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防卫而不使用战争?
第一节 防卫的必要性
在未来的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有两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冲突不可避免，并且需要采取有效的防卫措施以反对内部篡权者和国际侵略者。
凡属其成员不愿在此种攻击下成为牺牲者的一切政治社会，在其所需要的种种事物当中，都必须具备一套安全政策和一套某种形式的武器系统，以反对这些进攻者。这种政策和武器系统必须能够完成两种任务：威慑对方和保卫自己。
首先，这套武器系统必须是充分强大，并且有很足够的准备，从而具有高度的可能性以威慑内部篡权和外部侵略。威慑的目的要使得潜在的进攻者相信不宜进攻，因为其後果可能会使他们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包括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在内。威慑是比它的范围更广泛的劝阻手段中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劝阻即诱使潜在的进攻者由於受到多种影响力之中任何一种所起作用的结果，放弃其进攻的意图：这些影响力包括理性的辩论、道德上的诉求、使对方精神涣散、多种非挑衅性策略以及威慑在内。
然而，这里存在著一个大的问题：劝阻可能归於失败，而且没有任何威慑因素能够保证起到威慑作用。因此，威慑归於失败的结果和人们使用自己所选择的武器，就必然会成为所剩下来的起弥补作用的东西。
其次，如果碰到威慑失败的时候，这种武器系统必须能够有效地进行防卫。防卫按字面必须确切地了解为保护、保持和能够避免危险。所使用的防卫手段必须是能够使进攻失效和归於结束，而又一定不能够使被保卫的社会遭到毁灭。这种防卫的能力必须能够使进攻者停止下来和撤退，否则就打败他们，恢复在此之前该社会的和平、自治与所选择的宪政体制。
有许多人民和政府曾经相信只有军事手段才能够威慑住外国的进攻和对进攻实行抵御。在为完成此种任务所采取军事政策的适当程度上以及在这政策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上，存在著分歧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两种极端的观点：在一个极端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来自外国的危险面前，只有强大的军事手段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而削弱——甚至更糟糕的是取消——这些手段，那就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同样不负责任。而在另一极端上，则是一种和平主义的观点，认为战争本身就是比任伺其他政治罪恶更坏的东西，而因此个人和全社会都应该反对一切军事行动及其准备工作并拒绝参加。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其他意见以及各种意见的混合物。
本书并不属於这些意见中任何一种，而对书中所作分析的优点和中肯程度进行评价，与评论者对於军事政策相对适当程度的意见，或者他在有关“正义的战争”或“和平主义”的可接受性方面的信念，并无依赖关系。的确，在今天来说，这两种极端立场，彼此各自的政治基础和道德基础都是不恰当的和不完备的。在这里，重要之处在於今天实际上既没有人宣称军事手段是完备无缺的，也没有人否认军事手段是与非常严重的问题和危险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实际上也没有人会去争论说是军事手段经常能成功地达到其目标。抛开大规模的破坏不说，打败仗也常常是可能的。
现代军事技术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已经激起大量形形色色的反应和不同选择的建议。这些意见中很少是准备既阻止或限制进攻和破坏而且同时又能够提供我们所描述的那种防卫的。
有一种反应曾经是求助於按照严格的防御路线去改变军事力量的结构。这种路线另外又叫做“防御性国防”，“非进攻性国防”以及“非挑衅性国防”。这种研究途径在西欧有了很好的发展，并且与瑞士所长期坚持的国防政策具有重大的相似之处。在瑞士的政策中，武器和战略计划都同时是专门为了供防御之用而制订的，对於可能的侵略者的领土并没有进行反攻的准备和反攻的能力。
这种研究方法——它有几种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曾经建议，给军队配备毁灭性较小的武器，其机动性和射程都是有限的，从而使军队不适合於进攻的目的。例如，反坦克武器较坦克本身更受重视，而短程战斗机也比远程轰炸机或者火箭更受欢迎。有些代表人物还曾提议在使用这种装备时采取严格的防御战略，排除实行进攻性出击乃至反击的应变计划与准备。他们争辩道，此种按防御性组建的军队，可以减少其他国家有受到威胁的感觉，使得先发制人的进攻更加少有可能发生。在某些国家，例如在西德，这种意见曾经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它值得作为一种既有助於威慑和防卫、而又不致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建议性策略，而进行严格的批判性考察。
在这里不可能对“防御性国防”作详细的评论，但却有必要指出，这种研究方法很明显地包含著某些严重问题。首先，依然存在著战争升级这种危险的可能性。从侵略者方面说，如果这种有限的军事防卫手段被证实是使侵略获得成功的严重障碍，进攻者就很有可能会使他们的攻击增加猛烈程度和毁灭性。在防御者方面来说，假使他们有限的防御性军事手段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便会产生压力，要求使用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如果他们具有这种能力(或者能够很快发展或购买到这种能力)的话。
