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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将军统帅] → 以战养战——成吉思汗战略论二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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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养战——成吉思汗战略论二十一讲
现在国内已没有真正的真正的军事论坛与军事网站,不想发现战争研究这样的真正的军事网,发现自己的作品也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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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想用成吉思汗战例、老子哲学来注解孙子兵法,不想成吉思汗的战略成为主体,孙子兵法成为其次,所以将错就错,书中有较多的孙子兵法的内容,就是这样造成的。——李小同,

第一讲   兵者,不得已
                                       ——凯恩斯经济模式,战争的诅咒 

兵者,不得已。这话不是孙子说的,而是老子说的。这话出自简本老子丙,“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也出自帛本黄帝四经,“兵者,不得已而行”, 也出自简本孙膑兵法,“兵者,不得已而后战”。
值得注意的是,简本老子甲并没有说这句话,孙子兵法也没有说这句话。孙子兵法的九地篇虽然有两处说了不得已,但那是具体战斗中的不得已,是“不得已而后斗”,与本章的战争上的不得已不一样。简本老子甲与孙子兵法一样,都是严肃的现实主义者,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
简本老子甲是老子祖本,与今本老子大不相同,一读便知,简本老子甲古拙肃穆,以下简本老子乙、简本老子丙、帛本老子甲、帛本老子乙、今本老子逐渐在哲学上变得瑰丽,在语言上变得精巧,在态度上变得激进,一如变脸,而简本孙子与今本孙子则没有多大变化,大致相同,这得感谢曹操。
兵者不得已是一种态度。这里不说这种态度,而是说说兵者不得已的本义。大凡每一个文明地区都会有一个战国时代,所谓的战国时代,即战争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这种战国时代会延续几十年与几百年之久,其间分裂与战争不可抑制,一如战争的诅咒。历史上有埃及战国时代、波斯战国时代、中国战国时代、日本战国时代、印度战国时代、蒙古战国时代、希腊战国时代、罗马战国时代、阿拉伯战国时代、俄罗斯战国时代、欧洲战国时代,法国革命到一战、二战是欧洲战国时代。各地区的战国时代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国家与地区的分封制度的崩溃,文化、科学与技术的大繁荣与大发展,人类高贵精神的没落与世俗主义、功利主义的盛行,这概莫例外,一如小孩子出痘。而战争本身也毫无例外地走向功利主义,孙子兵法就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代表作品。
战国时代是帝国的温床。历史上欧亚地区几乎所有的第一批帝国都是在战国时期孕育与产生的,并在本地区的战国时代结束后向外扩张成型,这是一种冲击波,波及附近地区,延及整个文化区,并在本地区产生帝国的重复与帝制的传统,如埃及王朝、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秦王朝、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俄罗斯帝国、印度王朝、奥斯曼帝国、法兰西帝国,历史上大部分的对外战争与远征就发生在这种扩张时期及其延续时期,这是欧亚大陆历史上最为普遍的现象之一,无一地区幸免,可称为帝国的诅咒。二战后,美国向外扩张的同时,其国内的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美国能逃过这种帝国的宿命?他们会像罗马一样,由共和国堕落为帝国?
二战中,再没有比罗斯福更需要一场战争的了,上帝不能救美国,只有战神才能救美国!1940年9月,罗斯福宣布对日本禁运废钢废铁,1941年7月,罗斯福下令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这意味着禁止美国向日本出口石油,英国、荷兰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行动,荷兰宣布与日本的石油合同作废⑴,这等于对婴儿断奶,直接把日本投入太平洋战争的漩涡中。日本石油完全依靠从西方中立国与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口,因此不得不以战争寻求东印度群岛的石油。罗斯福要参战,必得要克服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要克服国内的孤立主义,必得要逼迫日本人对美国人动武,要日本人动武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在之前,罗斯福不是打日本人的主意,而是打德国人的主意。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罗斯福公开派船队运送物资去英国,1941年7月,美国舰队进入大西洋战区,不断地去接近德国人的舰队,希望德国的潜艇攻击美国的船队,但是希特勒不上他的当,希特勒严令潜艇不得伤害美国人的船队。在大西洋的航运上,共十七月的时间里,美国海军无数次向德国海军挑衅,德国的海军司令雷德尔计算美国人共有二十次挑衅行为,但是希特勒不发脾气。罗斯福甚至希望德国的潜艇无意中伤害美国人的船只。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1941年9月4日,德国潜艇误向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发射鱼雷,格里尔号发射深水炸弹进行还击,但是双方都没有发生伤亡。罗斯福怒火中烧,声称是德国人先动手的,并下布命令,遇见德国人的舰队就开火,这几乎算是不宣而战了。10月间,德国潜艇与英国舰队作战,先后误伤美国舰只卡尼号与鲁本号,罗斯福宣称这是纳粹的阴谋,实际上在之前美国舰队已经与英国舰队联合对德国潜艇作战了,但是即使这样,希特勒仍不还手⑵。这样,罗斯福只有找日本人的麻烦了。罗斯福给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是,从中国与越南撤军,否则就对日本禁运石油与废铁。
罗斯福为什么需要一场战争?这是不得已。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首当其冲,1932年,美国有一千五百万的失业人口,三千多万人没有任何收入,这还不包括农村陷入贫困状态的一千多万农民。如果不是罗斯福上台,如果罗斯福上台后继续执行胡佛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国国内必会发生革命,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一如罗斯福所号召的那样,“工农联合起来扫荡华尔街资本家”,罗斯福声称他的敌人是华尔街的资本家,以此实行抑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政策,所谓的罗斯福新政,这实际是在搞社会主义,希特勒引罗斯福为同道,称罗斯福是与他站在同一个战壕的同志与战友。
罗斯福新政缓解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但并没有解决问题。1937年,美国仍有七百万失业人口,一千八百万的人需要救济,一如罗斯福所说,仍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吃得坏、住得坏、穿得坏,随后美国又遭受了一场金融危机,增加了五百万的失业人口,把新政的成果给抹去了。此时,美国新政已成强弩之末,但也在此时,战争临近了,这挽救了美国与罗斯福的新政。
罗斯福新政与希特勒的经济政策类似⑶,只是希特勒作得更为彻底。其主要目标是减少失业,其主要方法是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建设。大规模的修建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房屋、学校、邮局、医院、监狱、机场、儿童游乐场、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水利建设、植树运动、农业改造等等。这种经济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模式,即用政府财政的公共支出来拉动社会需求。1929年—1932年经济危机及其以后,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等不约而同地实行这种经济政策。其中最成功的是希特勒。1936年德国基本消灭了失业,这在当时被视为经济奇迹⑷。但是这种凯恩斯经济模式,即大规模基础建设与公共设施建议,无疑是一种战时经济模式,是一种非正常的经济模式,一种短期的经济模式,它甚至算不上一种经济模式。它是中药材中的将军大黄,大黄可以救急,但是不能天天吃大黄,终会亡命。这种经济可以暂时缓解经济危机及其失业现象,但是最后会导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一如不断吹大的气球,把希特勒帝国带入死路的绝对有这种经济因素。德国经济学家卡尔&#8226;哈达赫对这种经济模式及其后果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当时的经济是准备战争,还是被迫进行战争?
可以回答的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战争成了国民经济的自然需要,一如婴儿望母奶,对日本、德国、美国都一样,当然还有另一条路,像苏联人那样打内战、搞革命,罗斯福与希特勒所面对的问题是同样的,要么国内革命,要么国外战争!
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汉武帝、古代波斯的大流士、古代罗马的屋大维、俄罗斯沙皇彼得、法国拿破仑都搞这种经济政策,大规模的修公路、开运河、搞基础建设成为他们的共同政策,他们提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模式,我称之为大黄经济模式。汉武帝大规模修公路、筑长城、开运河、筑城与大规模的边区移民,屋大维修罗马大道、搞水利建设、掀起罗马城市运动,大流士修公路、修水渠、设驿站,彼得一世修大道、筑新城、搞海军军备,拿破仑搞农业改造、水利建设、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修公路、开运河。他们与希特勒、罗斯福的一样遇见了经济危机,遇见了国内大量的流民问题。一如1929—1932经济危机时,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希腊、法国、奥地利存在的大量的失业人员。古代称流民,现代称失业。
解决这种经济危机与失业人员的最好办法无疑就是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彼得沙皇、波斯大流士、罗马屋大维、法国拿破仑无一例外走向战争,这比基础建设的还有效。用美国人的话来说,战争一打,什么都解决了!失业的肿瘤立即消失。美国参战前,仍有九百万失业人员,三百万人在工程兴办署中以工代赈。一打仗,人手还不够。按罗斯福的话来说,当时美国有四千多万人仍在贫困之中。一打仗美国人全部都富裕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二战中,美国人与英国人的平均营养水平提高了,人与人之间也更加平等了⑸,这种变化在战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的福利制度诞生在战争中,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在战后的西方国家得到普遍的实行。基于二战时世界主要国家遭受的巨大的损失,当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预测,二战后各国的经济将会更加萧条,但事实与预测完全相反,二战后,各主要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苏联的经济都在几年的时间内得以恢复,以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史上任何时期,其国内的民众在短时期内变得富裕。这便是新的战争的诡异!兵者,诡道也。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说的题目。
成吉思汗遇见了与罗斯福、希特勒、彼得、屋大维、拿破仑、大流士同样的失业与流民问题。蒙古草原出现了大量的无牧地的贵族与自由民的子弟。这是蒙古草原的战争时代,贵族分封制度出问题的时代,部落集团之间与部落集团内部出现不可抑制的分裂与战争。我称之为蒙古战国时代⑹。大致从克烈部大可汗黄色可汗,也称撒里汗去逝时,黄色可汗的长子王汗即可汗位起,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止。就是说从十二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三世纪初,共约五十年的时期。显然,草原地区的战国时代比农业地区的战国时代,延续的时间要短得多,战争的发展与转换要快得多。
那么,成吉思汗如何应付大量的无土地子弟与流民的情况呢?首先是内部改革,建立横帐近卫军,以收留无土地的贵族与自由民的子弟,征收固定税以救济贫穷的百姓,大规模的打井、设立驿站、设立军工基地与粮食基地,以吸收各部剩余的流民。显然,这种设立常备军、征收固定税的政策是违反草原政治传统的,草原军队不必常备,草原历来是世界无税区。蒙古战国晚期的三巨头,克烈部可汗王汗、蓝眼蒙古元首成吉思汗、黑眼蒙古元首札木合。王汗是改革的先驱,率先在克烈部落实行了加强王权、削弱分封贵族自治权的一系列改革。成吉思汗跟在王汗的后面,可以说,成吉思汗继承了王汗的政治遗产。而札木合则是保守派,以维持贵族分封传统为己任。成吉思汗的部落内部改革颇为温和,历史上波斯大流士、罗马屋大维、美国罗斯福都是温和的改革家,当然世界史上英国人的内部改革最为温和与保守。上帝偏爱英国人!
