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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 → 讨论区 → [战史资料] → 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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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作　者】(法)科兰古著 晓培译 
【丛书名】
【形态项】 401(页数); 20cm(开本尺寸)
【读秀号】000001014036 
【出版项】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86 
【ISBN号】 CN / K565.41 
【原书定价】 ￥3.20 
【主题词】拿破仑(学科: 回忆录)拿破仑战争(1803 1815(学科: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格式】(法)科兰古著 晓培译. 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OCR：孔府藏书
初校：Franc
字数：246755。
错误：2248处。
错误率：91.10/10000。
留错率：约2.5/10000(估计)。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备战
第一节、大使归来以后
第二节、事变前夕：1812年
第二章、进军
第三节、第一次流血
第四节、斯摩棱斯克
第五节、博罗迪诺会战
第三章、莫斯科
第六节、莫斯科大火
第七节、举棋不定
第八节、欲罢不能
第四章、撤退
第九节、溃败
第十节、饥荒
第十一节、冰天雪地
第十二节、别列津纳河之战
第五章、归程
第十三节、乘雪橇到华沙
第十四节、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第十五节、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附录：拿破仑军政首脑简历
译后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12 16:59:28编辑过]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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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序言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晚年，他都堪称为一位文人。他喜欢说，是历史的研究使他第一次认清了自己的命运。不论他的话是否真诚，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他如此感谢职业的历史学家们，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缘故，在促进历史研究方面，他比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做得多。
拿破仑生平的每一件大事对人们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每当人们谈到这些大事时，禁不住都要提出这样的假设：“要是……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单是滑铁卢战役就给人们以无穷的推测，“要是……”，那么战争的结局一定会完全不同。然而滑铁卢一战仅仅是他光辉的戏剧性的一生的尾声。不管我们怎样多次地读到拿破仑的生平，脑子里总会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或许这次会产生另外一种结局吧。总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拿破仑的一生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使人心潮澎湃，使人叹息不已，也可使人心惊胆裂。
1812年的俄罗斯战役是拿破仑悲剧的决定性时刻。在那次战役中，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叫他倒霉的了。“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皇帝说道，“但那使我一无所得。”就在那时，悲剧快要结束了。对于这个结局的到来，除了列夫·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以外，没有谁能比维琴察的第一位公爵阿芒·德·科兰古的这本回忆录解释得更清楚。
这部回忆录是一个职业军人评述一位名震寰宇的伟大军人的杰作。更重要的是，这部回忆录是一个来自旧王朝又服务于新帝国的人的观察结果。写这部回忆录的军人同时又是一位政治像——一个塔列朗派的外交家，只是少了一点那种奇怪的女人习气罢了。他还是一位完全能够理解拿破仑的计划，并做出公允评价的行政官员——人们往往觉得拿破仑身边的那些回忆录作者恰恰缺少这一素质。最后，他还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这种精力不仅可与拿破仑本人媲美，有时甚至还超过他。
这部回忆录尽管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写好了，但是由于下面将要谈到的原因，直到1933年才出版。在那以前，自然谈不上翻译成英文了。
1773年12月9日，阿芒·奥古斯丁·罗伊斯·科兰古侯爵世袭他祖上的爵位，出生在庇卡底省的圣康坦附近的科兰古。1827年2月19日，他死于巴黎，享年五十四岁。他比拿破仑小四岁，在拿破仑逝世六年后他才死去。
阿芒家族对科兰古土地的封建占有权至少可以上溯到1370年。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将军，把他和他弟弟夹奥斯特算在一起，那就是他家连续三代出了四个将军。命运把他和军人职业联系在一起，而他本人也具有那个社会地位的秉性。在平时就替一家地产的经营管理，在战时减少族人的牺牲乃是这个家族成员的责任。因此在战争中，为了赢得一个战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伤亡，其次才是歼灭敌人的数量。这是区别职业军人和非职业军人的标志，不管后者怎么有才能。科兰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自己人的关心赢得了拿破仑的尊重，但却从来没有受过他的恩宠。
阿芒·科兰古十四岁那年通过他的家庭教师的帮助，参加了皇家胸甲骑兵。十八个月后，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团被改为第七骑兵团。科兰古被授予少尉军衔。由于他的父亲加伯利尔·罗伊斯·德·科兰古中将赞成革命的主张，他们全家也都效法父亲，没有一个人迁居国外。在1792年动荡的局势下，加伯利尔·罗伊斯以养病为名，离开了军队，以后就隐居起来了。他的大儿子阿芒·科兰古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坚守军管。后来，在克莱贝尔和奥什的指挥下，部队移防旺代。就在他去那儿准备重新加入自己的第九十三团时，阿芒被控为贵族余孽而投入监狱。幸好看管科兰古的狱吏的妻子曾得到过阿芒母亲的资助，因而科兰古得以换上看守的衣服逃了出来。这样，共和国的西方方面军才得以保全一名少尉军官免受共和国法庭的狂热的惩处。
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叙述科兰古以后几年的经历。只需指出，奥什曾建议提升他，只是这次提升拖了很长时间。科兰古被派去办两件不太重要的外交差事，这使他引起了塔列朗的注意。到督政府时期，他才被晋级。当时他不在意大利，也不在埃及，而是在莱茵方面军。由于他被提升为上校，暂时没有离开那个战区，所以，他对拿破仑第一次立下的赫赫战功知道甚少，更谈不上钦佩了。即使在那儿，人们，尤其是科兰古也会感到法国社会上出现的令人不满的逆流，而这种局面给英雄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条件。儒尔当被查理大公击败了，掠夺了大量财富的督政们正在大搞苛捐杂税，敲诈人民最后一点私有对产。当甘公爵公然坐镇巴黎，策划复辟波旁王朝的阴谋。当十八世纪快要结束时，到处都是战乱，没有一点儿和平的影子。阿芒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
“愚忠皇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经验告诉人们，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能为人民所拥戴。人们只有自身安全得到保证才能安居乐业。很不幸，私欲代替了爱国，阴谋家挤走了诚实的人。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骚乱，损害了公众的信心，减少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拿我们军队来说，士兵们的勇气还像过去一样，但是，当他们的对手也具有同样的勇气时，士兵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惊人之举的。……一句话，妈妈，让议员们给咱们家安全吧，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像依靠自己一样依靠他们吧。那样，我们将再度获得胜利！但愿我们的成功能够换来和平与安宁……军人们至少还像过去一样，他们不要求别的，只求领导人不要辜负了大家。”
奇怪，巴拉斯[五人督政之一。——译者注]的检察官竟然没有查出这封信来。
督政府撤消了儒尔当在莱茵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代之以莫罗将军。这位伟大的战略家上任后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和平局面。不久，他被流放了，而科兰古上校这时回到了巴黎。不久，经司令部的推荐，科兰古被委派出使彼得堡。任务是把第一执政[即拿破仑。——译者注]的一封信交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这次出使俄国，前后共用了六个月。当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沙皇送给他一件礼物——一个盖子上镶着亚历山大肖像的盒子，肖像周围装饰了许多宝石。在他的有生之年，阿芒一直没有忘记亚历山大的那种形式的亲善态度。
1802年8月，科兰古被指派为第一执政的第八名随从副官。拿破仑身边原有七名副官，当时那些副官们已经操着皇帝侍从的腔调在说话了。科兰古的加入，给他们在凡尔赛的那些美好日子带来了不少乐趣。阿芒的童年时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凡尔赛度过的。科兰古的加入还显示了新秩序一定会照顾那些旧政权人们的利益。当拿破仑的随从副官绝不是一个闲职，拿破仑走到哪里，他们就得跟到哪里——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任何时候，副官们都有可能被派到边远地区或者困难、危险的部门出差。一年以后，就在科兰古被提升为准将的前夜，他给姑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不是旅行……我们是在赛跑——不仅是从一点跑到另一点，而且是从一种熟练的动作转为另一种熟练的动作。”
科兰古那时已经二十九岁。他参加过十三次战役，负过两次伤，是一个有着十五年军龄的老兵了。他晋升也不快，就像那年头在其他行业一样。
不久，这位年轻的副官发现：追逐荣誉可能导致很不光彩的行为。他还发现，在一个独裁者的宫廷里，主人的行为必须作为特殊行为对待，而不能看做一种行为的准则。认识了这两点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仍希望维护“皇帝的特殊荣誉”。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可能认识更多的东西。
当甘公爵事件，以及科兰古被迫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一直是一场噩梦，甚至到1890年还使他的后代遭到麻烦。直到今天，当有人提到那一事件时，法国人也会面红心跳——也许那是因为当甘公爵事件是拿破仑胆敢干出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个人恐怖事例中的一个吧。
亨利·德·波旁，当甘公爵于1804年3月15日早晨五点在巴登的埃登海姆被法国的龙骑兵逮捕。他的被绑架——或者叫“引渡”(当时是这样说的)——被解释为他参与了一项谋刺第一执政拿破仑的大阴谋。他被带到法国边界。3月17日半夜被押到斯特拉斯堡，大概为了安全起见，随后又被押解到巴黎。当甘公爵在巴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定为叛国罪。21日早晨三点钟，他被处决于温森斯的一条战壕里。在发生这一事件的同时，科兰古受命指挥一支分队也进入了巴登。他逮捕了好些王党嫌疑分子，但并没有见到当甘公爵。他只是转达过把当甘公爵押往巴黎的命令。波旁的王党分子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他们指责科兰古，说他背叛了贵族阶级，合谋陷害当甘公爵，甚至还说，在行刑时，科兰古也在场。正如雷米扎夫人后来说的：“公众舆论指向了科兰古先生。从某个方面说，这正是放走了阎王，抓住了小鬼。”
事实上，科兰古之所以去巴登，是因为当派出第二支分队时，他正好当班。直到在温森斯枪杀当甘公爵的第二天晚上，他才回到巴黎。科兰古是在马尔梅松宫报告情况时才第一次从约瑟芬口里听到此举的。他发现自己被利用了，悔恨得失声痛哭起来。据说有一阵子，他闹得几乎要自杀。从那以后，他用外交家所谓“高贵的礼貌”来对待拿破仑。此外，他还常常抓住要害，用他认为属于政策主旨的意见直率地批评这位伟人。
对拿破仑来说，让科兰古遭到波旁喉舌的攻击，他一点也不后悔。据雷米扎夫人说：约瑟芬抱怨自己的丈夫，说不该让一位前贵族卷入到当甘公爵事件中去，因而使得这一事件显得不那么光彩。“那有什么呢？”拿破仑回答道：“如果科兰古受到伤害，那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由于那个原因，他会更好地为我服务。”
那一年夏天，拿破仑登基，做了法国皇帝。7月10日，科兰古被封为御厩总管。他当天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在皇帝用膳时为他摆好椅子。他主管皇室的设备、仆从、服饰、车马、仪仗，派出传令兵和值星军官，负责安排皇家的外出和旅行。战时，他兼管统帅部的后勤人员。在战场上，他还要骑马紧跟在皇帝后面，万一拿破仑的坐骑负伤，科兰古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马交给他。这样，科兰古有幸亲眼目睹了乌尔姆、奥斯特里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以及后来的博罗迪诺等各次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的岗位一直是在皇帝的左手边。作为皇家交通运输的组织者和日程的安排者，科兰古能够随时满足皇帝外出的要求，不会使工作出现被动、困窘的局面。在圣克卢，他管理着皇家的种马饲养场，许多著名的战马，例如科克特、图科门、库特瓦、艾梅以及其它四十多匹宝马，在那儿培训出来了。就是这些骏马，拿破仑也常常会在一天之内把三、四匹骑得筋疲力尽，即使在博罗迪诺会战中，据说他生了病，也仍然不例外。
1805年，科兰古被晋升为少将。就在这一年，他学到了上文提到的第二门课程。当时拿破仑正计划同约瑟芬离婚。在他那个新兴帝国里，离婚会引起轩然大波，遭到人们的非议。就在那时，科兰古爱上了约瑟芬的一位宫廷女侍阿德琳娜·德，坎妮丝。她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她十三岁那年，为了家庭财产不致丧失，被迫嫁给了她的叔叔。科兰古发现他和坎妮丝的结合毫无希望，因为拿破仑不顾坎妮丝的申述，拒绝让她和她叔叔离婚。看来，这位伟人的反对，一点也没有消除御厩总管追求坎妮丝的决心。在那个根深蒂固的以渔猎女色为乐的社会里，阿芒在情场上是颇有点名气的。但在1805年后，他一心一意只爱着坎妮丝夫人。直到1814年，在前往厄尔巴岛的最后日子里，拿破仑一切都丧失了，无职无权，当在那一帮显赫的文臣武将中几乎只有科兰古还没有变心时，他才同意了科兰古和坎妮丝的婚事。
值得注意的是，塔列朗正是企图通过这件事，而且采用某种成功的手段来影响科兰古的政治观点。塔列朗自称是坎妮丝夫人的朋友。他让人们相信，他当时运用了对皇帝的影响来促成科兰古的婚事。当然，他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但他能赢得科兰古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去对付那些官场上的竞争者。还不止于此，他能使这位年轻的外交家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不论皇帝派给他什么外交差使，他都渴望赶快办完。由于急于奉召回国，科兰古一定会反对拿破仑的宏大的外交政策，而赞成塔列朗的最为得意的均势政策，即法国人不要干涉莱茵河北部的事务。正如塔列朗所预见到的，万一皇帝垮了台，这些条款是法国人不得不接受的最坏的条款。他希望把自己始终坚持的这些看法记录在案。另一方面，在科兰古看来，这种温和的外交政策是维护皇帝利益的最佳办法——如果在形势变得非实行这种政策不可之前就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因此，还在帝国的鼎盛时期，科兰古就极力用均势政策的主张去说服拿破仑，说要是这项政策实行得太晚，必然会危及自身。为什么这项温和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呢？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做了极清楚的说明，而塔列朗则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1807年夏天，当沙皇亚历山大和皇帝拿破仑在提尔西特的一个木排上会晤，并达成瓜分世界的协议时，科兰古的心中还在想着均势政策。那个场面是人们都熟悉的，正如一幅旧的黑白画，上面画着东西方的两个巨头，他们没戴帽子，掂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走着，他们抬起胳膊，互相拥抱。据说是第一次，尽管时间很短，拿破仑真正被一个人打动了，亚历山大这个人的外貌完全不像他自己的内心。五年前，年轻的科兰古也曾经这样被他迷惑过，这真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那年11月，科兰古被委派为驻圣彼得堡的特使。亚历山天还是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优柔寡断。对这位拥有广大臣民的孤独、高贵和浪漫的君主来说，理性时代似乎姗姗来迟。沙皇声称他把拿破仑当做他的说拉丁语族语言的兄长，这位足智多谋的、用文明民族的语言说话的兄长为俄国选择了最好的道路。俄、法两国将共同打破英国人对世界贸易的毫无道理的垄断，给欧洲大陆带来和平和富足——如果俄国同时有机会得到君士坦丁堡的话，那么理性之宠儿[指拿破仑。——译者注]有什么理由来反对呢？相反，拿破仑的热情这时已经冷却下来。在圣赫勒拉岛，他说沙皇是“没落制度下的希腊人”，然而，他早就说过：“很难找到比沙皇亚历山大更聪慧的人了，对于这一点，尽管我曾经好像在哪里有所觉察，但我没能很好地了解他。”
很明显，这种“均势”比塔列明所能想象出来的任何一种都更不稳定。科兰古从俄国写给皇帝的信就像他们促膝交谈一样坦率。他在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当时，沙皇的亲近使他着迷，但两大国联合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科兰古出使俄国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的，沙皇跟他的私人友谊是促使他安心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他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借以给俄国人留下印象，这是他的任务之一。他雇用了俄国最好的厨师，他用四百套餐具举行盛大宴会；他迫使奥地利大使让出更显要的位置给他，理由是哈布斯堡大使的资格没有拿破仑大使的老。科兰古曾获得二十五万法郎来讲排场，而他自己的薪金是八十万法郎。1808年，他被敕封为维琴察公爵。拿破仑为他选择这一爵位看来是相当武断的。与授予许多元帅们的爵位不同，科兰古的这一敕封与他的军事生涯无关(当拿破仑忘记说爵衔时，作为贵族出身的阿芒常常在言谈和书写中使用爵街来称呼别人)。拿破仑有时把爵位授予那些行政官员们也属于这一类，让他们也分享到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的荣誉。因此康巴塞雷斯[大宰相。——译者注。]号称巴马公爵，而富歇[警务大臣。——译者注]这个贺瑞斯·伏波尔的影子也得到了奥特朗托公爵的封号。
提尔西特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到1808年秋的埃尔富特会议时就冷却下来了。会议后，俄、法两国的最高统治者由于互不信任而分道扬镳。拿破仑对他的“兄弟”亚历山大的拖拉的本性越来越不耐烦。另外，他的“兄弟”也表现出不愿看到俄、法两军采取联合行动，除非他本人在最高统帅部中也占有一席位置。而这对于那位说过“战神和命运之神与我同在”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大陆封锁制度也实行得不好，英国人还远远没有挨饿。亚历山大开始抱怨，因为拿破仑对法国违反制度的现象故意视而不见，却坚决要求把俄国各港口更严格地控制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轮到科兰古来为拿破仑的婚事操心了，他向沙皇的一位妹妹提亲，以便重新修补两国的联盟。虽然此事毫无结果，但大使主持谈判的手段是如此灵活，以致他的主人并没有被对方令人难堪地断然拒绝。
1809年夏天以后，除了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拿破仑不再给科兰古写私人信件了，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暗示，意味着让大使在回复时也照此办理。塔列朗这时早已离开了外交大臣的职位。后来，巴萨诺公爵马雷也当过外交大臣——当时有人评论这位政治家说，在法国只有一个人比马雷更蠢，那就是巴萨诺公爵了。1810年底，坎妮丝夫人被免去了宫廷女侍的职务，并且还不允许进入巴黎。科兰古盼望回国，他早就想离开圣彼得堡了。虽然沙皇还像过去一样和蔼可亲，但已不再同他讨论任何事务了。那时拿破仑还不能派人换回科兰古，继续让他处于那个不知情的位置，直到有一天皇帝打算向世界公开宣布法国的对外政策。
1811年2月，拿破仑觉得宣布政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他给沙皇写了封信，说维琴察公爵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需要离职。同年6月5日，科兰古安然无恙地佩戴着圣安德鲁大十字勋章回到了巴黎。他的继任人是炮兵专家洛里斯托纳将军。俄、法两国的关系就这么勉勉强强地维持着。以后的事件就让这部回忆录去陈述吧。
1821年，科兰古表示了他自己的愿望，想筹措一大笔钱请人写他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他当时已经完全隐退，身体不好，没有接近波旁宫廷。从俄罗斯战役回来以后，他曾两次担任过拿破仑的外交大臣。他单枪匹马地在夏蒂荣会议上与列强谈判，极力想保住拿破仑的皇位。他充当过拿破仑的私人代表，从枫丹白露赴巴黎跟外国首脑们讨价还价。正是他，在拿破仑服毒自杀后，同医生一起拯救了皇上的性命。他曾去迎接从厄尔巴岛回来的这位被流放的英雄，在“百日政权”里，他担任过大臣为拿破仑服务。就使他永远也不能再回到政界了。他同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他的庄园里度过了一个个冬天。那座庄园在滑铁卢战役后差点被普鲁士人拍卖掉，多亏把自己打扮成宽容的征服者的沙皇亚历山大制止了他们，庄园才得以保存下来。夏天，科兰古搬到普朗比尔斯养病。他的病被及时诊断出是胃癌。
科兰古没有能找到一个人替他写回忆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参加过俄罗斯战役的同事先后发表了他们的回忆录。但是除了著名的古尔戈将军和凡先生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巴萨诺公爵马雷的思想影响下写的，这使得科兰古忍无可忍。当时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他发现自己被别人歪曲了。在他的精致的文件夹里，收藏着他和皇帝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所作所为的真实纪录。这些纪录是他在对这位大人物的研究之门砰地关上之前随即不增不减地写下来的，是在皇帝的帐篷外面的篝火旁边记下来的，或是在从波兰撤退回国的漫长道路上，当皇帝正在打盹，警醒的科兰古在一旁守望时记下来的。他决心把自己的笔记按时序整理成篇，好让子孙后代根据事实去评判他和马雷谁是谁非。
科兰古的方法是恰当的。今天，他和巴萨诺公爵的分歧成了专家学者们研究的题目。但科兰古留给我们的是拿破仑身边一位顾问的报告，有益而又有趣，而且没有一点拿破仑有时需要的那种奴性。在那危机的日子里，当拿破仑不可能对事实真相再具有洞察力时，科兰古在皇帝身边说的那些话今天听来都像是历史的声音。但是，他的主张越有理，似乎就越是被弃置不顾。为了使拿破仑的那些话流传下来；科兰古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位伟大独裁者的自画像。
那么，为什么科兰古的这部回忆录长期没有发表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表的原因也正是维琴察公爵当初汇编它的原因。他的后代和巴萨诺家族有了联姻关系。还有，出于对当甘公爵事件的考虑，撇开表面的道理不谈，科兰古在那个事件里也有不可推卸得责任。该书的出版一定会唤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还可以这样设想，当时对诽谤罪所制订的法律条文也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这一条文的作用在法国跟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位进取心强的评论家很可能在对拿破仑的评论上做出惊人的成绩。因为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许多评论家才涌现出来，这就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测是不错的。
正当这部回忆录行将编辑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人占领了圣康坦。当时为了保险起见，本书的原稿被藏在科兰古庄园的一个温室里。1917年，出于某种战略上的原因或其他理由，德国入侵者在那个庄园里挖战壕，把庄园彻底毁掉了，只剩下几根竖立的柱子和一堆劫后余灰。
此后又过了几年，人们又一次打算出版这部书，只是抄件的可靠性不及原稿(这份抄件原来保存在巴黎)。直到1933年8月，书稿付印时，这部回忆录的原稿才重见天日。原稿次序有些颠倒，留下被水浸泡过的痕迹，装在一个破旧的铁皮箱里，但毕竟还是在战火中保存下来了。在清理过程中，那个箱子成了一堆废铁皮。这个发现应归功于重建那座庄园的建筑师贝罗波诺夫先生。由科兰古亲手修订的原稿随即被人们整理好，并与正在付印的抄本进行了对照、比较，差异是微不足道的。这些细微的差别将放在一个附录中。
科兰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他与世长辞的时候，稿子已形成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一部分涉及到他的大使馆工作及整个俄罗斯战役，就是读者随后可以读到的这部书，另一部分则记述从1813年春到拿破仑第一次退位的所有事件。本书是由著名的法文编辑让·汉纳特先生编辑出版的，他对全书的精湛的编辑手法使当时的研究人员，尤其是美国的编辑们受益匪浅。汉纳特先生为本书写了注解以解释某些疑点，他还为我的这篇序言提供了若干材料。本书按照其自然的需要分成若干章节。为了不致打乱时间顺序，作了某些细微的调整，而为了避免重复，为了准确叙述科兰古没有亲身参加过的事件，对原稿也作了一点删节。
乔治·利拜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9 12:25:3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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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使归来以后
一、大使归来以后
导致1812年俄罗斯战役的欧洲各个事件，对以后历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致使欧洲命运的天平偏到了俄国人一方。当时我就感到，把记录在那些年月所发生的各个事件的笔记保存下来，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我原先的写作目的不外是记下自己的生活、思想活动和所作所为。而从那时起，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大使，为了完成政府赋予的使命，作好笔记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甚至还能反映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
如果我的笔记有助于阐述皇帝拿破仑的政治观点和他的个性，那我就如愿以偿了。
我的笔记是每一天，甚至是每时每刻，在办公桌旁，在军营里随时随地写下来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我对事实既不作润色也绝不会加以掩饰。尽管拿破仑常被人们当作偶像去崇拜，我还是要根据事实说话。那时我常常想到这些笔记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写成的，也许总有一天他会将笔记本收去，但这种念头并没有使我停下笔来。这个事实对那些声称在拿破仑统治下，人们既不能思考，又不能说话，更不能写作的人，是一个极好的回答。有人还说，真理成了拿破仑不可调和的敌人，诚然，真理曾使他的宏伟志向受挫，但他那坚强而高傲的性格，又使他对所有的批评置之不顾，哪怕这些批评是出于真心诚意的。我深信我的笔记只是我和他对话的真实记录。如果我发表这些笔记是想攻击拿破仑的政策和名誉的话，那么这些材料就会成为有害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人们谈及这些材料，并将某些事情归罪于我的话，我希望人们考虑到我把它们写了出来，从而对我加以原谅。
1811年6月5日，皇上在圣克卢宫。十一点钟，我也到了那里，陛下冷淡地接待了我。不久，他开始数落沙皇亚历山大的罪状，但没有指责我。他说沙皇的敕令禁止进口外国货[1810年12月31日的敕令。由于大量进口外国货，造成资金大量外流，而俄国本身又没有货物可供出口，为了防止兑换率下降，敕令禁止进口外国商品和丝绸。以图发展本国工业。——科兰古注]，却允许中立国和美国的船只进入俄国港口。他说，这样做是违反大陆封锁制度的。他还说沙皇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的目的就是想跟法国打仗。接着皇帝重复了那些使他高兴而又极其荒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但泽、在华沙的公爵领地，甚至在北德意志编造出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调查或者事件的进程证明了这些故事是不准确的。
“老实说，就是亚历山大，他想跟我打仗。”拿破仑皇帝说道。
“不，陛下，”我回答道，“我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他不会开第一枪，也不会首先命令他的士兵越过边界。”
“我们那时达成过协议，”皇帝继续说，“因为我不想进犯俄国，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
“陛下，那么您应该解释您的想法，好让别人明白陛下的军队为什么要集结在但泽和北普鲁士。”
皇帝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身受战争灾祸的俄国贵族一定会担心他们的宫殿，因此，只要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就能迫使沙皇亚历山大缔结和约。
“陛下，您错了。”我说。接着我向皇帝重复了沙皇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段话。那是在洛里斯托纳先生[继科兰古之后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到达彼得堡后，我不再担任大使职务时，沙皇在我与他的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的。他以前也给我讲过类似的话，那一次谈话更加深了我的印象。因此，我在回国的路上就把这些话追记下来了。此刻我把它们复述出来，我认为，我记得相当准确。
[face=楷体_GB2312]“如果拿破仑把战争强加在我的头上，”沙皇亚历山大对我说，“假如我们应战，我们也许会吃败仗，甚至很可能会吃败仗，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平安无事。西班牙人就经常打败仗，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垮，他们也没有屈服。他们不像我们远离巴黎，他们也没有我们的那种气候和资源来帮助他们作战。我们不会冒险的。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组织完善的常备军，这就意味着，如果拿破仑皇帝进入我们的国土，我们不论遭受什么挫折，都绝对不会接受屈辱的和平。更重要的是，那时胜利者将被迫面临由于征服异国而带来的问题。瓦格拉姆战役以后，拿破仑皇帝曾在维也纳同车尔尼舍夫[沙皇亚历山大的随从副官。他在拿破仑身边亲眼目睹了瓦格拉姆战役，拿破仑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勋章。]谈过这个问题的后果。如果奥地利人当初不曾答应减少军队数量，他也绝不会停战。愿望不能代替事实。拿破仑常常离开法国，亲赴战场，所以，他就总是急于回国，这是一位教主说的。我绝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宝剑，但我将最后一个把宝剑插入剑鞘。西班牙人已经证明，在你们的统帅发动的战争里，缺少坚忍不拔的精神就会使国家灭亡。在最近的一次法奥战争后，拿破仑皇帝和车尔尼舍夫的谈话清楚表明，如果奥地利人再坚持一下，他们就能在和约中获得较有利的条款。要是那样的话，人民将不知道怎样受苦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我宁愿退到堪察加半岛，也绝不割让省份，绝不在我的首都签订停战协定。法国人是勇敢的，但长期的饥饿和恶劣的气候将磨掉他们的锐气，使他们丧失勇气。我们这里的气候，我们这里的冬天将会帮助我们作战。从你们方面来说，皇帝所到之处将会出现奇迹，但他不能无处不在呀，他也不能年复一年地离开巴黎。”[/face]
皇帝聚精会神地，甚至有点儿惊讶地听着我的话。他听得好像出了神，好长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我想我的话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脸色和他的态度刚才还是十分严厉的，这时他却有了笑容，变得友好起来，好像是想鼓励我再说下去。他不仅盯着我，而且提出了问题。他问及了俄国的社会，俄国的军队和政府，甚至提到沙皇亚历山大，而没有像过去那样拿他的名字开恶作剧式的玩笑。事实上，皇帝这时的一举一动都对我表现出友好，并对我的服务态度表示赞赏。我向他保证，他误解了沙皇亚历山大，误解了俄国。最重要的是，绝不可根据某一个人的话就对那个国家作出判断，也不能根据在弗里德兰战役的见闻就对俄国军队下结论。那支军队经过一年的整备，已有可能应付任何突然事变。他们尤其注意到我们有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
皇帝仔细听完我的话后，开始计算他统率的军力和支配的财力。当他回到这个话题后，我痛心地感到，一切和平的希望都成了泡影，因为列举部队的番号和数量比任何事情都更使他着迷。最后陛下告诉我，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证明我的朋友沙皇亚历山大的决心是毫无价值的，而他的沙质堡垒就更不在话下了。皇帝这里指的是俄军当时沿着德维纳河的堤岸和在里加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
皇帝谈到了西班牙的形势。他气愤地埋怨留在那儿的将军们和他们在那儿遭受到的挫折。他说由于他哥哥西班牙国王(约瑟夫)和法国将军们的无能，才使他们在那儿陷入困境。他还说，他决心结束这一切。陛下还试图说服我：只要他下决心，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但英国军队可能在别处进攻，甚至进入法国领土。如果那样的话，他下结论说，把他们放进葡萄牙或许还是上策。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个软弱多变的家伙。”拿破仑又一次说道。
“他是顽强的。”我回答道，“他那温良的本性使他在条约没有特别损害他的利益的时候容易做出让步，但如果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他是绝不后退的。”
“他有着希腊人的性格，是个靠不住的人。”皇帝又重复道。
“我不这样认为。”我说道：“他从来不会口是心非，凡是他跟我说过的话，他都没有食言，凡是他通过我向陛下做出的保证都兑现了。”
“亚历山大的野心大极了，他想通过战争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告诉您，他想要战争。否则他为什么要拒绝我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呢？他有着某种诡秘的动机。您还看不透他吗？他的野心还不仅仅是波兰和奥登堡。”
“这些动机再加上您屯兵但泽的事实本身就最好不过地解释了他所采取的路线。当然，像欧洲的其他政府一样，他很难接受陛下在提尔西特会议，尤其是在维也纳条约以后改变了的政策。”我回答说。
“这跟亚历山大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政策对他毫无影响。难道我没有叫他去拿芬兰、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吗？我没有叫他参加瓜分土耳其吗？为了奥地利战争，我没有给他三亿法郎吗？”
“不错，陛下，但您不要希望这些利诱能使他闭眼不看您从那时起改变了政策的事实。那些政策首先就是恢复波兰——而那正好是在俄国的版图内。”
[face=楷体_GB2312]“像他一样，您简直就像痴人说梦！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跟他打仗，但他必须兑现他的诺言，在封锁英国方面还要加强。我改变政策，他有什么好怕的呢？改变这些政策同像俄国那样远在天边的国家有什么相干呢？”
“在这一点上，沙皇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他的想法。”“我不反对他在亚洲的扩张，甚至在土耳其也一样，只要他不去碰君士坦丁堡。他对我兼并荷兰很反感，那是因为他需要外国的贷款。”
“汉撒的联合，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建立，都说明陛下想保留意大利，把汉诺威交给威斯特伐利亚。这些变化都是在和约签订以后出现的，只是用法令的形式公布出来罢了。疏远英国，并在同它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这些都是同俄国的最高利益相抵触的。即使如此，俄国人也不会为了这些原因同我们打仗。”
“那么我就应该听命于英国人或者我的兄弟(路易·波拿巴，荷兰国王)来讨好亚历山大不成？鲁缅佐夫[俄国的外交大臣。——译者注]知道得很清楚，在采取这一切步骤以前，我尽了我的一切力量来说服英国人缔结和约。拉布谢尔去了好几趟伦敦，甚至是代表荷兰人去的。难道我可以允许英国货在北德意志泛滥吗？”
“恐吓他们一下，说要将那些措施付诸实施，这才是上策。现在不但施行了那些措施而且把大军统统集结在北方，这就引起了不安。本来，只要派几个营的兵力给那些海关人员施加压力就行了。”
“您并不比亚历山大看得更远，而他只是吓破了胆而已。正是这些您反对的政策正在使英国人屈服，并将迫使他们签订和约。”[/face]
这次谈话继续进行了好长一阵子。皇帝一会儿提一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无疑他是在看我是否使用同样的回答。从他专注的神情和结束我们长达五小时的谈话时那长久的沉默来看，似乎他对这些问题比过去进行了更严肃认真的考虑。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他说，“是我们同奥地利的联姻造成了不和，沙皇亚历山大很生气，因为我没有娶他的妹妹。”
如同我从前向他报告过的那样，我冒昧地提醒皇帝说，俄国人一点也不急于和我们联姻。虽然沙皇没有断然拒绝那个计划，但他不会在宗教问题上让步。即使沙皇得到他母亲的同意，婚姻也会推迟一年。总之，他对此事是不热心的。尽管我们多少有点儿随便地把求婚目标转向了奥国公主，但俄国人听说我们决定同奥地利联姻，都十分高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满意，包括主人和其他人。”——见科兰古1810年2月25日致塔列朗的信。]。我们向俄国的求婚没有被马上接受。如果他们接受了，那么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将会非常尴尬。
“那个事情的细节我记不起来了，”拿破仑回答说，“但俄国人对我们和奥国的接近肯定是生气的。”
我指出，实际上正如当时大家所感觉到的，也正如我们向奥地利提出求婚后皇帝和鲁缅佐夫公爵谈话所证明了的，那时彼得堡的反映是倾向于赞同的。因为那样做就解决了法、俄之间所存在的十分微妙的问题，甚至也解决了沙皇同他母亲及其家庭所存在的微妙的问题。
拿破仑皇帝又一次说，他既不想打仗，也不想恢复波兰；但是在关于中立国商船和其他一些分歧上达成协议是至关紧要的。
“如果陛下真想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那是不难办到的。”我说。
“您可以肯定吗？”皇帝问。
“当然可以肯定。”我回答说，“但我们得提出通情达理的建议。”
“什么建议？”皇帝问道，并催我说出来。
“陛下跟我一样清楚，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您就知道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法的疏远，而且您比我更清楚您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进行补救。”
“什么措施？他想让我干什么？”
“关于两国间贸易，必须根据互利互惠的原则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一般的商船问题，也应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只要我们继续实行商业执照制度，并允许有执照的船只进入法国港口，我们就应赞同中立国的商船开进俄国港口。对奥登堡亲王，我们应该提供援助。像在埃尔富特一样，他完全没有依靠您。关于但泽问题应达成一项协议，还有关于普鲁士的……。”
皇帝不愿意听我扯到这些政治问题，因为一谈到这些问题，他就不得不表态，而有些问题他是不愿意谈的。他说他已经任命洛里斯托纳先生负责执行这些政策，而我应该休假了。
“我请求陛下再听我说一件事情。”
“说吧。”皇帝说道。
“陛下，在您决定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时候，当您权衡它们两者的利弊得失时，我想恳请陛下对您自己和法国的利益作出全盘的考虑。”
“您说话简直像俄国人。”皇帝回答道。
“相反，我是真正的法国人——您的一个最忠实的仆人。”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打仗，但我不能阻止波兰人对我提出这种要求。达武元帅和拉普将军报告说，立陶宛人和俄国人闹翻了。他们不断地派代表团找我的将军们，要他们敦促我们，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下决心。”
“您被他们蒙蔽了，陛下。”我回答说。
我向皇帝解释说，俄国政府本质上最合波兰贵族的意。沙皇保罗待他们不错，而亚历山大对他们就更好了。我曾经和许多波兰籍的俄国地主交谈过。我发现，尽管他们对祖国失去独立感到痛惜，但他们对再次冒险以恢复民族独立兴趣甚少。即使波兰有一天能独立，那也并不意味着波兰能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国。我还向皇帝说，华沙大公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认为，他对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满足，但此人也不像陛下所想的那样，能使人们转过来为我们效劳。况且波兰的贵族们一直勾心斗角，充分表现了他们波兰人那种不稳定的性格，这就妨碍他们采取统一行动。我还对皇帝说，他不应该睁眼不看事实。今天，欧洲人谁都容易了解这一点，即拿破仑关心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与其说是关心那个国家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适合他自己的需要。
“您是这样想吗？”
“是的，陛下。”我回答道。
“您不要相信那些糟蹋我的话。”他开玩笑地说。“现在该吃饭了。”说完，他就走了。
就这样，持续了五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而我对欧洲是否能维持和平已失去了信心。
后来，我又一次见到了巴萨诺公爵[于格·贝尔纳·马雷被拿破仑封为巴萨诺公爵。1811年他担任了法国外交大臣。]。他跟皇帝一样，向我保证说，不存在想发动战争的问题。彼得堡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而皇帝并不打算取消任何他认为完全必要的措施。
此后，我对皇帝改变政策几乎不抱有多少希望，但我还没有完全气馁。法军在西班牙的处境虽然很坏，但那也可能促使人们从中得出一个不同的政治见解。两个月过去了，波兰人激动的情绪有了缓和的趋势，将军们以及在德国的间谍们也比过去活动得少了。我想皇帝的观点是不会变的。但是由于西班牙事件和他对新政策所产生的结果的估计，以及他那庞大的计划，很可能会使皇帝多少有点犹豫。从表面上看，法国政府的态度不再是那么咄咄逼人了，如果形势的发展使和平政策成为必要，或者说，如果政府的明智使得赞成这一政策的人获胜，政府是会奉行一项和平的外交政策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切备战工作已经就绪，而法国政府没有采取一点措施来防止战争的爆发。
就在那次跟皇帝谈过话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和他进行私人交谈。我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在公开的场合他待我是够好的。由于坎妮丝夫人[阿德琳娜·赫维·露易丝·德·加渡尼·德·坎妮丝(1785—1876)是约瑟芬的宫廷女侍，1805年后是玛丽·路易丝的女侍。坎妮丝十三岁出嫁，后被丈夫抛弃，她想离婚，嫁给科兰古。但拿破仑害怕她的离婚会给宫廷带来丑闻，不予同意。1810年年底，坎妮丝夫人就被流放了。]被流放，我不断提出抗议。尽管我的信件和申述使他烦恼，但他总是避免亲自跟我谈这个问题。后来他终于接见了我，并说应该把坎妮丝召回来，但他没有明确授权谁去办理这件事。为此，我继续提出要求，直到有一天，应我的请求，迪罗克向陛下转达了我的想法：如果皇帝不守信用，我就要求辞职。拿破仑又一次答应允许坎妮丝夫人回来，甚至亲切地说应该恢复她在宫中的职务。这个想法还不是我所敢贸然提出来的。到第二天，我就明白了，皇帝的这番好意是有条件的。因为他要求我去向库里亚金亲王[1808年至1812年间俄国驻法大使。]说：我认为法国皇帝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看到它的恢复。他仍然坚持盟约。之所以扩充军备是因为俄国先发出了动员令。我拒绝了皇帝的这个要求。而他关于召回坎妮丝夫人的许诺也就不了了之，尽管陛下多次邀请我同他共进晚餐，而且是连续八天，天天如此，似乎表示了对我极大的好意。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和我在圣克卢宫进行过几次长谈。有一次在巴格泰尔用完晚餐后，他又跟我谈起俄国。
皇帝还是不断地向我保证说他不想打仗，而且也很少顾及波兰。“那是一个浅薄的民族，”他说，“而且是一个难于被利用的国家。如果我给他们的国王碰巧不合适的话，那一切就糟了。而我又很难选择一个更好的。我的家庭不支持我。他们全是些野心勃勃、生活奢侈、没有一点本事的家伙。”其他关于俄国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多少重复我刚回到巴黎第一次晋见皇帝时的那次长谈。
皇帝反复说他不愿打仗，其真正目的是想让我去说服库里亚金亲王：我们互相误会了，双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而怒气冲天，拿破仑没有任何企图要去进攻俄国。只要大陆封锁制度还继续存在，拿破仑就坚持维护它。因此，考虑到维护这个制度，就有必要调整两国的关系，以解决分歧。而当我一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开始讨论双方可根据什么做出让步的细节时，皇帝就改换了话题。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计划，充其量不过是延缓了执行的时间而已。而他想让我做的就是消除俄国的疑虑，这样他就有可能赢得时间。我不愿意充当拿破仑的这个中间人，我请求皇帝把此事托付给洛里斯托纳先生，用他认为合适的方法去转达给俄国人。皇帝对这个建议十分不快。这样，我们的谈话立刻就结束了。
从那以后，除了继续迫害我的朋友外，皇帝把他能给国家行政官员所施的打击一古脑儿加到了我的头上，甚至扣发我的薪金。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使我感受他生气的分量。而当我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抱怨时，他总是以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搪塞过去。不管我是通过口头、书面还是通过迪罗克向他转达我的请求，坎妮丝夫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后来，我再一次向宫廷总管迪罗克提出辞职的要求。
“这个时候提出辞职真不是时候。”他对我说道，“您这样做将失去您的朋友和毁了您自己。耐心点吧，事情会好起来的。现在皇帝正生您的气呢，但他对您还是很尊重的，他甚至喜欢您。他对坎妮丝夫人也有着极大的兴趣。事情会好起来的。我告诉您，如果您有头脑，不想让自己走错路，您就应该明白这一点。您对俄国人的事情那么关心，这是很可笑的。我们对俄国是爱莫能助，既然您知道无法改变皇帝的计划，又何苦惹他生气呢？他有他的看法，他正在做某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您可以相信，他的政策会比我们的更有预见性。总而言之，作为您的朋友，我极力主张您收回辞职的要求，以后再说。”
他就这样跟我谈了很久。在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几天以后，皇帝让迪罗克相信事情不久将会改变。迪罗克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并再次要我保持耐心。他还指出，作为一个军人，在和平还没有实现以前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还重复说皇帝一定会准时来看我。陛下很痛苦，但他总是以尊敬的口吻谈到我。
想到迪罗克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就给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写了一封信。他坦诚地向皇帝提出了意见。他指出：即使是从政治观点出发，再继续那种给人印象不好的严厉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但他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想，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皇帝在圣克卢召见了他的一位大臣[指1810年1月3日被任命为军械部大臣的拉居厄·德塞萨克。]，谈了几分钟一般性工作后，皇帝对他说：“我们去散散步吧。”随后，他们来到一块台地上。从那儿他们可以看见任何走近他们的人，而别人则无法从远处听到他们的谈话。皇帝继续说下去，
“我想让您干一件事，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甚至也没有向我的大臣们讲过，总之，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我决定进行一次伟大的远征。我将需要大量的马匹和运输工具。人力我有的是，困难的是准备运输工具。我需要一支十分庞大的运输队伍，因为我将从涅曼河开始这次远征，而且我们要在不同的方向上长途进军。这就是我需要您帮助的原因。这事一定要保密。”
那位大臣说这项计划需要一笔巨大的开支；他本人将迅速地，并尽可能谨慎地贯彻执行。但是当人们看到大批的车辆集中时，他无法不让大家议论纷纷，等等。
皇帝厉声地回答了他的第一个问题，他说：“下一次跟我一起去杜伊勒里宫，我要给您看看四亿金法郎[事实上，当时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里只有大约三亿八千万法郎——科兰古注]。不要叫财政问题把您难住了。我们将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开支。”
谈话在继续进行着。皇帝精心制定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即通过彻底粉碎俄罗斯——这支欧洲大陆上仍然存在的可能联英反法的唯一力量，来打败英国。他谈到把俄国从欧洲事务中排除出去的意义，以及在中欧建立一个国家来防止来自北方的入侵。他还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后将不会再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远征了。为了在这光荣的年代，同时也是无聊和不安的年代过去之后，问题能得到全面解决和实现持久的和平，为了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非得进行这最后一次打击不可。
一天晚上，在宫廷宴会上(1811年8月15日在杜伊勒里宫举行)，拿破仑皇帝走近离皇座不远的库里亚金亲王，然后，他们开始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皇帝的声音很大，使得他身边的人觉得应该回避一下。当时，我正在隔壁一个里面大外面小的窗口旁边跟人谈话。皇帝谈话时，是站在皇位的左边，脸刚好朝向我这边。当时所有的公文急件都报道了这次谈话。皇帝抱怨说沙皇亚历山大想进攻他，因为沙皇允许伪装成中立国的英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所以，俄国就不再是盟国了。在这次长达半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皇帝大声地宣称，以致站在我的位置上也听得很清楚：“根据科兰古的报告，我们获悉沙皇亚历山大想跟我国打仗。”
皇帝如此激动，声音如此激昂，语句如此之快，致使库里亚金亲王目瞪口呆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尽管他们离人群相隔一定的距离，但是旁边的人全都听见了，特别是那些碰巧在场的各国外交使节。
“德·科兰古先生，”皇帝接着说道，“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沙皇的欺骗已经把他争取过去了。”
离开库里亚金亲王后，皇帝向厅中走了几步，他想从周围人们的目光中看出他的话所产生的效果。他从窗口注意到了我——我当然无法避开他的注意。他向我走了过来，气愤地说：
“您已经变成了俄国人，是不是？”
“我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陛下。”我以坚定的语气回答道：“时间将会证明我向陛下陈述的事实是一个忠实的仆人所不能不讲的。”
看到我对此事如此严肃认真，皇帝马上假装说，他刚才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我很清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他说，“但是沙皇的甜言蜜语已经把您的头脑搞昏了。因此事实上您变成了一个俄国人。”他微笑着说了这些话。
然后，他转身离开我，又开始同别人谈话。
第二天，由于没有机会单独晋见皇帝，我就正式地向迪罗克提出，请他将我想辞去宫中职务的愿望转告皇帝。同时我还向警务大臣说道：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前，坎妮丝夫人已经被允许从流放地回来了。[1811年3月，坎妮丝夫人被允许返回巴黎。]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感谢罗维戈公爵的公正无私，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人都对他感激不尽。他坦率地向皇帝指出了这件事的严重性。确实，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他都仗义执言，或设法推迟、耽搁一些错误的处置，或者用某种方法导致取消这些处置，而一点也不害怕可能会落到他自己头上的苛刻的对待和不愉快的后果。毫无疑问，萨瓦里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敢于向皇帝说真话。
第二天早晨，迪罗克来看我的时候，我是以一个铁定了心的人的口气同他说话的。他告诉我，皇帝无意说什么话来伤害我。他只是对库里亚金亲王说了他后来同我说的那些话，为的是让沙皇明白我还是他的朋友。皇帝对我的评价很高，但我也应该从某些方面多为他的感情着想，而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同他谈话便总是争论不休。要引导他，只能靠在某几点上做出让步，而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对他的观点。迪罗克还说，我总是在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上毫无必要地自寻烦恼，这样下去只能于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有害，而于政策、于个人都没有任何好处，为了那些人们无法改变、又没有力量反对的国家高级事务去牺牲自己是愚蠢的。那不过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自我牺牲罢了。我尽量地向迪罗克解释了我自己的感情，但毫无效果。他拿我说的“履行自己的职责”开玩笑。他告诉我，他从心眼里赞同我，但是想要他去说服皇帝改变政治观点，那只能是浪费他的时间和损害他的忠诚。
在皇帝巡视各地的宫殿之后，我们便出发去布伦，然后从海边到达荷兰。他把我们带出了巴黎，这样就暂时结束了困扰着我的那些大量的烦恼。在那些不平凡的旅行和临时决定的远足中，尽管皇帝不愿给予表扬，但我的工作[作为御厩总管，科兰古在和平时期主要负责安排实施皇帝的旅行计划。他还负责指派传令兵，车夫以及值班军官。这些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责。在战时，他的职责将增加更多内容，他负责统帅部的迁移和供给。他的马车在皇帝的前边开路。若在马上，他的岗位是在皇帝的左侧，战斗中紧紧伴随皇帝。宿营时，他的办公室尽可能近地挨着皇帝的帐篷。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接到皇帝下达的命令。]所取得的几乎是杰出的成就，还是无意中不时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他始终没有改变对我的尖刻态度。
跟这些旅行(从1811年9月19日——11月11日)有关的问题必须呈报皇帝，虽然他对我十分粗鲁，但对我所起的作用还是公正地表示过赞赏。回到巴黎后，他却并没有一点善待我的意思。
事关我的荣誉，关系到我的祖国和我的自尊心，我不愿违心地充当皇帝那种政策的代言人，因此，我的处境十分困难；而我的办法就是在公开场合对所有的这些问题保持沉默。
我屈从了这位从来不向臣下让步的不公正的统治者。事关我个人，我都忍住不提意见，但对于他虐待我朋友的做法，我只好诉诸信件，通过迪罗克和罗维戈公爵转交给他。我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政治观点。皇帝注意到我在公开场合的沉默和克制态度。据迪罗克说，皇帝赞成我的做法，但他从不改变他自己的观点。
冬季，宫廷举行了多次宴会、盛装舞会和化装舞会。1812年2月6日在一次国家举行的正式舞会上，我是唯一被排除在皇后和亲王们的瓜德利尔舞(四对舞)之外的高级官员。我也是唯一一个没能，或者干脆说没有被邀请参加同皇后共进晚餐的高级官员。单就那次晚餐来说，我倒不在乎，因为那可能被认为只是个人问题，但未能参加瓜德利尔舞却关系到我的地位所应享有的特权，而且还会引起很多议论。我觉得我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皇帝派人告诉我说：我的名字被漏掉是一个差错，但我从制订名单的迪罗克那儿了解到，那样做完全是有意的。
迪罗克以他那特有的亲切态度，友好地警告我说，暂时不要提我的朋友回宫的事。他还说他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皇帝比任何时候都更生我的气。迪罗克注意到，我反对波兰计划过于激动，而在皇帝同我讨论国际事务时，我又歪曲了皇帝的观点，因而使皇帝非常生气。宫廷总管这儿指的无疑是皇帝同我的两次谈话；一次是在去荷兰途中的卢城；另一次是两天前在巴黎。这里，我要把这两次谈话作一个简略的叙述。除了我将记录下来的那部分以外，其他内容正如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从方式到措辞都大同小异。
皇帝说：“这次旅行与我将要对英国商业采取的策略，将会向沙皇亚历山大证明，我仍然坚定地执行着大陆封锁制度，并且还将证明我关心帝国的繁荣昌盛胜于那些将原因归咎于我的战争计划。
“与此同时，陛下集中在这儿的军队正向北方进军，这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与维护和平相一致的行为。”我回答说。
“波兰人在召唤我，但我没有想要恢复波兰。尽管那样做是精明的，对文明世界是有益的，我还是对此不予考虑。由于奥地利人的缘故，那必将是一个过于庞大的计划。”
“尽管如此，陛下，我可以看出那是牺牲同俄国的结盟所获得的唯一补偿。”
“我并不想牺牲法、俄联盟，我只是要占领北德意志以便强化大陆封锁制度，并在欧洲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地方真正严格地把英国封锁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在各地加强力量。而我的兄弟亚历山大是固执的。他把这看成是用纱罩掩护进攻。他错了，洛里斯托纳坚定地向他指出了这一点。但一个胆怯的人总是疑神疑鬼。在圣彼得堡，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光看见师团的调动、军队的备战以及波兰的武装。应该由我来采取防御措施了，因为俄国人已把从亚洲调过来的师团开到了边境。”
我向皇帝说明，他的真实计划不可能瞒过圣彼得堡，之后，我又指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利益能够证明这场战争是正确的。这场战争将把他带到离巴黎八百里格[每一里格约等于4.5公里。——译者注]以外的地方去，而这时西班牙和英国正在全力同我们作战。
“这是因为英国人还留在西班牙的缘故。他们不得不留在那儿，我对他们并不担心。您不懂政治，只是像俄国人一样，除了威胁呀，战争呀，什么都看不见。假如鲁缅佐夫保持镇定，迫使英国人求和的必要的兵力部署早在六个月前就该完成了。”
皇帝在结束这次谈话时，表情已经不仅仅是不耐烦了。现在再回到同迪罗克的谈话。他让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要去看塔列朗。他告诉我说，早在一段时间以前，塔列朗就因好几件事情而失宠。最明显的是他同意进攻西班牙，尽管他也是第一批敦促拿破仑登上皇帝宝座的人。迪罗克还说我们不了解皇帝广泛的计划，也不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只知道他集中一切力量去对付英国，以便争得和平，使欧洲最后享受太平。迪罗克的考虑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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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变前夕：1812年
二、事变前夕：1812年
冬天过去了。同奥地利政府的军事同盟谈判已经开始。这个同盟是前不久才强加给普鲁士人的。人们在各个方面用比往常更大的努力来实现皇帝的伟大计划，并使组织和部署更加完善。在德累斯顿筹划的招待会是有意作为整个事件的序幕的。这样，我们也就接近了事件的结局。此时，在巴黎，在皇宫里，人们正沉湎于各种晚会和文娱活动。
在这冬去春来的日子里，我和皇帝又进行了两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中一次是在我同迪罗克那次会见之后不久。话题转到了政治方面。开始时，皇帝再一次想说服我，他说他不再打算恢复波兰，也不想冒失地同俄国打仗。一句话，他只想迫使英国放弃它那毫无根据的主张，并同意缔结和约。因此，关键的问题是俄国港口必须把英国商品拒之门外。然而，一年过去了，它居然允许打着美国旗号的英国货倾销进来。
对于这一点，我反驳说：我们自己就接受有执照的同样的货物——当然，这些货物和执照是收了双倍的税的。
“这有可能。”皇帝笑着回答道，“为了我的滨海城镇，我不能不实行这一政策。亚历山大也只能这样做。我宁愿让俄国和它的国库获利，也不愿意这些好处让所谓的中立国捞去。”
然后，皇帝又谈起了他那个老主意：亚历山大如果没收所有中立国的货物，俄国一定会受益不浅，等等。
“你可以放心。”皇帝说道，“我无意牺牲这样大的利益去冒险恢复波兰。”
“我相信陛下不会仅仅为了波兰而去同俄国打仗。”我回答道，“我宁可说你在欧洲没有遇到对手。除了那些‘仆从’国，就没有别的了。”
我说，在他的脑子里，这种思想比大陆封锁制度占有更大的比重。只要皇帝敢于承担贫困和损失，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但泽的封锁制度一定能严格实行起来。而这种贫困和损失，皇帝当然希望从别的国家那儿获得补偿。最后，我强烈要求他不要在北德意志驻扎那么多的军队，那样做对西班牙战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是为了某种企图，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某种欲望，他就不应把这么大笔的金钱抛到所有那些备战中去。
“什么欲望呀？”皇帝笑着问道。
“战争，陛下。”
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一边轻声地抗议说没有那么回事。然后，他让我畅所欲言，并说他要以最好的心情来听取我说的每一件事。每当我说到一件使我痛苦的事，尤其是当我说到我感到他好像在战争的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的时候，他总要拧一下我的耳朵，并轻轻地在我的脖子后面拍一下。
我说他的欲望如果不是为了世界霸权的话，至少也是想谋求一个比Primus inter pares(同辈人中居首位者)更强一些的位置。他想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地位上，既可以要求别人做出牺牲，而自己又可以不承担一点义务，即便这样，还要剥夺别人发牢骚甚至发表评论的权利。这种做法，只能给法国带来短暂的好处，而结局早就注定了。到了一定时候，结局甚至会更惨。敌意、仇视和嫉妒迟早会给我们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在当今这个时代里，那样一种制度是不能强加给其他任何国家的。
皇帝在管我叫“博爱主义者”时开心地笑了，而且他也笑我说的“Primus inter pares”。他的心情好极了，随时会笑出声来，一点也不生气。他笑呵呵地说，“您说得不错，您猜对了，但您不要对别人去说……”
皇帝越发现难于说服我，就越千方百计地坚持要说服我。他那精心安排的诡计和他所使用的语言，一定会使不知内情的旁人相信我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因为皇上是那么热衷于把我争取过去。
我常常注意到他对人的关心和争取人的耐性。所以，我不敢认为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对所有他想要说服的人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他总是想说服某一个人。
我谈到这么多的细小问题，就是因为这些细节可以勾画出他的个性，这就是我此举的唯一目的。我还要指出，他总想用自己的信念去打动别人，要不就是要把自己的信念强加于人。他的这种耐性起因于他的习惯，不过这个习惯还是改掉了不少。他的习惯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由于他的至尊地位，还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这种天才赋予他高瞻远瞩的能力呢？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能力同他爱好与外国首脑会面，并长期与外国政府的部长、大使们打交道以解决某些特别微妙和重要的问题是分不开的。当他想要说服你时，他的声音里就包含着一种折服力和魅力。他的表情、他的态度就跟他的优越感和灵活性一样赋予他优势。这种优势使他超过了他的谈判对手。
当拿破仑施展他的这种才能时，没有谁能比他更富有魅力的了。为了抵御他的这种力量，人们不得不像我一样清醒地认识到，某些政治错误被他的谈判艺术所掩盖，即使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甚至也许在提防着，他还是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一时说服了我。就像那些草率而顽固的人一样，我只有解除符咒，坚持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想法，而不去留心陛下的那些理论。为了避免被他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所迷惑——当他希望得到对方的信任时；为了顶住皇帝那雄辩的和头头是道的理论——这种理论常常貌似有理，而且使用巧妙，充满贴切的比喻，这种能阐明他的理论的比喻同样很好地掩饰他企图达到的目的——你不得不佯装全然不懂他的意思，而事先就一个劲地在心里默念着：“这是正义的，这是正确的，这只是为着法兰西的利益，因此才真正是为着皇帝的利益。”
在同皇帝谈话时，你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在你所面临的问题上，而不要在争论中迷失了方向。最主要的是不要跟在皇帝后而去纠缠枝节问题。须知当他遇到对手时，他是绝不会偏离问题的实质的。在争论时，一个细小的让步也会让你倒霉，因为你那精明的对手会引导你从一个让步走向另一个让步，最后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你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则举出你原先做出的让步来证明你的错误。他也会接受你的辩护以暗示你在那一点上还拒绝做出让步。当拿破仑认为事关他的利益或者他只是想那么干，那就没有哪一个女人具有他那样的手腕来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这些回忆使我想起在一次类似的场合里他说过的一句话。那句话比任何措辞都能够更好地说明，为了成功，他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当我需要什么人时，”皇帝说道，“我不会做得太过分的，我会吻他的……”
一旦他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他就会被那个念头冲昏头脑。他珍爱它，迷恋它，有人会说他全身都“散发”着它。那么，他力图以怎样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转达给别人呢？他如果想让你着迷，你可以相信，他自己已经被迷上了。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没有哪一个人的理智和判断力会像皇帝的理智和判断力那样使他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成为他自己的想象力和激情的牺牲品。他不遗余力，不避艰险地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事无巨细，一概如此。人们会说，他完全把自己献给了他的目标。他总是使出浑身解数，运用自己的全部能耐，全神贯注于行动或者重要问题的讨论。他的激情遍及一切事物。因此，他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来压倒他的对手。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精神集中、深思熟虑、反应灵敏。
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作了这么一大篇评论。现在，我仍然回到同皇帝的谈话上来。
皇帝极力向我证明他发动的战争都是为着实现政治目的。他现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和英国缔结和约。他的一切计划都服从这一目标，而且是“瞄准了目标的”。皇帝的这些话使我又一次谈到同战争计划有关联的宏大的政治问题。我把这个战争计划归结于皇帝代表了波兰人的利益。我说我很理解他的做法。当他还在酝酿恢复波兰时，我就曾为此给他写过信。假如说恢复波兰是为了在中欧建立一个巨大的缓冲国，那么，波兰还不够大，因而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大小适中的政权，其疆界、政治地位和体制都必须照顾到同邻国的关系。我说我对这样一个政权的用处十分清楚，因此我重视为实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切可行措施，只要皇帝不想另外再打仗。我继续说，依我看，这个主张不会得不到英国和奥地利的同意。亚历山大呢？尽管他不能公开地同意这个要收回被俄国占领的波兰的计划，但他还是会赞赏这个计划的英明。既得利益和荣誉感使他不会轻易交出他的波兰领土，而必然进行斗争，然而，这场迟早要爆发的战争在欧洲的默许下不会持续多久。假如打仗只是为了那个目的，我们就应该申明战争的动机所在，那样欧洲才会明白我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去打仗。
我说，皇帝将自己的观点、原则及其目的作一个毫不含糊的建设性的声明是必要的。把出海口归还给奥地利，将会使奥地利认为这个计划是公平合理的。一句话，使欧洲各国都获得合理的疆界。我还说，对普鲁士持坚定而明确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同所有的大国达成协议。缓冲国的政权既不隶属于法国，也不隶属于俄国或者奥地利。总之，这个国家也好，它的政体也好，都是完全独立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这种主张的宗旨都一定会比大陆封锁制度更能打动英国人，促使他们跟我们达成和平协议。而且我们还为所有的欧洲政府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未来。我们自己则树立了一个温和，甚至是自我牺牲的榜样。
我对皇帝说，如果做到了这一步，就一定能够安抚那些一般性的对他的仇视。这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应该公开地进行，假使这果真就是皇帝的目标的话。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是多么彻底，多么崇高，多么精明，从而能使他的皇权成为不朽的政权。因此他应该把自己的动机告谕天下。那样，在实施这个计划时，人们对皇上的目的就不存任何疑虑。我继续说，所有对我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神秘看法，所有那些表面上是让我们表态，而实际上是使我们进退两难而被戴上侵略者的帽子的流言飞语，统统都将会过时而不攻自破。在这个事件中，我乐意充当代理人，为这个计划去游说一番。而且我也随时准备出使彼得堡，尽管我带去的信息会使俄国人不快。
在结束我的话时，我是这样说的，只有这个值得陛下去发挥天才的波兰战争计划才是我能够理解的，其余的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一场对俄战争，假使没有事先声明是为了波兰的自由，没有因丧失加利西亚而把伊利里亚补偿给奥地利人，我们就不会得到他们的忠实援助。假使没有英国人的默许，那么这个战争计划就会成为冒险的事业，因为我们给各国带来的只有困难，而没有任何一点实际的好处。在我看来，在奥得河对岸的战斗里，杀死一百个俄国人也抵不上一个法国人的生命。
皇帝注意地听着我的话，但偶尔也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我说一会又停一下，希望能听到他的回答。只有接触到整个巨大问题的细节，他才能抓住我的思想实质。然而，他像先前一样，只是在一般性的问题上表示了态度。他还是用过去那种讽刺的口气说：“奥地利人要是听到你的话一定会高兴的。亚历山大的朋友，在给普鲁士国王建立一个王国的过程中，英国人的笑声会把我们都给惊醒的。难道您没有看见这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吗？”
“我没有提到过普鲁士国王啊，”我回答道，“萨克森国王和其他任何国王都可能统治这个国家。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谁知道那些大国是否不同意让某个同盟国的亲王或者陛下认可的某个人登上那个王位呢？”
尽管我的意见看来不大合皇帝的口味，我还是想到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必须把实质问题点破一下，只有这样，皇帝才能更好地认识到，没有人会被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所蒙蔽。所以，我接着又说：
“如果陛下不是按照这条路线去做，我就应该老实地说，欧洲的任何人，如同法国人一样将会认为您正在大力准备的俄国或波兰战争不是旨在建立一个缓冲国，就像陛下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为了以此为借口去达到某种别的目的。”
皇帝看来有些发火了，就像他平时被什么事情弄得不愉快时常常表现出来的那样，他说：“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他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话题还是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他谈到了每一个细节问题，涉及到各种困难，仿佛他在同内阁大臣们仔细研究计划的每一个步骤，在为自己的方案寻找依据和征求对方的同意。
皇帝好像还是急于想让我去见库里亚金亲王。我告诉他说，我绝不会跟别人一起去欺骗人的，尤其是欺骗沙皇。我也绝不做相当于搞阴谋诡计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不再是谈论那些问题的权威人士了。所有这一切备战措施对法兰西来说都是不幸的，对皇帝本人来说也是会后悔、难堪的事情，所以我不希望自己屈服，去为这样的事业卖力。皇帝听到这儿便转过身去，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反正我觉得是同政策无关的事。然后，他就离开了我。
我继续过着脱离政治的生活。我保持自我克制，不多说话。在这期间，我不去见俄国人，甚至避免见到库里亚金亲王。在皇帝同我进行另一次谈话前的一个多月里，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俄国人。那次谈话是在皇帝离开巴黎前不久进行的。在谈话中，他又一次回到他那想象的苦恼中。这一次，看来他说的是真心话。皇帝不再掩饰他要动身的计划，但他仍然企图让我相信，他不想重建波兰，也无意同俄国打仗。他希望不施加任何打击就能把一切事情办好。
我们还是使用同过去一样的前提，坚持各自不同的观点。我进一步阐述这样一次远征必然使皇帝长期远离法国而带来种种不便，而没有提及其他的危险性。我谈到，当他在杜伊勒里宫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时，他在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拿如此巨大的命运去进行赌博，为此，他会受到人们的责备。我还说到这种拿法国青年去冒险的做法会给国家带来的影响——这种冒险不再像从前一样，只限于社会的底层老百姓。我还对他说，人们批评他在西班牙战争中的冒险。而现在，那场战争还没有结束，而新的更大的战争又要开始了。
我说，如果非要坚持和俄国进行那场不幸的战争，也应该先在西班牙赢得胜利。我把俄国向他作了描述：那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对敌人是有利的。敌人可以放他深入内地，在寻找不到决战机会的情况下让他兵疲将乏，自行瓦解。我提醒他注意我曾经向他报告过的沙皇说的那一番话。我还提醒他，在最后一场波兰战役中，部队陷入到物资严重匮乏的困境中，以及部队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对我说的这一切，皇帝的回答是：您的心向着俄国，您对重大问题根本不懂。
“如果我根本不懂，陛下，”我微笑着反驳说，“为什么您要给我这么大的荣誉，同我讨论政策问题呢？除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您的臣民的深厚感情外，我的确是能力微薄的。但我相信我的这种感情不会把我引向歧途，也不会使我执迷不悟。陛下，您对不同意您的观点的人这样无礼，您认为反驳您是很可笑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都不想让我过于坚持己见，我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我还是坚持了，这是我的良心和信念在起作用。陛下，您被错误的情报欺骗了，在您从事的危险的事业中迷失了方向。您认为您正在向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前进，而我却坚信您错了。”
皇帝用温和的语气回答道，想发动战争的是俄国沙皇。洛里斯托纳先生已经报告他说所有的俄国军队都在向西部进军，甚至连土耳其前线的俄军也不例外。他说沙皇亚历山大的甜言蜜语把我弄糊涂了，还说他送出另一位大使时，才知道俄国人的敌意。洛里斯托纳先生告诉他，英国人正在彼得堡公开经商，甚至还有人想抢劫朗格卢先生。
朗格卢是法国大使的一名随从副官，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派他把一封急件送给皇帝。无疑，皇帝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那位年轻的朗格卢先生，而且我还清楚他的全部“历险”经过。
当时，那位年轻军官作为一名信使正乘坐一辆笨重的四轮大马车，在沙地里艰难地前进，这时一位乘坐轻便马车的俄军信使赶上了他。于是他们就争吵起来，法国人想，在俄国也应该享有在法国的权力，阻止别人超过自己。而那个俄国人作为政府的信使也不相让。他催促车夫继续向前冲，结果轻而易举地超过了朗格卢先生正在泥泞中吃力爬行的马车。朗格卢先生一怒之下，掏出手枪向俄国人射击。后者对此就像对他的恐吓一样毫不在意。在里加，俄国总督对此事进行了干预，指出法国人的行为是不恰当的。考虑到他是政府的信使，就让这位鲁莽的年轻人继续上路了。但总督将此事报告了宫廷。洛里斯托纳先生对他这位随从副官的行为十分气愤，就把他调走了。这就是皇帝向我引证的那个遭到别人攻击的信使，还说什么袭击他的目的是要抢走法国政府的文件。
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他比以往动了更多的脑筋。我的有些想法看来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只是他不愿意全都流露出来罢了。巴萨诺公爵的到来打断了这次我感觉到皇帝还想继续进行下去的谈话。公爵声称他带来了发自维也纳的政府信件。皇帝打发我走了。无疑，他又开始了另一次谈话。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正拉着他向前走去。
就在这时，皇帝已经开始执行他的计划。奥地利人事实上答应了同他结盟，普鲁士人别无选择，只能踏上一条自找麻烦的道路。
就在皇帝同我谈话后没几天，他送走了一批皇室人员。马匹和车辆都已经上路前往德累斯顿。他声称此行是去会晤奥国皇帝。
拿破仑皇帝于1812年5月9日离开巴黎。
据说我们去德累斯顿要取道班贝格，以便绕开德国的幼君。实际上，皇帝是想避开魏玛[魏玛大公是沙皇的表兄弟。]。他逢人便说他不想打仗，宫廷人员也都重复着这种许诺。同沙皇亚历山大会见的谎言被有目的地散布开了，而派驻那个君主国的大使纳博纳先生的任务就是试图证明这种谎言。
皇帝于5月16日到达德累斯顿。
皇帝以及所有各部的人员都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适合缓和、友好的气氛，以便装装门面，好给奥地利人留下某种印象。为此我们都特别小心谨慎，使那些将要受到攻击的人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皇帝偕同皇后一道旅行。我们不得不走的这条路，六个月来一直在修整。萨克森的国王和王后先于我们到达普劳恩。我们到达德累斯顿时，城门两旁排列着手持火把的欢迎队伍。两天后，奥地利皇帝也到了那里。既然政治事务已同我无关，我对那次两国皇帝的会见就没有收集足够的资料，因而也就无法作详细的叙述了。
拿破仑皇帝竭尽心计来智胜梅特涅先生[奥地利外交大臣。——译者注]。他特别要看看自己制造的缓和空气所收到的效果。他还从纳博纳先生那里获悉，俄国沙皇已经拒绝了奥地利人。这样一来，法、奥两国就完全联合起来了，而无需诉诸战争来达到这一目的。皇帝说了梅特涅先生的好话，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吧。
俄国人傲气十足地拒绝同维也纳内阁对话以消除误会，而当时维也纳是很乐意听命于俄国人的。如果说俄国人这一行动表现了他们的尊严，但同时也显示了他们的笨拙。这样，在公众眼里，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俄国人不自觉地为我们的利益出了力。
被派去维尔纳见沙皇亚历山大的纳博纳先生回到德累斯顿后，皇帝指示他去见梅特涅先生，并把自己的使命报告奥皇。
皇帝考虑到在同奥国公主玛丽·路易丝的婚姻中纳博纳先生所起的作用，考虑到他作为一位智者的声誉，以及他同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关系，因此特别挑选他去完成这个使命。这些都使他较容易同奥地利朝廷打交道，不管他说什么，都更能打动帝国的岳父(奥皇)。
纳博纳先生来看过我，告诉我皇帝同他谈的话，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如何忠实地向拿破仑皇帝报告了一切。皇帝指示他向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部分地重复一下这些情况。
我当时做了记录，或多或少地记下纳博纳先生的原话。更由于他多次向我重复过这次谈话的内容，因此我能核实笔记，使之更加准确。
纳博纳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和其他人的热诚欢迎。他们的一般关系是适宜的。他们表现得高贵而不自负。俄国军队像一个健壮男人的体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纳博纳先生参加过两次同沙皇的会见。当时，鲁缅佐夫不在那儿。从一开始，沙皇就坦率地同他进行了交谈。
“我将不会第一个拔出自己的剑。我不想在欧洲人的眼里成为这次流血战争的罪魁祸首。十八个月以来，我一直受到威胁。法军远离他们自己的国家三百里格，实际上是驻扎在我的国境上。而我们呢？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在我的边境上的战略要地集结军队，修筑工事，组建新的部队，煽动波兰人。他们的抗议一个接一个，说我包庇中立国，让美国船进入我国港口。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法国皇帝在自己国家里出卖执照，允许被利用的船只去英国运货。他一方面增加国库收入，一方面剥夺自己不幸的臣民。从一开始，我就声明不打算这样做，我不能从我的臣民的衣袋里掏钱，然后放进我自己的衣袋。
“拿破仑皇帝和他的代理人声称我偏袒英国，没有执行大陆封锁政策。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会有六十或八十条船以走私的罪名被没收吗？你们以为英国人没有千方百计地敲我的门吗？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手下每一个人都会有十位英国代理商，但我根本就没有听过他们的话呀。尽管我还是法国的盟友，还在忠实履行我的全部诺言，但三十万法国大军已整装待发，准备入侵我国。如果我的政策发生变化，我会开诚布公地说的。问问科兰古，当拿破仑皇帝脱离联盟的时候，我是怎么向他说的，在他行将离开俄国时，我跟他谈过些什么。科兰古是个可敬的人，他不是没有立场的人。今天不管拿破仑皇帝如何破坏我们的友好关系，我还是一如既往。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脱离联盟，他却正在唤起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致使全欧洲都武装起来对付俄国。我有理由认为拿破仑不会放弃对俄作战的有利机会。我现在不抱任何幻想。我对他的军事才能作了十分充分的估计。我不能不估计到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以引起作战部队的高度警惕。除了尽我所能维护光荣的和平并赞助一个可以导致世界和平的政治制度外，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玷污我所统治的国家的荣誉。俄国不是一个在危险面前畏缩不前的国家。把所有的欧洲刺刀都集中在我国边境上，也不能阻止我这样说。”
“我的忍耐和缓和政策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出于一国之主的义务，我对怨恨毫不在意——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除了和平与人民的福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放弃斗争，人民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拿破仑皇帝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入侵北德意志，无视联盟的条约，放弃大陆封锁制度的原则。他能诚实地对此做出解释吗？难道他不应该解释他自己的动机吗？”
此外，沙皇还在谈话中谈到，他不会把自己放在联盟的对立面，如果这样，他的事业就是非正义的，但他一旦受到攻击，就一定要自卫。在结束谈话时，他摊开一张俄国地图，并指着俄国最遥远的边界线说：
“如果拿破仑皇帝决心打仗，如果命运之神对我的正义事业不报微笑，我将不得不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和平。”
然后沙皇又一次说到他绝不首先开火，但战争一旦爆发，他也绝不会首先罢休。
纳博纳先生进一步告诉我说，在维尔纳逗留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总是用这种真挚的感情对他说话，没有任何敌意，对拿破仑皇帝也没有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他谈到我时也充满着崇敬之意。看来纳博纳先生对沙皇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满意，而且被他那雄辩的事实说服了。纳博纳先生说拿破仑皇帝好像对他的汇报留下了印象，尽管皇帝还是不断地指责沙皇虚伪，而且重复那些对他抱怨的老调。
普鲁士国王和王储于5月26日到了德累斯顿。皇帝希望在那儿见到他们，其目的在于使两国政府能协调一致。那样既能保证使普鲁士满意，又能使两国在对俄战争中通力合作。有人怕皇帝不会善待普鲁士国王，因为皇帝不喜欢他，而且在谈到他时总是批评道。“他不过是一个军士教练员、一个傻瓜。”但这一次皇帝陪伴了他所关心的人物，心情极好。在当时，让普鲁士国王相信，拿破仑皇帝允许他自由参与法国的政治计划，而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那正是皇帝的利益之所在。后来，普鲁士国王和王储因受到盛情接待，离开时心情是愉快的。
皇帝于5月29日离开德累斯顿。当时，皇后正在布拉格。她和奥地利朝廷在那儿没住多久。皇帝于6月7日至10日在但泽停留。那是一个大兵站，在过去的一年里皇帝对这个城市极为重视，因而眼下一切工作都已组织就绪。但泽是一个可以供应前方一切作战物资的要塞。
那不勒斯国王(即缪拉元帅)没有获令前往德累斯顿。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奥地利皇帝的不敬。他在但泽等候拿破仑皇帝。由于拿破仑的岳父、奥皇弗兰西斯总是对意大利耿耿于怀，拿破仑假装不希望让他在看见自己的女儿的同时看见那不勒斯国王，从而引起他痛苦的回忆和使他扫兴，于是决定不召缪拉前往德累斯顿。事实上，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借口。皇帝只是不愿意让缪拉与奥地利人建立联系。那不勒斯王后和梅特涅之间已经有着太多的情谊。“如果奥皇对他好一点，缪拉一定会心向着他们。他肯定会把各种蠢话都说出来的……”
拿破仑皇帝见到但泽总督拉普将军的第一句话是：
“您的那些商人们是怎样花钱的？战争即将爆发。现在，让我来亲自处理财政问题。”
