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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议兵 [提要]        本篇阐述的是荀子的军事思想。 在文中荀子指出，攻战之本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最强大的军队是“仁人之兵”。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政治状况。将领要做到智能决疑，行能无过，临事果断。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此外，军队还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即“顺命为上，有功次之”。 荀子指出：征服天下的根本武器不是军队，而是昌明的政治。礼是国家强固之本，行仁义则政治昌明，这样的国家能吸引天下之人，因而能够兼有天下。 原文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       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孙卿子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       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所行，攻夺变诈也，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传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       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未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势。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焉涣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阸，忸之以庆赏，�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       故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辟之犹以锥刀堕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试。故王者之兵不试，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近募选，隆势诈，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矣。夫是之谓盗兵，君子不由也。故齐之田单，楚之庄�埃�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强弱则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齐也，掎契司诈，权谋倾覆，未免盗兵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强弱之效也。”       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       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臧，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       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躐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封于宋；曹触龙断于军；殷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也，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临武君曰：“善！”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欢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此之谓也。”       李斯问孙卿子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谓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谓仁义者，大便之便也。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故曰：凡在于君，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所以乱也。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宛钜铁釶，惨如蜂虿；轻利僄遬，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捌穑�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杀戮无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辨，沟池不拑，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明内者，无它故焉，明道而钧分之，时使而诚爱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响，有不由令者然后诛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邮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流，无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        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险阸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粥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将以为利邪？则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戆陋，谁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后百姓晓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乐之，于是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然后赏于是起矣。是高爵丰禄之所加也，荣孰大焉？将以为害邪？则高爵丰禄以持养之，生民之属，孰不愿也。雕雕焉县贵爵重赏于其前，县明刑大辱于其后，虽欲无化，能乎哉？故民归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为者化。而顺，暴悍勇力之属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属为之化而公，矜纠收缭之属为之化而调，夫是之谓大化至一。《诗》曰：‘王犹允塞，徐方既来。’此之谓也。        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门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贫求富，用饥求饱，虚腹张口来归我食；若是，则必发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财货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后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国俞贫，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齐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夺之；燕能并齐而不能凝也，故田单夺之；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得之则凝，兼并无强。古者汤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第2楼

译文：       楚国将领临武君和孙卿子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赵孝成王问：“请问用兵的要领是什么？”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察好敌人的动向，然后再出动，在敌人还没有到达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势，这就是用兵的要领。”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的方法是，凡用兵攻战，关键在于使人民心意一致。如果弓矢不协调，那么就是后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如果驾车的六匹马不协调，那么造父也不能驾车达到远方，士兵和人民不亲近归服，那么就是汤王和武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善于使人民归服的人，就是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要领就是善于使人民归附罢了。”       临武君说：“不是这样。兵家所重视的是有利的形势和有利的条件，所实行的是变化多端、隐秘诡诈的手段。善于用兵的人，变化极快，神秘莫测，敌人不知道他从哪里出动。孙子、吴起使用这种方法，天下没有谁能够和他们匹敌，难道必须依靠人民的归附吗？”       孙卿子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仁人的军队和称王于天下的人的志向。您所重视的是权术计谋和有利形势，你所实行的攻击夺取、变化欺诈，这些都是诸侯国使用的方法。仁人的军队是不可能被欺诈的，那些可以被欺诈的军队，都是一些防备松懈、疲弱不堪、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欺诈的人，不过是欺诈手段的高明和笨拙之间的差别，成功也是侥幸。