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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研究论坛讨论区[战史资料] →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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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连载完)
日俄战争 日本一家之言来看看俄方面的说法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库罗帕特金生于1845年。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俄国军队中工作,担任过各种军职,自1898年起担任俄国陆军大臣。1904年2月,被任命为俄国在满洲军队的总司令,指挥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由于俄军屡次战败,总司令之职于1905年3月被利涅维奇所接替,他改任满洲第一军军长。战争结束后,返回俄国,退隐于普斯科夫省乡间别墅。
本书是作者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满洲期间和后来在乡间别墅里写成的,脱稿于1906年11月。原书名为:《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辽阳战役》;第二卷,《沙河战役》;第三卷,《奉天战役》;第四卷,《战争总结》。第一、二卷为作者的幕僚在作者指导下写成,第三、四卷则为作者自己执笔。
第四卷共分十二章,其内容大致有下列几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在十八、十九世纪中俄国军队的状况与俄国陆军部面临的问题和工作,第二部分说明作者对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总结日本之所以战胜和俄国之所以战败的原因,第四部分为改进俄国军队的建议,第五部分为战争总结。
本书给予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贯穿全书的为自己辩护的语气,作者为俄国战败列举了种种原因,并且不胜惋惜地指出,在俄国胜利在望的时刻,过早地讲和了。不过在辩护当中也暴露出俄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作者是站在反动的俄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拥护俄帝的扩张政策的,他对于俄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中向各方面扩张,抱着十分赞赏态度,他虽然主张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不赞成向南满推进,但仍然主张牢牢地控制北满,而且极力反对将伊犁地区退还给中国。此外,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提出反动的“黄祸”论,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妄图挑动列强敌视中国人民。所有这些反动观点,希读者注意批判。
这四卷书中,仅第四卷有英译本,英译者为林赛,编者为斯温顿,于1909年4月在伦敦出版。英译者将书名改为《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除第四卷原有的十二章外,又将第三卷的绪言和结语译出,作为第十三章,另外又增添了两个附录,《附录一》为《皇家木材公司》,原载《麦克卢尔》杂志,系这类报告文章的评论;《附录二》为《部队编制的打乱与部队分布》(这附录原为本书第十章的一部分,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打乱部队编制的情况,英译者将这部分从第十章中抽出,附于书末,作为《附录二》)。
中译本系根据英译本译出,为节省篇幅起见,将英译者增添的第十三章和两个附录删去未译。中译本中的脚注,未加注明的为作者库罗帕特金所加的注,注明为“编者”的为英译本编者斯温顿的注,注明为“译者”的为中译本译者的注。原书中提到的地名,有一部分难以查到中文地名,只好照音译出,并在译名后注明。译文旁的边码和索引中的页数,均系英译本的页码,供检索用。
本书译者:吕浦、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7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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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本译者前言
“这不仅是俄国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全世界职业军人的意见:库罗帕特金将军比任何其他俄国军官享有更高声誉,如果有任何人的力量能为俄国挽回那悲惨的局面,那也许就只有库罗帕特金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了。”[《泰晤士报》军事通讯记者约翰·默里:《远东的战争,1904—1905》。]《泰晤士报》军事通讯记者于1904年2月写的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当宣布任命库罗帕特金将军统率俄国在满洲的军队时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或许可以说:一位军事天才可能会克服我们不得不遇到的士气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困难。可能是这样。但是一位阿列克谢耶夫,一位库罗帕特金,一位利涅维奇,一位格里彭伯格,一位考尔巴斯和一位比尔德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原书第11卷,第68页。]这是库罗帕特金将军本人在两年以后向沙皇报告时使用的语句。