其次，“防御性国防”的手段几乎肯定会在和平居民中引起重大伤亡。展开一场没有传统战线，并且由许多军事小分队广泛地分布在整个领土之上的军事冲突，那就等於是在招惹高度伤亡率。(有一种减少此种危险的倡议是宣布城市地区为“开放城市”，这种城市将来不会采取军事手段进行保卫；但是这种倡议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从某些方面说，这种“防御性国防”的方法，基本上是防御性游击战的一种改进，通常与能够对进犯者进行准确打击的高科技军事武器结合在一起。防御性游击所固有的基本问题也被带进到“防御性国防”中来。因此，当这种政策被应用的时候，就与许多国家，包括南斯拉夫、苏联被占区、阿尔及利亚以及越南等国的游击战争经验具有很多重大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居民当中，其死亡人数是特别高的，经常是高於全体居民人数的百分之十。大规模物质上和社会结构上的毁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如果在人口稠密的中部欧洲实行防御性防卫战的建议，其伤亡和遭到破坏的程度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最後，即使是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因为斗争本身而对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影响——包括对社会各种机构的损伤和实行军事体系扩充的危害。
因此，以军事为基础的“防御性国防”对於我们经常碰到的难题似乎并不是一种满意的解决办法，这难题是一方面需要具有威慑和防卫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则又会面临现代军事技术造成的大规模毁灭。不管我们一般对军事手段的意见有多少种，但是探索是否可能存在某种非军事的替代方案，或者是否可以将此种方案加以发展，以满足社会在威慑与防卫外部进攻和内部篡权方面的需要，则是非常合乎理想的事情。
在探求此种进行威慑和防卫的非军事方案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掌握某些有限的资料。在许多案例中，为了防卫外国侵略和内部篡夺，曾经发生过事先没有准备的大规模不合作和反抗。通常这些案例并不很为人们所熟知，而它们在进行防卫方面的潜在重大意义也很少被认真地加以考察过。但它们确实存在，并且从而证实至少在某些条件下，在军事或准军事的国防手段之外能够找到一种代替方案。因此，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为：怎样才能够使非军事斗争的潜力得到发展，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它的力量将能够真正对进攻起威慑作用，并且在必要时，成功地对其进行抵抗。我们是否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有效的超军事力量的防卫政策呢?它必须既能够起威慑和防卫作用，而又能够避免引起现代战争的危险。
第二节 群众性防卫
这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在美国被称为群众性防卫，而在欧洲则通常叫做人民防卫或社会性防卫。这名称说明它是由平民(以与军事人员相区别)进行的防卫，所使用的是平民的斗争手段(以与军事的和准军事的手段相区别)。这是一种目的在於阻止和击败外国军事侵略、占领和内部篡权的策略。後者既包括行政上的篡权，也包括更为常见的政变在内，也就是说，从实际上和政治上夺取国家机器的控制权，并且通常是由现存政府内部或外部的一个政治、军事或准军事精英集团所发动。这种政变可以是纯粹由内部所发动，也可以是得到了外国的怂恿和帮助。
为反对外国侵略和内部篡夺所采取的威慑行动和防卫斗争，必须依靠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武器才得以完成。(关於“武器”，我们所指的是那样一些工具和手段，它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却可以在军事或者非暴力冲突中，用来进行战斗。)在群众性防卫中，这种非暴力武器被用来开展广泛的不台作运动和造成大规模的分开反抗。其目的在於既使进攻者的目的遭到挫败，又使得他们不可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论其统治形式是外国行攻机构、傀儡政权或者是篡权者的政府。这种不合作和反抗也同时和其他形式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在於破坏进攻者所属军队和工作人员的忠诚，增加其在执行命令和实施压迫时的不可靠性，甚至诱导他们进行叛变。
群众性防卫是以一种改进和发展了的形式，在国防问题上实施非暴力行动或非暴力斗争的一般技巧。它应该由全体居民、由受进攻者目标和行为影响极大的特定团体以及由社会上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其中谁卷入得最深，是随著进攻者的目标——不管这目标是经济的、思想意识的、政治的或者其他范畴的——的不同而改变的。
群众性防卫的含义是说它应该由全体居民和它的组织机构，在经过事先准备、计划和训练的基础上来加以展开。而这些准备、计划和训练又是以下列事项为依据的：即依靠对非暴力斗争的基本研究所得的结果，依靠对进攻者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深入分析，以及依靠对问题解决办法的精确而集中的研究；例如在严峻的压迫面前怎样增进居民的持续抵抗能力，或者在遭受攻击时，怎样最好地保持有效的沟通渠道。了解使这些非暴力斗争方式尽量有效的必要条件，以及洞察扩大进攻者弱点的方法，是发展群众性防卫的成功战略的基础。
群众性防卫是以下述理论为依据的：政治权力，不论其渊源来自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由每一个社会的内部泉源所衍生出来的。居民可以通过拒绝提供或者切断这种权力资源的方法，以控制统治者和打败外国侵略者。本书第二章将对此种理论作更为仔细的考察。在第三章，我们将对“缺乏独立性的统治者”这一理论的应用情况，通过广泛的非暴力行动技巧来加以考察，群众性防卫从这种应用中得到许许多多的借监。於是第四章将草拟出一个合理的群众性防卫的政策提纲。如同大多数防务手段一样，这一政策要求必须在事先有准备、有计划、有训练的基础上加以贯彻。第五章将对有关群众性保卫斗争的政策在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和加以执行时所可能采取的若干步骤(或者如同在某些情况下所已经采取的步骤)仔细加以考虑。
