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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将军统帅] → 《我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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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
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
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
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
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1917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
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一马里耶·洛雷。让一马里耶·洛雷
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
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政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
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
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
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
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
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
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
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
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
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
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人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
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
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
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
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
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
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
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政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
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
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
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
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
舅说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
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
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
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
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1945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
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
何人。”
    这个青年还写到: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
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团里希·霍夫曼对他
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
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
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
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
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
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
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
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
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
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
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
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
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
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
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
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
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
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
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
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
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
·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
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是一种表面关
系。
    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坚信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没发生过任何两
性关系。她悄悄跟踪他,他有时带她出去。当希特勒为了选举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
照顾她时,她曾狡诈地企图自杀。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为作为政治家希特勒再也承
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第二次自杀事件。我再重复一遍,他所爱的唯一女人是他的
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如果她不死,他肯定会与她结婚。
    希特勒同爱娃·布劳恩保持那样的关系是基于如下考虑的。他进一步把爱娃·布劳
恩纳入他的生活轨道,不仅防止了她再次自杀的危险,同时她的存在也为希特勒防止别
的女人纠缠树起的一块挡箭牌。
    爱娃·布劳恩曾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希特勒同她没发生过两性关系。妇科医生朔尔
特大夫的夫人内利·朔尔特向20年代曾与希特勒要好的阿达·克莱因女士也透露过这些
事。希特勒与阿达·克莱因也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也是如此。

阿达·克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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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克莱因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召开的纳粹党重建大会上首次认
识了阿达·克莱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类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显眼,她像
大家一样倾听着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一眼望见了她,并在发表完讲话之后向埃米尔·
莫里斯询问她的情况,可是莫里斯对她也不了解。
    阿达·克莱因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为马克斯·阿曼办好《人民
观察家报》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一天她刚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报社的门,就碰上了
正要进入报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兴地说:“哎,你在这儿!”自那以后,他们在开完
大会后常常见面。有一次她曾单独与希特勒呆在上萨尔茨堡的瓦亨费尔德古老的房子里,
希特勒亲自为她煮咖啡,他发现绍布把饼干吃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次,希特勒邀请她到埃米尔·莫里斯住处作客,莫里斯住着两间房,在他们
到来之前莫里斯就离开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间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阿达发现里边摆
了一张床。据她告诉我,她与希特勒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他对她说:“……我不能结
婚。”他还说:“你搞得我神魂颠倒,好像喝了掺进度数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样,”
“你教会了我接吻!”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好了两年(1925至1926年)。希特勒称呼
她为“戴莉”!并且曾给她写过几封短信。这些信至今她还保存着。
    1936年,当她的一个外甥女(埃普家两个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员,有时也被希特
勒请到摄政王广场他的住所去)告诉希特勒阿达将要与舒尔策大夫结婚时,希特勒说:
“舒尔策大夫将赢得一位好伙伴!”舒尔策大夫后来当了教授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内政部
卫生局的局长。
    1930年我在卡洛林广场一侧的体操训练班里见到了阿达·克莱因,她当时在埃尔报
社工作,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褐色大厦”里也有许多职员参加。自那以后我
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相会。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我告诉她,
1979年复活节时,我认识了让—马里耶·洛雷,他希望我证实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国女人生的儿子。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语
言上的障碍,所以不可能认出他是希特勒的儿子。只是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走在我
的前面,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希特勒相似,但是这往往也会弄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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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
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
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
是有1/4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
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
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
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
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
认可,她在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1/4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
林歌剧院演出的。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
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
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
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
·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
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
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
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
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
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
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
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
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
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
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一
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
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
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
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
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
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
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
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
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
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
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
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
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
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
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
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
年代就没再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
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
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
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
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
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
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
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
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
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
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
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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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1933年夏
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
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
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
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
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
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
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
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
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
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
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
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
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
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
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
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
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
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
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
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
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
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
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
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
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
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
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
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
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
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
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
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
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
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
《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
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
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
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
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
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
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
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
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
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她像所
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
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
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
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
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
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
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
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
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
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
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
第228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
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
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
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
“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1944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
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
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
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
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
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
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
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
他们结了婚。1944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
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
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
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
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
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
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
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
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
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
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
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
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
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
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1945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
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
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
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
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



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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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
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
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
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
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
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
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
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
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
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
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
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
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
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
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
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
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
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
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
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
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
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
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
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
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
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
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
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
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
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
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
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
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
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
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
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
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
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
横交错。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
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
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
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
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
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
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
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
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
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
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
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
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
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
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
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
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
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
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
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
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
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
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
且在伤员被送进特劳恩施泰因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
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
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
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
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
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
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
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
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
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齐格尔大街大学医院外科
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
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
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
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
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
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
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
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
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
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
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
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
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
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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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霍夫

