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网站首页
联系我们
论坛帮助

登陆

我能做什么

>> 战争史上的著名将领

战争研究论坛 → 讨论区 → [将军统帅] → 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发表一个新主题

发表一个新投票

回复主题

您是本帖的第 54746 个阅读者　　

　

* 贴子主题：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俄]尤里·叶梅利亚诺夫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1楼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的安全缺少保障，便努力与自己的警卫搞好关系。А．雷宾、Н．弗拉西克、В．里亚斯内依和其他契卡人员的回忆里有许多例子说明，一方面斯大林依然对自己的警卫要求严格；另一方面却经常关心他们，善于创造友好的气氛。据雷宾说，斯大林“不止一次请大家在露台上吃饭或是去钓鱼，并讲些过去的生活——地下的、监狱的、流放的生活中的趣事”。斯大林与警卫长弗拉西克有着特别牢固的关系。弗拉西克１９３１年就担任这个职务。斯大林对他有许多要求，但是许多地方也原谅了他。弗拉西克要求其他的警卫员也要像他那样忠于斯大林。大概，斯大林认为与警卫保持这样的关系是自己安全的最好保障。

　　同时，斯大林一方面没有免除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职务；一方面采取措施将这个人民委员部置于中央的严格监督之下。Н．И．叶若夫１９３５年２月１日起为中央书记，后来取代Л．М．卡冈诺维奇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他被委派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久就开始积极干预它的活动。（Р．梅德韦杰夫在自己的书中引用的关于叶若夫的许多回忆，没有把他说成具有“病态暴虐”的“恶魔侏儒”的形象。在成为无比权威的内务人民委员之前，用梅德韦杰夫引用的А．萨茨的话说，叶若夫给周围人的印象“是个急躁的但是善意的、关注人的、没有妄自尊大和官僚主义的人”。如果按照一般的逻辑，那么斯大林选择这样的人担当监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角色，是希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是个善意的关注人的人，而绝不是残忍的恶魔。）据А．奥尔洛夫说，“亚戈达病态地看待叶若夫干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务，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步骤，指望能在某件事上揭穿他，破坏他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印象，摆脱他的监督……实际上亚戈达是在拿自己的前程下赌注。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恨他也怕他”。

　　但是斯大林没有去动亚戈达，他显然明白，即使亚戈达和他手下的人反对他，也未必是出于自己的主动。从斯大林的行为来判断，从１９３５年初起他就在查找领导层中站在亚戈达背后的有影响的人。也许，他得到过关于亚戈达与“反莫洛托夫阴谋”参与者有联系的情报，而在那些人中“巴库派”则起着显著的作用。

　　这时斯大林完全信任的叶若夫调查的是“巴库派”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А．叶努基泽的活动。А．乌拉姆公正地指出，虽然叶努基泽“没有权力，但有重要的影响……除了奥尔忠尼启则、任何人都没有像他这样接近斯大林。他从１９００年起就认识斯大林，斯大林的妻子是他的教女，而斯大林的孩子则叫他伯伯”。十七次党代会期间刊登在１９３４年２月７日《真理报》头版的苏联领导成员的检阅照片，间接证明了叶努基泽在克里姆林宫的崇高地位。照片上几乎有全体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基洛夫，但是没有加里宁、安德烈耶夫和科肖尔）。惟一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叶努基泽却在照片上。

　　叶努基泽的陨落是出乎意料的。１９３５年初以叶若夫为首的党监察委员会指控叶努基泽道德腐化以及任用了许多社会出身异己的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１９３５年３月叶努基泽被解除了苏联中央执委会书记的职务，而在１９３５年６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在听取了叶若夫的报告后，把叶努基泽开除出中央并开除出党。梅德韦杰夫认为，“叶努基泽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他对Л．贝利亚写的《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史》一书表示愤懑，因为这本书中把一些无中生有的以及有些实际上是叶努基泽的功绩归到了斯大林身上”。但是叶努基泽的被贬发生在１９３５年３—６月，而贝利亚的报告（它是他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是由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部门主任贝季亚写的）最初是１９３５年７月２１—２２日在第比利斯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同时，正如Р．梅德韦杰夫指出的，准备这个报告的工作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第比利斯分所也保密，只是后来才刊载在《真理报》上，接着出了单行本。因此在失宠之前叶努基泽不可能批评尚未写出来的书。

2007-6-19 16:06:43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2楼

　　叶努基泽失宠的时间与基洛夫被害事件的巧合未必可以认为是偶然的。结果是，政治上失宠的第一个牺牲者是决议的作者，而在此决议基础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不排除斯大林在仔细考虑与基洛夫被害同时发生的情况时，发现叶努基泽在准备破坏法制准则的决议中表现出来的令人可疑的热心。也许，斯大林后来悔惜过，由于他发怒才产生这个仓促的即使在当时也无法长久实施的立法行为。斯大林开始怀疑叶努基泽是有意识地把他推向作出这样的指示，后来又急于发布明明知道是错误的法律。虽然于诉讼程序有害的决议没有取消，但斯大林可能产生这样的怀疑：叶努基泽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在等到斯大林震怒后清醒过来之前最好不要急于做准备。（后来，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在审理“右翼托洛茨基中心”案中得到证实，正是叶努基泽要求亚戈达加快谋杀基洛夫的速度。）

　　但是在１９３５年事情还没有超过怀疑。虽然，斯大林与老革命者，特别是与“巴库派”有着友谊的联系。叶努基泽没有被指控搞阴谋。亚戈达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上工作，确实，是在叶若夫的监察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竭力要证明自己在揭露苏维埃制度敌人和与刑事犯罪的斗争中的勤勉，越来越多地批准逮捕。据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契卡活动的В．涅克拉索夫的资料，“１９３３年各地失去自由的有三十三万四千人，１９３４年——五十一万人，１９３５年——九十九万一千人”。１９３６年囚禁数达到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人。同时，在审理“沙赫特案”和“工业党案”中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通过严刑逼供从被捕者那里得到他们需要的口供，制造冤假错案。

　　在加强政治警惕性的运动中继续进行１９３３年开始的对党的队伍的“清洗”。因为政治上不可靠被开除出党的人数增加了。在斯摩棱斯克档案的材料中苏联学家发现了有关西部州开除出党的情况报告，在那里进行清洗时，开除了当地占党员总数２３％的人出党。叶若夫和马林科夫（后者于１９３５年成为中央核算分配部副主任）在报告上签了字。

　　迫害和党的清洗掺进了对秘密敌人的恐惧和进行个人报复的因素。被开除出党的人常常被指控有“托洛茨基主义”，这就大大夸大了托洛茨基思想在党内的真正传播的范围。过去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３０日宣称，光是在莫斯科党组织中被揭露的托洛茨基分子就有一万人。这一消息使托洛茨基大为高兴。他在《反对派简报》里写道：“在这几个月中被开除的一至二万‘托洛茨基分子’中，老一辈的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式的反对派不超过几百人……大量的是新成员。”

　　И．杰伊切尔有理由认为：“基洛夫被害后进行的大清洗和大流放给托洛茨基主义以新的生命。被成千上万新的被放逐者包围的托洛茨基分子再也不感到自己孤立了……比较年轻的反对派、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后转向反对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各种各样的‘倾向分子’、因小小的违反劳动纪律而被流放的普通工人、在铁丝网后面开始思考政治的不满的人和发牢骚的人——所有这些人构成了老一辈托洛茨基分子的庞大的新听众。”

　　经常灌输对托洛茨基威胁的恐惧导致了１９３６年８月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办理了新的诉讼，与他们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有托洛茨基分子И．Н．斯米尔诺夫、С．В．姆拉奇科夫斯基、В．А．捷尔—瓦加尼扬。法庭确认他们都是１９３２年成立的地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成员。审理中苏联检察长А．Я．维辛斯基宣布：“托洛茨基分子行动的决心比季诺维也夫分子要大得多！”

　　涉案者不仅被指控准备谋杀基洛夫，在“中心”拟议的牺牲者的名单中也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科肖尔、波斯特舍夫和其他党的知名活动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可能的牺牲者中没有莫洛托夫的名字。结果是，“人民的敌人”认为没有必要杀害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不排除亚戈达以这种做法给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罩上阴影。

2007-6-19 16:07:13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3楼

　　同时Н．И．叶若夫越来越多地干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事务。虽然在国务活动中他并非是新手（１９３０年起叶若夫就是中央分配处和干部处主任），但在１９３５年初以前他与国家安全部门还没有任何关系。现在他与党监察委员会的自己的助手不仅研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般活动问题，而且还参与侦查工作。А．奥尔洛夫写道，还是在任命前很久时叶若夫说“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业务工作的方法和改造囚犯的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兴趣……他喜欢在深夜出现在莫尔恰诺夫或阿格拉诺夫的侦讯办公室里，并观察侦查员怎么强迫被捕的人作出口供。当有人向他通报，某某人某某人以前一直不肯招供而现在屈服了时，叶若夫总是想知道详情，贪婪地盘问是什么摧毁了被告的抗拒”。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叶若夫和他在党监察委员会的同事公开表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的不信任。不如说相反，他完全赞同亚戈达的行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亚戈达获得国家安全总政委的称号，使他和五位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平起平坐，此后他的地位似乎更巩固了。但亚戈达显然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地位的牢固，这就更加促使他与斯大林对抗。

　　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曾与我父亲一起在矿山学院学习。他对我父亲说，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冬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基尔雄一起被邀请去依然与知名作家保持关系的亚戈达的别墅。在丰盛的宴会之后开始了无拘无束的谈话。法捷耶夫听到，所有谈话者，包括人民委员都用最粗野的话痛斥斯大林，并表达出强烈的愿望要“从暴君手中解放多灾多难的国家”。法捷耶夫这个过去的远东游击队员性情急躁，他认为，他落入了“敌人的巢穴”，连大衣也不穿就跑出了别墅，在冬天的道路上迈步向莫斯科走去。当基尔雄和亚戈达的警卫坐的轿车赶上他时，他差点就冻死了。基尔雄向法捷耶夫“解释”，他是残酷玩笑的牺牲品，实际上所有在场的人都极为爱戴斯大林。他们把作家载回了别墅。直至亚戈达被捕，法捷耶夫没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许，其他许多参加亚戈达宴请的人也长久保持了沉默，其中也包括对斯大林的看法与内务人民委员的意见相吻合的人。

