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还有叶问（Ip Man）^^，嗯嗯，转一个说译名的文章，查Achaemenid百度过去的，看了之后让人觉得译名这个东西真是麻烦，光看英文原文还不行，还要考虑来源和含义…… 亟待重视的学术名著翻译质量问题——例举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 魏良弢 陈乐民先生早在十一年前，当翻译浪潮方兴之时，曾著文《难哉译事》（载《读书》1991年第2期），告诫学界严肃认真从事翻译。去年王子今先生旧事新说，以《“豆瓣酱”与“洗澡狂”》为题，讲述“翻译的故事与文化”（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我外语不济，多靠汉译著作了解国外学术，吸取其研究成果，深感翻译工作之重要；曾读筱黎先生《书业四病》（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2月5日），称“翻译作品充斥市场”为当前书业“四病”之一，有感而撰文《学术著作翻译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转载），冀有益于学术。近读汉译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仍感问题颇多而严重，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学术名著来说，实为难堪。学术名著翻译的质量问题亟待重视，特提出讨论，望方家指正。 一 英国学者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以其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闻名于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自称，从1920年起至1972年，一直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写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历史研究》第1至6卷出版；到1954年第7至10卷出版。汤因比十卷本《历史研究》的完成和出版，引起世界史学界的普遍关注，赞誉者有之，批驳者亦有之，成为史学批评的热点。学术界的评论推动了汤因比研究，他又于1959年和1961先后出版了第11卷《历史地图和地名索引》、第12卷《反思》，使《历史研究》在整体上“学术操作”更规范化、“历史思想”更系统化。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的完成和出版，再次激起世界史学界关注，批评更加热烈、广泛和深入，促使汤因比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他于1972年八十三岁的高龄时，在卡普兰女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再过三年，这位史学家与世长辞。 《历史研究》多卷本原版，卷帙浩繁，非专业人员难以卒读，不便流传。当它第1至6卷出版后，索麦维尔即为之节录，得到汤因比的赞许，并为弁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及《历史研究》第7至10卷问世后，索麦维尔再为之节录，汤因比再次为写序，指出这个节本的好处：“原著的某些勇敢的读者也可以使用节本来帮助他们回忆全书的一般论点和结构。……我认为索麦维尔先生的最精巧的作品乃是他的节本后面的关于全书十卷的摘要部分。”这个节本已由曹未风先生等翻译为汉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的扉页上写明：“这是一个由作者本人和简·卡普兰修订和节略的新版本。”他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包括一些在索麦维尔节本中或原书头十卷中所没有的一些论题。翻检该书，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大量引用1961年以后出版的文献，说明汤因比晚年仍在积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完善自己的著作。可以说，这部书反映了汤因比最后的“历史思想”。正因如此，《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一经问世，便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版再版。这个版本已由刘北成、郭小凌先生译为汉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以下简称“汉译本”，引用译文只注明页码），2000年9月第1版，首印6000册，时过两月，又印10000册，定价虽然不菲，每册88元，依然畅销，可见我国人民对知识之追求，对学术之尊重。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纵论历史六千年，横评文明三十种，成一家之言，不仅对20世纪的世界学术和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21世纪将继续起作用。不管是否同意汤因比的论点，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但不能无视汤因比的论点，要跨进学术和思想的前沿阵地，更不可能绕开汤因比，试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该书有新华出版社的汉译本）,便知此说不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名著，翻译绝非易事，必须严肃认真对待。 