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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这个贴子最后由威斯塔朗特在 2002/11/26 02:09pm 编辑] ……     只要有可能，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利用公民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与象征，来加强国家爱国主义。征诸历史，当政治民主化进展到必须“教育我们的国家主人”、“创造意大利人”、“把农民教养成法国人”，或把所有事物都囊括在民族与国旗之下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轻易动员民众的民族主义，或各种排外情绪，乃至假科学之名的种族优越论的时候。1880到1914年这段期间，出现了规模空前的国内外移民潮，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日渐升高的国际对抗，终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结果。凡此种种，都加深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再没有比共同抵御外侮，更能使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下的人群团结起来。一般人更本不用费力去了解何谓“国家享有内政的最高指导权”，就可以起而响应政府号召人民去抵御外侮的总动员令。相对的，再也没有比国际冲突更能激起双方的民族主义。1840年的莱因争端，便在法国与德国激起了非常相似的民族主义口号。     很自然，国家会运用日益强势的政府机器来灌输国民应有的国家意识，特别是会通过小学教育，来传播民族的意象与传统，要求人民认同国家、国旗，并将一切奉献给国家、国旗，更经常靠着“发明传统”乃至发明“民族”，以便达成国家整合的目的。当代学者便经常举奥地利的政治发明为例，来说明上述意图。奥地利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令小学要教唱新编国歌，想借此凝聚前哈布斯堡帝国残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省份——其他地区有的独立了，有的被归入其他国家——的向心力，培养其国家之爱，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操。可惜不太成功，因为这些居民的唯一共同点，便是他们都想并入德国。《日耳曼奥地利》（German Austria）这首奇怪而寿命短暂的国歌是如此开场的：“山川壮丽，吾爱所系”，如大家所熟悉的，接下来便是以旅游者般的口吻介绍奥地利的地理，从阿尔卑斯山的溪流冰河，到多瑙河谷、维也纳等，并再三强调，这个新生的奥地利，乃是“我的家乡”。     虽然政府的确是有意识、有技巧的全面进行这项意识形态的制作工程，可是我们不应就此误以为这纯粹是由上而下的人为操作，因为唯有当这项工程是建立在现成的、非官方式的民族情感上，才有可能获致最大成效。不管这种非官方的民族主义是民间的仇外情绪或我族沙文主义，还是中层或下乘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根”这个字，就像“武力外交”（jingoism）一样，最早都是出现在群众集会的大厅或广场上。这种情感并不是政府创造出来的，政府不过是把它挪用过来，并促使它不断成长罢了。打个比方，政府并非魔法师，只是魔法师的徒弟。最好的状况是，它们无法完全掌控这股被它们召唤出来的魔力；最糟的下场则是玩火自焚。了解这点，下面这种情形便不难想象。当1914年的英国政府或说英国统治阶级，致力将英德宣战之后，国内一片高涨的反德情绪善加组织之际，却意外的迫使英国皇室更改其王姓，将德国味非常重的盖尔夫（Guelph）改成味道没那么重的温莎（Windsor）。这种浮现于19世纪末年的民族主义形态，和国家爱国主义并没有任何基本共同点，即使是当它们结成一体时亦然。因为民族主义的根本效忠对象，并非“这个国家的原版”，而是经过某种改写后的版本：亦即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国家。     要把爱国主义与所谓“非国家式的民族主义”（non-state nationalism）结合在一起，得冒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两者的结合，将会使民族国家的判别标准变得广泛而笼统。比方说，它可以泛指法兰西共和国的所有公民（这种标准等于把非国家民族主义的标准完全排除在外），也可以指法兰西共和国境内会说法语的公民，或不只是要会说法语，还得是金发长颅的法国人才够格。如果要把非国家民族主义注入爱国主义之中，就得承担相当高的风险，因为爱国主义一旦与境内某个特定民族认同，就意味着与其他民族的疏离，这些民族或是拒绝被同化，或是被排除在外。毕竟欧洲没有几个国家能像葡萄牙那样，称得上是名副其实、和谐一致的民族国家。虽然葡萄牙在中古以至19世纪末年，仍然是有许多有资格称之为部族（nationalities）的团体所组成，但由于这些部族并不具备与官方强势“民族”竞争的条件，也不具有足够强大的人口，因此他们都积极寻求与强势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同化。 …… 我在练打字 :053:  这书主要讲的是欧洲的东西…… 另外，《国史新论》上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考试制度等等的分析也很不错。可是一 没有扫描仪，二没有足够的时间敲，就在此推荐一下了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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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h through unity.
