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研究论坛--“在火线上” 作者: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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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 “在火线上” 作者: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rhlee

男，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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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557
  金钱：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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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在火线上” 作者: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可谓身处“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他两次差点被刺杀。他逮捕了670多名基地组织成员，虽然还有很多人潜藏在城市和山区里。在这部详细而具有启发性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反恐战争的第一手资料。穆沙拉夫总统细致描写了对于本·拉登、扎亚赫里及其党羽的追捕，讲述了对他的炸弹刺杀故事。他介绍了巴基斯坦军方的清山行动，以及基地组织仍在活动的瓦济里斯坦。... ...

2007-4-24 16:49:03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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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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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中文版序

    ［巴基斯坦］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本书是一个窗口，展示了当代巴基斯坦的方方面面，以及我在领导这个国家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人生充满激情，年轻时甚至可以说有些冲动，而始终如一的是我不断致力于个人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由于过于直率和坦白，我常常受到惩罚，这些性格，我相信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我从不回避敏感问题，除非受到国家安全因素的制约。
    自从巴基斯坦成为包括反恐战争在内的国际冲突的中心，我就决定要写一部自传。因为大家对我和我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我想让全世界知道真相。
    巴基斯坦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目不识丁者，都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全国１．６亿人使用数种不同语言；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碰撞，西方化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对阵，因此有人将领导巴基斯坦看做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２００１年的“９·１１”事件大大增加了巴基斯坦面临的挑战，加剧了国内问题，也重塑了我们的国际关系。
    我们的国家在２１世纪世界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巴基斯坦所发生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不仅决定着世界反恐斗争的结果，更将影响着伊斯兰社会和西方社会的未来。我坚信未来是和平与繁荣的，不仅仅巴基斯坦是这样，整个国际社会都将会是这样。这样的未来只有在穆斯林世界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共同努力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支柱，巴中友好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根深叶茂。任凭世界风云变幻，巴中友谊却更强、更深；世界格局迅速演变，与其他国家的交往给我们的双边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但基础深厚的巴中友好关系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加健康成熟，更加繁花似锦。与每一个巴基斯坦人一样，我珍视和爱护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坚信，我们两国携手合作，将在新的亚洲世纪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感谢我的妻子赛赫巴和家人希达亚特·海希、胡马、阿夫塔卜以及沙巴纳姆。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不断地鼓励我，给我信心，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坚持下来。我还要感谢胡马云·高哈尔和布鲁斯·尼科尔斯在编辑此书过程中所作的贡献。胡马云无数次挑灯夜战帮我校对文稿。另一个我必须感谢的人是我的参谋阿西姆·巴吉瓦准将，感谢他不辞劳苦地记录我的思想并将其变成文字。没有他的高效和奉献，要想完成这本书将会困难重重。
    我要特别感谢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春祥先生和他在伊斯兰堡的外交官同事们，把我的自传《在火线上》翻译成中文。
    我的自传是我对这个历史时代的贡献。当然，它也是我自己的故事，是以我自己的方式讲述我自己多彩又起伏的人生，而运气与命运是它的主宰。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７日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2007-4-24 16:50:07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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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题记

   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
    火线勾画传奇人生
    文/姚燚
    世纪之交的一系列大事件，让全球的聚光灯对准了穆斯林世界。巴基斯坦，因地理位置和宗教信仰的特殊性，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和令人好奇的一片土地。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一个超脱于官僚、政治和军事体系之上总揽重权的人，自信能引导国家走向真正的民主；一个温和的穆斯林，周旋在西方世界和极端分子之间；一个大权在握，沉着稳健的人，却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恐怖来袭。《在火线上》，穆沙拉夫总统的亲笔回忆录，向我们展现出一段出生入死、惊涛骇浪的传奇人生。
    平凡移民的不凡经历
    1999年巴基斯坦的政局不稳，时任陆军参谋长的穆沙拉夫和总理谢里夫矛盾重重。谢里夫在地面遥控“劫持”了穆沙拉夫的飞机，期望以此赢得时间逼他辞职。穆沙拉夫清楚，谢里夫的胆量来自于自己缺乏的所谓“根基”。谢里夫并没有料到，这一次，他恰恰低估了对手。
    穆沙拉夫四岁的时候随家人迁入巴基斯坦定居。他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家境虽不贫寒却也非大富大贵。即便如此，穆沙拉夫始终接受着最优质的教育。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明智机敏的素质，却也没有抹煞他富于创造的想象力和坚忍不拔的耐力。他一直不是个省事的乖孩子，生活也从未风平浪静。然而，命运一次次垂青这个坚守一定原则而又善于把握局势的人。从圣帕特里克学校的学生到巴基斯坦军方的高级将领，他不时因为活跃直率的个性为自己惹下麻烦，又一次次化险为夷。可以说，军队为穆沙拉夫提供了一片施展手脚的天空。他天资聪颖、身体和心理素质过硬，虽身经无数艰难险恶，却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就树立了威信。而同时，深谙首领之道的他能将部下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你必须身先士卒，”他说，“任何要求大家做的事，你都要做得比他们更好（至少比大多数人好），尤其是在需要体力的事情上。同时，领导者应当公正、严格、有同情心，并且体贴士兵，还要搞好他们的福利，甚至帮助解决他们的家庭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绝对的服从。”可以说，从一名普通的青年军官到巴基斯坦军方的最高长官，穆沙拉夫这个并无军方高层背景的人一步一个脚印，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也正因为此，才使他得以建立岿然不动的人气和支持率，于危难时刻助他一臂之力。
    风云变幻中的枭雄
    巴基斯坦并不是个风平浪静的国度。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目不识丁者，都是这个国家的组成部分。全国１．６亿人使用数种不同语言；极端主义与温和主义碰撞，西方化与保守的传统文化对阵。从20世纪50年代起，巴基斯坦几经政变，各种军事、政治、宗教力量错综盘杂，政治局势变幻莫测。穆沙拉夫总统在这部回忆录中首次全程分析了几十年以来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斗争。从卡尔吉尔冲突中与谢里夫总理的意见不合到乘坐的飞机被地面劫持，燃料耗尽面临机毁人亡的危险，再到排除异议身兼军政二职，穆沙拉夫总统袒露心声，告白自己如何与反对力量斗志斗勇，最终摆平各方势力，登上权利颠峰。
    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与死神打游击
    作为世界反恐前沿阵地的指挥者，他被《时代》杂志评论为从事着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他两次与自杀式暗杀近在咫尺，其中一次坐在轮胎只剩下钢圈的汽车里成功逃脱。他指挥的反恐力量捕获了670余名“基地”组织成员，虽然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羽翼分布在巴基斯坦的山区和城市中，包括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巴基斯坦与核武器国家印度相邻，向来无法高枕无忧。而1998年的核爆炸过后，更是两次与印度剑拔弩张。作为总统的穆沙拉夫必须为国家的安全殚心竭虑。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人生充满激情，也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在这部回忆录里，我们可以从反恐舞台的中心清楚地观察这场战争。穆沙拉夫总统分析了“9·11”时间前后“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渊源以及对巴基斯坦所处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详细描述了追捕本·拉登及其高层党羽的“猫捉老鼠”的游戏，线人提供的情报，他们对恐怖分子的包围堵截以及腥风血雨的正面冲突。面对两次暗杀形成的恐慌以及破坏，他是如何利用蛛丝马迹（如修复的人脸、烧毁了一半的身份证和手机SIM卡）顺藤摸瓜发现幕后指使。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巴基斯坦军方在山区清扫“基地”组织的战略部署和战斗行动，并分析了“基地”组织仍在活跃的北部瓦济里斯坦。
    反恐战争毕竟只是这部回忆录里惊涛骇浪的一部分。1999年将穆沙拉夫总统推向权利顶峰的整个内幕昭然若揭。穆沙拉夫总统更讲述了毛拉奥马尔的故事，以及巴基斯坦同塔利班周旋谈判直至决裂的全部过程。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有千千万万种，穆沙拉夫却只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对于一个处在权力顶峰的男人来说，可贵却也难得，而穆沙拉夫做到了。他是个孝子，无论官居何位，总时时守在父母身边。他承认年轻时的自己颇喜好美女，而他的结发妻子，不仅具有美艳的外表，更是一位镇定而坚韧的贤内助。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而他对她的感激也溢于言表：“她对我在生活态度上的影响，特别是对我职业生涯的益处功不可没。她成功地把我从一个随意、傲慢和粗鲁的人改造成一个心态平和、富有责任感的人。”

2007-4-24 16:51:30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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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巴基斯坦

    时间：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４日　地点：印度和巴基斯坦　
    事件：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印度获得了独立，巴基斯坦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上，有自由的光芒，也有种族屠杀的阴影，希望的黎明已在眼前，大英帝国的夕阳尚有余晖。这是一段两个国家成长的历史。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一列从德里开往卡拉奇的列车正在满是沙尘的平原上飞驰。火车上挤满了人，车厢里、过道上、车厢外侧甚至车顶上都满是人，没有一点剩余的空间。不过热浪和尘土还不是他们最为忧心的。铁路两旁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男的、女的甚至小孩都有，多数残缺不全，惨不忍睹。车上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新的国家就是巴基斯坦，是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和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那年８月，数以万计的穆斯林离开了他们在印度一直生活的地方，随身只带了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他们不停地坐车、换车，希望能够尽快到达那个全新的国度。
    我们家所在的纳济马巴德街区居住环境并不太好，我们住下后甚至变得更糟。我不想称其为卡拉奇的哈莱姆区（纽约的黑人住宅区），但它类似于纽约布朗克斯南区。男孩子必须熟悉街头的规则才能生存下去。这样的街区不免会出现一些街头团伙，不消说，我自然也加入了其中一个。更不消说，我还是那帮野小子中比较厉害的一个。在巴基斯坦，放风筝是人们喜爱的一项运动。和世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人们习惯在风筝线上用胶水粘上一些碎玻璃片，阿富汗也有这个风俗。风筝比赛中，人们试图用自己风筝线上的玻璃片去割断别人的风筝线，使别人失去他的风筝。因此，放风筝人的手指经常会受伤流血。这些伤口异常疼痛，比被纸割伤要严重得多。断了线的风筝缓缓落地，接住它的人则有权得到它，这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最近流行的一本有关阿富汗的美国小说《追风筝者》中也向人们介绍了这一习俗。而我个人则有着小说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时刻的经历。我们街区有一个经常欺负弱者的家伙，他会走到接住风筝的小孩旁边，要求小孩把风筝给他，否则就会揍人。大多数的孩子都不得不听他的话。有一天，我哥哥捡到一个被割断了线的风筝。这个家伙和另外两个小孩一起，蛮横地要求哥哥把风筝交给他们。我抓着哥哥的手说，“为什么要把风筝给你们？”然后，没加思索，我重重地揍了那小子一拳。一场恶斗随即开始，那家伙最终被我痛快地收拾了一顿。自那以后，人们视我为一个拳击选手，开始称呼我为“达达吉尔”，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词语，其意思大致是：不好惹的人。由此我得到启发，恶棍其实也欺软怕硬，诀窍就在于多坚持自己的主张几秒钟，心中最初的惊骇之感就会消失。这一体验对我日后成为一名突击队员很有帮助。我对圣帕特里克学校充满了热爱。在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不过，即便在学校我也不自觉地顽皮捣蛋，并屡屡受到责罚。一位名叫德·利马的先生对我尤为“关照”。我觉得老师们总是习惯于将我与我那位成绩优异的哥哥进行不公平的对比。有时候，我会被罚跪在教室的墙角，有时则在教室外罚站。一次，我在教室外罚站，正好看到父亲到学校来见校长，我赶紧溜到教室的后面不让父亲看到。对我来说，记忆最深刻的一次责罚是托德神父当场抓到我在教室里向另一个男孩扔粉笔。他用坚硬的藤条抽了我屁股六鞭，疼死了。成为巴基斯坦总统后，有一次我回到圣帕特里克学校参加同学聚会，还向托德神父提起过那一顿鞭笞。“我感觉就像坐在冰上，神父。”我在自己的演讲中告诉他说。我的一位老同学走到话筒边说，“神父，您当时是否知道是在责罚一位未来的总统呢？”在场的人都大笑不止。托德神父是一位精神高尚的人，我对他怀有无比的敬意，正如我对所有的老师一样。在我十五岁读十年级之前，我一直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通常名列班级前四名。但在那一年，我的成绩一落千丈，原因是我的初恋。这是所有年轻人迟早都会经历的事，只是不同的人处理的方式不尽相同。经历得越晚的人，越难处理得当。而我的初恋来得那么突然，成了当时我生活的中心。说实话，主动的是那位女孩。我当时对于恋爱还很害羞，更不用说去追求女孩子了。她是我的一个邻居，和我年龄相仿，或许要大我一些。我发现被人追求比去追求别人要轻松得多。不管怎样，我当时满脑子全是她。她不会说英语，而我的乌尔都语也不是很好。我的一位朋友帮我读她用乌尔都语写来的信，我则用乌尔都语向他口述我的回复。负责传递书信的是我弟弟的朋友，他身材瘦小，能在各处钻来钻去。他甚至会偷偷钻到她家为我传递书信，并带来她的回复。我还曾经让我外婆毫不知情地参与过我与她的书信往来。我外婆非常可爱，经常身着一件长袍，就像其他传统的穆斯林妇女一样。我对外婆说，她应该去邻里转转，然后把女孩的家指给她看。在她动身之前，我将一封信藏在她身上长袍的口袋中，并告诉女孩应该如何取信。可怜的外婆就像一位不知情的邮差，口袋里装着一位年轻人的情书。如果当初她知道的话，说得轻点，她也一定会很生气。当然，我最终瞒不过我母亲。这个女孩很漂亮，但这段初恋真的只是那个年纪的一时冲动。跟随父母搬了家，这段恋情也就宣告结束了。我们搬到了很远的花园路，距离卡拉奇动物园不远，周围有漂亮的花园。在花园路，我很快再次坠入爱河。她是一位来自东巴基斯坦（现今的孟加拉国）的漂亮姑娘，而且这次的恋情不像第一次那么轻佻。现在她住在孟加拉国，已经结婚并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想我母亲从一开始就有所怀疑，你看过陶工干活吗？他先是仔细挑选黏土，搅拌它，挤压它，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揉搓它。之后，用适量的净水浸湿黏土，把它捏揉成合适的泥团并安放在陶轮上。然后以适当的速度转动陶轮，仔细地把它加工成形。接下来是把陶坯放进窑里，用适当的温度进行加热。经过恰到好处的烘制时间，既不能短，也不能长。最后陶工把陶坯从窑里取出来，一件陶器便制作完成了。一个士兵的训练过程就像陶工制作陶器一样。陶器的质量取决于陶工的素质，如他所选择的黏土质量如何，以及他如何在陶轮上加工陶坯。一个军校学员就像放在陶轮上的陶坯。当他被加工成形后，就被放进军旅生涯这个熔炉里。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士兵，取决于他在军队这个大熔炉中日复一日的锤炼。１９６１年，我进入巴基斯坦陆军学院时年仅十八岁，是个敏捷、聪明的男孩，轻而易举便能在体育运动中获胜。我先在卡拉奇参加了一次笔试。通过笔试，我被选中参加进一步的测试，先乘火车到拉瓦尔品第，然后到西北边境省的科哈特。测试项目包括体能、智力、心理和体检。在心理测试时，要求我们注视一幅黑框画，并写出当时想到了些什么。另外还要讨论社会经济问题。他们要求我带领五个人，完成指定的任务，如清理雷区等。我表现得很好，在规定时间内两次清除规定路段的障碍物。最后，是一位指挥官面试，我觉得不难，回答得也很好。考试期间我与P．Q．迈赫迪住在一个房间，他后来成为空军上将，当上了空军参谋长。

