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着重新开工这本沉闷的政治分析书…… 第二篇 两极世界的出现 1941-1953 引 言 争取世界和平和国际和睦最具雄心的计划经常起源于战争的深渊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虽然在1953年世界的分裂已成定局，这无疑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所作的各种决策的结果，但盟国领导人仍宣称他们打算在战后时期继续保持盟国的团结。
美国人这种思想的一个象征是194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和平的开端》的书。这部书分为四卷，收集了著名美国政治家的议论摘要。尽管它不代表官方立场，但却是美国官方对战后世界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1940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克、前总统赫尔伯特·胡佛、在任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副国务卿苏姆勒·威勒斯都强调在战争中规划和平的必要性。尽管他们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对以下两点持相同的看法：首先，美国不应重复1919年-1920年的错误，美国当时退出了国际联盟。他们还确信经济上的考虑同政治一样是构成世界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凡尔赛和约中被完全忽视了)。广义地讲，这意味着；首先美国必须参加当年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组织。其次，用亨利·华莱士的话说，美国必须与世界其它国家合作，使具有创造力的资源得以充分发挥作用[ ①华莱士1943：415。]。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国际主义，随后被具体化为建立联合国组织和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作出安排，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通称世界银行)。
当然，甚至在此阶段，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些提议所包含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在美国决心对世界新秩序打上自己的烙印中不难发现冷战的种子，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论证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但是，这是对历史的过度解读。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纪录表明，英国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与苏联一样深重。[①哈撒韦1981：第二和第十章。]此外，对“一个世界”的积极渴望因为一个同样有力的消极因素而得到加强：人们担心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世界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有可能导致战争。国际主义者的主张不只是美国理想主义或美国追求霸权的反映，它也反映了一种观点，即未来的和平和繁荣有赖于保持盟国之间的战时团结。联合国组织就是被作为战时联盟的精神和名称的继续所设计的。“联合国”这个词就曾被用来形容战时联盟。[②埃德蒙兹1991：208，550。]
苏联的言论也表达了相似的渴望。斯大林在1944年曾说过，惟一能阻止德国再次侵略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组成的特别组织，保卫和平和确保安全。这一组织不应是‘给人留下悲惨记忆的国际联盟的复制品’，而应是一个新的、特别的，拥有在必要时保卫和平和防止侵略的一切手段的组织”。他断定：“只有承担反希特勒战争重任的各大国继续以友好与和睦的精神保持合作，这一组织才能有效地运作。”[③丹尼尔斯1986：第二卷，128。]
可以肯定，苏联也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它更多地关注德国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而对国际组织的价值则将信将疑。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斯大林同丘吉尔一样更倾向于信赖大国的领导，而不是一个未经考验的组织。另一方面，美国领导人也过于相信苏联放弃了传播共产主义的目标。不过，没有理由怀疑，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苏联确实是真诚的希望参加新的国际组织并以其成员国的身份得到好处。
在下述三章中将要回答的宏观问题是战时的国际主义渴望是如何在战争结束才二年的时间内就演变成“两种生活方式”(杜鲁门语)和“两个阵营”(日丹诺夫语)这种对抗性言论的。至于冷战起源可以说包括两个截然不同但又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战时联盟会瓦解?为什么联盟的分裂在全球范围内被制度化?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联盟自身的性质(在第三章进行讨论)。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前瞻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主要大国所处的环境(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内容)。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为和平而斗争 1941——1946 全球主义与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军事冲突的地理范围和对非主要敌对国家的影响方面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全球意义。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都是主要战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的侵略，远东成为仅次于欧洲的重要战场(在一些美国人的眼里，其重要性还超过了欧洲)。1914年，日本加入同盟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的目的主要是牺牲中国和德国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凡尔赛和会上，日本成功地获得了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和中国做出的重大让步。但是，在主要大国看来，这些事都只不过具有地区意义而非全球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日本1940年-1942年的大肆侵略动摇了西方在远东对殖民地的统治(至少暂时如此)。这些殖民地包括法属印度支那、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占波罗洲、缅甸、荷兰属印度、菲律宾和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大都属于美国)。日本最后战败并没有阻止反而刺激了这些殖民地独立的愿望。日本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结果是引发了亚洲政治版图的重新勾画。
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美国和苏联参战的性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美国的生产力在确保击败德国和同盟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军事上，美国起的作用较小，只是在战争结束前6个月美军的作用才显出了效力。与此相反，自战争开始就参战并在对德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的俄国在1917年的革命中崩溃了，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18年初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希望在缔造和平方面充当战胜国中的道德领袖，但这一愿望并未转化为政治力量，其原因我们已进行了讨论。世界格局的政治重心仍然是在欧洲，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袖手旁观，这一局面持续了将近二年，直到希特勒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日本于同年12月袭击珍珠港，才不可改变地将两国拖人了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和美国对击败德国所做出的贡献就使英国和英帝国相形见绌。英国和英联邦在法国于 1940年沦陷后一直是德国的惟一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从第一世界大战开始的世界格局的中心转移出欧洲的过程。
美国和苏联并不是在打一场同样的战争。美国从战争一开始就被迫采取全球视野，因为它不仅要与德国而且还要同日本作战。苏联在二战中一直保持对日中立，只是在美国于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后才对日宣战。尽管共同目标是打败法西斯德国，但是美国和苏联的战争目的与战略有明显的不同，其主要区别也许可以称作美国的目的“广泛”，而苏联的目的“专注”。德国入侵苏联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使苏联的战争努力专注于国家的存亡，这使苏联领导倾向于用领土的得失来评估胜利。美国的领土珍珠港海军基地也受到攻击，但日本不可能占领夏威夷，更谈不上占领美国本土。除了要实现使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当前目标外，美国还企图建立一些国际行为的原则，这些原则在大西洋宪章里得到了明确的阐述。