第三节 历史上的范例
我们对早期无准备的斗争掌握了一些重要资料，在为未来反对侵略者的群众性防卫进行准备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我们可以从考察一些包含著许多问题的案例中研究有关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及其潜在能力。
正如下面的实例所显示的那样，非暴力斗争的遗产是十分丰富和多种多样，并且远远超出国防的种种目标之外。在反抗独裁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更大自由的斗争中，在反对社会压迫的战斗中，在反对不必要的政治变动中，以及在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非暴力行动都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与通常的理解相反，这些斗争手段——通过抗议、不合作和破坏性干预——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曾经发挥过重大历史作用。这些经验包括一些实例在内，对於此种实例，历史学家的注意力曾经主要集中在与冲突产生的同时或其後所发生的暴力之上。
在近数十年中，与此有关的反对内部压迫与独裁的抵抗运动和革命，计有：一九五六年、一九七○—一九七一年间和一九七六年的波兰运动，一九八○至一九八九年间为组织独立工会和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波兰工人运动，一九四四年萨尔瓦多和瓜地马拉为反对现存军事独裁的非暴力革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间伊朗反对国王的斗争，一九五三年的东德起义，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间匈牙利革命的主要表现，一九六三年南越佛教徒反对吴庭琰政府的运动和一九六六年佛教徒反对西贡政权的运动，一九五三年苏联沃尔库塔和其他集中营的罢工运动，以及七十和八十年代苏联争取民权的斗争和犹太活动分子开展的斗争。
早期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反对内部暴政和外部统治的非暴力斗争，计有：一七六五—一七七五年间北美殖民地的非暴力革命；这次革命对美国人来说是获得了重大胜利，并且取代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许多政府：匈牙利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消极抵抗运动，特别是一八五○—一八六七年间的斗争；一八九八—一九○五年间芬兰反对俄国的抗命和政治上不合作运动：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主要表现和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十月政变之前的二月革命；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间朝鲜人民反对日本统治的非暴力抗议运动(这一运动归於失败)；以及甘地所领导的几次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三○—一九三一年间的斗争。
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曾经发生过重大非暴力斗争的其他国家计有：智利、伊朗、巴西、墨西哥、中国、苏联、海地、菲律宾、印度、南非、缅甸、匈牙利、南朝鲜、新喀里多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巴基斯坦、巴拿马以及以色列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等。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非暴力斗争在一九八九年变成了中国争取民主运动的主要特徵。这一斗争的第一阶段以天安门广场及北京其他地区的大屠杀告终，但是从此斗争便逐渐转入了另一个阶段。苏联在一九八九年经历了极其广泛而且人数众多的非暴力斗争，其参与者中有：煤矿工人、工厂工人和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等，他们中有些人要求脱离苏联)。在一九八九年後期，非暴力斗争以惊人的速度震撼了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要想预言下一次事件将在甚么地方发生是不可能的。
许多人却并不知道，除掉以上种种形式的实例之外，还曾经使用过许多并未精心策划的非暴力斗争，以作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篡权者的重要抵御手段。
在本章中，我们将扼要叙述四个无准备的保卫国家的非暴力斗争。两个是反对内部政变，两个是反对外国军事入侵和占领的。反对政变的两个实例是一九二○年魏玛德国抵抗卡普暴乱的斗争和一九六一年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军官企图推翻查尔斯•戴高乐政府所引起的反抗。反对侵略的实例是一九二三年德国人为保卫鲁尔区使之免遭法国、比利时侵略和占领，以及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间捷克斯洛伐克为反对苏联及华沙条约国侵略和占领所进行的民族保卫斗争。
