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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与中国军事现代化 这个是美国历史学家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第七章中的一个小节，加上刚刚买回来的新扫描仪需要测试一下，就录入了以下部分： ————————————————————   德国与中国军事现代化   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德在中国军事现代化领域内的合作反映了 两国在工业建设上的努力。在生产军火和武器的同时，武器的购买 和整编新的师团在资委会工业计划之前便已开始，且在1936至1938 年间，其发展速度非常迅猛；但同样地，其潜力在能够得到充分展现 前的几年中便被扼杀。   1934年以后，在俞大维的领导下，中央政府的兵工厂有了较大增 长，但在此之前，德国公司已参与了好几个省的兵工厂现代化的工 作，包括沈阳（1931年前）、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和南宁——当然还 有汉斯·克兰在广东兴建的潖江口兵工厂。后四个兵工厂到1936年 中期为南京政府兵工署所控制。     1934年，由于塞克特来华以及俞大维就任兵工署长之职，德国在 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 展等方面，均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尽管不是所有的弹药和枪炮 厂（塞克特在其1934年拟订的“创建一个适应18个机械化师所需的 军事工业”计划中所设计的）都在战争爆发前建立起来，但就国内军 工企业现代化来说，主要的工作都已进行。     汉阳兵工厂所属化学厂的建设在三年计划中已提到过。1935年 初，该厂生产出“中正式”步枪，该枪设计同“毛瑟”(Mauser)98型步枪 “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它们可以互换枪机”。南京兵工厂前身是19世 纪中叶建立的旧江南兵工厂，到1934年时已残破不堪，1935—1936 年它得到重建，并开始生产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 厂也被扩建，并能生产一种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在德国顾问团的一 位军械专家指导下，那儿还建造了一座防毒面具工厂。很可能该厂 还有一项建造芥子气厂的计划。     一座由全套德国设备组成的全新的兵工厂建立在“新经济区”湖 南株洲，主要生产20毫米、37毫米、75毫米和100毫米大炮以及相应 口径的炮弹。该厂于1938年5月开始生产，同年秋迁往重庆。另一 座新设施是南京附近的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该厂的设计方案于 1936年秋由3名留学德国的军械专家负责，并得到蔡斯(Zeiss)光学 公司的帮助。1937年7月建设开工，但该项计划没能完成，并于1938 年3月迁往昆明。     在1935至1937年间兵工署建立几个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德国技 术顾问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黑色火药专家，法本化学公司的布卢梅 (Blume)博士领导的理化研究所；在克兰茨(O．Cranz)教授和沙定 (H．Schardin)博士指导下的弹道研究所；以及杜尔豪泽尔(S．Dull- hauser)领导下的防毒处和化学品组。德国顾问也参与了材料研究所 和南京城外的白水桥精密研究所的工作。     在俞大维的领导下，留德的工程师和军火专家在兵工署的高层 干部中占据优势。总务处处长是李祖冰(柏林工业大学)；兵工技术 司司长是江杓(慕尼黑和柏林大学)；兵工署副署长是杨继曾(柏林工 业大学)，他于1944年接任俞大维的署长职务。此外，戴季陶之子戴 安国(柏林大学)抗战时曾任总工程师。另外，兵工署官员和年轻的 受训者被派往德国的化学和弹道工业部门接受各种培训。兵工署的 各种图表一律使用中德两种文字，并以德国工业规范为标准。     向德国购买武器     恰恰是在兵工生产扩大的同时，由于南京政府训练的精锐部队 大量增加，武器的进口量也随之增长。除了少量武器用外汇购买外， 武器进口主要经由合步楼来进行。该机构同俞大维和德国军事顾问 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合作并不容易，但逐步改善了关系。合步楼的技 术人员一般系来自克虏伯、亨舍尔(Henschel)、蔡斯和莱茵金属 (Rheinmetall)等公司的休假人员，他们为使用这些装备提供指导。 这些装备不是少量的零碎部件，而是整批地供给某支特定的部队。 正如《民族观察》(Volkische Beobachter)驻远东记者所写的那样：“整 师整师的(中国军队)，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我们德国国防军 使用过的德式军品装备起来的，这就是合步楼的工作。” 表4 德国对主要客户的武器和弹药出口量德国政府统计数字（1935-1936） 国家   出口额    占全部出口的百分比 1935年 英国   1089       10.5 中国   841         8.1 智利   825         8.0 荷兰   760         7.4 日本   120         1.2 1936年 中国   6405       28 智利   1326       6 英国   1251       5.6 匈牙利1206       5.4 日本   171         0.8     资料来源：贝弗莉·考西，《1918—1941年德国对华政策》(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42年)， 第276页。     表4所提供的是1935至1936年间德国向其主要客户出口武器 和弹药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反映出合步楼关于对华军事输出条约 的作用。不过，这些官方数字尽管精确描绘了贸易趋势，但对出口的 实际数目却低估了十倍。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字，1936年共向中国 运送了价值640．5万马克的武器和弹药；实际上，交付给中国的这些 货物应为6 458．10万马克。第二年按合同应运送的货物总数应为 6098．35万马克。由于一大部分应于1936年交货的器材直到1937 年才运抵中国，所以德国在1936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 2374．8万马克，而1937年则为8 278．86万马克。     到了1937年7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 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 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Messerschmitt)和斯图加(stuka)型战 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斯飞机。