用继这样的人去欺诈尧，就好比用鸡蛋去碰石头，用手指去搅开水，就像投身水火的人会被淹没和烧焦，所以，仁人的军队，上下一心，全军同力，臣子对待君主，下级对待上级，就象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兄长，就象用手臂保护头、眼和胸一样，对这样的军队进行突袭，与先惊动而后进攻的结果是一样的。仁人治理方圆十里的地方，就能了解方圆百里的情况，治理方圆百里的地方，就能了解方圆千里的情况，治理方圆千里的地方，就能了解天下的情况，这样他们必然会耳聪目明、警惕戒备、齐心协力如同一个人一样。所以，仁人的军队，聚集起来成就成队伍，分散开来就成行列，横着就象莫邪宝剑的长刃，无论谁碰上它就断，树着就象莫邪宝剑的利锋，无论谁阻挡它都会崩溃。扎营的队形无论是方是圆都坚如磐石，凡是触犯它的军队必被摧毁，只能狼狈逃窜。至于残暴的君主，谁会帮他去打仗呢？那些跟着他去打仗的，必然是他统治的人民，但是他的人民亲近我如同亲近父母一样高兴，喜爱我如同喜爱椒兰的芬芳，他们回过头去看自己的君主，就象看到受到火烧、脸上刺字刑罚的人的可怖面目，就象看到了仇人。人的本性，即使是象桀、跖路那样的人也是如此，哪有愿意为自己所厌恶的人去残害自己所喜欢的人呢？这就象要求别人的子孙去杀死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必定会告诉自己的父母，又怎么能放任呢？所以仁人被任用，国家就日益昌盛，诸侯先归顺的就平安，后归顺的就危险，企图与他为敌的就被削弱，背叛他的必定会死亡。《诗经》里说：‘武王出兵征伐，手持秉鉞，其势如熊熊烈火，无人敢挡。’说的就是这个。”       孝成王、临武君说：“说得好，请问使用何种方法才能成为称王天下的军队呢？” 孙卿子说：“一切大权都在大王的手中，将帅只处理次要的事情。就让我说说称王天下的王者和诸侯为什么会有强弱存亡的不同结果，为什么会有平安危险的不同形势吧。君主贤能则国家安定，君主无能则国家混乱，崇尚礼制、尊重义行，国家就安定，怠慢礼制、轻视义行，国家就混乱。安定的国家强盛，混乱的国家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根本。君主能够被臣下和人民所敬仰，那么臣下和人民就能够被君主所使用，那么国家就强盛；臣下和人民就不能够被君主所使用，那么国家就衰弱，这是国家强弱的常规。崇尚礼义、论功行赏，是上策；注重禄位、重视气节，是中策；只看重战功、轻视气节，是下策，这是国家强弱的要略。重视军队的国家强盛，不重视军队的国家弱小；爱护人民的国家强盛，不爱护人民的国家衰弱；政令通行的国家强盛，政令不通的国家衰弱；人民齐心协力的国家强盛，人心不齐的国家衰弱；奖赏重的国家强盛，奖赏轻的国家衰弱；刑罚威严的国家强盛，刑罚被轻视的国家衰弱；器械、用具、兵器、盔甲坚固适用的国家就强盛，器械、用具、兵器、盔甲不坚固、粗劣的国家就衰弱；用兵慎重的国家就强盛，用兵轻率的国家就衰弱；权力集中的国家就强盛，权力分散的国家就衰弱，这也是国家强弱的常规。”       齐国人推崇作战杀敌的技巧，他们的技巧是，凡是新斩获一个人首级的，就赏金八两，没有打胜仗的也应当给予赏赐。这种无论战事的胜败，只凭杀敌多少来进行奖赏的办法，战役小、敌人弱，还勉强可以，如果战役大，敌人强，就会军心涣散、四处奔逃，好象用尽力气的飞鸟一样，没有多少时间就会掉下来，这是亡国的军队，没有比这更弱的军队了，这和从市场上雇用来的人去作战差不多。魏国的武士，用考试的办法录取，身穿铠甲，能拉开十二石力量的弓，背着装五十支箭的箭筒在肩上，头戴盔帽，腰挂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半天就急步步行百里。考校合格，就免除本户的徭役，田宅也不征税，数年之后，这个人虽然已年老，但他所享受的权利却不可剥夺。重新挑选士卒又不容易做得完备，因此土地虽广，但所收的税很少，这是危国的军队。秦国的人民土地狭窄贫瘠，君主对待人民十分严酷，用权势逼迫人民去从事战争，用穷困限制人民的生活，使他们不得不去打仗，用战胜敌人给予奖赏的习惯来促使人们去打仗，用刑罚督促人们去打仗，使下层人民只有用打仗的方式向君主求利，不打仗就没有其它的生机。使人们生活狭窄再用他们去打仗，有了战绩就为他们请功，立功就受到奖赏，得到赏赐则更想立功，功赏互相促进。秦国规定斩获敌人五个首级，就可以免除本乡五户人家的徭役，这样他的兵源始终最多，战斗力量强，并且长期不衰落，征税的土地也很多。所以秦国四代都强盛并不是侥幸得来的，而是有它的必然性。所以齐国善于作战杀敌的士兵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抵挡秦国的精兵，秦国的精兵不能抵挡齐桓公、晋文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不能抵挡商汤王和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如果他想抵挡商汤王和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就如同把焦脆的东西投掷在石头上一样。所以齐魏秦三国的军队，都是追求贪图利益的军队，都用的是受雇用的人出卖力气的方法，没有懂得尊重君主、安于制度、极尽忠义的道理的，如果有能够尽心尽力的推崇礼义的诸侯，那么他就能起来将这些国家打败。       所以用雇用的形式招集兵员，崇尚权势和作伪，崇尚功利，这是欺诈，推行礼义教化，这是使人民团结一致的方法。所以用欺诈的方法抵挡欺诈，还有巧妙和拙劣的区别，用欺诈来抵挡团结一致的国家，就好比用小刀想毁掉泰山一样，如果不是愚蠢之极，是不会去一试的。所以王者的军队不用欺诈的方法与别的国家打仗的，商汤王和周武王在诛杀桀、纣之时，态度从容的指挥战斗，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被灭亡的，诛杀桀、纣是因为其残酷暴虐、众叛亲离，诛杀它们如同诛杀一个人，泰誓上说‘独夫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军队高度团结就能够取天下，比高度团结次一级的能够打败临近的敌国，至于雇用形式招募兵员、崇尚权势欺诈、功利的军队，能不能打胜仗是没有定准的，时强时弱，时存时亡、互有胜负罢了，这就叫作强盗军队。