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补补台湾近代史的课：
作者：长江2004
台湾之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纠缠久矣。同样地，对岸之于台湾也成为心头上的痛；动不动就文攻武吓，老让台湾人心惊胆颤。数年来讨论两岸战、和、统、独的声音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高亢，但真正理解台湾历史的人并不多；说句惹人生气的话，连台湾也没多少人曾深入研读自己的历史，至于长期以来亟亟欲统一台湾的中国，对自己的国民也没做多少台湾历史教育。于是，不论在媒体上或生活中双方民众只要一谈起统独议题，往往都只流于口水比赛。中国显然不理解台湾为什么拒绝中国；这么好的一国两制还拒绝，甚至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不愿意？干么，讨打？
不是说了解台湾历史就能解决两岸纷争，但至少不至于散弹打鸟，不知重点何在。知己知彼本来就是争执双方所共同必须进行的功课；不只是掌握政治权力者必须这么做，就是民众也应该跟著做；尤其想对争执发言的人。如今网路事业蓬勃发展，两岸网民隔空叫战，不只不利于两岸关系理性化，甚至多少还要激起更多误解而流于情绪；说者也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增加敌意还是化解仇视。其实，台湾人民目下的态度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理解台湾历史，当然不能理解台湾的坚持。
我不是专家学者，但曾花过不少精神研读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一般而言，两岸民众对中国历史较有基础，对台湾则通常陌生，因为台湾历史曾被长期淹没的缘故。以下我对台湾近代历史做简单介绍；不涉及太早部分，尽量以与两岸关系有关事件为主；在有必要的状况下，也随时介绍当时中国情势或世界思潮。因为大气候影响小气后的缘故。
西来庵事件前后(1915年前后)
众所周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国大陆以国民党政府领政，艰苦地对抗日本侵略前后长达十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中共仍以陕西延安为主要根据地，两党进行所谓国共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时国共两党貌合神离，但冲突仍未公开化。日本宣布投降后，两党争夺敌战区转趋激烈；但台湾则确定将由国府接收。
当时台湾受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在日本强势文化教育下，对传统政治、国家概念已经不同于前。甲午战前，台湾从原来普遍穷困移民的情况逐渐变得富庶些，但传统封建观念依然牢不可破。甲午战败后清廷割台，台湾人民以刀枪棍棒护卫土地，牺牲相当惨重；但当时人们心中仍不忍与以清廷为代表的祖国分离。这种武力抗争前后持续二十年，一直到规模庞大的西来庵事件(又称焦吧年事件或称余清芳事件)失败后，才暂时舍弃武力抗争。西来庵事件发生于割台二十年后的1915年，主事者余清芳以建立大明慈悲国为号召，也曾试图与当时革命党孙文所领导的同盟会联系，并曾经由偷运接受少数武器支援。
不可讳言，西来庵事件主要的三位领导者------ 余清芳、罗俊、江定------都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但也都没受过太多教育，属于草莽性英雄。因此对于武力抗日成功后的计划几乎完全阙如；若以此论定这次事件领导者只注意到打败敌人这个短期目标，却不曾也必将无能统治战胜敌人后的台湾，应该会是符合事实的。事件失败后，日本台湾总督府进行区域( 就是目前台南县玉井一带，玉井古名焦吧年，是原住民语)清洗，台湾人民牺牲非常惨重。有民间纪录说，砍下来的头颅，光以牛车装运，就有十几车之多；沿途还掉了一地。这还只是其中一次屠杀而已。