    1936年希特勒在改建(实际是扩建)瓦亨费尔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贝希特斯
加登至上萨尔茨堡的陡峭的道路。过去冬天结冰以后,汽车走在上面十分危险。希特勒
打算在路面之下铺设供暖设施。
    在改建过程中,这座小小的瓦亨费尔德之家并没有被触及,根据希特勒的愿望,它
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希特勒与来自位于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设计师德加诺制定出设计
方案之后。1936年3月便开始了“贝格霍夫”的建设工程。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农
民间”里只打通了一堵墙,修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门,穿过这个门可直接进入连接在一起
的新楼大厅。二层的门通向希特勒的房间和爱娃·布劳恩的房间,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务
人员的房间。瓦亨费尔德之家阁楼里有两个房间是供我们使用的(秘书室)。小房间是
浅蓝色的,大房间是红色的并有一个阳台。
    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宽敞的半圆形门上挂着沉重的深红色门帘,打开门帘是通向大
厅的几级木制台阶。大厅内的陈设明显带有特罗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征。她是希特勒非常
赏识的特罗斯特教授的夫人。正当希特勒布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到
慕尼黑联合工厂,参观由建筑师特罗斯特设计的家具。希特勒马上看中了这种风格素雅
的家具。特罗斯特借此机会还让他看了由他设计、但未得到审查委员会通过的重建被烧
毁的慕尼黑玻璃宫的设计方案。希特勒很欣赏这些方案,后来让人根据这些方案建造了
“德意志艺术之家”。特罗斯特还设计了“褐色大厦”和“元首大厦”。希特勒授予他
教授头衔,在他去世以后,这一头衔转授给了他的夫人。
    特罗斯特夫人是室内装饰建筑师,并且部分地继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据希特
勒的吩咐,她设计了织花壁毯、室内摆设,还设计了任命戈林为帝国元帅的证书和元帅
权杖。特罗斯特教授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带领希特勒参观过将在德国艺术之家展出的图
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识渊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热情的女子。
    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
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
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
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
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
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
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
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
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
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
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
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
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
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
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
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
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
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
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
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
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
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
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
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
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
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
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
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
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
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
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
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
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
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
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
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
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
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
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
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
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
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
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
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
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
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
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
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
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
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
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
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
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
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
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
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
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
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
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
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
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
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
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
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
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
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
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
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
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
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
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
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
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
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
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
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
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
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
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
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
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
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设计
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
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
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
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
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
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
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
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
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
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
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
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
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
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
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
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
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
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
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
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
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
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
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
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
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
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
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
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
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
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
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
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
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
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
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
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
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
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
“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
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
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
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
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
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
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
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
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
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
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
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
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
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
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
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
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
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
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
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
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
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
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
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
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
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
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
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
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
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
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
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
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
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
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
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
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
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
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
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
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
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
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
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
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
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
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
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
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
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
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
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
《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
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
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
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
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
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
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
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
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
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
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
“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
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
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
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
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
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
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
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
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
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
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
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
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
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
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
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
“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
“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
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
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
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
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
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
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
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
“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
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
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
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
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
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
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
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
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
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
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
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
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
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
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
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
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
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
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
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
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
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
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
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
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
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
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
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
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
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
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
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
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
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
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
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
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
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
“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
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
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
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
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
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
“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
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
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
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
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
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
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
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
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
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
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
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
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
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
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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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
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
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
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
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
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
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
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
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
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
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
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
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
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
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
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
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
“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
‘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
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
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
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
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
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
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
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
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
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
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
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
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
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
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
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
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
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
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
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
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
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
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
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
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
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
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
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
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
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
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
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
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
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
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
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
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
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
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
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
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
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
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
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
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
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
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
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
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
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
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
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
“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
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
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
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
“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
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
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
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
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
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
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
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
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
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
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
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
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
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
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
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
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
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
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
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
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
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