君子不用这样的军队，所以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桥、秦国的卫鞅、燕国的缪虮，都是现世一般人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但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巧妙与拙劣、强大与弱小不相上下，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还没有达到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的地步，他们抓住敌人的弱点趁机行使诈术、玩弄权术、颠覆敌人，只不过是强盗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他们的军队都是和衷共济、团结一致的军队，可以说是进入了礼义教化的门了，然而还没有抓住礼义的根本，所以他们能够称霸一方却不能称王天下，这就是国家有强弱的效验。

	第3楼

孝成王和临武君说：“好！请问怎样做将军？”         孙卿子回答说：“智慧没有比放弃无把握的谋略更大的了，行为没有比无过错更好的了，事情没有比不反悔更为重要的了。事情做到了没有可以反悔的地步就可以了，不要求必须成功。所以军队中的各种制度命令，要严厉而有整齐，奖赏刑罚，要坚决而讲信用；修筑营垒，钱物管理，要周备而坚固；军队的转移进退，要安全而稳重、紧张而迅速；侦查敌情及其变化，要秘密而深入，要反复分析和验证；在同敌人决战胜负的时候，一定要按照自己所了解清楚的情况去行动，不要按照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去行动，这就叫做战争中的‘六项战术’。不要只想到保住自己的将帅地位而唯恐失去，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可能性，不要只重视内部政令的威严而轻视外敌，不要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不顾有害的一面，考虑问题要深思熟虑，使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这叫做‘五种应当权衡的情况’。将帅不接受君主命令的原因有三种：宁可被杀也不使防守的地方不完备，宁可被杀也不让军队去打不能取胜的仗，宁可被杀也不能使军队去欺骗百姓，这叫做‘三项最高原则’。凡是受命于君主带领三军出战的将领，三军已经安排好了，军中各级军吏各守其职，军中各种事情都已经纳入正轨，那么，君主的奖赏不能使他沾沾自喜，敌人的计谋不能激怒他，这就叫做最好的将领。在战事发生之前，一定要周密的考虑，慎之又慎，慎重的对待战事的终结如同慎重的对待战事的开始，始终如一，这叫做‘大吉’。一切战事的成功必然在于谨慎行事，一切战事的失败必然在于过于轻心。所以谨慎胜过懈怠就吉利，懈怠胜过谨慎就失败，计谋措施高于想要达到的目标，战事就顺利，想要达到的目标高于计谋措施，战事就凶险。征战如同防守一样谨慎，行军转移如同作战一样高度警惕，有了战功如同侥幸得到一样，不居功自傲。谋略之事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进行战事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下属官吏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士兵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对待敌人要谨慎而不松懈疏忽，这叫做‘谨慎而不松懈疏忽的五个方面’。在战争中慎重的行使上述‘六项战术’、 ‘五种应当权衡的情况’、 ‘三项最高原则’，而且用谨慎而不松懈疏忽的态度对待战争，这样的将领可以称之为天下无敌、用兵如神了。”         临武君说：“好！请问王者军队的法令制度是什么样的？”         孙卿子说：“将帅发出了进攻的号令，就死也不后退，驾驰战车的人死也不能丢下马缰，各级军官死也不能离开职守，军士就是死也不能离开队伍。听到击鼓声就进攻，听到鸣金声就退却，服从命令是第一，建立战功是其次。命令不进攻却进攻，如同不能后退却后退一样，罪过相同。不杀年老病弱，不准践踏庄稼，对不战而退的敌人不捉拿，对抵抗的敌人绝不放过，对投诚的敌人不当俘虏看待。诛杀，不是诛杀敌国百姓，而是诛杀敌国扰乱百姓的人，百姓中有保护乱贼的，他也是乱贼。因此，不战而退的敌人让他们逃生，顽固抵抗的敌人坚决消灭，投诚的敌人交给将帅处理。周武王灭纣后，归顺周朝的微子被封于宋，拼死抵抗的大将曹触龙被斩首于军前，归顺周朝的殷人在生活上和周朝的人民一样被对待，所以，近处的人们歌颂周朝的军队，欢迎他们的到来，远处的人们不怕颠簸劳苦来投奔周朝军队，无论多么偏僻边远的国家，没有不投奔来为他效劳的，并以此为乐，四海之内像一家，凡是人迹能至的地方，没有不顺服的，这就叫做人们的师表。《诗经》里说：‘从西到东，从南至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个。王者的军队只有讨伐不义而没有攻打撤军，坚守城池，而不去攻打城池，不屠杀他们的人民，不搞偷袭，军队不久留在外，用兵不超过预定的时间，所以那些混乱国家的人民向往王者的政治措施，不安于本国君主的统治，盼望王者的军队来到他们的国家。”         