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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 [转帖]关于拐子马和铁浮图的两篇论文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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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关于拐子马和铁浮图的两篇论文
首先是邓广铭的《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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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南宋高宗赵构的绍兴十年（ 1140 ），岳飞由鄂州率军北上，抗击由金朝女真贵族兀朮统帅的南侵兵马，在郾城战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锐部队——拐子马。这一历史事件，直到今天还在普遍流传。但是，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样的装备，这却从南宋以来的史书上，就有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理解。到岳珂在他所编写《鄂王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又详细地加以解释说：“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按即皮绳）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此说即出，章颖在《南渡四将传》的《岳鄂王传》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岳飞传》中也加以沿用。从此，对于拐子马的解释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诸多的附会错讹，却也从此铸定，踵诈袭谬，牢不可破。计其时间，已将近八百年了。我认为，再不应让这一误解继续流传下去了。因特写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探索出来，而把历来（特别是从岳珂以来）对拐子马的种种附会和误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关宋、金战争史料中出现教早的“铁浮图”、“拐子马”、“扢叉千户”、“河北签军”和“左护军”诸词
（ 1 ）
“拐子马”这个名词，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关武备和军事的史料中就已经出现，并不是在宋、金战争发生后才出现的。在记载宋、金战争的史料中，“拐子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在 1140 年 5 月的顺昌战役中，也不是在记载这年 7 月郾城战役时才出现的。
当金朝的军事统帅兀朮于 1140 年率军南侵，于 6 月间抵达顺昌（今安徽阜阳）境内时，原先奉命去驻扎开封的南宋将官刘锜，这时恰正带兵行进到顺昌。便在顺昌城内进行防御部署。有一个名叫杨汝翼的文人，这时也跟随锜在顺昌。他亲自看到这次战役的全部过程，事后便写了一篇《顺昌战胜破贼录》①，详记这次战役经过，其中有一段文字说：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韩将军、翟将军人马，还至城下。甲兵铁骑十有余万，阵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帜错杂，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遽以拒木障之。少休，……去拒马木，深入斫贼，又大破之。……
方其接战时，郦琼、孔彦舟、赵提刀等皆单骑列于阵外。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杀者，止是两拐子马。”故官军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损七八。
这是南宋一代的历史记载当中，最先提及拐子马的，而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物事，在这篇文章中却找不到解释。我们也把这一问题留到下文去解决，在此先把见于这段引文中的另外两个名词，即“扢叉千户”和“河北签军” 解释一下。
什么叫“ 扢叉千户”？这在《金史·兵志》的“禁军”条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说：
禁军之制，本于“合扎谋克”。“合扎”者，言亲军也。以近亲所领，故以名焉。……贞元迁都，以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军为“合扎猛安”，谓之“侍卫亲军”，故立“侍卫亲军司”统之。
这里的“猛安”，是按女真语音转写为汉字的，意译就是“千户”。“ 扢叉”与“千户”自是同一女真语音的汉字异写。因此，“扢叉千户”与“合扎猛安”这两个词，不论就其语音或语义来说，是全然相同的，即同是汉语中的“侍卫亲军”之意。所以，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也说金的四太子兀朮以“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其精锐特甚。”兀朮自将的牙兵，当然也就是他的侍卫亲军了。
《金史·兵志》说“合扎猛安”的编制，是在贞元迁都之后才组成的，按所谓贞元迁都者，是指 1153年金主完颜亮由金的上京会宁府迁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 1140年的顺昌战役中既已出现了“扢叉千户”的名称，则其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绝不会在1153年之后。可见《金史·兵志》的这一条记事，必有年代上的错误。但尽管如此，其中对于“合扎”（亦即“扢叉”）这一语词的解释却是完全正确的。
《顺昌战胜破贼录》说兀朮的“自将牙兵”“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扢叉千户'。”这里也颇有语病。因为，所谓“又号‘扢叉千户'”一句，只应是仅仅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只是说，因为这支部队的装备都是“重铠全装”，望之若铁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铁浮图”的称号（按实说来，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自将牙兵”与“扢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部队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则决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而是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所以，在王若海记述顺昌战役的《札子》②当中，把兀朮“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并述写其装备说：“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据知《顺昌战胜破敌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 “铁浮图”与“扢叉千户”和“自将牙兵”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
我再重说一遍：兀朮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朮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①此书全文俱收入《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五，附注中亦引录此文，但谓系郭乔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 2 ）
据《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拐子马的名称是出自于“河北鉴军”之口的，是金国部队中的“河北鉴军”向南宋军队讲话时使用的一个名词。因此，“河北签军”在这里的关系极关重要。我们应当尽先弄清楚什么叫做“河北鉴军”。
辑本《宋会要》的《兵》门《归正》类，在绍兴三年（ 1133）载有一道诏令说：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来多系驱掳河北等路军民，号为签军，所当先冲冒矢石，枉遭杀戮。念皆吾民，深可怜悯。兼自来招收投降汉儿签军等，并皆优补官资，支破请受。可令岳飞：如遇外敌侵犯，措置说谕，有率众来归，为首之人，仍优与推恩。（兵十五之四）
汪藻《浮溪集》卷二《论侨寓州郡札子》中，也有论及签军的一段，说道：
比金人入寇，多驱两河人民，列之行阵，号为签军。彼以数百年祖宗涵养之恩，一旦与我为敌者，岂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为其劫质，以死胁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尝一日忘宋也。今年健康、镇江为韩世忠、岳飞所招，遁（而来）归者无虑万人，其情可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此《札子》于建炎四年（ 1130）五月）
金人刘祁的《归潜志》卷七，也有一条谈及此事，后来且为《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云：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然。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即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谓“河北签军”者，就是指河北地区军民中被金国统治者强迫征调参军的那些人。这些被驱掳从军的人，在每次战争中，还都被迫最先上火线去“冲冒矢石”。
从上面的引文还可以看出，全部的河北签车，其人既全是汉族的人，他们所讲的话自然也全都是汉族的语言。既然如此，则从他们的口中说出的“拐子马”，也只能是汉族语言，而断然不会是女真语言。
（ 3 ）
河北签军告诉南宋军队的话，第一句就是“吾辈原是左护军，本无斗志。”这里的“左护军”究作如何解释呢？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六绍兴元年（ 1131）十二月庚子条所载，南宋王朝在这一天把它所统辖的军队，由原来的神武军改名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人马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的称前护军，岳飞的称后护军，而刘光世所部人马则称左护军。到绍兴七年（1137）八月，刘光世的一员部将郦琼率领全部刘家军叛降了伪齐。一年以后，伪齐被废，这支军队的下场，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编，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签兵丁时，总是尽先征签那些曾经做过正规军人的人，在绍兴十年（1140）金军大举南侵之前，为郦琼所劫持而投降伪齐的刘光世的旧部，不论是被改变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发到前线上去。这些在阵地上主动向南宋军队搭话的“河北签军”，因其本来就是刘光世的旧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说：“我辈原是护左军，本无斗志了”。（但是，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的《御前诸军》条内，所述行营护军的前后左右各军及其将领，均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同。例如，说张俊部队改称前护军，韩世忠部队改称后护军，岳飞部队改称左护军，刘光世部队改称右护军。不知两书何以歧互如此。今与南宋其他史籍相参证，知《朝野杂记》此条所记多误，故不取。）

