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进攻崇拜：一个理论神话的破灭 兼求证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883 http://blog.sina.com.cn/xujin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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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log似乎是这个 看背景是坐过几年办公室的正版军人。 看到篇这样的东西，里面提及到一战前夕的对步兵战术的进攻崇拜似乎不存在，这个提法是否正确？ 不过看上去作者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出战场上的进攻和战略上的进攻之间的区别（例如谢尔曼进军亚特兰大，就是用地图上的进攻取代了实际战斗上的进攻，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否？）。他也没有谈论到向大海进军 这一现象所说明的，当庞大的兵力足以封闭任何地图层面上的机动时，战术上的变化足以反过来把战略手段高度限制。 他在文中也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德军对于自动火器时代的进攻和防御有什么详细的办法。而实际情形中德军的惨重伤亡也对作者所认为德军对于一战的可能情形的形式构成挑战，尽管作者认为德军的战术较其他国家更为适应实际战场，但是德军的伤亡似乎不太能证明这一点。而他在文中所提及的 国家力图创新军事学说以适应实际变化，我实在看不出德军的手法比起谢尔曼来说有太多的新意（或者是我太浅薄所以看不出两者的重大区别？）。
__________________ 一、相互抵触的观点与证据 进攻崇拜（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即普遍相信征服是容易的）是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用于解释一战爆发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理论假设。范·埃弗拉归纳了1914年大战爆发前进攻崇拜在欧洲国家的种种表现，并总结指出，进攻崇拜主导了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的战略计划，这是因为军事和文职领导人过度相信进攻性军事战略和战术的有效性。[③]范·埃弗拉因此感叹道：“如果欧洲人知道防御占优的话，所有的突发事件可能都不会发生”。[④]斯奈德则致力于解释导致进攻崇拜生成的组织和个人因素。他认为，虽然此前的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已经昭示了“这个时代的战术和后勤技术强烈有利于防御者”，但是当时的欧陆强国采用进攻性军事战略没有从理性出发去选择防御性战略，而是基于“组织偏见和职业军事规划人员对军事学说的过度简化”选择了进攻性战略。[⑤]可以看出，范·埃弗拉和斯奈德都认为1914年前的欧陆强国均对当时的攻防平衡状况发生了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导致进攻崇拜观念的产生和蔓延，当时的决策者又根据进攻崇拜统统选择了进攻性战略，而这正是一战爆发的原因。 [color=#DC143C]基尔·利伯（Keir A. Lieber）可能是目前国际关系学界中唯一注意到近期历史研究对攻防理论冲击的学者。他在《战争及其策划者：政治优先于技术》一书中即使用部分新近的历史研究成果指出，1870年以后的历任德国总参谋长（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和小毛奇）都对当时的武器技术发展有利于战术防御心知肚明，而且施利芬，特别是小毛奇意识到对法战争很可能不是一场速决战，而是一场有利于德国的消耗战。[⑥]2007年，利伯再次撰文全面介绍近期历史研究成果对攻防理论的挑战，并在2008年就这个问题与斯奈德教授交换了意见。[⑦]关于进攻崇拜问题，利伯在文中指出，新近发现的历史材料和以前被忽视的材料并不支持进攻崇拜的存在。他继而列出一些证据表明德国的三代总参谋长：老毛奇、施利芬和小毛奇都预料到下一场欧洲战争将是长期的、血腥的和代价高昂的。小毛奇等德国领导人决定发动战争不过是想在这场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中赢得最初几场战役的胜利，以使自己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来应对日后的长期战斗。[⑧][/color] 利伯的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军事史研究成果对攻防理论提出的挑战，同时他也颇有理由地强烈怀疑攻防理论是建立在不可靠的经验基础之上，并进而质疑防御性现实主义一些基本理论点，比如安全困境和螺旋模式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适用性。[⑨]
利伯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德国军事领导人在战前就了解主战武器相对有利于防御的战场效应，也预料到对法战争的血腥前景；德国文职和军事官员在七月危机中并未丧失对事态的控制；德国发动战争不是出于担心被协约国合围，而是出于扩张和争霸的野心。所以，他最终的理论结论是：攻防平衡即便在防御主导的情况下，也难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战争决策是一个政治决定，政治的考虑优先于技术的考虑。如此一来，范·埃弗拉所谓的“进攻崇拜”和斯奈德主张的“一战前欧洲列强对攻防平衡有认知错误”这两个重要而相互关联的观点就十分令人生疑了。[⑩] 利伯所描述的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对于现实战场未来的清醒认识是否确实？
尽管利伯比较令人信服地批驳了“进攻崇拜”与一战爆发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如果正如他所述，在是否发动战争这个问题上，政治的考虑优先于技术的考虑，那么在德国已经认识到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的情况下，它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很可能失败的战争呢？换句话说，如果德国在发动战争时认为自己有可胜之机的话，那么它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突破敌方的防御优势呢？ 我在下文中将力图证明，一战前的德国军事家不存在进攻崇拜精神，他们对新型武器的战场效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与认真的讨论。但是，德国的总体战略认为德国必须采取“西攻东守”的军事战略，因此，德国的军事指挥系统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他们认为找到了突破防御总体上相对更加容易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进攻计划。 二、军事技术的防御特性与军事学说的进攻本质 利伯曾经提出：因火力增强而带来的防御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战役和战略上的僵局，国家可以通过军事学说的创新来打破防御优势。[11]这对解释本文所提问题来说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可惜他并没有进行充分论证。不过，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比如，军事技术的相对防御优势为什么不必然转化为战役和战略上的僵局？军事学说到底应该顺应还是突破军事技术的相对攻防优势？甚至我们还能提出一个更抽象的军事辩证法问题：面对具有某一类攻防特性的武器，人的主观能力性（体现为军事学说）到底有多大？ 本文作者曾在另一篇有关攻防理论的文章中指出：“军事技术强烈影响着战争的爆发、进程和结果。当军事技术出现重大变革时，整个战争的形态都要随之改观。各国在制订军事战略时，必须正确认识军事技术对战略的结构性影响。当军事技术这个自变量发生变化时，军事战略这个因变量也应该发生变化。然而，军事技术只是为军事战略的转型提供了一种结构性限制框架，它并不直接或必然驱使国家采取适应其要求的军事战略。