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贴一篇最新翻译的章节草稿吧。 22 你的国家需要你！ 1915——1916年
一战期间以陆军大臣基钦纳的形象制作的成效明显的征兵海报
（此图片在本书正文里曾有提及，但未出现在插页中）
基钦纳的新军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对号召参军入伍的反应可谓热火朝天，民众的即兴表现也令人惊叹。虽然有些新兵的从军无疑是为把艰苦或乏味的生活换取某种允诺的兴奋和一点地方上的名声寻找的借口，但绝大多数人的动机仍是出于单纯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陛下和国家”——要不就是出于“伙伴情谊”的乡土团结意识。因为当时新兵们是以个体形式涌向陆军征兵中心，基钦纳通过承诺让一起参军的士兵在同一个部队里服役的简单做法，准许地方显贵以一个一个营的方式整体招募士兵（最初往往是由他们自己承担费用）。 事实证明（允许同乡好友）在同一个部队里服役的承诺是非常有效的。西北地区贸易的伟大先行者和鼓吹家（以及后来的陆军征兵局局长）德比伯爵，在利物浦呼吁上班族组成一个营：“这应该是一个由好伙伴们组成的营，来自同一间办公室的朋友们将分在一个营里，为英国的荣誉和利物浦的信誉并肩作战。”“伙伴”营就这样诞生了。而且不止一个，从8月28日（星期五）到9月3日，利物浦就征募了四个营，其中有白星航运公司和丘纳德船运公司的职员各自组成的一个排，还有默西水岸仓储公司，棉花交易所，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单位的文员——他们对彼此间的了解更甚于他们的母亲对他们的了解，现在大家一起去做他们的母亲通常绝不会支持的事：当兵参军去——至少是“在战争期间”。 在横跨奔宁山脉的巴恩斯利征募的两个伙伴营，被正式命名为约克和兰开斯特团第13和第14（勤务）营（前缀“勤务”两个字——“一般勤务”的简称，与“国内勤务”相对——是所有新陆军营名称上的附加词）。这里的新兵大多是矿工，其中很多人从13岁起就下井干活，所以他们并不反对一天能吃三顿饱饭，并能在户外工作一年左右的前景。英格兰北部边境一带的城市反应与此相似。格拉斯哥为高地轻步兵团招募了三个伙伴营，其命名也顺其自然地遵从他们来自的社会公共机构：格拉斯哥电车营（高地轻步兵团第15营），格拉斯哥基督少年营（高地轻步兵团第16营）和格拉斯哥商务营（高地轻步兵团第17营）。纽卡斯尔为诺森伯兰燧发枪团贡献了两个这种公共机构营：纽卡斯尔商务营（第16营）和纽卡斯尔铁路同志营（第17营）——以及多达12个“部族”营：6个泰恩赛德苏格兰营和6个泰恩塞德爱尔兰营，他们组成了两个完整的旅。也许最冠冕堂皇的伙伴营当属证券经纪人营（皇家燧发枪团第10营），还有最令人怜爱且不适合军人身份的（至少在现代人看来）西约克郡团第21营——“毛纺织业先锋营”。约翰·基根在《战争的表象》（1976年）一书中写道： 伙伴营的故事是一种自发的、真正流行的群众运动，这种现象在现代讲英语的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它或许只能属于它所处的时代和地点：那是一个有炽热爱国主义情怀的时代，一个皇权下的劳动阶级对精英统治有着难以言喻的信奉的时代；那还是一个有着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城市生活的地方，富有层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属于……对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人来说，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同样的安全意识和认同感。 但是，虽然伙伴营仅属于其自身的时代和地点，尽管其中的成员经历常常很不幸，参军来自同一个地方、又分配到同一个部队的感觉却马上使他们意气风发并自律起来，而这正是陆军从那时到现在竭力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些活泼的新兵们的到来，是对卡德威尔-奇尔德斯建立的团体系结构基于地区认同感的确认，并成了步兵招募的正确模式，即便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猜想。但是这些商务人士营，铁路员工营，矿工营，阿克利顿伙伴营，格里姆斯比密友营以及毛纺织业先锋营，能够变成有能耐跟德国人或者土耳其人较量的士兵吗？
这个答案，说实话，就是现炒现卖。要做的一件事是建立一个指挥体系——这有退役军官和军士愿意承担①，而这些伙伴营发现很容易“选举”出他们的连级军官和军士——但要找到合格的骨干乃至本土防卫军的军官和军士去领导他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当向志愿者发出参军呼吁后，尽管基钦纳可能对于以正规军作为培训人员的来源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但英国远征军日益攀升的损失，很快就使这个主意付之阙如。于是最新退役的预备役军士被送到了那些新的营里，从印度回来休假的军官也是如此，通常会给予他们带有“甜头”的提拔——事实上，为了吸引他们，当局采用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 如此成功的招兵带来的不仅有教官的缺乏，还有长期的制服、步枪、弹药和住宿地的短缺。