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据我们现在所知，它们是为了保卫宪法和保卫国家而最明显地使用非暴力斗争的实例，并且也因为有适当数量的关於这些事例的历史资料可供利用。然而在所有这四个案例当中，其抵抗都是无准备的，并且其人民、他们的组织机构以及政府都显然缺乏任何准备、组织、训练、适当的装备、以及任何有关非暴力斗争的应变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军事性防卫所具有的)。在这些案例中，缺少以上条件是它们的严重缺点。如果事先没有组建军队和训练士兵，没有生产和储存武器和弹药，没有军事战略的研究，没有预备役军官队，没有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安排，以及没有准备紧急血浆供应和医疗服务，人们可以想像得出，这样的战争怎么能够取得胜利。下面所扼要敍述的四个案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曾经发生过为保卫国家而进行无准备的非暴力斗争的其他实例，这些实例包括一九四○—一九四五年间荷兰及纳粹抗争的主要表现：一九四○—一九四五年间丹麦反抗德国占领的主要表现(包括一九四四年哥本哈根总罢工)，挪威对吉斯林①政府的主要抵抗活动，以及在某些纳粹盟邦和纳粹占领下的国家，例如在保力利亚、意大利、法国和丹麦等国家中，其政府和人民挫败反犹太措施的抵抗行动。
注①：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一八八七—一九四五)，二次大战时挪威的亲德份子，傀儡政权的头子，统治瓦解後被处决。——译者
所有这些无准备防卫的案例都值得认真地探索、研究和分析。它们并非全都获得了成功(所有有准备的军事性防卫也不都是获得了成功的，特别是在达到其目标方面并非如此)。这些案例——仅仅因为它们曾经发生过——说明进行这一类斗争是可能的。它们的结果显示了防卫性的非暴力斗争可以是有力量和有效果的。这些案例也提供了有关这类冲突中的动态和问题的重要深入见解。
第四节 无准备的反政变的斗争
这里所描述的两个反对政变的群众性斗争的案例是很不相同的。然而，它们却共同说明合法政府可由普通人民、文职人员或者常备役士兵用非暴力行动来加以拯救。然而，德国和法国的事件却不是仅有的例证。
有趣的是，列宁在其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之後，有好些年却碰到了由旧官僚机构所采取的不合作行动。当布尔什维克从临时政府及几个与之相竞争的政党手中夺取了国家机器之後，政府雇员却给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四年多之後，这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了。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宁在俄罗斯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一九二一年的“政治教训”是控制了权力的宝座并不一定意味著就控制了官僚机构。他解释道，共产党人“向四面八方发布命令，但其结果却与他们所希望的完全不同”。
其他值得加以研究和分析的案例，包括一九五七年海地反对临时总统比埃尔—路易斯的总罢工，一九七八年玻利维亚反对军事政变的卓有成效的不合作运动，以及一九八一年波兰政变之後人民群众反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府的不合作运动(仅管这种抵抗在政府机构、警察和军队中并未广泛展开)。
一九二○年的德国
一九二○年，已经面临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德国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受到了沃尔夫冈•卡普博士和沃特•冯•路特维茨中将所组织的政变的攻击，这次政变得到爱里奇•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他在一九一七年曾经是德国实际上的独裁者。就在大部分德国军队依然保持“中立”——既不参加政变，也不表示反对——的时候，由退伍士兵和一些市民组成的“自由兵团”於三月十二日占领了柏林。弗里德里克•埃伯特总统领导下的合法民主政府出走，最终逃亡到斯图加特市。
当卡普之流在柏林宣布成立一个新政府时，逃亡中的合法政府则宣布，全体公民的义务仅是服从合法政府。它下令各州拒绝与那些攻击共和国的人进行任何合作。
在柏林爆发反对政变的工人罢工之後，社会民主党发表了一份宣言，以埃伯特总统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的名义(但却并没有得到他们的正式认可)，号召举行总罢工。卡普之流很快便面临著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文职人员和稳健的政府官员们拒绝与篡权者合作。有资格的人士拒绝到这个突然建立的政府中任职。从上到下各阶层人民都拒绝承认篡夺者的权威，并拒绝帮助他们。三月十五日，合法政府拒绝与篡夺者妥协，於是卡普之流的权力进一步瓦解。写著“打倒军事独裁”的传单，在首都上空，从飞机上雪片般地撒下来，号召进行抵抗。镇压也常常是很严厉的，有一些罢工者被枪杀。
然而，不合作运动的影响力仍在扩大。三月十七日，柏林治安警察要求卡普辞职。同日卡普辞职并逃往瑞典。当晚，卡普的许多助手也身著便衣纷纷逃出柏林。冯•路特维茨将军也辞去职务。在这场以非暴力为主的不合作运动中曾经发生某些流血冲突。这时候，自由兵团又重新回到服从合法政府的立场上来并且开出柏林。可是，他们在撤退时，杀戮和杀伤了一些不同情他们的市民。政变被工人、公务人员、官员和普通居民的联合行动所击败；他们集体拒绝实行民事和行政事务上的合作，而这种合作正是篡权者为使他们所争取的权力发生实效所需要的。
对魏玛共和国来说，其他严重的内政问题仍然继续存在著。然而它却运用民众和政府的不合作与反抗方式，对抗其内部进攻者，挺住了它所遭受的第一次正面攻击。
一九六一年的法国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表明他正在放弃继续使阿尔及利亚归法国统治的企图。於是在四月二十一日与二十二日之交的夜晚，在仍受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法国第一驻外军团的伞兵团发动叛乱，从合法的法国官员手中夺取了阿尔及尔市的控制权，其他的叛乱军事单位则占领了附近的要害地点。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反抗。至少有三个在阿尔及利亚忠於合法政府的法国将军——包括总司令在内——被叛军所逮捕。这政变是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巴黎法国文官政府之间前此政策冲突发展的顶点。