临武君说：“对！”         弟子陈嚣问孙卿子说：“先生谈论用兵，常常把仁义作为根本，仁就是爱人，义就是遵从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兵呢？凡是靠用兵处理事情的，不都是为了争夺吗？”         孙卿子说：“并不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仁就是爱人，正因为爱人所以憎恨那些害人的人，义就是遵从道理，正因为遵从道理所以憎恨那些不遵从道理的人。用兵是为了禁暴除害，不是为了争夺。所以仁人的军队所驻守的地方就能达到大治，所经过的地方人民就能受到教化，就像及时雨，没有人不欢喜的，所以尧伐灌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夏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这四帝两王都是以仁义之兵通行于天下的，所以，近处的人都喜爱他们的美德，远处的人都仰慕他们的正义，军队用不着流血打仗，远近的人都来归服，德行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影响就会遍及遥远的地方。《诗经》里说：‘我们理想的好君子，言行始终相如一，言行始终相如一，是四方各国的好榜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斯问孙卿子说：“秦国四代都保持强胜，军队是四海之内最强的，威望是各国之中最高的，但这并不是推行仁义而取得的，不过是看怎样做有利就怎样做罢了。”         孙卿子说：“并不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你所说的有利，不是真正的有利。我所说的仁义，是最大程度的有利。那些推行仁义的人，是为了把政事治理好，政事治理好了，人民就会亲近君主、喜爱君主，毫不犹豫的为了君主牺牲自己。所以说，一切大权在君主手中，将帅处于次要地位。秦国四代强盛，却经常担心天下各诸侯国联合倾轧自己，这就叫做乱世的用兵方法，没有把仁义作为根本。所以商汤驱逐夏桀，并不是因为在鸣条那一战而驱逐他，周武王诛杀纣王，并不是因为甲子这一天武王克纣之后取得胜利的，这些都是因为以前一贯施行仁义、实行教化的结果，这就叫做仁义的军队。现在你不寻求根本而只索求末节，这就是世道混乱的原因。”         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是使国家强大坚固的根本，是威望盛行天下的途径，是建功立名的总纲。天子诸侯遵循它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不遵循它因此而毁掉了江山。所以，兵力强大并不一定胜利在握，高城深池也并不一定牢不可破，政令严厉、刑罚繁多并不一定威震四方，遵循礼义之道就能得到，不遵循礼义之道就会被废止。         楚国人用鱼、犀牛、兕等动物的皮革制成了铠甲，像金石一样坚固，用宛地出产的刚硬的铁制成了矛，人若被刺如同中了蜂蝎巨毒，士兵的行动敏捷迅速，来去突然有如飘风，然而垂沙一战，楚军大败，将领唐蔑身死，庄后趁机造反，楚国就四分五裂了。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兵力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楚国以汝、颍两河为天然险要，以长江、汉水为天然城池，以北部边境邓邑一带的森林为天然屏障，环绕方城山修筑长城以防御敌国入侵，然而当秦军入侵楚国时，楚国国都鄢、郢却先后被敌军占领，就如同树上的枯叶被剥落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固的地形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纣王剖开比干的腹挖去他的心，囚禁了箕子，制造了炮烙的酷刑，随意杀戮，使得臣下都提心掉胆不知能否活命，然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来的时候，纣王的命令却不能被下属执行，纣王也不能调动人民保卫自己，这难道是因为政令不严厉、刑罚不繁多吗？这是因为君主不用礼义之道治国造成的。         古代的兵器，只有戈矛弓矢这些而已，然而不使用这些武器，敌国就臣服了。城郭不整修，护城河不挖宽，坚固的要塞不立，阴谋权变不施展，但是国家却坚固始大，和平宁静不怕敌国侵略，没有其它的原因，只是遵循礼义之道治国，按照等级差别进行分配，对民力使用得其时，真心爱护他们，这样，臣下百姓附和君主就如同影随形，响应声也一样，如果有不服从命令的，依照刑律的规定给予惩罚，所以惩罚一个人，天下都会服从，有罪过的人也不埋怨君主，他知道罪过在自己。因此，刑律虽然简而少了，但它们的盛名就象流水一样畅通无阻，没有别的原因，遵循礼义之道治国罢了。古代尧帝统治天下时，只杀了一个人，惩罚了两个人，天下便安定。古书上说：“威信严厉但不使用，设置刑律而不用”，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人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得到赏奖才去做的，那么遇到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就不会去做了，所以，奖赏、刑罚、威势、欺诈不能使人们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以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人民的君主，他们统治臣下百姓，不用利义忠信，而大多数考虑用奖赏、刑罚、威势、欺诈去威逼他们，以获取他们的成果。