新兵们穿着入伍时穿的衣服、手里拿着扫帚把进行训练；他们睡在帐篷或是海边的寄宿屋里。最不缺的似乎只有无比良好的心情和宽容的态度。有些新组建的营仅有一名来自正规军的军官——东萨里团的第8（勤务）营是一名上尉，他制定了新的命令，并要求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管理其他6到8个人的士兵往前站（这显然是行之有效的大胆举措，因为这些毛遂自荐的军士会继续争取得到重用，而该营的作战业绩也证实他们果然出类拔萃）。 这些营在设想中并不是作为现有的旅和师的增援部队，而是作为全新的基钦纳的编队（旅，师，军）的组成部分，每10万人编成英国远征军的一个摹本，且非正式地将其称之为K1，K2等等②。有一些基钦纳的编队已彻底军事化。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在那年早些时候还威胁要武装反抗地方自治法案的实施，现在却变成了第36（阿尔斯特）师，并在西线创造了卓越的战斗业绩③。在爱尔兰南方，这个几乎陆军每个团曾经的传统兵员来源地，即使存在一些麻烦，志愿服役的热情也丝毫不低。“爱尔兰志愿军”是针对阿尔斯特志愿军成立的一个组织，他们的领导人——远不及1916年拿起武器的那帮人那么极端——象阿尔斯特志愿军的领导人一样，认为志愿捍卫英联邦的利益、向国王表示忠诚是对地方自治事业最好的促进。第10和第16两个师主要是由天主教徒（但并非全部）所组成，这就象第36师主要是由新教徒（但也并非全部）组成的一样。康诺特游骑兵团的第5（勤务）营是8月份在都柏林招募组建的——与众不同的是，都柏林在伦斯特省而不在康诺特省境内——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在科克（芒斯特省）招募了第二个勤务营④。伊普尔战役后，第5营有幸迎来了出色的麦基尔韦恩中士担任他们的军士长，当时他所在的几乎被打光了的康诺特游骑兵团第2营，已经与第1营合并。 -----------------------------
① 最好和最成功（也许有些不可思议）的例子之一是德比伯爵的弟弟、现年43岁的预备役上尉军官查尔斯·斯坦利阁下，他曾在苏丹和南非服役并获颁勋章。在德比的干预下，他暂时以准将衔担任了利物浦的四个伙伴营组成的第89旅的指挥官。
② K1，K2等是以基钦纳的名字（Kitchener）首字母给新军的编号。——译者注
③ 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颁发的9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中，有4枚为第36（阿尔斯特）师获得。
④ 有很多是来自西贝尔法斯特的志愿者。 战前的估计是，培养一名士兵大约要花11个月时间——这是就正规军的全部资源而言的。预备在1915年5月派往法国的基钦纳的第一个师是第18师，虽然它是一个K2编队（也就是说它属于第二个10万人的征募部队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准备就绪得较早，部分是由于该师指挥官艾弗·马克西少将的想象力和干劲发挥的作用，他曾在苏丹战役和南非战争中出名，并在从蒙斯向埃纳河的挺进中指挥第一（禁卫）旅。 马克西的训练思想富于创新精神——就象他称之为的“为提高主动性的演练”，强调必须为所有的战术动作制订计划，演练结果事先不可预知，靠运气行不通（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战斗演习”），这样一来，指挥官就能不受约束地致力于通过演习来解决特殊的问题。新兵们的素质深深打动了他，他的训练理念显然也与士兵们习惯于自我做主的做法产生了共鸣。基钦纳的师并非所有的都这么幸运，有些部队虽然在理论上做了全面培训，但他们在熟悉战场环境前就将投入战斗。 1915年1月2日，约翰·弗伦奇爵士收到基钦纳的一封信，这封信本来可以在约一个世纪以前由皮特①来写：“这里的感觉是正在取得进展，虽然最重要的是要守住我们现在的防线，部队除必要的任务外，还可以更好地用于其他地方。可以动用有生力量在哪儿开辟一个大的战场的问题，还需做大量的研究。你的参谋们有什么见解？” 这封信中透露了英国慢性战略疾病的一般症状：通过后来被嘲笑的“规避战略”，寻求更容易取得胜利的某个地方，而不是可能实现战略目的的地点。基钦纳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它认识到让陆军用脑袋去猛撞德国人的西线防御这道砖墙，不仅代价太大，而且还徒劳无功；但是，可以打败德国人而不是被德国人打败的思想却又不承认德国人的现状。“寻找侧翼”是一个战术层面的问题，但从战略层面去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不过这机会似乎出现在土耳其1914年11月加入德国和奥地利阵营参加战争之后。战时内阁的想法——特别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主张——是转向东地中海，那里有开辟经温水海洋直到俄国的交通线和通过“打击那些小支持者”击败德国的双重前景。他认为，如果打败了土耳其，仍然持观望态度的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就会加入协约国一方。