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军事思想 摩登土佬 原作---》浪子星爷
重温高考--《商君书》ZT
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民富强的国家，为秦尔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乏，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
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
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
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人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
重温高考--《孙子兵法》ZT
作者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忠民县）人。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被誉为“兵学鼻祖”。
孙武的先祖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因陈国内乱，逃到齐国，改姓田齐景公时，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国有功，赐姓孙，食采于乐安。青年时代，孙武因齐国“四姓之乱”而离开齐国，来到新兴的吴国，并结识了来自楚国的军事家伍子胥。公元前512年，在伍子胥的竭力推荐下，孙武得以晋见吴王阖闾，并呈上了自己的兵法“十三篇”，得到吴王的赏识，被任为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辅住吴王阖闾经国整军，为吴国的强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或《吴孙子兵法》。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称作“十三篇”，与今本篇数相合。《汉书·艺文志》则著录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一般认为，“八十二篇”当包含今本十三篇的内容，另外六十九篇除含少量孙子佚文外，多数系后世阐释孙子思想之作与伪托之作。关于《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自宋代以后争论了千余年。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孙子兵法》一书系列武亲著，成书于春秋末期，但不排除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窜入的个别字句。
《孙子兵法》一书，版本繁富，流传甚广。现在我们尚能看到的重要版本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本、曹操《魏武帝注孙子》本（又称孙子略解）、宋《武经七书》本、宋《十一家注孙子》本、日本樱田本《古文孙子》等。其中，刊刻最多、流传最广的是《武经七书》本，其次为《十一家注孙子》本，二者构成传世《孙子》书的两大版本体系。竹简本出土于1972年，后经文物出版社整理出版。此后出版的孙子书均以传本为底本，并根据汉简本校改了其中错漏的文字。建国后的主要版本计有：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和《孙子译注》、杨炳安的《孙子会箋》、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等。
早在唐代，《孙子兵法》使传入日本，后又相继传入朝鲜、越南等国，并出现了不少注疏之作。1772年，法文版《孙子兵法》在巴黎出版，开始了《孙子兵法》在西方的传播。时至今日，《孙子》一书已以近30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
《孙子兵法》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它构筑了一个精美恢宏的兵学体系，影响了后世兵学发展的方向，在传统兵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概括起来，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安国全军”的慎战观。
《孙子兵法》首篇《计篇》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为此，要求战争指导者，战前要认真比较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要不惜重金使用间谍，以充分掌握敌情；要积极备战，“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要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等。正是出于慎战的考虑，孙子告诫战争指导者：“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怪而致战。”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
在战略上，孙子主张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究其实质，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等一系列非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全胜战略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重谋尚诈、“胜于易胜”的战胜观。
孙子充分认识到战场主动权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命题。孙子作战理论的核心是虚实理论。避实击虚作为一般的作战原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孙子的认识并不限于此，他是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虚实的。《孙子》认为，实现避实击虚不能消极等待，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有利的战场态势，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示形诱敌的诡诈之术和奇正相生的理论。孙子认为，作战指挥员只要正确运用谋略，巧妙地调动敌人，便可以造成决战战场上我实敌虚的态势，从而达到以实击虚、胜于易胜的目的。
令文齐式的治军思想。
孙子对军队管理和训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士卒孰练”、“兵众孰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基本因素。可以说，孙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放在战略高度来考察的军事家。孙子治军理论的核心是“令之以文，齐之以式”。对于军队，孙子要求做到“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齐勇若一”等，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维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步调一致。为此，要求统兵将帅一方面要关心和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另一方面又要严格管理、严明纪律，否则，“爱而不能令，辱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对于将领，则提出了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标准和清、静、治、幽的个人素质要求。孙子的治军理论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却具有革旧布新的开创性意义。
此外，《孙子兵法》还论及军事地形学、军事后勤学、军事预测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中国传统兵学的大体框架在孙子那里已经基本确立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人茅元仪在评价《孙子》一书时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孙子兵法》被尊为兵经，被历代兵家奉为圭臬，其原因正在于此。
重温高考--《老子》ZT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业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
《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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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起（?~公元前381），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改革家。
吴起青年时赴鲁，从曾中学儒，因母丧不归被逐出师门。离开曾子后，转而研究兵法，希望在军事上有所建树。不久，齐军伐鲁。吴起被任为将，率领鲁军以弱击强，大败齐军，在军事上初露头角。后因遭到鲁国权臣的嫉妒和陷害，被迫于公元前410年左右离鲁赴魏，得到魏文侯赏识，被任为将，负责魏国西河地区的防守。在魏期间，吴起率魏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也都打成了平手，为魏国拓地千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魏文侯死后，吴起被魏武侯疏远，并被免职。吴起遂离魏赴楚，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宰相），进行全面变法。吴起感悼王知遇之恩，竭尽全力进行改革，终于使楚国走上强盛之路。随后，吴起率楚军南征北战，取得了“南平百越，北平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赫赫战功，一时威震诸侯，扬名天下。公元前381年，楚悼王突然去世。反对改革的楚国贵族势力乘机发难，向吴起实施突然袭击。吴起为乱箭射杀，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
据史书记载，除《吴子》外，吴起还撰有《吴起玉帐阴符》三卷、《吴起教战法》等兵书，但均已失传。
《吴子》，又名《吴起兵法》，是吴起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今本《吴子》共二卷六篇，依次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吴子》一书为48篇，与今本相差甚远。历史上曾有人据此认定《吴子》一书为伪作，这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篇目之差，可能是由于流传过程中亡伙所致。
《吴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代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版本，如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均源于宋本《武经七书》。
吴子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
提出战有五因，兵有五类，即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积极进行战备。
提出治国之道，文式并重，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对内要加强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对外强调积极备战，做到修文而不废武，以利进行兼并战争。
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
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
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
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
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
提出“因形用权”，主张应根据战争中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