　　有证据说明，内务人民委员从表示不满的谈话和阴谋转向准备国家政变。雷宾回忆道：“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学校的学员，后来是斯大林昆采沃别墅的警卫队长的И．奥尔洛夫告诉我：‘１９３６年初，他（（指亚戈达。））的副手阿格拉诺夫、政府警卫首长巴乌凯尔政委、他的副手沃洛维奇和金采利组建了一个特别战斗连。这些战斗队员都是两米身高，灵活敏捷，剽悍有力，有勇士般的体魄。我和我的同期学员谢列达和尤尔奇克也在内，我们学徒手自卫、近距离拼刺刀、越过障碍。我们武装得很好，还穿制服。通常我们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进行操练，而亚戈达则从自己办公室窗户里观察我们。终于决定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院子里检阅我们。亚戈达和他的同伙认为，我们正是为他们的阴谋能去干任何强盗行径的小伙子。他们训练我们是为了夺取克里姆林宫和逮捕斯大林同志。但是阴谋破产了。’”雷宾本人要人相信：“整个行动队由各种等级的人组成……５月１日在红场集合时，要迅速把四至五把手枪塞进军用挂包。”如果一切如奥尔洛夫说的那样，那就是说，夺取权力和政治上谋求继续生存导致亚戈达作出反国家的行动。

　　不清楚是什么阻碍了原定于１９３６年５月１日的政变。不仅如此，第二次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人的诉讼以对所有的被告判处死刑而告终，这似乎强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领导者在揭露“人民的敌人”中起着显著作用。在诉讼案审理过程中及审判以后国内展开了谴责被告和赞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运动。８月２１日《真理报》发表了过去的反对派拉科夫斯基、李可夫、比亚塔科夫的信，信中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表达了热情的赞扬。比亚塔科夫的信的结尾有这样的话：“好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了这伙贼党……光荣和荣誉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确实，同一天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宣布，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列伊戈利德供词基础上他命令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拉杰克和比亚塔科夫进行侦查。因此比亚塔科夫和李可夫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恭维显得令人难以捉摸。此外，维辛斯基通告，相同的材料已经可以对索科利尼科夫和谢列勃里亚科夫提起刑事诉讼。读到这一通告，托姆斯基便以自杀结束了生命。
　　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揭露阴谋分子方面的活动却能成为批评的对象。从审案的材料中得出结论，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发现１９３２年成立的“联合中心”，因此未能防止基洛夫被害。结果是，就是在基洛夫被害以后的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９３５年１月，侦查机关也未能查明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以及后者的主导作用。因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忽略了某些事情。在诉讼结束后过了两个星期，９月１０日，苏联检察机关通过报纸宣布布哈林和李可夫与反革命活动无关。这一点可以这样解释：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揭露“人民的敌人”中又弄错了一些事情。但是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作任何公开的批评。

　　因此过了两个星期，即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５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溪发给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亚戈达在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一案上明显不能胜任自己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一案件上迟了四年。所有的党的工作者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大部分州代表都谈论这一点。”显然，斯大林对亚戈达的怀疑达到了临界点。说到内务人民委员部迟到了四年，斯大林是这样说明的：１９３２年就已经应该粉碎反国家的谋反了，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公开提出“收拾斯大林！”的口号，建立了留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托尔马切夫等人表现出不满和对抗的情绪，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去。同时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在四年前也没有把握：应该对这些事件采取什么态度。

　　显然，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不反对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提议。第二天，９月２６日，亚戈达就被解除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取代了任该职的李可夫。亚戈达的职位由叶若夫担任。亚戈达和他的机关人员未必对此有准备。亚戈达离职后不久，还是从契卡时期就在这个机关工作的一些知名的干部也被解了职。正如Р．梅德韦杰夫指出的，“为了工作叶若夫把好几百新人带进了‘机关’，主要是中层的党的干部”。如果亚戈达怀着国家政变的目的准备阴谋，那么在叶若夫和他的人夺取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和地方的机关后，这些计划（从一切迹象来判断，它们离实施尚远，也许，还没有完全形成）就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叶若夫担任新的职务与俄共（布）中央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９日公布的指示信是相一致的。信中号召在揭露敌人中要保持警惕性，同时也严厉地批评了党组织在开除出党措施上的错误。结果是，以清除“阶级异己分子”为标志的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的运动进入了死胡同。亚戈达任内务人民委员时进行的镇压也打上了问号。梅德韦杰夫公正地指出：“罢免亚戈达和任命叶若夫在国内未被理解为是加强恐怖的征兆。”

2007-6-19 16:07:49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4楼

　　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

　　为防止危机的形势可能引发核战争，苏联政府不仅必须巧妙周旋和让步，而且得阻止自己在欧洲的新盟友采取可能会挑起西方侵略行动的步骤。斯大林得亲自劝说保加利亚领导人放弃从希腊那里扩大战后边界的要求，因为这种企求没有考虑到保加利亚在战争中是战败国，它被全世界看做是希特勒德国的盟国。虽然斯大林维护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尤利克赖恩的要求，但他又努力说服他们容忍的里雅斯特不纳入南斯拉夫而归入重新建立的自由区。苏联政府支持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卡林西亚省南部的要求，它使这些要求与国际形势相吻合。

　　苏联新盟国的政策与苏联在“冷战”期间政策的总任务相一致的问题是与南斯拉夫关系紧张，后来破裂的首要原因。赫鲁晓夫用“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他的“多疑”和“高傲”来解释这一冲突。为证实自己的解释，赫鲁晓夫说，似乎斯大林声称：“只要我动一下小拇指，铁托就不复存在。”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对这一冲突的类似解释。米洛万·吉拉斯在自己的《与斯大林谈话》一书中讲到冲突的根源时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明显表现出粗暴和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样阐释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无视了真正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冷战”的背景：当时苏联或者它的任何一个盟国的每一个不谨慎的行动都能挑起核战争。虽然历史学家Ю．吉连科在自己的《斯大林——铁托》一书中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书中还是包含了许多客观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赫鲁晓夫、吉拉斯和铁托本人对苏南冲突原因的解释是不符合实际的。

2007-6-19 16:08:56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5楼

　　正是从这本书的内容中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起先对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怀有最亲切的感情，直至１９４８年初所有与他们的会见都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喜欢铁托及其战友的独立性格。他乐意在克里姆林宫正式会见他们，也高兴在别墅里无拘束的气氛中接待他们。他同意把贝尔格莱德作为共产党情报局所在地，以此强调自己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信任和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显著作用怀有好感。

　　但是南斯拉夫不顾及“冷战”的现实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虽然斯大林赞成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缔结条约的提议，但苏联政府正式请求双方国家推迟签署条约，等到１９４７年３月签署的与保加利亚的和约被批准，因为过早签署保南条约与国际上对保加利亚这个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国家的要求有矛盾。但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还是在这个期限之前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并且加以宣布。此外，签署的条约宣布是“无限期的”，这样它可以被看做是两个国家联合的第一步，虽然早在１９４５年就已明白，西方对建立保南联邦的计划极为敏感。

　　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２日斯大林寄信给铁托，信中写道：“苏联政府认为，两个政府的仓促行事使反动的英美分子的事情变容易了，给了他们额外的理由加强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干涉以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斯大林是对的：西方宣称保南条约是巴尔干的或斯大林的侵略集团的条约。铁托和季米特洛夫承认了错误。与保加利亚的和约获批准后过了两个月又重新安排签署了保南条约，条约以“无限期”变成了二十年有效期。但就是这个条约，正如历史学家Ю．吉连科指出的：“在西方国家……被看成是对希腊的威胁。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加紧全面合作也被他们放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理解。”

　　这时南斯拉夫的领导开始制订阿尔巴尼亚并入他们国家的计划，理由是无论是生活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科索沃—梅托希亚，还有南斯拉夫其他部分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愿意建立一个国家。阿尔巴尼亚国家计委主席坚决反对这个计划，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纳科·斯皮罗与他相对立，坚决拥护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领袖恩维尔·霍查则犹豫不决。）恩维尔·霍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代表С．兹拉季奇受铁托委托告诉他，“依南斯拉夫领导的意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我们两国、也包括保加利亚的经济联盟，实质上是未来巴尔干联邦的基础，其核心是南斯拉夫……我党领导得出结论，在这种形势下你们的纳科·斯皮罗同志和他的一些战友令人惊讶地起着破坏作用”。兹拉季奇称斯皮罗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科奇·佐泽支持这种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传唤斯皮罗，但他开枪自尽了。自杀前他寄了一封信给苏联大使馆，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对我作了难以忍受的指责后我被迫自尽。”

　　斯大林要求对所发生的事作出解释，但是，А．А．日丹诺夫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Ｂ．波波维奇就这个问题会见的结果使斯大林很不满意，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写信给铁托，请他派“一位负责同志，也许，是吉拉斯或是其他最了解阿尔巴尼亚情况的人到莫斯科来。我准备满足您的一切要求，但是我需要确切知道这些要求。致以同志的问候。И．斯大林”。

　　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吉拉斯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宾馆安置好后过了三小时，他被邀请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斯大林会见吉拉斯时说了这样的话：“这么说，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委员因为你们在折磨自己，这很不好，很不好。”听完吉拉斯的解释后，斯大林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特别的利益。我们同意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合并，而且越快越好……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您亲自以苏联政府的名义给铁托写一份电报，明天把它交给我。”虽然这次会见后全体参加会谈的人都被邀请去斯大林的别墅用晚餐，给吉拉斯的印象却是斯大林对铁托有戒备。