在一次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同拉普将军、那不勒斯国王和其他一些人谈到，普鲁士人，甚至奥地利人将跟我们一起去完成共同的事业，这是亚历山大始料不及的。他一定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尽管他曾经想打仗。他还说，如果亚历山大确实不想打仗，他是可以避免打仗的。但要不了几天，形势就会明朗化。不难看出，所有的政治应声虫都有计划地到处重复这个谈话。皇帝真正的意图在他第一次见到拉普将军时就已经讲了，当时我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场。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皇帝都在我面前抱怨那不勒斯国王。皇帝说他不再是法国人了，他忘记了他自己的祖国和恩人。在皇帝身边，那不勒斯国王也在向贝尔蒂埃、迪罗克和我抱怨说，皇帝只把他当成一个总督，一部从老百姓身上榨取钱财的机器，等等。
皇帝在公开的场合十分热情地欢迎那不勒斯国王，但随后就把他冷落到一边，无疑是想预先阻止他的抱怨。皇帝一会儿指责他，生他的气，一会儿又规劝他不要忘恩负义。结束那次谈话时，皇帝显得又恼火又伤感——“同这位那不勒斯傻瓜打交道，这是少不了的。”他这样告诉我，“他是有良心的，他打心眼里爱我胜过那些行乞的和打杂的流浪汉。他在我身边时，他是我的人，但他离开我时，像所有那些没有骨气的人一样，他会袒护那些奉承他、接近他的人。如果他当初到了德累斯顿，他的私心和虚荣心会使他在企图博得奥地利人好感时做出无知的蠢事。他的妻子野心勃勃，总是用些愚蠢的想法去填塞他的脑袋。他想拥有整个意大利，那只是他的梦想，我不能把波兰的王位送给他。
“我要把王位送给波拿巴·热罗姆。我要给他创造一个出色的王国，但他必须为此做些事情，为波兰人所热爱的真正的荣誉做些事情。但热罗姆除了荣耀、女人、盛宴外，对别的一切都不关心。我的兄弟们不给我争气。他们唯一的高贵品质就是那种愚蠢的虚荣心。他们既无天才又无能力。我不得不管着他们。没有我，他们一定会把可怜的威斯特伐利亚给糟蹋掉，整天花天酒地，兴建宫殿，使他们的宠臣和情人大发横财。尽管我给他们做出了好样子，但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啥也不想。我才是人民真正的国王，因为除了鼓励发展艺术和给国家留下光荣的、有益的回忆外，我没有挥霍一个子儿。没有人会说我把财富装进了宠臣和情人的腰包里。我只是把报酬赠予国家的有功之臣，但绝不做与此相反的事。”
统帅部和参谋部同禁卫军一起向托拉进发，天明前到达托拉。各种军用物资又从那儿运往因斯特贝格。皇帝在因斯特贝格和统帅部会合，然后随统帅部一起向科夫诺方向前进。途中经过古比宁、斯塔卢坡伦、维尔科韦息卡和一条穿过森林的大道，从右边绕过了玛利亚姆波列。各部队沿着一条极好的道路前进。士兵们对皇帝的到来表示真诚热烈的欢迎。第一军团(即达武军团)以其雄壮的军威和整齐的阵容令人注目。他们来自良好的军营，经过他们司令官长期的严格训练，更显得精神抖擞。他们完全可与皇帝的禁卫大军相媲美。这些年轻人个个身强力壮，热情洋溢。全军团每一个士兵的背包里都装着两个星期的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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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流血
三、第一次流血
皇帝随同埃克米尔亲王[即达武元帅。——译者注]的第一军团司令部来到了离涅曼河和科夫诺只有两英里半的一个地方。1812年6月23日天刚亮，他就立即出发，对涅曼河堤和整个地段进行侦察，一直忙到天黑才回来。他用了两个小时口授命令，然后，又跨上马，借着月光再次对堤岸附近进行侦察，以便决定渡河地点。我们其他的人都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以免引起在更远的地方可能存在的俄国巡逻兵的注意。在工兵部队的哈克苏将军的陪伴下，皇帝在堤坝的上下来回走着。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从那天早上起，他就一直披着一件波兰士兵的斗篷。
侦察结束后，皇帝回到他的参谋军官中间。他再一次对各部队即将占领的各点进行了巡视。当他纵马驶过麦地时，一只野兔蓦然从皇帝的马蹄间窜出，他的战马弗里德兰受了一惊，再加上他的马鞍不好，使皇帝身体一歪，掉下马来。我刚想伸手帮他一把，他已一骨碌站了起来。他一言不发地又跨上了马。由于土地松软，他只是臀部稍微跌伤。当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因为纳夏泰尔亲王[即法军总参谋长贝尔蒂埃元帅。——译者注]立刻就握住我的手说：
“我们最好不要渡过涅曼河，刚才摔的那一跤是个坏兆头。”
皇帝开始时没有说一句话，他的想法并不比我们更乐观一些。过了一会，他就同纳夏泰尔亲王和我拿刚才摔的那一跤来开玩笑了。虽然他极力掩饰，但他那忧郁的心情还是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倘若在另外的场合，他一定会责备引起这次愚蠢事故的战马，而且也不会放过驯马手。但此刻，他装出十分沉着的样子，并且极力想驱除表露在每个人脸上的不安神情——在这严重的关头，在这巨大事变的前夕，人们都一反常态，变得非常迷信了。
他对于摔跤开的玩笑是很平常的：某个司令部的参谋军官注意到，那些相信预兆的天主教徒因此绝不会答应渡过涅曼河。一整天来皇帝都为看到自己的部队在执行那巨大的军事行动而轻松愉快、神采奕奕。但此刻，他脸上出现了少有的严肃和心事重重的样子。
河对岸没有一点消息。几天来，一切讯息都已经中断。
对岸的河堤上死一般寂静，唯一的生命就是偶尔出现的哥萨克骑兵巡逻队。从早到晚，皇帝不是视察自己的部队就是持续地侦察对岸的敌情。我们的右翼军团也像我们一样对敌军的动向一无所知。他们一直没有获得有关俄军的情报。大家都在抱怨一个间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也使皇帝心情沉重。我们只从一个来自俄国马利恩堡的犹太人那儿得知俄军正在撤退，而与我们对峙的只是哥萨克人。皇帝相信俄军一定正在特罗其集结，以便拱卫维尔纳。
晚饭后，皇帝派人叫我去见他。他问起马受惊使他摔下来的原因。他说他确实没有摔伤，而且他很快就站起来了。也许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发生的事故吧。他还问道，司令部的军官们是否在谈论这件事。然后，他又提了好些有关俄国的问题，诸如居民的生活方式，城乡能够提供的资源，以及道路的状况等等。他还问到俄国农民是否会像西班牙人一样斗志旺盛，并自动武装起来，组成一支支队伍。最后，他还问我，我是不是认为俄军已经撤走，不经任何战斗就放弃了维尔纳。看来，他十分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争辩说，俄军不可能像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从马利恩堡撤走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放弃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因此也就一枪不放地放弃了整个俄属波兰，这必然使俄国人在波兰人眼里大丢其丑。皇帝敦促我就俄军撤退一事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期望能堂堂正正地打一仗；正如我曾经跟他说过的，俄国的面积是如此辽阔，只要能诱使我们远离后方基地和分散兵力，他们就可能会撤出一大片地区。
“那么，我就得到了波兰。”皇帝轻松地说道，“在波兰人的眼中，亚历山大不抵抗就会蒙受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放弃维尔纳就会导致失去整个波兰。”
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挥他的想象力。他谈到要将军队展开，迅速地前进，他说那样一来俄国人就无法保留他们的仓库和大炮。他甚至相信，把仓库和大炮毁掉的俄军将无法逃脱迅猛挺进的法军的打击。皇帝计算了到达维尔纳的时间，并问我是否在这条路上旅行过——好像这场战争只是乘坐一辆邮递马车旅游似的。
皇帝又对我说：“不消两个月工夫，俄国人就会求和。大地主们将会怕得要死，有些人会在战争中破产。沙皇亚历山大的处境将十分困难，因为俄国人打心眼里不会关心波兰人。他们肯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机。”
为了避免和我顶撞，皇帝像连珠炮似的提出问题，又一厢情愿地自己回答这些问题。他刚催促我回答，又向我提出了一些别的问题——没有留下一点机会让我进言，因为他不知道我所想的是否同他一样。
他说了一大通之后，又对我的沉默表示不快，因为他想听到我的赞许声，以便使他对自己的预见更有信心。……
1812年6月23、24两日夜间，莫兰德师渡过了涅曼河，后续部队随后跟上。工兵部队在此以前早已抵达对岸。整个架桥工程只用了几个小时。他们既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也没有遭到俄军的抵抗，甚至连哥萨克，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远处的河堤那边，向这边进入村庄的法军进行射击。
就在第一师过河不久，皇帝也于清晨渡过了涅曼河。他极为惊诧地获悉，原来集结在维尔纳的俄军早在三天前就撤走了。开始他怀疑这个情报。接着，他又得到好几处报告。有人还把来自维尔纳的几个人带来见他。他这才相信了这个消息。皇帝随着前卫部队行进了两里格多路，他不断催促部队快速前进，并且询问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村民。不过他还是没有得到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波兰人被派往不同的方向去收集情报。
随后，皇帝又返回科夫诺。他视察了全城和近郊。一直到天黑前，他都忙于催促部队尽快渡过维利亚河。当时，一些水手被征召来为部队建桥。在河对岸，部队也投入了建桥工作。
居埃内斯先生率领两百个水手过了河。他从自己的轻步兵团转回去时，看到一个被急流冲下来的士兵。他连衣服都来不及脱就跳进河里，奋力救起那个士兵。皇帝认为这种行动在和平时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当他的团正面临敌人时，作为一个上校，这样做就不值得赞赏了。皇帝也是这样对他说的。
当天晚上，皇帝在离科夫诺只有四分之一里格的一个俄国女修道院过夜。他在那儿一直呆到6月26日，制订计划，督促部队加快渡河的速度，指挥各路大军追击敌人。他听说俄军正在全速撤退，据侦察，敌人的战线拉得很长：在左翼，巴格拉吉昂将军的部队离主力相距很远，要保持通信联系是很困难的。
“我将从那儿打进一个楔子。”皇帝说道，“如果俄国人不在维尔纳城下决战的话。”
皇帝总是很乐于给中军配备强大的侧翼部队。6月27日，他在乌兹安尼斯卡过夜，28日早晨九点钟，他到达维尔纳。我们这样神速地挺进，使俄军来不及转移所有的仓库和破坏沿途的全部物资和房屋，因此法军的先头部队都住得相当好，但后续部队就惨遭饥饿的折磨。劳顿、缺乏草料以及夜里的凄风冷雨，使一万匹马死在进军路上。由于饥寒交迫和过度疲劳，许多年轻的禁卫军士兵也在进军途中倒下了。军官们号召年轻的士兵同那些经历过无数危难的老兵竞赛，结果使不少优秀青年成了盲目热情的牺牲品。
跟随在那不勒斯国王前卫部队后的埃克米尔亲王报告说，沙皇的侍从武官巴拉索夫中将带着沙皇的亲笔信到了他的司令部。亲王受命找一些借口，阻止巴拉索夫会见皇帝。直到两、三天以后，他才获准前往维尔纳。
我们的前卫部队曾在离维尔纳几里格远的地方跟俄军发生过一场激战，其他部队的战斗则离城近一些。我们的骑兵表现得并不出色，因为轻骑兵的指挥官赛居尔被俘了。
皇帝这时得到了敌军已经撤退的准确情报。他对敌人果断地做出了撤退的决定，主动放弃维尔纳深感惊讶。
失去了在维尔纳城下决战的机会使拿破仑忧虑万分……他只得自我安慰说，埃克米尔亲王一定会幸运一些，他们可能会追上巴格拉吉昂将军。他还认为向德维纳河挺进的军团一定会抓住俄军的左翼部队[战役开始时，在涅曼河前线的俄军包括三支部队。由巴克莱统率的西部第一方面军有着自己的右翼部队(由维特根斯泰因将军指挥，驻防波罗的海沿岸)和左翼部队(由多赫士洛夫指挥，布置在格罗德诺市郊)。司令部设在维尔纳。巴格拉吉昂统率的西部第二方面军部署在格罗德诺——穆查维克河一线，总司令部设在沃耳科威斯克。后备军在托尔马索夫将军统率下，部署在沃尔希尼亚省，司令部设在卢茨克。跟这些俄军对峙的法军分成两个战略集团。第一个战略集团包括达武元帅、乌迪诺元帅、内伊元帅、欧仁亲王、圣西尔元帅统率的各军团以及莫蒂埃元帅指挥的禁卫军，缪拉的骑兵，接受皇帝拿破仑的直接统率。另一个战略集团包括波尼亚托夫斯基元帅、雷尼埃将军，旺达姆将军统率的各军团，还有拉图尔·莫堡将军指挥的骑兵。该集团由热罗姆统一指挥。由麦克唐纳元帅统率的左翼部队部署在提尔西特。奉命攻占里加。施瓦岑贝格将军统帅的右翼守卫着布格河一线。6月26日后，俄军第一方面军从维尔纽斯撤到了德里萨大营。俄军第二方面军6月29日奉命从沃耳科威斯克撤到尼古拉耶夫。法军一渡过涅曼河，拿破仑就命令乌迪诺和内伊追击巴克莱。达武向明斯克方向前进，对巴格拉吉昂和巴克莱两军实行战略分割。——见克劳塞维茨所著《1812年的俄国战役》。]。当各部队的军官们来到统帅部时，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抓到多少俘虏？”他急于获得大批战利品，以此来提高波兰人的士气，但是，却没有人把俘虏送来。
巴萨诺公爵和萨皮阿亲王负责组建国家和武装波兰人。但当地居民对唤起他们爱国热情的呼吁兴趣甚少，因为军队的抢劫和各种不法行为使得所有乡村的居民们都无法生活，不得不四处逃亡。城镇里较有身份的人也都闭门不出。尽管随军而来的波兰人热情很高，皇帝还是要派人去拜访他可能需要的维尔纳的那些可靠的人士，然而却没有一个人自愿出来为他服务。
皇帝决定在维尔纳召见巴拉索夫先生。陛下对巴拉索夫的使命的评论，使人觉得那就是送给波兰人“战利品”。他说，俄国人想求和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这对鼓励波兰民族的奋起无疑大有益处。我从纳夏泰尔亲王那儿知道了巴拉索夫的到来，以及他此行的使命。可是，我们预感到和平是渺茫的。拿破仑皇帝说：
“曾在纳博纳面前那么骄横跋扈的亚历山大想求和了，他害怕了。我军神速的运动已经使俄国人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了。不要一个月，他们将会统统跪在我的面前。”
巴拉索夫先生带来了沙皇亚历山大的一封亲笔信，还有与信中内容相一致的口信。沙皇说法国不宣而战，在和平时期侵入俄国究竟理由何在。他还建议说，如果拿破仑皇帝愿意把军队撤到涅曼河对岸，两国可以捐弃前嫌，交换意见，避免战争，并谈判解决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少数几个掌握这一秘密的人来说，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我军的迅猛挺进从一开始就使得俄军惊慌失措，并且打乱了俄军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当时，巴格拉吉昂军团遇到重重困难，能否在德维纳河沿重整旗鼓还很成问题。因此，沙皇亚历山大想通过谈判来迟缓我军的推进。这些消息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因为当时，我对这一情况还不甚了解。我只记得皇帝当着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即贝西埃尔元帅。——译者注]、迪罗克和我的面大声地说过：
“亚历山大在嘲笑我。难道他认为我到维尔纳来，光是为了讨论商业问题吗？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毁掉这个野蛮的北方巨人。我的剑已出鞘。他们必须滚回他们那冰天雪地的老家去。这样，在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将再也无法干涉文明欧洲的事务了。”
皇帝继续说道：
“即使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俄国在欧洲政治中也还是无足轻重的。还是波兰这个国家才把他们同文明世界联系起来。现在是波兰人起来把他们赶回老家去的时候了。难道奥斯特里茨战役、弗里德兰战役和提尔西特和约对我兄弟亚历山大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吗？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治一治俄国人对德国事务的好奇心。我同意他们让英国人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做生意，但波罗的海一定要对英国人关闭。为什么亚历山大不向纳博纳或者洛里斯托纳解释他的政策呢？洛里斯托纳到了彼得堡，为什么沙皇不在维尔纳接见他呢？
“直到最近，鲁缅佐夫都还不相信战争将要爆发。他说服沙皇，我们军队的调动仅仅是个威胁——同俄国结盟对我太重要了，所以我不会下决心打这一仗。他认为他看透了我，在外交上，他比我精明、巧妙得多。沙皇把战争看得这么严重。现在他的军队又被我们分割成两半，他害怕了，所以想缔结条约。但是我将要在莫斯科签订和约……自从埃尔富特会议以来，亚历山大变得太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攫取芬兰已经使他忘乎所以。如果他渴望胜利，让他去打波斯人好了，绝不能让他插手欧洲事务。文明世界不接受这些北方佬，欧洲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
皇帝友好地接待了巴拉索夫先生。7月1日那天，皇帝设宴招待了他，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和我奉命出席作陪。我为受到皇帝这样的礼遇感到吃惊。然而，这并不能弥补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皇帝已经使我习惯了忍受他的冷落。他周围的人是很有可能受到那种待遇的。
皇帝对待巴拉索夫先生十分和蔼可亲。他们的交谈也不拘形式。宴会后，陛下同他侃侃而谈。
“沙皇亚历山大对外国大使很不错，他以为讨好卖乖就可以指导外交事务。他把科兰古变成了俄国人。”
这是他通常责备我的方式。过去，他曾在我朋友面前伤害过我。由于我的朋友们都很了解我，因此我对这种责备历来不屑一顾。但这一次，皇帝在这种场合再一次重复这句话，其用意很明显，这是在挖苦我：还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恩德大呀！他的话刺伤了我，当时我禁不住用激动的语气回答了他：
“毫无疑问，由于我享受到言论自由，我成功地向陛下证实了我是一个忠实的法国人，而您却佯装不知。沙皇亚历山大常常给我荣誉。实际上，他这是尊重陛下您。作为您的一个忠诚的奴仆，我将不会忘记那些好意。”
皇帝看出了我的恼怒，就巧妙地换了个话题。不久，他送走了巴拉索夫先生。
巴拉索夫先生走后，陛下用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我把他的话误解了，不应该生那么大的气。他说，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巧计，无非是想向沙皇证实，我并没有忘记他曾经对我的好意。
“您想得太多了。既然您受了委屈，我愿意成为您的好朋友。”皇帝又说道，“沙皇的军队不敢同我们较量，这样一来，他就让他的军队像他的内阁一样蒙受耻辱。不出两个月，俄国的贵族将会迫使亚历山大向我求和。”
像他通常抱怨的那样，皇帝又说了许多话，以便向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迪罗克和一、两个在场的随从副官，证明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而且也谴责大陆封锁制度。
我所受到的待遇是如此粗暴，一方面我被无辜地斥为“一个俄国人”，而另一方面我却不能提出异议。我回答皇帝说，同那些赞美这场战争的人相比，我是一个更好的法国人。当别人为了讨好他、恭维他，仅仅向他说动听的故事时，我却总是把事实真相告诉他。我说，考虑到我对陛下的尊重，当他在我的朋友们的面前打趣我时，我总是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朋友们是尊重和了解我的。但是当着一个外国人的面怀疑我的忠诚和爱国心，那就是对我的侮辱。既然皇帝讲出了事实，说我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说，我就为反对这场战争而感到骄傲——我尽了自己的努力来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我甚至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所带来的不快和恼怒而感到自豪。最后，我说，鉴于长期以来，我的服务不再为皇帝所接受，我请求允许我离职。由于考虑到战争还没有结束，我不能衣锦还乡，开始新的生活，我请求陛下让我到西班牙战场并且允许我明天就动身。
皇帝十分冷静地回答了我：
“谁怀疑过您的忠诚呢？我很清楚您是一个诚实的人。刚才我只是开开玩笑罢了。您太激动了，您很了解我一直对您很尊重。刚才，您完全是胡言乱语。对您的要求，我不予答复。”
我承认我当时有点儿失常了，激动的心情难以抑止，我险些对皇帝说出了更失礼的话。
伊斯的利亚公爵拉着我的大衣的衣角，纳夏泰尔亲王扯着另一角，他们两人把我拉到一边，求我不要再顶嘴了。皇帝一直保持耐心，友好地同我说话。他看到我一定要走，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便离开我们，走进他自己的书房。其他的先生们则徒劳地想使我平静下来。我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后来，我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决心非离开那儿不可。我直到把行装收拾好，把要移交的工作准备好，才熄灯睡觉。
第二天一清早，我请迪罗克接替我的工作，去接受皇帝的命令。他还是劝我留下，然而却不起一点作用。过了不大一会儿，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相继从皇帝那儿来找我。皇帝起床后没在寝室看见我，就命令他们来告诉我说，他不想再听到我说要走的事。我还是一味地坚持要走。当皇帝骑上战马，还没有看见我时，就第二次派人来找我。我躲了起来，没有让他们找到，因为我不想向别人解释，我为什么要离开皇帝，那样做将使我十分尴尬。
皇帝在城里转了几圈，仍然没有看见我，就停在一座桥边，下令说，一定要找到我，并说他有话要对我说。我不能再违抗命令了，当他在维尔纳城外视察工事时，我来到了他的身边。
皇帝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说：
“您真下决心要离开我吗？您知道，我是很尊重您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您的感情。”
然后，他一会儿纵马飞奔，一会儿又勒住马缰，同部下谈许多别的事情。迪罗克和我只好紧跟着他，一句话也插不上，更不可能说要离开他的话了。
6月24日，作为联邦政府的华沙议会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推翻那些骑在他们头上的俄国压迫者。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前来维尔纳，向皇帝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而且也是来鼓动立陶宛人的。1812年7月11日，皇帝闪烁其辞地回答了他们，却没有把加利西亚划给波兰，这使波兰人的热情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皇帝在维尔纳逗留期间显示了非凡的精力。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他来说似乎太不够用了。他的随从副官、传令官和参谋官们出出进进，日夜奔忙。陛下越来越不耐烦地等候着正在挺进中的各军团送来的报告。他见到各部队来人的第一句话总是：“你们抓到多少俘虏？”
皇帝的战略计划正在付诸实施。7月16日下半夜他离开维尔纳，赶上了在什温超涅利亚伊的禁卫军。皇帝在那儿收到那不勒斯国王送来的急件。信中详细叙述了他的骑兵部队受到的挫折。同时，国王还报告说，俄国人不但放弃了工事坚固的德里萨大营，而且放弃了两年来构筑的所有堡垒和他们所占领的有利地形，正在继续撤退。俄军的这一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巴格拉吉昂不迅速采取这一措施，就会被法军实行战略分割，既不能与巴克莱大军会合，也不能同南俄各省联系。皇帝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的预见是很英明的。这一消息使他十分兴奋。而且，当这个消息在统帅部传开时，那些因波兰问题而弄得心灰意懒的人们又重新燃起了热情的火花。
陛下决定立刻出发，前往格卢博科耶。禁卫军首先奉命马上去占领那个地区。皇帝在什温超涅利亚伊用了十二个小时口授各种命令，然后连夜行军，希望用这种神速的动作一口气撵上俄军。清晨，他到达了格卢博科耶。那是一个有着大片肥沃田野的幽雅的修道院。这次从维尔纳到格卢博科耶的进军证明了妥善使用马匹，就可以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途跋涉。我们的战马和拉辎重的牲口是在早晨六点钟离开维尔纳的。当天晚上八点钟就到达了什温超涅利亚伊，而在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格卢博科耶，整个行程长达四十八里格。这些马匹仅用十八个小时走完了从什温超涅利亚伊到格卢博科耶的三十四里格的路程，没有一匹累倒。
指挥着前卫部队的那不勒斯国王已经到达德维纳河。由于事前侦察不周，圣·简尼斯将军和许多军官在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各种小规模的骑兵战斗虽获得了某些战果，但由于俄军隐蔽了他们的退却路线，因而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顺利撤退。埃克米尔亲王在莫吉廖夫迅猛推进，已经切断了巴格拉吉昂亲王的退路。当时那部分俄军正忙于在萨尔塔—瑙卡同法军的前卫部队交战，以图恢复他们的通信联络。
由于战斗失利，俄军损失了四、五千人的兵力。巴格拉吉昂就决定带领军队兜一个大圈，以便同主力部队会合。这两支俄军直到抵达斯摩棱斯克城才得以会合。那次战斗使双方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俄军更是伤亡惨重，尽管他们被俘的人数很少。
当时查明，沙皇亚历山大已于7月18日离开了波洛茨克。在那以前，他就已经离开军队，前往莫斯科，号召俄国人民武装起来[其实，还不能控制自己的亚历山大一世应他的将军们的请求，于7月14日离开军队前往莫斯科，因为他的将军们知道沙皇在军事上的无能。——据Cf·K·沃尼斯泽沃斯基所著《亚历山大一世王朝》。]。人们认为他离开军队是为了逃避对军队以后的惨败负责任——由于俄军撤退受挫，遭到法军的战略分割，因而不得不撤出巨大的筑垒军营德里萨。在俄国人看来，只要在那个要塞放上一支坚强的部队，德里萨就是一个不可攻破的堡垒。一切迹象表明，俄国军团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满员。正如皇帝说的，俄军的司令官们和后勤部门，要是没有把他们军队的四分之一放进他们自己的腰包里去，这个问题他们本来早就应该很容易解决了。
我们还获悉沙皇发布了一项敕令，号召在黄种人里以百分之一的比例征召兵员，在白种人中则每一百人中征召两人，其中一人应为住在外地的俄罗斯人，另一人是居住在莫斯科的居民。这样就能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场全民战争。由巴克莱签署的文告被人扔到了我们的前哨部队。从这个文告看，沙皇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够审慎的，文告中要求法国人和德国人放下自己的旗帜，迁到俄国去居住。
皇帝对俄国人的这种做法十分惊奇。
“我的兄弟亚历山大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说道，“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许诺给俄国农奴们自由。沙皇被他的军队欺骗了。他既不懂得用兵，又不想缔结和约，他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一个羸弱的人应该精明，善于运用策略。可沙皇不行，他的政策算是完蛋了。”
当皇帝得知俄国人放弃了经营达两年之久的德里萨大营时，真是大喜过望。在皇帝眼里，逼迫亚历山大离开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恰如其分地把这个胜利归功于他的部队的迅猛推进。这一推进阻止了俄国各军团的会合，并迫使他们不经战斗就放弃了德里萨大营，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会合点。当时，皇帝说，如果俄国人再不求和，他就可以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之间进行选择，下一步他该向哪儿攻击。
皇帝企图通过神速的挺进来迫使俄军按照他企望的方式进行决战，或者通过迫使俄军不战而逃，来挫伤他们的锐气，使他们名声扫地。他预见巴格拉吉昂军团不能同俄军主力会师，一定会遭到法军围歼，至少其中一部分会被消灭。这就势必在俄国引起巨大的震动，因为巴格拉吉昂将军是苏沃诺夫的一个老战友。皇帝决定部队向维帖布斯克进军，以迫使俄军防守那座城市，并在那儿等候巴格拉吉昂。埃克米尔亲王所率领的法军当时正紧紧地追赶着那支俄军。
陛下于7月21日离开格卢博科耶，23日在卡曼过夜。7月25日俄军近卫军的重骑兵在贝什岑科维次奇附近同我们的前卫部队发生激战并遭到惨重伤亡。就是在去那个小镇的路上，皇帝注意到几天来我们就发现了的一件事——所有的居民都逃离了家园，只留下空空如也的房屋。很明显，居民们正在执行最近颁布的一个命令——那是俄国政府拟定的一项周密计划。
从贝什岑科维次奇往维帖布斯克方向进军的路上，我们常常不是露营就是支起帐篷过夜。
皇帝渴望同俄军决战，因此，他费尽心机和精力来催促部队全速前进。继贝什岑科维次奇之后，7月26日在奥斯特罗夫诺的战斗使我军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终于把敌军击溃。那只是一场后卫战，可敌人实现了他们的目的——妨碍我军的运动，迫使我们重新调整部署，从而使我军失去了宝贵的几个小时。
军队继续向前追击。第二天天明时，我们发现，敌人就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占领了维帖布斯克城前面的一大片高地上的许多制高点。7月27日破晓时分，皇帝策马赶到前线。我们的侦察部队远在卢奇沙河就发现了进入阵地的敌骑兵主力部队。我们的两个步兵团过了桥，在右前方的一个高地上停下等待后续部队，直到炮兵和其余的骑兵赶上来，再继续挺进。敌人散开大量的骑兵，向我军前卫部队较弱的轻步兵团冲杀过来，当时那些轻步兵在大道的左边和溪谷的前方排成两行战斗队列。我们的骑兵也冲了上去，却未能迅速地整好队形，给正在同我前卫部队混战的众多敌人以迎头痛击。战斗一开始，敌人就占了上风。
就在这时，一连轻步兵从我方的左翼被派出去支援力量单薄的骑兵部队。这支步兵是如此果敢坚决，以致在被敌人分割开的情况下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或沿小溪排开，或被布置在溪谷前的灌木丛中和房屋里，向像乌云般涌来的俄国骑兵射击，给我们势单力薄的骑兵营以有力的支援。敌人遭到他们的不断射击，纷纷中弹落马。敌人渐渐支持不住，被迫从我方骑兵营的侧翼退却。如果没有步兵这一强有力的支援，敌人在侧翼的猖狂进攻将对我军构成严重的威胁。
有好几次，我们看见这些轻步兵五、六个人一组，背靠背站立着，瞄准五十步开外的敌骑。他们总是等到敌人进入有效射程时才开火射击。步兵们甚至还抓了好些俘虏。在当天的战斗中，这个步兵连起了很大的作用。战斗结束后，当一些人把俘虏送来，并向皇帝请功时，陛下对他们说：“你们全是勇敢的小伙子，你们全都可以立功。”
那一天，我们是在紧张的行军、激烈的炮击、猛烈的进攻中度过的。这种进攻旨在检验和调整我们的各个阵地，以便发动更大的攻势。皇帝和大多数法国人都希望总攻在明天拂晓时开始。皇帝满面春风，而且时时都在骄傲地微笑。他把敌我双方的兵力进行了对比，因而充满着信心，认为这一仗必然会给他此次深入得太远的远征增添光彩。他一整天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陛下从各个方向侦察了高地，甚至深入到很远的地方进行侦察，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他的帐篷。那一天，他亲自检查了各项工作。
我无法形容军中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绪，尤其是皇帝的失望情绪——7月28日，天将拂晓，我们突然发现对面的俄国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他们放弃了维帖布斯克。我们找不到一个人，甚至连一个农民也没有找到。敌人担心农民会给我军透露巴克莱撤退的方向，他们撤走时，并没有穿越这座城镇。
天亮后的几个钟头，我们不得不像猎人一样，派人从各个方向去搜索敌人的踪迹。但这有什么用呢？敌人的大队人马和炮兵究竟是从哪条路线撤走的呢？没有人知道，而且在几个小时里也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各条道路上都有车马经过的大量痕迹。
起先，皇帝只派出了他的前卫部队。他骑马飞速地穿过街道和镇外的道路，加入他的禁卫军。此时，禁卫军也像其他部队一样踏上了到斯摩棱斯克的道路。各部队遇到了不少困难，许多马匹已经驮不动先遣部队留下的军需品了。这样一来，骑马的士兵只好下马步行，把战马改成驮马。那一夜，皇帝同禁卫军一起在洛切什纳过夜。第二天(7月29日)，他仍然留在那儿，等候各地的战报。
我们仍归找不到当地的居民，连俘虏也抓不到一个，更谈不上同敌人发生战斗了。间谍也不知去向。我们已经来到俄罗斯的心脏地区。如果让我打个比方，我们就像一条失去罗盘的、在茫茫大海上漂泊的海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好不容易抓到两个农民，从他们口里得知俄军主力早已远远走到前面去了，他们早在四天前就已离开此地。
皇帝犹豫了一个多小时。
“也许俄国人想在斯摩棱斯克同我决战？”他说，“巴格拉吉昂还没有同他们会合，我们必须迅速地攻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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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斯摩棱斯克
四、斯摩棱斯克
皇帝最终还是决定给部队一个短暂的休整时间。我们的部分骑兵已经被拖垮了，炮兵和步兵也累得精疲力竭。道路上到处都拥塞着疲惫不堪的人马。敌人把沿途的一切都破坏了。当时，若要继续前进，关键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后勤组织好，以及等候留在德维纳河各兵团行动的消息。毫无疑问，俄军避免同我军决战。因此，皇帝所渴望的决战在一段时间里是不会发生的。这使皇帝十分忧愁。7月29日，他终于不得不决定自己返回维帖布斯克。
正如我说过的，我们的骑兵和炮兵遇到严重的艰难困苦。马匹已大量死亡。还有许多马匹跟不上前进的大军，被落在很远很远的后面。那些能够跟上军团的马匹也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包袱。
那不勒斯国王比任何人对这些困难都更加津津乐道。他跟我们谈话时，把困难详细地叙述了一遍。他甚至壮着胆子把有些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但是，陛下对这些同他的目标相左的意见毫不理会，假装没有听见。缪拉把话题转到了别的问题上，因为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取悦皇帝，所以，也就自吹自擂起来，而对他先前给我们说的那些明智的见解反而只字不提。不久，他甚至把那些意见全忘了。那些处于最前线的法军尖兵们，恨不得当着哥萨克的面把这位元帅一刀捅死，因为他随便地断送了我们的骑兵，而这将导致丧失整个军队，最终把法兰西和皇帝带到地狱的边缘。
有一天，那不勒斯国王的总参谋长贝利亚尔将军在回答皇帝的询问时，亲自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陛下，您应该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瓦解，我们进军的路程太远，而部队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在战斗中，当军官们下令冲锋时，您会发现那些平时最勇敢的小伙子也都落在后面，因为他们的马根本跑不动了。”
皇帝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他想要获得完全的胜利。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实现他的目标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因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目的。
就在这些灾难落到法兰西大军的头上时，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部队被派遣去支援埃克米尔亲王的军团。热罗姆[拿破仑的弟弟。——译者注]曾怂恿他的部队抢劫过华沙大公国，结果把那个忠诚的国家弄得怨声载道——他自以为那个国家非他莫属——而皇帝希望光复波兰后，把它变成东、西方之间的缓冲国。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国王认为要在奥尔斯泰特和埃克米尔的胜利者[指达武元帅。——译者注]麾下听令，是不符合自己高贵的身份的。7月16日，他离开军队，带着他的卫士回到了卡塞尔。
这就是皇帝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兄弟给他的“支持”。这些人曾靠着皇帝，一个个都当上了国王。据皇帝的看法，埃克米尔亲王所指挥的战役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就在热罗姆身上。他们没能阻止巴格拉吉昂军团的逃遁，所以就给整个战役带来了失败的命运。
皇帝原先把埃克米尔亲王的军团调走一部分。当他了解到俄军的运动，看到巴格拉吉昂军团同俄军主力分开，就立刻命令亲王用留给他的部队(一个半师)去追击巴格拉吉昂军团，同时通知亲王，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及其统率的军团也归他调遣。
亲王知道皇帝信任他，委派他指挥的战役十分重要，因而他催促军队日夜兼程地前进。他知道巴格拉吉昂军团要经过两个沼泽地中间的那条很长而狭窄的小路，于是决定率领军团的前锋部队先敌赶到狭路的尽头，断敌归路。他派人把自己的行军计划告诉热罗姆。然而，那位傲慢的国王极其冷淡地接待了传令军官，对作战计划大放了一通厥词，尔后，便领着他的卫队回国去了。
正像达武元帅计划的那样，他领军进攻了巴格拉吉昂军团前进路上的护卫队和军需堆放场，缴获甚多，抓到一批俘虏。亲王不让这些俘虏拖累自己，又继续挺进，以便在俄国人走出沼泽地之前占领有利阵地。
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离开后，达武元帅就没有足够的兵力在开阔的原野上进行有效的战斗了。7月20日，他在莫吉廖夫前面占领了阵地。巴格拉吉昂军团正向那个方向逃逸前进。热罗姆擅自离队，从而拯救了敌人，使他们有机会夺路逃走。
当巴格拉吉昂将军知道埃克米尔亲王所统领的军团只是一支为数不多的部队，而自己背后又没有追兵时，就叫他的一名副官给亲王送来一封语气十分傲慢的信，说一些天以来，他被亲王的积极活动蒙骗了，而现在他才知道挡住他去路的只是一个军团的先头部队。为了避免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他通知亲王说，他打算第二天晚上在莫吉廖夫睡觉。达武元帅对这种无礼的狂言所做的回答就是尽一切力量加固自己的阵地。尽管战斗开始时，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但是，7月23日这一天，在萨尔塔—瑙卡，亲王还是打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竟杀伤俄军四、五千人，迫使巴格拉吉昂后退。等到半夜，这支俄军才不得不从另一条路逃走。
7月29日，皇帝回到维帖布斯克，首先关心的就是粮秣和医院。他命令我去看望伤员，给他们发养伤费，安慰和鼓励他们。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只要你还能思考，还没有被虚假的荣誉和野心所迷惑，你就一定会对眼前的景况感到非常痛心。
除了高级官员之外，一般后勤官员对这种种困难完全漠不关心。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花费巨大开支积蓄起来的各种军需物资，成千上万的车辆，由于盗窃和遗失，已经损失了很多，还由于缺乏足够的马匹把补给运往前线，沿途到处都遗弃了不少军用物资。部队的强行军，缺乏挽具和马鞍，粮草贫乏和管理不善，这一切使无数的马匹倒毙了。整个战役从涅曼河打到维尔纳，又从维尔纳打到维帖布斯克，然而，却没有打出什么结果，我们两个方面军都没有打什么胜仗，倒是使部队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
那时，皇帝因为不想听到批评，便没有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原先我们的马车都是根据行驶碎石路设计制造的，并且只考虑到每天行驶一定的路程，完全没有想到会走我们现在走的这些乡间小道。我们越过第一片沙漠时，就有一些马累死了。人们不是按照马车的重量和路程的远近按一定比例来减少马车的载重，相反却是增加载重量。因为人们以为一路进军，一路消费，车子会越来越轻。在制定这一计划时，皇帝没有计算到，当这一消费还远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马匹要走多么漫长的路。
那些连自身的基本需要都无法保证获得的人们是很少关心他们的马匹的。他们甚至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的马一匹匹地死去。因为马匹的死亡意味着他们的饲养任务的取消，这样一来，他们的艰苦劳务也就结束了。谈到这里，你就会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以及我们早期的灾难和最后失败的原因。
我们经过的城市也和乡村一样，到处一片混乱。人人饥肠辘辘，个个疲惫不堪。在粮食供给方面，禁卫军也不比其他军团好些。从那时起，破坏军纪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犯罪行为。皇帝震怒了，他召来军团司令官和行政官员，向他们大发雷霆，但是面对缺粮局面将持续下去，皇帝这样发一通脾气，也无济于事。
野战医院的粮食供应不足，从医生到伤员都常常忍饥挨饿。这是一个无法补偿、不可原谅的错误。后勤部门的低级官员对医院的疏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滥用了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勇气。军队的外科大夫和后勤部门的首脑的热情和天才都是值得称颂的。他们都对医院里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尽管他们表示关切，亲自过问，尽力想使医院的状况得到改善，但这一切努力都收效甚微，因为一切物资都极端缺乏。我们还只是到达维帖布斯克，还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可我们甚至连绷带都没有了！
皇帝满脸怒容，心事重重。他平时绝不是这个样子。但一旦别人惹恼了他，他就会板起一副阴郁的面孔，表情非常冷漠。此刻，俄国城乡居民的逃避使他大为震惊。也许，这种对付进攻者的撤退方式使他有所醒悟吧。也许，从法国千里迢迢深入俄国腹地作战会使他有所考虑吧。然而，许许多多能使他惊醒的事情竟然一瞬间从他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又使他重新燃起希望之火。一名被带到最高统帅部的被俘俄军军官使他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俄国人说，本来俄军计划在维帖布斯克城下决战，只是在7月27日那一天收到巴格拉吉昂将军的一封信，才决定取消这场战役。那封信说，在到达斯摩棱斯克以前，他的军团无法同主力会师。皇帝认为俄军主力一旦同巴格拉吉昂军团会师，就会立即向法军展开攻势。顷刻之间，他又充满了希望，忧郁的心情一扫而光。
那不勒斯国王坚持不懈地追击俄军，每天都要前进十到十二里格。像皇帝一样，他总是把希望寄托在第二天早上的成功。这使他忘记了去计算自己每天的损失。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他看到手下各团的力量在削弱，大部分团已经减员一半以上。他的部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所以总是以密集队形挺进。这样一来，草料和军需品的供应便更感缺乏。在开头的日子里，给士兵配给口粮的工作也没有做好，而哥萨克早已经把仓库里的粮食坚壁起来了。法军许多马没有钉掌；马具也质劣量少，锻炉也像其他物资一样，被留在后方。事实上，大批军用物资都丢失了。到处都没有钉子，没有铁匠，甚至连适合打造钉子的铁都找不到。
一些天以来，人们不得不靠磨玉米粉来解决粮食问题。根据皇帝的命令，人们建起炉灶烤玉米饼。他靠着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旺盛精力，努力使每一个人都充满信心。可是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杂乱无章。自从渡过涅曼河以来，他遇到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摆脱正向他逼近的失败命运。倘若皇帝偶然地看清了他所处的不利地位以及这场战争的必然结果，倘若他稍微冷静地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么下一步，他的行动计划必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是，他又一次被他的幻想所迷惑，立即又回到他那雄伟的目标上去。那些微不足道的前哨战，援军的到来，弹药车的出现，从那不勒斯国王那里送来的报告，检阅部队时几声“皇帝万岁！”的欢呼；而更重要的是从维尔纳来的信件[法国外交大臣巴萨诺公爵当时在维尔纳。]，这一切往往足以使他晕头转向。
纳夏泰尔亲王日以继夜地到处发布命令。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以及辛勤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事实上，不少事情出了乱子，全都是由于这位总参谋长缺乏远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皇帝想亲自做某件事，或者下达某个命令，那是没有人敢承担起责任的，甚至包括总参谋长在内。那些不能有效组织运输、保障供应的后勤官员们根本不能完成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同时也不能贯彻执行他的命令。皇帝下达那些命令是毫不费力的，他也从不考虑这些命令需要如何去执行。
纳夏泰尔亲王比我和其他一些人更加关心法军的前途。我们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向皇帝进言，让陛下明白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一味地相信运气，狂热地再让军队继续前进了。我想，从来没有哪一位国君能听到过臣下这么多的忠言吧。尽管这些劝告并没有起作用，但是，我还是要公正地指出，皇帝之所以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那是因为现实违背他的意愿。然而他并没有粗暴地否决我们的意见。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对那些敢于向他申诉己见的人发过脾气，也许他认为我们的见解不足挂齿吧。
那些能够接近皇帝的人既担心皇帝会为战役的不顺利而恼怒，又担心皇帝会被他自己心中的幻想所迷惑——他的这种幻想由于近来有极少数人在推波助澜而益形强烈。对于那个伟大的时代，诋毁者总是信口雌黄。但事实真相是，皇帝从来没有被这么多的才略之臣劝说过。因为这些人不仅是帝国的朝臣，而首先是诚实的人。他们都承认，他们对皇帝极为钦佩和爱戴。尽管他们的性格和习惯各不相同，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他们都可以把正确的，甚至是把令人痛苦的忠告，而不单单是把奉承话[把这一段与塞居尔的话对照来读是很有趣的：“他的这些大臣们和将军们却关心着他们自己的部门。他们没有向皇帝隐瞒事情的真相。如果他发脾气了，不屈的迪罗克表情极为冷淡；洛博变得粗暴；贝尔蒂埃唉声叹气，眼里含着泪花走到一边去了，至于科兰古和达律呢，一个脸色铁青，另一个气愤得脸都涨红了。他们激烈地同皇帝进行论争，一个又性急又顽固，而另一个是又冷峻又坚定。”——见塞居尔著的《历史的回顾》。]奉献给他。事实上没有谁被皇帝的幻想所陶醉。是因为获得那个荣誉太不现实，还是因为常识叫我们不要相信它的魅力呢？我们始终是稳重的、优秀的法国人。
我们对皇帝的感情必须归功于他的名誉。他的原则，他的公正无私，他那些能使各种阴谋无处藏身的坚定的信念培养和助长了这种神圣的感情。他那众所周知的对任何见风使舵行为的厌恶，使每个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被优越的现实所充分证实了的。皇帝的意志力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团结起来了，同时抑制了形形色色的野心。法兰西和皇帝这两个词成了光荣的代名词，而且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皇帝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所有人的心灵，并把全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去实现他个人的奋斗目标。
谁没有被他那卓越的天才、那超凡的帝王能力，那人人都会引为知己的亲切和蔼的态度打动过呢？谁不对这位伟大的统帅、立法者、社会秩序的恢复者感到由衷的钦佩和敬仰呢？——总之，法国靠了他才停止了内战，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大革命被中止了，宗教恢复了。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府，我们那成百倍增长的工业，繁荣的经济——不就是这一切持续不断地向我们证明了皇帝赐予我们的恩惠吗？我们还能从他那儿要求什么呢？尽管有的人在这样一连串的成功和令大多数人眼花缭乱的荣耀面前感到崩溃的危险，但他们的这种先见之明也只是从某种特殊的环境里获得的，在这个环境里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皇帝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性格。法国人变得认真、严肃了。国家大事占据着每个人的心灵，个人的情趣相形之下显得何等渺小。人们会说，公众的普遍情感是热爱祖国，人们会因自己流露出别的情趣而脸红。皇帝周围的人以没有奉承他而感到自豪。有的人甚至以向皇帝说实话惹恼了他而自我炫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回忆的这些事都是有目共睹的。正如皇帝也注意到的，连反对派也没能把人们的这种热情和献身精神稍微减弱一点。他并不把反对派放在眼里。一般来说，他认为那是狭隘观点在作怪。事实上，没有几个人能全部了解皇帝的宏大计划。如果用我自己的例子来判断的话，我认为反对派的活动也完全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特殊荣誉。个人的感情和利益怎么能动摇这样一种全民一致的共同奋斗呢？在那个时候，谁又能预见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敢断言，当时，除了法国的利益和维护皇帝的荣誉外，人们是不会轻易被别的东西打动的。也只有这两种至高无上的利益才能够与皇帝对于荣誉的漫无止境的追逐抗衡。当时，这种追逐荣誉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越来越明显。皇帝的这种热情——这种雄心已使他无可挽回地与法国的利益背道而驰——当这种倾向妨碍他的事业成功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不对这个事业表示更大的关注。更主要的是，人民都在私下埋怨这场战争。其实，在皇帝的宏图大业中提出来的和平倡议总是遭到英国人的拒绝。这一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法国人民无限地信赖他。权力和幻想比理性和经验，对他、对人们有着更大的影响和控制力。
我们到达维帖布斯克还只有十天，就要派人到十至十二里格以外的地方去收集饲料了。那里到处都是逃散的居民，可惜我们无法把草料运回来。本来急需休息的马匹因外出搬运粮秣而更加疲惫不堪，而且那些马匹连同骑手们一起分散在野外，随时都有被哥萨克人掳去和遭到农民袭击的危险，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
当皇帝知道巴格拉吉昂的军队于8月4日同主力会合以后，他对敌人会主动出击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再者，由于敌人就在眼前，他也不可能让部队得到急需的休整机会。8月10日，皇帝决定追击敌人。他说他打算让右翼部队在罗萨斯纳渡过第聂伯河，因为看来有着同样目的的俄军必定会进行同样的调动，以便在河右岸攻击我们，迫使我军背水作战[俄军在8月7日确实打算使用三个纵队阻击法军。8月8日，他们放弃了这一计划。]。皇帝在12日晚上十一点离开维帖布斯克，次日清晨到达了第聂伯河左岸的罗萨斯纳。当天，禁卫军也赶到了河边。维帖布斯克只留下一支力量十分单薄的驻军和伤病员。
皇帝计划进行一次会战，把敌人击退。那样，他才能使部队得到休整，并着手建立冬营。同时，在德维纳河的军团也要为这一目标部署军事行动。皇帝还是专心致志于实现他早先的计划。如果他采取的措施和俄国政府的困难处境还不足以迫使彼得堡内阁在冬季或者在那以前求和的话，他将在明年春季战役开始时向敌人首都进军。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迫使俄国签订城下之盟，因为他开始对战争感到厌倦了。正如他说的，假使俄国人求和，他绝不会提出苛刻的条件。
第二天早晨(8月14日)，天不亮皇帝就骑上战马，一直到夜幕降临，他才回到利雅多维附近禁卫军的营地。他从一名负伤的俄军俘虏那里了解到托利·巴克莱在第聂伯河右岸的调动。这使他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因为他中午从一份侦察报告中了解到这一点时，他还不太相信。当时，所有的军团都奉命向斯摩棱斯克进军。皇帝在拂晓前就随禁卫军出发了，他一心想先敌赶到那里。在俄军的对面，我军悄悄以纵队队形经巴比洛维奇向罗萨斯纳前进。
15日清晨，皇帝策马追赶先遣部队。在被紧紧包围的斯摩棱斯克的大门外，他迅速地视察了围城部队的阵地。当时敌人正在进行反冲击。我们的部队陆续赶到了。这一天双方都展开猛烈的炮击，同时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法军奋力夺取和守住前沿阵地，尽量使其靠近敌城。
次日凌晨，包围圈更加缩小了。斯摩棱斯克坐落在高地上，那片高地上的一个制高点——一块墓地和几所房子已经被炮火摧毁了。当天晚上，皇帝带着几门炮进入一个阵地袭击敌人通往后方的一座桥梁。从这个阵地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一部分俄军成纵队过河进入城市，另一部分则从城中开出来。
不久，我们就看清了，那些进城的敌人是巴克莱最后到达的军团。他们到达后，就接替了城防部队。这种换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另一次撤军的前兆？皇帝惶惑了。顿时，他变得暴躁起来，后悔不该命令部队进军，从而使部队更远地离开了后勤基地。他本来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前就向对面的这股俄军发动攻击，迫使对方应战。根本不必一直追到这儿来的。
皇帝询问我对俄军这一调动的想法。他想听到我说俄军会坚守阵地，同我们打一场硬仗，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好像是一位要安慰的人。可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既然俄国人失去了主动权，他们就不会贸然同我军决战，而一定会继续撤退。我就是这样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要是这样的话，”皇帝用一种断然下定了决心的口吻说，“由于放弃俄国的这座圣城——斯摩棱斯克，在俄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的将军将使俄军威信扫地，而我们将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将把俄国人赶得更远一点。我们将要在这儿站稳脚跟，休整部队。这个国家将要围绕这个中心改变形态。到那时，我要看看亚历山大对此将作何感想。我要把注意力放到驻在德维纳河畔的军团上，他们在那儿正无事可做。现在我们的军队将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地位对俄国人来说将比打赢两次战役更使他们害怕。我将在维帖布斯克建立我的大本营。我要把全波兰都武装起来。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选择下一个打击目标——莫斯科或者彼得堡。”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听着皇帝说出如此正确的想法，我热烈地赞扬了他的决心。他在我眼里，正如在他取得最辉煌的胜利的日子里一样，显得那么崇高、伟大、富有远见。我告诉他说，这个计划一定能导致和平，因为以后当他再次进军时，他会一步步地更加强大起来，而不会再冒大的风险了。俄国人的战略计划是想把我军引进俄国内地，使我军得不到后方基地的补给，最后把我们困死在冰天雪地里。我说，最要紧的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
陛下似乎十分赞同我的意见，好像是下了最后的决心。我急忙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纳夏泰尔亲王作了汇报，以便让他竭力敦促皇帝坚持这个明智的决定，但是亲王怀疑皇帝会在斯摩棱斯克止步。天哪！他的看法是何等的正确呀！当我听到皇帝的话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也被美丽的幻想迷住了。
8月17日那天，俄国人被迫撤走了城外阵地上的所有部队。皇帝带三十门攻城大炮去轰击那座桥梁。由于我们离城很近，桥上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大炮给过桥的敌人造成了大量伤亡，迫使敌人的多路纵队变成了两路纵队。很明显，俄军正在进行全线撤退。皇帝和一些工兵军官、参谋军官们决定对城内进行侦察，以便对撤退的俄军展开攻击。可惜，部队当时缺乏登城的云梯。后来，还是皇帝收到的一份报告促使他改变了这个计划。到夜间，已证明敌人的撤退是确凿无疑的了。从早晨起，城内就燃起熊熊大火。俄国人放的这把火越烧越猛，一点也不见减弱的势头。
直至深夜，火势才有所缓和。这是一个可怕的场面——这也是后来莫斯科大火的残酷情景的前奏。那天深夜两点钟，我迟迟不能入睡，就信步走到外面。我悲伤地想象着，如果皇帝不能坚持他头一天晚上所下的决心，那这场战争会给我军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这些恐怖和惨重破坏的情景刺激着我，一个预感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将会成为这场灾难的一位不幸的见证人。我同皇帝交谈的话语又不断在我耳边回响，这使我多少获得了一点安慰。但是纳夏泰尔亲王的声音更大，因为过去的经验使我更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
那天夜晚是寒冷的。我向皇帝帐篷前的一堆篝火走去，面对城市坐下，睡意随之袭来。这时，陛下同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一道走了过来。他们遥望着火光冲天的城市。大火把地平线都染红了，原野上还到处点缀着我们的篝火的闪光。
“这是维苏威火山的爆发！”皇帝喊道，他拍着我的肩膀，把我从恍惚中唤醒。“这不是很壮观吗？大总管先生。”
“可怕极了，陛下！”
“嘿！”他说道，“先生们，请记住一位罗马皇帝的名言：“敌人的死尸总是香的！”
我们一起往回走。纳夏泰尔亲王的话突然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内心深处一直揣测着皇帝刚才说的话。我望了亲王一眼，我发觉他也正瞅着我。我们正像那些在无声交谈的人们一样，彼此心照不宣。……
8月18日凌晨四点，一些担任警戒任务的士兵从城墙的一些缝隙里钻了进去(敌人撤走前没有来得及堵住这些洞口)。五点钟时，皇帝获悉敌人已全部撤走，只留下一座空城。他下令，除非集体行动，任何个人不许擅自进城。可还是有一些人爬上城墙，把几处炮眼砸开，然后爬进城里。皇帝骑上他的战马，视察了城东部，随后从城墙的一处裂口进了城。他立刻巡视全城。最后皇帝停在大桥旁，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敦促人们把大桥修复起来。
城里最高级豪华的房屋和广场上的建筑物损坏较少。虽然军火库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可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其他各个街区几乎都遭到烈火的焚烧。城里的居民都随军队撤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一位牧师、一位工匠和一些贫苦的老人。他们向我们讲述了城内发生的事情，但有关俄军的情况，他们都闭口不谈，甚至当我们问到俄军的损失如何时，他们也说不知道。皇帝看来十分满意，甚至有几分得意洋洋。
“不消一个月，”他说，“我们将到达莫斯科。六个星期后，我们将会赢得和平。”
内伊元帅在离城一里格的地方做好了渡过第聂伯河追击俄军的一切准备。俄军的后卫部队还遥遥在望。8月19日，在追击途中，内伊发现俄军在瓦卢迪诺进入了阵地。那不勒斯国王的参谋长鲍雷利将军被派来向皇帝报告这一情况。
皇帝不相信敌人会进行任何抵抗。他认为阵地上的敌人不过是一支后卫部队罢了。然而络绎不绝的报告终于使他相信，那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兵团。他立刻前往战场，并派出数名军官到阿布朗泰斯公爵[即朱诺将军。——译者注]和纳夏泰尔亲王那里去传达他的命令：前进，与俄军会战，不让一个俄国人逃走。就在那时，内伊元帅以他特有的英勇猛攻俄军，使其遭受重创。但是一师掷弹兵被派来增援俄军的后卫，顶住了居丹师的一轮新的攻击，守住了阵地。居丹将军——这位法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在进攻开始时就受了致命伤，不久就牺牲了。他的死赢得了全军的敬仰，认识他的人都十分悲痛。这一事件没有妨碍我们攻入俄军第一线阵地。但是敌人也不断得到增援，而且由于阿布朗泰斯公爵没能及时地指挥军队迂回到敌人的侧翼，以致俄军在日落前守住了他们阵地的制高点。当皇帝登上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战场的山顶时，他再一次命令阿布朗泰斯公爵迅速行动。
“巴克莱已经发疯了，”他说，“只要朱诺能从容地赶到这儿来，敌后卫部队一个也跑不掉。”
皇帝在进入瓦卢迪诺前就知道了战斗的结局。他带着对阿布朗泰斯公爵怨恨的心情回到了斯摩棱斯克。朱诺指挥不力，贻误战机，致使我军功亏一篑。纳夏泰尔亲王、伊斯的利亚公爵和埃尔欣根公爵也指责他行动迟缓。而阿布朗泰斯公爵呢，他争辩说，他的军团是由外籍部队组成的。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得不让部队以密集队形前进，而在运动中，队伍又遇到了障碍物，迫使他不得不绕道而行。
纳夏泰尔亲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却说，军队前进的路上根本不存在什么障碍物。我记得在送交皇帝的一份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枪炮齐鸣的战场上，那不勒斯国王曾只身赶到前边阿布朗泰斯公爵的队伍里去，想看看这一迂回打击能产生何等巨大的战果，国王催促朱诺加速前进。
“您不是因为没有获得元帅衔而气恼吗？”他说，“现在好机会来了！抓住它！您肯定可以赢得您的元帅杖。”
等后面的骑兵跟上来时，那不勒斯国王把自己的部队调到了朱诺指挥的符腾堡师的前面。军队开始向着目标前进，同时国王要求公爵一定要增援他。如果国王能使那支骑兵部队投入进攻，他们一定能荣立卓著战功，把俄军击溃。可是，阿布朗泰斯公爵的军团并没跟上来，这使得国王不得不顾忌到有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放慢了前进的速度。后来，他甚至要让人马停下来等候后续部队，而后续部队相隔甚远，这时正在小跑前进。
皇帝接到有关的这些报告后，他的愤怒是可以想见的。
“朱诺放跑了俄国人。”他痛苦地说，“我的胜利被他葬送了。”
当时，皇帝对朱诺又是谴责又是威吓。但像往常一样，对朱诺过去种种功劳的回忆压倒了对这次过失的愤怒，因此他的不满也就不了了之。
皇帝整日操劳，要把他称之为中心点的斯摩棱斯克建设成一个交通线上的坚固堡垒。万一他不得不再挥军前进的话，这座城市就是通向前方的一个中心枢纽。他不分昼夜地专注于所有后勤方面的具体工作，特别是军粮、医疗设备等各方面的工作。
他命令部下几次勘察了这座要塞及其外围的工事。工兵部队的夏塞洛将军来向他报告已经完成的工作。皇帝开玩笑地说：“你不想在这个地方再建立起一座亚历山大里亚吗？你不想再用掉另外五千万法郎吗？可是，在俄国是不值得那样干的。”
夏塞洛将军完全不那么想。他只想建立一些防御工事，以便形成第聂伯河上的要塞。8月20日，皇帝停下了一切正在进行的工作，似乎不想再从斯摩棱斯克向前进了。
俄国人这种不知会在何处停止的撤退，越来越证实了，就是他们自己有意放火烧毁斯摩棱斯克的。我们除了得到一些土地外，这场造成两败俱伤的战争不会打出任何结果——所有这些情况，给皇帝进行严肃思考提供了材料，使他打消了继续向前推进的想法，并决心努力使俄国人回到谈判桌上来。下面的情况对于了解他当时的想法是有帮助的。关于这一点，他曾与纳夏泰尔亲王、埃克米尔亲王开诚布公地解释过。
皇帝到达斯摩棱斯克后就询问有没有俘虏到负了轻伤的俄国军官或有一定地位的俄国人。当时唯一能找到的人就是一位打着要求停战的白旗过来的俄国军官。由于某种原因，他被我军拘留了。皇帝接见了他，向他提出几个没啥意义的问题后，皇帝问道，俄军是否计划打一仗。他还说，荣誉要求俄国人再不能不经战斗就放弃土地，就像两个决斗后的斗士和解一样，两军只有通过决战，分出胜负，和平才会到来。他说，战争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他希望沙皇亚历山大会像他一样宽宏大量。
皇帝最后说他打算把这位军官放回去，条件是他要向沙皇转达皇帝的意思，那就是，他，皇帝拿破仑渴望和平，他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在决定性战斗没打起来之前就达成谅解。
俄国军官答应把这个口信转达给沙皇，可是他表示，只要法军还在俄国的土地上，和平是不会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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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博罗迪诺会战
五、博罗迪诺会战
俄军按部就班地撤退，没有丝毫慌乱和匆忙，如同那些绝不向敌人屈服而且准备好在万一失败时也要作拼死搏斗的人那样。那不勒斯国王相信俄军良好的撤退秩序肯定意味着他们决心打仗了。他甚至还产生这样的想法——他自己也说不出任何原因——巴克莱·德·托利已经在奥卡河后面进入了预设阵地，而且他正在多洛哥布什前面掘壕筑垒，准备同法军一决胜负。
国王想，这一定就是皇帝梦寐以求的那场决战。假如法军赢得这场战斗的话，那么全军就可以在军营里休息一段时间，而不必远离后方基地去作战了。我军明显的优势和我们赢得胜利的传统，使我们坚信此战必胜无疑。国王把他的梦想和希望统统向皇帝述说了。我把他的想法叫做梦想，是因为米罗拉多维奇的援军尚未赶到，何况俄军也没有阵地可以坚守，怎么谈得上打仗呢？
缪拉的这种想法太乐观了，并且同陛下的想法十分吻合。皇帝没有把这一切停留在思考上面，而是命令部队火速开拔。8月25日凌晨一点，禁卫军已排成梯队，先行出发，以便在必要时增援那不勒斯国王的部队。皇帝又一次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去冒极大的风险。我军于25日抵达多洛哥布什，26日一整天，皇帝都停留在那儿。
对方一再进行“挑战”，而皇帝可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大军团的雄威和战争的喧嚣使他异常振奋。当他居于这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他在斯摩棱斯克的那种明智观点立刻让位于对荣誉的追求。有人说，我们要在第二天追上敌人，因为敌人被紧紧追逼，陷入了困境，不可能次次都能逃走。不管怎么说，敌人正在被我们追踪。如果不进行一次决战，我军就别想获得一次真正的休整，而且我们还会不断地担惊受怕，忧虑重重。总之，不管人们找出多少理由来支持这次长途追击，可是，四十八小时以前，我们还在斯摩棱斯克，而现在我们又一次出发去追逐荣誉，或者说是追逐那不幸的命运——这使得皇帝不能再具有正确的意图和明智的决心。
施瓦岑贝格亲王(奥地利将军)打败俄军，获得成功的消息使皇帝对胜利又充满了信心。
“这件事给联盟增添了光彩。”他说道，“那阵枪炮声将会在圣·彼得堡回响，会在我兄弟亚历山大的皇宫里回响。这同时还给普鲁士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兴许也会因此鼓起勇气呢。”
皇帝问我，施瓦岑贝格亲王在彼得堡有没有名气，他是否同俄国宫廷里最显贵的人物有联系。皇帝同意付给他附加的五十万法郎作为秘密经费，并指示纳夏泰尔亲王把证券给他送去。
我们的好几个军团在多洛哥布什弄到了面包，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事件。
有情报证实沙皇于7月24日到达了莫斯科。过去，我们对这一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到达了斯摩棱斯克，我们对这类情况也知之甚少。我们获悉他在莫斯科召集了贵族和平民的会议，把国家面临的危险向他们说了，并且向各地政府求援。莫斯科派出八万人参加俄军，而各地政府也按一定比例派出人员。小俄罗斯[即乌克兰。——Franc]向他提供一万八千名哥萨克人。而广大群众则捐献出大批物资，给整营、整连的步兵、骑兵提供了齐全的装备。为了给这种军备活动涂上民族的和宗教的色彩，大主教普拉托夫把精工制作的圣·塞杰斯的圣像送给了亚历山大，而沙皇又转手送给莫斯科的民兵部队。总之，一场针对法国的圣战正在被动员起来。
从多洛哥布什出发后，部队几乎是成单行前进。缪拉的骑兵，禁卫军，第一军团和内伊元帅的军团在公路上疾进，波兰军队居右，欧仁军团居左。我们当时正在俄国最高的高原上行军，发源于这个高原的奥卡河向西南流入里海，第聂伯河往南注入黑海，德维纳河则朝北汇入波罗的海。自从渡过第聂伯河后，我们的步兵和炮兵被沙漠弄得精疲力竭，然而对巴克莱准备决战的想象使我们不得不以密集队形前进。
有人认为，我们进入的每一个被毁的城镇，都是那些缺乏纪律的法军先头部队和哥萨克后卫部队放火烧的。那些哥萨克人对损害俄国的利益毫不在乎。我承认，开始时，我也持这种看法，不了解俄国人破坏非军用设施，甚至烧毁不可能对我们有多少作用的民房的目的何在。一些人就纵火问题向皇帝作了汇报。8月29日在维亚兹马附近，他命令我弟弟组织一支禁卫军分遣队，穷追敌人的后卫部队，以便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是否真是俄国人放的火。皇帝指示我弟弟在城镇里维持秩序，不能留下一个抵抗者。
皇帝的这些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了。敌人的后卫部队占据阵地，在撤出城镇前总是要同我们激战一场。我的弟弟带着几个狙击手火速冲进维亚兹马。当时该镇已有几处地方起火。他在几个不同的方向都看见哥萨克人在易燃物上点火，因此，他立即指挥我们的部队灭火。由于大家的努力，结果使一些房屋免于被毁，同时还抢救出一些谷物、面粉和白兰地。开始时，这些物资都没有被抢，但是好景不长。
我们从一些还没有离开自己房屋的居民那里得到证实，哥萨克后卫部队的分遣队早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制订了详尽的破坏计划：法国人一到，立刻就放火。听到这个情况，大家都为之一惊。皇帝也同大家一样，尽管他假装满不在乎，把这种战争的新方法当做笑料大加嘲弄。他后来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一个为了防止我们在他的房子里睡觉的人，竟不惜把自己的房子烧掉。”
离开了多洛哥布什后，那些首先到达维亚兹马的人，不顾熊熊烈焰，找到了大量的食物、白兰地甚至还有烈酒。人们把那些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都塞进自己的挎包、饭盒。这些食品使放火烧城的可怕景象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惊惧退居到第二位。我们的部队是如此地需要补给，又如此劳累，而俄国又是一个如此令人生畏的地方，以致大部分人的肚子成了感情、信仰和判断力的晴雨表。
在波兰时，物资奇缺。在维帖布斯克时，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过上了半温饱的日子。在那儿，我们找到了还没有收割的庄稼以及谷物、面粉，还有牛，甚至找到了草料，但是没有谁见过白兰地和酒。过了多洛哥布什后，尽管俄国人把一切都投入火海，但是商店和酒窖却封存得很好，那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甚至近乎奢侈。不久，人们还发现每一幢房屋都有储藏室，里面藏着各种各样的丰富物资。士兵们开始抢劫了，那是无法制止的。我军远离后方基地长途进军，交通运输跟不上来，因此部队缺乏补给，士兵们长期以来忍饥挨饿，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当时，大多数人都过得不错，酒足饭饱。只有军官不时还要忍受物资贫乏的折磨。他们总是在抢劫完后才进入空空如也的房屋，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分拿赃物了。当将军们和高级军官们坐在士兵们的篝火旁啃黑面包时，而火上却烤着香喷喷的鸡肉、鸭肉和羊肉，火腿混在鸡蛋中烧得吱吱作响。这些奢侈品，大批物资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以及房屋的建筑规模——这一切都显示出，一个巨大的首都[当时俄国的首都是圣彼得堡，不是莫斯科。——Franc]临近了。士兵们又一次充满活力，变得顽强起来。
指挥前卫部队的那不勒斯国王经常是每天挺进十到十二里格。人们从凌晨三点钟骑上战马，一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休息。由于在这儿太阳从不降落到地平线以下，皇帝似乎忘记了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路上到处躺着倒毙的马匹。皇帝却每时每刻都在自我安慰：很快就能追上敌人了。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抓俘虏。了解俄军的情况，俘虏是唯一的情报来源。从我们踏上俄国土地的那一刻起，间谍就不起任何作用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前景和沙俄的笞刑使那些哪怕是最聪明、最刚毅的间谍也为之胆寒。此外，要想渗入到这个国家也是极其困难的，打入俄军内部则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收到的情报全是通过维尔纳转送来的，没有一份能直接送到我们手上。
那一天晚些时候，我们的马都累垮了。仅仅是一个小战斗就使我们好些英勇的小伙子丧了命。他们的马匹简直连步子都迈不开了，骑兵营返回营地时，我看见士兵们都是走回来的。在滚滚的烟尘中，一些人牵着马的缰绳，而另一些人则丢掉了马，徒步跑回来。
纳夏泰尔亲王、迪罗斯内尔伯爵、洛博伯爵和皇帝身边其他一些勇敢的人不断地把部队的真实情况向皇帝作了汇报。他们说，不管陛下是想同敌人主力决战，还是要进军莫斯科，都必须珍惜还剩下的这些人力、物力。可惜的是，皇帝的奢望总是使他想在明天就可以夺回他今天失去的东西，因此他被这种幻想牵着走。原来他打算只走五里格，后来却不得不赶十二里格了。
就在我们追击俄军，又苦于弄不到敌人的情报时，敌军指挥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库图佐夫将军遵照贵族们的旨意，复出统率俄军。他于8月30(？)日在格日阿次克和维亚兹马之间的查列沃返回部队，而拿破仑皇帝对此事竟一无所知。我们正威胁着敌人的首都；俄国的圣城已被烧毁并落入了我们的手中，此刻我们已经兵临格日阿次克城下，曾经把巴拉索夫派到维尔纳去媾和的沙皇，此时竟没有发出和谈的呼吁。
在离格日阿次克两里格的地方，我军前卫部队捉到一个失去战马的哥萨克士兵。不久，他们又捉到了一个自称是赫曼·普拉托夫的黑人厨师。后者是在抢劫一个村庄后，离开那儿时被捉的。那不勒斯国王把这两个俘虏送到了皇帝那里。陛下向他们提了好些问题。他们的回答给我震动颇大，因而我把这些回答都记录下来了。
黑人把他的那位将军的生活方式都详细地讲了出来。由于他在将军用膳时常在餐桌旁侍候，因而能听到他们的许多谈话，并能描述那些互相嫉妒的将军们的争吵。可他对军队的调动一无所知。他不断地打听现在同他谈话的人是谁，他现在是站在哪位大人的面前。同时，他还做着各种怪模怪样的滑稽相。他们俩被一再告知审问他们的人是法国皇帝本人，但他们都不愿意相信拿破仑皇帝居然会同前卫部队在一起，而且是如此地挨近他们的哥萨克朋友们，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沙皇会如此地接近敌人。
“普拉托夫有时也到后卫部队来，”黑人说道，“但他绝不会像这样同后卫部队一起行军、宿营。俄国的将军们，他们从来不跟哥萨克人在一起，甚至也不同俄军部队在一起。如果俄国人也来后卫加强哥萨克人的部队，那么法国人绝不可能来到格日阿次克的大门口，因为那样一来，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的人数将大大超过法军，哥萨克也就用不着惧怕法国人了。”
当我们再次告诉他，同他谈话的确实是皇帝本人，他赶忙鞠躬，并直几次下拜，拜完就开始跳舞、唱歌，并做出各种曲身弯腰的动作。黑人竭力使那不勒斯国王相信，没有向导，他也能知道整个农村的情况。因此陛下命令派人把他送回缪拉元帅军中。这个命令被立即执行了。
皇帝又叫人把哥萨克人带到他面前。黑人受审时，这个哥萨克人一直站在一边。他的年龄大约在三十到三十六岁之间，棕色皮肤，五英尺高，眼睛炯炯有神，脸膛宽阔，显得精明而严肃。显然，他为自己成了阶下囚而懊丧。他尤其为丢了他的马和钱而烦恼。据说，他还丢了一个垫坐在马背上的小包袱，那是他偷窃来的赃物。皇帝叫我给他一些金币，并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借给他。这样一来，这个哥萨克人才放心，他的自信心也随之恢复了。于是他谈了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
他隶属于后卫部队，自从离开斯摩棱斯克以来，还没有见到主力部队。在斯摩棱斯克的那次战斗中，俄军损失惨重。在莫斯科城下，还要再打一仗。俄国人痛苦地埋怨巴克莱，说他在维尔纳和斯摩棱斯克都把俄军关在城内，不许同法军交战。库图佐夫两天前来到部队，取代了巴克莱。哥萨克人并没有见到他，只是昨天一个年轻的参谋军官才将此事告知了哥萨克军官，并向整个部队公布了这个消息。贵族们迫使沙皇进行这次更替，而这次主帅更替受到全军的热烈欢迎。
这个消息看来十分合皇帝的口味。他顿时喜形于色，见人就讲这个新闻。巴克莱的拖延战略正在把我军拖垮。俄军的撤退除了使追击者筋疲力尽外，他们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同时这一撤退使我们陷入了欲战不能、欲退不得的绝望的困境。
“他们的这个计划，”皇帝当时评论说，“将把莫斯科送给我——进行一场决战将会更快地结束战争，给我们带来和平。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会争得和平的。”
当知道库图佐夫统率俄军以后，皇帝立刻满意地注意到俄国将军们不可能再让俄军继续撤退了。库图佐夫一定会进行一场决战，而他肯定会失败，莫斯科也一定会落入我们手中，因为俄军离他们的首都太近，所以无法有效地保卫它。应该感谢沙皇，他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出了这样的决策，对法军来说，没有比这更有利的了。皇帝赞扬了库图佐夫的智力，但也谈到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和在土耳其战场上的愚蠢和调度无方。他还说，统率俄军最强大的军队，尚且不能控制多瑙河，不能迫使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城下之盟，或者拿下瓦拉几亚，那么现在统率这支疲惫不堪和士气低落的军队，他怎能阻止法军攻占莫斯科呢？皇帝说：库图佐夫为了讨好权贵们，一定会决一死战。这样，两个星期后，俄国的首都将会陷落，军队将会被毁灭。当然，这支军队会因为没有拱手让出首都而获得荣誉，也可能这就是沙皇决定更换俄军统帅的目的吧。要是那样的话，他既不会在签订和约时受到舆论的谴责，又能使那些挑选库图佐夫的大贵族们放心，万一失败，他还可以把遭受失败的罪责全都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很明显，这就是沙皇向他的贵族让步的原因。
皇帝继续审问那个哥萨克人。后者打起精神回答问题。他的智慧在士兵中可能是屈指可数的。
“如果亚历山大的俄罗斯士兵们，特别是将军们都像哥萨克一样，那么，您和你们法国人就别想打进俄国。”他对皇帝说，“如果拿破仑的军队中有哥萨克的话，他一定早就当上中国皇帝了。这个仗是哥萨克人打的。俄罗斯人有任务总是派他们去完成。当俄罗斯人酣睡时，哥萨克人却在站岗。哥萨克人是为了亚历山大才去保卫莫斯科的。尽管沙皇的大臣们和将军们正在欺骗他，可他还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他的将军们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作战，他们放弃了圣城斯摩棱斯克。那是一个坏兆头。如果莫斯科沦陷，法国人就会进入哥萨克的家园，俄国就全完了。哥萨克人都是优秀的士兵，他们将会尽职到底。到那时，他们将会站到拿破仑一边的。
“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将军，亚历山大是一位很贤明的沙皇。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成为俄国最好的将军。俄国的将军们贪图安逸，他们睡得太多，他们离不开安逸、舒适的生活，他们只想到他们自己，从不考虑士兵们的需要。法国人仗打得好，但你们太缺乏警惕性。你们喜欢抢劫，士兵们常离开他们的部队去搜房子，因此哥萨克人捞到不少好处，每天都抓到大批的法国兵，并从他们身上把赃物抢走。要没有哥萨克人，法国人一定早就到了莫斯科、彼得堡，甚至到了喀山。唯有哥萨克人在每天拖着法国大军。
“你们的那不勒斯国王像哥萨克人一样，作战十分英勇。他不怕死，总是第一个冲入枪林弹雨之中。俄国人流传说，缪拉是打不死的，他们实在想活捉他。”
我们在维亚兹马时就捉了一些正在放火烧城的俄国人。9月1日，我们发现格日阿次克也部分地被他们烧毁了，当时全城正冒着浓烟。法军投入救火，尽力阻止火势的蔓延。皇帝在这座城池前面和周围进行了长时间的视察。他还视察了没有被烧毁的坐落在城门边上的医院。他督促工兵重建桥梁，让部队迅速过河。直到很晚，他才回到宿营地。他所期待的决战时刻终于来到了。他一边仔细检查各项工作，一边饶有兴味地听着人们对战局的议论。他插话说：“新来的将军不能再执行那个撤退计划了，因为俄国的公众舆论都谴责撤退战略。正是因为库图佐夫同意决战，他才被推荐出来统率军队的，因此，俄国迄今为止的作战计划都必须改变。”
基于上述考虑，皇帝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准备决战。9月2日和3日，他都呆在格日阿次克集结兵力，让已到达的骑兵和炮兵稍微休息一下。
由于炮兵前进的道路被各种车辆堵塞，这使得我们的炮兵可能无法按时赶来参加迫在眉睫的决战。皇帝命令炮兵护卫队烧毁一切堵塞道路的车辆。第三天他对我说.“如果我的车子阻拦了部队前进，我也要把车子烧掉。”
皇帝催马前进，偶然发现几辆马车被赶出了行军纵队，正缓缓行驶，阻碍着前进中的炮队，于是他命令身旁的轻骑卫兵叫住了这几辆车子。他自己也翻身下马，命令部下把为首的一辆车子烧掉。纳博纳先生出来反对(被烧的正是他的车子)，他说：“车子烧了，官员们可能会掉队。到明天早上，我的两条腿一定完蛋了。”
“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炮兵，那会使我们损失更多的东西。”皇帝回答道。
人们找来稻草和干木头引火。这时，先是一辆轻便四轮马车着了火，接着，一辆轻便货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就在火舌蹿上来时，皇帝又策马飞奔而去了。我想，那些车夫们一定会抢救正在燃烧的车辆。
“我希望被烧掉的是您的车子。”皇帝对纳夏泰尔亲王说，“那样影响会更大一些，而您丢一辆车子也应该——我常常看见那辆车。”
“陛下，如果把您的车子烧了，我也会效法的。”亲王说道。
“那是科兰古的过错。”皇帝回答说，“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向他保证过了，只要一看到我那辆车，我一定会把它烧掉。你别对我的话生气，因为我对自己的车不会比对别人的车更感到可惜。我是统帅，我一定得树立榜样。”
[在这儿，科兰古没有提到拿破仑在格日阿次克对贝尔蒂埃所作的一次粗暴的指责。那天(？)，在到莫日艾斯克以前，总参谋长都没有同皇帝一起用膳。当时的好几个回忆录都记叙了这一情况，特别是丹尼尔的《路线》一书，叙述更为详尽。]
9月4日，统帅部在普罗科夫沃附近宿营。5日，我们到达了博罗迪诺村附近。那一天与往常一样，皇帝的帐篷被安排在禁卫军方阵中间，皇帝在自己的帐篷中只呆了一会儿。当我军的右翼部队向俄军左翼的两个多棱堡发起攻击时，他就出发了。
那次进攻十分凶猛，还不到一个小时，法军就占领了那两座堡垒。部队奉命坚守阵地。步兵列成方阵，这是皇帝一个富有远见的部署。大约在天黑后半个小时，由步兵支持的俄军胸甲骑兵开始猛烈地进攻我军的方阵，直趋多棱堡，敌人想乘夜间混乱之机击退我军，收复阵地。
我军的第一个方阵猝不及防地受到敌人的攻击，伤亡了一些士兵，大炮也遗弃了，但其他各方阵仍发挥火力，寸步不让。俄军由于增援不力，它的胸甲骑兵被我们的炮火和滑膛枪打得人仰马翻，不得不从阵地上退下去。多棱堡还在我们手里，这是打开敌人阵地的钥匙。法军在黑暗中追击逃敌时又扩大了一小块阵地。我们还在一片树林的边缘建立了阵地，那个地方对敌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本来可以从那儿延缓我们的攻击，并监视我军的调动。
整个夜间，皇帝都在我们的营地奔走，视察已被我军占领的多棱堡。他多次骑马沿着战线来回走动，用肉眼观察敌人的阵地，以弄清他们在各点的力量配置。同时，皇帝还视察了自己的部队，这是他在每次大战前夜的习惯。
9月6日，天将破晓。皇帝再次巡视了一个主要的多棱堡和一大片树林。那是昨天晚些时候，我军乘夜攻占的。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跟随在他左右。我们来到了离敌人阵地最近的地点，以便侦察敌人。随后陛下又横穿我军的前沿阵地，特别视察了中军和左翼阵地。他甚至深入到前哨阵地去了解敌情。在那不勒斯国王的陪同下，他又一次回到中军主阵地，在现场解释了他的全盘部署。
最后，皇帝又来到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的右翼。头一天晚上，亲王率领的波兰士兵打得相当漂亮，攻占了很大一块阵地。俄国人在这里的抵抗比想象的还要弱，而且也要比其他阵地上的俄军打得差。皇帝这时有些犹豫不决：他是应该在右翼进行大规模调动以包抄敌人的阵地，部分地避开敌人的多棱堡呢，还是只单单利用两个夺取的堡垒，从正面攻打敌人的中军，而在右翼发动攻势以配合主战场呢？他唯恐实行第一个方案会吓坏敌人，迫使敌人下决心再一次作大规模撤退，特别是俄军在前一天的战斗中丢失了两个多棱堡，从而使他们的阵地受到极大的削弱。这一考虑促使皇帝下决心采取第二个方案打击俄军。
看到敌人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皇帝决定让我军休息一天。这样做，他就有时间把增援部队的炮兵调上前线，并把缴获到的物资稍微向后转移。他还想，昨晚增援上来的俄军曾拼命争夺失去的多棱堡以巩固他们的左翼防线，在今天也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恢复他们的阵地，至少要夺回波兰人占领的那片阵地。如果他们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将会被打得一败涂地。皇帝的这个想法也促使他决定让部队休整一天，以逸待劳。然而，这一整天并没有发生激战。俄、法两军都在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唯独波兰军团又占领了一小块阵地，这样，在明天的大战中，法军的队伍就可以尽量疏散开，以减少伤亡，打击敌人的侧翼。
皇帝一直在监视敌人的动静，他注意到俄军阵地上没有部队调动，因而猜测敌人在修筑野战工事用以代替头一天丢掉的两座堡垒。大约下午三点钟，他忽然怀疑俄军是否正在悄悄撤走。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要下命令发起全线进攻。然而，从各处送来的侦察报告证实，俄军还留在他们的阵地上。晚上，皇帝回到他的帐篷。
那天下午，内侍长博塞来到前线。他给陛下带来了皇后的信件。博塞曾陪同皇后从德累斯顿到布拉格长途旅行。他还带来了热拉尔创作的一幅精美的罗马王肖像画。皇帝从前沿回来后，发现那幅肖像画挂在自己的帐篷里。与此同时，拉古萨公爵[即马尔蒙元帅——译者注]的副官也来到博罗迪诺前线。他带来了西班牙形势恶化的消息。几天前，信使已经从巴黎带来了有关西班牙的最新消息。但是俄罗斯战役当前正值最紧急关头，皇帝无暇顾及到拉古萨公爵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失败。
“英国人陷在那儿出不来了。他们不能离开西班牙，跟我在法国和德国捣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第二天，他这样对我说道。
9月7日，天还未亮，皇帝就来到我军右翼的多棱堡内。然后，在达武元帅、贝尔蒂埃元帅和我陪同下，皇帝朝前方树林的边缘走去。当东方露出一线曙光时，皇帝当天的作战命令就在部队中宣读了。这个命令就像他在其他重要的时刻所写的那样简短而有力。
公告
19182号
于博罗迪诺高地，皇帝军帐
1812年9月7日凌展2点
士兵们！——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战斗。胜利就靠你们去夺取了。你们一定能够赢得胜利。胜利将给你们带来富足和舒适的冬营，并使你们能早日凯旋归国。
像在奥斯特里茨、弗里德兰、维帖布斯克、斯摩棱斯克那样去战斗吧！让你们的后代用骄傲的口气来谈论你们今天的勇敢行为吧。让他们这样说到你：他参加了莫斯科城下的那次伟大的会战！
破晓前，波兰军团、那不勒斯国王及其布置在右翼的骑兵部队，还有埃克米尔亲王的部队已开始行动。我军的攻势极其猛烈。他们对面的俄军也在巴格拉吉昂亲王的指挥下顽强地坚守阵地，可还是抵挡不住我军前仆后继的勇猛攻势。第一轮冲锋时，孔潘将军就负了伤。他的指挥由拉普将军接替了。拉普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不久也中弹负伤。受伤或阵亡的将军们立刻在没有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由其他的将军们接替了。进攻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缓，甚至在达武元帅负伤后也是如此。
内伊元帅以他闻名全军的勇敢指挥军团冲进了俄军的中军阵地。上午七时，战场上炮火轰鸣、枪声大作，那山呼海啸的声势是不常听到的。与此同时，支持着那不勒斯国王的骑兵部队和第一军团从右边给俄军以迅猛的打击，增援了缪拉元帅的军团。这两支军队占领了俄军左翼的一大片阵地。
八点钟，皇帝获悉指挥包括三个师的第一骑兵军团的蒙布伦将军阵亡。他立即下令召见我的弟弟。当时，他正在我军右翼指挥作战。不久，我弟弟来了。他向皇帝报告夺取了俄军两个多棱堡以及随后获得的战果。
“马上去指挥第一骑兵军团。”皇帝向他命令道，“像在阿卓比斯甫那样去干吧！”
纳夏泰尔亲王立即为我弟弟起草了书面命令。我弟弟紧握住我的手说：“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恐怕我们难以再相见了。如果打不赢这一仗，我也不会活着回来。”
我弟弟长年经受的痛苦常使他渴望自己迅速战死。此刻，是这种令人断肠的预感又在他心头泛起？抑或仅仅是一种战斗的狂热？我也弄不清楚。但我心里一直摆脱不了那种可怕的预感。终于，一个致命的消息证实了这种预感，并将我推入痛苦的无底深渊。
在欧仁军团的部分军队支援下，内伊元帅正援助右翼的法军。到上午十点钟，敌人失去了中军阵地上大棱堡前面的所有表面阵地。俄军在左翼的阵地和支持他们中军的村庄相继落入我军之手。但这时，俄军的预备队增援上来了。一时间，在我方右翼作战的双方出现了反复争夺，阵地得而复失，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在俄军的猛烈反攻下，法军的士兵们不得不撤入已夺得的棱堡，我军的前锋部队也被迫撤离了许多阵地。
雷鸣般的枪炮声在各处制造着伤亡。俄国步兵竭尽全力收复失地。从大棱堡射出的炮火把我们的中军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内伊元帅和欧仁亲王把两军汇集在一起，向大棱堡发起攻击，但都被俄军密集的火力击退了。他们的攻击一再失利，似乎再无成功的希望。内伊元帅甚至还丢失了更多的阵地。这时，我们的一支禁卫军进入了阵地，以便在形势变得严重时支援前方的各军团。在这支禁卫军的后面，是整齐划一的禁卫军团的各阵列。这些方阵把我方的中军和右翼联系在一起。这时，我军的炮兵给蜂拥而来的俄军以猛烈的袭击。而俄军在这毁灭一切的炮火狂轰下，还在阵地上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收复的阵地，退了下去。
在这激烈战斗的时刻，皇帝一直呆在中军——我们最后夺取的那个棱堡的侧面阵地，密切注视着战斗的发展。他下令暂时停止进攻，坚守已占领的阵地，以便让炮兵打击那些顽强坚守的俄国步兵群。那时大约是十一点钟。在此以前，士兵们押来了从棱堡中捉到的十五名俘虏，其中一个是利卡切夫中将。押送的军官告诉皇帝说，这些俄国人作战很顽强。皇帝和颜悦色地接待这位俄国将军。看到他没有佩剑，皇帝对没收了他的自卫武器一事表示了歉意。
“先生，我对那些不幸者的勇气是极为尊敬的，”他说道，“因此我会为把武器发还给这些勇敢的人而高兴。”
说完，皇帝把他的佩剑递给俄国将军，并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皇帝命令对其他的战俘也要审问，并给予照顾，还要像对这位被俘的将军一样，给予尊重。
这次俘获使皇帝极为愉快；但对他来说，才俘虏这么少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攻占这些棱堡时，法军的进攻是如此迅猛，而且那不勒斯国王的骑兵把那些堡垒都团团围住了。对此，皇帝提了好些问题，开始痛苦地抱怨，毫不掩饰地希望获得更多的战果。
“我们会打赢这一仗。”他说道，“俄国人会被粉碎的。但是，如果我们抓不到俘虏的话，那就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胜利。”
皇帝露出了焦急的神情。从正午到一点钟这段时间里，他下令欧仁军团坚守阵地，以援助左边的内伊军团，而内伊军团正在支援朱诺将军。由青年禁卫军加强了的右翼同样接到命令向前推进。敌人这时已遭到我军炮火的严重杀伤，并在各处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继续收拢部队，顽强抗击着法军的进攻。当时，皇帝钻进一座棱堡，用肉眼观察战局，并不时对运动中的各部队下达命令。
我军经过一番苦战还是没有攻下敌阵，因而又展开了更猛烈的炮火急袭。两军在各个阵地上都激烈地搏斗着。就在此时，我弟弟指挥的两个骑兵师在两营步兵的支援下发起了进攻。他身先士卒，冲在第十五胸甲骑兵团的最前面，引导骑兵师直扑俄军的要塞——大棱堡。多次进攻的失利证明了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进攻能够奏效。他们终于把俄军逐出了大棱堡。就从这一刻起，整个战役的胜利就奠定了。皇帝当时是这样说的，因为俄军立刻开始了全线的总撤退。