对大西洋宪章存在着许多争论。大西洋宪章是在美国参战前数个月由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的。在宪章中，两国宣布都遵守一系列明确的原则：两国均不奉行领土扩张、任何领土的变化都应反映相关人民的利益、所有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组成形式、所有国家都享有自由贸易和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此外，美英两国还希望所有国家进行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美英两国还重申它们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足够的力量强迫解除威胁和平的国家的武装。人们难免将其与威尔逊总统1918年提出的14点建议相比较，结果发现一个突出的区别在于大西洋宪章是一个联合的而非单边的努力。
然而，罗斯福和丘吉尔自己对于他们做出的承诺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斯大林随后对宪章的认同使这些问题更加模糊而不是清晰化了。每一方都有重大保留，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利益所在的认识。在起草阶段，丘吉尔就设法对措词进行改动，以保卫大英帝国和英国的国际贸易。斯大林也同样急于保护苏联的利益，尽管他用更加宽泛的词汇掩盖了他对宪章的保留。他宣称，宪章原则的实际应用必须与该国家的具体情况、需要和历史特性相适应 [①陶布曼1982：47。]。出于对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的担心，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框架的条款进行了淡化处理。当国会和公众舆论表示接受国际主义时，罗斯福的疑虑随后便打消了。可以说，在这三位领导人中，罗斯福是最专心致志于大西洋宪章的普遍适用性的。
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宪章的大原则只不过是空洞的措词而已，一些英国官员还对此表示了不满。如同他们在宪章通过之前和之后一样，他们对美国总是唱高调表示不满(事实上，这些高调大部分是丘吉尔的大作，他可是一位著名的修辞者)，这表明他们对宪章一经签署便会产生巨大影响估计不足。可以肯定，罗斯福和丘吉尔1941年8月在阿真舍湾开始举行会晤时并不是为了公布一份有关战争与和平目标的声明。丘吉尔会见罗斯福的主要目的，用罗伯特·谢尔伍德的话说，是为了“确立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 [①谢尔伍德1948：350。]他虽没有达到这一目的，但他确实与罗斯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宪章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从长远看，这种关系比就一个特定政策达成协议要重要得多。
在丘吉尔看来，宪章是在美国参战这一重大事件前规定了内容广泛的议事日程。美国的参战，在丘吉尔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他非常盼望的。最早提议发表联合声明的罗斯福总统也很关心加强与英国的关系。美国已经开始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通过租借法案和其它措施对英国的战争努力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在宪章中没有提到但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点考虑却对大西洋会议产生了影响，那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认为，美英应向苏联提供援助，苏联此时在德国长驱直入的侵略面前岌岌可危。总之，反轴心国战争联盟的组建模块在大西洋会议上已经到位了。
把大西洋宪章视为盟国目标的交汇点和盟国差别的焦点，将对我们分析问题大有益处。大西洋宪章是贯穿战争始末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宪章的许多条款原封不动地被移入联合国宪章，在战争后期就如何处理欧洲和远东解放地区而产生的争端中也常被引用中，我们回头将讨论这一问题。总之，宪章代表了承认战争带来的全球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的一个企图，此外它更表明了—种决心，就是要确定未来全球力量对比的态势。我们可以把宪章 和随后的战争联盟视作达成大国一致以作为战时战略和世界新秩序框架的基础。
最重要的一个背景是德国、日本伙同意大利摧毁了战前的力量平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轴心国使世界格局开始出现两极化。斯大林在1942年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25周年的讲话中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世界现在分为两个阵营”[①这一措词与1947年“杜鲁门主义”演说的措词惊人的相似。]：
德意联盟的行动纲领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散布种
族仇恨；建立“优等”民族的统治；征服其他民族并侵
占他们的领土；在经济上奴役被征服民族并掠夺他们的
财富；消灭民主自由；普遍建立希特勒制度。英苏美联
盟的行动纲领则是：消灭种族特权；维护民族平等及其
领土的不可侵犯性；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恢复他们的主
权；主张各民族有权根据自己的愿望处理自己的事务；
在经济上援助受战争破坏的民族，并帮助他们获得良好
的物质生活条件；恢复民主自由；消灭希特勒制度[②丹尼尔斯1985：第二卷，122—3。]。
毫无疑问，在战争期间，领导人用这种两极格局来描述冲突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出于把敌人说成魔鬼，并证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双重需要，必然要采用这种方法。但是联系到同盟国一致同意的重要战略目标--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对新的大国一致的承诺使盟国团结的决心背上了重负。轴心国五条件投降将使同盟国拥有决定如何填补由此而出现的权力真空的全部权力。在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战争概念中明确的意识形态冲突占有重要位置。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场要“使世界更加民主”的战争，然而战后盟国之间对“民主”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因素又使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复杂化了，这是因为，世界新秩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达成意识形态的共识。总而言之，冷战的结构和思维是由轴心国的战争挑衅和同盟国做出的反应所启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和日本至少是冷战的共同作者。 大同盟与欧洲战争 大同盟的合作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罗斯福政府为了使苏联给美国公众舆论留下好印象作了大量的工作。尽管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在电影和报纸中把苏联描述为“我们勇敢的同盟者”这样极端的宣传，但罗斯福赞同在美国自由派精英中流传的普遍观点：苏联发展的趋势是在向西方民主靠拢[①加迪斯1972：41。]。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租借法案在美国自己参战之前就用于苏联了。此外，在1943年和 1945年，罗斯福两次冒着自己健康和安全的很大风险做长途旅行去德黑兰和雅尔塔与斯大林会晤，因为斯大林坚持他本人必须待在国内或俄罗斯邻国的领土上。除了这些，罗斯福还多次表示他愿意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与苏联合作。罗斯福做出欧洲第一的战略决策，而不是集中力量打败攻击美国的日本，就是因为他意识到苏联承担着对德战争的主要军事和民事重负。最后，罗斯福还努力发展自己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不管是通过代表总统经常访问莫斯科的总统特使哈里·霍普金斯，还是通过他与斯大林本人的直接会面。
斯大林也曾表示，他也重视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斯大林在1944年说，罗斯福是个他能打交道的人。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 4月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与杜鲁门总统生硬外交风格的首次碰撞使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感叹道：“如果罗斯福总统在世的话，关于东欧的争端是不会发生的”。类似观点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后来的苏联评论家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显然了代表了苏联的官方观点[①加迪斯1972：205；赫鲁晓夫1990：82；阿尔巴托夫1983：66。]。美国外交政策“修正主义派”历史学家也持相似的观点，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②霍罗威茨1967：一-三章。]。然而斯大林是否同罗斯福一样很重视个人关系，关于这一点尚存在着疑问。同样也不清楚的是，如果罗斯福在1945年4月后仍在世的话，冷战是否能够避免。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罗斯福致丘吉尔的最后电文：“我将使苏联问题尽可能的缩小化”。但必须将这一电文与罗斯福致斯大林的最后电文对照着来理解，在后一电文中罗斯福报怨苏联未能遵守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波兰民主化进程所作的承诺[③金博尔1984：第三卷，630；美国对外关系1945：194—6。]