《吴子》一书虽仅五千字左右，但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孙子》以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世将孙吴并称，宋代将《吴子》列入《武经七书》，无疑是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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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
据载，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玉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害怕他下山到魏国后影响自己的前程，更担心他到别国后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决定设计陷害孙膑。不久，庞涓派人上山，以同朝为官为由，劝孙膑赴魏。孙膑不知是计，欣然允诺。不料一到魏国，便落入了庞涓的圈套。魏惠王听信庞涓谗言，无端处孙膑以膑刑，挖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使之终身残废。按当时的惯例，刑徒是不能为官的。庞涓试图以此断送孙膑的政治前途，消除一个潜在的对手。
孙膑身处危境，显示出卓越的智慧。他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因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膜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团，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令军队逐步减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未年便已失传。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膜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这里我们仅选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因系残本，我们已难窥《孙膑兵法》的全貌，但仅从现存各篇便可以看出，这部兵书提出了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战争观上，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既反对企图垂衣而治的幻想，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
在军队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责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军队的全面素质。
在战争指导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战争规律。《孙子兵法》提出了“战道”的概念，含义基本相同，却没有展开论述。孙膑则对“道”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件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夭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必攻不守”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孙子的虚实理论。在《孙膑兵法》中，与“必攻不守”意思相近的命题是“批亢捣虚”。“充”，本义为咽喉，引申为要害。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与吴子“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有异曲同工之妙。孙膑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在与田忌对话时，对于田忌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孙膑认为这些“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而兵之急者，则在于“必攻不守”。也就是说，攻虚击弱乃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千余年后，唐太宗李世氏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这无疑丰富了孙子的虚实理论。
《孙膑兵法》具有不或忽视的重要价值，它是战国时期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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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是上古时职掌军事的最高官职。所谓“司马法”，便是历任司马关于当时战争问题言论的汇录。
司马穰苴，即田穰苴，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齐景公时，晋、燕联军伐齐，大败齐军。穰苴临危受命，出任齐国的将军。他斩景公宠臣监军庄贾，严肃军纪；又平分口粮、亲问士兵疾苦，使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争相赴战。消息传开，晋、燕联军闻风而退。穰析乘势率军追击，尽复失地。因功封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
穰苴对春秋以前的古兵法有很深刻的研究，尤以能申明古司马法而著称。战国中期，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并将司马穰苴的阐发之辞附于其中，便形成了后来的《司马法》。
《司马法》一书，由于与穰苴的密切关系，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载，《司马法》共155篇，后多亡佚。今本《司马法》共五篇，依次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其中，前两篇以记述西周军礼内容为主，后三篇则主要是穰苴的阐发之辞和后世的发挥，反映出春秋后期以后军事领域的新变化。
《司马法》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宋《武经七书》本。此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刊本。今本各书多据《武经七书》本校勘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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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旧题周吕望作。
吕望，又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为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强自己实力，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经过姬昌施行，终于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王死后，他继续辅佐其子武王姬发，进一步削弱商的实力，并最终指挥周军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西周建立后，因功受封于齐。他举贤尚功，因俗而治；重视工商和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齐数百年的大国地位。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实际上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
（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大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
（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201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20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全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
（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微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此些不见于今本的侠篇或侠文。
（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二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总书本及其精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六韬》的篇目，最早在《汉志》著录为《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60篇，二者相差25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既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藻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二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60篇之外的15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六韬》继承了以往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氏”，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重温高考--《尉缭子》ZT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军事理论家。
《尉缭子》一书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他是梁惠王（亦称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时人。尉缭的战功政绩虽鲜见于史书，但他却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
重温高考--《管子》ZT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
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选士，胜。”（《幼官》）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
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进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霸言》）
重温高考--《墨子》ZT
《墨子》是战国显学墨家学派的论文集，未必尽是墨子自著。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汉秘府藏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⑥明唐尧臣刊本；⑦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街于进一步考证。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一）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二）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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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2-17 22: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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