2007-6-19 16:09:12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6楼

　　当时还有一件事令莫斯科感到不安。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７日Г．季米特洛夫宣称愿意建立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的联邦或联盟，还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也参加其中。因为这时希腊的保皇党与共产党人在进行内战，因此很明显，季米特洛夫的出发点是那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很快将取得胜利。由于西方继续谴责苏联及其盟国支持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因此不奇怪，这时就掀起了反对“苏联的有害花招”的猛烈运动。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４日斯大林寄信给季米特洛夫，信中说：“难以理解，是什么促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这样不谨慎、没有深思熟虑的声明。”过了四天，１月２８日，《真理报》谴责“组织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的联邦或联盟”以及“它们之间建立联合海关”的想法是“有疑问的和臆造出来的”。

　　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莫洛托夫发电报给索非亚和贝尔格莱德，直截了当指责季米特洛夫破坏了苏联制订一系列互相援助条约的工作。“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索非亚对记者发表的不妥当的话，”电报里说，“给有关准备建立有苏联参加的东欧集团的各种谈话提供了口实……在现在的形势下，苏联缔结旨在反对任何侵略者的互相援助条约，在世界报刊上都被说成是苏联方面反美和反英的步骤，这使得英美侵略分子容易与英美民主力量作斗争。”

　　在这些日子里，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１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А．И．拉夫连季耶夫告诉莫斯科，“南斯拉夫人解决了第二无产阶级步兵师去阿尔巴尼亚科尔察市一个区的换防问题（从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交接处到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的南部）”。“所有的问题，”大使强调，“过去和现在都是在有南斯拉夫军队在场而没有苏联军事顾问参与的情况下决定的。”那时南斯拉夫将军Д．克鲁片沙宁从贝尔格莱德来到地拉那，向恩维尔·霍查递交了铁托的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６日的这封信说：“我们有情报说，希腊已作好进攻的准备，最初的进攻目标就是你们的东南部边境……由于这种不明朗的形势我请您提供科尔察的基地给我们驻扎一个师和技术辅助部门。这样将为在大海方向的边界一段组织起最好的防卫创造条件。在受到挑衅时，我们的部队能尽快干预。”

　　恩维尔·霍查立即向斯大林通报了铁托的这一请求。据霍查说，“斯大林的回答没有等很久……斯大林告诉我们，他不认为有什么希腊军队可能进攻我们的危险，并同意我们的没有必要派南斯拉夫的师的意见。”

　　十分明显，拉夫连季耶夫和霍查的通报不能不使莫斯科气恼。虽然苏联不反对阿尔巴尼亚并入南斯拉夫，但是很明显，这种情况下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南斯拉夫一个师出动到与希腊相邻的阿尔巴尼亚边境，这不能不加剧国际形势紧张，还孕育着对苏联来说无法预料的后果。尽管斯大林明确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在外交行动方面要南斯拉夫领导多与苏联商量，铁托却背着苏联行动，将斯大林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８日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委托拉夫连季耶夫大使转达：“莫斯科得到消息说，南斯拉夫打算在最近派遣自己的一个师去阿尔巴尼亚南部边境。因为莫斯科没有从南斯拉夫方面得到这样的通报，所以莫洛托夫查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莫斯科担心，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将此行动看做是南斯拉夫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侵犯它的主权，在这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能会利用这一事实，在‘保卫’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借口下对此事进行军事干涉。”

　　１９４８年１月２９日铁托在与拉夫连季耶夫的谈话中确认有这样的决定，他解释，这是因为希腊保皇党似乎准备侵占阿尔巴尼亚南部。铁托声称，“不同意莫斯科说的担心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能采取行动。不排除会掀起报界的喧嚣，但是我们对这种报纸的诬蔑早已习惯了”。铁托听从莫斯科的要求，但是警告说：“如果希腊侵占阿尔巴尼亚南部，那么南斯拉夫将和苏联一起收拾这个烂摊子。”这样，铁托让人明白，他保留原先的意见。

2007-6-19 16:09:28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7楼

　　２月１日，莫洛托夫显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给铁托发了新的电报：“从您与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您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南斯拉夫虽然与苏联有互相援助的条约，却可以不仅不与苏联商量派遣自己部队去阿尔巴尼亚，甚至也可以随后不通知苏联这一情况。我谨奉告，苏联政府是从苏联代表与阿尔巴尼亚工作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完全偶然地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关于派遣自己部队去阿尔巴尼亚的决定的。苏联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您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正常的，那么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应该声明，苏联不能同意将它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当然，很明显，苏联作为南斯拉夫的盟国不能为这样的行动——南斯拉夫政府未与苏联政府商量，甚至也不通知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很显然，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在理解有着同盟关系的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上有严重的分歧。为了避免产生困惑，应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这些分歧。”

　　１９４８年２月１日当着拉夫连季耶夫的面铁托看了莫洛托夫的信，他承认，在把南斯拉夫师派驻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他犯了错误，但是他否认打算不与莫斯科商量就解决这类问题，也拒绝承认与苏联有分歧。然而，正如Ю．吉连科指出的，“斯大林认为，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层在国际事务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慎重和谨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他在莫斯科召开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三方会谈，并决定在会上对未与他商量的世界舞台上的行为表示不满”。从保加利亚到莫斯科来的有Г．季米特洛夫、В．科拉罗夫和Т．科斯托夫。从南斯拉夫来的有Э．卡尔杰利、М．吉拉斯和Ｂ．巴卡里奇。铁托借口健康状况不好，拒绝来参加这次会见。

　　２月１０日晚上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开始会见。最初由莫洛托夫列举了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未与苏联商量采取的全部行动。在莫洛托夫读到保南条约中关于双方准备“反击不论来自何方的任何侵略”这一段之后，斯大林指出，“但是这可是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是最平常的共青团员的攻击，这是平常的说大话，只会授敌人以把柄”。斯大林狠狠地责备季米特洛夫：“您像个共青团员那样蛮干。您想使全世界大吃一惊——仿佛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您和南斯拉夫人不通报自己的事情，我们从非正式渠道才获悉一切。您把我们置于既成事实面前。”莫洛托夫概括说：“而季米特洛夫说的一切，铁托说的一切，在国外都被看做是经过我们同意的。”斯大林又一次指责南斯拉夫师进驻阿尔巴尼亚的计划，说：“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那时让阿尔巴尼亚政府来向我们求援。”同时，这一次斯大林不仅没有谴责建立保南联邦的计划，而是又一次批评宣布建立这样的联邦未与苏联政府商量。他回答季米特洛夫提出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的问题时说：“我们将和保南联合政府谈这个问题。”

　　２月１１日签署了苏联与保加利亚、苏联与南斯拉夫就外交问题进行商议的协议。似乎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在离开莫斯科时对于向他们提的意见感到气愤，因此他们对苏联今后的步骤产生怀疑。斯大林支持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建立联邦的想法被卡尔杰利解释为是试图“把特洛伊木马弄到我们这儿来，然后他就推开铁托，接着是我们的中央”。这样，很显然，南斯拉夫领导人主张建立巴尔干联邦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要成为它的领导而且要把东南欧和中欧的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卡尔杰利气愤地说，“斯大林说话粗暴，像对共青团员说话一样”，“他批评保加利亚人主要是批评我们”。卡尔杰利指责苏联企图阻止南斯拉夫干预阿尔巴尼亚事务，说，“应该把阿尔巴尼亚牢牢掌握住，因为我们已向他们投入了很多力量，它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应该要求在阿尔巴尼亚的苏联顾问列入我们小组……我们有权监督阿尔巴尼亚人所做的事情、他们签订什么样的协议……如果阿尔巴尼亚想要签订什么协议，则应该与我们商量”。

2007-6-19 16:10:08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8楼

　　这个意见得到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会上铁托反对签署关于建立苏南股份公司的协议，称它们是“耻辱的，不平等的”。他指出，“俄国人主张马上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现在他反对这一点。他声明，“南斯拉夫确认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俄国人对自己的作用有另一种看法。应该从意识形态观点看问题。我们正确还是他们正确？我们正确……我们不是棋盘上的小卒……我们应该只依靠自己的力量”。

　　政治局委员Ｃ．茹伊奥维奇与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他详细地向大使拉夫连季耶夫通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告知，在对话和个人发言中政治局委员们对苏联的内部政策也作了尖锐批评。发言者说，“恢复俄国的传统——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庆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就反映了这条路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硬是只许有俄罗斯的东西……不久前联共（布）中央关于音乐的决议——这是只回到俄罗斯古典主义，这否定了其他民族”。政治局委员戈什尼亚克声称：“苏联的政策——这是发展国际革命的障碍。”铁托对这些话回答说：“确实。”政治局委员基德里奇认为，俄国人“将反对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在苏联发生着蜕变”。３月７日莫洛托夫请拉夫连季耶夫感谢茹伊奥维奇并对他说：“他对苏联，也对南斯拉夫人民做了好事，揭露了南斯拉夫党中央里的苏联的假朋友。”

　　苏联对茹伊奥维奇的通报十分信任是因为，这时苏联大使馆不止一次告诉莫斯科，南斯拉夫的领导在许多思想政治问题上竭力强调自己的特殊立场。大使馆的通报里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贬低红军在战胜德国中的作用而夸大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作用。明显地想在巴尔干占据霸权地位。拉夫连季耶夫指责南斯拉夫领导人有“民族局限性”并指出他们对铁托的不合分寸的赞扬。

　　在拉夫连季耶夫与茹伊奥维奇的新的会见中，后者提议要求南斯拉夫领导人代表团去莫斯科，他准备公开揭露他们在３月１日政治局闭幕会议上表现出来的真正立场。（参加会见的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理Ｐ．乔拉科维奇。）在寻找铁托和他的追随者背离苏联的原因时，茹伊奥维奇说出了他的设想：“该不会是铁托和英美之间达成了协议，这也许是Ｂ．韦列比特从中插手的？”（后者在战争时期是南斯拉夫民族解放阵线驻伦敦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后来是南斯拉夫驻意大利和大不列颠的大使。茹伊奥维奇认为，他是英国和美国的间谍。）在给莫斯科的新的通报里茹伊奥维奇称铁托、兰科维奇、卡尔杰利、吉拉斯等人是“蜕化变质分子”。他担保，铁托和他的追随者不敢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们面前说出自己的反苏见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被国内的共产党员所抛弃。