国家根据自己对军事技术的认知来制订军事战略。” [12]在这篇文章中，我还提出并验证了一个假设：在战争和严重军事对抗中，决策者将调整军事战略以适应军事技术攻防优势的变化，而不是转变军事技术的攻防优势以适应军事战略。当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而各大国采取进攻战略时，战略失败将迫使某大国率先进行战略转型；当军事技术有利于进攻而各大国采取防御战略时，某大国将率先创新其作战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战略转型。[13] 现在看来，上述观点既有可借鉴之处，例如，军事技术只是一种结构性限制框架，并不直接或必然驱使国家采取适应其要求的军事战略，国家根据自己对军事技术的认知来制订军事战略；也有值得更新和发展之处，例如，认为军事战略最终必须适应军事技术的攻防优势变化。实际上，所谓“结构性限制框架”和“最终必须适应”一类的词汇表明，本人以前有比较强烈的军事技术决定论意识。所谓军事技术决定论，是指军事技术的发展必将使战争的推向某一方面，而且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14]当前的攻防理论家们均是程度不同的军事技术决定论者。他们都认为，既然1914年前的军事技术有利于防御，那么国家就应该采取防御战略，军事界就应该广泛讨论如何加强防御，如果事情并非如此，那么就是国家出现了认知错误，而这导致了一战悲剧性的爆发。 军事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忽视了武器与人相结合的困难，想当然地简化了军事技术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过程。这句话听上去有很强的军事技术决定论气息，但他也指出，实际上，上述结合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着矛盾和磨擦，有时也会导向不可预知的结果。因为在人与武器这两个要素中，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而武器是被动的，所以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与武器相结合，这其中并不一定有所谓的“最优模式”。 从对军事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角度出发，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当在和平时期军事技术相对有利于防御时，国家会努力通过创新军事学说来试图突破军事技术的防御优势，这些创新成果将构成国家采取进攻战略的军事基础。所谓军事学说（military doctrine），按斯奈德的定义，是指军事决策者所持有的关于战争本质以及如何赢得战争的一整套信仰。这套信仰既为军事决策者组织信息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也为其评估信息的重要性提供了标准。这套信仰还可具体化为新兵训练科目、军队编制体制的设计指南和军事机关的标准运作程序。[15]在本文中，军事学说主要是指战术和战略理论。 本文不使用进攻性/防御性武器（offensive/defensive weapon）这样的术语，而用“军事技术相对有利于进攻/防御”或“军事技术的进攻/防御特征”这样的表述方式。正如一些学者（不管他们是攻防理论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所指，绝大多数武器和技术都具有双重用途，因而不那么容易甚至无法被区分为“防御性的”或者“进攻性的”。[16]不过，正如本文第三节所示，在既定的战术、战略条件下，一种武器可以相对有利于进攻或防御。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进攻是其生命的本质与灵魂，因为赢得战争靠的是进攻而不是防御。对于强国来说，只有进攻才能达成其政治和军事目标；对于弱国来说，它在面临强国的进攻时可能先进行防御，但最后也要以反攻来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像中国这个弱国打败日本这个强国一样）。历代军事家对进攻的重视要远大于防御。《孙子兵法》几乎通篇都在讲述如何实施进攻以及如何保障进攻的顺利进行。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虽然承认“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但随即指出，防御带有消极的目的，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在战争中只把防御所取得的胜利用于抵御，而根本不想反攻，就如同在会战中让纯粹的防御（消极性）在一切措施中占主导地位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17]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积极防御，即以进攻达到防御的目的。关于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18]如果说这也是进攻崇拜的话，那么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军队都有进攻崇拜之情。 虽然人与武器之间存在复杂的军事辩证法关系，但中外军事家们大多承认，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要素。比如，恩格斯虽然高度重视军事技术的进步对于战争的促进作用，[19]但他仍然认为，“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20]毛泽东也指出：“武器虽然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21]所以，当军事技术相对有利于防御时，军事家们不可能坐视新武器的防御效果彻底扼杀进攻的可能性。他们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军事学说上的创新，包括战术、战役、战略以及军队结构上的创新，防止防御主导现象的出现，在战术、战役和战略层次上保持进攻态势的可行性。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军事学说的创新将军事技术的相对防御优势基本化解，使之甚至在战术层面上也不能形成防御主导。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果，但实际上难以达到。二是如果在战术层次上形成了防御主导，那么就必须创新战役和战略理论，使军队能够通过进攻性的战役和战略动作来化解战术僵局，也就是说，将防御主导局限在战术层次。 本文选择1914年大战爆发前的德国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攻防理论至关重要。它既是该理论产生的归纳（inductive）案例，又时证明案例。[22]如果本文能够证明进攻崇拜并非触发一战的原因，那么攻防理论的实证地基就将严重松动。二是因为本文关注的是和平时期国家对军事技术攻防特性的认识及应对措施，以及这些认识和措施如何构成德国预期赢得战争的军事基础；三是因为军事史学界近年来对德国战前军事理论和作战计划的研究十分活跃，成果丰富。本文还重点研究战术理论的创新问题。由于作者旨在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去研究攻防理论，因此本文的证据材料绝大多数取材于对军事史的研究成果，对外交史研究成果则甚少涉及。另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战术理论创新问题。传统上，攻防理论的分析只集中于战略或战役层次，但本文试图突破这一传统，因为军事技术的作战效应首先体现在战术层次上，而且不管战略目标构想得多好，也只能依靠战术上的成功来实现。战略规划不仅由政治目的决定，也由可得的军事工具的有效性决定。[23] 三、德国军界对军事技术攻防特性的认知及战术创新 1914年以前的德国军事家们并不像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对军事技术的相对防御优势视而不见，并固执地为下一场战争准备先发制人式的进攻战略。相反，他们早就从德国统一战争等战争经验中充分认识到了军事技术的相对防御优势及其造成的战术进攻僵局，并为解开这一僵局进行了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尝试。