我猜大约是在下午三点钟左右，一位副官急如星火地赶来向皇帝报告我弟弟已攻占了大棱堡，敌军开始总退却。过不多久，我弟弟的副官沃尔伯特先生来了，而我弟弟却没有来。副官先报告了进攻的一些细节，然后说道，当我弟弟从大棱堡中出来追击那些企图进行反扑的俄军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心脏下方的左胸部，他当场就阵亡了。当他向皇帝报告这个消息时，我就站在陛下的身边。此刻，我不打算描绘当时我的悲戚心情。
“他死得英勇。”皇帝说道，“他的死决定了这场战役的胜负，法兰西又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将军。”
陛下说完后，立即跃上战马，朝骑兵师的前方飞驰而去。他找到那不勒斯国王，想布置新的行动，扩大战果。当时，内伊元帅和欧仁军团援助了战斗中的科兰古骑兵师，使俄国人夺回大棱堡的企图归于失败。他们被迫从前沿阵地向后撤退了。
俄军还坚守着一个棱堡和一小片控制通往莫斯科的道路的阵地。看来俄军还不打算放弃那片阵地。一片稀稀拉拉的树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俄国人的调动。皇帝对俄军加速撤离战场感到十分得意。他打算派出骑兵去给敌人最后的打击。新禁卫军和波兰军团已做好准备，夺取俄国人仍然据守着的阵地。
为了弄清俄军的动向，皇帝同狙击手来到最前沿阵地。子弹像飞蝗一样嗖嗖地从他耳边飞过，他已经把卫队丢在后边。当他看见我还在他身边时，就叫我回去。
“仗打完了，”他说，“回我的统帅部等我。”
我谢了皇帝，但并没有离开他。当时俄军的齐射十分猛烈，时刻都在威胁着皇帝的生命安全，所以，那不勒斯国王和另外好几个将军不得不急忙赶上来，敦促他赶快退后。
皇帝随后向开上来的纵队前面走去。在那支纵队后面跟着老禁卫军。枪骑兵部队和成梯队的骑兵也正向前挺进。看来，皇帝决心拿下这残存的俄军阵地。纳夏泰尔亲王和那不勒斯国王向他指出，法军所有的部队差不多都失去了他们的司令官，师长们不是阵亡就是负伤。正如皇帝看到的那样，骑兵团和步兵团的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他们说战斗力不久前还在增长。尽管俄军现在确实在撤退，但是不管我们的炮弹在敌人的队列中造成多大的伤亡，他们还是有秩序地转移，这表明他们将会死守每一个阵地。
他们还对皇帝说，现在唯一的成功机会就是动用老禁卫军，对撤退的俄军再次发动攻击。因为从现在的形势看来，我们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取得的胜利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挫折。同时，失败的一方退出战场，将会完全抵消我们在战斗中夺取的胜利。最后他们又劝皇帝不要把全军唯一没有损失的军团投入攻击，而应留下应付以后的事变[科兰古强调贝尔蒂埃和缪拉的观点和他们对攻击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观察家们都十分惊奇，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居然犹豫不决。但历史学家们把原因归咎于拿破仑当时健康状况不佳或者是战场上大屠杀的惨景在他心中产生的作用。很显然，贝尔蒂埃和缪拉也考虑到把禁卫军投入攻击不但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是皇帝手边唯一可以巩固胜利的完整军团。]。皇帝还在犹像，他再次走到前沿，亲自观察敌人的运动。
同时，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也从不同的方向来到这些棱堡的墙边。他们对皇帝说，俄国人根本没有撤退，而是进入了新的阵地——他们的几个军团都集结起来了。他们还派出警戒，大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之势。所有那些陆续送来的报告都表明我方的损失是惊人的。为了防止俄军企图进行反扑，皇帝终于下决心收回进攻的命令。他仅派出少量兵力支援正在交火的各军团。事实上，俄军是不可能再次反扑的，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也很惨重。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天的战斗结束了。双方都疲劳到了极点，好些地方没有接到命令就自动停火了。夜里，皇帝把他的统帅部设在白天战斗开始时他所在的地方，旁边就是棱堡。
过去从来没有哪一次战役使这么多的将军和军官阵亡或负伤[“我把各军团参谋长交给少将的报告收集后制成了统计表，……我军共有四十九位将军阵亡或负伤。”——见丹尼尔所著《路线》。]。而且整个战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胜利。白天的战斗如此激烈，以致我们的将军们也像他们的下级军官一样，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胜利。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夜间，我们都尽了一切努力来抢救伤员。大部分房屋都在白天被炮火毁坏了，因而许多伤员不得不在露天过夜。
我们只抓到很少的俘虏，俄国人表现得十分顽强。他们在被迫放弃阵地时也没有慌乱，而是有秩序地撤退。在战斗中，尽管他们的队列遭到我军的炮轰、骑兵的砍杀和步兵的冲击，但是却始终没有溃散。他们多少有些呆板的密集纵队勇敢地面对着死亡。只有在遇到我军猛烈的攻击时他们才缓缓向后收缩。
有好几次，皇帝都重复说，我军如此大胆地进攻敌人的堡垒，而敌人又是如此顽强地坚守他们的阵地，我军居然抓不到多少俘虏，真是不可思议。他多次询问向他报告胜利消息的军官们抓到的俘虏在哪里，他还估计某某人应该已经被我军俘获了。他甚至派出传令兵到各个阵地上调查清楚是否真的没有抓到更多的俘虏。这次战役，既没有多少俘虏，又没有什么缴获，这使皇帝十分恼怒。他几次对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说：
“这些俄国人宁愿像机械人一样战死，也不愿活着当俘虏。这对我军是极为不利的！这些要塞都要用炮火夷为平地。
那天晚上，我们用肉眼都可依稀见到，敌人开始撤退了。皇帝即刻下命令跟踪追击俄军。第二天黎明时分(9月8日)我们勉强只能看到哥萨克部队。他们离战场只有大约五英里。敌人已把他们的大部分伤员随军运走了。我们总共才捉到前文提到的那几个俘虏，同时从我弟弟攻占的大棱堡里缴获了十二门炮。另外还有三、四门炮，是在我军第一次冲锋时缴获的。
一清早，皇帝就开始巡视整个战场。他极为关切地监督搜索和运送伤员。我们对俄军的伤兵也像对法军伤兵一样给予治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战场上有那么多死人。在一个曾激烈战斗过的小村庄的周围，俄军的尸体堆积如山。在小村庄后面的山冈上，利托夫斯基军团和伊斯梅洛夫斯基的近卫军的阵亡士兵的遗体遍布高地。他们都死于我军大炮的轰击。皇帝仔细地视察了战场的各个部分，各军团的阵地，他们的进攻路线，他们克服的种种障碍。在每一个地方，他都停下来询问战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对军人们的勇敢行为和战绩给予表扬和鼓励。皇帝每到一处，都受到官兵们惯常的热烈欢迎。
皇帝还观察了俄军遗弃的阵地。当我沿着染上我弟弟的鲜血的阵地往前走时，我那哀伤之情难以形容。尽管全军上下为了纪念这位勇士，给了他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颂扬，使我得到少许的宽慰，但我的心还是无法平静下来……
视察完阵地，皇帝又骑马追赶前卫部队。根据早上那不勒斯国王送来的报告，前方除了哥萨克部队外，已经看不见俄军的踪影了。我军除了抓到少数掉队的俄军士兵外，他们遗弃的物资总共还不到一马车。国王原打算指挥军队越过莫日艾斯克，并让皇帝晚上把统帅部设在那儿。但是，当他追到莫日艾斯克城下时，才发现该城已被一支由步兵和强大骑兵组成的俄军部队防守着。我们赶到那儿时，已近黄昏。由于还没有侦察敌人的阵地，我们不得不停止进攻。夜里，皇帝就在莫日艾斯克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宿营。敌人趁夜弃城而逃，我军在第二天黎明时分进入该城。
皇帝在正午时进城。如果撇开这次远远不能叫人满意的胜利不讲，皇帝还对西班牙的局势十分担忧。再加上俄国的局势，他真是伤透了脑筋。他所看到的法军各军团的现状是非常可悲的，战斗力普遍大大下降。他的胜利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头天晚上他下令停止进攻时，他已经确信，同这个在撤退中也不溃乱的敌人进行血战，除了再夺得一些土地之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占领莫斯科的前景仍在诱惑着他。要是俄军不被粉碎，就是占领莫斯科也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注意到皇帝在沉思着、焦虑着，尽管他后来宣布说：
“和平就在莫斯科。一旦我军胜利地进占他们的首都，就会迫使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看清形势，同时也逼迫俄国的大贵族们正视现实。他们将会重新考虑是否要把战争延续下去。倘若我解放俄国的农奴们，那将使俄国巨大的财富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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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莫斯科大火
六、莫斯科大火
莫日艾斯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医院，从将军到士兵都希望在那儿得到救护和治疗，但是没有人能给他们任何帮助。
9月11日以前。大军还在继续向前挺进。指挥前卫部队的内伊元帅已离开莫日艾斯克五里格远，他正在通向莫斯科的大道上前进。那不勒斯国王在更前一点的地方。俄军的撤退只给我军留下为数不多的俘虏。这时，皇帝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开始进行必要的整编，以准备应付第二次大战。
9月13日，当全军开始向前推进时，皇帝又一次下令各军团停止前进。我军的骑兵已经筋疲力尽，不能派出做任何长距离的侦察。因而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敌情竟一无所知，甚至连库图佐夫的去向都弄不清楚。皇帝认为最好还是让部队先停下来。他没有接到右翼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报告，所以很担心那边的情况。他猜测，俄国人也许会利用我军休息的时候，从右边进袭我军，威胁我们的侧翼和后方，从而阻止我军，推迟我军进军莫斯科，直到他们收到来自彼得堡的命令。皇帝甚至还推测敌人会企图再次进行决战。
军官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派往各个方向去了解敌情。那不勒斯国王奉命沿着卡卢加大道进行一次武力侦察。后来，皇帝终于放心了。大军团又开始继续向前推进。他很高兴地获悉，因受伤兵和行李拖累，敌人走的是通往莫斯科的路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他们放弃了原来准备进行第二次决战的野战工事……
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皇帝对那不勒斯国王没有收到敌人的媾和提议感到意外。尽管敌人的军队补进了民兵和新兵，可他们没有采取防御的态势，还是继续撤退。皇帝由此推断，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役中遭受到的惨重损失超过了人们的估计，致使他们在这一年里无力再进行大的战斗。自从会战以来，皇帝总是缄口不言，难得同他身边的幕僚们说几句话，看来他还是忧虑重重。
14日上午十点钟时，皇帝在一个叫做斯巴罗山的山顶上瞭望了莫斯科城。就在这时，那不勒斯国王派人送来了一个消息，说敌人正在撤出莫斯科。一个打着白旗(停战旗)的俄军参谋军官来了。他提出在俄军穿过该城的时候，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皇帝答应了敌人的要求，但是他命令缪拉元帅，一旦接近城池就紧紧地跟踪俄军，以迫使他们尽可能远地离开莫斯科。他同时指示缪拉不要进城，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绕过去。皇帝还叫国王尽快召集城中的名流，组成一个代表团，他将在城门口接见他们。
不久，皇帝又指示迪罗斯内尔将军充当莫斯科城的总督，并挑选足够的宪兵随他进城，在城中建立秩序，占领公共建筑。皇帝特别强调要维持好秩序，警卫克里姆林宫，并随时向皇帝汇报情况。尤其要催促把那不勒斯国王召集起来的社会名流组成代表团。皇帝说，这是该城居民保持平静的最好保证。
皇帝没有想到，这样的代表团根本就不会产生，也没想到他甚至连有关的消息都听不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疏忽，他当时一心只考虑还要进军的距离。皇帝在午时到达护城河的栅栏边，在那儿下马等候代表团的到来。他越等越不耐烦。他几乎每一分钟都派出一名军官去接代表团或者社会名流。后来，他从那不勒斯国王和迪罗斯内尔将军不断送来的报告中才获悉：他们根本就没有找到一位名流，甚至连该城的一个长期住户也找不到——他们全都跑光了。莫斯科是一座空城，除了少数社会地位低微的人外，街上几乎是肃寂无人。
那不勒斯国王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俄军撤退的后卫部队[缪拉元帅于1812年9月14日半夜进入了莫斯科城。]。尽管俄军指挥官不敢高声说话，但他还是向国王陛下的鲁莽提出了抗议：“您就是我们如此羡慕的那个人了。这些天来，我们哥萨克中流传说没有人打算向您这样一位勇敢的人开枪。”他又说道，“您会倒霉的。”他说像缪拉元帅这样有名的人不应滥用自己的勇气。很多时间就是这样在他们相互致意中过去了。看到国王对他们的奉承颇为得意，俄国人又大吹了一顿。为了给这样谦恭的敌人送点礼物，缪拉问他的随从人员，谁能借一些珠宝给他。传令军官古尔戈先生当时正在国王身边，他把自己的珠宝递给了缪拉，后者立即转赠给了哥萨克军官。
皇帝一边等候那不勒斯国王的消息，一边巡视了那座山岗。这座山岗的位置很重要，它能够控制整个城市。当陛下回到莫斯科城门口时，他命令我给在巴黎的大宰相康巴塞雷斯和在维尔纳的巴萨诺公爵写信，通知他们，我们已经到达莫斯科。他还在我的信尾署明：“写自莫斯科。”皇帝派人设置了纠察线，防止士兵们进入这座城市。但是城墙上洞眼很多，因此这个预防措施并没有多少用处。在城内，时有武装的农民、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随处可见的哥萨克人在互相开枪射击。
克里姆林宫也像大部分私人邸宅一样十分静谧，甚至连墙上的钟还在走着，仿佛它的主人还没有离开似的。当时，俄国的散兵游勇制造了一些骚乱。虽然不断地抓了一些人，但迪罗斯内尔先生的宪兵还是无法有效地对付他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一带。全城只有这两个地方没有遭到破坏，总督要求皇帝派给他更多的部队。他说每幢房子里都有俄军的散兵游勇和逃兵。最好把许多房屋都搜查一遍，在各个街区都实行巡逻制度，否则他无法保证这座城市不出乱子。皇帝命令他去请特雷维佐公爵(莫蒂埃元帅)给予帮助，因为公爵的军队将负责警卫该城。但那支部队战斗力已大大下降，而且公爵还看不到有立即派出大批部队的必要性。直到夜暮降临，他才给迪罗斯内尔将军派去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
正如我前面谈到的，莫斯科的居民都撤走了，贵族们也逃之夭夭。我们甚至无法找到一个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全城除了少数法国的家庭教师、外国的店铺老板、旅馆的侍者和下层社会的穷苦百姓，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
我很难形容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沮丧表情，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激动。本来在城门口等上两个小时就已经使他心烦意乱，够他气恼的了，而这个报告无疑又一次震动了他，使他深深地陷入了严肃的思考。他那平时显得十分冷淡的脸上立即浮现出痛苦和失望的表情。
迪罗斯内尔伯爵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向皇帝作了汇报。这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们所听到的传闻：原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一直到当天中午十一点钟送走了最后一批政府官员和城市的居民后自己才离开城市。只有极少数居民和大约千余贫民被丢下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们不属于贵族家族，他们的地位太低，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上哪儿去。大部分房屋都像街道一样空无一人。
莫斯科总督一直向居民们隐瞒战役失利的情况，直到最后关头才公布撤离城市的计划，因此俄国人撤走时只带走了一小部分档案和贵重物品。军械库里还存有一些武器。有的房屋里躲藏着俄军士兵和民兵。他们都有武器，而那些民兵简直就像野人一样凶悍。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再一次告诫皇帝，暂时不要进城。由于在找翻译、向导和了解情况方面遇到困难，耽误了许多时间，皇帝在城外呆了一个晚上，他的统帅部就设在郊区道路上一座木结构的下等酒店里。
正在追击敌人的那不勒斯国王给皇帝送来了消息，说他抓了许多俄军散兵。他们全都说俄军正在解体；哥萨克人公然宣称他们不再打仗了，其他部队正开往喀山。国王证实了我们从城里听到的消息：库图佐夫一直对战役的失利和撤出莫斯科城的计划秘而不宣，直到前一天人们才得知这一消息。城里的名门望族和居民当晚就开始逃离该城。直在我们到达的当天，人们还在源源不断地逃走。他告诉我们，罗斯托普钦总督只是在我们进入莫斯科的四十八小时前才得知俄军在博罗迪诺战场上失败的消息。在那以前，库图佐夫元帅只向他们说他的胜利，他的英明决策以及他如何重创法军。
那不勒斯国王信心十足地期望俘获敌人的部分护卫队。他还对一举粉碎敌人的后卫满怀信心。他认为此举将使敌人的士气一蹶不振。缪拉不断重复这类消息。他坚持说哥萨克人已经士气沮丧，不久就会脱离俄军。
所有这些消息使皇帝的心情又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尽管他在莫斯科的城门口没有接到沙皇媾和的建议，但是，俄军军心涣散，哥萨克人怨声载道，俄国第二首都陷落，这些将在彼得堡产生影响。还有，库图佐夫无疑也会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对沙皇封锁俄军失败的消息。皇帝相信所有这一切必定会促使沙皇屈膝求和。他对库图佐夫撤向喀山的行动未置一词。
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有消息说巴扎赫起火了。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赶往出事地点。但在黑暗中，人们对那冲天大火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手头啥也没有。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水泵和软管。本城的居民和士兵早已把这一类商店洗劫一空。
夜里，郊外又有两处起火。出事地点离皇帝宿营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人们认为那是烧篝火的法军不慎引起的。于是军队接到命令，统帅部要求他们加倍警惕，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果然没有再发生了，因为这种事件是容易控制的。禁卫军奉命到各处设置岗棚。特雷维佐公爵和迪罗斯内尔伯爵成天马不停蹄地巡视，尽他们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巨大城市的安全。
迪罗斯内尔发现自己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维持城市的秩序。于是，他就在凌晨亲自来找皇帝，建议把莫斯科的治安交给特雷维佐公爵负责。莫蒂埃的部队(青年禁卫军)当时部署在莫斯科城各处，因而他能够很容易地控制该城的局势，皇帝同意了这个建议。迪罗斯内尔伯爵亲自向特雷维佐公爵传达了皇帝的命令，让他担负起警备莫斯科的责任。
9月15日中午，皇帝前往克里姆林宫。被遗弃的城市笼罩着沉闷静谧的气氛。在我们经过的长长的街道上，寥无一人。我军已在城市周围进入了阵地，有的军团被安置在兵营里。下午三点钟，皇帝跨上战马，对克里姆林宫和教养院做了一番视察，又巡视了该城的两座主要的大桥。尔后他回到克里姆林宫，住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房间里。
各方面的报告都谈到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在撤出该城前曾会晤过一次。据说罗斯托普钦主张把城市毁掉，但库图佐夫反对这样做。他对这个建议以及总督提出的其他一些措施非常愤慨，因此拂袖而去。从其他一些情报看，这两个互相心存芥蒂的大人物很少会见。
看来，像对罗斯托普钦一样，库图佐夫把沙皇也蒙在鼓里，直到最后关头才向他透露了真实情况，因为在彼得堡也像在莫斯科一样，人们在为俄军想象中的胜利大唱“感恩赞美诗”呢。听说第一批从博罗迪诺撤下来的伤兵于12日抵达莫斯科，尽管人们不以为意，可第二天失败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一连两天，莫斯科的部分民兵被派去增援正规军。别说莫斯科的居民，连那些政府要人也是一直到我军进城的前一天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我们收到的许多情报都是自相矛盾的。有的情报说一直到最后一刻，那些撤离首都的人还对没有撤走的人保守秘密。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女演员一再提起她同一个叫做波罗兹丁的将军的谈话，皇帝对此很感兴趣，表示想召见她。据那位将军说——应该说是据这位女演员说，人们对沙皇甚为不满，也不喜欢同波兰人打仗。俄国的贵族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财富和产业，因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争取和平。他们将向沙皇亚历山大施加压力，迫使他谋求和谈。她还说库图佐夫像欺骗了俄国的公众和莫斯科总督一样，也欺骗了彼得堡朝廷。人们都把他想象成一个胜利者，可他却轻率地撤离首都，那样必然会毁掉俄国贵族们，同时也会迫使政府急于求和。贵族们由于被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所欺骗，因而对库图佐夫和罗斯托普钦怀恨在心。
晚上八点钟，郊区突然蹿起火舌，虽然大火被我们的人员好不容易扑灭了，可人们对此还是不太重视，因为大家都把火灾的原因归咎于部队的不谨慎。
当晚，皇帝很早就睡了。当时大家都累得精疲力竭，都像他那样急于早点休息。十点半钟，一个我在彼得堡任特使时就跟着我的精力充沛的仆从唤醒了我。他说四十五分钟前，莫斯科全城着火。我一睁开眼睛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火焰发出的强光已经把我的房间照得通亮，甚至在房间中央都可以看书。我从床上一跃而起，边穿衣，边吩咐仆从去唤醒宫廷总管迪罗克。由于着火的街区是离克里姆林宫最远的街区，我们决定通知莫蒂埃元帅，让禁卫军处于戒备状态，而暂时不唤醒皇帝，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因为他近几天来太累了。
我迅速跨上战马，想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集中一切我能够掌握的人。我还需要证实一下散布在全城各处的我的部下是否在进行各种不必要的冒险。一阵强风从北边吹来。正吞噬着两个街区的熊熊烈焰，开始向市中心蔓延，火势越来越猛。9月16日夜大约十二点半钟，第三起火灾在稍靠西的街区也发生了。不一会儿，在另一个街区又发生了第四起。这时，风向已稍稍偏西。大约凌晨四点钟，火势已广泛蔓延，看来非叫醒皇帝不可了。皇帝起来后，立刻派出更多的军官去了解火灾的规模以及火灾发生的时间。
我军处于戒备状态。没有撤走的居民都离开自己的住房，集中到各个教堂里。他们从那儿发出一片叹息声。前一天，我们就派人四处寻找灭火器材，可是一无所获。很明显，这些器材即使没被带走也已经被破坏殆尽，不能使用了。从一些房子里，法军官兵抓到了一些Boutechntcks(正在执行任务的警察)和俄国农民。他们是在往易燃物上点火时被捕的。那些易燃物事先被放在房子里，显然是准备烧毁城市时用的。
波兰士兵报告说他们已经抓到一些纵火犯，并且开枪打伤了若干罪犯。他们说从这些人和一些居民口里得知，放火是警察们按俄国总督的命令干的。他们奉命在一夜之间烧掉全城。这些报告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被捕的人被监押起来了。法军又增派了瞭望哨和新的巡逻队，并在那些还没有燃烧的街区设置警戒线。可是不断传来的有关火灾的消息增加了我们的忧虑。
皇帝显得心事重重。快到九点半的时候，他步行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院子。恰在这时，两个被当场捉住的纵火犯被带了进来。他们都身穿警服。我们当着皇帝的面审问了这两个人。他们供出了自己的任务：他们的长官命令他们焚毁一切。自然，房屋就成了放火的目标。在每个街区，他们都准备好了大量的易燃物——他们听说，这是总督罗斯托普钦下的命令。警官把他们分成小组，然后派往各个街区。行动命令是头天夜里下达的，次日早晨一位军官又重复了这道命令。这两个俄国人开始时支支吾吾，都不愿说出那个军官的名字。后来，他们中的一个人还是供了出来——那人只不过是一名下级军官而已。他们当时都不可能或者不愿意说出他现在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他。我把这些俄国人的话给皇帝翻译成法语。当时陛下的幕僚都在场。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证明他们说的都是实话。这些纵火者全都被关押起来，其中有的人受到审判，有八到十人被枪毙了。
烈焰继续从已经燃烧的街区的边缘向其他街区扩展。克里姆林宫周围的房屋已经燃烧起来了。稍稍偏西的北风掀起了更可怕的火浪。火势还在大面积继续蔓延，强风把大量的火星播向远处。火场周围的房屋即刻也落入了可怕的火海，连最勇敢的人也不敢稍微接近这片烈焰。空气灼人，松木的火星四射。
军火库那支撑房顶的栋梁着了火。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御厨也伸出了火舌。那儿的人们拿着扫帚和铁桶奋力灭火。他们拼命扑打从天而降的火星，用水浇湿房顶的横梁。皇帝亲临军火库的救火现场。他的出现鼓舞了禁卫军官兵。他们终于以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扑灭了那一片大火[禁卫军的炮手和步兵担心地看到拿破仑出现在如此危险的境地，因而人人奋勇争先，急于把火扑灭。拉里里布瓦思埃将军恳求皇帝赶快离开。他指出，皇帝在场只能使炮手们在大火中作出无谓的牺牲。——见他所著的《1812年手稿》。]。
我急忙赶往宫廷马厩，因为皇帝的马匹都拴在那儿，此外还有沙皇加冕典礼时乘坐过的马车。当时马厩也着火了，马夫和侍从们凭着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奋力灭火。一些人爬上了屋顶敲掉木头上的炭渣，另一些人正在使用我在夜里装好的两台灭火机(这两台机器原先完全被拆散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们是在一个燃烧的窟窿下拼搏。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们拯救了美丽的哥利津宫以及附属的两幢房屋——当时那些房屋都已烧着了。在灭火中法军居然还能够得到哥利津亲王的仆从们的襄助。那些仆从对他们的主人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在这场同烈火的搏斗中，我们每个人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烟火，我们呼吸进去的都是烟火，身体再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于长久支持。克里姆林宫南边的桥被烈火烤得如此灼热，以致当大量的火星溅落下来时，桥面上就火苗乱蹿。尽管禁卫军和工兵们决心要保住这座桥，火焰还是此伏彼起。我和禁卫军的将军们、皇帝的副官们不得不帮他们一把。我们始终留在那片火海的中央，以便鼓舞那些被烤得半死的人们。同这样的烈火作斗争，你必须不住地运动，不能老站在一个地方，否则就会被烧伤。尽管如此，那些掷弹兵的皮毛帽子还是被烤焦了。
就在这时，烈火扩展到了更大片的城区。我军进驻的北区和西区也大部分燃烧起来了。浓烟笼罩了那些豪华的剧场和大型的建筑物。西风继续在刮着，火势有增无减。人们不知道这场火灾要烧到何时何地才结束，因为人们无法控制它、征服它。火焰越过了克里姆林宫城墙，但是看来莫斯科河可能会拯救莫斯科的东城区。
大约下午四点钟，烈火还在熊熊燃烧。尽管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报告，说俄军还在沿着通往喀山的道路撤退，皇帝却开始考虑这场灾难也许同敌军的活动有关。于是，他下令弃城，禁止部队把任何军需品丢在城内。
统帅部设在通往彼得堡大道旁的彼得罗夫宫。这是一座乡间的官邸。沙皇在莫斯科进行加冕典礼以前就常常喜欢住在这儿。由于大火的关系，我们无法走近路直达彼得罗夫宫，而不得不绕道西城区，穿过废墟、灰烬，甚至烈火。当我们到达那儿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第二天，我们一直呆在那座宫殿里。城里的烈火还在以新的势头继续猛烧。但是从克里姆林宫到彼得罗夫宫的那一部分街区被我们抢救出来了。统帅部和禁卫军就驻扎在那一带。皇帝在深深地思索着，没有同任何人说话。
在一些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筑物里，我和一些人都亲眼看到了俄国人预先设置的导火索。那些导火索都是同一种型号，我把其中一部分带去给皇帝看。这些导火索还是在皇帝进城时，在住宅区，甚至在克里姆林宫的皇家卧室里找到的。迪罗斯内尔先生、特雷维佐公爵、迪马伯爵和其他许多人也在他们的门口看见过这些东西。可惜当时他们对此并没有当一回事，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实体——莫斯科总督及其政府还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
一位俄国警官曾供认(他是在我们进城那天被捕的)，纵火的准备和实施都是按照总督罗斯托普钦的命令去做的。那位警官是当勒卢涅男爵进城寻找陛下需要的代表团时，落入我军之手的。他知道所有那些正在进行中的活动。他那些坦白的供词，后来被一些警察的供词和许多报告证实了。关于放火的准备工作，他还提供了许多细节。如今这些细节使人们不再怀疑是总督下的命令这一事实。同时他还适时地揭露了俄国人烧城的阴谋。那些纵火者有的受到审判，有的丧了命，有的蹲了监狱。正如皇帝所说的，他们都成了盲目服从上司的牺牲品，而他们的上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疯子。
被勒卢涅男爵抓到的那位俄国警官出于无奈，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他的情报听来令人惊骇，并且不无混乱之处，最初留给人们的印象，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个不幸的俄国人在别人不需要他时，被送到禁卫军监禁起来。直到火灾发生时，人们才记起了他说过的话。人们还想起，当出现第一起较小的火灾时，他就大声宣布，不要多久，还有更大的火灾会出现。可当时大家还认为那只是由于笼火距离木头房子太近而引起的。当全城各区都燃起熊熊大火时，他又说，烈焰将要毁灭这座城市，因为总督的命令已经付诸实行了。我们曾经怪罪他有意危言耸听，扰乱军心，此刻这一切都成了事实。因此他又被带出来审问。除了原先提供的情况，他又作了一些补充。他的话也证实了其他纵火者的话：在罗斯托普钦撤走的前一天，有好几位警官被召到一个他指定的隐蔽地点，接受了他准备烧城的命令。他们奉命：一接到放火的暗号，立刻就动手。开过几次会议之后，警察头目指定了一个新的场所，让下级去报告情况。在指定的那一天，各警官几乎同时都接到了总督发出的命令，他们把那个命令传达到自己管辖的街区，让人们放火烧房子，让消防队拿走灭火机，凡是不能用马驮走的灭火器材都被拆掉或者藏匿起来。
进莫斯科以前，皇帝本来不打算住在城里面的。这场大火，以及后勤供应遭受到的破坏，似乎使皇帝坚定了原先的想法。事实上，这时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纳夏泰尔亲王甚至曾经设想过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勒斯国王不断地送来报告，说是俄军正在崩溃。他还在一个急件中表示了他所希冀达到的结果，并且按照他的愿望做出了保证。这一切不久就动摇了皇帝的决心。
缪拉元帅眼里看到的是俄军沿着通往喀山大道的撤退、俄军的逃亡和溃散，哥萨克骑兵准备同俄军分道扬镳，有人甚至还想同胜利的法国人合作，完成“共同”的事业。哥萨克的首领不断地阿谀逢迎，终于征服了那不勒斯国王。国王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给对方以宽宏大量的暗示，法军的前锋部队不需要再打仗了。而哥萨克军官们从国王那儿了解到他将向何方前进，他打算在哪儿建立自己的司令部。缪拉的前哨部队每到一地，哥萨克人都对他们关怀备至，生怕发生什么不妥的事情。讨好、卖乖，无所不用其极，为的是讨国王的欢心。他们那些表示敬仰的谈论也使缪拉快活得忘乎所以。
因此皇帝对国王的信件并不完全相信。那些大肆吹捧缪拉的评论也使他感到怀疑，他发现国王被敌人戏弄了。他要国王相信，库图佐夫向喀山撤退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但皇帝当时也看不透敌人调动的真实意图。在缪拉看来，如果情况如皇帝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装模作样的撤退的原因是由于敌军正在瓦解以及哥萨克人的不满——因而可以断定，敌军虚张声势的撤退只是一场骗局。尽管如此——如果这是真的——皇帝也感到心满意足，但他还是看出了敌人的一些阴谋：蒙蔽和欺骗国王，对他施放诱饵，引诱他落入陷阱。
9月18日，皇帝回到了克里姆林宫。由于他离开莫斯科，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那些被我们从火海中抢救出来的房屋遭到抢劫，那些留下来的城市居民受到虐待，商店和酒窖被强行打开。从那时起，各种暴行和犯罪便泛滥成灾，其原因就是那些喝得烂醉的士兵们摆脱了上司的约束。城里的一些不法之徒也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开始进行抢劫。他们还领着法军到酒窖及一切他们认为可能收藏着财富的地方去，以图在抢劫后能够分享赃物。那些没有进城的部队也派出自己的小分队来获取他们需要的粮食和战利品。这种有组织的搜索，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军需品被找到了，人们获得大量的酒和白兰地。沿着码头一线的粮仓和饲料仓库没有受到火灾的侵害。自从会战以来，人人都急于搞到更多的饲料，尤其是当法军从斯摩棱斯克向格日阿次克进军时，由于草料缺乏，军马常饿着肚子，死亡率很高。现在他们如愿以偿。光是15日和16日那两天我们弄到的草料就够用好几个月了。一部分食品在人们找到时就消费掉了。多亏那些剩余的粮食，使得我们在离开莫斯科前都生活得相当富足，甚至在撤退的部分日子里，这些粮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许多人和马免于饿死[拉雷在《军事外科学》一书中估计，从莫斯科找到的粮食足可供全军食用六个月。]。
皇帝一回到莫斯科，立即忙于整顿部队。陛下认为俄国人出于憎恨才放火烧城。而法军拼尽全力去扑灭大火，从这一点来说，也足以宽恕法军士兵所犯的罪行。
皇帝指示勒卢涅先生去寻找一个俄国人，这个人要能够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又能把他听到的话带到某一个适当的地方去重复。图托尔明先生是教养院的院长。他像一个优秀的父亲那样，把绝大部分孤儿遣散之后，仍然勇敢地留了下来。看来他是会不负使命的。作为未亡皇后的慈善机关的一个负责人，他的地位使他的报告有一定的权威性，并能在彼得堡的各个阶层产生影响。他被带来晋见拿破仑，勒卢涅先生在旁进行翻译。
这位俄国人对我军帮助和保护了他的慈善机关说了许多表示感激的话。皇帝向他保证说进行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纯政治的动机，而不是出于个人仇恨。和平是他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他再一次解释了这场战争后，他说，他曾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被迫进入莫斯科。他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做了各种各样的好事，保护私人财产，镇压纵火犯，那场火是俄国人自己烧起来的。
图托尔明先生给彼得堡的信刚写好，他就获得通行证和其他一切便利条件，使他的一位职员能以信使的身份去彼得堡。
除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军团以外，其他全部法军都驻在城里或者城郊。从火海中逃出来的俄国人都已经在教堂和公墓区，以及一切他们认为不会受到军队骚扰的地方找到了安身之处。建立在广场上的大部分教堂给人们逃避火灾提供了相当安全的处所。许多难民已经前往彼得罗夫宫，我们全力帮助了这些不幸的人们。在哥利津宫，我给大约二十四位难民提供了住处。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查格里斯基，他是沙皇的御厩大臣。他留在莫斯科，是想挽救他的房子，那是他倾毕生心血关注的财产。在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位俄军少将，他双亲都是德国人，在为叶卡捷琳娜女皇服务了多年之后，他退休住在莫斯科。此时这些闷闷不乐的人们除了身上的大衣，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此次重返莫斯科，一点也不比离开时心情轻松。自从我弟弟死后，我自己的惨淡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最近的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又简直是给我的致命一击。那些即将包围我们的恐怖更加深了我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人民所遭受的如此深重的灾难，一个人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完全医治好的。在严重的浩劫中，他的心情只会变得更加沉重。我的心碎了，那些从来不曾见过这种悲惨场面和毁灭情景的人是幸运的。
莫斯科的大部分城区已化成灰烬。离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北区由于风向转西而获救，有些处于上风的孤立的住宅区也完好无损。城市四周华丽的官邸也逃脱了毁灭性的大火。只是由于主人的关系，总督罗斯托普钦先生的住宅被烧成了焦土。为此，他曾在通往他的住宅翁佐沃的一个指路牌上贴出布告，以表明他的心愿。毫无疑问，这个举动在他看来是一种爱国行为。人们把这个布告呈送给皇帝。陛下把此事变成挖苦总督先生的笑料，并叫人把这个布告送往巴黎。毋容置疑，这个布告在巴黎产生的效果如同在军队一样，是皇帝始料不及的。它对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总督赢得了更多的钦慕者，而不是批评者，尽管当初写这个布告的目的是用牺牲自己的房屋去鼓舞那些爱国者。布告是这样写的：
“八年来，我建设了这块土地。在这儿，我同全家人一块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你们到来的时候，我公寓里总数为一千七百二十位的房客正在离开这儿。对我来说，我宁愿烧掉自己的房屋也不愿让它受到你们的玷污。法国人留在莫斯科，我放弃了两幢公离，连同家具，价值共计五十万卢布，但你们所看到的只能是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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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举棋不定
七、举棋不定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没几天，皇帝公开宣称他决定把冬营建立在莫斯科。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莫斯科的粮食供应和居住条件都比其他地方好，因此他下令派兵把克里姆林宫和城市周田的庙宇、女修道院保卫起来。他还下令用制订冬季防御计划的眼光对邻近地区进行了几次侦察。
皇帝还采取了另外许多预防措施。他宣布说他将下令在法国和波兰征召新兵，打算组织波兰哥萨克部队。“为此，命令已经发出了。”皇帝说道。预备军团获令加入我们的战斗序列，所有那些增援部队都被派去掩护我军的后勤，保卫运输队和通讯联络线。
邮局周围修筑了防御工事；战役前我组织的通讯体系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皇帝和统帅部每天收到的从巴黎送来的急件在路上只需用十五天(常常是十四天)。陛下总是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信使的到来。有时仅仅是晚了几个小时，他也注意到了，甚至还会为此变得忧虑起来。巴黎的公文包、华沙和维尔纳的包裹就是皇帝情绪的寒暑表。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每一个人的心情都由来自巴黎的消息所决定。
少量的酒和其他一些物品运到了莫斯科。从后方来的军官、军士和后勤官员也陆续补充了部队。当时我军各部队司令官的报告都能送达统帅部，通讯联络畅通无阻。从巴黎旅行到莫斯科就像从巴黎到马赛一样方便。尽管人们都不愿意在离法国这么远的地方过冬，然而人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在不断转变。皇帝的历次战役使法军的军力受到挫伤。和平总是用好几个月艰苦转战的代价来换取。过去除了普鲁士和波兰战役，我们总是在法国过冬的。对沃斯特普达和古兹塔德的回忆，以及普乌土斯克和普拉兹尼茨(1806年到1807年的战役)的风雪给军人们带来了忧郁。
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怀疑皇帝是否真打算在莫斯科过冬。从莫斯科到波兰的遥远的距离使敌人有无数的机会骚扰我们。此外，可能还有上千种不利条件妨碍着我军执行这一计划。但另一方面，皇帝专心致志于如此众多的防御措施，用如此明确的措辞去讨论这些措施，如果和平不能在冬季到来以前就实现的话，这些防御措施看来对皇帝的事业又是如此重要，以至我们当中那些最怀疑的人都终于相信皇帝有意要执行他的计划。当时，甚至连宫廷总管和纳夏泰尔亲王也改变了看法。因此，人们都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大家纷纷把遗弃在城里的有用的家具收集起来运回驻地，以安排自己的房间。木料和食品都属于收集之列。总之，人们都表现得好像一定要在春季到来之前，在莫斯科度过八个月的漫长时间似的。
而我却认为，皇帝在谈到他的计划时的圆滑腔调也如同他为“实现”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一样，无非是想转移公众的视线，好让部队收集到更多的粮秣。而更主要的是，以实力支持他对和谈的提议。当时，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提议。图托尔明先生像勒卢涅先生一样忠实地严守秘密，而后者曾另受委托。倒是皇帝本人在纳夏泰尔亲王面前无意中泄漏出他的提议的性质。
正如皇帝后来承认的，他对和谈的提议是有把握的。那是由于他在信中强调了法国人同火烧莫斯科无关，而且尽了他们的努力来控制这场浩劫。他表示愿意同俄国人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引诱俄国人作出答复，甚至主动提出媾和。莫斯科大火已经在皇帝脑子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极力想要消除这个事实会在部分俄国人中产生的不言而喻的影响以及打消俄国政府不大可能提出媾和的设想。可他总是相信他的好运，总是想象着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的俄国人会抓住一切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
确实，我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拿破仑皇帝对和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只有和谈才是把我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出路。可是皇帝认为他向俄国人提出和谈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宽宏大量。他给人的一种印象是，他的真实动机只是为了哄骗俄国人。他试图相信，要是他提出建议太迟，俄国人将不敢提出媾和。因此，他希望把自己从自己安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正是这种期望——立即实现和平的心愿，结果使他不幸地延长了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
那一年持续了很久的晴朗天气和温和气候也是使皇帝丧失判断能力的一种因素。在他的补给受到威胁和攻击以前，也许他真的想在俄国建立冬营。如果他留在俄国，正如他说的，莫斯科的政治地位、它那众多的幸存下来的建筑物，它的资源和军事态势都比其他地方要好。
就是在他的上层小圈子里，皇帝所说所为，以及所发布的命令，无不以驻守莫斯科城为前提。这样一来，甚至连那些参与皇帝最高机密的人们也在一段时间里对此深信不疑。
这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后十天到十二天里的情况。人们都认为，只有当我军的炮兵护卫队受到攻击，我们的邮件不能按时到达，我们才会被迫转移。
看到气候这么好，我军还是没有要撤离的迹象，我也怀疑，我军是否会自动退出莫斯科了。我想，在冰冻开始前，皇帝甚至不可能想到要撤退。特别重要的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证大军团能跨过冰原。尽管从当年在沃斯特鲁达和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中人们联想到俄罗斯冬天将意味着什么。此外，对1807年的回忆又使人们想到了皇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每一天，人们都发现了一些藏有大量货物、衣服和皮毛的商店和地下室。因此，许多人都争相购买过冬的必需品，事后证明这些物品拯救了法军不少人的生命。
我给所有部下发了薪金，并命令他们在大衣里衬上皮毛。要是买不到大张的毛皮，至少衣领子要衬上皮毛。我还下令制作皮帽子和皮手套。我一进城，就组织了一些工场，制造交通工具，以备运送饼干和饲料。我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马掌仓库，以便给马匹钉上冰钉，使马匹能在冰雪中奔跑。总之，我采取了一切有效措施来对付在冬天可能遇到的困难。靠着这些措施，我的病号和车辆才能平安地到达遥远的维尔纳。
皇帝重返莫斯科后，曾下令在克里姆林宫院内举行阅兵仪式。我们花了很大力量建立了一些烘烤炉。一个炊厨服务系统也组建起来了。建筑防御工事的工作正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达武军团的一部分部队开进城内，以加强城市防务。城郊的蔬菜，特别是白菜都被仔细地收割回来，大堆大堆的干草也被运回城里，城市周围两、三里格内的马铃薯也全部被收获干净，车辆日夜都在繁忙地运输。由于面粉开始缺乏，我为皇室人员们开办了一家磨坊；我叫人们烘烤出大量的饼干，我们还制造出很多雪橇。一句话，不论是继续留在城内，还是马上撤离，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还精心建立了一些医院，我在克里姆林宫旁边就专为皇室人员建立了一座。当时，大批饱受疲惫之苦的军人又受着头痛发烧的折磨。
图托尔明先生送去彼得堡的谈判建议被俄国人当作是我军已经落到山穷水尽地步的证据，这是他们早就期待的。当俄国人在讨论那个提议时，如前所述，皇帝正夜以继日地埋头于他日常的工作。法国和巴黎是他关心的主要目标。信使们带着从莫斯科签署的法令和决议频繁地启程回国。
皇帝习惯于在被征服国家的皇宫里下达和平的命令。而这一次，对手的沉默使他惊诧不已。这种沉默越久，越是证明沙皇的抵抗决心和俄国人民的愤怒情绪，拿破仑皇帝就越是相信和平协议只能在莫斯科达成。他希望以自己温和的态度博得对方的好感，他以谴责放火来为自己开释，他甚如(？)尽全力逮捕罪犯。他说：
“很难看出由于仇恨所产生的动机能妨碍我们双方达成谅解。我们到达了俄国古老的首都。从军事的观点看，不管多么有利，可不签订一个初步和平协议就离开这里会被人们看成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整个欧洲在注视着我们，他们会把我们在明年春天肯定会获得的胜利判断为我们今天的失败。如果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那时起，皇帝实际上已经准备撤出俄国。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英国的贸易。他想以此来抵消他的军队在荣誉上受到的损失。陛下想重新争取沙皇亚历山大。他似乎是自愿做出一些对方没有料到的牺牲，给沙皇一点让步，使他不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皇帝力图消弭相互敌对的令人讨厌的记忆。因此他决定亲自直接给沙皇写信。勒卢涅先生奉命到医院和俄国俘虏中寻找一位能给彼得堡送信的高级军官。结果他找到了，此人是俄国驻德国外交官的兄弟。
皇帝把他曾经向图托尔明先生说过的话又向这位俄国军官重复了一遍。他提出了有关法、俄和解及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但是，这位俄国军官却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只要法国人仍然留在莫斯科，他就怀疑双方能否达成任何谅解。然而皇帝当时对这个看法不予重视，只是让俄国军官把他的一封信带走。陛下自我安慰说，彼得堡内阁之所以对提议没有作出反应，是由于他们害怕法国人在谈判中要价太高。而他表示的温和态度给俄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一定会急于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就是这个致命的想法，这种不幸的希望，使得法军仍然留在莫斯科，后来不得不冒着冬季的严寒撤退。这个严冬所索取的生命比任何瘟疫都要多得多。
皇帝当时的这一想法只有纳夏泰尔亲王、勒卢涅先生和我知道。依照皇帝提出的要求，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守着秘密。
现在，让我来谈谈那不勒斯国王。他沿着喀山大道信心百倍地跟踪俄国军队。其间他曾回到莫斯科晋见过皇帝，第二天，才回前卫部队。
国王在莫斯科时，欧仁亲王、纳夏泰尔亲王、埃克米尔亲王凑巧都到了皇帝那儿。皇帝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军立刻向彼得堡进军是否行得通。按照国王的说法，俄国人正在全线退却，部队混乱，士气低落，哥萨克人随时都准备离弃他们。皇帝真的相信有进行新的远征的可能吗？他真的认为在寒冬到来之前还有时间执行这一计划吗？他以为部队还有如此雄厚的实力能实现这一目标吗？从他以前和后来对纳夏泰尔亲王说的话来看，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打算实行这一计划。且不说我军的炮兵和骑兵实力大减，就是从敌人方面来看，库图佐夫就近在眼前。他们有组织完善的步兵和庞大的骑兵部队。显然，这一计划是行不通的。
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并没有把俄军看得一团糟，因而没有像国王那样盲目乐观。他们坚持说我军需要休整，而且有必要尽快地在良好的冬营里进行整编。
皇帝一定是想通过说明法军还能胜任任何军事行动来分散大家对军队巨大损失的注意力。他一定是想驱散来自彼得堡的声音。他还急于想知道部队中知识分子心里想的是什么。对皇帝提出的计划，元帅们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我们依然留在莫斯科。
俄国人继续用甜言蜜语哄骗那不勒斯国王，用无微不至的关心来麻痹他的斗志。同时我军的前卫部队完全陶醉于同敌人的礼尚往来。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们却很少向前推进。这样做当时是深受士兵们的欢迎的，因为他们都不愿远离莫斯科的酒窖和其他所有的好东西。这一切都被那些留在城中的部队享用了。由于法军的前卫部队离俄国首都不远，因此他们仍能每天都得到这些东西。
国王不想推进太远，无疑他也没能了解到皇帝命令的重要性[拿破仑曾命令缪拉从梁赞大道向土拉大道进军，直至得到关于库图佐夫的消息。]。因此，前卫部队表现懒散，进展迟缓，只是经常变动着他们的阵地而已(我只是重复当时从皇帝那儿听到的情况)。为了自我辩解，国王一再在信中表白，他是在用巧计捉弄哥萨克人，而那些哥萨克人已不想再同我们作战了。他说，他可以攻击他们，尽管他们不会向法军开火。总之，他们已不再具有自卫能力，而且实际上正在脱离同俄军的联系。他还说，他发现俄国农奴对现实极为不满，许多人已经在谈论着争取自由，等等。
纳夏泰尔亲王把两封这样的信拿给我看，皇帝也给我看过三、四封，这类信件的内容大同小异，皇帝问我对此有何想法。
“我认为他们在愚弄那不勒斯国王。”我说道。
皇帝和亲王都同意我的看法。
皇帝曾一再命令那不勒斯国王率军紧追敌军，识破敌人的诡计，侦察出库图佐夫的行踪。现在，这些命令全都落空了。因此他为伊斯的利亚公爵组建了一个军团。这个军团是由达武的步兵和禁卫军的骑兵组成的。拉·何塞师也编入这个军团。
那不勒斯国王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开始按照皇帝的命令向卡卢加方向追击。直到那时为止，他还同哥萨克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把自己的手表、宝石都送给了他们，甚至差一点没把自己身上的衬衣都送出去。他根本就没发现狡猾的哥萨克人正在戏弄他，让他把注意力放在通往喀山的道路上。而在这种烟幕的掩盖下，俄军主力已经转向卡卢加大道达五天之久了。他们乘着夜色，在首都莫斯科熊熊火光的映照下行军。
9月23日，我军的运输队受到敌人的袭击，可我军的前卫部队和哥萨克人的非正式谈判还在进行中。皇帝知悉此事后，十分气恼。他禁止再谈判下去。过去皇帝曾一再说明过这种对话的意义。此时，他将对话取消了。这个事件看来非常严重，皇帝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关于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军团，他所关心的是，人们在谈论些什么。
“这种同敌人的联系，”皇帝说道，“目的只是为了警告部队，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远离法国，不要忘记俄国的气候，俄国的冬季。现在我知道俄国人在说这场战争是不公正的，是失策的，我攻击俄国人是不义的。他们会向我的士兵们大谈沙皇的和平目标，谈他如何爱护法国人和他们的缓和政策。通过这些甜言蜜语，俄国人正在把我们勇敢的士兵变成叛徒，使那些英勇的人丧失斗志，为俄国人的事业增加支持者。缪拉是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的蠢笨远远超过了他的精明……我要把第一个再同敌人对话的人枪毙掉，哪怕他是将军。”
皇帝绝对禁止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与敌人进行交往。为了照顾那不勒斯国王的感情，命令只是直接送交塞巴斯蒂亚尼将军。
事态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们的前卫部队和敌人实行了心照不宣的停火。敌人从停火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麻痹我军的警惕性，派出特遣分队进入了斯摩棱斯克市，把法军没能送走的十五辆弹药车全部烧毁。他们扰乱了我军后方的通讯联系，使信件迟迟不能送到莫斯科。这件事使皇帝大发雷霆。皇帝发这么大的火，在战役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同敌人友好往来的浪头当时还波及到伊斯的利亚公爵指挥的部队。皇帝得知此事后，极为烦恼。他没收了两面我军接受的停战旗，并且严令公爵不得再接受此类东西。他还命令公爵派人在前哨没收一切从敌方寄来的信件，并把这些信件送交统帅部，以避免任何与敌人私人之间的联系。
“所有这些停战旗下的谈判，”皇帝当着我的面对贝尔蒂埃说，“只能对要求谈判的那一方有好处。现在这种谈判正从各方面削弱我们的优势。”
皇帝要求贝尔蒂埃把这个命令转达给贝西埃尔元帅。
皇帝差不多每天都骑马视察城内的各个部队和城周围被当做军营的女修道院。那些修道院的高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个小城堡。他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整个法兰西、波兰以及在他统治下的德国，也感觉得到他脉搏的跳动，就好像他仍然坐在杜伊勒里宫一样。每一天，邮差、信使们都带来许多信件，然后又带着命令返回法国和欧洲。当时邮政通讯已经十分健全、准时。邮件通常都是在下午两点钟左右到达莫斯科。
晚饭后，皇帝经常接见元帅们、博阿尔内和那些可以暂时离开部队的师长们。一个星期里他常有三、四次召来这些军事首脑共进晚餐。在饭后的闲谈中，皇帝能够很好地控制与会者的观点，并从政治上指导全军的舆论。
为了那些留下来的可怜的俄国人的利益，皇帝想找一些德高望重的俄国人来管理市政。他下令寻找这样一位俄国人。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图托尔明先生是个合适的人选。然而，教养院的工作太需要他了，他根本无法接受别的任务。
皇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同我讨论过任何政治事务，而且纳夏泰尔亲王在开始时对皇帝想要举行的那种谈判并不很了解。因此，我也只是在后来才认识那几位俄国人的。皇帝发现我的看法总是同他的想法相抵触，对我心怀不满。所以，我不敢贸然去见图托尔明先生。至于在我保护下刚脱离了灾难的查格里斯基先生和其他俄国人，我也求宫廷总管告诉皇帝一声，以免以后发生误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全是些老人，并且全是些早就离开了政府的无足轻重的人们。谁知皇帝竟想在市政管理中雇佣这些人。有一次，他暗示说，他想要见一见他们。但这些俄国人婉言谢绝了皇帝关于要他们任职的要求——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衣服穿。现在人们是不可能想象他们当时的那种狼狈相的。
除了陪伴皇帝骑马出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住房。尽管我和我的参谋们置放车辆的哥利津宫在我们去彼得罗夫宫的那天夜里遭到了彻底洗劫，可我还是搜集到很多书籍，所以也偷闲读了不少书。在克里姆林宫，我占用了两间南边有阳台的小房间。当时在宫中，除了大厅以外，别的房间都谈不上什么布置，因此，我们都不得不购买那些从烧毁的房子中抢救出来的家具。用这种方法，我用几个金币就买下了俄国皇家的全部肖像画，这些名贵的画被士兵们当作营房里的隔板。
当时，天空是那样晴朗，气候是那样温和，甚至连莫斯科的居民们也感到奇怪。看来，似乎连季节也和沙皇一起图谋欺骗皇帝[“少有的好天气。居民们说：‘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以往的冬天要冷得多。’”——见卡斯特朗的《日记》。]。每一天，当我在场时，皇帝都非常尖刻地评论说，莫斯科的秋天要比枫丹白露的秋天更晴朗、更暖和。他每天都骑马出巡。他出外时没有哪一天不讽刺性地拿本地的气温同法国的气温做比较。他常哼着一首古老的曲子，他只是把其中的歌词改成了更妙的句子和适当的诗句：“一个旅游者以最轻松的态度撒谎”。——A beau mentir qui vient de loin。(远方来客撒谎戳不穿。)他还怕这样说不够尖刻，有时，还要对阳光评论一番：“这么说，这就是科兰古先生拿来吓唬小孩的莫斯科之冬啦。”
我们在莫斯科已经住了三个星期。自从会战以来，皇帝还没有对我提到过我弟弟的死，尽管他在文告中用最热烈的言词赞誉过他。
“我能为您兄弟的幕僚们做些什么呢？”这是皇帝谈到我弟弟时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引起了我极大的痛苦。“他们一定都是些优秀的军官，因为他们的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不死，一定会大有作为。”
我对陛下说，如果他答应的话，我将建议提拔和奖励我弟弟麾下的全体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和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
皇帝回答说：“今天我就要把这件事办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皇帝所有的参谋军官，传令军官、副官以及那些隶属于统帅部的将军们和军官们都是在御厩大臣的指挥之下。——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皇帝之所以不愿对我提起我弟弟，那是因为一提到我弟弟就会使他产生一种对我不满的情绪。他在同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谈话时，就时常提到我弟弟。
就在会战的当天晚上，皇帝同纳夏泰尔亲王这样谈到了我弟弟：
“他是我最好的骑兵军官，他思想敏捷、目光锐利、英勇无畏。如果他还活着，到战役结束时，一定可以取代缪拉元帅。”
皇帝批准了我的建议，提升了我弟弟的下属人员，尤其是他的副官们，但皇帝绝不在我面前再提到他了。
从皇帝收到的报告来看，我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一切事情都使他感到自己处在艰难困苦之中。但是困难越大，他就越有决心去克服它们……
尽管大部分军团都有一些物资储备，可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部队物资的后勤服务却十分脆弱。他们既没有军队保护也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把军需品运送上来。皇帝幻想能同过去的战役一样，会遇着某些商业公司，只要拿出黄金或者纸币，他们就会把你所需要的物资送来。但是，哪儿没有适当的行政管理，哪儿就不会有承包商。像往常那样，当他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时，皇帝反而会做出更大胆的决定，寻找能够克服困难的办法。此刻他想，利用那些贫穷的难民一定是个可行的办法。他认为那些袭扰我军运输线的哥萨克骑兵必然会同情他们自己的同胞，因而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我军所需要的。于是，他下令成立一个俄国公司，专门到乡下从事食物采购。可是，没有一个俄国人敢自愿参加，尽管我们事先许愿用现金做交易，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哥萨克人对待莫斯科的居民不会比对待法国驻军更好一些。
皇帝很长一段时间来没有同我讨论过政治问题。在10月2日或3日，他突然问我，如果向沙皇提出和平建议，沙皇是否会答应呢？当时，他并没有同我谈到他已经向沙皇写信一事。我坦率地回答说，在我看来，俄国人牺牲莫斯科的做法就表明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随着气候转冷，对俄国人有利的机会将更多。总而言之，既然沙皇下决心放火烧毁莫斯科，他就绝不会在这个废墟上签订和约。
“您愿意去彼得堡吗？”皇帝问我，“您去见沙皇，我让您带一封信去，您将去缔结和约。”
我回答说，由我去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他们不会接待我。皇帝做了一个滑稽相，他戏谑地说：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沙皇一定十分渴望通过给他谈判的机会来捞取好处。他的那些贵族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再加上莫斯科被烧毁，他一定会急于实现和平的。皇帝十分肯定地说，“放火烧莫斯科是一件愚蠢的事，纵火的那些疯子当时可能会自我吹嘘一番，但是，一到第二天，他们就会追悔莫及。沙皇看得很清楚，他的将军们没有本事——就是再强大的军队在这些将军们的率领下，也是无所作为的。”
皇帝继续同我争论，企图用他的道理说服我，劝我接受这样一个使命。
我把上面说的话一再重复也不起作用。皇帝说我弄错了。他刚刚听到从彼得堡传来的消息说，俄国人正在惊慌失措地收拾东西，准备迁都。最贵重的东西已经送往内地，有的甚至送到英国。沙皇对形势一筹莫展，因为他的军队减员太多，再加上士气低落，而法国军队已做好了进军彼得堡的准备。陛下还说，气候仍然对我们有利，如果我们向彼得堡进军，沙皇政府就会彻底垮台，沙皇就会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一定会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抓住我们的任何一个关于和谈的提议。因为那样，他才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爬出他为自己设置的绝境。
皇帝发现他的话不能动摇我的决心。于是就说，由我起头，每一个曾经到过俄国的人都同他大讲有关俄国冬天的神话。他还是坚持他要我出使彼得堡的要求。皇帝看到我执意不从，以为只是因为过去我在彼得堡受到过热情款待，而现在俄国正在遭到浩劫，我去那儿会感到处境尴尬。他说：
“很好！那么你去库图佐夫的统帅部吧。”
我回答说不管是去彼得堡，还是去见库图佐夫，都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我想起了沙皇亚历山大在一次会见中同我说过的话。我深知他的性格，他绝不会在自己的首都签署一项和约。他一定会拒绝这个提议的。我还说，我们这项建议根本不会得到响应，因而最好不要提出这种建议。
皇帝突然转过身去，他说：
“好吧，我派洛里斯托纳去。他将要享受缔结和约以及拯救你的好友亚历山大的皇位的荣誉。”
果然，没过多久，皇帝就把会见库图佐夫的使命交给了洛里斯托纳先生。
洛里斯托纳先生于10月4日和5日到了俄军的司令部。他受到很好的接待。库图佐夫拒绝让他再继续往前走。当时洛里斯托纳先生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每一个俄国人都急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他们看来比我们更加疲惫不堪。有人告诉他，彼得堡很快就会做出答复的。这个话使皇帝十分愉快。他希望和要求的就是在谈判和拟定条款时，双方能够停止敌对军事行动。他猜想，事情将正如在过去那些相类似的情况下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谈判过程中，交战双方都蹲在自己防守的工事里，各处都平安无事[在库图佐夫和洛里斯托纳的会谈中，库图佐夫不同意任何形式的休战。他只同意两军的前哨部队停火。这样库图佐夫就为自己保留了行动的自由。在法军的两翼，哥萨克骑兵就可随意进行袭击。]。
听纳夏泰尔亲王和迪罗克说，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提出的建议，俄国人都不予理睬。皇帝认为那是因为自从巴拉索夫从维尔纳回去后俄国人胆怯心虚罢了。当时如果不把波兰恢复到原来的规模，皇帝是绝不罢休的。现在，他开始看到事件的发展和俄国乡村的焚烧已经使俄国人变得不愿同法军善罢甘休了。而莫斯科的被毁至少已使得他们达到了丧失理智的程度。陛下忽然怀疑俄国人是否会接待他的全权代表。在洛里斯托纳动身的前一晚，皇帝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要他转告俄国人，说是皇帝的副官将要出使俄方。这样，他就事先得到了代表会受到接待的保证。
皇帝在心里仍然自我安慰：谈判一定会重开的——至少，他是这样说的。他在自己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的情况下，仍旧呆在莫斯科。自从他作出第一次努力后，时间已过去了这么久。皇帝以为他建议中提出的理由一定能说服俄国人。因为沙皇本人一定不敢奢望法国人会有这么积极的姿态。皇帝认为自己在他的眼里是能够信得过的。因此，陛下为重开谈判又进行一番新的努力。
像每一个人一样，皇帝本来应当意识到不断重复一种和平建议，只能向敌人暴露出我们的困难处境，只能更坚定他们的敌对心理——尽管皇帝还在一个劲地想进行和谈。作为一个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头脑的人，如此精于计算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盲目自信啊！他在敌人面前暴露了自己多么大的盲目性和虚弱性啊！他有着鹰一样锐利的眼睛和出色的判断力，怎么会抱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呢？这个矛盾，让人类学家们去分析吧。像拿破仑这样的伟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失误——他竟然会去企望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作为一个有着很强判断能力的人，这是皇帝的耻辱。这种奇怪现象并不代表我们的本质。这种希望也不是一个人遇到灾难时最后的慰藉。
那不勒斯国王不顾同自己的意愿相反的那些命令，继续同敌人谈判……哥萨克人从他的制服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他们把他看成是他勇猛的军队中最勇敢的一个人。他们总是想开枪向他射击。哥萨克军官还像过去一样吹捧他、安抚他，说什么他们对他的勇敢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们不会向他开火，而以能够把他活捉为满足。然而，有一天，当缪拉在散步时，一个对前哨部队停火的新规定不甚清楚的哥萨克兵突然用手枪向他射击，幸运的是子弹没有打中他。一位哥萨克军官立刻跑来道歉，并保证回去惩罚那个不守规矩的家伙。这个事件倒是引起了极好的结果。国王对敌人不再抱有很大的信心，而且也不太相信那些俄国贵族的和平姿态了。
纳夏泰尔亲王和弗留利公爵(迪罗克)都向我说过，皇帝之所以停留在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在这儿实现和平。尽管他总是企图说服别人，特别是我，可他对我军所处的形势已经不抱什么幻想。从一开始，皇帝就在他最信任的人中间说过，莫斯科的战略形势很恶劣。他留在莫斯科，只是为了重整法军，保卫我们后方的那些盟国。如果我们在这儿遭到最小的挫折，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都会翻脸，变成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虽然皇帝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以及他的奢望正源源不断地从他心中产生出来，期盼望着沙皇早日作出答复。至少，他希冀能同库图佐夫达成停火协议。有了这样的协议，就可以把谈判更加推向深入。以后，人们很可能会说，皇帝是迫于当时困难的形势和极端危险的处境，才盲目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事情正是这样。所以随着事态的发展，皇帝总是不能洞察事物的真相，从而一步步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纳夏泰尔亲王同时收到了施瓦岑贝格和达律寄来的两封信。施瓦岑贝格的信提供了许多值得亲王思考的材料。这些情况比达律写的还要严重。亲王让我和迪罗克看了信。那封信显示了施瓦岑贝格的忠诚和高尚的情感。信的主要内容是：
“情况已很危急，形势变得更加严重。我请您(贝尔蒂埃)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始终尊重您，我们的友谊不会变，而且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在同贝尔蒂埃讨论那封信时，皇帝说道：
“这封信第一次给了我们反叛的警告。这种反叛也许已经开始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是我们背后的敌人，木已成舟，不可挽回……”
皇帝说完，停了一下，又说道：
“Du destin qui fait tout，telle est la loi suprême.”(命运安排一切，这是最高法则。)
贝尔蒂埃认为我军有必要尽快地执行原先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撤离莫斯科，向波兰转移。这样做，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阴谋，而使我们自己的力量增长一倍。
[face=楷体_GB2312]“你是急于想回格罗布瓦去会见维斯孔蒂夫人吧[美丽的约瑟芬·卡克萝是弗朗西斯·维斯孔蒂的妻子，也是贝尔蒂埃的情妇。布瓦西·圣·勒格附近的格罗布瓦大别墅，当时是属于贝尔蒂埃的。他以喜欢狩猎闻名。]。”[/face]
皇帝这样说道。当他看到自己的话刺伤了对方时，又补充说：
“这封信完全是胡说八道。施瓦岑贝格编造了这些话，因为他想到格罗布瓦或者是在他的波西米亚打野鸡，而让你每天早晨都急一阵子。不管怎么说，马雷很喜欢他。马雷了解维尔纳的一切。那儿的一切都很正常，普鲁士人同俄国人的仗也打得好。倘若那边发生了什么事，马雷会有办法了解到的。他告诉我说，那边很安定，他十分满意。我们必须呆在莫斯科，等待亚历山大的答复。现在他比我更狼狈——因为他的元老院和库图佐夫在给他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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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欲罢不能
八、欲罢不能
当我军的统帅部还在梦想着谈判与和平的时候，哥萨克人正在乡下袭击我们的粮秣征收员，甚至大白天在城门附近捉走我们的人。他们还出现在莫日艾斯克到莫斯科的大道上，追逐和捕捉我军的一些零散人员。一位通信兵比正常时间迟了十五个小时才把信送到莫斯科。这可把皇帝急坏了。每过十五分钟，他都派人来问我和总参谋长信件是否送到，我们是否了解这个事件的原因。趁这个机会，我提出要派兵护送信使，哪怕是有两个人也好。这个建议，我们在到达莫斯科后就经常提出。由于路程漫长，需要接替，因而需要派出相当的兵力，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考虑到骑兵部阿队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皇帝决定不采纳这个建议。他说路上是安全的，采取这个预防措施没有必要。
三天以后，送信回巴黎的通信兵在过了莫日艾斯克后受到枪击，并被敌人追击达五英里远。这件事发生后，皇帝才按照我的要求，派兵护卫信使。正如我说的，每次从巴黎方面来的信件被耽搁，都使皇帝坐立不安，脾气暴躁。虽然所有重要的信件都是用密码写成的，敌人就是截获我方的信件也不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皇帝看到自己同法国的联系受到威胁，便感到如坐针毡。他不希望法国和欧洲知道，在他的背后已经有了敌人的活动。
皇帝又忙碌起来。无疑，他内心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利，对这一点他一直讳莫如深。战场上的惨重损失和骑兵的严重削弱，都没有像几个出现在他后方的哥萨克人那样使他心神不安。不管是在散步的时候还是在有元帅、将军、宫廷主要人物参加的晚餐后的谈话中，皇帝总是谈论晴朗的天气，他将如何在莫斯科过冬……
皇帝还公开谈论他要进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得远远的，以便让法军好好休整一下。他谈论从巴萨诺公爵那儿获得的消息，一次大规模的征兵即将在波兰开始，从波兰征集的六千哥萨克人不日即可抵达莫斯科等等。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下令开始撤走那些因负伤而不能很快回到指挥岗位上的将军和军官们。失去骨干力量的部队的一些普通士兵和从各团抽调出来的一些下级军官，也将返回法国，组建和训练新的军团。皇帝命令他们回去征集大量的马匹和车辆。
野战医院的首脑南苏蒂中将也在战斗中负了伤。10月10日他被任命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他们终于在严寒到来之前渡过了涅曼河，并且幸运地安全回到了法国。
在准备这次撤退时，皇帝要求迪马将军报告从莫斯科到达涅曼河所需要的时间。迪马估计约需要五十天。这个估计叫皇帝非常不快，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后方这么远，并且他还想到，那些自己能够计算出这个距离的人也一定会因此胆寒。皇帝在询问了计算的具体方法后，变得更加生气了，好像迪马将军能够人为地把这段距离缩短似的。
皇帝向彼得堡提出的和谈建议没有得到答复。这时，哥萨克骑兵不断地袭扰莫斯科的外围，他们甚至渗入到市郊，掠走征集粮草的人马。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和步兵卫队来保护那些征粮人员。
尽管皇帝没有向任何人，甚至没有向纳夏泰尔亲王暗示过有关撤退的计划，但我猜想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内心已经决定要撤出莫斯科，全军退到维帖布斯克，守住他曾经建立的那条防线，并让部队在那儿过冬。虽然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不幸的是他继续推迟实行这一计划。皇帝并没有意识到立即行动的紧迫性。首先，他还在幻想着他的和谈愿望会得以实现，他不相信一直对他吉星高照，使他一帆风顺的命运之神，在此刻他需要奇迹出现的时候竟会将他抛弃。
我军一支炮兵部队受到了攻击，几辆弹药车被敌人掠去。出事的那个庄园是汉皇帝进入莫斯科前过夜的地方。人们不难看出，敌人的这次攻击，标志着他们在实行一项妄图切断我军退路的新的战略计划。他们不可能想出更凶狠的计划来给我军制造麻烦，致使我们受到更沉重的打击了。我同纳夏泰尔亲王、博阿尔内先生讨论了这一事件。
事情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我觉得我应放弃长期以来采取的缄默态度，同皇帝好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于是我请求陛下抽空单独接见我一次，当时我正陪同他到处巡视。看来他对我这种正式的要求感到很吃惊，他当即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好吧，有什么事这么急？出了什么事吗？”
我详细讲述了留在莫斯科和冬天冒着严寒行军的种种危险。皇帝很和蔼地听完我的意见。当时他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向我表明他自己的看法。
“科兰古已经快冻僵了。”皇帝是这样向迪罗克和纳夏泰尔亲王说的。他把我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纳夏泰尔亲王和欧仁亲王都曾亲自向皇帝指出过继续留在莫斯科会引起的种种不便和危险。而我军官兵麻痹大意和玩忽职守的倾向使我们所处的战略态势更加险恶。我相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皇帝都看到了。只是摆脱这种险恶处境所面临的困难，使他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这样一来，事实上他已经成了被关在克里姆林宫的囚徒。
大概是在9月24日，莫日艾斯克大道完全被俄国的一个骑兵军团和哥萨克部队切断。皇帝派出几营骑兵和禁卫军的龙骑兵部队去打击敌人。他们同俄国骑兵打了几个小仗，获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追击得太远，反而被优势的敌人包围，不得不放下武器。马瑟少校和另外几个军官，禁卫军的龙骑兵和骑兵营的一部分士兵被俘了。虽然法军士兵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英勇，但是禁卫军团这次受到的有限损失对皇帝来说，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败仗。在当时，这个事件对每个人的打击更甚于在博罗迪诺损失了五十位将军。
通往斯摩棱斯克道路上的另外几处也被敌军占领了。由此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同法国的一切通信联系都被切断。维尔纳、华沙、美因兹、巴黎不能再每天收到法兰西大帝国皇帝签发的命令。在莫斯科，皇帝徒然地等待着他的大臣们的信件、政府的报告和欧洲的消息。人们也许会认为，我们从来没想过会有被敌人切断退路的可能吧。为了获得干粮而不得不拼死战斗；为了弄到一捆干草而去冒被俘的危险；为了呆在俄国，我们都有被冻死之忧。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大家对这些可能性或者说是必然性早有思想准备。但是，不能收到从法国寄来的信件，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圣·绪尔比斯将军奉命率领第二支禁卫军骑兵去打通交通线。
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就是这样轻率地在莫斯科度过了。法军当时还有九万五千名生力军，五百门大炮，其中半数以上可以用炮车牵引。
皇帝也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竟然想拿几件他在莫斯科得到的战利品送给巴黎。因此，他征求我们的意见，应该把什么战利品送回法国来炫耀法军的赫赫战功。他亲自察看了克里姆林宫的各个部分，还视察了伊万·韦利奇教堂和其他一些教堂。
波兰人经常提到伊万·韦利奇教堂。不光是俄国人去做祷告，而且是人们极端崇拜的地方。皇帝被告知，教堂顶上的铁十字架受所有正教会的敬仰。俄国人的传说和一些报告使皇帝知道了伊万·韦利奇的十字架在敌人心目中是一个圣物，那么重树一个十字架应当是所有忠实教徒的首要目标。这个想法促使皇帝下决心摘下那个教堂上的铁十字架。可是要完成这项工作却很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工人能爬得那么高。
纳夏泰尔亲王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忍再把这座惨遭蹂躏的城市的唯一完整的标记抢走。皇帝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自己的命令，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禁卫军的工兵去完成。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提什么困难。十字架虽然被扔到地面上来了，但它还只是部分地被拆下来。在那个铁十字架上还有许多各种不同的玩艺儿。据说那都是沙皇加冕典礼时用过的。波兰人要将教堂上面的两门老式大炮拉走。当年俄国人也就是这样从波兰人手中拉走的。但是那两门炮终究还是留下来了，因为在这个国家，我们再也找不到马匹来补充我军的损失，而且我们的炮兵也缺少马匹来牵引大炮。所以我们匀不出马匹来拉这些纪念品。因此波兰人唯一能够聊以自慰的就是，把军火库中俄国人过去从波兰掠去的那些旧军旗重新夺回去。
洛里斯托纳将军回来的那天，皇帝同我谈到了他的使命。这一次，他的态度很友好。这使我反而觉得有点儿不习惯了。
[face=楷体_GB2312]“沙皇亚历山大是个顽固的家伙，”他说，“他会后悔的。他将不会再得到我现在向他提出的那么好的条件了。由于放火烧自己的城镇和首都，他已经给他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害，我还能要求他干什么呢？他要是没收英国的商船，总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吧？如果波兰人民不奋起反对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利益，我就可以停止战争，缔结和平，因为法国人已经为他们做出了应有的牺牲。但我也不会忘记照顾到他们的特殊利益。
“我打算进攻库图佐夫，倘若我把他打败——那是很有可能的，沙皇就会冒更大的风险。今天，凭他一句话，我可以停止这个军事行动。谁又能预料到，未来的战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有的是钱，我的士兵多得超过了需要。很快我就会有六千名波兰哥萨克兵。在下一次战役开始时，我将拥有一万五千名哥萨克士兵。从这一次战争中，我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军队正在熟悉这个国家以及他们的军队。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优势。
“如果我把冬营建在这儿和卡卢加，甚至在斯摩棱斯克，那就意味着俄国完蛋了。我在这儿就好像在沃斯特鲁达一样提出和谈建议[1807年2月21日到3月31日，在弗里德兰战役前，法国向俄国提出了结盟的建议。]。我能够做出的让步全都做了。除了实现我自己的计划，实现我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外，我别无其他选择。如果沙皇愿意动动脑筋的话，他应该认识到，对像我这样性格的人，他是应该在谈判问题上采取主动的。而现在我跟他已无事可做了，因为他对我提出的建议不予回答。您是对的，科兰古先生。”皇帝说道，“当时您没有接受那个任务，如果接受了，就一定会使他们认识到那时他们比我们更强大。”[/face]
在另一次谈话中，我回答皇帝说：即使让我出使彼得堡，能得到的回答也绝不会比洛里斯托纳先生得到的更好……所有那些动听的言辞只能是一种游戏，只能促使我们怀有迅速和谈、达成协议的希望。换一句话说，只能哄骗皇帝，使他在莫斯科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因为在彼得堡，俄国人了解他们的优势和我方的困难。
当我说到“哄骗”和“困难”的时候，皇帝表示惊诧。
“您说我们的困难是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带着恼怒。
“冬天，陛下。”我回答说，“冬天是一个巨大的困难。首先我们缺少仓库；您的炮兵缺少马匹，您的伤病员缺乏运输的车辆，您的士兵穿得也很可怜。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张羊皮，一副结实的皮毛手套，一顶有护耳的帽子，暖和的袜子，结实的靴子——士兵的脚才能免于被冻伤。这一切您都缺乏。我们的马还没有一匹掌上钉了防滑铁。它们怎么能拉大炮呢？还有您的通信联络问题。陛下，我还能举出许许多多项目。现在天气还好，但是，一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半个月后会怎么样呢？天气转冷也许还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呢。”
皇帝听着我的话。我发觉他是耐着性子听下去的，但他毕竟没有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说完。这一次，好像我的话里暗示的撤退之意比“哄骗”、“困难”更叫他恼怒。他最不愉快的就是别人言中了他这块心病。
“这么说，您认为我会离开莫斯科吗？”皇帝问道。
“是的，陛下。
“那不一定，在莫斯科比在别的地方生活更好。”
严酷的冬季，御寒物资的匮乏等等，还没有为皇帝所重视。
“您不了解法国人，”他对我说，“他们将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种物资也可以代替另一些物资……严冬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内降临。尽管我们在适应气候方面比不上俄国人，但我们的人比他们体质更健壮。我们还没有过秋天呢。在冬季到来前，我们还会有足够长时间的好天气。”
“不要指望那个吧，陛下。”我回答说，“冬季会像炸弹一样，说来就来——考虑到当前我们部队的现状，您还不能不担忧呢。”
没有必要摆出更多的细节了。这次谈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皇帝的希望和要求。在未来的事件中，他又寄希望于能够成功地打击库图佐夫。皇帝认为他有把握能够赢得胜利。他设想天气还会好下去，使他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这一切。他倾向于在打败库图佐夫以前不进行大的调动。他想在守住莫斯科的同时把主力撤至维帖布斯克。这样，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在维帖布斯克过冬。要是他打算守住那条线，他就有备无患。在撤退计划中，他认为，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有时间和办法撤走莫斯科的驻军。
10月3日，我军各部队奉命集结。在15日或16日，皇帝似乎有意撤出莫斯科，把统帅部迁到维帖布斯克，而把斯摩棱斯克当成前哨阵地。要是他不打算置身于太靠近德维纳河的维帖布斯克的话，他也有可能把统帅部设在斯摩棱斯克。皇帝比过去更痛苦地抱怨那不勒斯国王损失了他的骑兵部队。10月14日晚上，在他命令国王做好攻击库图佐夫的准备时，皇帝听信了国王关于骑兵状况、部队每天的损失、收集粮食遇到困难的报告，只好命令他暂时进占沃罗洛沃的阵地，因为他在那儿可以得到步兵的掩护。然而，由于一段时间来存在着心照不宣的停战，那不勒斯国王还是决定按兵不动。
与此同时，皇帝再一次派遣洛里斯托纳先生出使俄军总部，提议停火，并弄清楚彼得堡是否做出了什么答复。那不勒斯国王受命尽快传递洛里斯托纳先生的信件。皇帝尽了最大的耐心来等这些消息，因为他也意识到了冬天的临近。10月16日，纳夏泰尔亲王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给库图佐夫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决战的方式来保住他的国家，而不是对它进行破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提出了某些办法。10月21日(俄军在沃罗洛沃战斗胜利后)，库图佐夫给予了回答：“长达三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没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见过一个敌人。他们不能忍受敌人长久的占领，也不熟悉文明国家建立的那种现代作战方式。”
皇帝读过这封信后，认为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回答，他说：
“对这个民族不能以礼相待。库图佐夫是谦恭的，因为他想结束这场战争，可亚历山大没有这种愿望，他是一个顽固而又愚蠢的家伙。”
应俄国将军们的要求，那不勒斯国王提出了停火建议。但俄国将军们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沙皇不同意停火。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他接到从俄军总部送来的急件及建议时，沙皇说道：
“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沃罗洛沃事件后)，听俄国人说，沙皇明确地禁止他的元帅和将军们以任何形式实行停战。洛里斯托纳是在10月17日回来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准备第二天突然袭击我军。那是一次多么残酷的打击啊，它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幻想都破灭了。
一些士兵在搜寻食物和酒时，发现了几个储藏有大量毛皮的地窖。所有能掏出钱来的人都买了这种毛皮。对那些下级军官来说，这些兽皮实在太昂贵了，但我还是花了几个金币买了一张。
10月18日，那一天我军就做好了于20日向卡卢加进军的一切准备工作。皇帝原决定把一部分皇室人员留在莫斯科。他给我的命令就有那个意思。下午一点钟，当皇帝在检阅内伊军团时，他获得了那不勒斯国王在温克瓦被打败的消息。皇帝当即决定快速完成他眼前的工作，并提前一天时间开拔。全体皇室人员和他的所有的车辆都奉命出发，连许多轻伤员也随军行动。皇帝向纳夏泰尔亲王和所有那些他直接下达命令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必须消除这次突然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不能让人们在法国说俄国人的这样一次攻击就迫使我们撤退了。多么愚蠢的国王啊！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保持警惕。这次偷袭把我们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把一切都破坏了。我军的荣誉必须在战场上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要看看俄国人还会不会像搞偷袭那样勇敢地面对我军。不管怎么说，看来国王也给了他们沉重打击，因为俄军事后不敢追击他。我们无论如何要去援助他，为他报仇。”
那不勒斯国王在这次战斗中损失了几门炮。一些最优秀、最勇敢的军官阵亡了，一些人被俘了，还有许多人负伤。他原先抓的一些俄军俘虏也逃散了。他自己的马车和军团的大部分马车也丧失了。
国王率领他的部队有秩序地撤出了战场，并没有遭到俄军凶猛的追杀。俄军只有几个军团渡过了切尔里息列河。库图佐夫原计划只是让俄军的前哨部队趁我不备时进行突然袭击。他对这次小小的成功深感满意，因而并没有打算大举出击，不拿争得的优势去冒险。由于他谨慎从事，除了只让普拉托夫将军在几支正规部队的支援下追赶那不勒斯国王外，主力部队都安营扎寨了。俄军重占了纳拉河岸的阵地。那次战斗后，我们的几个士兵设法从敌阵中逃了出来，表现了勇敢的精神。
皇帝抱怨那不勒斯国王，尤其是责备遭到袭击的塞巴斯蒂亚尼将军。他事前没有派警戒部队和巡逻兵进入能够控制他的右翼阵地的一片小树林里。俄军当时比我们还要灵活机动。正如皇帝说的，他们在那片阵地上可以观察到塞巴斯蒂亚尼部队的调动，甚至还可以看到他的司令部里的所有活动。
使皇帝更加生气的是他不得不因部队受到敌人的偷袭而责备他的将军们。十月初，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哥萨克人也是利用那一片树林攻击过我军，所以陛下曾认为那个地方应该引起了部队司令官的注意。皇帝也没有忘记责备他自己呆在莫斯科却没有视察过那片阵地。
“这就是说我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亲眼看过。”他说道，“我不该依靠那不勒斯国王。他相信他自己的勇敢。他把事情让给他的将军们去做，可他们又都是那么麻痹大意。在事件中国王表现了非凡的勇敢，要不是他镇静自若、勇气过人，那就全完了。如果俄国人的指挥再好一点的话，他将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这次遭到俄军袭击证明了我军是多么缺乏警惕性。尽管敌众我寡，可我军的战斗向敌人表明了疲惫和物资缺乏绝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哥萨克人在偷袭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机动作战吸引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我们的士兵无疑是很勇敢的，但他们太大意，缺乏警惕性。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纪律，一方面也是与他们的性格分不开的。