　　就在那时南斯拉夫政府命令停止把有关经济问题的信息传达给在他们国家工作的苏联专家。苏联政府认为这个决定表现出对苏联的不信任，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８日就从南斯拉夫召回了所有的苏联顾问和专家。

　　几乎在同时，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０日美国、大不列颠和法国主张在把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交给意大利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与意大利的和约。南斯拉夫外交部于３月２１日告知苏联，南斯拉夫打算对这一提议发出抗议照会。实际上南斯拉夫不等与苏联商量，３月２２日就发出了照会。这样，南斯拉夫这一次违背了２月与苏联签署的要商议的条约，没有听取莫斯科的意见，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又一次采取了自作主张的外交。（和过去几次一样，过些时候南斯拉夫承认未与莫斯科商量就给西方国家发照会的决定是错误的。）

　　十分明显，从１９４７年末到１９４８年初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一系列步骤都未与莫斯科商量并且违背了它的意愿，这些步骤对世界的命运是危险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每次都承认自己的行动是错误的，但后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顾及会影响到维护和平，又再重犯。同时很显然，假如苏联政府公开宣称，南斯拉夫向“西方帝国主义”发出挑战，而苏联阻止它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会使全世界都明白，苏联有多担心核冲突。这种情况只会挑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最有侵略性的集团。因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３月２７日寄给铁托和南斯拉夫党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提出的最尖锐的指责，涉及的不是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而是内部政策和思想理论问题。同时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论战必然使冲突升级，因为它是沿着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熟知的轨道发展的：双方互相给对方贴上侮辱性的标签，指责各种各样“背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做法，因而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可怕的造反。

2007-6-19 16:10:23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59楼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利用茹伊奥维奇的信息，驳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们在３月１日会议上对苏联的指责，认为这些指责是“反苏的”。在信中强调指出，这些反苏言论通常都是用左倾的语言来掩盖，说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信中注意到，这些指责不是在公开的论战中，而是在小圈子里秘密说出来的，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正式说的是与联共（布）党团结。“正因为此，”信中说，“这样的批评变成诽谤，企图诋毁联共（布）的名声，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信的作者还指出铁托和托洛茨基在反对联共（布）党的斗争上所用的方法很相似。因此强调指出：“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个败类，后来，被揭露以后，他公开身处联共（布）党和苏联的可恶敌人的阵营里。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是足以教训人的。”

　　信件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破坏党的民主准则，是政治思想上的机会主义和搬用伯恩斯坦、福尔马、布哈林的理论观点。铁托声称，党不可能有不同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纲领的其他纲领，这说明他竭力要把党融入人民阵线，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立场与革命前地下工作时期孟什维克的提议是相似的。

　　最后信中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英国间谍韦列比特作为第一副部长仍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里。南斯拉夫同志知道，韦列比特是英国间谍……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在自己成员中有帝国主义大国的间谍完全是容许的，他们想使自己得到这些大国的好感，这样，也就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样的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绝对是不容许的。无论如何，苏联政府是不会把自己与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放在英国间谍的眼皮底下的。”

　　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２—１３日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南共中央全会，会上铁托等人驳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指责是假信息和错误解释的结果。只有茹伊奥维奇反对铁托以及支持他的大多数中央委员，而不久前被开除出政治局的А．赫布兰格写信给中央支持斯大林。铁托指责赫布兰格和茹伊奥维奇在斯大林面前诋毁南斯拉夫共产党。南斯拉夫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С．茹伊奥维奇和А．赫布兰格的反党反国家的活动”。４月１３日寄往莫斯科的信反映了南共中央大多数人的立场。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一方，铁托和卡尔杰利为另一方的论战在５月份继续着。通信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议在情报局讨论争议的问题。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９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М．А．苏斯洛夫署名的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寄往贝尔格莱德。信中坚持要由铁托率领南共代表团出席情报局会议，会议拟订在乌克兰举行，斯大林也将参加。这时波兰共产党领导人В．哥穆尔卡试图让双方妥协，呼吁联共（布）党中央不要把事情弄到破裂，而劝南斯拉夫党中央派代表团参加情报局会议。

　　那时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被解除了职务，后来又被捕。茹伊奥维奇被指控企图“在南共中央内部搞叛乱”，而赫布兰格被宣布为“乌斯塔施盖世太保的间谍”。获悉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被捕后，１９４８年６月９日斯大林请莫洛托夫转达以下意见：“联共（布）中央知悉，南斯拉夫政府宣布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为祖国的变节者和叛徒。我们对此这样理解：南共中央政治局打算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联共（布）党中央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实施这一意图，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联共（布）中央要求，调查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所谓向联共（布）党中央提供不正确的信息一案要有联共（布）党中央的代表参加。我们等待迅速回答。”南共中央回信驳斥了指责并否认打算枪毙茹伊奥维奇和赫布兰格，而且拒绝联共（布）中央参与调查南斯拉夫两位前领导人的案件。后来就这个问题还交换了几次信件。

　　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９日情报局重又邀请南共中央参加在布加勒斯特讨论南斯拉夫问题的会议，但是６月２０日南斯拉夫领导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６月底举行的情报局会议在А．А．日丹诺夫报告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决议里呼吁“南共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健康力量撤换南共现任领导并推举出新的国际主义的南共领导”。这一声明发表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２９日的《真理报》上，而晚上贝尔格莱德所有的无线电台已经转播南共全会谴责情报局决议的声明了。
　　支持铁托的宣传伴随着迫害拥护情报局决议的人，党内这样的人有五万五千多人。他们（占全体党员的１２％左右）全被开除出党，而其中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人被逮捕和囚禁在特别集中营。

　　虽然茹伊奥维奇保全了生命，但长期被关在狱中。而１９４８年已经宣布，赫布兰格在狱中上吊自尽。１９４８年８月又一名铁托的反对者——南斯拉夫总参谋长阿尔索·约凡诺维奇据说是试图穿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边界而被击毙。铁托和他的追随者的反对立场表明，南共领导的反斯大林方针并非如赫鲁晓夫和南斯拉夫领导人形容的那样得到一致的支持。同时迫害也帮助了铁托巩固了自己在南共党内的胜利。

　　长久潜伏的冲突显露出来，逐渐导致所有与苏联有同盟关系的和亲苏的国家与南斯拉夫决裂。不久这种冲突成为南斯拉夫边界冲突的原因并变成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斗争理所当然地破坏了１９４５年５月后形成的由亲苏国家构成的安全区的稳定。莫斯科担心，铁托这样的榜样会影响别人。西方也积极寻找着利用南斯拉夫这样的榜样来侵蚀“苏联安全区”的机会。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４日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５８号指示概括了这些想法：“任务是减缓异端邪说的共产主义的发展，同时不严重损害我们的机会，即用进入西方世界的可容忍的制度来代替这个过渡的极权主义。”指示的作者的出发点类似于这样的倾向：“严重地削弱着苏联集团。合众国应该利用这样的削弱……为了破坏苏联的威信，要像楔尖一样推进建立反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国家集团。”

　　了解到这样的计划，苏联领导更加积极地攻击铁托，宣布他和南斯拉夫其他领导人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同时中欧及东南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作出努力以“揭露”这些国家中铁托的公开的和隐秘的追随者。

　　与南斯拉夫冲突的升级伴随着在阿尔巴尼亚逮捕科奇·佐泽和他的追随者。匈牙利（以外交部长拉斯洛·赖科姆为首）、保加利亚（以副总理特赖乔·科斯托夫为首）、捷克斯洛伐克（以共产党总书记鲁道夫·斯兰斯基为首）的许多领导人被指控与铁托合作。在波兰В．哥穆尔卡先被谴责有“民族主义倾向”，后来被判监禁、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或那些案件通常都是争夺政权的结果，是报私仇和随着“冷战”升级而扩大的普遍怀疑帮助国际帝国主义的结果。因此合乎情理的关心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变成了无根据地和残酷地迫害成为苏联新盟友的国家的知名领导人。

2007-6-19 16:10:42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0楼

　　“列宁格勒案件”

　　航空工业中的“破坏活动”案使沙胡林、诺维科夫等人坐了牢，这一案件被马林科夫的竞争对手利用来损害他的声誉。苏多普拉托夫强调，马林科夫在政治局里是负责航空工业的。虽然马林科夫是部长会议副主席之一和政治局委员，１９４６年夏天他被解除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据米高扬说，那时“看来，斯大林作出的选择是有利于日丹诺夫，即党的第二把手的。马林科夫在他眼里坠落了”。确实，如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的：“１９４８年马林科夫很快就恢复了自己在党内的阵地，１９４８年７月他重又成为中央书记并领导组织部。”

　　这时国家领导层中形成了两个激烈竞争的派别。它们的成员经常有变化，据苏多普拉托夫之见，战后“围绕着斯大林的力量是这样分布的：贝利亚、马林科夫都与分管经济问题的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他们是一个派别。他们把自己人提到政府有影响的职位上来”。接下来加入这一派的是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还是前者领导莫斯科苏维埃，后者领导莫斯科市党委时两人就交好了。

　　“第二派，后来称为列宁格勒派，”据苏多普拉托夫的看法，“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负责干部、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干部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部长会议分管轻工业和财政的副主席柯西金……这一派任命自己人担任区党组织的书记。”

2007-6-19 16:12:25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1楼

　　随着斯大林越来越常提出应该选择党和国家领导的继承人问题，国家领导人中间的斗争也加剧了。莫洛托夫回忆：“战后斯大林曾打算退休并在用餐时说：‘现在让维亚切斯拉夫工作一下。他比较年轻。’谈话是在他的别墅里，范围比较小。”１９４６年５月与斯大林会见的南斯拉夫人士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斯大林说，取代他的“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莫洛托夫可能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对此米高扬写道：“大家明白，继承人要是俄罗斯人，而且总的来说，莫洛托夫显然是个人物。”但是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态度有所改变，其原因下面再说，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在部长会议中把希望寄托在沃兹涅先斯基身上。