成吉思汗对内改革与救济,对外则实行战争与通商,为无土地的蒙古子弟寻求土地、财富与机会,这是蒙古君主的责任与义务。蒙古前四汗时期⑺,蒙古三次西征、七次南下,从各部落抽调士兵,首先抽调的是无封地、无牧场的子弟与民众。而战争延伸到那里,通商政策就随后跟到那里。十三世纪,这是世界蒙古时代,蒙古征服了几乎整个亚洲与大半个欧洲,同时,商道也通向欧亚大陆各个地区。三百年以后,欧洲人也是这样干的。

注解:
⑴威廉&#8226;曼彻斯特,《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第一册,359—36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⑵威廉&#8226;曼彻斯特,《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第一册,330—337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⑶卡尔&#8226;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58—7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⑷卡尔&#8226;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6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⑸肯尼思&#8226;O&#8226;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581—582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⑹蒙古战国时代,这是我个人的命名,专指北蒙古与东蒙古地区,从十二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三世纪初,即从克烈撒里黑汗死亡起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止,其社会现象与文明地区的战国时代相似,即牧地贵族分封制度的崩溃与草原帝国的形成。不同于文明地区战国现象的是,草原战国具有极明显的重复性,在之前有匈奴战国时代、突厥战国时代,这是草原历史的显著特征之一。第二个特征是,帝制在草原历史中只是极为短暂与表面的现象,草原两千年来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史都反复证明了这个结论,蒙古帝国实际是部落集团联盟制,俄罗斯帝制与蒙古帝制几乎是相反的,它不是蒙古制度的输入与影响,而是俄罗斯本土的产物。
⑺蒙古前四汗时期(1206年—1259年),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在此期间,总计蒙古军进行了十次大规模的远征。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二次南下征金、二次南下征西夏、一次西进征中亚花刺子模。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南下灭金、南下征南宋,西征俄罗斯与东欧。蒙哥汗时期,蒙古军南下征南宋,西进征中东与近东。其中,成吉思汗南下征金国大同地区,成吉思汗第一、二次南下征西夏,成吉思汗时期,者别征中亚草原,者别与速不台远征西伊朗、南俄与北哈萨克斯坦。窝阔台汗时期,蒙军征高加索与小亚地区,不归于大规模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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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兵者诡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变态?

战争只有到了核武器时代,才真正显示出它的诡异来,以前它更多的是显示出它的狰狞。一如现代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说,“氢弹的出现给世界投下一道黑影,而于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⑴”。核战争改变了战争本身,但没有改变战争的诡异性,它看起来似乎更加嘲弄人。
美国哈蒙德上校(Grant T.Hammond)提出了核时代战争的诡异性,所谓战争的变态⑵。现代化与核武下的战争无可置疑变得更具有精神性、更具有平时性,战争由以空间为战场变态为以时间为战场、由硬件导向变态为软件导向、由有形措施变态为无形措施、由以工具为焦点变态为以认知为焦点、由战时暴力冲突变态为平时和平竞争、由毁灭行动变态为创造过程、由实质性的攻击变态为追求价值观与精神目标、由争取胜利变态为保持不败以至于不战而胜。不战而胜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命题。
哈蒙德上校所说的战争的诡异性、战争的变态,在孙子兵法看来,却是正常的,这正是战争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所谓兵者诡道,只是现代化的战争更具有诡异性而已。哈蒙德上校提出的战争由空间战场变态为时间战场极为准确,这抓住了当代新军事革命的实质,也表现出西方战争理论与远东战争理论的一种文化性的不同,即西方哲学与文化重空间的倾向,而东方哲学与文化重时间的倾向,我个人认为,这是东、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别。孙子兵法的特征是对时间战场的偏向,对战争准备的侧重与战后未来的考量,这正与现代化战争与未来战争的特点相合,所以在核武器时代,孙子兵法更得到人们的重视与理解。
在兵法第一篇计篇中,孙子提出了诡道,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并认为战争胜利的秘决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在兵法第一篇中,主要说战争的重要性、战争策划的重要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这些其他兵家都会说,而且说得不比孙子差,孙子在此篇的真正的独特观点,就是兵者诡道之说。孙子认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战争的特质是诡诈。这种说法,引起不少的异议。儒家特别是宋代儒家,对这样的说法极为反对,称孙子兵法为“鼠蛇之智”。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则不重视欺诈,也不重视奇袭。克氏理论的重点是在会战,强调勇敢的精神与长远的眼光,而不是诡诈与弄智。日本兵圣大江匡房也对孙子兵法的诡道提出了异议,他强调“真锐”,勇敢与刚毅,认为孙子兵法就一个“惧”字了得。他认为勇武精进、刚强不屈才是日本的战争精神,而诡诈只是旁门左道。他对孙子的诡道中的奇正论与虚实论也提出了异议,表示“能战而已”。大江匡房多少有些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劲头。
老子对战争性质的看法与孙子颇为相近,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此,政治与战争性质不同,由此,其使用的手段也不同,政治要用正义与温和,老子极力反对治国用暴力与智力,简本老子甲开章明义,三绝三弃,绝弃的就是诡诈智巧伪辨,今本老子强调柔弱与卑下,反暴力与反智力是老子政治哲学的第一特质,但是相反,战争则必须要用暴力与智力。我们可以看见,老子与孙子对战争的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但也有微妙的区别,老子认为战争的性质是奇,孙子认为战争的性质是诡。奇与诡有不同的地方。
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涉及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是古代兵家与现代战争理论的一个课题。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对此有他独到的见解,克氏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氏与老子不同,克氏强调政治与战争的联系,而老子强调的是政治与战争的区别。用克氏的方式说老子的意思,那就是,“战争是政治的变态”。老子认为政治要在温和与妥协,最忌暴力与智力,“强梁者不得其死”,“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但战争恰恰是以暴力与智力为特征的,所以政治与战争不同性、不同庭。克氏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仍是政治的形式、政治的手段。克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而老子恰恰最重视手段,政治如果采用了暴力与智力的手段,就已经不是政治了,而是走向了政治的反面,它变态了。
这里老子与克氏并不矛盾,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中国古代司马法与老子的观点相同,司马法本简洁,但其中先后三次强调政治与战争的不同,所谓军容与国容的不同,司马法名言,“国容不得入军,军容不得入国”,这话的意思简单明确,政治的那一套不得进入军界,而军队的那一套则不得进入政治生活。这是千古名句。古代斯巴达人,军容入国,成为军事化国家,斯巴达国家成为一座军营。近代普鲁士国家也是如此。二战的德国也是如此。国家成为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二战后俄罗斯经济长期偏重于军事工业。这长不了。而国容也不得入军容,如果政治与国民生活形态进入军营,把军营弄成一个集市,这也不叫话。
现代西方战争理论则比较强调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并因此出现了一战后的总体战理论与二战后的大战略理论。总体战始于拿破仑战争,特别表现在一战、二战中,其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一战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鲁氏认为,克氏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还不够,“战争是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体现⑶”,因此政治应该为战争服务,政治是战争的仆人。与之相反,是大战略理论,这是英国现代战略大师李德哈特所提出,李氏认为,战争在政治之下,战争应为国家政策服务,人们的眼光应该看到战争地平线之后⑷。李德哈特先生的大战略无疑含有道德因素与政治因素。二战后,总体战已成为过去。大战略,美国人称之为国家战略,在核武器与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成为最为现实的问题。
中国历代兵家喜欢讲政治与道德,但是孙子兵法除外,孙子兵法似乎屏蔽了政治,这受到儒家的批判。但是实际上,孙子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认识极为深刻与现实,这与批判他的儒家大不同。孙子的政治观点表现在简本孙子佚文中的《吴问》。吴国的国王接见孙子,并问孙子,晋国分裂成为六个国家,范国、中行国、智国、韩国、魏国、赵国,这六个国家谁先灭亡?孙子回答,范国与中行国最先灭亡,而赵国最后灭亡,原因是范国与中行国的财税政策,田小税多,使公家富、兵多,使民贫,即政府富裕、军队庞大、民众贫困,而赵国的财税政策,田大税少,使政府穷、军队少、民众富裕。孙子的政治标准极为简单,他认为国富民穷必亡,国穷民富则兴。历史反复证明了孙子的观点。一如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8226;斯密所说,“国富民穷是一种暴政”,也是最为危险的政治,一如现在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所鼓吹的“藏富于民”,一如汉文帝的“不与民争利”的基本国策。孙子的后裔孙膑也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与兵家,齐威王问孙膑战争胜利之道时,孙膑的回答是国富⑸。这多少有些令人不解,孙膑与孙子的观点似乎是相反的?