二、对“铁浮图”和“拐子马”最早的错误解释
在 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顺昌府做地方长官的是陈规，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国的南侵兵马已经进入顺昌境内之后，陈规与刘锜共同负责措置守御事项，王若海则因须往杭州去乞授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带挈眷属离开了顺昌。
从宋钦宗赵桓即位以后，在关于是否割三镇的问题上，在委任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及赵构由相州到归德去践皇帝之位的问题上，汪若海都曾参加过谋议，因而在当时是被称为“深沉有度 ” 的人。可是这次之挈眷南行，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是被描述为临阵脱逃的。事实上，汪若海这次到杭州也并没有请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顺昌去做通判，却也是在顺昌战役已经结束、顺昌的安全已经可以确保之后。
汪若海为要表明自己也是这场战役直接参与者。便于回任之后，“躬往战地，或访亲身临战之人，或质被掳得脱之士”，“聊述顺昌之战胜”，写成一篇《札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备朝廷之采择”。其中有专谈“铁浮屠”和“拐子马”的一段：
兀朮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
（六月九日）刘某出军五千人接战，……始与虏骑往来驰逐，后直冲入虏军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虏兜牟而刺之者。军士有中刀洞心而犹刺虏不已者，有偶失地利与虏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战自辰时致申，虏乃败走，横尸遍野，不知其数。刘亦敛兵入城。兀朮大怒，亲拥三千余骑，直扣东门，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满。又被城上军以劲弩射走。
兀朮既大败，乃移寨于城西门，开掘濠堑，……欲为不战之计而坐困顺昌。……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汪若海的这几段记述，有一部分是从《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抄袭来的，但也有一部分为该《录》所不载，则应是从一些“亲自临阵之人”或“被掳得脱之士”寻访而得的。其中对于“铁浮屠”和“拐子马”做了更具体的解释，那就是：所谓“铁浮屠”者，除为《顺昌战胜破贼录》所说的，“重铠全装”做了详细的说明，如“ 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诸事之外，还要“ 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所谓“拐子马”者，则是列置在左右两翼的女真铁骑的一种简称。
汪若海对拐子马所做的解释是正确的，对铁浮屠所增加的“ 三人为伍 ”等解释则全然错误。然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却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对“铁浮屠”所做的错误解释移用到于“拐子马”身上去了。从此便以讹传讹，遗误千古，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岳珂《鄂王行实编年》所载郾城战役中的“拐子马”
岳飞是一个喜欢招揽文士的人。在他的军营中经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当他的军队在绍兴十年（ 1140）夏、秋间在颖昌府、郾城县等地与金军对战时，随同部队在战地的这类文士必也不少。他们亲眼看到了这几次战役的实况，必也有人将其全过程记载下来，像杨汝翼记载顺昌战役那样。不幸是，到绍兴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对岳飞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惨遭杀身横祸。从此以后，凡与岳飞往还较多的人，便被目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纳地加以这样那样的罪名，他们的身家性命全受到严重灾祸。因此，凡属记述岳飞平生事迹、特别是战功的文字，以及和岳飞相往还的书札之类，在这时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销毁，希图借此灭迹免祸。郾城战役的经过。虽然也必有身临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记述，在岳飞身遭横祸之后，这些记载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飞烟灭，自也可以断言。基于这些因由，我们现时所能看到的关于郾城战役的最早记录，是在岳飞身死六十多年之后，由他的孙子岳珂写入《鄂王行实编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轻骑驻于郾城县，方日进末已。……日出一军挑虏，且骂之。兀朮怒其败，（绍兴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伪昭武大将军韩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云领背嵬、游奕马军直贯虏阵，……鏖战数十合，贼尸布野，得马数百匹。……
初，兀朮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朕，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是战也，以万五千骑来，诸将惧，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岳珂之编写《行实编年》，是在宋宁宗嘉泰三年（ 1203），其时上距岳飞之死已经六十二年，岳飞生前所带领的兵将，假如在岳飞受害时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到这年也已将近九十岁了，必不可能还有还有几个活在人间的。因而岳珂对于郾城战役的那段叙述，必不会是从亲自参与那次战役的兵将口中听来的。但岳珂编写此书时所依据的文字资料，绝大部分我们现时都还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较为冷僻的，后来也被岳珂收录在《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当中了，而在上述这些资料当中，却全无详述郾城战役的文字。岳珂为求能够把这一空白补充起来，而且要把它补充得有声有色，他便东拼西凑，把杨汝翼、汪若海记载顺昌战役的两文取来参考，摘录了两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窜改，即移用了来，充作郾城战役的具体内容。例如，“贯以韦索”和 “三人为朕”，即是把汪若海《札子》中的“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稍加改动而成的。而把“铁浮图”和“拐子马”合二为一，则是岳珂把见于杨、汪二文中的两个各不相干的名词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更是岳珂专凭臆想而创为之说的。
在《鄂王行实编年》成书三年之后，即 1206 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颖以为，刘锜、岳飞，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为他们各写一传以事表扬，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并且表上于朝（事实上即献诸史馆），以备修撰国史时的采择。其中的《岳飞传》，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实编年》为蓝本，稍加删润而成的。在记述郾城战役中大破金军《拐子马》一段，则只是把《行实编年》中的“堵墙”改为“如墙”，“是战也”改为“是役也”，“步人”改为“步卒”，“既相联合”改为“相连”，“一马偾”改为 “一马仆”，此外再没有不同之处。后来元朝晚年编修的《宋史》，其中的《岳飞传》果然是照抄了章颖的《南渡四将传》中的那一篇，连字句间的改动也很少。明、清两代有好几种记述岳飞事迹的小说《说岳精忠全传》之类行世，其内容虽不尽相同，却全都在叙述郾城战役时插入了大破拐子马一节，而且也都是以《宋史· 岳飞传》或《鄂王行实编年》为其依据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一般人对于所谓拐子马者统一在同一种理解之下：“三人为朕，贯以韦索”，而且是，只要“一马仆”，其余二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铁浮图”和“拐子马”全都不是“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
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当中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同起来，做史官的章颖又完全依照《行实编年》改写了一篇《岳飞传》而上之史馆，可以想见，南宋《国史》中的《岳飞传》必既是毫不改动的照抄了章颖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岳飞传》，若非直接从章颖著作中抄来，便必是从南宋《国史》中抄来的，两篇文字之间的差异处，真可以说是绝无而仅有。于是，“三人为朕，贯以韦索，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之说，从此便成了大家公认的“定说”了。在明、清两代人所编辑的《宋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等书中，更无不沿用其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编篡《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不通，因而写了一条“御批”，对之进行驳斥，说道：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朮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朮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已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耳目。
这段话虽是直接针对着《宋史·岳飞传》中，却正是辗转因袭了《鄂王行实编年》之误，把“拐子马”和“铁浮图”合二而为一的，而《行实编年》中对拐子马的解释，则是把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解释照搬来的，因此，这段“御批”还等于间接地对汪若海在其《札子》中对“铁浮图”的解释进行了批驳。
如在上文中所已说过的，铁浮兵和铁塔兵，都只能是出自汉人口中的一种称呼，而其所以得此称呼，则又只能按照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所说，是指金军中之“重铠全装”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义，便必然发生错误。汪若海没有亲自参与顺昌战役，对于金方军人和战马的装备全不曾目睹，却偏要在杨汝翼的记载和解释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等无稽之谈，既不近情，也不合理，当然不会是从“临阵之人”或“被掳之士”询访得来的。
《通鉴辑览》中的这条“御批”，不论用以驳斥“铁浮图”或“拐子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中对铁浮图已经给予了正确的解释，在驳斥了汪若海的谬说之后，当会很自然地回到杨汝翼的正确解释上去；而杨汝翼、汪若海二人对于“拐子马”一词却全未给予任何解释。在《通鉴辑览》的这条“御批”当中，虽然论证了“三马联络”与“三人相连”之不合情理，然而说，拐子马仍是南宋人见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却也仍然是一个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人们仍不免要问：拐子马既于铁浮图同样不是“三人相连”或“三马联络”的，那么，它究竟是指金军中的什么部队而说的呢？
五、“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七月乙未有一条记载说：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徐“东南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形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先是，以大阵步骑相半。敌谍和王师不敢擅离本处，多尽力偏攻一面，既众寡不敌，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曾公亮等人编篡的《武经总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记载说：
“东南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马”并选精骑。夷敌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其兵，量大阵之数，临时抽拣。
从上边的两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马”一词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现。而见于这两段引文中的“拐子马”，又全不是指敌人（当时北方敌人为辽）方面的某种骑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线上某一种骑兵说的。《长编》所载诏令以“东西拐子马”与“无地分马” 对举，所谓“无地分马”者，乃是指没有固定列镇的方位和地点，只准备随时听令相机策应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骑兵；而“东西拐子马”者，则是有固定列阵方位，亦即《武经总要》中所说“为大阵之左右翼”的骑兵。
以上引两条记载与杨汝翼、汪若海记顺昌战役的文字相参证，我们就可对“拐子马”一词得出确切理解了：
1．《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东西拐子马”、“大阵之左右翼”，和见于杨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两拐子马”、“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是完全相对应的；所谓“两拐子”实即等于说“两翼”；所谓“东西拐子马”实即等于说“左右翼骑兵”。
2．《续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的“拐子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阵左右翼”的骑兵而言，而见于杨汝翼记载中的“两拐子马”，却又恰恰是出诸“河北签军”之号，而非出于女真贵族口中的。所谓“河北签军”者，照我们上文所考释，其人本皆汉人，其话也全是汉话，则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拐子马”，自然也是沿用北宋以来已在习用的一个名词，不会有新加的含义在内，也是可以断言的。
在北宋时期内的词汇中，不但有“拐子马”，还常见有“拐子城”的称呼。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 1126）闰十一月记金兵围攻开封城时，即屡次谈及守御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有云：“车驾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门，徒步登拐子城，亲视虏营。”
四日乙未条有云：“贼初到即力攻东壁通津门拐子城，时刘延庆颇练兵事，措置独有法。”
六日丁酉条有云：“金人犯阙几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和、通津、宣化三门尤为紧地，……姚仲友于三门两拐子城别置两圆门，……”
九月庚子条有云：“宣化门告急，姚仲友领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御水门者，以水门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楼橹皆坏。”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一的《东都城外》条亦载：“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
据上引各条资料可以证明，建筑在汴京城的各城门外，用以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北宋人称之为拐子马阵。是拐子一词乃北宋人的习用语词，当无疑义。不幸的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他们听到这一名词虽也完全懂得，却也不再用以称呼自己的两翼骑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杨汝翼和汪若海，对拐子马这一名称还能通晓其涵义，还不曾在其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对他作任何曲解和附会；到南宋中叶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更不免对之茫然不知其为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编《朱子语录》卷一三三《夷狄》门载，朱熹曾向他的学生说，当宋徽宗派人去与金人联系夹攻辽朝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往高丽的两位医师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又说：“女真作一阵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胜之。”对于被高丽国王称为“甚好”的女真阵法，朱熹继即加以解释说：“盖如拐子马之类。”按照《武经总要》所说，“拐子马阵”乃是北宋对敌作战时所常摆布的一种阵式，怎么被说成是女真的一种甚好的阵法呢？可见朱熹已不知拐子马的确凿涵义了。