　　据Я．Ｅ．恰达耶夫说，“斯大林相当器重沃兹涅先斯基的智慧和组织才能，交付给他比较重要的事”。像苏联的许多年轻领导人一样，沃兹涅先斯基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同，他受过高等教育。从一切迹象来判断，沃兹涅先斯基身上吸引斯大林的是他领导计划部门的经验以及使他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扎实的理论功底。恰达耶夫写道：“在我的记忆中沃兹涅先斯基是个有魄力、原则性强和内行的领导人。这个人有广阔的视野，精力充沛，对问题深思熟虑，兼有大政治家的分析头脑和远见，以及经济干部的干练和认真务实……他注意的中心是完善计划的问题……但是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过于暴躁。而且不好的情绪表现为极易动怒，高傲和自大……无论哪个工作人员去他那里受召见时，都不知道一切是否会顺利，都希望他别突然发火，别劈头盖脸抛出辛辣的讽刺、刻毒的嘲笑。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个谈话的习惯：从吹毛求疵开始。”沃兹涅先斯基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都造成了他很快就在政治局里树敌。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在十八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４１年２月）上所作的报告草案作了否定的评述，恰达耶夫可以证明。“斯大林肯定了沃兹涅先斯基的报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修改意见没有受到注意，这引起了他们的暗中不满。确实，他们没有公开说出这一点，但是他们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非凡才能简直怀着难以遏制的嫉妒，难以自拔。而主要是难以掩饰的嫉恨——因为斯大林对他充满巨大的信任。”

　　同事们对沃兹涅先斯基这样的态度加上他又喜欢把任何分歧尖锐化，这就形成了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发生无休止冲突的土壤。Ｈ．Ｋ．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中指出，沃兹涅先斯基与卡冈诺维奇有“特别尖锐的冲突”。他记得沃兹涅先斯基与贝利亚也有冲突。

　　其他政治局委员对沃兹涅先斯基显然也并不喜欢。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价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丰富的知识，同时也说出了对他的某些理论观点的怀疑，还注意到国家计委主席对苏联国民经济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米高扬在批评沃兹涅先斯基“自负”和“傲慢”的同时，指责他有“沙文主义”和对非俄罗斯人的不容忍态度。显然，斯大林也相信沃兹涅先斯基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毛病。米高扬写道，“斯大林甚至对我们说，沃兹涅先斯基是少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对于他来说，斯大林说，不仅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甚至乌克兰人都不是人”。斯大林仍然认为沃兹涅先斯基是领导国家经济方面工作的接班人，同时他开始寻找党的领导人的候选人。

　　米高扬写道，“好像这是１９４８年。有一次斯大林把所有在黑海地区休养的人召到里察湖畔自己的别墅。在那里他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政治局委员们在变老。（虽然大部分人五十岁多一点，都比斯大林年轻十五至十七岁，除了莫洛托夫，但就是他也跟斯大林差十一岁。）斯大林指着库兹涅佐夫说，未来的领导人应该是年轻的（他四十二到四十三岁），总之，这样的人将来能成为领导党和中央的他的继承人”。据米高扬说，“斯大林提出库兹涅佐夫，丝毫也不伤害日丹诺夫，相反还加强他的阵地，因为是日丹诺夫亲自推荐他当中央书记的，而且，多半是把干部和国家安全部交给他监督”。

2007-6-19 16:12:42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2楼

　　米高扬认为，库兹涅佐夫不应该占据监督干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中央书记的职位。根据在政治的奥林匹斯山历练出来的丰富经验，米高扬写道：“库兹涅佐夫应该拒绝这么大的权力，应该耍点小聪明，回避开。但是日丹诺夫是他的主要顾问。日丹诺夫则相反，多半是为了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与最重要的问题隔离开来，才把他推荐给斯大林的。当然，库兹涅佐夫立即就有了敌人：马林科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暂时日丹诺夫还活着，他们就等着。再说他们也什么都不能做。”斯大林声称他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领导党的继承人，依米高扬之见，这“对库兹涅佐夫来说是个不好的差使，指的是有人暗中想得到这个角色”。但是很显然，斯大林明显地倾向于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是苏联经济的未来领导人，对沃兹涅先斯基来说也是“不好的差使”。

　　斯大林说出器重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破坏了现有集体确定的法则，在这个集体里严格遵循着这一点：提升级别取决于在该集体中的资历。无论是库兹涅佐夫还是沃兹涅先斯基，在国家领导层中都是新手。沃兹涅先斯基只是在１９４７年才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库兹涅佐夫甚至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４６年起也只是中央书记和组织部成员。由于斯大林“绕过”了所有资深的政治局委员提出这两人，除了斯大林本人，所有的领导成员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据巴伊巴科夫说，反对沃兹涅先斯基，后来则是反对“列宁格勒派”其他成员的阴谋发起者是贝利亚。这一点也得到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证实。后者回忆道：“每当制订一次国民经济计划，沃兹涅先斯基经常与贝利亚斗。贝利亚有许多受其领导的人民委员部，因此要求给它们最大一份资金，而沃兹涅先斯基作为国家计委主席想要使国家经济平衡发展。”

　　１９４８年８月３１日“列宁格勒派”领导人А．А．日丹诺夫猝然去世后不久，贝利亚交给斯大林一张字条，这是国家计委副主席波马兹涅夫写给沃兹涅先斯基的，其中说：“我们向政府报告过，今年的计划第一季度超过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但是研究统计报表得出的结果是，第一季度的计划低于去年第四季度达到的生产水平，因此情况与往年一样。”米高扬回忆：“这张字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沃兹涅先斯基收到它以后，就手签了‘到此为止’，未作进一步处理。而他是有责任向中央报告这一字条并作出解释的。他想，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事，就决定把字条束之高阁。结果就弄巧成拙，他成了主要罪人。贝利亚拿出了这张字条，弄到这张字条的是国家计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他替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是名间谍。”

　　贝利亚清楚地知道，斯大林不能容忍欺骗，抓到谁撒谎，他会勾去此人过去的全部功绩。据米高扬说，获悉国家计委伪造报表，“斯大林很是震惊。他说，这不可能，他马上让部长会议的有关局检查这一事件，并召来沃兹涅先斯基。局里检查以后，一切得到了证实，并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怒不可遏：‘这么说，沃兹涅先斯基在欺骗政治局和我们，像欺骗傻瓜一样，在蒙骗？怎么能容许政治局委员欺骗政治局？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政治局还是在国家计委都不能留！’这时贝利亚提及１９４１年６月沃兹涅先斯基说过的话：‘维亚切斯拉夫，向前走，我们跟着你。’这当然是火上浇油，斯大林就不再相信沃兹涅先斯基了”。作出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政治局并解除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的职务。米高扬没有说他在作这一决定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多半是把沃兹涅先斯基看做危险的竞争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作出这个决定的。

　　赫鲁晓夫回忆：“我记得被解除职务的沃兹涅先斯基还常在斯大林那里用午餐……虽然斯大林解除了他的职位，但是还在犹豫，显然，他相信沃兹涅先斯基的诚实。我记得，斯大林不止一次地问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怎么，什么工作都不给沃兹涅先斯基吗？他就什么事也不干吗？应该给他工作，你们干吗拖延着？’‘我们正在考虑。’他们回答，过了些时候，斯大林又问：‘为什么不给他事做？也许，把国家银行交给他？他是金融家、经济学家，他懂这个，让他领导国家银行。’谁也不反对，可是提议没有付诸实施。”赫鲁晓夫只是归罪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只字不提为什么无论谁，也包括他自己，不出来袒护沃兹涅先斯基，不试图给他找到合适的工作。这并不偶然。苏多普拉托夫不无理由地写道：“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要消灭列宁格勒派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加强自己的权力。他们害怕年轻的列宁格勒队伍来接斯大林的班。”

2007-6-19 16:13:17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3楼

　　米高扬写道：“时光流逝，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得到任何任命。斯大林先是想把他派往中亚去领导中央中亚局，但是在考虑、准备方案时，看来斯大林加深了对沃兹涅先斯基的不信任。过了几个星期斯大林说，不能组织中央中亚局，因为如果沃兹涅先斯基领导中央中亚局，在那里他也将会欺骗。因此斯大林提议把他派到托木斯克大学当校长。谈话的精神是这样。过了两个月，沃兹涅先斯基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没有接。他给我们打电话，但是，除了拟议中的事我们也无法说什么明确的话。后来斯大林作出了决定——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中央。”当然，这决定不是斯大林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作出的。

　　这时另一个斯大林继承人的候选人А．А．库兹涅佐夫也坠落了。这一次欺骗的证据起了决定性作用。有市委和州委领导参加的列宁格勒党代表会议的选举结果是伪造的，这一事实得到了确认。同时还有补充报告说，１９４９年１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全俄博览会期间浪费了不少食品，这事隐瞒了政府。这些报告使斯大林不仅反对库兹涅佐夫，而且也反对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的其他领导人。据米高扬说，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知怎么说服了斯大林把库兹涅佐夫打发去了远东，为此还想出了建立中央远东局……就像为沃兹涅先斯基设立了中央中亚局一样，这是专门想出来的一个级别，以便在斯大林不同意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时用”。

　　既然相信了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其他人喜欢欺骗，斯大林也就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并准备相信对他们撒谎和欺骗的其他的指控。况且不仅仅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而且还有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收集了有损于这些“列宁格勒派”竞争者名誉的材料。最终成为“列宁格勒案”基础的材料包括指控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把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与其余的联盟共和国对立起来，因此计划把涅瓦河上的城市宣布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并建立单独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共产党（直至１９９０年在俄罗斯没有像其他共和国里存在的单独的共产党组织）。不久对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及其他人提出指控，说他们试图策划反政府阴谋和背叛祖国。虽然赫鲁晓夫说他与这些指控没有任何关系，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承认：“我认为有可能在此案的侦讯材料中，我的签名也和其他人的签名在一起。”大概，除了赫鲁晓夫，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要求逮捕这些人。