2007-4-24 16:52:43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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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楼

我还记得我们曾去看过一部名叫《黎明》的电影。我通过考核后，便到巴基斯坦陆军学院报到。巴基斯坦陆军学院历史悠久，有青绿的草坪和殖民时期的红瓦建筑。它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之中一个叫卡库尔的地方，离阿伯塔巴德城不远，该城得名于一个叫阿伯特的英国专员。当乘坐的卡车驶进校园时，我们这批身着崭新便装、梳着漂亮发型的军校新学员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陆军学院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少尉军官。没有多想，我就选择到第３６轻装防空团服役，因为这个团的训练、射击和一些科目在卡拉奇进行。我为什么如此钟爱卡拉奇呢？倒不是因为我父母在那儿，而是因为我的孟加拉女朋友在那儿。军队生活也许能使人改变很多，但本性难移。我想不管我驻防在哪里，每年还能回卡拉奇两次，去参加防空团每年的某项课程或实弹射击训练。没想到，我的计划全泡汤了。毕业时，军队做出规定，任何要进入防空部队的军官，必须先到炮兵部队实习。所以六个月后，我被分配到第１６自行火炮团。更要命的是，我的罗曼史也突然终结，因为我的女朋友全家返回了东巴基斯坦。我后来也没到防空部队服役，一直待在炮兵部队，也由此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和保卫国家的使命。其实，我更喜欢成为一名军官，而不是一位绅士。但平静的军人生活开始不久，我就遇到了麻烦。１９６５年夏，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巴印边境我在两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彻底改变了上司对我的看法，其实我本应得到两次嘉奖，但只获得了一次，而另一次就以撤消送交军事法庭相抵。战争于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结束，随后我被提升为上尉。１９６６年，根据我自己的选择，我被调到特种部队，这里是产生优秀突击队员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好的野战部队。特种突击队员的训练要求具有世人难以想象的体力和精力，而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正是用武之地。突击队员要经历在丛林、山地和沙漠的各种独立生存训练，学会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战胜困难。要吃各种“山珍海味”，包括蛇、青蛙腿和当地的蜥蜴（像鬣蜥）。虽然我们不经常如此，但还是学会了吃所有能吃的东西，只有白色汁液的植物除外。从那以后，我对吃的不再挑剔，什么都能吃。当你真正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和干渴，就懂得食物和水是多么珍贵。感谢真主提供了一切。我的上司也承认我是个能力出众的军官，同时也评价说，我是个讲话粗鲁、不守纪律的军官。我也的确因为打架、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而受到很多处罚。当我成为陆军参谋长后，我的军事秘书找出我以前的服役档案，并故意让我翻阅我的纪律档案时，那些记录着实吓了我一跳，所有的地方都被红笔写得满满的。值得宽慰的是，我从未因品格问题和道德堕落而受到过惩罚，对我的年度秘密审查鉴定也总是很好，只是因为纪律问题多少抵消了我的一些优点。总的说来，在特种部队的生活艰苦、活跃、刺激、危险而又很充实。我永远忘不了这些，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你们也许会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人应当谈恋爱，然后为爱情而结婚，但我的婚姻却还是传统形式的包办婚姻。我姑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有个漂亮的女儿，叫赛赫巴·法里德。我姑姑认为我和赛赫巴是天生的一对，我父母也表示赞同。选好日子后，我去了她家，见了她的家人。那天我穿着衬衣和长裤，一双十字凉鞋，这种鞋也叫白沙瓦凉鞋，帕坦人特别喜欢，而且军人们着便服时都喜欢穿它。关键是我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双像样的鞋。赛赫巴没有当过兵，看到我这身装扮来相亲，感到非常吃惊。以前她也见过一些来相亲的，但一一拒绝了，不是说求婚者的头发不好，就是说他的着装缺乏品位，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她不喜欢留胡子的人。但不知何故，她没有拒绝我，除了我的胡子（我拒绝剃掉胡子）和我的衣着打扮。至少她对我的头发和容貌还是满意的！赛赫巴非常漂亮，我对她一见钟情。如果有个那样年龄的男人对你说，他什么都在乎就是不在乎女人的长相，你千万别信。我很幸运，她除了美丽动人外，能力也很出众，后来还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和持家能手。她也磨平了我的棱角，逐渐使我变得成熟和温和。她经常“训斥”我：“不论上司多么愚蠢，只要与他们吵架，肯定会影响你的前途。”她的劝告虽然会慢慢进入我的心田，但我总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平静地接受。赛赫巴后来把她的家庭情况告诉了我。她的父亲叫古拉姆·高斯·法里德，在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工作。他对我非常热情，还对女儿说：“这个小伙子一定会飞黄腾达。”其实我想他并不清楚我怎么才能飞黄腾达，因为当时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说实在的，当时谁也不清楚。之后，我们逐渐爱上对方。订婚后我调到东巴基斯坦的吉大港工作。任职的两年间，我们经常通信，我还常常改她信中的拼写错误（她的英文比我好得多，所以改错并不表示我多有情调，也不表示我儒雅有加）。而作为报复，她也经常改我的错。我一回到卡拉奇就与她约会，我们既天真又大胆，去参加舞会，看电影或去大都会宾馆跳迪斯科。我们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结婚，那时我是上尉。
现在我将转而说说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１９７０年，在大选到来之前，东巴基斯坦遭到强烈的飓风袭击，飓风时速高达１９０公里。随后就是海啸，这是２０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海啸，造成２０万人丧生。叶海亚·汗总统及其政府对此表现十分冷淡，而且反应缓慢。灾难发生几天以后，他居然一直没有到灾区视察，最后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才勉强去了。但东巴基斯坦人愤怒了，感到自己被抛弃、被忽视了，觉得自己不像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倒像是殖民地。我敢肯定当时政府的态度加深了东巴基斯坦人对西巴基斯坦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西巴不关心东巴，于是他们当中更多的人支持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人民联盟。巴基斯坦大选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举行，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次选举，当时整个国家还包括现在的孟加拉国，即东巴基斯坦，而东巴基斯坦差不多拥有全巴基斯坦一半以上的人口。这次大选的获胜者是东巴基斯坦的拉赫曼和他的人民联盟，所得到的席位全部来自东巴基斯坦。他们在东巴基斯坦１６２个议会议席中占有１６０席，当时全国共有３０７个议席。佐勒菲卡·阿里·布托以及他的人民党则在西巴基斯坦的两个大省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获胜，赢得西巴基斯坦四个省１３８个议席中的８２席。但是，人民联盟在西巴基斯坦没有代表，而人民党在东巴基斯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是，布托在大选后单方面宣布自己当选总理，并提出要求制定两部宪法的离奇设想，一部是东巴基斯坦宪法，一部是西巴基斯坦宪法，两地各设一位总理。但他忘记了一点，当时的西巴基斯坦已不再是一个省，而是四个省，除了地理上的意义外，政治上已经没有“西巴基斯坦”这个概念了。