虽然这两段引文扼要说明了本书的倾向和存在的理由,但它们决不能为本书的范围提供完全的说明。如果本书只不过是一种辩白,那末不管作者以前的声望和地位有多高,此书也不能免除为人所轻视,这种轻视是失败者自我解脱必然会遭到的。但是本书不仅仅是辩白。因为,书中除了失望语气外,除了贯穿全书的占支配地位的失败的色采,以及几乎在每一页上都重复提出的种种解释和理由外,这部著作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反对意见。全书从头到尾反对意见如下:这次战争没有战斗到底(就俄国来说);这次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当俄国胜利在握,俄国兵力达到最高峰,而敌人兵力已开始衰落的时刻,宣布讲和了。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都不应该把它认为一个失败者的自然呼声而不加以考虑就表示不同意。这部书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此外,本书还包含许多迄今一直不清楚的材料:即关于俄国陆军部的态度、陆军部为防止战争所作的努力、陆军部的一般政策和其他事情等等。
作者力图以列举种种事实,并同俄国两个多世纪的军事史相对比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他是否证明了他的说法,须由读者去判断。就算是这样,由于本书是俄国方面一位最有资格说明那场震动世界的最大的国际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多的时间里发生的)的原因和过程的人的真实意见,本书应当受到读者的注意。本书也具有情感上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位曾在俄国军队长期服役并有过功勋的人物,他在担任他的那专业中最高职位以后,失败了,名誉扫地,退隐到穷乡僻壤。他是否会在公共生活中重新出现,不得而知;但是当人们想起他为俄国建立的卓越功勋,并且认识到在这次战争中他必须与之作斗争的若干巨大困难,要抑制对他的同情,是不可能的。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是一个俄国地方官员的儿子,生于1845年3月17日。他在学生军训队和巴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受教育后,于十八岁时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第一来福枪营的陆军中尉,他和来福枪营的人一起看到了中亚细亚现役军队的情况。他以出色的成绩在参谋学院毕业,并获得上尉的军阶,于1874年随同一支法国远征军进入撒哈拉沙漠。1876年,他参加那一年的中亚战役,作为斯科别列夫的参谋,赢得很多荣誉,并且受了伤。在1877—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中,他担任参谋长,并且再次受伤。在1880—1881年的阿哈勒·特赫远征中,他指挥土耳其斯坦来福枪旅,在袭击格奥克—泰佩的战斗中,两次负伤,再一次出了名。从1883年至1890年,他是总参谋部主管战略问题的将军。1890年,他晋升为中将,从1890年至1898年,他作为外里海军区的司令官,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89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担任此职直至1904年2月20日,这时他被任命为满洲野战军总司令(他于1900年已晋升为步兵上将)。1904年3月27日,他抵达辽阳就职。在几次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俄国人几乎都被打败)以后,1905年3月,他的总司令之职被利涅维奇将军所接替。此后他处于下级地位继续供职,指挥第一军,直至战争结束。在和约缔结以后,他留在满洲监督俄国军队的复员工作,这项任务完成后,返回俄国乡间别墅,从此一直在这里过着退隐的生活。他是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满洲期间和稍后在乡间别墅里,在他的《作者绪言》里向之致谢的几位助手帮助之下,写这部书的。当这部书刚刚出现时,在俄国就立即被禁止发行。据信这本英译本中的题材,从未在俄国印行过。在原著的四卷书中,只有第四卷被译成英语,现将这一卷的译本奉献给英国公众。
在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许多事实中,有些事实需要加以特殊说明。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这个事实:虽然库罗帕特金将军是一支在战场上从事激烈交战的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他却不是最高指挥官。的确,从他到达辽阳之日起,直至1904年10月25日止,他被任命为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助手(异体字是我们加的),而总督的总部设在哈尔滨,因此他是处于一位实际上不在前线的军官之下。非常奇怪的是,库罗帕特金将军对这个向题说得很少。他只不过指出,在这次战争中,他只有四个半月―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离去和他自己被利涅维奇将军所接替之间的期间里―是真正地处于最高指挥官的地位,顺便又提到总督的各种行动和命令,这些行动和命令迫使他违背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这种控制对于指挥作战一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是用不着强调的。试图对俄国的战略或指挥作战―不论是库罗帕特金将军还是其他人指挥―进行批判或辩护,不在本前言的范围以内,但是这样一种有缺陷的指挥系统可以说明许多迄今似乎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他突出的问题是:俄国的完全没有准备;导致它进入战争(尽管处于这种无准备状态)的种种原因;日本由于掌握了制海权而取得压倒的优势;旅顺要塞对于俄国的战略起了掣肘的作用;以及担心西部边界发生纠纷,这种担心迫使它把最好的军队留在欧洲。它的效率差的铁路交通对于它的兵力的障碍作用是明显的,不过它的障碍作用还不如在战争过程中要实现对铁路的巨大改进那样显著。