　　１９４９年春天，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还有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波普科夫被捕。不久在列宁格勒逮捕了二百人左右（不是如Э．拉津斯基认为的二千人）。１９５０年９月底列宁格勒案的主要案犯被交付非公开审判，该市有六百名党员积极分子出席了审判。被告被判以最高刑罚而枪决。被算做“列宁格勒派”的人中只有柯西金保全了生命，但是他的地位也动摇了一下，十九大以后他才重又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但只是候补委员。（“列宁格勒案”也打击到了米高扬，库兹涅佐夫被捕前夕米高扬的儿子与他的女儿结婚。）

　　粉碎“列宁格勒派”让留在政治局的那些人进一步巩固了地位。苏多普拉托夫公正地指出，“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贝利亚进入了领导人的小圈子”。斯大林有理由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大概，布尔加宁例外）极有工作能力，对政治局作出的决定坚决执行。但是斯大林未必能无忧无虑地放手让他们领导国家，因为在“列宁格勒案”之前他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人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虽然他大概不怀疑“列宁格勒派”成员有欺骗行为，也许还有阴谋的罪责，他也未必没有看清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揭发者”的自私动机。同时他非常明白，在“冷战”条件下国家领导中有一丝分裂的迹象都会被苏联的敌人利用，甚至可能挑起战争。因此在国内没有宣布“列宁格勒案”和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及几十个人的事。不过是在例行的节日庆祝时不再把沃兹涅先斯基的肖像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肖像一起挂出来。

2007-6-19 16:13:34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4楼

　　斯大林死亡之谜

　　实际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排除”在执委会之外带有象征性质。尽管作出了决定，据米高扬说，两人“准时去参加他的会议。斯大林一共开了三次执委会会议，虽然开始时保证每周召开一次执委会会议”。同时，根据米高扬的回忆录来判断，斯大林绝不反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出席或者忽略他们的出席，而是乐意倾听他们的发言。米高扬特别举例说，他在斯大林出席的主席团执委会会议上证明，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畜牲业中的物质利益。米高扬认为，“我的发言好像给他留下了印象”。结果斯大林作出决定，让米高扬进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十分明显，实际工作的惯性使斯大林忘记了不满，依他之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现出不能容许的思想、理论的不坚定性。

　　十月中央全会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影响斯大林重新找莫洛托夫，要吸收他参加理论问题的辩论。在与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写《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让我读了一点，但是这一切用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知道。”

　　米高扬回忆，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１日他和莫洛托夫事先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决定像以往那样晚上去斯大林的别墅，祝贺他的生日。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很好地迎接了大家，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坐在桌旁，进行着一般的聊天。对我和莫洛托夫的态度是平静的、正常的。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重又恢复了老关系。总之，由于我早就了解斯大林并且记得他和我以及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后来也就消释了，因此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这次冲突也会过去的，关系会正常的。这个晚上以后我这种想法加强了”。

　　但是，很显然，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怀好意的人继续影响着斯大林。据米高扬说：“庆祝斯大林生日后‘过了一两天’，不知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说：‘知道吗，阿纳斯塔斯，１２月２１日我们在斯大林那里以后，他对您和莫洛托夫生日那天到他那里去很生气和气愤。他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想使他与你们和解，并严厉地警告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于你们来说他不再是同志，也不希望你们去他那里。’通常我们去斯大林那里，在他的别墅里，在小圈子里庆祝新年。但是这次通告以后我们没有在斯大林那里过新年。”现在很难说，不知是通过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转达的关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的信息有多少符合实情。

　　但是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对其他领导成员也积有不满。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确信，Л．Д．亚罗申科的信反映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立场，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写的。斯大林对亚罗申科的批评是严厉的，把他的立场宣布为“布哈林的立场”，这一批评比对米高扬的批评要尖锐得多。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本人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因而他未必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尖锐批评会吓坏党的领导中其他的老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就这样说明贝利亚的立场：“当他看到，连莫洛托夫也被罢免，现在你得当心，贝利亚！既然斯大林现在连莫洛托夫也不信任，那么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捏个粉碎。”同时，例如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和解，那么他会把怒气对准那些竭力使他与他们不和的人。

　　莫洛托夫告诉丘耶夫，“斯大林有时对贝利亚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想收拾掉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过类似的话。１９５３年七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确认，１９５３年五一游行时，贝利亚对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说，斯大林图谋除掉他，但是“他不知道，假如他试图逮捕我，那么契卡工作人员就会起事”。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证实贝利亚有这种声明的事实。

　　贝利亚本人不合常理地成了控告贝利亚在斯大林之死中有罪的主要原告。根据贝利亚在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在陵墓观礼台上所说的那些话，莫洛托夫得到了一定的印象：“不排除他在斯大林之死中插了一手。”这样的印象是有重要根据的。在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确认，贝利亚对他说到过斯大林：“我把他收拾了。”为加强这个说法可以引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С．阿利卢耶娃的见证：对于斯大林生病，后来去世，贝利亚并不掩饰其喜悦之情。在斯大林处于无意识状态时，贝利亚竭力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没有好感，当斯大林恢复知觉时，他则每次都向他表达热爱和忠诚。研究斯大林死亡情况的历史学家原来还是侦查员，他有“坦白的供词”和揭露嫌疑犯的各种间接罪证，但是无法确凿地证明他有罪。像任何一个侦查员一样，历史学家很想用公诉来结束案件。但是事情真的是像贝利亚和对他的指控者所说的那样吗？

2007-6-19 16:13:54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5楼

　　贝利亚的“假坦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排除随着贝利亚意识到斯大林已病入膏肓，他有意要造成一种印象：正是他贝利亚能够领导国家。在斯大林死后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贝利亚很快就成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斗争的倡导者，把国家领导人马林科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推向“非斯大林化”。在与主席团成员谈话中贝利亚要他们相信，斯大林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个人危险，这样就显示出他在拯救他们每一个人免遭灭顶之灾中的作用。同时，他要主席团成员相信，正是他“收拾了斯大林”，贝利亚使他们畏惧，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其他领导人。（也许，贝利亚醉心于这种游戏，达到的是相反的效果，导致了他的坠落。）但是从贝利亚的行为和他的“坦白”还不能得出结论：斯大林是贝利亚的人杀的，或者是他本人害的。

　　下面要说到的斯大林周围许多人的行为（确切地说是不作为）引起不少怀疑，但是斯大林被害的事情本身目前尚未证明。同时，如果设想斯大林之死是强制的，那么应该扩大嫌疑者的范围，除了贝利亚还要包括其他许多人。想要斯大林死的不仅仅有党的领导的“老将”，因为他们担心在把“新手”引进领导班子后他们的前程就戛然而止了，还有不少人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这些领导人的地位。进入这个圈子的还有许多他们的助手，还有更多的政府机关、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近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求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都想消除突然产生的危及自己小康生活的威胁，尽可能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阴谋都没有避过敌视我国的力量。无论安全机关多么努力，苏联领导层中的阴谋的信息还是透出了克里姆林宫墙外，西方出现特别的研究方向——克里姆林宫学——也就并非偶然了，除了远离莫斯科的研究者，西方还有自己的间谍机构，它能利用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斗争，给苏联领导坚决的打击。在提拔新干部的同时进行着争夺在克里姆林宫里影响的斗争。这一斗争伴随着巧妙地把分明是实施反国家目的的人安插到级别不太高但却是重要的岗位上。在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雪夫被撤职和逮捕后，斯大林的警卫队和秘书处更替干部更有利于这一点。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外国间谍机关的间谍或反国家的组织的破坏分子钻到斯大林周围。

　　同时在逮捕了经常给斯大林治病的维诺格拉多夫后，斯大林的身体状况比较差。С．阿利卢耶娃在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１日斯大林生日时描述了斯大林，她注意到：“那一天他看起来不大好。看来他感觉到疾病的症状，可能是血压过高……显然，他感到血压升高了，可是没有医生。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了，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他服某种药丸，在盛水的杯子里滴几滴碘酒——他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医疗方法，但是他自己做了不允许做的事：过了两个月，在中风前那一天，他去了澡堂（建在他别墅里的单独一座小屋里），在那里他按西伯利亚的老习惯洗蒸浴。任何一个医生都不允许这样做的，而且还没有医生。”

　　雷宾也证明斯大林自己治病和不爱惜健康。他写道：“斯大林对自己的健康的态度很糟糕：碰上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午餐，也不遵守任何饮食的规定。他很喜欢吃蛋，这能促使血管里产生有害物质。他没有专门的营养师或者哪怕是私人医生。确实，战争时期和战后维诺格拉多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巴库列夫教授常来探视。库利尼奇大夫从手指上取血，给他打治高血压的针。但是最近，如果血压高或时常发生心绞痛，他也不找医生——这还不够！他从波斯克列贝雪夫那里找来过去的医士、一些必要的药片。编制内的医生基本上为警卫工作人员服务，极少给斯大林本人看病。因此年龄加上疾病使他的健康真正衰弱了。”

2007-6-19 16:14:36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6楼

　　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直接负责他的警卫的里亚斯诺伊将军也谈到了斯大林不愿意看医生的事。据他回忆，斯大林在生前最后几天“派契卡工作人员带着药品单子去普通的药房。他作自我医疗。他怀疑有人可能会把他提前打发去阴间，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像以往一样做很多工作。他常把警卫长叫去，给他书单”。