2007-4-24 16:53:2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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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他在西巴基斯坦人中制造恐惧，说拉赫曼和他的人民联盟将利用其在全国议会议席中的多数票来修改巴基斯坦宪法，让各省最大限度地自治，只把国防、货币和外交大权留给中央。他还散布说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将执掌大权，长久统治西巴基斯坦。他忘记了孟加拉人也是巴基斯坦人，人民联盟也是完全按照合法程序通过民主方式赢得大选的。布托威胁说：任何在西巴基斯坦当选的国会议员如果要到东巴基斯坦的达卡参加谢赫的就职典礼的话，他就要打断这些人的腿。他甚至警告说，如果谁坚持要去，那就不要回来。当时，制宪会议原计划要在三个月内制定一部新宪法，但迫于布托的威胁，未能如期进行。应当说是布托和一小撮军方领导人联手毁掉了巴基斯坦。而拉赫曼也缺乏远见，态度顽固，他只扎根在东巴基斯坦，这倒给布托和叶海亚·汗帮了忙。他忘记了自己才是整个巴基斯坦全民选举产生的总理，也忘记了自己需要到西部四个省走一走，以安抚西巴基斯坦人民，缓解他们对东巴基斯坦的恐惧心理。毫无疑问，叶海亚·汗总统害怕失去权力。诡计多端的布托施加压力后，叶海亚·汗总统于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５日宣布无限期推迟制宪会议。第二天他又宣布人民联盟为非法，并宣布逮捕本次大选的实际胜利者、人民联盟领导人拉赫曼。这一行动激怒了孟加拉人，他们早就有被西巴基斯坦盘剥、排斥和遗弃之感，在自己的领导人被逮捕后，愤怒爆发了。老百姓公开造反，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印度的支持。在巴基斯坦军队残酷地镇压骚乱时，印度在巴基斯坦背后捅了一刀。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印度明目张胆地从东巴基斯坦边境线多处发起进攻。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日，印巴战争全面爆发。在这段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的工作与发生在东巴基斯坦的事件有直接关系。在特种部队这个精英辈出的地方服役了四年之后，我于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调到炮兵团。随着战争阴云密布和东巴基斯坦的骚乱，军队高层决定加强特种部队。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我奉命在卡拉奇组建特种部队的一个新连队，大概一个半月后组建完成。当我们准备乘机飞往东巴基斯坦时，战争爆发了。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飞机停飞，我的连队只好编入旁遮普特种部队的一个营中。我的特种兵连奉命夺取一座深入敌占区达３２公里的桥梁，占领桥梁后坚守阵地，直到后续的一个坦克旅与我们会合。于是我开始精心策划我的部队如何发动进攻。我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即当我们夺取桥梁却得不到后续部队的接应时，我们将潜出敌军阵地，强行征用卡车或公交车穿越南边的沙漠返回。我的部下士气高涨，全力备战。正当我们整装待发时，传来了双方停火和东巴基斯坦被肢解出去成为新国家孟加拉国的消息。这是悲哀的一天，当我向部队宣布战争已经结束、９万名巴基斯坦军人和平民投降、进攻桥梁的计划取消的时候，我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所有英勇的士兵都在流泪。这是我一生中最悲伤心痛的一天。那些执掌朝政的军队将领和政治官僚们至今仍令我愤懑不已。东巴基斯坦所发生的一切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悲哀的一幕。失去东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成立实际上是独立以来巴基斯坦政府无能无为的集中体现，可罪过还是落到军队身上。现实是事态已经发展到军队难以挽回的局面：内有大规模的民众骚乱，外有印度入侵的威胁。印度自称是不结盟的国家，在和平友好条约的幌子下，公然得到苏联的帮助，实际上双方结成的是战争同盟。另一方面，我们的长期盟友美国，除了表示同情之外，袖手旁观，未有行动。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够承受这样复杂的严重威胁。不论怎样，军队高层指挥不力，这是军队的耻辱。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７日巴印宣布停火，巴基斯坦被一分为二。
１９７１年战争结束后，整个特种部队撤回休整。我的连队移防北部山区喜马拉雅山深处的卡姆里，防范印度军队入侵。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成转移。这段经历让我知道，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区保卫边疆是多么困难。我们驱车４００公里，沿我国山区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到吉尔吉特。这条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观”的公路当时还在修建，我们小心翼翼地通过沿途数不清的路障和塌方地带，花了１０天时间才到达吉尔吉特。从吉尔吉特我们又乘吉普车走了一段路，然后换乘骡子，艰难翻越海拔４４００米的布尔济尔山口，穿过海拔２７００米的米尼玛尔格山谷，最后步行攀上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卡姆里，来到一片美丽的绿色针叶林带。这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旅程。在高海拔地区，人们必须适应缺氧的环境。冬天的积雪有时深达一米。驻防任务虽然艰巨，但我们完成得很好。虽然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待了近一年的时间，却由衷地感到愉快，变得更为自信。冬天里，我还经常到各个山谷和山峰去转转，很少有人敢在那个季节这样做。我的想法是用忙碌和运动来克服孤独与寂寞。同时，我的行动也能向敌人展示我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冬天就待在掩体里不出来。１９７２年１１月，我进行了一次艰苦的长途跋涉，那是一次真正的冒险。我决定从驻地卡姆里到自由克什米尔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去，沿途勘察巴印控制线。这意味着要完成长达２８０公里的行程，其中，到阿特莫卡姆的２０８公里只能步行。我带着六名士兵和一名向导从卡姆里出发，第一站到达６４公里远的尼克鲁恩。我们翻越海拔４１００米的卡姆里山口，经过几个海拔３６００米的制高点，最后下到尼克鲁恩山谷。在三天的行程中，我们竟然没有遇见一个人。天一亮我们就出发，行进到上午１１点，然后在下午３点至太阳落山这段时间继续赶路。因为上午１１点至下午３点这段时间阳光最强烈，积雪融化，很容易发生雪崩。但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安排行进时间就一定能避开雪崩。事实上，我们一直处于险境，因为有时大声说话都可能引发一场雪崩。离开尼克鲁恩后，我们经过的大多数路段都风景如画。发源于印控克什米尔的克星甘嘎河在尼克鲁恩流入巴基斯坦，从这里开始，被称为尼勒姆河。我们从尼克鲁恩经凯尔，最终到达阿特莫卡姆，一路沿着尼勒姆河走，简直像是在人间天堂。东巴基斯坦分离出去成为孟加拉国后，布托便在巴基斯坦议会剩下的议席中拥有大多数席位，这使他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他成为了巴基斯坦总统，但又借口基本法律不完备，担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其实，恢复１９５６年宪法并不存在障碍，只要修改其中关于东巴基斯坦的条款就行了。但布托选择了独揽大权。刚开始我很钦佩布托。他年轻、有教养、雄辩而又充满活力。他在阿尤布·汗总统手下工作了八年，有政府管理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布托的看法开始改变。我哥哥贾韦德当时任西北边境省首席部长的首席秘书。他告诉我，布托不是个好人，会毁了我们的国家。他是对的。我看到，国家，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如何被盲目的国有化政策所拖垮，国家制度也被布托所谓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所破坏。布托实际控制了国家几乎所有的产业——钢铁、化工、水泥、造船、银行、保险、建筑、天然气和电力输送，甚至包括了一些小型产业，如面粉厂、棉纺厂、碾米厂。他还控制私立学校和大学，我们的教育体制也从此遭到破坏。幸运的是他还没有染指国家最大的产业——纺织业。布托不像一个民主人士，倒像一个霸道的专制者。他把许多反对派送进监狱，包括编辑、记者甚至漫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使用着最时髦的辞令，实际上却是倒行逆施，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永远掌权。这是一个悲剧。他无可置疑的能力本应为国家做许多好事。在他倒台时，我的结论是：布托执政是巴基斯坦所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我现在仍坚持认为，他对我们国家所造成的破坏，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其损失至今仍未能完全弥补。他开了向宗教右翼势力让步的恶劣先例；他禁酒和禁赌；宣布星期五而不是星期天为休息日。这真是虚伪至极，因为人尽皆知布托并不相信这些措施会有效果。１９７４年，我还是少校时，被选送到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颇为重要的参谋课程。我出色地修完了课程，结业时成绩名列前茅。之后，我被任命为驻卡拉奇的２０６旅参谋长，这是大多数少校所向往的位置。该旅后来被派往俾路支省的苏伊和戈赫卢平息部落叛乱。执行这项任务困难重重，我得到了许多经验，尤其是在制订计划和参谋工作方面受益匪浅。在戈赫卢当参谋军官时，我与当地的一些部落头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这样做有风险，却争取到了他们中几个人的信任。一次，庞大的马里部落一个分支的头领邀请我到他山中的家里吃午饭，那儿离我的驻地有五十多公里。我接受了邀请，带着我的司机和一个报务员，乘吉普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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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随身带的唯一武器是一把手枪。这样做是不符合规定的。条令规定：军官在危险地区活动时，必须加强身边的武装保卫。我之所以这么“草率”地行动，是因为我知道，俾路支部落钦佩和尊重勇敢的人。我的冒险成功了。头领皮尔塔塔尼派出部落武装沿途警戒，保护他们的客人。从那以后，皮尔塔塔尼成为我的朋友和旅部的常客，是一个完全与我们合作的人。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版图上幅员最为辽阔的一个省，但人口最少，也最为落后。其居民中４０％是普什图人，他们从西北边境省迁入，已有几代人在此定居。其余６０％是本地的俾路支人，他们仍属于部落社会，由大约７７个部落组成，其中有少数是反政府的。政府在９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B区管理，即政府不实施全面管理，而由当地部落酋长或部落头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A区管理，即处于政府正常管理之下。几十年来，B区的少数酋长巧妙地利用和讹诈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供养好战的武装分子作为本地的武装力量，通过随意使用武力来控制本部落民众。于是，我决定采取措施把全部B区转变为A区，在那里实施政府管理。迄今为止，我们已设法把２６个部落区中的１４个转变成了A区。另一段难忘的经历是我们旅参与抗洪救灾的行动。１９７６年，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洪灾。积雪和冰川融化加上空前的暴雨，使所有河流尤其是印度河泛滥成灾，信德省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旅奉命前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苏库尔救灾。旅长决定由我负责去抢堵一条运河上的决口。对一个参谋军官来说，这已超出了其职责范围，但我明白这是旅长对我的信任，而完成困难的任务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我欣然接受了。受我指挥的人非常特别，除了工程兵外，还给我派了２００个胡尔人（传说中的信德部落勇士）和２５０个苏库尔监狱戴着镣铐的囚犯。我设法使他们团结一心，并彻夜赶工，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堵住了决口。旅长前来检查工作时，既惊奇又兴奋，大大称赞了我的成绩。旅长发现，我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率的参谋军官，还是一个勇敢的领导者，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代价。基于我的素质和成绩，我的军旅生涯从此蒸蒸日上。
    我对学院的课外活动也尽职尽责，尽管这项工作也有风险。参谋学院建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８０年我们举办７５周年校庆，齐亚总统计划出席，为校庆增辉。我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演出晚会，请巴基斯坦文艺剧团来演出。该剧团包括许多杰出的男女乐师和舞蹈演员，他们曾在海外进行过表演，宣传巴基斯坦文化。然而在演出前两天，当演员们正乘火车从拉合尔到奎塔来时，我接到上司的紧急电话。他告诉我，总统不希望有任何歌舞表演，尤其不能有妇女表演。更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他还说，总统甚至不许剧团迈进奎塔一步，免得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听到风声。尽管我提出了异议，但还是被要求执行命令。火车已经从拉合尔出发，我怎样才能阻止这些艺术家抵达奎塔呢？我半夜给苏库尔的副军法执行官（他是位准将）打电话，告诉他我所遇到的麻烦。我要求他去拦截火车，把艺术家们乘坐的车厢分离下来，随便挂上哪趟回拉合尔的火车。准将最初的反应极不客气——一个中校怎能在半夜把他吵醒并要求他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跟他说，他和我的名声都掌握在总统手上。当他头脑清醒过来后，立即采取行动，以军事行动般的准确性把这件事办得极为妥当。凌晨２点，任务完成。我真想第二天早上能看到艺术家们惊讶的表情：他们以为到了奎塔，却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始发站！对宗教势力采取绥靖政策是从布托统治末期开始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齐亚总统则干脆将这一政策进行到底。齐亚没有政治基础或势力，他把布托绞死，使其成为殉教者，也使他的人民党力量大增。齐亚发现与宗教右翼势力结盟于己有利，可以得到一批支持自己的选民，他便开始过分强调和过多地参与宗教仪式，以表明他与宗教势力的联盟关系。政府甚至还禁止音乐和娱乐活动。但我听说，其实齐亚私下里很喜欢听半古典音乐。后来，我又从教官变成了学员，被派到伊斯兰堡的国防大学学习武装力量军事学课程。对一个军官的生涯来说，这被视为晋升路上的里程碑。如果不在国防大学学习军事学课程，就不能成为将军。军事史、军事战略、政治、边境地理，以及最主要的作战战略，构成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作战战略课通过几个逼真的战争演示和地图作业来讲授。数学上的功底促进了我对战争主要因素即时间、空间和相对实力的理解，因此各科我都学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我的作战计划制订和实施，以及作演示时所表现出的信心，都受到了赞赏。这门课程对我成为最高指挥官、参谋或者担任教学工作都益处匪浅。它使我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军官，作好了晋升到更高军阶的准备。我知道，如果发展顺利的话，我将会成为将军。学完军事学课程后我回到卡里扬，这次是出任第１６自行火炮团司令，该部队曾参加过１９６５年的战争。我的军衔还是中校，而且再次被选派为拉瓦尔品第的军法执行官。但这次任期不像在拉菲·阿拉姆手下时那么愉快。我的新上级粗暴、顽固，以经常对下级施压而闻名。适应这样的领导并非易事。我们之间还有过几次冲突。有一次，我要求警察移走因建筑作业留下的一个路障，却受到他在电话里的严厉警告。第二天，当他从卡拉姆到拉瓦尔品第的军管司令部来时，我郁郁地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解除对我的任命，让我回去指挥我的炮团。我说：“如果我做正确的事要受到斥责，以后我会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这令他大吃一惊。他赞扬我所取得的成绩，让我平静下来。于是我只好继续担任军法执行官之职。幸运的是，从此他对我变得十分客气。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年中，我被派往军事作战局任军事作战副局长，同时被批准晋升为准将军衔，但因为准将职位没有空缺，只好暂时任资深上校。