二 前贤已指明：“信”是对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再求“达”和“雅”。“信”，就是可靠、准确，忠实于原著，这对学术著作的翻译尤为重要。 汉译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的书名为《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这就不准确。据我所知，《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并无修订版。原版书名为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原版扉页上虽有 a new edition revised and abridged… 字样，乃对十二卷本的《历史研究》而言。依据翻译传统，书名虽可自取，但也不能造成读者错觉，似可在“修订”与“插图”之间加一“、”号，即改为《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这可两全其美：既照顾到书业的利益，也避免导致读者错觉。 这类译文不准确，在“汉译本”只有三页长的《序言》中还可举出两例：（一）“本书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既不同于原来的12卷本，也不同于由 D. C. 索麦维尔节录的10卷本。”(第2页) 根据我的知识，断定后一子句是误译。一检原文and from the abridgment of the first ten volumes by D. C. Somervell, 果然误译；应译为：也[不同于]D. C. 索麦维尔对头十卷所摘编的节本。(二)“书中能看到一些索麦维尔的修订本以及初版头10卷所没有收入的课题。”（第2页）这是明显的误译， 因为索麦维尔的节本并未修订过。 原文为 and room has been found for topics that were not included either in Somervell’s version or in the original first ten volumes. 其意思是：在书中可看到索麦维尔节本或原书头十卷所没有包括的一些论题。 “汉译本”另一类误译是属于专业知识性的。如译文：“大多数居民说的是亚洲单音节的汉-暹语系汉语分支的各种语言，语言不同的少数人主要是使用相近的藏-缅语系的某种语言的人。”(第268页)这里所说的“汉-暹语系汉语分支”,原文为the Chinese branch of the Chinese-Siamese group；“藏-缅语系”，原文为the Tibeto-Burman group. 在语言学术语中，英文group汉译为“语族”，branch为“语支”，而“语系”一词，英文为 family. 因此，它们应分别译为：汉暹语族汉语支、藏缅语族。 再如译文：“一位宫廷画家唐泰(T’ang-Tai——音译)”(第61页插图58之说明)。这里的“唐泰”，应为“唐代”。那么，这个短语就应译为唐代的一位宫廷画师。此人可能是张璪，但其著作《绘境》已失传；只能在其后荆浩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此外，汉译者注明“唐泰”为T’ang-Tai 的音译，这正说明译者并未掌握汉语的英文音译拼写规则——其T’=汉语拼音的T, 而其T=汉语拼音的D. “汉译本”一律把Turkish一词译作“土耳其”，未考虑该词使用的年代和方位。如唐代的“土耳其维吾尔族人”（第105页），公元5-6世纪“操土耳其语的牧民”（第108页），继嚈噠之后的“土耳其霸主”（第109页），显然这有背于历史常识，应译为“突厥回纥人”，“操突厥语的游牧民”，“突厥霸主”。这里把Uighurs译为“维吾尔族人”，也有背于历史常识；把Nonads译为“牧民”，则是不确切、不合乎学术规范的。 《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中出现地名Transoxania多次（第103, 108, 335等页），“汉译本”一律译作“外药杀河地区”，这也是专业知识性错误。Transoxania 一词由词素trans-ox-a-nia组成，意为 “乌浒水外之地区”，或可直译为“外乌浒水地区”。今阿姆河，古希腊人称之为Oxus. 该词由词素Ox-us组成。《史》、《汉》之妫水，《魏书》之乌许水，《隋书》及两《唐书》之乌浒水，皆Oxus 之对音。译文“药杀河”，也不合学术规范，古无此名，只有“药杀水”，见于《隋书》、《新唐书》，为Yaxartes之对音，今之锡尔河。Transoxania作为地名专门术语，是特指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中下游地区，西辽王朝在此建置河中府，后人因之称这一地区为“河中”或“河中地区”。而译文之“外药杀河地区”，是锡尔河以北地区，古为钦察草原，今称欧亚草原，完全是另一地理方位。 “汉译本”第273页：“‘少年天子’顺治（在位期间为1644-1661年）的摄政王们在立他为皇帝时”。在这个半句话中就有两处不符合史实，且不合乎逻辑。福临登基时“甫六岁”，在规范的汉语中还不能称为“少年”；“天子”与“皇帝”在汉语中是同义词，既已为“天子” 又再被立为“皇帝”，于理不通。顺治朝只有一位“摄政王”，即多尔衮，而且是在福临登基称帝之后进封的。怎么会在他登基之前就有“摄政王”，而且是多位（“们”）, 况且在同一国家同一时间同有几位摄政王，也是不合常理的。检对原文 The guardians of the Manchu boy-king Shun Chih ( imperabat A D 1644-1661), when they made him Emperor…原来“少年天子”是 boy-king, 并无引号, 是汉译者加上的；但又漏译该词之前的定语the Manchu. 而“摄政王们”则是The guardians, 并非the Prince Regents. 这段原文的意思应是：满洲年幼的国王顺治（公元1644-1661年在位）的监护人们在立他为皇帝时……。