他进一步争辩说，这可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目的，他认为可以用一些过时的军舰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基钦纳对此深感忧虑，但战时内阁却屈从了，于是在次年2月，海军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两侧地势险要的土耳其炮台进行炮击。到3月中旬，夺取海峡的努力宣告失败，法英两国的军舰不是被土耳其的海岸炮击毁，就是被水雷炸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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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小）皮特首相（William Pitt，1759—1806）。——译者注
这时“经济实惠”的策略被抛弃了，基钦纳只好同意派遣地面部队。由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担任指挥官的地中海远征军宣告成立，下辖第29师（英国唯一的战略预备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后者正在苏伊士运河区进行整编。 汉密尔顿的表现象弗伦奇一样饱受后世争议。这场战役遭致了惨重的失败，但在加利波利一役中，失败与辉煌胜利之间的差距并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大。加利波利半岛①决非固若金汤，尽管土耳其军队富有经验、军纪可畏。问题在于一些地中海远征军的下级指挥官素质不佳，而且很多部队特别是新军缺乏训练。事实上，对于战争史上第一次在机枪火力扫射下实施的两栖登陆进攻，汉密尔顿本人也只有35天的准备时间。 考虑到海军数月来的炮击在战略上已经丧失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汉密尔顿认为可行的方案是在多个地点登陆，时间选择在4月25日。他打算让29师在半岛顶端的赫勒斯登陆，然后向基利特巴希尔的要塞推进；澳新军团则在沿海岸向上约15英里的爱琴海岸边登陆，再横跨半岛，切断土耳其人的退路，并阻止土军对基利特巴希尔的增援；（由于这是一次联合行动）法国人将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海岸登陆并进行牵制性的进攻，皇家海军分舰队则在克塞罗斯湾佯动，以使土耳其统帅部弄不清协约国军队的主攻方向在什么地方。 然而，该计划的执行并没有按照其构想的那样进行。澳新军团在杰出的49岁英军少将威廉·伯德伍德的指挥下（他出身于孟加拉枪骑兵团），在没有炮火准备的情况下，于黎明前实施的登陆达成了战术奇袭的效果。此后，用一句粗俗的话来说，他们的运气就此到了头。第29师的指挥官则是远谈不上优秀的艾尔默·亨特-韦斯顿，当海军实施了炮击准备后，土耳其人哪怕再笨无疑也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愚蠢的他仍然让自己的部队在大白天里陷入了峭壁和半岛南端机关枪火力制造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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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土耳其盖利博卢半岛的旧称。——译者注 如同伊普尔那样，加利波利半岛就此变成了一个每寸土地都致人死命的杀戮场，此外还要加上向空旷的海滩提供补给、缺乏淡水、酷暑和糟糕的卫生条件等诸多难题。尽管英军、澳新军团和印度（包括廓尔喀）部队的表现称得上是自杀式的英勇，但他们从海滩向内陆推进的距离却没有超过3英里。而在西线，带刺铁丝网、机枪还有大炮，打消了人们实施战术机动的任何念头：唯一可以选择的手段不是正面进攻，就是向后撤退。优秀的麦基尔韦恩军士所在的康诺特游骑兵团所属营是K1编队的第10（爱尔兰）师的一部分，他记下了一次这样的进攻： 进攻开始于下午4时。在大规模的炮击后，A连、B连和C连开始了进攻。我们[D连]担任预备队。我们的人伤亡惨重。莫尼少校从我跟他在的坑道[藉以接近敌人阵地的堑壕]里指挥进攻。入夜后战斗减弱下来，堑壕里躺满了死去的和垂死的爱尔兰和土耳其士兵，象是不属于交战的任何一方。韦伯上尉带领我们预备队（约50人）去占领那个阵地。在堑壕的分叉处，上尉转向北面，让我指挥右路占领可以通行的一段堑壕。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堆积起来的死人有胸墙那么高，我带着我的队伍从后面翻过去，以大约20人占领了部分堑壕，那里名义上有澳新军团里的20名澳大利亚伤员。没有多久，土耳其人就开始从前方和左侧向我们投弹[扔手榴弹]，还从左边顺着堑壕朝我们打冷枪。我的手下只有几个人因为恐慌被打中。我们迅速开枪还击，压制住了敌人的投弹。我的步枪都打得发红了。靠着厚大衣的保护，我们才没被炸伤。土耳其人离我们只有10码远近，他们一步步地驱赶着我们向后退去。这真是非比寻常的逃亡。在狭窄的堑壕里，有两个人就在我身旁被打死，鲜血从头到脚溅了我一身。人员伤亡触目惊心，我们本来要战斗到最后，但第18澳大利亚营的一支队伍加入到了我们中间，使我们守住了阵地，直到增援部队上来。当我终于能够抬起头来回顾四周时，我发现我的人只剩下了两个游骑兵。其余的人非死即伤，或是在澳新军团的人到来前后就逃走了。 汉密尔顿在10月中旬被解除了指挥权，由查尔斯·门罗爵士取代。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支军队最后算是幸运的：门罗刚从西线第三集团军军长的位置上调来，布尔战争结束后担任过海斯枪械学校校长的他，曾是步兵射击术和射击与机动新战术教导方面的设计师。他思想独立、威望很高，不失时机地评估局势并向军事会议报告这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役——他劝告他们接受这个建议，哪怕有些不太情愿，因为这也曾是汉密尔顿的意见。