    我在军事作战局的短期经历不如预期的收获大，主要是因为我的上司缺乏激励和指导能力。然而在那儿，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军队最高层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星峡冰川冲突时，我恰好是处理这次事务的一员。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现在。星峡冰川是一条很长的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中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的位置，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冰川受海拔５２００米至６４００米高的瑟尔多罗山脉阻隔。１９８３年，我们获知印度频繁侵入巴属星峡冰川，我们迅速派遣一支特种部队分队去证实这一消息。印度的侵占得到了证实，因为部队在冰川上发现了一些证据，是印度人仓促废弃的营地。在陆军总部，我们开始制订占领瑟尔多罗山脉分水岭山口的计划，以控制星峡冰川。冬季已经来临，我们没有在这种高原上作战的经验。那里的海拔超过４８００米，气温低达摄氏零下５８度，并伴随着凛冽寒风。关键问题是何时占领山口，因为印度人已经知道我们的特种部队分队已跨越瑟尔多罗山脉，进入了冰川。我们准备在严冬刚过的３月初出发，以确保我军先到达山口。但负责管辖和指挥北部地区的将军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复杂的地形和低温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在３月到达那里。他建议５月１日开始行动。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因为他是那儿的司令。然而，这是个大错：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印度人已经占领了星峡冰川和几乎所有的瑟尔多罗山脉制高点。而我们的部队还是要登上去，占领印度人周围的制高点，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最后，双方都在制高点上建立了许多阵地，而这些阵地也都在对方的射程之内。双方的枪战、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夺去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印度方面的损失比我们更大，他们要在星峡冰川的断缝中艰苦跋涉三到七天才能占领山口。而在巴基斯坦这面有一条碎石路可以直抵瑟尔多罗山脉，部队乘吉普车前行一段后，一天之内就能爬上山口。当任何一方试图调整或占领新的高地时，整个前沿阵地的各个制高点就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小冲突。开始时，印度进行了几次尝试，但很快发现这是徒劳，他们损失惨重。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的“战略”有一些有趣的改变。印度部队会发布一些与敌人偶然交火的报告和通讯，应该把这些交火称为“假交火”，因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开始有几次，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们的陆军总部很恼火，发出一连串命令，要求澄清前沿阵地的作战形势，却被告知情况很平静。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影视制作产业，并以制造极为夸张的非现实主义电影而著名。因此，当听到印度经常与巴军冲突和交火的假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实际上我们后来就像听娱乐新闻一样收听他们编造的军事行动，其中还包括各种细节，如“敌人”如何发动进攻和他们如何“勇敢”抵抗。后来，这些伪造的交火竟然成为奖励“勇敢者”的理由和晋升的依据，我们简直乐不可支。很久之后，印度高层军官发现了其前沿部队玩的这套把戏，军事法庭也处理了几个缺乏道德且严重失职的军官。有几次，我们截获了印度部队伤亡以及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地形印度方面无法实施救援的消息，有时士兵死了好几天，才会有直升飞机来把尸体运走。大雪和低温造就了天然停尸房。星峡冰川的冲突是我们和印度在世界屋脊上的主要冲突之一。另一次更严重的、几乎导致全面战争的冲突是卡尔吉尔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除了上述两次冲突，自由克什米尔与印控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上也一直冲突不断，几乎每天发生交火、炮击和狙击行动。这一切表明，当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时，即便是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也不能阻止双方之间的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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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法管制司令部工作与我所喜爱的指挥部队的工作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也可以说有些不自然）。然而，在这里我明白了一个人可以在建立公正和改进管理方面做出很大贡献。在旁遮普省五个专区之一的拉瓦尔品第专区范围内，我做出了有限的一点儿贡献。我所从事的工作为我提供了一次观察文官政府运作的机会，教会了我如何与文官相互沟通。这段经历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收获，但都对我后来管理国家有所帮助。齐亚将军军法管制时期有一种严厉的惩罚方式，即对犯人施以鞭刑。我注意到，只有穷人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即使他们只涉及轻微犯罪。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即使涉嫌严重犯罪和腐败行为，都能设法逃避这种特殊形式的“正义”。一天，我决定到拉瓦尔品第监狱去了解鞭刑。面对这种令人厌恶的事是一种折磨，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没有人性、最令人羞辱的事情。狱卒为我搬出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摆上我喜欢的各式糕点。这时，我的脑海浮现出古罗马斗兽场的情景，而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命令狱卒立刻撤去糕点。那个可怜的人要被鞭打五鞭。他只穿一条内裤，四肢叉开被紧紧捆在一个Χ形木架子上，丝毫不能动弹。鞭打的人穿着运动短裤，像个摔跤运动员。他先在犯人的屁股上画一条线做出记号，标示出要鞭打的准确部位，再在地上画一条线标记出他要站的位置。然后后退五步，开始助跑，到线时使尽全力打出第一鞭，犯人的肌肉立刻绷紧了。第二鞭时犯人痛得扭曲着身体，第三鞭时他开始尖叫。我不忍心再看第四和第五鞭，我想他已经昏过去了。人们松开他后，他面朝下摔倒在地，我看到他屁股上满是鲜血。这时来了一个粗鲁的医生，他先检查那个可怜的人，然后却做出最令人气愤的事：他双脚踩在那个犯人的屁股上。此刻，突然听到犯人发出了更大的惨叫声。我愤慨极了，不仅仅是不满这种非人道的惩罚方法，而且认为这整个事情都是不公平的。我向拉菲·阿拉姆少将讲述了我看到的情景，请他至少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阻止这种残酷的行为。感谢人类的良知，他接受了我的请求，告诉法院不要再对穷人苛罚鞭刑。之后，我接受了另一项军管任务，命令警察抓捕破坏社会治安的捣乱分子，改善当地法制和社会秩序。于是他们不假思索地抓捕了所有在警局有两类前科的人。我被告知那其中包括在拉瓦尔品第红灯区拉皮条的人、鸨母和乐师。我责骂了这些警察，要他们把这些人放了。这时，发生了令我非常尴尬的事，这些被放的人跑到军管司令部高喊支持我的口号：“穆沙拉夫执行官万岁！”我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赶紧离开就再把他们抓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命令把所有的涉毒案件送到军事法庭来审理，结果这一命令很快变成了闹剧。警察开始到处抓人并起诉那些在街头贩卖或吸食小剂量毒品的人。结果军事法庭人满为患，我们只好撤消了这一命令。简而言之，这就是我参与军法管制的经历。从中我总结出一些教训。首先，只要军队卷入军法管制，就会分散精力，无从顾及重要的军事责任，军事训练和快速反应能力会遭到削弱。其次，当把军法和军队置于文官政府之上时，文官政府就发挥不了作用。而军法管制撤消后，文官政府仍然效率低下，这只会使其发展受到阻碍。我还认识到，无论军法还是民法，穷人总是压制手段的受害者，而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通常会凌驾于法律之上。我在军管司令部任职期间，曾尽力帮助穷人，对他们很宽容，而对特权阶层坚决打击。我相信，一个贫穷而饥饿的人偷盗是事出有因，国家没能给他们提供生计；但富人受贿却应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因为他们已经很富裕了。
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８年的十三年间，我在军旅生涯中从中校成长为陆军参谋长，跨越了许多台阶。同时，在参与国家高层政治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巴基斯坦政坛不断重复着这样的模式：民选的政府产生腐败，创造了军队接管的条件；而反对党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在此时站出来，呼吁军队夺取政权或改换政府。在这期间，其中也包括我所说的始于１９８８年的“可怕的十年民主”，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多次的政权更迭和日益紧张的印巴关系，我自己也又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虽然我已不在前线，却感觉与在前线无异。１９８５年我晋升准将军衔，同时被派回国防大学任教官。巴基斯坦的陆军军官有指挥、参谋和教官三种任命方式，根据个人的素质和业绩进行轮换。能够胜任全部三种职位的军官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我被看作一个全面的人才，所以常常在这三个职位中轮换。国防大学教官是武装部队教育系统中的最高职位，我从中受益良多。任职期间，为了掌握战略、战术、作战和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我必须进行大量阅读和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总结自己思想的好机会。１９８５至１９８６年当了两年国防大学的教官后，我被调往卡里扬装甲师任炮兵指挥官。说来也怪，我在每一个军阶都有被派到卡里扬任职的经历。这是我可以在指挥车或吉普车上悬挂旗帜的第一个职位，我感到非常光荣。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原因是印方动用几个军的作战部队在巴基斯坦南部沙漠地区的边境附近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由于印军一反常规演练模式，携带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装备，所以巴基斯坦非常重视。印军此次演习的代号为“事实真相”，是由陆军总司令松达基将军一手策划的。对此，我们决定从战略高度作出强硬回应。我的装甲师和其他作战部队奉命在旁遮普省北部的锡亚尔科特地区集结，直接威胁通往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交通线。由于部队的这次调动，使人们看到了众所周知的巴基斯坦的“战略定位优势”：我们能够比敌方在更短时间内对更多的对方敏感目标构成威胁。我们的回应遏止了印度的进一步冒险行动。对峙僵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印度方面终于恢复理智，双方开始谈判以避免交火。在这次对抗过程中，巴基斯坦军队始终士气高昂。我激励我的部队，使他们犹如蓄势待发的弦上之箭，而且人人也都渴望能有一次为１９７１年发生在东巴基斯坦的一切报仇雪恨的机会。也就是在我的这个任期，我被提名为总统齐亚·哈克将军军事秘书的候选人。我是由齐亚总统的前军事秘书马哈茂德·阿里·杜拉尼准将（后来晋升为少将）推荐的，他被调来卡里扬任旅长，大家昵称他为“疯子”（２００６年他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当时，有人要我做好随时奉命上任的准备。我也告诉我妻子赛赫巴，说我可能很快会带一些简单行李离开驻地，要她也做好随后离家与我团聚的准备。但是，五天过去了，我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后来得到消息说已经任命纳基布准将担任此职。我感到非常失望。事后，我的上司法拉克少将对我说了内情。原来齐亚总统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已经挑选我担任总统军事秘书。但是，法拉克将军回答总统说，我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担任军事秘书将不利于我的前程，因为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指挥过一个步兵旅。如果一个军官出类拔萃，想继续高升，无论他来自战斗部队的哪个兵种，他都必须具有在其军旅生涯的某个阶段指挥步兵旅的经历。这个小插曲，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也挽救了我的生命。后来我荣任驻巴哈瓦尔普尔第２５步兵旅旅长，纳基布成了总统齐亚·哈克将军的军事秘书。我在那里待了大约有八个月。就在我离开后一个月，即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７日，齐亚总统乘坐的C－１３０飞机在巴哈瓦尔普尔坠毁。同机遇难的巴基斯坦陆军高级军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赫塔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将军、一位美国准将、美国大使阿诺德·拉斐尔和纳基布。是真主的仁慈救了我，也感谢法拉克少将当时为我着想。那次事故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个谜。事故调查报告指出：在坠机现场检测到了钾、氯、锑、磷、钠等化学物痕迹，而这些元素一般与飞机的自身构造无关，所以飞机坠毁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内部的阴谋破坏。令人奇怪的是这一事件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调查，飞机的黑匣子找到后，也没有为事故提供任何可疑线索。看起来好像是有人使用了某些气体使飞行员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到底是谁释放了这些气体，我们并不清楚。当然我只是自己有所怀疑。