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
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
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
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
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
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
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
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
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
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
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
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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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
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
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
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
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
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
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
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
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
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
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
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
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
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
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
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
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
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
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
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
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
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
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
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
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
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
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
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
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
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
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
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
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
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
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
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
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
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
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
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
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
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
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
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
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
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
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
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
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
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
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
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
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
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
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
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
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
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
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
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
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
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
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
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
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
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
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
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
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
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
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
1945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
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
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
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
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
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
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
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
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
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
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
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
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
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
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
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
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
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
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
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
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
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
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
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
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
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
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
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
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
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
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
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
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
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
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
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
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
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
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
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
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
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
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
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
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
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
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
我发现有一个鞋箱装满了给格莉·劳巴尔的信,对此我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从精心捆好
的由许多男人手写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这封信却非常有价值,它清楚
地描写了格莉·劳巴尔的处境。另外我还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画的建筑设计草
囹,背着绍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火堆旁边靠平台墙壁的地方有一片积雪,在那儿
正在缓慢地燃烧着一本DINA4规格的、精装本的备忘录,看上去它像一本过去人们用来
记流水帐的旧式帐簿。备忘录上贴了标签,标签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见:“大德意志
帝国的设想和建立”,可惜我没有把它捡起来。
    阿尔贝特·鲍曼和在飞机轰炸时分娩的夫人住进了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绍布也住在
那里。两位先生时而来贝格霍夫,只是为了组织食品和酒的货源,绍布还带着他的女朋
友希尔德·马尔策尔维斯基来,她是一位来自柏林这个“大城市”的舞蹈演员。
    4月29日星期天,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将不离开柏林。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
阿尔贝特。鲍曼还对元首护卫队的人说:“不要丧失勇气,还有希望。”我自问,还有
什么希望。
    1945年5月1日,当电台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现了简直不可描述的变
化。上萨尔茨堡陷人一片混乱。农庄被贝希特斯加登人抢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
窖也被打开。从施佩尔的住所和曾当作国宾馆的贝希施泰因别墅里,当地人不仅把小件
东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发店被抢劫一空。
    在地下避弹室我们住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估计她们都是正在搬运
集装箱的刑警们的女朋友。这些平时禁顺的刑警和不久前刚刚分配到元首护卫队的党卫
军成员以及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委时间举止突然都变了样。
    贝格霍夫厨房里的瓦砾已被清理出来。管家米特尔·施特拉塞尔带着满满一卡车东
西已经离开了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随他去了。几天来她一直在整理行装,别人根本
见不到她。厨师布吕特根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任性起来。对那些指使她
干事的人突然表现出一反常态。
    倍受爱娃·布劳恩宠爱的苏格兰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为它一见到长统靴就又啃
又咬。现在它也悄悄地离开废墟溜走了。过去大家都那么喜欢狗,可现在再也没人理睬
这条被娇惯的狗了。这就是目前发生的变化。一种孤独和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知如
何是好。
    在贝希特斯加登后湖边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为副官团和柏林元首住所里的职员
和家属安排好了住处,并为他们准备好了食品。阿尔贝特·鲍曼在这所公寓里也为我和
约翰娜·沃尔夫订好了房间。阿尔贝特·鲍曼开始时催我先搬过去,但我想等到约翰娜
·沃尔夫回来后再搬。可是当美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时,他又说;“……大家都集中在
一个地方不好。大家各显其能,想法解决各自的住处问题更好些。”但是我到哪里去呢?
我既没有交通工具,又由于长期呆在希特勒身边与世隔绝不认识任何人。就这样,我仍
然在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弹室里继续住了下来。
    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想把贝格霍夫的家具带走。所以我就与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
的阿尔贝特·鲍曼取得了联系,以便征求他的意见。借此机会我还向他汇报了刑警队想
炸毁地下避弹室内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画集的房间。卵形手榴弹已在地下避弹室门口的箱
子里备好。我认为,毁坏这些壁画简直是在发疯。阿尔贝特·鲍曼赞成我的想法,并且
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画。
    没等贯彻鲍曼的意见,刑警们就把地下避弹室内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破坏了。我曾
当场阻止他们不要毁坏爱娃·布劳恩房间里的那件珍贵的瓷器。瓷器上画有一株长有四
片叶子的三心花瓣,边上还有爱娃的缩写签名。它是由卡尔·勃兰特教授设计,索菲·
施托克绘制的。当我对刑警们的做法表示震惊时,他们对我说:“……凡是有可能表明
爱娃·布劳恩存在的东西,都要统统毁掉!”爱娃·布劳恩留在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
连衣裙、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拿到平台上烧掉了。连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的像册
也都毁掉了。这些警官们甚至对爱娃·布劳恩签过名的图书也不放过,也要把签名的这
一页撕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是癫疯之举,然而这显然是绍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
使他们干的。本来,那些珍贵的银器也要统统打烂,但是人们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
1945年5月5日,这些东西连同地毯、织花壁毯和壁画一起被装在党卫军的一辆卡车上运
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日晚上,费格莱因的副官汉内斯·戈勒尔突然出现在我
的面前,我对他讲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
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来一辆卡车把壁画等物品运到菲施霍恩去
了。我在避弹室爱娃的房间里把珍贵的壁画、一切带有艺术性的贵重物品、爱娃的白银、
银项链等物品都集中起来并且吩咐刑警队的人装上了卡车。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
画,如博尔多内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毁这些壁画难以从冰雪覆盖的南山坡上运
下来。党卫军的人毫不隐讳其不满情绪,此时再也没有纪律可言了。
    之后,卡车把这些壁画拉到了萨尔茨堡郊区的阿尔特奥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
担任过奥地利盐场场长,后来被指定负责抢救艺术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
后在与宇里埃特·冯·希拉赫聊天时提到:“在美国人到达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给我送
来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来存放在阿尔特奥塞的不可估量的艺术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将
放在未来的林茨博物馆里的,这部分主要是19世纪德国画家作的壁画,也有荷兰、意大
利和法国画家的名画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艺美术品等等。
    希特勒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文化的摇篮。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学这些概念都源于那
里。他常常满意地表示,他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之行使他得以欣赏那些以前只能在画册上
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欢意大利的现代画。他认为,这种面过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现派艺术。他
认为,这种蜕化了的艺术(希特勒语)是犹太人的作品。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毫无意义的
拙劣画,为的是多卖钱,然而他们自己却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画。
    德国现代画家中得到他承认的为数不多。但是他经常买画,尽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
欢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艺术家们的创作。他说:“我们的现代艺术家都缺乏过去
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细致和耐心。”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
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与
基督教迷信联系过于密切。
    艺术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对14世纪以前的艺术不感兴趣。他把购置早期和晚期哥特
式艺术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过艺术商购置的所有壁画都
是照章付款的,资金来自由邮电部长奥内佐格发起成立的所谓“邮票基金”。每发行一
种带希特勒头像的邮票,都要付给希特勒钱。为庆祝全国党代会召开、艺术展览会开幕、
奥地利和苏台德与德国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发行的带希特勒头像的特殊邮票尤其畅
销。购买壁画的流水帐由绍布管着,登记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关于建立画廊的计划是庞大的。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小画廊。最好的画廊将
建在林茨。希特勒对林茨怀有极大的兴趣。希特勒还计划在这个城市里建一个大型博物
馆,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展厅,而且画与画之间的距离不要像卢浮宫里那样挂得那么密,
用他的话说:“不要一个影响一个”,而要与源于同一个世纪的家具一起产生效果等等。
林茨博物馆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时最爱谈及的话题之一。
    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
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
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
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
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
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
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
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
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
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
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
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
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
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
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
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
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
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
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
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
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
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
器馆。
    党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
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
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
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
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
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
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
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
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
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
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
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
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
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
他和党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
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
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
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
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
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
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
    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
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
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
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
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
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
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
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
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
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
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
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
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
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
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
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
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
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
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党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
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
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
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
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
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
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
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
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
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
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
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
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
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
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
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柬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1945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1933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
姐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
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
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
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
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
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
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政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
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
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
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
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
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
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
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
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政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建城市的问题吗?
    施罗德:谈过。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施罗德:这项工作是由菲克教授开始的,本应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尔接
了过去,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任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罗德:不是。另外,吃午饭时还谈及过医学问题。莫雷尔教授当时正从事激素研
究。希特勒对此也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希特勒还研究营养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
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
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
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
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
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
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
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
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
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
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
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
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
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
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
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
“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
“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
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
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
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
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
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
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
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
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
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
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
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
“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
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
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
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
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
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
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
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
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
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
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
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
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
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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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
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
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
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
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
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