。此外，人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杜鲁门总统是在波兰等问题进入后期和更艰难的阶段后才被迫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的。当需要很迫切的时候，国际政治家之间在当时和以后的个人接触肯定有助于加强双边关系。然而当两国的利益出现巨大分歧的时候，政治家之间的个人接触很少能防止两国关系出现裂痕。正像丘吉乐的一名助手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1942年8月举行会议后所说的那样：“我得说，与斯大林交朋友就相当于同大蟒交朋友，首相与斯大林的关系只有在斯大林认为他在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变得亲密和个人化”[④埃德蒙兹1991：303。]。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确实在向他的战时盟国做出和解行动方面存在着迫切的需要。在早期阶段就明确表示希望战后在俄国西部边境出现“友好政府”的同时，斯大林至少在名义上表示同意大西洋宪章和以后的解放欧洲宣言[①1945。]，这些文件中的一个重要条款是各民族自决。1943年苏联做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被西方认为是一个友好姿态，暗示着苏联中止了传播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目标。最后，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宣称，一旦欧战结束，他将对日宣战。在雅尔塔会议上，这一点变成了坚定的承诺。
盟国之间利益的分歧甚至在它们相互做出的承诺中都明显可见，在这方面有两点显得非常突出。第一点，斯大林要求盟国承认苏联在东欧的重要利益(主要是斯大林1939年在苏德条约中所获得的利益，首先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西方盟国在联盟刚开始时拒绝就此做出明确的承诺。斯大林在获得西方国家将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后，同意将此问题推后解决。而开辟第二战场问题随之成为盟国之间的第二个分歧点，斯大林希望盟国对西北欧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却多次被推迟，主要是丘吉尔反对。1942年7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晤时，两人大吵了一场。丘吉尔称，今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了。斯大林则指控说，英国首相再一次向我们证明，英国不打算做出人力方面的牺牲 [②多伊奇1960：478。]。斯大林还对罗斯福做出了同样的指控，这一指控有一定的道理。尽管罗斯福急于使用美军部队打击德军，但他却向丘吉尔做出了让步。丘吉尔坚持认为，过早地攻击“欧洲堡垒”不可能成功，并将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西方盟国转而于 1942年发起北非战役，接着于1943年发起了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的登陆战役。 尽管斯大林对盟军1944年6月诺曼底登击进行了赞扬，但西方盟国多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法给盟国关系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苏联认为，丘吉尔的战略是受政治支配的。丘吉尔 1942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当时正逢具有决定意义但代价巨大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据报道，斯大林说：“一切都清楚了，他们要在非洲、意大利发起战役。他们只是想第一个到达巴尔干。他们想让我们把血流干，以后好将他们的意愿强加于我们。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斯拉夫人将与我们在一起……他们希望我们失去斯大林格勒，失去一个反攻的跳板[①多伊奇1960：479。]。即使有些过分深究丘吉尔的动机，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背着他讨论问题的怀疑被证实是盟国间不信任的重要来源(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斯大林怀疑盟国的诚意是有根据的)。
事实上，罗斯福一直非常清楚苏联承担着对德战争的大部分重担，这使他在战争后期不惜花费很大努力与斯大林达成妥协，这也使他不愿意与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联系得过分紧密。在 1943年底德黑兰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如基特·塞恩斯伯里观察到的那样，联盟内部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它与英美联盟内的军事力量重心向美方转移相巧合。这一转折点是：美国将它在联盟内的主要注意力由英国转向苏联：西方战略政策由英国人主张的以地中海为中心转变为主要是美国入主张的以西欧为中心。
尽管斯大林对西方盟国多次推迟开辟第二战场非常不满，但从长远看，西方盟国的这一做法使斯大林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优势。它确保了东欧的大部分将由苏联红军来解放。这一点与罗斯福的战争胜利后再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军事决定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罗斯福也因此一直被指责为在政治上太天真，其言外之意是，如果在战争早期就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使斯大林受制于被解放国家未来政府组成的协议的话，那么就可以防止或者至少减弱整个东欧随后的苏联化。这一观点在苏联外交官马克西姆·利维诺夫1945年 6月与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坦率的交谈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一直等到现在才开始在巴尔干和东欧反对我们?你们早在三年前就该这样做了。现在你们这样做太晚了，你们的抱怨将只能引起苏联的疑虑。”[①马思特尼1979：218。]
但是，如果当时罗斯福向苏联施加强大压力的话，那么很难相信西方还能与苏联保持联盟。罗斯福当时非常担心在没有美国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斯大林可能会与德国单独媾和事实上，苏联 1943年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对德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后，斯大林确曾考虑过与德单独媾和的问题[②马斯特尼1979：73。]。要求斯大林提前就东欧国家的政府组成和边界达成协议作为联盟的条件，可能只会使斯大林与德国单独媾和。事实上，罗斯福关于在德国投降在望之前搁置详细讨论领土问题的主张是有非常清楚的政治动机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罗斯福确信战后重建的最好基础在于大国团结的继续，而在他看来，这取决于迅速胜利的结束战争。过早地讨论领土问题，特别是东欧的领土问题将冒暴露西方盟国与斯大林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风险，不管怎样，罗斯福对苏联谋求在其西部边界建立友好国家的努力并没有多少异议。当然，如果他能够偷听到斯大林1945年初与米洛万·吉拉斯交谈的那句名言：“这次战争与以往不同：占领他国领土的国家也将把本国的政治制度强加到本国军队所到达的领土之上”，那么他对避免苏联全盘占领东欧的机会就不会抱什么幻想了。
从本质上说，斯大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当罗斯福、丘吉尔 和斯大林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开会讨论对德战争即将胜利情况下产生的主要议题时，被解放领土安排的大框架已经由军事力量态势决定了。美国部分出于军事原因，部分出于政治原因做出的不与苏军抢占柏林和布拉格的决定，更强化了按占领区划分责任的模式。西方盟国早在意大利就已开了先例。意大利盟国控制委员会中的一名苏联代表只获得顾问的头衔，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西方盟国占领军指挥官手中。同样的，负责全面监管被解放领土联合军事和政治控制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对东欧被解放地区进行联合管理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 战时联盟的解体 从某种角度来看，战时联盟的解体毫无神秘性可言。战时结合在一起的盟国一旦渡过危机就很自然地追求各自的利益。战前，美国和苏联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却有许多使它们分离的东西”，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结盟只是它们关系中一时的越轨。马丁·怀特写道： “政治联盟总是为了对付第三方才结成的”[①怀特1979：122。]。第三方(B在本例中是轴心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组成联盟的实利主义目的”。此外，为了讨论冷战的开端，让我们先看一下历史记录所表明的一个常识：在国际格局中如果存在两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它们就会走向两个相反的极，在这两个大国周围则围绕着众多小国。正如理论家们所说的那样，大国按自己的方式寻求霸权，其中包括在整个国际格局中追求霸权，这种野心将受到其它追求同样霸权的大国的制约。
