之制肘。 无论怎样，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无甚建树，这是事实。这时，美国思想库里有一种学说悄然开宗立派，他们认为，美国先前为现实利益和一些独裁政权结盟，是冷战时代使然，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他们力主在中东地区建立民主政府，这一学派不独针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而呼吁不能再姑息美国的传统盟友沙特阿拉伯，力促这个专制加腐败的君主国家实行宪政改革。中东国家唯其实行民主制度，无解的以巴死结方能松动。这和“太阳从东边出来 ”一样，在理论上永远是正确的。中国唯有民主化才能步向富强的现代国家，这也是正确的，但它迄今仍未付诸实行。中东较之中国就更举步维艰了。却没想到，911一声轰隆，给克林顿的继任者送来了一柄胡桃夹子，那个极权与神权的坚硬胡桃壳，究竟是施加影响使它自己开裂，还是以外力钳碎？现实的取舍，将让世界历史有完全不同的写法。
小布什继承的共和党精神，甚少乃父之风，却是里根时代余绪的发扬光大，谓之“新保守主义”。小布什庞大的10年减税计划，“小政府，大社会”，鼓励自由竞争，看淡社会平等指标的下跌；批判60年代以来滥觞的自由派社会风气，鼓吹回归早期清教徒的道德传统；反堕胎、反校园民族平权法案......这些右翼保守思想均强劲抬头。不过话又说回来，共和党政治家的个人道德普遍比民主党要好，非但克林顿管束不了自己的裤子拉链，连美国政坛的其它私德丑闻也多出于民主党门下。 本来，林肯时代的共和党代表的是东北部“工业美国”的利益，它有相当进步的色彩。及至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令许多穷人投向民主党旗下；又至60年代，民主党大力倡导民权运动，黑人权益上扬，以及泛社会的自由化风气，致令南方保守民主党人纷纷叛出门墙，改投共和党的票，南方多州便成了共和党的票仓。但南方保守派不易成为政治主流，老布什执政时，立场仍属东北部温和派共和党。至小布什上台，内阁和国会两院都由南方政客所把持。这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南方保守派政见毕竟代表了美国某一方的政治利益，而且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足够的制衡能力。但两大因素导致了美国政坛急剧右转，一是911事件；二是民主党颓风日渐。911事件无庸多言，却要来说说民主党—— 911后，国家安全和国际环境成了美国国民关切的头等大事。这时民主党提不出什么可与共和党分庭抗礼的构想，及至伊拉克危机，民主党的草根阶层多系自由派、左派人士，自越战以来，反战都是他们的传统。但这次民主党莫衷一是，几近四分五裂。鉴于91年海湾战争民主党“站错队”的心理阴影，许多政客不敢大声反战。民主党在国会两院超过一半的参议院议员和五分之二的众议院议员都支持“倒萨”。竞争下任总统党内提名的康州参议院李伯曼还质问“问题不在为什么打，而在于为什么现在才打？”这竟比布什还激烈！而另一位党内提名竞争者俄州众议员库西尼奇，则不屈不挠地领导众议院的反战派，严词挑战布什的海湾政策。但多数民主党政治家都回避“战与和”问题，只敢在国内经济上给共和党挑刺。如此一个军心浮动、无所适从的在野党，对布什实难产生有效的制衡。无怪乎，连民主党人都发出悲鸣：“我们如果在授权对伊拉克动武时投赞成票，又在竞选时反对它，这样我们怎能赢得总统选举？” 随着911后泛社会危机意识的暴涨，以及民主党的萎靡不振，南方保守派政见俨然在白宫和国会登堂入室。国际政策方面，共和党强硬派力主国家利益至上，忌惮国际条约对美国行动自主的约束。在小布什任内，美国退出和拒签的双边及国际条约最多(不过，美国所拒签的条约，中国早已拒签于前，仅《京都协议书》例外，而该协议书俄、澳、加拿大多国也没有批准)。美国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到今日的伊拉克危机，在联合国遭到了后冷战时代以来最大的外交挫折。
去年伊拉克危机凸显，美国政府内部的鹰派已力主单边行动，把联合国撂到一边。布什的个人能力先不去探讨，他的班底却是精英荟萃的，无论鹰派鸽派，都是一时之选。布什听从了鸽派主张，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并在联大演讲，看过电视直播的人对“雷霆般的”掌声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果然，布什的国际合作精神得到了回报。11月间，安理会通过了关于伊拉克问题的1441号决议，投票结果是15比0！ 国际社会一致要求解除伊拉克武装，这点本无异议。联合国还有一致的反恐决议，“凡支持恐怖活动的组织(含国家)被视为与恐怖分子同罪。”萨达姆政权全部违反这些决议，关于这点连中国新华社也如此立言：“10年过去了，武器核查有始无终，禁飞区一再被突破，经济制裁逐渐分崩离析，萨达姆仍高坐台上......”美国为履行安理会1441号决议，已可出兵“伐无道”。但问题是美国附加了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改变伊拉克政权，建立民主政府。