岳珂和章颖，较朱熹更为晚出，对于拐子马一词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只能望文生义，硬把“铁浮图”和“拐子马”二者牵合为一，并借用汪若海对“铁浮图”的错误解释来解释“拐子马”，另外还附益了“三人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等话语，以致与“拐子马”的确切涵义就不能不愈去愈远了。
六、纠驳岳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和“拐子马由此遂废”诸谬说
（ 1 ）
金朝的军队，是以骑兵为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壮所组成的部队，或从其所管辖的各少数民族征调来的部族兵，大致上都是骑兵。只是从汉族地区征签的兵丁，才编制为步兵队伍。而且在作战时，总要他们首先去“冲冒矢石”。如《归潜志》所说，每当金朝下令签军之时，居民则“号泣怨嗟”，州县均为之“骚然”，“驱此辈战，欲其克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军的主力，及其恃以取胜的，当然只有骑兵，包括被汉族士兵称作铁浮土和拐子马的那些部队。打了胜仗，固应归功于他们；打了败仗，也同样归咎于他们。而从宋、金间发生战争以来，金的主力部队被宋军打败的事却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实编年》以为，自金人起兵以来，只要铁浮图、拐子马一上阵，便战无不胜，只在郾城战役中，才被岳飞识破其弱点，“乃命步人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才第一次把铁浮图、拐子马打败，而且， “拐子马由是遂废”。这显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实的。
首先，宋军以大刀、长斧入金镇而砍其马足，并因此而战胜金军的事，在郾城战前就已有了不只一次了。例如：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载：绍兴四年（1134）十月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打败金军，其过程是：“韩世忠引兵次大仪镇，勒兵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金将挞也“拥铁骑过五阵之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嵬军（按，即韩世忠的侍卫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金的骑兵“全装陷泥淖中，人马俱毙。遂擒挞也。”
2．《朱子语类》卷一三二，记有朱熹关于绍兴十年顺昌战役的一段话：
“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按，即刘锜）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上十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铁阵，甚密，不动。刘先以……肉饭犒师，……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马甲），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
（《语类》卷一三六载有另一人所记此次谈话，末段作：“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数十人。”）
上引这些资料所说的，全是宋军用斧或长斧或大刀斫断马足而战胜金军的事，而所战胜的金军，又都是“人马都全装”的“铁骑”，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铁浮图和拐子马。因此，既然以上十万的大军作战，而其中无劲旅，当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在杨汝翼，汪若海两人记述顺昌战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军中的铁浮图和拐子马都已参战，而且都被打败了。既然如此，则说在郾城战役以前，铁浮图、拐子马不曾被宋军打败过，着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真象的。
（ 2 ）
在任何一次规模较大、用兵较多的战役当中，断无只在正面摆布大阵，而不配置左右两翼的道理。拐子马的正确解释既然是左右翼骑兵，则说在郾城战役之后，金人在作战时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骑兵，着显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阵如一旦打了败仗，难道也要从此不再设置正面大阵吗！事实上，金国自从发动侵宋之师以来，一直都使用着所谓“三生阵”，而这“三生阵”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两翼在内的一个统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话》①中有专记此事的一段文字：
顷在殿前，见御宝批降到金人三生阵同命队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陈己见以闻。
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每队一十五人，以一人为旗头，二人为角，三人为从，四人为副，五人为徼。旗头死，从（者）不生还，还者并斩。得胜受赏，亦然。故谓之同命队。
圆阵当锋，两翼夹攻，既为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是不可能因某个局部的一次胜败而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的。
从南宋的许多史书的记载上，在郾城战役之后，也仍可看到，金军在与宋军作战时，还照样在两翼配置精骑，亦即照样使用“拐子马阵”。例如：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于绍兴十一年（ 1141）二月十八日记宋军于柘皋镇大破金军事，说道：
兀朮率铁骑十余万，分两隅，夹道而阵。……王德麾军济渡，奋勇先登，薄其右隅，贼阵动。……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大破之。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所记这次战役的文字，还可得到一些补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而前，奋锐击之，金人大败。
可见宋军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阵，所使用的办法，和大仪镇、顺昌城诸战役完全相同，是以长斧入阵，“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的。这既可说明，用麻扎刀砍断马足，从而使金的骑兵大受挫败，这并不是由岳飞创造发明的一种办法，而是在其前其后全都使用过的；还可说明，岳珂所说，在郾城战役之后，“拐子马由此遂废”，完全是不顾事实的无稽之谈。
而且，不只是在晚于郾城战役一年的柘皋战役中有拐子马的出现，在郾城战役二十多年之后，在宋方的记载当中，仍然说金方使用拐子马参加战斗。如《宋史》卷三六七《李显忠传》所载：
孝宗即位，隆兴元年（1163），……显忠阴结金统军萧琦为内应，请出师，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逼关陕。……时张浚开都督府，四月，命显忠渡江督战，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沟。琪背约，用拐子马来拒，与战，败之。
尽管在此以后，拐子马一词确实是极少出现了，但是，它所以极少出现，也仍然不是因为“拐子马由此遂废”，而是因为，这时宋、金军队中的将官与士兵（包括金军中的签军在内），全已换了一代人，在他们的口语和词汇当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马”这个词儿，都不再以此称呼金军的两翼骑兵，从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记载当中，这一名词也随之而逐渐消失了。
①自《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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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 6:01:51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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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然后是一篇补充与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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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拐子马”———读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札记
作者：来俊杰 (浙江大学历史系)
　　大凡看过演义小说《说岳全传》的人,都会对“岳飞大破拐子马”的这一段故事记忆深刻。在小说的描述中,拐子马又叫铁浮图,三人三骑为一联,人马皆披重铠。马头上佩有利刃,马上人都端着极锋利的长枪。每联马前还配有一个特制的拒马刺,上起阵来宛如一层接一层的铁墙,遇人人死,遇马马伤。这个段子来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 ,金兀术大举南侵,岳飞率军北上反击,在郾城一带与金军展开激战的这段史实。
小说中关于“拐子马”和“铁浮图”的描述则大抵是根据岳飞之孙岳珂的著作《鄂王行实编年》中的记载改编的。其书中这样说道: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 号“拐子马”, 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
　　然而现在的一些人却认为岳珂对于岳飞的记载夹杂了不少感情因素,因此不可全信。邓广铭先生在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一文中,就专门驳斥了岳珂的说法。并对“拐子马”及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了他的解释。据邓先生考证,南宋一代有关“拐子马”和“铁浮图” 的最早记载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① ,稍后还有汪若海记录顺昌之战的一篇《札子》②也记载了“拐子马”和“铁浮图”。可见,“铁浮图”和“拐子马”在宋金战争中最早出现,是在绍兴十年五月由刘琦指挥的顺昌之战,并非七月由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
　　这里不妨将相关的原文再复述一遍。
　　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有河北签军告官军曰:“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所可恃者,止是两拐子马耳。”以上是《顺昌战胜破贼录》中的记述。
　　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又曰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来,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军。这是汪若海《札子》的记载。
　　显然,在他们的记载中“铁浮图”与“拐子马”是两个不相干的名词。
邓广铭先生认为,岳飞是作为叛将被处死的,因此岳飞生前的事迹的记载多被销毁,而记载郾城之战的文字也难逃厄运。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是在岳飞被害后的62 年,他不仅要补充这一空白,还要描述得有声有色,于是便将上述二人的文章拿来摘抄,并将“拐子马”、“铁浮图”合二为一,杜撰了“岳飞大破拐子马”的故事。而以后的《宋史》却将岳珂“拐子马”、“铁浮图”的说法照搬照抄,载入史册,以至于以讹传讹了近800年。的确,在南宋一代的重要史籍中,均没有岳飞在郾城之战中击败“拐子马”或是“铁浮图”的记述。既然“拐子马”、“铁浮图”不是像岳珂所描述的那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呢?
　　邓广铭的论断是:“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而“铁浮图”则是宋人对金军中所有装备精良,望之如铁塔一般的部队的称呼。至于“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决不可能的。
　　如邓广铭所考证的那样,“拐子马”真正最早出现是在有关北宋的史料中。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七月乙未条载：诏北面部署: 自今与敌斗,阵已成列,除“东西拐子马”及“无地分马”外,更募使臣、军校、拳勇者,量地行远近,押轻骑以备应援。
　　另有北宋曾公亮等奉宋仁宗的敕令所撰写的《武经总要》,该书的《提要》曰：“东西拐子马阵”为大阵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营,“拐子阵”并选精骑。夷狄用兵,每弓骑暴集,偏攻大阵一面,捍御不及则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马阵”以为救援。
　　这两段史料成为邓广铭论证“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的重要证据。而后, 邓广铭又论证了“拐子”一词,是宋人所常用的,即指左右两边。
　　根据《顺昌战胜破贼录》, 邓广铭指出所谓金军的“拐子马”实际上来源于河北签军之口,他们说:“我辈元是左护军,本无斗志。惟两拐子马可杀。”
　　“河北签军”是指河北地区被金国强制征调参军的汉人民户,所以他们所说的“拐子马”只能是汉语,而非女真语。“我辈元是左护军”表明他们中有的人曾在宋军中服过役。本人猜想,可能是先前宋军的排兵布阵给他印象深刻,所以顺口便将金军部署在左右翼的骑兵称作“拐子马”。
笔者也发现,在南宋史籍中,提及金人的“拐子马”,往往总和“两翼”或“左右翼”联系在一起,除了《三朝北盟会编》所收录的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和汪若海《札子》这两篇以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中有“左右翼号‘拐子马’”;卷一三九中有“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
总之，“拐子马”是宋人对两翼骑兵的称呼,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邓广铭的解释其实还是停留在字面含义上,而不是如他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对“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具有何等的装备”做出正确地解释。
金军的“拐子马”和宋军“拐子马”都是指两翼的骑兵,但两者显然是有所不同的。
从上述《武经总要》的记载来看,宋军的“拐子马”与其说是左右翼的骑兵,不如说是骑兵部署在左右翼的一种阵型。它是从属于大阵步兵的,所以宋军的“拐子马”只能“以为救援”。
而女真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兵是其在战场上的中坚。如南宋吕颐浩在其给宋高宗的奏疏中说“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③。可见,金军的“拐子马”的任务是“围掩”。
古代战争中,大队的骑兵往往是被放在两翼的,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高度的机动性以及集团冲锋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而且两翼骑兵需要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其作战意图。所以“拐子马”其实是金军骑兵的主力。
邓先生说:“(拐子马) 这一词语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一同沦陷。”我想,很可能是由于南渡后,宋军的军马严重不足,骑兵无法形成规模,所以这“东西拐子马阵”也只好废除了。吕颐浩在奏疏中也承认:“彼之所长在骑兵,我之所持惟步人。”
　　至于究竟“拐子马”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其实在史料中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
在南宋张棣所作《金虏图经》④ 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取胜全不责于签军,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长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3;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其中“虏人用兵专尚骑,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正军虏人”一句,与汪若海所说的“拐子马”“皆是女真充之”一致。“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则是宋人称其为“拐子马”的原因。
上述史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对所谓金军“拐子马”较为详细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宋时“, 拐子马”是宋人对金军主力骑兵的称呼。他们被放置在两翼,用以对敌军迂回包抄而后突击。他们纪律严肃,作战勇敢顽强,每个骑士一般都备有两匹马,以保证作战时的机动性。其装备有格斗型冷兵器和弓箭,既能作为骑射进行远距攻击,又能作为突击力量近距搏杀。这种骑兵,马匹和骑手都有一定的防护装甲,同时兼顾轻捷灵活的要求。总的来说,他们属于一种轻型或中型骑兵。