从这种角度看，联盟的解体和冷战的开端可以用以下两个因素来解释：(A)联盟政治的运作方式(B)在包括两个可能的霸权大国在内的国际格局中权力的运作方式。 图3．1 新波兰，1945 这些观点尽管很有用，但它们不能包括我们所关心的联盟解体实际过程中的所有复杂事物。首先，联盟的西方支柱不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一极。战争中的一个重要局部主题是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心已由英国转移到了美国。再次引用马丁·怀特的话说，英美关系是比正式联盟更深的大国合作关系，关系的基础在于友好、传统及利益，这种关系也不具有很多的自然的自利目的 [①怀特1979：123。]。然而，这并不能保证英美关系完全没有冲突。相反，它使美国承担全球领导角色更加困难，因为这不可避免地将与英国保留其前全球领导遗产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我们向前解读战时历史而不是向后看冷战的历史，很显然，美国当局当初并没有想到它后来承担的在欧洲或世界其它地方遏制苏联所发挥的前沿政治和军事角色[①莱夫勒1992：16。]。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表示，美国计划在两年内撤出驻欧洲的占领军。在战争后期直至1946年中期，苏联视英国而不是美国为主要对手[②麦加格1978：255。]。正如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美国视自己为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调停者，尽管这一认识在1946年后逐渐被放弃了。总之，在联盟的西方国家之内，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正在发生。在此可引用迪安·艾奇逊的一句话来形容英国战后的两难处境：“1944--1945年，美国发现自己拥有新的力量，但却没有进入能发挥力量的角色。”
上述国际关系理论对战时联盟解体的第二种解释是，战时联盟包含了两种可能的国际格局的种子。一种主要是美国主张的全球主义，苏联和英国对此只是名义上给以承认。罗斯福总统的战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进行了最好的阐述。他在评论1943年在莫斯科签署的四大国宣言时称，四国宣言的签署表明再不需要势力范围、同盟、力量平衡或其它特别安排了。在过去，各国都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或促进自己的利益[③塞恩斯伯格1985：117。]。另一种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可能的世界格局正是赫尔希望通过战时协议排除在外的：这一格局的基础是传统的力量平衡和势力范围的安排。然而，战争的结局没有形成上述任何一种格局，而是形成了两种格局的独特的混合体。从信念和经济实力来说都是全球主义的美国，在40年代末被拖入了势力范围的安排。出于安全和政治原因，想在欧洲建立势力范围的苏联在战后却成了双重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由于它承诺与战时盟国联合重新建立世界秩序，尽管这种承诺只是名义上的。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和平”的第一年这样的关键时刻，存在着破坏和维持联盟作为世界新秩序基础的两种力量间的脆弱平衡。我们可以在1945年--1946年占重要议事日程的5大问题中观察到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这5大问题是： (1)联合国的成立；(2)世界经济的重建；(3)波兰和东欧各国边界的重划和新政府的成立；(4)德国问题的处理；(5)原子弹和核能问题。在 1946年中期，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使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谈判的最好结局只能是达成脆弱的协议，最坏的结局则是根本无法找到共同之处。 联 合 国 从表面上看，联合国代表着战后岁月盟国合作的最成功结晶。1919年不接受威尔逊总统珍视的国际联盟的美国，下定决心要在新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国会两党对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公众赞成国际主义的普遍情绪对罗斯福下此决心起了决定性作用。到1942年夏季，3／4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参加某种集体安全组织[①加迪斯1972：26。]。但这并不意味着对1919年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回归。罗斯福确信国际联盟的失败在于它是基于所有国家在决策中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的，所以他赞成大国在国际组织中享有主导地位。大国优先原则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计划中得到了体现。按照该计划，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享有主导权力，而联合国大会则保留了旧的国际联盟的普遍原则。斯大林尽管不怎么倾向于将苏联的利益托付给一个国际组织，但他准备赞成这个承认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重要的事实的计划。
起初，就程序问题和苏联以其16个“自治共和国”为由要求在联合国大会获得16个席位[①这主要是为了与英联邦国家享有的独立席位相对等。]的问题，盟国之间发生了分歧。就这些问题达成的协议几乎没有解决联合国的致命弱点。 1945年4月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弱点，美苏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要让在战争期间亲纳粹的阿根廷加入联合国，而苏联则要求让由苏联扶植的“卢布林”政府统治下的波兰也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②美国和苏联都想要这种权力。]意味着每一方都能否决被认为是有背本国利益的决定。[ ③舍伍德：1948：854。]
由于联合国的有效性要依靠大国的团结，大国在重大议题上的分歧将破坏它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就是这样。联合国成了大国间日益不团结，特别是苏联与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及它们各自的附庸国和支持国之间的分歧的一面镜子。此外，在美国领导人中也有人对联合国的作用持怀疑态度。1945任助理国务卿后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曾代表政府劝说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他在回忆录中称：“我认真并成功地尽了我的职责。但我总是认为，宪章是不现实的。”[④艾奇逊1969：111。]尽管随后的政府都非常小心地确保其提出的主要提案[⑤如杜鲁门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联合国宪章相符合，但是事关重大利益的事根本就不会拿到联合国去讨论。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组织在战后初期所取得的惟一成功“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美国 1950年6月提出的抵抗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决议”，安理会之历以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只是因为当时苏联为了抗议联合国拒绝接受毛泽东政府作为中国合法政府而拒绝参加会议(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共产党推翻，并被驱赶至台湾岛)。 世界经济的重建 实践证明合作建立新经济秩序更加艰难，尽管最初存在着取得进展的迹象。罗斯福政府确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动荡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罗斯福最密切的顾问们认为——用财政部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话说——“主要国家间缺乏高度的经济合作，将不可避免地在未来的十年里导致经济战，而经济战则是更大规模战争的序曲和刺激因素。”[①波拉德1985：8。]这种观点的结果就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的为促进国际贸易向穷国提供国际货币稳定支持和发放贷款的计划。就美国而言，这项计划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其全球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美国设想这一计划将受到来自英国，而不是来自于苏联的更多阻力，因为英国此时正满怀嫉妒地守卫着它的帝国优惠制。英国是在美国承诺将向其提供战后贷款后才同意签署布雷顿森林协议的[②波拉德1985：15。]。苏联则主要寻求政治目标，如对其大国地位的承认、用最小的代价获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大影响力和确保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干涉其国内政策[①波拉德1985：15。]。最后制定的条款赋予苏联与它的国际贸易额不相称的投票权，这表明双方都有意妥协。正如向英国做出的援助承诺获得了英国对协议表示同意一样，向苏联做出的战后贷款承诺为苏联通过协议铺平了道路。就美苏关系而言，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相当友好的氛围中落幕的。