成吉思汗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典范。成吉思汗治国可以说是正之至,其国内的政策颇为温和,如果说节制是成吉思汗个人性格的第一特征⑹,那么温和则是成吉思汗国内政治的第一特征。成吉思汗国内政治排斥暴力与智力,而诉求于宗教与传统,他的国内政策极为温和,他是蒙古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之一,但他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都带有妥协的特征。在政治上,成吉思汗是妥协之主。本书只讲战略,关于成吉思汗政治的妥协特征⑺,可见本章后面注解中的具体论述。
成吉思汗用兵如神,以奇用兵,但在战争中,成吉思汗对于阴谋与诡计的使用颇为节制,但正是因为这种节制,所以当他使用阴谋与诡计时颇令人感到突然与意外。成吉思汗在蒙古内战中只使用过一次阴谋,这次阴谋让他成为蒙古的老大,这就是伟大的者者格儿山之战⑻。
十二世纪晚期,蒙古战国进入晚期,在蒙古草原中,存在着三大传统部落集团联盟,其下是十三个部落集团⑼,以达旦人为首的东部联盟已灭,以乃蛮人为首的西部联盟已残,以克烈人为首的中部联盟最为强大。中部联盟是克烈人与蒙古人的联盟,即王汗与成吉思汗联盟。王汗是克烈部可汗,草原基督教皇,占据着草原的中央草原鄂尔浑河、土拉河、上色格楞河地区,还占有哈勒哈河以南、克鲁伦河以南的东部草原。成吉思汗是蓝眼蒙古部可汗,占据着不儿罕山地区、鄂嫩河、克鲁伦河与呼伦贝尔地区。王汗是成吉思汗的宗主与义父,成吉思汗是王汗的附庸与义子,两人联盟二十多年,先后击败草原其他联盟。在进入十三世纪时,王汗、成吉思汗联盟在草原几乎没有对手,这使联盟注定要产生分裂。
为了制止这种分裂,在联军远征北乃蛮人回国后,成吉思汗要求与王汗家族联姻,王汗家族先是不同意,最后则答应了这门婚事,即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与王汗的小女儿察兀儿公主订亲,成吉思汗的大女儿豁真公主与桑昆公子的大儿子秃撒合订亲。王汗的儿子桑昆公子请成吉思汗去他的牧地吃订婚的喜宴,计划在宴会上杀掉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完全不知情,带着十个从人高高兴兴去吃喜宴,走在路途中,因为天黑,就住宿在他家族的旧人蒙力克长老的家中。蒙力克长老觉得不对劲,提醒成吉思汗,这其中可能有诈。成吉思汗便派两个从人去桑昆公子那儿赴宴,而带其余的从人返回老营。成吉思汗由此逃过一劫⑽。
王汗见事发,便召集各部兵马,准备第二天出兵去捉拿成吉思汗。不想有两个牧马人无意中听到消息,便连夜去成吉思汗营地,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时竟不敢相信,他忠心耿耿跟了王汗二十年,如今竟被王汗一脚踢开。于是成吉思汗抛弃辎重,分散老幼,带部落向东方逃跑。王汗带大军追来,成吉思汗逃无可逃,返身与王汗作战,双方在合兰真沙地决战。成吉思汗军队崩溃。成吉思汗逃跑到西伯利亚大沼泽里,最后身边仅剩下十八骑⑾。
成吉思汗在北方大沼泽中,招集逃散的旧部,联合东部的弘吉刺人,又派两名使者去王汗阿兰塞行宫,公开指责王汗的背信弃义,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的控诉⑿”。成吉思汗要求王汗给他一个说法,认为王汗不配作国王与父亲。成吉思汗表示出他的愤怒,但更多的是委屈,这是一种附庸对宗主、儿子对父亲、臣子对君主的抱怨,成吉思汗显然对王汗留有余地,同时也给他自己留下余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王汗的一种欺诈。成吉思汗又派出使者去离间中部联盟的另一个成员札木合与王汗的关系,札木合是黑眼蒙古人的元首,与成吉思汗一样是王汗的附庸。不用离间,札木合见成吉思汗势力已灭,王汗独大,心中颇为不安,因此计划偷袭王汗老营,不想王汗先走一步。王汗带兵袭击札木合营地,札木合军队崩溃,札木合逃往西部阿尔泰山。此时,王汗独大,草原群雄皆残灭,只余下西部阿尔泰山地区的南乃蛮国太阳可汗,王汗离统一草原、建立帝国,只有一步之遥。
成吉思汗失败后,隐藏在北方大沼泽中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弟弟合撒儿的妻子与三个儿子来找他,他们是在合兰真沙地大战中与成吉思汗失去联系,被王汗俘虏了,趁王汗与札木合打仗,逃了出来,不想在大沼泽中找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由此心生一计,让合撒儿假装投降王汗,说是因为妻子与儿子们在王汗那里,所以要投降王汗。当时成吉思汗的许多部下因为儿子与妻子被王汗俘虏,而离开成吉思汗,去投降王汗,这是人之常情,草原中的常事。于是成吉思汗派合撒儿的两位使者去见王汗,表示合撒儿投降的意愿,同时探明王汗营地的情况。在两位使者出发去王汗营地之后,成吉思汗随即带兵出大沼泽,一路沿山林荒野潜行千里,最后到达克鲁伦河边,埋伏在河边的牛粪湾。
合撒儿的两位使者去了者者格儿山,来到王汗的营地,向王汗说明合撒儿投降的愿望,说是合撒儿没有找到成吉思汗,在荒野里流浪,听说妻子与儿子在王汗那儿,所以想投奔王汗。王汗同意了,就请合撒儿来。两位使者离开王汗的营地,来到克鲁伦河的牛粪湾,向成吉思报告了经过,说是看见王汗与他的长老们、主教们、贵族们与军将们正在营地里摆金帐宴,庆祝胜利,防备十分松懈。成吉思汗由是带军连夜前往者者格儿山,埋伏在山中的斑点盘陀峡地,白天从山谷中突然杀出,袭击王汗的老营。王汗措手不及,带人逃往者者格儿山的山口,成吉思汗带人紧追不舍,经过三天三夜的追逐激战,最后把王汗的近卫军失烈门太子军与中军只儿吉军消灭了,王汗在逃往西方的途中被乃蛮边境兵杀死。
者者格儿山战役,决定了谁是蒙古王,进而决定了谁是欧亚王,如果成吉思汗失败,我们今天知道的不会是蒙古帝国,而是克烈帝国,不是成吉思汗,而是王可汗、约翰教皇,而成吉思汗将默默无名。这是成吉思汗一生中最具决定性的战斗。此战的特征是诡异、欺诈与突然性。成吉思汗在合兰真沙地大战中遭到惨败,并遭到王汗军与札木合军的联合追杀,最后他身边只剩下十八骑,他的部下与民众大都投靠了王汗与札木合。可以说,成吉思汗已经退出了草原政治角逐,但是他却突然出现在王汗的面前。
当时成吉思汗手下共有二千六百人,即使后来有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斤及其他三圈子的人马来投奔成吉思汗,这三个牧地圈子都是小圈子,所以成吉思汗手下的战士不过三千人。而王汗当时的战士可能超过一万人,仅他的近卫军就有一千人,还有他的三大王牌军,中军铁血只儿吉军、左翼军暴躁土别格军、右翼军森严董亦合军。成吉思汗一生谨慎,竟敢如此弄险,攻击比他强大得多的王汗。王汗与成吉思汗合作了二十多年,他对成吉思汗极为熟悉。所以,这完全出乎王汗的意外。简单地说,者者格儿山战役,既是战斗上的突然性,而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突然性。一如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千般诡谲,万般机诈,最后归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正因为这种突然性,王汗的左、右翼军来不及参战。王汗左、右翼军人数众多,其中有王汗的两大王牌军,土别格军与董亦合军。如果这两只强大的军队能及时赶到战场,成吉思汗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蒙古秘史与其他蒙古史籍,没有交待当时这两只军队的情况。还有,王汗的弟弟札合敢不亲王的军队也没有参战。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是者者格儿山之战的谜团之一,也是蒙古历史的谜团之一。
另外,是者者格儿山之战的历史突然性。在此战之前,人们只知王汗,而不知成吉思汗。王汗是十二世纪后半叶亚洲草原的头号人物。而成吉思汗的名声不大,外界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只是王汗的附庸之一,一如太阳可汗所说,成吉思汗只是王汗身边的箭筒士之一。成吉思汗跟了王汗二十多年。王汗在剪灭蒙古群雄,将要统一蒙古之际,却突然发现身边的成吉思汗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对手。蒙古战国五十年,在结束之时,却突然发生翻盘。

⑴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8226;原序》,1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⑵Gran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 pp.6-16. 1994.”
⑶鲁登道夫,《总体战》,1—7页,北京理工科大学,2007年4月。
⑷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357—370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⑸孙膑,《孙膑兵法&#8226;强兵》
⑹关于成吉思汗个人性格中的节制,无论是赞扬成吉思汗与批判成吉思汗的史家,都承认成吉思汗个人的超凡的自我节制能力。
⑺成吉思汗政治妥协特征简述:
成吉思汗是一个改革家,但是他又是传统主,在改革与传统之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的妥协特点。蒙古战国时期,牧地贵族分封制度动摇,草原各部落集团的元首们纷纷求变,着手内部改革。成吉思汗也不例外,他的改革主要指向是加强王权、削弱贵族自治权,如设立横帐近卫军、征收固定税、军政中大量起用平民与奴隶等等。但是成吉思汗的改革是保守的、消极的,他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都带有向传统妥协的成份。成吉思汗对牧地分封制度触动最大的改革是拆散部落分封制,这是他的杀手锏,部落分封制是草原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可谓根本性的改革,但是这种根本改革严格局限于对敌人的部落,而成吉思汗的部落与其盟友部落仍保留部落制度。
成吉思汗征收固定税,我们所知道的成吉思汗征税,大多是临时税,其固定税主要限于军队内,从军事人员战争所得财物中收税,这实际并不是严格意思上的固定税,它只能发生在战时。在军队之外的固定税,是用来救济贫民的,这是一种救济税,其税率大致是百分之一,相对文明地区的什一税来说是极低的。成吉思汗的政府与军队得不到固定税收的支持,所以其政府世界上最小的政府,其中央的官员只有十几人。成吉思汗创立了近卫军,这是最明显的加强王权的改革,但是成吉思汗近卫军与罗马近卫军、奥斯曼近卫军、现代军队大不同,成吉思汗近卫军的供养,不是由税收供养,而是由各近卫军战士的家庭供养。这样从根本上决定了近卫军不是成吉思汗的私人军队。如果一个牧地贵族反叛成吉思汗,他的子弟与属民将从近卫军中撤出。
属于成吉思汗的私人军队只有成吉思汗的千户与他的家庭奴隶千户。这是成吉思汗个人供养的军队,而成吉思汗的个人开支是他自己的千户供应的,也就是说,从根本来说,成吉思汗仍是吃自己的,穿自己的,用自己的。蒙古可汗只有一个千户,成吉思汗只有一个千户,这是成吉思汗对个人权力的自我限制。成吉思汗仍奉千户制度为蒙古基石。表面上,成吉思汗掌握军队,分配军队给他的儿子们,分封国家给他的儿子们,实际上,这些军队与牧地是属于世袭千户贵族的,只是用有限的王权联系在一起。一旦王权遭到削弱,则这些千户贵族就会分离出来,这就是蒙古前四汗时期以后的基本情况,草原历史很难避免这种情况。
成吉思汗虽然加强王权,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蒙古忽里勒台贵族议会,也就是蒙古议会的权力。蒙古议会仍是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决定蒙古军国大事,选举蒙古大可汗。成吉思汗遗言,凡蒙古大可汗,必须要得到蒙古议会的通过与承认,否则就不合法。这在前四汗时期得到较好的实行。成吉思汗起用了大量的平民与奴隶,但蒙古议成员与蒙古军将仍是以贵族为主,只有新增加了一些平民与奴隶成员,蒙古立国之后,这些平民与奴隶成员成为新的千户贵族。
统一蒙古后,成吉思汗进行蒙古大分封,从而确认了分封贵族制为蒙古政治基石,确认世袭千户制度不容侵犯,确认忽里勒台贵族议会为蒙古最高权力机构。大致说来,成吉思汗虽然改革了部分草原传统,但他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传统,说白了,他改革就是为了保持传统。成吉思汗的改革有无可置疑的消极性与保守性。