　　现在回过头来再讨论“铁浮屠”的问题。
南宋最早记载“铁浮屠”的人也是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文中称兀术“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这“ 叉千户”便是指侍卫亲军,邓广铭先生的论文对此也作了考证,此处不再赘述。
　　
　　邓广铭认为,“又号‘ 叉千户’”只是承接上文的“自将牙兵”而言,所以“自将牙兵”和“叉千户”或“侍卫亲军”,都是指金军中的一种特定编制,而“铁浮图”仅仅是承接“皆重铠全装”一句,就是说,是因为他们“重铠全装”,所以得到了“铁浮图”的称号,而且“铁浮图”也只能是汉人给予的称呼,决非女真语。故“铁浮图”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这样,杨汝翼在《顺昌战胜破贼录》中既把“铁浮图”作为女真语,又把“铁浮图”与“ 叉千户”等同起来,“显而易见,都是错误的”。而在汪若海的《札子》中,汪若海将兀术“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称为“铁浮屠,又曰铁塔兵。”邓先生觉得较为可取。可能是考虑到这个论断所包含的范围太大了,邓先生在最后重复他的论断时,将之修正为:“兀术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术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但笔者心中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重铠全装”的金军全都可以被称为“铁浮图”,那“重铠全装”的宋军是不是也可以被称为“铁浮图”呢? 何况“铁浮图”既是汉人的语言,那应该是汉人“重铠全装”的士兵先有这类称号才对呀。难道宋军之中没有“重铠全装”的士兵吗?
　　《宋史》中有关于宋代铠甲的记载, ⑤ 高宗绍兴四年(1134) ,南宋的军器所曾制造过一种铠甲：甲叶千八百二十五,表里磨锃。内披膊叶五百四,每叶重二钱六分;又甲身叶三百三十二,每叶重四钱七分;又腿裙鹘尾叶六百七十九,每叶重四钱五分;又兜鍪帘叶三百一十,每叶重二钱五分。并兜鍪一,杯子、眉子共二斤一两,皮线结头等重五斤十二两五钱有奇。每一甲重四十有九斤十二两。
　　这显然是南宋的一种重型铠甲。而且宋高宗还下过诏,要求军器所制甲“勿过五十斤”⑥,所以可能此前还有比这更重的铠甲。想必装备这类重铠的南宋武士一定也是“望之如铁塔般”吧。然而,见诸南宋史籍,宋军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号称“铁浮图”之类的部队。所以笔者觉得, “铁浮图”应该是有所特指的,而不是如邓先生所说的是一种泛称。
　　
　　根据前面所引用的《金虏图经》,金军“专尚骑”,所以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所有的步兵都由汉人签军充当,他们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⑦。他们是不可能装备昂贵的重型铠甲的。也就是说,穿戴此等重铠的不会是金军的步兵,而有资格穿戴重铠的只能是女真骑兵。
其实,杨汝翼所谓“重铠全装”中的“全装”,就是指战马的马铠,又称“具装”。在北宋有“大全装”,南宋有“小全装”,即两种不同的马铠。⑧ 因此可以断定“铁浮图”也是一种骑兵。
在王曾瑜先生所著《金朝军制》中也认为金军的“铁浮图”是一种重甲骑兵,至于“拐子马”,王曾瑜先生趋向于认为只是金军骑兵的一种战术。就这两者的关系,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番说明。
首先,金军骑兵的主力只能是轻型和中型的弓骑兵。这是因为古代重甲十分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而由于重骑兵在承受铠甲重量的同时,还要进行战斗,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拥有超人的体魄,所以“铁浮图”的人数肯定不会很多,在顺昌战役中只是三千人。可见重骑兵只能是骑兵中的精华,见诸南宋史籍,凡提及“铁浮图”,必会称其“常胜军”、“精锐特甚”、“所向无前”诸如此类等等,其身份也应当不同于一般的女真骑兵,故杨汝翼将 “铁浮图”与“ 叉千户”相联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其次,人马皆披重铠的“铁浮图”,其机动性可想而知,而要实施两翼大范围的快速迂回穿插,则必须要求骑兵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即便“拐子马”只是一种战术,显然符合这种战术要求的只能是张棣在《金虏图经》中所描绘的金军骑兵。如前文所说明的,金军骑兵的主力是轻型或中型骑兵,除此之外,才是“重铠全装”,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可以“或进或退,见可而前”,而“铁浮图”去必须“后用拒马子,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与“拐子马”两翼包抄的战术不同,“铁浮图”的任务是正面攻坚,其扮演的角色宛如现代战争中的坦克,这也是为什么要以牺牲骑兵的机动性为代价而装备如此厚重铠甲的原因。
对于“铁浮图”的描述,除汪若海的《札子》所说的:“被两重铁兜鍪,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以外,还能在其他南宋人的记载中见到一些端倪。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中说到:“金贼兜鍪极坚,止露双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宋史》卷四O 三《孟宗政传》也有提到,金军“披厚铠、毡衫、铁面”。实际上这种重装骑兵并非金军首创,早在东汉,重铠全装的骑兵就已经出现。⑨而在中世纪的西方,重装骑兵更是大行其道了近一千年,直到火炮、枪械被广泛使用后,才逐渐式微。金军的“铁浮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某些不利于骑兵作战的场合,他们经常下马,作为重装步兵使用。如汪若海所说“其所将攻城士卒号铁浮屠”,骑在马背上显然是无法攻城的。“铁浮图”下马攻城的事例还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此外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也提到:“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
利用重装骑兵护甲厚重,攻坚能力强的特点,下马进行步战的例子在西方战争史上也并不罕见(1346 年英法克雷西会战中,英军命令重骑兵下马与法军战斗,并取得会战的胜利) ,只是金军采用这种战术的时间比西方要早两百多年。
　　
　　至于“人为联,贯以韦索”的问题,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是汪若海,岳珂就是根据其“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的记载,从而想象出“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这样的情节。邓先生抨击“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说法“, 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纯粹是无稽之谈。其主要根据是乾隆皇帝亲写的一条御批,录其文如下: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乌珠等传皆不载,惟见于《宋史》岳飞、刘　传,本不足为确据。况乌珠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
　　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马被重铠,亦徒束缚而不能骋其腾骧之力,尤理所必无。纪事家或狃于兵车驷介之说,强为附会。不足当有识者一哂,千载传讹耳。食之徒无能究其真伪,皆为史册无稽之说,所讹不得不明辨之。
　　
　　乾隆对女真人的老祖宗在宋人笔下被描写得如此难堪,一定觉得十分不忿。乾隆皇帝是满人,应该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的御批也确有一些道理。而且汪若海并没有亲身参与顺昌战役,邓先生以此断定“, 三人为联,贯以韦索”是汪若海凭空增加的内容。笔者则比较倾向于认为汪若海的这段文字表达可能和前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说的“铁钩相连,鱼贯而上”是一个意思,但连环马之说流传颇广,而且并非空穴来风。《晋书》卷一0七,东晋永和七年(351) ,当时前燕的慕容与冉魏的冉闵正大战于魏昌城“, 恪(慕容恪) 乃以铁索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断言其一定不可能,恐怕有些武断了吧。况且,汪若海没亲身参加顺昌战役,不代表他就没看见过金军人马。当然,即便金军在宋金战争中真使用过连环马,也决不会如岳珂所描述的那般不济。历史上,是否有“连环马”这种骑兵,如果有,又是如何编排,如何连接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考证。至于乾隆皇帝后面所说的,“马被重铠”是“尤理所必无”,那显然就是乾隆无知了。不仅史籍中有许多关于马铠或“具装”的记载,而且从出土文物来看,也可印证。如1957 年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战马画像砖,以及1983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出土的北周骑马武士俑,都刻画了战马被重铠的形象。在西方,人马皆被重铠的骑士形象,更是比比皆是。可能也是由于后来火药火器的大量应用,这种具装战马失去了实际意义,因此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淡出了。
　　
　　实际上,邓广铭先生的这篇论文主要是批驳前人,特别是岳珂对于“拐子马”的诸多谬说,因此没有对“拐子马”“铁浮图”等作更深入的探讨。而在有关宋金战争的著作中,对于“拐子马”“铁浮图”也没有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笔者作此札记,希望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见解能作为邓先生这篇论文的有益补充,仓促成文,其中必有不少错误,恳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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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 6:02:59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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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最后是我的一些异议，主要针对第二篇来文的
————————————————————
此两文甚好，有助于破除岳珂弄出来的误解。若按岳珂的描述，则金军战术体系简直莫名其妙
顺便说一下我的看法，算是两点异议，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点异议，就是这两个文都忽视了用宋军的战术术语来描述金军的战术系统时其中大可能存在转义的情况，所以出现了一些误解，尤其是后面的来文，生搬硬套的痕迹比较明显
1、比方说，由于宋军将骑兵部署于两翼，并称为拐子马阵，则拐子马有可能成为骑兵的代指，从而直接将金军的骑兵也称为拐子马了，而金军的骑兵在自己的战术体系中并不一定居于两翼，以骑兵为主的金军亦不一定采用方阵阵型。因为金军的步骑混合程度应该是前后存在明显的变化，所以这个当然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所以认为拐子马就是两翼骑兵，并进一步认为是轻装骑兵，太过武断。比方说，在经典的曼谷歹战术中，轻重骑其实应该算是前后排列的。
2、至于铁浮图，就邓文中所言，应该是属于宗弼（或者其他主将）的精锐近卫部队，主要是跟随主将进行策应，而不一定是如后文中所说在战术体系中特别独立出来担当重骑兵冲阵的功用（这一点上邓文要严谨得多，来文的补充自以为是了）。实际上，即使是甲骑具装，正面突击宋军的精锐步兵阵也不是什么理智的选择，而应该采取侧翼进攻，或者等到对方阵型散乱之后再攻击。仅仅因为甲骑具装机动性较差，就认为其不担任侧翼攻击是明显错误的。而且，如果正面攻击，很大可能是采用下马步战的方式（邓文也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后来的后金也曾经大量使用这种作战方式，他们果然是一家哇）。这个就主要是利用近卫部队的精锐程度，而不是属于重骑兵的运用了。攻城中的使用也是这种使用方法的表现形式。所以第二文的一些细节论述，过于武断和想当然了
3、至于金军的战术体系，只要排除了连环马这样的岳珂式谬论，就应该很清楚了，应该是游牧民族常见的标准的曼谷歹式战术。较少列阵而战（比如契丹是著名的列阵不战），以轻骑破坏敌人稳定性，或者诈败诱敌，等时机成熟对方步兵阵不稳之后，再出动重骑兵进行打击。实际上，宗翰宗弼在太原城下利用卓越的机动磨死西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金军战术中值得一提的特色，可能主要在于其下马步战方面？而且其主力骑兵部队也许并不一定有明显的轻重骑兵分工，而是一种混合式的兵种，铁浮图仅仅是一支精锐地主帅的近卫做机动预备队使用？这一点主要是依据所谓大战百个回合的说法，因为如果是甲骑具装的话，马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支持的，而大战百余回合，这无疑是突击为主的重骑兵，那么可知金军中的重骑兵并非甲骑具装，这样就有很大可能其主力是兼顾远程和近战功能的混合式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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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2 6:03:49