四月二十二日，叛乱的“武装司令部”宣布阿尔及利亚处於戒严状态，并宣称它正在接管文官政府的一切权力，表示决心粉碎任何反抗。这一阴谋由四名上校策划，但是这一声明却是以四个刚退役的将军(夏尔、尤沃、泽勒和沙朗)的名义发表的。第二天，尼科将军(法国空军参谋部代理参谋长)、毕戈将军(驻阿尔及利亚空军司令)以及其他三位将军支持叛乱。篡权者掌握了报纸和电台的控制权，这使他们得到垄断(他们是这样设想的)法属阿尔及利亚通讯的权力。
巴黎的法国政府处於困境之中。有五十万法国军队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本土的只有很少的作战部队。驻扎在德国的两个法国师的可靠程度受到怀疑。准军事性的国家宪兵部队和共和国安全部队的忠诚也同样没有把握。人们担心在巴黎正同时酝酿著一个反对政府的政变，他们也担心空军可能运来叛军入侵法国和撵走戴高乐政府。阿尔及利亚叛乱的成功取决於能否取代巴黎的合法政府。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法国各政党和工会举行群众集会，号召在次日举行一次一小时的象徵性总罢工，以表示他们坚决反对叛乱。这天晚上，戴高乐向全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敦促人民反抗和拒绝服从叛逆者，他说：“我以法国的名义，命令在每一个地方，使用一切手段——我重覆一句：使用一切手段——以挡住这些人前进的道路，直到他们被打败为止。我禁止每一个法国人，首先是每一个士兵执行他们的任何命令。”
同一天晚上，总理德布勒在他自己的广播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要准备对付一次空降袭击并且关闭巴黎机场。在强调使用“一切手段”的时候——其中显然包括军事行动——但德布勒却把他的信心寄托在非暴力手段之上，例如他号召群众采取行动劝服士兵：这些士兵可以飞回来表示重新效忠合法政府。“一旦当警报响起的时候，你们就步行或乘车到那里(机场)去，使这些犯错误的士兵们认识他们所犯的重大过失。”
阿尔及利亚的居民和军队中的人员从晶体管收音机中收听到了戴高乐在法国所作的广播讲话，这些人员中很多是应征入伍的士兵。然後这讲话稿的文本便被复印和广泛加以传播。戴高乐认为其讲话对鼓励广泛的不合作与不服从运动起了作用。他说：“从那时开始，叛乱便立即碰到消极抵抗，而这抵抗并且每时每刻变得更为突出。”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五点钟，一千万工人举行象徵性总罢工。戴高乐使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紧急处置的权力，逮捕了许多右翼的支持者。在机场，人们准备了许多车辆，如果飞机企图著陆，就把车辆放置在跑道上，使跑道堵塞无法使用。公共建筑物前布置了岗哨。对阿尔及利亚实行了金融和海运方面的封锁。在当天晚上，克勒班将军宣布法国驻德部队效忠於合法政府，并且在次日就奉命开赴巴黎。
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部队采取行动以支持戴高乐政府和对叛乱者暗中进行破坏。到星期二，三分之二现有的运输机和许多战斗机已经飞离了阿尔及利亚，使它们不致供入侵法国使用。其他的驾驶员则伪称机器出了故障或者机场已被堵寒。陆军士兵则乾脆待在营房里。发生了许多故意造成的缺乏效率的事情：叛军军官发出的命令被遗失了，档案不见了，通讯和运输迟滞不通。被征入伍的士兵们普遍地察觉到了他们为支持合法政府所采取的不合作行动的力量。为了力图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部队中保持控制权和维持秩序，叛乱的首领们不得不使用许多他们可以调动的军队。许多军官暂时避免采取立场，观望这场斗争将怎样进行下去，准备加入胜利的一边。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包括驻阿尔及利亚的警察，最初是支持叛乱的。但是，阿尔及尔的政府公务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却常常进行反抗，他们收藏起文件，并且自己躲藏起来，以免被人看见以为是支持叛乱的。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二的晚上，阿尔及尔的警察表示重新支持戴高乐政府。在叛乱者的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有了发展，有人主张使用暴力手段。当天晚上，在另一次广播讲话中，戴高乐下令效忠政府的部队向叛乱者开火。然而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叛乱已经遭到了致命性的破坏。
叛乱的领导者们决定放弃准备实现的政变。在二十五和二十六日之交的夜晚，第一驻外军团的伞兵团撤出了阿尔及尔，而叛乱者也放弃了政府建筑物。夏尔将军投降，其余三个领导叛乱的已退役将军则躲藏起来了。
曾发生过少许伤亡事件。在阿尔及利亚和巴黎，也许有三人被杀，若干人受伤。进攻被反抗和分化所彻底击溃了。戴高乐依然保住了总统位置，而阿尔及利亚则在一九六二年取得了独立。
第五节 无准备的反对侵略斗争
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为反对外国占领而开展的非暴力斗争事例——这些占领者早在几年、几十年或者若干世纪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其统治制度。这些事例包括例如爱尔兰反抗英国的统治，匈牙利在一八五○年至一八六七年反抗奥地利的统治，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期印度反对英国占领的运动。然而下面的案例则与我们的研讨有著更为明显的关联。首先是入侵一开始就展开了抵抗，并且在被占领之後还继续进行著。其次是这两个案例都得到了政府和社会上主要机构的正式支持。所以用它们作为我们所可能阐发的问题之范例是更为合适的。
一九二三年的德国
以非暴力抵抗作为政府的正式政策来反对外国侵略的，很可能以一九二三年的德国在鲁尔区反对法国和此利时占领的斗争为历史上的第一个案例。