在作者的意见中,他的同胞最感兴趣的或许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意见,即:对俄国来说,这次战争是过早地结束了。不过,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他对于与“军队”战争相对立的“国民”战争的高度评价是有教益的,而俄国陆军部在详细估计俄国在二十世纪可能付出的代价方面所表现的深谋远虑和谨慎小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因为,谁曾估计过英帝国在以后的一百年中从事扩张或维持现状可能要流多少鲜血和耗费多少财富?他对于俄国在阿富汗和波斯边界所采取的正确政策以及一般地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中东所采取的正确政策所表示的意见,肯定也是重要的。
最后一点,也是为库罗帕特金将军增光不少的一点是:他能够服从他曾经一度领导过的人。他在曾经担任过最高司令官以后,满足于接受一个下级的职位,尽他的职责,而不是在战争结束以前就回到俄国去。在这部著作中找不到他对于被人接替有发牢骚的话,也看不到对于皇上对他的处置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怨言,这是令人高兴和感兴趣的。
这本译本是这部著作第四卷的精确翻译。对于原著所采取的唯一的不拘泥的处理方法是把某些经常的重复―关于这一点,作者是过去的大师―以及某些长的人名名单和地名名单的段落删去不译。在译本中仍然有许多重复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被保留下来,以便英译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于原著的形式。由于翻译大部分不得不根据一本模糊的打字复写本进行,工作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在文体和安排方面的许多缺点或许能以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原著的印行,显然未经作者校订改正。此外,没有作者提到的地图(假如确实有这种地图的话)可资利用,大大增加了这本译本制图的困难。由于俄语对满洲地名的音译方法同英、法、德或日语的音译方法颇有不同,如无大比例尺的俄国地图,要确定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村庄或地方,是不可能的。现将已经确定的地名,在译本中所附地图上标注出来。译本中所有的地名,不管已否确定,都尽可能地按照“威妥玛音译法”[即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组现正发行的《俄日战争正史》所采用的音译法。]译出。我们应用这种方法,是希望当有较好的英国地图可资利用时,目前不能确定的某些地方可以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译本里的一幅大地图是按照《俄日战争正史》第二卷中的地图翻印的,这幅地图的使用已得到文书局审计长的允许。译本中并附有一份各次最重要的战斗的英俄地名对照表。
为了说明原著中提到的关于俄国军队和军区动员的某些情况,在这里简短地说明俄国在1904年实行的动员制度,可能并不是不适当的。俄国实行普遍兵役法已有多年,当对日战争爆发时,新兵从二十岁起被征入伍,服二十三年的兵役,其中五年是在正规军中服役,十三年在预备役中服役,五年在民兵中服役。在预备役中服役的时期分为二“类”。第一类包括最近转入预备役的士兵,第二类则是年龄较大的士兵。如果发布“全面”动员令,所有军区的第一类预备役士兵首先被征重新入伍。不过,假如实行“局部”动员,那就按照军区来动员,而不是按照类别来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军区的第一和第二类预备役士兵都被征召。在对日战争中,实行了“局部”动员的制度。由于本书中解释的种种原因,俄国当局对于实行全面动员的制度,颇为踌躇,因为这样就将把俄国欧洲部分的第一类预备役士兵全部剥夺掉。因此他们实行了局部动员,征召的大部分是年龄较大的士兵。这项措施的不幸结果,库罗帕特金将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外,关于从俄国欧洲部分派出的军队,对于“援军”和“分遣队”必须加以区别。前者是用来表示派往前线的建成了编制的部队;后者是用来表示在需要时派往前线以补充消耗的成群的士兵。
A.B.林赛
E.D.斯温顿
于伦敦
190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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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绪言
我这部书的前三卷,记载了这次战争的三次主要战役―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和奉天战役。虽然编写所依据的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资料,但对于这样一部书来说,不准确之处还是难免的;因为对于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了解极为有限,而且消息来源也是非官方的。再者,在编写这几卷的时候,来自我们自己各个军团和军的报告,可资利用的也为数很少,我们能够得到的都是一些慷概。一般说来,最完整的情报资料来自团队的报告,我们几乎完全依靠的就是这些;但即使这些报告也是很不完全的。指挥宫们自然都有自己喜爱的部队,因而同一个师或军团的下属部队的事,在各自所作的叙述中,记载就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就着重于作战、部署和进军的书面命令,以及伤亡表册和消耗弹药统计表这样一些文件。消耗弹药统计表不经仔细检查也不能使用,因为行军中的弹药损失是经常包括在发射总数中的。然而,尽管精报资料来源有着公认的不完整和片面性,前三卷所叙述的事实还是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可据以估量我国军队的士气、战术原则和装备―简言之,据以判断我国军队战争准备的状况。