这次失败成了纳夏泰尔亲王和皇帝身边其他将军们进行严肃反省的经常性题目。军团里年轻的军官太多了。振奋他们的精神，提高他们的勇气比其他的一切都更为重要。战术、预见，甚至严守纪律都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皇帝的看法是：冒险、勇敢和机遇决定一切。
当时，那些在后方基地组织和训练新兵、推动各项工作的军官们，一旦离开了大军团，没有机会参加这种或那种战役，就不会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由于指挥官的失误和军纪松弛而给部队造成损失，甚至减员三分之二，也不会有人予以追究。在战场上，你率领一百人打了一场勇敢的战斗，你就能获得你想要得到的一切。而那些曾经参加过二十次战役，后来又被派往后方兵站组建和训练新部队的勇敢的中校却一无所获。他们被人遗忘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在作战的时候为赢得胜利创造出英雄的业绩。
我绝不是说皇帝没有奖赏老兵，相反，大量的事例证明，只要他们还在军团，或者由于伤残而退役，皇帝是会很挂念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被留在兵站，即使被留在为大军团服务的后勤部门，在重返前线以前他们是不会得到提升的。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的长处是使所有的军官们都急于重返前线。但是，这对后勤工作确实有害，同时也挫伤了那些最优秀的军官们的积极性，因为军团总是只把最有能力的人调往兵站工作。
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研究人员把战役开始时的大军团同战役结束时军团的状况作比较，寻找我军失败的原因时，一定会发现，虽然敌人的枪炮给我军的骑兵造成极大危害，但那绝不是我军失败的原因。我军有的部队到了战役结束时仍然组织健全，而其他部队却是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力。他们同样都得不到后勤保障。两相比较，就证明了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军纪松懈，是随之出现的混乱。究其原因，还是司令部工作的失误。
皇帝的统帅部在征俄战役中一共有七百一十五匹战马和曳马。这些马拉着满载各种粮食和大量帐篷设备的马车。统帅部常常最后一个到达宿营地。那些地方总是还有一些被遗弃的物资，因为全军都已经从那儿经过了。我们有必要在一段距离内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都利用起来。(注意：在战役过程中，后勤供应一般无法给我们提供总计达一千磅的面包，一百捆干草[老干草56磅一捆，新干草60磅一捆，稻草36磅一捆。——译者注]，也无法提供一点燕麦给皇室人员。)因此，我有了这样一种经历：通过计谋和细心弄到各种粮草增补给统帅部的成员。统帅部的全体人员也同样地在苦境中奋斗，但由于他们每人都有几匹马，就比较容易找到粮食和获得饲料。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即皇帝和他的随从人员的坐骑要比其他人的马跑得快得多，远得多。12月8日我军到达维尔纳。战役一开始，我们的七百一十五匹马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总共只损失了八十匹。
撤退途中，我始终和其他随从人员一起，以便事先解决我曾听说的或未曾听说过的关于寒冷、缺粮等等问题。由于马匹没有适当地钉上防滑铁，不能在冰上行走，因而不断地有马匹倒下去，并被人们推到路边。一匹马倒下去了，任你怎么让它再站起来都是枉然。它们只能躺在倒下去的地方。结果士兵们在它们甚至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它们宰掉充作军粮。只要适当地给马钉上防滑铁，并稍微细心地训练一下，大部分马匹本来是能够活下来的。
在叙述撤离莫斯科以前，我应该着重谈谈有关我们对该城的行政管理。特雷维佐公爵曾负责管辖这座城市。法国原驻彼得堡的总领事莱塞普斯先生奉命充当莫斯科的行政首脑。这位可尊敬的先生偕同妻子和八个孩子从彼得堡返回巴黎。他们在但泽登陆时，一位传令兵赶上了他，并交给他一份紧急命令，叫他立刻前往皇帝的统帅部。以后，莱塞普斯先生来到了莫斯科。皇帝不顾他的强烈反对，还是在一星期后任命他为莫斯科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位杰出的先生上任后像一位真正的总督一样，尽了一切力量来消灭各种各样的犯罪现象，其中包括发行假钞票，造成亿万元损失的抢劫以及毁坏从烈火中抢救出来的档案等等。
就是这位诚实和高尚的莱塞普斯先生，他比其他人提出更多的理由来反对宣布解放农奴。正是他收留了许许多多不幸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这些人的房屋被大火吞噬了，使得他们像幽灵一样在这座被毁灭了的首都过着流浪生活。莱塞普斯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食物，拯救了他们的生命。他没有忘记三十年来在俄国受到的殷勤款待。我是他的善行的见证人。他经常向我吐露他的失望和遗憾。这种心情使他万分苦恼。
我应该把莱塞普斯先生的这种可敬的品德公诸于世，正是他的这种品德支配着他去施行仁政。
皇帝曾准备发表宣言解放俄国农奴。那是十月初的事。一些下层社会的渣滓和几个煽动叛乱者(充当那些人的喉舌并怂恿他们闹事的德国工匠)到处鼓吹和呼吁给农奴自由。他们劝皇帝发表宣言，说自由的希望正在每一个农民心中萌发，皇帝如能给他们以自由，就再也不会感到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中，而是会获得成百万的援军。这个举动是不是与皇帝那众所周知的原则根本对立呢？皇帝想到了这一点。后来他对我说，一般平民心中对我们产生偏见和仇视于我们极为不利，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所以，如果实行那项计划，就会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而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利益。
我军每到一地，就不可避免地带去破坏和抢劫犯罪的行为。这些都已经造成了农民对我们的疏远和仇恨。俄军随意放火烧毁城镇，俄国农民也将其归罪于我们法国人。语言不通，俄国传教士针对我们的宗教战争的宣传——这一切使得那些迷信的俄国人把我们当成了是来推翻他们的圣坛，虏掠妇女和儿童，并把他们监禁起来的野蛮人，所以他们像逃避野兽一样逃避我们。
要同俄国居民重建友好关系是要花时间的。你得先同他们商量，然后才能表示意见。而事实上，我们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商量的人。俄国政府曾聪明地在法军来到以前就把居民撤走了。
在那些事件里——我现在可以说了，俄国人感到害怕，是缺乏深谋远虑的。不说别的，解放农奴的宣言就是一个事例。这个宣言同皇帝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付诸实现。由于它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而且还会给这场战争增添一种革命的性质。这对于一位君主来说是很不适宜的——皇帝曾以恢复了欧洲的社会秩序而自豪。所以，扬言发表这个宣言，这只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凡是了解皇帝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这是皇帝做出的许多姿态中的一个，以便观察这种威吓是否能产生影响。一俟可能，他就向对方进行恫吓。这是他的报复性的雷声——光打雷，不下雨。当时皇帝真正做到了千方百计实现他渴望的谈判，尽管他把声明说成好像是一个明确的计划，但那不过是他实现政治计划的一个谋略。
有一天，皇帝甚至这样对我说：
“像您一样，莱塞普斯也是反对解放农奴的。可还有一些人想法不同。他们对于俄国的了解并不亚于您。你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你们想要对得起你们的朋友亚历山大。但他放火又对得起谁呢？他们一定能充分理解这种报复。要不然，我也会采取同你们一样的态度。重要的是，要弄清这个措施会引出怎样的后果。到现在为止，除了沙皇烧毁了他自己的城镇来防止我们占领外，我们相互之间不过是玩了一场游戏。没有哪一种进攻性的声明不对敌方具有侮辱性。既然我们的决斗已经结束了，他不接受我们的谈判建议就是错误的。我们本来应该很快就达成协议而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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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溃败
九、溃败
皇帝和禁卫军一直到10月19日中午才离开莫斯科。由于那不勒斯国王不断送来的报告证实了敌人正在开始撤退，皇帝就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倾城出动。许多难民跟随在大军后面。一路上，我们遇到大批从沃罗洛沃撤下来的负伤的法军士兵。皇帝只是在这时才了解到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当晚，我们是在特洛伊茨科耶的一个庄园里过的夜。10月20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那儿集中我们的部队，因为不少人、马都掉队了。
就是在那儿，皇帝终于决定放弃莫斯科。他是鉴于我军在沃罗洛沃的失败，骑兵的现状以及俄国人不会接受谈判的建议，才被迫做出这个决定的。然而，他还是决心攻击库图佐夫。为达到这个目的，他加快了进军的速度。他想，如果攻击成功的话，他将越过卡卢加，猛袭土拉，摧毁那里的军械库。那是俄国最重要的一个军械库。总之，皇帝决心率军回到斯摩棱斯克去，他希望在那儿建立一个主要的前哨阵地。暂时留在莫斯科的特雷维佐公爵奉命如果在10月23日之前没有接到其他命令的话，也撤离该城。他现在必须作好准备，在撤离时炸毁克里姆林宫和兵营。
我们队伍的侧面出现了好几支哥萨克骑兵分队，但他们不敢冒险攻击我们的行军队伍。我已经派出分队去通知从巴黎来的信使，告诉他们到了莫斯科的前一个中继站以后不要再去莫斯科，而是直接来找我军。但是哥萨克骑兵控制了那个据点，结果使我们的信使迟了三天才到达我们这儿。像往常一样，皇帝十分着急和气愤。第二天，他对我说：
“我看最重要的是同我们的预备军团保持紧密的联系。赶走库图佐夫，迫使他撤离卡卢加和他的堡垒是没有用处的。当我的军队里还没有波兰哥萨克时，俄国哥萨克人将会不断地切断我的通讯联系。”
10月21日和22日，天气十分恶劣，地面被水浸透了，这使得我军花了两天时间才越过原野赶到博罗夫斯克。由于夜间寒冷，不少拉车的马都死了。我们开始把弹药箱和马车扔掉。就是在前一天的夜里，纳夏泰尔亲王告诉我说，皇帝如何第一次在和他谈到部队的调动和可能出现的结局时，没有提到他过去的计划：在占领莫斯科的同时夺取“富庶的卡卢加省”(皇帝总是这样叫的)。这个省与其说是我们远征的一个目标，不如说是他绝对有把握拿到的囊中之物……
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攻击库图佐夫，把他赶出阵地，迫使他决战。他不想让别人认为是倒霉的温克瓦战斗迫使他撤退。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法军的公告包含有这样的意思：法军用胜利抵消了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他要防止库图佐夫吹嘘说，我们的撤退是那次失败的直接结果。
迟到的信使终于来到了。他们带来的消息是一支哥萨克骑兵和大批组织成民团的武装农民在格日阿次克那边切断了我们的交通线，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一个月前，我曾指示沿途的司令官们要将各个地区的敌情动态记录在每个急件的封页上：即敌人进入或离开那个地区的时间。我每天都把这些来自交通线上的报告呈交给皇帝，而皇帝也习惯于首先阅读这些情报。可这一次，各地的情报都谈到了农民和哥萨克骑兵的活动。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21日就对我说过：“我们不能再获得从法兰西来的任何消息了，而最糟糕的是法兰西不能再得到我们的信件了。”
他指示我建议每一个给家里去信的人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这些信件很可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皇帝在10月23日到达博罗夫斯克，下午他不顾非常恶劣的气候视察了该镇的近郊，还远出侦察了朴罗特瓦河的河堤。但是，直到24日上午，他才前往四分之一里格以外的马洛亚罗斯拉韦次。那天拂晓，德尔松将军指挥的师就已经在那儿抗击着俄军的多赫土诺夫军团了。
在等待欧仁军团的援军时，德尔松多次打退俄军，立下了卓著功勋。欧仁·博阿尔内了解到他对面的敌人在实力上占有巨大优势，就立即赶来增援。然而这时德尔松已经阵亡。吉耶米诺将军接替了师长职务继续指挥该师进行战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兵。他占领了一座教堂和能够保卫我军侧翼的两幢楼房，并把它们改造成了堡垒。尽管俄军的兵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他们，但法军还是凭借工事顽强地阻击敌人各兵种的攻击，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些工事使得这个第一流的师团赢得了时间。法军第四军团终于赶到，将他们从危局中解救了出来。就在此时，库图佐夫的前卫部队也随多赫土诺夫赶到。双方的援军都立刻投入了战斗。这就使这场冲突不仅仅是一般的战斗，而是一场战役。
皇帝于中午十一点钟赶到战场。他命令埃克米尔亲王加速前进，进入欧仁军团右翼的阵地。欧仁军团还得到奉命赶来的禁卫军的增援。法军第一军团于下午两点钟进入阵地。从我们的位置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俄军的调动。我们都盼望着库图佐夫会充分利用这个很有利的地形[马洛亚罗斯拉韦次坐落在一片高地上，卢雅河流经山下注入一片沼泽地。从莫斯科来的法军不得不渡过该河，登上高地，方能占据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而俄军从另一边渡河，便可进城。]来阻挡我军的前进，并且向我军反攻，那就有利于我军彻底打垮俄军。法军第四军团打得很漂亮。达武元帅的第一军团也在浴血苦战。战斗中我军至少损失了四千人，俄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不得不退却。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我都随同皇帝小心翼翼地巡视了战场。我们责备库图佐夫死伤了那么多人马，挨了一顿打，最终还是撤出了战场——我们原以为既然他保卫了自己的阵地，那他一定至少要坚持到天黑的。事实上库图佐夫直到23日才知道法军的大规模调动，他感到十分震惊。其实那些后来接连不断赶来增援的俄军部队只是为了掩护他们向朱齐诺撤退，因为他们不愿冒险与法军决战。一般的看法是，库图佐夫本来是有可能较好地保卫他的阵地的。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阵地留给一支殿后的小部队。
那天夜里，一些哥萨克骑兵出现在戈洛德尼的右侧。我们的统帅部曾经设在那儿的一家纺纱作坊里。这些哥萨克人被认为是一支迷了路撞到我军警戒哨上的部队。我们对他们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当天中午，就在同一个地区(只不过是在路的左侧)，我们赶走了一支帽子上镶着十字架的新来的哥萨克部队。他们是一些仿照顿河哥萨克建立的部队，并以各自的省份来命名他们的部队。
我们的两个军团集结在城镇那边，但是由于道路坎坷不平，还只有一支炮兵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了出发位置。10月24日和25日，皇帝回到离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一里格远的一个村庄戈洛德尼。他在靠近桥边的一所小房子里过夜。我们全部人马几乎都是在露天宿营。欧仁军团的成功并没有使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控制了战场，但库图佐夫乘我们不注意时溜走了。我们的处境还是没有任何改善，各部队也无力追击敌人。
皇帝整夜都在阅读战报和下达命令。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讨论了法军面临的困难。他数次派人来叫我和迪罗克、伊斯的利亚公爵去共同商讨军务，但是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我军是否应该追击俄军？库图佐夫放弃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他是在巧妙地躲避我们吗？如果我军在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的那一边找不到集结的敌军，又应该选择哪一条路线退往斯摩棱斯克呢？皇帝不得不下决心了。皇帝是多么想掌握敌人的战略，并制定出克敌制胜的计划呀。然而这对他来说，又是最感困难的事情。
天亮前的一个小时，皇帝又一次派人把我召去。当时在他的房间里就剩下我们两人。皇帝看来心事重重，好像急于要摆脱压迫着他的种种苦恼似的。
“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情，”他说道，“我每一次都打败了俄国人，但我却一无所得。”
皇帝在他那所小屋子里来回踱了十五分钟，之后他又继续说道：
“我想亲自去侦察一下，敌人是集结起来准备决战，还是像种种迹象表明的那样正在撤退呢？那个可怜的库图佐夫将永远不会像样地打一仗！备马，出发！”
皇帝边说边拿起帽子向门外走去。就在这时，伊斯的利亚公爵和纳夏泰尔亲王碰巧走了进来。当他们知道皇帝准备马上出发去侦察敌情，就同我一块儿试图说服他等到天亮后再动身。他们提醒他说，现在天色还很黑，就是到了我军的前哨阵地，天还不会亮。而且禁卫军是在夜间进入阵地，谁也弄不清楚各军团的具体位置。
但是，皇帝还是坚持要立刻出发。这时欧仁亲王的一位副官进来了。他说尽管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从刚才法军抓到的一些烤火的哥萨克人、农民和俄国士兵的口里证实了俄军撤退的消息。这个新的情况终于使皇帝决定再等一会儿。但是，半小时后，他的急躁情绪还是迫使他出发了。
曙光还未出现。在离统帅部四分之三英里远的地方，我们发现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哥萨克兵。他们的大部队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不久前，他们听到了我军操炮的声音，便冲进了我们的一个炮兵阵地，把其中的几门大炮拉走。四周一片漆黑，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叫喊声。在黑暗中，我们几乎跟敌人撞到一起了。敌人突然出现在我禁卫军露营的地区，使我们深感意外。必须承认，我们开始听到他们的喊叫声时并没有怎么在意。只是当这些喊叫声越来越大，而且发自皇帝四周不远的地方时，拉普将军(他和洛里斯托纳将军、洛博将军、迪罗斯内尔将军、值班军官以及前卫队走在皇帝的前边)赶回到皇帝身边报告说：
“停止，陛下！有哥萨克！”
“带上轻骑卫队，”皇帝答道，“继续前进。”
当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的，由十到十二名士兵组成的轻骑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已经奔到我们前面去了。这时，天色还是很暗，二十五码以外的地方什么都看不清。只有刀枪的碰撞声和人们厮杀的呼喊声说明战斗已经开始，或者说是我们正在勉力对付着众多的凶恶敌人。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先生是纳夏泰尔亲王的一位副官，在混战中，他被一名禁卫军骑兵误认为是俄国人，结果胸口上挨了一马刀[丹尼尔在《路线》一书中说得更准确一点：“在这场冲突中，纳夏寨尔亲王的副官伊曼纽尔·利科泰克斯手执一支从哥萨克人手中夺过来的长矛。因此，一位骑马的禁卫军掷弹兵误以为他是俄国人，便赶上他，用军刀将他刺伤。幸好刀锋只插进了他锁骨下面的肌肉，并没有伤着动脉。”利科泰克斯活到1844年。]。
皇帝、纳夏泰尔亲王和我被留在后面，我们全都执剑在手。当战斗离皇帝很近而且越来越逼近的时候，陛下才决定离交战的双方稍远一点。他登上一处隆起的土堆，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的形势。这时，我们的轻骑卫队赶来了，骑兵营随后也投入了战斗。这个营并没有骑马，那是因为皇帝出发匆忙，没有给更多的时间让他们骑上马。过了一会，又有两个骑兵营闻声赶来。他们勇猛冲击，一下就把最前面的哥萨克队伍冲乱了。正当他们奋力拼搏，被大批敌人包围之际，另外两个骑兵营在伊斯的利亚公爵的率领下也赶紧跟了上来。他们及时地给我们解了围。这时天基本上大亮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整个战场。只见平原上和大路上到处都是哥萨克士兵。我们的禁卫军夺回了被敌人夺去的几门大炮，解救了被抓走的几个炮兵战士，并把哥萨克人赶过了河。但是我军的伤亡也颇严重。
很明显，要是皇帝像他希望的那样再早一点出发，那么他一定会发现他将身陷大批的哥萨克士兵中间，而身边只有他的前卫队和陪伴他的八名将军和军官。要是同我们遭遇的敌人在包围我们时表现得更勇敢一点，并且悄悄地断绝我们的退路，我们就一定会在骑兵到来之前战死。诚然，在那夜暮中，我们可凭借闪闪的刀光奋力砍杀，在牺牲前杀死更多的敌人，但是皇帝肯定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人们将不会知道在哪儿保护他，因为在那块平坦的原野上，遍布着一堆堆的树丛，在这些树丛的掩护下，哥萨克人能够用滑膛枪的火力控制道路，杀伤我们的禁卫军。
如果这些情况没有我们的军队作证明，没有如此众多的可靠的人去证实，后人一定会怀疑这个情节是否真实。确实，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一位如此有远见的皇帝，当时最伟大的统帅会在离自己的统帅部仅仅五百码的地方差点被敌人俘获——而且那是一条大路，是全军进军的路线，又是在拥有大量骑兵和步兵的禁卫军的露营地区内。千余名敌军于夜里埋伏在离我们统帅部只有滑膛枪的三、四个有效射程内不被人发现，这可信吗？我将用以下的事实来证实这一切都是可能发生的。我还要用这些事实来说明皇帝的某些习惯。
我们只剩下很少的轻骑兵部队。这些部队担负着很重的任务，要对付敌人频繁的骚扰。就在出事的那一天，他们被调到其他阵地上去了，因此我军的这部分阵地缺乏必要的掩护。一般地说，我们法国人作战勇敢，但警惕性很差。我们的军队对侦察也不重视。在夜里，他们在各处派出哨兵，以便在敌人到达以前能骑上战马。但是，他们很少不辞辛劳地掩护军团的后备队和侧翼。
皇帝只是在最后时刻才选择了他的统帅部成员。有两种考虑使他这样做。第一，这是一种明智和谨慎的办法；第二——他自己也承认，为了在一天的任何时候他都能随心所欲地指挥身边的随从人员。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过去时常同我说：“假如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弄得困难一些，那么当你遇到真正困难的时候，你也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
毫无疑问，由于皇帝采用这种治军方法，他身边的军官们和一般工作人员常常因此吃苦不小，但皇帝对此毫不在意。作为全军和庞大的卫队的核心，他只注意事业的主要结果，对组织上的细节他是不予仔细考虑的。他从来只专注于进攻，对哥萨克人制造的麻烦也是不够重视的。这样就给敌人造成了有空隙可钻的机会。
禁卫军那一天本来是向前挺进的，但又不得不退回来守卫阵地，因此一直到日落以后才露宿。他们既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地形的情况，还以为他们仍然是踞于全军的中心位置。他们没有派出巡逻队。他们相信其他部队一定会远远地掩护着统帅部，因而感到很安全。他们甚至没有费心去与友邻部队取得联系。事实上，禁卫军和统帅部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周围发生的事情。禁卫军的一个营就露宿在离出事地点三百码远的地方。在同一条大路旁，哥萨克人也是在那附近过的夜，并从那儿向皇帝逼近。
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皇帝总是不事先打招呼就骑马出巡。他甚至很喜欢突然出发，使旁人不知其去向。他的战马被分到了各个部队。每个部队都有两匹专为他准备的战马和几匹为御厩大臣以及其他值勤军官准备的坐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统帅部总是有一支整装待发的骑兵卫队。每一名军官也都得有一匹随时可用的马。每一支值勤的卫队包括一名军官和二十名轻骑兵，也都是处于临战状态。保卫皇帝安全的骑兵营负责提供和轮换这支轻骑卫队。在其他战役里，通常只有一个这样的骑兵营，但在俄罗斯战役中，却有四个——一半轻骑兵，一半掷弹兵和龙骑兵。轻骑卫队紧紧跟在皇帝身后，而骑兵营则成梯队在更远一点的后面跟进。这个营通常是在皇帝出发时才备马。要是皇帝事先不打招呼就快速地骑马外出，那么他身边通常只有两、三个人，其他的人只好随后追上去。
撤出莫斯科后，特别是过了斯摩棱斯克后，一个骑兵营总是连续护卫皇帝两、三天才能得到轮换。这样一来，士兵和马匹都累坏了。皇帝常常是天黑后很久才回到他的统帅部，因而护卫的骑兵营只能摸黑择地露营。皇帝在原野骑马时，只要有两、三百码的开阔地就纵马飞驰。因此不论骑兵营的官兵骑术如何高超、警觉如何敏锐，也很难在一开始就紧紧地跟随在皇帝的后面。这就是那天混战时，有一刻皇帝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原因。
纳夏泰尔亲王和我总是不离皇帝战马左右。值勤的禁卫军指挥官[禁卫军有四位高级指挥官：圣西尔(胸甲骑兵)、欧仁(轻步兵)、巴拉格蒂利尔(龙骑兵)和朱诺(轻骑兵)。]则又在我们的侧面，同我们并驾齐驱。但在俄罗斯战役中，禁卫军的将军们都另有指挥任务。因此，侍卫皇帝的任务就由御厩总管单独来完成了。当皇帝骑马外出时，我们侍卫的序列如下，四名轻骑兵组成的前卫队在前边开路，随后是三名传令军官，二到四名副官——这一组人离皇帝八十步远。皇帝，后面是御厩总管、禁卫军的值班军官和总参谋长，再后面就是由军官和轻骑兵组成的轻骑卫队。然后，五百步以外是护卫骑兵营。如果我们缓缓而行，他们则在后面跟进，要是皇帝策马飞奔，他们就驱马小跑。这些情况就说明了皇帝的警卫人员是多么少，而且他是如何地使自己置身于前呼后拥之外，正如有的人所断言的……
10月25日，皇帝犹豫了一些时候。在他看来，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之战还不足以抵消那不勒斯国王的失败。此外，那时他还不想把那天早晨的遇险归咎于错误的决策。只是由于我们长时间坚持——而且皇帝也估计了库图佐夫的可能的动向：如果他都不愿意在像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这样坚固的阵地同我军决战，那就更不可能在二十里格外的什么地方同我军会战了。——这样，我们终于在一个非正式的会议上说服了皇帝，向博罗夫斯克转进。在那儿还有我军部分步兵、大部分炮兵和全部车辆，再者，我军的马匹十分疲惫，不堪完成重大作战任务。这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
皇帝是由于他人的说服而改变主意的呢？还是他的确相信他打败了俄国人，在进入冬营之前就已经将战役引向对他有利的前途？对此我无法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头一天晚上，同样是那些人向他提出了那样一些急迫的问题，而他却反驳了我们提出的全部理由。他只是简单地推迟做出决定，直到他自己终于看清楚，敌人是否真的逃遁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才迫不及待地要在拂晓前出发侦察敌情。
皇帝回到了古罗德利雅，从那儿向全军发号施令。第二天，部队即向博罗夫斯克进军。10月26日总参谋部就在那儿过夜。有少数几个居民回到那座城镇。人们也许会认为皇帝离开莫斯科后就多少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事件，因为他曾下令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对付哥萨克人的骚扰。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命令全都落了空。没有人习惯于提高警惕，而且人们太沮丧，太羸弱，以至无法改变他们过去的老习惯。
大家都在想，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粮食和喂马的饲料，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到远离公路干线的乡村去，那就意味着有被哥萨克人逮捕或被农民杀害的危险。长途行军太艰难了。我们的骑兵又太累，人数太少，很难组织起足够的力量去侦察敌情和掩护我军的侧翼。关于在同哥萨克兵的混战中皇帝所冒的风险，我们虽尽量不扩散，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全军都知道了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可叹的。这个事件本应给每一个人敲响警钟，证明我军亟需提高警惕。然而，这一警告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大家感兴趣的却是哥萨克人缺乏胆略和勇气，被一支两、三百人的骑兵打败，狼狈地被赶跑了。
哥萨克人在护卫军队、掩护乡村或者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方面，无疑是全世界最好的一支轻骑兵部队。但是，一旦我们认真对付，全军顽强地向他们进击，即使他们的人数超过我们一倍，他们也从不敢同我们决一死战。单纯地攻击他们或者想用战斗使他们溃散，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他们回身追击之快就像他们受攻击时后撤一样迅速。作为优秀骑手，他们的坐骑要比我们的马灵巧得多。必要时他们能够逃脱我军的追击。而一俟条件有利，他们又回头拼命追击我军。他们很爱惜自己的马匹。他们有时也会纵马飞奔，会进行长途的艰难的驰骋，但他们不会让马作无益的来回奔跑，而我们的马匹往往就是这样累垮的。
10月27日，皇帝在韦列亚过夜，以便给炮兵和其它辎重部队时间，使它们赶到部队的前头来。那一天由于出发很早，他在清晨就赶到那座城镇，并且马不停蹄地穿越过去。出城后他在通往莫日艾斯克的大道上走了大约半里格就停了下来。他登上了一处能够俯瞰周围乡村的山岗，瞭望部队和运输队通过那一带地区。在那里，人们给他押来了沙皇的中将副官温青格罗德伯爵。这位中将副官原率领一支俄军轻骑兵驻守在通往特维尔的大道上，掩护彼得堡和监视莫斯科。他就是在那儿被我军俘虏的。
俄罗斯战役后，关于那个事件真是众说纷纭、矛盾百出。我现将笔记里的有关情节公诸于众。这些情节大多来自当时呈交给皇帝的报告。温青格罗德先生很可能因听说法军主力已经开走，于是来到莫斯科城郊，加入几位居民的谈话。他从中得知，由于遭到哥萨克骑兵和武装农民的小规模袭击，特雷维佐公爵为了不使他的小部队在野外担风险，就将他们撤进了那座大城市里。法军部队都被集中到了克里姆林宫周围。温青格罗德化装来到我军的前哨阵地旁边，想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迫使特雷维佐公爵撤出莫斯科，或者通过贿赂和煽动我军的士兵，来达到同一目的。当地有些居民告诉伯爵，采取后一种方法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相信法国人对长官怀有不满情绪。当时，我们的那支部队只驻守在克里姆林宫和通往莫日艾斯克的交通线上。那条交通线同时也通向我们的大军团。温青格罗德在军服外罩了一件平民的便服，设法同我军最边远哨所的士兵攀谈，陪同他的还有几位会说法语的村民。他们根据他的指示和示范，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同士兵们谈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军所遭受的挫折，我军所面临的困难，我军所冒的无谓的风险，沙皇的好心肠和宽宏大量，他对外国人如何善良，对士兵如何热爱；法军的绝望的战斗使得拿破仑不得不撤退，以及法军士兵放下武器，在准备优待投诚者的国家里一直和平地住到战事结束的种种好处等等。
我们的一些士兵把伯爵当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因而让他继续滔滔不绝地往下讲，对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怎么注意。一个比较有头脑的轻骑兵听到了他最后说的那些话，开始对他有所警惕。伯爵劝降的话使他震惊。他终于逮捕了伯爵，并把他带到警卫室。士兵们不顾温青格罗德先生的抗议和反对，又把他带到一位负责城防的军官那儿。当人们认出他是俄军军官后，他又徒劳地争辩说，他是来同我军谈判的。他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伯爵继续作为敌俘被监禁起来。有人把他带去见了特雷维佐公爵。公爵对他相当优待，但是特雷维佐先生还是不能接受温青格罗德的谎言或按他的愿望将他释放，因为他行踪诡秘，化装成老百姓前来劝降我军士兵，而没有任何根据证实他是谈判的密使。
沙皇宫廷大臣的儿子、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副官纳里斯金先生当时同几名哥萨克兵在一段距离以外等候伯爵。等了很久还不见他的司令官回来，他就向几个村民打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他说，伯爵被法军逮捕了。纳里斯金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没有告诉旁人，也没有吹号调一名军官或者军士来商量，就只身前往法军的前哨阵地，让法国人把自己抓了起来。他认为在长官遇难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很高尚的。对一支部队的司令官表现出这样的献身精神使一些人大为惊讶。这个年轻人被卫兵押送到元帅那里。
人们将抓获这两名俄国军官的经过向皇帝作了报告。他命令把他们带来。我们在路上下马时，他们被带来了。温青格罗德先生被单独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指责他身为德国人却为俄国人服务，而此刻德国的臣民不是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就是同法国人结了盟。他说，温青格罗德先生作为他的一个臣民，他完全可以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军事法庭会给他判一个间谍罪，以背叛法国的名义将他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越是为自己申辩，皇帝就越是生气。皇帝责备伯爵长期以来一直拿英国的薪金，参加了所有反对皇帝和反对法国的阴谋，在莫斯科贿赂他的士兵，促使他们逃亡，扰乱军心，使他们变成胆小鬼。皇帝以君主的名义对这些阴谋活动表示鄙视。温青格罗德先生回答说，他不是出生在臣属于法国的德国。此外，自孩提时代起他就离开了德国，而且加入了俄国国籍。为了报答沙皇亚历山大的知遇之恩，他已经为俄国服务多年了。
伯爵还想给他在莫斯科的行为涂脂抹粉，为此，皇帝理所当然地给予了训斥。温青格罗德又继续说道，他在莫斯科的“谈判”是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最主要的是让那座城市不要遭受更多的灾难和蹂躏。既然法国人将要撤出那座城市，他将使自己局限于这种“和平”行动而不诉诸武力，这种做法对作战双方都是有利的，等等。
皇帝变得越来越愤怒，他抬高了嗓门，就连远处的警戒哨兵都可以听到。谈话一开始，陛下的随从副官就稍微向后退缩了。看到皇帝如此气愤，每一个人都如坐针毡。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个国家君主和一位被俘军官之间的这种争论是令人厌烦的。苦恼在每一双眼睛里都流露出来——因为温青格罗德伯爵在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是不值得一提的。我同皮亚琴察公爵(当时是查尔斯·勒布伦)一直在谈着话。像我一样，他也对现场发生的事情十分气恼地作出评论。纳夏泰戈尔亲王甚至更为不安。他开始时站在离皇帝很近的地方。后来他找了个什么借口，离开皇帝身边，也同我们攀谈起来。我们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郁闷的心情。他的谈话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这时皇帝召唤卫兵把温青格罗德先生带走。当时没有人把这个命令传递下去。当皇帝又一次提高了声调呼唤卫兵时，两名警戒哨兵来了。皇帝再次重复了对俘虏的宣判，并说他作为一个叛徒应当枪决。温青格罗德先生原先一直低头看着地面。当他听到最后这句话时，他挺直了身子，绝望地抬起头来，眼睛直盯着皇帝和那些站在他身边的人，大声地说：
“陛下，您把我当作什么都行，但请不要当作叛徒。”
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卫兵们跟在他身后，但保持了一段距离。那不勒斯国王来到皇帝身边有好一阵了。他和纳夏泰尔亲王都极力想劝皇帝息怒，可是毫无结果。皇帝急促地、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一下招呼这一个，一下又传唤另一个，似乎是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人们回答他的只是沉默。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大动肝火。可怜的纳夏泰尔亲王也好像魂不附体似的。他来到我面前同我谈了几句，然后叫他的一位副官去指示卫兵：要宽待俘虏们[皇帝的暴力行为“是不为人们所赞成的。人们对此不以为然。相反，大家都急于让被囚的将军放心，并且给他以安慰。”——见塞居尔所著的《拿破仑史记》。]。他指示自己的军官们要执行他发出的命令。与此同时，皇帝逢人便说——不管是老兵还是新兵，引起他对那位俄国将军的怨恨的旧事。这些事，据说是发生在最后一次法奥战争以前。纳夏泰尔亲王也像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般失去理智。
在离一所漂亮的大房子不远的地方，余怒未消的皇帝命令两个骑兵中队去洗劫并放火烧掉那所房子。“既然这些野蛮人喜欢烧它们自己的城镇，那我们也帮他们一把！”
皇帝的这一命令被严格地执行了。这是我听到他唯一的一次下达这样的命令。通常，他总是试图阻止损害私人利益和伤害平民的破坏性行动。天黑前，他回到了韦列亚。当地的居民全都逃走了。
像我们商定的那样，我邀了纳夏泰尔亲王一起去见那不勒斯国王，请他到皇帝那儿去为温青格罗德先生说情。我们曾从他那儿了解到伯爵的家庭情况以及他离开德国的时间。纳夏泰尔亲王在回来的路上已经利用机会向皇帝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向皇帝解释说，温青格罗德先生并不是他的一个臣民。尽管皇帝暴跳如雷，对这个事件的结果我还是放心的，因为亲王们也和其他人一样是有良心的。这种良心足以促使皇帝纠正他所犯的过失。但是纠正的时间对俘虏来说似乎太长了一点。我们都不耐烦地等候作出这个决定。我们相信这个决定肯定是会作出的。唯有这一点才能消除所有人的不安情绪。
皇帝派人来叫我，询问是否有信使的消息。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我们原来想象他不可能那么快就会消气。尽管皇帝已经基本上平静下来，但他仍然需要发泄怨恨。我听着皇帝的申述。我同意他说的温青格罗德先生在莫斯科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并且他也应当在他被俘的那个军团受到审讯和宣判。但我认为，皇帝没必要派人把他召来。对他严厉地痛骂一番更是毫无意义——对皇帝来说，他对自己的俘虏那么严厉，因而使得任何惩罚都是多余的。我说，那种严厉的态度现在会被别人看成是报私仇，并且那是针对沙皇亚历山大的一种怨恨，因为他的俘虏是沙皇的随从副官。在打了这么多仗以后，双方不应该再纠缠个人的恩怨。
皇帝开始大笑起来，并且深情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这是他想法儿逗弄别人时的一种习惯。他说道：
“您是对的，但这个温青格罗德实在是一个坏家伙——一个阴谋家，像他这种官衔的人四处去贿赂士兵是正当的吗？——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演一个特务，一个拉皮条的家伙？——他让自己以沙皇的名义去煽动士兵，让他们怯战？闹兵变？我要把他送回法国，……我宁愿他们抓到一个真正的俄国人。这些为大财团服务的外国人都是些可怜的战利品……这么说，为了亚历山大的缘故，您对他感兴趣？好吧，好吧，我们不会伤害他的。”
皇帝在我的面颊上轻轻拍了一下。这也是他表示亲昵的一种动作。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了他想借坡下驴。
我没有等到皇帝打发我走，就带着这个好消息离开了。但他叫住了我，指示我去说服纳里斯金先生来同我们一起用晚饭。皇帝说，过几天，一定会派人把他送到俄国人的警戒哨。皇帝还嘱咐我不要向别人提起此事。
“至于温青格罗德先生，”皇帝开玩笑地对我说，“您不要对他这么感兴趣，因为他不是一个俄国人。”
说完，他又开始数落他的缺点：
“他是伦敦政府的一个间谍。他曾在维也纳当过特务，在彼得堡也是一个特务。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个阴谋诡计的制造者。他不配享受最起码的优待，肯定不配。不管用什么理由，沙皇亚历山大的副官，以及近侍一类的职责，只能由俄国本土出生的臣民来承担。高尚的人都反对温青格罗德，因为他们讨厌政治丑闻。”
如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商定的那样，在这次与皇帝的谈话中，我请求说，我们历来对俘虏采取的宽大政策也应该体现在伯爵身上。
“那不成为理由。”皇帝厉声回答道，“我应该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但他的行为已使他自己不能享受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权利。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想过要伤害他，尽管沙皇亚历山大糊涂地让他作为自己的随从副官，我也不会糊涂地虐待一个同沙皇特别亲近的人。我将把他送往法国。我要派出最好的护卫队，以防他在欧洲勾结上三、四个像他那样的人。”
皇帝在打发我走的时候，再一次叮嘱我，不要提到他对温青格罗德先生的善意，因此我在同纳夏泰尔亲王谈到此事时也只是要他对俘虏的命运放心。然后，亲王就同那不勒斯国王去皇帝的帐篷里和他共进晚餐。他们想就此事作出一个明确的决定。过了一会儿，皇帝又派人从饭桌边把我叫去。他问了我有关年轻的纳里斯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他叫我去告诉纳里斯金——要装出这是出自我自己的思想，说是皇帝企望和平，但能否实现光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就取决于沙皇了。……当前的形势对法军是有利的，拿破仑皇帝愿意向沙皇亚历山大提出优惠的和谈条件。势态很清楚，没有任何军事上的挫折逼迫他那样做。而此刻，俄国人的形势也不弱于法军。由于法军的运动是某种形式的撤退，这样就使法军争得的绝对优势被抵消了，并使双方政府处于平等的位置，因而完全可以缔结和平条约。……因此，皇帝很可能把他——纳里斯金送回到俄军的阵地上去，因为皇帝知道他的家庭同沙皇特别接近，而且皇帝也不想让沙皇再为纳里斯金的安全担心……
我回到了纳里斯金先生身边。他当时正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我叫他对他的将军的命运放心，并把皇帝吩咐的话向他述说了一遍。
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正以他们常见的那种亲切方式在同皇帝交谈。温青格罗德先生被作为战俘送往法国。纳里斯金先生要和他同行，因此，我给了纳里斯金一些钱。第二天，在行军途中，他们的马车追上我们。我又给了他一件大衣，因为当时他身上只穿一件军衣。我的贴身侍从告诉我，他们被置于我们这支纵队的前头，直到远离达格日阿次克我们才同他们分手。他们在一名军官和一个卫兵的监护下前往巴黎。他们的机会不错，当他们过了波里索夫后就遇到了车尔尼舍夫先生和一队哥萨克兵，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10月23日特雷维佐公爵撤离莫斯科。在撤出前，他按照皇帝的命令炸毁了克里姆林宫和兵营。10月27日，他们来到莫日艾斯克。在那儿，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安排用能够搜集到的车辆载运伤兵回国，然而车辆还是远远不够用。一些谷物运到了那座城市。阿布朗泰斯公爵建立了兵站，把粮食分发给首批到达的部队。
第二天，即10月28日，我们从郊区经过莫日艾斯克，但没有进城。在路边，皇帝停下马来听取关于撤退和分发粮食给伤兵[他们离开病房后，每人发给了两天的口粮。这是一次极不适当的供应，因为管理这批伤兵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获得口粮。因而无法给伤员们以应有的照顾。更严重的是，一大批原来住在市外、生活极不方便的伤兵还没有领到口粮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兵站，赶往那些他们视之为救星，其实是致他们于死地的车辆。他们不久就后悔了，尽管在头一、两天内，他们还能得到人们的怜悯。没有多久他们就懂得了那些忍饥挨饿的人的感情已经麻木不仁。——摘自科兰古的笔记。]的报告。这些行动都是按他的命令执行的。皇帝自己也亲自参加了装载伤兵的工作。他把许多伤兵安里在他自己的车队以及其他所有过路的车辆里。有人警告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更多的死亡。然而皇帝没有听从这些警告。根据他的命令，那些离开了野战医院的不幸的人们只要还能坚持，就都被装上了车。他们有的被放到马车的顶篷上，有的放在草料车里。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来的已经装满了伤病员的车辆后板上也安排了伤员。这样一来，这些伤兵们都成了皇帝好心肠的牺牲品。皇帝原想把他们带走，以免落入野蛮的俄国农民手里，可是由于旅途坎坷，那些没有累死的人也死于夜晚的严寒和饥饿的折磨。那些负伤的禁卫军官兵和被置于皇帝车队里的伤兵则得到了食品和照顾……但是其他的人呢？由于所有的马车都丢失了，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到维尔纳。就是体魄健壮的人尚且忍受不了这种行军方式，何况伤兵们呢？他们无法长时间地在奔驰的车上抓住车椽。人们不难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的状况了。他们不仅忍受着颠簸、伤病，还要忍受寒冷的折磨。
由疲惫的没有喂饱的马匹拉着的车子，一天要行驶十四到十五个小时。车队不能离开大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们补充给养。驻扎时，车夫们往往带几匹马离开大路去寻找食物和饲料。不管那里有多穷困，他们总要到被遗弃的村子里和兵营里去仔细搜索一番。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吃上饭，因此不论找到什么食物都要精心地收藏起来。他们甚至常常没有时间生篝火取暖。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刮着。我们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悲惨的命运，处于如此穷困、潦倒和绝望的境地。无法逃避的死神好像正从各个方面围攻我军。外科医生和大夫们一没有救命的粮食，二没有治病的药品和绷带，更何况他们也没有自带干粮，因此，他们无法再给伤病员治伤看病，他们不得不躲开那些不幸的伤病员。
在奥尔沙地区，我们不得不穿过一片名副其实的沙漠地带。道路两旁的村庄被部队和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的人流踩平了，食物被吃光了，只剩下一片毫无人迹的荒凉土地。加入我们行列的车队，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车队离开莫斯科时就已载满了难民、妇女和儿童，以后，又不得不接纳在温克瓦和马洛亚罗斯拉韦次负伤的人们。到了莫日艾斯克后，又挤进一批伤兵。这些伤兵被安置在车子的上座、前部、行李后面，或者草料车里。如果车里都塞满了人，他们就被安排坐在马车的顶篷上。据此人们可以想象出我们车队的外观。车子只要稍一颠簸，被放在最不安全地方的伤病员就会摔下车去。可是车夫们对此是不会注意到的。而跟在后面的车夫只要神经还正常的话，也不会刹住他的马车，因为他害怕停下来就会失去在滚滚洪流般的车队里所占有的位置。他只能硬着心肠让马车从落车的伤兵身上辗过去，而随后跟进的马车对这种情况就更是熟视无睹。
我们的军队从莫日艾斯克出发四十八小时后，我见到了生平从未见过的恐怖景象。人们由于对饥饿的畏惧，由于害怕失去在超重了的马车上的位置，害怕又累又饿的马匹会死掉，开始变得冷酷，失去了对同胞的怜悯心。当我说到我曾看见人们是如何驱马在崎岖的道路上狂奔，以便摔下那些使马车超载了的伤病员，我的心至今仍在战栗。尽管人们知道马蹄会把他们踏伤，车轮会把他们辗死，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一个同伴从剧烈颠簸的马车上掉下去而使车上没有那么拥挤时仍然会得意地微笑。大家都想着自己，而且也仅仅只想着自己。人们心里盘算的是，他的生命全依靠在车子上能保留他和他的那点食品的位置。为了保存他那最后的一点财产，他宁愿牺牲二十个同胞的生命。人们在心里总是这样自我安慰，在前边一定能够找到食物。但是，除了某些较大的城镇外，比如斯摩棱斯克(那儿有几个仓库)，他们啥也没有找到。人们除了冒着被俘和被杀的危险，到离公路至少一里格外的地方去弄点儿草料外，他们的马匹只能喂些腐烂的玉米和从旧兵营里弄来的稻草。
10月28日，统帅部人员都驻扎在乌斯潘斯科耶(莫日艾斯克到博罗迪诺之间的一座已被洗劫过的庄园)。凌晨两点，皇帝派人来叫我。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床上，他叫我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要我紧挨床沿坐下来——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习惯的。然后，他同我谈到了总的形势和军队的状况。但是皇帝没有也不愿意承认军队的极端混乱。最后，他要我坦率地同他谈，并讲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很乐意地详细地向皇帝谈了我军的溃乱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尤其是严寒将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我提醒他，沙皇亚历山大在接到洛里斯托纳从莫斯科带去的和谈建议时所说的那句话：“现在是我的战役开始的时候了。”我对他说，千万不可把这话视若戏言。随着气候转冷，一切都将更有利于俄国人，而首先是有利于哥萨克骑兵。
“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已经不止一次地犯错误了。”皇帝说道，但他的语气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轻松感。
看来，我对现实的估计并没有能打动皇帝。他仍然幻想我军的优越的智力一定能使部队多少抵御寒冷——他们一定能像俄国人一样，采取预防措施，甚至使之得到改善。他没有谈到军队将要在奥尔沙或者维帖布斯克建立冬营的事。他也不可能承认他会被迫在别列津纳河彼岸离军回国。……皇帝仍然盼望着会有一千五百到两千名波兰哥萨克兵能在几天内赶到。在他看来，那样，就能一举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因为他们一定能掩护大军团，让我们的士兵获得休息和食物。自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战役后，这些可怜的人们都是靠马肉和一点儿发霉的面糊糊充饥度日。而这后一种食物还只仅仅属于那些参加虏掠的士兵们。其他人就只能靠烤马肉维待生命了。那些喘着粗气倒在路上的马匹总是活生生地被饥饿的人们宰割瓜分了。
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我们谈到了军队、俄国、波兰、法国的繁荣，以及保持这种繁荣的措施。在谈完这一切后，皇帝谈到了主要问题。他就是为这个问题才派人叫我来的。并且为了引出这个问题，他说了许多无关重要的话。他告诉我说，也许——甚至极有可能，把部队整顿恢复到一定程度后，他立即先返回巴黎。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那样做是否会给部队留下坏印象，是不是重建部队的最佳办法。他说只有那样做才能紧紧抓住欧洲，使一切事情都平静下来。最后，他问我是否不带卫队就能安全地穿过普鲁士的领土。
皇帝又说道，再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俄军的状况也不会比法军强多少。他们也极需休整和重建。冰冻对俄国人来说也像对法国人一样是严酷的。库图佐夫一直在跟踪我们，但他没有进行过一次哪怕是小规模的进攻。这就证明他也缺少必要的力量。我们转移的速度如此缓慢，而且途中常常停下来，按理说，他应该很容易就能赶到我们的前面去。库图佐夫必然知道我们是纵队行军，然而我们却没有看见他的影子。皇帝进一步说道，我们一定能够在斯摩棱斯克看到一支组织完善的法国生力军，同时在别列津纳河看到另一支。……
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形势要比他能看到的和相信的严重得多。我觉得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补救措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他必须给每天下达的大量命令注明日期，就像他从杜伊勒里宫颁布法令一样。
我跟皇帝说，如果欧洲的局势真的到了严重的关头，我就不会因为次要的问题如军队里会怎么说或怎么想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认为他所想的事情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忠实的仆人应该劝告主人去做的。他不应该犹豫不决，只要小心地择机行事就是了。至于说到途经普鲁士会不会遇到危险，我认为使用假名旅行是可以避免大的危险，因为事先谁也不会知道这个行动。如果有什么危险的话，我们每天不是都遇到成千上万的危险吗？
我试图想让皇帝了解军队目前的真实状况。我指出，某些军官丧失了勇气，已经涣散的军队因而变得越发难于控制了。那些军官确实让他们的部队完全瓦解了。他们没想出任何办法来掌握自己的士兵，免于同那些忠诚的有色人种的部队交手，因为敌众我寡，一打必然败北。我告诉皇帝说，有关我军的撤退消息和他现时还不愿意承认的我军遇到的灾难，不只在法国，而且在欧洲也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皇帝的返回必定能够抵消这种印象。
最后，皇帝好像对我的预言不那么怀疑了。他想，只要他在巴黎出现，就能有效地催促和调动各种力量，在三个月内重建一支军队。谈话结束时，他问我，既然我们将撤出俄国各省，我们给沙皇的和谈建议是否会被他接受而有可能导致和平？“情况不会比在莫斯科时更好。”我回答说，“我们撤退的消息只会在俄国人民中引起狂欢。”
皇帝让我离开时，已是五点半钟。他嘱咐我把他的话再好好想一想。他说他跟纳夏泰尔亲王商量此事后还要再同我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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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饥荒
十、饥荒
第二天，也就是10月29日，我们来到了格日阿次克，寒冷加剧了。由于是在撤退的路上，我们常常更频繁地收到从后方寄来的邮件。最近收到的从巴黎寄出的信注明的日期还是九月份。而此刻，通信联络又被敌人切断了。前几天，一支敌军部队出现在我们的交通线上。在博罗夫斯克我们已经感到寒冷。当时虽然地面已经冻结，天气还是晴朗的。夜里，只要生一堆篝火，在野外过夜也还是可以的。而这时，在格日阿次克，人们更明显地感到冬季的威胁。自从离开韦列亚，我一直是步行。白天，我都是跟部队一起行军。我发现这样做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好处。因此我在整个漫长的撤退途中，我既没有冻病过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适。
在格日阿次克，我们得到了一批从法国送来给皇室人员的残余物资。这些物资是由两名步兵押运的。一部分物资在途中被哥萨克人抢走了。我们没有运输工具运送这批物资，只好把它们全都分发光了。统帅部获得的物资特别丰富。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是大家都得到的饮料。我们积蓄力量，养足精神准备日后抵御真正的饥荒。每一个人都获得了一点干粮，甚至还得到一小份饼干。人们不顾夜间的寒冷和几段融雪后泥泞的道路，顽强地长途跋涉。而马匹却是另外一回事。原先蛮强壮的马几乎全死光了。由于缺乏马匹，那些备用的马也套上了挽具。我们当时已经开始遗弃一些车辆了。
到那时为止，跟踪我军后卫的哥萨克骑兵还没有给我们制造多少麻烦。我们的骑兵力量单薄，再加上我军撤退的速度较快，因而无法派出护卫部队，我们也无法获得敌军方面的情报。由于在我们行进的沿途没有哥萨克兵，我军前卫部队派出去袭击敌人的特遣队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敌人，而少数农民一见到我军的影子就逃之夭夭。如此轻易就弄到粮草，对我军实在很不利，部队因此而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掉队的人数增加了。由于不参加特遣队就弄不到食物，人人都想参加特遣队。然而真正的特遣队员和后卫部队掉队的士兵并不都是那么幸运的。敌人每天都能抓获大批的特遣队员以及掉队的士兵。毫无疑问，敌人对这种战法十分满意，所以就很少再冒险闯入到我军的滑膛枪射程以内的地方。
10月30日，统帅部在韦利兹沃过夜。那个曾经是很好的庄园当时连一根椽木也没剩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废木料中捡到一些材料，勉强为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拼凑起两间小屋。一张球桌是唯一完整的家具。我们到这里才收到迟来的信件。第二天，即10月31日，统帅部和禁卫军停驻维亚兹马。11月1日一整天，我们都呆在此地。皇帝甚至想都没有想到库图佐夫正在尾追我军，而库图佐夫也没对我军发动攻击。天气仍然很晴朗，皇帝又一次重复说俄国的秋天跟枫丹白露的秋天一样。他还根据那几天特殊的天气判断说，今后十天或者两个星期内气候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皇帝对纳夏泰尔亲王说，这是圣·于贝尔时代枫丹白露的气候，人们所说的关于俄国冬天的故事只能吓唬小孩子等等。
11月2日，我们在桑洛沃宿营。11月3日是在斯洛科沃，那天我们遭受到第一次风雪的袭击。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前几天敌人不对我军侧翼发动攻击，只是一种让我们放松警惕的诡计，以便在博罗迪诺附近的沃罗洛沃一线发起新的攻击——敌人这时已差不多追上了我军的后卫部队。但是，正如后来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当时库图佐夫对我军之所以没有紧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行动还不摸底。一直到10月27日以后他才确切地知道我军向他逼近只是撤退的前奏。10月28日，他指示拥有很强大的步兵和骑兵的米罗拉多维奇将军攻击我军，并在我们到达维亚兹马前就切断我军后卫师和主力的联系。
11月3日皇帝在斯洛科沃得知了俄军进攻的消息。他还知道了欧仁亲王、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和埃尔欣根公爵不得不支援了埃克米尔亲王……达武元帅指挥的后卫部队由于大批因饥饿和疾病而掉队的士兵们的拖累，转移的速度很慢。他们离维亚兹马还有很远的距离。而这时，俄国步兵出现了。由于力量有限，不能同敌军战斗，达武元帅不得不催促部队加速撤退。与此同时，内伊元帅指挥的法军已经在维亚兹马前安营扎寨。欧仁亲王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在前几天就知道了敌人正在逼近埃克米尔亲王，所以他们放慢了撤退速度，并在维亚兹马前面进入了阵地，以便等候达武元帅的军团。
农村里出现了大批的哥萨克骑兵，不管我军各部队是多么靠拢，他们还是不断地切断我军的联系。由于我军排成了战斗队形，战斗对我军十分有利，但令人遗憾的是皇帝没有料到库图佐夫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而只想到俄军会试图赶到我军的前面去而不是从后面骚扰我们。那一天皇帝一直呆在斯洛科沃，禁卫军保卫着他。战场上没有最高统帅，也就没有统一的指挥和部署。我军勇敢地战斗了六个小时，但都是抵抗敌人的进攻，为此。敌人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大批的俄国兵被打死了。他们除了给法军第一军团制造了一些危险外，简直是一无所获。但是这个军团在经过欧仁军团阵地时出现了某些违反军纪的现象，在过桥(在维亚兹马)的时候，这种无纪律的现象更加严重。
到那时为止，凡是在战场上抵抗敌人的进攻(有时是十分猛烈的进攻，连部队的队形都被敌人的炮火打乱了)，第一军团都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光荣。而这种违反纪律的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那是因为这些勇敢的步兵第一次解散了他们的队伍，迫使他们顽强的司令官作出了让步。我叙述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说明了当时我军的处境和遭遇。第一军团在法军中是最好的部队，也是人数最多的部队，完全可以比得上禁卫军。从那以后，它遭受到的打击最重，犯罪现象变得更普遍了。11月3日那一天，波尼亚托夫斯基、欧仁和内伊全都投入了战斗，并取得了成功。
皇帝不得不把指挥后卫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内伊元帅。内伊的精力和勇气是随危险和困难的增加而增长的。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规定了部队在撤退时应采取的队形。他认为这个命令可以纠正人们都在抱怨的种种弊病，可以打击前来袭扰我们的哥萨克人。可是皇帝把这些哥萨克人当成了阿拉伯人。他指示我军应该像在埃及时那样进军，把行李车置于队伍中间，在队伍的一头一尾各置半个营的兵力。几个营成两路纵队保护侧翼。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形成一个方阵，可以朝各个方向开火射击。他说，各单位在转移中可以缩短相隔的距离，而炮兵就在各个单位之间行进。皇帝对这个部署谈了很多。他认为这对军队来说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方法。他十分陶醉地说我军能够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
可是，危险并不是来自哥萨克骑兵的攻击。我军只要有一个排的兵力就不用害怕他们。只要士兵们下了决心，就可以击退敌人的袭扰。危险来自饥饿，来自缺乏给养，来自没有后勤补给。这个危险可能导致所有部队崩溃——这是我军疲于奔命的行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还将使沿途的农村受到可怕的蹂躏。本来，我军应该把每天的行程限制在三至四里格，而且选择好路线，好让部队能再走一定的路程到附近的农村去收集粮食。假如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士兵就会紧跟军旗前进，而且绝大多数人的性命也能保住。但是敌人也一定会因此而取得某种优势。他们也会赶上我们并从各个方向攻击我们。若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就得忍受其它的灾祸。
皇帝以为俄国人的进攻是他们全军的统一行动，因此他决定停止前进，在斯洛科沃附近集结部队，准备瞅准机会全线反攻，打俄军一个措手不及。皇帝认为俄国人一定以为他们只是在追击法军的后卫部队，如果我们能给俄军一个巨大的打击，就会使他们后悔不该追得太急。内伊将第一军团溃乱的事件向皇帝作了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报告。任何人收到这种报告都会放弃再搞反击的想法。可皇帝决心不变。内伊声明说他的部队占据了维亚兹马后面一片树林中的一条小道。为了让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撤过去，他不得不在天亮前继续他的撤退，以免有丢失部队的危险。他说第一军团的行为给全军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留下了危险的影响。
尽管这个报告在上午九点钟左右交到了统帅部，皇帝还是要坚持执行他的战略计划。他相信所有的俄军都集中起来了。假使给这支庞大而动作迟缓的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就一定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此他留在斯洛科沃，幻想在11月4日彻底地向俄军复仇。但是敌人方面没有发起进攻。内伊那令人丧气的报告倒是接二连三地送来了。同时陆续到达的各部队也送来了类似的报告。这些部队的建制也十分混乱，往往每个部队都掺杂着其他部队的人。11月5日，皇帝不得不重新开始了他的撤退。朱诺将军在全军前面开路，青年禁卫军随后，接着是第二和第四骑兵师，再后面就是老禁卫军、波尼亚托夫斯基和欧仁的军团以及达武的已经瓦解了的部队。内伊元帅殿后。他精力充沛、勇猛过人。他周围的将士都受到他的感染。
11月5日，我们在多洛哥布什过夜。我们有规律地连续收到了从法国送来的信件。三十六小时以前还较暖和的气温突然急剧下降。我们没有收到有关敌人方面的情报。库图佐夫是尾随我们后面还是绕到我们前面去了？这种疑虑增加了皇帝的困惑和焦急。
11月6日，统帅部来到了米海洛夫卡。这一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时皇帝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的撤退对德维纳河部队的影响，而他最需要的就是那里的军团获胜的消息。然而有关马莱叛乱的第一个消息使他变得非常不安。
马莱是一位前将军，被一所秘密收容所看管着。他企图通过伪造一个议院的布告和散布皇帝已经战死的谣言来发动一场共和革命。10月22日夜间，马莱逃走了。他的谣言在某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军官和巴黎卫戍部队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使得政府从午夜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以前都处于瘫痪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把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和巴黎警察厅长(帕斯基埃)逮捕了。巴黎卫戍司令官于兰将军在枪战中身负重伤。
这次叛乱注定是要失败的。皇帝在得知这一消息的同时也获悉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抓获并被送上了法庭。然而，他们如此大胆的企图，竟敢在巴黎进行这样的叛乱，这给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初他对这次平叛的结果很不放心，不相信政府已经逮捕了所有叛乱分子并掌握了这个事件的一切线索。直到他又收到三、四封信件后才算放心。我们没有收到私人信件，因此，我们只能通过皇帝来了解此次事件。皇帝把它说成是一个疯子煽动的一场毫无意义的暴乱。那一天，除了纳夏泰尔亲王外，他没有同谁亲切地交谈过一句。他在同贝尔蒂埃的谈话中表示不能原谅警察厅长。他认为在那个疯狂的事件中，即使有那么一些追随者，数量也绝不会多。
马莱是在10月22日到23日夜间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他伪造了一个下达给警察厅长、军队和监狱看守的命令。在某个监狱里关押着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这两位将军都在叛乱中成了马莱的工具。根据警务大臣说的情况看，拉奥里将军和古代尔将军开始时也被叛乱迷惑住了。他们一同去占领兵营，而郡守(弗罗肖)竟愚蠢地为新政府准备了会议室。苏利埃上校和拉布上校以及其他一些军官也被叛党欺骗。他们带出了部队。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逮捕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前者是在床上被抓走的……与此同时，马莱前往卫戍司令部。于兰将军开枪反抗，结果他的下颚被手枪子弹击碎。但是拉博德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从最初的迷惘中清醒过来。他们看清了叛党原来没有几个人，于是身先士卒，带领一些部队救出了警务大臣。从那一刻起，政府又重新控制了本来不应失去控制的局势。三个叛党首领被逮捕了。当时在巴黎，这个事件几乎没有为人们所注意。到上午十点钟，各处的秩序都已经恢复。
根据呈交给皇帝的报告，郡守弗罗肖是该受到诅咒的。以后的消息也肯定了这种看法。
与警务大臣不同，陆军大臣对这次叛乱持有另外的观点。
皇帝说：
[face=楷体_GB2312]“克拉克将军相信这是一个范围涉及很广的阴谋，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首领逍遥法外。萨瓦里不同意这种看法。开始时，关于我的死的谣言使大家都惊慌失措了。对我表示忠心耿耿的陆军大臣匆匆忙忙、衣冠不整地跑去兵营向罗马王[拿破仑·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二世。——Franc]宣誓效忠并把萨瓦里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于兰表现了一点勇气。只有拉博德的头脑还比较清醒。郡守和上校们的行为叫人简直没法理解。”[/face]
皇帝痛苦地说道：
“那些过去经过锻炼都还未能对荣誉和忠诚树立起坚定信念的人，我又怎能给予信任呢？我憎恶郡守的软弱和忘恩负义，还有巴黎卫戍部队的上校——我手下的一个老兵也是这样。他们有今天，全都是靠着我。”
这些最早的消息使皇帝急于获得更多的信件，以便了解对叛乱调查的结果。
皇帝说：“这次造反不是一个人搞得起来的。”
11月7日，在去勒沃的路上，他一再问我有没有看到信使。后来传来的消息证实了罗维戈公爵的报告。但是克拉克将军仍然坚持说这个事件背后有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阴谋集团。他的报告使得皇帝总是惴惴不安。那些牵涉到事件中去的人们也使他十分气恼。他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个事件。
“拉布是一个傻瓜，”皇帝对我说，“一张盖了章的铅印纸就能将他哄住。但弗罗肖毕竟是个有头脑、反应灵敏的人。他怎么会受骗上当，陷了进去呢？他是一个老雅各宾党。共和国一定又一次把他迷住了。他习惯于革命——我认为他对这次叛乱头目的出现是毫不惊奇的。他认为我的死倒是完全可能的。在考虑他的职责以前，他一定先考虑如何保持他的地位。他一生中一定宣誓过不下二十次。然而他忘记了效忠皇权的那一次宣誓，如同他忘记其他许多次宣誓一样。作为巴黎的主要行政长官，弗罗肖在他的威利旅馆，在他自己的官邸，居然会为叛乱分子准备了会议室。他也没有询问一下情况，没有采取一个最简单的反对措施，他甚至没有做出一点拥护他的合法君主的姿态——他一定是阴谋集团中的一员！轻信一个像弗罗肖这样的人真是不可思议。康巴塞雷斯和萨瓦里犯了一个大错误，居然没有把他逮捕起来。他是一个比马莱更大的卖国贼。马莱总是在策划阴谋，我已经原谅他四次了。对他来说搞阴谋诡计就是他的职业。我的宽容反而使他感到压抑，他是一个疯子。
[1804年6月，马莱在昂古莱姆指挥一支军队。那儿的地方官员提出撤掉他的职务。第一执政(即拿破仑)只是调换了他的驻防地点。他被派到了萨布尔多隆。1805年3月2日，为了进一步清除旺代地方当局的官僚，马莱被列入了退休名单。他求助于皇帝。后者于当年8月26日把他召回，让他继续服军役。1806年5月31日，马莱因经济上的非法活动而退役。但是这个决定从来没有实行，马莱还是继续拿军人的薪金。1808年，因图谋造反，他作为一名政治犯被监禁在圣·佩拉热。1810年6月他被转移到迪比松博士私人办的精神病院。]
“可弗罗肖呢？他坐在议院里，是法兰西重要领导机关的首脑，我给了他很多荣誉。可是一到时候，他的卑劣品行和背叛行为就全部暴露出来了。其实他就是失去现在的地位也用不着担心会挨饿。可现在呢，他已经丧失荣誉。难道他把地位看得比荣誉更重要吗？即使马莱让他当上了总理大臣，那也不会使他免于因背叛自己的职责和恩人而大丢其脸、名誉扫地。我知道人们不能信赖那些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商业手段和投机生意的人。他们会为了高官而铤而走险。他们会投靠那些能满足他们权欲的人。但弗罗肖这个人是行政首脑，是有地位的人。他有自己的孩子。他应该给他们树立起忠于领袖的榜样。这是最起码的责任啊！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卑鄙的家伙。”
很明显，皇帝的感情受到了伤害。
“法国人像女人一样，”他说道，“你不能离开他们太久。这是事实。假使他们离我太远，又没有关于我的消息，你简直弄不清什么样的阴谋家会去接近他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俄国人消息灵通，他们绝不会对这类事件袖手旁观的。法国也难免不再出事。”
从皇帝同我的另一次谈话看(他同迪罗克和贝尔蒂埃也谈过，他们俩都向我重复过那些话)，皇帝已改变了对警务大臣的看法。他理解——或许比在巴黎的人更理解罗维戈公爵怎么会受惊和被抓走。尽管暴乱只是由马莱一个人计划和策动的，可是克拉克还是怀疑叛匪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受到损害的弗罗肖的名字也对皇帝的这种看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巴马亲王(康巴塞雷斯)和罗维戈公爵幸运地坚持了不同的意见。后者不断地把拉奥里描述成一个很容易受骗的人。他事前对有关叛乱的事一无所知，直到马莱他们把他从监狱里请出来，他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巴黎警察厅长和其他一些人的报告也持同样的说法。
尽管所有的罪犯都被带上了法庭，整个事件已告结束，但是马莱胆大妄为的榜样以及郡守弗罗肖的行为都使皇帝产生了很多想法。他特别关心的是这个事件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尽管事件的结局已经表明这种事情是不能成功的，但对皇帝来说，产生这种企图的可能性就是对他的权威的沉重打击。这种企图还将是产生麻烦的根源。它只能给那些个受雇于英国政府的狂徒火上加油。如果皇帝是在巴黎，他一定会在一天内就忘记这个事件。而现在他远离法国达六百里格，而且整个世界在一段时间里将得不到关于他和他的军队的消息，因而这个事件注定会引起他的焦虑。皇帝担心其他的阴谋家会看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制订的计划，能够在他离开监狱后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他仅仅凭着一个谣言就把首都的心脏搅得天翻地覆。同时这个事件还是在一个坚强而警觉的政府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阴谋分子会不会在这个事件的诱导下再搞叛乱呢？这就是当时萦绕在皇帝和我们心里的问题。而我们的处境又使我们把这些问题看得特别严重。
这个困扰着皇帝的严重消息已经破坏了我们在米海洛夫卡的军事计划。这个计划是我按照皇帝的命令制订的。他曾令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重新攻占波洛次克，而且他声明法军将在斯摩棱斯克占领阵地。11月6日，作为皇帝计划的一部分，他派遣欧仁军团离开大道向杜克赫夫青纳转移，以便同主力遥相呼应。但是普拉托夫跟踪追击着欧仁亲王，正如后来我们在斯摩棱斯克获悉的，库图佐夫当时正在与我们平行前进。他们经埃尔马柯瓦向耶耳尼亚进军。皇帝曾在好多天里商讨他的部队要在斯摩棱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而在那一天，他公开宣称军队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
11月7日，我们来到了勒沃。天气越来越寒冷。然而大家都想着皇帝曾说过，当我们进入斯摩棱斯克冬营的时候，我们贫乏的日子就会到头，因而我们那些最不幸的时刻也就过去了。这使得每一张疲乏的脸孔上都有了一点生气。从已接近斯摩棱斯克的军团官兵到内伊军团的后卫部队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幸福的时光和美好的前景。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提高了信心。大家都相信斯摩棱斯克是富足的，我们在那儿已经建立了兵站。皇帝尤其被这种想法所陶醉。他屡次提到这一点，他已经开始设想他的整齐威武的军队的阵列。
气温已经很低，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但是天空还是晴朗的，太阳也出来了。然而从米海诺夫卡出发后，沿线都是那些倒毙的士兵，真是满目凄凉，惨不忍睹。许多伤兵是饿死和冻死的，死后被护送他们的人遗弃得到处都是。道路上还充斥着掉队的士兵。当时，混乱的现象还不很严重，一些士兵簇拥着他们的军旗以便能够分享期望中的给养。皇帝看到这种情形，也得到一时的安慰。那一天晚些时候，空气变得潮湿了，似乎有冰雪融化的迹象。那样一来，我们的炮兵和车辆就难于行进了。幸运的是地面上又霜冻结冰了。假使道路被破坏，车、炮就会全都陷进泥沼中。这时，向维帖布斯克撤退的欧仁亲王正受到普拉托夫和他的哥萨克骑兵的紧追。
11月8日，统帅部来到了别列德科诺。有一会儿，皇帝甚至想自己先行前往斯摩棱斯克。但是当时地面的冰雪开始融化。后来降大霜，地面又冻结了。这就使得道路难于通行，晚上就更是如此。由于担心他的离开会带动一大批掉队的士兵，从而造成斯摩棱斯克夜间的混乱，皇帝终于决定等到第二天再出发。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谨慎的，因为那些赶路的步兵已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现在，几乎大家都步行了。皇帝的座车紧跟着行进中的禁卫军。他的身边是纳夏泰尔亲王。皇帝每天也两、三次下车步行，走上一阵再上车。有时他跟亲王的副官攀谈，有时向我的部下了解情况，有时又同他自己的一个侍从聊天。一路上，道路和车辙两边倒卧着一些冷死、饿死和累死的人。从来没有在哪个战场上呈现出如此可怖的景象。然而，正如我所说的，人们还是不顾这不幸的遭遇和可怕的场面顽强地行走着。晴朗的天气使人们能看到远处斯摩棱斯克的塔尖。阳光照得它熠熠闪光。这使得那些痛不欲生的伤病员也振奋起来。
这一天是11月9日，大约是在中午时分，斯摩棱斯克又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皇帝已经根据形势的要求事先安排了军队的部署，此刻他又忙于计划给各部队分发给养。不幸的是，仓库物资的储存状况竟同他的希望和普遍的需要完全不相适应。由于没有多少人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去。这样，我们就只满足了所有那些归队的上兵。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因为勇敢的人们应该受到军团的各种物资奖励。可惜，这些士兵的数目并不是非常大的。斯摩棱斯克总督(夏庞蒂埃将军)只是在五天前才知道我们撤退的消息。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为我军的后卫部队烘烤面包，还给他们准备其他一些物资。这一切都是做好后马上就送走了。……他只有几个为数不多的面包师，而且部队的迅速运动也使他难于事先安排好大规模的烤面包的工作(事实上，他只保留了一个空头衔)。这样一来，即使这个城市可以提供某些物资，我们也不能全部加以利用。
当时，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安全，一声不响地尽快赶路，似乎逃避危险是一个很大的秘密。许多军官，甚至一些高级军官，因顶不住恶劣环境的压迫，也给那些乌合之众带了头。他们离开了自己指挥的部队，赶到了纵队的前面，以便能弄到一些吃的东西。
正当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时，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到皇帝和军队的头上。那次损失之所以被称为灾难，是因为它不仅暴露了我军的侧翼，而且使我军不能再获得有生力量的补充。假使有了那支生力军，我军就可以恢复士气，打击像我们一样疲劳的敌人。皇帝原指望新从法国派来的巴拉格·迪利尔军团能加强大军团的力量。他曾命令这个军团占领从斯摩棱斯克通向耶尔尼亚的大道上的阵地。但是这个军团的前卫部队在奥热罗将军的指挥下只在拉彻沃占领了一个很脆弱的阵地。奥热罗将军本来对那儿的地形就没有仔细侦察好。他的部队配置就更糟了。11月9日，他受到俄军的包围、攻击，并且被俄军俘虏。俄军一直监视着这支法军的动静。农民们向他们提供情报。他们发现奥热罗将军没有派出警戒部队，于是就利用这一疏忽发动了攻击。拥有二千多人的奥热罗将军向俄军的一支前卫部队投降了。假如将军还记得他曾享有的威名，他就应该俘虏这支俄军前卫部队的半数以上。
这次损失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它不仅使我军失去了一支急需的生力军，失去了对我军来说极其宝贵的粮食储藏，而且这个损失还鼓舞了我们的敌人。那些看着我军从撤出莫斯科后遭到了千辛万苦的敌人，面对这一连串的成功居然不知所措了。当时在场的军官们都痛苦地谈论着这次损失。他们没有替将军们的过失寻找借口。皇帝却把这次失败归咎于我们连续不断的撤退。他曾经也认为这种撤退是必要的。他认为放弃斯摩棱斯克直接导致了这次失败。几个月以前，或许甚至在几天以前，他还希望当他进入冬营时，我军已把斯摩棱斯克建成了他的前卫部队的主要基地。
从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了在维帖布斯克和奥尔沙进入冬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就在四十八小时以前，他还大谈要把那儿的住房修缮一新。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得知内伊将军指挥的后卫部队在多洛哥布什前同哥萨克骑兵发生了激战。看来，一切困难都在瞬间向皇帝头上压下来，而且好像非要把他压成粉饼不可。正如我刚才说的，既然这个事件已破坏了我军在维帖布斯克进入冬营的计划，皇帝不得不下令召回欧仁军团。
在没有耽搁全军撤退的情况下，皇帝尽了一切努力来重新组建各个部队。军团把大量的粮食分发下去了。我们还采取了措施，在奥尔沙或者皇帝认为其他较易囤聚粮食的地方进一步给部队提供给养。他还忙于指挥把那些地方军械库里的东西运走。好像我们的马车除了拉我军现有的装备之外还有多余的力量似的。好像所有这些战利品(皇帝是这样叫的)留在斯摩棱斯克比我们每天沿途遗弃在路边对敌人更有利一些似的。
进入冬营的想法仍然萦绕在皇帝的心头。当时，他已不能更富有远见地判断事物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及时地做出一些必要的牺牲，我们就能保存更多的力量。本来需要用六匹马拉的大炮或者车辆，我们只用两、三匹可怜的马来拉。在一定的时候舍不得丢掉一、两门炮或一、两辆车，结果在以后的几天我们不得不丢掉五、六门炮或者车辆。我们每天只计划当天的事情，全没有考虑得长远一点。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的，“我们拒绝向命运让步，却不得不让魔鬼大捞一把。”
皇帝似乎在期待着出现某种奇迹来改变寒冷的气候和结束我军正在崩溃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从各个方面向我们袭来的困难所造成的。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禁卫军方面。这支军队至今还团结在一起，因此他希望把它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有一天，禁卫军一位指挥炮兵的将军大胆地建议舍弃几门炮，以便使马匹不至于太疲乏。他们的马匹早已劳累过度，已经减少到不敷使用的数量了。但是皇帝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们的将军和军官们看到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绝望，所以他们不愿把那几门炮再多保留几天。他们知道，就是过几天，那些炮终究还是要丢掉的。一般来说，他们对战争已经十分厌倦了，都渴望能得到休息，渴望到达一个少一点敌意的国家里去，渴望着早日结束这漫长的旅程。然而这一切都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看不见脱离困境的出路，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当时的问题以及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都显得麻木不仁。他们只希望这种灾难对皇帝应是最好的教训，从而使他的野心稍微有所收敛。
我相信人们能够想象得出，我军遇到的那些无法躲避的困难对官兵的情绪产生了何种影响。你也可以想得到，由于官兵们都不愿意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遇到的麻烦又增加了多少倍。许多军官们把那场灾难称作“教训”，也许你会因此而认为那场灾难不会太严重吧。看到他们是那样的冷淡，你一定不会想到当时皇帝正在吸取这个用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教训吧。皇帝当时目睹了我们的可悲的困境。他就是生活和行进在这些混乱和颓败的人群中间，因此即使是那些具有最强烈共和思想的人也原谅了他，没有同他争论，也没有承认灾难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唉！皇帝的一些做法纯属自欺欺人。由于这个缘故，我军还在继续瓦解。统帅们从我军的极端困难中看到了未来的安全。皇帝对我军的损失也看得不那么严重。实际上他还是相信他的灾祸很快就会结束。他能够让他的军队驻扎下来以便进行重建。他坚持要把一切都随军带走，把一切都要保存住。这样做只能导致把一切都丢光。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充分证明了皇帝对现实还存在着幻想。由于命运女神多年来总是对他特别青睐，他此刻怎么也不能相信她竟会突然抛弃自己。
那时候，我日夜都在忙于重建皇帝的车队。我预先就命令过，要给每一匹马钉上带有三个尖头的防滑铁。我不惜用重金雇佣军械库里的工人在晚上做这个工作。白天，他们为炮兵工作。我把花钱购来的所有粮食装进那些车里。由于马匹死亡，我把许多货车和客车都烧了——这是我在到达斯摩棱斯克前的最后那十天里逐步采取的一项措施。因此，我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皇帝不大同意我这样做。看到他这么不情愿，我也不再向他汇报这类事，一切责任都由我自己来承担，而且我自己只保存一辆车来载送粮食和伤员(车中载着博沃·马伊和博塞，后者患有痛风)。这样，我就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家都丢掉了那些病残的或者筋疲力尽的马匹。在斯摩棱斯克停留了四十八小时后，车队又秩序井然地列队上路了。
在斯摩棱斯克停留期间，皇帝每天都骑马外出。他视察城市及其郊区，仿佛他不打算放弃它似的。他开始变得忧心忡忡。欧仁军团受挫的消息更增加了他的愁思。他亲眼看到了那些穿过城市的部队。我想，那种情景要比他曾经所愿意承认的灾难要严重得多。但是，他又安慰自己，整个战役的结局绝不会像当时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悲观。因此，他又打起精神。皇帝毫不怀疑当他跟沃耶里尔和德维纳军团会师以后，就能使部队进入冬营。他还盼望着在波兰征募的哥萨克部队的到来。他曾经宣布过我们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遇到这支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是他判断失误呢，还是想让他周围的人有一种虚幻的希望呢？我也弄不清楚。然而事实上，在波兰，人们并不忙于进行这种征募。
我们同欧洲的通信联系又被阻断了几天。我们既没有法国方面的消息，也没有维尔纳方面的消息，连德维纳军团的情况我们也一无所知。这是皇帝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表现出泰然自若的神情和坚韧的性格。那些接近他的人会因此感到生气，但这样做对鼓励那些垂头丧气的人们是合适的。所有有钱的人(当时每一个人都有一定数量的钱)都在斯摩棱斯克获得了补给。从法国运给皇室人员的干粮和运给全军的粮食也已运到了该城。进入斯摩棱斯克后，皇帝的葡萄酒零售商就像投机家一样出售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酒精。他将其全部储存的酒按重量兑换成金币。我们一路上吃了那么多苦头，所以士兵们都愿意花光他们所有的钱来换取一杯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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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冰天雪地
十一、冰天雪地
皇帝在作出了给埃尔欣根公爵提供足够的面粉的保证后，于11月14日离开了斯摩棱斯克。埃尔欣根公爵的后卫部队在当晚将抵达这座城市。我们很早就到达了离斯摩棱斯克只有十五英里的科里特利尔。道路蜿蜒在非常崎岖的丘陵地带，因此我们很难追上头一天就出发了的车队。陡峭的山坡上覆盖着冰雪。在那一带农村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倒卧着的被遗弃的马匹。这些马已经奄奄一息，再不能站立起来了。军官们是那样不负责任，骑手和马车夫们又是那样疲惫。他们的时间都用在赶路和寻找食物上。因此像骑兵一样，我们的炮兵也没有给一匹马钉上适合在雪地里奔跑的防滑铁。
到达科里特利尔后刚一个小时，我们就获悉在离我们一里格远的地方，哥萨克人刚刚袭击了我们的一个小停炮场和那支押送从莫斯科运来的战利品的护卫队[在损失的战利品中包括伊万·韦里奇敬堂上的十字架。拿破仑原打算把它放在安瓦利代斯的圆房顶上。——据卡斯特朗的《日记》。]。更重要的是，皇帝的一支车队也进入了那个停炮场。当时，那支纵队停在山前，准备成两路纵队登上一座冰雪覆盖的山岗。当那支纵队的前队和后队中间拉开了一段距离时，哥萨克骑兵便趁机袭击了他们。那支车队的护卫力量有限，无法保护整个队伍。哥萨克虏夺了大约十匹马和皇帝的一些物资。车夫们在慌乱中把车翻进了一个山涧，所以敌人只抢走了一些车中的东西。装载地图的马车也在其中。那个炮兵部队损失了一半力量。统帅部的大部分军官，包括我在内损失了全部私人财物。
丢失地图使皇帝最为生气，尽管他没有流露出一点不高兴的表情，即使是对他的仆从也没有表露过。这个事件使大家都更谨慎小心了。四十八小时之内，所有落在后面弄粮食的人都回到了大道上。我们所处的形势使每一个人都存有这样的疑问，把那些我们无法供给粮草的士兵集合起来是否明智。
晚上，皇帝派人来叫我。他跟我谈了前一次谈话的内容，即关于他返回法国的必要性。他又一次向我提出曾经谈过的有关军队的问题，在普鲁士境内通过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他还问我是否考虑过那个计划。他开始意识到部队的瓦解，但是想到能同别列津纳河上的军团会师将能迅速地重建部队的秩序，他又振作起来。到时候那些组织健全的部队就可以充当后卫，守住阵地，而他也就可以把从莫斯科撤下来的部队集合起来。他又一次同我谈到了几天内将有一支波兰哥萨克骑兵加入我们的部队。皇帝还自我陶醉地说他能够控制形势，争得主动。一旦他掌握了明斯克的仓库，他就能够稳操胜券了。
“我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增强部队的实力。”皇帝同我说，“库图佐夫在行进中很可能会被拖垮。他将越来越远地离开他的预备队。他将被丢在一个已经被我们吃光用光了的乡村里。在我们的前面，仓库里有大批物资供应，而俄国人却会在那儿活活饿死。”
尽管皇帝试图给别人留下一种乐观的印象，但他自己还是陷于痛苦的忐忑不安。使他最感烦恼的是没有来自法国的消息。在这一点上，他从不在我面前掩饰。我们被迫通过波兰人或者其他被我们用重金收买的人给维尔纳方面送去一些短笺。我们常常只是要求他们带上一份便笺到某些邮局去投递。这些邮局同德国的通邮还没有中断。有一天我们付给一个犹太人二千五百法郎，托他把一封很简略的信送给帝国大宰相。给那个人送行的达律趁机给他的妻子也写了几行字。后来只有这张纸条到达巴黎。为什么会这样呢？伯爵夫人自己也弄不清楚。她获得了她丈夫写给她的信，皇后却没有收到皇帝写的一个字。警察部门和邮局因此查了很久。达律先生的信件先是使他的家庭欢天喜地，接着又在巴黎引起了轰动。达律夫人到处展示这封信。有人怀疑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而她丈夫的亲笔字具有最好的说服力。猜测到处蔓延开来。我们一些人伪装成俄国官员或者当地人去投递信件，可是由他们发出的许多信件，只有一、两封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公事都是用密码写的，皇帝对遗失这类信件并不太重视——除非是那些意在告诉巴黎和维尔纳的人民关于军队和他们在军中的亲属的信件。可是，后方并没有得到多少这方面的消息。
欧仁军团重新加入了主力部队以后，我军便成一路纵队沿着同一条道路撤退。道路十分狭窄。你可以想象出部队有多么混乱。蜿蜒曲折的路上覆盖着冰雪，就是步行也十分艰难，更不用说行车走马了。每时每刻都有货车和客车在雪地上翻倒，把道路堵死。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的。没有谁会去维持正常的秩序从而给自己添麻烦。军官们所要求建立的某种服从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照办了。总参谋部也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像往常一样，机断专行的权利交给了各部队的司令部——除非根据需要必须撤消他们下达的命令。当时军官们都看到了局势险恶，但他们又不采取措施来扭转这种局势。他们认为即使那样做了，士气也不会维持多久。