到1916年1月8日，英军完成了从半岛的撤离。而且，如同在拉科鲁尼亚和后来在敦刻尔克那样，这次撤退以不同于这场凄惨的战役的方式为它做了精湛的收尾：令人称奇的是，134,000名官兵在撤离时无一人伤亡，土耳其人对于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这件事几乎完全浑然不觉——这一杰出的欺骗战术的组织和指挥方法，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将成为参谋学院研究的课题。要是英军的智谋从战役一开始就能有这样的水平该有多好。如果同样的诡诈战术能够用在6个月后的索姆河战役里又会有多么幸运，确实：如果在撤退时能够创造出奇迹，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奇迹就不能在进攻中取得。 加利波利战役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英国的伤亡人数至少有75,000人，包括21,255人死亡，很多人是死于痢疾和伤寒①。新军的损失尤其高，特别是军官的损失——最惨重的是约克郡团（绿色霍华德团）第6（勤务）营，只有军需官没有受伤。对于在西线战场已经有所消耗的部队，这些损失更是灾难性的：例如，在1915年9月下旬和10月初的洛斯战役中缺乏后备军，是英国在皮卡第发动的秋季攻势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伤亡名单对于征募工作也不会有任何好处，这种状况直到1915年年底才会得到一丝缓解——这就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西印度群岛的黄热病妨碍了征兵工作一样。澳新军团的各部队对英国将军指挥才能的信心（同样要紧的还有对他们的政府的信心）有了危险的下降，虽然伯德伍德本人的威信仍然很高；一种普遍的失败感笼罩着这个国家。积极的一面则有，在加利波利的失败使作为决定性战区的西线战场又回到了舞台的中心，虽然至少还要到一年之后政客们才会完全接受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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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大利亚伤亡28,000人（7,600人死亡）；新西兰是7,250人（2,700人死亡）；法国（估计）是27,000人（10000人死亡）；印度陆军为（包括廓尔喀）5,000人（1,400人死亡）。 也许这场战役最令人沮丧的方面是它的可预见性（尽管如此，半岛战役绝不是无法接受的概念）。其策划开始于西线开战的整整6个月之后，那时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已经很少带着幻想。由于飞机在侦察和炮兵弹着点观测上特别有用，汉密尔顿的参谋长早在战役规划阶段就要求提供飞机，但这一请求被基钦纳很干脆地拒绝了。海军有飞机，其中一些还是以舰船作为基地，但它们并没有很好地与近岸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然而，最大的教训是两栖作战行动充满了特殊的危险，要想获得丰厚的回报，需要非同一般的设计和资源支持，虽然在30年后的诺曼底登陆战到来之前，英军还要接受一次代价高昂的教训。 如果说有几名军事将领在加利波利战役后丢了官（虽然这还不够：亨特-韦斯顿在当年晚些时候指挥一个军参加索姆河战役时，其表现也很不智），谁也比不上丢了官的一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有名。1915年11月，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告别了政府，穿上军装去了法国——指挥属于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的基钦纳新军的一个营①。但如果说丘吉尔在海军大臣的位置上给陆军历史上带来了一场灾难深重而且毫无价值的战役（尽管这一经历并没有完全治愈他的战略赌博毛病），但他也为陆军最终寻找到一种能够很好地打破堑壕僵局的武器，做了大量的工作。 坦克既不是丘吉尔的发明，也不是他的构想，虽然他有时会过于狂热地那样声称，但若是没有他，坦克的潜力可能就不会被人们认识得那么早，或者其发展也不会那么得力。他那种盛气凌人的不耐烦的举动，常常只能在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当英国宣战后，这位海军大臣曾派皇家海军陆战队和专门的皇家海军师②去帮助保卫安特卫普，在堑壕延伸到比利时海岸的数周前，这些“开心人和蓝夹克”③已经坐在即兴改装的装甲汽车和伦敦公共汽车里，象一个真正的马戏团那样沿着西佛兰德的平坦道路到处转悠。