　　尽管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斯大林依然紧张地工作。去世前不久他接见了外国客人，参加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农业问题的会议。从警卫的见证来看，他像过去一样读很多东西，对戏剧表现出浓厚兴趣。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７日斯大林去了他喜爱的大剧院。演的是《天鹅湖》芭蕾舞。格罗莫夫写道：“疾病致命的前夕斯大林去大剧院看《天鹅湖》有象征意义。醉人的音乐，迷人的舞蹈。斯大林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据雷宾说：“到演出结束他都是一个人。然后请剧院经理感谢演员们细腻精湛的演出。后来他去了近处的别墅。”

　　雷宾写道，星期六，“２月２８日他与‘战友们’在克里姆林宫一起看了电影，然后提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去别墅。半夜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了。其余的人因为年龄关系认为还是躺在家里为好。只给客人们端上了马特廖娜·布图佐娃做的葡萄汁。像平常一样，水果放在桌上的水晶果盘里。斯大林习惯性地往‘捷拉维’高脚酒杯里加煮开过的水，够大家喝的。平和的交谈一直延续到３月１日凌晨４点钟。赫鲁斯塔廖夫送走了客人”。

　　赫鲁晓夫描述的这些事与雷宾的叙述相差无几，其中只是强调了在延续到半夜的宴饮最后时刻斯大林的温和的情绪：“当我们走到前厅时，斯大林像通常一样走来送我们。他开了许多玩笑，似乎挥了一下手指头，戳了一下我的肚子，叫我米基塔。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常按乌克兰的叫法叫我米基塔。我们也怀着好心情离开了，因为用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的事，以往用餐并不总是以这么好的气氛告终的。”

　　但是现在流传很广的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与这些叙述不一致。他引用某些“老布尔什维克”的话，要人相信，似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相当早就离开了斯大林的别墅，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克里姆林宫。“贝利亚借口自己有某些事情要与斯大林商量而留了下来，这是常有的事。现在现场又出现一个新的人：一种说法是男人，贝利亚的副官；另一种说法是女人，他的工作人员。贝利亚告诉斯大林，由于‘医生案’而得到了要谋杀赫鲁晓夫的证据，他叫来了拿着一包文件的女工作人员。贝利亚还没来得及把这包文件放到斯大林面前，那女人就朝斯大林脸上泼去某种会挥发的液体，大概是醚。斯大林立即失去了知觉，她又给他注射了几针慢慢起作用的毒药。在给斯大林‘治疗’期间和最后几天中，这个女人已经作为医生还是用这样的剂量又打了几次针，使斯大林不是立即死去，而是慢慢地、自然地死去。”

　　现在人们又把这个老说法与С．阿利卢耶娃提到的事联系起来：她看到在瘫痪了的斯大林床边有个年轻的女医生。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突然想到，我知道这个年轻女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们彼此点了下头，但没有说话。”可以肯定，实际上“年轻的女医生”是贝利亚的副官，阿利卢耶娃知道她是贝利亚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但是未能认出穿了医生大褂的她。

　　首先使人对这一说法引起怀疑的是，贝利亚要向斯大林报告“医生案”。众所周知，这时贝利亚早就已经不管国家安全部了。与“医生案”有关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和分管此事的马林科夫。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的可疑之处还在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他人离开后贝利亚留在了别墅。很难相信，赫鲁斯塔廖夫、斯塔罗斯金和其他警卫人员没有记住与贝利亚在一起的男人或女人。最后，这一信息的来源也令人生疑。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贝利亚和他的副官，在别墅还有谁也没有发现的一群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默默地观察着几天中的犯罪行为。

2007-6-19 16:14:56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7楼

　　雷宾驳斥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时写道，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斯大林对赫鲁斯塔廖夫说：“我去躺下休息了。我不会叫您的。您也可以睡觉了。”雷宾肯定，斯大林“从来也不作详细的指示。所以使赫鲁斯塔廖夫异常惊奇。虽然斯大林精神勃勃”。与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有矛盾的还有斯大林的外表。当时已经发现他处于瘫痪状态。显然，在失去知觉前斯大林自己换上了睡衣，给自己开了矿泉水，准备好报纸以便阅读。一个快失去知觉的人未必能做这些事。难以相信的还有，谁也不知道的女人能够装成贝利亚的副官到戒备森严的别墅里来，而后来又换上医生大褂使警卫相信她实际上是医生，而且从３月２日至５日巧妙地扮做医生。关于阿利卢耶娃能揭露穿着医生大褂的女副官的说法可能适合于惊险电影，而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是极少发生的，因为阿利卢耶娃为父亲的病震惊万分，以致可能认为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道幕掩盖着星期天，即１９５３年３月１日的事情。通常斯大林在中午时醒来。这一天有几个人等待着在别墅见斯大林。С．阿利卢耶娃打算探望父亲，但不知为什么她无法打通“负责值班的人”的电话，那人应该对她说：家里“有动静”或“暂时没有动静”。阿利卢耶娃指出，“当说‘没有动静’时，则不应该打电话，因为父亲可能在白天任何时间睡觉，他的作息制度整个儿是颠倒的”。С．格里巴诺夫确认，３月１日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也试图打电话给父亲，但也没有成功。那一天赫鲁晓夫等待斯大林邀请共进例行的午餐，也一样没有等到。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多半也没有等到这样的邀请。

　　据雷宾说，３月１日别墅里的警卫员“从早起大家各做应该做的事。中午时发现，房间里还没有任何动静。这引起他们的警觉。但是没有召唤又不应该去领袖那里。而像以往那样的相应的信号也没有。终于晚上六点半时办公室里亮起了灯光。大家松了口气，以为接着马上要邀请人了，但是没有等到。忐忑不安开始袭上警卫的心头：发生了明显违反斯大林作息制度的事。即使是星期天”。不排除斯大林早于六点半就起床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走出房间。由于３月１日晚上六点半左右莫斯科才天黑，所以警卫们以为，在此之前斯大林活着，是健康的，做着自己的事，不用灯光照明。

　　现在不容易确定，警卫们担忧起来以后发生了什么，因为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丘耶夫叙述的里亚斯诺伊的回忆和雷宾的回忆大相径庭：谁又是怎样发现“违背作息制度”的原因，接下去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

　　据雷宾说，斯大林办公室里亮起灯光后过了四小时，不安的情绪笼罩着警卫们：“１０点３０分警卫们完全确信情况不妙。”此后警卫们争执了一会：让谁到斯大林那里去检查一下，他处于什么状态，用什么借口去，但是因为这时运来了邮件，于是派警卫员洛兹加切夫拿着邮件进房子去。与其他说法不同，据雷宾说，结果洛兹加切夫不必打开门或者等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来再进去。他走过几个房间，发现斯大林不在卧室，而是在“发出灯光”的小餐厅里。

　　洛兹加切夫见到的是，小餐厅里“桌旁地毯上躺着斯大林，有点奇怪地撑着胳臂，旁边是怀表和《真理报》。桌上放着一瓶矿泉水和空杯子。看来，斯大林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是已经不能说话。听到脚步声后，他勉强抬起一只手，似乎是叫人。洛兹加切夫把邮件扔在地上，跑过去，急着说：‘您怎么了，斯大林同志？’但他只听到不明何意的‘兹—’。洛兹加切夫打内部电话叫斯塔罗斯金、图科夫和布图佐娃。他们即刻就跑来了。洛兹加切夫问：‘斯大林同志，把您放到卧榻上吗？’虚弱的他点了下头。大家一起把病人放到卧榻上。卧榻显得冷，必须把他抬到大厅沙发上。一路上看得出，他很冷。大概没有救助地躺在餐厅里有几个小时了。布图佐娃马上在沙发上把他里面衬衣的卷到臂肘的袖子放下来。在沙发上他们小心地替斯大林盖好毛毯。洛兹加切夫坐在旁边等医生”。

2007-6-19 16:15:27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8楼

　　可能在他办公室亮起灯光前，斯大林早就已经情况不好了。他已经不能喊叫警卫和服务员，才用尽最后的力气，开了灯。但是，用赫鲁斯塔廖夫的话说，斯大林请他不要打扰他，所以多半谁也没有去他那里，虽然制定的星期天的规矩中午就已经破坏了。因为无论是里亚斯诺伊，还是正式的警卫长伊格纳季耶夫都不在别墅，所以不明白，是谁领导３月１日的警卫行动。雷宾没有说，是谁和什么时候叫的医生，但是很显然，如果政府警卫叫了克里姆林宫医卫局的医生，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等到最高级的医生来到斯大林别墅。

　　但是得到的印象是，别墅里谁也没有叫医生，洛兹加切夫是空等一场。好像是，警卫领导不是去叫医生而是决定向最高领导通报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刚才斯大林那儿的小伙子（他叫出了姓氏）、契卡工作人员打电话来，他们惊慌地告诉我，斯大林似乎出什么事了。必须马上到那里去。”赫鲁晓夫马上叫了车子。它在他别墅里，他很快穿好衣服，就坐车走了，这一切占了十五分钟左右时间。赫鲁晓夫确认，发现斯大林躺在大餐厅地上的是马特廖娜·布图佐娃。他也知道了，契卡工作人员把斯大林抬到了沙发上，他睡着了。据赫鲁晓夫说，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和马林科夫连屋也没有进，就离去了。虽然赫鲁晓夫没有提及贝利亚在场，雷宾坚持说，贝利亚与来的人在一起并且还因为虚惊一场而对警卫们大发了一通火，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睡着了。

　　尽管这些叙述不相一致，从它们的内容里可以看出，无论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对于一个已经不止一次患重病的七十四岁的人昏倒在地，处于半瘫痪状态，认为没什么可惊慌不安的。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提议叫医生来给斯大林检查，哪怕是为了证实他有没有跌伤，测一下动脉内的压力等。这三个见过世面的人在处理各种紧急状况，其中也包括生活中的问题时颇有办法。难道起码的生活经验没有告诉他们，斯大林的状况迫切需要紧急医疗关注？可以设想，三人中每一个人都竭力佯装出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恰恰是因为肯定地知道，斯大林已经处于生死的边缘。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使他们有理由这样深信不疑，又为什么不努力利用哪怕是一丝机会去救治他呢？