鲁尔区的斗争特别复杂，并且经历了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六日这一段时间。在这里，除了提到它的某些特徵之外，不可能说得更多。法国和比利时发动侵略，是为了取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後)按计划应支付的赔款，而不顾德国的极端财政困难，并且为了达到其他的政治目的(例如把莱因地区从德国分割出来)。
这次占领碰到德国采取的不合作政策，这一政策是仅仅在实际入侵之前几天才决定的。并没有进行准备，但抵抗却由德国政府资助。工会曾经强烈要求采取这种政策。他们发言人中的一个曾经论证道：“当侵略者出现的时候，如果公务员和工人都停止工作，而那些雇主们又拒绝满足法比委员会的要求，这就将有可能使该委员会和军队丧失他们完成其任务的手段。”
反对侵略军的实际不合作行动逐渐展开。其手段包括拒绝服从占领军的命令、非暴力的反抗行动、矿主们拒绝为侵略者服务、在对反抗者进行审判时举行大规模示威、德国警察拒绝向外国军官敬礼、德国工人拒绝替法国人维持铁路交通、撤除铁路设备、店主拒绝卖东西给外国士兵、普通市民甚至在饥饿的时候也拒绝到占领军设置的施粥处去领取食物、不顾重重禁令而出版反抗性报纸、张贴反抗宣言和标语、以及拒绝采煤等。
镇压是严厉的。这包括下述手段，例如实施戒严、把反抗者驱逐到未被占领的德国去、设立军事法庭、纵容暴徒和强盗、不经审判就投入监狱或判处以长期徒刑、鞭笞、枪毙、杀戮、夺取钱财和个人财产、控制新闻、在民舍和学校驻扎军队、强迫实行身份证、以及发布种类繁多的镇压性条例等。反抗和镇压的後果是食物普遍短缺，从而导致严重的饥荒。
由於多种方式的暗中破坏使抵抗运动变得复杂化了，其中包括进行爆破，有时使占领人员丧命。这种暗中破坏与派出间碟、情报人员和暗杀被怀疑的情报人员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搞爆破也使得国际上减少了对德国的同情心。普鲁士内政部长塞弗林、工会以及占领区的大部分居民都强烈反对本区之外的人所搞的暗中破坏，这种破坏扰乱了抵抗运动前此所形成的团结。暗中破坏同时也招来了忿怒的占领军所作正式的和一时冲动的严厉报复与惩罚。这种惩罚的手段之一是封锁公路交通。普遍失业和饥荒连同持续性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构成了严峻的问题。抵抗运动的团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连同进行抵抗的意志，最後都被破坏了。
九月二十六日，德国政府放弃采取不合作运动，但是居民的痛苦却加深了。举行了复杂的谈判，德国最後稳定了通货，但却面临一系列共产党和极右翼的叛乱以及若干州所策划的政变企图。
比利时人普遍抗议他们政府的行为。一些法国人变成了德国人的支持者，并被称之为“德国佬的辩护师”。一九二三年末，普恩加来①向法国国民议会承认他的政策已经失败。德国也不能宣称取得了胜利，但侵略者终於撤退了，而莱因区也没有从德国分离出去。侵略者既没有达到其经济目标，也没有达到其政治目标。
注①：雷蒙•普恩加来(Raymond Poincaré，一八六○—一九三四)：曾任法国总统(一九一三—一九二○)和三次任总理，当时正在第二任上。——译者
英国和美国进行了干预，并且获得了对赔款支付计划的重新安排。制订了道斯计划以处理赔款、占领费用和德国的财经偿付能力等事项，并且向德国提供了一笔贷款——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德国应该保持统一的这一前提之上。
到一九二五年六月，所有的占领军便都撤退了。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後的几十年当中，东欧国家内部的市民骚动对於苏联在该地区的霸权造成了严重问题，有时威胁著苏联对某些国家的控制。这种骚动具有多种形式：既有非暴力的(罢工、游行、反抗性示威和由居民夺取控制权等)和暴力的(例如在暴动或者军事行动中的情况)。在许多最有意义的平民斗争的事例当中，计有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运动和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国家保卫性的抵抗运动。
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最不平常的一个案例，它是为保卫国家而进行的无准备群众斗争，也许是迄今最有意义的尝试。到後来其结果虽然是失败了，但不是失败得很快。第一个星期的抵抗是不合作与反抗手段最卓越的运用。甚至在此之後的八个月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制止了苏联官员，使之不能达到其政治目的，即建立一个服从苏联愿望的政权。据报导，苏联官员最初曾预料会发生军事抵抗，并估计他们可以粉碎这种抵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而後便撤退，这一切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完成。
苏联领导人设想，用将近五十万华沙条约部队入侵，一定能够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并使其全国人民处於混乱与失败境地。入侵应使之有可能发生政变，以取代进行改革的杜布切克政府。因此，克格勃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绑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几个重要领导人，其中包括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总理奥尔德里克•切尔尼克，以及国民议会主席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全国阵线主席法兰蒂泽克•克里格尔。共和国总统洛德维克•斯沃博达则被拘禁於住宅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已被击败的信号。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者们决定实行军事反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军队很快就会被较之远为庞大的华沙条约入侵部队所击溃。但与此相反，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长们却发出紧急命令，要求部队待在他们的营房里，於是一场形式十分不同的抵抗便展开了。