成吉思汗是忠诚主,蒙古秘史就是“忠诚”二字,“永不首先背叛”是成吉思汗的原则之一,“有话当面说”是成吉思汗的内部准则。成吉思汗在国内与联盟内从没有使用过所谓的帝王术,更不用说暴力与阴谋了。成吉思汗对背叛者非常的厌恶,以至于超越了敌我关系。即使是背叛他的敌人的人,他都要惩戒与杀戮,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与迷惑,比如王汗的儿子桑昆公子是成吉思汗的敌人。桑昆公子的牧马人阔阔出,在桑昆公子落难时,抢劫了桑昆公子,来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令立即把阔阔出拖出去斩首。札木合是成吉思汗的死对头,札木合被成吉思汗打败后,札木合身边的几个亲信把札木合捆绑起来,送到成吉思汗营地。成吉思汗便令人在札木合面前,把那几个亲信给斩了。这些例子还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对背叛者的极其厌恶。但即使成吉思汗这样厌恶背叛者,他也颇为温和,一些人虽然背叛了主人,但并没有去主动害主人,攻击主人,只是离开了主人,抛弃了主人,对这种人,对这种消极的背叛,成吉思汗的处置并不严厉,可见成吉思汗在这个问题上的自我节制。这种消极的背叛的例子不少,比如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死前,把家中的寡妇孤儿托付给蒙力克,但是蒙力克不顾托孤之重,抛弃了也速该的寡妇与幼儿们,这非常用可恶,但是成吉思汗容忍了,因为蒙力克并没有攻击,只是离开了。牙纳阿劫持其主人塔儿忽台来投奔成吉思汗,但是在途中,放了塔儿忽台,来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明白地对牙纳阿说,如果他伤害了塔儿忽台,成吉思汗会杀了他,但是他放了塔儿忽台,懂得不主动伤害的大道理,所以要重用他。驼背奎帖木儿离开成吉思汗,去寻找桑昆公子等等,成吉思汗也都容忍了。
成吉思汗是诚信主,奉诚实为基本人格。人们喜欢引用成吉思汗的一句话,“一次不诚信,便永不可信”。在成吉思汗所说的话中,似乎找不到这句话,成吉思汗不会这样的极端。不过,这话反应了蒙古人对诚信的追求,与成吉思汗对诚信的重视。成吉思汗生平中,杀了几个著名的蒙古贵族,大都是因为其不守盟誓、不践诺言,比如成吉思汗杀他手下的贵族元老撒察、泰出兄弟,是因为两兄弟不守青海子的誓言。成吉思汗计划暗中杀害他的叔父“灶王”答里台斡亦赤斤,也是因为答里台违背了青海子的誓言。但对于消极的不诚信,非恶意的不诚信,非攻击性的不守信,成吉思汗尚能容忍,这与一般的蒙古人不同。蒙古民众对诚信有一种过分的追求与极端的珍惜,对不诚信的人极端厌恶,对不诚信的人的处置极为无情与残忍。如成吉思汗投奔札木合,但札木合不容成吉思汗,但是成吉思汗仍保持与札木合的友好关系,王汗在战场偷偷离开,把成吉思汗独自留给敌人,这严重违背了他们盟誓,虽然成吉思汗气得不行,但仍然奉王汗为宗主。真正令成吉思汗与王汗、札木合翻脸的是王汗与札木合对成吉思汗的主动进攻,成吉思汗保持着永不首先背叛的原则。
“共同富裕”也是成吉思汗的原则之一。成吉思汗的著名的班朱尼誓言,也就是沼泽中的誓言是,“打得天下,兄弟们分了”。统一蒙古后,成吉思汗即分土裂茅,分封牧地贵族。从答兰捏木儿格思战役之后,成吉思汗改变战时各人抢得的财产归各人所有的传统,而实行战后共同分配战争所得财产的政策,每人都有一份子。早先征临时税,以后征收固定税,以救济贫困的百姓。但在共同富裕的原则下,成吉思汗的分配制度与奖赏制度,仍重视差别与不平等,对于蒙古传统的家庭财产与遗产的分配制度、传统的战争财产分配制度,虽然这些传统制度不利于共同富裕的原则,但他仍是尊重与遵守。也就是说,他的共同富裕的政策是消极的、有限的,受传统限制的。
成吉思汗是宗教主。他的第一原则是宗教,这是无可置疑的。蒙古民族是说到底是一个宗教民族,成吉思汗说到底是一个宗教徒。英国保守主义鼻祖柏克曾说过,“人是宗教动物”。宗教是保持人性的基本方式,说得明白点,宗教是人性之盐,宗教最能抑制金钱,也最能制止谎言,而法制与道德在这方面的力量要弱得多,法制与道德本身就是从宗教中来,并需要宗教的支持。成吉思汗可能并不知道宗教这些作用,他只是信仰上天,只是信仰而已。成吉思汗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不是国际通商原则,也不是外交豁免权原则,而是宗教宽容原则,欧洲经过千年的血与泪的教训,反复无尽的精神与心灵的苦难与挣扎,直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地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成吉思汗是一个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没有宗教狂热,他曾经与一个伊斯兰教长谈话,听了伊斯兰教长所说的穆斯林的几项功课。他觉得很好,只是认为其中一项“穆斯林去麦加朝圣”没有必要,朝圣在当地就好,因为真主无处不在,长生天无处不在。成吉思汗这种宗教的温和与宽容,是他的虔诚所致,是他的真诚所致。
我们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几大原则,其中温和与妥协原则贯穿于其他的原则之中,贯穿于其他原则的始终,任何原则在成吉思汗都有其妥协的一面,而妥协更能保证原则的存在与延续。成吉思汗国内政治温和与妥协原则,使他国内政治极为稳定,也使他的部下与合作者有巨大的安全感,这是成吉思汗政治成功的主要因素,别无其他。
⑻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103—106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
⑼蒙古战国时期十三部落集团:达旦部落集团、小弘吉刺部落集团、大弘吉刺部落集团、乌勒吉河蒙古部落集团、克鲁伦河蒙古部落集团、泰赤乌蒙古部落集团、乞颜蒙古部落集团、南乃蛮部落集团、北乃蛮部落集团、篾儿乞部落集团、克烈部落集团、汪古部落集团、斡亦刺部落集团。
⑽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85—88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
⑾《元史&#8226;太祖本纪》
⑿无名氏著,谢再善译,《蒙古秘史》,96—99页,开明书店,1951年9月。三大蒙古史籍,《蒙古秘史》、《史集》、《元史》对此都有记载,其内容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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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战而胜
`           ——阿提拉在欧洲的和平外交,成吉思汗对北亚洲的和平征服

不战而胜,是典型的道家思维方式,与道家的语言特征,老子经常说这样的话,老子八十一章,有八十章都在说这样的话。
在兵法第三篇谋攻篇,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上面的话的意思是,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谋略,其次是用外交,最下是攻城。又说,善于用兵的人,征服他人的军队而不用战斗,占领他人的城市而不用攻打,毁灭他人的国家而不用长期战争。这就是谋略的法则。孙子第三篇主要就是说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也就是《易经》所谓的“神武不杀”,不战如何能胜?神武何至于不杀?但是熟悉道家思维方式与语言特征的人,却觉得再平常不过了。老子说,“善数不用筹策”,善于计算的人,不用计算机。又说,“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于关门的人,不用保险门锁,但却打不开。又说,“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善于打结的人,不用绳索,但却解不开。婴儿最善于打结,他可爱又可怜,用爱与怜的双重纽带,系住了母亲的心。又说,“善战者不与”。善于打仗的人,不与敌人接触。又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要得人就得谦卑。又说,“不为而成”,不为却能成功。“不争而善胜”,不争却最能取得胜利。又说,“不言而善应”,不说话却最善于应对。又说,“不召而自来”。不召唤却自动前来。又说:“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是不争而善胜了。
老子的“善战者不与”、“不争而善胜”与孙子的“不战而胜”大致是一个意思。孙子兵法中的道家色彩几乎无处不在,兵法之外也同样如此。道家忌阴谋,孙子兵法重诡道,而孙子的战争胜利之道却是不诡。道家说,三代不为将,功成而身退,孙子在吴国战胜楚越后,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老死山林。老子重传统,以古之无以御今之有,以传统的精神驾御现代的事情,这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政治教条。孙子兵法重古代军事传统,文中常常引用古代军事格言与军事教条。孙子可以说是道将了。中原历史上,儒将千人,但是称得上道将的,怕只有孙武、孙膑、刘秀、李靖、郭子仪、刘伯承等几人而已。
老子的“善战者不与”,比孙子的“不战而胜”更为形象与直接。“善战者不与”,善于作战的人,不与敌人接触。这是华尔街的炼金术,不必与你打交道,不用去压迫人、剥削人、欺负人,但是可以使你的钱无声无影地转入他们的腰包里,这与以前的殖民主义的强取豪夺不同,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老子说,“不争而善胜”,古代农民还可以与地主一争,近代工人还可以与老板一谈,现代的工人与农民,根本看不到资本的影子,这使资本无所顾忌、变本加厉。这就是“善战者不与”。人类生活的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场,是在华尔街与好莱坞,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与诺曼底。学习兵法谋略,不必去西点与伏龙芝,而应该去高盛与汇丰。
不战而胜的观念,在二战以前,曾被欧洲大陆的战略家们认为是一种仁慈家的空想,但当人类进入核武时代与信息化时代时,不战而胜成为最为实际的国家战略。冷战与铁幕,改变了人们的战争观念。以前古代战争的合战观念,拿破仑时代的会战观念,一战、二战的总体战的观念都已不复存在了。由此二战后衍生冷战、遏制、威慑、有限战争、防御性战争、大规模报复、和平演变、保持接触等政策与实践,并伴有大规模的情报战、宣传战、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出现,逐渐演变了新的军事革命。以前的战争旗帜上是剑与火,而现代战争旗帜上是铀与矽。
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认为,第一个改变欧洲现代战争观念的是希特勒,二战前,欧洲的军事观念仍是以会战为主,以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为目标,希特勒却独具不战而胜的观念,给德国军事思想带来了新的方向与更为广泛的意义,并以一系列的外交与谋略及其成功折服了德国的职业军事家们。希特勒先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冒险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其后强行合并奥地利,再后得到捷克苏台德地区,并进而吞并捷克。仅仅四年时间,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两个国家,解除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友对德国的包围。希特勒又先后与南面的意大利与西班牙结盟,与东面的苏联签订友好条约,这样反而把法国包围了,这就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早期的希特勒似乎着迷于这种不流血的战争⑴。
尼克松打破铁幕,实行对苏联开放与交流的政策,一些人称为和平演变,一些人称为不战而胜,其关键在于“保持接触”。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西汉初期,北面的匈奴始终是个大麻烦。汉大臣贾谊提出了著名的“与匈奴争人民”的外交政策,即开放边界贸易,让匈奴人与汉人交流,以温和的环境与优惠的经济吸引匈奴人,以汉地的经济政策与手段,促使匈奴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让一部分匈奴人先富裕起来,让大部分匈奴贫困下去,这样匈奴人必内乱,这样根本用不着战争⑵。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保持与匈奴人接触,这与中原一贯的隔绝匈奴的政策完全相反。这种政策与尼克松的保持接触的政策暗合。同时期,汉大臣晁错则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是向边区移民政策,一是“以夷制夷”政策⑶。可惜的是,西汉执行了贾谊的以优惠经济条件吸引匈奴贵族的政策,而没有实行贾谊的“保持接触”政策,执行了晁错的向边区移民的政策,而没有实行晁错的“以夷制夷”政策。