安特卫普陷落后，这个师重新登船，他们的公共汽车转到陆军作为运输工具，很多仍然完好的装甲汽车被送到了中东。但是，出于追求机动性的本能，丘吉尔建立了海军陆舟委员会（Admiralty Landships Committee），由此发明的机器，其图案不仅为新诞生的坦克兵种作为帽徽，而且那帽徽一直戴到了现在。 这种机器在英语世界里的名称是“坦克”，起这么个名字是在把它们运往法国时采取的欺骗措施：装船时它们被当成了“储水箱”④。当法国人被告知这项发明并造出了他们自己的机器后，他们给它起了一个气派的高卢名字——战车。而当德国人好不容易知道了这个玩意，并且也造出了一些自己的坦克时，他们给它取的则是个迂腐的日耳曼语名Panzerkampfwagen——装甲战车（后来简称为装甲车）。大都不脱军事用语。很大程度上出于同样的欺骗理由，坦克兵团最初被称为重型分队、机枪部队，而最初的坦克乘员则戴着交叉的机枪标志。但在坦克投入战斗以前，英国陆军还将受到它有史以来最大的冲击，其影响将会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这种影响甚至在今天仍然会有意或无意地感觉到——这就是索姆河战役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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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第6营指挥官任上，丘吉尔一直干到次年5月该营与第7营合并时为止。因为有堑壕战经验，他曾被推荐担任旅指挥官。
② 让“富余”的水手上岸担任步兵或炮手，是一种有悠久传统的做法。偶尔有人会把这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并决定以此成就一番事业——例如克里米亚战争中在海军旅服役的海军学校学员伊夫林·伍德，后来转到了第13轻龙骑兵团，最终一直升迁到了陆军元帅。
③ 开心人和蓝夹克（jollies and bluejackets）：俚语，分别指陆战队士兵和水兵。——译者注
④ 英语中的坦克和水箱是同一个词（tank）。——译者注
⑤ ①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断言，但自索姆河战役起，英国陆军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对伤亡有了自觉意识，而这在1916年以前是不曾有过的。1914年和1915年的损失通常被看作是为大联盟而战所付出的代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加利波利惨败敲响了警钟，但并没有给西线的军事行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但是索姆河战役的伤亡却改变了一切。在战后的岁月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场战役一直萦绕在政客和军人们的心头，让他们不得安宁。
在1915年一年里，基钦纳的新军已经开始走上战场。到1916年春，K1-K5（基钦纳的第一个500,000人的新军）要么已经开始作战，要么就是正在部署和做参战准备。但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能力仍持可以理解的保留态度，因为西线的主要战斗已经转变成了阵地战。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日常劳作仍一成不变——挖工事，修理器具，架设铁丝网，搬运和储备弹药——这些工作对新军的各个营来说很容易应付。当轮换到前沿阵地上时，一个营通常会有4天时间花在挖掘射击壕和支撑壕上，再4天用来挖通与半英里远近的后方预备队的交通壕，还有4天则呆在野战炮射程以外的地方休息。下阵地后，他们会进行训练及搞一些娱乐活动。但在1916年，新军的训练更倾向于个人的挖堑壕技能和培养战场适应性，而不是营和连的作战演练与战术动作（“射击术”就象战前在陆军里的地位一样不予考虑）。简而言之，基钦纳的兵能够照料好自己，但他们缺乏面对敌人时如何推进的实战训练。射击和机动战术似乎成了昨天的往事——1914年当堑壕延伸到海岸边以前那几个月的作战经验。现在派用场的是炸弹（手榴弹）和机枪，偶尔也用得上刺刀。堑壕战的平淡乏味对军事行动乃至灵活的思维似乎都充当了抑制剂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高级军官也希望如此，或者至少接受了它，但他们中很多人都非常清楚现在的局限。陆军里还有人（当然，陆军航空队除外）念念不忘骑兵，而惟有当步兵在防御带上撕开一道口子时才有骑兵的驰骋机会。到了最后，黑格明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就得摧毁一部分德国人的前沿阵地，这样机动部队——马背上的——才能充分利用战术上的成功并恢复机动作战能力，从而达到其战役目的。这一做法被不严格地、而且常常是无礼地称为“快马加鞭过缺口”。然而，理解新军各个营训练需要的高级军官们，力图寻找一种更简单的方法来穿越无人地带去突破德国人的防线；当最后一批K5营在1916年春抵达法国后，有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上年3月的一场战役的经验——在新沙佩勒。 