这类错误还有把 the slave-household 译为“奴隶王朝”（第283页插图说明），应为：奴隶宫内官吏。其实译、编者只要稍加注意，核对一下插图内容，就会发现译文有问题。 年代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如同方位对于地理学一样。然而“汉译本”却对之注意不够。如译文：“新的工艺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的亚洲、非洲的沙漠绿洲之中……”(第25页)这里的“公元前4000年”原文为 the fourth millennium B C, 意为：公元前第4千纪, 或公元前第4千年，即公元前4000-3001年之间这一时段，与公元前4000年不等同，相差时段为1个千年。又如译文：“在此之前，最近一次经济革命是通过治水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这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末的某个时间，它把适于人类居住的沼泽和丛林转化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的摇篮。”（第40页）这里所说的“在此之前”，是指工业革命之前，即前工业时代，因此原文 the last economic revolution, 应译为：最后一次经济革命；联系上下文，“汉译本”作“最近一次经济革命”不妥。译文“在公元前4000年末的某个时间”，原文为 some time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fourth millennium B C, 其意思是：在公元前第4千纪（或千年）结束之前的时期，即在公元前4000-3001年这个千年时段结束之前的某一时期；而不是“在公元前4000年末的某个时间”，即公元前4000年的这一年末的某个时间。这类误译还见于汉译本的第46页、第195页，不再列举。甚至译者在自己作的夹注中竟把“公元前” 漏掉, 如：“Servius Tullius, 约578-535年”（第220页）。 对宗教经典的翻译，中外人士都非常严肃认真，依据原典，参照前人。但在汉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第216页把 the Qur’an译为《可兰经》，这实在令人诧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或以后出版或再版的这部汉译伊斯兰经典均名为《古兰经》。更令人诧异者是一句经文的汉译：“回到他那里，万千归一。”注明出处为：“《古兰经》第10卷，第4节。”（第438页）其原版的英文为 To Him return ye, one and all. Notes: Qur’an x. 4. 把one and all译为“万千归一”，不妥；其意思是：每个人，或全都。而 ye，为古英语，意为你们；也未译出。再，《古兰经》原本不分卷，只分章；应译为：第10章第4节。其实这句经文完全可参照前人的汉译：王静斋《古兰经译解》作“你们统惟归于他”，马坚译《古兰经》作“你们都只归于他”，闪目氏·仝道章《古兰经中阿对照详注译本》作“你们都将回返到他那里”。 还有一类错误是错译、漏译、译名不规范兼而有之。如：“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消灭了阿拔斯哈里发帝国，把伊拉克和伊朗都变成了辽阔的蒙古大一统国家的属地。但是仅仅过了30年，伊斯兰教的威力就又显出来。旭烈兀的后代、蒙古军事首领加颜可汗及其武士们皈依了伊斯兰教。”(第435页) 原文是 The abiding potency of Islam was demonstrated by the definitive conversion, in A D 1295, of the Mongol war-lord Ghzan Khan and his Mongol comitatus, only thirty-seven years after Ghazan’s ancestor Hulagu had sacked Baghdad, had extinguished the ‘Abbasid Caliphate, and had turned ‘Iraq and Iran into an appanage of the far-flung Mongol universal state. 这里把 thirty-seven years错译为“30年”；漏译 in A D 1295, abiding, definitive和comitatus之前的Mongol四处，其意思分别是：在公元1295年，持久的，明确的，蒙古人；把Ghazan Khan译为“加颜可汗”，把war-lord译为“军事首领”,把拉丁文comitatus译为“武士们”，都是极其不合史学规范的，甚至是错误的，下文将论及这一问题。这段原文的意思是：公元1295年, 即在合赞汗的先祖旭烈兀掠夺报达，消灭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把伊拉克和伊朗都变成了辽阔的蒙古大一统国家的属地后仅37年之时，伊斯兰教的持久威力便以蒙古军事宗王合赞汗及其蒙古侍从的明确皈依而显示出来。 汉译本第273页，漏译“凯莱人和奈曼人” 的一个定语 the two Nestorian Christian Turkish Nomad peoples, 意为：两个信奉景教的突厥游牧部族。这里的“凯莱人” 原文为Karayits, 其译名也是不合史学规范的，下文将一并论及。 汉译本第350页说：“我们在文化地图上标出的文明多达37个。”注：“参见第九章中的名单。”但是一查核这个名单，却只有36种，我不得不检对原文，竟是漏译了藏传佛教文明，即喇嘛教文明。这里也可能是有意这样做的，那就更实无必要，藏传佛教既是真实存在，政府也承认，北京就有中国藏传佛学院。至于它是否算为一种“文明”，那只是汤因比一家之言；况且即使汉译本删改了，原文本及其他语种的译本并未删改。