一个人在挨饿，在寒冷的气候里手指都冻僵的情况下，你怎能让他提供严格、周密的服务，或者进行什么耐力的试验？在不停顿的转移途中，由于参谋军官们的马都死了，他们不得不步行。你怎能让他们去传达命令？当全军都堵塞在一条路上，侧翼就是敌人的哥萨克骑兵。既然无法摆脱这些敌人，你又如何部署战斗？我军当时已没有一支适合作战的骑兵旅来掩护“大军团”的转移。那些疲惫不堪、没有钉冰钉的马如果不是由于人们死劲勒着缰绳，它们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多走一步的。如果不动用力量已大大削弱了的禁卫军，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骑兵去执行一次远距离的侦察任务，或者去探明敌人阵地的情况。而禁卫军仅有的力量又是绝对不容轻易动用的，我们对此也就不抱幻想了。11月13日，在敌人开始对我军采取军事行动以前，皇帝也清楚地了解我军所处的困境。
我们找不到一个农民或者别的什么人来当向导。我们也无从了解敌情。波兰军团和禁卫军的某些分队曾被派出去侦察。他们只是在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杀死了几个哥萨克人，然后就被迫撤回来。他们没能带回一个俘虏来让我们了解附近的敌情。就像一个被放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囚犯一样，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皇帝在斯摩棱斯克时就评论说，俄国人打败了巴拉格·迪利尔后，一定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因此会轻举妄动；库图佐夫也会被迫丢掉他的懒散作风；而我们禁卫军的团结和英勇，一定会像一场战斗的结局那样使他信服，我们还是一支有力量的军队。
我们到达克拉斯诺时，就同米罗拉多维奇的军队发生了战斗。这支俄军包括奥斯特曼·托尔斯特瓦师和奥雅罗夫斯基师。另外还有一些骑兵部队。这支敌军已经占领了道路左侧梅林诺村附近的阵地。我军派特雷维佐公爵率领青年禁卫军和老禁卫军的荷兰师同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挡住了俄军的冲击，并且成功地挫败了他们，保证了我们沿道路行进的部队没有被敌人切断。皇帝前往战斗激烈进行的地方，并在那儿一直呆到形势变得严重的时候。我的随从副官吉罗先生在这场战斗中受了致命伤，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根部。
开始的时候，皇帝倾向于相信敌人的这次攻击是整个进攻的一部分。然而米罗拉多维奇的犹豫，他在我军刚采取行动时就撤退，这使皇帝认识到我军只是和一支独立的敌军发生一场有限的冲突。他们不过是想袭扰我们，迟缓我们的撤退。直到库图佐夫率领全军赶到向我们发起攻击，皇帝在第一眼看到敌人时就下令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加速行军。他多次重复这道命令。他还决定自己停下来，以便得到更多的关于库图佐夫运动的情报以及我军落在后面的部队的情况。
有关的报告表明，同我军对峙的这支敌军，力量是相当强大的。从我军前方不断送来的报告也向我们证实了我们与欧洲的联系不时地被俄军的分遣队切断。我们甚至从掉队的士兵那儿了解到，离我们不远的左侧村庄也已经被敌军的步兵占领。所有这些情况都更加使皇帝下定决心在克拉斯诺呆到16日。他开始着手准备一场战斗。他认为只有远远地赶走敌人，防止他们不断地骚扰我们，才能救出后卫部队。只有发动一场凌厉的攻势，才能向俄国人表明，不管是我们的勇气还是我们的刺刀都没有被冰雪所冻结。皇帝决定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一场奇袭。
他原先打算让拉普将军指挥这次攻击，甚至已经向拉普下达了命令。后来，皇帝改变了决定。他把进攻的指挥权交给了罗歇将军。11月16日天亮前两小时，罗歇将军指挥的法军向奥雅罗夫斯基的俄军发起了攻击，结果俄军步兵的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残余俄军撤到卢基诺去了。这次战斗的成功和我军的勇敢行动迫使其他俄军也撤退了。但是，皇帝从俘虏那儿了解到俄军主力现已集中到了附近地区，因此他决定对敌人采取攻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欧仁军团以及跟在他后面的其他部队。此时皇帝和他的部队身处战场，他却为欧仁亲王没能率领部队赶上来而担心。他原来命令欧仁军团紧跟在我们后面，可是后者只能在11月15日晚一些时候从斯摩棱斯克出发，……11月16日他同开上来的米罗拉多维奇打了一仗。那些被敌人赶到他的前卫部队来的掉队的法军士兵第一次使欧仁了解到大量的敌人就在附近。
皇帝根据枪炮声和从离队的士兵那儿得知，俄军正在攻击欧仁军团。这个军团迟迟不能赶上主力使他十分忧虑，因此他命令他的随从副官迪罗斯内尔将军指挥禁卫军的两个轻步兵营，携带两门炮先去援救欧仁，以便帮助他们摆脱俄军的包围。迪罗斯内尔将军冲在由布瓦耶将军指挥的大队人马的最前面。他们刚刚越过皇帝后卫部队的炮位就遭遇大批哥萨克兵。哥萨克兵看到这支法军就逃走了。迪罗斯内尔将军转到大道的左侧，以便更容易地调动部队。在离卡托瓦村还有一半路程的地方，他看到在大道的另一边，有一支很强大的俄军骑兵。那支队伍就在他的大炮射程以内。为了应付突发的战斗，他把部队布列成一个方阵，并向敌人发射了几发炮弹以弄清他们的意图。敌人也进行了回击，但没有采取别的军事行动。迪罗斯内尔将军懂得皇帝交待他的牵制敌人的重要性，而且也完全信赖他指挥的这些老兵，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继续前进，而把敌军骑兵部队留在了后面。
当他看到大队人马的俄军部队后，迪罗斯内尔将军几乎来不及让大炮开火，就遭到敌人骑兵和炮兵的猛烈射击。他再一次把部队列成方阵。敌人骑兵妄图冲散这个方阵，但是没能得逞。法军沉着、勇敢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然而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援兵。整个乡村地区到处都是俄国兵。如果不想让禁卫军的这六百名官兵——全军仅存的一支完整的力量去冒险的话，就必须迅速撤出战场。因此，迪罗斯内尔将军开始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尽管他们遭到敌人强有力的攻击，并被追击达一里格之远，他还是缓缓地、秩序井然地边打边撤。后来敌人的骑兵停止了进攻。敌人的炮火使这支法军损失了一些士兵。
迪罗斯内尔将军回到主力时，刚好拉图尔·莫堡将军奉命率领一个骑兵团出发去解救他们。皇帝曾经十分担心，深怕他的这支禁卫军进入战斗后被敌人切断退路，不能同主力会合。他派出去侦察的小队也无法越过敌人的封锁，进入迪罗斯内尔的部队。而现在这支部队回来了，皇帝真是大喜过望。他更高兴的是欧仁军团的到来。这个军团正是由于迪罗斯内尔将军有效地牵制了敌军才得以突围出来的。皇帝邀请欧仁一同吃晚饭，同时也邀请了他多次赞扬过的迪罗斯内尔将军。
和欧仁军团会师使整个事件有了转机。这个事件曾使皇帝的所有计划陷于混乱。本来，要是敌人决心再大一点，至少是可以把我们的后卫部队一口吃掉的，同时也在精神上打击了我军。但是皇帝战胜了困难，危险越大他也变得越顽强。为了使自己振作起来同噩运作斗争，他宁愿战斗，也绝不抛弃达武元帅和内伊元帅。他重复着早先发出的命令，叫他们加快撤退的速度。但是路途是畅通的吗？命令如能送到他们那儿，他们能及时赶到这里与主力会师吗？
皇帝曾期待着敌人某种形式的局部进攻，他弄不清俄军采取的是什么战术。
[face=楷体_GB2312]“如果库图佐夫不打算大干一场，而只是沿着这条被破坏了的道路跟着我们，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皇帝告诉我们说，“假使米罗拉多维奇手上还有一些力量的话，他一定不会放走只有几个营兵力的青年禁卫军……从朱诺[朱诺指挥法军的先头部队，当时正向奥尔沙前进。]到后卫部队之间的距离太远了，因此无法互相照应。在缺粮的时候停下来等待后续部队，就要冒各种危险，或者说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靠战斗来摆脱困境。现在我们停驻在这儿，我们怎么能让士兵们活下去呢？我们已经在这儿停留了二十四个小时，死者都是死于饥饿。如果我向俄国人进攻，他们就会撤退。那样，我就会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他们将会赶到我的前面去。”[/face]
尽管皇帝有这种想法，禁卫军还是奉命从斯摩棱斯克大道向后转，去接应后卫部队。我们强大的炮兵进入了阵地，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在17日那一天的战斗。尽管不足二万人，皇帝还是决定扭住敌人打一仗。他对他的“胡子兵”充满着信心。他曾毫不犹豫地把这支部队留作总预备队，就是准备应付像现在这样的决死一战。他毫不怀疑自己会获胜，并且像过去顺利的时候那样，仍然相信自己会吉星高照，战无不胜。
然而在11月17日那一天，皇帝又回到了他早先制订的计划，命令阿布朗泰斯公爵和欧仁亲王向利雅多维进军。他希望这样做有可能使他的元帅们了解：要尽快摆脱敌人。……
就在皇帝在克拉斯诺向困难挑战，俄国人从他们的优势中所获甚微时，埃尔欣根公爵指挥的后卫部队经过连日苦战，已于15日到达了斯摩棱斯克。他发现斯摩棱斯克是一座已被抢劫一空的城市——他说那是第一军团的士兵们干的，而埃克米尔亲王说，那是掉队的士兵们干的。事实是，原指望在斯摩棱斯克获得面包的第三军团的士兵们看到的只是一片混乱现象，商店里空空如也，粮食散得满街都是。整座城市到处都是那些刚刚抢劫完的散兵游勇。没有人管理，也没有任何要给后卫部队给养的准备。其后果是，没有人愿意再留在那座城市。军备部门的长官已经跟着统帅部的成员溜走了。正如后来我们知悉的，城里丢下了五、六千名伤病员。在第三军团撤走后，他们都被愤怒的俄国人虐杀了。
内伊元帅曾奉命破坏我军遗弃在斯摩棱斯克的大炮和炸毁堡垒。当时他设法向他的部队保证说在奥尔沙一定能够获得补给。这一想法延长了他停留在斯摩棱斯克的时日，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样做也不能使部下服从命令。人们心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们的部队不得不用战斗冲开一条血路，但是不可能希望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得到补给，因为别的人已经在他们以前到过那儿。人们还意识到，后卫部队只是不得不在火网中以及普遍遭到破坏的地方行进。在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足迹。
这就是内伊元帅所面临的形势。他曾接到皇帝下达的各种命令，并且在当晚收到埃克米尔亲王的最后一封信。达武告诉他前方沿途发生的战事，并说为了减少部队的损失，并使敌人得不到重新纠合的机会，内伊元帅应加快行军速度。——而他，埃尔欣根公爵一定也听到过类似的忠告。可内伊元帅不能在天黑前出发。一方面是考虑到他的部队由于缺乏补给，士气沮丧。另一方面也有遭到优势敌人攻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内伊决心在行动中主要依靠他自己的胆略和部下的勇气了。内伊收到达武的来信后，宣布说，“所有的哥萨克和俄国人都将无法阻止我同主力部队会师。”
他的行动果然无愧于他的宣言。事实证明，“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在内伊这样的人的勇气面前终于办到了。
上文已经谈到了皇帝的各种考虑，他相信采取紧急行动是必要的。因此，他立刻就行动起来了。皇帝用战斗强迫敌人撤离大道，他相信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将军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所能够做的一切。他被这样一种想法困扰着，即库图佐夫的目的是要偷偷地赶到他前面去。因此按照普通常识，他必须加速撤退。他在利雅多维回到他的禁卫军和统帅部。……
11月18日早晨四点钟，皇帝把我召去。他重复了几天前跟我们谈的话和使他定下这个决心的各种考虑后，说他后悔当初不该在斯摩棱斯克在派出一个团之后，耽搁了二十四个小时才派出另一个团。他当时没有命令朱诺和一部分禁卫军早些出发去控制奥尔沙。他表示要加快撤退的步伐。
皇帝说：“否则俄国人马上就会从几个方面来攻击我。”
我军留下部队控制克拉斯诺，等候埃克米尔元帅的部队。他们被告知，统帅部给达武送去的最后一道命令，要求他必须同内伊元帅一起转移。当时各军团间的通信联系已基本上被切断，命令和报告的传递要么几乎成为不可能，要么在途中被耽误很长时间，致使送到目的地时已成为无用之物。大部分参谋军官们都没有马匹了，他们只能步行，就是那些有马的人也无法在冰雪上骑驰，因而他们也不会比别人更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这时候，天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寒冷。行军更加艰难了。道路蜿蜒在山丘地带，陡峭的山路变得难于跋涉。你难以想象炮兵和车辆是如何克服困难，通过了这些艰难的地区。你也很难想象炮兵在这段路上损失了多少匹马。我们终于还是赶到了驻地(利雅多维)。一路上坡陡沟深，一些冰冻的地面被人踩马踏，磨得十分光滑。我们不得不像其他人一样坐在地上，从冰上面滑下山坡。皇帝也跟我们一样往下滑，因为大家递给他做拐杖的枪支也无法使他的身体保持平衡。这使得那些步兵、炮兵、运输兵特别是那些骑兵纷纷效法，可是由滚动所产生的加速度，往往使那些骑马的人有被压死的危险。
利雅多维的居民没有撤走，那儿还有食物供应。使我们惊异的是，乡村里四处奔跑着鸡、鸭。自从渡过涅曼河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这般富足的景象了。面对这种情景，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士兵们以为艰难历程终于熬到头了。我之所以在那个严重的时刻记下这些细节，是因为这些细节同整个事件有关系。这些小事对于精神状态变化急剧的法国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打离开莫斯科以后，对于那些两眼只习惯于见到无人居住的村庄，被破坏的房舍，除了军团还是军团，见不到男人和妇女的我们来说，能来到一座有晚餐的房屋里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利雅多维存有粮食，再加上在邻近地区用钱又可以买到食物，很多士兵都吃饱了肚子。——要是他们将面临新的危险，这些法国士兵是绝不会畏缩后退的，可是他们不想饿死，他们要活下去。
哥萨克骑兵沿途不断地袭击我们。他们常常连续地在我们师与师之间的间隙里穿越大道；要是团与团之间有点儿间隙的话，他们甚至也会穿越过去。三名勇敢的战士用步枪就可以使他们远远躲开。哪里没有开枪打击敌人，哪里车队混乱或者哪里有丢掉枪支的散兵游勇，哥萨克骑兵就会临时决定在哪儿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人杀死、砍伤，夺去所有那些好不容易“拣”来的生命。他们抢劫向他们开过来的车辆。
敌人的这种战术所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军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是不难想见的。更糟糕的是，敌人给我军的通信联系造成了极端严重的困难，不仅是军团与军团之间，而且师与师之间也是如此。我曾经说过了总参谋部收不到各部队送来的报告，而总参谋部的命令要么就是送不到部队，要么就是送到了也早已过时。那些敢于藐视危险的参谋们被敌人俘去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执行任务，他们不得不下到某些分队，和他们一起行动。分队驻下，他们也驻下。当另一支分队经过时，他们才继续行进。要是前面要越过冰雪地带，保存了马匹的军官们没法继续再骑马，他们只得下马步行，牵着马跟在部队后面，踩着别人的脚印，拣较好的路走。为了真正了解那场宏大的历史剧，总参谋部军官加入各个部队是必要的，从头至尾了解事件的进程也是必要的。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哪怕是平时看来最小的事情也变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当危险成倍地增长的时候，困难也随之增多了。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奥尔沙。皇帝也像大家一样，把那个城镇看成是一个重要的基地。他命令前卫部队尽快赶到那儿，他还指示部队要以重兵占领桥头。
我们从利雅多维向道布罗夫纳转移。11月19日早晨，当我们从那儿出发时，皇帝获悉第一军团已跟留在克拉斯诺的部队会合了。这就意味着那个军团在17日那一天就经过了克拉斯诺。内伊元帅也许就是在那一天刚刚离开斯摩棱斯克的。我们对第三军团的情况还是一点也不知道。从16日[达武的第一军团在17日夜里经过克拉斯诺。他们更在莫蒂埃军团的后面向利雅多维前进。那天晚上，他是在两座城市之间的某地露营的。内伊和第三军团于11日早晨离开斯摩棱斯克郊区。因此，在那时，两位元帅之间就隔得很远了。]那一天起，第一军团就和第三军团断了联系。派出去的传令军官都是有去无回。他们当中是否有人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区？皇帝沉迷于猜测之中。米罗拉多维奇的部队还留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上。而我们越是向西进发，就越是意识到埃尔欣根公爵所遭遇到的巨大危险。
后来，两位元帅互相之间的指责、统帅部和全军对他们的严厉评判，使我有义务谈一谈在这个问题上皇帝的看法、纳夏泰尔亲王的个人意见以及可靠人士向统帅部报告的详细情况。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曾一再提出两位元帅在转移途中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由于埃尔欣根公爵撤退的速度要取决于敌人对他的阻碍，达武元帅就应该根据情况控制部队的速度，以免转移过快。但是这两位元帅不和，对抢劫斯摩棱斯克一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已停止了军事上的互相配合。
下面的情况就是根据皇帝和纳夏泰尔亲王当时对那个事件的叙述写出来的。第一军团觉察到，走在他们前面的欧仁军团受到敌人的威胁，因而也意识到自身的危险，于是就加快了撤退的步伐，并让内伊元帅不断地报告自己的进程，但对他们能不能跟上自己的步伐却不关心。俄国人施加的压力越大，进攻越猛，第一军团就撤得越快。这样，下达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都执行了，他也把命令转送给了内伊元帅。他还以为后者一定会仿效自己，加速撤退。没有人会想到敌人对第三军团发动了持续进攻，也没有人为埃尔欣根公爵在哥萨克人的野蛮的叫嚣声中转移而担心。埃克米尔亲王争辩说，他若不迅速撤退，只能使他身边已溃散的团队受到无益的损害。他说，假如第一军团回头去接应内伊元帅的话，那他们在两军会师以前就会被敌人击溃或者俘虏。埃克米尔亲王在同主力会师那天就说了这个看法。
当时人们对埃克米尔亲王的不可遏制的愤怒是不言而喻的。埃尔欣根公爵是人人都为之担忧的将军，是战役的英雄。当人们谈到埃克米尔亲王时，人们对内伊元帅的热情赞扬和对他所处的困境所给予的普遍同情是空前的。无论是达武面见皇帝，还是什么人偶然与他见面，人们都是这样对待他的。皇帝和总参谋长都更急于把他们所害怕的悲剧性事件的责任推到达武头上，因为那样做才能为他们自己远离两个军团的做法开脱责任。……
法军各军团之间留下了巨大空间。……皇帝曾决定全军返回援救内伊，这就证明了他在军队所处的态势和它所遭受的危险方面不顾事实的程度。他是否又一次幻想让命运为自己所用，并且认为他的意志足以战胜严寒，就像他那么多次地克服了困难、获得了胜利？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客观环境要求人们服从自己的命运。把部队留在克拉斯诺，只能使我军徒然遭受损失，而没有任何用处。当我们得知第一军团已到达了那个城镇并把第三军团远远地丢在后面时，有人建议把主力折回去。尽管人们对那个计划寄托很大的希望，然而那完全是不现实的。凡是仍保持清醒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个计划的荒唐可笑。事实上，由于内伊军团离主力部队太远，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而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计划却异想天开地想把他解救出来。总参谋长公开说过，当皇帝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曾命令埃克米尔亲王顺原路返回，并叫他身先士卒，率队前进，而主力部队将给予支援。下达这个命令完全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可以断言，这样的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皇帝希望(至少是这样，他才这么说)，虽然有关的命令没能送到第三军团，但埃尔欣根公爵也应该已经知道或者发现主力部队加快了撤退的速度，因而也会加快自己的步伐。他说据报告，内伊元帅离达武元帅最后面的部队不远。但是这样推测的目的是什么呢？俄国军队切断了我们同后卫部队的联系。我们离后卫部队太远以致无法援助他们。他们也不能迅速地突围，同我们会师。皇帝只好把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内伊元帅罕见的勇敢和沉着、镇定上。全军上下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不论他对自己的英雄抱有多大的信心，皇帝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因失去他而哀叹。他认为内伊的牺牲，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
“他将试图做别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皇帝说，“可他会在一次绝望的战斗中牺牲。我宁愿拿出收藏在杜伊勒里宫地下室里的三亿金法郎来赎回他。假如他没有战死的话，他将会和几位勇敢的人逃出来。但形势对他是很不利的啊！”
11月19日，统帅部转移到奥尔沙。皇帝发现他的先头部队早已到达这儿，因而松了一口气。我军当时牢牢地控制了大桥。我们的生活都依靠当地的商店，但是这些商店也只能满足统帅部和禁卫军的需要。然而，农村还可以提供更丰富的物资。这对部队来说肯定是一种福音，但也未必是纯粹的好事。因为到那时为止，许多人还留在部队。当他们获得了丰盛的食物后，就跟自己的部队分别了。很多人去寻找食物，回来的却是寥寥无几。这么多人之所以当了逃兵，是因为他们希望有大量的食物，有自由，头顶上有一个屋顶，而不用常常饿着肚子去野营，他们希望在夜里能躺在温暖的床上睡觉，而不用冒着严寒站岗放哨——所有这些物质上的诱惑是他们无法抵御的。哥萨克兵和武装农民每天都能抓到大批这样的逃兵，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随随便便地把武器给扔掉了，以便能更方便地行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再被召回队，因为对部队来说，没有武器的人都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人们即使得到了一些生活资料，即使看到了有居民的村庄而心怀喜悦，却没有转移他们对埃尔欣根公爵的注意力。在那一段时间里内伊成了大家关心的对象。纳夏泰尔亲王似乎想事先就辩明自己不负任何责任。他把通过总参谋部发给埃克米尔亲王的命令拿给每一个人看。他把这些命令也给我看了。由于皇帝公开说过，不论第三军团可能遭受什么样的危险，埃克米尔亲王都要负全部责任，因而部队官兵对于达武的愤恨更加普遍了。事实上，全军的撤退步伐都应该加快，内伊元帅也应该在11月16日那一天离开斯摩棱斯克。但是每当需要下命令撤退时，皇帝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决心。
应该指出，全军都一致认为荣耀属于埃尔欣根公爵。但是通过克拉斯诺这条路线赶上主力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战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内伊。所有的地图都摊开了。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些地图上，搜索着内伊凭他的勇气兴许能够打开的路线。“只要他们把大炮丢掉，有他这样的指挥官，有那些坚强的老兵，是一定能够突破一切包围圈的。他将带着部队经过基辅冲回来，而绝不会投降。”——这就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从士兵到皇帝，谁都相信，只要内伊还活着，他就能够把他的军团带出来。大家只有一种担心，那就是他可能会认为我们正在等待他的部队，等待能够听到他突围的炮声。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只会在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的尝试中光荣牺牲。对一个军人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荣耀能比得上全军将士信任他能够成功地完成别人不敢也不能完成的任务呢？
皇帝到达奥尔沙后，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视察大桥和城镇周围的地形，好像我军还有可能守住这儿似的。尽管我们没能得到内伊元帅的消息，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在等候着。任何迟缓都有可能使我军的境况更加恶化，因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撤退。欧仁亲王奉命指挥全军的后卫。11月20日下午，统帅部转移到离奥尔沙不远的巴拉诺维。那儿离大道大约有四分之一里格远。
皇帝从一个波兰老百姓那儿了解到摩尔达维亚的军队正在向明斯克进军，但是他无法告诉我们那支军队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已经开出多远了。他说的也全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
“毫无疑问，齐查戈夫是想和托尔马索夫会合。”皇帝对我说，“他们将会派一支军队到别列津纳河去——或者更可能增援这边高地上的库图佐夫。正如我常常想的，库图佐夫现在把我们撒在这儿，为的是在得到增援后就赶到我们前头去阻截和攻击我军。我们必须赶紧走。离开斯摩棱斯克后，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假使我的命令被执行了，也许我已经在别列津纳河把部队集结起来了。我们必须赶到那儿，因为在那儿将会发生重大的事件。”
留在奥尔沙的欧仁亲王在皇帝离开后不久就报告说，埃尔欣根公爵于18日和19日夜间，在瓦里斯基附近渡过了第聂伯河。他们好不容易才从结冰的河面上走过来。跟他在一起的除了他的军团外，还有四、五千掉队的士兵和从莫斯科逃出来的难民。这些难民在内伊的军营中找到了自己的庇护所。皇帝命令欧仁向内伊元帅靠拢，并帮助他同主力部队会师。事实上，欧仁早已派出一个师去接应内伊军团。
从来没有哪一次战役的胜利在军队中引起过这样大的轰动。全军上下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人们奔走相告，你见到任何一个人都会忍不住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你甚至会愿意同你的马夫一起分享这个令人鼓舞的欢乐。军官们和士兵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深信我们能够指望命运女神或者类似的自然力量的帮助——法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后来内伊元帅自己叙述突围的全部过程：
11月18日下午，大地上浓雾弥漫，能见度很差。内伊元帅的先头部队贸然冲进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那儿有俄军的三个军团以及强大的炮兵部队。他们占据了克拉斯诺大道及其左右的阵地。埃尔欣根公爵听到枪炮声后，就催促部队赶紧向前卫部队靠拢。到五点钟，他们赶上了前卫。他相信主力部队正在等他，而且那些大炮的轰击是我军向敌人发起全面攻击的预兆。内伊接二连三地发动攻击，想从敌阵中冲开一条血路。士兵们不顾从四面八方射过来的枪弹，奋勇同敌人拼杀。冲破俄军的两道防线后，内伊元帅就看到，再这样下去，法国人就是死掉三分之一也无法克服俄国人所设置的全部障碍和粉碎俄军的顽强抵抗。
当他意识到要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毫无希望的时候，便重新回到了原先的阵地上，一直坚持战斗到晚上十点钟，以便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到那儿去。枪炮声停止了，米罗拉多维奇派出了第二位手持停战旗的信使[第一名信使是在那天战斗开始时派出的。](这次是一名少校)来劝内伊元帅投降。然而内伊元帅早已成竹在胸。当他意识到法军主力不在附近，因而不可能帮助他们时，他就派人侦察了附近的情况。他从那位俄国军官的口里听说全部法军已远离克拉斯诺。这进一步证实了他自己的判断。内伊不允许那位俄军少校离开他身边，然后极秘密地悄然渡过第聂伯河。当时这个行动早已开始了。元帅在头一天就把那条河的上、下游都侦察了一遍。尽管在一些地方才刚刚冻结，但是当部队渡河时，并没有淹死几个人，连大批的战马也随部队渡过了河。
天亮后，第聂伯河右岸的俄国人突然看到我军上了刺刀的步枪就在他们眼前。这使他们懂得了由一位勇士指挥的法国军队能够做出何等英勇的壮举。元帅一登上河的对岸就派出几个分队带着元帅给皇帝的信向奥尔沙进发。只有一个分队到达目的地。他们第一个向欧仁亲王报告了发生的事情。从斯摩棱斯克出发渡过第聂伯河的普拉托夫的哥萨克兵像洪水一样淹没了那一带的乡村。当他们得知埃尔欣根公爵渡河后，就集中了所有的部队，团团围住法军，在法军前进时不断地进行袭扰，迫使法军每时每刻都要列成方阵，以抵抗敌人的攻击，保护那些掉队的士兵和难民。虽然堂·(？)哥萨克给法军制造了一些伤亡，但他们想打垮内伊军团却是不可能的。埃尔欣根公爵的六千名勇敢的军人保持队形，且战且走，一刻也没有停止行进。
人们随意地拿这次英勇的撤退同达武的所谓“智虑明达”相比较。由于埃克米尔亲王不得人心。这种比较又引起了人们更多的议论。任何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利用各种机会攻击达武，而不问他当时接到的命令、他送给埃尔欣根公爵的指示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这样做对他是不够公正的。
11月21日，统帅部来到卡明斯卡。在去那儿的路上，皇帝第二次收到了有关摩尔达维亚军队进军的消息。消息是达律伯爵送来的。伯爵原是远远地跟在皇帝的车队后面行军的。他成天忙于照顾和帮助那些充塞道路和农舍的伤病员。这样，他偶然遇到了一位波兰军官。当那位军官确信自己的马再也无法迈步行走时，就把这个消息托付给伯爵，请他报告给皇帝。皇帝又向达律提出了一些问题——就像他后来询问那个波兰人一样，但是除了齐查戈夫指挥的摩尔达维亚军队已经向波里索夫推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打听到。这个消息引起了皇帝的焦虑，当天晚上，他向我们谈到了他的全部想法。
“我们能及时赶到那儿吗？”他对我说，“贝卢诺公爵(维克托元帅)能够很快地发起进攻来牵制维特根斯泰因吗？假如别列津纳河的渡河点被敌人封锁了，那就会出事——某种无法预见的事，某种挫折。那样，我们将不得不动用禁卫军骑兵来冲开一条血路。在五、六天里面，在现在的马匹条件下，在不让一个体质最弱的人倒下的情况下，我能够先敌到达那儿吗？有我的禁卫军和那些能够挽救危局的勇士，我们总是有可能冲破敌人的封锁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在德维纳河的军团在忙些什么，还有施瓦岑贝格。马雷有办法跟他们联系。关于齐查戈夫的调动，他一定早就警告过他们。”
然后，皇帝同我谈起回法国的事，似乎那是一件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他告诉我，我将陪他回国，他不需要另外的卫队长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皇帝认为他能够占领别列津纳河后面的阵地，明斯克的物资可以供应部队，维持住部队的团结。
“勒佐公爵(乌迪诺将军)和贝卢诺公爵的军团，”皇帝对我说，“几天之后将掩护主力撤退。从莫斯科来的部队将配置在第二线。那些掉队的士兵也要组织起来。”
我们还是得不到来自法国的消息。皇帝对这个事情感受特别深。他甚至不敢希冀我们派往维尔纳的波兰军官和其他人也能够通过封锁线，从而让巴萨诺公爵把叫人放心的消息送回法国。皇帝意识到这样一种沉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他的这种担心很快就被随后送来的消息所引起的懊恼代替了。……
11月22日，皇帝来到了托洛岑，住在一所类似女修道院那样的建筑物里。这时，他获悉法军已经撤出了明斯克。指挥齐查戈夫军团先头部队的兰伯特将军已于11月16日就占领了那座城市。听到这个消息后，皇帝一时间惊呆了。对他来说，明斯克的失守意味着一切军需物资全部丧失——那些物资可是他盼望已久的啊。自离开斯摩棱斯克以后，获得那些物资就是全军的希望，是团结和重建部队所必不可少的。比丧失那些物资更糟的是，法军现在面临这样一种不利的局面：摩尔达维亚军队不是来加强在我们侧翼的库图佐夫大军——皇帝一直是这样预计的，而是直接切断我军的退路。
皇帝的性格像淬过火的钢铁一样，被这些恶劣的环境、极端的危险锻炼得更为坚强了。针对当前的形势，他立刻就下定决心，加快撤退的速度。——要是可能的话，赶到库图佐夫之前到达别列津纳河。——谁要胆敢阻拦法军就同谁战斗，就打垮谁。他在一瞬间就定下了这个决心，并规定了合理的行军路线。这使皇帝感到一种快慰，因为这个决心能够把我军所处的态势引向最有利的方面。他推断施瓦岑贝格和雷尼埃在得知发生的事情后，一定已经向这边进军了。这样一来，整个态势就会改变。因而，皇帝想到，他把那个地区的全部军队集中到波里索夫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从军队安全撤退的观点看，皇帝预见说，这次集中有着非常的重要性。他现在意识到我们的撤退在到达维尔纳之前是不能停下来的。他还坚信波里索夫桥一定很好地被法军保卫起来了。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早些时候，他就对那儿的防务作了安排。为达到这个目的，我军派出的部队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皇帝对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说话时那种十分庄重的口气来看，他对那件事是不存任何疑虑的。
那天晚上，皇帝躺下了。如同往常一样，他让达律伯爵和迪罗克陪着他讲话(他们一般要等到拿破仑皇帝睡熟以后才离开)。谈话时，他打了个盹。达律便和迪罗克小声地交谈。十五分钟后，皇帝醒来了，他问他们在谈些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气球。”达律先生回答道。
“做什么用呢？”
“把您载离这儿。”
“天啊！——现在事情已经够糟了。你们害怕被俄国人抓俘虏吗？”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担心他们不会让陛下那么轻易地离开这儿。”
“形势非常严重，这是事实。现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如果我的司令官们都能以身作则，我就仍然比敌人要强。就是全部敌人集中起来挡住我军的去路，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是在第二天(11月23日)，秘书们开始烧文件[秘书处的信件非常之多。战役中光是部队后勤的文件就堆得像山一样。此外，还有法国各部的报告和起草中的文告。这些都装在文件夹里。每个时期，审记员都要带不少来。还有二十七个文件夹堆放着没有送回国。——摘自科兰古的笔记。]。自从离开格日阿次克后，达律先生就要求这样做了。在格日阿次克时，我们已经开始毁坏某些带不走的装备。
那天清晨很早的时候，皇帝就叫人来召我去。他把刚收到的坏消息告诉了我。
“形势开始变得极其严重。”他说道。
他问我，现在河流和湖泊是否已经冰冻得能承受大炮的重量。
“我认为还不能，至少是那些我们将要渡过的河流。”我回答道。
“你糊涂了吧？内伊把他的大炮丢在后面，不是也渡过了第聂伯河吗？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冷呢。天气又要霜冻了，我们将要跨过别列津纳河的沼泽地带。要不然，我们就要冲垮敌人的阻击部队，并要走很长的弯路。部队要走多少天才能到达韦莱卡和格卢博科耶？要是库图佐夫能很迅速地在这一带进军，要是维特根斯泰因准备增援他，或者和海军上将齐查戈夫合兵一处的话，形势也可能会变得很危急。这个该死的水手(指齐查戈夫)给我带来的尽是噩运。至于库图佐夫，除了战争，他啥也不懂。当他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时候，他是非常勇敢的，但他不懂战略。”
皇帝把达律和迪罗克讲的话说给我听。“他们的气球不会是多余的。”他开玩笑地说，“这个时候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逃出去。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别列津纳河，我就能控制局势。因为我将得到的两个新军团，再加上禁卫军，就足以打垮俄国人了。假使我们不能渡过河去，我们就得试一试手枪的威力了。您同迪罗克商量一下，在没有交通运输条件的情况下，要是我们不得不冲出敌人的封锁，我们能随身带些什么。我们必须准备事先就破坏一切带不走的物资，免得丢给敌人作战利品。我宁愿在战斗的间隙用手抓饭吃，也不愿意把有我的纹饰的餐叉留给敌人。去同迪罗克商量一下，看看他的部门有哪些东西是要处理的。这事要保密。我只同他和您谈过这件事。我们还一定要让您和我的武器都处于良好状态，因为我们可能不得不参加战斗。”
皇帝又一次谈到有关我军态势的大量的具体问题以及他曾谈到的有关计划。
后来，我同迪罗克谈过一次话，他把皇帝同他和达律谈过的话告诉了我。我们一致同意今后凡是在皇帝临时餐室用膳的人都要把自己使用的杯、盘、刀叉负责保管好，如果他还想保存这些餐具的话。我们使用的借口是，临时餐室的骡子正在不断地死亡。
尽管气候还是十分寒冷，但天空是阴沉沉的，似乎有解冻的可能，看来至少会要融雪。夜里，宿营地旁边的伤病员都冻僵了。人们的不负责任和饲料来源的困难，尤其是缺水，使部队的大批马匹死亡。为了饮牲口，人们常常要走很远去破冰取水。既然并不是所有的浅滩都可以涉过，人们就不得不弄条船运水。我们在夜里到达宿营地。哪儿有一条河或者一口井呢？水面显得很脏。霜冻把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夜里费好大的劲才打碎的冰块到第二天早上又厚厚地冻结起来了。人们不得不重新努力把冰块砸碎。为了砸冰，就得要用斧子或者铁棍，但这些物资都极端缺乏。一个冷得半死的车夫到达宿营地，一定会害怕在夜里冻死。他不得不设法燃起一堆火来取取暖，设法找到一个避风雪的地方，设法弄点东西吃。要是他没有累倒的话，或者天还不太黑，他就会设法喂马、饮马。然而，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恶劣的气候里，马夫把马拴在那儿就不管了。第二天，当我们出发时，那些可怜的牲口已经倒下，马具都还没有卸下来呢。
我的副官吉罗先生自从克拉斯诺战斗负伤以后，一直坐在我的马车里。他昏迷了两天之后，在11月22日夜里去世了。
我们于11月23日到达博伯尔。从托洛岑到博伯尔，一路上比以前我们经过的路上倒卧着更多的马匹和死尸。在每一个宿营地，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人因烟火窒息而死。当这些冻伤和半冻僵的人过于挨近篝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还有许多人仍然呻吟着，但却永远站不起来了。他们的身体过度虚弱或者是手脚已经冻僵，在那儿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些可怕的场景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们很难使一个被冻僵了的人相信，烤火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唯一挽救生命的办法就是运动、干擦，用雪来摩擦手、脚则更好。当皇帝从这一大群注定要倒霉的人们身边经过时，既听不到牢骚也没有听到呻吟。不幸的法国人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他们诅咒的是天气，却没有一个人责备“光荣帝国”。
皇帝认为库图佐夫优柔寡断，而米罗拉多维奇在克拉斯诺大道上等候埃尔欣根公爵时又浪费了很多时间。这就使敌军主力被我们拉下了几天的路程。因此，我们已经赚得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间。自从明斯克事件发生后，渡过别列津纳河在皇帝的心中就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次日，即11月24日，我们来到洛斯尼查。在那儿我们得知三天前在波里索夫发生了激战。原来一个波兰营守卫的大桥遭到一支哥萨克部队的袭击，桥头失守。但是，英勇的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带着他的师又重新夺回了大桥。在长达十个钟头的战斗里，他们守住了大桥，打退了三个俄国师的进攻。可是，我们同时又获悉，强大的敌人在夜幕降临时已经迫使我军又一次退过河来。他们的撤退有条不紊。在涅曼尼查，邓布罗夫斯基占领了桥这头的阵地。
俄军的进攻切断了我军撤退的唯一通道，因为在这条河上、下游很宽的范围内，堤坝都很陡，还有一些沼泽地。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这更坏、更意外的消息了。许多细节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是可信的，而且事情的严重性还远不止这些，譬如说。毫无疑问，皇帝长时间来一直认为会增援库图佐夫的摩尔达维亚军团已经先于我们赶到了别列津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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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别列津纳河之战
十二、别列津纳河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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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残酷的战役里遭受到最可怕的一次失败。这种失败只有命运之神才能创造出来。各种搅乱皇帝计划的事件接踵而来。在丢失了他指望能供给部队需要并使部队得以重建的物资后，当我军陷入困境，似乎不存希望的时候，皇帝又丢失了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唯一的一座桥梁。要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就绝望了。
但是皇帝不为这些落到他头上的灾难所动摇。这些挫折不但没有使他沮丧，反而使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他表现出一支英雄部队在同恶劣命运作斗争时所具有的那种超凡的勇气。要是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运气和荣誉，他的勇气是能够克服所有那些困难的。哪怕最微小的成功希望也比最严重的失败能够打动他。
几乎在收到其它许多消息的同时，皇帝接到了一条间接得来的消息。这则消息说，11月16日和17日，施瓦岑贝格亲王千方百计地打败了俄军。皇帝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他那经常地在绝境里获得命运女神帮助的经历使他满怀希望。不久他就变得相当自信：他的大臣必然把“大军团”的情况通知了奥地利人。那些奥地利人也一定受到皇帝天才的影响，趁着这次胜利来支援我军。他们的进军将解救我们，并使我们有机会转败为胜，再度显示出法军的优势。皇帝具有杰出的才干，经过磨练的个性，蔑视一切灾难的坚强的秉性。尽管他并不沉迷于自欺以掩饰自己的弱点，可是他对此也还是有着很大的嗜好。
皇帝的情绪是乐观的。11月25日，当皇帝接到勒佐公爵关于齐查戈夫的先头部队被打败的报告后，他的信心就更足了。帕伦将军指挥的俄军居然冒险进攻涅曼尼查。结果，据乌迪诺元帅报告，他们被我军抓了很多俘虏。他们愚蠢地带到波里索夫的所有装备，全都被我军缴获了。关于这次胜利，报告中还说了很多。接到报告后，皇帝命令我军立刻出发，向波里索夫挺进。几个分遣队奉命前往别列津纳河上、下游的几个地点，以侦察敌军的阵地，并在主力渡河时牵制敌军。
勒佐公爵通知我们。他的轻骑兵的司令官科比诺将军回来了。科比诺将军曾在别列津纳河对岸进行了仔细侦察，只是由于最近俄军的进攻才渡过河来。
这些情报，特别是库图佐夫已经被我们甩到很远的后面去了的消息，使皇帝放心了。他坚信他离俄军总司令部已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法军目前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于是他决心面对全部的危险和克服所有的困难。
为了弄清与灾难性地渡过别列津纳河有关的某些事实，详细叙述上文提到的事件是必要的。
负责指挥法军第二军团第六骑兵旅的科比诺将军，11月17日在格卢博科耶附近与巴伐利亚师分开了。科比诺将军奉命前往迎接从莫斯科返回的大军。当时，他们与主力部队中断联系已达三天之久。科比诺将军于20日到达普列兹尼彻尔。过了不久，车尔尼舍夫带了一千名哥萨克人也到了那儿。两军遭遇，俄军向后撤退了一英里左右。(在俄军的行进途中，完全是由于巧合，车尔尼舍夫救出了温青格罗德将军和纳里斯金先生，当时两名法军卫兵正把他们当成战俘送回法国。)11月21日，法国骑兵旅继续向波里索夫前进，打算在那儿渡过别列津纳河。
他们到达曾宾的时候，科比诺将军听到了炮声。与此同时，他们遭到了哥萨克人的攻击。法军后卫赶跑了敌人，部队继续前进。在路上，农民告诉他们波里索夫桥头受到了袭击，波兰将军已放弃大桥，甚至撤出了该镇。摩尔达维亚军队控制了别列津纳河两岸，和他们与维特根斯泰因进行联络的当地唯一的一座桥梁。法国骑兵旅腹背受敌，前有摩尔达维亚军团，后有车尔尼舍夫的哥萨克军。
科比诺将军听说车尔尼舍夫将军是从利佩尔开过来的。他曾在那儿与维特根斯泰因伯爵联系过，因而车尔尼舍夫也许就是维特根斯泰因军团的前锋部队。科比诺意识到把这一情况通知勒佐公爵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决心不顾一切风险与公爵取得联系，而没有脱离战场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在通往波里索夫大道的第一个峡道里停了下来，监视着通往明斯克的大道和被哥萨克占领了的曾宾。很幸运，将军派出去的军官和巡逻兵设法捉到了一个从波里索夫来的农民。这个农民曾在韦塞洛沃附近涉过了别列津纳河。机会对科比诺将军有利。他当时就决定了自己的战术。那天晚上，他命令那个俄国向导带他去渡河的地点。11月21日半夜，科比诺将军指挥部队在那儿偷渡过河。尽管在当时他并不知道那个地方的地名，但他行进了六天，教给了法国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科比诺将军渡河的地点正是当年查理十二渡过别列津纳河的地点。查理十二在他的乌克兰远征之后，在那儿救出了他那勇敢的军队的残余部分。)在夜里涉水渡河，激流和浮冰是难以躲避的。将军总共损失了大约八十名官兵。尽管如此，他的骑兵旅还是成密集队形，八人一排继续前进。
科比诺将军成功地克服了陡峭河岸所带来的困难，然而，巡逻河岸的齐查戈夫的骑兵巡逻队使他面临新的危险，但命运比他所敢于企求的要好得多。科比诺避开了普利兹彻，当时俄军正从那儿向柯斯特里察推进。11月22日早晨四点钟，当法军的先头部队赶到那儿时，一个哥萨克团刚好离开。因此法军缴获了敌军的装备和俘获了后备人员。科比诺将军继续他那好运气的进军。他们来到一个俄国贵族的寓所，那儿有一座横跨在纳齐查河上的桥梁。这是将军到达斯摩棱斯克大道的最后一道难关。使将军大为惊讶的是，在离喀卢普奇村不远的地方，他们同第二军团主力会师了。
假如法国军队当时就沿着科比诺将军走过的那条路线撤退，我们将避免多少不幸啊！多少人的生命将会得到挽救啊！但是勒佐公爵对科比诺将军写的报告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因而也就没有把这个报告转给皇帝。皇帝也没有想到要按照科比诺将军走过的路线撤退。事实上，要是我们当时就循着那条路线走的话，就会少走两天的路程，而只要用一支部队佯攻波里索夫对岸的敌人以掩护主力，我们就能悄悄地渡过别列律纳河，完全不会引起俄国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注意。如果那样，我们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科比诺将军就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满足于给乌迪诺元帅写了报告。在11月23日那天，他再一次强调了他走过的那条路线的优越性。要是皇帝确实了解这一切情况，他就一定会命令科比诺将军向波里索夫挺进，以便使齐查戈夫完全错误地分析形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当然帕伦将军的失败以及其他的一些想法很可能使皇帝相信直接进攻俄军，将更容易控制波里索夫大桥和渡过别列津纳河。总之，也许皇帝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科比诺将军第一份报告里提出的那些建议，因为当时他既没有谈到过那个报告，也没有对我军带着大炮和行李车绕那么大一个弯到韦塞洛沃表示后悔。
皇帝于11月23日派人去叫科比诺将军。但是，正如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经常决定了重大的事件一样，科比诺将军直到11月25日才接到皇帝的命令。据说勒佐公爵的副官克拉马耶先生把那个命令放进口袋后，居然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
当科比诺将军见到皇帝时，他向皇帝叙述了他历险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指出，我们的宝贵时间在转圈中白白地被浪费掉——部队已经越过了应该走的那条捷径。皇帝第一次听到这个意见时，部队还在向波里索夫运动。皇帝随即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他在一幅地图上寻找着科比诺将军说的那条路线，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他过后同我和纳夏泰尔亲王谈话时抱怨说，他从来没有及时地收到过报告。)在同科比诺将军谈了一阵后，皇帝就派他到韦塞洛沃去准备架桥所需的一切物资。可是那儿没有工具，没有钢铁，事实上没有任何材料——科比诺将军不得不通过拆房子来获得木料。由于他的热情，再加上炮兵部队肖费上校的不知疲倦的精力，他们战胜了所有的困难。当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好，并开始了架桥工作之后，科比诺将军便到斯泰尔·波里索夫向皇帝汇报情况。陛下在那儿停留了几个小时，发布各种命令。11月25日晚上十一点钟，他视察了涅曼尼查、别列津纳河的堤岸、波里索夫周围的农村，以及那座城市的郊区。皇帝在我的陪同下，甚至步行到残存四分之一的大桥边视察。
皇帝对在哪儿渡河还是犹豫不决。他仍然想着要攻击明斯克。更奇怪的是，他希望施瓦岑贝格亲王能向那儿进军。他推测，由于奥军急速行军，俄国人一定还没有时间运走或者破坏我军储存在那儿的物资。因此，皇帝召来了在明斯克工作过的兵站官员，以便弄清那些可能还用得着的物资的状况，那边农村的自然条件以及近来发生的事件。他还询问了有关通过乌柯洛达的道路的情况。就在这时，皇帝又收到了科比诺将军的一份报告。将军本人也在快一点钟时前来谒见皇帝。贝卢诺公爵送来了有关维特根斯泰因的特别战术的报告——那个俄国将军寸步不离地紧跟着维克托率领的法军。这些报告最终决定了皇帝的计划。他叫科比诺将军回去催促建桥，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回来……科比诺将军在当天晚上又回到我们中间。那时炮兵部队、行李车和各军团正朝韦塞洛沃和斯土江喀进发。斯土江喀只有一座庄园。夜里，皇帝和禁卫军一起向那座庄园转移，由科比诺将军充当向导。
皇帝在天亮前两小时(11月26日)又出发去同韦塞洛沃的勒佐公爵会合。他视察了别列津纳河的河堤，并且把强大的炮兵布置在我方占领的河堤上。这段河堤可以俯视对岸连接着一大片沼泽地的那一段堤岸。那片沼泽紧挨着河流，长度足有五百英尺。皇帝在河岸上用测锤量了河流的深度。这时由于正在结冰，河水很平静。这段河流除了只有二、三十英尺宽的一段较深以外，其余地方并不深。马匹靠游泳可以达到对岸陡峭的堤岸。靠我们这边，河水只齐马肚子深。许多轻骑兵士兵——我们无畏的波兰人毫无困难地渡过河去，在对岸赶走了一些在那儿流窜的哥萨克骑兵，然后又返回来。敌人一直逃出了沼泽地才开枪向我们射击。后来，邓布罗夫斯基师的前卫部队在那儿还与俄军的恰里茨师的狙击兵、步兵、骠骑兵和哥萨克人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俄军那个师占据着布里洛沃村的房屋，后来被波兰人赶走了。
与此同时，科比诺将军指挥的架桥工作正在积极地进行。他们收集到的材料够架两座桥用——一座是为炮兵建的，一座是为步兵建的。渡河的部队一字排开。部队在波里索夫集结，然后连续地向韦塞洛沃进发。勒佐公爵的军团在天黑前过了桥。邓布罗夫斯基将军在与恰里茨师的战斗中负了伤。俄军那个师的后卫遭到我军的攻击，被迫退出了布里洛沃村。第三军团(内伊军团)和第五军团(波尼亚托夫斯基军团)在夜里渡河，驰援勒佐公爵。当时人们都以为勒佐公爵一定正受到齐查戈夫的猛烈进攻。
皇帝一整天都在桥上，他的出现使那些忠诚的工兵和舟桥兵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不断地跳入冰冷的水中去修理木桥，因为每一辆炮车或者每半个连的士兵从桥上经过都会使桥身受到震撼和损坏。皇帝沿着左岸的河堤视察了那片沼泽地。下午，他又仔细地巡视了法军阵地。天黑以后很久，他才回到了斯土江喀。11月26日晚，他在那儿过夜。
天亮后，皇帝又回到桥上。渡河进行得很慢，为了不妨碍步兵、骑兵和炮兵渡河，那些随时都想溜过桥去的散兵游勇及非战斗从军者[指随军商贩等。——译者注]被断然阻止在桥头。这些人充塞了整个韦塞洛沃。运输车队和禁卫军是在27日白天过河的，并在对岸的布里洛沃进入阵地。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时，正在掩护我军的贝卢诺公爵和他的达恩第尔师和吉拉尔师，在中午时分进入了韦塞洛沃前面的阵地。公爵原来留在波里索夫前线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也赶回自己的军团。齐查戈夫曾接到库图佐夫关于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然而他却按兵不动，这使我们十分纳闷。维特根斯泰因放慢了追击我军的速度，这同样是一件怪事。齐查戈夫已经观察我军的战术三十六个钟头了。他为什么没有烧毁或者拆除波里索夫桥以解除后顾之忧呢？他为什么没有在我军渡河时用八十门大炮把我们轰成齑粉呢？他是在等候维特根斯泰因吗？库图佐夫已经同他会师了码？他们在我们后面跟踪追击吗？我们全都陷入猜测之中。敌人这样做一定是经过他们的统帅部批准的，而且会有充分的理由吧。
清晨，在把运输车队送进沼泽地以前，我亲自把那条路线检查过一遍。要不是这三天来气温持续下降，而达到昨天那样极其寒冷的程度，我们的炮车就一辆也别想通过沼泽地，因为我们脚下的泥土在微微震颠。尽管沿着这条路线前进的车队不断地改换路线，但是由于辗碎了起桥梁作用的坚硬的冰冻草地，最后的一批弹药车还是陷进了泥淖中。冰块承受不住这些沉重的车辆，车轮陷入了无底的泥潭。这种行军要求所有车队的指挥员具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发挥无穷的智慧来克服困难。其实可以这样说，命运之神对皇帝从来没有像这两天这样好过：假使天气不是如此寒冷，他的车辆势必全丢在那片沼泽地里。
那一天皇帝视察了布里洛沃村和从那儿通向彼里索夫的道路后，回到韦塞洛沃又观察了贝卢诺公爵的阵地。陛下亲自指挥了禁卫军渡河，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回到布里洛沃——一个可怜的小村庄。统帅部就驻扎在那儿。几个从敌人那儿逃出来的散兵告诉我们，哥萨克人下午在斯土江喀出现，并且抓走了一些掉队的法军士兵。皇帝估计，那是维特根斯泰因的前锋部队。他是不是想同海军上将配合，从左右夹击我们呢？如果那样，他们就已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我们的骑兵部队实力薄弱，难以组成强大的侦察部队，因而我们也就无法弄清敌人的调动情况。由于至今我们的部队在渡河中没有遇到敌人制造的麻烦，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我军将能顺利地完成渡河，皇帝便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卡曼。那是在这条路上敌人能够阻止我们并且给我军制造比渡过别列津纳河更多困难的地方。皇帝从一个农民那儿了解到那一带的情况。这些情况又由那些已经走过那条路线的军官们的报告得以证实：那座小镇被无数条小溪穿过，小溪上有许多桥。其中一座跨越一个无法通行的沼泽地的桥梁足有四分之一里格长。人们只要划一根火柴点着一束稻草，就足以把我们这唯一的退路给切断。
11月28日早晨[别列津纳河之战发生在上午九(？)点钟。]，勒佐公爵的前卫部队遭到海军上将齐查戈夫的非常猛烈的进攻。法军第三军团和第五军团赶紧驰援。战斗进行了几个小时，敌人也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勒佐公爵却负伤了。亲临前线的皇帝立刻命令内伊元帅代理维克托指挥战斗。杜梅师的胸甲骑兵发动一场反攻打垮俄军，从而决定了我军的胜利。贝克昂旅前头的第七团占领一片树木被锯倒的树林，抗击着一支密集的俄军部队，并终于将这支俄军部队击溃。结果俄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亲眼见到我军抓到了一千五百名俘虏。那都是摩尔达维亚军团的士兵。
海军上将的败退决定了我军冒险渡过别列津纳河已经成功。但是一个人们无法预测到的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完全是偶然发生的。人们都坚信，要是当时留在波里索夫的巴尔土诺师在夜里返回贝卢诺公爵军团时没有在斯土江喀和韦塞洛沃的岔路上迷路，剩下的军队要渡过别列津纳河那是毫无困难的，因而也就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巴尔土诺将军和他的参谋军官们还以为他们走的路线没错，因为贝卢诺公爵就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走在全师的前面，以便能事先观察好将要进入的阵地。突然他们发现四周都是俄军，于是未加抵抗就束手就擒了。当敌人听说他们走迷了路，整个师还在他们后面跟着，就网开一面，让这师法军进入他们安排好的圈套。师长被俘，在勒·加缪将军和布朗门特将军的命令下，这个师也就向敌人投降了。我们后来才得知这个意外的情况。当时，这个灾难性的轻率行为被人们归咎于愚蠢和怯懦。[皇帝对巴尔土诺的批评是非常冷酷无情的。11月19目，他在《大军通报》中谈到巴尔土诺：“谣传说将军没有同他的部队在一起，而是自己独自行进。”然而，后来，拿破仑原谅了巴尔土诺。1813年7月14日，当巴尔土诺还被俄国人囚禁着，皇帝决定让他的三个儿子享受国家资助的教育。]
那个师的后卫营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他们最后离开斯泰尔·波里索夫，在当天夜里就赶上了贝卢诺公爵。那个师迟迟不到，使人们十分着急。而师后卫营的到来更增加了人们的焦虑。那个营的士兵说他们一路上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只知道道路是畅通的。维克托元帅猜测那个师一定是在晚上迷了路，只要天一亮就能把他们找回来。大家都盼望着他们随时会出现，只是到上午九点钟，当维特根斯泰因的部队似乎要发动进攻时，人们不安的情绪才告结束。这支敌军前一天就已开过来与贝卢诺公爵对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后卫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过敌人的阻拦。人们没有听到厮杀的声音，根据回来的侦察部队的报告，道路仍然畅通无阻。即使这样，人们也不会想到由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将军指挥的师会不经过战斗就投降敌人。大家猜想巴尔土诺将军遭到了维特根斯泰因的主力的攻击，但他有骑兵和步兵，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冲到河边。道路还是畅通的。他还在战斗吗？即将开始的战斗将告诉他，军团还在等候着他，而且这里的战斗对他来说是牵制敌人力量的有力的徉攻。正是基于上述想法，留下来等候失踪的师的部队才没有迅速撤过河去。维克托元帅的军团得到了包括一支禁卫军的部队的增援。当我们正与齐查戈夫酣战之际，贝卢诺公爵的部队也于十一点钟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皇帝直到下午一点钟才听到巴尔土诺师投降敌人的消息。我们战胜俄国海军上将的巨大成功被这个不幸的损失抵消了。当时，这个消息被尽力封锁着，只限于统帅部成员知道。但是贝卢诺公爵的军团司令部把这个消息传播开了。那时，他们正遭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人们都在拼死战斗，力争坚守阵地直至天黑以后。但是后来，维克托元帅不得不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免他的军团遭到敌人致命的打击。
我军撤退后，韦塞洛沃村和别列津纳河堤上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到处是部队，到处是掉队的士兵、难民、妇女和儿童。那些不愿意丢弃自己的车辆的随军商贩曾被法军阻拦在河对岸——那两座桥梁和穿过田野的道路在前一天就是专门为贝卢诺公爵及其部队保留的。直到最后一刻，皇帝还希望阵地能坚守到天黑。要是那样，则一切都是可以拯救的。可是一旦决定撤退，韦塞洛沃的堤岸上立刻就出现了可怕的场面，俄国人开始了野蛮的大屠杀。特别是当俄军对最后渡河的部队发起进攻时，他们把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人群赶到了河边。人人都惊慌地夺路而逃。不久，由于混乱造成的超重，一座桥轰然一声倒塌了。我们是这一恐怖和残酷场面的见证人。从我们这一边的河岸上可以粗略地估计出多少人遭到了野蛮的俄国人的屠戮。他们都是一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掉队的士兵、随军商贩、难民、妇女和儿童。大约有一万人丧了命，这个估计绝不是夸张的。
可以想象得出，人们对巴尔土诺将军的愤怒更大了。正是他的投降才扩大了这场悲剧。皇帝、总参谋长、元帅们、军官们乃至全军对他的批评达到了十分严酷的程度。大家都一致认为，“他的缺乏远见是不可饶恕的。他的师不战而降是丢人的。”“懦弱”这样的词汇也用上了。人们还把这一事件同内伊元帅英勇、果敢的行动进行了对比。
“当达萨面临死亡时，”皇帝说，“他喊道：‘跟着我，奥弗涅人！’如果那些将军们没有勇气战斗，他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的掷弹兵战斗呀！一个鼓手也能用军号拯救他的同志免遭投降的耻辱。一个在临时餐厅工作的妇女也能大叫‘逃命吧’来拯救那个师。”
毫无疑问，我们曾有在敌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渡过别列津纳河的非常有利的时机，但是这次投降事件给整个战役留下了深远而不幸的影响。贝卢诺公爵手上只剩下一个师的有限兵力。因此，他认为无法再抵抗俄军的进攻。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在离别列津纳河更远的地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军团和第四军团正在向卡曼推进。我军对海军上将的胜利，对于当天遭到灾难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本来敌人在我军撤退的路上烧掉几座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截断我军的退路，而这时在我军的道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皇帝弄清这一点后就十分放心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炮兵和车队还是向卡曼开进了。统帅部在布里洛沃多停留一天(11月28日)，督促那些在战斗中受到重创的部队重新组建起来，同时也是为全军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在最近几天紧张的战斗中，部队的士气已明显地瓦解了。
第二天，(11月29日)，皇帝向卡曼进发。在那儿，海军上将麾下的兰斯科瓦将军于中午时分出现了。他包围了一座房子。当时勒佐公爵、勒格兰德将军，以及另外几位负伤的将军和军官就在那座房子里，皇帝的两名随从人员也正在那儿为统帅部安排膳宿。[科兰古在这儿犯了一个错误。凡的《1812年手稿》、卡斯特朗的《日记》、丹尼尔的《路线》、勒热纳的《回忆》全都说那一事件发生在普莱岑尼兹，而不是在卡曼。科兰古的回忆录把发生在11月29日和30日两天的事件搞混淆了。——11月28日勒佐公爵的肋部中了一颗子弹。兰斯科瓦的炮击再次使他负伤。一颗炮弹打穿了那个屋顶。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在乌迪诺的军旅生涯中，他一共负伤三十四次。]法军全体侍从人员都组织起来，还有一部分走在主力部队前边的士兵也参加了战斗。就是这样的少数兵力也足以把哥萨克的分遣队赶跑了。兰斯科瓦发现他不能攻占那所房子，就进行炮轰。元帅身边有两人负伤了。当我军的前卫部队赶到战场时，俄国人已满足于当天取得的战果，停止了进攻。
在离布里洛沃半里格远的地方，道路完全是在沼泽地的堤坝上，总共大约有两里格长。正如农民们报告的，一些军官随后也证实了，那条路有很大一部分是木桥，其中两座桥几乎有四分之一里格那么长，还有许多桥架设在小溪上，因而很不安全。在那片沼泽地里，这儿是桥，那儿也是桥，几乎到处都是桥。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如此紧要的地段，我军怎么能顺利地通过去呢？其实，只要有六个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人就足以一举切断我军的这条退路。
从敌人方面来说，他们缺乏远见是令人吃惊的。皇帝准确地得出了这个结论。当皇帝回顾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他说那本来是一次历史上最完美、最出色的军事行动，可是由于遭到意外的损失，他越发恼恨巴尔土诺将军了。皇帝说他像敌人一样缺乏远见，才使我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皇帝还说，要是没有俄国政府制订出战略计划，俄军就无法进行一次真正的战役，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军事调动。皇帝在谈到维特根斯泰因时，认为他在德维纳河战役期间是最顽强的敌人，是俄国将军中最有能力的将军。但由于他在别列津纳战役中指挥不力，害怕同海军上将失去联系而表现出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因而遭到皇帝坚决的否定。自从我们离开波洛次克以来，皇帝曾说过：处在我们的位置上，也许我们要为自己没有遇到更多厉害的对手而感到幸运。……
从布里洛沃到卡曼的路上，皇帝的两匹拉车的骡子落到了其它车辆的后面。当车夫稍微离开的时候，这两匹骡子竟被人偷走了。没人知道是谁把骡子牵走了。我之所以提到这桩区区小事，那是因为在整个俄罗斯战役期间，尽管士兵们吃尽了苦头，但偷皇帝骡子的事是绝无仅有的。皇帝受到他的士兵们的敬仰和爱戴。他的随从人员，甚至连他的佣人都没有谁受到过士兵们的侮辱。在这灾难重重的撤退途中，没有人听到过有谁低声抱怨皇帝。有多少士兵死在路旁，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怨言。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因为自从离开韦列亚后我一直步行，有时候跟皇帝走在一起，有时在他前面，有时又在他后面，身边总是围着大群的人。我身穿军服，头戴将军大礼帽。毫无疑问，有一个全身戎装的将军在场，人们中的任何不满都是易于显现出来的。那些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冻死在路边而不发一声怨言，常常使我深感惊奇。对此表示赞赏的当然不止我一个。
我们离开卡曼后便向普莱岑尼兹进发。11月30日晚上，总参谋部在那儿过夜。别列津纳河把我们的一大批掉队的士兵冲走了。那些人曾经是无所不抢的。结果他们剥夺了那些还留在部队里的勇敢的战士所急需的物资。可是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渡过别列津纳河后，由于考虑到会出现更多的掉队的士兵，部队临时分成了许多非正式的小单位。第一军团留下的只有护旗兵和一些围绕在元帅身边的军官们。第四军团也受到十分严重的削弱。第三军团经过同摩尔达维亚军队的激烈战斗，这时的实力比战斗结束时又减少了一半。波兰军团的情况也不妙。除了禁卫军，我们的骑兵已不复存在。此外，脱离队伍的士兵组成了若干马队。尽管他们遭到哥萨克人和农民的猛烈攻击，但他们还是常常侵扰道路两侧的农村。饥饿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为了生命的需要，为了找寻能抵御寒冷的掩蔽所，人们连一切危险都不顾了。这种“瘟疫”已经在勒佐公爵的军团蔓延开了——这个军团并入了内伊元帅的部队。甚至连贝卢诺公爵的师也受到了影响。该师当时是全军的后卫。
骑兵军官们曾经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由将军们指挥的连[拿破仑把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神圣骑兵连。皇帝这样做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给自己组建一个警卫部队，而是为那些无兵可带的军官们提供一个集合的中心。]。这些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过了几天，因饱受饥饿折磨，这个连也瓦解了。那些有马匹的人，如果还不想失去他们的牲口的话，就不得不离主力部队远一些，因为在部队经过的沿线是弄不到任何草料的。离开卡曼以后，禁卫军掉队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虽然禁卫军官兵也有牢骚，但他们总是压低嗓音而发的。不管什么物资供应，他们在行进中总是能够优先得到。他们总的面貌、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军人的风范仍然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那些老兵一看见皇帝就热烈地欢呼，每天担负警卫任务的那个营总是精神抖擞、军容整洁，令人惊叹。
想到禁卫军那出色的军容，也使我想到将我们这些从莫斯科撤出来的部队和德维纳河的部队(维克托军团和乌迪诺军团)进行一番比较。当时，这两支部队已经合并。我们这些人面色憔悴、没有一点血色，脏得如同打扫烟囱的工人，瘦得像一群幽灵。可是我们在行军中仍然充满活力，在战场上能够勇猛冲锋。而德维纳的部队呢？他们并不像我们那样疲惫，吃的也较好，脸也没有被露营的篝火烤得那么黑。在我们看来，他们就像属于别的人种。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战士，我们却是些幽灵。马匹的差距就更大了。那两个军团的炮兵也是极好的。将军和军官们都骑着精壮的马匹。他们装备齐全，享受着从战役中得到的所有好处。在韦塞洛沃时，皇帝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举例说，迪罗克和我就不止一次光顾过勒佐公爵的厨房。当时部队的匮乏是那么严重，全军不论哪一级军官都深受其苦。在打击摩尔达维亚军团时，我们这些来自莫斯科的累垮了的战士在勇气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们的战友。事实上，正如人们每天所说的，我们的士兵是勇气大于力量。
到达卡曼(普莱岑尼兹？)后，皇帝又一次同我谈到他回法国的计划。他估计部队到维尔纳不会再遇到更多的障碍了。他认为部队到达那儿就会得救，而且他肯定部队能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他希望能在四十八小时内收到来自巴黎的信件，并且获得关于从维尔纳迎接我们的军队的消息。当时我们几乎只能同巴伐利亚军团保持通信联系。皇帝还断定，波兰的哥萨克人离我们只有几天的路程了。那支部队的到来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还一直指望着施瓦岑贝格的进军。他希望他们将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那样将使我们有机会在营地喘息一下。皇帝估计哥萨克人还会频繁地攻击我军，但他们是不足为虑的，因为我们那些掉队的士兵已经自发地组成了有战斗力的小组。在有人领头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够击退哥萨克人并恐吓那些武装的农民。当时，一支十五或二十人的法军分队击退一百五十人或二百人的哥萨克人是很常见的事情。皇帝认为我军已经把维特根斯泰因和库图佐夫甩到老远的后面去了，而海军上将也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们的脚印走——除非他想进行迂回，但那样会浪费他两天的时间。
12月1日，统帅部驻在斯塔奇村。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糟糕的住宿条件。斯塔奇村的别名叫做“贫穷村”。皇帝和总参谋长各有一间七、八平方英尺[八平方英尺折合大约0.75平方米！估计是“平方码”之误——Franc]的小房间。其他所有的参谋人员都挤在另一间房子里。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跑到这个狭小的房间来避风雪。夜里，我们只能侧身睡觉，以便节省空间。我们挤得很紧，简直可以说连针都插不进去。
夜里，有人走到外面，从走路的姿势看是博塞先生。自从莫斯科撤退以来，他一直乘车跟随着我们。可怕的痛风折磨着他。这个可怜的跛子忽然感到一阵剧痛，惊呼道，“唉哟！要死啦！”那些还没有睡着的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笑声又惊动了睡着的人，惊动了所有那些严肃的人和快活的人。这个不幸的病人自己也对这个小小的恶作剧报之以狂笑。我描写这个场面就是要说明人们是多么能够使自己适应那种最悲惨的环境。在那种时候，就是最平凡、最琐碎的小事也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所以他们能够几乎无动于衷地目睹这最不幸的事件。
渡过别列津纳河后，人们的脸上已经没有那么多忧思苦虑的表情。大家第一次觉得，波兰是那么可爱。维尔纳变成了大家向往的天国，变成了能够躲避一切风暴的避风港，变成了我们一切灾难的尽头。过去的一切就像一场噩梦。对未来美好命运的预见已经使我们忘记或者差不多忘记了那曾经落在我们头上的噩运。极度的疲劳和饥饿，由于又冷又累而不时有人倒下的情景，所有这一切对于天性欢乐和粗心的法国士兵来说都无足轻重了。危险使一些人变得自私。他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们身边的痛苦和破坏。可那些有着最坚强性格的人绝不会向这不幸的命运屈服，而是尽力用他们的镇静去鼓舞那些比较脆弱的人。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尽管我们的前头还有可怕的贫苦和灾难，但是自卫的本能、民族自豪感以及保持国家荣誉的欲望使我们不会把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放在心上。我们的精神升华了。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也不愿意希望自己相信以后将要发生的那些事情。昨天的危险像今天的危险和明天的危险一样，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在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斗中担风险罢了。只要置身于战斗当中，我们就总是欢乐的，漫不经心的。甚至到处都有戏谑，就像从前的、今后的或者每天的战斗一样。C’est la guerre(这就是战争)。毫无疑问，虽然我们苦难深重，但我们统帅部人员的心情并不比俄军统帅部成员的心情更坏。
我们在向维尔纳行军。我们已经踏上了波兰的领土，但还是没有收到来自后方的信件。皇帝不能理解这种延误，因为我们已经很接近当时驻在韦莱卡的巴伐利亚军团。在符雷德将军的指挥下，这个军团本来应该在第二军团撤走后离开格罗博科耶开往邦尼诺维斯的。但是11月19日以后，这个军团就开回去保卫维尔纳了。在法国、在欧洲，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是皇帝头等关心的事情。他准备了一个公告(就是那个著名的29号公告)来说明我军在俄罗斯前线失败的情况，以及我们遭遇到的困苦。他对我说：
“我将把一切都说出来，这些情况从我口里说出去比从私人信件里透露出去要好一些。向人民说出全部的情况将会减弱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
12月2日，统帅部撤到了赛利彻。那天晚上我们还像前一天一样睡得很不舒服，但我们找到了一个马铃薯仓库。当人们想到能够饱餐一顿时，那种兴奋心情是无法比拟的。严寒如此肆虐，以致使人们不能再在野外宿营了。噩运降临到那些在篝火旁睡着了的人们身上！更严重的是，禁卫军中组织瓦解的现象明显地增多了。人们常常会看到那些被酷寒征服而离开队伍的人跌倒在地。他们因身体过于虚弱或者手脚被冻坏，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人们应该帮助他们再继续走下去吗？那实际上意味着要用马车载着他们走。可他们却哀求人们把他们留下来。人们应该把他们带到篝火边去吗？这些可怜的家伙一旦睡着了，就再也不会醒来。要是他们能抵抗住瞌睡对他们的袭击，另一辆经过的马车便会把他们往前载一小段路。这样做不过是延长他们临死前的痛苦，而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因寒冷而产生的困倦是难以抗拒的。睡意不可避免地袭来，然而睡觉就意味着死亡。我尽力想挽救一些不幸的人，但那都是徒劳的。他们唯一有求于我的就是要我看在上帝的面上，离开他们，让他们安静地睡觉。听了他们的话，你还会以为这种睡眠能给他们以救助。不幸的是，这就是那些垂死者最后的一点儿希望了。死亡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再受罪。睡眠会使他们从死亡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如果你答应了他们，你甚至会看到他们那惨白的嘴唇上流露出感激的微笑。我亲眼目睹这样的惨祸发生在成千上万人身上。在通往维尔纳的大道上，到处都是他们的尸首。
渡过维利亚河的时候，皇帝在大群卫兵的保护下登上了一个山坡，瞭望向远处延伸的道路。我军残余的纵队从山下缓缓经过。我站在皇帝身边，看到了几天以前掉队战士报告过的情况：那些杀人杀腻了的哥萨克人不得不整天紧跟在我军后面，因而丧失了获取战利品的机会。当时，我们还不相信呢。后来，他们就抢劫每一个他们所遇到的人。要是这些人的衣服还不错，哥萨克兵就剥去他们的衣服，让被抢的人光着身子离开。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些哥萨克人正在互相交换次等的衣物。那些衣物都是从别人身上或者是从某些倒毙在路边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每一个哥萨克人都有一捆旧衣服——有些人把它们放在马鞍下当坐垫，有些人则把衣服搁在马鞍上面。他们过去还从来没有骑过这么高的马吧？我同一些我亲眼看见在离桥边不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们交谈过，也同在更远的地方被抢的士兵交谈过，他们都证实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还说，当附近没有上司的时候，那些哥萨克人还像赶牛群一样赶着他们在前面走。
12月3日，我们到了莫罗地赫诺。我军刚到那儿，就收到了十四封寄自巴黎的信件，还有沿线各地送来的邮件，其中就有巴萨诺公爵的关于奥地利军队进军的消息……但是却没有鼓舞人心的关于征召波兰骑兵的消息。至于波兰哥萨克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只字谈到。大公国已经困顿不堪，特别是它的资源消耗过大。皇帝原想尽量节约使用资源，此刻正是由于波兰被弄得民穷财尽而使他天天盼望见到波兰哥萨克的希望落空了。立陶宛的情况并不比大公国好些。由于战争的破坏，它几乎不能完成一次给部队提供补给的任务。可是我们需要立陶宛哥萨克就像需要大公国的哥萨克和皇帝指望获得的其他援助一样急迫。今后，很明显不论是维尔纳还是涅曼河都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因而也就不是我们苦难的终点。
那一天，三个俄国农民把我们整个的运输队弄得惊慌失措。可是当我们的许多步兵一集中，俄国人在抢了属于将军们的两辆马车后就赶快逃走了。说到哥萨克人，凡是有五、六把刺刀集中的地方，他们就从不会出现。
皇帝正在忙于阅读来自巴黎的信件。大家都因为获得了从家乡寄来的信而兴高采烈。在巴黎，人们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得到大军团的消息而有些不安，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军所遭到的灾祸。对皇帝的功绩的回忆使人们还保持着信心和安全感。因而这一段时间的消息隔绝，与其说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不如说只引起了某种担心。
皇帝指示我派纳夏泰尔亲王的副官阿纳托尔·德·孟德斯鸠先回巴黎给皇后送口信。皇帝的目的是用他关于这个事件的叙述来掌握公众的舆论。自从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以来，皇帝就忙于准备一个这样的文告。
从巴黎寄来的信件使人们又谈到了马莱事件。皇帝总是拿警务大臣和警察厅长的被捕来开玩笑。他对那次叛乱后公众的舆论，尤其是大军团的消息被阻断后舆论的状况表示满意。一般来说他对政府方面的工作和一切情况都很满意。他同纳夏泰尔亲王谈了很多。那天晚上，亲王又把皇帝的评论说给我听。皇帝当时正忙于起草那个著名的公告。他仍然决心公布有关他失败的事实，好在他回到巴黎以前人们有个思想准备。他说，他的出现将有助于使公众舆论平静下来和消除人们的疑虑。我们的困难越是严重，那么每一天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会增加法国政府更多的困难，而皇帝先返回法国就越是显得重要。一天晚上，皇帝把我召去，向我重复了我从纳夏泰尔亲王那儿听到的话。
“在目前的形势下，”皇帝对我说，“我只有在杜伊勒里宫才能控制住欧洲。”
像往常一样，不管我向他提出什么样的意见，他对我军将在维尔纳占领阵地并在那儿进入冬营仍坚信不疑。他希望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就出发，也就是当我军同来自维尔纳的部队取得联系后就动身回法国。照他的看法，从那以后，部队不会再经历很大的危险了。他急于回国就是为了抢在我们惨败的消息传开之前到达巴黎。当时我们注意到，法国绝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一消息。人们对皇帝的天才的信心，以及看见他凯旋归来的习惯压倒了一切，因而社会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公众舆论。当我军失败的消息传出后，这种舆论只会倾向于缩小这种失败，而不会去夸大失败。皇帝开始为出发回国忙碌地作准备。他认为立刻动身，途中将比几天以后出发要顺利和安全一些，因为俄国人此刻还没有时间从后方攻击我军——那是俄军在我们进入阵地时必然要做的事情。皇帝叫我作一些初步的安排，以便一旦作出决定，就能使他迅速启程。
皇帝又一次问我，他应该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欧仁亲王还是那不勒斯国王。我说，正如我在先前的谈话中说过的那样，尽管人们因缪拉的勇敢而尊重他，但是欧仁亲王更能得到军队的信任。我说尽管那不勒斯国王是战场上的英雄，但人们一般认为他既没有坚强的个性和建立秩序的观念，也没有必要的远见来拯救和重建这支残存的队伍。只要不过分地强调他在博罗迪诺战役和其他场合下的表现，就应看到他由于有着无法满足的虚荣心。他曾怂恿陛下对莫斯科进行远征。战役开始时我军那么强大的骑兵部队也被他丧失殆尽。为此他受到了人们的咒骂。我告诉皇帝说，同敌人战斗已不再成为主要问题了，当务之急乃是使这支部队能生存下去以便能够重建它，并牵制住敌军。
看来皇帝认为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甚至表示赞成我对那不勒斯国王的看法。但是他又指出缪拉的军衔使他不能在欧仁亲王的帐下听令。因此，皇帝就不得不把最高指挥权交给缪拉。要是把这个权力委托给欧仁亲王，缪拉将会离开军队。皇帝说纳夏泰尔亲王也赞成他的这一看法。他将把纳夏泰尔亲王留下关照一切。贝尔蒂埃赞成那不勒斯国王，那是因为他的军衔、年龄和声望在其他元帅们的眼里都更有影响，而他那著名的勇气对俄国人来说又是有威慑力的。皇帝过去对他的那些评价在这次谈话中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至少，我相信我能够把这种想法表达出来)。皇帝宁愿把重整军队的荣誉留给他的妹夫而不关心他的继子能否在军队和法国人的眼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皇帝这种对自己亲戚的不信任——事实上，对所有享有个人荣誉的人们的不信任与他总的性格是一致的。
他又一次同我说到他将要带上路的人。他选择我同他一起出发。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将跟在他后面。还有从头至尾参加过整个战役的波兰军官翁索维茨先生。他是一个英勇的、有献身精神的人。皇帝的副官和他的随从军官将分批出发尾随我们。纳夏泰尔亲王每个星期都将派出两名传令军官返回法国。在到达维尔纳以前，皇帝将由一支卫队护送。这个卫队将从属于卢瓦宋师的那不勒斯骑兵部队中抽调。过了维尔纳，皇帝将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旅行。
为此，我给沿途各驿站下达了命令，借口是弄清楚那儿是否有供传令军官使用的房舍和马匹。我们的部队不久前打扰了这些驿站，因而有必要事先派出几个交通分队到我们将要经过的各个城市去。他们的马匹将要供我们使用。我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不利。哪怕是一个最小的事故也会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除非我们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举例说，要是我没有事先藏好两袋煤，以便给供我们使用的马匹钉冰钉时用，我们就没法利用我们设在沿途的驿站。因为当时这些驿站就像是一张白纸，啥也没有。
运输队每天都要行驶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我们只能在夜里给马钉防滑铁。天气是那么寒冷，连那些站在炉边的铁匠也要戴着手套才能干活——即使那样，他们还得常常停下来摩擦自己的双手，以免冻僵。在别的情况下，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此刻都会成为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得不去预见它，避免它。我们之所以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生活的匮乏和敌军的攻击，而是那些没有预见到的“小事”干扰了我军的行动。
皇帝对巴萨诺公爵的报告深表满意。那个报告谈到了他指示施瓦岑贝格采取的军事行动。一般说来，在消息中断的那些日子里，皇帝对这位大臣所做的每一件事和发出的每一道命令都很赞赏。可是对没有按照他的命令在波兰征召新兵一事，他是深为不满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普拉特先生及其在维尔纳和华沙的代理人埋怨尤深。他指望的波兰哥萨克没有被征集起来。这是令皇帝最为生气的事。他把他从斯摩棱斯克以来的失败归因于他缺少轻骑兵……从另一方面说，由法国寄来的信对他确实是一种安慰。皇帝总是以极满意的口吻谈起这件事。他还高度赞扬了皇后的行为、她的聪明才智以及她向皇帝表示的依恋之情。皇帝接着说：
“这种困难的环境使她显示了自己的判断力、自信心和远见卓识。这将使她赢得法国国民的爱戴。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她仁慈、善良，像德国女人一样可爱。她没有去忙于搞阴谋诡计，而只是从事我和她儿子的事业。”
12月5日，统帅部来到了斯莫尔冈。维尔纳政府的一名官员和皇帝的随从副官、市镇的总督范·奥根多尔伯爵正在那儿等候皇帝。皇帝接见了他们，并且很快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皇帝派人叫我去记录他最后发出的命令：
斯莫尔冈 12月5日中午
皇帝于今晚十点离开。
他将由二百名禁卫军护送出发。到奥斯赤米亚纳后，皇帝将由离这儿十五英里远，并在那儿过夜的一个步兵团护送。该项命令将由范·奥根多尔将军下达。
属于禁卫军约一百五十匹好马将送往离奥斯赤米亚纳一里格远的某处。那个步兵团的参谋军官和禁卫军的长矛骑兵营将布置于斯莫尔冈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的各驿站。
今晚在维尔纳和奥斯赤米亚纳之间露营的那不勒斯部队在米尔德尼奇预备一百匹马，在鲁姆茨奇预备一百匹马，听候调用。
范·奥根多尔将军……将通知巴萨诺公爵立刻在斯莫尔冈谒见皇帝。皇帝将和维琴察公爵同乘陛下的座车出发。翁索维茨先生在车前开路。一名步兵在车后侍卫……
御厩总管将通知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和元帅们在七点钟到达统帅部。
御厩总管将和他的秘书雷尼瓦尔及其旅行仆从带上一份总参谋长的命令赴巴黎。
然后皇帝又重复了他早晨说过的那一番话，……施瓦岑贝格亲王正在向我们这边前进……他的几个团正在到达维尔纳。其他的团在涅曼河上。维尔纳的商店和科夫诺的商店都有充足的货物供应。获得衣、食的骑兵士兵们一定会很快回到自己的队伍中。皇帝认为，既然那儿没有饥荒，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撤退将要结束了。
以前，我曾尽力向皇帝解释过事件的真相以及我对未来的预见。这次，我只是听着皇帝的话，没有回答他。
“您为什么不回答我？……您的看法如何？”
“陛下，我非常怀疑，涅曼河是不是我军撤退的终点，军队是不是能在那儿重整旗鼓。不管陛下认为我军是否能站得住脚，总之应该把所有新的部队都送到阵地上去。因为一旦他们接触到我们这支瓦解了的军队，瓦解现象也会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要是那样，一切就都完了。”
“这么说您认为维尔纳也应该放弃了，是吗？”
“那是不成问题的。陛下，而且越快越好。”
“您真叫我好笑！俄国人的情况表明，他们现在不能向那儿推进。您跟我一样清楚，连我们掉队的士兵对哥萨克都不……”
皇帝相信，我们能在维尔纳挡住俄国人。法军在八天里聚积起来的给养将比俄国人在那儿收集一个月的还要多。在陛下眼里，他看到了波兰人正在武装起来，他们将赶走俄国人。由于法军获得了食物和衣服，由于援兵的到来，其力量将壮大三倍，而俄国人却离他们的援兵越来越远。
像在莫斯科时一样，皇帝从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气候对俄国人是有利的，而对我军来说却是不利的。皇帝还看到了我军的驻地，甚至我军的前哨阵地都得到了那些驯服的有准备的波兰军队的保护。而我军的步兵也像骑兵一样将保卫他们的国土。皇帝甚至还看到我们的步兵一旦吃饱了肚子，将不畏严寒，不用两个星期就会把哥萨克人赶得远远的。假如我不是用坦率的语言提出不同意见，那么皇帝似乎对以上说的那一切都是坚信不疑的了。我的直言并没有惹恼他，因为他就形势问题还同我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皇帝按照纳夏泰尔亲王的愿望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缪拉，亲王还是由于被留下来而有些心烦意乱。但贝尔蒂埃想到，他跟全军一起留下来才能真正为皇帝效力，想到把人们习惯于服从的将领留下来，这对保持士气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感到宽慰。他对皇帝的忠诚和爱戴是真心实意的。他也看到了将来重整部队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因为缺少增援部队(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会有足够的部队，而且禁卫军仍然是重新组建部队的良好基础)，而是因为皇帝的离开。他知道，从其他方面说，皇帝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也必然会给人们提供不服从军纪的借口，从而可能会导致部队完全崩溃。其实亲王还远远不能预见事情的发展，尽管来自德维纳河的部队和贝卢诺的军队每天都在不断瓦解。
那不勒斯国王、欧仁亲王、埃尔欣根公爵、特雷维佐公爵、伊斯的利亚公爵、但泽公爵和埃克米尔亲王全都依次来到了。只有贝卢诺公爵没有来。当时他正在指挥后卫部队。他们组成了一个类似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皇帝向他们谈了自己回巴黎的决心。他的态度是叫他们都要服从这个计划。他们当时也都一致同意他离开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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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乘雪橇到华沙
十三、乘雪橇到华沙
1812年12月5日夜里十点整，皇帝和我乘坐他的座车出发了。勇敢的翁索维茨骑马奔驰在座车的侧面。鲁斯坦、法加尔德和阿穆德鲁也骑马在马车外奔驰。他们中的一人先行一步，以便到奥斯赤米亚纳去预定驿马。迪罗克和洛博伯爵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跟在我们车后。凡先生和康斯坦先生坐在另一辆马车上[如果有谁相信康斯坦虚构的“回忆”的话(见他所写的《回忆录》第三章)，他就会要相信康斯坦进行了那次旅行，并在皇帝到达巴黎五、六天后也到达该城。]。必要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精细，保守秘密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没有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半点怀疑。除了宫廷总管和凡先生，甚至那些参加这次旅行的人事先对此行也一无所知。直到七点半，元帅们才被通知此事。
皇帝在半夜到达奥斯赤米亚纳。卢瓦宋师和意大利骑兵的一支分队在当天下午就在这儿进入了阵地。当时天气异常寒冷。那个部队以为主力部队在掩护着他们，因此他们的前哨阵地并没有慎重选择，兵力配置也不合适。师的主力驻扎在镇子里，士兵们都躲在房子里避风寒。就在皇帝到达前不久，一支俄国杂牌部队和哥萨克骑兵利用了法军的麻痹心理，对市镇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们的袭击只是杀死了几个哨兵，抓走了几个人。从各个房子里齐射的火力很快就迫使俄国人仓皇退却了。俄军随后占据了一处能够俯瞰全镇的高地，对法军开炮轰击了一阵。这就是皇帝到达时的情形。当时我们前面只有传递皇帝命令的凡·奥根多尔先生和普通的信使，因此我们不得不等候后面的马队和意大利士兵。