到1915年，英国远征军的实力已增长到重新整编的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指挥官是新提拔的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第二集团军指挥官为贺瑞斯·史密斯-多里恩（直到5月份“伍利”·罗伯逊告诉他，他该“回家”了）。黑格因为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沉着冷静守住了防线而威信大涨，所以约翰·弗伦奇爵士授权他指挥在阿图瓦（加来海峡附近）的春季进攻。虽然这次进攻除了一张长长的伤亡名单什么也没有得到，黑格在新沙佩勒却取得了适度的成功。在一阵猛烈但却短暂的炮击后，进攻部队（两个英国正规军师和两个印度师，以及若干组合的英国部队）取得了进展，但并非没有代价：在三天的战斗中伤亡达11,200人，其中包括6名营指挥官。但是即便这场进攻最终的结局令人失望——德国人的恢复速度要快于英国人利用自己局部成功的速度——它似乎表明当拥有足够的火炮时，你可以用它干成什么事。事实上，黑格已经能够集中340门火炮——相当于英国远征军去年8月到达法国时拥有的数量——对德国人的突出部进行炮击，其正面进攻密度达到了每6码有一门火炮。按照他的判断，接下来在把更多的火炮集中起来向德国人其它地方的阵地实施打击时，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然而，这一分析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很隐匿。在新沙佩勒的炮击是十分短暂的——对射击壕炮击30分钟，再对支撑壕炮击30分钟——因为缺乏炮弹（这很快将变成重大的“炮弹丑闻”，迫使阿斯奎斯组成联合内阁，并成立了一个由劳合·乔治负责的单独的军需部门）。短暂的炮击不仅会被看成是虚弱的结果，而且就是实实在在的虚弱，尽管事实上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仍取得了几分让人惊讶的效果，由此带来的成就不只是炮击给敌人造成的实际损害。长时间的炮击自然不会有这份惊奇，它会向防守方发出警告，他们必须坚守阵地、击退进攻，它向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发去了通知，他们必须调动预备队，准备进行增援和反击。而且炮击时间越长，炮兵阵地就越有可能被敌人侦察到，并通过炮火反击使其失去战斗力。在新沙佩勒的成功更多的是惊讶和飓风般炮击所带来的震撼——德国人后来把它形容为“第一次听到的真正的连珠炮火[Trommelfeuer]”——而不是毁灭。如果这些火炮不能把德国人压制足够长的时间，攻击部队绝不可能跨越无人地带。事实上，从新沙佩勒战役中的一个局部就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当时一个榴弹炮连耽误了进入阵地的时间，未能向其预定的目标开火：结果未受炮击的这段堑壕里的机枪很快就开始扫射起来，当枪声沉寂时，1,100人倒在了德国人的枪口之下。因此，不管怎样教训都十分清楚：如果炮击没有消灭守军，当炮声停止时，战斗就会变成一场谁最先到达胸墙的全力以赴的竞赛。 上述分析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假定德国人——和他们的带刺铁丝网——在未来的炮击中也会象在新沙佩勒那样容易被摧毁。但是在阿图瓦的那个地区地下水位很高（“自流井”即来源于此）：德国人的堑壕不得不挖在较高的地势上，很容易被炮火所毁坏。但是在索姆河河谷一带，德国的工事已经深挖到了白垩土层上（有些地方深达30英尺），1916年取代约翰·弗伦奇爵士担任远征军总司令的黑格，却决定在这里发起当年的联合进攻。德国人不仅工事挖得深，而且在阵地战第二年的整个一年里，他们在横跨整个前线无人地带上设置的带刺铁丝网防御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厚更深。换句话说，新沙佩勒与索姆河河谷地带的区别，就象英吉利海峡之于大西洋。 黑格把索姆河战役进攻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交给了在新沙佩勒战役中指挥第四军的中将亨利·罗林森爵士（他曾被短时间派往加利波利，帮助制订撤退计划），他现在是第四集团军的指挥官。罗林森的攻击计划依靠一个长时间的毁灭性炮击，以便能够同时摧毁地下掩蔽部里的德国人和保护他们的带刺铁丝网，使基钦纳的缺乏训练的步兵只需穿过几百码宽的无人地带，占领敌人残存的堑壕。因为他们穿过无人地带的速度不会快于步行速度（炮兵的弹幕射击将会“缓慢地移动”——这是一种新的技巧——从射击壕移到支撑壕），所以他们可以携带在新的补给送上来之前所需的额外弹药、防御工事用具和口粮——每个人的负荷约有60磅（27公斤）。 黑格还希望他的进攻能使用新的秘密武器——坦克。他对海军陆舟委员会造出的机器印象深刻——一个行进时有履带车辙的披着装甲的偏菱形盒子，这个东西看起来确实像它的化名所指的水箱。在它两侧的突出部位安装了机枪或6磅的速射炮，它有8名乘员，前进速度与步行速度相当。黑格起初对坦克持怀疑的态度，但在看到它示范的破除铁丝网和跨越堑壕的能力后，又想到它的潜力或许能帮助他的步兵通过无人地带，并为骑兵的驰骋打开一条通道。不幸的是，技术方面的障碍意味着这一切在1916年9月以前都是不可行的。他愿意等待，但德国人已经对洛林的边境要塞凡尔登展开了一场令人惊愕的进攻，霞飞敦促他务必在不迟于6月底前发起攻击，否则“法国军队将不复存在” 。 *