Unity through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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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看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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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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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下面引用由阿修比在 2002/11/26 11:07pm 发表的内容： 这本书我很早就买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看 是啊，大部分内容看起来比较枯燥。 如果不是每天必须在电车上度过2个小时的话，估计我也看不下去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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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读起来好拗口……这就是书虫的灰暗生活吗~？  :040:  :05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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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与糖2：1混合.  
洗衣粉和汽油2：1,再加少量其他油料 
其他酒类配方：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高锰酸钾和糖按9:1混合 
氯酸钾和糖3:1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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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那怎么办？ 我又不保证每次坐电车时车厢里都有PLMM可以一直看， 看样子只好继续灰暗下去了……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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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不能和日本mm闹绯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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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再多一点运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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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从理论上讲，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013:  当然了，理论上讲，在哪里都是可以闹绯闻的……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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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摘录） 继续^^ :024:  ……     此外，我们还必须对1918年之后的民族运动做更深入的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带领我们及民族主义走出传统的国土纠纷、公民投票以及语言问题等范畴。新世纪的民族认同，必须以崭新的表现手法，在这个都市化的高科技社会中自我宣传。这又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无疑是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包括报纸、电影及广播。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国家，都可借由大众媒体使一般人民的意识形态趋于标准化、齐一化；当然他们也可借由大众媒体推行其宣传及洗脑的目的。（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新政府，便在1933年的第一任内阁中，设立了“宣传及公共启蒙部”[Propoganda and Public Enlightenment]。）但是，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的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于是公私领域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生活在私领域的人民遂于属于共领域的民族发生直接关联。若不是由于现代大众媒体，英国皇室不可能转化成凝聚民族认同的公共圣像，自此英国皇室的各项仪典，都得针对广播（日后则是为了电视转播）进行特别设计，比方说，始于1932年的皇家圣诞广播。     公、私领域之间的区隔，还可借由体育竞赛加以连结。在和平时期，体育竞赛可说是最为盛大的人民庆典，参赛的个人或团体都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的代表，于是体育竞赛便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今天，这种现象早已为全球人民所熟悉。直到那时，奥运或国际足球赛才开始引起中产阶级的兴趣（虽然早在1914年之前，奥运就已经带有民族竞赛的气氛），而多民族国家也开始利用国际竞赛来凝聚人民的认同感。参赛者代表整个国家，在制度化的例行比赛中，跟其他民族进行友好竞争，这种象征性的“虚拟斗争”，卒成为族群冲突的绝佳安全栓，各国可以以最无害的方式，宣泄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欧陆第一次定期举办的国际足球赛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竞赛仪式有助于消解民族冲突，比方说，奥地利跟匈牙利之间便不再处于剑拔弩张的敌对气氛中。因此，人们自然会把国际足球赛在19世纪80年代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扩张到威尔士和爱尔兰一事，看成是英国当局对境内民族的安抚举动。     