毫无疑问，经济上的自利目的是美国倡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建设之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最大出资者，美国可以确定这些新机构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结果，世界金融和贸易的重心已决定性地转移到了美国，因此在战后重建期间对美国出口物资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使美国获益匪浅。它还设想，这些新的机构能防止其他国家为战后重建要求提供大规模贷款。事实上，美国所以能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大亨，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美国在战后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强国，主要不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而是由于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由羽毛未丰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所改善。尽管美国在战后立即向英国和其它国家提供了短期贷款，但显然需要提出更大的计划，这就是后来为欧洲提供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第四点计划。”
苏联在1944年表示赞成布雷顿森林协议，但却未能在协议规定的最后期限[②1945年12月31日。]之前批准该协议。苏联这么做更多的是由于与美国在其它问题上发生分歧，而不是出于对协议本身的反对。美国拒绝在没有严格监管条件的情况下向苏联发放战后贷款，加之美国1945年5月突然中断租借法案援助，这些因素都使已因东欧问题而恶化的美苏关系雪上加霜。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约翰．加迪斯所说，“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系统是冷战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苏联退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这个结局有利于建立与正在迅速出现的政治分裂相对应的经济圈。 波兰问题 在波兰及其它东欧国家边界划定和新政府组成方面的冲突是盟国间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事实上，盟国就东欧问题曾达成过某些协议。双方爆发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已达成协议的解释和贯彻落实有不同认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协议本身的性质。雅尔塔会议就东欧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斯大林与丘吉尔1944年10月达成的所谓“百分比交易”。根据丘吉尔在半张纸上匆忙写下的安排，苏联和西方在巴尔干国家和匈牙利的责任区分配如下：罗马尼亚：俄国，90％，其它国家：10％。希腊：英国和美国90％，俄国10％。南斯拉夫：双方各占50％。匈牙利：双方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75％，其它国家 25％[①丘吉尔1953：227。]。
这种安排存在两个问题。为什么一直强烈反布尔什维克的丘吉尔准备在东欧问题上向斯大林作这样大的让步呢?丘吉尔本人对此问题的解释是这一方案只是一个临时的战时过渡性安排。永久性的安排将在以后的和平会议上讨论[②丘吉尔1953：227。]。但是，丘吉尔之所以同意这样的方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这是西方事实上可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此外，他认为必须保卫西方在希腊的利益。丘吉尔决定在德军从希腊撤军后向希腊派出伞兵部队，以确保在这个极端分裂的国家内实现有秩序的权力过渡。结果，希腊爆发了内战，一方是曾领导抵抗德国侵略并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力量，另一方是企图恢复君主政体的右派力量。令人感到惊讶的是，罗斯福同意英国支持右派力量的政策(英国的这一政策在美国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公众舆论中极不受欢迎)，于是引发了有关百分比交易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即罗斯福对这一方案的态度。
势力范围并不是罗斯福让美国大众所期待的东西。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美国人对‘势力范围’非常厌恶”[①加德纳1993：188。]。美国人对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的会谈持非常怀疑的态度，认为丘吉尔会做出可能束缚西方手脚的承诺。事实证明，美国的担心是有一定根据的。因此，美国人要求莫斯科会议上应有美国的观察员。尽管观察员并没有参加丘吉尔和斯大林两人的会谈，但他们两人会谈的内容向观察员作了充分的通报。总之，罗斯福肯定知道百分比交易的要点。最后，考虑到与欧洲未来政治安排相关的其它问题，罗斯福虽对势力范围抱有哲理性的反对态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当时接受现实。他希望势力范围的安排将在以后得到解决。在对百分比交易持全面反对和全面赞成之间，斯大林和军事现实打下了一个很大的楔子。用一份近期有关战时外交研究报告的话说，百分比交易“给反对俄国人支配波兰的要求投下了阴影，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还一个劲地维持欧洲没有被三大国瓜分的假象”[②加德纳1993：206。]。
关于波兰边界划分的漫长和痛苦的争端被斯大林解决了，他将“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强加给了西方盟国。波兰的领土向西移了150英里，苏联获得了波兰的前东部地区，波兰则从德国那里获得了相同的领土作为补偿。数百万德国人被迫从原属德国而现在成为波兰的领土上迁移出去。这一安排是为了让波兰更加依靠苏联的保护，以防止将来德国可能提出归还前领土的要求。
西方国家对这些安排的默认并没有扩展到对斯大林的波兰新政府组成计划表示同意。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各自有坚持建立一个与大西洋宪章和雅尔塔会议的自由欧洲宣言相一致的民主波兰的强烈理由。保卫波兰是英国于1939年对德宣战的直接理由，而罗斯福则念念不忘美国国内的500万波兰裔选民。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条款就建立波兰新的临时政府作了规定。新临时政府将以现有的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为基础，但新政府要增补波兰和海外波兰人的民主领袖。一旦军事形势允许，就应随后举行自由选举和组成一个拥有全部权力的政府。然而甚至在罗斯福于 1945年5月8日逝世前，就遵守此协议一事就发生了争吵，苏联清楚地表明，它不准备让非共产党人士享有任何真正权力，同时也不准备举行能满足西方要求的自由选举。罗斯福的继承者哈里·杜鲁门在对苏关系中采用了更具磨擦性的外交风格，但实质上，他想继续罗斯福所采取的与苏联单独打交道的作法，而不是使美国受制于英国的政策，引发斯大林关于西方集团联手反对他的怀疑。杜鲁门1945年5月派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劝告斯大林遵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承诺。在会谈中，苏联做出了很小的让步，但这一让步已足以使美国于当年夏季承认波兰政府。其实，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态度没有什么变化。事实是，杜鲁门总统只剩下接受一个不满意的协议或者挑起与斯大林的公开决裂这两个选择。
随后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也采用了相似的模式。在 1945年末举行的一系列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充分利用美英之间的分歧，就解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建立了一个框架，提供了一个只是名义上的自治政府，而不是真正的民主。事实上，苏军于1944年夏季进入这两个国家数个月后，共产党人就掌握了全国政权[①陶布曼：1982：75。]。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非共产党人仍然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但随后的事件表明，西方大国在这两个国家内如同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样，没有多少影响。(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一问题)。
关于东欧问题错综复杂的而且经常是激烈争吵的谈判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推动了美国和英国关系的进一步密切。英国反对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不惜付出高昂代价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的作法[②鉴于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百分比交易，英国的反对颇具讽刺意味。]，加之美国国内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协议的批评，引发了美国对苏政策的重新评估。到1946年初，一个新的更加强硬的对苏政策出台了，其特点是美英之间加强了伙伴关系。更确切地说，美国和英国进一步远离莫斯科，美国开始担当英美伙伴关系的领导角色。 德国问题 在德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最初是企图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削弱德国，后来转变主张，认为一个贫穷的、满怀仇恨的德国将是欧洲无穷动乱的根源。苏联和法国最关心的是防止德国东山再起，并获得德国的战争赔款，这与美国主张“恢复”而不是“压迫”德国的政策背道而驰[③加迪斯1972：4。]。联合控制的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1944年，盟国就各国在德国占领区的范围达成了协议，但这一协议的大框架是盟国作为一个整体对德国进行联合监管。随后两年内发生的事件使这些临时的占领区变成了固定的边界。