这次惨痛的牺牲使得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出现的第一代新知识份子兴起新的思考；他们知道无法以武力对抗强大的日本军队，那何不转向以和平手段对抗？对抗的目的不可能以台湾独立作为目标，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目的只能放在减轻台湾人民所受到的殖民统治痛苦。
当然，这些新知识份子后来也受国际思潮影响，结合到处风行的社会主义观念尝试与国际共产联系、与国民党建立关系，甚至部分人士最终还舍弃日本共产党而与中国共产党结合。可以说，在西来庵事件之后到台湾光复之间三十年，台日之间的斗争变化非常快速，令人目不暇及。
台湾雾峰林家林文察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率领子弟兵至福建一带对抗太平天国，因功官封提督，使林家在台湾的世家地位几乎无可比拟。林文察侄儿林献堂是个受传统教育出身的人，年轻时在日本会见梁启超，受梁启发开始兴起文化抗日的念头。林献堂不只有良好的传统基础教育，也因时常往来台日间具有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而且经济富裕，在当时台湾民间早已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并且还受到日本统治者某一程度上尊重。
这时以蒋渭水、蔡培火为主等等受日本医科、师范教育的年轻人，计划推请林献堂出面领导组织台湾文化协会；林慨然答应。文化协会一成立，台湾总督府自然不高兴；但法律明文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不便公开取缔，于是制造所谓的治警事件，大量逮捕有关人员。这不过是在西来庵事件之后几年，因此逮捕所引发的风声鹤唳引起社会强烈震撼。以为又要再来一次大灾难。
这时日本政治已经进入民主化，即便在殖民地官方也不能任意逮捕；治警事件在逮捕后转入司法审判，官民双方对簿公堂，同时引起日本本土政界关怀。日方宿负盛名的律师多人陆续来台为他们辩护，甚至当庭对检察官教训，要他再念几年书去。最终在罪证不足但受总督府压力下，涉案少数几人判处数月徒刑，但却为台湾未来的反对运动培养了领导人。由于审判过程公开，而答辩过程高潮迭起，受捕者又全是台人精英，当然吸引了所有台湾人的注目；这些坐监者都成为台湾民族英雄。
社会主义思潮
由于资本主义兴盛，劳资对立在世界各地逐渐升高，作为工业后进国的日本也逐渐受到影响，并经由日本而传入台湾。1920年前后，台湾留日学生已经很多；这些留日学生接受到了当时风行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尽管台湾还未工业化，但在总督府强行推展台湾糖业，以及进行土地兼并的政策下，台湾工农民受到严重侵占与剥削，造成鬻妻卖子的凄惨景况。虽然留日学生大都出身富裕之家，但在良知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些留学生基于民族情感也都毅然跳出为农民请命，带领对抗日本总督府与资本官民。
文化协会在治警事件后曾领一时风骚，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文化协会的宗旨在启蒙民众知识，主要活动局限于举办演讲会、识字班、读报社、创办刊物等。其中以演讲会最受瞩目，也最受日本警方注意。当年举办演讲需先向警方申请，警方也会派警察到场监听；遇有「过分言词」，总被提示「注意」甚至被迫中途停止。演讲者大都是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台湾人，通常都有较好的知识水平，也有时有刚从日本回台的年轻学生。但不论是何者上台，台上台下都一样是台湾人，具有同样的民族感情与被殖民的屈辱感；而演讲者又往往藉机谈及时政顺机批评一番。这常常可以激起听众热烈反应。于是，文化协会无可避免多少参杂一些政治意味。
文化协会成立之时虽以民众启蒙为主，长期全岛演讲又不能避开时政与民族问题，尤其日本殖民剥削更是民众共同的痛；显然只局限于文化启蒙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文化协会中热情人士不在少数，意欲配合民众期待从单纯教育启蒙出走，转向政治性与民族性诉求；但这就在文协中造成分化。部分保守者认为日本统治者绝不可能给文协这个插脚政治的机会，更不可能让台湾人藉机煽动民族情绪；所以文协最好还是自我限制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免得连文协最终受到取缔，连知识启蒙也要被迫终止。