“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
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
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
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
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
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
·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
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
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
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
黑摄政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
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危的墨西哥人,一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
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
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
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
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
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
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
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
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为止。
    马德莱娜详细地向我讲起过他与莱伊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简直是令人难受的一段
时间,因为在莱伊的整个房子里挂的和摆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还要求马德
莱娜的梳妆打扮和行动举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样。他起初不想与她结婚,在她为他生
了几个孩子以后他才准备结婚。
    赫尔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鲁费尔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个希特勒》
的书中第480页上写道,希特勒曾向他讲过莱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
访一次,以便见识一下。由于吉斯勒回来后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没过多
久,希特勒便亲到莱伊博士家拜访。在一次喝晚茶时他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
相反,他对莱伊用牺牲一位年轻女子来迷恋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样做是无聊
的。希特勒说:“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就不再踏进莱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莱伊夫人在世时,希特勒是莱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认为英加女士长得很漂亮,
是莱伊的一位好内助,并且相信,是她改变了莱伊抽烟喝酒的习惯。希特勒之所以特别
愿和莱伊夫妇在一起是因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艺术家们。英加出身艺术世家,
她学习声乐。她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测,至今也未澄清。
    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英加·莱伊强烈地爱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倾心于她,
她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莱伊博士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爱她爱得很深,这
一点我可以作证。那是在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当莱伊引导我入席时,我发现他目不转
睛地望着他的夫人,她身披华丽的银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只要莱伊
博士一激动,说话就开始结巴。他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
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
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
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
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
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
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
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
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
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
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
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
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
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
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
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
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
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
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1931年自杀的事情。
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
“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政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
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
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无限宠爱她并带她到各处去。她是希特勒带着去
看戏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艺术节期间,我在摄政剧院曾亲眼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格莉
围着白抓,显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点是楼梯间。在那里喝茶时,他
常常提起格莉,对他来说,谈论格莉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从希特勒的言谈话语中可明显
感到,他曾想让格莉养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习惯。有一次,在他谈论完格莉之后说:
“我想娶的只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明确,我也能够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那样
嫉妒地留意他所爱的姑娘的一举一动。
    当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爱情为由,
强行将两个年轻人分开。这并非传说,我在贝格霍夫从绍布焚烧的信件中曾抢救出的一
封信中便可证明此事,信中讲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亲施加影响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颜
无耻地利用你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种讹诈做出回击,只有在你成年
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尽管他知道,我们俩犹如天生的一对,但他还是为我们的共同幸
福设置了障碍。你母亲强行逼迫我们分离一年,这会使我们俩的心更加连在一起。我这
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使我觉得很难拒绝你母亲的这种要求。你舅舅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
他对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终不应属于任何人,而应属于他。”信中另外
一处写道:“你舅舅始终把你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
并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说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党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
不理解,他那么个聪明人,竟然在我们的爱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固执。他希望在这一年
中能改变你的主意,然而他对你简直是太不了解了。”
    这位年轻人的这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奥格斯堡俘虏营里被阿尔贝特·
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没还给我。
    温特尔女士坚信,格莉曾梦想过与他舅舅结婚,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那样宠爱
她。据说战后在美国档案中曾发现过格莉购买奇装界服的发票。否则她肯定不会对希特
勒那么俯首贴耳,并且亲眼目睹着希特勒把其身边的崇拜者一个个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恋爱,已不是第—次了。过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恋
爱,情形与此完全一样。他是在散步的时候望见她的,当时他没敢接近她,而是给她写
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为妻。
    据温特尔女士讲,格莉自杀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希特勒请当时到只希特斯加登
看望母亲的格莉马上回到塞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刚刚抵达,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说好
回来一起吃午饭。可是当他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并且说他必须得马上去纽伦堡。
格莉很失望,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她仍然留在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维也纳去
验验歌喉,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坚决拒绝她这样做。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偏偏在
这个时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无意中发现了爱娃·布劳恩写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上次与
他见面时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写到:感谢“与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并希望
不久再见”。
    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对温特尔女士说,她要去看电影。实际上她却一直呆在她
的房间里。当第二天早上温特尔女士给她送早餐敲门时,她怎么也不开门。当温特尔女
士发现门是反锁着时,便慌了神,她马上告诉她丈夫把门打开。这才发现格莉在沙发床
上持枪自杀了。
    温特尔女士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和其它许多事情。她还告诉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
些女人到摄政王广场的住所去,任意编造一个重要的理由,以便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希特
勒。一旦把这些女人引见给希特勒,她们就设法勾引他。有一个女人解开上衣的纽扣,
两个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她想为他生个孩子。从此以后,温特尔女士再也不能把陌
生人引见给希特勒。
    在从奥格斯堡俘虏营把我转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李被翻了个底
朝天。我被叫到俘虏营的头头那里。在一个大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贵重物品,有宝石和
金条,如同在首饰店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来的。我被带到另一
张桌子旁边,上面放着从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在请示了柯尔贝特·鲍
曼后从贝格霍夫拿出来的,这样就避免了这些壁画后来遭到破坏。还有那个装有希特勒
的设计草图的亚麻布信封也是在绍布焚毁之前抢救出来的。我被两次带去看这些壁画,
他们问我壁画是属于谁的,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时,所有的画都在,第二次
再看时。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将每幅画的作者、主题和尺寸开列了一个清单,就此
我得到了一个收据。
    后来,他们又将装有希特勒的建筑设计草图的信封还给了我,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父
亲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被问道。“建筑师,”我回答说。过后我对自己感到
十分惊奇。这些话说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脱口而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事
情办得竟是那么简单!
    几天以后,我的两个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过生
日的时候希特勒送给我的自来水金笔盒和带有希特勒签名的铅笔、一个贵重的搪瓷盒、
一份意大利文的鉴定书,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给他的一位将军的礼物。封面是一幅波
希米亚地图,七年战争中的所有战役都在上面标了出来。还有贵重的手工艺品、长靴、
希特勒的一条法兰绒裤子等等都不见了。申诉也没有用。他们谎称,这些东西都被匈牙
利战俘偷走了。
    上面我曾谈到过后来改名为阿尔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转移到塞肯海
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帮我把装有壁画的那个箱子从俘虏营里运出来并为我保存。当时我拒
绝了,但是却愚蠢地将装有希特勒设计图的信封交给了他。今天我还认为我那样做是愚
蠢的,因为在后来持续到1948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
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
了下来。
    1945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
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
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
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
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
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
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
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
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
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
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
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
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
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
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
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
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
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
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
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
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
(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
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
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
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
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
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
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
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
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
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
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
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
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
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
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
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
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
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
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
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
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1945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
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
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
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
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1939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
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
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
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
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
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
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
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
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
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
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
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
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
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3000至4000人。俘虏
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
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
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
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
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
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
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
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
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
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1946
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
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
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
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
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政
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党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
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
长、纳粹党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
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1946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
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
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
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
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不
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
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
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
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
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
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
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
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
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
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
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
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内的空气不好,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
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起来到外边的阳台上散步。这是唯一有可能独自流泪的地方,任何
地方甚至连厕所都不行。就这样,我在这里熬过了艰难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辆用帆布罩着的卡车被转移到路德维希斯堡。我
们坐在紧靠着卡车两侧挡板安放的没有扶手的板凳上,两排板凳中间坐着一位手持冲锋
枪的年轻的美国哨兵。他不断地讲这讲那,以消磨时间。他很担心我们当中有人逃跑,
所以他对几位年纪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现下述情况:
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来,尿便顺着卡车板流
了下去。后来我们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休息时他死死盯住我们,尽管大家谁都没有
离开他,他总是无休止地讲着。
    到达路德维希斯堡的一个兵营之后,我们被安排在D栋第6O号房间。在这里,取了
我们的指纹。照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编号。在我们穿
的军灰色破旧制服裤子背面都印着一个“囚”字。我们住的地方经常更换,但我一直没
搞清,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说为了防止我们结伙吗?我们睡的是木板床,上面连草垫
子都没有。
    我同鲁道夫·赫斯的两个女秘书英格·施佩尔和希尔德加德·法特、纳粹党纽伦堡
区领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赖谢尔以及曾在纳粹妇女组织工作过的安妮·施塔克劳夫和
克里斯特尔·路德维希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学英语、装订书本并且用罐头盒做成“临时
餐具”。我们还做具有奇特风格的布娃娃,以感谢“外面”那些偶尔给我们寄包裹的人
们。女人们很有想象力,她们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线织毛衣,她们用精袋子做成
连衣裙,用马鞍做鞋子。
    我们又一次搬家,这次与希姆莱的夫人和女儿住在一个房间。六张双层床只安排了
九个人。我们把上下床分开,把下床作为“长椅”,把上床固定在墙上作为书架。
    1946年10月初,我们来到了德国人管理的路德维希斯堡集中营。这里的饭食更坏,
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汤就是玉米汤,而且汤里任何调料都没有,吃起来无滋无
味。1946年10月30日,我在速写笔记中写道:“昨晚吃的是面包汤,饭后几小时,几乎
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简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于我体弱多病,1946年11月我不得不住进城市医院,后来我也经常住院接受治疗。
当我做完阑尾炎手术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我看到希特勒过去的副官马克斯·温舍那张
棕色的面孔正在望着我,他刚刚被英国人释放回来。在这里我还与希特勒的司机班长埃
里希·肯普卡见过几次面。他乘坐的美国汽车出了车祸,受伤后已在这家医院住了数月。
从他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后来柏林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着便开始了非纳粹化运动。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希尔德加德·布吕宁霍夫于
1946年获释后找到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并提醒他们,还有几个同伴仍然被监禁在路德维
希斯堡。1947年2月18日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函告她说:“本军事法院无意坚持监禁克里
斯塔·施罗德,并将这个意思已告诉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
    1947年2月13日第77号俘虏营的法庭给我下达了逮捕令,即所谓的“假处分”。把
我列为一类或二类,也就是说,我可能被打发到劳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权以
前就当了他的女秘书”。
    我刚刚在两天前向公诉人详细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因为我所碰到的人都认为,元
首的女秘书有相当的权力,且能接触机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后,我立即到俘虏营找到公诉人并告诉他,逮捕令上列举的理由是
不对的,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书。我问他是否收到并看过我写的书面报告,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问他,那为什么还下达逮捕令呢?他回答说,这是W庭长搞的。
    1947年2月14日上午,我与克里斯蒂尔·希尔德勃兰特一起去找W,在一个空空的房
间里,路德维希斯堡法庭庭长W坐在一张桌子后边,上面摆着几份文件和一顶帽子。他
是一个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荡,里面穿一件沿洗净的衬衫,
戴着一条不象样的领带。克里斯她已被监禁2O个月了,他却说:“假如是我,在这种环
境下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后他还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
行公务,不得不签署逮捕令。说到这里我插话道:“噢,是这样?之所以现在这里关了
这么多人,只是因为你履行了公务!”
    他不想让我插话,嘴里开始嘟哝,眼睛斜看着我,停顿了一下说,尽管他签署了40
个逮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情,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然后说到我的事,我问
他是否看过我的书面汇报,他说没有。于是我递给他一个副本但他不理会,说他将让K
先生将这份材料拿给他。当我再次请他务必看看这份材料并相应地改变逮捕令时,他火
了,说他只能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诉人把责任推给了法庭庭长,而庭长又说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来我找
谁都没用了。这个初级法院的所作所为与第三帝国时毫无两样,有些人违心做事,不但
不受到惩罚,而且还继续于执法工作,这使我极为恼火。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对他作为一
名德国法官签署此类文件的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许你放肆,赶快离开这里。不许你批评,”法官气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说:
“我不是批评你,而只是想告诉你,你要负责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争取我的权利。”
当我到他那里办理“物品托管证”时,他又火了起来说:“怎么你们又来了?”我们解
释说是K先生让我们到这儿来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证明上签了字之后说:“但愿这就
够了,你们看到了,我这里墨守成规个章都没有。”然后指指空荡荡的房间说:“一张
桌子加一个凳子,这就是我这个庭长办公的地方。”
    1947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诉书,书中把我列为主犯,1947年12月8日将在路德维希
斯堡第77号俘虏营开庭审判我的问题。判决结果我被划为主犯并判我三年劳动改造,除
了剩余的5000马克之外,蓁全部财产充公,该条款有交期10年。
    1947年12月10日《斯图加特日报》第98期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希特勒的女秘书认为自己无罪
    她被列为主犯
    一位能干的速写打字员的经历。
    以庭长万纳为首的路德维希斯堡第77俘虏营法庭根据公诉人的审诉于1947年12月8
日将希特勒副官团的女秘书、39岁的克里斯塔·施罗德列入主犯一类,此外判处她三年
劳动改自1945年5月28日被监禁时算起。其财产除了剩余的帝国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
条款有效期10年。
    经历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审理过程的人无不感到失望。施罗德1930年为找工作来到慕
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号广告之后便去应考,以优异的成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争
得了一个工作岗位,当了速写打字员。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党,直到1945年为止她一直
是该党党员。1933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纳粹领导机关工作。据说后来由于在慕尼与
一名犹太人合不来才调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过,最终在希特勒的私
人副官团布吕克纳处落脚,为希特勒口授演讲和文章效劳。
    对于所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方法和意图以及准备措施等等据说她一无所知,因为这
些情况是希特勒直接与各个军事部门和各部的副官谈及的。根据元首一号命令,即使是
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绝对不能与女职员或当着她们的面谈论政治和军事问题。当
时属于希特勒圈子里的许多人为了为她开脱罪责在书面材料中都证实这一点。表面看来,
这种材料似乎无关紧要,但由于它是出自于旁观者、非当事人之手,所以这些人道主义
的材料还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质奖章的获得者,自然被当作一类犯人控告。孰不
知这种奖章原本是希特勒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司机、飞行员和女秘书等设立
的。
    尽管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罪责,但是公诉人提议把她列入一类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庭长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这项提议的内容。
    以上是《斯图加特日报》就对我的审判写出的报道。在附近另外一个俘虏营里关着
一名原元首护卫队冲锋队的领袖,他对开脱我的罪责十分重要,然而却未让他出庭作证
当我在法庭上发现他不在而提出指责时,我被告知“已请过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
我那位证人在等待传票。他的证词对我太事要了。公诉人称,即使当时我不参加形势讨
论会,在会议之后,我也肯定会与参谋部的人碰到一起,“因为开会的时候,当着希特
勒的面是不许违抗吸烟禁令的,所以与会者会后都来到前厅,你就等在那个地方!”如
此等等!这时,我多么迫切需要发誓证明这不是事实的人啊!奇怪的是,我当时非常镇
静,事后我竟然还去安慰为我出庭作证的女朋友。我继续被监禁在俘虏营里。1948年4
月20日,传来巴登符腾堡政治释放部一项指令,称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决予以取消,
理由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将当事人作为主犯。因此法庭将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经过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有关此案证
明材料的审查确认,“当事人不属于一类犯人……她作为速记打字员自始至终从事的完
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权限,对事变过程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
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为她作为速记员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对她采取惩罚时
务必考虑到她已彻底地一无所有、长期被监禁这一事实,根据第二项修正法已对她进行
了足够的惩罚……”
    1948年5月12日,在经过了三年的监禁之后,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将我释放了。我
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惩罚那么严重,至今我还没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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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我的奋斗》应解禁?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22日电 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报道,一著名犹太历史学家表示,德国应该解除对阿道夫-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一书的禁令了,因为现在的德国已经很成熟,足以处理可能由此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对此,德国有关当局表示他们并没有这一打算。