[24] 可以说，德国军事家在一战爆发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力图恢复进攻行动和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 （一）防御主导与未来战争的可能性 在19世纪中叶，随着来复枪和后膛炮的出现，步兵和炮兵的火力水平（射程、精度和杀伤力）得到很大提高。军事技术的防御特性在德国统一战争中显露无疑，师、旅、营、连、排级的战术进攻被防御方粉碎的战例相当普遍。 从1871年到1914年，军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战场的死亡地带变得更大了。首先，连发步枪和机关枪的广泛应用使步兵在进攻时的死亡地带从1870年的300米左右延伸至1895年的1500米左右，继而在20世纪初又延伸至2000米左右。比如，德军于1898年配备的98式毛瑟枪的有效射程就是 2000米，而十年前配备的88式毛瑟枪的有效射程才700米，并且98式毛瑟枪的弹道更平直，子弹的初速度更大。马克沁重机枪的射程在2000米以上，而且射速达480－600发/分钟，这在当时的枪械中是最快的。其次，冶金、弹药和火药技术的发展使火炮的射程与威力迅速加大。榴霰弹的应用使进攻中的步兵处于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得益于反后座力技术的突破，法国在1897年研制成功的75毫米炮的射速达20－30发/分钟，而德国在1896年研制成功的 77毫米炮的射速才8发/分钟。而且，由于反后座力装置使火炮在发射后停留在原位，因此防御方可以在炮位周围修筑掩体，以有效保护炮手和火炮。在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野战火炮的射程达到5200米，而俄国的长达6300米。无烟火药的应用使防御方的火炮在发射时不必担心暴露自己的位置，这样一来，进攻方看不见防御方，而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防御方的视线之内。[25]总之，武器火力的增强使进攻战术面临极大的危机，如果不解决战术进攻所面临的问题，那么一切进攻就无从谈起，从而最终使未来战争沦为纯粹的阵地消耗战。 1899年，约翰·布洛赫的六卷本巨著《技术、经济和政治视角中的未来战争》在德国出版，立刻引起德国政、军两界的高度关注。布洛赫的基本观点就是战争已经不再是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政治工具。他举出四点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军事而言，武器火力的增强使进攻不再可能成功，战争最终将变成阵地地和消耗战；就经济而言，未来战争将是长期的消耗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支撑数年的战争成本；就文化和心理而言，现代国家的人民已过度文明以至于无法忍受战争的苦难；就政治而言，战争只会使参战国精疲力竭却达不到其政治目的。[26]斯奈德等研究攻防理论的学者也非常关注布洛赫的著作，并被他们当作欧洲国家忽视这一著作，并顽固坚持进攻崇拜的证据之一。就德国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德国军事家并不反对他对长期战争的经济分析以及对民众的心理影响，但严厉驳斥他蓄意歪曲军事和技术事实，以至于其描绘的战争前景过于黯淡。福格尔·冯·法尔肯斯坦（Vogel von Falckenstein）称，根据他对布尔战争的现场观察，无烟火药对攻防双方都是有利的，因为它也可以使进攻方的士兵利用地形掩护而射击时不暴露自己的位置。 还有一些军事家指出，打开进攻战术僵局尽管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事实上，火力与机动性的正确配合就可以使战术进攻获得成功。 1871年以来德国军事家的大量努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些努力布洛赫却视而不见。另外，布洛赫的一些前提假定也有瑕疵。比如，他假定战争双方的消耗速度是一样的，这样双方就会同时达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他还假定各国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只有数量固定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最后，布洛赫引用了许多德国著名军事家（腓特烈大王、克劳塞维兹、老毛奇，等等）关于长期战争不可行的语录，但德国军事家与其在如此理解这些语录上存在严重分歧。对前者而言，战争的确变得更加困难，但这不意味着国家和军事不能适应这种更加困难的现实。[27] 德国军事家还对布洛赫著作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批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以上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的批评，因为这涉及到德国军事家如此去评判和分解布洛赫提出的关于未来战争的一个最基本困难：如何解决由武器的相对防御优势而导致的进攻僵局。 （二）进攻战术理论的讨论与创新 在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军事界立刻开始总结战争经验，创立新战术理论（核心问题就是解决战术进攻难题），并在此基础上修订操典、调整部队的编制结构和武器装备，以及制订新的作战方案。可以说，在1871－1914年间，德国的军事创新就从未间断过。 1.步兵进攻战术的创新。在19世纪中叶，步兵的战术进攻通常采取以营级纵队为基础的密集队形（close order）冲锋战术。而德国统一战争表明，在步枪和火炮射程、射速、精度和威力大大增加的情况下，这一传统战术行将过时。战后的研究表明，在防御方阵地 600米之外，步兵只能对面积目标（比如营级纵队）开火，造成少量伤亡，而且心理震慑效应也微乎其微；在300－600米范围内，防御方的步兵仍能给敌人造成较多伤亡，并形成一定的心理震慑效应；在300米范围内，防御方的密集火力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死亡地带，而且进攻方的支援炮兵和散兵在这个距离内因担心伤及同伴而停止压制火力，这就使得进攻部队只能依靠自备的火力来设法通过死亡地带。 因此，进攻方如何冲过最后300米就成为普法战争后德国军界热烈讨论的重大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军事家博格斯拉夫斯基（Albrecht von Boguslawski）和谢夫（Major Wilhelm von Sherff）提倡了标准化战术（normaltaktik），维尔迪·杜·维尔诺瓦（Verdy du Vernois，1889－1890年任帝国战争部长）和施利赫廷（Sigismund von Schlichting）提出了任务战术（Auftragstaktik）。标准化战术是指进攻方采用一些标准化的队形以便士兵在进攻过程中便于记忆和执行。标准化队形是指步兵和炮兵形成一些固定的合成方式，以便两者在进攻过程中精确配合。任务战术的核心观点就是随机应变，进攻部队要根据任务、地形和敌人部署的不同而选择相应的进攻队形、地点和路线。它们都强调火力优势、步炮协同、翼侧攻击、地形利用和刺刀见红，等等。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不同的进攻阶段如何去控制火力和部队的行进。这两种进攻战术理论在不同程度上被德国1888年版步兵操典所吸收。[28] 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特别是后一场战争使德国军事家开始重新审视这两种进攻战术，这导致第三种观点，也就是战术合成观点的产生。日俄战争中，堑壕攻防战时有发生，双方士兵经常有拼刺刀现象。[29]比如，1904年12月5日，日军第14旅在对俄军固守的203高地进行密集的炮火准备后，发动了白刃冲锋。日军最终以伤亡12000人、4倍于俄军（伤亡3000人）的代价夺取了该高地。战后调查发现，日军的炮火准备已经将俄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但攻上山头的日军士兵仍需与顽强的俄军拼刺刀来夺取最后的胜利。德国军事家高度关注这一战斗现象。他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现代战争需要官兵具备全面的能力，从射击、隐蔽、挖战壕，到拼刺刀，样样都得精通，光是单项能力强还无法取胜敌手，必须把这些能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夺取堑壕，进攻方只凭火力猛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和物理能力来接近敌方阵地，并最终与之肉搏。