这种看法确实绝非过虑，但与社会期待出现落差也是事实。以蒋渭水为首的一批青年开始筹画组党。这时，农民问题被激化了。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与制糖甘蔗售价等问题；文协成员也是医生的李应章出面介入协调，但不受日方尊重，甚至还有农民受到殴打，激起蔗农与警方冲突，日警藉机扩大事件逮捕一群人，包括李应章在内。后来许多人被法院判处徒刑，刑期从数月到一年多；李应章也是其中之一。这事件通称二林蔗农事件，是日据以来第一件农业政治事件；从此之后，台湾开始出现职业性社会运动者如简吉、赵港等人，而农民抗争事件屡见不鲜。很快地就有了农民组合这样的组织成立，农民组合也成为目前台湾农会的滥觞。
文协中如蒋渭水者对于像是农民事件这样的事，无法以文协角色介入渐感不耐，尤其农民事件逐渐有成为社会主要事件的趋势。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入台湾并有深化的情形；台湾留日学生已经暗中组织具有左派性质的社团，而这些社团也渐渐进入农民协会与文协，这就对原来只希望担任启蒙工作的文协造成更大的挑战。这时左派人员有来自留学中国的台湾学生与留日学生；他们共同的思想来源虽然相同，但事实上还是不免门户之争。
文协逐渐左倾，后来由左派温连卿主导；右派人士乃决议另起炉灶，后来就有台湾民众党出现。文协由左派控制后逐渐与农民协会合流，而台湾民众党几经困难终于正式成立，开始走工人运动路线，台湾工运如日本工人运动一样非常蓬勃，抗议活动规模有时甚至比日本还壮观。这时台湾已经逐渐由农业社会转型，尤以农产品加工厂如蔗糖业最多。工人所受到的剥削宛如农民，这是工运频繁的原因。基本上，蒋渭水作为台湾民间重要领袖之一，受到日方高度注意，所以台湾工运虽然由民众党推动，但民众党总是隐于幕后居多，由工会出面主持。
这时工运农运此起彼落，日本警方疲于应付。而这时台湾共产党已经悄悄在上海租借区成立。台共创始人如谢雪红等大都具有台、日、中国经验，部分人甚至曾到苏联受过训练；一般来说都具有较广泛的国际视野。这时国际上社会主义思潮相当彭湃，在殖民母国日本也一样；学生研习马克思思想虽然会受取缔，但仍然有许多人暗中进行甚至组党。台共就属日共体系下的一个分支，直到中日开战之前数年才被中共渗透主导。
日据末期，殖民母国日本政局发生巨变，原来已经运行一段时间的政党政治被军国主义所取代。军国主义一旦抬头，日本、台湾所有的社会运动无一不被镇压；于是民众党被解散，农民组合与文协干部被大量逮捕，台共也在创党之初就于上海被破获。后来台共重要领导人谢雪红出狱才再度有效恢复运作，与农民组合建立密切关系，后来导致农民协第二度分裂。但台共这时却发生路线与夺权之争，谢斗争失败，台共由日系转成中系；同时，日方再度严苛打击台共组织，重要干部不是被逮、死亡就是逃亡。
总之，几乎所有台湾的急进政治团体社运团体，都在中日战争扩大爆发之前完全被清洗殆尽，只剩下以林献堂为主的保守人物(这时林献堂已经成为保守型人物代表；蒋渭水因伤寒去世)做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维系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气息。这种情况也同样在日本本土出现。至于战争爆发后，军国主义成为当时唯一指导思想，除此之外任何思想毫无生存空间，都受到官方强烈压制。
不只如此，战争爆发后日方为了支援前线，持续剥削台湾人民，并以各种名义征集台湾年轻人投入前线，或与战争有关各种工作。可以说是集各种剥削之可能于一时；当然，思想压制与皇民化运动成为主导。这可以说是台湾自日本占领后最艰困的时期。
日本的一些建设
日本占领台湾后固然进行一系列有形无形剥削，但早期他们规划台湾为农业原料供应地，以促进日本本土工业扩张升级；直到确定战争已不可避免时开始积极工业化台湾，作为前进中国与东南亚的支点。其次，日本为同化台湾人民，对台湾民众尤其儿童进行相当彻底的教育；这也同时提升台湾人民的平均知识水平。