  拉法伊尔-塞利格曼是一位在以色列出生的作家,曾写过有关希特勒的传记,如《希特勒》、《德国人和他们的总统》等。他表示,《我的奋斗》一书可以帮助德国人了解希特勒是如何将他们的国家拖入一场自我毁灭的战争的。他说:“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希特勒是一位好战论者,他想对法国和俄罗斯发动毁灭性的战争。他不仅仅是一个反犹太族人,而且是一个狂热分子。”

  目前,《我的奋斗》一书在网上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以色列都能买到。不过,在德国,除了在特定的情况下,否则发行此书是非法的。而且,象纳粹十字架、纳粹礼等,也被严格禁止。《我的奋斗》一书是希特勒在1923年“慕尼黑政变”失败后,被囚禁在巴伐利亚监狱时,由他口授给秘书而作的。该书主要阐述了德意志种族优等论以及吞并前苏联大片领土的野心。该书于1925年公开出版,并在1933年希特勒撑权之后成为学校的教科书。当时,所有的德国新婚夫妇都会得到这本书作为礼物。

  现在,只有那些能够证明是用作学术研究目的人才能获得此书的复印件,除此之外,在德国则一律禁止发行。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虽然战后的占领当局曾允许德国人购买这本书,但该州行政当局则拒绝再版。

  生活在德国的塞利格曼称:“巴伐利亚州政府担心这本书可能会成为畅销书,然后全世界都会说,‘看看德国,他们全都在读希特勒的书。’”

  德国有关当局对此书的敏感在1999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时,德国民众呼吁阻止《我的奋斗》一书的英文版通过美国的Amazon.com网站进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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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妻子与她的8个孩子在一起
  