所以，这就需要炮兵和步兵形成一种“猎人与猎狗”的关系。炮兵就像猎人，利用持续的压制火力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或四下逃散；步兵就像猎狗，冲上阵地，“咬住”敌人，解决最后的战斗。因此，阵地攻击需要大量步兵，但不是组成以营纵队为基础的密集队形，而是把整个步兵旅分成数队，轮番连续冲击。 德军1906年步兵操典是实际上是以往标准化战术和任务战术理论的综合，同时还汲取了日俄战争的经验。[30]这部操典认为，进攻战术的核心要点就是任务战术理论所主张的随机应变和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攻部队要掌握各种进攻要领，白刃冲锋、翼侧攻击、疏散队形，等等，同时还要把火力、地形和工事很好的结合起来。 但是，这部操典也反对部队的过度疏散以至失去凝聚力。操典建议散兵之间的标准间隔为2.5米左右，这一间隔虽可视情扩大，但不得大于8米，否则部队就无法收拢，指挥官因而会失去对下属的控制。因此，操典建议进攻部队要学会利用地形的掩护来重组过于分散的官兵，重新恢复必要的队形和统一。 操典指出，进攻方要突出一个快字，这不仅是指通过阵地前的死亡地带要快，更重要的是要先敌决策，在观察敌情、确定目标、作出决策和实施行动等各个环节都要快敌一步。这部操典利用相当篇幅强调包围行动的重要性，这是德国军界多年来理论争论的结果，而并非是对这一原则的教条主义式的盲从（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述及）。操典在指出正面进攻和翼侧进攻的优缺点后，主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敌难以同时兼顾正面和侧翼；但反对两翼包抄，除非进攻方具有决定性的优势。[31]
日俄战争以后，德国军界又开始关注正面进攻（突破）战术问题。多数德国战术理论家认为，翼侧进攻最终会演变为正面进攻，如果敌方能够支撑足够长时间的话，就能把侧翼反转成正面。这时进攻方就要避免攻击敌阵地最坚强的部分。著名理论家科尔马·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 Goltz）指出，虽然翼侧进攻有突然性和心理摧毁效应等优点，但在实际战斗中，正面进攻难免发生，因为翼侧进攻也需要有正面进攻作为辅助，以便把敌军牢牢地钉在正面，使其无法抽调兵力去支援侧翼。另外，德国战术理论家们一致认为，正面进攻虽然很困难，进攻方会遭到很大损失，但并非不能成功。要诀仍然是以下几点的结合：全面侦察、火力准备和步枪协同。虽然个别学者探讨过正面突破行动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术行动，但他也承认，成功的正面突破战例只是个别现象，需要有一些特定因素的配合。[32] 2．骑兵进攻战术的创新。谢夫等步兵战术理论家敏锐地意识到，在未来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将局限于攻击溃败的敌军、侦察、警卫、掩护和追击等辅助性任务。所以，德国应当把骑兵的数量削减四分之一。但是，骑兵改革的难度很大，因为许多人出于对旧日辉煌的怀旧和对今后骑兵地位下降的恐惧而反对改革，他们拿普法战争中布雷多少将的那次胜利冲锋为例，试图证明骑兵在今后的战争中仍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古斯塔夫•冯•佩莱－纳伯恩（Gustav von Pelet-Narbonne）就声称，由于骑兵速度快，因此他们比步兵更有机会迅速通过死亡地带，而且骑兵在击敌侧翼和后方时也比炮兵有优势。[33] 另外，骑兵部队的高官们还严重贬低骑炮兵的作用，拒绝脱去沉重而又无用的胸甲，并仍要求骑兵用马刀解决战斗。[34] 不过，不管是哪一派，德国军事界的基本共识是：在未来战争中，骑兵攻击的机会不多，攻击成功也将伴随有严重的伤亡。骑兵发动冲锋之前及冲锋过程中必须有炮火支援，而且在敌军崩溃前不得实施大规模密集冲锋。骑兵要更多地采用下马战斗的方式，并配备步枪而不是卡宾枪（一种枪管短小的轻型步枪，专供骑兵使用）。另外，骑兵还应与步兵和炮兵搞好协同，避免单打独斗。 作为骑兵部队最坚定的支持者，佩莱－纳伯恩在总结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后指出，骑兵不应惧怕下马作战。骑兵今后应同时具备马上和马下作战能力。为此，他建议改组德军骑兵团的编制，给每个团配备3个骑炮连，一个机枪队和一个骑兵先锋排。这种编组方式可以使骑兵团具备合同作战能力，以实施有限独立的行动。佩莱－纳伯恩继续主张骑兵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必须是在敌我双方的步兵在精神和体力上都精疲力竭之时。而且，骑兵不能再做正面攻击，而是要击敌侧翼和后方，或是追击撤退之敌。最后，骑兵的速度还能使之成为一种战略武器，对敌纵深后方和交通线施以致命一击。 另一战术理论家威廉·巴尔克（Wilhelm Balck）的观点与佩莱－纳伯恩持相当接近。他强调要把骑兵部队本身的火力与骑兵的进攻行动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骑炮连和机枪队要在进攻开始前就找到位置并突然开火，在形成火力压制效果后，骑兵再行攻击。这实际上与步兵进攻战术基本一致。巴尔克还认为骑兵的下马作战也很重要，而且这并不会削弱骑士精神，反而会增强骑兵应对各种情况的信心。 著名军事家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ederich von Bernhardi）提出，骑兵的战术价值下降但战略价值上升。骑兵主要应当执行像战略侦察和奇袭或切断敌交通运输线这样的任务。当然，骑兵偶尔也会与其他兵种一起执行战术进攻任务，但只有在敌方士气趋于瓦解，抵抗力下降之后才能发动进攻，而且，也要以编成两个梯队，分别以疏散队形方式进攻。 德国1909年骑兵操典仍然认为骑兵的首要任务还是马上战斗，比1895年版操典更重视马下战斗，提出了很多关于将马上和马下战斗结合起来的具体规定。但不管是马上战斗还是马下战斗，本版操典要求，必须配以机枪和骑炮兵的火力支援。最后，本版操典承认，骑兵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不多，而且肯定会遭到严重的甚至毁灭性的损失，因此骑兵行动在绝大多数时候应有突然性，应击敌侧翼与后方。[35] 3．炮兵进攻战术的创新。从普法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最主要的炮兵理论家是克拉夫特·祖·霍亨洛厄－英格尔芬根（Kraft zu Hohenlohe-Ingelfingen）和恩斯特·冯·霍夫鲍尔（Ernst von Hoffbauer）。1889年版的德国炮兵操典是上述两人观点的混和。这部操典强调：进攻方要部署比防御方更多的火炮，要比对方更快地发射，要保持突然性；赢得炮兵对决是步兵进攻的前提条件；各级炮兵指挥官要尽可能地实行权力下放，允许下属随机应变；炮位要分散以避免敌方火力摧毁；以直瞄火力打击为主，但不排除间接火力的必要性。[36] 在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德国的炮兵理论家对这两场战争中的炮兵运用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炮兵对决成为一切进攻的先导。当步兵进攻时，炮兵的压制火力不在于它能杀伤多少敌人，而在于令敌人抬不起头，使步兵能够在弹幕射击所形成的火网后顺利前进。 这一时期德国最著名的炮兵理论家海因里希·冯·罗恩（Henrich von Rohne）在《现代野战炮兵的发展》一书中详细讨论了炮兵进攻战术问题。他指出，由于防护措施的进步，进攻方炮兵很难通过炮兵对决完全摧毁敌人的力量，但这不表明炮兵对决就是无用的。进攻方哪怕能使对方哑火几分钟，对步兵进攻也是很大的支持。法国的炮兵学说就强调压制而非摧毁，而德国正好相反。所以，德国要修订其炮兵操典。罗恩还主张炮兵和步兵要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比如，步兵引诱敌方隐蔽处的炮兵连开火，而本方炮兵即利用此机摧毁对方。步兵和炮兵的行动要同步。如果步兵不向前冲，敌军就不会进入防御阵地，而只会留在安全的后方。这时的炮火准备就没有意义。所以，步兵必须在本方炮火的支援下向前冲，迫使敌军进入防御阵地，从而暴露在本方的炮火压制之下。对于炮兵如何做好同时支持步兵进攻和摧毁敌方炮兵这项双重任务，罗恩主张应把重点先放在后者之上。他反对把参与进攻的炮兵连由一个指挥官控制，因为战场正面的宽度和炮位的分散使一个指挥官无法有效地指挥与协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炮兵单位应在总体作战任务的框架下随机应变。