台湾总督府长期在农业规划与工业规划推展上效率非常高，也彻底，这种高效率是日本在近代崛起的基本原因。同样的，他们在教育上的成果也是可观的。基本上，战争当时参军青年已经认同日本是祖国，而与他们的上一代有认知上的差距。这种认知差距在总督府强力施政的情况下不容易突显出来，要到战争结束后才出现。但遗憾的是战争结束不久，就立刻发生二二八与其后的白色恐怖，让台湾各个年龄层人士都对代表汉文化的国民党感到绝望，而失去意义。
但整体而言，虽然日本统治台湾以殖民剥削为主，但在建设台湾农工则颇有建树，尤其提升民众知识水平的成就相当良好。
二战结束到二二八
日本占领台湾前后不过五十年，时间并不算长。以这样的时间要彻底消灭台湾人意识是不可能的，但对当时参战青年而言，他们大都出生于甲午战后二十余年至三十余年间，已经接受完整的日本基础教育；在意识上已经属于较纯的日本意识，这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明显区别。
以蒋渭水及其同志而言，就属参战青年的上一代，他们基本上都曾或多或少知道甚至直接参与对日抗争，明确认知日本是抗争对象而非认同对象。谢春木是蒋渭水的重要干部，年龄比蒋小但比参战青年大，他后来甚至离开台湾到中国加入抗日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前，他又加入中共。像谢春木这样的人颇多，带领蔗农与日本会社抗争的李应章也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后代现在都还留在中国，甚至还是中央级民代。在他们这代人，即使没迁居大陆加入抗日行动，基本上他们都还清晰认知自己曾是中国人，或说他们的上一代是中国人。
这种认知就是台湾光复时，台湾民众热烈迎接国军与陈仪等治台班子的历史心理因素。基于民族情谊与刚刚脱离政治孤儿身份的原因，台湾人民当时确实有如大旱之望云霓，热烈庆祝光复迎接国府官兵的盛况更胜于中国任何沦陷区之欢迎大后方官员将士。但同时不能忘记一件事，这时参战青年大都都还在海外，他们本来就怀有较纯粹日本思考，他们在此时并未感受到他们上一代人的祖国情怀。并且，当他们回到台湾时，莅台国军与官员早已将台湾搞得乌烟瘴气；在情绪上言，他们是怀著较纯粹的日本思考来接受汉文化最黑暗的一面。这是二二八发生后参战青年积极投入对抗国民党，并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汉文化产生排斥的主要因素。这代人那时不过二十郎当，现在大都七十余岁。在他们返台到二二八发生这段时间，他们无从感受长辈的民族情怀，只真确地认识到无能腐败的恶劣政治文化。
至于接收台湾的官员与军队，他们一方面长期生活在战争中，当时中国普遍贫穷落后，一到台湾简直以为进入天堂。加上传统汉政治文化无官不贪的习气，台湾立刻成为大肆攫掠的目标。攫掠之余政治斗争隐隐出现；陈仪是政学系，省党部主委李翼中代表党系(CC)、柯远芬代表军系(军统)、台湾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蒋经国体系，各国民党派系在大肆攫掠之余权位斗争随即上场。以孔宋(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的孔宋系虽然在以后的恶斗中较为次要，但他们早就掌握台湾最重要的资源。
争夺资源财富时各派系有志一同，但分配多寡则通常难以服众；这是产生恶斗的原因之一。基本上，这种恶斗本来在大陆时就存在，现在不过延续过去吧了。而台湾相对富庶则激化彼此的矛盾更加突显。
这时同时存在一个不能忽视，却一值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台湾人的利益没人在意。
官员在争夺与斗争中一直略去台湾人的感受与实质利益。战后经济因破坏而艰困，复员青年陆续返台不只工作难觅甚至衣食不周，却见官兵醉生梦死沉迷酒色。以林献堂为代表刚选出来的各级民意代表，对政府建言都不获采纳；甚至军队派车公开执枪无偿搬运农会仓库存粮。至于军纪之坏也大开台湾人眼界；官长带队架起机枪扫射警察局，三五成群军人携枪乱晃甚至执枪抢劫处处可见。台湾当时媒体登出「台湾是蓬莱岛，不是梁山泊」的标题(当时报纸到现在还还容易看见，这是我自己蒐集史料时所发现，也影印留存)，可见当时治安之混乱已经非常严重。
二二八的起因