这其实是颇有远见的一项决策，却因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困局而弄得进退维谷，实为始料未及。 911事件后，美国获得一百个国家的支持和声援，布什领衔国际反恐盟主，对恐怖分子实行雷霆扫穴的打击，包括今年初美国向中国提供“东突”组织的情报，羊年春节期间，中国大规模搜捕“东突”分子，其中美国提供的银行来往帐目证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然也包括美国和俄国联手对车臣恐怖分子的打击，及与澳洲联手对印尼恐怖分子的清剿...... 凡此种种，仅系“治标不治本”之举。真正有新意的是2002年9月17日美国总统签署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的核心是以自由思想、自由经济和国际自由联盟，去终结专制和恐怖主义。“abalanceofpowerthatfavorsfreedom(有益于自由的实力平衡)”它超越了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以往曾达到的政治刻度，成了国际新秩序的美国徽记。 这个“布什主义”有见地之处，在于揭示“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成为国际秩序的严重威胁，而作恶者却常常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政权，这样，旧冷战时期的以互相毁灭作遏制的威慑性外交平衡已失去意义。 而“布什主义”的偏颇，在于：美国独立自主的单边行动，比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更有效；美国对恐怖主义势力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而又悍然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有权实行“ 先发制人”的打击。这里头显然会衍生许多矛盾。 但有一点很清晰，冷战时期自由联盟对极权主义的防御性战略，已转为后冷战时期自由联盟对专制、极权、奴役、神权、恐怖主义的压迫性围堵，虽则“和平演变”仍系首选，不过，非但蓄意挑衅国际秩序者将受到惩罚，连凌虐自己的人民，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也将受到国际干涉。自不待言，集诸恶之大成的萨达姆已罪无可赦。 依照这个战略的沙盘推演，布什奉以“输出民主”去济世匡时的那一家学说为正统，决心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权，并认定非此不能稳定中东动荡的难局，兼且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建立民主政府，以巴和平亦将迎刃而解。
笔者在很多观点上均警惕右翼价值观，对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殊无好感，却认同改变巴格达政权、建立民主伊拉克这个目标。首先，它符合伊拉克人民的利益；其次，它是中东和平和民主化的奠基石。问题在于这个目标怎样去达成？按理说，由阿拉伯联盟去完成最合情理，但这属天方夜谭。阿联22个国家均系专制之邦，极个别标榜“多党制”和有限新闻自由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来没有公正自由的选举。要找一个国家没有宪法、学校没有教材的专制典型，阿拉伯世界里也有现成例子，那就是沙特阿拉伯。政教合一的沙特实行伊斯兰法律，学校以《古兰经》作课本，宣讲伊斯兰文化辉煌的昨日和异类文化的邪恶......那便是拉登和911事件里15个劫机犯的祖国和精神家园。 阿拉伯联盟既然不堪大任，剩下来就只有联合国了。殊不知，要集体议决改变一个国家政权性质，为《联合国宪章》所无。问题在于，如果某个政权无时无刻不在践踏联合国宪章，那又怎么办？ 正如众人所见，这个中东民主化的“易帜”大计，从一起步就荆棘满途，而且麻烦往往是布什政府所造成的，特别是那个“口水战”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此公口出恶言，咄咄逼人，如“老欧洲”说，“英国不干，美国单干”说之类。我在美国身历四届政府三个总统，从未见过一个国防部长如此多“口水”，把国务卿的话头也全部抢过去，大放厥词。 接下来，论及“战和”之争。和萨达姆没有“和平”可言，除非他解除武装，自动下野。但与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自由联盟”的盟国，却是可以商谈的。别说解除萨达姆武装，以其罪恶之罄竹难书，安理会协调立场，拿出一份义正词严的“敦促萨达姆投降书”并非难事。只要美国更有耐性和更具妥协精神，英国的《六点修正案》被拒，非安理会当值成员国的加拿大提案也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仅仅比美方的最后期限延长不到一个月)，如此，法国仍再三反对，就失理失据；退一万步说，按法国提案来谈，也并非不可以，法国提案的“罩门”是没有底线，那就请法国把底线划出来。总之，求同存异，晓以利害，一同参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重建，法德俄不会强力反对，中国本来就循例“将弃权进行到底”，这样，有了一份安理会新决议，萨达姆还“不肯过江东”，便唯有霸王别姬，自刎垓下了。庆父一去，伊拉克在国际监督下建立民主政权，便如瓜熟蒂落。尽管参与其中的非民主国家有点尴尬，但中国能讨还伊拉克所欠的积年烂帐，亦可获得大批重建工程项目，当然更能推动中国的“与时俱进”和“政治文明”，最终实现民主改革，当属幸事。 自不待言，关键是人们理智与感情的敏感区之疼痛——“战争”则极可能得以避免，萨达姆要负隅顽抗，联合国军也师出有名。这是通赢的结局。