最后，罗恩主张，炮兵的战术价值在于压制而非摧毁，在于为步兵冲过死亡地带创造机会，至于摧毁敌步兵，那是本方步兵的事。[37] 德国1907年版炮兵操典强调火力的集中而非火炮的集中，即分散的各炮兵单位要突然而迅速地同时开火，以最大限度来集中火力。在步兵进攻时，炮兵要提供不间断的火力压制。这版操典对于炮兵是采取疏散还是集中队形不置可否，而是承认两种队形各有优势，重要的是做好防护和隐蔽工作。[38]但是，这一版操典仍否认在隐蔽位置发射的绝对重要性，认为帮助步兵获胜就要以不隐蔽自己作为代价。这个问题在1907年以后的演习和训练中暴露得越来越严重。从1907年秋到1910年，德国炮兵总监舒伯特将军（General Schubert）就一直致力于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在他的努力下，德国炮兵终于从意识上和技术上彻底解决了从隐蔽位置发射这个问题。[39] （三）要塞、重炮与进攻战术 法国是德国西线主要的对手，德国战略、战术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变化与法国国防能力的变动相辅相成。1875年之后，法国开始在北起凡尔登、南至贝尔福的法德边境地带修筑要塞，希望以此封住德国未来攻入法国进军巴黎的通道，并为法军的反击提供基地。法国一共修筑了四个巨大的要塞群：从北到南分别是凡尔登、图勒、埃皮纳勒和贝尔福。到1885左右要塞工程完成时，凡尔登至图勒和埃皮纳勒至贝尔福之间的地带已被要塞全部封锁。[40]德军现然只能从凡尔登以北和卢森堡以南地带，或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的夏姆斯通道（Trouée de Charmes）进攻法国，但这两处通道十分狭窄，大兵团作战施展不开。凡尔登向北很快就抵达卢森堡和比利时边境，而这是两个永久中立国。德军如果想从北方绕开凡尔登要塞，就只能侵犯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中立。夏姆斯通道是法国人故意在要塞带留下的一条缺口，目的是引诱德军人此地进攻，然后法军从图勒和埃皮纳勒南北夹击，聚歼德军。 不过，随着威力极大的高爆炸药的出现，这一要塞群在1886年就过时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法国无力更新法德边境所有的要塞，只是把凡尔登等四大要塞加固了一遍，但四大要塞之间的21个中型要塞只加固了6个。这样一来，在凡尔登与图勒之间实现突破就是有可能的。据一份德军1909年的情报评估反映，德国人预计到凡尔登与图勒之间的要塞的坚固程度并不足以抵御德国的重炮攻击，德军有望在数天之内突破这一要塞带。[41] [color=#DC143C]德国人有这种信心当然与其大口径火炮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不过，花费数天时间突破要塞带对讲求战术战役上的速决战的德军来说仍然耗时耗力过大。在 1894－1896年间，德国多次测试210和305毫米炮摧毁要塞的能力，结果都令人失望。少数炮弹根本不足以摧毁一个要塞，摧毁一个要塞需要数百发炮弹的连续轰击。鉴于这种情况，德军总参谋部第一军需长弗雷德里希·科普克（Friedrich Köpke）在1895年8月撰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攻击法国要塞线的任何一点都需要同时攻击要塞线的其他地方以为支援，这实在是超出了德军的实力。而且，这种正面的强攻最多只能取得有限的胜利。即使“拿出最强烈的进攻精神”，德军在攻下南锡后就再也不会取得多少进展了，剩下的只有 “逐步的、费力的和血腥的”缓慢爬行，因此，他建议总参谋长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不要期望对法战争能够取得“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而施利芬非常同意他的见解。[42]另外，也有部分战术理论家探讨过要塞攻击问题。不过，大家都认为要塞攻击不可能是速决战，而一定是费时费力的消耗战。比如，日军在围攻俄军驻守的旅大港时就耗时7个月，付出了伤亡20万人的代价。[43]显然，以主力从正面突破法军要塞线在战术上是不可行的。[/color]
施利芬虽然主张德军主力从北面绕过法军要塞线，但他并不反对发展大口径重炮，虽然他更喜欢口径适中的105毫米榴弹炮，因为重炮在攻击敌步兵野战工事方面是有效的，难点在于解决它的机动性问题。1900年，重炮机动性测试获得圆满成功，但此后步兵仍不时抱怨重炮连在演习中常常拖在后面，影响了部队的前进速度。[44] 在1906年施利芬卸任之后，德国的重炮技术又有长足进展。1909年4月，德国420毫米榴弹炮（Gamma-Device）研制成功，并于1911年交付炮兵进行试验。这门炮重达175吨，能将2000磅的炮弹射至14公里之远，但它只能通过铁路机动。后来，德国又研制成功了与Gamma- Device口径相同但重量更轻（44吨）因而机动性更强（可以通过公路机动）的M-Device。由于重炮数量的增加，时任德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的鲁登道夫（Eric Ludendorff）再次考虑用重炮炸开要塞以实现正面突破的可行性。当然，从战役理念上说，他并非准备集中主力进攻法国要塞带，而仍将进攻要塞当作配合右翼进军比利时的辅助行动。另外，在比利时也有少数先进的要塞体系，比如在列日和那慕尔，而这两地是德军进攻的必经之处。鲁登道夫估计拿下法、比要塞需要8门Gamma-Device，16门305毫米迫击炮，以及数百门210、150、130和100毫米口径的大炮。不过，由于战争部的反对和缺乏足够的资金，鲁登道夫没有得到数量足够的重炮和相应的弹药。[45] 虽然德军在重炮的数量方面没有达到总参谋部的要求，但在20世纪的前14年里，德国火炮的数量不断增长，到一战爆发前，德国炮兵已经相对于法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在重炮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仅就主力炮数量而言，德国在1913年拥有 C－96nA型加农炮3419门，105毫米榴弹炮664门，150毫米榴弹炮400门。另外，德国还有6门威力巨大的420毫米重型榴弹炮。而法国拥有75毫米加农炮4088门，155毫米榴弹炮16门，没有105毫米榴弹炮和口径在300毫米以上的重炮。[46] （四）机枪与进攻战术 机枪也是攻防理论家所重点关注的一种相对有利于防御的武器，因为这种武器会使进攻方暴露于更加快速而凶猛的火力面前。机枪在1898年就少量配备给德军部队，但那时的机枪重量过大（不装弹60磅，装满弹则达180磅），从而影响部队的机动速度，再加上容易出现技术故障（卡壳和枪管过热），和无法代替炮兵，所以不为任何兵种所喜，认为它只能用于防御。而且，施利芬主政下的总参谋部对一切只能用于防守而不能用于进攻的武器都不感兴趣。这样一来，机枪就很难在德军中推广，只有要塞守备部队对它感兴趣。[47] 1906年后有两个原因使德军内部对机枪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日俄战争的影响。日军主要把机枪用于支援步兵进攻，而俄军将其用于阵地防御，这种反差给现场观战的欧洲军事观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48]二是枪械设计的改进。新研制的MG－08s型机枪只有17磅重，使得步兵和骑兵都易于携带，增加了金属盾牌以保护枪手，另外还改进了瞄准器。[49]由于全军上下对机枪兴趣的增加，德国战争部军事行动局步兵处的弗兰克上校（Colonel Flanke）要求给每个团配备一个机枪连（六挺机枪），但这一要求遭到陆军组织处的反对，理由时陆军更缺的是军官而不是武器，因此要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军官的员额与培训。经过妥协，战争部决定从1911年开始给每个旅配备一个机枪连。[50] 关于机枪如何支援步兵进攻也有热烈的讨论。弗莱克上尉（Captain Fleck）比较了100名士兵和一个机枪队（四挺机枪）同样从80米外进攻的火力效果。在五分钟的时间里，机枪队发射了3600发子弹，而100名士兵只发射了500发，也就是前者的火力是后者的七倍。还有人指出机枪同时具有物理摧毁和心理摧毁效应的武器，其心理摧毁效应在1500米范围内的效果要大于炮火。另外，也有人指出骑兵部队在行军和进攻时应把机枪分散开来，否则目标太大，容易遭到敌方的集中攻击。最激烈的争辩当然是机枪应主要用于防御还是进攻。