作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这是职业道德。如果觉得原文有违碍，当然可以删节，但必须注明；否则就有愚弄读者之嫌。附带说一句，上述列举漏译并非专意全面核对原文所发现，而是在读汉译本时觉得译文不通或不对时检核原文所发现，其严重程度已如此！ 三 翻译的所谓“达”, 对学术著作来说就是译文合乎专业规范，业内人士一读就明白，即通达无阻；而不是外行看不懂, 内行也看不懂，不知所云。仅就史学的专有名词和术语汉译而言，凡在我国汉文典籍和文献中已出现过的，一般均采用前人的汉译；如果此前未出现于汉文典籍和文献，或另有新译者，需加说明。 “汉译本”在这方面显然注意不够。本文第二节引文中已出现几处，在本节一并解说。如把Ghazan Khan音译为“加颜可汗”(第435页)，严格地讲，这是错误的。音节Gha, 按照当时阿尔泰语系的元音谐合律不能读音为“加”，而音节zan, 无论如何也不会音读为“颜”；至于Khan, 绝对不可译为“可汗”，须知汗与可汗在当时是两个不同的等级，可汗为另一词——Qakhan，元代一般音译为合罕，是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Ghazan Khan, 前人已有很正确的音译：合赞汗。Karayits, 音译为“凯莱人”(第273页)，即使专门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恐怕也要想一想，才能猜出它是克烈人的新音译；对于一般史学工作者来说，真是不知所云。 这类例证还有，“汉译本”把Türgesh音译为“土耳盖什”（第109页），两《唐书》作突骑施，后人著述因之。把Khazar音译为“卡扎尔”（第335页），两《唐书》作可萨或曷萨、阿萨，后人著述多用可萨。突骑施人和可萨人在历史上曾建立国家，在《民族词典》均有专条。 另外，“汉译本”把Julius 音译为尤里乌斯（第9页），前人译作儒略。把Arabia 音译为阿拉比亚（第210页），人们通称为阿拉伯或阿拉伯地区。把萨珊王朝时代的Pehlevi script译为“佩莱维文字”(第270页)，习惯的译名是巴列维文。把《旧约》中的Solomon 译作“索罗门”( 第328页)，通译为所罗门。还有把Elamite 译为“埃拉米文明”（第52页）， 应为埃兰文明；其英文注释很清楚：Elam is …在“汉译本” 注释也作“埃兰”（第54页）。显然，汉译疏漏，致使文、注不合。 另一类是译文的不达而会引起误解。如“汉译本”第5页：“他年轻的时候，写出了一部伟大的著作，这部著作无疑将永远被视为西方历史文学的杰作，这就是1854-1856年出版的《罗马共和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Republic）。” 引文中的“他” 就是德国史学家蒙森（ Theodor Mommsen），他的《罗马共和国史》是一部杰出的史著，而不是什么“历史文学”。一查对原文，果然是 historical literature. 显然汉译者忘记了literature一词还有文献、著作的含义。在这里historical literature应译为史著或历史文献。“汉译本”的同一页：“目前存在一种贬低由个人思想创作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强烈倾向。”根据这段译文，人们会以为汤因比研究起文学来了，其实这里的“历史文学”，原文也是historical literature. 再如译文：“中华社会成员把开化的自己与‘其他人’加以区分。”（第382-383页） 这里的“其他人”，含义模糊；原文是‘the rest’，如译为“异类”，则合乎史学规范——古代用语，也更为通达。“汉译本” 把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译为“《伊斯兰大百科全书》”，原文并无“大”字，这种新译将导致误解，我就以为它是另一种，但又怀疑，查核原文，就是通常的《伊斯兰百科全书》。 “阿黑门尼德”一词在“汉译本”中多次出现，当第一次出现时，汉译者作了夹注：“阿黑门尼德帝国（即波斯帝国，因帝国的缔造者和统治者为阿黑门尼德族的成员而得名。）”(第5页) 其英文名词为Achaemenid, 前人汉译有“阿黑门尼德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阿契美尼王朝”、“阿契明王朝”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文的Achaemenid系波斯文的转写，而波斯文之词尾-id, 意为王朝、家族，所以英语译文不再于Achaemenid一词之前或之后加上dynasty. 否则就是叠床架屋。因此，前人译为“阿契明王朝”，是正确的。这从其形容词为Achaemenian 也可证明，它由词素Achaemen-i-an 组成。因而原文Achaemenian Empire,就应译为阿契明帝国，而不能译为“阿黑门尼德帝国”——这就如同说“大清王朝帝国”一样别扭。 四 总地说，“汉译本”的译文是通顺、流畅的，用词也比较注意，其文字是比较“雅”的。但也有某些不足之处。如译文：“我们最好是从修昔底德的一段话开始我们对内部无产者的研究。”（第203页）这虽然是原文的直译，但在一句不长的话中连出两个“我们”，从汉语修辞的角度看，是不够雅的。如果删去其中一个“我们”，既不会伤害原意，读起来、听起来也更顺口、顺耳。再如译文：“贵族阶层实际上已经被秦始皇的革命措施摧毁了。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理想和政治观念传递给一个新阶层，即中央集权的帝国的文人和官员。”（第282页）这里的“文人和官员”如果译为“士大夫”，将更为合乎历史实际，也会更雅些，可把“即中央集权的帝国的文人和官员”改为：即中央集权帝国的士大夫阶层。 另一种情况是译文用词不当或错误，如第133页：“在纺一块织锦”。这话是不通的，织锦怎么会纺出来，只能织出来，即使其原料——丝，也是缫出来的，不是纺出来的；原文为 bringing into existence a tapestry, 其意思是：在编织一块挂毯。