坦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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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乾隆的批语“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比较靠谱，很可能是南宋文人从来没见过骑兵也可以排列的整整齐齐缓缓前进，不知道是训练有素，就乱说人家是用绳子捆的。
其他关于用轻锐步兵持刀斧掀开铁甲砍脚，从而击败了铁浮图的记载，也殊为可疑。混战中出现勇悍之辈偶尔为之是有可能，但是要说上千人规模的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重骑兵，完全被这种战术击退击败，令人难以置信。就好像说勇敢的士兵跳上坦克把手榴弹塞炮塔里那真是有的，但是要全靠董存瑞+手榴弹击败整个坦克集群这谁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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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4 16:21:15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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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那个是岳珂的说法啦，邓文的目的就是驳斥他乱搞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11-2-4 22:48:11

坦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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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还有朱熹也说了好几次，都被邓拿来当正面论据说宋军用轻锐步兵砍脚就能破掉重装骑兵集群是常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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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5 7:37:18

ronin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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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朱熹说起兵事很不靠谱……
以长柄重兵器列阵对抗骑兵的例子唐五代也偶有所见，虽说类似“陌刀如墙，结阵而前”这种描述在技战术上如何实现还是问题。个人认为关键因素还是这些士兵本身多为精挑细选的“选锋”或“亲兵”，有着较好的素质纪律（或许还有更好的防护？），以川陕余氏兄弟几个描述较详的战例来说还很注重使用时的地形因素。“专砍马脚”这说法可行性实在太低，文人YY的可能偏大，其实对长刀长斧这类重兵器马铠肯定是抵不住的。

死技青冷笑话之三 @
在诸多灵长类种群中动物园猴群远比公司程序猿高等，他们有：更好的空气、更大的活动空间、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仁慈的管理猿、以及全免费的食物住房和医疗，还在对PPMM这个族群的喜爱度争夺战中大幅领先！

2011-2-5 11:18:39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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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楼

以下是引用坦能堡在2011-2-5 7:37:18的发言：
还有朱熹也说了好几次，都被邓拿来当正面论据说宋军用轻锐步兵砍脚就能破掉重装骑兵集群是常规战法。

其实，金军的“重装骑兵集群”这个东西非常的可疑……
先看直接的基本史料，关于铁浮图的两段：
杨汝翼的《顺昌战胜破贼录》：四太子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铠全装,虏号铁浮屠,又号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
汪若海的《札子》：兀朮所将，号常胜军。……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铁浮屠，又日铁塔兵，被两重铁兜牟，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后用拒子马，人进一步，移马子一步，示不反顾。
然后是一些关于金兵的重装部队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中说到:“金贼兜鍪极坚,止露双目,所以枪箭不能入。”《宋史》卷四O 三《孟宗政传》也有提到,金军“披厚铠、毡衫、铁面”。
比较重要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所载的绍兴四年仙人关之战,金军“人被两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
再就是《朱子语类》里面提到的转述刘錡的话