如同奥威尔（George Orwell）很快认识到的那样，在和平时期，国际体育已经成为民族竞争的另一战场，运动员对外即代表他们的民族或国家，更确切地说，代表了他们的想象共同体。当时的法国巡回公开赛（Tour de France）已被各国家代表队主控；米特罗巴杯公开赛（Mitropa Cup）则让中欧各国的代表队陷入了你争我夺的敌对状态中；而世界杯足球赛（World Cup）和奥运（1836年的奥运就万分明显），更完全变成是一场争取民族光荣的竞赛。为何体育竞赛可以转变成激发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至少对很多男人来说的确是如此。因为他很容易让人产生光荣的民族感，即使是平时对政治或公共事务均漠不关心的人们，尤其当他们亲眼看到年轻而优异的国家运动员，表现出他们毕生梦寐以求的绝佳成绩时，民族优越感自会油然升起。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就此编织出想象的共同体，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比起十一人组成的队伍，不但更具体也更真实。于是每一个人，即使只是在一旁加油的人，都变成了民族的象征。笔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29年时，我在维也纳友人家中，和大家一起收听第一届英奥国际足球赛（Anglo-Austria football international）转播，当时有个朋友就扬言，如果英国打败奥地利，他一定会找英国报复，从当时的比数看来，此话很可能成真。由于当时只有我一个英国人，于是我自然成为英国的代表，其他人则代表奥地利，幸好后来双方打成平手。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看出，年轻小伙子是如何通过对参赛队伍的支持，建立起他们的民族认同。     因此两次大战期间的欧洲民族主义主流，可说是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各民族的恢复国土主义。先前那种好斗的民族运动，在两次大战期间自然更受鼓励，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革命的滔天巨浪已逐渐消退之后。于是法西斯和其他右派运动，立刻开始把这项资源挪为己用。他们首先利用民族主义动员那些害怕社会革命的中产阶级及其他人士，其而反对红色共产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此外，他们也利用民族主义来压制反战主义，这种反战思想主要是源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厌恶。这一类的民族主义宣传，通常都非常有效，甚至在工人当中也发挥了绝佳效果，因为可以借此把战败耻辱及国家衰弱不振的过错，全都一股脑儿推给敌国以及国内叛徒。对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唯有宣扬民族主义，才能为国政衰败之因找到合理解释。     然而，激进民族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绝望的反射，虽然许多人的确是因为战败，因为挫折和怨怼，才转而投入纳粹党或极右派的怀抱，这种情形在经济大恐慌时期尤为明显。同样是战败，但德国人在1918年时所作的反应，和1945年就非常不一样，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在魏玛共和（Weimar Republic）主政之下，几乎举国上下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都对凡尔赛和约违背正义的做法深感不满，所以，无论是右派或左派，各政党都铆足全力动员群众反对和约规定。然而，列强在1945年施与德国的报复与惩罚，不但比1919年更严酷，也更无章法。而且当时在联邦德国境内，还有上百万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满怀愤怒地从中欧和东欧各地被赶回德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这种惩罚是公平的，就算纳粹德国曾对其他民族实行更恐怖的暴行。可是尽管如此，激进的政治报复主义却从来都不曾在联邦德国政坛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在今天自然更没有分量可言。魏玛时代和波恩（Bonn）时代的不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对联邦德国人民来说，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生活环境便迅速好转，可是迎接魏玛时代德国人的，却是经济大萧条的无底深渊，短短5年，国家就从战败走向革命，接着是股票崩盘以及超高速的通货膨胀。     可是，就算激进民族主义不是绝望的必然反射，他仍然适时地在人们的理想落空之际，填补了人们心灵上的大片空白。当时人们的失败感和无力感是那么的深切，他们先前坚信不移的意识形态、政治方案以及建国方略，都在瞬间瓦解成碎片。这些失意的人们包括:失去了启蒙时代旧乌托邦理想的人、对建国方略失去信心的人，以及不再对旧政治社会的安定表示支持的人。等一下我们会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如同我在最后一章所试图论证的，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既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如同某些人所认定的，是一种唯我独尊、凌驾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使命。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务必要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它们自认为可以代表所有的政治及社会认同），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在现代社会，这乃是各类政治认同的培养剂）区分开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和阶级是不太容易分的那么清楚。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意识在实践时，必然会涵括公民/民族这个向度，同理，公民/民族或族群意识自然也会把社会主义的向度涵括进去。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劳工阶级的迅速走向激进化，自然会连带强化他们潜在的民族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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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h through 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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