2007-4-24 16: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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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楼

    １９９７年，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时，要挑选一名新的陆军参谋局局长候选人。当时多数陆军军官认为我能够或者说我应该得到这一职位。我也知道卡拉马特将军对我作为指挥官和参谋时的表现非常欣赏。他也曾经是我军事学课程的教官，我当师长时的军长，他当参谋局局长时也是我的上司。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挑选了阿里·库利·汗·哈塔克中将。在我看来阿里·库利只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必须承认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我甚至想以中将军衔从陆军退役。我跟赛赫巴说，应该感谢真主，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在中将衔军官中我排名第三。尽管这是在前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卡卡尔将军的操控下排出来的，他把第一位给了他想提拔的阿里·库利。如果没有这种不公正的操纵，我将排名第一，而且在考虑提拔下一任陆军参谋长之前阿里·库利也已经退休了。然而，最终选择阿里·库利为陆军参谋局局长人选说明，卡拉马特将军想在自己退休后由他接替陆军参谋长，因为众所周知，拥有任命陆军参谋长权力的巴基斯坦总统法鲁克·莱加里和阿里·库利曾是同班同学。我是一介庶民，一名普通军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手腕。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晚饭后，７：３０左右，我和妻子正在位于曼格拉的家中看电视，突然接到谢里夫总理要见我的电话，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就赶去伊斯兰堡。“不，长官，他现在就要见您，越快越好，就今天晚上。”总理的国防秘书说。我的背马上绷紧了。像这样在晚上召见一个中将，是非同寻常的，何况陆军参谋长就在总理的隔壁，可以随时处理任何军机要事。“好，”我说，“让我通知陆军参谋长。”“不，”国防秘书说，“这是高度机密，您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事件非同寻常。“召见我为了什么事？”我问道。“长官，您到这里来就知道了，不要对陆军参谋长说这件事。”“我可以穿军装来吗？”我问道。“是的，请尽快赶来。”我穿上军装，召集警卫，出于谨慎，还别上了我心爱的格洛克１７型手枪，出发赶赴约９０分钟车程外的伊斯兰堡。我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车刚驶进伊斯兰堡，就接到朋友伊贾兹·沙准将的电话，他是三军情报局拉合尔分局的司令。“祝贺你，”他说，“你要当陆军参谋长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说，“卡拉马特的任期还没满，我怎么会当陆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了。”我的朋友说，“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事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陆军总部开军长会议的事。当时卡拉马特将军宣布，谢里夫总理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他本人现在有权任命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记得当时阿里·库利中将的脸色变得很阴沉。他是总统法鲁克·莱加里的朋友，多少有望被选任为下届陆军参谋长。但如果由谢里夫来做决定，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一些朋友告诉我，我当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又回来了，但我对这个看法无动于衷。因为我觉得，即将离任的陆军参谋长在退休前仍会力荐阿里·库利将军。虽说有宪法修正案，任命下届陆军参谋长的委任令还得由总统签署，因此莱加里总统对此事仍会施加影响。此后，以总理为一方，以总统和巴基斯坦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发生了公开和极不体面的冲突。按过去的做法，两边都来拉陆军参谋长从中仲裁。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试图让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如果那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民议会和不听话的谢里夫政府。谢里夫总理说服一些法官站在他那一边，这些人又通过了一个反对首席大法官的决议案。然后，总理让他的党徒在最高法院开会时围攻最高法院大楼，而他自己却躲在幕后以免遭受打击或失败。说得婉转些，这是巴基斯坦政治史上的一个低谷。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召开军长会议讨论局势，因为总统和总理都要求他作为仲裁者介入此事。三军情报局证实，总统串通首席大法官想解散国民议会，其真正的目标是要赶走谢里夫总理。我们考虑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办法是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保持中立，在履行职责时不偏不倚。而一些人认为，纳瓦兹·谢里夫利用其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性多数席位而随意改变宪法，这是在危害国家，最好让他赶紧下台，以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阿里·库利将军说，如果总统败北而被迫下台，那么谢里夫也应当下台，两边都出局，我们可以实行军法管制。但我反对说：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纳瓦兹·谢里夫是选举上台的，如果要让民主扎根和成熟，就必须让他未尽的任期继续下去。所以，我是维持总理地位和国民议会运行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如果一定得有人做出个人政治牺牲的话，就应当是总统和首席大法官。我记得当时我在会上作了很久的分析。第二天，卡拉马特将军召开高级参谋会议，我没参加，但阿里·库利参加了。事后我获知，阿里·库利在会上说了很多，意思是卡拉马特将军应当接管权力，实施军法管制。几天后，陆军参谋长在官邸再次召开会议，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军长也参加。阿里·库利再次提出军队应当接管权力，让总统和总理都下台。我和阿里有一些小的口角，因为我认为他这是自我膨胀的不正确做法。我们再次想到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但最终决定，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劝退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军队支持民选的总理。然后就散会了。第二天，在我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绝望的阿里·库利打出他最后的一张牌：坚决主张如果总统离任，纳瓦兹·谢里夫就必须下台，并由军队接管国家权力。卡拉马特将军不同意，他站在了总理一边。后来，法鲁克·莱加里总统决定辞职。同时，由于失去许多法官的支持，首席大法官不久也辞职了。“最高法院会战”就这样不体面地收场了。像过去一样，陆军参谋长再次被拖入这场政客间的风波，但他这次做出了正确选择。那天夜里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时，那里还有点混乱。总理坐在一张沙发上，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告诉我，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他已任命我出任该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他辞职，他答应了。”总理说。我略微感到震惊。卡拉马特将军的“错误”仅仅是他在海军参谋学院演讲时，提了几条关于如何改进国家管理的建议，包括主张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纳瓦兹·谢里夫竟为此摘掉了他的“乌纱帽”。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卡拉马特将军答应辞职所表现出的软弱。这在军中引起极大不满，因为士兵和军官们都感到羞辱。我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现役军人，尤其是司令官，不可以发表政治言论。但同样，政府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从不把军队司令官拖入政治。而在一个频繁把军队拖入政治的国家，如果陆军参谋长本身行为得当，他就不能因为涉入政治而受到指责。我感谢谢里夫对我的信任。在给我带上军衔肩章时，他说：“我选择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是所有中将里唯一不为谋求这个职位而直接或间接讨好我的人。”我向总理敬完礼，就离开了那里。离开总理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驱车去陆军参谋长官邸见卡拉马特将军，他现在是我的前任了。“长官，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他什么也没说，直到今天他也没告诉我他辞职的原因，而当时只是向我表示了祝贺。我能说什么呢？说“长官，我为你感到遗憾，而为我感到高兴”吗？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十到十五分钟，就离开了陆军参谋长官邸。晚上我住在装甲兵军部招待所。我把这件事首先告诉了我妻子和父母，不用说，他们都很兴奋。不久后我接到阿里·库利的电话，他现在是我的参谋局局长，要负责第二天早上我的任命仪式。“佩尔韦兹，祝贺你。”当听到阿里向我平淡地表示祝贺时，我既惊讶，又痛心，因为他又以同样的声调告诉我，“明天我得去白沙瓦参加一个婚礼。”我说：“好吧，如果你非得去的话。”然后，阿里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不再回来了。”“阿里，这完全由你来决定。”我回答说，尽量不流露出失望，“我希望你继续干，但如果你不愿意，那就随你吧。”阿里再也没有回来，他从军队退休了。他甚至不再和我说话，也拒绝回应我给他发的参加所有军旅同事宴会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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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楼

他的行为有些古怪。毕竟，他是一位中将，也曾是参谋局局长，更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和战友。如果不出那些事的话，他会为自己的朋友当了陆军参谋长而感到高兴，也会成为我的参谋局局长。显而易见，我们的友谊结束了。他应当记得那句古老的格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贾汗吉尔·卡拉马特的被迫辞职在军队中引起的不满超过了我的想象。而那位在议会拥有大多数席位的傲慢总理，正忙于把所有大权都揽到自己的手中。通过宪法修正案，他不仅在其党内，也在议会内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他的党徒激烈围攻最高法院，安全摄像机已记录下了他们所有恶劣的行为。他贿赂和胁迫法官，还企图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逮捕和虐待大批记者和编辑。他把总统贬低为傀儡，使总统不再具有罢免腐败无能的政府、要求军队干政的权力。因此，专横的总理和军队之间失去原有的“制衡”而直接面对。纳瓦兹·谢里夫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话就解除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我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军队，我们的任务是尽量以各种方式帮助政府，尤其是在政府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的方面。我们应当从卡拉马特将军被迫辞职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再次蒙羞，要防止总理再做类似的事，但我们只限于做出反击，决不主动挑事。我只当了一年的陆军参谋长，军队就被迫反击纳瓦兹·谢里夫了。我与他的工作关系刚开始时相当好，尽管在解除两名少将、任命两名中将和他要求军事法庭起诉一名记者叛国罪这几件事上产生了小的分歧。我必须说，他的工作风格让我感到可笑：我从未看到他读过或写过任何东西。我们的关系恶化起因于卡尔吉尔事件和纳瓦兹·谢里夫１９９９年７月４日访问华盛顿时在比尔·克林顿面前突然屈服这件事。卡尔吉尔事件极为紧张危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进行核武器爆炸后的第一次冲突，需要单独用一章来说明它。
１９９９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同年还发生了针对我的暗杀事件。１９９８年秋天和１９９９年发生的事件，戏剧性地把我从戍卫国家推向领导国家。这些事件也使两个核大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处于战争的边缘。现在该揭开隐藏在神秘外表下的真相了。为更好地理解卡尔吉尔冲突，我需要强调的是，卡尔吉尔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在实际控制线附近被冰雪包围、难以接近的北部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战术层面上所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和现代军事对抗中的最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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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楼

阴谋

我得承认，当谢里夫总理突然解除我陆军参谋长职务，随后强行改组军队最高指挥层时，军队毫无准备。这是一场政变。
“长官，飞行员请您到驾驶舱来。”军事秘书纳迪姆·塔吉刻意低声说道。当时我正在想着其他事情，但他焦急的声音将我唤醒。“怎么了？”我很惊讶。如果飞行员仅仅是想让我从驾驶舱观察飞机降落的景象，塔吉的声音不会如此焦急。命运时常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打上记号，我预感这次想必也是命运的光顾。我们正从２４００米的高空下降，这架商业班机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飞往卡拉奇。此时“系好安全带”、“请勿吸烟”的标识不断闪烁。我向窗外张望，看到飞机下方卡拉奇市灯火通明。在科伦坡，机场遇到强风暴，大雨倾盆，淹没了跑道，飞机被迫推迟５０分钟起飞。中途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停留时，又因有些乘客逛免税商店误了时间，飞机再次推迟起飞。后来证明能有这两次耽搁对我来说是极其幸运的。除此之外，飞机一直平安飞行。我对即将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无法预见到地面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不但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６：５５，我乘坐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８０５次航班的空客飞机预计十分钟后降落在卡拉奇机场，机上还有１９８名旅客，其中有许多学生。起飞不久，大家在飞机上吃过饭，有些孩子跑到飞机头部我的座位前，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并与我合影。我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因为他们想法新颖，看事情别出心裁，无忧无虑，没有成年人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一会儿，舱内灯光转暗，大家都静了下来。这只“大鸟”发出的嗡嗡声很容易使人陷入沉思或是昏昏欲睡。赛赫巴坐在旁边靠窗的位置，眼皮垂下进入了梦乡，而我则陷入沉思之中。客舱中一切都显得很平静。“长官，飞行员请您到驾驶舱。”军事秘书重复道，语气显得更加坚持。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我带到飞机前端，告诉我，飞行员得到通知，地面控制台不允许本次航班在巴基斯坦任何机场降落，要求飞机立即离开巴基斯坦领空。而飞机燃油只能再维持一小时十分钟航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指令听起来莫名其妙。我马上要求女乘务员关上驾驶舱门，拉上帘子，不准任何人进入，以免旅客发觉而产生恐慌。总部助理和军事秘书告诉我已经试着接通卡拉奇军军长及其参谋的三个手机号以确定地面状况。他们不停地换着位置以便更好地接收信号，但还是无法连通。我们还试图通过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地面传播备份系统获取信号，但也没成功。而在他们向我汇报情况时，飞机已经消耗了十五分钟航程的宝贵燃油。我进入驾驶舱询问机长情况如何。他回答说，空中交通控制台拒绝给出不准降落的原因，只是重复命令飞机立即飞离巴基斯坦领空，在国外机场降落。他说：“长官，我认为这跟您有关。”事后看来的确如此。飞行员清楚巴基斯坦文官政府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他的话还是给了我当头一击。虽然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许这架航班在卡拉奇或其他国内机场降落？我只能猜测谢里夫总理对我下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谁也不能置许多无辜生命于危险之中。直到紧张的空中一幕结束，我才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飞机燃油只够飞一个小时了。”飞行员绝望地说。我让他再次询问空中交通控制台，在飞机燃油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许飞机降落。飞行员问后无果，又过了四五分钟，那时我们在继续飞往卡拉奇机场的航线上，控制台回答：“升高到２１０００英尺（６４００米），离开巴基斯坦，随便飞往什么地方。”这次控制台仍然没有做任何解释。飞机飞往哪里他们无所谓，他们甚至要飞行员跟航空公司联系。荒谬！航空公司经理能说什么？控制台让我们飞往孟买、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或者伊朗阿巴斯港，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提迪拜。控制台还通知说，他们已经告知国内所有机场不得允许这架飞机降落。真是太歹毒了！印度是离我们最近的国家，飞机燃料有限，我们也许别无选择只能飞往印度。但那样我们将落入最危险的敌人之手。巴印之间打了三次残酷的战争，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参联会主席坐着本国飞机飞往敌对国家，这太匪夷所思了。控制台不敢发出这种荒谬和大逆不道的指令，这肯定是最高层的命令。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基斯坦军队都不会赞成把自己的陆军参谋长交到印度人手中。这事只有巴基斯坦文官政府做得出来，除总理之外再无他人敢发布这样的命令。将陆军参谋长撤职是一回事，但劫持一架飞机并胁迫飞往印度可是罪大恶极。令人吃惊的是，谢里夫总理发动针对军队的政变之时，也不想想这种举动对印度来说可是一大胜利。到现在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谢里夫当时怎么就没有想过，把自己军队的陆军参谋长逼到敌对国家是多么难堪的事情。巴基斯坦民众则会认为这是最大的背叛。我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与地面指挥中心的直接冲突，更是与纳瓦兹·谢里夫政府的针锋相对。“我们能去哪里？”我问飞行员。他回答可以到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或者阿曼，但必须尽早决定，因为燃料所剩无几。“除非踩着我的尸体，否则别想飞往印度。”我愤怒地说。驾驶舱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但我要保持冷静。我在军队待了多年，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指挥官，我已经逐渐养成危机时刻处乱不惊的习惯。对于死亡，我认为如果它不可避免，那就来吧。我倒不是宿命论者，但是我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在危急时刻理性思考，就绝不可能摆脱困境。“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准降落，”我说，“这是商业航班，怎么能改变航向？”飞行员把我的问题转告控制台。又是长达四五分钟的令人不安的等待。后来有人告诉我，之所以要等这么长时间，是因为问题和命令都需要一层一层传达。飞行员问控制台的问题先被转达给民航总局办公厅主任，办公厅主任向上级汇报，民航局长给伊斯兰堡总理军事秘书打电话，军事秘书再请示总理。从飞行员到谢里夫总理总共有六个人，加上我是七个人。考虑到谢里夫回复时间如此之长，想必他正深思熟虑各种回答并与身边的人商量。这种残酷而缓慢的联系过程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燃料。历史上头一次，空中飞行的飞机被地面的人劫持，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宣誓要保卫本国公民的总理。等待回答的同时，飞机升到６４００米。得到的回答跟原来一样：“飞机不能在巴基斯坦任何地方降落，立即离开巴基斯坦领空。”简直难以置信。这到底是想把我们赶出国，还是想置我们于死地？这时飞行员有更多不幸的消息，飞机爬升到６４００米花费了太多的燃料，以至于我们无法抵达巴基斯坦以外的任何地方。“实际上，现在已不可能继续飞了。”他说，气氛更加紧张。这样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尽量找其他地方降落。“告诉控制台，飞机没有燃料了，无法离开巴基斯坦。”作为最后一招我告诉飞行员。“等一下，不行，”我想想说，“不管他，就降在卡拉奇，飞机上有二百多号人，不管地面愿不愿意。”难以置信的是控制台无动于衷。他们以令人战栗的口吻告诉飞行员，巴基斯坦国内机场灯光已全部熄灭，三辆消防车正停在卡拉奇机场的跑道上。“飞机会坠毁，我们不能降落在卡拉奇。”机长悲哀地说。驾驶舱里的空气都要凝固了，大家安静得近乎死寂。我怒火中烧，但是清楚自己必须保持冷静和自制，不能分散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注意力。机组人员没有辜负信任，在这场严酷的考验面前，他们自始至终沉着冷静，表现出职业素质。我要飞行员再次通知控制台，飞机燃料不足，无法飞离巴基斯坦领空。“我们到不了其他任何国家，你必须批准飞机在卡拉奇降落。”我让他照着说。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控制台告诉我们飞机可以转向纳瓦布沙，卡拉奇以北约１６０公里外信德省沙漠里的一个小城镇。“燃料够飞到那儿吗？”我问飞行员。“刚刚够，长官。”他回答说。“好，那就这样，去纳瓦布沙。”