关于辽阳战役的叙述是总参谋部的伊林斯基上校在满洲写的,那时他是我的参谋,1904年11月被送回圣彼得堡总部。他写成后,由我在材料上加以补充,就成为第一卷。第二卷,《沙河战役》,是在我的指导下由总参谋部的鲍霍维丁诺夫上校在满洲写成的。第三卷《奉天战役》和第四卷《战争的总结》是我自己写的,前者是在满洲,后者是在我的乡间别墅。资料的收集,统计材料的汇编,以及第三卷的大部分制图工作,应当感谢总参谋部的塞维尔斯上校和哈夫雷里茨中校,而第四卷的这类工作则由他们同一部门的克里莫夫中校担任。没有这些军官干练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这部包括图版、地图和图表在内的两千页的书的完成和付印,就要拖延若干年。
我们国家和军队在1904—1905年所经历的严峻的战争考验虽然如今已成为历史事实,但迄今为止所收集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公正地估价战前的各种事件,或者对我们所蒙受的失败作出详尽而圆满的解释。然而直接利用我们最近的经验却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弄清我们的错误和我们军队弱点的性质,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改进。
在过去,战争是由少数常备军进行的,战争的失败对于全体国民日常利益的触动并不象现在那样深刻,现在服兵役已成为普遍义务,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广大人民中征召来的。现今如果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不仅是由一支军队进行战争,而是由一个武装的国家来进行战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所有各阶级都受到严重影响,人们对于失败比以前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民族自尊心因战争失败而受到屈辱时,通常都要试图弄清失败的原因和承担责任的人,有的人把失败归咎于一般的原因,有的归咎于特殊原因;有的人谴责国家制度或政体,有的谴责个别人。抱着不满情绪的政治派别立即利用国家的灾难作为武器反对政府。敌视俄国政府的政党也是这样,他们不仅在战后极力诋毁政府,而且在作战实际过程中也是如此―这对我军是很不利的。这种政党确实乐意看到我们遭受失败,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希望败坏政府的威望,从而实现一场革命。他们的格言是,“事情越坏―就越好。”在开往前线的部队中―特别来自我国西部的部队中,他们散发了几十万份宣言,怂恿士兵们打败仗,而不要打胜仗。在俄国,有许多报刊,虽不是上述政党的机关报,实质上却是以谩骂我军和我国政府为这种政党获得成功出力。此外,还有许多前线的通讯记者,关于我军的作战并未得到确切的消息,关于敌军的作战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却毫不犹豫地发出以完全不可靠的情报为根据的报道,并对我军所遭受的每一个挫折的重要性加以夸张,这样就更加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许多军官也从战场上写信回家[那些一回到俄国就动手写作的人,其动机也不是完全无可怀疑的。],以轻率的批评、不正确的叙述和以悲观的论调讨论各种事件,来显示他们的聪明。而在实际战争前线真正发生的事情―许多英雄好几个月来与敌人面对面地奋战从没有丧失最后胜利的信念,还继续战斗下去,他们的业绩却写得很少。英勇的士兵、谦逊的青年军官、连队的、骑兵连的、炮兵中队的和团的指挥官们没有写什么东西―他们没有余暇来滥写自己的艰苦与功绩,而新闻记者又很少有人愿意亲眼目睹他们的英雄事业,因为这就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分担他们的危险。
当然,通讯记者中也不乏勇敢之士和真正要想对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人,然而既然他们那样缺乏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他们所作的有关复杂作战情况的报道价值不大,也就毫不奇怪了。真正最有能力对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作出判断并把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世的,是外国的武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优秀之士。他们对我们的士兵有兴趣,分担他们的一切危险与艰苦,而作为报答,也就赢得了士兵的爱戴与尊敬。但是他们的报道在俄国长时间内连一篇也看不到,而我们许多报纸通讯记者呆在后方,只看到与战争唱反调的材料,却只喜欢写令人痛心的哈尔滨狂欢宴会和闲游浪荡的故事,并把完全歪曲了的我军生活实况提供给公众。其结果,是我们的报纸进行了大大有利我们国内外敌人的活动;与此相反,它们本来可以利用我军首战失利的消息掀起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的浪潮,而且,当着前线困难日益加深的时候,呼吁祖国奋起作出新的努力,激励濡怯者,并召唤全国健儿去补充对敌斗争中减员的部队。而它们所完成的,却是向群众灌输对战争的仇恨,使那些开赴前线的人精神沮丧,破坏士兵对军官的信任,削弱指挥官的权威。老实说,军队在克服困难,赢得胜利方面,是得不到什么鼓励的。相反的,从俄国送往前线的部队,却随身携带着煽动性的宣言,孕育着新灾害的种子。
以最近战争为题材的涉及各方面问题的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大量涌现出来了,这些作品很多是抱着对军队主持公道的真诚愿望写作的;但由于对真实情况的无知,其中包含着很多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现在,激忿的情绪正在冷静下来,因此有可能把战争过程中及战后针对我国军队及其代表人物的责难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这些责难,涉及陆军部的,主要有如下数端:
军队对于对日战争没有准备。
陆军部对战争的准备采取的措施既不充分,又没有试图阻止战争。
军队的领导人在战争过程中没有很好利用归他们使用的人员和物资。
在这部书的第四卷中,我将尽力对这些责难断然予以反驳,并着重指出通过这次战役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作为将来行动的指导。