至于伊拉克接受民主化的前景，无庸赘言。《中国青年报》3月2日发表记者石洪涛的《萨达姆靠什么拯救自己》，说得十分清楚，该文放到《华盛顿邮报》都是好文章。文中引述的是前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首席记者顾正龙的观点，顾在中东十数年，其中在伊拉克常驻 7年，为中国的中东国际问题专家。有兴趣者可读此文。如前面数篇《海湾风云随笔》所述，伊拉克人民较淡的宗教情结；该国较好的自然条件和已有一定的工农业基础；国民教育程度较高(人民识字率60%弱，为中东诸国最高)；男女平权阻力较少；更兼石油收入丰厚。伊拉克要晋身民主国家，难度最低，前景最光明。 不幸的是，“美丽新世界”如果是以非联合国授权的战争和暴力手段建立的，于理于义都大有问题。从巴尔干危机和卢旺达屠杀，便晓得无所作为的联合国必须改革，但在新秩序确立之前，有缺陷的宪章总比失序的单干蛮干为好。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还是在联合国框架下作了不少外交努力，无论提交新议案还是一再推迟表决，都是为了外交斡旋，最后功败垂成，“通赢”变成“通输”，这个不幸结局，或许正是联合国变革的开端。一个把利比亚推举为人权委员会主席，曾把萨达姆政权推举为裁军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其公正与权威实在令人嗟叹！ 无妨再观伊拉克，萨达姆对联合国多项决议的蔑视不必一一历数。3月6日在卡塔尔召开的的伊斯兰国家高峰会议上，三个国家的代表发言要求萨达姆退位，其中科威特代表发言时，伊拉克的第二把手、萨达姆的姻亲、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在峰会大雅之堂上破口大骂：“你们这帮走狗！你们是群猴子！闭嘴！你们是伊斯兰世界的叛徒！”以致电视台中断了直播。伊拉克本系“流氓国家”之魁首，看流氓耍流氓，无足为奇。 还有，自1982年至1991年，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桥路、中国土木、中港等等8家大型国企，已在伊拉克承包各种工程。1991年海湾战争，中方人员紧急撤离，设备被伊方强行“ 征用”，战后联合国成立战争赔偿委员会裁决，伊拉克便将所有提出索偿的外国公司列入“ 黑名单”，中国多家公司全部上榜。其中仅中建公司善用本国秘笈“关系学”，走伊拉克副总统的后门，才得以继续在伊拉克包揽工程。现在伊方仍拖欠中方十几年前的14亿美元欠款，和近亿元的战争赔偿。 仅为中国人着想，萨达姆下野和伊拉克民主化，有何坏处？民主伊拉克控制的石油价格，童叟无欺，中国美国欧盟一视同仁。多国联军解放科威特，美国并没有控制科国的石油，科威特情急时许诺对外国开放石油投资，至今食言，也未见美国去逼其兑现。若然美国去“ 欺压”科威特一把，中国倒是乐观其成，因为中国(还有石油纯进口国法国和德国)对中东石油投资的欲望比美国大得多，可惜中国对伊拉克的所有石油投资计划都被萨达姆封杀...... 民主伊拉克比独裁伊拉克好，这还有什么异议？只有中东的专制腐败政权、军事强人、恐怖组织、原教旨宗教势力才觉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以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韩非子》) 然而，一个理想的“美丽新世界”，却不能以缺乏程序公正的暴力手段去达成——这正是20世纪曾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大溃灭的深刻教训。 (附言：本文脱稿仅12小时，美国布什总统向萨达姆发出了最后通牒，一个激荡的历史新篇章就此启端。“布什主义”真的降世了，夜来观潮，其声隆隆，奔涌不已，直至2008年大选，巨澜难有回落之望。其间世界之变局，实在超越了我辈之想象，唯有细观人事翻新，风云聚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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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4-3 9: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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