2007-4-24 16: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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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楼

    此时正是晚上７：３０，我停留在驾驶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５５分钟，飞机正飞往纳瓦布沙。驾驶舱的电台中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人突然要求飞行员飞回卡拉奇。考虑到燃料所剩无几，飞行员不知道能否返回。他开始对燃料进行计算，而且他担心计算出错。我们都对这一变化感到不安。是谁出人意料发出在卡拉奇降落的命令的？是什么引起这最后一刻的变故的？地面上有危险，但危险在哪里呢？当我们正在猜测缘由而飞行员忙于计算燃料之时，卡拉奇军的一位师长马利克·伊夫蒂哈尔·阿里·汗通过电台联系飞机。“告诉陆军参谋长可以返回并降落在卡拉奇，”他告诉飞行员，“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仍很怀疑，要求直接跟他通话。我必须确定那人的确是他，而非别人在假扮。我也必须确定并非有人在胁迫他骗我返回。那是我第一次使用飞机电台跟人通话。“军长在哪儿？”我问他。
    “长官，军长在贵宾室，他在门口等你，我在控制台。”“出了什么事情？”“长官，你不知道，两个小时前新闻宣称你已退役，齐亚乌丁·巴特中将被任命为新的陆军参谋长。他们企图让飞机转向，不在卡拉奇降落。但是现在军队已经控制局势，我们也控制了机场。快回来吧。我们将详细汇报此事。”我仍然想确保万无一失。“你能说出我家小狗的名字吗？”我问，因为我知道他清楚。如果有人假扮他或者胁迫他的话，他无法或不会给出正确答案。“多特和巴迪，长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虽然气氛依然紧张，我却仍能听出他话语中的笑意。“谢谢你，伊夫蒂哈尔，”我说，“告诉马哈茂德和阿齐兹，不准任何人离开国境。”马哈茂德·艾哈迈德是驻拉瓦尔品第第１０军军长，穆罕默德·阿齐兹·汗是陆军参谋局局长，他们都是陆军中将。我询问飞行员燃料情况：“能飞回卡拉奇吗？”“我们才在去纳瓦布沙的半道，刚刚够返回。但是，长官，您得尽快做出决定。如果中途遇上湍流，飞机就可能坠毁。”“我们回卡拉奇。”我说。可以想象，接下来几分钟是多么的令人不安。轻微转向、风切变或者任何震荡都有可能耗尽燃油、机毁人亡，能否平稳降落生死攸关。我回到座位，发现赛赫巴处于不安之中。她看到一名脸色煞白的女乘务员从旁边经过，“……她那样就像是见到鬼似的。”她告诉我。军事助理递烟给我，我便拿起一支。赛赫巴知道出事了，因为通常我是不抽烟的。这与后来一段在全球各大电视台热播的电影片断给人的印象不同，影片里我吧嗒着烟卷，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机舱里本不能吸烟，所以我问过道对面的女士是否介意。这位女士是卡拉奇文法学校的校长，好心且宽容。有人递来一杯茶，我一饮而尽，这也是有别于通常的。赛赫巴这下确定一定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转头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飞机不准降落，燃油耗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被撤职，齐亚乌丁成为陆军参谋长。很明显，谢里夫不愿意看到我留在国内反对其非法行动。“我就知道这么多，”我对她说，“但是我们正在降落。”赛赫巴被吓坏了。她发出介于喘息和尖叫之间的声音。后来她告诉我，当她醒来时发现我不在座位上，而飞机飞行状态又极不正常——先是骤降，继而爬升，然后两次掉头——她还以为飞机即将坠毁。飞机成功降落，剩余燃料仅够飞行七分钟。军长乌斯马尼中将、师长伊夫蒂哈尔还有其他一些人可能还抱有怀疑之心，因为降落之后，控制台要求飞机开到旧的停机坪。负责我旅途安全的别动队不让我靠近机舱门，以防枪手袭击，他们在我前面站成一排充当盾牌。但是当看到军长站在舷梯上时，我松了一口气。他是第一个走进飞机的人，为平安降落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士兵拥入飞机把我护卫起来。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当我踏上停机坪时，我对发生的一切还是一无所知。幸运的是我活着下了飞机，尤其是看到赛赫巴和其他乘客特别是那些孩子安全抵达时，我十分宽慰。我经历的这惊险一幕，时常涌现在我脑海里。此刻，我想起了奥马尔·卡雅姆著名的四行诗：摆动的手指不断写下新的历史，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力改变事实，即使珍贵的眼泪也无法洗刷一毫一丝。
    当我走向在停机坪上等待我的轿车时，我在想：“真主啊！我究竟是降落在什么地方啦？”
    反政变——只能用这个词语了——始于下午５点，就是从电视报道我被解职的消息那时开始。挫败政变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到晚上８：３０，拉瓦尔品第军军长马哈茂德·艾哈迈德陆军中将走进总理官邸，扣留了谢里夫总理。下午５点刚过，军队开始在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所在地）、伊斯兰堡（离拉瓦尔品第１５公里）、卡拉奇、拉合尔分别采取行动，之后在我乘坐的飞机被指示飞往纳瓦布沙时，那里的军队也行动了。在伊斯兰堡的军事行动极为紧张且富有戏剧性，而卡拉奇则是戏剧高潮。不止一次，反政变的军官和士兵与政变武装分子剑拔弩张、怒目而视。完全是他们的镇定自若和真主的仁慈才避免了这场流血冲突。５点的时候，军队办公室都关门了，陆军指挥部的军官不是回家就是享受夜生活去了。陆军参谋局局长穆罕默德·阿齐兹·汗陆军中将和马哈茂德·艾哈迈德陆军中将正在恰克拉拉陆军俱乐部打网球，那里离陆军总部只有５公里路程。拉瓦尔品第军所属精锐旅的两位指挥官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中校当时也在该俱乐部打壁球。一听到政变消息，他们扔下运动器具跑到网球场通知两位中将。但两位中将当时已经接到消息并赶回了陆军总部。陆军作战局局长沙希德·阿齐兹少将当时刚刚到家，正坐在床头脱军靴。听到消息，他马上系上鞋带，跑回总部，边跑边告诉他夫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或者当晚能否回家。他已经意识到他要做些什么，他也清楚未来几个小时是紧急关头。车发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邻居的女主人正在门口派发糖果。他的邻居不是别人，正是齐亚乌丁陆军中将，他夫人正在为他的非法提升而庆贺。阿齐兹·汗、马哈茂德和沙希德·阿齐兹心里明白，必须坚决回击谢里夫的政变行动，军队早就受够了这种羞辱。他们将领导整个挫败政变的行动。让我们看看反政变的主要人物，了解一下他们跟我的关系吧。我不但是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还经常与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中校打壁球。穆罕默德·阿齐兹·汗是我提拔任命的，驻拉瓦尔品第军军长马哈茂德是我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当炮兵旅旅长时的团指挥官，陆军作战局局长沙希德·阿齐兹是我的亲戚，精锐旅旅长撒拉乌丁·萨蒂陆军准将是我当旅长时的少校，卡拉奇、拉合尔等其他各城市的反政变指挥官都是我任命的。只有跟谢里夫总理来往密切的主要情报机关三军情报局局长齐亚乌丁陆军中将除外，但是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天平向我倾斜，谢里夫要沉船了。陆军作战局负责调兵遣将，沙希德·阿齐兹局长的任何举措都会被认为是参谋长发出的命令，所以反政变行动由他指挥，他的办公室成为作战指挥室。第一项命令发往驻扎在拉瓦尔品第的精锐旅，令其准备行动。同时，两位正在打壁球的中校的任务是前往伊斯兰堡，确保总统府和总理官邸安全，沙希德·阿里中校负责前者，贾韦德·苏尔坦中校负责后者。马哈茂德中将通过精锐旅旅长命令他俩封锁总统府和总理官邸，不准任何人出入，并要求他俩派兵保卫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时颁布命令禁止齐亚乌丁进入总司令部和陆军参谋长官邸（我的官方住所）。我年迈的父母住在官邸，如果不限制齐亚乌丁及其部下进入，他们就会陷入不必要的不安之中。随后，陆军作战局局长开始打电话给四个省会中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三市的军长，了解当地局势。当时没有打电话给奎塔军军长塔里克·佩尔韦兹，他对参谋长不忠。但沙希德打给了他的副手，并被告知一切都很好。拉合尔离伊斯兰堡大概４３０公里，是陆军第４军驻地。拉合尔是座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城市，它是旁遮普省省会，在印度边界大炮射程范围以内。拉合尔军军长哈立德·马克布尔中将当时正在古吉兰瓦拉，离拉合尔约６４公里。由于他不在市内，拉合尔最高指挥官就是塔里克·马吉德少将。他当时正在自家书房里，突然夫人喊他到电视前来听我被解职的新闻，他立即打电话到陆军总部向陆军作战局局长请示。沙希德要求他拘留旁遮普省省督，然后控制谢里夫家族的两处住所、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机场。他还要求塔里克少将控制城市的所有进出口。塔里克少将召集国内警备旅旅长，并向他下达了命令。