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中，赔偿问题难度最大。苏联在对德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牺牲，现在估计，苏联军民的伤亡高达2700万人[①沃尔科戈诺夫1991：505。]，因此，这一问题对苏联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如果盟国对德国提出的联合战争赔偿以200亿美元为基准的话，其中半数应归苏联。美国由于担心德国经济出现崩溃和一旦公布德国重建的账单而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随于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提议，各占领国应从各自的占领区得到赔偿。这一决定的后果是实际上分割了过渡时期的责任。同其它领域的协议一样，临时的过渡性的应急之策成了一项永久安排的基础。对德盟国控制委员会被盟国间就非纳粹化政策、占领国间对各自占领区的问题、占领区间战争赔偿的转移等方面的争端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对德国进行联合控制。尽管美国和苏联都继续支持一个统一的德国——苏联坚持这一政策的时间要比美国长——但双方都不愿意冒其潜在的风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对方的阵营。 原 子 弹 有关美国1945年8月6日和9日对日本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的争论几乎在原子弹投下之时就开始了，争论之声一直没有减弱。官方对使用原子弹的解释是，现实的军事形势需要是动用原子弹的主要原因。官方认为，用传统的手段击败日本将需要对日本本土进行一场代价高昂、伤亡惨重的入侵。尽管苏联将很快对日宣战(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做过承诺)，但看上去日本投降的前景仍不在眼前。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此不要产生什么误解，我视原子弹为一种军事武器，对它的使用从来没有什么怀疑。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建议使用原子弹。当我与丘吉尔就此交换意见时，丘吉尔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如果原子弹有助于结束战争，他赞成使用。”[①杜鲁门1955：419。]为支持这种说法，人们还可以补充说，搞曼哈顿工程(研制原子弹工程的代号)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种可用的武器。无情的技术和军事逻辑推动着这一进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使用原子弹是因为有原子弹”[②阿姆布罗斯1988：51。]。严重的是，杜鲁门身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却对曼哈顿工程一无所知。因此在他面临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时，没有多少时间可用来考虑使用核武器带来的广泛影响。不过，如果杜鲁门总统被早一点告知曼哈顿工程，他做出的决策可能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虽然如此，他不了解早期关于原子弹的决策过程，这一点肯定加强了他视原子弹的使用只是一个军事问题的倾向。
但是，当时的评论家或以后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对如此简单的解释感到满意。学者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是否真的需要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是否可采用显示原子弹试验情况的方式，使日本确信其巨大威力?是否有迹象表明日本有意于8月初，特别是在第一枚原子弹投下后举行和平谈判?学者们曾认为，日本的投降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而不是由于使用了原子弹。毕竟，第二枚原子弹的使用离日本投降的日期只有5天，而此时苏军已在中国东北地区长驱直人了。此外，有证据显示杜鲁门夸大了美军入侵日本本土作战时估计的伤亡数字。杜鲁门估计美军可能伤亡50万人，而战时的军事计划人员则认为美军的伤亡不会超过46000人。这给使用原子弹是为了挽救美国人生命的说法蒙上了一层疑云。甚至杜鲁门总统私人日记中的一些证据(人们得承认，这些证据是相互矛盾的)显示，杜鲁门觉得可能不必要使用原子弹去结束战争。不管怎样，虽然有事后聪明的味道，一些历史学家仍然确信，存在着除使用原子弹以外的其它选择。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在道德、军事、外交和政治方面没有任何理由足以阻止使用原子弹，并能获得与使用原子弹一样的军事和外交效果。
如果军事需要不是使用原子弹的惟一因素，那么什么是预计之中的使用原子弹的外交收益呢?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外交影响看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是做出使用原子弹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当作出不让苏联人知道曼哈顿工程的决定时，政治考虑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正如马丁·舍温指出的那样，随着战争的进展，“研制原子弹的外交影响正在逐步走向前台”。罗斯福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变得越来越急于将此转换成外交优势”。1944年12月，他们谈到用原子弹的“秘密”作为从苏联获得相应对等物的手段[①舍温1977：5。]。此外，美国希望通过展示原子弹打败日本所发挥的巨大威力，使苏联在政治和领土问题的谈判中更加合作的意图也很明显。据报道，1945年7月底，正在波茨坦开会的杜鲁门总统接到原子弹首次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不屈服于苏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组成问题上的压力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
在做出使用原子弹决策时存在政治考虑的证据，给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策蒙上了阴影，但这并不能证明一位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关于杜鲁门总统在他于1945年4月就任时就开始采用预定的“核外交”战咯的观点。按照此人的观点，杜鲁门总统采取了“推迟摊牌”战略，其目的是拖延与苏联的谈判，并确保在苏联对日宣战前制成并使用原子弹[①阿尔珀罗维兹1985：103-9。]。很少有学者认同这种绝对的结论，因为在这方面相关证据非常复杂，而且经常是互相矛盾的。用一位现在的评论家的话说，目前看来，尽管对某些特殊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大致的共识是“使用原子弹的主要原因是军事因素，次要原因是外交因素”。
如果说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杜鲁门总统对使用原子弹的政治影响考虑不周。其他人——包括曼哈顿工程芝加哥实验室科学家小组在内——对此问题进行了思考，尤其是考虑到了无限制的核武器竞赛的危险，认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不应宣布。1945年6月的“法兰克报告”被杜鲁门政府完全忽视了，这一报告预见到了以后发生的事，即实现国际控制原子能努力的失败和核武器竞赛的出现。[②舍温：1977；210-19。]
不管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拥有原子弹会使苏联的态度变得更为顺从一些，这种希望无论如何看上去都落空了。在美国核垄断的面前，苏联在东欧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出现任何松动的迹象[③陶布曼1982：110。]。
美国拥有原子弹的事实并未能使苏联人屈服，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苏联成功地对曼哈顿工程进行了渗透，苏联领导知道美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根据一位权威人士的说法，苏联科学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认识到利用核物理来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在战争结束前，他们已经恢复了研制核武器的工程。至少，当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研制出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时，斯大林没有表现出一点奇怪或惊慌的神色。他只是回答说，他希望这二武器能用于对日作战。毫无疑问，杜鲁门说这番话时有恐吓的味道。而斯大林不是一个容易暴露自己弱点的人，即使他处于劣势时也是如此。美国核试验成功的主要影响可能是推动苏联加速自己的核计划。
美国决策者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将原子弹作为逼迫苏联就范的工具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找不到合理的理由。公开使用核胁迫或核讹诈在美国正努力与苏联在其它方面达成协议之际显然不是一个可取方案，更不用说人们已广泛认识到了原子弹这种新型武器可怕的毁灭力。政府内部和公众舆论要求实行国际控制的压力非常大。意识到将苏联排除于曼哈顿工程之外肯定会使苏联产生英美合伙反对它的怀疑，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建议，如果要避免核武器竞赛的话，就应与苏联合作实行对核能源的国际控制。他认为，由于核科学无法保密，所以必须达成某种协议[①加迪斯1972：251-2。]。
影响美国核能政策的第三点考虑正好与第二点考虑的方向相反：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美国的核优势。甚至那些赞成对核能建立某种国际控制的人也不会因为美国核能发展明显领先就设想向苏联公布所有的核秘密。对美国能够保持多长时间的核优势，存在各种不同的估计。许多科学家认为美国最多领先四年，而反对与苏联合作的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曼哈顿工程的主管格罗维斯将军等人则相反，他们乐观地认为美国的核垄断将持续10至20年[②赫尔肯1980：98-100。]。尽管他们的估计被事实证明是非常不准确[③苏联于1949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但却对原子能谈判起了非常大的影响，使美苏合作的气氛在战后第一年就恶化了。其中影响很大的事件是当年年初美国破获了一个苏联经营的搜集核机密的加拿大间谍团伙。