今人见解：
邓广铭：“铁浮图”不寓有任何编制的涵义在内,对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兀术的侍卫军固可因其‘重铠全装’而被称为铁浮图;兀术的侍卫军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装’的金军,也是同样可以被称为铁浮图的。”
来俊杰：不同意邓的泛指，认为“铁浮图”是特指成编制的，战斗力和防御力都极强的重装骑兵。它和侧翼的拐子马形成特定的战术组合，作战任务是正面攻坚（邓小南的观点亦同）。甚至进一步认为，连环马之说流传颇广,而且并非空穴来风
————————————————————
我的看法：
其实，就这两段原始史料来看，铁浮屠完全可能就是宗弼的亲卫队（铁浮屠出现的段落都有宗弼登场，其实主要就是顺昌之战和仙人关之战），他们平时自然是甲骑具装主要护卫统帅，但是当战局困难也做突击队使用。尤其在攻城时，是做重装步兵使用的。所谓拒马、皮索，指的都是攻城时争夺有限的城墙/城门/城下空间时的特殊用法，不是指做甲骑具装时使用的。而关于啥铁浮图用皮索铁索相连的误解，只是未能区分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功能而已
所以，邓的看法更为谨慎，仅强调是重甲精锐部队（不过他认为不一定是局限于宗弼个人），而来则将铁浮屠泛化为一种常见战术编制，这个判断过于大胆了，而且重蹈岳珂的覆辙，认为做重装骑兵使用的时候也用拒马皮索
我觉得还是严格就史料解释，排除掉岳珂将拐子马和铁浮屠混淆的错误就行了。那么两段史料中，铁浮屠和宗弼的密切关系非常明显，就事论事，认为是宗弼个人的亲卫队是最靠谱的。平时甲骑具装护卫主帅，关键时刻做攻城重装步兵用，如是而已
————————————————————
进一步的，如果铁浮图仅仅是宗弼的亲卫队，那么无论是邓，还是来，以及现在主流的关于金军的骑兵装备和战术的观点就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铁浮图为重装骑兵，拐子马为轻装骑兵，这必须建立在铁浮图是广泛存在于金军之中的前提条件，而如果铁浮图仅仅是宗弼的亲卫队的话，那么莫非宗弼不在场，仗就不打了不成？而且，史料记载说得很明显，拐子马在两翼的话，居中的是签军的汉人步兵，而不是啥甲骑具装的铁浮图。所以，金军的实际装备和编成情况，需要重新考察之。
关于金兵的情况，史料和邓文都指出了，主要是骑兵，重在两翼，步兵是依靠的虏获的汉人签军，所以主要就是其骑兵的装备。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考虑：
1、首先是军制，金军是采用猛安谋克制度，大体是一种部曲制。每个单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主要自行解决后勤和装备问题（金军基本无后勤系统，以自备为主）。而战利品的话，基本也是按战功分配。换句话说，是一种基于财产私有的自由经济，而较少中央计划经济色彩存在。在这种各小单位的装备都是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很难出现大规模的重装部队，而应该是同一个部队，比如某个猛安或者谋克内部，视个人财力缴获情况，出现比较大的装备水平差异，比如一个百人队中，或许会有10人左右的重装骑兵，70-80人的中型骑兵，10人左右的轻型骑兵。而这10人左右的重装骑兵，多半会是这个百人队长的亲信或者说精锐。在更大规模上，由于这个百人队是具有独立性和自身财产权的，所以难以从其中将重装部队抽走，而仅仅是千人队长可能掌握着一只自己的精锐亲兵队，人数可能会比10人多，但是也就100人左右的规模（其规模决定于队长个人的能力）。而宗弼作为大军统帅，也就拥有数量最大的重装私人卫队，甲骑具装的“叉千户”，被宋人称为铁浮图。
2、南宋张棣所作《金虏图经》提到：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打一百余回合，那么显然是指冲击作战而非骑射，是做重骑兵使用的主力部队。而一百余回合固然是夸张，但是多少10多个回合总是有的，那么可知，这些主力骑兵必然不是甲骑具装，因为马力绝对无法维持这么多回合的来回冲刺。
而甲骑具装是相对于一般的骑兵来说，有其相当大的独特性，也就是机动性显著低于马不披甲的部队，所以难以在猛安谋克中和其他骑兵协调作战，只适合集团式独立使用。结合第一段的理由，应该其配置仅限于宗弼的侍卫亲军之中。而这些重装部队的装备水平，考虑到金人是突然高速兴起的，重装水平不一定很高。史料中除了铁浮图之外，并无充足依据提到这些重装部队是甲骑具装，而主要是强调骑者装甲，所以绝不能贸然认为这些重装骑兵就指的甲骑具装。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甲骑具装所占的比例和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很小的。
所以，金军的主力骑兵之中，马肯定很少着铁甲，多半骑者所披的也不是全身重甲，而是皮甲或者半身铁甲。而如果只是一般的装甲的话，那么很可能这种中型骑兵部队是兼顾投射和冲击的作战任务的，也就是一种混合式的功能。
3、还是从军制出发，基于猛安谋克制度，很难想象除了侍卫亲军之外，不同的猛安谋克单位在装备和战术分工上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金军内部，除了很难有大规模重装部队之外，同时也很难出现固定被配置在两翼的拐子马（学者们所谓两翼的轻装骑兵）。仅仅是在正面列阵作战时采取所谓“三生阵”自动形成左中右的配置，如果被配置在左右就会被宋人称为拐子马。所以啥啥轻装的，在侧翼的，以骑射为主的拐子马，都是过于武断的想象力的产物
这样的话，金军的主力骑兵应该是混合式的中型骑兵为主，同时兼顾骑射和冲击的作用，其中间杂少许精锐重骑散布在各猛安谋克之中。仅仅宗弼这样大将会拥有一支甲骑具装近卫，这些近卫在必要时灵活地投放于统帅认为的关键点，比如攻城时做重装步兵使用。
————————————————————
对于毛皮动物的疑问，如果金军中的重装部队并未形成大型的重装集群，那么被步兵击败也没啥好稀奇的。何况长柄武器破骑兵有啥好稀罕的，而且从史料来看，砍马足只是一种体现勇气的细节描写，又不是啥固定战术。步兵破骑兵，重要的一是训练二是勇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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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7 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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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以下是引用阿修比在2011-2-7 2:03:17的发言：
对于毛皮动物的疑问，如果金军中的重装部队并未形成大型的重装集群，那么被步兵击败也没啥好稀奇的。何况长柄武器破骑兵有啥好稀罕的，而且从史料来看，砍马足只是一种体现勇气的细节描写，又不是啥固定战术。步兵破骑兵，重要的一是训练二是勇气么

就是说很怀疑他们怎么到处都是勇敢且训练有素到能破骑兵的精锐步兵，有这么牛的步兵集群，还用的着“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么。而且岳家军什么的也是骑兵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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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7 3: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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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如果没有形成大型重装骑兵集群，那就无须很训练有素了，也不用啥步兵集群。我前面的分析就是说，金军除了铁浮图这种侍卫亲军之外，估计没啥大型成编制的精锐重骑，而是混合性的编组。对付落单的，或者小股的重装骑兵，只要能有足够个人武勇外加少许战术纪律就行了。而且，甲骑具装这个东西就是要冲起来才有威力，在城下或者山地关隘这样的狭窄地区，冲不起来没了动量，被步兵贴近了抓住一阵猛砍挂了，有啥好稀奇的

而且，那里来的到处皆是？不就是顺昌+仙人关两役么，顺昌是守城战，金兵攻城无能就退了有啥好稀罕的（宗弼战前丢下攻城器械真是让人无语），仙人关、和尚原，都是不利于骑兵驱策的地形，金军攻城不克，兵力不占优势，被四面兜击，不输才是怪事。宋军得以获胜，靠的并非是精锐步兵破重装骑兵的能力，中间战斗时偶有占到便宜，就记下来吹嘘，不表明有啥决定性意义。
要说野战对冲正面获胜，那就是岳飞了，不过岳珂写的那个郾城是自己抄袭其他战例七拼八凑的，做不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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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7 5: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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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冲十几次就不可能是具装重骑的推论比较可疑，克雷西的时候法国人不是在泥泞地面上还冲了14次么，还穿的铁罐头，皮子上缀点铁片的话，冲10次也不要紧吧。
步兵破重骑兵，那是单方面要求步兵训练有素啊，如果无组织步兵vs一窝蜂重骑，那肯定是一边倒的屠杀。
无组织步兵vs一窝蜂重骑，骑兵胜
训练有素步兵vs一窝蜂重骑，步兵胜
无组织步兵vs训练有素重骑，骑兵胜
训练有素步兵vs训练有素重骑，步兵胜
很显然，步兵要想破骑兵，必须是训练有素的，而且肯定要进行长期的对骑兵战术针对性训练。