对索姆河战役的七天炮火准备在视听两方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00门大炮在一天之内发射了20万发炮弹①——但由于攻击面较宽（12英里），针对该任务所使用的火炮数量仍嫌不足，考虑到火炮的精度差异和弹药的故障率（经证实或许有多达三分之一的炮弹不是哑弹就是瞎火），单位面积上的落弹比率仅有新沙佩勒战役时的一半。 1930年到1967年的桂冠诗人约翰·梅斯菲尔德，在去达达尼尔海峡为外交部写宣传稿以前，曾作为一名卫生员在西线服役。他那篇优美抒情的伟大作品《加利波利》，热情讴歌了引以为荣的公益精神，并对那些可耻的行为做了鞭挞。1916年10月他前往法国，为索姆河战役简短地做了同样的事情②。他拜访了可以去的旧战场，采访了能够采访到的人，包括黑格在内，阅读了可以阅读的东西。1916年7月1日，在英国陆军打过的最为晦气的这场战役开战的第一天上午，梅斯菲尔德写道： 这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夏日，空气不是特别清澈，因为在晚上和清晨有很多热气和水雾。白天虽然热但有徐徐微风。路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白垩土形成的烟尘象飘带一样笼罩着所有通往前线的道路，把人和牲畜都染成了灰白色。
7月1日早上早晨6点半，我们前面的所有大炮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开始了炮击。从戈姆库尔到马里库尔一线的敌人防线上交替呈现出黑暗和闪光，看上去就象白日里的一片无力的帆篷。有一瞬间可以看到铁丝网上泛起一道白色的镶边，然后一颗击中它的大炮弹把炸得粉碎的铁丝网卷到了黑暗的空中……
在我们的堑壕里，早晨7点以后，我们的人开始等待作为攻击信号的下一次猛烈炮击。快到7点半时，安置在6个地点的山摇地动的地雷爆炸声，震垮了我们阵地上的胸墙。在爆炸驱散黑暗的这个时段里，时间之手在此停顿了半小时，整个英国人的前沿阵地上，传来一片口哨和叫喊声。第一波士兵在拥挤、黑暗和死亡的面前爬上胸墙，带着炮击终于结束的愉悦心情，跨过无人地带向前冲去，索姆河战役开始了。 -----------------------------------
① 最终，由于法国加强了右翼的力量，发射的炮弹数接近170万发。
② 例如，梅斯菲尔德在加利波利写道：“在一名土耳其阵亡军官的身上有一封他在头天晚上写给妻子的信，信上情意绵绵，基本上都是谈的个人私事。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些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我们选错了朋友。’” “抢先到达胸墙的比赛”开始了。但它几乎称不上是一场比赛，因为战线的一边是穿着漂亮新卡其布军装以行进方式向前推进的战士，而另一边，当炮击转向预备队所在的堑壕后，那些善于打洞的灰衣人便鱼贯而出，从很深的地下掩体里疾跑出来，拼命跑向绿野那一边去操控机枪。这是——现在仍然是——英国历史上精心部署的最大一场进攻和最大的一场战役：11个师一线排开发起了攻击（另有两个师在相邻地带发起牵制性攻击）——人数达13×18,000人。 德国人的马克沁机枪吐着长长的火舌猛烈扫射起来，射界一环紧扣一环，使每一寸地面都能被子弹扫到。从沉默中苏醒过来的还有德军的大炮，这些预先调整好的大炮就架在带刺铁丝网前面的阵地上，所以不需要进行修正。如冰雹般的高爆炸弹和榴散弹，向挺进中的尽管训练不足但却无比豪迈的步兵砸了下来：战役前的正规军经历过这一切，而在前线磨练了一年的本土防卫军也已变得坚韧不拔——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军是基钦纳的部队。无论如何，他们个个都是志愿兵。 一些人开始似乎觉得能象预期的那样走过这一段。东萨里团第8营的一个连在进攻时踢着足球以带球突破的方式冲过了无人地带，这个营就是由一名正规军上尉领导的、曾经聪明地要求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管理6到8个同伴的人出列的那个营。这场竞赛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他们到达德国人的射击壕以前，有147名官兵被打死，279人受伤。但他们却是那一天很少几个抵达目标位置的营之一，并因此而获得了一系列令人敬佩的英勇奖章：2枚优异服务勋章，2枚军功十字勋章，2枚杰出行为勋章和9枚军功勋章。这种“足球进攻”唤起了举国的想象力，报刊上登出了图形说明；在吉尔福德该团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一个带悲剧色彩的皮球。 第1和第2巴恩斯利伙伴营（约克和兰开斯特团第13和第14营）并排攻击的位置在第31师以北，但却毫无进展。第1伙伴营进攻时有720人；到下午过半时只剩下了250人。第2伙伴营的情况稍好一些，到旅长叫他们撤退前共损失了300人。然而，这两个营还算是幸运的，因为除了有后援外，他们34岁的旅长、来自正规军步兵部队的休伯特·康威里斯，果断地终止了他们的进攻。而在其他地方，进攻继续按计划进行，就好象什么不幸也没有发生。在巴恩斯利伙伴营的前面有另外一个伙伴营——第12东兰开夏郡营，他们是来自棉纺厂之乡“布莱克本郡”的“阿克灵顿伙伴营”的730人。在进攻开始后的半小时内，该营就有600人阵亡、受伤或“失踪”（换句话说，遭炮火打击后的这些人连遗骸都没有留下）。