中国海军已向德 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经过“整编”的师共30万人，其中 8万人是精锐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他们大多是用德制武器装备起 来的。     军队的整编     法肯豪森顾问团的工作是编练精锐的陆军师，他也试图将原有 的、数量庞大的陆军师加以训练，使之具有适中的作战能力。塞克特 原计划的第一步：整编过的精锐部队人数由平时的10万人增加到战 时的30万人，这一计划到战争爆发时已完成了80％。然而，到1937 年7月时，新编师中有许多没有能够编练完成，这主要是由于时间不 够，但还有一个因素，即“整编”师(主要来自江西战场)的数量似乎超 过了塞克特1934年在牯岭同蒋介石商讨时所达成的协议的数目。     根据牯岭协议，在新的陆军师编练完成后，原有陆军师将按照新 编师建成的同等速度予以遣散。但军队遣散所面临的老问题即哪些 部队应予以缩减似乎再次出现；而任何文件都没有提到大规模的编 制缩减。按照德国人的观点，原先的中央军(大部分由1924至1927 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指挥)只是比早期军阀部队稍好一些。对于蒋 介石来说，他们的真正价值在于政治上的忠诚，而不是在于作战、后 勤或管理方面的优点。黄埔教员在将官阶层具有压倒的优势，而该 校毕业生在1934至1935年期间多数担任团长或营长职务。     新编师(蒋介石对其很感兴趣)和原有部队(蒋从中依然受益)之 间的紧张关系到战争爆发时仍旧存在，虽然很难精确估量它对军事 准备工作的影响。最坚决地支持军队向机动化和机械化转变的人似 乎已成为蒋的战略顾问：蒋百里将军(蒋方震)于1935年晚些时候访 问德国，回国后曾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他同塞克特的会谈记录；参谋 次长杨杰在1933至1934年间也曾赴德作了相似的旅行，他后来在 《国防新论》一书中发表了他当时的看法；德国训练的教导旅旅长桂 永清将军；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军官被派往德国受训(他们 当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日本人进攻之前，蒋和他的德国顾 问们不得不努力避免在各种国内冲突中使用其精锐部队。例如，1936 年10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力催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 长朱家骅利用其对蒋的影响力，劝蒋派出精锐部队去替代当时正在 陕西南部同共产党作战的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拒绝了，并且没 有迹象表明他对自己的这一决定表示后悔——甚至是他在西安被张 学良扣押之后。     1937年7月以前在军队重新组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即使并没 有达到其倡导者所希望的程度)使得南京政府抗击日本的自信力有 所增加。起码有一位中国领导人担心这种情绪加上日本方面的不同 看法有可能会导致灾难。正如宋子文在1937年8月对日本特使西园 寺公一所说的那样：     日本军人对中国军队仍抱有偏见。他们还是认为如果你们     一旦打击我们，我们就会投降，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自满洲事     变以来，中国军队已在努力学习。他们交由德国人训练，为使之     现代化我们花了很多钱。要知道中国军队更强了，这次有信心     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日本军队低估了中国军队，而中国军队     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更大的危险所在。     中国人的这种乐观心态最明显的表现是：1937年7月中旬，蒋介 石决心“将日本人从长江上赶走，没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战舰……打 一场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战争”。从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法肯豪森 发往德国文电中也可清楚地发现这种乐观情绪，不能排除这种乐观 是“中国事变”逐步升级为八年中日战争的重要原因。     因1937年夏末和秋季的战争而产生的灾难，意味着德国人在军 队整编方面取得的成果迅速丧失，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快。蒋 介石保卫上海和南京的决心——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对这一决定的 做出起了很大作用，即使他关于防守南京的战术建议被忽视了—— 可能已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但从军事方面来考虑，这是一个代价 昂贵和灾难性的错误，蒋丧失了他的新编军队。从1937年8月13日 到1937年12月15日期间，30万之众的中央军至少损失了1／3，有人 估计损失高达60％。精锐的新编师蒙受的损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 低级军官。纵然蒋剩余的“精锐部队”后来对台儿庄“胜利”做出了贡 献，然而由于战争最初6个月内在人员和器材方面的综合损失，致使 大量精锐部队残缺不全，丧失独立作战的能力。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灾难。他的这支新编军队已经 营了将近10年，并且是他个人权力的基础。5位德国总顾问进行了 10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就被毁掉。此外，由于“总司令的嫡系”部队 受到损失，蒋被迫更多地依靠原有的大量地方部队，在每一个关键时 刻，这些地方军队的忠诚都要用金钱来购买。从此以后，蒋介石就越 来越不是作为独立的权力实体而越来越以派别集团的操纵者的身份 进行统治了，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意外。中日战争的历史，尤其是中国 内战史将会证实这种统治方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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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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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买了个扫描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