这场特殊性质的非暴力抵抗在入侵部队中造成了严重的後勤问题和士气问题。报导表明不得不在短时期内把原来入侵部队的很大一部份加以替换，有的甚至必须在几天之内就替换下来。
由於在好几个战略性的政治问题上进行了抵抗，阻止了一个通敌政府的产生。在入侵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便开始进行抵抗了，例如政府通讯社的工作人员拒绝发布消息，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人曾经请求苏军入侵。斯沃博达总统拒绝在一份由一群斯大林式的共产党员交给他的文件上签字。一个地下保卫运动电台网号召进行和平的抵抗，报告抵抗活动的情况，并且团结了好些反对入侵的官方机构。
政府官员，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组织都谴责入侵，国民议会要求释放被捕的领袖和立即撤退外国军队。在第一个星期，保卫运动电台网创造了许多有关不合作与反抗的方式，并且设计了其他方式。电台召开了第十四次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号召举行一小时总罢工，并要求铁路工人延误俄国通讯器材和电台干扰设备的运输，并且劝阻人们，不要通敌合作。电台论证了暴力抵抗的无益和非暴力斗争的明智。苏联人找不到足够的合作者来建立他们的傀儡政权。
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完全成功，但苏联官员们发现他们控制不了这个国家。面对团结一致的群众性抵抗和自己军队与日俱增的士气低落，苏联领导人把斯沃博达总统用飞机送往莫斯科进行谈判；但斯沃博达一到达莫斯科，便坚持要求被绑架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也出席。
双方达成了妥协——这也许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让苏联军队的进驻合法化和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某些改革。可是许多基本性的改革还是坚持进行下去。改革派又回到布拉格的政府职位上来。广大居民把这种妥协看作是一种失败，并且坚持一星期之久不肯接受。
虽然有软弱和妥协，改革体制和许多的改革项目还是从八月坚持到第二年四月，直到某些反苏联骚动为苏联的加强镇压提供了藉口。这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员们投降了，他们把杜布切克改革派从党和政府的岗位上拉下来，用主张强硬路线的胡萨克政权取代他们。
苏联官员们被迫把他们最初使用的军事手段改变为逐渐加强政治压力和操纵，耽搁了八个月之後才达到了他们的基本目的。在这种对方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如果是由於捷克斯洛伐克使用了军事抵抗从而使苏联的充分控制被推迟达八个月之久，那么这场战斗就将会与当年德摩比利①之战等量齐观；在这场战斗中，一小部分希腊人与占极大优势的波斯军队奋战，直至只剩下最後一个人。
注①：德摩比利(Thermopylae)：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的主要战场。——译者
捷克斯洛伐克人保卫斗争的性质和成就已经被许多人忘却，而且当被注意到时，又常被歪曲。防卫斗争是由於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投降而最後归於失败的，并不是因为抵抗而被击败了的。然而这抵抗却推迟了苏联的控制达八个月之久——从八月到四月——而如果是采取军事手段的话，这件事情将会是不可能作到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完成的，尤其没有应变计划。在这种极为不利的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就，给人以一种启示，即尽管最後失败了，但精心研究过的、有准备和有训练的非暴力斗争用於实际防卫时，甚至可以比军事手段具有更大的潜在能力。
第六节 系统开发的基础
本章所引证和描述的这一类案例可以为系统开发一种新的防卫形式提供基础，这种防卫能够起反对外国侵略与内部篡夺的威慑和保卫作用。
直到现在，这种行动的方式还是一种没有得到发展的政治技术。它还是粗陋的，就好像军事行动在五千年左右以前一样。正如前此所指出的那样，非暴力斗争的参加者经常是缺乏事先的组织、准备和先进武器、缺乏训练和缺乏对以往冲突以及战略原则的深入了解。而对於这些，军事方面的实践者是早在几千年前就具备了的。仅仅在改进武器、组织、训练和军事行动战略上作些自觉的努力，就可以大大增加军事行动的战斗效力和破坏力。
但这种努力却还没有应用到群众性斗争中去。尽管有这种重大不利条件，以非暴力斗争保卫国家的实践者还是取得了令人深刻印象的成果。现在我们需要对下述问题给予注意：这样多的成就是怎样取得的，以及是否可以——而假定可以的话，又怎么样——替未来创造出(部分地从以上的范例中找出)关於一种有准备的威慑和防卫的更有效的政策来。
说明
对於在本章所提出的各点，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分析和资料，请参阅吉恩•夏普著：《社会权力和政治自由》(波士顿，波特•萨金特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第二六三—二八四页，以及吉恩•夏普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波士顿，波特•萨金特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第六三—一○五页。