像这样，如果大敌到来，让他们的臣民坚守孤立无援的城池，一定会叛变投敌，遇敌作战必定会被打败，担任劳累辛苦、繁杂耻辱的任务的人员一定会逃离，迅速的一哄而散。奖赏、刑罚、威势、欺诈这些方法，等于是采用雇用别人，进行买卖的方法，不可能使人民团结一致，治理好国家，所以古代的人认为这是羞辱，而不用这些方法。重视用道德声望来影响人民，明确礼义制度来引导人民，尽力做到忠诚可信来爱护人民，推崇贤人任用能人，并根据品德和能力的差别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反复强调用提高等级和奖赏鼓励有功者，按照时节安排事情，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调整统一百姓，养育百姓，就如同保养土地一样，政令已经确定，风俗已经整齐一致，如果有违背民俗不顺从君主的，那么百姓没有不厌恶、不痛恨的，像除掉邪恶和灾害一样想除掉这样的人，这样刑罚就产生了。这些重刑事加在这些人身上，还有比之更大的耻辱吗？这样还有什么好处吗？重刑就要临头了，假如不是疯子、傻子，谁能看到受刑的耻辱而不改正呢？这样以后，百姓都会清楚的知道遵循君主的法令，乐于依从君主的意志，那些能够让人们弃恶从善、修养身心、品行端正、多行礼义、尊重道德的人，人民没有不尊重和重视他们的、没有不亲近和赞美他们的，这样，奖赏制度就产生了，高官厚禄加在这些人的身上，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吗？难道有人会认为它有害吗？那么用高官厚禄来供养，哪一个人能不羡慕呢？把奖赏官禄放在前面，把严刑大辱放在后面，两者都非常清楚明确，即使人们不想向好的方向变化，可能吗？所以人民归顺君主就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凡是这样做的就能使天下大治，其推行的政令就会无声无息的使人民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人会因为受到教化而顺从，那些残暴凶狠、恃勇逞强的人也会因受到教化而老实，那些不诚实，一心只为自己谋利的人会因受到教化而公正，那些性情暴躁不讲道理的人也会因受到教化而平和，这就叫做布化达到了极点。《诗经》里说：‘宣王计划完美恰当，徐国已经来归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兼并别国，有三种方式：有用道德兼并别国的，有用武力兼并别国的，有用财富兼并别国的，那些被兼并国家的人民尊重我的名声，赞美我的德行，想成为我的人民，所以开门清路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我们依照他们固有的习俗，不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百姓都能安宁的生活，这样我们设立的法律和颁布的政令，百姓没有不顺从的，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重，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强，这就是用道德兼并别国。不尊重我的名声，不赞美我的德行，因为畏惧我，被我的威势所胁迫，敌国的民众虽然和我离心离德，但是不敢有背叛的意图，为了保有这种威势，必须要有庞大的军队，给养一定很烦费，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小，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弱，这就是用武力兼并别国。不尊重我的名声，不赞美我的德行，只是因为贫穷而追求富有，因为饥饿而追求饱食，于是饿着肚子，张着嘴巴来我这里求食，像这样就必然要打开仓库地窑将粮食发放给他们，需要三年的时间，然后人民才可以信任，这样，得到了土地而权势更小，兼并了别国而兵力更弱，这就是用财富兼并别国。所以说，用道德兼并别国的可以称王天下，用武力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衰弱，用财富兼并别国的自己会越来越贫穷。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兼并别国比较容易办到，但是保持和巩固就很困难了。齐国虽然能兼并却不能巩固，所以魏国把宋国夺去了，秦国能兼并齐国却不能巩固，所以田单把齐国夺去了，韩国的上地，方圆百里，城邑完整而富足的归降赵国，赵国不能巩固下来，所以被秦国夺了过去。所以，能兼并下来而不能巩固，就必须被别人夺走，不能兼并下来而又不能巩固，就必须被别人灭亡。能巩固自身，就一定能兼并别国。得到了土地就巩固它，然后再去兼并别国，就不会有什么强国不能兼并的了。古代的商汤王王凭借的是亳地，周武王凭借的是镐地，都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地方，但是他们都统一的天下，使诸侯国称臣。这没有其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巩固兼并的地方。所以用礼义巩固士人，用政事巩固人民，礼义完善，士人就顺服，政事平稳，人民就安居乐业，这就叫做最大的巩固，这样，用来守卫国土，国土就坚固，用来征讨别国，就会强大无敌，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称王天下的事业就完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