台湾在战争期间虽然面临许多艰困，但日本总督府行政效率良好，基本上每个人都穷，但穷的平均；而且社会秩序一直都在轨道上。日本警察虽然残暴，但执法严正，法院也都依法审判行使职权，这是战时不致引起大乱的重要因素。至于光复后则截然相反。官员军队都大发接收财，诬民为台奸、汉奸以索取重贿；官员贪财好色又一事不办，军队到处惹事生非；中央为内战故积极要台湾运送各种物资敛财备战。几种因素结合之下，失业、物价上涨、治安败坏、民心浮动一起出现；但官方视若无睹，依然我行我素。这时各种对官方不利的谣言已经开始传出；尽管只是谣言，也无从证实，但人民喜欢听、喜欢传，意味著民心已经完全背离。相信这正是国府在中国的翻版。
1947年二月二十七日夜，距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不过仅仅十五个月，一件非常单纯的取缔私菸的仅可罚款了事的小事，引爆了二二八。
在取缔过程中，一个执勤人员以枪柄打伤卖私菸妇人，引起旁观民众不满要扭送该员法办。该群执法人员在惊慌下落荒而逃，途中意欲开枪示警，却不幸命中一位在路旁旁观的民众，造成死亡。这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该枪杀民众者后来逃入宪兵队受到保护，民众则整夜包围宪兵队。
天亮后，台北市各地已经稍有动荡，但基本上还未扩大成灾。死者家属与民众结队敲锣打鼓步行至行政长官公署(今行政院现址)陈请，不料长官公署屋顶机枪却向人群射击(日据末期，总督府已经不设卫兵；可见当时治安情况)，死伤各数人。自此开始，取缔事件升等为司法事件，而司法事件又再度升等为政治事件。
当时群众无可理解为何连陈情都要受机枪扫射？
于是人群开始变成疯狂并向四周扩散，每遇穿著中山装、旗袍的外省人就当场给予痛殴，甚至殴打致死。并喊出「打死外省人」的口号。这时民众将陈情受到扫射简化为统治阶级包庇外省人，同时将所有外省人视同统治阶级看待。而这个统治阶级本来就是来攫掠台湾、迫害台湾人的。
可以说，行政长官公署前扫射将台湾人的新仇旧恨完全综合在一起，并且得到逻辑上统一的基础。但，这还不是二二八最残酷的一面；这只是个起头而已。
官方反应
负责台湾治安重要工作的台湾省警备司令部，一向由参谋长柯远芬负责，陈仪虽为司令官，但介入不深。事后检讨柯某在台言论，可以推论柯某非常重视防谍工作，也就是他非常在意防止中共渗透台湾；当时，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民众情绪极度不满，而是奸匪策动。可以论定他是以国共斗争来看待二二八，而不是治台失败来看待二二八。早先官方固然也采取安抚方法，但愤怒群众则占领一个广播站开始对台湾全省广播二二八事件过程，激怒各地台湾人长期抑压的仇恨情绪，全省由北到南逐渐引起殴打外省人的风潮。
官方委托数位较为亲近的本省人透过广播说明官方安抚立场，但效果不彰；民众质疑这几人的立场与动机。动乱迅速传向基隆，南下新竹、台中、嘉义、台南甚至高雄，已经蔓延全省。盖人心积愤已久。这时，多位台湾民意代表经长官公署委请与同意，在台北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进行安抚与善后工作。这些人士的社会代表性良好，工作成效较为显著；基本上维持台北交通、食物、治安不继续恶化，甚至开始有转好迹象。但事情之不可逆转成为命定，官方开始著手策划一系列阴谋。
分析官方的动机如下：官员贪渎与低效率已如上述，这是二二八的远因；处理取缔事件不善，竟然酿成族群流血对抗又如前述，这是导火线。这种种都将在事件平息后，都将让犯错官员下台甚至受到法律制裁。其次，如柯远芬一流人物本来就认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划，而非民众临时起意的抗争；既然是奸匪，那当然应该镇压，而且镇压必然有功。于是趁二二八处委会进行安抚善后之际，积极多方向中央建言派兵镇压。持这种论调的有省党部、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等，后来陈仪也不得不持同一论调。因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一职已成觊觎争夺目标。
当中，虽然台湾省民多人也利用各种内外管道向中央说明，但蒋介石显然并未接受；他接受的是官方说辞。这已开始定下二二八最终命运的基调。但在台官方不能只有判断而无证据，就论定二二八是奸匪策反。于是当中央回电将派军赴台后，党部与军部各方开始积极制造证据，证明确实奸匪策动二二八。这就已经是诬以谋反的阴谋手段了。