旅长在提及他们和他旅里的其他部队时写道： 高爆炸弹，榴散弹，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是如此猛烈，我们的人几乎无法冲到德国人的前沿堑壕。以令人钦佩的秩序向前出击的队伍，在枪林弹雨下熔化消失；但却没有一个人动摇、脱离队伍或试图后退。我从来没有见过，事实上是永远也无法想象这样一幕英勇、守纪和坚定不移的崇高场面。 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幸运地躲过了第一天的战斗（他被送回英格兰做鼻子手术，以便他能够完全用新的防毒面具呼吸）：他在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这个拼写十分特别）①第1营的军官同事有五分之三阵亡。他的同伴副官、刚刚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的诗人齐格弗里德·沙逊，只因为所在连被当成了预备队而得以幸免，不然也可能是阵亡者之一。沙逊在战役开始前花了很多个日夜在无人地带里爬来爬去，试图用他在休假时从陆海军商店里买来的新剪线钳，把带刺铁丝网上的口子开得更大一些，以便准备从他们所在的堑壕发起进攻的曼彻斯特团的那个新军营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对我来说，我们作为一个正规军营的威信，全都寄托在了我关心的前方几百码的位置上，”他后来写道。1915年应征入伍、而且很快就会进入曼彻斯特团服役的威尔弗雷德·欧文也堪称幸运，因为他要离开前线到一个军官训练营去受训。（他在那里写了很多诗：“我的题目是战争，可鄙的战争。诗歌也因此而变得可鄙。”），停战前的一个星期，他在曼彻斯特团的一次进攻中阵亡，像沙逊一样，他也获得了军功十字勋章。 艾萨克·罗森伯格是少数公认的未曾担任过军官的以战争为题材的伟大诗人，他当时在第11营服役，该营为国王团的下属营，而且是个“矮脚鸡营”（在1914年期间该营的士兵身高均在5英尺3英寸以下），7月1日那天他没有被指派参加进攻，而是去从事杂务和掩埋死人的工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写下了后来被美国文学评论家保罗·福塞尔（此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步兵军官）称之为的最伟大的战争诗篇：《黎明时的堑壕》②。这是一首短小的，有关泥浆、老鼠和罂粟的冥想录，成千上万涌向征兵办事处的人无人受到谁的驱使——包括罗森伯格自己的“矮脚鸡伙伴”，这些小矮人们决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而正是这些人在7月1日那一天表现得甚为突出，他们的热情也许只是因为稍欠经验而有所减损，但也仅此而已： 沉沉黑夜，渐渐消散。
德鲁伊特，古风宛然③，
鲜活生命，划过我手，
一只大鼠，讥讽乖张……④ ----------------------------
① 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Royal Welch Fusiliers）也即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韦尔奇（Welch）是威尔士（Welsh）的变体。——译者注
② 福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代记忆》（1975）。
③ 德鲁伊特（druid）：古代高卢和不列颠群岛的古凯尔特人宗教的祭司，他们相信灵魂不死，人死则灵魂转投。——译者注
④ 艾萨克·罗森伯格于1918年4月1日在第11国王营执行任务时中弹身亡。
沙逊在写诗时无疑想起了罗森伯格所在的国王团——皇家兰开斯特团——里的那些基钦纳营的士兵： 但到最后，无须评判，
恐怖痛苦，终将品尝
从容赴死，其心也甘
伦河子弟，兰开斯特①，
众志成城，可保无恙。② * 索姆河战役第一天结束时，伤亡人数达57,470人，包括划入可怕的“失踪”之列的人在内。在这个数字中，19,240人很快就被列为“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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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伦河（River Lune）：流经坎布里亚郡和兰开夏郡的一条河。伦河虽不长（44英里），却是兰开斯特人的母亲河，因为兰开斯特（Lancaster）一词即来源于伦河（Lune是印欧语系中的布立吞语支词汇，意思是“纯洁的”）；兰开斯特（Lancaster）的古英语词尾“ceaster”则表示这是个罗马城镇。——译者注
②《救世主》（引自《老猎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19 21:53:50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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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9 14: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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