铁口直断！！神～算～包～～

2011-2-7 20:09:32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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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以下是引用坦能堡在2011-2-7 20:09:32的发言：
冲十几次就不可能是具装重骑的推论比较可疑，克雷西的时候法国人不是在泥泞地面上还冲了14次么，还穿的铁罐头，皮子上缀点铁片的话，冲10次也不要紧吧。
步兵破重骑兵，那是单方面要求步兵训练有素啊，如果无组织步兵vs一窝蜂重骑，那肯定是一边倒的屠杀。
无组织步兵vs一窝蜂重骑，骑兵胜
训练有素步兵vs一窝蜂重骑，步兵胜
无组织步兵vs训练有素重骑，骑兵胜
训练有素步兵vs训练有素重骑，步兵胜
很显然，步兵要想破骑兵，必须是训练有素的，而且肯定要进行长期的对骑兵战术针对性训练。

金军应该是用的蒙古马吧，体格小，承重能力能和法国骑士的欧洲马比么？努力地堆到承重上限的情况和行有余力的情况比，打个折扣是必然的吧。要我揣测，蒙古马要是配甲骑具装，或许冲一次就要歇一阵才能冲第二次也不一定的说。
训练有素又不是一个属性标签，而应该大概看成一个连续的数值。打个比方，只考虑双方正面一次对冲的状况，500步兵要成功正面对抗包含10重骑的50骑兵（阵型散乱），和对抗50重骑（阵型散乱）、对抗50重骑（阵型严密），需要的精锐程度显然有很大区别。第一种情况里，或许只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基本的纪律就够了（能保证不跑散听指挥）。更何况，这里说的例子还不是正面野战对抗，而是攻城战和山地战，骑兵跑不起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7 23:41:26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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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7 23: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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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楼

重甲骑兵冲十几个来回没什么吧。金军骑兵往往一人多马，重骑兵肯定马更多。如果对方步兵方阵坚固。一次不行换马冲多次也是可行的。

欢迎大家拜访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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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9 6:06:53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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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楼

好吧，那就不要限定得那么严格，把十几次改成几十次好了。这几天看了下相关史料，除了这句夸张的话，还能找到大把的其他证据，关于金军骑兵的特点就是有韧性，经常连战几十个回合云云的。一次战斗中用蒙古马连战几十个回合，总该不是甲骑具装了吧……
顺便查了一下被来俊杰和王曾瑜拿来论证重骑兵连铁索不是不可能的那段史料：
乃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为恪所擒（《晋书·石季龙传》）
这里只要注意两点“善射”“勇而无刚”，就不难搞清楚慕容恪的这只军队是干啥的。“善射”表明强调这只军队的远程能力，必然是倾向于轻装的。而勇而无刚是源自《左传》的这一段：
（传九·六）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後击之，尽殪。戎师大奔。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
这里很明显勇而无刚是用来形容战斗力垃圾的戎师。李筌在注《孙子兵法》时也提到“先轻后畏，是勇而无刚者，不精之甚也”。所以，勇而无刚是无纪律性、战斗力低下的部队的指代。而慕容恪这里明显是把战斗力低下的部队用作诱敌，成功诱杀冉闵。而铁索是为了防止这只垃圾部队一经近战就四处逃散。
拿这种稀烂的部队和铁浮图这种全军精锐相比，还认为两者是采取了相似的战术，用来论证铁浮图也是用铁索相连的，这些搞专门史的专家一知半解无知者无畏的态度真是让人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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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9 13: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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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楼

普遍防护薄弱或无防护的战场上，武器就不需要很强的穿透力，甲骑具装也不需要很重么。敦煌等等的壁画上，对抗具装骑兵的盾+直刀步兵，不仅身穿布衣，连头盔都没有。
只要比周围杂兵的防护好得多就可以说是重甲防护，周围都穿布袍或者轻皮甲，那挂厚些的皮甲缀铁片就可以是重甲防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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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9 18: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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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楼

敦煌壁画，那个能用来做金军铁浮图的依据么？要说壁画，我也给你找个，南宋的画，画的应该就是铁浮图……

此外，还有大量文字记录表明金军中的确有甲非常重的部队，一些分散的具体描述就不说了，以吴璘总结的金军四长为例吧，就是“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重甲的排序还在弓矢之前。要知道吴璘可是西军出身的资深将领，和西夏这个玩重装骑的打过N多交道，而且宋代步兵甲本来就是甚多重甲记载，如果金军重甲只是一般程度的，他绝不至于大惊小怪专门一提。此外，坚忍就是指的金军骑兵持续战斗力强，能屡败屡战，常常打几十个回合啥的
——————————————————
再以及，找到一段关于金军的战术阵型的。之前提到的三生阵，很明显是步骑混合为主的，中间是签军。如果是全女真骑兵的话，似乎是一种叠阵。
《云麓漫钞》卷四：“绍兴初，尝获北方探事人，云：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自用兵以来如此。”
这看起来应该是类似轻骑在前，重骑在后，这就类似曼谷歹的打法了。而如果对方阵型不松动进入相持阶段的话，则下马步战也是重要选择。
考虑到一般都认为金军以骑兵为主，步兵是孱弱的签军，那么这种打法应该才是金军的主要战术吧。而且，这种多轮次前后布置的战术更容易败而不乱，而三生阵这种阵型如果被对方击穿孱弱的中路，则无法重组阵型。而从金军的坚忍耐战来看，应该叠阵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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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9 20:21:14

坦能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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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只是拿来当例子说防护轻重是相对的，刀盾步兵穿布衣的环境中，人马都包皮甲缀铁钉就可以是具装重骑了。
如果要按宋记载的重甲来说，要让国标50斤甲的宋人吃惊的话，金人甲如果60斤吓不着谁，怎么也要80-100斤才能说吃惊吧，那加上马甲就要有120-150斤，然后宋斤貌似要有0.64kg？再加上一向号称壮硕的女真兵体重、马鞍、罩袍、弓矢、长短武器等等，往低了算，马负重也要160-180kg以上，这重量欧洲马都要中世纪中后期选种之后才能扛住了，更别说冲锋。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不对头的地方，怀疑还是宋斤换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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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9 22:58:00

阿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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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楼

你估得未免太高了，说吓到谁只是修辞而已。宋军是37-58宋斤，差不多24-37kg。那么估计金军能到宋军甲的上限就已经很高了。其实预计持平更合理，因为宋军也不是普遍装备的，那么能到宋军精锐步兵的装甲水平，自然相对一般水平就算很高了。
这样，加上马甲的话，50kg左右，再加杂七杂八的和骑兵体重，120kg左右应该能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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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0 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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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马1.8米高，战马600kg驮马1吨，人甲70-80磅，马甲30-40磅，其他装备加起来150磅也就到头了，加上人的体量也就130-140kg的样子就差不多上限了，不到马自身体重25%的样子。而蒙古马1.2米高，有300kg就算大只的了，个头小些的250kg，要扛120kg冲锋难度大了点吧，都自身体重40-50%了……所以这宋斤换算里面多半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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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0 3: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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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楼

蒙古马的体重是体重267～370千克，而甲骑具装肯定是挑最好的马，所以体重在350kg以上应该没啥问题？
我看某个帖子似乎认为鄂伦春马和大通马、河曲马比较可能做甲骑具装。具体理由也说得不清不楚的。
不过，金军出身东北，用的鄂伦春马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当然，就算金军有鄂伦春马，其中的数量也肯定是少数，所以似乎也可以旁证甲骑具装规模有限。
而且，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甲骑具装，似乎也就是鲜卑、西夏、女真这三家比较有名，鲜卑和女真都发家于东北，而西夏在甘肃青海。但是有点怀疑那个帖子会不会是从这个史实反推……
++++++++++++++++++++++++++
在网上随便找了找，找到这么个页面
http://www.chinameat.cn/html/n15/75/2005-4-4/200544105200563.shtml
里面数字乱乱的，有驮重有载重，而且载重显著地大于驮重，比如提到蒙古马载重500～600千克。而且后面还提到载重1000千克的岔口驿马和1600千克的焉耆马。
从后面看，驮载力和载重明显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贵州马的载重500kg，驮载力就只有100kg上下，估计载重是指的拖车的重量吧。
而且，载重高的话应该是适合做驮马而不是战马，判断是不是适合做甲骑具装的话，应该是驮载力吧？网上搜驮载力的话，数据不太全，找到这么些：
永宁马50-70kg，中甸马60kg，文山马65kg，建昌马75kg左右，甘孜马和藏马80-100kg，贵州马110kg左右、云南马60-100kg，河曲马100-120kg，玉树马245kg
从这个网址看的话，鄂伦春马归猎时能载人+猎物一起175-200kg，那么驮重应该也在150kg以上吧？
可见中国马的驮重不可一概而论，彼此差别还是蛮大的，不算imba的玉树马，或许也能有某几种马达到甲骑具装的要求（算120kg的话）。此外，又找到一个说法，似乎驮载力比较好的马，驮载力一般是体重的2/5，那300kg的马，120kg似乎刚刚好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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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1 0: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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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楼