  “纳粹女人”研究热
  
  欧洲妇女在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犹太妇女被纳粹作为劣等民族惨遭杀戮的时候,“第三帝国”的一些女臣民则按照“元首”的意旨,“以产房为战场,拿饭勺作武器”,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希特勒的战争帮凶。奥地利历史学家安娜·玛丽娅·西格蒙德女士所著《纳粹女人》一书的第一、二卷之所以最近一出版发行便在德国引起巨大反响,是因为它把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向从“纳粹男战犯”转到了“纳粹女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这一课题上。
  
  西格蒙德的《纳粹女人》第一、二卷共574页,售价56.7马克,第一卷共计12万册目前正在德国发售。此外,该书还将在以色列等15个国家出版发行。
  
  《纳粹女人》的问世,也引起历史学家以及新闻媒体对二战期间的德国妇女的关注。德国巴伐利亚电视台正在播放文献片《希特勒与女人》,而ZDF电视台也将在明年春季以《第三帝国的妇女》播映。克内普说,该片将以二战史作为大背景对纳粹德国的妇女作用和行为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和研究,而决不会是继续编织有关一些纳粹女人的传奇故事。
  
  《纳粹女人》的作者西格蒙德女士在解释“纳粹女人研究热”现象时说,二战时期留存下来的许多档案材料不断解密,其中包括纳粹战犯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材料更加详细地了解和研究纳粹德国的妇女,特别是那些与希特勒关系密切的纳粹女人在战争中的实际立场和所作所为。
  
  德国有影响的刊物《明镜》周刊和《明星》画刊均以大篇幅介绍了《纳粹女人》的主要内容。这本书把希特勒和纳粹高层人物的妻子、女情人和女性追随者作为主角介绍给读者,其中,希特勒的一心梦想成为第一夫人的情妇爱娃·勃劳恩、拒绝了希特勒求爱的影星莱妮·里芬施塔尔、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妻子——贪得无厌的黑德维希·赫斯、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纳粹)书记马丁·鲍曼生了10个孩子的格尔达·鲍曼以及“杀人医生”拉舍尔的妻子——“盗婴高手”卡罗利妮·迪尔等等,均在此书中有出色“表演”。
  
  德国妇女“大生产”
  
  为了繁衍和壮大德意志民族并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希特勒需要他的臣民们多多生育后代。他主张:“产房是德国妇女的战场,饭勺是她们的武器。”为此,纳粹为“播种和收获”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措施:生育四个孩子的母亲可获得铜质勋章,六个为银质,八个为金质。在“元首”的感召下,效忠纳粹的德国妇女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
  
  德国纳粹书记鲍曼的妻子格尔达·鲍曼出生在一个“勤奋、守本份、诚实”的德国家庭,在一次纳粹党集会上与鲍曼邂逅,1929年嫁给鲍曼,希特勒出任证婚人。此后,她不仅从事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还立志要成为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多产的格尔达在逆来顺受的家庭环境中不断怀孕,连续生产,一共为鲍曼养育了10个孩子。孩子太多,令性情暴虐的鲍曼心情烦躁,常常殴打孩子,格尔达不得不好言相劝。
  
  在鲍曼的影响下,格尔达变成了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她拥护“元首”对犹太民族的“最终解决办法”,鲍曼的婚外情还促使她想到了一个第三帝国“生殖计划”。在这个书面计划中,她主张通过法律形式,允许德国男性拥有多名配偶。“通奸”一词应该从书本和电影中消失,如果男方愿意,女方就需要与他的所有配偶组成一个“集体”。鲍曼在她的书面计划上批道:“元首也有同样的观点”。
  
  “大生产”的收获并不大。在纳粹统治阶层中,像格尔达这样的多产妻子并不多见。为了弥补生育上的缺憾,“杀人医生”拉舍尔的妻子卡罗利妮·迪尔甚至还自编自导了一场盗婴的“多幕剧”。
  
  为希特勒冲锋队最高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效力的拉舍尔在27岁时爱上了43岁的迪尔。他向希姆莱征求同意时,希姆莱说,迪尔年龄太大,可能不会生育了。拉舍尔向希姆莱保证说,结婚后将会得出相反的结论。1940年,夫人果然“怀孕”了,他赶紧将这一喜讯通报给了希姆莱。实际上她是在假戏真做。在“怀孕”两个月后,她便同她的表妹外出盗婴。她们专找那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穷困潦倒的母亲下手。第一次得手后发现,偷来的婴儿看上去不像是“优秀种族”,于是把第一个送回,设法又盗取了第二个。当然要偷男婴,因为第三帝国更需要男婴。在希姆莱和拉舍尔外出的一段时间里,迪尔事先贿赂一名助产士把婴儿“接生”出世,拉舍尔返回后似乎对这个健壮的小男孩的个头感到惊讶。
  
  迪尔得到了希姆莱同意她与拉舍尔结婚的首肯之后,决定再一次采取行动。第二个孩子是在“元首”生日的前一天“来到”人世的,而实际上,这个婴儿已满两个月了,但拉舍尔什么也没有察觉,因为他正忙于对犯人做人体试验。在一次人体试验中,他竟连续杀死了70名犯人。当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丈夫渐渐产生了怀疑,因为没有一个孩子长得像他自已,“难道这些孩子真是她生的吗?”不过,经验老道的迪尔在9个月后精心布置的“产房”让丈夫疑窦顿释。在拉舍尔的眼前,她身心疲惫地躺在床上,床单和身边刚出生的婴儿身上粘满血污——这是她自已调配的红色染料。
  
  希魔遭遇求爱尴尬
  
  1932年5月的一个夜晚,电影明星莱妮·里芬施塔尔与希特勒在德国北海的海边散步。希特勒此时有难得的好心情,他对莱妮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赞不绝口,并涛涛不绝,大谈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瓦格纳、路德维希二世以及自已“拯救德国的使命”。然后,他收住了话题,变得缄默无语。天色渐渐亮了,他突然停住脚步,激动地用双手抓住莱妮,把她拉了过来。当他准备进一步作出表示时,莱妮却意外地拒绝了他。
  
  这位当时踌躇满志的德国总理竞选人没有料到会如此尴尬,他把松开的手伸向昏暗的天空,高声发誓,“在没有完成我的事业之前,我决不再爱任何女人!”这一段浪漫、拙劣而又令人深感惊奇的一幕后来出现在莱妮的回忆录中。在与希特勒会面之前,她在柏林的一个社交场合遇到了他。这一年,希特勒正处于政治上的崛起时刻。在纳粹组织的集会上,狂热的追随者们激情振奋,支持希特勒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莱妮被这一场面震撼了,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幻象:地球正在开裂,一股巨大的水流从地下奔涌而出,将希特勒托向天空。受此感染,她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表示有意结识这位“德国未来的统治者”。
  
  卧室禁止女人参观
  
  只有包括莱妮在内的较少几位女人经历过希特勒个人情感的渲泻,而向他表露过情感的女人却不计其数。但是,希特勒的心目中只崇拜他的母亲,他始终把母亲的照片挂在床头。希特勒到底有没有自已的私生活,至今仍然是个迷。好奇心曾驱使他的佣人们想在他的卧室里找到点珠丝马迹,但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另有一位电影明星玛丽安娜·赫佩,也想打探希特勒的私生活,并被允许参观他的住所。赫佩说,在陪同她参观的过程中,希特勒曾立即关闭了通往卧室的门。显然,他的卧室对外人来说是一块禁地。
  