其中包括利用流氓介入二二八处委会的维持治安团体，并由军方护送流氓线民成为治安维持团体的领导人，利用流氓杀人抢劫而诬处委会故意制造混论激化人民仇视政府。军方甚至招集学生，希望学生出面协助维持治安，却将学生枪杀后再换上军装或国民装(日据时代的说法，也是暗示这些学生怀有浓厚的日本情绪)，将屍体丢置在圆山军械库附近，说学生要抢夺军械。但这个死伤数百学生的战斗，附近树木却不见一个弹孔(监察使杨亮功调查)。并安排一批人利用夜晚「抢劫」台湾银行，留下一些弹壳，但墙上一样不见弹孔(同上)。同样，派出大批人马在处委会开会时制造混乱，并利用混乱之际将比如「撤销警总」这样一些显然有「叛国意图」的条款加入议决事项；这时，台湾人正恨军警，有人提出这样的议题，又有一群人起哄支持，在混乱中通过并非不可思议。但台湾人终于落入叛国罪证之中。不是吗？有处委会议决，扰乱社会秩序还抢夺军械并企图抢劫银行，不是叛国是什么？
这些诬造叛国证据的事情，在数十年后赖侥幸脱逃的当事者出面指证，或赖文件佐证，当时由中央派赴台湾的监察使杨亮功所留下文件耙疏后亦可佐证。这些人证物证淹没数十年而不至消失，经学者细心耙理分析，证明历史终于要显露事实真相。
但最大的证据在于所谓的奸党------也就是中共------当时并无能力在台湾同时多处举发抗争。
当时中共在台湾确实有组织存在，但如今可以证明确认规模极小。当时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为蔡孝乾(后来两次被国府逮捕投降，以上校退休。他是在台共产党员大量被国府逮捕的功臣)；连最高负责人都被捕并投降了，当时组织规模如何、力量如何，当然非常清晰。蔡曾随共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光复后返台，但时间短暂，他无力也无见识预知会有大型抗争出现。在中部有谢雪红，这时谢有组织，也曾向蔡警告台湾可能发生重大变故，蔡不理会；而她这时才重新口头加入中共不久，也只在台中有些影响力；终二二八始末，她一直都在中部一带活动，对于二二八的重点台北她完全无能为力。另外嘉义有张志中，但他和蔡一样才一起回台不久，而且嘉义也不是他的地盘；嘉义的抗争激烈，流血惨重，但与他完全无关。这就是当时台共重要的三位领导人，二二八之后，有相当一些人逃亡中国大陆，后来甚至加入共产党；但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几乎全是学生，对大局没什么影响力。
以后世出土的各项证据，与当时台共无力在台主持这么大型抗争研判，二二八给定型为反叛完全是不义的行为，是阴谋。是部分官员为避罪，部分企图藉镇压建功，所联合起来制造的阴谋；将台湾省民突发抗暴、官逼民反的行动界定为中共策动，是绝对无耻的行为。但这种诬以谋反的政治游戏事实存在中国数千年，成为一种玩之不厌的政治小把戏。
从历史观之，最高统治者对下属贪渎滥杀无辜通常并不关心，统治者关心在意的只是下属是否将背叛他。只要下属忠于上，做一些害人利己的事并非不可饶恕。
基本上而言，二二八的历史实情已经浮现，虽然还很多史料未曾开放，导致无法确晰其中每一细节，但统治者为自保与建功联合阴谋诬栽台人的事实已经可以确认。
在二二八处委会成立后的三月三日左右，台北情势已经恢复控制时，从基隆到嘉义、台南与高雄混乱的情况也出现逐渐缓和现象。这应该是个和平善后的机会。但官方显然不做此之想，军队于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陆之前，就先以舰炮和陆上炮火联合向人民开炮、扫射，并由北往南清洗，扩及全省。这又让执行任务官员一次发财机会。当时，许多无辜民众为了保命，不得不付出大笔金钱买命。
在国军全面扫荡的过程中完全无公义可言。有外国外交驻台人员留下纪录说：国军沉醉在扣板机的乐趣中。这已经从屠杀中取得乐趣，毫无人性可言。当年国军兵匪不分，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人多的是兵匪不分；这几乎成为传统。而军人之所以敢于沉醉在扣板机的乐趣，自然与官长管理松懈甚至不管理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政治已经完全腐败，一切制衡机制都完全失效。否则不致有这种状况出现。