机枪的防御效果当然非常明显，而对于机枪的进攻效果，有人指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单纯从其本质推出结论，而需要将之与其它条件结合起来观察，这些条件包括地形、训练水平和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人提出，机枪可攻可守，区别在于型号。重机枪更适于阵地防御，而轻机枪更适于步兵进攻。[51] 总之，在一战之前，德国军界虽然认真讨论过机枪如何用于战术进攻，但实际障碍是每个旅才配备一个机枪连，数量太少,旅长必须把这个连当作预备队，用于抗击敌骑兵的翼侧突袭，或堵住进攻线上的某个薄弱点。因此，德军在进攻时更依赖炮兵，而不是机枪,后者在德军的进攻战术体系中只是一个配角。[52] 四、德国的军事战略理论及其应用 就军事学术而言，战略的层次高于战术。在战略层次上，人发挥主动能动性的空间比在战术层次上要大多。因此，一些战术难题虽然难以在战术层面解决，但可以通过战略动作而解决、缓解或规避。比如，德军就擅长通过战役层次的翼侧机动和合围行动来规避战术层面的正面进攻难题。德国的军事战略理论与其年度参谋旅行训练（staff ride）、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及实际的战略设想、战争方案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德国的军事战略理论及其应用可以使我们了解，当一战爆发时，德国是否有敢打必胜的军事基础，以及它的战略野心是否过大。 从现有档案材料来看，施利芬的西线作战目标是有限的，仅是通过翼侧攻击和正面攻击相结合来围歼部分法军，并力争击破敌要塞带。施利芬计划虽然是一份体现了 “进攻崇拜”精神的宏大战略设想，但它并非施利芬任内德军的真实作战计划，而小毛奇也无意忠实地履行这一计划。因此，我们不能通过一份从未严格实践过的纸面计划推导出德国具有“进攻崇拜”精神。 （一）施利芬的战略观 一战前德国的主流战略理论是由施利芬（1891－1906年任总参谋长）奠定的。施利芬长达15年的任职年限使其很容易把自己的战略理念贯彻到总参谋部各级军官以及各军、师、旅、团参谋长的头脑当中，使之成为德军无可争辩的主流观点。[53] 施利芬并非著作等身的军事理论家，他全部的军事理论观点体现在两三篇文章以及一些演习讲评当中。施利芬在战术理论上并无创见，只是赞同当时的主流观点。比如，他注意到火力的增强使战术进攻更加困难这一现象，并强烈反对传统的密集冲锋战术，支持疏散队形和散兵，强调步炮协同和炮兵的火力支援作用，等等。[54]而且，根据德国的军事制度，在战术和各兵种操典的制订问题上，总参谋部没有决定权，这一权力更多地集中在战争部和各军的军长手中。因此，施利芬作为总参谋长主要考虑战略层次上的问题，他和总参谋部在拟定全军年度演习方案和实际作战方案时有专断权。[55] 施利芬的战略观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两点：一是集中主力于敌侧翼，并辅之以正面进攻，力图合围并全歼敌重兵集团；二是利用德国的内线优势，按先西后东的顺序，依次击败法国和俄国。第一点是击败敌军的方法，第二点是击败敌军的顺序。[56]关于第二点，施利芬着墨不多，因为客观军事和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点。所以，他思考的重点是击败敌军的方法。 施利芬毕生反对将主力应用于正面进攻，认为正面进攻最多只能取得有限的战果，而无法实现围歼重兵集团的战略目的（他称之为“ordinary victory”）。例如，他在1899年参谋旅行训练（东线）讲评中指出，如果德军采取正面进攻，那只能把俄军逼退而已，而德军最终也将因俄军的数量优势而终止前进，双方最后形成僵局。这对于德军是致命的，因为德军是两线作战，如果一线形成僵局，那就不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在另一线形成兵力优势。所以，德军应当集中主力于敌侧翼和后方，以达到彻底摧毁和歼灭全部敌军的作战目的。[57] 在1905年11－12月作为总参谋长主持的最后一次实战演习（kriegsspiel）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战略观。他敏锐地指出，未来战争很可能退化为阵地战，日俄战争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德国必须在机动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要严防出现时间长达1－2年的久拖不决的消耗战。这种战争只会导致双方精疲力竭和经济混乱。在机动战中，德军必须以主力实施翼侧包围，同时辅之以正面进攻，以钉住敌军，防止其抽兵增援侧翼。即便有时出现阵地战，也必须先找到阵地上的弱点，然后再行攻击。[58] 许多人批评说施利芬异常执着于翼侧进攻，以至于把它固化为德国的战略教条，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比如，与施利芬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施利赫廷就指出，军队规模的扩大使战场正面的宽度增加，而战场宽度的增加使进攻方寻找和迂回防御方的侧翼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寻找和攻击敌正面的弱点和间隙，以期实现正面突破。[59]但是，不难看出，施利芬的战略翼侧进攻论与当时德国军界所主张的战术层面的翼侧进攻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观点在不同层次上的反映而已。施利芬并非不知晓主战武器的相对防御优势，他只是指望通过翼侧进攻来回避正面进攻之难（不管在战术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60]另外，施利芬的难处在于需要两线作战。德军必须首先通过翼侧进攻在西线达成速决之目的，然后迅速挥师东向，迎击俄军。所以，德国付不起打一场正面消耗战的代价。 （二）施利芬的作战设想与计划 虽然德军总参谋部有所谓“半神”之称，但它并不能单独决定德国的大战略。从1895年之后，由于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时期比较谨慎的同盟战略，德英和德俄关系逐渐恶化。在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签订之后，协约国集团形成，德国陷入外交孤立，并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幸运的是，俄军的动员速度慢，但战略腹地广阔；而法军动员速度快，但战略纵深较小，因此德军必须采取“西攻东守”的军事战略，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迅速征服法国，再利用铁路快速运兵至东线，与俄军决战。所以，德国“西攻东守”的军事战略是由其战略环境决定的，德军总参谋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如何在战役和战术上落实这一战略。 德军总参谋部每年都要举行各类参谋旅行训练和军事演习，同时制订和修订年度军队部署方案和作战计划。按惯例，总参谋长要亲自参加这些活动，并撰写讲评、总结和备忘录，因此我们可以借此来了解德军总参谋部对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看法。不幸的是，这些档案材料大多在二战期间毁于战火，不过，幸存下来的材料足以使我们窥见施利芬战略设想的演化和他任职期间德军实际作战计划的真面目。[61] 斯奈德认为，如果德国继续遵循老毛奇时代“东攻西守”的战略原则，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变得那么漫长和惨烈。“东攻西守”是指德军在西线取守势，利用德法边界线比较短的特点，在梅兹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现代化要塞的帮助下，从北起萨尔河、南到孚日山脉构筑一条坚固的正面防线。这条防线必须能够抵挡法军数月之久。如果法军企图通过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那么德国应利用下莱茵河作为天然屏障。在东线，德军应利用自己动员速度快的优势和德俄边境750公里的宽度，集中主力摧毁驻华沙的俄军，然后沿维斯杜拉河固守，并将主力调回西线，反击法军，将其逐出德国边境。当东西两线都取得有限胜利后，就由德国外交官出面与法俄两国进行谈判，保住胜利果实。[62] 而近年来的军事史研究成果表明，德国自1886年起（即老毛奇执掌总参谋部末期）就已经不再计划执行东线进攻方案。如果德奥在东线发动攻势，那也将由奥匈帝国担任主攻。