　　警卫们的行为也颇令人惊讶。他们看到斯大林处于半瘫痪状态而且几乎延续了一昼夜多，为什么还相信贝利亚的“诊断”？为什么他们顺从地等待医生到来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加快做这件事？这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事情发生在原始森林或冻土带，别墅周围几百公里没有一个文明的中心，没有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一个医生。难道赫鲁斯塔廖夫说的斯大林请求不要打扰他的话，接着是马林科夫下达的“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命令，贝利亚对警卫们的严厉申斥给他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他们都不敢独立行动，哪怕是绕过这些命令，比如，借口说要给他们中一个人治疗而叫医生来。不排除有人严格禁止警卫独立行动。

　　似乎像谋害基洛夫的事一样，那些能制止不幸结局的人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躲避履行救助生命的职责。

　　赫鲁晓夫确认，警卫们认为斯大林的“睡眠”不像健康人的睡眠，所以夜里还是给马林科夫打了电话。于是２月２８日夜至３月１日晨与斯大林一起最后一次进餐的所有参加者决定再次去别墅，还邀请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布洛夫。据赫鲁晓夫说，“也商量好，要叫医生”。据雷宾说：“直到七点半赫鲁晓夫才来，还安慰说：‘医生马上就来。’”雷宾写道：“九点钟左右以鲁科姆斯基教授为首的医生们真的出现了。”结果是，从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到医生来经过了十个小时左右！在这一段时间内，即使当年的“急救组”乘飞机也能抵达苏联的任何地方，包括到极北的养鹿地或帕米尔山间的村子。苏联人相信，斯大林本人给予过这样的帮助。而当斯大林本人需要有人关注他的健康时，他周围的苏联人，虽然经常表示热爱他并准备完成他交代的任何任务，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不知所措和少有的冷漠。为了害死一个不健康的并且不年轻的中风的人，不需要向他脸上泼醚和打毒针的“身份不明的女人”。即使斯大林中风是自然原因引起的，要使他结束生命，长时间不给他医疗救助也足够了。

2007-6-19 16:15:45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69楼

　　３月２日来到别墅的鲁科姆斯基教授很快就作出了诊断，而且是正确无误的：脑溢血中风。只不过在发现后至少迟了半个昼夜（也许，中风后已过了一昼夜），现在，据雷宾说：“送来了氧气枕，打樟脑针，贴医蛭。大概还提议采取什么更有效的措施，因为贝利亚产生了恐惧：‘你们能保证斯大林同志的生命吗？能保证吗？’”据赫鲁晓夫说：“医生说，得了这样的病几乎没有人能重返工作的。人还能活着，但要说还能工作，很少可信：这样的病往往拖不了很久，将以悲剧而告终。”

　　３月２日早晨打电话给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把她送来别墅。“当我们开进大门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让我们的车停在屋旁的小路上，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出车，他们搀着我。两人泪流满面……父亲躺着的大厅里聚着一群人。第一次见到这名病人的陌生的医生……在周围忙个不停。医蛭贴在后脑勺和脖子上，取下心电图，给肺作透视，护士不断地打着什么针，有一个医生不停地在记事本上记录病情。一切都照该做的进行着……医生确诊，父亲没有知觉。中风很严重，失去说话能力，右半身瘫痪。他几次睁开眼睛——目光模糊，谁知道他是否认得出人。我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他望着我——他未必看见我。我吻了他的脸，吻了他的手——除此之外我已不能为他再做点什么了。”

　　同时，如雷宾回忆的那样，也把瓦西里·斯大林叫了来。他来时醉醺醺的，“一进门就嚷了起来：‘坏蛋，害死了父亲！’有几个政府成员对他发起火来。而伏罗希洛夫开始劝导他：‘瓦西里，安静些。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救治斯大林同志的生命。’”（据С．格里巴诺夫说：“３月６日根据第５９条‘е’点，斯大林将军就从苏联军队干部中被免去职务，退居预备役，无权穿军装。”）

　　同时在病人斯大林床边安排了六位国家领导人昼夜值班。两人一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据赫鲁晓夫说：“我们看到，斯大林无知觉地躺着，他意识不到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开始用小勺子喂他吃，给他吃清汤和甜茶……白天（不记得，究竟是他病了的哪一天）斯大林恢复了知觉。这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的。但他不能说话，只是抬起左手，不知是指着天花板还是墙壁。他唇间出现某种类似微笑的神情。后来他开始握我们的手。我递给他手，他用左手握着，右手不能动弹。他用握手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我说，知道吗，为什么他用手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从《星火》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那是某位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画中一个小姑娘用奶瓶给羊羔喂奶。而我们用小勺子喂斯大林同志喝汤水，他用手指向我们又指着画，并微笑着，意思显然是，你们瞧，我这种状态就像这只羊羔。”

　　３月２日国内还不知道斯大林生病的消息，只是到了３月３日白天，无线电里才播送《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疾病的政府通报》。通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告：我党和我国人民遭到了不幸——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显然，并非出于特别的需要，而只是按对真正的事实保密的习惯，通告肯定地说，斯大林发生脑溢血“是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里……在３月２日凌晨”。实际上中风发生在３月１日，在当时还未划入莫斯科的昆采沃的斯大林别墅里。医学的事实也是真实的。通告说，斯大林右手瘫痪，双腿失去知觉，失去语言能力，心脏和呼吸活动出现严重障碍。通告列举了给斯大林治疗的医生，并说“对斯大林的治疗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

　　通告接着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和全党全体人民一样，意识到斯大林同志患有重病多少将造成长期不能参加领导工作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在领导党和国家中将认真考虑到斯大林同志临时离开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的全部情况。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深信，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会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坚定的精神和警惕性，加倍努力建设我国的共产主义，更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周围。”

2007-6-19 16:16:33

rhlee

男，离线

  等级：上尉
  文章：557
  金钱：2431
  注册：2005-1-11

	第70楼

　　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国人民焦虑不安地议论着无线电广播播出的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内容。人们反复列举所用的药物和一则简报中提到的不熟悉的词组“切因—斯托克索沃呼吸”。同时国家领导努力保持平常的生活节奏和作风。３月５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党和人民的伟大统一》及３月３日《政府通报》中的引文。文章最后的话是：“苏联人民在实现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宏伟任务时，在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和坚定不移地向斯大林同志为我们指出的目标——我国共产主义的胜利——迈进！”“团结一致”是３月５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和其他中央报刊社论的主题。

　　３月５日晚上无线电广播关于３月５日１６时的斯大林健康状况的通报，开始就说：“３月５日凌晨和前半日И．В．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通报说：“目前治疗主要是与呼吸和血液循环障碍，特别是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障碍作斗争。”С．阿利卢耶娃在说明此时父亲的状况时写道：“脑溢血渐渐扩散到整个中枢，即使中枢健康和强壮，它也会慢慢地延及呼吸中枢，人就因窒息而渐渐走向死亡。呼吸越来越急促了。最后十二个小时已经很明白，缺氧严重了。他的脸开始发黑变样，渐渐地他的五官变得认不出来了，嘴唇变黑了。”

　　据雷宾说，“３月５日脉搏减弱。贝利亚走到他跟前，请求说：‘斯大林同志，有什么话请说吧。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伏罗希洛夫拽着他袖子说：‘让服务人员到跟前来吧，他能更好地认出他。’在警卫员挤进政府要员紧围的圆圈，有人给斯大林注射了有强烈作用的针剂。斯大林的身体颤了一下，瞳孔扩散了。过了五分钟死亡降临了。原来这种针剂或能唤醒病人或彻底让病人死亡，只有亲人同意后才能使用。但是没有征询过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的意见。一切都是贝利亚决定的”。

　　斯韦特兰娜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濒死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两个小时人简直就是慢慢憋死的。濒死的状态是可怕的。他当着大家的面窒息了。在某一瞬间——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否是这样，但我是这么觉得的——显然是最后一刻，他突然睁开眼睛，朝所有站在周围的人扫视一遍。这是一种可怕的目光，不知是因为精神错乱，还是因为愤怒，充满了临死前对俯向他的不认识的医生的恐惧。这目光在某一刻环视了所有的人。这时——这让人不明白和觉得可怕，我至今仍不明白，但却无法忘记——这时他突然向上举起左手（这只手能动），不知是指向上面什么地方，还是吓唬我们大家。这手势令人难以理解，但却是威吓性的，不知道是对谁和对什么事……接下来的瞬间灵魂做了最后的努力之后就离开了躯体。”

　　赫鲁晓夫刚开始不在场，只是见证了他的去世。他写道，在斯大林床边长时间值班后，他回到家里，服了安眠药后就躺下睡觉。这时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请马上过来。斯大林情况恶化，请马上就来。”赫鲁晓夫立即叫来汽车，斯大林的情况很不好。其他人也都来了。大家看着斯大林正在死去。医生们对他们说，开始进入临死状态。他停止了呼吸。给他做人工呼吸。出现一个魁梧的男人，开始挤压他，做着各种手法，要使他恢复呼吸。说真的，赫鲁晓夫很怜惜斯大林，那个人那样折磨他。于是他说：“听着，请放弃做这事吧。人已经死了。您想做什么？无法让他活过来。”斯大林死了，这么把他乱折腾，看了让人心疼。不需要的各种手法停止做了。

　　С．阿利卢耶娃写道：“灵魂飞走了。身体安宁了，脸色变白了，恢复了熟悉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它变得安然，平和和漂亮了。大家站着，僵了似的，一片静默，有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多少分钟——好像很长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１８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在格鲁吉亚奇里城的一座小屋里开始的尘世之路走到了尽头。

2007-6-19 16:16:52

本主题贴数70，分页： [1] [2] [3]

管理选项：锁定 | 解锁 | 提升 | 删除 | 移动 | 固顶 | 总固顶 | 奖励 | 惩罚 | 发布公告

Powered by：Dvbbs Version 6.0.0 (战争研究修改版)
Copyright ©2000 - 2002 AspSky.Net , 页面执行时间：437.50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