真正执行以夷制夷的是东汉皇帝刘秀,在之前,西汉的汉宣帝有意无意中执行了这种政策⑷。刘秀对匈奴人的谋略与外交的成功,奠定了中原的北方边疆政策,这就是以夷制夷。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前后打了二十三年,打得西汉国内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赤地千里,百姓死亡过半,最后却遭到了惨败。一如汉臣严尤所说,在历代对匈奴的政策中,周宣帝中策,秦始皇无策,汉武帝下策。但刘秀找到了上策,他的策略是不战,这与汉武帝的浪战相反。刘秀吸取了汉武帝的教训,不与匈奴作战,以至于坐失西域。刘秀以边区贸易权,召降了匈奴左边的乌桓人与鲜卑人,匈奴北面的丁零人,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右边的乌孙人结盟。由此,匈奴遭受到四面围攻,加上内部的分裂,最后被迫西迁,而西域也自动归附东汉。以后隋唐宋辽金明清各朝的情况不同,但大致都采取了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有意思的是,西方罗马帝国的基本边疆政策也是以夷制夷,特别是东罗马帝国运用以夷制夷战略达到了极致,历史上,他们东面先后有萨尔马特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北面与西面先后有匈奴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蒙古人等,他们以此战略在欧亚五大蛮族的包围中生存了一千年。
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概念不只在谋攻一章,而是贯穿兵法始终,不只在战前谋划上,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在战略上与战术上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观念与倾向。李世民对付北面突厥帝国,采取以夷制夷的不战战略,而蒙古人攻打南宋的襄阳城,则是不战战术。襄阳城池广大,兵多粮足,要打下来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蒙古人久攻不下,最后采取降将刘整的策略,采取以城围城的战术⑸。在襄阳城四周筑城墙堡垒,筑城外之城。不攻城了,只是要把襄阳城中的人饿死。而襄阳城的人要突围,必得攻打蒙古人所筑的城墙。这叫攻城的人不攻城,而守城的人反倒攻城。这叫作以城制城了。
匈奴人是不战而胜的战术大师。西汉与匈奴二十三年的战争中,汉军经常空出,此乃兵家大忌。前十年战争,匈奴失败,先后退出鄂尔多斯、河西地区、漠南地区、辽河地区、塔里木地区。此后,不说打败匈奴,就是要找匈奴打一仗都很难。后十三年战争中,汉军有先后有七支军队空出空返,北进千里不见一个匈奴人,只看见匈奴人的背影与马的后胯,还有三支汉军全军覆灭,即前103年战事中的赵破奴军、前99年战事中的李陵军、前90年战事中的李广利军。匈奴人并不与这三支军队打硬仗,只是以少量的骑兵引诱汉军北进,当汉军粮草不继,兵马疲惫,被迫南返时,匈奴人则以众多的骑兵跟随南返的汉军,造成汉军的自动崩溃。前90年杭爱山战役,汉军主帅李广利带汉军主力七万骑军向匈奴狐鹿姑单于投降,汉军失去了继续组织会战的能力,以此结束了匈奴与西汉的二十三年战争⑹。
匈奴人在欧洲总体上是实行不战而胜的策略,虽然西方人把匈奴人描写得非常的可怕,实际上匈奴人很少使用武力,至少是非常的谨慎。西方学者发现匈奴人在欧洲不敢打硬仗,而只是用武力来恐吓与敲诈罗马人。这说中了匈奴人的特色。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落井下石是匈奴人的习惯。匈奴人进入欧洲百年,他们打的仗并不多,更多的是和平时期的抢劫现象,趁冬天多瑙可结冰后,便越过冰面,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进行抢劫,这是他们的常态。另外一个常态是匈奴雇佣军,在东、西罗马帝国内、在东、西哥特人等日尔曼蛮族内都有匈奴雇佣军,匈奴雇佣军的分布与活动遍布整个欧洲大陆。376年—425年,近半个世纪里,欧洲的匈奴主要是以匈奴帮的形式出现,这是欧洲匈奴帮时代。一个匈奴帮即一个牧民圈子,大约有一百骑左右,小的只有十几骑,大的有几百骑,他们常常联合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方各省区、西罗马的北意大利地区、波斯的高加索地区进行抢劫,也散布欧洲各地区的乡村与城镇进行抢劫,也进入两罗马人的军队与日尔曼人的蛮族军队中,成为雇佣军。在匈奴联盟灭亡后,匈奴帮与匈奴雇佣军成为匈奴在欧洲存在的主要形式⑺。
匈奴王权在欧洲的出现是在416年,最迟是在425年匈奴王路阿时期,这时匈奴对东罗马的抢劫演变为战争,但奇怪的是,匈奴人仍然志在抢劫与敲诈,并不是真正要打仗,即使真的要打,基本上都是趁东罗马在其他地方有战事。422年、425年、426年、435、441年,匈奴人都是利用东罗马军主力外调时,而入侵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方省份。425年,西罗马皇权之争,六万匈奴军进入意大利,以帮助约翰,东罗马的军队则帮助普拉西狄亚,匈奴人的军队与东罗马的军队只有一次强硬与短促的战斗,最后双方和解。441年春,东罗马军队主力外调北非,与日尔曼蛮族之一的汪达尔人作战,也在此时,萨珊波斯人越过边界进入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地区,东罗马抽调军队赶往东方前线。匈奴王阿提拉即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在之前,匈奴人一直在避免与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东罗马主力军作战。但此时不同了,东罗马主力军匆匆返回国内时,已成疲惫之师,东罗马匆匆召集的罗马新军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匈奴两位国王,阿提拉、白里达带着匈奴主力军在康斯坦丁堡城墙下击败了东罗马三大将,阿斯帕尔、阿勒奥宾都斯、阿卡吉斯克鲁斯所带领的东罗马主力军。战后,匈奴人与东罗人在康斯坦丁堡下签订了和平友好的通商条约,即《阿拉托纽斯和平条约》⑻。
匈奴人在欧洲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联合日尔曼人与萨尔马特人等欧洲蛮族,掠夺与敲诈罗马人。同时又分化东罗马人与西罗马人,与东罗马人为敌,以西罗马人为友,并在西罗马国内扶持亲匈奴的政权。匈奴这样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持续了七十年的时间。其后果是,东、西罗马不能互相支援,并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前匈奴王路阿扶持西罗马贵族阿契斯执政,阿契斯在任西罗马军事统帅以外,还兼任高卢,也就是今天法国地区的长官。匈奴人帮助阿契斯共同维持法国地区的秩序,镇压在该地区的高巴达奴隶起义,阻止日尔曼蛮族对该地区的入侵。这是匈奴与西罗马传统友谊的体现。
然而,这种传统的友谊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在匈奴人制服东罗马人以后,出现不可避免的裂缝。匈奴王阿提拉一反匈奴的传统外交政策,开始与东罗马友好、与西罗马为敌。其根本原因是阿提拉是开始打西罗马的法国地区的主意,他主要是打在法国地区里的日尔曼蛮族西哥特人、勃艮弟人、阿兰人与海滨法兰克人的主意。按他的说法,这些蛮族是从他剑下逃亡的奴隶。匈奴人有一个奇怪的观念,他们认为欧亚北方所有的蛮族都是他的奴隶。所以,一统欧洲蛮族是匈奴王阿提拉的事业。
阿提拉先是与东罗马人达成了最后的谅解,签订了双方都满意的和平友好条约。同时也在与西罗马在谈判,试图用外交手段让西罗马人屈服,交出法国地区。但阿契斯与西罗马人不让步。当时西罗马已经失去了北非、西班牙、英国地区,法国地区是他们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唯一地区了。而阿契斯是法国地区的长官,他在法国地区经营了二十多年,舍不得这块地区。由是阿提拉与他的老朋友阿契斯翻脸。450年,阿提拉宣布他对法国地区拥有主权。451年,阿提拉带领欧洲众蛮族军,号称五十万人,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地区。
即使在这时,阿提拉仍是希望用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法国问题。他的大军进入法国地区的同时,他的使节仍在与西罗马人、西哥特人谈判,恐吓罗马人,同时安抚在法国地区的西哥特人、勃艮弟人、阿兰人等蛮族,又宣称不与阿契斯谈判,而只与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谈判,利用罗马皇室与执政官阿契斯的矛盾,以孤立阿契斯。只是坚定而能干的阿契斯将军力挽狂澜,把将要屈服的法国地区的蛮族人联合起来。阿提拉一路扫荡了法国北部地区,在围攻法国腹地的奥尔良城时,西罗马与西哥特联军向他进攻。这出乎阿提拉的意料之外,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准备打一场决战,他并不认为战争能真正解决问题。阿提拉因此立即下令撤围,并带大军退却,回渡塞纳河。但西罗马人与西哥特人不依不饶,立即追击阿提拉。双方在沙隆打了一仗,是为沙隆战役。阿提拉战败并退出了法国地区,西方人称此战挽救了欧洲文明,实际并不是如此,一如史家J.B.伯里所说,这是一场退却中的战斗⑼。
沙隆大战之后,阿提拉回匈牙利本部,第二年,阿提拉带匈奴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他声称要教训阿契斯,阿契斯背叛了他,更重要的是他要罗马人把荷诺里亚公主嫁给他。匈奴军由是扫荡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与乡村。阿契斯则逃跑了。西哥特人等日耳曼人在法国地区愿意与罗马人一起抵抗匈奴人,但在意大利地区,日耳曼人找不出帮助罗马人的理由。此时,在意大利基本没有抵抗匈奴人的力量存在。只有个别城市的市民的英勇反抗,这无济于事。
奇怪的是,阿提拉并没有去攻打罗马城,对阿提拉来说,进军罗马城并无阻碍,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欧洲传说,阿提拉宣布要进军罗马城,但是他手下的贵族们都慌张劝他,说是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因为攻占了罗马城,所以不久就死了。这让阿提拉害怕了。这时,罗马教皇利奥一世带着罗马代表团来与阿提拉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由是阿提拉退出了意大利。欧洲传说,阿提拉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但耶稣的弟子圣彼得与圣保罗在梦中警告他,如果他不接受利奥教皇的和平,就会让他立即死去。阿提拉又害怕了⑽。于是接受了利奥教皇的和平协议,退出了北意大利。这是西方人对匈奴人的战争方式的迷惑,以至于成为传说。实际上阿提拉对意大利的土地与人民并没有兴趣,他只是想敲诈堕落的罗马人而已,他得到他想得到的金钱与荣誉,自然会退出意大利。至于进军罗马城,按匈奴人的习惯,即使罗马城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也未必会去攻打,一如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他们在康士坦丁堡城墙下一样。
441年到452年之间,欧洲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主要原因是匈奴王阿提拉对两罗马帝国的入侵,奇怪的是,阿提拉似乎更多的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即使阿提拉最后动武,带兵侵略巴尔干、法国、北意大利时,他仍然没有立足于战争,战争只是他的恐吓与敲诈罗马人的手段而已。阿提拉是历史上亚洲三大侵略家之一,他对战争的慎重与顾忌颇令人不解。西方学者说阿提拉不敢与欧洲人打硬仗,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他节制的地方。
实际上,在草原历史上,像阿提拉这样的行为太正常了。白登山战役,本部匈奴王冒顿单于带匈奴军把西汉刘邦君臣及军队包围于白登山,但最后放了刘邦与西汉军,签订了和亲通商条约。土木堡战役,蒙古瓦刺军俘虏了明朝皇帝朱祁镇,最后放朱祁镇回国⒁,以后双方和平通商。雁门战役,突厥军把隋炀帝包围在雁门城,而主动放弃了包围,撤回本部。成吉思汗入侵金国,两次兵临燕京城下,两次主动撤军。草原人似乎不执着于战争的目标,不执着于战争的胜利,更不执着于战争。
我们来看看战争之王成吉思汗是如何不战而胜的,如何应用谋略与外交手段来不战而胜。成吉思汗打仗最怕牺牲,不战而胜不是他的梦想,而是他一生的实践。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是西伯利亚的征服者,术赤奉命带右翼军去北方森林,没有用一刀一枪就降服了广大的西伯利亚。当他带着西伯利亚各部落的首领们去见成吉思汗,带着九匹白骟马,九只白海青鹞,九张黑貂皮,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喜,表扬术赤道:“你是我的长子,第一次出征,就有这样好的收获,出征的人马也没有损失,真是有福气!”