朱伯认为，有两个因素促使德国将主力重新集中于西线：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俾斯麦拒绝对俄发动预防性战争，而主张德军主力进攻法国；二是法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恢复，并且开始修筑用于快速动员和运输的铁路网，而德国的要塞带并不足以阻止法军的进攻。但是，即便德军主力重归西线，德国取胜的前景也不乐观，因为老毛奇和瓦德西都没有制订出一个致胜方略。老毛奇选择正面强攻击南锡，但显然代价太大。瓦德西甚至放弃主动进攻而采取防御反击。这样一来，战争的主动权将落入法军手中，而德军至多不过能把法军逐回法国的要塞带。与此同时，德国还要考虑总体军力落后和东线作战问题。俄国可以集中72个师，再加上法国的48个师，总计120个师，而德国只有60个师，再加上奥匈帝国的37个师，总计为97个师。在德国主力集中于西线的情况下，德奥联军的总兵力必将大大落后于俄军。由于西线德军采取防守反击的策略，这意味着它无法迅速获胜并及时抽调兵力增援东线，那么东线的形势也极不乐观。这样，在东西两线均难以取胜和总实力逊于对手的情况下，德国的战争前景必将是黯淡的，因此，东攻西守战略进入了一个死局。[63] 不过，施利芬在上任后并没立即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东攻西守战略的新战略，而是曾经设想过正面突破法国的要塞带。在1893－1894年度的军队部署（Aufmarschplan）计划中，施利芬在西线部署了48个师，只留15个师在东线。在1894年的总长备忘录（Denkschrift）中,施利芬反对老毛奇和瓦德西先固守洛林再伺机反击的既定方案，认为以法军现有的实力和洛林的地形（路况不佳，而且只有40－50公里宽），法军不会集中64个师的兵力强攻德军的正面，而完全有可能以一部分兵力实施翼侧攻击。[64]德军与其因龟缩防守而被动挨打，不如采取主动进攻态势。但是，德军应主攻法军何处呢？老毛奇以前主张强攻南锡，但施利芬对此极不欣赏，因为这是他最反对的阵地进攻，费时费力而且缺乏战役价值，而且最关键的是，德军此时仍缺乏适用于攻城的重型火炮。那么在凡尔登以北绕过法军的要塞线（但不进入比利时）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凡尔登以北地域只有少量要塞和法军部队。但是，这一设想也不实际，因为德军一绕过凡尔登就必须转向南下进攻法军主力的左侧翼，但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它的左右两翼会分别遭到来自凡尔登守军和驻守法比边境的法军部队的夹击。要解决这一问题，德军必须在凡尔登－图勒一线实施强攻，而这一线的强攻又必须辅之以对南锡的强攻。因此，德军必须同时进攻三场进攻战，而这大大超出了西线德军的规模和能力。[65]此后三年，由于德国重炮技术的发展和野战重炮兵部队的建立，上述战役设想似乎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施利芬在此期间似乎仍在抱有实现正面突破的希望。 大约在1896年秋天，德国面临的外交形势迫使施利芬开始考虑绕道比利时进军法国的可行性，而到1897年8月，他才撰写了第一份绕道比利时攻击法军的备忘录。此前德国不考虑绕道比利时是因为英国是比利时中立的保证国之一，而且德英关系并未恶化。德军犯不着为了进军比利时而把英国逼入法国的怀抱。但此时德英关系已经开始恶化（而施利芬对此却无能为力），而英法之间的关系却趋于友好。如果德国对法开战，而英国加入法国一边，那么英、法、俄三国的总体实力将大大超过德国。但是，英国陆军的动员速度慢，实力也不算太强，因此，德国要想赶在英军登陆并与法军形成合力之前结束西线战事，进军比利时就有极大的军事必要性。[66] 施利芬认为，法国要塞带只有两个空隙，一是埃皮纳勒和图勒之间的夏姆斯通道，以及凡尔登和比利时边境之间的通道。由于法国在埃皮纳勒和埃皮纳勒之后的摩泽尔河一线屯有重兵，因此德军经夏姆斯通道穿越要塞带后必将与法军发生正面冲突，而且德军两翼还会遭到来自埃纲勒和图勒守军的攻击，因此这条通道实际上是条 “死亡通道”。而凡尔登以北至比利时边境的距离很短，道路数量也仅有五条，不足以容纳德军重兵集团的展开，因此，只能再向北取道比利时和卢森堡。施利芬的设想如下：进攻比利时的德军部队16个师组成第1和第2集团军，其右翼由集结在亚琛（Aachen）的5个预备役师）保护，使其免遭弱小的比军的攻击，其左翼由部署在迪登霍芬和梅兹之间的第3集团军（8个预备役师）保护，使其免遭来自凡尔登守军的攻击。以上构成整个右翼集团。德军的中间集群包括四个集团军：集结在凡尔登和图勒之间的第4集团军（8个师），它们需要拿下1－2个要塞，并夺取摩泽尔（Moselle）河的一个渡口，以便与右翼集团取得联系。第4集团军的左翼是第5集团军（8个师），该军需要强攻南锡。第5集团军的左翼是第6集团军（8个师），后者应前出至南锡和吕讷维尔之间的默尔特（Meurthe）河。第7集团军（10个现役师，3个预备役师）保护第6集团军的左翼，亦将前出至默尔特河。最后，2个现役师和3个预备役师组成左翼，戍守上阿尔萨斯（Upper Alsace）。[67]不过，完成这一作战设想总计需要72个师（60个现役师，12个预备役师），超出了当时德军的总规模（68个师），因此，它只停留在设想阶段，而没有化为实际的部署计划。[68] 施利芬于1898年10月撰写的备忘录再次重申了进军比利时的必要性。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假定法军先于德军一周动员完毕并对德军正面防线发动进攻，德军的最佳反击线路就是通过比利时的阿登森林侧击法军左翼。如果法军不率先发动进攻，那么德军决不能全数冲向法国的要塞带，而应分兵一部经由毫无抵抗力的卢森堡和只有很弱抵抗力的比利时，在绕过要塞带后转向南方，攻击法军的后方和左翼。由于德军规模未变，因此这一设想仍停留在纸面上，德军在1899－1900年度的实际部署计划仍为68个师。这一年度的部署计划最初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一线作战，则68个师全部集中在西线；如果是两线作战，则45个师部署在西线，23个师部署在东线，也就是说西线和东线分别占德军总兵力的2/3和1/3。对于两线作战时的分兵方案，施利芬后来认为十分不妥。他指出，分兵把守会使德军在东西两线都面临兵力劣势，从而无力进攻或反攻。所以，他后来把东线兵力缩减为10个师，把西线兵力增加到58个师。[69]1900－1901年的部署计划与上一年度相同。但是，施利芬增加了右翼的力量，从原先的21个师增加到30个师，已经超过了西线德军兵力的一半。被削弱的是第4和第5集团军。显然，施利芬放弃了1897年备忘录中要求这两个集团军强攻法军要塞线的原有设想，改为通过弱化中路以诱使法军攻击德军比较弱的正面，或是让这两个军虚攻要塞线。不管怎样，中路德军旨在吸引法军主力，防止其调兵北上阻截右翼德军。[70]
1904年第一次总参谋部西线参谋旅行训练是一次很重要的演习，因为德军在这次演习中的部署和行动很像施利芬在1905年备忘录（即提出施利芬计划的那份备忘录）的设想。施利芬在总结中再次详细地分析了进军比利时的问题。这个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清晰地显示，施利芬无意令右翼集团横穿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最终从巴黎以西折向东南，而这正是后来“施利芬计划”所设想的行军路线。 施利芬在一开始就指出，只要研究过德国作战方案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德国肯定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进军比利时。就连比利时人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正在建造列日和那慕尔两个大型要塞，以封锁德军的进攻路线。只有法国人对此还心存疑虑，认为德国人更可能正面攻击要塞线。那么，德军右翼集团的行进路线会是什么呢？施利芬指出，一种可能性是将德军右翼向北延伸至梅济埃尔（mézières）。但当右翼部队跨过缪斯河后，整个西线德军就会因法军部队占据中心位置而被迫分为两半，而无法形成合力。第二种可能性是德军主力从凡尔登和里尔之间通过。但问题是这条行军路线极长，因而会丧失战役突然性。在演习中，决定性的战事发生在法军左翼附近，德军右翼迂回变成了一种掩护行动，右翼最外缘的第1集团军甚至还来不及接敌整个战事就结束了。因此，如果说这次旅行训练是对施利芬计划的一次预先测试的话，那么施利芬计划是失败的。[71] 1905年的总参谋部西线参谋旅行训练似乎再次证明施利芬计划的不可行性。这次旅行训练是一次由三次小演习构成的战略性实战演习。在演习中，施利芬亲任德军司令。不过，演习中的德军右翼集团未能进入法国北部。相反，演习表明，从比利时北部进入法国北部相当困难，而且，决战发生在洛林和比利时，而不是法国北部和巴黎。比如，在第二次小演习中，由冯·斯图本（von Steuben）上校扮演的法军司令准备从梅兹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发动攻击。