  有文章介绍说,希特勒的私人生活领地是一块荒凉的孤岛。他缺少一切给予一个人尊严的东西:学历、职业、爱情、友谊,以及婚姻和作为父亲的身份。
  
  身边女人自杀结局
  
  曾伴随在希特勒身边的几个女人被他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她们不仅没有享受多少幸福的时光,而且几乎都以自杀作为爱情的结局。
  
  希特勒曾对人说,“聪明的男人应该娶一位愚昧无知的女人作老婆”。说这话时,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就站在他的旁边。希特勒与爱娃的悲剧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但人们不十分了解的是,他从未在这位20岁起就梦想成为德国第一夫人的女人身上浪费过时间。在极度痛苦中,她用父亲的左轮手枪击中了自已的脖子,但侥幸没有伤到动脉。爱娃在日记中写道,1935年5月,她试图第二次自杀,但她为自已准备的35粒安眠药片被她的妹妹及时发现。
  
  漂亮、丰满的格丽·劳巴尔是希特勒同母异父妹妹的孩子,他对她关爱有加,但她却爱上了希特勒的司机。她在日记中写道,她与这位司机经常见面,也常常单独在一起。后来,不能容忍这一切的希特勒解雇了他的司机,想以此让劳巴尔陪伴在自已的左右。1931年,23岁的劳巴尔用希特勒的手枪结束了自已的生命,没有留下遗言。
  
  这种结局同样发生在被希特勒称为“英国女神”的尤妮蒂·米特福德身上。她作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和英国的女贵族,在1935年2月9日结识了希特勒,并为了他而离开了富有的家庭迁往慕尼黑。她因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而陷入情感漩涡不能自拨。1939年9月3日,希特勒派兵攻进波兰两天后,英国驻德国大使向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递交了宣战书。尤妮蒂无法忍受两国交恶的现实,她把有希特勒亲笔签名的“元首”照片、纳粹党徽和一封遗书放入一个信封里,然后开枪自杀。但她并没有死,当希特勒到医院看望她并把党徽还给她时,她竟然将党徽一口吞下。希特勒对他的摄像师霍夫曼说,这一场景令他感到害怕。
  
  集中营魔头怕老婆
  
  但是对纳粹女人感到畏惧的,除了希特勒以外,来有一位臭名昭著、杀人不眨眼的郐子手希姆莱。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他们设立的各集中营里先后囚禁过1800万人,其中1100多万人死于集中营内,仅在波兰境内设立的集中营里就死了670万人,其中包括80多万苏军战俘。而统管纳粹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被称为“集中营里的恶魔”的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
  
  与此同时,希姆莱又是纳粹高层中“惧内”的代表人物。据一名知情人说,他从未见过男人像希姆莱这样怕老婆。他在家中充当的是一个“受气包”的角色,他一切服都从夫人的调遣,对夫人的斥责常常是忍气吞声,在家中没有任何尊严和地位。夫人从不拿正眼看他,他越是软弱,夫人对他就越粗暴。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最大的“杀人中心”,有“死亡工厂”之称。统治这个集中营的最高指挥官是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鲁道夫·赫斯,而妻子黑德维希·赫斯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帮凶。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波兰人杜比尔在盟国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说,黑德维希肆无忌惮地聚敛被害人的遗物,甚至连箱子、鞋、手袋到丝织内衣和儿童玩具也都拿走。
  
  赫斯夫妇自1940年起便同5个孩子生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地。作为一名集中营最高指挥官的妻子,黑德维希在这里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满足感,“我想在这里生活到死”。她的丈夫也证实说,“我的家庭在奥斯威辛过得很好。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约束,而我夫人也有身处天堂之感”。但就在他们的周围,每天都有大批的犹太人被打死、杀死、烧死或毒死。1944年夏天,赫斯被调出奥斯威辛集中营,赫斯夫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随行的四个火车车皮中装满了赫斯夫妇从集中营掠夺来的财物。罪恶累累的赫斯在1947年4月被绞死,赫斯夫人战后下落不明。
  
  德国女人不光荣一页
  
  一篇有关论述纳粹德国妇女作用的文章指出,尽管大多数德国妇女也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但对于德国妇女的历史来说,“这并不是光荣的一页”,上面提到了几名纳粹女人的最终结局为这一历史画上了句号:爱娃·勃劳恩在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最后一刻与新婚丈夫希特勒自杀身亡;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妻子马格达·戈培尔在元首地下室中毒死了自已的六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丈夫开枪自尽;格尔达·鲍曼在1946年死于癌症,当时37岁;黑德维希-赫斯在布拉格被缺席审判,并被判处终身监禁,死于1985年;尤妮蒂-米特福德因脑部遗留子弹导致后遗症,死于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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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希特勒藏书
深圳新闻网  

    说起纳粹党魁希特勒与书的关系,一般人总把他与焚书联系起来,柏林无数的书被投入熊熊大火中的照片让人记忆犹新(鲁迅还有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谈及此事)。可事实上他却是个爱书如命的人。 

    据奥古斯特·库比策克说:“书,书,总是书!我都无法想象没有书的希特勒。”库比策克是希特勒青少年时代仅有的一个好朋友。他回忆起一战后,希特勒在他上学的林茨城的3个图书馆都登记过。在维也纳期间(1907-1913年),希特勒在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式的霍夫图书馆里度过了无数的时光,这座藏书8万册的图书馆,是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宫廷图书馆。因而库比策克说“书就是他的世界”。 

    萨尔茨堡研究班的导师T·W·赖贝克为此专门写过一篇研究文章来谈希特勒的藏书。其中涉及很多趣事,足见希特勒的思想为人。 

少人问津的藏书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珍本书库里,有80万册藏书,其中包括杰斐逊、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的私人藏书,希特勒私人藏书的残余部分也在此安家落户。 

    这批藏书是1945年美军士兵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处盐矿里发现的,它们被随意装在上面写有帝国总理姓名地址的德国烈酒的箱子里。这批3000册藏书被运往美国,并于1952年转交给国会图书馆。要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要不是因为有藏书者标签和元首的笔迹,恐怕它们就不会被保存了。 

    这批书在“剔除复本”之后,剩下的1200册图书被存放于杰弗逊大厦的三楼,并标明是“希特勒藏书”。从此以后,这批书几乎无人问津,很少有学者来总体研究一下这些藏书。在上百种希特勒传记的作者中,竟没有人来访问一下这批第三帝国的收藏品。只有最近一位写有两卷本的希特勒传记并获国际称誉的作者,伊万·克肖来过,并在书的一则脚注中提了一下。 