2007-4-24 16: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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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５：３０，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两位中校已在前往伊斯兰堡的路上。给他们的任务是逮捕总理、部分内阁部长和他们的亲信。当他们抵达离总理官邸和电视台不远的首都宪法大街时，他们发现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看起来似乎准备对付暴动。那里有装甲运兵车和三辆车顶打开、车长在上面指挥的装甲炮车。路上遍布水泥路障和铁架子，以防任何敌对或不明车辆进入敏感地带。这样强大的武力足够吓住任何敌手，至少也得让敌人三思而行。但这就是谢里夫总理能最大限度召集起来的人员，因为没有一支部队在他指挥之下。但是令两位中校吃惊的是，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只是站在一边，并没有试图阻挡士兵通过。警察都很清楚，虽然眼下他们的武力强于这队士兵，但是他们可抵挡不住随后而来的大部队。很可能他们也受够了谢里夫总理的无道统治。两位中校从拉瓦尔品第出发时，陆军作战局局长就给总理官邸警卫部队的少校打电话要求他封锁官邸。不巧的是，少校夫人回答说少校出去跑步了。幸亏他没跑远而只是在官邸院子里，很快就联系上了。他立即行动起来，封锁官邸，并告知官邸的警卫发生了什么事，要求他们做什么事。他告诉警卫，他们的参谋长受到不公正待遇，反政变行动正在实施中。他还声称行动是根据参谋长本人的命令开始的。同样，贾韦德·苏尔坦中校也命令警卫总统府的少校封锁总统府，然后控制旁边的电视台。封锁总统府没有遭到任何抵抗。阿齐兹·汗中将打电话给卡拉奇军军长穆扎法尔·乌斯马尼中将的时候已是下午５：４０。他要求军长保卫机场并迎接参谋长飞机的到来。乌斯马尼将军下达命令，一切都迅速运转起来。他命令卡拉奇机场负责人塔里克·法塔赫准将立即接管空中交通控制权，并与机场安全负责人纳维德·纳萨尔准将取得联系，协调行动。我得遗憾地说，塔里克·法塔赫所做的一切就是跑到机场，无所作为地坐在民航局长办公室里。我以前曾经提拔过这个人，但是在这个考验他的节骨眼上，他却在办公室里坐着看哪边占上风，好见风使舵。下午５：４５，拉合尔的部队开始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个平淡的日子，至少在阳光高照的时候是如此。那晚，我在卡拉奇，检查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墓地花园修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待在我喜爱的卡拉奇市里让我心情很好，浑然不知地球另一端，另一起和飞机有关的事件即将改变我和巴基斯坦的命运轨迹，更不知道我们将被推到另一场战争，一场与幽灵的战争的最前沿。差不多两年前，在我乘坐的飞机被劫持的那场危机里，我的军事秘书曾在我耳边低声说，飞行员请我到驾驶舱去。而此时此刻，他又来到我身边，低声说道：“有一架飞机撞到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座大楼上。”我对世界贸易中心很熟悉。１９９３年，恐怖分子企图炸毁它，当时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六人遇难。袭击策划者之一拉姆齐·优素福事发后逃到巴基斯坦，１９９５年被我们的安全部门逮捕。起初，我认为新闻所报道的只是一场意外，我想那架飞机一定是架小型私人飞机，我继续检查工作。但在我内心深处，我老觉得这次事件一定不同寻常。要么驾驶员太不称职，撞上这么一座摩天大楼；要么就是飞机发生故障，失控而撞上大楼。回到家之后，我又叫来卡拉奇的军长，我们正聚精会神地讨论问题，这时我的军事秘书悄悄走进屋子，开始摆弄电视机。“有什么着急的事？”我有点生气地问。“长官，请您看电视。”他说。他把电视调到CNN频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世贸中心的两座大楼冒着浓烟，有人从窗户跳下。人们陷入极度恐慌，场面十分混乱。撞上大楼的不是小型私人飞机，而是两架载满乘客和燃油的波音客机。飞机是被劫持后故意撞向世贸双塔的。这绝不可能是一场意外，而是一次故意的、厚颜无耻的恐怖主义行径。我还得知，还有两架飞机被劫持，一架撞上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称，在宾州坠毁的飞机的目标是白宫。这是一场战争。我们一直盯着电视，一幢大楼坍塌，几分钟后，第二幢倒塌，这真是难以置信。飞机燃烧而产生的滚滚浓烟以及从全世界最高建筑飞落的尘埃和瓦砾，使场面看起来就像是核爆炸。这起事件的暴行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打击，自己的飞机被用做袭击的导弹。这是一场悲剧，也是对超级大国自尊和自负的沉重打击，美国一定会像一只受伤的熊一样疯狂反击。如果犯罪者是“基地”组织，那么这只受伤的熊就一定会扑向我们。“基地”组织扎根于我们的邻国阿富汗，他们受到被全球公认为“无赖”的塔利班的庇护。不仅如此，我们是唯一与塔利班及其领袖毛拉奥马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９·１１”标志着我们将不可逆转地从过去走向未知的未来，世界将从此改变。我去了省督府，外交部建议我发表声明，我很快按他们的建议做了，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我们谴责这种卑鄙行径，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这令人惊骇的时刻，我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我们愿以各种方式帮助美国。
    第二天早上，我在省督府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我的军事秘书告诉我，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将军打电话找我。我说，过一会我给他打回去，但我的军事秘书坚持让我立即去听电话，于是我暂时离开会议厅。鲍威尔直截了当地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我把这看做是无理的最后通牒。但与某些报道所说的不同，我们的通话没有涉及任何细节。我告诉他，我们愿与美国站在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多年来，巴基斯坦也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愿与别国一道对付恐怖主义。此外，我们并未磋商任何事情。这给了我时间去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我回到伊斯兰堡，正在美国访问的三军情报局局长打电话给我，向我汇报他和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的会谈情况。除了鲍威尔跟我打电话说的巴基斯坦必须决定与美国为友或为敌外，阿米蒂奇还在其丝毫没有外交辞令的讲话中说，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巴基斯坦就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吧。这是令人震惊的公然威胁，但很明显，美国已经决定向恐怖分子反击，猛烈地反击。我平心静气地把我们的选择从军事的角度做了分析，权衡利弊。感情可以用在起居室、媒体评论和电影里，但在这样的决策上绝不能感情用事。每位领导人做决策时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决策将会决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以及国家的未来。也正是在此时刻，领导者将面对强大的孤独感。他可以听取任何人的任何建议，但是到头来，做决定的只能是他自己。到那时他会发现必须由他解决关键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说陈词滥调。我做决断的基础总是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巴基斯坦总是放在第一位。我把美国假想成我的对手，如果我们不支持美国，美方将激烈和愤怒地对我们做出反应。于是问题变成：如果我们不加入美国阵营，我们能够与之对立并承受住他们的打击吗？答案是“不”。我们不能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我们的军事劣势。在强大的美国面前，我们的军队将被歼灭；第二，是我们的经济劣势。我们没有石油，在美国的打击下我们没有能力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第三，最糟糕的是我们的社会劣势。我们缺乏能使全民族立即积极行动起来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从各个角度看，我们都无法与美国抗衡。我还分析了国家利益。首先，印度已经试图通过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而插手进来。如果我们不加入美国阵营，美国方面很可能接受印度的提议。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印度将获得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黄金机会，印度人可能在克什米尔开展有限的攻势；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将与美国和联合国一起，把克什米尔地区当前现状永久化。美国肯定乐于帮忙。第二，我们国家的战略设施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我们不想失去或者破坏成为核国家后所建立起来的与印度的军事均势。众所周知，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让美国坐立不安，美国人毫无疑问会利用这个机会入侵并摧毁我们的核武器。毋庸置疑，印度肯定会乐于全力帮助美国。第三，我们用了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也将损失殆尽。我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为了保护塔利班，我们自己遭殃，这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塔利班真的值得我们自取灭亡吗？答案是斩钉截铁的“不”。在苏联撤出阿富汗后，我们确实帮助过被美国无情抛弃的塔利班崛起。

2007-4-24 16:59:03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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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始阶段，美国甚至承认了塔利班政权。我们也曾期望，追求伊斯兰真谛、充满宗教狂热的塔利班能为遭到巨大破坏的阿富汗带来团结与和平，但他们把救世主般的狂热用错了地方。塔利班的狂热是被那些毫无见识的蒙昧主义神职人员反复灌输而形成的，与巴基斯坦大多数民众所信奉的温和、宽容、进步的伊斯兰精神相悖。塔利班上台后，我们失去了对塔利班的影响力。他们给阿富汗带来的是墓地里的和平。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和奥萨马·本·拉登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两个名字。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而对那些被称作激进分子的人来说，他们是值得膜拜的英雄；而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他们是一团谜。人们几乎不知道领导塔利班政权的毛拉奥马尔的本性和生平，在我看来，他今天仍然领导着塔利班残余势力。相比之下，至少在五年之前对奥萨马·本·拉登的生平世人还是熟知的。“９·１１”事件之后，奥萨马离开了大多数人的视线。通过直接接触和情报，现在我可以补充一些他们两人的情况，顺便也将对部分已知的说法做出澄清。有句著名的谚语说得好：“短期受益而长期受苦的做法是愚腐的。”这句话正是对苏联占领阿富汗时期盟军支持圣战抵抗的真实写照，至少对美国、巴基斯坦和沙特来说是如此。我们帮助组建圣战军，在宗教学校里培养他们的宗教热情，武装他们，资助他们，供养他们，把他们派到阿富汗参加圣战，抵抗苏联。但我们没有考虑，圣战取得胜利后，我们应该如何把他们引导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中去。这个错误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付出比别的国家更为沉重的代价。美国人没有意识到，像奥萨马·本·拉登这样一个富有、受过教育的人会把我们一起帮他组建的队伍变成一支怎样的军队。更糟的是，美国甚至没考虑，苏联人走后的阿富汗如何重建和发展。美国只是简单地抛弃了阿富汗，任其自生自灭，忽略了这个极其贫穷且不稳定的国家，一旦用最先进的武器全副武装，且被军阀割据，就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理想天堂。美国也忽略了这将给巴基斯坦带来什么。现在，像海洛因这样可怕的毒品流入巴基斯坦，很多致命武器也在巴基斯坦泛滥。更糟的是，根据１９８５年通过的极具偏见的《普雷斯勒修正案》，美国对我们实行制裁，规定除非经美国总统同意，禁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多年来，我们连一发炮弹也没有得到。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绝的遗弃朋友的做法。我认为我们最大的疏忽，是忘记了当组织和利用这些被极端宗教和意识形态狂热所激励的人来达到目标的时候，你必须考虑他们也可能利用你去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与你站在一边很可能是出于当前的战术需要。毛拉奥马尔的目标是在阿富汗掌权，而奥萨马·本·拉登的目的可能是利用美国、巴基斯坦、沙特的资金与武器来组建“基地”组织，最终建立一个基地作为大本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在利用谁，就很难说得清了。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和其他在阿富汗圣战期间与我们站在一边的盟友都是作茧自缚。塔利班并不是一个新的、后苏联时期的产物。他们和圣战者们是由相同的宗教学校、相同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只不过现在更换了标签。当我们和塔利班站在一边时，我们有很多支持它的理由：首先，塔利班可以让阿富汗军阀就范，给阿富汗带来和平；其次，塔利班的胜利意味着反巴基斯坦的北方联盟的失败。我们的初衷没错，但我们却没意识到，一旦塔利班利用我们获得政权后，我们就失去对他们的影响力。
    据说，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１９５９年生于坎大哈诺达地区的一个村庄。他有四个妻子，和两儿两女四个孩子。１９９９年８月，他的一个女儿在一次爆炸中遇难。在抵抗苏联人的阿富汗圣战初期，毛拉奥马尔还是个普通圣战者的时候，曾访问巴基斯坦两个星期。在圣战期间，他接连加入了几个圣战组织。据说，一次战斗中，他的一只眼睛严重受伤，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他自己用刀取出了受伤的眼球，并将上下眼皮缝合在一起。
    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和塔利班对“９·１１”事件的影响并不清楚。“这是真主对歧视穆斯林的人做出的惩罚。”奥马尔说。真主站在他们一边，奥萨马·本·拉登是个“超人”。因此，与毛拉奥马尔对话的困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像是以头撞墙。双方的观点完全相反，我认为，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避免战争带来的死亡和破坏。奥马尔却认为，死亡和破坏对一场正义的战争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与那些相信死后生活、认为现世生活只是一个短暂过渡的人们相似，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内的宗教极端分子认为：死亡，“正义的”死亡，无须大惊小怪。死后他们变成烈士，可以升向天堂。问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或圣战。像我这样的人坚信：领导人的第一项责任是保护国家和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这是最重要的原则。而像奥马尔那样的人则认为：一切尘世财产，包括生命，都应服从于他们的原则和传统。其中的一个传统，就是保护被尊称为客人的人，而奥萨马·本·拉登及其追随者是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和塔利班的客人。这就是我和他们对话的难点所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说服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在希望之窗关闭之前把奥萨马·本·拉登交出来。布什总统规定的最后期限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７日。我对他们说，阿富汗将会被炸毁，但他们不懂其中的含意。他们真的相信会打败美国军队。毛拉奥马尔首先是被奥萨马·本·拉登，接着又被一些误导的宗教学者引入歧途，而有的学者来自巴基斯坦。１０月７日，美国对阿富汗开始了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与此同时，北方联盟发动地面进攻。经过短暂的有组织抵抗，塔利班将领们都逃往农村，躲进大山，展开了他们擅长的游击战争。２００１年１２月的第一周，嗅到失败气息的毛拉奥马尔骑一辆本田摩托车逃跑，躲了起来。日本首相小泉曾问我毛拉奥马尔的下落，我说他骑着一辆本田摩托跑掉了。并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广告素材，如果本田广告上是身着长袍、长胡须在风中飘的奥马尔骑摩托车逃跑，宣传效果一定极佳。从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毛拉奥马尔的消息了。