大太子术赤对下锡尔河各总督区的征服也基本是不战而胜,术赤作战之前,在作战之中,总是反复派使者与敌人谈判,保持双方的接触成为他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术赤主持过两次地区战争,一是对西伯利亚,一是对锡尔河下游地区,基本都是和平征服。术赤的儿子拔者王子对俄罗斯大诺夫斯哥德共和国的征服也是着眼于和平,拔都王子在1239年三月间,征服东北俄罗斯之后,停止于离大诺夫斯哥德两百里的地方,在征服全部俄罗斯后,大诺夫斯哥德向拔都有条件地投降。我们不知道大诺夫斯哥德投降的具体过程,拔都王子是通过第三方,俄罗斯大公、伟大的亚历山大&#8226;涅夫斯基从中调停。以后两百多年间,蒙古人从没有对大诺夫斯哥德使用过武力,只有对大诺夫斯哥德征过税,搞过人口普查,不过,人口普查比征税更令人反感,按俄罗斯编年史所说,“那些蒙古恶棍们骑着马在大街上挨家挨户搞人口普查”。
蒙古前四汗对朝鲜地区的征服,虽然蒙古人常用外交讹诈与武力恐吓,但是主要还是应用和平手段,使朝鲜李氏王朝屈服。相比隋朝的杨广与唐朝的李世民多次东征朝鲜,劳民伤财,蒙古人老练得多。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伊儿汗国的始祖旭兀烈,他对伊朗与伊拉克的征服近乎不战而胜,旭兀烈在远征的前三年,没有作战,大部分是在与伊期兰的恐怖分子亦斯马因派谈判与等待,其间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实际上最后恐怖分子自己撤毁了自己的基地,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蒙古人真正的作战只有围攻基地首府“鹰城”,与伊斯兰教主的巴格达城,这实际是象征性的战争,蒙古人唯一的坏了的地方,是处决了伊斯兰教主与恐怖分子的领袖,虽然伊斯兰教主与恐怖分子的领袖开城投降了,但是他们在投降之前,进行了一些抵抗,这也许是他们受到处决的原因,也许是旭兀烈个人性格阴沉的原因。相比于美国人对恐怖分子与伊拉克的攻击,蒙古人在政策与外交上下的功夫更多,也更为谨慎与耐心,在细节上作的更好,考虑的也较为长远,所以效果更好。
1206年,成吉思汗手创帝国,在之前后对周边地区实行了和平征服,并与这些地区的王室联盟与联姻。他们是,阴山地区的汪古人、塔里木地区的众城邦、突厥草原东部地区的葛罗禄突厥人、南西伯利亚森林中的部落、蒙古草原西北部的斡亦刺人、东北部的亦乞列思人与豁罗刺思人、北哈萨克斯坦的康里人、锡尔河外的乌古里突厥人、辽河地区的契丹人、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者别征服西突厥草原,基本没有用武力。当时西突厥草原的统治者是乃蛮古出鲁克王子,他强迫该地区的伊斯兰民众改信佛教,致使民怨沸腾。者别带兵进入突厥草原,宣布民众可以自由信教,可以保持祖宗的传统,致使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古出鲁克,杀死城中的古出鲁克的士兵。者别的任务只剩下追杀古出鲁克而已。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以东的突厥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地区的突厥部落成为蒙古坚强的盟友。这样,从伏尔加河、里海到辽东湾,从长城、锡尔河到西伯利亚,整个亚洲草原与西伯利亚都和平征服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成吉思汗对征金颇为慎重。蒙古立国之前,就有许多人劝他攻击金国。成吉思汗有些害怕,一直不敢动手。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三征西夏,西夏人屈服,并撒毁与金人的和约,成为成吉思汗的盟友。其间,成吉思汗与南面阴山地区的汪古人联盟与联姻。汪古人本是与金国盟友,为金国守护长城, 这样就打开了征服金国的大门,又探得金国政治腐败,国内契丹人反叛不已,汉人农民起义不断。由此成吉思汗决心攻金。1211年,成吉思汗以阴山为基地,进入金国边区。1211年8月,蒙军与金人在野狐岭会战,蒙军击败金军主力。由此,进入居庸关,兵临金国首都燕京城。但成吉思汗并没有攻击燕京城。而是带兵掠夺河北各地,又令者别带兵向东,攻击满洲地区的东京,又令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带军向西,攻击山西北部的西京。在1212春,蒙古人撤回草原本部。
1213年秋,成吉思汗带军再次攻金。蒙军在怀来击败金军,并绕道而行,偷取飞狐道,南入荆金关,再次兵临燕京城下。成吉思汗仍不攻城,而是带军攻掠河北与山东,并令弟弟合撒儿亲王带军攻击东面的满洲地区,令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击西面的山西地区。一时间,金国黄河以北的辽东、辽西、山东、山西与河北五省都被蒙军攻下。1214年春,成吉思汗第三次兵临燕京城下。他手下的将领们主张攻击燕京城。但成吉思汗不同意,派使者进燕京城讲和,表达和平的愿望。成吉思汗的意思是,他想撤军,但他手下的将士们非常的愤怒,因此他要求金国拿出财货来平息将士们的情绪。金国拿出了财货,成吉思汗便带军退回草原去了。
成吉思汗两次攻金,引发了金国内部的混乱。金国左边,契丹人耶律留哥发动叛乱,聚集数十万人,在辽地称王,并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后先后打败了金人多次大规模进攻,而金国的将军们纷纷在满洲割据,以至于金人失去了满洲,满洲是金人本部,这对金国是致命的打击。同时,西边的西夏人趁金国混乱,进入金国的西北边境,两国本已和平了八十多年,由此开始互相攻击,前后共有十几年之久。金国黄河以北的地区,山东、河北、山西各地方州县的汉人武装纷纷割据,成吉思汗以保留原职、就地分封的政策,使这些汉人地方武装归附蒙古。此时,金国首都燕京城已成为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其间,金国又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金国宫廷发生了两次政变,即胡沙虎政变与术虎高琪政变。由此,金国在黄河以北的形势已不可挽回,金宣宗在1214年5月,迁都黄河以南的开封。留庄献太子镇守燕京城。
1214年6月,成吉思汗令三木合把阿秃儿带蒙古军、契丹军与各族军包围燕京城。1214年7月,金庄献太子离开燕京城。1215年5月,燕京城的主要守将带兵出逃,成吉思汗的老朋友、燕京留守完颜襄服毒自杀,金军不战自溃。蒙古人兵不血刃进入燕京城⑿。
这是成吉思汗夺取金国首都燕京城的大致情况。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不攻而取的范例。蒙古军两次南下,都是直指金国京城燕京,第一次直下居庸关,第二次绕道荆金关,但两次都没有攻城。其策略是,先剪除燕京城左翼辽地,再左翼满洲,右翼山西,再右翼西夏,又取燕京四周地区,使燕京城成为真正的孤城。其办法是,先降服西夏,使西夏与金国交战,断其右臂。利用金国与契丹人的矛盾,引起契丹人的反叛,使金人失去满洲,断其左臂。分封黄河以北汉人武装,割据金国中央胸腹地区。这样燕京四周皆成蒙古人的势力。此时,实在没必要攻打燕京城了。
成吉思汗另一个不战而胜的例子,是对东部草原的弘吉刺人的长期的和平政策,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都坚持不与弘吉刺人作战。弘吉刺人分为哈勒哈河与南贝尔湖地区的小弘吉刺人、中兴安岭西麓与南兴安岭南麓的弘吉刺人、上额尔古纳河与外兴安岭地区的大弘吉刺人。成吉思汗家族与弘吉刺人的关系颇有渊源。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夫人是中兴安岭的弘吉刺人,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可敦是小弘吉刺部落的人,成吉思汗的妹夫不孛附马是大弘吉刺部落的人。但是在蒙古内战中,弘吉刺人却是札木合联盟的成员,是成吉思汗的敌人。
阔亦田会战后,王汗与成吉思汗联盟战胜了札木合十一部联盟,成吉思汗和平收服了小弘吉刺人,但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儿虐待小弘吉刺人,导致小弘吉刺人反叛,重新投到札木合联盟。答兰捏木儿格思战役之后,成吉思汗消灭了达旦人,占领了呼伦贝尔,成为东部王,成吉思汗再次和平收服三部小弘吉刺人,并与大弘吉刺人和平相处。成吉思汗对达旦人极为残忍,几乎杀光了达旦人的成年男性。而对弘吉刺人却极为宽大,没有杀害一个弘吉刺人,也没有去占领弘吉刺人的一寸领地,所谓不取一物,不害一人。当时成吉思汗完全有能力也有机会灭亡弘吉刺人,但他却不这样作。在二十多年里,成吉思汗对弘吉刺人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和平与不战政策。合兰真战役之后,成吉思汗被王汗打败,逃往东部草原,沿哈勒哈河向东北,以至于东北部的大沼泽地,这些地区正是弘吉刺人的地盘,他隐藏的沼泽地区附近就有大弘吉刺人。弘吉刺人在成吉思汗失利时,并没有攻击成吉思汗,反而投奔他,这就是成吉思汗对弘吉刺人的长期的不战政策的后果。如果没有弘吉刺人的帮助,成吉思汗很难重新站起来,如果弘吉刺人与成吉思汗为敌,那成吉思汗将死无葬身之地。征服与和平征服,战胜与不战而胜,其后果差别极大。

⑴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237-24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⑵贾谊,《新书&#8226;匈奴》。
⑶晁错,《言兵事书》。
⑷班固,《汉书&#8226;宣帝纪》
⑸阿旺扎布等,《蒙古族古代战争》,307-309,民族出版社。
⑹司马迁,《史记&#8226;匈奴列传》。
⑺E.A.Thompson,“The Huns”, pp.51-55.
⑻E.A.Thompson,“The Huns”,pp.81-95.
⑼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m Empire”,pp.293.
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阿提拉对意大利的入侵”,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⑾E.A.Thompson,“The Huns”,pp.94
⑿朱耀庭,《成吉思汗传》,第五章,第四节“攻克中都”,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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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不战而胜
`           ——阿提拉在欧洲的和平外交,成吉思汗对北亚洲的和平征服

不战而胜,是典型的道家思维方式,与道家的语言特征,老子经常说这样的话,老子八十一章,有八十章都在说这样的话。
在兵法第三篇谋攻篇,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又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上面的话的意思是,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不战而胜,才是最好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谋略,其次是用外交,最下是攻城。又说善于用兵的人,征服他人的军队而不用战斗,占领他人的城市而不用攻打,毁灭他人的国家而不用长期战争。这就是谋略的法则。孙子第三篇主要就是说不战而胜。
不战而胜,也就是《易经》所谓的“神武不杀”,不战如何能胜?神武何至于不杀?但是熟悉道家思维方式与语言特征的人,却觉得再平常不过了。老子说,“善数不用筹策”,善于计算的人,不用计算机。又说,“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于关门的人,不用门锁,但却打不开。又说,“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善于打结的人,不用绳索,但却解不开。婴儿最善于打结,他可爱又可怜,用爱与怜的双重纽带,系住了母亲的心。又说,“善战者不与”。善于打仗的人,不与敌人接触。又说,“善用人者为之下”,要得人就得谦卑。又说,“不为而成”,不为却能成功。“不争而善胜”,不争却最能取得胜利。又说,“不言而善应”,不说话却最善于应答。又说,“不召而自来”。不召唤却自动前来。又说:“以其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就是不争而善胜了。
老子的“善战者不与”、“不争而善胜”与孙子的“不战而胜”大致是一个意思。孙子兵法中的道家色彩几乎无处不在,兵法之外也同样如此。道家忌阴谋,孙子兵法重诡道,而孙子的战争胜利之道却是不诡。道家说,三代不为将,功成而身退,孙子在吴国战胜楚越后,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老死山林。老子重传统,以古之无以御今之有,以传统的精神驾御现代的事情,这可以算是最伟大的政治教条。孙子兵法重古代军事传统,文中常常引用古代军事格言与军事教条。孙子可以说是道将了。中原历史上,儒将千人,但是称得上道将的,怕只有孙武、孙膑、刘秀、李靖、郭子仪、刘伯承等几人而已。
老子的“善战者不与”,比孙子的“不战而胜”更为形象与直接。“善战者不与”,善于作战的人,不与敌人接触。这是华尔街的炼金术,不必与你打交道,不用去压迫人、剥削人、欺负人,但是可以使你的钱无声无影地转入他们的腰包里,这与以前的殖民主义的强取豪夺不同,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老子说,“不争而善胜”,古代农民还可以与地主一争,近代工人还可以与老板一谈,现代的工人与农民,根本看不到资本的影子,这使资本无所顾忌、变本加厉。这就是“善战者不与”。人类生活的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场,是在华尔街与好莱坞,而不是斯大林格勒与诺曼底。学习兵法谋略,不必去西点与伏龙芝,而应该去高盛与汇丰。
不战而胜的观念,在二战以前,曾被欧洲大陆的战略家们认为是一种仁慈家的空想,但当人类进入核武时代与信息化时代时,不战而胜成为最为实际的国家战略。冷战与铁幕,改变了人们的战争观念。以前古代战争的合战观念,拿破仑时代的会战观念,一战、二战的总体战的观念都已不复存在了。由此二战后衍生冷战、遏制、威慑、有限战争、防御性战争、大规模报复、和平演变、保持接触等政策与实践,并伴有大规模的情报战、宣传战、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出现,逐渐演变了新的军事革命。以前的战争旗帜上写的是剑与火,而现代战争旗帜上写的是铀与矽。