1946年夏季，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内就国际控制问题辩论的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强硬派逐渐占了上风，而苏联对任何原子外交的暗示都继续持抵制态度。所谓的“巴鲁克计划”(以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的名字命名)提议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监管核能开发的所有阶段及其使用。核检查和控制条款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坚持的只有在核控制机制就位后才考虑停止制造核武器并销毁核武库，也是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回应，苏联不仅反对实地核查，而且要求在核控制机制就位之前就销毁现有的核武库。谈判随之陷入了僵局，结果美苏两国开始竞相发展原子武器。从表面上看，美国核垄断期间[①1945-1949。]是美国核外交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时期。而事实证明，原子弹是一种非常生硬的外交工具，而将其作为战争武器使用的意愿也可能因为对日使用原子弹而减弱了。
最后一点也值得一提。在原子能问题上，美国同苏联的合作日益减少，同英国的合作也是如此。英国曾全面参与过美国曼哈顿工程，但由于1946年通过的麦克马洪法案，它被禁止与美国在原子能领域互相交换情报。美国军方和其在国会的支持者力主增加这一条款，作为其同意由文官当局控制原子能的条件。议员们对法案违反罗斯福与丘吉尔就未来原子能的联合研制达成的战时协议的精神与条款置之不顾，他们对美英两国达成的有关原子能的协议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对合作的禁令随后被部分解除，但在1946年的氛围中，它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当美国认为与其自身利益与战时形成的“特殊关系”相矛盾时，美国是不会放弃其自身利益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表明，在行政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数年之后，美国国会正想重新发挥自己的力量。在美国和苏联国内，国内政治在战后重新复活，并对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6：国内形势与国际冲突 1946年发生的决定性变化是美苏双方国内公众越来越认识到战时的大同盟正在垂死之中。这一变化不是立即发生的，在美国国内，1946年初明显存在着两种互相冲突的公众舆论。一种公众舆论对杜鲁门总统“软弱”的东欧政策提出了批评，批评的矛头指向主持与苏联就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进行谈判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而贝尔纳斯自己也因时而变，他于1946年 2月初承认美国和苏联存在着巨大差异，表明了新的强硬路线。另一方面，美国公众舆论的不确定性在公众对丘吉尔3月初在密西西比州福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的反应上也很明显。丘吉尔对瓜分世界的设想、对共产主义的满腔仇恨及演说的好战腔调引发了美国公众舆论很大的愤怒。杜鲁门总统和他最亲密的顾问们并没有对丘吉尔的演说发表什么异议，因为丘吉尔的感受与杜鲁门政府官员的感受相似。经常被忽视的是丘吉尔在演说中对“英语国家兄弟合作”的呼吁。由于这看上去含有故意漠视联合国的意思，于是引发了来自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和苏联同样的尖锐批评。
就杜鲁门政府内部的观点而言，2月份收到的来自美国驻莫斯科高级外交官乔治·凯南的所谓“长电报”就非常能说明问题。这份文件给苏联画了一幅黑暗的图像：“苏联正疯狂地致力于这样的信念：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不存在永远的妥协。如果要保持苏联政权的安全，就必须破坏美国社会的内部和睦、毁掉美国
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打破美国的国际权威”[①詹森1991：28。]。凯南的这些话道出了杜鲁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说出的真实想法，这使他很快进入了决策中心，但后来很快又退出了。凯南的评估是按照美国国务院要求根据斯大林2月初发表的一次讲话解读苏联的政策而做出的。尽管斯大林这一讲话是向国内听众发表的选举演说，但讲话中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阴谋产物的观点、以及战争证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说法，等等，显然无助于苏联与西方加强合作和加深理解(丹尼尔斯1985：第1卷， 259)。美国认为，这是苏联的冷战宣言。
随后的国际事件证实了杜鲁门政府最担心的事情。3月份，伊朗发生了危机。苏联推迟从伊朗撤军(战争期间，苏军同英军一起被部署在伊朗，以防止伊朗的油田落入轴心国之手)并企图吞并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美国对此反应强烈。不满足于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美国(谈判在3月末已接近于成功)坚持要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结果，苏联让步了，但对美国刻意炒作，以便引起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深表不满。
在杜鲁门政府内部，发表看法的自由在1946年呈现缩小之势。缩小程度可以从对商业部长亨利·华莱士9月份一篇讲演的反应来判断。华莱士在讲演中称：“我们现在需要的真正和平条约是在美苏两国之间。”他接着说，虽然美国并不喜欢东欧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东欧的政治事务与美国没有关系，正如拉丁美洲、西欧和美国的政治事务与苏联无关一样(西拉库萨 1978：210)。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华莱士被迫辞职。他的错误在于认可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事实上，除了战争，美国没有别的办法反对苏联对东欧的统治。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形势令人担忧：从纳粹统治下刚刚解放出来的国家将再次处于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下；存在着让很大一部分东欧裔美国人疏远政府的风险。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也不相信苏联的野心会仅限于东欧。一个不祥的兆头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势力很强大，而且可能从战争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停顿中获得好处。当华莱士把苏联在东欧的地位等同于美国在拉美的地位时，他就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尽管如爱德华·马克指出的那样，杜鲁门政府也许曾愿意赞成苏联在东欧的“公开”的势力范围(如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良好”影响一样)，但事件已冲走了这些希望。东欧的现实是苏联统治。在杜鲁门看来，华莱士的讲话故意无视这一现实。[①马克1981-82：316-36。]
华莱士1946年9月的被迫辞职表明了美国公众情绪的重大变化。在他辞职的一个月内，国会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了多数地位，民主党在国会16年的统治地位就此终结。一大批新的国会议员进入国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老兵[②理查德·M·尼克松和约翰·F·肯尼迪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从战争中吸取了“绥靖”政策的教训，并很快将对希特勒独裁主义的痛恨转向对斯大林版的独裁主义。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维持大同盟希望的化身——于1946年1月逝世象征着战争回声的结束。1946年初在加拿大发现的苏联间谍团伙更使美国人对共产党颠覆的威胁非常敏感。距总统选举只有数个月时，在为所有联邦政府雇员制定一个“忠诚计划”一事上，杜鲁门受到了公众的巨大压力。这些事态的发展为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使美国公众舆论的注意力像关注海外冲突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一下子关注起国内的冷战来了。