    2001年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希特勒藏书》,是由德国两位历史学家P·加塞特和D·马特恩编撰的。对每一本书的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抄录了书上所有的献词,并有对一些边注的描述。书中有一帧元首的藏书票———在EX LIBRIS与ADOLF HITLER两个词中间有一只鹰,一个田字纳粹党徽和象征光荣的栎树枝。该书首次对这批藏书的研究提供了一幅清晰的路线图,并为读者指点迷津。 

希特勒的阅读习惯 

    希特勒藏书中很多标记是不容忽视的。有一本保尔·德·拉加德的《论文集》,其中58页都有铅笔标记。作者是19世纪一位德国民族主义作家,被认为对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形成了影响。这样你看到在“有位才能卓著、精力充沛的人将出现”并统一德意志民族,和要求“把波兰与奥地利的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这样的句子下面都画着线,并在边上标着两道粗重的画线,就毫不奇怪了。 

    希特勒这种强调重要概念和段落的习惯还跟他的“阅读技术”的理论有关,他在《我的奋斗》里说,一个有准确阅读能力的人在读报刊杂志时,要敏捷捕捉任何值得自己永远记住的东西。那么一旦生活中碰到需要我们询问或回答的问题,若用这种读书法,那么记忆会把有关这些问题的所有内容汇集起来,一组组集中在一块,并在心里进行考察与考量,直到把问题搞清楚或解决了。 

藏书来源和下落 

    希特勒的私人律师和波兰占领区的纳粹“总督”,汉斯·弗兰克,在1946年纽伦堡审判时回忆说,希特勒整个二战期间都带着一本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维特根斯坦在青少年时代也常读叔本华,并将这本书放在床头,据说他正好与希特勒是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希特勒最憎恶的犹太人之一。)。即便在他1924年入狱期间,还收到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寄来的歌德诗集。 

    书实质上在任何情况下,都成了希特勒选择的礼物。在希特勒藏书中,有一套珍稀的、初版的八卷本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全集。这是电影摄制者里芬斯塔尔送给希特勒的礼物。这书有着黄金雕刻凸饰的白皮装帧,书上有一行献辞:“献给我最敬爱的元首。里芬斯塔尔”。这套书中的几百页神学论文里,都有希特勒的阅读标记。这些地方费希特剥去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精神陷阱,把圣父设想为“一种自然的万能力量”,圣子是“这种力量的物质化身”,圣灵是“理性之光”的一种综合体现。希特勒在这些语句下都有醒目的记号。 

    正是由于礼物和熟人们的供给(据记录,上世纪40年代初每年收到4000多册赠书),希特勒的藏书迅速壮大到6万册之多。因而马特恩说“这是一个有大量藏书的人”。其中7000册是有关军事的,包括所有历史记载的著名战役,有1500册书是有关建筑、戏剧、绘画以及雕刻的。藏书范围广泛,从健康一直到宗教和地理。还有“800到1000册”普通的流行小说。希特勒有一些文学名著(甚至他还有一本多雷插图版的《堂·吉诃德》)。我们知道希特勒最喜爱的小说家是卡尔·迈(是写美国西部风格小说的德国作家,连爱因斯坦也爱看他的小说),一位记者在希特勒床边看到有一书架卡尔·迈的小说。 

    希特勒这么多藏书,在第三帝国覆灭之后,到底都到哪里去了呢?据说是被苏联红军掠走的。斯大林对希特勒是如此多疑,以致派收缴战利品的部队去搜寻和他有关的一切。研究者阿金沙说“他的颅骨、制服,爱娃·布劳恩的连衣裙、内衣,都在莫斯科。”上世纪90年代初谣传莫斯科郊区的乌兹库依,一处废弃的教堂里,贮存着大量作为战利品缴获的书籍,这些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其中就有希特勒的藏书。又据库兹洛夫说,这个秘密存在了近40年,后来这些书又被分散到俄罗斯境内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去了,也不知道这些消息是真是假。 

在藏书中寻觅希特勒的思想踪迹 

    而国会图书馆里的这1200册图书不足原来藏书的1/10。这部分书中有关宗教与精神主题的书不少,其中有类似这样的书名《基督的话语》、《世人与上帝》,给人的印象是:希特勒花了很多时间接受基督的教诲。可希特勒还看了不少伪神学的书。有心理学家认为“希特勒自认为是被上帝选中,而成为德意志新的解救者和世界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希特勒除了自己谁都不信。“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可怕的说谎者,一个高明的说谎者。在他的根本想法上,自认为是诚实的。”而且自命为“人类救世主”,便用侵略来拯救世界。 

    有一本16世纪法国神秘主义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其中那句“从穷人中将出生一个小孩/他用舌头诱惑了很多人,”被解释成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书上标明1921年出版,在这本有雕饰的书里正贴有希特勒的藏书票,它是希特勒在上世纪20年代初得到的。 

    这本书是1945年5月A·阿伦森上校在柏林地堡中希特勒的私人住所里发现的。俄国人几乎把这地方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些画册和一摞子书让他拿走了。上校死后,他的外甥于1979年把书捐给了布朗大学。这80册书便藏在大学图书馆的善本部,和奥杜邦的《美国鸟类》与惠特曼个人收藏的初版《草叶集》分享着书架。也没学者注意。 

    据图书管理员斯特赖特说,他只察看过一回希特勒的藏书,他尤为真切地记得希特勒的藏书票。“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可从藏书票设计的水平上来看,它制作得十分精美”。 

    其中还有些怪书,如一本画册名叫《死人复活》,其中有18幅鬼魂的照片。最后一幅摄于1892年,有5个人把一张桌子悬浮起来。另一张里的鬼魂,是位15岁的波兰女孩。还有一幅照片里的鬼魂样子像英国人,文字说明是:“这是英国作家查理·狄更斯的幽灵,于1871年去世,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出现于1873年,并被拍摄下来。”还有本书叫《魔法:历史、理论与实践》(1923年),作者是写过很多性训练和色情作品的人,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裸体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这本书,希特勒完全通读过。还在“不能在自己身体里孕育神胎的人,他就不会生出一个新世界。”这段话边上发现一条极为浓重的铅笔道。 

    赖贝克的研究文章最后写道:“我发现了一本打字稿,230页的里德尔的《世界的法则:再临的宗教》。这是作者于1939年送给希特勒的。这本书,希特勒亲自读过,个别字句、段落下面的画线,有时有两次,甚至三次之多。而下面的句子有三道平行线:‘若有上帝,他不但给我生命,也给我意识和觉悟。若我依上帝赋予的悟性来生活,那我就不会犯错;即使我做事,我也是出于善意行事。’” 

    这一天作者赖贝克坐在杰弗逊大厦二楼的阅览室里,听着夏末华盛顿街上车声低沉的喧鸣和警车笛声鸣响的尖啸,因而意识到“为了理解希特勒,必须理解他对神圣权力的信念。可他相信道德和神圣是同一的,他所寻求的上帝实际上就是他自己。” 

    而我们通过希特勒的读书经历和他藏书的聚散则看到:人有人的命运,书有书的命运。(周运)



D日黎明,朦胧的下弦月在云中时隐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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