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认为,第一个改变欧洲现代战争观念的是希特勒,二战前,欧洲的军事观念仍是以会战为主,以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为目标,希特勒却独具不战而胜的观念,给德国军事思想带来了新的方向与更为广泛的意义,并以一系列的外交与谋略及其成功折服了德国的职业军事家们。希特勒先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冒险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其后强行合并奥地利,再后得到捷克苏台德地区,并进而吞并捷克。仅仅四年时间,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吞并了两个国家,解除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友对德国的包围。希特勒又先后与南面的意大利与西班牙结盟,与东面的苏联签订友好条约,这样反而把法国包围了,这就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早期的希特勒似乎着迷于这种不流血的战争⑴。
尼克松打破铁幕,实行对苏联开放与交流的政策,一些人称为和平演变,一些人称为不战而胜,其关键在于“保持接触”。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西汉初期,北面的匈奴始终是个大麻烦。汉大臣贾谊提出了著名的“与匈奴争人民”的外交政策,即开放边界贸易,让匈奴人与汉人交流,以温和的环境与优惠的经济吸引匈奴人,以汉地的经济政策与手段,促使匈奴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让一部分匈奴人先富裕起来,让大部分匈奴贫困下去,这样匈奴人必内乱,这样根本用不着战争⑵。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保持与匈奴人接触,这与中原一贯的隔绝匈奴的政策完全相反。这种政策与尼克松的保持接触的政策暗合。同时期,汉大臣晁错则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一是向边区移民政策,一是“以夷制夷”政策⑶。可惜的是,西汉执行了贾谊的以优惠经济条件吸引匈奴贵族的政策,而没有实行贾谊的“保持接触”政策,执行了晁错的向边区移民的政策,而没有实行晁错的“以夷制夷”政策。
真正执行以夷制夷的是东汉皇帝刘秀,在之前,西汉的汉宣帝有意无意中执行了这种政策⑷。刘秀对匈奴人的谋略与外交的成功,奠定了中原的北方边疆政策,这就是以夷制夷。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前后打了二十三年,打得西汉国内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赤地千里,百姓死亡过半,最后却遭到了惨败。一如汉臣严尤所说,在历代对匈奴的政策中,周宣帝中策,秦始皇无策,汉武帝下策。但刘秀找到了上策,他的策略是不战,这与汉武帝的浪战相反。刘秀吸取了汉武帝的教训,不与匈奴作战,以至于坐失西域。刘秀以边区贸易权,召降了匈奴左边的乌桓人与鲜卑人,匈奴北面的丁零人,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右边的乌孙人结盟。由此,匈奴遭受到四面围攻,加上内部的分裂,最后被迫西迁,而西域也自动归附东汉。以后隋唐宋辽金明清各朝的情况不同,但大致都采取了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有意思的是,西方罗马帝国的基本边疆政策也是以夷制夷,特别是东罗马帝国运用以夷制夷战略达到了极致,历史上,他们东面先后有萨尔马特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北面与西面先后有匈奴人、日尔曼人、斯拉夫人、蒙古人等,他们以此战略在欧亚五大蛮族的包围中生存了一千年。
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概念不只在谋攻一章,而是贯穿兵法始终,不只在战前谋划上,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在战略上与战术上都应该保持这样的观念与倾向。李世民对付北面突厥帝国,采取以夷制夷的不战战略,而蒙古人攻打南宋的襄阳城,则是不战战术。襄阳城池广大,兵多粮足,要打下来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蒙古人久攻不下,最后采取降将刘整的策略,采取以城围城的战术⑸。在襄阳城四周筑城墙堡垒,筑城外之城。不攻城了,只是要把襄阳城中的人饿死。而襄阳城的人要突围,必得攻打蒙古人所筑的城墙。这叫攻城的人不攻城,而守城的人反倒攻城。这叫作以城制城了。
匈奴人是不战而胜的战术大师。西汉与匈奴二十三年的战争中,汉军经常空出,此乃兵家大忌。前十年战争,匈奴失败,先后退出鄂尔多斯、河西地区、漠南地区、辽河地区、塔里木地区。此后,不说打败匈奴,就是要找匈奴打一仗都很难。后十三年战争中,汉军有先后有七支军队空出空返,北进千里不见一个匈奴人,只看见匈奴人的背影与马的后胯,还有三支汉军全军覆灭,即前103年战事中的赵破奴军、前99年战事中的李陵军、前90年战事中的李广利军。匈奴人并不与这三支军队打硬仗,只是以少量的骑兵引诱汉军北进,当汉军粮草不继,兵马疲惫,被迫南返时,匈奴人则以众多的骑兵跟随南返的汉军,造成汉军的自动崩溃。前90年杭爱山战役,汉军主帅李广利带汉军主力七万骑军向匈奴狐鹿姑单于投降,汉军失去了继续组织会战的能力,以此结束了匈奴与西汉的二十三年战争⑹。
匈奴人在欧洲总体上是实行不战而胜的策略,虽然西方人把匈奴人描写得非常的可怕,实际上匈奴人很少使用武力,至少是非常的谨慎。西方学者发现匈奴人在欧洲不敢打硬仗,而只是用武力来恐吓与敲诈罗马人。这说中了匈奴人的特色。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落井下石是匈奴人的习惯。匈奴人进入欧洲百年,他们打的仗并不多,更多的是和平时期的抢劫现象,趁冬天多瑙河结冰后,便越过冰面,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进行抢劫,这是他们的常态。另外一个常态是匈奴雇佣军,在东、西罗马帝国内、在东、西哥特人等日尔曼蛮族内都有匈奴雇佣军,匈奴雇佣军的分布与活动遍布整个欧洲大陆。376年—425年,近半个世纪里,欧洲的匈奴主要是以匈奴帮的形式出现,这是欧洲匈奴帮时代。一个匈奴帮即一个牧民圈子,大约有一百骑左右,小的只有十几骑,大的有几百骑,他们常常联合进入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方各省区、西罗马的北意大利地区、波斯的高加索地区进行抢劫,也散布欧洲各地区的乡村与城镇进行抢劫,也进入两罗马人的军队与日尔曼人的蛮族军队中,成为雇佣军。在匈奴联盟灭亡后,匈奴帮与匈奴雇佣军成为匈奴在欧洲存在的主要形式⑺。
匈奴王权在欧洲的出现是在416年,最迟是在425年匈奴王路阿时期,这时匈奴对东罗马的抢劫演变为战争,但奇怪的是,匈奴人仍然志在抢劫与敲诈,并不是真正要打仗,即使真的要打,基本上都是趁东罗马在其他地方有战事。422年、425年、426年、435、441年,匈奴人都是利用东罗马军主力外调时,而入侵东罗马的巴尔干地区与东方省份。425年,西罗马皇权之争,六万匈奴军进入意大利,以帮助约翰,东罗马的军队则帮助普拉西狄亚,匈奴人的军队与东罗马的军队只有一次强硬与短促的战斗,最后双方和解。441年春,东罗马军队主力外调北非,与日尔曼蛮族之一的汪达尔人作战,也在此时,萨珊波斯人越过边界进入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地区,东罗马抽调军队赶往东方前线。匈奴王阿提拉即发动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进入东罗马巴尔干地区。在之前,匈奴人一直在避免与当时欧洲最强大的东罗马主力军作战。但此时不同了,东罗马主力军匆匆返回国内时,已成疲惫之师,东罗马匆匆召集的罗马新军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匈奴两位国王,阿提拉、白里达带着匈奴主力军在康斯坦丁堡城墙下击败了东罗马三大将,阿斯帕尔、阿勒奥宾都斯、阿卡吉斯克鲁斯所带领的东罗马主力军。战后,匈奴人与东罗人在康斯坦丁堡下签订了和平友好的通商条约,即《阿拉托纽斯和平条约》⑻。
匈奴人在欧洲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联合日尔曼人与萨尔马特人等欧洲蛮族,掠夺与敲诈罗马人。同时又分化东罗马人与西罗马人,与东罗马人为敌,以西罗马人为友,并在西罗马国内扶持亲匈奴的政权。匈奴这样的外交政策在欧洲持续了七十年的时间。其后果是,东、西罗马不能互相支援,并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前匈奴王路阿扶持西罗马贵族阿契斯执政,阿契斯在任西罗马军事统帅以外,还兼任高卢,也就是今天法国地区的长官。匈奴人帮助阿契斯共同维持法国地区的秩序,镇压在该地区的高巴达奴隶起义,阻止日尔曼蛮族对该地区的入侵。这是匈奴与西罗马传统友谊的体现。
然而这种传统的友谊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在匈奴人制服东罗马人以后,出现不可避免的裂缝。匈奴王阿提拉一反匈奴的传统外交政策,开始与东罗马友好、与西罗马为敌。其根本原因是阿提拉开始打西罗马的法国地区的主意,他主要是打在法国地区里的日尔曼蛮族西哥特人、勃艮弟人、阿兰人与海滨法兰克人的主意。按他的说法,这些蛮族是从他剑下逃亡的奴隶。匈奴人有一个奇怪的观念,他们认为欧亚北方所有的蛮族都是他的奴隶。所以,一统欧洲蛮族是匈奴王阿提拉的事业。
阿提拉先是与东罗马人达成了最后的谅解,签订了双方都满意的和平友好条约。同时也在与西罗马在谈判,试图用外交手段让西罗马人屈服,交出法国地区。但阿契斯与西罗马人不让步。当时西罗马已经失去了北非、西班牙、英国地区,法国地区是他们意大利本土以外的唯一地区了。而阿契斯是法国地区的长官,他在法国地区经营了二十多年,舍不得这块地区。由是阿提拉与他的老朋友阿契斯翻脸。450年,阿提拉宣布他对法国地区拥有主权。451年,阿提拉带领欧洲众蛮族军,号称五十万人,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地区。
即使在这时,阿提拉仍是希望用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法国问题。他的大军进入法国地区的同时,他的使节仍在与西罗马人、西哥特人谈判,恐吓罗马人,同时安抚在法国地区的西哥特人、勃艮弟人、阿兰人等蛮族,又宣称不与阿契斯谈判,而只与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谈判,利用罗马皇室与执政官阿契斯的矛盾,以孤立阿契斯。只是坚定而能干的阿契斯将军力挽狂澜,把将要屈服的法国地区的蛮族人联合起来。阿提拉一路扫荡了法国北部地区,在围攻法国腹地的奥尔良城时,西罗马与西哥特联军向他进攻。这出乎阿提拉的意料之外,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准备打一场决战,他并不认为战争能真正解决问题。阿提拉因此立即下令撤围,并带大军退却,回渡塞纳河。但西罗马人与西哥特人不依不饶,立即追击阿提拉。双方在沙隆打了一仗,是为沙隆战役。阿提拉战败并退出了法国地区,西方人称此战挽救了欧洲文明,实际并不是如此,一如史家J.B.伯里所说,这是一场退却中的战斗⑼。
沙隆大战之后,阿提拉回匈牙利本部,第二年,阿提拉带匈奴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他声称要教训阿契斯,阿契斯背叛了他,更重要的是他要罗马人把荷诺里亚公主嫁给他。匈奴军由是扫荡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与乡村。阿契斯则逃跑了。西哥特人等日耳曼人在法国地区愿意与罗马人一起抵抗匈奴人,但在意大利地区,日耳曼人找不出帮助罗马人的理由。此时,在意大利基本没有抵抗匈奴人的力量存在。只有个别城市的市民的英勇反抗,这无济于事。
奇怪的是,阿提拉并没有去攻打罗马城,对阿提拉来说,进军罗马城并无阻碍,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欧洲传说,阿提拉宣布要进军罗马城,但是他手下的贵族们都慌张劝他,说是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因为攻占了罗马城,所以不久就死了。这让阿提拉害怕了。这时,罗马教皇利奥一世带着罗马代表团来与阿提拉谈判,双方达成了和平协议,由是阿提拉退出了意大利。欧洲传说,阿提拉本是要战争不要和平,但耶稣的弟子圣彼得与圣保罗在梦中警告他,如果他不接受利奥教皇的和平,就会让他立即死去。阿提拉又害怕了⑽。于是接受了利奥教皇的和平协议,退出了北意大利。这是西方人对匈奴人的战争方式的迷惑,以至于成为传说。实际上阿提拉对意大利的土地与人民并没有兴趣,他只是想敲诈堕落的罗马人而已,他得到他想得到的金钱与荣誉,自然会退出意大利。至于进军罗马城,按匈奴人的习惯,即使罗马城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也未必会去攻打,一如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他们在康士坦丁堡城墙下一样。
441年到452年之间,欧洲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主要原因是匈奴王阿提拉对两罗马帝国的入侵,奇怪的是,阿提拉似乎更多的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即使阿提拉最后动武,带兵侵略巴尔干、法国、北意大利时,他仍然没有立足于战争,战争只是他的恐吓与敲诈罗马人的手段而已。阿提拉是历史上亚洲三大侵略家之一,他对战争的慎重与顾忌颇令人不解。西方学者说阿提拉不敢与欧洲人打硬仗,这的确是事实,这是他有节制的地方。
实际上,在草原历史上,像阿提拉这样的行为太正常了。白登山战役,本部匈奴王冒顿单于带匈奴军把西汉刘邦君臣及军队包围于白登山,但最后放了刘邦与西汉军,签订了和亲通商条约。土木堡战役,蒙古瓦刺军俘虏了明朝皇帝朱祁镇,最后放朱祁镇回国⒁,以后双方和平通商。雁门战役,突厥军把隋炀帝包围在雁门城,而主动放弃了包围,撤回本部。成吉思汗入侵金国,两次兵临燕京城下,两次主动撤军。草原人似乎不执着于战争的目标,不执着于战争的胜利,更不执着于战争本身。
我们来看看战争之王成吉思汗是如何不战而胜的,如何应用谋略与外交手段来不战而取金国的首都燕京城。成吉思汗打仗最怕牺牲,不战而胜不是他的梦想,而是他一生的实践。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是西伯利亚的征服者,术赤奉命带右翼军去北方森林,没有用一刀一枪就降服了广大的西伯利亚。当他带着西伯利亚各部落的首领们去见成吉思汗,带着九匹白骟马,九只白海青鹞,九张黑貂皮,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喜,表扬术赤道:“你是我的长子,第一次出征,就有这样好的收获,出征的人马也没有损失,真是有福气!”