又如第383页：“可以剪取羊毛的羔羊”。这话也是不通。羔羊者，幼羊也，怎可剪取羊毛呢？只能剥取其皮以制裘，即羔羊皮也。原文是sheep to be shorn, 意为：可以剪取其毛的绵羊。再如第437页：“而且犹太人和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依然要与非犹太人同胞的非官方反犹主义做斗争”。这里犹太人把非犹太人称为“同胞”，在习惯上似不合情理；检对原文为non-Jewish fellow-citizens, 结合上下文，译为非犹太人的同国公民们，较为妥帖。还有“汉译本”第一部的提示：“本章的结尾则是我拟定的一个有关过去和现在文明的一览表。”这里的“本章”，应为本部。因为该书第一部共九章，文明一览表是放在最后。第407页讲到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图书时，译文：“有的多达数千卷”。这里的“数千卷”，与史实不合：康熙时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一万卷，而乾隆时编成的《四库全书》多达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检对原文为 many thousand volumes, 其意为许多千卷；译为数万卷，更合原意。 “汉译本”的校对是很认真的，很少发现这方面的错误；但也有漏失，如第304页的“坏教”应为祆教。第239页的“轼父”应为弑父。第231页的“致死不渝”应为至死不渝。第218页的插图说明，“下图”应为上图，“右图”应为下图。 翻阅英文原版，发现“汉译本”把原书的索引删掉。这是一个带有关键词的人名、地名、国名、事件的详细索引，为读者查检该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仅试译出两条，以窥一斑： 阿契明帝国 页32，57，页504-5地图，页530年表，531年表，532年表，536年表；蛮族入侵 页287；文官制度 页308；交通体系 页288；文化的多样 页281；历史 页496-7；皇室 页312；归并叙利亚 页396；犹太人 页65；所用语言 页299；军事技术 页195；犹太教的传播 页283；宗教 页283，294；宗教的宽容 页317；国家取代者 页373；国君的称号 页250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323年） 页32，123，150，195，235，281，页531年表，532年表，533年表，536年表；业绩 页294；对流浪者的态度 页230；征服阿契明帝国 页138；渡过赫勒斯滂海峡 页138 像这样的一个索引，竟被删掉，诚为可惜；而编、译者又不作任何说明，如果不检原文，还以为原著的学术操作不规范，缺少索引。这种做法实在令人遗憾，愧对名著。 最后，我想引用陈乐民先生的一段话结束本文：“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因为首先需是这门学问的行家，有些问题一时弄不准或弄不通的，还需不怕麻烦地查书，一遍两遍地推敲。翻译，尤其是翻译这样的学术著作，确实是绞脑汁的苦差事。”希望译者们，“每译一本都当作一个事业去干，则译林幸甚，读者幸甚。”我想补充一句：希望出版社也严肃认真地对待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把好质量关，让读者读到忠实于原著、合乎规范、典雅畅顺的译著。 参考文献： [1] A.J.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The one-volume edition, illustra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9. [2] 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陈乐民：《难哉译事》，载《读书》1991年第2期。 [5] 王子今：《“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 [6] 筱黎：《书业四病》，载《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2月5日。 [7] 魏良弢：《学术著作翻译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转载。 [8]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9]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10]《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1]《古兰经》，闪目氏·仝道章译注，译林出版社，1989年；修订版，1999年。 [12]《古兰经译解》，王静斋译解，1946年。 [13]《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年。 [14]《西域地名》，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中华书局，1980年。 [15] 陈永龄准备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16]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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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18 4: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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