皇帝犹豫了片刻，想等到天亮，可是跟着我们的那辆敞篷四轮马车还没有到达。我们临时碰了一下头，以便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派几个班的骑兵防止俄军占领道路，保持道路的畅通。可是，采取这个谨慎的措施一定会耽误我们赶路，而且有可能让敌人了解到皇帝离开了军队[人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布尔格思男爵的军事回忆录是特别宝贵的，因为那儿有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翁索维茨自己亲手写的。那部回忆录描述了皇帝旅行回国的历史情况。]。所以，我们决定派意大利骑兵的一个较小的分队先行。另外，还派出成梯队队形的先头部队跟在他们后面。剩下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半人走在我们前面，一半人跟在后面。从斯莫尔冈就跟着我们的上了鞍子的御马继续往前赶到米尔德尼奇。严寒冻彻肌骨，卫队的马匹都无法奔跑了。当我们到达驿站时，卫队能够跟随我们的不到十五个人。当我们到达维尔纳时，包括将军和军官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天将破晓，我们来到离米尔德尼奇只有一里格的地方，遇到了巴萨诺公爵。他代替我坐在皇帝的身边。陛下不想进城。我便乘坐巴萨诺先生的马车，前往维尔纳，带命令给该地政府，同时也为我们的旅行作一些安排。幸亏我赶到维尔纳去了，因为先行到达维尔纳的范·奥根多尔先生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办成一件事。为了找人他不得不叫醒一个刚从巴萨诺先生的舞会上回到家里睡觉的人。唉！那些人在别人冻得半死时还在跳舞！维尔纳的居民对我们的处境还不了解。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我召集了十二个人充当卫队，可是找不到驿马。谁也不曾想到皇帝竟离他们这么近。皇帝在市郊停下来换马，我几乎在他们到达的同时赶到了那儿。我们一会合立刻就出发了。在维尔纳，我为全队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里面衬皮毛的靴子。后来，当我们在巴黎重逢时，他们都一再为此事感谢我，因为当时要是没有采取那种防护措施，他们到达巴黎时，腿一定早冻伤了。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在我们离开时才到达。仍然护卫着我们的意大利人的手脚全都冻伤了。我看见那个卫队的指挥官把双手都贴在火炉上烤。他想以此来解脱剧烈的疼痛。我费了很大的劲来说服他，这样做有可能失去双手。我叫他到外面去用雪搓手——这种方式将给他增加很大的痛苦，因而他不可能坚持做下去。
翁索维茨先生和其他人的马都跑累了，因此他代替了皇帝马车上的车夫。我们在12月3日天亮前两小时就顺利到达了科夫诺。信使们在一个类似酒馆的房子里生起了火。自从军队经过这里，就有一个意大利的洗碗工坐在火边不断给火添柴。那一餐早饭真是美极了，因为那是一顿热饭。香喷喷的面包、鸡鸭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块桌布，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只有皇帝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那就是说，他总是有白面包、亚麻布衣服、侍从官、上等的食油、牛肉、羊肉、米饭、蚕豆和扁豆以及他喜欢的蔬菜。宫廷总管和洛博先生在这儿同我们会合了。
我从来不曾经受过从维尔纳到科夫诺那一段行程受到的酷寒。温度计表明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度。尽管皇帝穿着很厚的羊毛袄和鹿皮裤子，然后再盖着一床质地很好的毯子，脚上穿衬着毛皮的靴子，他还是不住地抱怨天气。寒冷如此肆虐，我不得不把我的半张鹿皮毯子盖在皇帝身上。我们呼出的气都在嘴上冻住了。鼻子底下结起了冰花。眉毛上、眼睑周围都是一层霜。我们呼出来的热气升到车布上，尤其是顶篷上，都冻成了又硬又白的冰块。我们到达科夫诺的时候，皇帝冷得像打摆子一样直打颤。
在鲁姆西茨奇，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开进的团。从维尔纳到科夫诺的路上，皇帝像原先一样，又一次提出他是否应该走通过哥尼斯堡[今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西濒波罗的海。——Franc]的道路。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使皇帝暴露身份。既然这样，我们穿过普鲁士整个领土是否慎重呢？虽然在每一个城镇都有我们的一名长官，但此刻除了正在开进的那个团，我们身边就没有其他部队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我们走一条较荒僻的路，那么路上的积雪也可能会阻滞我们的行进速度。况且在那条道路上也没有驿马。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们实在难以下决心是否走通过华沙大公国的路线。那条路线是安全的。只要路上不会被耽搁，我们就应该下决心。那样，我们才能事先预定好马匹。在权衡两种安排的利弊得失后，我们作出了决定。我说“我们”，并不包括皇帝，那是因为他拒绝对此事作出判断，而坚持由我一个人决定。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因此我非常着急。我利用一个机会向哥尼斯堡沿线的驿站发出了命令，以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同时我积极打听到大公国的道路。一旦打听到那条路线畅通无阻，我就能立刻决定改变前进的方向。
法加尔德被事先派往古比宁(通往哥尼斯堡大道上的一个镇)。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攀登几乎是垂直的陡坡。这个陡坡是人们从科夫诺到马里亚姆波列所必经的。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匹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和失去立足点。马车好几次差点倒退下坡或者翻下悬崖。我们使劲推着车轮子。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马里亚姆波列。我同那儿的驿站长谈了一阵。他是一位充满热情，有着美好感情的诚实人。他向我保证说通向华沙的道路是畅通的。假使我们让他提前两小时出发，他就能经过奥古斯图夫到华沙去，沿途给我们预定好驿马。然而皇帝有些倾向于走去哥尼斯堡的路。他希望能在路上接到从法国寄给他的邮件。但他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我。我不再犹豫了，立刻派人给法加尔德送去指示，要他在波兹南同我们会合。然后，我派驿站长向华沙方面进发，叫他带上我下达给各驿站的指示，为我们准备好马匹。他将抵达普乌土斯克，并在那儿等我们。驿站长过去曾见过皇帝，所以一开始他就认出了陛下。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跟别人提到皇帝的名字，而他也确实恪守了诺言。皇帝同他谈了话，使他分外高兴。
我们在驿站长走后一个小时也出发了。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农民的马匹。但是我们的马车却是寸步难行，因为路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我们的车子根本无法通过。但是信使的雪橇却能在雪面上滑行。当我们到达第一个驿站时，我碰巧发现了一个隐藏着的雪橇。这可是个好运气，因为皇帝急于赶到巴黎，他已经对缓慢的车速不耐烦了。那辆雪橇的主人很乐意拿它来换几个金法郎。皇帝和我坐上了雪橇。我们把马车留给了坐在仆役位置上的马夫。他曾勇敢地坚持在那辆车上工作。皇帝几乎没有让我们有足够时间把毯子和武器转移到雪橇上去，就下令出发了。由于雪橇很小，皇帝不得不把对他很有用处的梳妆用具给扔了[“伯赖恩(拉雪橇的马)一刻不停地被套上了挽具。皇帝和维琴察公爵、翁索维茨伯爵一起坐了进去。马梅卢克(鲁斯坦)坐在车夫的位置上……只有勒费弗尔·德努埃特将军能够跟随在后面。他乘坐的是一辆当场购买的小型雪橇。”——见布尔格恩所著的《回忆录》。]。坐雪橇是不舒服的，道路崎岖不平。我们勉强支持着，忍受着颠簸。车内空气也很沉闷。皇帝为了能早日到达目的地，已经丢掉了长途旅行所必需的设备。从那以后，我们的旅行就方便多了。我们旅行的速度超过预计的速度。在马里亚姆波列赶上我们的宫廷总管，在我们驰离该城一英里的时候落到我们后面去了。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离开斯莫尔冈时护送皇帝车队中的任何一辆马车或者任何一个人。
我们一进入华沙大公国境内[在科夫诺一越过涅曼河，皇帝就进入了华沙大公国。]，皇帝就变得喜笑颜开了。他不停地谈论有关军队和巴黎的事情。他毫不怀疑我们的部队会在维尔纳站稳脚跟，却没有认识到他的损失已经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维尔纳的粮食储藏得很好，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皇帝对我说，“那里的给养用来阻止敌人的进军绰绰有余。俄国人至少也像我们一样疲劳。他们同样也遭受到严寒的折磨。他们肯定要进入冬营。在维尔纳，除了哥萨克人，什么都不会看见。我下达的命令和我向巴萨诺公爵介绍的情况已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马雷对施瓦岑贝格亲王的荣誉感充满了信心。他说要坚守阵地捍卫华沙大公国。巴萨诺先生给他写了信，也给维也纳和柏林写了信。”
皇帝只是担心我们的失败对那两个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他回到巴黎将能恢复他在政治上的支配权。他说：
“我们的灾难将在法国造成轰动，但是我的到达将抵消这种坏影响。”
他想利用这次路过华沙的机会使波兰人苏醒过来。“要是他们真的还想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就要全民行动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他又说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我将会同意奥地利人心里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然后我们就能宣布波兰重建。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人的兴趣比我大，因为它更邻近俄国巨人。如果波兰人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那么对法国人和其他人来说，事情就更简单了，跟俄国人媾和也就容易多了。”
皇帝倾向于相信，或者至少想让我这样认为：欧洲所有的内阁，甚至那些因屈服于法国的武力而自尊心已经受到损害的国家都担心哥萨克人会被允许越过涅曼河。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把俄国看成是灾星。”他进一步说道，“反抗俄国人的战争完全是为了古老欧洲和文明世界的利益的战争，只要人们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在德累斯顿，弗兰西斯皇帝就完全了解沙皇亚历山大的弱点和摇摆不定的性格，因而不信任他。奥皇已经被他的声明和许诺欺骗过。维也纳政府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同俄国有一条很长的国境线，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双方的全部利益都是相悖的。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进攻使得奥地利面临的危险增加了一倍。法国刚刚遭受的挫折将结束别人对它的嫉妒心理，并将平息由于它的力量或影响所产生的所有那些不安情绪。欧洲应该只想着它唯一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俄国巨人。”
我坦率地回答了皇帝。
“事实上，他们害怕的是陛下。陛下是他们担心的根源，而且您还使他们一时看不见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各国政府都害怕会出现一个全球帝国。您的王朝已经扩张到了各地。其他的朝廷都害怕看到您的王朝会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起来。即使是在现在，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正被三年前实行的税收制度所损害。某些愚蠢的法国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也触怒了公众，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这一切都是和他们的思想习惯相违背的。所有这些原因和考虑——也许有一些陛下是不知道的，使得人们仇恨您的国家。煽动群众反抗情绪的不只是他们的政府，更主要的是在埃克米尔亲王管理下的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军事政体。”
[自从1810年1月1日起，达武就开始指挥德国的军队。1811年11月1日后，这支军队被称作易北河监视军团。]
皇帝没有制止我的坦率评论。他一边听，一边回答。他没有生气，而是怀着一种极好的心情进行谈话。从他接受和讨论我的一些评论的方式来看，人们一定会认为那些评论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触动他。他对那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付之一笑。他保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接受我意见中好的方面，并希望能鼓励我把心里要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当我很激动地说出某些看法时，他就试图来拧我的耳朵，但他没法在我那厚厚的皮帽子里找到我的耳朵，于是我的脖子和面颊就成了他“进攻”的对象——他这不是生气，而是一种好意。他的心情是很好的。他承认我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他也拒绝了其他的一些观点。关于那些问题，他认为是被这儿和那儿的警察措施以及同现在的结果毫不相干的各种因素损坏了。然而，人民将是开明的。他们不会看不到他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他的法律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了抵御一切专横行为的保障。他坚持说，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这种原则是广大群众承认的，是国家理想的产物，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因而是崇高的。他继续说：
“我本来可以把他们当成被征服的国家来对待，但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法国一样，并没有厚此薄彼。他们的抱怨是不对的。大陆封锁使他们厌烦了，但那是出于国家政治的考虑。这些考虑都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只有与英国缔结和平协议，才能结束那些生活上的不便之处，才能消除群众的埋怨情绪。人们仅仅需要耐心。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使英国政府垮台。英国人将被迫签订一项符合各国商业利益的和平协议。那时候，人们将忘记他们的抱怨。随之而来的市场繁荣以及那时将建立起来的政府将在绝大部分方面迅速地补偿他们今天丧失的东西。”
皇帝埋怨说，在这些日子里，每一个人都固执地只看到他自己的困难，甚至连那些最有见地的人也坚持这种狭隘的观点。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需要一点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不需要远大的目光去瞻望美好的远景。他说我们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可是人们不热心于他指出的新道路。几年以后，我们今天被迫采取的针对英国的封锁制度及政策是能够获得公允的评价的。这个制度过于同人们的习惯相违背，损害了很多微小的利益，以至在许多人当中引起了不满。目前社会上就是这些盲目仇恨的、愚蠢的不满分子占了上风。
皇帝又说道，大陆封锁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将来它注定会赢得每一个人的自愿的赞成，因为这个制度符合整个欧洲大陆的长远利益，也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用封锁来反对那些封锁者是完全正当的。更主要的是，他要求建立独立于英国之外的欧洲工业，舍此别无其他选择。他只是采取了一种能真正损害英国繁荣的措施。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只有他才能将其完成。要是现在的机会被错过了，就不会再出现另外的机会。因为这个事业需要这些年来欧洲的各种形势的配合。皇帝证明了他并没有犯错误。他引用了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业——不只是法国境内的，还有德国的工业(尽管战争还在继续)来支持他的论点。
皇帝由此推论出，大陆封锁制度建立起了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他说，那必将取代我们现在丧失了的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财富。过不多久，这种利益将会变得更加明显。不用三年的时间，莱因兰、德国以及那些现在最激烈反对封锁制度的国家一定会对他的先见之明和他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皇帝说，让法国人和德国人懂得，他们自己能够挣得过去被英国工业从他们国家剥夺走的金钱就是对英国政府的伟大胜利。由此他将给法国和德国带来国内繁荣。单是这一成就便能使他的时代永远不朽。
皇帝从中推断出我所谈的当时法国的巨大力量对全欧是有利的，因为那是限制英国超级权力的唯一手段。他说道，在欧洲的外交界，他施加的压力要比英国的大。但在人民中间，英国的压力要比他的大得多，因为英国独自垄断了发展工业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它在那些隔海相望的政府的心目中无疑只引起较少的忧虑。因此，它在海运上的优越条件在欧洲政府看来没有法国的优势更令人担心。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不能同他们进行领土争端，然而它那排外的商业政策则损害了一切欧洲人的利益。在当前，人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因为当各个政府需要钱用的时候，他们觉得去伦敦领一笔津贴更为方便。对他们来说，这些金钱是不是英国人从他们自己的臣民口袋里拿走的，这无关紧要。只要英国继续它的垄断政策，这些钱就是以牺牲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获得的。
皇帝承认汉堡、吕贝克[1810年12月13日元老院的布告宣布，法国和汉撒的城镇及一条延伸到吕贝克的领土合并，另外也把对荷兰的兼并合法化。这些兼并的土地被划分为法国的十个县。]以及那些对商业上有用处的独立城镇归并法国一事，使商人们，也使欧洲各国政府感到惊慌，因为这些变化被认为是一种必将继续贯彻下去的政策。
皇帝认为占领那一条海岸线，严禁进口英国货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他又说道，由于他的政策同城镇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他必须把人民中所有的有识之士争取过来。立宪政治和我们的法典能带来这种变化。由于不能在新建立的县保持有二万五千名士兵的军队，他便开始了政府机关的改革，以使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怀有信心。他进一步说，这一步骤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而且它真正是为了地主们的利益。它已经抵消了人们在海外商业利益上的损失。他说，假使人们不能重新开始他们的活动并为他们的资本找到出路，那种海外贸易就不可能是平等的。
皇帝的观点是，他绝不在任何一点上作出让步，而是加强各种可能迫使英国早日缔结和约的措施。他认为与其经受长期的痛苦不如忍受短期剧烈的痛苦。既然英国人要千方百计地逃避经济封锁，以便支持他们的工业和维护他们的声誉，那么皇帝的责任就是尽他的一切力量战胜狡猾的对手，迫使他们屈服。
“这是巨人间的一场战斗。”他继续说道，“码头上的商人被两个斗士抓住了，在争夺中怎能不发生冲撞呢？这场生死搏斗正是为着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们的利益。他们将是第一批收获果实的人。英国人在我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上反对我、压迫我。如果他们没有撕毁亚眠和约，如果他们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或者提尔西特和约后就答应媾和，现在我一定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了。我的商业资本也一定会制止我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去进行征战，因为那样做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和懒散。没有什么比那种生活更令人愉快的了。我并不反对过安定幸福的日子。我不是唐·吉诃德。我没有他那种探险欲。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从不做对我没有好处的事。我同其他统治者的区别就在于，困难能够使他们望而却步，而我却喜欢战胜困难，只要其结果对我来说是伟大和不朽的，值得我和我统治的人民去为之奋斗。”
“如果英国人当时不为难我的话，”皇帝重复道，“我一定早就过上和平的生活了。进行战争，拒绝和平只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那他们就一定会接受我们缔结和平条约的要求。英国人在地中海占领着马耳他岛。他们有能力保障在其他地方安全地进行贸易。他们能在世界各地给英国的舰队提供给养。他们还需要什么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安全吗？他们只想要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要是他们的海关打算替国家付公债利息，他们就还需要做大笔的生意。如果英国人愿意诚心诚意地去办事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顽固地拒绝谈判。他们害怕解释他们的政策，也不敢公布他们的计划。假使英、法两国谈判，他们就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打算，那么全世界都会看清到底是哪一方做事出于诚意。
“他们说我滥用权力，科兰古您也第一次这样说。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欧洲大陆的利益。现在，英国也完全是在滥用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它那得天独厚的远离动荡世界的国土。
“英国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欧洲好意帮助了英国的发展。可对伦敦的商人来说，欧洲是无足轻重的。为了做某一种投机生意，他们可以牺牲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牺牲全世界。如果他们的罪过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许他们会更讲道理一点。要保持英国人的荣誉，他们就必须赎罪。这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的。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对这些罪孽有所表示。现在他们是牺牲整个世界来发财致富的呀。到时候世界将认识到这个问题。人们的眼睛将会看清楚。但到那时就太迟了。要是我战胜了他们，欧洲就会赞扬我。如果我失败了，英国人将会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曾经只为自己着想，为了他们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欧洲的和平。
“欧洲大陆不能够，或者说不应该抱怨我们目前针对英国商业的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正是要尽快结束这一措施。这种引起强烈抗议的国土合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皇帝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们那样做只是为了妨碍英国人，阻挠他们做生意，切断他们的商业联系。那些地区要么成为我们换回法国的殖民地，或者荷兰人的殖民地的抵押品。要么，英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必须放弃在那些地区的利益。”
只有全面实现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和平能为每一个人提供美好的未来。按照皇帝的意思，他正在不遗余力地争取全面和平。人们对他的埋怨是没有根据的。有眼光的人和真正的政治家对他要实现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在旅行途中，皇帝曾多次问到我是否认为俄国人会愿意缔结和约。他说沙皇在取得某些成功的时候就提出媾和，那将是明智的。我回答说，只要我们的军队还在他的国土上，我就不相信俄国人会愿意和我们谈判。而且我们遭受到的挫败一点儿也不会使他想要和平。
“这么说，您认为他非常骄傲喽？”
“我认为他是很顽固的。他可能会因为他预见到某些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可能会因为拒绝了我们在莫斯科时向他提出的那些提议而感到骄傲。”
皇帝接受了这种观点：
[face=楷体_GB2312]“烧毁俄国的城镇，甚至烧毁莫斯科，简直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他说道，“既然他如此依赖冬天，为什么还要用火呢？他有武器和军队可以打仗。可是在不打仗的军队上面白白地花那么多的钱，这不是发疯吗？一个人在同敌人战斗时，不应该再摧残自己。库图佐夫的退却事实上是愚蠢的。把我们毁灭的原因是俄国的冬天。我们是气候的牺牲品。那时的好天气欺骗了我。假如我早两个星期撤出莫斯科，那我的军队一定早到了维帖布斯克了。[1817年9月29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对古尔戈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那座城市(莫斯科)呆得太久了。要不是那样，我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成功的。”——见古尔戈的《圣赫勒拿，1815年到1818年未发表的日记》。]要是我那样做了，那就应该是我去嘲笑俄国人和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了。那他就会后悔早没有同我进行谈判了。我们的一切灾难取决于那十四天以及人们没能执行我的命令去征召波兰的哥萨克人。
“沙皇的那些预言全都是胡说八道。要是他们想要把我们放进他们的内地，首先他们就应该有计划地撤退，而不是让巴格拉吉昂的军队在离边境太近的地方摆成一线。而且他们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因而要冒极大的危险。要是他们有计划地撤退，他们就不应该花费那么多钱去沿德维纳河修建‘纸板堡垒’，而且也不应该在那儿的仓库里囤聚那么多的物资。他们作战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打仗也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来。在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时，要不是巴尔土诺的胆怯和愚蠢，俄国人根本不可能从我这儿掠走一辆马车，而我们早就切断他们部分前卫部队的退路，抓到一千八百名俘虏。我们这些除了生命已经一无所有的军人们应该打得赢跟土耳其军队对过阵的俄军的精锐步兵。事实上，当时尽管我们苦难深重的军队被他们三支军队包围了，但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把我们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由于饥饿被迫离开军队的士兵一个个枪杀掉！”[/face]
另一次，皇帝跟我谈到，要是俄国人当初真想把法军放进内地的话，他们就不会在维帖布斯克抗击我军。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更多地骚扰我军的侧翼，同我军进行游击战争，截获我军的信件，消灭我军那些较小的分队、那些离队返回的军官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部队。皇帝认为在离莫斯科那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是俄国人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face=楷体_GB2312]“一切都糟透了。”皇帝另一次对我说，“我在莫斯科呆得太久，要是我在占领莫斯科四天后就离开——正如当我看到全城起火时所想到的那样——那么俄国人就输定了。沙皇将非常高兴地接受我从维帖布斯克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就是到了维尔纳，如果严寒没有夺去我的大军，我也会下令进行和谈，而您的宝贝朋友亚历山大要是摆脱了他的监护人，也一定会签署那些文件的。就是那些贵族们把库图佐夫强加给沙皇。可库图佐夫做了些什么？在博罗迪诺，他冒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导致了莫斯科被焚毁。当我们撤退的时候，他除了对付没有生命的部队，除了对付那些能走动的幽灵外已经没有什么军队可以同他打仗了，他还企望什么呢？他和维特根斯泰因对海军上将的被击溃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其他所有的俄国将军都超过那个老不死的库图佐夫。托利至少挽救了军队：他没有背对着首都进行决战。甚至那个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以至不在海军上将和库图佐夫手下听令的维特根斯泰因，也远比库图佐夫强。要是那不勒斯国王没有给我捣蛋，要是他管理好那些将军们，在一开始就和前卫部队呆在一起，鼓励那些有点儿惊慌的年轻部下，那么如今形势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很快俄国人将要停下来。哥萨克人一看见我军露出牙齿就会远远躲开。假使俄国人在冬季不肯缔结和约，而波兰人还继续支持我的话，那您在明年七月份就将看到俄国人会交什么好运。
“事事都与我作对，引导我失败。华沙没有好好地为我服务。普拉特神父害怕了：他的表现就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不是一个堂堂的主人。他在客厅里和报纸上高谈阔论。他只照顾他自己的利益。而在政务上呢？他一事无成。他没有唤起波兰人的热情，没有进行征兵。我曾指望得到大量的资源，可我没有获得一点儿援助。巴萨诺公爵在波兰就像他在土耳其和瑞典时一样常把事情弄糟。我对塔列朗发脾气是不对的。是公爵夫人[皇帝这儿指的是巴萨诺公爵夫人。正如后来的事件证明了的，她当时确实尽了一切努力来阻止塔列朗被指派为驻华沙的大使。]的闺房阴谋使我迁怒于他，而现在我的事情已经被弄糟了。巴萨诺公爵本来应该对波兰给予更多的明确指示。事实上，作为个人来说，波兰人在我们的军队里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但是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做一点儿事。每一个人都在我面前赞扬普拉特神父，说他有智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糊涂虫。”[/face]
另一次，皇帝对我说到了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满怀着美好的愿望。他比他的所有大臣都能干。假如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他将比他所有的将军们还要强。确实，他只需要果敢，就能变得非常有本事。但是他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他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无数细小的问题不断地妨碍着他，拖累着他。尽管他对军队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探讨各种问题并且给予诸多关照，在这一点上，也许更甚于我，但他还是被人蒙骗了。辽阔的疆域、顽固的习惯势力、贵族们反对招募新兵以及司令官们对军队发饷和补充军粮漠不关心等等，所有这一切合起来就使得俄军不能达到编制的定额。他们担心在决战的日子到来时，还只有不足一半的军队在备战。因而俄国人不停地工作了三年来使军队满员。您一定以为俄军比过去强大多了。我总认为您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可您从来不相信我的话。
“格日阿次克的那个哥萨克人说俄国的将军们都贪图安逸，不知道怎么打好仗。他说对了。人们必须公正地评价哥萨克人。在这场战役中是他们赢得了所有的胜利。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轻骑兵部队。如果俄国士兵也有什么杰出的人物领导的话，那支部队也许能大有作为呢。”
皇帝好几次和我讨论到了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要作出一些什么牺牲，以及俄国人也许会代表奥尔登堡公爵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他们将要恢复公爵的权力，”他说，“因为皇太后的关系，沙皇对那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既然皇帝问到我，我就向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很难设想俄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我们从但泽，从那些我们用来作为反对他们的其他的北方基地撤走。我说，要是我们将被迫放弃涅曼河的话，正如我所预料的，我们还不如主动放弃它。他们提出的条件一定还包括要我们放弃在奥得河上的防御工事。我讲到这里时，皇帝愤怒地喊道，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失去了迄今为止法国得到的针对英国的全部优势，因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和平。我回答说我们有可能保持各港口和沿海的海关机构，而不必把它们建成法国的要塞。
“俄国人呢？”他问道，“他们将对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对这个问题陛下比我更清楚。”我回答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您不能再说服他们仍然采取和过去一样的政策了。我相信沙皇不会再仇视英国了。”
“这么说，和平是不可能的了。”皇帝厉声回答说，“如果不能实现全面的和平，我们就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后来话题转到了法国的形势和欧洲的不稳定状态。我把这种状态归因于侵略行为。我向皇帝建议说，只有确立更克制、更温和的政权体系才能使我们的盟国依附我们。我向皇帝指出从哥达公爵到奥地利皇帝，所有的欧洲政府都对我们的向外扩张政策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扩张是走向全球帝国的第一步。而我们与英国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借口。
皇帝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话，拿我说的“温和”开玩笑，并向我重复了他那样做的意图和动机。他试图向我证明他采取那些措施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它们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别人曲解了他。他只是一心一意反对英国，既然他们的商业散布到了各地，他就不得不追击他们到各地。他说那样做是英国人的诡计，是他所说的fides ponica(阴谋)。英国人不断迫使他扩大他采取行动的范围。皇帝说，只要同英国人的斗争还在继续，他就非常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英国政府总是在煽动欧洲起来反对他。
我说这些频繁的土地兼并以及盟国的变化给法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妨碍了人民对他的忠诚。我告诉皇帝说，人民并没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一种优势，而是感到不安，对未来感到焦虑。我还说，这些权力的奇怪的扩张，对稳定人民的情绪是有害的。事实上，它妨碍了一个社会制度应获得的人们对它的神圣感情——对国家的信心。甚至连那些奉承他的人也认为，即使皇帝的天才可能使得这些新的国家机构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存在下去，也不会在皇帝死后继续延续。虽然人们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但是他们是这样想的。这种观点由于受到压制而更顽强地为人们所坚持。人们感觉到皇帝正在给自己的儿子制造巨大的困难。他正在事先武装整个欧洲来反对罗马王，甚至反对他的家族。一个新朝代在建立时，就让人们增长要去改变它的期望，那真是不幸之至啊！皇帝现时建立的统治和进行的事业，将来没有谁能够担负得起。那些不同的民族永远也不会变成法国人。莱因兰人民就很难说服他们自己，他们已经变成了法国人。
皇帝以十分坦率的态度承认我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也进行了一些反驳：
“我将要确立制度以强化我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人人都能够预言我可能要作出何种牺牲——那是愉快地作出的牺牲，来使欧洲各国获得安全。那些制度是使全体人民获得持久和平的保证，也是法国和德国获得国内繁荣的保证，正如英国人现在所享受到的一样。”“德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皇帝接着又说，“对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我是一定要报答的。我并不特别留恋汉堡和其他地方。我不是那种坚持一孔之见、冥顽不化、胸怀狭隘的人。只要英国人下决心缔结和约并同意把上帝从来不是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权力也让与别人，一切都是好解决的。可是，要是我们不能付给英国人赔款，他们就绝不会和我们缔结和约，因为他们的内阁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安抚人民。要他们走这决定性的一步，同法国讲和，除非他们能对全国说：‘为了如此这般的理由，我们作出了一定的牺牲，但这儿是他们给我们的补偿和我们争取到的有利条款。’他们的国家与内阁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困难的关系，所以英国内阁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更困难了。假使没有和英国人讲和，那么一切‘和约’只不过是停战而已。英国人要价太高，他们不会轻易作出让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将利用和平环境来建立一支海军——在和平的环境里，我将不会允许有人再次剥夺我们的商业资本。他们知道我所掌握的海军会给他们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假如他们肯定我只能再活三、四年，他们明天就会答应讲和，因此困难就在于我要建立海军，而建立一支海军需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皇帝进一步说，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和平，渴望获得和平。他说，谁能够怀疑这一点呢？他过露营生活并不是为了消遣。正是英国人，是他们不愿缔结和约。皇帝说，由于他们害怕未来，因而不可能作出这种决断。英国的内阁里有一些聪明人，可是他们无法预见他说过的任何一种主要想法。皇帝很了解法国的政府机构是不完善的。他毫不隐晦地说，只有实现了和平，他才能全面调整他的政府机构。当和平能够巩固他的胜利成果时，谁又会怀疑他渴望和平的真诚愿望呢？在这些政府机构当中，他最重视元老院——如果元老院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并能影响社会舆论，而对它应该拥有的独立性又一点不感兴趣的话。皇帝告诉我说，他将把元老院升为贵族院。
皇帝说这次战役的失败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欧洲需要一个缓冲国。它是防止北方入侵的前哨阵地，还能对其他权力野心施加温和的影响。欧洲的倒霉就是由于波旁王朝的软弱，听任了波兰被瓜分。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充分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次他们公然地投入了远征俄罗斯的战争，那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波兰这个屏障的建立有着最大利害关系的民族。奥地利人期望通过重新安排实现领土再分配。那样将给他们的贸易提供必要的出海口。普鲁士国王也由于想到那个新的国家也许会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而自我陶醉。
皇帝进一步说，在战役开始以前，当奥地利想从中调停时，俄国人保持沉默，从而使弗朗西斯皇帝十分怀疑沙皇亚历山大的野心。弗朗西斯在德累斯顿时曾几次谈到这个问题。俄国政府是用两只手一起抢劫的。他们抢朋友的东西就像抢他们的敌人一样心安理得。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是钱。提尔西特会议后，俄国通过牺牲自己的盟国普鲁士而大捞了一笔好处。对奥战争后，他们获得了加利西亚部分领土。没有什么顾虑能够阻止沙皇去吞并他人的领土。
谈到沙皇，皇帝回忆说，具有温和态度和绅士风度的亚历山大比俄国人作为偶像崇拜的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为俄国争得了更多的利益。对首都在彼得堡的俄国来说，攫取芬兰远比占领无人居住的克里米亚和叶卡捷琳娜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的所有其他地方都重要得多。
皇帝回忆说，奥地利人要求恢复波兰，可他们又决心保留加利西亚的部分领土。他说，在签订维也纳和约后，他们很愿意放弃数百万加利西亚人而得到伊利里亚的部分领土，不管有多大，哪怕是莱茵河地区的零碎的领土也行。因此，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希望得到[1812年3月14日巴黎条约许诺：作为恢复波兰时对加利西亚的补偿，奥地利可以得到部分伊利里亚领土。]，这种协议都是可以达成的。为此皇帝的岳父在德累斯顿曾敦促过他——他上那儿去也许就是希望能了结这个事情。然而，皇帝当时还想弄清楚立陶宛人的态度，并想亲眼看看波兰人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他还没有让全体波兰人获得自由，而以后的事件证明他是对的。他不久将会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波兰能否像个独立的人那样配得上独立国家的称号，因为勇敢的精神可以在逆境中得到锻炼。皇帝打算在华沙谈谈他的印象。他将把他所有的不幸以及波兰的危险处境告诉那里的人民，但是他也希望他们能作为一个国家来支持他。
我向皇帝指出，他抱怨波兰人不团结、缺乏热情，但是站在波兰人一边，人们肯定要把这些弊病归咎于他给了他们一个很不可靠的将来。实际上，我们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是没有止境的。不幸的大公国在很长一段时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物资后，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也不再拥有一分钱的储蓄。我提醒皇帝说，我一贯赞赏这个恢复波兰的计划，因为那样将可以建立起一个缓冲国。如同我曾有幸在一次谈话中告诉他的一样，我相信基于这种动机去同俄国人作战是正义的。可是，这些年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甚至像某些波兰人一样……我从他对波兰的态度，从他所采取的措施，看出那只不过是想通过恢复波兰来达到别的目的罢了。事实上，波兰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块军事和政治的垫脚石。
我半开玩笑地说，陛下同我谈到的有关在德累斯顿同弗朗西斯皇帝的会谈，他如何拖延把伊利里亚让给奥地利，有关巴萨诺先生和梅特涅先生之间的全部斗争使我明白了，皇帝只是想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奥地利继续保留着给予或者拒绝的权力。我说，皇帝总是想利用波兰人，用希望去激励他们，可是又从不作出明确的保证，以免限制他的新计划，妨碍他的事业适应将来的形势。我说，波兰一旦恢复，波兰人在用部队支持我们的西班牙战争这个问题上，一定不会表现出多少热情。事实上，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真正愿意按照广大欧洲人民的愿望建立一个缓冲国的话，他就会立刻为了波兰的利益补偿奥地利的损失并且宣布波兰的恢复。
皇帝微笑着回答说：
[face=楷体_GB2312]“您的推断和英国人一样。”接着他又严厉地说道，“如果俄国人不让出立陶宛，我将如何与他们讲和？我不能为了这个目标终生进行战争呀。我当然想恢复波兰，但那不是其国王在俄国人面前发抖的波兰，也不是两年后就会把自己置于俄国人保护之下的波兰。要是它在选举出来的国王统治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法存在下去。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定不会协调。要是它在一个世袭的国王的统治下，那些列强会因为妒忌它而再次瓜分它。举例来说，您以为那些立陶宛人会乖乖地服从波尼亚托夫斯基吗？彼得堡朝廷的条件和一个大帝国的君主的保护，远比在华沙的提兹基维茨夫人[康斯坦斯·波尼亚托夫斯卡是斯康尼斯拉斯国王的侄女。]的小朝廷更能适合他们。
“波兰一定得再加上一些边远的省份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一定得拥有但泽和一条海岸线，那样它的产品就会有一个出海口。而且它还一定得要有一个外国国王，因为一个波兰人当国王会引起很多人的嫉妒。事先任命这样一个国王将会使波兰人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一点也不清楚他们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波尼亚托夫斯基家族、波托茨基家族和其他一大群人都在觊觎着王位。缪拉本来是适合的人选，但他几乎没有理性！热罗姆，我曾想到过他。可是除了虚荣心他没有别的品质。在他那儿，我看到的除了过失，没长处。他不愿在达武的统率下而离开了军队，好像他并没有把他获得的王冠归功于奥尔施泰特战役[达武元帅在奥尔施泰特战役中立下过显赫的战功，被封为奥尔施泰特公爵。——译者注]。他经过大公国时的表现是可叹的。我的家人从不给我撑腰。他们一个个都充满野心，就像他们会说，‘主啊！我的父亲……’一样不足为奇。”[/face]
忽然间，皇帝问我说：
“要是您，您会选谁做国王呢？”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而不打算随随便便地回答他。
皇帝笑了，他说这种选择是十分困难的。
我想我当时给他的回答甚至比他的话更肯定。我说让陛下朝廷里的随便哪一个人去戴那顶王冠，只能在欧洲引起新的忧虑。我说在当前的政局里，不要说那样去做，就是抱有那种希望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他家庭的任何一位成员登上波兰的王位，都将成为法国跟英国讲和的障碍，尽管建立这样一个缓冲国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
“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皇帝说道。
话题逐渐转到了过去的事件，转到了普鲁士与提尔西特和约。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我们不该摧残普鲁士，而是应当建设它，甚至是以恢复波兰王国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如果他认为重建那个政权具有积极作用的话。我说，他把位于欧洲中部一个如此有用的缓冲国给破坏了。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我将宽宏大量地对待普鲁士人，并且在没有俄国人干涉的情况下大大扩充他们的力量，以便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成为我们的盟国。——这是使普鲁士波兰化的必然结果。
“普鲁士人的政策总是那么邪恶。”皇帝说道，“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诚实，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笨拙，以至没有哪一个政府真正对他们感兴趣。我曾经犹豫过一下，我是否应该宣布剥夺勃兰登堡王族的统治权。但是我过去曾重用过普鲁士人，因此我还是要给他们留一些情面。当时亚历山大对那个家族的命运非常感兴趣。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我给那个国王留下了太多的权力，因而让他总是念念不忘他已失去的权力。”
如果皇帝坚持要剥夺勃兰登堡家族的权力，我说，要是由于信不过而要改换某个王族，无疑还不如干脆兼并这个国家，把它攫为己有，假如它对皇帝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话。皇帝回答说要使沙皇亚历山大同意这种观点是困难的，虽然他更多地是为了国王个人的缘故，而不是为了那个国家。而当时皇帝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实行封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作出了让步。皇帝还一再抱怨他的兄弟们。我指出，一个人当了国王，那是很难不要求完全独立的。更重要的是，拒绝皇帝的各种要求，常常是出于树立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权威的需要。看到我的坦诚并没有使皇帝感到不快，我继续说，皇帝的意图确实是建立起王国，但事实上，他只是给他的国王们以扩大了的县长的职权，而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他们只不过相当于总督而已。他们的头衔和他们所占有的地位和拥有的职权是不相称的。皇帝微笑了，看来他并不反对我的观点。
也许这样的谈话并没有惹恼他。在旅行途中，他五、六次回到这个话题上。皇帝要求我不要老是重复同样的观点。他总是试图使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努力中包含有耐心和细心。他侃侃而谈，旁证侧引，好像我是一个被说服后将会对他有用的外国要人。虽然他的雄辩在一、两个问题上说服了我，但在主要问题上，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在他不愿作出解释的问题上，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要是我再次提起，他就会说：
“您看问题就像一个孩子，您不懂。”
当我的意见和他的看法矛盾很大时，他还会说：
“您对政治根本不懂。”
皇帝常常不同意我叙述的某些问题。当我直接批评他对战争的雄心和激情时，他总是微笑，说些逗趣的话，并试图拧我的耳朵——但我那厚厚的毛皮帽子使他很难达到目的。他还会在我的脖子上友好地轻轻拍几下，然后幽默地说：
“他们错了！我并不是野心勃勃的人。长夜、疲劳、战争——我无法应付那一切。我老了，我像每一个人一样喜欢自己的床，喜欢休息。然而，我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统治或者服从。所有那些同法国打交道的政府对法国所采取的态度向我表明，法兰西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即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不能不使它力量强大，并且始终保持庞大的武装部队。当奥地利人对英国的命运放心不下，迫使我离开布伦港，进行奥斯特里茨战役时，我并没有找碴儿和他们争吵。当普鲁士人迫使我在耶拿战役中打垮他们时，我并没有恐吓他们。总之，他们所吹嘘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只有天晓得！要是欧洲的军事力量不去保卫他们的商业，那就是一钱不值的东西。哥达公爵的护照在巴黎就好像在魏玛一样受到尊重，可是奥地利人要是没有得到圣詹姆斯朝廷的同意，他们连一条载运匈牙利酒的三桅小帆船也没法驶出海。
“我比其他的统治者有更大的远见。”皇帝说，“我想利用现在的机会去一举结束英国和大陆之间的由来已久的争吵。同样的机会以后是不会再出现的。今天看来似乎只是触犯我的东西，不久将会触犯其他的统治者。人们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是同我作对的。欧洲的各国政府都被他们的偏见和私心蒙住了眼睛。要是实现了不公正的和平，几年后，这些国家及其统治者将会意识到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现在能够看清形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其他人都决心睁眼不看事实。英国的力量，当前只是依赖于他们对别国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只是靠着这种垄断才得以维持下去。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谋取其他成百万人也可以获得的利益呢？他们靠他们的海关，靠他们的商业过活。他们的居民用不完他们得到的税收。这些都证明他们剥夺了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该别人消费的东西要被伦敦剥夺去呢？
“如果我如此软弱，以至于为了不公正的和平而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四年后，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指责我。那时将没有机会再改变命运了。我们的所有财富将付诸东流，毁于一旦。英国人会利用停战的机会来喘一口气并充实他们的国库。那时要是我们对英国商人的吃喝感到不满而稍稍有所表示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财富统统抢走。然后就是再有十年的战争、困难和不幸，再加上三、四年的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也无法实现我们今天已经达到的目标。今天人们会不存偏见地评价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是赞成法国人的。不管世人怎么说，法国人现在正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因此，全大陆都应当同法国站在一边。法国正为各国最神圣的利益而拼杀，而英国人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而已。”
后来回到这个话题时，皇帝对我说，他越是研究英国政府，越是感到它的天赋的精力。它具有一切可能的优势成为寡头政治集团。它的财富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统治国家有着公众舆论的支持。这个舆论是它通过许多途径建立起来的。皇帝还认为，英国政府甚至还从自己的对立面去获得力量——按照皇帝的说法，这个对立面正一天天衰弱下去，因而它只不过是显示英国力量的一种陪衬而已。皇帝还说同英国敌对的国家还将进一步被削弱下去，因为开始走上自己一生旅途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总是要依附强者，而强者往往是幸运的。皇帝还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由于利率的下降，英国将在两年内破产；可是如果实现了和平的话，这种破产就需要十年的时间，除非世界上发生巨大变化，产生出新的条件。这些条件能为英国的商业提供巨大的市场。
“在英国的事务中，”他说，“一切都依靠一种虚构的因素。他们的事业都建立在自信心上面，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依靠。我承认他们的政府有些比较可取的政策。在英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够联系当代和过去的租借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人们不得不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把每个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们的政府得到了某种比事实上的保障更好的东西，而他们是缺少那种保障的。通过使人人都关心个人利益，英国政府为自己建立了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
皇帝强调说：
[face=楷体_GB2312]“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韧不拔地去斗争的原因。不要多久，英国内阁将不能这么容易地发出贷款，或者至少不能维持这么大的数量了。他们也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提供补助金[指英国政府资助反法联盟的津贴。——译者注]了。这种补助金在欧洲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除了法国，欧洲各国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只有在伦敦和巴黎还有一些现金和存款。现在，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他们的商业被破坏了。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向他们开放了港口，英国因经济萧条而造成的崩溃被延缓了；但是既然他们还在实行邪恶的政策，那么崩溃的时间也只是推迟而已。不错，英国人还有雄厚的资源。但是，他们干一切事业都只依仗信心，因而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也可能使他们气馁，使他们遭到危险，甚至破坏他们的整个体系。尽管在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和真诚爱国的臣民，但那也无济于事。”[/face]
皇帝一再回到有关英国的话题。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对我说：
[face=楷体_GB2312]“欧洲人都看不见他们的真正危险。他们对什么都不予关心，只关心由于海洋上的争斗而使他们感觉到的不便。人们也许会认为，欧洲的全部政治和一切利益还抵不上一桶糖的价格。真是可怜极了。然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人们只会向法国提抗议。他们眼里只看到法国军队，其他一概看不见——似乎英国人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周围。其实英国人的威胁性大得很。海姑兰岛[亦译作“赫尔戈兰岛”、“黑格兰岛”，位于德国近海湾的咽喉位置，1890年前由英国保护。——Franc]、直布罗陀、塔里海角、马耳他岛，那儿不都有英国人的堡垒吗？这些堡垒对各国商业的威胁难道不是远远大于但泽对俄国商业的威胁吗？要是我还给欧洲人民一个统治者的话，他们便一定会统统倒进英国人的怀抱。第二天，他们就会拱手把科孚岛送给英国人。对了，还有马得拉群岛。正像他们已经把好望角送出去一样。从马耳他的礁石上，英国人已经控制了土耳其，接着就是黑海和俄国。在直布罗陀，他掌握了地中海的出口。要是他们得到了科孚岛，他们将有了进入希腊的立足点，而且他们将成为亚得里亚海湾的主人。
“形势是一目了然的：奥地利人一点也不比俄国人更清楚威胁着他们的危险。对法国的嫉妒已经超出了常理。他们拒绝预见未来。但是，我却看到欧洲各国政府明天将会把英国要求的霸权地位送给它。当所有的贸易保护都掌握在伦敦政府的手上时，当人们吃不到自己的糖而不得不去买他们的糖时，当人们只能穿他们制造的长筒袜和布料时，彼得堡、维也纳、柏林才会了解到这个事实：英国人垄断了一切。即使到了那时，他们还会装聋作哑，因为他们害怕承认我曾经维护过他们全体的利益。这个事实对那些友好的人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但是这些友好人士在哪儿呢？欧洲政治的盲目性真是可怜啊。”[/face]
这种谈话趋势引导我们在另一次谈话中讨论了英国人为了他们的贸易已经获得的市场、正在寻求的市场和将要获得的市场。我们从西班牙殖民地谈到了半岛战争。皇帝对我说：
“在开始远征俄罗斯以前就结束西班牙战争无疑会更好一些，尽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商讨的。西班牙战争现在只不过是一场游击战争。到英国人被赶出半岛的那一天，战争早把一切都毁灭了。那儿只会留下一些造反者的尸体。人们休想在一、两个月里把那些东西清除干净。
“既然新政权的反对者都是来自下层社会，那就只有时间和上层阶级的行动——在一个强大和谨慎的政府的帮助下，这个政府有宪兵和部分法国军队作后盾，才能平息那个风暴。当人们看到我们带去的是比他们那古老的习俗和统治国家的宗教法庭更明智的法律，更解放、更符合时代要求，连我们自己也在使用的法典时，他们的仇恨将会消失。现在，西班牙正在战斗，那是由于当地人以为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法国人。只要我们向他们说明：‘你们继续作为西班牙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那么一切就都会平静下来。要不是我们在俄国遭受的灾难，法国军队在某些省里只需要占领少数几个要塞的日子一定临近了。要是农民在他们的乡村周围不再看见法国军队，要是他们只是由他们自己的总督来统治，由西班牙警察来管理，那么信心就会建立起来，而那将导致一个广泛的和平与和解。”
按照皇帝的看法，英国军队的出现是在西班牙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宁愿让他们进入那个国家而不愿意他们时时刻刻威胁着布列塔尼、意大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事实上，那些沿海地区都是很容易被入侵的。像现在这样，皇帝知道怎样对付英国人。可要是他们没有被拖在西班牙，皇帝将被迫处处设防，随时准备对付他们。那样一来，他将要使用更多的部队，将会更加焦虑，因为英国人有可能给他造成比现在大得多的危害。
[face=楷体_GB2312]“要是有三万英军在比利时登陆，”他对我说，“或者在加莱登陆，在三百个村庄征集补给，如果他们打算进占和烧毁科兰古庄园，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迫使我们在西班牙保留一支军队。但那时您一定会叫得更凶了，我的好总管！您一定会比埋怨我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更加起劲地喊叫起来。现在英国人正在听我的调动。英国内阁就是拿了我的钱，也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同别人说我向您谈的这些想法。因为要是他们掌握了这个情报，调遣军队进攻我的海岸线，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当我们的部队一集中去打击他们，他们就逃上船去威胁别的地方——那形势就不堪设想了。”
“其实，”他接着说，“西班牙战役使我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其他战役多，也不会比在其他地方为了对付英国人而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所花的钱多。只要还没有与英国政府媾和，那么从西班牙当前的情况和对英战争的一般情况来看，我们在那儿实际上是为两场战争付出了代价。鉴于西班牙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当前那儿的形势，我们必须仅仅是把英国人置于严密的监视下，除非他们向内地进军，或者出现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作战机会。否则，我军不宜轻易发起进攻。因为，要是我们迫使他们在某处登船逃走，他们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再登陆。他们总是确信能够找到同情者的。
“留在西班牙照看他们自己的那些元帅和将军们，他们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可是他们总是不能齐心。在军事行动中，他们从来没有相互配合过。他们互相嫌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是某人的作战行动会给别人带来荣誉，他就会非常失望。因此，除了控制那个国家并试图稳定那儿的民众外，他们啥事也做不成。直到有一天我本人给那儿的事务注入一些活力，那儿的事务才会有起色。苏尔特是有能力的，但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每一个将军都想独自干，以便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省当上总督。关于威灵顿，”皇帝接着说，“他是我的将军们遭遇到的一个比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厉害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犯了幼稚的错误。马尔蒙在讨论战争时，显示了他确实具有判断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但在实战中，他甚至缺乏一般的指挥能力。我军在那场战争中暂时失利，使伦敦欣喜若狂。实际上，雅典挫折时大局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且也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什么时候高兴都能改变那儿的局势。”
“当前的事件，”他说，“使威灵顿博得了名声；但是在战争中，人们一天就可以丢掉他们几年里建立起来的功业。至于说到战争已经把西班牙的殖民地变成了英国的商业市场，我承认那是不幸的，因为再过两年，那些市场将可能抵消对欧洲大陆的出口。”
皇帝从这些殖民地的母国看到了那些分散的殖民地的重要发展[墨西哥于1810年9月宣布独立，委内瑞拉、新格拉那达、智利和阿根廷在1810年成1811年全都或多或少地反抗了西班牙的统治。巴拉圭于1811年宣布自己的独立。]，这种发展将改变世界政治，还将增加美国的力量，不用十年功夫就会威胁到英国的权力。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偿。皇帝毫不怀疑墨西哥以及西班牙拥有的所有主要的殖民地是能够独立的。这些殖民地在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的管理下还将会组成一、两个国家。这些政府机构将迫使他们的国家按照他们的利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军。”
“那样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皇帝说，“这个新纪元将引导所有其他的殖民地走上独立的道路。”[/face]
对将要引起这个变化的形势的发展，皇帝认为那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将改变商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随之也必将导致各国政策的改变。皇帝说：
“所有的殖民地都将效法美利坚合众国。人们对于等待从五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出的命令已经感到厌烦了。人们讨厌去服从在他们看来是外国的政府。殖民地的利益全都给外国政府得去了，而本地人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殖民地意识到自己强大到可以进行抵抗的时候，就要摆脱那些建立了这些殖民地的人给设置的颈箍。国家就是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不要多久就会忘记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原先出生在别的国土上。雄心能够实现私心所开始要求的东西。人们都想要自立于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来，颈箍就被抛掉了。”
我对皇帝说，西班牙的抵抗运动在一般群众中影响颇大。我说他对西班牙人树立的榜样不予重视是一个错误。我提醒他回想一下沙皇亚历山大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从俄国回来后曾向皇帝复述过：
“你们打败了西班牙军队，但你们没有征服那个国家。那里将会出现另外的军队。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的斗争正在给各国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正在教育各国的君主们，在正义的事业中，通过坚韧不拔的斗争，人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业绩。”
皇帝用“北方预言家的格言”来打趣沙皇这段话。然而，他还是说道：
“尽管他犯了许多错误，或者说，他让他的将军们犯了许多错误，可沙皇亚历山大还是所有的统治者中唯一能对他的地位及重大事件显示出良好判断力和作出正确估量的人。他的聪慧超过人们的想象。他的不幸在于他的谋臣很不得力。”
话题转回到西班牙后，皇帝说道：
“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像英雄一样被人吹捧也不难。可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事实上出自于平凡的事业。当人们仇视法国，把荣誉归于西班牙人时，他们的‘英雄行为’只是出自于半野蛮人的野蛮条件，出自于我们的将军们的错误所助长了的迷信，出自于懒惰，而绝不是出自于英雄主义。西班牙农民宁愿过走私者或强盗的危险生活，也不愿做一个耕耘土地的劳动者。现在他们抓住这个动乱的机会开始过那种流浪的走私犯的日子。那种日子非常适合他们的口味，并把他们从极端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同爱国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举例支持他的断言。他说五万西班牙军队在比他们少得多的军队面前屡吃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战利品，因而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皇帝说：
“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目标不同。他们以另一种动机面对死亡。他们父辈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但是，可怜的西班牙人只要受到战利品的引诱就盲动。似乎一切都比他们自己村里的生活要好得多。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自卫也能取得某些战果，然而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绝不是值得称道的。把他们的行为夸张地称作‘英雄行为’，这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偏见。今天的西班牙人好像还是生活在古罗马时代。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痛恨外国人——或者说是任何他们所不熟悉的人。他们仇视一切打算把他们带出野蛮时代的行动。在分享欧洲文明方面，西班牙农民甚至连俄国人还不如。”
皇帝继续说道：“这不假，西班牙波旁家族同取代了路易十六的法兰西帝国相邻，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为此，我与塔列朗商量过，就像我们经常讨论那些广泛的世界政治一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那件事与当前的事务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我看来，愚顽不化的西班牙国王实际上被‘和平亲王’戈多伊控制着，一定不会让他的国家做出让我焦虑的事情，那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从来没有打算利用西班牙来对付英国。国王的软弱，加上他的宠臣戈多伊的利益，是如此地适合我的政策，以至我没有任何必要作出别的安排。我想，国王的宠臣一定不希望同法国搞在一起，以免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某一天，无疑是由于我的外交代表们的某个建议或者什么笨拙的行为伤害了西班牙人，他们自尊的嘟囔声才唤醒了国王，使他赞成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我以维护西班牙人的尊严。我认为，那是他出卖了他自己。傻瓜！当时，在一片反对他的吼声中，他对我们的善意消失了。他想通过唤起西班牙对法国的不满来拯救自己。就在他想拯救自己的同时，他却丢掉了整个国家。缪拉继他之后试图拯救国王的宠臣，结果也惹恼了西班牙人，因为马德里的造反者只仇恨和反对戈多伊。由于缪拉试图救他，西班牙人才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这种愚笨的做法使全体西班牙人有理由相信，灾难将不声不响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是戈多伊的同党，或者他是我们的同党。”
皇帝又讨论了戈多伊针对西班牙人民的那篇傲慢的宣言——1806年10月3日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和平亲王”戈多伊号召西班牙人武装起来，可是，却没有告诉人们，是什么敌人在威胁着他们。戈多伊的宣言直到耶拿战役后的10月15日才在马德里公诸于众。——见格朗德梅松《西班牙和拿破仑》。]。皇帝说：
“宠臣的行为甚至在耶拿战役以前就有点儿可疑。假如我的大使是个能干的人，并且把在西班牙发生的事随时通报我，那我就会更怀疑他了。我当时惊奇地发现，他是西班牙内阁中一个我不习惯的对手。我只是对他提高了警惕而已。西班牙政策的改变甚至使我希望解决好我们同普鲁士人之间出现的分歧，尽管我应该尽快接受普鲁士人由于判断失误而对我们作出的挑战。我看到有的西班牙人对我们怀有不满情绪，但我想那只不过是他们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以后，我可以对他们进行抚慰。而且我承认我还远远没有想到宠臣会向我们宣战。我当时还想，人们应该好好劝一劝他。”
皇帝说，耶拿战役后，他收到宣战的声明，感到很惊奇。可那个宣言却没有使他片刻疑惑过。他继续说道：
“这个新出现的敌人的动机瞒不过我，但他不知道我的态度。尽管我刚刚取得的成功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使我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我们的策略比戈多伊的要巧妙得多，有一阵子，我还是想亲自要求他向我作出解释，以便消除误会。可是，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时机对他进行一次突然的打击以报此仇；或者，至少要使西班牙王室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在将来再也不能给我找麻烦了。”
“这种做法打开了我的眼界。”皇帝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是在耶拿战役前，‘和平亲王’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使我添几根白发。好在那是发生在我控制了局势之后。我曾认为西班牙人在欧洲政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我的大使是一个容易受他们骗的人。可是，那种忧虑并没有持续多久。戈多伊在显示他的精力时要比他全部的弱点以及那公开的丑闻对西班牙来说更为致命。多年来，他是跟国王盖玉玺的。他不曾好好想一想，当一个处于像他那样地位的人举剑同一个国君决斗时，他将不是征服敌人就是死于对手。因为国王们能够宽恕他们互相间所造成的伤害，可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对他们的臣民给予同样的赦免。戈多伊应该懂得，像他这样在国内没有基础的人，在失败后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不管是于情理或是于政策都不能允许放过他。他想牺牲西班牙人以继续保持他的宠臣地位，而西班牙人牺牲他们自己以向他和他们误以为是他的支持者的那些人复仇。在革命时期，谣言和仇恨很能够打动人。一旦有人放了第一枪，就不再有解释的余地了。激情沸腾了，闹纠纷的双方开始了互相屠杀。”
(皇帝这时回顾了有关密谋的故事：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导致了波旁家族离开半岛，并且使约瑟夫·波拿巴在西班牙登上王位。皇帝争论的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希望于1808年在巴荣纳和好争吵的波旁家族——理查四世、玛丽·路易斯及他们的儿子费迪南——发生联系，因而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权力。)
[face=楷体_GB2312]“……在那个事件里，我有三条路可走。我选择了一条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又是为了西班牙安宁的路线。其他嘛，第二条路线必将使我成为罪犯的同谋；那最后一条势必让西班牙蒙受耻辱。这个国家当时正在试图摆脱那臭名昭著的旧王朝。此外，我别无选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不把那些王侯们送回西班牙。我的利益不让我这样做。要是费迪南回国，他不久将耗尽他的国家的热情；要是他的父母亲回去，一定会使他非常难堪，不用半年时间，他就会向我求援。但是C——和M——[原稿中只出现这两个大写字母。把他们读成香巴尼和马雷是保险的，前者当时是内政大臣，而后者是国务秘书。]则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绝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我们只有当机立断方能一举改变西班牙的局势。因为波旁家族在巴荣纳已把他们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甚至在那些最忠实于他们的西班牙人的眼里也是如此。当时缪拉也跟我讲了一些童话。而正是那些东西造成了我的失误。我当时想减少那个国家的不幸。我弄错了。要是我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去。今天，西班牙也就成为我的天下了。
“我被欺骗了——或者应该说事件的进程使一切人类的预见都落了空。人们会想到缪拉除了做蠢事竟一事无成吗？人们会想到杜邦将军竟是一个胆小鬼吗？(1808年7月22日杜邦在拜兰投降了敌人。)西班牙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他们失去了我给他们的宪法。这个宪法将给那个国家带来新的生活。是杜邦的贪婪，是他那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有的欲望使他终于失去了他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全部财富。他的行为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抗。
“在拜兰投降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为了挽救他那些装战利品的车辆，杜邦让他的士兵和他的同胞蒙受了投降的耻辱。那次投降败坏了法军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威信，证实了法军抢劫教堂、亵渎圣物的行为，而那些行为又是得到了他们的将军的默许的，因为那样做才能掩盖他们自己的掠夺罪行。当杜邦规定士兵们的行李都必须一一经过检查，而他自己的车辆却通行无阻时，他就把自己的耻辱永远写进了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中的“科戴因岔口”[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南部狭小的通道，位于从卡普亚到贝尼文特的大道上。公元前321年意大利中部的古老民族在此大败罗马军团。——译者注]。被截获的赃物成了起义的信号。那些带头造反的魁首把我们当成了杜邦之流。于是，他们煽动迷信的人们起来向我们复仇。”[/face]
当话题回到西班牙的一般事务时，皇帝说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对他有所了解的人绝不会相信他会阴谋剥夺那个国家的主权。
“我不会用凡夫俗子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务。”皇帝接着说，“我非常了解我们的力量，因此绝不会屈尊去搞那一套阴谋。那样做，跟我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更坦率地说吧，有人说我计划我的政策就像洪水计划它的河道一样。或许这是一个更合理的责难。您在彼得堡的时候，一定从俄国驻马德里的使节，即去过巴荣纳的车尔尼舍夫那儿听到过造反的具体情况吧。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承认约瑟夫国王的沙皇亚历山大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同那些阴谋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谈到塔列朗先生：
[face=楷体_GB2312]“他自吹他不赞成对西班牙用兵。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入侵那个国家是因为他预计到了西班牙战争中的对手。的确，事情发生后，他没有催促我动手。我自己也远远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件及其结果。但是没有谁比塔列朗更清楚地认识到同西班牙、葡萄牙合作，甚至派军队部分地占领那两个国家是迫使英国政府媾和的唯一手段。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鲜明。因而，当迪罗克同伊斯基耶多在枫丹白露宫谈判和签署条约时，条约的内容正是塔列朗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塔列朗当时没有担任职务，但他是谈判的灵魂。这种迫使英国求和的方法——实现和平及保证撤出那些国家，对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当里斯本朝廷离开葡萄牙逃往巴西，因而迫使我们改变全盘计划时，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对当时的形势施加影响。是他把伊斯基耶多送到了马德里。当国王的代理人到达马德里的时候，要不是他对那次成功的旅行很有兴趣，我一定会认为他对西班牙国王的处境深感忧虑。
“塔列朗后来意识到他曾想依赖那些条约的运气和影响是错误的。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做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也干了蠢事。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别无所求，只是想在公众面前证明，作为参与者，他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他曾经是一个热心的西班牙战争的反对者。
“他忘记了他过去也曾设想过废黜西班牙的波旁王室，就像我们曾经在伊特鲁利亚做过的那样。为此，我并没有责备他。他有着很强的判断力。他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个。塔列朗在政务方面见识广博。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因此，当波旁王朝不能够再回到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不能允许波旁家族返回马德里。只是他认为时间也许能带来那种变化而不必诉诸武力。法兰西的利益，甚至西班牙的利益(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都引导形势向那个方向转化。在那个问题上，一切都是会变的，变化之大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如同在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一样。事实就是如此。
“塔列朗看到并且向我指出一切有头脑的人都在思考，而且政策也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那样困难的形势下，在那样一场欧洲战争当中，难道法国人能冒险让一个敌对的王朝处于自己的侧后吗？塔列朗作为那些为我的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对西班牙王室的存在非常关心。他很聪明，很有远见，因而凡是有助于维护法国安宁的事，他不会不提出建议。他之所以站在反对那场战争的人们一边，那是因为他没有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当上掌有全权的大臣。他忘记了法国士兵正在西班牙流血。像一个坏公民一样，当他看见我们遇到困难时，他就开始大声地四处游说、诋毁政府的决策。你和他相处就像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你需要永远获得成功。我知道他是怎样变的——而我也让他感到我有了这种想法——他的转变始于杜邦的失败。他像个胆小鬼，当他认为我倒霉时就向我扔石头。
“塔列朗负责的外交部执行过我们反对波旁王室的政策。有许多政策，甚至是在他的提议下制订出来的。就是他不断向我游说：彻底消除波旁王室的政治影响是如何如何必要。就是他说服我把当甘公爵逮捕起来。我原先对当甘公爵并没有什么想法。还是警察局长谢尔和英国的德雷克的阴谋(在慕尼黑)使我们的警察把注意力放到了公爵的身上。当时，我根本不把呆在莱茵河那边的当甘公爵放在眼里。因此，对于他，我压根就没有什么既定的目的。那时不是蒙塞，就是谢尔告诉我说，公爵经常到斯特拉斯堡来。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都不相信他是由于巴登朝廷的缘故而被捕。可塔列朗坚持要那么干。缪拉和富歇也不例外[1802年3月9日在一次政务会上，出席的有三位执政官，还有首席大法官、塔列朗和富歇。“对立两派的各自的代表是塔列朗先生和康巴塞雷斯先生。塔列朗先生主张对亲王持最严峻的态度。”——见帕斯基埃的《回忆录》。]。
“当受到革命者的欺骗和怂恿，被富歇和罗德雷弄得惊慌失措的缪拉一听到当甘公爵回到巴黎，却没有听说他被处以死刑时，他觉得他自己和我都危在旦夕了。要是相信了他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的政府受到了威胁，连巴黎的司令官也自身难保。缪拉在战场上不愧为一员骁将，可是他没有头脑。他只喜欢那些阴谋家，而且总是被他们欺骗。所有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将军们和有着共和思想的人，对我执掌大权是不安的。而那些还在玩弄愚蠢诡计的保王党人也散布了一些荒谬绝伦的谣言，说是我将出家去当修道士，我的宝座不稳云云。要是您听了缪拉、富歇和其他一些人的话，就一定会认为公众的舆论正在摆脱我的控制，在那动荡的局势里，没有哪个集团会支持我。那些脆弱的保王党团体把我只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们甚至认为在法国没有哪个集团能够获胜，全国都必将起来反对我。革命者害怕我，但他们更怕波旁王朝。他们吓唬缪拉，让他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
“我当时在他们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我保护他们，那是因为一视同仁地保护每一个人乃是政府的责任。我比其他人站得更高一些，并且无意超乎寻常地去从那些党派中获得支持。但我觉得法兰西需要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它代表了法国人民作出牺牲所换来的成果和赢得的光荣。——这个政府要彻底地让全体国民对自己的利益建立起信心和安全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担负重任的人。我将通过我的个性去掌握这些伟大的命运。我没有那么蠢，会去为别人火中取栗。当时我认为我是唯一能够不辜负法国人民的人。我读过历史。当时我并不急于让法国去怜悯那些妄想卷土重来的王党逃亡者。我将要提拔和鼓动那些对旧王朝没有感恩思想的人，直到我把大权掌握到手的那一天。
“根据这种思想，我为重建君主政权而作好一切准备。这是唯一适合法国国情的政治形式，也是唯一能够使欧洲各君主国平静下来的政治形式。人们需要我。经验告诉我，我那时的方针没有错。说到当甘公爵，当我派出奥德内尔去逮捕他时，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我还以为他们一定也能抓住迪穆里埃。他对我来说有着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因为他向一个主要的阴谋集团提供了支持。后来我执行了我自己的权力，因为那位波旁王室的亲王(当甘公爵)正在策划阴谋反对我。另外还有乔治·卡杜达尔和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阴谋都是互有联系的。
“他们在我的边境以外十五英里的地方抓到了当甘。同时，那些由他的家族雇佣，被他和在斯图加特的英国大臣遥控的刺客也在法国被当场抓获。当时那些刺客手中还握着匕首。对这些情况，您应当是知道的。科兰古，当时为了我们越界的行动，您不是奉命去调解我们和巴登大公国之间的龃龉吗？”[/face]
我说：“是的。”我还说，某些仁慈的人们甚至把当甘公爵的被捕也归罪于我。
“那是胡诌。”皇帝回答道，“那一次，宪兵队长甚至告发过您，说您秘密给亲王报过信，说奥德内尔将军打算抓他，他才开枪拒捕，打伤了奥德内尔，几乎要了他的命。我对那些鬼话一句也不信。”
皇帝说，当他下令把亲王押解到巴黎时，他还没有确定如何处置亲王。然而受到那些革命者催促的缪拉给皇帝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是他不杀一儆百，那么一切都会丧失掉。皇帝当时并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只是下令军事法庭审判当甘公爵。他回忆说，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合法的预防措施。公爵那时要求见他，甚至写信请求被接见，可是皇帝只是在判决被执行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
皇帝继续说道：
“那全是缪拉的草率，因此警察没有时间去审问当甘，因而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一些有关密谋方面的重要情报。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坚决反对逮捕当甘公爵，尤其不同意把他押解到巴黎。他们认为，倘若当甘到了巴黎，形势将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而难以处置他。因为面对国民，我的意向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我应该显示出严厉的态度。可同时，他们又太富于同情心了。比他们更有政治头脑的塔列朗是非常赞成逮捕当甘公爵的。亲王的死在人民中并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妄图刺杀法国第一执政的阴谋分子因此落得了同样的下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对于这整个事件，尽管在巴黎流传着一些流言飞语，然而假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那样去做的。