这里提出的有关“防御性国防”的讨论所包括的仅仅是这个领域许多建议中最普遍的特徵。这一研究的主要倡导者计有：霍斯特•阿弗赫尔特，安德斯•波塞拉普，诺伯特•汉尼格，约辰•洛塞，阿尔布雷克特，冯•穆勒，以及卢茨•昂特塞赫尔等。有关这一研究方式入门性全面评论，请阅读乔纳森•迪安著：《另一种防卫——对北约组织中央防线问题的答覆?》、《国际事务》第六十四卷第一册(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冬季号)第六一—八八页；以及斯蒂芬•J•弗拉纳根著：《各种非挑衅性和群众性防卫》，见小约瑟夫•S•奈、格雷呃姆•T•艾利森和艾伯特•卡恩塞尔合编：《命运攸关的远见——避免核武器灾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巴林杰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出版)第九三—一○九页。也请参阅弗兰克•巴纳比和埃格伯特•伯克著：《不需进攻的防卫——欧洲的无核防卫》(英国布拉德福市，德福大学和平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二年第八期)。在此一领域中的主要出版物计有：霍斯特•阿弗赫尔特著：《防御犁国防》(汉堡市赖因伯克区，罗沃尔特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安德斯•波塞拉著：《欧洲非进攻性防卫》(哥本哈根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工作论文集一九八五年第五期)：诺伯特•汉尼格著：《不构成威胁的防卫》(斯图加特大学：“和平与欧洲安全研究工作组”一九八六年，论文集第五期)；汉斯•海因里希•诺尔蒂和威廉•诺尔蒂合著：《群众性抵抗和自发的抵抗》(巴登——巴登市，诺莫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卢茨•昂特塞特尔著：《保卫欧洲——走向一个稳定的威慑因素》(波恩，安全政策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出版)。
为了研讨与瑞士的防务政策有关的“防御性国防”，请参阅迪特里希•费希尔著：《不构成威胁的铜墙铁壁——瑞士的总体防务观念》，见伯恩斯•H•韦斯顿编：《走向核裁军和全球安全——对不同选择方案的探索》(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布，西方观点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第五○四—五三二页。
对使用於英国防务的“防御性国防”的介绍，参阅防卫备用方案委员会编：《没有炸弹的防卫》(伦敦和纽约：泰勒与弗朗西斯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
关於列宁的引文是来自《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见弗•依•列宁：列宁选集三卷集(纽约国际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卷三第六九二—六九三页。
有关抵抗卡普暴乱的报导是以下列著作为基础的：威尔弗雷德•哈里斯•克鲁克著：《总罢工》(北卡罗莱纳州查佩尔•希尔市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一九三一年出版)第四九六—五七二页；唐纳德•吉德斯皮德著：《阴谋家》(纽约：瓦伊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一○八—一八八页；埃里奇•艾克著：《魏玛共和国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卷一第一二九—一六○页；卡尔•罗洛夫(笔名卡尔•埃利希)著：《非暴力抵抗——被粉碎的卡普暴乱》，被收入K•埃利希•林德伯格和G•雅各布森合编的《没有武器的战斗》(哥本哈根：莱文及芒克斯加德、艾纳•芒克斯加德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九四—二一三页；以及约翰•惠勒—贝内特著：《权力的报应》(纽约圣马丁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出版)第六三一八二页。也请参阅夏普著：《非暴力行动政治学》第四○—四一页和七九—八一页。
关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政变进行抵抗的报导则是以亚当•罗伯茨的报导为根据的，其文章《对军事政变的群众性抵抗》载於《和平研究》杂志(奥斯陆)第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五年)第一九一三六页。所有引文均来自该资料。
关於鲁尔斗争的描述是以沃尔夫冈•斯特恩斯坦所著的《一九二三年的鲁尔冲突》为根据的。见亚当•罗伯茨编：《起国防作用的群众性抵抗》(美国哈蒙兹沃斯出版社和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彭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第一二八—一六一页。
关於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的报导以下列著作为依据：罗伯特•利特尔所编：《捷克罪行录》(纽约，普雷格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罗宾•雷明顿编：《布拉格的冬天》(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菲利普•温泽和亚当•罗伯茨合著：《一九六八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九年出版)，以及弗拉基米尔•霍斯基著：《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制度的改革和保卫》(斯图加特市恩斯特•克勒特出版社及慕尼黑科泽尔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出版)。也请参阅H•戈登•斯基林著：《中断了的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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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22 16: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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