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帝国的陆军部,工作不应当是没有计划性的。它的成功一定取决于分配给军事需要的经费总额和对这些款项的使用方法。国家对军队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结果使其他许多紧急需要的项目大为匮乏,一场失败了的战争很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这些经费都白白抛弃了。但在作出任何判断之前,需要充分掌握必须担负的任务和可以使用的财政手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的陆军部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是它以往多年奉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可以说就是十九世纪遗留给二十世纪的遗产。一个国家军队规模的大小和军费的多少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成长壮大及其邻国的军事活动成正比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如果我们要想对帝国的安全感到放心的话。对我们来说:我国尚处于比较不成熟的文明状态,欧洲的军备无限增长,使我们必须维持武装和平,这种沉重负担看来几乎是不堪忍受的,我们可用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一切军事上新添的和经常的财政需要,而只能满足最紧急的任务。在诸如重新装备炮兵、建设要塞和兵营、积累各种军用物资以及改善部队状况等等这些事项中,决定哪个是最重要的,对陆军部来说已是够复杂够困难的;但是对于较为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哪处边境最有遭受攻击的危险,或者我国扩张政策要求在何处采取另一个前进步骤,那就不是陆军部力所能及的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总的政治计划,而它又是帝国几世纪来所遵循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帝国国内状况和需要的结果。
1898年1月1日,在我接任陆军大臣时,我发现许多计划实际上正在进行中,其他许多已经制定的和列为紧迫项目的计划要执行经费尚无着落。多亏我的前任的精明才干和旺盛精力,军队与以往年代相比,已处于高效能的状态,这样我就感到自己在制定下一个五年工作计划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财政部为陆军部所拨的经费,不是每年分配一次,而是五年一次。]。然而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陆军部的政策与内政部、财政部和外交部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前任陆军大臣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意见分歧。由于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没有一个协同一致的计划,我不得不在开始任职的头两年拟制一个周密的指导性的说明书。在这个说明书中,我探讨并总结了俄国的军事成就,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放在它面前的任务,说明哪些已经完成,哪些是留待二十世纪完成的,并指出国家为取得这一成就所作出的牺牲。我检查了我国的各个边境的情况,指出了可能作为战场的各个不同地区作战时需要的军队数目和编制,并估计了我们最为可能的敌手的进攻力量。在这样得出了关于下一个世纪一定会面临的任务的某些逻辑结论之后,尚待提出些明确的建议,在军队作战的组织上作些必要的改进。
我的工作得到了参谋学院的帮助:米什莱夫斯基上校在历史方面,佐罗塔列夫少将在军事统计方面,古列维奇上校在后方勤务方面给予帮助。战略方面的材料是由总参谋部提供的。这一分析纲要于1900年春季完成并奏呈沙皇,少数几份―删去了秘密战略方面的材料―经他批准分送给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国家主计长和几个特选的官员。1898年至1902年期间的计划是我依据这个说明书得出的结论制定的。1903年,一个关于陆军部前五年期间一切已完成工作的总报告印制出来并奏呈沙皇。这一文件说明了可资利用的资金,已完成的全部必需的工作,以及那些因经费不足而未进行的工作。同一年晚些时候,一项1904年至1908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奏呈沙皇并得到批准。因此,在战争前的十二个月,工作是按照严格规定的计划进行的,达到的结果可以根据印制的工作记录来判断。同样,我们在陆军部,在编制未来计划时,不得不求助于过去的教训,所以为了恰当地说明1898—1904年所完成的工作,在这部著作中,必须提到这一时期的计划所依据的结论。
这部书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共有十二章。最初几章中包括我于1900年所作的分析纲要和我于1903年所作的关于陆军部1898—1902年五年期间工作报告的某些必要摘录,当然,机密材料是删去了。最后几章依据的是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文件、我的日记和报刊上的文章。
我与远东的重要事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于我军作战的失败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在这部书中涉及到有关的人和事时,很难希望我采取完全冷静和客观的观点;但是我的目的与其说是以回答对我个人的责难来为自己辩解,不如说是提供材料,以便未来的历史学家易于公正地说明我们失败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将来得以避免类似的不幸。
本书使用的度量衡及货币对照表[本表均系按当时的标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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