[人们知道，在拿破仑的遗嘱(1821年4月15日)里，他也保留着这样的陈述：“我下令把当甘公爵逮捕了，并给他判了刑，因为这是为了法兰西人民的安全，为了他们的荣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将再做一遍。”——蒙托隆在引用了这一段话后，又写道：“这一段话是在他听了一篇英国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对维琴察公爵和罗维戈公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后写在该文两行字之间的空白处的。”——见蒙托隆的《囚禁生涯》。]
“如果缪拉让我知道了当甘公爵的要求，我很可能还是会对他表示怜悯的。要是我收到他的信，当甘公爵肯定死不了，尽管法律对他的判决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谁让他在我们的边境上策划阴谋，并让他雇佣了六十个暴徒来暗杀我。推翻波旁王朝的不是我。他们真正要责怪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我掌握政权后，没有把他们赶走，没有虐待他们的朋友。恰恰相反，我发给他们退休金，给他们的佣人支付工资。他们对我的好意的报答竟是雇佣刺客行刺我。常言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还是常常否决人们向我提出的这类建议。在一百万人中，我能比那些阴谋家更准确地认出谁是刺客。但那样做有失我的身份。要是我知道有危及他们生命的阴谋的话，我一定会事先警告他们。我对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都是宽大的，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阴谋分子。此外处死几个纯粹的刺客就足以使公众的复仇情绪得以满足。
“波旁家族被驱逐不能怨我，甚至也不能怨那些革命的领袖们。科布伦兹要对国王的死负责。在这一点上，档案馆有文件为证，勿庸置疑。这些文件还揭露了那些人和逃往国外的首要分子勾结的阴谋。毫无疑问，判处国王死刑是极大的犯罪。那个不幸的事件同我毫无关系。为此，波旁家族没有理由谋杀我。如果我不登上皇位，别人也会登上的，因为国民无论如何不会再需要他们了。”
皇帝又谈到了塔列朗。
“他是您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极不道德，可是他非常机智，肯定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他的关系都很冷淡。现在我不再生他的气了。要是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当大臣。这次战役开始前我曾想送他到华沙去。他在那儿一定会对我大有用处的。但是他在财政上搞的诡计和巴萨诺夫人的闺房阴谋使得我的想法落了空。公爵夫人看到他的丈夫进入政界有可能使他由国务秘书调到外交部——他们夫妇俩不顾一切地争取的那个位置——她便千方百计地把塔列朗先生挤掉。公爵夫人开始同她的一位朋友进行密谋。他们竟然成功地让我把怨恨转移到了塔列朗先生身上。当时我差点要把他逮捕起来。后来我从警察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可是太晚了。”
皇帝说：
“就是这一密谋导致了普拉特神父的任命。萨瓦里和迪罗克替他说了许多好话。马雷也是一样。他认为神父是一个奇才，因为他能说会道，能为报纸写文章。结果，对他的任命使我的战役归于失败。……要是塔列朗在华沙，他通过提兹基维茨夫人的沙龙，一定比性情烦躁、喜欢空谈以及一直与波兰有交往的马雷和普拉特神父做得更多。就是由于他们，使我在俄罗斯战役中没能得到一点儿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个战役实质上是为了波兰。”
在另一次谈话中，皇帝向我重复了他对塔列朗先生的看法。他说，塔列朗长期以来渴望成为伟人，结果却使他丢了自己的大臣职务。他想获取高位，成为一位亲王，首先他想当帝国大宰相。可是皇帝从来没有过那种打算。一来是因为外交部不能同时有两位大臣，二来是因为那样做完全不合巴萨诺公爵的口味。马雷已习惯于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而且工作做得不错。
“他了解我。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殊荣。”皇帝说，“塔列朗总是追悔自己不该丢掉大臣职务，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赚钱的部门。他和他身边那些人是少不了钱的。只要他同意和他的夫人分道扬镳，我愿意让他回到外交部去。外交使团跟像他夫人那样的人打交道是不合适的。我不希望我的事务被她拿去拍卖。”
“我知道塔列朗先生绝不会不信任他妻子，或者说动摇了对她的信念。因此我说，如果要他离开夫人再进入政界，他一定会被弄得声名狼藉。故此，这个条件使他重返外交部成为不可能——那是很不幸的，因为选择他担任外交大臣将使得整个内阁都显得温和，而且在人们的眼里那是一个走向和平的步骤。当此时机，这样安排将会使欧洲和法国的公众舆论满意，因而是完全必要的。”
我说，我不理解，既然塔列朗夫人在她丈夫家里尽主人之谊，并且被朝廷几次录用过，那么排斥她有何意义呢？
对此，皇帝的答复是，塔列朗将不得不改变他过去的某些交往；此外，他还将不得不摆脱他的某人和他的某人(？)。皇帝告诉我说，我完全不知道在她那幢房子里搞些什么活动。当塔列朗还是外交大臣时，那个沙龙就是一个拍卖场所。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只是一些掮客。而皇帝不想让那种丑闻再重演了。更有甚者，塔列朗曾经断言，皇帝不能没有他。因此，他会被任命为帝国大宰相。他将领导一切。皇帝说，要是那样安排的话，那外交大臣就只不过是一般事务的管理人员。——而塔列朗或许忘记了皇帝不愿意在一个他统治的国家里存在两个权威。……
我向皇帝指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在我看来，公众对他的敬意并没有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而增长；相反，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威信倒是下降了。我对巴萨诺先生的高贵品质给予了赞扬。这似乎使皇帝感到高兴。可是，我又指出，公众对他的大臣们责怪最多的是他们支持了俄罗斯战役，没有反对陛下的狂热的战争欲望，而不是关于土耳其的和平与俄、瑞结盟。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只是在单枪匹马地进行统治，而他的大臣们既无本领又无习惯去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去处置成百万人的事务，或者通过代理人去做好那些事情。巴萨诺先生靠着他个人的信心，在他管辖的部门有足够的办法去处理各种事务。由于我对皇帝的论断表示了怀疑，他暴躁地回答我说：
“凡是我告诉您的，您就应该相信。”
我们到了一个驿站，谈话因而中断了。晚饭已经预定好。皇帝似乎对我很不高兴。他累了。他想刮胡子，可是鲁斯坦没有赶到。这更增加了他不愉快的心情。像往常一样，他躺倒在一个长沙发上。那种沙发在波兰是很常见的。皇帝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个小时。晚饭使他往日的好心情又得到了恢复。那一晚，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这是因为看在我的名份上？还是那位任期将满的站长不够谨慎？我也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被安置在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佳肴，而驿站长要是知道了我们中有一位是皇帝，他一定会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若在驿站可以买到咖啡，皇帝就喝下一杯牛奶咖啡。有时候，皇帝还在雪橇上睡觉。晚上，五到九点钟之间，那位信使通常会在某个约定的驿站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那样，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有时，要是饭菜准备晚了，我们就休息一个半小时，遇到这种情况，翁索维茨先生和信使就有时间吃晚饭了。有时候，皇帝也要梳妆打扮一番，洗洗脸，然后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一会儿——自从我们离开了马车，他就不能再在路途上睡觉了。我经常利用他躺一会儿的工夫匆忙地把我们的谈话或者至少是那些在我看来有趣味的事情记下来。
12月10日天亮前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普乌土斯克。我免除了我们那位可敬的驿站长的劳务。皇帝适当地给了他奖赏。改换马匹时，怕冷的皇帝走进当地驿站长的房子里。当时那位站长不在家。他的年轻的妻子赶紧生火，准备咖啡。因为我们在夜里吃尽了寒冷的苦头，应我们的要求，她还煮了汤。一位穿着单薄的波兰姑娘拨弄着火，并尽力把火吹旺。可是那堆冒烟的湿柴把她熏得眼泪直流。皇帝问这个可怜的姑娘挣多少钱。可她挣的钱是那么少，皇帝评论说其总数还不够买一件他穿的那种毛衣。皇帝吩咐我给了她几枚法国金币，并告诉她说那是送给她当嫁妆的。可怜的姑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也许直到我们离开以后，她才真实地感受到她的小小的运气和快乐。
皇帝评论说，在那些下层阶级中，只要拿出很少一点钱，就有可能使许多人幸福。
“科兰古，”他说道，“我渴望实现全面和平。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实现了和平，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息，可以去做一些好事。每年我都要用四个月的时间到国内外去旅行。我将骑马经过那些距离不远的驿站。我将看到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的村舍小屋。我想去访问那些交通不便的县。我要筑路、修渠，帮助发展商业和鼓励发展工业。在法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一些县，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我已经在许多工作上进行了改革。通过内政部，我收集了非常珍贵的情报资料。在未来的十年里，像今天遭到人们仇视一样，我将受到人们诚心诚意的爱戴。在一些海港，奸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对别人的损失全然不顾，达到了侵犯他人权利的地步。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国建立了工业。再有几年的顽强工作和露营生活，马赛和波尔多将赚到大量的钱。那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汤和咖啡过了很久还没送来。由于天冷，皇帝的手脚都麻木了，现在被火慢慢烤热。他很快就睡着了。我抓紧这个机会记笔记。皇帝醒来后，吞下那做得很拙劣的饭菜。我们又爬进了雪橇。
尽管雪深没膝，皇帝还是视察了西尔罗克和普拉哥的防务。我们尽量把身上的雪刷干净以后才钻进我们的“罐笼”——我们的雪橇恰像一只古老的箱子。天气格外寒冷，到处都是很深的积雪。我们很高兴能找到这样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因此直到进入华沙大门以前，皇帝的虚荣心都没有表现出来。在到达维斯杜拉河大桥时，我忍不住要对这位王上之王的简陋的车厢作一点描述。这是一只年代已久的车厢，过去曾经被漆成红色，装在一个小雪橇上。它有四个窗子——玻璃嵌在虫蛀过的框格里，但窗子总是关不紧，榫头的四分之三已经腐朽、损坏，因此四面八方都有裂缝，风雪就从这些缝隙中吹进车里。我不得不把我们“住所”里的雪不断往外扫，以免我们座位上的积雪融化而把衣服浸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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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十四、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尽管遇到这样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皇帝还是始终保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看来，他很高兴自己来到了华沙。他十分好奇地四处张望，看他是否会被人认出来。我想，要是有人猜到了他的身份，他也不会感到不快的。我们步行进城，直到走过了一个主要广场才上了那辆可怜的雪橇。天寒地冻，北风刺骨，人们一般都呆在家里，很少有人上街。皇帝那镶金边的绿天鹅绒斗篷也只是引起了几个过路穷人的注意。但他们急于回到家里的火炉边，而不想去弄明白这些旅行者的姓名和身份。不过，皇帝的服装还是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回过头来瞧我们，脚步却没有停下来。要认出皇帝是不容易的，因为皮毛帽子把他的半个脸都给遮住了。
十一点钟，我们在萨克森旅馆[科兰古在这儿弄错了。尚布雷、布尔格思，波托茨卡伯爵来人和普拉特都一致说皇帝是住在安格莱特旅馆，而不是住在萨克森旅馆。尽管普拉特神父的敌意和欺诈常常使得他的叙述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当他对皇帝的住所进行描述时，他却无需编造：“他住在一间屋顶很低的冰冷刺骨的房间里。百叶窗半关闭着，以免让人认出他来。一位可怜的波兰女侍跪在地上使劲吹着火，可是那些湿柴总是燃不起来。送进烟囱里去的湿气比给房间带来的热量还要多。”——见普拉特的《1812年华沙大公国使团纪实》。]下榻。阿穆德鲁也是不久前才到达那儿。一住下，我立刻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向邮政部长预订到格罗高去的马匹。我总是以一个高贵旅行者的身份行事。而皇帝用的是雷尼瓦尔这个名字，职务是我的秘书。
我把皇帝安置在院子尽头一楼的一个房间里，让人给他生了一堆火后，就径直前往法国大使的住宅。那儿离旅馆不远，就是萨克森宫。我刚一走进房子就遇见了卢米尼先生。他原来在彼得堡同我共过事，现在是公使馆的秘书。我很高兴能在这儿再见到他。他向大使报告了我的到来。大使见到我真是吃惊不小，尤其是对我的穿戴[普拉特先生在他的《大使馆纪实》里对12月10日的这次会见作了一番漫画式的描述.“我房间的门蓦地被推开了。一个高个头的人高视阔步地走了进来。我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跟在他后面。‘我们走吧，来，跟我走！’这个幽灵说道。他的头上裹着有细毛的围巾。他的脸深深地埋在大皮毛帽子里，叫你看不见。他的步伐受到了里子衬了毛皮的长筒马靴的阻碍，真是鬼一般的模样。”]表示惊奇。当我告诉他，皇帝此刻就在萨克森旅馆，并要在那儿召见他，他更是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皇帝！”他一再惊奇地重复道。
当他多少回到现实中来时，就问：
“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阁下？皇帝他好吗？”
这就是普拉特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皇帝是回巴黎路过这儿。我们在斯莫尔冈离开军队。此刻军队一定已经进入维尔纳的阵地了。”
“皇帝住在这儿一定比住在旅馆更舒适一些。”
“他希望不要张扬出去，而且我们立刻就要出发。”
“你们不吃点什么吗？阁下，比方说喝碗汤。”
“我和皇帝已经在旅馆吃过午饭，但你们还是送一瓶勃艮第去吧。陛下喜欢那种酒。一路上，他都没能买到。即使只有一杯，他也是会高兴的。”
“皇帝的身体好吗？军队的情况怎么样？”
“军队的情况很糟，被痛苦、饥饿和寒冷拖垮了。只有禁卫军看上去还像一支部队的样子。”
“可是巴萨诺先生在信中只谈到了胜利，……”
“事实上，我们在各处都打败了俄国人。就是在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候，我们也还捉了一千六百名俘虏。那是我亲自数的。”
“巴萨诺先生说是六千。”
“事实是我们打败了俄国人，他们本来是应该打垮我们的。”
“为什么会得出我们抓了六千俘虏这个数字呢？——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他至少也应该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向一个大使通报情况竟像是写给《箴言报》的编辑的信呢？”
“俘虏的数字是小事，因为我们就是抓了也无法留着他们。”
“那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自己的士兵饿死在路边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养活俘虏呢？”
“我们是不是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太惨重了。”我叹了一口气，“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是对那些推动这场战争的人们的报应。多么愚蠢啊！”
“不是每个人都推动了这场战争，并不是每个人都向皇帝隐瞒了事实真相。但那又怎么样呢？阁下，您可以证明您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谁不知道您当初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防止这场战争呢？至于我嘛，我在向皇帝报告形势和波兰的状况时是不怕惹他生气的。我不断地给巴萨诺公爵写信，可他的复信全是胜利的消息。那些消息在这儿是骗不了人的。这个国家完了。它已经垮掉了。”
大使去换衣服。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我回到了皇帝那儿。皇帝对普拉特先生十分不满，因而也就更急于想见到他，急于想发泄自己的愤怒。自从离开西尔罗克后，接见大使的时间越是临近，皇帝就变得越是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为此，他拒绝到他的大使公寓里去。我曾建议说，在那儿接见他希望见到的那些波兰政府官员，肯定要更加舒适和方便一些。
“我不愿意和一个我打算要免除职务的人呆在一起。”他说道，“我有许多理由要责备他。”
我将要省去皇帝在那些谈话中说过的话，因为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是常常重复那些话的。他责备普拉特先生平庸、愚笨，对我们的追随者的热情作了错误的指导等等。
“他的懒惰毁了我的一切计划。”皇帝说道，“他无非是一个饶舌的人。我经常想，要是塔列朗在这儿就好了。”
皇帝话音刚落，大使就来到了。皇帝冷冷地迎接了他。普拉特先生急忙走上前来，向陛下问好。他话里充满了真诚的关切，但看来这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皇帝宁愿听到另一个人批评、责怪和表示不满，却不能忍受一个他怨恨的人的这种诚挚的关心。普拉特先生察觉到了这种气氛，顿时也变得冷淡和沉默了。这样的开端清楚地告诉我，帮大使一把的方法就是离开他，不要充当旁观者，好让大使有机会同皇帝个别谈一谈。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皇帝吩咐我留下来。他是想让普拉特先生感到难堪。我当即解释说，为了继续旅行，还有一些命令需要下达，而且我还得给他再多买一件斗篷。这样，皇帝才让我离开了他们。临走时，他又吩咐我派人去请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伯爵和财政大臣来。他叫我为启程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要快去快回。
我在街上给皇帝买了一件斗篷。夜里，他曾饱受严寒的折磨。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斗篷的一半盖在他身上。为此，我几乎被冻僵了。
我赶紧准备好了晚饭，然后回到了与皇帝相邻的房间，并派出一位信使去维尔纳。一名骑兵传令兵先于我们出发，赶往波兹南。由于我们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没能关得很严，皇帝在以前同我谈话时责备大使的话现在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他下结论说，普拉特先生的语言、行动，他的一切都不像是法国人。皇帝责备他曾为一个战役拟定计划，说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怎能干一个军人的事呢。他应该只搞政治，只去念弥撒。他荣幸地代表法国被派到华沙，却没能在经济上做出一点成绩，甚至没有为他自己制定一个财政计划。——哪怕单是这个计划也能使皇帝认为大使履行了他应该履行的责任。事实上，他除了出差错，一无所成。
普拉特先生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坚决声明他的忠心、他的热情。他后悔他犯下的任何错误。他期望能做得更好一些。他为波兰辩护，解释波兰为何没能实现皇帝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他列举了波兰已经作出的牺牲。他说，波兰派往前线的兵员就高达八万名。他宣称，在波兰，人人都破产了，整个国家也找不到一枚五先令的银币。他说要是过去的一切都做好了的话，波兰将会给前线以财政援助。
普拉特先生越是为自己辩护，皇帝就越是生气。他责备说失败就是由于他忽视征兵所造成的，并说从大使自己的话里也能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企求名望。像他那样的一个聪明人应该明白，必须让波兰人懂得只有把一场长期的斗争压缩成一个速战速决的战斗才是对他们有利的。
皇帝把我唤进去。看来，他对大使厌烦得要死。他的手势，他耸肩膀的姿势，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情绪。我也为大使的处境感到难堪。普拉特先生处于极度痛苦的屈辱之中。我觉得我向他们两人表示善意的方式就是暂时出去一下。但我又很快地回来了，通知陛下说晚餐已经准备好。可是皇帝又开始了他的怒斥。他一会儿感情激动，一会儿又表示轻蔑。忽然他看到壁炉上有一张卡片，话还没讲完，便把卡片拿了过去，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我。
[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那张纸条是给马雷的一个命令，叫他立刻派人替换普拉特先生。后者当时目睹了这个场面。后来，得到大使信任的维特罗尔这样写道：“当主教正在发表他那不合时宜的意见时，波拿巴拿起一支铅笔，好像是在写什么紧急指示。他写道：‘给我把这个卑贱粗鲁的家伙换下来。’然后把纸条交给科兰古先生。御厩大臣离开了房间，好像是去执行命令。不久，他送走了主教。我不知道这样做用的是什么借口。”——见维特罗尔的《回忆录》。]
这当儿，普拉特先生试图说几句话为自己申辩。他痛苦地对法国当局抱怨了几句，还埋怨了一些将军。在我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使对军方的这种批评更激怒了皇帝。他不能同意神父对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战役进行批评。说到波兰大公国部队的战术，皇帝厉声告诉普拉特说，他不能允许一个神父在军事问题上说三道四。其实，在那一点上，陛下并没有比大使显示出更高明的地方。
皇帝谈到了大公国的防务。大使坚持说这个国家失去了保护，正处在危险中。陛下认为要是征募了新兵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皇帝争论说波兰军队应该驻守在维尔纳，施瓦岑贝格应该执行他的命令。他指望依靠新征集的兵员和用总动员的方式来守住和保卫大公国。他甚至希望利用一支波兰哥萨克部队来掩护他的军营。其实，由于缺少经费，那支部队甚至从来没有能在兵站集结过。可皇帝还是不知疲倦地谈论着。
这时，谈话气氛开始有所缓和，大使不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了。爱好纸上谈兵的普拉特先生用一种独断的口气拒绝了皇帝那种主人般的只许俯首听命、不许反驳的主张。在我看来，普拉特先生的有些话是有道理的。当时，大使在这次私人交谈中甚至似乎有些过于放肆。他幻想我们没有组织完善、装备精良的部队也能获得安全。他声称要是没有钱，波兰的一个人、一匹马都别想获得等等。
“那么波兰人想要什么？”皇帝厉声问道，“就是为了他们，我们才去打仗的。就是为了他们，我才慷慨给予钱财。要是他们不打算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干一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唤起公众的热情去恢复他们的独立了。”
“他们想当普鲁士人。”大使回答道。
“为什么不当俄国人呢？”皇帝愤怒地说。
陛下转身背对着普拉特先生，要他半小时后和被召见的波兰大臣们一起来。
普拉特先生走后，皇帝又一次长时间地、激动地抱怨神父，说他害怕俄国人，说他在整个战役期间，都在恐吓而不是安慰波兰人，说他破坏了自己对波兰的全盘计划。
“执行我给您的命令吧。”他厉声地对我说道。他指的是当着普拉特先生的面写好并交给我的那张卡片。卡片上这样写着：“告知马雷，由于害怕俄国人，主教已经惊慌失措。我要免去他的职务，让别人负责这儿的工作。”
我当时把卡片揣进口袋，在皇帝身旁走来走去，既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我注意到皇帝已经不吭声了，便提醒他晚饭已经准备好多时，都要凉了。但他对此不大在意，再次指示我去执行命令。过了一会儿，我向他指出这种人事更动会给波兰的议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正如陛下所想的，”我说，“如果普拉特先生支持过议会的成员，在此困难时刻，他们将更加离不开他。没有什么比让他离开这儿更有害于他们了。他会将功补过的，而且发展的形势也会激起他的热情。他将会比一个新来者做得更好。假使你免了他的职，他将会说他是为了保护大公国的利益才受到这种处分。那样势必造成很坏的影响。”
当时皇帝列举了巴萨诺公爵给普拉特先生的有关征募新兵的另外一些命令。他谈到了大使和大公国对贷款的处置，最后，他说道：
“您到波兹南后再给马雷写信吧。现在咱们吃饭，好让我有时间接见大臣们，然后就启程。”
为了防止皇帝回到他原来作出的决定，我就当着他的面把卡片丢进火里。他想着心事，急于见到大臣们，然后上路。虽然我们在普乌土斯克侥幸买到的咖啡不足以垫肚子，可是皇帝在餐桌旁并没有呆多久。
“我心里头有事，”皇帝说道，“而且我也气饱了。那个神父太气人了。他是个多么不知羞耻的人啊！他埋怨每一个人，批评一切。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让他有资格埋怨别人呢？我的战役就是输在他的手上。
皇帝接见了华沙驻军司令中将泰里斯伯爵。伯爵赞扬了大使在危机时刻的作为。对此，皇帝没有表示意见。
皇帝亲切接见了普拉特先生陪同来的大公国的大臣。这些绅士们谈到了陛下经历的危险，说他们很高兴看见他身体这么健康，光是他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是好日子将会来临等等。皇帝不屑于谈起他所冒的风险。他安详地谈笑着那些懒惰的君主。他说，他自己却是越吃苦越发胖。他告诉他们说军队从数量上说仍然很强大，有十五万多人。皇帝说，俄国人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在我军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也不例外。那些俄国人已不再是艾劳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时的俄国人了。不用三个月的时间，他将有一支如同战役开始时那样强大的军队。他的军械库早已装满了武器。他拥有装备部队和建立一支精锐军队的一切条件。在他的杜伊勒里宫的书房里，他可以让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我在杜伊勒里宫的皇位上，比在我的大军里对欧洲更有影响。”他还说，法军在马伦哥战役和埃斯林战役曾经险些就被打败了。可是再坚持两个小时，奥地利人就只好低头认输，俯首称臣了。
[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记叙了拿破仑和波托茨基的这次会见。她最后这样写道：“这位非凡的人对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们施展的魅力是如此强烈，以致使我的那位离开我们时还十分悲观的公公，回来时就已经是满怀信心了。”——见波托茨卡的《回忆录》。]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看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雪橇被人拉到了门口。然后我给旅馆老板付了房钱，下达了几项命令，并且记下我刚刚听到的奇怪的谈话。晚饭后，皇帝在梳洗时，我已草草记下了我与大使的谈话以及他与皇帝的对话。当我停下笔，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时，就听到皇帝在隔壁说他失败的原因是恶劣的气候。他承认他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可能太长了。由于当时把洛里斯托纳派到俄国的总部去了，他满心希望能够缔结和约。他说维尔纳一定可以守住。然而他还是承认了俄国人在战役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沙皇亚历山大受到了俄国人民的爱戴。他说火烧莫斯科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强调说那是俄国人自己烧掉了他们的首都。他说我军必须显示出坚强的决心，即使是最严重的挫折也可能导致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热切地谈到要征召新兵，特别是征召必不可少的波兰哥萨克人。
大臣们强调了他们国家的贫困。皇帝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注意。普拉特先生热情地支持他们向皇帝要求贷款。皇帝同意从库尔兰征收的税款中和铸造铜币时，给他们提供几百万元。他最后说，近期内将有一个外交使团从维也纳来。然后，他开始谈到这次旅行。此时，我也走进了房间。大臣们都劝皇帝趁现在沿途正在准备驿马之机，多休息几个钟头。他们询问皇帝是否打算走经过格罗高的西里西亚大道。
“是的，经过普鲁士。”皇帝回答说。
尽管这段经过普鲁士境内的路途并不长，可是皇帝还是很担心。他先问过我，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已经下达了准备驿马的命令，而他准备马上就出发。皇帝非常有礼貌地送走了大臣们。普拉特先生和大臣们一起再次向他表示忠诚，好像他忘记了晚饭前受到的那一通训斥。
12月10日晚上七点，我们又爬上了雪橇。当时，皇帝再次发泄了对普拉特先生的怨恨。他非常痛心地说当此俄国大军压境之时，神父却表现出恐惧心理。他的行为给波兰人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陛下说大使的态度和风度同他所受到的教育很不相称，同他那些各种各样的伙伴很不相称，特别是和他所选择的宗教事业很不相称。皇帝断定说，普拉特先生断送了他的波兰和破坏了他的战役。陛下说他错误地相信了那些流言飞语，而没有派塔列朗出使波兰。1807年4、5月间，塔列朗曾在芬肯施泰因曾非常出色地为皇帝服务。
我们旅行的最困难的路程肯定已经过了。可在经过格罗高后我们还得经过普鲁士的一条狭长地带。在那一段路程旅行比在其他所有地段更使皇帝担心。我们全速前进，可是我们的雪橇车辕断了，不得不在库特诺停下来修理，因而耗费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那个地方的副职长官认出了皇帝。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我们最好的接待。他的妻子和妹妹——两个俏丽的波兰姑娘——十分激动地看到陛下去他们家做客。她们极为欣喜地看见皇帝身体很健康。在波兰，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富于表情的面孔。皇帝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谢。可是我们十分忙，没有时间同女士们或者那位地方长官聊一聊。皇帝开始口授给巴萨诺公爵和给华沙的命令。他指示他的大臣们要抓紧征兵和武装大公国。他告诉马雷他在那些问题上已经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并命令马雷再派人去给维也纳和施瓦岑贝格亲王送信。他给正打算去华沙的洛里斯托纳下达了命令，要他留在华沙，负责统率波兰全国的军队，并要武装起莫德林和西尔罗克的群众。对曾在华沙见过面的泰利斯将军，皇帝重申了曾写给他的书面命令，由他负责指挥全城的军队，并且组织和武装国民卫队。
皇帝对我写字的速度越来越不耐烦。他不知道我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当我把他口授的话起草成正式命令时，皇帝决定自己动手。可是，他的手指也是僵硬的，写出的字迹难以辨认。写了两封信后，他不得不再口授一次，由我记下来。晚饭中断了我们的工作。我把皇帝亲手写的两封历史性的信件珍藏起来了。在他吃饭时，我派走了信使。这时雪橇修好了。皇帝一吃过饭就要出发。我只来得及拿到一块面包。那就是我在路途上吃的晚餐了。皇帝对他在库特诺受到的款待格外感动。他指示我到达巴黎后告诉迪罗克，派人给那位副职长官的妻子送一件礼物。
从华沙到库特诺的途中，皇帝曾谈到了英国。他说要迫使英国讲和是很困难的，除非某种经济危机或者国内的纠纷才能使它的内阁向我们低头。当时，他似乎后悔他曾有过恢复波兰的想法，以致使他和俄国的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麻烦。他承认俄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鲁缅佐夫意识到这个联盟对我来说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他继续说道，“他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判断能力的人。他对提尔西特会议后发展了的欧洲形势有透彻的理解，恰如我们在埃尔富特时看到的一样。他还如此充分地了解到在法、英关系上，我们可以从联盟中获得的利益。因此，在法军渡过涅曼河以前，他一直不相信我们的敌意。他总是怀疑我真会有入侵俄国的计划。他认为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对我们造成的既成事实视而不见。而我的敌对的示威行动不过是迫使俄国不要承认中立国，并且由于我停止威胁而使他们自我庆幸。
“我不能够允许对虚假的中立国的承认，”皇帝接着说，“因为这给英国人提供了一种逃避大陆封锁制度的方法。我本来可以对此不予注意。要是我当时能说服沙皇组织一次对印度的远征，我们就有可能达成谅解。由于不列颠内阁下了全部赌注同我干，因此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如能同俄国携起手来跟英国作斗争，那就是警告伦敦政府的最好方法。英国全国人民就会起来迫使政府签订和约。可是埃尔富特会议后，我对这个前景产生了怀疑。从我的方面来说，西班牙的事务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我的计划。亚历山大和鲁缅佐夫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去瓜分土耳其。这样一来，我在提尔西特制定的全盘计划就不得不改变了。那时我想，我可能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些事情。我们一定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跳出常规，找到某种途径去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国来削弱俄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渐渐削弱这个仍然有可能成为英国盟国的唯一强大的国家，来使英国失去任何建立新联盟的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皇帝告诉我说，他很早就知道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皇帝说，要是他能够说服俄国人允许一个法国军团经过他们的国家去远征印度的话，他将提供一支强大的部队。可是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或者是沙皇和鲁缅佐夫通过什么方式告诉了他，这个问题是难以谈判成功的。
皇帝表示他曾计划过一次海上远征(独立于陆地战役之外的战役)。他从海军方面了解到一切必要的情况。在他看来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舰船不可能载运足够供二万五千至三万名士兵使用的淡水。此外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打算首先占领苏拉特——马拉他海岸的几处立足点。那儿的人民世代与英国人为敌。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法国远征军将拥有三万人马的兵力。他们将只在一个港口——毛里求斯停泊，以补充淡水和食物，留下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将由二至三千名黑人顶替。为此，我们将付给当地的殖民者现金。
法兰西、皇后和罗马王是我们每天的话题。在谈到他自己多么高兴再见到他们并表示对他们的思恋时，陛下是从不知疲倦的。他不断地赞扬皇后。在谈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时，他非常坦率，充满了柔情蜜意。这常常使我听得入了迷。他还满腔热情地谈到了法国和法国人民。这对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
“我知道我的名声比我本人还要坏得多，”皇帝笑着对我说，“因为我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总是准备服从别人。他们缺乏严肃性。因此，那种看法对他们影响很深。人们认为我严厉，甚至是严酷！那很好！这种看法就能使我免于真正变得严酷！我的坚定被视为铁石心肠。而我国不久前才发生过大革命。我们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缺乏道德和宗教的观念。我们的国家现在能有这样好的秩序，部分地还要感谢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呢。因此我不抱怨我的这种名声。相信我，科兰古，我也是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有一颗温柔的心——但这是一颗帝王之心。一位公爵夫人的眼泪丝毫不能打动我。可是，人民的忧伤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需要看到他们幸福。如果我能再活十年，那么到处都会丰衣足食，法兰西人民将会获得幸福。难道您不认为我乐于施舍欢愉吗？看到一张张幸福的脸，对我来说也是幸福的。可是，我不得不使自己抵御这种天生的倾向，以免让少数人捞到好处。约瑟芬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上过课。她总是向我要这要那。她甚至用眼泪使我给予了我本来不应该给予她的东西。”
皇帝常常问我，我在见到自己亲爱的人儿时是否也会欣喜若狂呢？陛下这种真实感情中善良和天性的表现大大振奋了我的精神。这是我所不敢企望的。我真希望全欧洲的人民都能听到他的话，而且每一个人都重复这些话。我确信在这次谈话中，我没有听漏一个音节，而且我也多么愿意高兴地听到这些音节能无限延长啊。
皇帝最盼望的是遇见信使，以便得到最近从法国寄出的信件。从斯莫尔冈出发后，我们还没有收到过第一批信件。因此，他催促我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后来一直到波兹南，我们才终于踏上了部队曾向哥尼斯堡进军的那条大道。
路上，皇帝又谈到了他的内阁。他赞扬大宰相康巴塞雷斯是一个精明慎重的行政官和伟大的律师。他那公正的态度、非常明晰的判断能力对于制定民法典中的好几项条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那些条款都是一些最感困难的问题。关于国王的死，皇帝说：“只是因为胆怯，康巴塞雷斯才没有投国王的‘无罪’票[在国民公会上，康巴塞雷斯在路易十六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投的是肯定票。可是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他投票赞成缓期执行，直到实现停战。]。”他说，康巴塞雷斯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而且他从来不滥用这种信誉。他总是最好地使用人们给予他的信任。他所获得的声誉是最公正的。
皇帝说罗维戈公爵是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人，是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精神的人。他善良、温厚、亲切。倘若皇帝不阻止他的话，他一定会被人欺骗的。可是他太自私。这使得陛下常常生气。尽管皇帝已给了他大笔钱，还由于他被擢升为大臣，他的财产的价值达到五、六百万法郎，可他还是不断地要钱，所以皇帝决定剥夺他的赌博垄断权。至于其他方面，社会舆论对他是不公正的。人们攻击他，说处死当甘公爵时他也在场。皇帝说：
“当时萨瓦里接到了去行刑的命令。他是宪兵队的指挥官。亲临那样的场合是他的责任。换了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去执行命令的。作为警务大臣，他比富歇要好得多，更不必说作为一名审判长了。现在，嘲笑萨瓦里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确实，一名堂堂的少将、一位警务大臣，居然被一个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在床上抓获，并被送进监狱。那真是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理所当然会在巴黎引起人们的嘲笑。对那些执掌大权的人们来说，丑闻比错误更致命。”
话题后来转到了奥特朗托公爵(富歇)，皇帝说：
“那个人只是一个阴谋家。他绝顶聪明，而且也很能写。他是一个贼。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他都偷。他一定已经拥有成百万元价值的财产。他是一个大革命家，一个热血男子。他认为通过帮助那些被害者的亲属而且使自己成为圣日尔曼区的保护者，他就能够将功补过，或者不管怎样，让人们忘记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使你只能雇佣他，因为他仍旧是许多革命者的领导人。此外，他非常能干，可是我不再信任他了。”
加埃塔公爵是话题中另一个人物。陛下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金融家，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公爵为皇帝提供了巨大的服务。
皇帝下一个提到了巴尔贝—马尔布瓦先生。他说，此人表面上是一个公谊会教徒，并且装得很老实，其实是一个阴谋分子。
“我被他欺骗了很长时间。”他说道，“由于他宣称他严格地按原则办事，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会严肃地加以评判，这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放纵自己。可是他对一切都不满，憎恶并贬低权力。实际上，他是毫无原则的人。他心中充满了嫉妒，光会吹毛求疵，没有一点能力。我原以为他是一个人才，在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他寄予很大的信任。我发现这个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宫廷账簿是保险的。在那儿不会出差错。他不得不以公正的态度来完成他的新工作。他的为人是众所周知的。”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他很善良，而且人们说他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
“啊，他真是够诚实的。”皇帝回答道，“至于说到善良，那不过是他演的戏，其实他是一个流氓。”
关于丰塔内先生，皇帝说，
[face=楷体_GB2312]“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谄媚者，但他才华出众。他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而且暂时还很胜任公共教育工作。大革命把我们变成了十足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儿童进行君主政体的教育。这同丰塔内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他至少是这么宣称的。如果我允许，他会在那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可是他心胸太狭隘了。要是我没有制止他，他一定会拿路易十五的风格来教育我们。他以为那样做会讨我的喜欢。可是我制止了他。有一天，我对他说：‘丰塔内先生，至少您得把共和国这几个字母给我们留下吧[1806年，当时主持立法机关的丰塔内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登载了一篇他写的关于一本支持君主专制政体的书的出版预告。这儿应用的就是拿破仑当时对那件事的反应。]！’那句话就把他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
“我并不讨厌精力旺盛的人。我知道该怎样去使用和指导他们。此外，我不能做任何反对要求平等权力的事。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其他国民一样，信奉平等权力。你有天才，我就抬举你，你有功绩，我就保护你；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样做于我也有利。丰塔内一定为我培养了一些侯爵。可是他们今天唯一的位置只是在喜剧舞台上，尽管现在有鉴赏力的人已经扬言要把他们从舞台上撵下来。莫莱下台以后，弗勒里就不行了。我需要的是议员、县长、政府官员、工程师、教授。因此，我们教育的范围必须扩大，以适应那些满脑子都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观念的年轻人。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的东西转变为替君主制政治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那些东西毕竟成为历史了。我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方面。倘若和约签订了，我首先关心的也就是这件事，因为教育是未来的保证。我认为一切教育都要公有化，甚至我的儿子也要接受部分公共教育。在这一方面，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face]
使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这次谈话由于我们在清晨(12月12日)到达波兹南的萨克森旅馆而中断了。
“去把我的信件拿来给我。”这是皇帝到达后的第一句话。
根据我的命令，邮局负责人把过路的两批给皇帝的信件留了下来[在波兹南，皇帝回到了法国和大军团通信的线路上。皇帝是在马里亚姆波列离开那条路线的。]。皇帝是那样急不可待，当时要是他手里有一把剑，他一定会把邮箱劈开的。我用冻得麻木的手费劲地为他开暗码锁。后来，我好不容易才打开了邮箱，把皇后的信递给了皇帝。另外有一封是孟德斯鸠夫人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关于罗马王的报告。这是自从我们离开维尔纳后第一次得到法国方面的消息。由于运气不佳，在那座城市和马里亚姆波列之间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信使。一路上，皇帝从来没有停止过考虑。由于军队方面的信息完全断绝，那会在法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出他是多么急切地阅读大宰相和其他大臣们寄来的信件。皇帝急切地等着我撕开信封。他先把所有的信件细看了一遍，好让自己对这些信的内容有个总的概念。然后，他安下心来精读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信件。我荣幸地被吩咐为他朗读了皇后和孟德斯鸠夫人的信。
“我不是娶了一个很出色的妻子吗？”他说道。
皇后跟他谈的所有关于他儿子的事情都使陛下十分开心。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家庭女教师的证实。尽管皇帝一直考虑着国家大事，可是此刻，他确实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和最慈爱的父亲。看到皇帝此时此地的表情，我真是由衷地感到喜悦。他的愉快，他的幸福，他那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陛下还叫我给他读大宰相、警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信件。后来，当皇帝仔细阅读那些信件的时候，我才利用一点空余时间为下一步旅行作安排。我们的马车一直没能赶上我们。因为当我们坐上雪橇时，皇帝没有让我来得及把钱交给他们就出发了。
当时我的现款已经用完，因此我从主管信使的一位长官那儿拿了一笔钱。我派人通知格罗高的驻军司令，我们将要到达那儿，让他打开城门等候我们并准备好晚饭。动身前，我利用了剩下来的两小时整理笔记，并记下离开华沙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一些有意义的情节。
皇帝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午餐，我们又上路了。此后，我们常遇到信使。离法国越近，我们收到信件的次数就越频繁。有时我们在一天里就可以收到法国在前后三、四天写来的信。每一封信件都给皇帝带来新的喜悦。除了那些装在邮袋里的信(保密信件)，他让我读了他的大部分信件。只有一次，他拿了几封保密信让我念，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胡说八道！多么愚蠢啊！诚然，对人类的恶意我并不赞赏，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主张报仇，而且急于报仇！”
皇帝的意见非常有道理。从我们拿到的信来看，有的信确实是轻率和冒昧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皇帝既不是恶意的人，也不是复仇心强的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皇帝可能会变得十分严峻。到达巴黎后，我就见到了两个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曾经受过一点儿波折和烦恼，其中一人还在宫廷供职。
皇帝对巴黎和法国的形势非常满意。人们都非常习惯于看到他克服困难，获得胜利，甚至从一些看来显然对他不利的事件中找出某些有利的因素。对于长时间听不到前线的消息，人们也只是抱怨一下。公众的信心几乎没有动摇过。与前线中断联系并没有产生出皇帝曾预料的那种严重影响。
“事实上，”皇帝说，“这种安全感是可叹的，因为到时候，军队的公告一发布，人们的自信心就会全毁了[皇帝12月6日在莫罗地赫诺签署的二十九号通报从斯莫尔冈直接送往巴黎。1812年12月16日这个通报登在《公报》上。]。某种程度的动摇比现在这种局面还要好一些。因为那样的话，人民对坏消息就不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们谈到了陆军大臣(克拉克)。皇帝称他是一个典型的朝臣，是他所遇到的最自负的人。
“如果大家都相信克拉克的祖父是诞生于诺亚方舟，那就是他的最大的幸福。他为人诚实，能力一般，没有什么个性。他如此热衷于自吹，以致于人们对他的话绝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不了解我。”皇帝说道，“他以为我是路易十五那样的人，因此他想争取我，和我保持一致。假如我纳了妾的话，那他一定是她们最忠实的仆人。他认为马莱事件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下面还有许多支派。他主张逮捕大批的雅各宾分子，甚至包括某些社会名流。但是，我认为帕斯基埃和萨瓦里是对的。据他们判断，那个狂妄的企图只是在少数几个白痴中间策划过。在这个事件中，不逮捕任何知名人士的政策是很正确的，因为残酷行为只会激起公愤。如果还有什么犯罪集团逍遥法外的话，他们也将逃脱不了警察的追捕。让我们的政府背叛性地毫无根据地进行怀疑是不恰当的。在欧洲人的眼里也像在法国人的眼里一样，把那个阴谋集团当成一个疯子的反常行为比当成一个庞大的可怕的集团来对待更为合理。在这件事情上，萨瓦里很好地预见到了我的愿望。”
那天晚上，当我们到达格罗高时，驻军司令官吃惊地发现他要接待的御厩总管正是皇帝本人而不是我。陛下亲切地问到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和国家的形势。他忙于发布各种命令，几乎没有时间吃晚饭。他急于早一点赶回法国，因此我们很快又上路了。驻军司令官给我们提供了一辆马车。皇帝乐意地接受了，因为他在雪橇上没法伸直手脚躺一躺，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正如我确信的那样，这辆马车没法在积雪中快速行驶。我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让我们原先那架可靠的雪橇跟在马车后面。这样做果然不错，由于乘马车的速度还比不上步行，因此在离开格罗高不久，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那不大舒服的雪橇里。尽管我们在这个朴实无华的交通工具里冻得半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离开它。皇帝无法入睡，便又谈起了军队。由于我们迅速驰骋，此刻我们同大军团已经断绝了联系，皇帝希望取道萨克森。他不想穿越普鲁士国土。这引起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假如我们被人阻拦，科兰古，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们？您认为我会被人认出来吗？那样人们不就知道了我在这儿吗？您在德国是颇有名气的，科兰古。您会说德语。您保护了他们的邮政局长，并把我的全部宪兵拉去护卫他们。他们绝不会抓您或者虐待您的。”
“我并不认为他们对我还有感激的念头，因为那些保护也没有使他们避免遭受抢劫的命运。”
“嗯！他们本来会遭受二十四小时的苦难，但您把他们的马匹都还给了他们。贝尔蒂埃总是说您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您曾经到过西里西亚吗？”
“没有，这还是第一次。”
“那么您在这一带并不出名？”
“是的，陛下。”
“我直到天黑城门关闭后才到达格罗高。除非当地的那位驻军司令或者信使在我们的车子前边议论过，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我目前到了普鲁士。”
“是的，而且没有人会想到皇帝会乘这样糟糕的交通工具旅行。至于我嘛，还没有重要到会让普鲁士人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来拦劫我。陛下的旅行是这么迅速，在路上也没有谁能够知道这一切。我们的某种计划也一定能在施加到我们头上的暴力到来以前就制定好。即使一个对我们怨恨很深而又有决心的人想要抓住我们，也非得要三、四个亲戚帮忙不可。”
“万一普鲁士人阻拦我们，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假如这是出于一个明确的计划而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处置，也许他们会杀死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进行自卫。我们一定会走运的。我们一共有四个人。”
“可是如果他们把您活捉了去，他们会怎么对待您呢？我的好公爵。”皇帝开玩笑地说道。
“倘若他们把我抓住，那一定是因为我的‘秘书’的缘故。在那种情况下，我将会倒霉的。”
“假使我们被人阻拦，”皇帝活泼地回答说，“我们将会被当成战俘，就像弗朗西斯一世一样。普鲁士人将会要求法国把他们原先付出的数百万元金额还给他们，甚至还会多要几百万元。”
“如果他们胆敢对我们进行那种打击的话，陛下，我们不会像您所说的那么便宜就能脱身的。”
“您是对的。他们太怕我了，他们一定会扣押我。”
“那很可能。”
“由于怕我逃走，或者怕受到可怕的报复，普鲁士人一定会把我送往英国。”
“完全可能！”
“科兰古，您能想象您会在伦敦一个主要广场上的铁笼子里抛头露面吗？”
“假使那意味着分担您的命运，陛下，我是毫无怨言的。”
“这不是怨言问题，而是某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您会被他们关进笼子里，像一个可怜的黑人一样身上涂满蜜糖让苍蝇叮爬。”皇帝笑着回答道。
他为自己把人关在笼子里这种奇想而大笑起来，笑了足有一刻钟。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皇帝笑得这么开心。他那愉快的心情也感染了我。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们找不到别的有趣的话题。
皇帝知道他离开部队的消息尚不为人所知。而即使普鲁士人知道了，他们也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目前普鲁士军队还编在法军部队里。而且，法军还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基于这些想法，皇帝已大大减少了忧虑。
“可是对他们来说，进行暗杀和打一次伏击会容易得多。”陛下说道。
于是，他表示愿意经过普鲁士的领土。这块领土将给他留下紧张而有趣的回忆。
担心遇到意外的想法仍然困扰着皇帝。他问我，我们的手枪是不是准备好了？同时，他试了试他自己的手枪是否得心应手。还是在波兹南的时候我就检查过这些武器。这样，我们下定了决心，一旦有人敢于阻拦我们，就立即向他开火。那天晚上，倘若有一个好奇者在我们的门口探头探脑，他准会倒霉。由于替换驿马，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从格罗高出发时，皇帝曾希望信使在我们前面不要远于一个小时的路程。加之信使行驶得比我们还慢，他在我们前面并不远，所以我们到达驿站时，驿马还没有准备好。皇帝不问这些情由，一心只想着驿站耽搁了他的时间。陛下习惯于别人对他唯命是从。他不理解准备驿马非得要用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是预先通知前方驿站的信使所需的时间。
我们当时停留在一个普鲁士的驿站上。我把在那儿的耽搁归因于普鲁士站长的拖拉习惯。而在皇帝看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很满意自己能够了解这种拖拉的真正原因，而没有去引起那个漠不关心的站长的注意。我也没有去催促正在给马钉防滑铁的马夫。他正按照他们的习惯，尽量慢吞吞地干活，以便让马有时间吃饱草料。我冷得瑟瑟发抖，在马厩和皇帝坐着的雪橇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消磨时间，皇帝要了些茶喝。那种茶在德国的任何驿站都会有的。两杯茶下肚，皇帝稍感暖和了些，但却缓和不了他那不耐烦的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加剧。他问我，我们的护卫队是否还跟着我们。从格罗高出发时，我们带出来的六名宪兵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他们坐在雪橇的后部，早已冻得半死。我们在驿站等候了一小时，终于又上路了。
我们在旅途中度过了最痛苦的一夜。因换了一辆雪橇，我们都冻僵了。直到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我才恢复过来。我们的车子重新上路时，皇帝笑着对我说；“我想，囚笼剧的第一场现在开始了。他们怎么会用了两个钟头来给四匹马，或者六匹马钉防滑铁呢？那些马都拴在马厩里吗？”
倒霉的运气妨碍了我们的速度。我们的雪橇又坏了。旅行的速度因而大大下降。然而，我们还是到达了班兹诺[在西里西亚的博伯尔河畔。他们是12月13日早晨到达那里的。所有这些描述给我们提供了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皇帝旅行的细节。]。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停下来找人修车，并利用这一停留的机会吃早饭。皇帝同一个旅店老板攀谈起来。老板是个可敬的德国人。我充当他们的翻译。陛下询问了他的国家的状况、税收的情况、政府机关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旅店老板把我们当成了普通旅行者。他以最率直的态度回答了皇帝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回答越是不能取悦于陛下，皇帝就越是兴致勃勃地提出问题。他还微笑着对我说：
“他是对的：他的常识比许多政治家还多。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阿谀奉承者。”
这个旅馆老板的诚挚和善意使皇帝非常愉快。一位冲进皇帝房间的卖玻璃珠子的妇女，主动同我们搭讪。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可是她那易于信任别人的天性使她愿意把所有存货用赊账的方式卖给皇帝。她没有收到钱，甚至也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这样信任我们。这种行为使皇帝感到十分有趣。他买下了一些项链和首饰等。他还对我说：
“我将把这些东西作为旅行的纪念品送给玛丽·路易斯。科兰古，我们应该平分这些珠宝。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您必须送一些给您的心上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长时间地同他的国君促膝谈心。这次旅行将会给您的家庭留下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皇帝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您给予他的关心。”
陛下是如此好意，竟把他买的珠宝分了一半给我，并指示我把另一半包好准备送给皇后。然后，他躺在一张硬板床上，吩咐我说，等雪橇一修好就立即叫醒他。皇帝休息时，我就去督促修理雪橇，并且埋头在笔记本上记下自从离开波兹南后发生的事情。
皇帝所说的话，都表现出他心里还在惦记着军队。他坚信这支军队一定能在维尔纳挽回颓势、东山再起。他的观点还是没有变。他做出的所有的安排和计划都是基于这种臆断。
“我回到巴黎。这件事本身就能抵消我们所受到的灾难在欧洲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道。
这种考虑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并使得我们的旅行有了快乐的气氛。我们越是接近他日夜盼望的法国，皇帝就越是显得轻松和愉快。
“施瓦岑贝格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说，“他将使他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他不会在命运女神刚刚抛弃我们时就变成叛徒。普鲁士人在这方面也会仿效奥地利人。我将在人们知道我们的灾难并敢于背叛我以前就回到杜伊勒里宫。现在我的步兵超过了十万人。那是一支纪律严明，在具有战争经验的军官指挥下的大军。我有钱有武器来训练杰出的军官。不用三个月，我将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出现在莱茵河上。骑兵将需要更多时间来组建。可是在杜伊勒里宫的国库里，我有足够的资金来办好这一切事情。”
我们越向前行驶，雪就下得越大。连续刮了几天几夜的暴风雪，使所有的地段都堆起了很厚的积雪。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行走了。我们的雪橇行驶得越来越慢，就连我们那坚毅的撒克逊车夫和马匹也对付不了这样的道路。
皇帝常常说起他回到法国将要产生的影响。
“国民们需要我。”他说，“假如他们能效忠于我，那么，不久一切就都会改观。”
从巴黎来的消息没有使他忘记军队。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维尔纳一定能坚守住。当时，我大声地反驳说，我们的部队将要继续撤退，至少一直要退至维斯杜拉河。我的话并没有引起皇帝的不快。
“您总是只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您的胆子也太小了。”这就是皇帝的评论。
我在波兰大公国看到的情况使我毫不怀疑维尔纳是非放弃不可的。
“如果没有波兰哥萨克部队的话，您的部队就无法获得休息。”我对皇帝说道。
他同意：由于缺少骑兵，我军的形势会变得更恶劣一些。
然而，皇帝不承认法军必然会撤出维尔纳。他列举了他的军力，从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军团到托兰托公爵的部队。毫无疑问，从数字上看，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的军队要阻止俄军的前进是绰绰有余的。他认为士兵们一旦获得了维尔纳仓库里的食品，部队里的沮丧情绪就会减少。他还试图说服自己，波兰已经征召了新兵，或者至少在此刻——当我们向巴黎进发的路上，他们正在招募新兵。听了他的话，人们准会认为我们无需再做别的事情，只要把新兵开到前线就万事大吉了。皇帝不但不承认有撤出立陶宛的必要性，他还拒绝承认我军几乎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是由于俄军的逼近，以及波兰人会由于害怕遭到俄军的入侵而停止征兵。
皇帝就这样带着满脑子的幻想返回他的首都。他也绝不因为我不赞成他的想法而迁怒于我。我们的谈话自然又回到了军队、政治、政府机关、我们所熟悉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他谈到他将如何改善这一切，以及怎样教育好他的儿子等等。他再次问我谁可以胜任教育罗马王。他说法国虽不乏能人，但当他需要像这样挑选一个人才的时候，他发现优秀的人物却少得可怜。
“科兰古，您举出一个人的名字总不会困难吧？——从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人当中选择一下。”他说道，“丰塔内虽然太书生气，但既然他是大学的头头，那么选择他应该是叫人放心的。由于他正在精力充沛地指导国民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尽管他有善于雄辩的天赋，可是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掌握政治和领导政府机关的才能。此外，他把我捧得那么高，因而舆论会说我任用自己最死心蹋地的阿谀奉承者来当我儿子的教师。”
皇帝叫我帮他找一名家庭教师。他想到了所有在政府里和在宫廷里任职的人，甚至还考虑过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从他谈到的几个人来看，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了一种看法，即总的来说，皇帝对别人是不大瞧得起的。可是，在我看来，凡是涉及到那些曾真正损害过他的人，他都是没有任何怨恨的。本来他有理由对那些人臭骂一顿，可他只是满足于草草了结对他们的议论，此外就不多置一词了。他似乎非常赞赏早年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尚精神和荣誉感。
“这种高尚精神和荣誉感克服了人们本质中最邪恶的东西。”我已经是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这么说了。“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不文明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己主义使你难于对他们寄予信任。为自我是他们唯一的准则。他们还缺乏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这样他们就容易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他列举了几个他曾赋予重任的高贵人士的名字。他说他今后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一旦看到有利可图，就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背叛皇帝，尽管他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按照皇帝的意思，誓言的约束力、行使职责时的忠诚、受人雇佣的服务态度和荣誉感都使人不可能背叛他为之服务的主人。可这一切都被那些人视为粪土：在他们的身上毫无信仰和感情可言。他继续说道：
“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同他们的个人利益不相符合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的人遇到稍不如意的事情，譬如他们要为那些恰好是他们亲戚的流氓谋取一官半职而遭到拒绝后，他们就会转过来反对我；要是我制止他们侵吞公款或者公开抢劫，他们有的人甚至会准备策划阴谋暗算我。
在这一点上，皇帝提到了某些著名人士的名字，因而我不敢在这儿披露。我不愿意败坏这些将会载入史册的人们的名誉。皇帝接着说：
“不过，这些人都是些英雄。”
他总结这些想法时说，有人埋怨他没有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皇帝说，那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那些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他是从不拒绝提拔的。皇帝主张把所有这类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因为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试金石。
“到那时，”皇帝说道，“孩子们将在和平与安定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开始他们新的生活道路。他们不必再亲自去积累财富了。我会根据他们父辈的良好服务来给他们以丰厚的报酬。”
在这一次谈话中皇帝谈到了他一生中的各种事件。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某些事件是陛下的一种乐趣——他在军事院校的成功和他的家庭情况。在科西嘉，尽管他的家庭属于名门，可是，命运之神极少顾盼这个家庭。他谈到了他的各种风流韵事。他说某些名嫒淑女对他比对那些当时较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同事给予更多的青睐。皇帝说道：
“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远大的目标，我的愿望只是要成为一位将军。可是通过研究历史，我很快就感觉到我能够像历史中那些最高统治者一样成就伟大的事业。我的全部身心都凝聚到了伟大的战争艺术上，并且在我认为是自己的命运所系的与战争有关的各个领域里增长知识。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打算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当时需要达到的目标，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我加倍用功。那时在别人看来很难办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简单的。”
他那如此认真的本性，以及通过热爱自己的职业而表现出来的富有思想的气质超过了旁人。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从各个领域中去努力获取知识，以发展他头脑中已经萌发的思想。他主要是通过同他的那些高级军官以及他认为有着某些智力优势的同僚们的交谈来增长知识。后来，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革命的思想像在其他许多人头脑里一样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沸腾起来了。他服役的那个军团由于其成分和教育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见解。尽管他谴责过大革命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批评过大革命的错误，譬如像他那样年纪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某些残酷做法，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目睹了大革命。
虽然他当时并没什么经验，可是在他看来，朝廷用人不当，背信弃义，而更重要的是，朝廷软弱无能。拿破仑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需要的是立宪君主政体。尽管路易和他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诚意，可要是国王希望得到保护，他是会挺身去保卫国王的。甚至像许多那些狂热的保王党人一样，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希望朝廷能够按照军功的大小来提升军人，而不是按阶级的贵贱，不是看你是不是什么大官的亲戚、朋友或者得到某位小姐的青睐来获得升赏。他很不理解那些亲王和贵族们怎么会流亡到国外，而把国王留在危险的国内。他非常厌恶那些“难民”。他们在欧洲各国流浪，到处去表现他们的无能和荒淫，而不是在法国把那些动摇者集合到他们身边，组成一个党派，然后身先士卒地进行斗争。
皇帝说，倘若他们那时在法国举起他们的旗帜，并且由一位深谋远虑的将领来指挥部队，他是会参加那支部队的。他继续说道：
“法国永远也不会原谅胆怯。当人们怀有崇高的动机在国内战斗时，他们却逃离危险，到外国人那儿去乞求救兵以反对自己的祖国。那就是胆怯。家丑不可外扬嘛。”
他对国王的死总是感到遗憾。那时，他把自己的全部关心都集中在国王身上。当国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一定会因为能够保卫国王而感到愉快的。
皇帝说道，“他的死在我看来是国家的耻辱。虽然事情发生了，但法国对那个罪行没有责任，因为是科布兰兹杀害了他。至于说到对国王的审判，”他接着说：
[face=楷体_GB2312]“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害怕而不是仇恨或者恶意导致了对他的死刑宣判。我在圣·丹尼斯的做法[1805年，拿破仑修复了王宫。在大革命中，人们曾破坏了王陵。被人抢走了铅板屋顶的教堂当成一个面粉仓库。]以及我打算在马德琳做的事情，将证明我一直认为国王的死是一种罪过。我本人在登上皇位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加冕后，我已经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我主张禁止继续革命活动。欧洲的君主们都感谢我挡住了威胁到他们宝座的革命精神的洪流。为了防止那种罪恶再度发生，最好不要唤起人们回忆那骚乱的年代里的种种暴行。应该让人民忘记过去。如果一定要记住的话，目的也只是为了防止革命重演。我不是国民公会的拥护者；要是有谁能解释当时那些邪恶的原因，那他一定也不是国民公会的成员。那些议员们当时被一时的狂怒冲昏了头脑。尽管如此，法国的大革命是旧王朝自己引起来的。假如严格地追究我们过去不幸的根源，责任就在亲王们和宫廷大臣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蒙莫朗西家族、拉梅特家族、德·艾吉庸家族、塔列朗家族、拉法叶特家族、罗什福科尔家族，还有国王的兄弟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face]
皇帝继续说道：
“这些人应该在国王的周围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攻击国王。总之，贵族们应该战死，而不是避祸于国外，那样只不过是在伪装忠诚的幌子下逃离危险的一种方便做法而已。至于说到另外一些人，那些称作革命者的人，他们属于下层阶级。他们当然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善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其实在导致国王的死这个问题上，那些在国外策划阴谋的人比国民公会做得更多。公正地说，你无法弄清谁应该对国王的死负责。当时有两百万人在国民公会的会场外狂呼乱嚷。他们的罪责要大于那些在巴黎雅各宾党人刺刀旁投票的议员们。现在人们认为，对积案的处理是我们的事。我的政府也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即对在政府成立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总要提供额外的服务。这样做是为了平息人们的反抗情绪，消除仇恨和镇压报复行为。如今旧时代的那些最大的贵族、流亡者的领袖，那些在大革命时期家破人亡的人们也同奥特朗托公爵同餐共饮。他们甚至跟他以及梅兰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革命者了。我的政府引导了这种阶级调和。尽管这个制度还并不完善，但是它维持了当前的政局，并使旧王族人员能够获得一般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利益。
“我计划建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会损害任何活着的人，却给死者以名誉，让他们这些名字永远活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使孩子们记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不幸的年代。这样他们将知道国王是不能够被杀死的。君主国是不能像死人一样被埋葬的。”
皇帝然后询问我是否也赞成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在马德琳建立一座“光荣祠”。他告诉我说：
[face=楷体_GB2312]“您是第一个知道我那个计划的人。为了法国人的不朽的光荣，我已经建立了很多纪念性建筑物，因而不再需要搞马德琳计划那类东西了。我不是信异教的国君。我已经拿出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国王——即使是他们中最虔诚的人也没有像我一样为宗教事业做了那么多事情。重建教会要归功于我。只有像具有我这样权力与意志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点。尽管在政治上，我同罗马教皇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但从宗教的观点出发，我崇拜他，敬仰他的人格。我有许多伟大的计划。如果给我一年的和平时间，那么我的计划将震惊……。它会让那些只会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行事，不愿听到别人提到他祖宗的暴发户大吃一惊。通过我计划兴建的那个纪念碑，除了现代法国的荣耀，我还将再现古代法国的光荣。——法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它的科学和艺术，在欧洲是最古老的。我还要介绍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一句话，我将重提法国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法国的全部杰出的人物，不管他们是什么阶层，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全都属于今天美丽的法兰西。他们将同我们的儿童一起生活，一起谈话，引起他们的羡慕，就像他们羡幕世界上其他的名人一样。
“我不需要别人对我搞偶像崇拜，甚至也不要搞我的户外雕塑。德农要在旺多姆广场的一个圆柱上为我竖一尊雕像。他也没有请示过我，因此我很生气。是的，尽管那个计划已对外作了宣传，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了，但我很可能要改变那个决定。我死后，他们尽可为所欲为。如果法国按照我的愿望，达到了它光荣和繁荣的顶点，它可以发布命令建立一尊雕像来纪念我。如果我在完成自己的事业时屈从了自己的命运，那么最好不要留下什么东西来给后人批评。我不需要谄媚式的效忠，也不愿像路易十五那样，成为一座受到公众嘲弄的塑像[据说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的柱脚是用美女肖像装饰的。她们代表着基本七德，因而人们讽刺说：“美德步行，邪恶骑马。”]。一个国家，就像历史本身一样，除了成功，别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face]
皇帝继续说，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建立一座“光荣祠”是不恰当的。由于他在事业上超过了所有的将军们和政治家，而且身为皇帝，人们不会不说，而且还可能会为这种说法辩护，即他建立一座为他自己歌功颂德的神庙——借口纪念“光荣时代”，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被崇拜的对象。皇帝重复说“光荣时代”是全体法国人世袭的财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要使这种记忆永远流传下去。他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将建立更多的公共事业。就是在这些事业里溶进了他不朽的声望。如果他事先宣布要建立一个在大革命中的受难者——特别是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纪念碑的计划，那么他一定会唤起人们对往事不愉快的回忆，会得罪许多人。正是这些人在大革命结束后，为法国提供了优质服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法国胜利地抵抗了全欧洲的进攻。这些荣誉都应归功于他们。法国民法典的建立和它的优秀的政府机构的组织也有他们一份功绩。
“法国经历的恐怖时代也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示了力量。”皇帝说，“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同样也就伤害了他们的家庭和亲属的自尊心，最终必将伤害全民族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悄悄地隐没的。能够顺应时事，顺应潮流，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在马德琳的纪念碑将需要几年的工夫才能建成，因此我有时间做好准备，以便在举行落成典礼时，我既要达到我的目的，又不会伤害任何人。从现在起，我们将获得和平环境。我们的国内形势将允许我完善我们的制度。我计划的伟大变化和将要付诸实施的计划会分散公众对纪念碑的注意力。元老院将要变成贵族院，但它必须真正具有民族的精神。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巧妙地结合和混合在一起，因而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感情受到伤害。”
皇帝是用下述的方式解决贵族问题的。他把那些古老家族的贵族拉过来为新政府服务。因而那些曾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姓氏也同那些与我们的现代光荣紧紧相连的人名并排地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中。他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再成为那些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军人的嫉妒对象了。皇帝的目的就是要让老贵族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能同当代的荣耀和伟大的运动一致起来。他通过追求个人功名的方式使新、老贵族联合起来了。皇帝还设法用合法的方式来恢复老贵族中的一些人在革命的年代里损失的财产。要是内伊富起来，而蒙莫朗西家族中的人变得穷困了，那是违反他的愿望的。假如康巴塞雷斯的一个侄儿从他伯父那儿继承了爵位和财产，他就把马车轮子上的污泥溅到达盖瑟或者莫莱家族的贵族身上，那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他要为那些有权成为贵族而又没有足够财产来保持其地位的人积累起财富是需要时间的。皇帝谈到了老贵族，也谈到了新贵族。他说所有的显要人物都应允许成为贵族。为此目的，他就得要保留他的“特别财物署”[“特别财物署”是元老院于1810年10月30日建立的。它集中从战争和商业中获得的各种金银财宝。皇帝用其收益实现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或者作为对那些在行政上、军事上为国家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的奖励和报酬。]，并且用它每年的收入增加资金，因为他无意让政府负担贵族院的费用。贵族们在贵族院之外是不能有特权的，即使是那些地位很高的显贵也不能给他们以任何特权。他们的社会荣誉不过是一个头衔，此外并不意味着有别的好处。这样做就绝不会冒犯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贵族思想就会激怒社会舆论，公众的仇恨情绪就会像洪流一样把他们冲倒。那他们连头衔都会保不住。晋升的大门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建立了功绩，不论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有着同样的机会。皇帝这样做了，国民对他建立的等级制度就不会怎么见怪。建立这种社会荣誉无疑是需要的。他的做法并没有给他制造更多的敌人。
皇帝给任何一个士兵提供了成为男爵、公爵，成为将军甚至元帅的机会，为每一个农民、学校校长、律师或者市长的儿子提供了成为国家议员、大臣的机会。因此，这种贵族制度是不会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的。因为这种制度对大家都适用，因而是公正的。
皇帝的意愿是，召集起所有这些重要的知名人士以便使法国人民——他曾第一个宣称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由于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被选出而感到自豪和荣耀。这些杰出的人物有足够的力量来使法国独立。要是这些贵族都缺少要求独立这个第一要素的话，那么普通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更没有保障了。因为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的。
皇帝又继续说道，许多人因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而认为他是一个粗暴、专横的人。还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民法典的时候，他曾经是与会者当中最温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法国人民才有了今天的民法典。这部法典是法国永恒的光荣，是其他民族嫉妒的原因，是子孙后代羡慕和赞赏的对象。他本来可以把一切都留给旧制度或者革命党人，从而使法国处于混乱之中。他本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个国家。而现在，事实上，没有人否认他是用法制治国。他说：
“对那些把我的坚定的意志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人们，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皇帝引用了几桩撤除国家政府官员和地方长官职务的例子。他们就是因为利用了政府盲目的热情和判断失误来任意决定和错误处置事情而受到惩处。他再一次说道，他的政府的原则，他本人和他的国务会议的意愿就是在正当的范围内扶助弱者去对抗强者。这种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们敢于反对那些拥有权势和利用高压手段对他人巧取豪夺的权贵。作为一个主要的原则，皇帝告诫他的大臣们要谨慎小心、奉公守法，防止触犯刑律，以免遭到法律的制裁。那些处于能够观察和评判政府这种位置上的人们清楚地知道，皇帝具有坚强意志力的名声要大于他严酷的名声。他接着说：
“一切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说我专权，那好，对此，任何部门的任何个人有抱怨的理由吗？法国的监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过。再者，在五十封群众的批评信中，有四十五封是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会去抱怨地方长官吗？法国政府是强大的。我的政权是稳定的。政府官员们是通情达理的。而我绝不会放松统治。对人民来说，我管理得越严越好。当这种制度在探究一个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时，我的谨慎给每一个政府官员做出了榜样，因此官员们都忠于职守。全体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财产都一视同仁地受到保护。过去，路上从来都是不安全的。由于我的管理，今天，法国人不知道争吵、仇恨和党派为何物。我从来不希望自己附属于任何人。我从来不从社会舆论或者任何阶级中去寻求援助。我只依靠自己，依靠我不断为法国的利益而建立的功业，依靠我的制度，依靠我的政府在精神上对人民施加的影响。
“不管是当第一执政还是当皇帝，我一直是人民的国王。我的统治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绝不允许自己由于外国的叫嚷或者为了某些人的私利就离开正路。这一点在全法国是尽人皆知的，因而法国人民热爱我。我说的法国人民指的是全民族，因为我从来没有对某个阶级表示过过分的偏爱。我指的人民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人民’——下层社会中的渣滓。我也从不会偏袒地主，因为前者的愚昧和苦难使他们很容易引起骚乱。后者的主张同样具有反叛性质，因此他们都变成了当权者的危险。要是他们敢于继续造反，他们将是任何政权的敌人。在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圣日尔曼区的每一个沙龙里，他们不是老在宣传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参加的造反吗？现在的情况和联盟时是一样的。那时旺代的领袖们为他们自己的特权比为国王的利益战斗得更凶猛一些。不幸的人民总是容易受骗的。小地主比那些大地主更加赞成把那场战争打下去。贵族完全应该站在法国政府一边，但那是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立场。旧制度已经变成了同新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制度了。
“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圣日尔曼集团手里的国王真是可悲。尽管我们消灭大革命的过火行动，可那个集团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般来说人民群众是有怜悯心的，可圣日尔曼集团却没有一点怜悯心。他们妄图夺回权势，幻想权力应该属于他们。在他们眼里，国王要经过他们挑选，人民是他们的奴隶。国王必须在他们的许可下行使职权，而且还必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人民则只能俯首帖耳地受其统治。旧时代如果能够复辟，那么这就是那些封建领主们能够允许国王的全部活动范围了。有一段时间，那个集团认为我是它的解放者，并且打算吸收我。由于找不到更理想的人，我在他们眼里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我的儿子将会比我更容易驾驭。由于他们不敢再造反，后来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政府投降了。那件事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些古老贵族的后代长大后将会吸收新的思想。他们将会看到我提供给他们的现代的东西比他们的父辈妄图保有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那些小地主也将发现投降政府对他们更为有利。而我的制度将解决剩下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人看出我想要做各阶级的保护人，便又躲起来了。他们终将会出来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喜欢权力和宫廷。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当这些人几乎要同像拉法叶特和特雷西这样没头脑的人采取联合行动时，当后者大喊大叫地抗议专制主义时，他们就不想一想，他们能够提抗议，能够搞阴谋活动，能够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这些事实本身不是正好证明，在法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专制主义吗？”
他继续说道：
“建立荣誉军团是我最得意的措施。这全得归功于可怜的莫罗和他的梦想。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想法之一。这种想法像适合人民的需要一样，非常适合皇权的需要。它在政府和军队、在元帅和平民、在公爵和农民之间建立了光荣的博爱。