2007-4-24 1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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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我们在国内会面临更多的袭击，但没有想到袭击的目标会包括我自己，后来还有我们的财政部长肖卡特·阿齐兹和卡拉奇军军长阿赫桑·萨利姆·哈亚特中将。虽然与我本人有关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前，但是对后两个人的袭击这里也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再次证明，即使是具有致命杀伤力而且组织严密的袭击，也会由于现场极其细微的情况变化而失败。···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０日清晨，我接到有人企图刺杀卡拉奇军军长阿赫桑·萨利姆·哈亚特中将（现为陆军副参谋长）未遂的报告，我感到非常不安。以前对我的袭击更多地是因为我是巴基斯坦总统，而不是因为我是陆军参谋长，而这一次是对现役高级军官的首次袭击，是反恐斗争中我们跨过的又一个门槛。我立即给阿赫桑打电话，发现他很镇静，但事实上七个卫兵和一个司机被杀害。他在电话中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将军正在上班的路上，就在他的座车到达阿拉伯海附近连接克利夫顿富人区与卡拉奇闹市区的大桥时，遇到一阵弹雨的袭击。在他前面的军警吉普车抵挡着猛烈的袭击，继续前进，但在军长座车后面的吉普车内七个士兵全部遇难。另有两个无辜的路人也被打死。军长司机头部中弹，伤势严重，另一个驾驶员也中弹当场死亡。幸运的是，司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脚依然死死地踏在油门上，使车继续前行。如果车停下来，将军必死无疑。由于袭击，前面的车辆已经四散逃避，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挡住将军的座车。起初，车以“之”字形前进，坐在驾驶员后面的阿赫桑的副官马上弓身向前将方向盘扶正。刺杀者为这次袭击做了周密的计划，行动也非常谨慎，但未得手的原因与运气有关。刺杀者在路上放置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计划在军长座车通过时用手机引爆，迫使座车停止前进，然后从两个方向向他开火。但是命运有自己的安排。引爆炸弹的电话始终没有接通，使阿赫桑的车得以安全通过。惊慌中，一部分刺杀者在前面从桥上开始扫射，另一部分躲在一块空地上从侧面扫射。但是，一个没有接通的电话、一只踏在油门上的死亡驾驶员的脚和一个副官的冷静的头脑（他最终设法跳上驾驶座控制了车子）使袭击者未能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就是恐怖分子的计划未能实现的经过。我们的调查人员找到了那个手机，恐怖分子在试图用它引爆炸弹之前还用它打过好几个电话。根据这些电话，我们找到一幢房子。当调查人员来到这幢房子时，发现这里是这次暗杀行动主谋的家。他就在家里，并被当即逮捕。但是，即使在手机通话记录的证据面前，他依然竭力否认与事件的干系。但他的母亲也在，她说服自己的儿子与我们合作。就这样，他打电话把参与刺杀的恐怖分子一一叫到家里，使我们得以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一切就发生在袭击的当天晚上。恐怖团体“琼杜拉军”就这样被粉碎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就是这个团体在卡拉奇发动了几次影响很大的恐怖袭击。２００４年７月３０日，肖卡特·阿齐兹在他的选区刚结束在补缺选举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选区离伊斯兰堡大约有一个小时车程。凡是成功的政治集会，总会有许多人，这次也不例外。说来也怪，一天前我对肖卡特的安全有一种预感，所以从我的备用装备中给他调了一辆防弹车。我们的车大部分是右舵驾驶，但该车是左舵驾驶，与美国一样。所以，这次是驾驶员坐在左侧，肖卡特坐在他后面。就在车开始移动的一瞬间，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穿过人群，站在距车左前门几英尺的地方，举起右臂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引起强烈爆炸。在场的一个电视摄影师急忙趴下，摄像机掉在地上。接着他起身跑开，摄像机还留在原地。可以理解，当时他一心想逃命。但是，摄像机还在工作，而且镜头的方向也正好能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只是画面是侧的，因为它是侧躺地上的。我们可以看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头颅从肩膀上被炸飞的情景，真真切切地就像被踢出的足球。掉到地上后，看起来又像一个椰子。他的其余肢体被炸得粉碎，大腿在这里，手臂在那里，躯干在别的什么地方。肖卡特·阿齐兹事后告诉我：当时他正侧向右边，跟坐在身旁的人说话，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他左边，所以没有看见。由于车身是装甲的，所以他仅听到“嘭”的一声，就像我第一次遇刺时听到的。一阵热风袭向他的左侧，就好像从吹风机吹出来的热风一样，他敞开的夹克衫的左襟被吹得上下摆动。驾驶员旁的车窗被炸出一个洞，爆炸产生的热浪就是从这里进来的。肖卡特·阿齐兹看见驾驶员垂着头，以为他被震晕了，从后面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想把他唤醒。但是，使他震惊的是，这个不幸的人已经死了，炸弹的一个碎片穿过车窗杀死了他。肖卡特·阿齐兹从车里出来，一个警官要他快跑，因为十有八九另一个刺客就在附近，可能向他开枪，也可能是再一次爆炸。行刺通常都是这种模式。这个警官是对的，当时确有第二个刺杀者，只是他放弃了自己的任务，逃跑了。我们之所以知道有第二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因为他们在行动之前都制作了录像声明，显然是想给我们，也是给全世界看。
    从录像声明中可以看出，实际执行自杀爆炸的人性格脆弱，是容易上当受骗的那种。很可能他执行自杀爆炸任务是被宗教狂热误导了。那个逃跑者看起来要聪明些，这于己于人倒也是好事。他看来是为了钱才参加的，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伙被炸死时，自己就逃跑了，至今下落不明。三军情报局与警方开始联合对事件展开调查。自杀者的尸块被炸得到处都是，但头和脸部几乎完好无损（自杀袭击后的情形通常是这样）。他的衬衣衣领的内侧有一个标签，上有“阿里夫裁缝”字样，出自一个叫阿托克的地方。警方找到了阿里夫，拘押了他和他的工人。对被炸得四分五裂的尸体的各个部位进行了测量，结果与裁缝登记的一个顾客尺寸吻合。我们还取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拇指指纹送国家数据库与阿托克６７０００人的拇指印进行比对，结果找到一个名叫伊尔凡的二十二岁巴基斯坦人，并很快发现他的化名叫齐尚。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很快得到了证实，被我们关押的一个“穆罕默德军”的激进分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逮捕了多名“穆罕默德军”的激进分子并进行了审问。结果表明，大毛拉伊姆蒂亚兹·艾哈迈德领导了这次行动。虽然艾哈迈德是“穆罕默德军”的成员，但他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在刺杀行动实施前一天，艾哈迈德把两个刺客带到另一个冒牌大毛拉尼萨尔的家里，给他们传达了最后的指令。第二天，两人把爆炸带绑在身上，每人还带了一枚手榴弹。第二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二十五岁的苏尔坦·西坎达尔。齐尚把自己炸死后，西坎达尔逃离了现场。他来到尼萨尔的家，归还了爆炸带和手榴弹，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刮掉了胡子，离开了尼萨尔家，不知去向。后来我们找到了他的爆炸带，发现这是一种简易的爆炸装置，装有大约７公斤用锡纸包裹的爆炸物，放在用合成材料做的小背袋里。肖卡特·阿齐兹在遇刺过程中及事后的行为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个巴基斯坦的陆军将领都经受过面对子弹和炸弹的训练，但肖卡特·阿齐兹来巴基斯坦前是纽约的一个银行家，然而在危险中他惊人的沉着冷静使我对其本已很深的敬意更进了一步。“欢迎你加入俱乐部。”他回到家里后，我在电话中这样对他说。我们依然是巴基斯坦的“挨炸”俱乐部仅有的两名成员，希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再扩大。
    上面讲述的虽然只是我们打击“基地”组织和与之有关的巴基斯坦境内恐怖组织的一些事件，它们却很好地反映了我们在巴基斯坦各地成功开展的反恐斗争的强度和广度。要想完整了解巴基斯坦如何开展反恐战争，我们必须回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那是我刚刚在一次车队爆炸事件中幸免于难之后不久。

2007-4-24 17:02:49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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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后记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５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回忆录《在火线上》（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发行。穆沙拉夫总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专程从华盛顿到纽约出席此书的首发仪式。首发仪式受到美国舆论关注，场面颇为热烈。截至１０月１４日，二十天内该书销量达７００００册，仅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就售出２８０００册，其畅销情况由此可见。１０月２１日，《回忆录》的乌尔都语版在巴基斯坦发行，穆沙拉夫总统出席在伊斯兰堡举行的首发仪式，更多的巴基斯坦民众可以读到这本引起不同反响的书。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后，巴基斯坦在全球反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穆沙拉夫总统成为全球关注的人物，很多西方国家视其为穆斯林世界中一位开明的领导人。
    《回忆录》涵盖了穆沙拉夫总统人生经历的方方面面，从家庭琐事、军旅生涯、１９９９年起执政的情况到他的治国思考，书中的有关章节讲述了他如何做出一些关键性也可能引发争议的决定，包括出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转变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政策，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战争等。
    穆沙拉夫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巴友谊经受了历史检验。巴基斯坦朋友用“比喜马拉雅山高，比阿拉伯海深，比蜜甜”来颂扬中巴两国友好关系。
    作为该书的首批中国读者，我们深为穆沙拉夫总统丰富多彩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所感动。从书中可以看到，他为巴基斯坦的安全、稳定、发展承担了巨大责任，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经历了不少风险。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这一切，我们觉得有责任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翻译出版《在火线上》的中文版。穆沙拉夫总统知悉我们的想法后，非常支持，还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言。我和使馆的同事们利用国庆节七天长假的时间，加班加点，完成了全书的译文初稿；又经过初校、总校、统稿、最后审定等，完成定稿。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刘仁清、陈继东、周戎、杨守征、李伟、王正、黄明海、蔡红雨、皋峰、王瞡、李明、潘焱、谢逸琴、陈翔、李罡等。刘仁清、陈继东、陈玉文等进行初校，赵桥梁、王超负责统稿。李孟言、王涛、李敬臣、史海燕、周祥提供了宝贵意见和帮助。我对书稿作了最后审定。译林出版社的领导给予全力支持，责任编辑付出辛勤劳动，使本书中文版得以尽快与读者见面。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航技总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国东方电器集团的赞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上时间紧迫，虽然尽了最大努力，错误和不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谨识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2007-4-24 17:04:38

rh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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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摘，谢谢关注！！！

2007-4-24 17: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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