大太子术赤对下锡尔河各总督区的征服也基本是不战而胜,术赤作战之前,在作战之中,反复派使者与敌人谈判,保持双方的接触成为他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术赤主持过两次地区战争,一是对西伯利亚,一是对锡尔河下游地区,基本都是和平征服。术赤的儿子拔者王子对俄罗斯大诺夫斯哥德共和国的征服也是着眼于和平,拔都王子在1239年3月间,征服东北俄罗斯之后,停止于离大诺夫斯哥德两百里的地方,在征服全部俄罗斯后,大诺夫斯哥德向拔都有条件地屈服。我们不知道大诺夫斯哥德屈服的具体过程,拔都王子是通过第三方,俄罗斯大公、伟大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从中调停。以后两百多年间,蒙古人从没有对大诺夫斯哥德使用过武力,只有对大诺夫斯哥德征过税,搞过人口普查,不过,人口普查比征税更令人反感,“那些蒙古恶棍们骑着马在大街上挨家挨户搞人口普查”。
蒙古前四汗对朝鲜地区的征服,虽然蒙古人也派出了军队,但主要是用外交讹诈与武力恐吓,使朝鲜李氏王朝屈服。相比隋朝的杨广与唐朝的李世民多次东征朝鲜,劳民伤财,蒙古人老练得多。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伊儿汗国的始祖旭兀烈,他对伊朗与伊拉克的征服近乎不战而胜,旭兀烈在远征的前三年,没有作战,大部分是在与伊期兰的恐怖分子亦斯马因教派谈判与等待,其间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实际上最后恐怖分子自己撤毁了自己的基地,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蒙古人真正的作战只有围攻基地首府“鹰城”,这实际是象征性的战争。旭兀烈在中东的错误是,在攻取基地后,处决了恐怖分子领袖亦斯马因教教主鲁克赖丁,在攻占巴格达之后,又处决了伊斯兰教的领袖哈里发穆斯台尔,这与宗教无关,虽然穆斯台尔与鲁克赖丁开城投降了,但是他们在投降之前,进行了长期的抵抗,这也许是他们受到处决的原因,也许是旭兀烈个人性格阴沉的原因。相比于美国人对恐怖分子与伊拉克的攻击,蒙古人在政策与外交上下的功夫更多,也更为谨慎与耐心,在细节上作的更好,所以效果更好。
1206年,成吉思汗手创帝国,在之前后对周边地区实行了和平征服,并与这些地区的王室联盟与联姻。他们是,阴山地区的汪古人、塔里木地区的众城邦、突厥草原东部地区的葛罗禄突厥人、南西伯利亚森林中的部落、蒙古草原西北部的斡亦刺人、东北部的亦乞列思人与豁罗刺思人、北哈萨克斯坦的康里人、锡尔河外的乌古里突厥人、辽河地区的契丹人、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者别征服西突厥草原,基本没有用武力。当时西突厥草原的统治者是乃蛮古出鲁克王子,他强迫该地区的伊斯兰民众改信佛教,致使民怨沸腾。者别带兵进入突厥草原,宣布民众可以自由信教,可以保持祖宗的传统,致使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古出鲁克,杀死城中的古出鲁克的士兵。者别的任务只剩下追杀古出鲁克而已。速不台征服伏尔加河以东的突厥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地区的突厥部落成为蒙古坚强的盟友。这样,从伏尔加河、里海到辽东湾,从长城、锡尔河到西伯利亚,整个亚洲草原与西伯利亚都和平征服了,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成吉思汗对金国首都燕京城的攻取也是不战而胜的一个范例。成吉思汗对攻击金国颇为慎重。蒙古立国之前,就有许多人劝他攻击金国。成吉思汗有些害怕,一直不敢动手。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三征西夏,西夏人屈服,并撒毁与金人的和约,成为成吉思汗的右手,也就是蒙古人的右翼盟友。其间成吉思汗与南面阴山地区的汪古人联盟与联姻。汪古人本是与金国盟友,为金国守护长城, 现在投奔了成吉思汗,这样就打开了成吉思汗进入金国的大门,并向蒙古提供了进攻金国的阴山基地。1211年成吉思汗发动对金国的战争,兵临长城之下,这年秋天,蒙军与金军在野狐岭会战,蒙军击败金军主力。由此进入居庸关,兵临金国首都燕京城。燕京城城池广大,兵多粮足。成吉思汗放弃攻击燕京城,转而带兵掠夺金国在黄河以北各省份,又令者别带兵向东,攻击满洲的辽东地区,又令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带军向西,攻击山西的大同地区。1212春,蒙古人撤回草原本部。
1213年秋,成吉思汗带军再次攻金。蒙军在怀来击败金军,并绕道而行,偷取飞狐道,南入荆金关,再次兵临燕京城下。成吉思汗仍不攻城,而是带军攻掠河北省与山东省,并令弟弟合撒儿带军攻击东面的满洲地区,令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击西面的山西地区。一时间,金国黄河以北的辽东、辽西、山东、山西与河北五省区陷落,只余下十一城。1214年春,成吉思汗第三次兵临燕京城下。他手下的将领们主张攻击燕京城,但是成吉思汗不同意,派使者进燕京城讲和,表达和平的愿望。成吉思汗的意思是,他希望撤军回国,但他手下的将士们非常的愤怒,因此他要求金国拿出财货来平息将士们的情绪。金国拿出了财货,成吉思汗便带军退回草原去了。
成吉思汗两次攻金,引发了金国内部的混乱。金国左边,契丹人耶律留哥发动叛乱,聚集数十万人,在辽东称王,并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后先后打败了金人多次大规模进攻,而金国的将军们纷纷在满洲割据,以至于金人失去了满洲,满洲是金人本部,这对金国是致命的打击。同时在金国右边,西夏人趁金国混乱,进入金国的西北的关西地区,两国本已和平了八十多年,由此开始互相攻击,前后共有十几年之久。金国黄河以北的地区,山东、河北、山西各地方州县的汉人地方武装纷纷割据,成吉思汗以保留原职、就地分封的政策,给予这些人土地与权力,使这些汉人地方武装归附蒙古。此时金国首都燕京城已成为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其间金国又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与契丹军的逃亡,金国宫廷发生了两次政变,即胡沙虎政变与术虎高琪政变。由此金国在黄河以北的形势已不可挽回,金宣宗在1214年5月,迁都黄河以南的开封,留庄献太子镇守燕京城。
1214年6月,成吉思汗下诏谴责金宣宗,说是金国和平无诚意,他上了金国人的当,于是令三木合把阿秃儿带蒙古军、契丹军与各族军包围燕京城。1214年7月,金庄献太子离开燕京城。1215年5月,燕京城的主要守将带兵出逃,成吉思汗的老朋友、燕京留守完颜襄服毒自杀,金军投降,蒙古人兵不血刃进入燕京城⑿。
这是成吉思汗夺取金国首都燕京城的大致情况。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不攻而取的范例。蒙古军两次南下,都是直指金国京城燕京,第一次直下居庸关,第二次绕道荆金关,但两次都没有攻城。其策略是,先剪除燕京城左翼辽地,再左翼满洲,后剪除右翼山西,再右翼西夏,又取燕京所在的河北地区,使燕京城成为真正的孤城。其办法是,先降服西夏,使西夏与金国交战,断其右臂。利用金国与契丹人的矛盾,引发并支持契丹人的反叛,使金人失去满洲,断其左臂。分封黄河以北汉人武装,割据金国中央胸腹地区。这样燕京四周皆成蒙古人的势力。此时实在没必要攻打燕京城了。
成吉思汗另一个不战而胜的例子,是对东部草原的弘吉刺人的长期的和平政策,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都坚持不与弘吉刺人作战。弘吉刺人分为哈勒哈河与南兴安岭地区的小弘吉刺人、中兴安岭西麓的弘吉刺人、上额尔古纳河与外兴安岭地区的大弘吉刺人。成吉思汗家族与弘吉刺人的关系颇有渊源。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夫人是中兴安岭辉河地区的弘吉刺人,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可敦是哈勒哈河的小弘吉刺人,成吉思汗的妹夫不孛附马是上额尔古纳河的大弘吉人。但是在蒙古内战中,弘吉刺人却是札木合联盟的成员,是成吉思汗的敌人。
阔亦田会战后,王汗与成吉思汗联盟战胜了札木合十一部联盟,成吉思汗和平收服了小弘吉刺人,但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合撒儿虐待小弘吉刺人,导致小弘吉刺人反叛,重新投到札木合联盟,这让成吉思汗十分恼火。答兰捏木儿格思战役之后,成吉思汗消灭了达旦人,占领了呼伦贝尔,成为东部王,并再次和平收服小弘吉刺人,并与大弘吉刺人和平相处。成吉思汗对达旦人极为残忍,几乎杀光了达旦人的成年男性,但是对弘吉刺人却极为宽大,没有杀害一个弘吉刺人,也没有去占领弘吉刺人的一寸领地,所谓不害一人,不取一物。当时成吉思汗完全有机会也有能力吞并弘吉刺人,但他却不这样作。在二十多年里,成吉思汗对弘吉刺人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和平与不战政策。合兰真战役之后,成吉思汗被王汗打败,逃往东部草原,越过哈勒哈河向东北,以至于海刺儿河外大沼泽地,这些地区正是弘吉刺人的地盘,他隐藏的沼泽地区附近就有大弘吉刺人。弘吉刺人在成吉思汗失利时,并没有攻击成吉思汗,反而投奔他,并成为成吉思汗袭击王汗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成吉思汗对弘吉刺人的长期的不战政策的后果。如果没有弘吉刺人的帮助,成吉思汗很难重新站起来,如果弘吉刺人与成吉思汗为敌,那成吉思汗将死无葬身之地。战争征服与和平征服,战胜与不战而胜,其后果差别极大。

⑴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237-245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7月
⑵贾谊,《新书·匈奴》。
⑶晁错,《言兵事书》。
⑷班固,《汉书·宣帝纪》
⑸阿旺扎布等,《蒙古族古代战争》,307-309,民族出版社。
⑹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⑺E.A.Thompson,“The Huns”, pp.51-55.
⑻E.A.Thompson,“The Huns”,pp.81-95.
⑼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m Empire”,pp.293.
⑽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阿提拉对意大利的入侵”,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⑾E.A.Thompson,“The Huns”,pp.94
⑿朱耀庭,《成吉思汗传》,第五章,第四节“攻克中都”,人民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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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成吉思汗战略论二十一讲,主要讲成吉思汗个人战略与蒙古民族战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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