研究美国政策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苏联国内也在进行着类似的演变。战争期间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低调处理和对俄罗斯民族传统尤其是军事传统的提升，在打败德国后很快又被颠倒过来了。正如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在莫斯科观察到的那样，1946年3月的俄罗斯选举也“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复兴，它强调一种观念，即苏联人民是优秀的人民，它们被由反动资本家及其御用工具社会民主运动组成的敌对世界所包围。”[①詹森：1941：40；沃尔科戈诺夫1991：503。]由于担心苏军部队在西进中受非共产主义欧洲的影响，苏联的安全部门对那些曾在国外短期居住或关押过的人进行了严格审查，这些人被送往劳改营或干脆被处决。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与外国的接触引起了道德发酵……一种新的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军队作为能够将“新的发酵物转化为政治理念”的惟一组织，尤其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许多民族英雄——如苏联军事胜利的设计师朱可夫元帅——在战争结束后数个月内就被降职。到1948年，《真理报》在庆祝柏林战役胜利三周年的时候连朱可夫元帅的名字也不提了。[②多伊奇1960：560-2。朱可夫后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获得了平反，并出任国防部长。]更为广泛的运动是在安德烈·日丹诺夫领导下苏共展开的“文化斗争”运动，其目的是在文化、艺术、电影和学术领域中清除“非进步思想的”所有残余。战争期间，这些领域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尽管战后的清洗比30年代的大清洗更具有选择性，但仍然是非常残酷的。这暴露了斯大林将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强加于苏联社会生活并使苏联与所有可能的外部影响绝缘的决心。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一位官员致莫斯科外交部的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许多方面与凯南的“长电报”相类似。尼古拉·诺维科夫在1946年9月写道，美国企图“统治世界”。反动分子取代了民主党内那些支持与苏联合作的人。正在发展的遍及全球的军事基地体系反映了美国战略的“进攻性”。美国和英国正在“相互让步”基础上建立瓜分世界的共同统治权。诺维科夫认为，由于英美关系存在着内部矛盾，两者的关系不会持久，但这并不能让人放心，因为美国的力量已占主导地位。美国媒体所谈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反苏战争和公众舆论对“战争精神”的倡导，使美国政府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其军国主义的目标。在这漆黑一片的图画中唯一的亮点是“目前苏联的国际地位比战前更加强大。”在这种气氛下，苏联巩固其在东欧的地位就变得更加重要了。[①詹森1991：3—16。 ]
形势的这些发展对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到1946年末，如果说冷战“思维”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冷战的轮廓已开始在美苏两国出现。这包括将一切阴谋诡计归咎于对方、官方圈子内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度下降、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方式日益盛行。在美国，由于以下两个因素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两个因素是：两党政治的重新兴起；“回归正常状态”的愿望与美国发挥主要和永久性国际作用的压力间的冲突。这两个因素对斯大林没有什么影响。
两党政治的重新兴起在1946年的国会选举中表现得很明显。共和党人的胜利不仅是代表着对杜鲁门领导能力的攻击，而且也是对福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改革整个遗产的攻击。这使杜鲁门(他本人是因罗斯福逝世而当上总统的，并且面临着1948年的总统大选)面临着在不放弃民主党的改革传统的情况下证明自己有能力应对苏联人的任务。杜鲁门对坚持民主党的改革传统非常坚定。共和党的策略暗示，新理想主义是危险的社会主义，从而把民主党人、工会和自由知识分子置于防御境地。到1950年，尽管民主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杜鲁门也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保守派已成功地将国内政治事务的方向转向反共和反对按新政路线进行任何新的改革。
杜鲁门政府面临的第二个困难是就美国所发挥的主要国际作用达成共识。荒谬的是，那些赞成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共和党内和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许多人都持孤立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对拔出大量款项用于国防或向贫困国家提供援助非常不情愿。对在美国国内共产党颠覆活动的担心来源于一种认识，即共产党在国外的胜利是由于国内存在着第五纵队。这一担心很快变成了一种迷念。杜鲁门一方面用采取对苏强硬立场疏远了自由民主派，另一方面因未能镇压国内的共产党而疏远了保守派，只得在两难之间走一条狭窄的道路。
关于对杜鲁门本人道路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反共思潮泛滥的气候的问题，社会存在着许多争论。历史学家能毫不困难地指出杜鲁门为了取得对苏强硬路线的共识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参与了亨利·华莱士等批评者进行的批判活动。他对复杂问题给出简单回答的倾向经常导致公众争论的温度升高[①佩特森1988：第一-三章，5-6。]。正如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以后的越南战争中所发现的那样(尽管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杜鲁门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与苏联，另一条是与美国的公众舆论。杜鲁门认为需要说服美国的公众舆论认识到苏联威胁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参与制造这种共识，就是推动冷战思维的形成。当然，这不是说苏联的威胁是杜鲁门想象出来的或者他故意夸大了这种威胁。事实上，杜鲁门当时处于多重压力之下：苏联在东欧的活动(他认为是具有侵略性的)、英国要求在苏联不妥协态度面前实践美国对保持西欧稳定的承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强大、以及对国会和美国公众证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的需要。不过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应当负煽动国内反共思潮的主要责任。对国内忠诚法案的要求是国会提出的，杜鲁门自己的建议是在国会保守派提出更厉害的计划的情况下提出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联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间国内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同美国一样，这些变化来自国内外压力。斯大林也得在其国内战线“作战”。由于与前盟国在外交领域有一系列分歧，斯大林可能低估了他的作战方法在海外被误解的程度。事实上，大多数人通过对1943-1948年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全面研究认为，斯大林对其国内地位的焦虑源于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①麦加格1978：14。]。毫无疑问，苏联的疑虑也是由于美国在伊朗危机中的行动所引起的，苏联认为美国正在向它施加经济和原子弹压力。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也是引起苏联疑虑的一个原因，这次演说重新点燃了苏联对两次大战之间的西方“包围”的担心。同美国一样，国内和国外事件互相影响，其结果正如1949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所观察到的那样：“外交和国内事务可以被认为是互相独立并截然不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史密斯1950：327。]。
史密斯说这番话的原意是美国应集中其全部的国内资源与苏联进行长期的斗争，但他的这番话存在着比他本意更广泛的含义。外交和国内事务之间的界线模糊导取了外交斗争赌注的显著增加，使冷战不仅是国家间，而且还是文化间的冲突。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于1948年写道：“冷战已经真的变成了保卫西方文明的大事了”[①加迪斯1987：46。]。在美国，阿诺德·托因比的《历史研究》 (1947)[②这本书对世界历史各种文明的衰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删节本的出版触到了美国神经的痛处。正在寻找能对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美国知识界立刻吸收了托因比在书中表达的西方只有通过精神复兴的方法才能避免罗马帝国的覆辙的信息。在苏联也能找到类似的危机感。安德烈·日丹诺夫1946年写道，苏联作家的任务不只是针锋相对地“回击对我们苏联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而且还应该批判和攻击已处于虚弱和堕落状态的资产阶级文明。”[③丹尼尔斯1985：第一卷：300页。]最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突出特点是双方都敏锐地感到自己的虚弱性，同时双方都不理解对方的恐惧和利益之所在。
在战后的第一年，战时形成的联盟已经解体，但是冷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这段时期也许可能被称为冷和平，因为战争已结束，但却没有一个全面的和平安排。不过，双方都已拟定了回答关于谁应对东西方越来越大的分歧负责的问题的答案。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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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13 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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