“我是唯一活着的真正了解法国、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欧洲社会的人。在旧王朝里有许多很好的东西。今天，那些东西需要的只是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形势。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有权插入人民和皇帝之间的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雅各宾党人。雅各宾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想使当权者分裂。可是其作用最终等于零。他们希望我们的习惯和弱点也像他们一样。要是我当初接受了他们的信条，那我就会建立一个类似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国家。然而我对法兰西非常了解。我知道那样做是行不通的。五人执政期间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的人，比如像没有什么固定观点的拉纳，他们就只愿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能享有自由，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就不能有半点自由。执政官或者议长的安全当时仰仗卫队的忠诚。可是，执政官的卫队是一帮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们是政府的累赘，更是人民的累赘。我认为那种统治方式是不行的。依靠同党的支持，不顾一切地变为一个专制君主，那种政权也是叫我反感的。我当上第一执政不久，就摆脱了那些束缚。我非常注意卫队中的那些贪污、偷盗行为。不过，我还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全部秘密。由于他们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价值，我就把那些阻碍我、妄图把我同那些明显忠诚的人们隔开的卫队头目撤了职。胡闹！他们还以为像他们那样干就可以控制法国呢。”
话题又回到了元老院。皇帝说元老院没有别的作用。尽管它也克服过一些较大的困难，但它不过是拿着火把和灯笼把国家往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如果时机成熟，元老院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效法弗罗肖。假使巴萨诺公爵受到信任的话，弗罗肖是会喜欢皇帝的。可他还是几乎毫无异议地让出他的一个房间作为马莱和拉奥里政府的会议室。弗罗肖所企望的就是保留他的塞纳郡郡守职务。(自从大革命以来，人们已经对政府的不断更替习以为常。这种弊病只有时间才能治愈。)
“弗罗肖今天所有的一切无不是靠了我才得到的。不仅如此，他还宣誓过效忠于我。假如他相信我已经死了，他还是会背叛我的儿子和他自己的誓言的。事后，他还自以为是一个诚实的人。要是他答应过给你一亿法郎，他一定会在约定的那一天把钱交给你。他不会自食其言。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他的誓言。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人和思想。谁还能让你信得过呢？”
我在谈话中说到了在法国引起人民不满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征兵。连年不断的战争已经把所有那些适合服兵役的青年人一扫而光了。皇帝回答说：
“我承认，征兵是一个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形势所迫，我频繁地下达了征兵令。但是，那是全国性的，对谁都一样，既不允许搞特权也不允许有例外。当和平到来时，征兵甚至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法国人喜欢军事生活。而且，晋升的大门对那些有能力和勇敢的人始终是敞开着的。因而很多年轻人都能获得光荣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事情上一样，平等的原则给了政府以力量，并保证了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我同意免除某人的当兵义务，如果谁有特权逃避兵役，那么人们就都会拒绝上前线。
“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今天是我们政府力量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谁期望获得或者怀疑别人会获得优待，还因为偏袒他人无利可图，所以我们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公众对政府的秉公办事所寄予的信任，给了政府与其权力相称的威信。这就是我成功的秘密所在。有人说我好战，可是我对各部队都一视同仁，下的命令都差不多。我对谁都不偏袒。军人们立了战功，我一样给予奖励，因此人人都服从军令。我用自己的正义感来取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来鼓舞人民，让他们相信我对任何人的利益的关心不会超过对其邻居的关心。这就是如何统治法国的最大的秘诀。我的全部力量也就在这里。”
皇帝对法国人爱挑剔毛病的本性做了一番评论。他说：
“社交聚会往往总是同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人们批评一切，而从来不说一句好话。尽管社交界的男女一般都是朝臣，坦率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拍马屁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还是对当权的政府表示不友好。我把某些人流放到国外去了。要不是我及时地这样做，使他们的阴谋破产的话，他们就会在半个月后被逮捕。谁知我的行为引起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他们因此说我是暴君。我之所以被他们这样称呼，那是因为我不允许几个密谋者和傻瓜被人当成阴谋家。他们的密谋叫我好笑。如果放逐他们就意味着我办事严厉，那我完全可以等到事情变得严重时再动手惩处他们。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是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不是苛刻的人。在旧王朝统治时期，凡尔赛人谁也不愿意服从王室的命令。这种特权损害了王室的威信。情妇们和宠臣们全都在策划阴谋，把谁扶上去当大臣，把谁从大臣的位置上搞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国王软弱无能。这就是反对国王权威的真正的阴谋。要我宽恕某位堕落的将军或者大臣，而不考虑他们的叛逆行为，这将会引起人民流血或者导致亡国。那样做不是让我损害自己的名誉吗？过去要是某人有一定的名望，其背后又有几位政府官员撑着，就是进行抢劫都不会被判罪。那时候，整个宫廷，甚至包括王族在内都对做生意有兴趣，或者直接从承包人手上获取津贴。人们想方设法去捞钱。当时巴黎的街道肮脏不堪，照明设备不全。那是因为亲王们，尤其是阿图瓦伯爵和当时最大的贵族从城市卫生和照明设备的承包商那儿拿过钱。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他继续说道：
“像那样的滥用职权，在我的政府里还是闻所未闻的。据我所知，现在也没有小费这种东西。人们都获得了优厚的薪金，而且都是固定收入。人们知道我对骗子是毫不留情的，更不用说对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经商的官员了。从来没有哪一个财政部这样廉洁。政府树立典型是完全必要的。那些工作懈怠、玩忽职守的人即使与某个要人有联系，我也会对他们作严肃处理，绝不去考虑那些关系。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就向自己的目标坚定地前进，对各个派系的叫嚷根本不予理睬。
“在法国，是谁吵嚷不休呢？几个社交场所里的男女，几个忘记了他们现在的地位或者财富完全是靠了我的忘恩负义之徒，还有那些我从流放地召回来并恢复了他们的财产的先生们。要不是我，他们是永远也不能重新获得那些财产的。此外还有几个不能在礼拜天洒圣水的不知名的小贵族，几个因为没有机会做投机生意而一时陷入困境的自私的店铺老板，还有某些军队承包商——名符其实的吸血鬼。我已经叫他们把不义之财吐了出来。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反对我。法国的绝大部分人是公正的：国民看到了我正在为他们的名誉、幸福和未来而奋斗。
“我本人又贪图什么呢？尽管我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我出身于一个高贵的阶级。现在我登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皇位。我给全欧洲颁布法律，给那些为法国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以财富。我提供成百万法郎，却从不染指国家的税收。在我的钱袋里，在‘特别产业’中，我可以拥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拥有的金钱和财富，可是我自己是不需要这些钱的。在私产方面，没有谁比我占有的更少。
“在我的统治下，使法国繁荣昌盛起来，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是我的雄心，是我的全部关切所在。我在法国重建了秩序，管理了财政金融，偿还了国家的债款。我现在变得太胖太劳累了，因而需要休息，而且也喜欢休息。由于不停的运动和军事行动，我已经感到了极度的疲劳。像所有的人一样，我的身体条件影响了我的精神状态。大家都热衷于相信，您也告诉我这一点：说我好战喜功，说我想建立一个您所谓的全球帝国。但是这种全球帝国只是一个梦想。我已经醒悟过来了。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我曾被那种战争激情冲昏了头脑的话，那么像所有的激情一样，它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迷惑过我。”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英国。
“要是能有三、四年停战时间的话，”皇帝说道，“欧洲很快就会感觉到英国商业的空前势力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垄断贸易的桎梏。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会看到德国人会请求恢复今天遭到人们反对的大陆封锁制度。他们还会要求对那个敌视各国工业的英国政府进行复仇——对那个不牺牲别人的利益就无法生存，而只能偿还债务的利息、提供补助金的商业巨人复仇。这个巨人依靠它的垄断地位来弥补它付出的代价。但是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欧洲将永远不能处于像今天这样有利的局面。和平的日子只能让人们忍受更多的痛苦。在那样的和平环境里，人们积累的资本将处于危险中。为了避免丧失所有那些资金，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交由痛苦的命运去主宰。现在我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我明智地而又富有远见地制定政策。如果我不那样做，我将会受到子孙后代和历史的谴责。”
皇帝滔滔不绝地坚持说，由于最近美国参加了我们反对英国的行列[1812年6月18日美国向英国宣战。这场战争的原因是英国内阁拒绝废除英国枢密院的敕令。那个敕令认为所有中立国的船舶没有获得伦敦或者马耳他的许可，就不能自出航行。]，从而增加了我方的优势。他肯定地说，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中，英国将处于劣势。他说这个事件是美国政治上获得解放并发展成为强大力量的转折点。他谈到英美双方进攻和防御的战术，以及英国人可能要作出的努力。但是他总结说：“美国人可能会由于疏忽而吃一些败仗，但是那只能动员起美国人民，使他们的民族精神变得更为坚强。”
皇帝说：
“英国人如果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就会完蛋。由强有力的人们组成的美国政府将会不断地增长力量。这次战争将使美国能够组织和保持一支较强大的军队，并且获得大量的装备来组织民兵。要是美国人聪明的话，他们就要建筑城堡，甚至在某些重要的地点建立坚固的要塞。将来，这些堡垒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美国人的抗英战争将加强我们法国的阵营。以后，那个国家将成为英国最强大的对手。不出三十年，它的威力就会叫英国人发抖。”
在这次谈话中，我只记下了比较重要的部分，而省去了很多不太重要的情节。
我们的谈话一直谈到哥利兹。在那个镇上，我派阿穆德鲁先去德累斯顿，把我们将要抵达的消息告诉法国派驻那儿的大臣塞拉男爵。我还告诉他说皇帝将要在大臣家里用晚饭和睡一觉，并叫大臣转告萨克森国王，说陛下将要秘密地拜访他。山谷里积雪很深，我们的速度减慢了许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包岑的驿站。为了换上新马，我们等了很久。我不得不从雪橇上走下来，只身去了解迟缓的原因。这次偶然的耽搁是由于驿站长的拖拉习惯造成的。当时普遍的习惯是，在旅行者到了之后才给马钉防滑铁。我催促驿站长也是白搭。我们无事可做，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和活动活动四肢取暖。皇帝趁机睡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我赶紧把刚才同陛下有趣的谈话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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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十五、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我们直到午夜才到达德累斯顿(12月13—14日)。车夫说他知道法国大臣的住址。可是，我们在城里兜了好多圈子，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他的公寓。最后，我终于不耐烦了，命令车夫把车停下来，找人问一问。然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到处都是漆黑一片。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到一个透出灯光的窗户。车夫敲了门，又按了电铃，等了好久，一个戴着睡帽的人才把头从窗户探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当他听说我们是请他告诉我们法国大臣的住址时，那个医生(我后来知道的)把窗子重重地一关。他一定是这样想，他没有义务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同健康人交谈吧。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城里又转悠了一阵，盼望能找到一个警察。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萨克森人。他比那位医生要有礼貌得多。他领我们到了塞拉先生的房门口。我们一进他家，便发现一切都是现成的，好像他是在等我们似的。
皇帝刚坐下就开始了工作。他向我口授给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的信件、几个给华沙和给维尔纳的命令。口授完毕后，就让我们去处理送信的事宜。皇帝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交代说，若是萨克森国王来了，就要我唤醒他——国王不想再麻烦陛下到宫里去进行会见。皇帝休息后，塞拉先生便帮助我把信件发送出去了。
萨克森国王是在凌晨三点时分，在罗斯伯爵和马科里尼先生的陪同下驾到的。皇帝睡了约莫一个小时。国王坚持要皇帝就在床上谈话。因此，我有幸立刻把国王带进了皇帝的房间。两位国君在一起交谈了四十五分钟。
我们经过萨克森继续旅行的指示已经发出去了。由于我们原来的雪橇已不适合进一步的旅行[1813年当我重返德累斯顿时，我听说一个英国人已把那架雪橇当成历史文物买去了。联军占领该城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观看这架雪橇。——摘自科兰古的笔记。]，国王便把他那辆的马车厢借给了皇帝。当我陪同国王去看过他的车子后，皇帝告诉我说，他一定要在五点钟启程，并吩咐我在四点半钟叫醒他，以便在上车前有时间签署他的信件。按照皇帝的命令，我写信给他派驻魏玛的大臣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在埃尔富特准备好马车待用。
从王宫里要来的马拉着我们经过了两个驿站。在莱比锡附近，我们超过了先前派出去以我的名义预订马匹的信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那座城镇停了下来，以便让他们再赶到我们前边去。夜幕降临。当人们正在准备晚饭时，皇帝怀着好奇心在广场上和城外的花园里踱来踱去。我们在户外呆了两个小时。莱比锡的天气远没有波兰那么寒冷。
在旅行途中，我又让皇帝谈到沙皇亚历山大、埃尔富特会议、阿布朗泰斯公爵，谈到贵族阶级以及人们对贵族的敌意。我记下来的这些只是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的话。他赞扬了达律伯爵。
“他工作起来就像一头牛。”他说道，“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才干的人，是我最好的行政官。他从来不曾向我要过任何东西。他以其机敏和审慎的作风，以他个人的榜样力量去治理普鲁士并将其制服了。在那个敌对的国度里，他只依靠自己的薪金生活，没有像别人那样趁机大发横财，而他本来是有权要求获得那些财物的。对他廉洁奉公的品德，我留意给予他报酬。”
皇帝的话题回到了提尔西特会议。谈话中，皇帝发现沙皇亚历山大是一个充满不现实思想的理想家，他没有多少经验，常常被美妙的幻想所驱使。正当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继承人来统治时，他那把他和他妻子隔离开的情绪[讽刺亚历山大追求玛丽雅·安托夫娜·纳里斯金。根据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大公的叙述，这个事件从1804年持续到1818年。]却总是使他脑子里充满幻想。这种幻想使他曾经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由选举出来的、对皇权有功的人来充当国君。通常的世袭制势必就完了。而那些无能的、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便可登上王位。总之，他让那些性情善良的人代替那些贵族子弟。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好心人，而不是一个好君主。从他没有子女这一点来看，沙皇是一个缺少责任心的人。由于他爱按自己的喜好行事，这种责任心在他眼里就成了一个负担。很明显，他的理想是：“君主国应为人民而建立，为人民而统治。”
“那也是我的座右铭，”皇帝接着说，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原则，好像我对此存有疑问似的。“沙皇身居皇位却没有去享乐。在我看来，他似乎对国君的权力和帝王的生活感到厌倦。沙皇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神圣的职责。他认为他的这个艰巨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的。亚历山大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他的思想太自由了。他对俄国人民太民主了。他将会为这种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个国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统治。其实，他更适合于巴黎人。他只是法国人所喜爱的那种国王。他对女人的调情和男人的奉承也会装出不快(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那优雅的姿态和谦恭有礼的态度是令人愉快的。法国人喜欢阿谀奉承。沙皇不喜欢我的严肃态度。我的坚定意志常常使他厌烦。
“我们在提尔西特的会谈和他同您的关系以及在埃尔富特发生的事情集中在一块，形成了沙皇的观点。他是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够躲过他的观察。他的记性也挺好。自从提尔西特会议以后，已经发生的几个事件再加上他的思考，给他提供了他先前所缺乏的经验。亚历山大到埃尔富特来的时候，已经同在提尔西特时判若两人。在埃尔富特，我注意到他的对抗性的和异常顽固的态度。他想要同我平起平坐地处理事务。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对他是有利的，而且他也利用了对他的有利形势。他本来可以争得更多的东西。幸运的是他的注意力光集中在别国对俄国想要获得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反应上面，而没有坚持要我们从奥得河上的堡垒区以及部分普鲁士的领土上撤走。更幸运的是，奥地利人对我们只表示出不快和不信任的情绪。要是奥地利人派到埃尔富特去的人能够公开表明他的朝廷所持的观点，以及对普鲁士的某种兴趣，那一定会给亚历山大留下一些印象。这样，我就一定会被置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可是普鲁士人甚至只派去了一个无能之辈。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从中渔利。
“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作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我军权在握。在西班牙的法军就是损失了四分之三，我也能在任何人企图阻止我之前一举粉碎奥地利。那时俄国军队还没有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还没有力量进行战争。要是有人迫使我离开西班牙，尽管那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在那儿遭受了几次失败，特别是英国军队还在西班牙战场上，其实那倒未必不是给我做了一件好事。由于受到奥地利人的威胁，我本来将不得不从大部分普鲁士领土撤出来。为了税收，我只保留奥得河上的堡垒。要是那样安排，形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了。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国，另一种联合将是必要的。随着普鲁士的解放、恢复和重建，所有的政治联合都一定要变更。那样一来，或许事情还会更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利一些。我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班牙战事上。我将劝俄国人留在联盟，继续实行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制度。
“因此，有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也能够改变世界的命运，正如我们的敌人所犯的错误常常比他们的将军的天才能更好地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并引起我们更大的失误一样。我错就错在没有在维帖布斯克停止进军，以便组织好波兰。还有就是进入莫斯科一周后没有离开那座城市。我所遭受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当时还认为俄国人也渴望和平，我能够迫使俄国人媾和。我被人欺骗了。我也欺骗了自己。马雷和普拉特神父没有好好利用波兰。我盼望看见它武装起来。谁知它却在睡觉。在用人方面，我一生中不可能做出更糟的事情了。我也不可能信任一个更无能的人了。我被普拉特的聪明蒙蔽了。他懂得如何争论，怎样拍马。可是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不知所措了。我的哪怕最不重要的秘书也会比他强一些。
“在旧王朝里像他那样的人也比他有用一些。然而他们在军队或者宫廷里都不会受欢迎。还是看看纳博纳先生吧！从来没有哪一位长官能像他一样唤起士兵们的热情。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忍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他完全是由一种荣誉感驱使着。你们这些来自旧军队的人不喜欢这些新的皈依者。总而言之，你们不喜欢逃亡国外的人。不管是在朝廷或者是在军队，我常常听到人们发牢骚。要忍受人们的愤怒非得要有较大的勇气不可。像一匹被糟糕的骑手惹恼了的马一样，他们甚至会暴跳起来，但那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就某些人来说，我认为皇帝所说的这种意见是有根据的。陛下在说到他们的德行时几乎没有任何褒奖之辞。对纳博纳先生却恰恰相反。皇帝对他真是大加赞赏。
[face=楷体_GB2312]“这对您也是适用的，科兰古。”他说道，“尽管您像其他人一样是出身行伍的军官，尽管您是一个军人，您是靠自己的辛劳和功绩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就像我所有的将军们一样。可是您的出身和您的贵族身份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我不得不维护您，而且不止一次地袒护您。您是人们忌恨的目标。我常常收到他们控告您的书信。在莫罗被审判以后，您还不断地去看他，甚至在莱茵军团[作为第二枪骑兵师的上校，科兰古在莫罗的统帅下指挥了1800年的莱茵河战役。]以后的年代里您也不例外。他们试图使我不再信任您。其买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在那些狂热的人们的眼里，您的真正缺点就是您的贵族出身。我没有上他们的当。那时许多诚实的人都具有这种偏见。把您弄倒以后，他们就会攻击迪罗克和洛里斯托纳。今天那些以获得爵位为荣的人正是不久前起劲地攻击爵位的人。只有朱诺一个人没有这个弱点。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应该获得高于侯爵的爵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博沃更伟大的贵族。可是，拉纳、贝西埃尔和勒费弗尔却沉溺于愤懑之中。要是我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做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或者如果有谁要求获得并不超过当年他父亲争得的权利时，他们就同我谈话，似乎我是在做着违反我个人利益的事情。然而，我识破了他们。幸好，我从来没有一个宠臣。但是，如果我看中了某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果我对某个出身贵族的人表示信任，那一定会把某些人气疯的。因此我采取措施统一全体人民的利益，让所有的阶级和拥有不同财产的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时间将会涤荡那些嫉妒的心灵。”
[/face]皇帝称赞了许多人，特别是贝西埃尔元帅。皇帝信赖他指挥的部队。陛下还赞扬了他的诚实与正直，以及他有效地统率了禁卫军。
[face=楷体_GB2312]“我是迫不得已才从拉纳手上把禁卫军的指挥权接过来的。”陛下说道，“他热切盼望为自己积累财富，因此上了几个恶棍的当，听了他们的建议。要不是我把他从那个岗位上调离，他一定会毁了自己的。”皇帝重复说，“过去没有谁，现在也没有人[拉纳死于1809年5月31日。根据科兰古的笔记，皇帝这儿用的现在时是人们在抄原稿时出的差错。]比拉纳更依恋我了。他不止一次地在危险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指挥战斗，以此证明他对我的爱忱。他爱我就像一个人爱他的情妇一样。他想要占有我，或者至少要影响我，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我常常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他那些要求对阴谋家有利。他终于发脾气了。他天生爱动感情。当时，他真是无所不能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地给我捣蛋。如果他是和一位与我的性格不同的君主打交道，如果那是一位比我还要谦恭的君主，那么拉纳的这种捣乱就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face]皇帝谈到了几桩使他当时禁止拉纳在杜伊勒里宫露面的事实后，又继续说道：
“那位元帅有一种叛逆的天性和爱吹毛求疵的脾气。这种性格使他失去了判断力。这种性格还超过了他对部属的情感。他是轻率的和好走极端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皇帝提到了一个人，提到了拉纳元帅在最后一次对奥战争前不久当着那人吹嘘过他对沙皇亚历山大说的话。在埃尔富特会谈时，皇帝曾安排拉纳去陪同沙皇。当他同那位君主同坐一辆马车旅行的时候，拉纳告诉沙皇说拿破仑皇帝企图欺骗俄国人，说拿破仑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说为了实现眼前的目标，法国皇帝不惜诉诸战争等等。拉纳还吹嘘说他透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引用了一些事实来开导沙皇。正如他自己说的，以免亚历山大受皇帝的欺骗。
“有人秘密地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陛下说道，“这件事正好解释了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时的行动和他为什么对我们持怀疑态度。我没有对拉纳元帅提起过这件事。要是那样做，就会使向我汇报的人受到迫害，而且我也不可能获得他更多的效劳。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拉纳元帅。要是他发觉他被揭露了，就一定会变成我的势不两立的死敌。反之，他却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人。此外，在战场上，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过我。他牺牲得很英勇。可是那次他的表现简直像一个叛徒，因为我命令他去陪伴沙皇只不过是一种礼仪。他既没有权力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无权对我或我的事务妄加评论。他没有能够抵御住亚历山大对他的假惺惺的恭维和所谓的信任，而且他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宿怨。——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他那么大的怨恨——他急躁的情绪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变得令人羡慕地冷静了。而且，他是一位有冒险精神的指挥官，因此他变成一位杰出的元帅。他是我最好的将军中的一个。在战场上，他可是一个最有能力的将军呢。”
皇帝接着又说：
“科兰古，人们责备我说，对于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给予更多的尊重。难道我错了吗？假使我盼望他们比实际上更好一些，难道我就应该原谅他们的错误，忘记他们的过失吗？”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莱比锡的那家小旅馆。我们回来时，人们把火炉子烧得很旺，好让我们取暖。我们的晚餐还没有准备好。我在靠近火炉的地方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让皇帝在上面躺下。我自己却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记完我的笔记。晚饭终于准备好了。陛下急于上路，他尽可能快地用完他的晚饭。
当皇帝正要下楼的时候，一位自称是住在这家旅馆的法军参谋军官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向皇帝作自我介绍，并说有要事向陛下汇报。他说，他奉总参谋部的命令出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当有陌生人同皇帝讲话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地紧挨皇帝站着。那时，我正好站在他和那位军官之间。后者正急于贴近我们。当时一群人出于好奇正在围观萨克森国王的那架华丽的雪橇。皇帝赶紧朝他的雪橇走去，一时没有注意到那位年轻人。后来，与其说是被他的固执态度，倒不如说是被他的神态打动了，陛下停了下来。我们猜测他可能是一个间谍，或者更糟——只是伪装成一个军官罢了。皇帝立刻打发他走开。整个事情和这个军官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怀疑。当我们驰离城市后，我回头向后面那辆马车望去，因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正跟踪着我们。事实上，他真的就在后面的马车上，坐在我们的信使身边。他告诉信使说他是奉命来陪同我们的。我立刻命令他下车。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执行了这个命令。
过了卢岑后的一段路，地上积雪不厚，所以我们的滑橇被拉坏了。离开奥尔施泰特以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国王那架漂亮的雪橇。12月15日天亮时，我们乘坐信使的敞篷四轮马车进入了维根诺夫。我们在驿站换马时，那位认识我的驿站长走过来和我聊天。我相信他一定认出了皇帝，可他却没有暗示这一点。陛下在马车里喝完了咖啡。
在埃尔富特的驿站，我们见到了圣埃尼昂男爵。皇帝同他共进早餐，谈论了有关的事务，并对他和本地的司令官下达了一些命令。一个小时后，我们又上路了，乘坐的是圣埃尼昂先生派人改装过的一辆顶篷可开合的四轮马车。这一下，皇帝就有可能舒舒服服地躺下了。陛下很喜欢这辆车子。他多次说到这是一辆很好的马车。在这一次长途旅行的最后阶段，他高兴的是长达三个月的行军生活快结束了，而不仅仅是他有了一张舒适的床。皇帝让我打发走了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一直坐在我们身后的那位萨克森宪兵，另外找了一名法国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到达爱森纳赫时，马匹还没有准备好，尽管驿站接到命令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由于旅途劳顿，皇帝从马车上下来，走进驿站烤火取暖，并同站长的妻子——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攀谈了起来。她丈夫几次深深向我们鞠躬，却没有赶紧去工作，好让我们尽快上路。听站长说，从居民那儿征用的马匹还没有送来，因此我向他一再重复的要求不是为别的，而是Cleich(立刻行动)。天黑以后，我们将会进入山谷和森林里的崎岖的隘路。我离开了皇帝，亲自去过问一切。
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就是马匹会送来的，但现在还没有来。我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念头。人们知道了这个旅行者正是皇帝本人，因此他们故意耽误我们的时间，以便在天黑后对我们进行伏击。使我更感惊疑的是，我知道过去这家驿站能够很好地供应驿马。可是如今在事先接到我们要到来的通知后，竟然还要去征用老百姓的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过其他旅行者，因而我急于想找一个人问一问，看这个驿站是否真的没有马匹。我走进院子，一边同一位车夫谈话，一边用眼睛搜索院子里的马厩。我问他驿站长是不是没有马匹。马夫偷偷地用手指了指大门紧闭的马棚。我轻轻地用手敞着门，用德语叫道：Mach auf(开门)，由于人们把我的声音错当成了他们一个伙伴的声音，一个马夫立刻就开了门。我发现他们正在喂十匹膘肥体壮的马匹。毫无疑问，他们在等待另外的时机。
马夫一看到我在马厩出现，立刻全都跑了过来。我命令他们立刻给马戴上马具，并将马套上我们的马车。听了这个命令，他们都试图溜走。我拦住了他们中的三个人，并把站在拱道下面的宪兵叫出来去捉拿其他的人。驿站长听到一个马车夫的叫喊声，立刻赶了出来，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马匹。听了他的话，一场更大的骚乱随之发生了。当我看到什么理由也不能说动他，而他的马车夫们又不敢违抗他时，我就抓着他的衣领强迫他走进马棚的一个角落，下令他立即把马给套好。可是他还是拒不服从。我看到我们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一小群围观的群众，那个宪兵也正在艰难地拦阻那些设法逃走的马夫，于是便拔出剑来指着驿站长的脸说，要是有谁敢从外面进来制造什么骚乱，或者不在五分钟内给我把马套好，我就要他的命。我的宝剑使他意识到，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驿站长和他的马夫们都是言辞说服不了的。此刻马匹在一眨眼工夫里就套上了挽具。驿站长的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公爵的顾问——来到了现场，并且从一开始就想干涉我们的行动。我只是简单地叫他不要多管闲事，他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驿站长的妻子走了出来。她立刻就看到了他们的马匹被牵了出来。当她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后，就哭着向皇帝跑去，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诉说她的丈夫受到了虐待。皇帝在最后一匹马被牵过院子的时候朝马车走去。我同驿站长跟在他们的后面。皇帝把驿站长的爱妻交还给他，并对他们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旅行者是错误的。
皇帝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驿站长的行为。时间上的延误使他大为吃惊。那天晚上(12月15—16日)，一整夜我们都十分警觉。我想我看到了东方的曙光，从来没有如此惊喜过，因为皇帝所处的环境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使我担忧。北风寒冷刺骨。我们不顾威斯特伐利亚道路的艰难，迅速地前进。路上，笨拙的车夫竟然把车上的辕杆弄断了。我们用两条皮带就成功地把辕杆修好，总共用去不到半个小时。皇帝在哈瑙停了下来，派人去召见比斯赫普亲王的大臣阿尔比尼先生。皇帝一边吃早餐一边同他谈话。这位绅士刚看到陛下，特别是看到他乘坐这样一辆简朴的马车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离莱茵河只有一里格的地方，我们遇到了阿纳托尔·孟德斯鸠先生。我是在莫罗地赫诺派他出来的。此刻，他正从巴黎返回前线。他在巴黎只匆匆地停留了几个小时。他从前线带回的消息是为政府公报作准备的。现在他带来了皇后的信件。我想，皇后一定是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在等候着皇帝吧，因此她才决定让阿纳托尔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来。陛下向他询问了皇后和他儿子的情况，然后又打发他带着我们的消息立刻返回巴黎。可是，我们在莱茵河的堤岸上又遇着了他。冰雪融化，河中漂浮着冰块。人们不得不乘船渡过河去。因此，我们又相遇了。
我们过了河。当陛下的马车渡河和登岸时，皇帝步行向驿站走去。我从没见过皇帝的心情有这么轻松过。当他再次踏上法国的领土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疲倦忘到脑后去了。他甚至一时忘记了他在事业上受到的挫折。陛下一走进驿站，驿站长就认出了他。当人们给马匹上挽具时，皇帝派人叫来了马歇尔·瓦尔米，并开始同他交谈。后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在这儿见到陛下呢？还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又上路了。我们经过古比宁时派出的法加尔德，在格罗高又同我们会合了。他一直给我们做着信使的工作[这儿使用“信使”这个词不是很准确的。在使用“公共马车”的年代里，这是指那些先于马车出发，在驿站准备替换的马匹和为旅行者准备膳宿的人。]。离开德累斯顿后，阿穆德鲁也加入了我们的旅行。进入了法国后，他们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
从巴黎新传来的消息又引起了关于马莱事件的对话。皇帝的一些意见在我看来是值得记下来的。皇帝说道：
“你们看，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顽固习惯是怎样破坏了人们对建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观念。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有人宣布我死了，那些军官和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的儿子。甚至连弗罗肖也没有想到过罗马王。在他看来，重新进行一场革命比维护已经建立的秩序还要简单一些。可是我到达巴黎后，每个人都一定会向我表白一番他们的忠心。要是我允许弗罗肖也来谒见我的话，他也会同其他人一样自我吹嘘一通。忠诚，对一名地方长官来说比对一名士兵更加重要，更加神圣；士兵们只要无条件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问为什么。然而地方长官犯错误就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榜样。人们是多么愚昧啊，甚至当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法兰西还需要我再为它干十年。如果我不久就死去，法国一定又会陷入混乱。如果我的儿子垮台了，则法国的一切王朝都难以长久。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还是不够的。”
“我们的制度和机构都还不健全。”我说道，“一切国力都必须用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存。”
皇帝活泼地打断我的话说：
“您要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社会来适应我们今天的时代吗？但是国民的浮躁和将军们的要求将使您的那些新制度没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建立不起来的。要是我的司令官中多几个有才能的人物的话，他们一定会像恺撒的代理官员们一样，私下把整个世界瓜分掉。可是，现在谁也没有如此的才能来完成这样大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尽管我会死去，可您还是会活下去的……要是发生政变的话，那么危险就在于我们统治的脆弱和那些想要占有所有土地和全部财富的将军们的阴谋。假如您没有果断地采取措施来减少禁卫军的数量，您的那一套也将是行不通的。您看到我本人都不会把禁卫军的权力统统交给一个指挥官。要把禁卫军牢牢掌握在手中。这颇要有非常坚强的意志力。
“马莱是一个狂人。要是他认为那时停止警察的活动，蒙蔽几个高级官员和一个郡守三个小时——与此同时，法国的二十万大军正驻守在国外而他自己在政府部门或者在郡里却没有一个同谋——就能推翻一个政府，他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他是那种想通过名扬天下来自寻死路的人。他的行为已经多少证实了我过去还比较模糊的感觉——对人类不能太信任。旧王朝的人是难驾驭的。他们爱搞派别活动。头脑发热时还敢于起来造反。一般来说，他们是不允许部下造反的。他们也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君主政体的观念和世袭制要求维持事物的现状——可未来的一代人对这些是不熟悉的。甚至当代人也已经对此感到生疏了。他们早已忘记了大革命所带来的不幸。
“克拉克会夸耀他的忠诚、他的行为以及他发布的命令。那些命令可能还是事后下达的。可是事件发生时，他甚至没有穿上他的靴子就赶到最近的兵营去稳定军心。……他到处会见雅各宾党人。我们很快就会清楚，他和萨瓦里，到底谁是对的。为了确保解决问题，我甚至没有撤换警务大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医治政变的创伤。这种创伤是由于他缺乏远见造成的。
“萨瓦里害怕失去他的地位和薪俸。其实，他可以不再需要那个地位了，因为我给了他足够的钱。他至少有五、六百万法郎。不管他是在做副官还是做内阁大臣，他都总是向我要钱。这使我很反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样做，内伊、乌迪诺或者其他许多人在战役开始或者战役结束时没有一个不跟我要钱的。然而，萨瓦里是不幸的。他有几个孩子和一个挥金如土的老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公正地说，他是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的。他相貌很英俊。这在巴黎是必不可少的。我很讨厌他同马雷争吵不休。他总是同巴萨诺公爵过不去，总是互相嫉妒。萨瓦里认为我更袒护马雷一些。您知道是谁挑起他们的不和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的妻子。她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其他大臣们从来没有给我添过麻烦。他们都能够互相理解，不会用他们的小心眼或者不和来打搅我。有时候，我想过劝康巴塞雷斯结婚。可是，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但最后我觉得那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女人都有她们的要求。在宫廷里，官员们的妻子总是叫人心烦。你不知道如何安置她们。有外国女士在场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她们的位置。
“可怜的萨瓦里受到了巴黎记者的虐待。人人都在嘲笑他。当一个警务大臣最倒霉的时候，当他的位置由别人取而代之的时候，那就是阴谋家们最得意的时候。萨瓦里的失败看来是注定的了。人们似乎都以首先攻击了他为荣耀。”
“陛下，这就是您为何支持他和一直任用他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正如您说的，现在他将比任何人都干得好。假如事实上没有阴谋集团，假如马莱在这个愚蠢的行动中只是唯一的一个策划者，那就证明萨瓦里的判断是正确的。”
“您说对了，可是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萨瓦里可能被那些阴谋家们欺骗了，或许这些事情已被帕斯基埃掌握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侦察员。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切的。告诉我，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到达巴黎？”
“四十四个小时，陛下。”
“我说是三十六个小时。”
为此，皇帝叫我点燃了蜡烛。然后，他开始利用地图和旅行手册来计算我们到达巴黎所需的时间。经过几分钟的争论——仿佛我有能力延长或缩短我们的旅程似的——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他被迫在他的计算结果里加进了八小时。然后，他又花了两个小时重新算了一遍。每一站路，每一小时里的每一刻钟，甚至每一分钟他都计算到了。我们不可避免的停站和逗留，我们休息的时间全都被缩短了。路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耽搁也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皇帝又开始谈他见到皇后和他的儿子时的欢乐心情。一时间，他忘记了马莱，忘记了警察，也忘记了他遇到的一切麻烦。天亮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梦见了杜伊勒里宫，而我却盼望他能够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他看来是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以至我在他的影响下也感到这一段路程是我们此次旅行最令人愉快的时刻。
第二天(12月17日)，皇帝在凡尔登用过晚饭后，便重新坐进了埃尔富特的那辆马车。但是，我们不得不在一天里停下来两次给车轴上油。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吃饭。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皇帝除了谈巴黎、谈皇后见到他后会如何如何吃惊，人们会如何感到意外等等，别的什么都不谈。过了法兰克福，他就开始计算他将要到达巴黎的时间。每经过一个驿站，都使他更加肯定，我们如果不被耽误，就能在午夜前赶回首都。
他越是频繁地遇到信使，就越是渴望了解那儿的具体情况：巴黎公众的舆论，人们对我军从莫斯科撤退以及同前线大军团中断联系的反应等等。这些情况比预想的更令人满意一些。可是，他对公报将会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关心。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在这方面竟没有获得一点消息。特别是在先于我们出发的孟德斯鸠先生重新与我们会合后，他变得更加焦急了。从私人信件上看，法国的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注意俄国的事件同自己的利害关系，以至无心顾及其他公共事物。人们都相信那边不会再发生战事了，俄军已经不堪一战。这种想法使得那些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我们的灾难完全被人们忽视了。正如我们后来得知的，当时不可能发布那个对我方的失败进行了悲剧性描述的著名的公报。直到12月16日政府才发布了那个公报，比皇帝预计的要迟了两天。
这一拖延使皇帝很生气。他本来希望公报在他到达巴黎前几天就能发布的。他旅行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虽然皇帝生性镇定、冷漠，可是他还是被多种多样的心情激动着。他既有懊悔，又有希望。在他的前头有着幸福，在他的后面又留下了苦难，因而他无法掩饰他的感情。在谈了好一阵子心事后，他第三次把话题转回到了我们在爱森纳赫的历险。他不理解那位驿站长的行为。那位先生在事先就得到了通知，而且他也知道马匹是为一个尊贵的客人预备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又是在那样一个时候，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令人怀疑的。皇帝命令我写信给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对驿站长的行为和动机进行调查，以掌握准确的情报。皇帝要求他尽快准备好他的调查报告，如有必要就向那个政府提出控告。
“这是一个人的事情，”皇帝说道，“因此我不希望那个驿站长现在就被逮捕，也不愿意他被解雇。但是如能了解到在那件事的背后是否有阴谋就好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一般的问题上。皇帝对我谈到那不勒斯国王的计划(建立意大利联邦)。这给我一个机会谈到罗马和教皇。我对教皇的被捕[1809年7月6日庇护七世在罗马被逮捕。在萨沃纳，他被囚禁了三年。1812年6月，他又被押送到枫丹白露。]提出了异议。我说，尽管基督教世界不能再拔出剑来支持罗马教廷，但那件事在各处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皇帝承认那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他说道：
“在把教皇暂时从罗马弄出去这件事情上，我原来的想法是让他离开那些给他出坏主意的人。现在看来也许我把他留在那儿更好一些。我的政府在意大利强大得很。每一个神父都不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意大利人这么些年来能过上平静的日子，我还要将其归功于那个事件呢。因为，英国人没有停止过在那儿投资。他们希望至少能策动一个局部性的暴动。可是他们已经失败了。哪怕是最缺乏自信的人，只要他们是公正的，那他们在我和教皇的争论中都不会发现政治分歧以外的东西。教会感谢我在法国重新建立起了正统的宗教，也许还感谢我让宗教继续在欧洲存在呢。——我肯定像查理五世一样是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查理也把教皇给抓走了，可他并没有变成异教徒。
“当我恢复宗教的时候，假如我听取了几位智者的建议，就不会让自己再依靠罗马了。他们给我提供两种选择。一种是，我本来可以像历代沙皇那样干，另外设立最高一级的主教，我自己充当教会的首脑，或者至少充当教会的保护者，就像普鲁士国王成为新教的保护者一样(既然没有人再去向神父作忏悔，那么现在人人都是新教徒了)。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或者主教委员会来管理宗教——事实上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会。这样做不会改变惯例，因而也不会得罪虔诚的教徒，因为他们了解我和罗马教皇斗争的实质。”
皇帝接着说：
“现在，让教皇住在法国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把那些红衣主教也弄出来，以便让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只受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优先权理应属于法国。法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最多。教皇只有在法国才能置身于他的教徒中。否则，教皇死后，他的继任人本应是聪明与温和的，可接替他的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奥地利人或者意大利人——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那我们如何是好？”
皇帝说：
“……教会势力是一股永远不会平静的力量。它如果不支持你就会反对你。它从不免费为你服务。你也不可能受到它的恩惠。因此你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在它能够成为政府的附庸以前，你得先让它成为政府的朋友。为了保证这一点，你一定要把教会的权力明确地加以限定。有我在，教会的过分要求都别想实现。但是，在我身后，他们就能够引起骚乱。上帝给了我力量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上帝也让我喜欢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教会的权力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天国——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来安慰我们和我们的妇女。——它还必须把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我们：Roi dans le temple，sujet à la porte。”(教皇是“教会中的国王，教会外的臣民。”)
有关军队和波兰问题，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了无穷的话题。两名军队的传令军官，带着我们离开大军团后六十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消息，相继地追上了我们。那不勒斯国王和贝尔蒂埃元帅报告说军队还在继续溃散。酷寒迫使许多人，甚至许多禁卫军官兵离开了他们的团旗。除了这些，他们没有提供别的情况来让我们了解事态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无法预见后来的情况[在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最后的灾难正在不断地降临到法军头上。正如科兰古记下来的，12月5日，当皇帝从斯莫尔冈出发的时候，温度还在下降。两天以后，气温下降到华氏零下三十四度。于是那不勒斯国王在维尔纳想尽办法御寒，并且让部队都这样做。12月10日法军在慌乱中撤出维尔纳。缪拉和将军们骑马先走了。在城的那一边两英里远的地方，大炮和补给车辆被遗弃。在一个大广场上，尽管敌人毫无准备，也没有人停下来给这些军用物资放一把火，只有宝贵的资金被人放在马背上救了出来。12月12日科夫诺被抢劫。14日，也就是在拿破仑到达巴黎前四天，大军团的所有残余部队渡过了涅曼河进入东普鲁士。被指定为那不勒斯国王副帅的贝尔蒂埃因劳累和懊丧而病倒。军团还在继续溃散。1813年1月16日在波兹南，缪拉不辞而别，化装溜回那不勒斯去了。当拿破仑的命令花了很多时间传达到部队后，欧仁亲王把前一年六月入侵俄国时六十万大军的残余部队集结了起来。在这些幸存者当中，成建制的禁卫军到达巴黎时，只剩下一千人了。]。皇帝清楚地意识到他离开大军团一定会使混乱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件事对禁卫军的影响一定会比对其他各军团的影响更大。可是，由于维尔纳是人们争取到达的目的地，那么他们是分散到达那儿还是集体到达那儿，这对皇帝来说关系就不大了。在维尔纳，由于粮食和衣物只供给那些站在军旗下的军人，因而他坚信，法军必定会在那里重新集结起来。这两封信使他比过去更坚信，我军一定可以守住维尔纳。我与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也纯属徒劳。他嘲笑我是“杞人忧天”。
“您总是爱用最悲观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他说。
看来，除了事件的悲惨结局，别的什么都不能使皇帝醒悟过来。当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希望。回到法国在他看来是他重新获得好运的开始。他预感到他又将吉星高照，一定能够控制局势的发展。此刻他不能再像四十个小时以前同我一样正视我们面临的灾难了。
在通向哈维尔的路上，我们赶上了一位侍从官法加尔德。他还没走过玛尔斯—勒—图尔。在圣—让，离驿站还有五百码的地方，我们马车的前轴木断裂了。我和皇帝登上了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信使的那辆敞篷单马双轮轻便车。我们不得不丢下了沉重的斗篷，因为轻便马车里没有多余的地方来置放它们。自离开富耳达后，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气温的巨大变化。就是在这松软的道路上我们驰进了莫城。只有阿穆德鲁还同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像被魔鬼追赶一样狂奔，他还是生气勃勃地骑马赶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预订马匹。
到了美因兹的时候，皇帝被人们认出来了。马车夫告诉大家，皇帝就坐在他的车上。可是驿站长们只有亲眼看见了陛下才会相信这话是真的。而车夫们就像重赏之下的勇夫，赶马拉着我们的马车飞跑。我们每到达一个驿站，当人们听我们的车夫说他拉的不仅是御厩大臣，还有皇帝本人时——正如我们的信使先前所宣称的——我无法表达出车夫和驿站长当时那种急于在皇帝面前一显身手的心情。从梅斯开始，我们好像进入了春天，皑皑的白雪被讨厌的泥泞代替了。莫城的驿站长把他的四轮轻便马车给了我们。就是这辆门窗修得很好的马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杜伊勒里宫。自从离开克拉耶后，可怜的阿穆德鲁不断地在马背上摇晃着，他与其说是累垮了，不如说是困极了。我不得不时时给他鼓劲。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振作起来，以新的精力战胜睡魔。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骑马驰入了皇宫大院，把我们送进了皇宫。
马车夫没有得到我们的吩咐，在骑警还没有来得及喝问的时候，就将我们的马车夫速驰过了凯旋门[皇帝的马车在凯旋门有优先行驶权。]。
“这是一个好兆头。”皇帝对我说。
1812年12月18日午夜前一刻钟，皇帝安然无恙地结束了这次旅行，在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下了车。我敞开大衣露出制服上的铜钮扣。卫兵把我们当成了传令军官，放我们进去了。就这样，我们通过了俯瞰皇帝花园的长廊的大门。已经上床的门房听到敲门声，只穿了一件衬衫，拿着一盏灯来看是谁深夜来访。我们的脸在他看来好像很古怪，于是他就唤来了他的妻子。在我说服他们打开门以前，我不得不一再重复了我的名字。那个女人费了好大的劲——把灯一直举到了我的脸上——他们两人才认出了我是谁。在门房去呼唤一个男仆时，他的夫人开了锁。皇后刚刚就寝。我叫人领我去她的女侍的房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要先让人去给皇后通报说，皇帝随后就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门房和其他一些人正在从头到脚地打量着皇帝。“皇帝在这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道。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喜不自禁，欢乐之情，无法形容。
就在我走进女侍们的房间里时，两名女侍正从皇后的卧室出来。我两个星期没有刮过的长胡子，我的衣服的模样，我的翻毛靴子——我想这一切正如使门房感到奇怪一样，也使女侍们感到惊诧。因此我不得不一再重复皇帝已经回来这个好消息才没有使她们把我当成鬼怪而逃之夭夭。最后，皇帝的名字使她们消除了疑虑，而且也帮助她们认出了我，于是一位女侍去向皇后通报我们的到来。这时，皇帝已经不能掩饰他那不耐烦的心情了。他快步地走过来说。“晚安，科兰古。您也需要休息了。”然后便走进皇后的房间，从而结束了我护送皇帝旅行的艰巨的使命。
按照皇帝曾经对我的指示，我立刻去大宰相的住处。亲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通过日夜邮局送出的快信这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要不是我乘坐邮政马车，要是没有一位穿着宫廷制服的男仆陪同我，而马车夫的制服又成为我的通行证的话——那么在大宰相的官邸我一定又会遇到不少麻烦。我会因为这副怪异的相貌而耽搁很多时间。宫廷男仆多少成了我身份的证明人。因为亲王的侍从们反复打量我，不知道如何对待我这个怪物。没有谁认出我，或者愿意进去通告一声。银行家诺贝尔先生和其他在亲王会客室里的人，面对我这个幽灵，一个个好像变成了石头，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对我的到来应说一点什么，也弄不懂我这个模样为什么会跟那已经通报的姓名这么不协调。我的装束和胡子给他们留下了第一个印象后，他们心中都同时涌出了同样的问题。
“皇帝在哪儿？”“情况怎么样？他出了什么事？”
这就是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当时那个可怕的公报已经发布了。那天早晨人们都是怀着惆怅、阴郁的心情睁开眼睛的。没有谁知道皇帝回到了巴黎。为什么御厩大臣在这儿？他为什么离开了皇帝？漫长的时间，苍白的灯光，扑朔迷离的夜晚，令人痛苦的消息，以及人们在等待着的什么——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沉痛、悲哀和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站在那儿等候男仆到亲王的书房中去报告我的到来时，客厅里的人们正是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个哑剧真是妙不可言。所有的人都瞪着我。他们屏住呼吸，相对无语。每一个人都试图从我的眼神中了解到他们希望知道的东西——他们的表情流露出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我跟诺贝尔先生说了几句话，当他第一阵惊讶过去之后，他呼喊道：
“皇帝？阁下……？”
他的问题没有提完，大家又在一种沮丧的气氛中重复了那些问题：
“皇帝呢？他在哪儿？”
“在巴黎。”我回答道。
听到这句话，人们的脸上立即放出了光彩。我走进内室去见亲王。他也是用同样的惊呼迎接了我。我没让他说完就使他消除了疑虑。我向他转达了皇帝的命令，责成他在黎明时用放礼炮的形式宣布皇帝的归来。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我建议皇帝接见大臣和宫廷官员应安排在上午十一点钟进行。……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后，立刻派人将我的一封书信在早晨八点钟交给梅雷夫人以及各位公主，通知她们皇帝已经归来。然后，我给宫廷大臣和所有的皇室人员书写命令……
12月19日早晨，皇帝命令我在巴萨诺公爵不在巴黎时代理外交大臣之职，并叫我把部分维尔纳信件及最近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协议给他拿去。我一连辛劳了十四个昼夜，竭尽全力保持警惕，连打个盹的机会也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作这样的旅行，责任感和沮丧的情绪都在压迫着我。此外，更重要的是，皇帝对我的细心和忠诚如此信任，促使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皇帝的安全方面，唯恐发生意外。这一切活动导致了我精神上极度的疲倦。我十分需要休息了。因而我恳请皇帝解除我的这一任务，而把它交给贝纳尔蒂埃先生去完成。陛下同意了我的请求。
中午十一点钟，我来到了杜伊勒里宫参加皇帝陛下的接见。大臣们和许多皇室官员们(特别是侍从官)都到场了。他们团团围住我，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好像我是一个宠臣，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我曾同皇帝单独相处十四个昼夜，在那些日子里曾同他促膝谈心。
那个令人震惊的通报登载在12月16日的公报上。我们在路上最后获得的急件报告了这一情况。公告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甚至连那些最下等的仆人都深受震动。人们都急于想从我的表情里了解到他们亲人的讯息。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人敢开口问我一声。因为公报送到巴黎时，前线军人们的信件却是杳无踪迹。我满意地使许多人放了心。唉，还有许多人，我却使他们更悲哀了。——在马洛雅罗斯拉韦次战役之后，军队的组织已经涣散，队伍拉得很长，以至总参谋长都无法知道许多军官，甚至高级军官的下落。他们没有马骑，由于饥饿，不得不跟着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沿着行军纵队的两侧寻觅粮食。他们一会儿往队伍前方走，一会儿往后走。哪怕是最顽强的人也被那残酷的折磨征服了。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前，你就是有满手的金子，也换不来一片面包干……
在结束关于俄罗斯战役和皇帝的旅行的叙述前，我回到了会议厅。曾经单独陪伴过我们的侍从鲁斯坦正在睡觉。他被禁止在和别人交谈时随便发表见解。皇帝也像公报披露了事实真相那样坦率地谈到了我们的失败。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部队到达维尔纳的消息。因此，他也像别人一样对我军后来所遭遇到的最大的灾难一无所知。经过这次旅行，皇帝感到腿有点儿胀。他的眼睛是肿的。由于冻伤，他的皮肤呈黑红色。除此以外，他还是显得很健康。他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巴黎，因而不需要再故作镇静，而且也毫无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整天整天地工作，甚至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发布命令，指导、监督、检查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希望它们按照他的意志把一切办好。在我看来，皇帝对公告发布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精神状态是很满意的。他的回来解除了人们最大的忧虑，平息了人们的恐惧心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能擦干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属们的眼泪。
皇帝向大臣们谈到了他的不幸。他停留在莫斯科所犯的错误。他认为，这样的错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很可能犯的。
“多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使我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他说道，“要办好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关键在于正确掌握时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在接见德克雷和塞萨克先生的时候，皇帝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啊，先生们，好运气使我眼花缭乱。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没有按照我的既定计划行事。塞萨克先生，我告诉您，我到达了莫斯科，并想在那儿签订和约，可在那儿停留得太久了。我想在一年里赢得只有两次战役才能赢得的胜利。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过，我有办法弥补这一错误造成的损失。”
从一开始，巴黎的局势就使皇帝很受鼓舞。他的归来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本人也同样感觉到了这一点。回到巴黎两天后，他对我军的损失可能会引起的严重后果放心了。维尔纳的失守也没有改变他的乐观看法。
“那个可怕的公告有它的影响。”皇帝对我说，“可是我看，我回来所带来的喜悦比我们的灾难所引起的痛苦要大得多。公告给人民更多的是忧伤，而不是气馁。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将会影响维尔纳政府；不用三个月，我将东山再起，那时整个局势就会改观。”
如果说我把同皇帝长时间促膝谈心中的许多内容从本书中省略掉了的话，但我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已经披露的谈话是准确的，因为我记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的原话。我的良知和记性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把我的想法坦率地告诉皇帝，从不怕得罪他。而且，我还要说，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那要归功于他常常要求我秉公直言，而他从不计较我说了些什么。尤其是，他用自己坦率的谈话和对我的信任来鼓励我。他向我证明了我已经相信的一个事实：皇帝并不总是尊重事实，然而他尊重那些按事实说话的人。
在别的场合下，要是谈话触及到了他不愿意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会突然中断谈话。倘若是在家里，他会离开我或者打发我离开，要不就是让你去执行一个与谈话主题毫不相干的命令。也有的时候，他会说：“你对那件事情一点也不懂。”
与此相反，在雪橇里，他总是鼓励我讲心里话。他不感到刺伤自尊心吗？——他对此总要戏谑一番。更重要的是，他表现出需要放下心中的包袱。如果某个话题使他很不愉快，他会暂时改变话题，但是，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你一定会又回到那个问题上去的。我敢断言，在旅途中，皇帝始终善意地听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发过脾气。从他那开诚布公的谈话看，我再一次说，我相信，皇帝对于自己并不宠爱的人是可以给予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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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拿破仑军政首脑简历
附录：拿破仑军政首脑简历
博阿尔内，欧仁亲王
意大利总督：
1781年生于巴黎。他是约瑟芬的儿子，拿破仑的继子。他对母亲的第二次婚事感到生气。在意大利和埃及，他当过拿破仑的随从副官。1799年，他在妹妹奥坦斯的帮助下与拿破仑和约瑟芬和解了。帝国建立以后，他的年薪是二十万法郎，并获得亲王的称号。1805年拿破仑成为意大利国王时，博阿尔内当上了掌握很大行政权力的意大利总督。同年，在拿破仑的安排下，他同巴伐利亚的阿梅利·奥古斯塔公主结婚。1810年，他获得法兰克福大公的封号。在俄罗斯战役中，他指挥第五军团，并在博罗迪诺战役和马洛亚罗斯拉韦次战役中赢得了声望。皇帝对他迅速提拔固然表明对他的偏爱，然而他确实是拿破仑最能干的官员之一，不管是文职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1813年2月，缪拉离开大军团指挥岗位后，他重整了大军团残存的部队。拿破仑倒台后，欧仁退职，以莱赫坦·贝格公爵和艾赫施泰特亲王的头衔住在慕尼黑，1824年去世。
贝尔蒂埃·路易—亚历山大
纳夏泰尔亲王，法军总参谋长：
1753年生于凡尔赛。他是一个工兵团军官的儿子。按照父亲的吩咐，他17岁参军。1780年他和罗尚博去美国，回来时已是一名上校军官。1791年，他保护了路易十六的姨母，并帮助她逃离法国。1793—1795年，他在旺代服役。第二年，他担任了意大利方面军的少将师长。在以后的各次战役中，他一直担任拿破仑的总参谋长，直到在枫丹白露与拿破仑诀别。他第一批被晋升为元帅。1809年，他被敕封为瓦格拉姆亲王，同巴伐利亚国王的侄女结婚。
1796年，在围攻土伦的战斗中，他和马尔蒙、缪拉与拿破仑相识，并被拿破仑选中同往参加意大利战役。在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前，他就离开了皇帝。1815年6月1日，贝尔蒂埃死去。关于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在百日政权开始时，他已经去了班贝格。他要么是在那儿被特务暗杀的，要么就是在他看见哥萨克军队进军法兰西时，自己跳窗摔死的。
贝西埃尔，让·巴蒂斯特
伊斯的利亚公爵：
1768年出生在卡奥尔附近。路易十六时代，他最早在宪政禁卫军服役。1796年意大利战役时，他是一名上尉。同拿破仑一起去施蒂里亚时，他指挥侦察队。在这支部队的基础上，后来组建了执政官卫队，以后又发展为帝国禁卫军。马伦哥战役时，他所在的骑兵部队战功卓著。1802年，他被升为少将师长。1804年，他荣升为元帅。在瓦格拉姆战役中，他的坐骑被打死。拿破仑命令他接替贝尔纳多特指挥北方军团。在博罗迪诺战役和法军从俄国撤退期间，贝西埃尔指挥禁卫军骑兵。在1813年春季的战役中，他统率着一支拿破仑当时征召起来的一万五千人的骑兵部队。战役开始三天后，他在侦察波塞玛—里巴赫时中弹阵亡。
康巴塞雷斯，让·雅克·雷吉斯
巴马公爵：
1753年生于蒙皮立一个“穿袍贵族”家庭。1789年，他在争夺郡守获得进展后接受了革命思想，1792年成为国民公会的议员。他投票表决国王有罪，但主张不予判决。1795年，担任安全委员会主席，1799年担任法国第二执政。他是起草拿破仑法典的顾问；他帮助拿破仑当上终生执政；康巴塞雷斯不赞成对当甘公爵判处死刑。由于他被任命为副大法官、帝国亲王和元老院终身主席，因此他也获得很大的名声。拿破仑为了外交上的目的利用了这一点。皇帝第二次退位后，巴马公爵被流放了，但是后来他又重新得到了公民权。以后他一直过着隐退生活，直到1824年去世。
达武，路易·尼古拉
埃克米尔亲王：
1770年生于荣纳，他是一个贵族的儿子。十八岁参军时就获得中尉军衔。大革命时，他已当上了旅长。那时，虽然他接受了革命思想，但还是被革除出现役军人名册。在执政府时期他重返军界。从1794年到1797年间，他先在莱因前线后在埃及。1801年，他指挥执政官卫队。拿破仑即位时，他被提升为元帅。后来又被敕封为奥尔斯泰特公爵。那是因为他曾在奥尔斯泰特打败过普鲁士大军。达武在帝国的元帅中以严厉著称。由于这一点以及在他的军团里工作是一项苦差事，因此他在他的将军们当中不得人心。皇帝第一次退位后，他离开了军界。在百日政权时期，他重整了法军。滑铁卢战役时，他指挥预备军团守卫巴黎。后来，他威胁说，如果同盟国不签署一项特赦令，拿破仑就是退位了，他也要把仗继续打下去。然而，当那项特赦令遭到破坏时，达武也失去了他的爵位。后来，在贵族院的允许下，他还是恢复了原来的称号。1823年，他死于巴黎。
迪罗克，热拉尔·克里斯托夫·米歇尔
弗留利公爵：
1772年生于蓬塔木松。他是一位军官的儿子。据文件记载，1793年他是一名炮兵少尉。1796年，在意大利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在埃及时，他受了重伤。1798年，他当上了拿破仑的第一副官。两年后升为旅长。后来，他被封为宫廷总管，负责皇宫的行政事务以及皇帝的人身安全。迪罗克在组成莱茵邦联时，还担任过外交官的职务。俄罗斯战役后，他当上了元老院议员。1813年5月21日在包岑之战中，迪罗克受了致命伤。两天以后，他死在一幢农舍附近。拿破仑买下了那座农庄，并在那儿为他建立了纪念碑。宫廷总管被埋葬在巴黎残老军人院。
朱诺，安德西，阿布朗泰斯公爵：
1771年，出生在科多尔郡。大革命爆发时他是个学法律的大学生。他弃学从军参加了一个志愿军营。在围攻土伦的战役中，他是波拿巴的秘书，在意大利时是拿破仑的副官。在洛纳托他身受重伤。在埃及时被提升为旅长。在一次为了他的司令官的决斗中，他又一次负伤。他被留在埃及养伤，后来在回国途中他落入英国人手中。回国后，他担任过少将师长，负责巴黎的防务。当他的朋友们升为元帅时，朱诺获得了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他以大使身份出使里斯本。奥斯特里茨战役时，他离任回到军队服役，并有卓著战绩。1807年，在夺取葡萄牙舰队的战斗中虽然功亏一篑，但表现出色，被封为公爵。以后，他当了葡萄牙总督。可是他拙劣的行政管理导致了法国军队撤出那个国家。1810年到1811年期间，他在马塞纳元帅指挥下的西班牙军团服役。他在战斗中又一次身负重伤。俄罗斯战役中，他担任军团司令。后来，他又当过伊利里亚总督。
人们说朱诺由于第一次负伤，神经总是处于紧张不安的状态。他那不稳定的性格以及他奢侈的生活方式使他很难在和平时期得到重用。他自己也因为没有被晋升为元帅而总是大发脾气。朱诺还是波利娜·波拿巴的几个有名的情夫之一，但后来波利娜·波拿巴不愿在那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了。俄罗斯战役期间，他的精神病有所发展，从而使他成了失败的替罪羊，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1813年7月29日，朱诺精神病发作，在蒙巴尔的一幢楼房里跳窗身亡。
马雷，于盖·贝尔纳
巴萨诺公爵：
1763年出生在第戎。他是一位律师和时事评论员。他协助在《公报》上刊登了第一届国民公会的辩论。1792年，马雷在外交部供职，担任过驻那不勒斯的大使；他被奥地利人捉去并被关押了两年零六个月。1799年，他担任拿破仑的秘书以及《公报》的编辑。1807年他被封为伯爵，1809年封为公爵，1811年升任外交大臣。俄罗斯战役期间，他在维尔纳工作，以便同国内政府保持联系。1814—1815年，他又一次充当拿破仑的私人秘书。1813年，科兰古接替了马雷的外交大臣的职务。(人们认为御厩大臣更致力于和平事业，而且他同沙皇亚历山大有着更融洽的私人关系。)随着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巴萨诺公爵隐退后住在格拉茨，在那儿他花了五年时间进行文学方面的工作。1820年，当他回到贵族院时，他又获得了法兰西贵族的称号。1839年，他在巴黎逝世。
莫蒂埃，爱德华·阿道夫，卡齐米尔·约瑟夫
特雷维佐公爵：
1768年生于夏托·康布雷齐。1791年参军时被授予少尉衔。从1792年到1793年，他先后在荷兰、默兹和莱茵河前线服役。1799年在对抗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役中，他先被升为旅长后升为少将师长。法国占领汉诺威后，他是该地的驻军司令。1804年，他第一批被荣升为元帅。在乌尔姆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中，他是军团司令官。此后，他又被封为公爵。1808年和1809年，他指挥过两次半岛战争。在俄罗斯战役和1813年的战役中，他指挥青年禁卫军。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后，莫蒂埃又加入了他的政权，并被授予高级指挥权。可是在滑铁卢战役开始时，莫蒂埃病倒了。1819年，当他重新被接纳进贵族院后，就作为波旁王朝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他还担任过国防大臣和议院议长。1839年7月28日，当莫蒂埃和另外十一个人陪同路易·菲利浦时，被一个企图暗杀国王的刺客用炸弹炸死。
缪拉，塔阿基姆
那不勒斯国王
1757年生于拉巴斯蒂德·福图尼埃尔(洛特省)。他是一个小旅馆老板的幼子。在卡奥尔学习时，他获得奖学金，准备将来当一名教士。后来他又到图卢兹学习。他把钱挥霍完后便参加了骑兵。1790年，由于不服从上司被开除出那个部队。在军事生涯中，他经过几番不成功的努力。1795年遇见了波拿巴。他镇压暴动，以凶残而闻名。1796年在意大利；1799年金字塔之战后，升为少将师长，以后同波拿巴一起回国；在圣克卢，他指挥掷弹兵冲进了五百人院，从而完成了拿破仑的军事政变。后来他又指挥执政官卫队，1800年与卡罗利娜·波拿巴结婚；缪拉担任过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总督。1806年被敕封为贝格和克累弗公爵，在耶拿、艾劳、弗里德兰等战役中指挥骑兵部队；1808年在西班牙是首席军事长官。此后，他希望当上西班牙国王。当约瑟夫·波拿巴到西班牙拿到王冠后，他改名为诺阿基姆·拿破仑，便当上了那不勒斯国王，他从英国人手上夺去了卡普里岛。在俄罗斯战役中指挥骑兵部队。拿破仑皇帝回巴黎后，他得到了最高指挥权。1813年2月，由于他指挥不当，使残留的大军团受到巨大损失后，他乔装溜回了那不勒斯。1813年，他又同拿破仑一起进行了第二次战役，但是莱比锡战役的失败结束了这场战争。1814年，为了保住他的王位，缪拉通过谈判加入了同盟国。
在骑兵战中采用突击战术的缪拉始终是多兵种军团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地形的侦察方面独具慧眼。有的错误，比如在滑铁卢那下陷的道路上发生的惨祸，当时要是在缪拉的指挥下，也许能够避免也未必可知。但在其他的能力方面，政变后，他对拿破仑来说，比无用的人还更糟。缪拉自认为是政治家，他抓住拿破仑从厄尔巴返回法国的机会率领法军进攻意大利北部，他想通过此举来建立一个联合王国，这样一来，他就给同盟国提供了一个机会，促使他们向法国进攻，并迫使拿破仑过早开始比利时战役。当缪拉的部队在托伦蒂诺被奥地利军队击溃以后，诺阿基姆国王企图再度夺回那不勒斯，但被俘虏。1815年10月13日，缪拉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并被枪杀。
内伊，米歇尔
埃尔欣根公爵：
1762年生于萨尔路易。他是一个桶匠的儿子。1788年，参加了一个轻骑兵团，1792年第一次被授予军衔，1799年晋升为少将师长。1803年，他请求拿破仑登基。他第一批被荣升为元帅。他指挥了埃尔欣根的法国大军团。他的胜利保证了奥军在乌尔姆的投降，因此，1808年他获得了埃尔欣根公爵的称号。从1808年到1811年，他和拿破仑一起参加了耶拿、艾劳、弗里德兰和半岛战争。1812年，在博罗迪诺战役中，他指挥了法军的中军，当晚被授予莫斯科亲王的头衔。从莫斯科撤退后，他指挥了后卫部队。1813年战役中，他是军团司令官。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内伊坚决主张效忠于波旁王朝。他被派去把那个逃回的流放者用“铁笼子”带回巴黎，可是他的军队在格勒诺布尔全部转到了皇帝一边。在滑铁卢战役前夕，内伊接受了指挥权。在战役中，他率领老禁卫军对敌人进行了最后的突击。内伊，这个被拿破仑本人誉为“勇敢者中的最勇者”的人像其他许多参加那次战役的人一样，自从俄国回来后，变得有些“迷信”了。他在滑铁卢战役的表现是很古怪的。在战斗中，他用军刀的平面拍打大炮。第二天，6月5日，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束手就擒，并要求在贵族院审判自己的叛逆罪。波旁王朝的年轻的当权者不顾达武强行要求的特赦令，决心杀内伊以儆众人。因为他在格勒诺布尔曾使得他们十分狼狈。(在内伊反叛后，王室中的两人还打算赶到那儿去捕获拿破仑以获得荣耀。)这位莫斯科亲王、元帅和其他一些人被判处了死刑。那些人中包括几位他从前的战友。1815年12月7日，内伊被枪杀于卢森堡的加登。
乌迪诺，夏尔·尼古拉
勒佐公爵：
1767年生于巴勒杜克。他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十七岁那年参加军队。三年后，他带着上士军衔退出了军队。因为当时除了贵族，一般人是不会被提升的。1792年在默兹，他被选为志愿军的中校，1794年升为旅长；1799年晋升为少将师长和总参谋长。当他的同事被晋升为元帅时，他获得荣誉军团的大十字勋章。在霍拉布鲁恩、奥斯特里茨、奥斯特罗兰卡和弗里德兰战役中，他指挥掷弹兵师。1808年他担任埃尔富特总督并被封为伯爵。1809年荣升元帅。1810年被敕封为公爵。1810年到1812年，担任荷兰行政长官。俄罗斯战役中任军团司令。当拿破仑最后一次向柏林进攻时，法军在格罗斯贝伦战败后，乌迪诺的位置被内伊接替了。拿破仑退位后，乌迪诺站在波旁政府一边，路易十八让他进入了贵族院。1847年9月13日，乌迪诺死的时候是巴黎残老军人院的院长。
波尼亚托夫斯基
约瑟夫亲王：
1762年生于华沙，他是波兰最后一位国王的侄儿。他十六岁时进入奥地利军队服役。1792年回到波兰抵抗俄国人。后来，他担任了华沙大公国的国防大臣兼总司令。1812年，他指挥波兰军队参加了征俄战役，并指挥了法国大军团的第五军团。后来他拒绝了一切使他抛弃拿破仑的引诱。他指挥波兰的部队参加了1813年的战役。波尼亚托夫斯基曾经不愿意接受法国给予他的荣誉，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同胞们认为他忘记了祖国的事业。然而，拿破仑不顾他的这种愿望，于1813年10月16日封他为帝国元帅。两天以后，他身上三处负伤，在试图游过埃尔斯特河时被淹死。从莱比锡战场撤退的拿破仑曾留下他和波兰的残余部队阻击联军的进攻。法军不等他回来就将桥梁炸断了。
萨瓦里，安娜·让·马里
罗维戈公爵：
1774年生于阿登省的马尔克。他上过梅斯的圣·路易学院。1790年参军，1797年任骑兵连长，到过埃及。在马伦哥战役中引起了第一执政的注意。后来，他奉命指挥执政官的宪兵队。当甘公爵被处决时，他正指挥着温森斯驻军。1805年，他被晋升为少将师长。1807年，他作为大使被派往圣彼得堡，不久，又被派往马德里。1810年，萨瓦里接替富歇任警务大臣，因此参与了流放德·斯塔埃尔夫人并破坏她的工作。
萨瓦里从彼得堡回国后，他的位置由科兰古接替。他之所以从俄国被召回来，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的提议，部分原因是那个工作需要由对世界具有更多知识的人来承担。后来，他是陪同拿破仑呆在枫丹白露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皇帝第二次退位后，他想追随拿破仑到圣赫勒拉岛。可是，他被送到了普利茅斯。后来，他获得了公民权。1833年6月，萨瓦里死于巴黎。
维克托，(内·佩兰)，克洛德
贝卢诺公爵：
1764年生于孚日省的拉马尔什。他是一个法庭传票员的儿子。他十七岁参军，1793年当旅长。他在土伦受到波拿巴的注意，1797年当少将师长，参加过两次意大利战役。第二次意大利战役时，维克托指挥法军的先头部队。他在马伦哥战役中建立了功名。普鲁士战役中维克托被俘。在弗里德兰，他同布吕歇尔进行了交换。后来，他被封为元帅。提尔西特会议后，他担任柏林总督。他在西班牙战役中取得过某些胜利，但在塔拉韦腊之战中败给了威灵顿。俄罗斯战役时，他指挥第九军团。在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他首当其冲，抗击俄军。维克托是第一批投靠波旁王朝的人，因此，百日政权后他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审讯了内伊和其他再次效力拿破仑的军官们。1821年，他出任国防大臣，为波旁王朝服务。1823年，他以副司令官的身份指挥了对西班牙的入侵。在半岛的漫长时光里，他的老习惯太强烈了，以至朝廷由于怀疑他在共谋一个欺骗性的条约而召他回国。维克托活到184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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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译后记
在西方，关于拿破仑的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多得不可胜数。可是，人们发现，许多书籍从史料到论点都颇多矛盾，甚至完全是对立的。这里除了封建王朝的保皇势力和拿破仑崇拜论者出于本阶级的需要所进行的政治斗争外，还有一些作者每每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去观察和论述拿破仑，结果是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历史真相。就拿著名的滑铁卢之战来说吧。英、法、德三国的一些史学家在拿破仑为什么会失败，谁是真正的胜利者的问题上就各持己见，莫衷一是。英国学者坚持说在普鲁士军队出现以前，英军就已单独击败了法军，而德国人认为是布吕歇尔解救了即将崩溃的英军，给法军以决定性的一击，赢得了战役。法国人的观点较倾向德国人，但他们强调更多的是许多偶然的自然因素导致了拿破仑的失败。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真诚的人们尽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科兰古的这部书当是从于这一类的。他一方面亲身经历了拿破仑时代，参与了许多里大的政治活动和著名的战役，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另一方面，他对拿破仑的侵略扩张的对外政策持反对态度，因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因为他是法国人，是拿破仑的心腹大臣而偏袒拿破仑的政策。
在拿破仑进攻俄罗斯的战役中，对某些事件，一些史书也颇多争执，如博罗迪诺战役的胜负问题，莫斯科大火的责任问题，马洛亚罗斯拉韦次之战等。科兰古以一个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的目击者的身份，以大量的确凿的史实澄清了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另外，他身为拿破仑的政治顾问，有幸能够同拿破仑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谈话，而这些谈话的内容又涉及到那个时代的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无疑，这些珍贵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拿破仑是有着一定价值的。
这部书在作者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出版，证明它是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的。本书在法国一出版，立刻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各界的重视。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在他的《战争史》中就引用过本书科兰古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军队久攻莫斯科不克，身陷冰天雪地时，德国将领们就重读了本书，害怕重蹈拿破仑的覆辙。(见《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版第1184页。)而《拿破仑时代》的作者乔治·勒费弗尔则把本书列入了他的“参考书目”。……
拿破仑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他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同时又复辟了帝制。他的军队曾横行于欧、亚、非三大洲许多国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又横扫了封建垃圾，对历史的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他是一个有着多种建树的天才，是一个很复杂的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曾经对他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深刻的剖析，给我们认识拿破仑这个复杂的人物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尖锐的思想武器，便能对拿破仑进行科学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遗产，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陈太先老师和其他同志的亲切指导和热情关怀，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晓培
1984.7.23.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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