不能用现在的极限记录去衡量古代么，一方面驮马跟战马本身就区别很大，同一马种的驮载能力跟战斗载荷也要差好几倍；另一方面近代的选种改良和饲料改良，对马的体形有很大影响，现代的蒙古马、河曲马、大通马、鄂伦春马大致都是120-130cm左右的平均身高，300kg左右的平均体重，古代肯定要体形小一些，拿现在的平均当作古代的精选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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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1 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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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楼

单马载重是说单马拉的马车的载重……负重或者驮载，是马背能扛的重量。
那个网址里数据比较混乱的样子，可能东抄西抄的结果。
提到的这几种马都有GB国标的哦~~不过要收费，下不到-_-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1 1:14:2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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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1 1: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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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楼

目前看来，鄂伦春马应该是主要的嫌疑对象，用读秀的试用找了些付费资料（国标还没下到），因为是免费版，所以看不到版权信息：
1、鄂伦春马性情温顺、步伐稳健、行动敏捷，在山地乘驮能力较好，持久力强。平时出猎骑乘，每小时可行走7-7.5km，快步行走每小时可达20km。狩猎一场需要3-5小时，一天可狩猎2-3场。冬季猎野猪，一天能跑75km，可持续3-5天。归猎时连同猎物能负重达175-220kg。日常出猎驮载粮食、用具等可达150-160kg，日行35-40km，可持续1-2个月
2、骑乘能力：鄂伦春马步伐稳健，行动敏捷，持久力强，在山地狩猎骑乘每小时可行1.5-2公里，冬季追撵野猪1天能跑75公里，可持续3-5天。驮载能力：狩猎一天可驮100-150公斤猎物，负重多达175-220公斤。每日出猎驮载粮食用具等150-160公斤，日行35-40公里，可持续1个月。750公里距离，有的马匹满载猎物只用15天即可到达。在山地乘驮能力尤为突出
——————————————————
那么我们可以确定鄂伦春马的驮载能力应该是175-220kg（明显150-160kg那个是没算人的），取平均值按200kg算吧。
问题来了，正如灌汤包指出的，驮载能力是指的承重步行的状况，从上面数据也可以看出，日行（一般是8小时）不到40km，也就是说时速低于5公里，可见是非常吃力的。这个速度肯定不能用来战斗，即使短途奔跑能快一些，应该也达不到作战要求。所以需要进一步确定战斗载荷
而根据欧洲的经验，600kg的马驮载240kg（乘2/5），战斗重量一般是130-140，也就是差不多打五折。那么按鄂伦春马200kg驮重的水平，战斗载荷能到100-110kg。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把重甲的程度在往低里压缩下，毕竟骑兵甲其实无需跟步人甲一样厚实，把人马一套压缩到40kg，人再算55-65kg，再留5kg的武器，似乎也是行得通的。不过呢，这种情况，多半马甲是皮质重点部位镶少许铁片，人甲的防护程度应该也低于步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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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主要问题在于鄂伦春马体格偏小，300kg的体重咋能支持200kg的驮重，100kg的战斗载荷……这个比例似乎太过显眼了点，有待回头找国标核实
不过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
1、铁浮图的甲没有很重，至少比宋军重步兵的步人甲要轻（人马一体才40kg，步人甲重的话就能有40kg……）啥“重装全铠”多半指的是人，而马甲可能是皮+铁
2、即使是驮载力优越的鄂伦春马，要想重铠全装也是很吃力的，工作负荷接近极限，所以持久力肯定难以保证，更难以持续大战数十个回合。但是鄂伦春马的优越耐力，很可能是金军主力的一般较为轻装的主力骑兵能坚忍耐战的物质基础
3、鄂伦春马似乎主要靠野外山地放养，产量很低（后金据说只常备1000骑的鄂伦春马队，目前在我国都快绝种了）。
所以，铁浮图在金军中应该是很少量的，担任统帅亲卫队，主要功能是重步兵（攻城+下马步兵），仅仅在特殊场合才用作超重型骑兵进行直接冲击
————————————————
实际上，金张棣所作《金虏图经》的这一段往往容易被忽视：
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最后就提到了“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首先这是有马甲的部队，所以肯定是冲击为主的重骑，但是装备程度也不甚重，应该属于金军的主力骑兵配置。
下面的问题在于铁浮图是啥？是某些文人将这种主力骑兵的装备过渡夸张了，其实只是一般的重甲骑兵部队。或者，金军中有这么一支超级重铠全装的侍卫亲军？就各种记载来说，应该还是后者。
比如《三朝北盟会编》卷99的《北记》里面就提到作者范仲熊去完颜宗翰（不是宗弼哦）营中看到：
“皆枪为前行，号曰硬军人马皆全副甲，腰悬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枪长一丈二尺，刀如中国屠刀，此皆骁卫之兵也。”
可见，这种骁卫之兵的确是人马全甲的，而不是张棣说的人半甲和马轻甲。而这重铠全装的部队，也正是宗翰的近卫队。只不过这里叫做“硬军”，而不是“铁浮图”罢了
所以，前面我关于铁浮图只是亲卫队，金军另有较为轻装的主力重骑的判断，应该是比较准确滴。这种较为轻装的主力重骑，也能够解释金军的耐战坚忍。而且这种主力重骑也携带弓矢，兼顾冲击和投射功能，带有混合色彩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11 3:35:0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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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1 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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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楼

关于鄂伦春马的国标，找了半天没找到，因为它是2010年才颁布的，所以读秀和超星上都找不到@@
不过在超星上找到一本《中国马驴品种志》，里面倒是有很详细的各种品种的马的数据，不过数据格式就不是很规范，鄂伦春马的数据和上面列的大体相同。此外，我粗略地比较各种马种的驮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的就很差，但是也有少数几种马也能接近鄂伦春马的水平，差不多150kg的驮重能够保证（不过这样作战载荷就只有80kg上下）。
不过看这本《品种志》，却注意到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在大规模和西洋马种杂交之前，中国的土生马种是处于不断退化之中的，尤其表现在体尺的严重下降上。也就是说，拿近代的中国马种性能去套古代的马种性能时，需要很谨慎。该书引用了《周礼·夏官》《汉书·景帝纪》《宋史·兵志》的相关记载，认为周代的马差不多是138cm以上（少数特例能到180）、汉代差不多135cm以上，宋代差不多130-145cm。
而且，结合安阳殷墟、始皇陵到昭陵等考古和图画记载，差不多可以认定古代良马的体尺应该在140cm以上，高的可能到150以上甚至160cm。这样的话，和近代蒙古马的120cm左右的水平就有很大的差异。
而且，该书还引用一些古代的马匹应用中的器械规格作为旁证。说到这个，上次提到的那个《甲胄复原》的书里面，也有一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甲骑具装的复原，从里面可以看到，的确是人马全身铁甲，覆盖面积基本上是追求了全面保护的说，可见的确存在相当重装的甲骑具装。反推的话，既然的确有这种重装甲骑具装，那么显然就应该有对应的高大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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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6 18: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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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楼

本土马种是持续退化的这个观点很早以前就见过，比较可疑。近代来看，中国引入苏联马种、日本引入西洋马种后，原本土各主要马种的体型都有大幅度提升。宋明这样的时期马种退化不奇怪，但汉和唐都有大规模的外来马种引入和改良的记载，这两个时期的疆域和民族构成上也更适合畜牧业，至少在这两个时期马种应该是上升的，没道理会比先秦的马退化幅度这么大吧。
特别是用周礼来证明周的马有1.8m，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考古证据的话，秦始皇陵陪葬的真马和车马坑马俑，成年公马都是肩高1.3m左右，跟蒙古马基本一致。而兵马俑一号坑的马俑高1.5m，似乎是指陶俑的全高，看实物也是马俑要比武士俑矮不少，而肩高1.3m的蒙古马全高大概要1.6m多，这或许是军队用马跟皇家用马之间的差距。其他发掘很多都有陪葬马骨骼出土，但是翻到有骨骼尺寸或复原尺寸的很少……你那本《品种志》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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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26 2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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