回首历史纪录，甚至检点近代中国政治，几几乎可以确认传统政治就是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纪录。二二八不过是其中一笔不大不小的帐目罢了。
整个二二八事件中，牺牲最多也最凄惨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许多知识分子在光复至二二八事件十余个月期间，无意中得罪某政府官员或军人，这时都藉机公报私仇；让屠杀无限制扩大。国民当现任副主席吴伯雄的伯父，当时是个司法官，逮捕后不经审判就枪杀于荒僻小径桥下，一同牺牲的有好多人；屍体任意弃置。台北市参议会参议员林添灯据闻被宪兵队淋浇汽油活活烧死，同样不经起诉审判，也无屍体。台大文学院院长，是台湾人中第一位哲学博士，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林茂生屍首从未被找到。许许多多的医生、律师、教师、商人、企业家、记者甚至政府中具有正义感的官员，都丧失殆尽。折损最严重的还不在钱财、人才，是社会的公义；这成为台湾人心中永远的痛。政治成为不可碰触不可言论的魔障。
二二八对台人的教训
二二八死亡人数迄今尚未有定论，或许根本永远不会有定论。据估计之不同，从一万八千人至三四万人不等。台湾当初满心喜悦热烈迎接祖国的代价竟然如此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这是严重的精神剁伤。
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谢春木、简吉等等台湾民间领袖，长期带领民众对抗日本统治者，他们受到日方长期监视甚至逮捕，但通常判刑都依照法律，不会有例外，刑期也不过数月到一二年。也有部分受到刑求死亡，比如赵港等。但，在西来庵事件后，除了由泰雅族领袖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外，日本军警不曾对台湾任何区域做屠杀，更从来不曾进行全省性屠杀。即使是在1895年日本侵台时，虽然曾在桃园、云林、高雄屠杀人民，但当时是在战争状况下，日军受到当地民众袭击，伤亡惨重，临时愤怒起意屠杀，而且规模也小得太多；虽然罪不可恕，但总是只在村范围进行。即使是异族也不曾做过这样计划性、全省性、长时间的栽赃清洗屠杀。这当然对台湾省民造成震撼性的、强烈的冲击。
若论台独活动从何而起？这就是真正的根源。二二八之后才开始有台湾独立声音。台湾人对以国民党所代表的汉政治文化不具有信心，甚至深恶痛绝。这种文化与当时他们所熟悉的日本政治文化显然不同。至于现在喧腾多时的南京大屠杀，当时台湾人应该无所了解；而那毕竟还是异族于战时的行为。
虽然当前绝大多数民众不了解二二八始末，他们甚至只有模糊概念，理解二二八事实还是少数学者与民间钻研者的专利，但民众心中对汉政治文化的恐惧其实是一致的。……
理解台独起因，讨论两岸未来前途，不能只顾未来而忘却过去。虽然，历史发展未必以台湾人民意志为依归；但站在中国执政者与希望两岸统一的中国人立场而言，该如何化解台湾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恐惧感呢？显然是个大挑战。 至于此后的白色恐怖，虽然史料尚未大量曝光，但基本上不脱离二二八模式：这里就不谈了。
…… 本文只靠个人过去阅读记忆撰写，写作时未再参考任何书籍资料；对于时间与各大小事件前后发生顺序可能稍有出入。其余所有各节完全有史料、当事人口述、著作或学者研究论文根据。
了解宝岛不该只是口号，讨论统独也不能只是口水战。
转载说明：删去个别与主题无关的政治性议论。 个人以为此文对二二八事件之剖析乃最具价值之部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3-18 23:59:20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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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18 23: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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