如果按照施利芬计划的设想，德军右翼集团应继续向法国北部进发。但是，施利芬却没有这么做。他认为在法军主力离开要塞带向洛林进军的情况下，德军应从右翼抽调部队支援中路和左翼。为此，他抽调两个集团军南下至梅兹接敌，抽调第3集团军的一半兵力去阿尔萨斯攻击法军右翼。整个右翼集团只剩下两个集团军，与之交火的对手不过是些二、三流的预备役或边防部队。[72]这次旅行训练再次表明，施利芬并不准备让德军右翼做深远迂回，而只是让其迂回至离铁路线终点不远之处。也就是说，右翼迂回至比利时南部后即转向南下，向法军要塞线的后方发动攻击。 1905年11－12月举行的实战演习是施利芬1906年1月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恐怕令许多人失望的是，施利芬没有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去演习施利芬计划，而是搞了一次战略防御演习。他将75个师在东西线平分，其中西线为37个师，并假定比利时和荷兰是德国的盟友。他还假定法军有70个师，几乎两倍于西线德军的兵力，而且英国派远征军加入法国一方，因此，法军战线将向北延伸至英吉利海峡。在演习中，法军率先发动进攻，攻入洛林、阿尔萨斯和比利时。施利芬命令德军中路坚守洛林，命令右翼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向南侧击法军左翼。德军的右翼包围行动在比利时的那慕尔完成，而不是在巴黎，合围的只是法军左翼四个集团军，而不是全数法军。[73] 体现在1905年备忘录中的施利芬计划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战略构想，但从现存的档案材料来看，它从未成为施利芬任内的真正战争计划。德军直到一战爆发前只有70个师，而不是完成这一计划所需的96个师。即使当时有96个师，施利芬也不会不知道，德国没有足够的铁路运输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来执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74]施利芬任内的真正西线作战计划是在德法边境地带击败法军，而不是搞一次巨大的右翼旋转行动。 (三)小毛奇的战略设想和作战计划 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是一个悲剧人物。施利芬的拥趸和后世史学家强烈批评他在战争初期的优柔寡断丧送了伟大的施利芬计划。现在的历史研究表明，小毛奇也像施利芬一样致力于在边境地带击败法军，没有将法国“一拳打倒”的幻想。但是，小毛奇的确在战争初期指挥不力，未能在边境地带合围部分法军，从而最终将西线战争拖入了血腥而漫长的堑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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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奇历来承认下一场战争必将是长期的消耗战。德军总参情报部（第三部）在1912年的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德军在下一场战争中的胜利决不可能达到 1870年色当大捷的程度。近两百万法军仍会撤退至中罗瓦尔河地带，法国的要塞内仍有部分军力。德军必须分出相当兵力围困这些要塞，然后再向中卢瓦尔河进军，但这一行动会遭到来自巴黎和里昂守军的侧击。因此，对法战争不可能在30－40天内结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份情报评估对小毛奇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小毛奇对德国速胜论并不“感冒”。他在1914年7月30日夜里对自己的副官汉斯·冯·哈夫滕（Hans von Haften）少校说：“这场战争将变成世界大战，而英国也将参与其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它的规模、持续时间和最终结果。现在无人能知战争将如何结束。” [75]虽然小毛奇对德国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表示怀疑，但他为什么在七月危机中极力怂恿德皇和首相早日宣战呢？[76]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对德军能在战争初期获胜信心十足，而战争初期的胜利可以使德国在日后的长期消耗战中占据一定的战略优势。要想得知小毛奇信心的由来，就必须研究他的战略设想和作战计划。[/color] 小毛奇主持的1908年总参谋部西线参谋旅行训练最接近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情况。小毛奇假定法、英、比结为同盟，英国远征军在第13个动员日登陆安特卫普。俄国没有动员，但德国仍在东普鲁士留有一部分兵力。另外，法国首先发动进攻。战争双方的兵力大致相同：法军61个师，德军62个师。德军的部署与 1914年大致相同，而小毛奇设想的法军行进路线与法国的第17号作战计划相仿。小毛奇认为，法军如果在梅兹和斯特拉斯堡之间发动进攻，则德军第3、4、 5、6集团军应转向西南方向迎敌，右翼第1、2集团军保护上述主力部队的侧翼；如果法军在凡尔登和缪斯河之间发动进攻，则德军第1、2集团军应侧击法军左翼，第4、5集团军应尝试正面突破；如果法军在梅兹南北发动进攻，则德军第1、2集团军应转身南下击敌左翼。小毛奇还认为，法军向德军正面防线的进攻必败无疑，但德军有可能无法阻止法军迅速退回要塞带。这次演习表明，小毛奇延续施利芬的防守反击战略，致力于在边境地带击败法军。[77] 小毛奇制订的1914年对法作战计划已经毁于二战时期盟军的轰炸，这使后世学者对其真实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基于猜测和基于对战时指令的反推。传统观点认为，小毛奇设想德军在进入比利时后有两种选择，而不是施利芬计划所设想的一种：继续向巴黎挺进，或者转而南下打击进攻洛林的法军侧翼和后背。小毛奇特别强调后一点，因为他认为在法军主力进攻洛林的情况下，德军右翼继续向法国北部推进实属无益。这样一来，小毛奇的计划就比施利芬计划更灵活，它承认德军可以法德边境地带寻机歼敌而无须进军巴黎的可能性。因此，小毛奇的计划虽然包含了施利芬计划的主要成份，但决非后者的翻版。[78] [color=#DC143C]近年来一些新的原始档案文献的发现使我们对小毛奇真实的作战意图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文献包括他在战前给第5、6、7集团军司令的三份行军指令和一份形势和作战分析，以及巴伐利亚军队参谋长克拉夫特·冯·戴尔门辛根（Krafft von Dellmensingen）为左翼两个集团军（第6、7集团军）撰写的形势和作战分析。[79]这些文献表明，小毛奇并非仅仅修正了施利芬计划（这是传统的观点），而似乎是没有执行施利芬计划。他的主要意图仍然是防守反击，致力于在边境地带击败法军。[/color] 首先，小毛奇命令右翼的第2集团军担任主攻，并控制第1集团军的行动，同时要求后者掩护第2集团军的右翼。这与施利芬计划的旨意恰好相反。施利芬计划要求第1集团军担任主攻，由第2集团军担任掩护任务。另外，小毛奇的战时指令中也从未提及由第1集团军担任主攻，反而数次命令它受第2集团军节制。其次，小毛奇认定法军的主攻方向为洛林，且两军将在洛林决战，因此他要求位于梅兹－迪登霍芬地域的第5集团军转向西南方向进军，攻击法军左翼，命令第6、7集团军坚守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在反击过程中力图击破法国要塞带。第三，小毛奇没有命令德军右翼绕道巴黎以西，否则左翼的第6、7集团军将孤军奋战两个月之久，而在戴尔门辛根撰写的形势和作战分析报告中没有提及这一点，反而说右翼的两个集团军会在比利时或法国迅速掉头南下，这样德军两翼就能协同行动，全力反击。[80] 以上分析表明，小毛奇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没有体现出强烈的“进攻崇拜”精神。小毛奇（包括施利芬）只不过是想在一场结果不确定的战争中打好开局，因此，他们想打的与其说是一场“歼灭战争”（a war of annihilation），还不如说是一场“歼灭战役”（a battle of annihilation）。[81]至于说德军后来因马恩河会战未能取胜而被迫后撤，以至于双方后来陷入堑壕战，这不是因为德军的作战计划先天就是失败的，而是因为一系列因素的后果，包括德方的指挥不力、勾心斗角、判断错误，重炮和弹药储备不足，法方的及时变阵，以及天公不作美，等等。从作战角度来说，德军的开局尽管有缺陷和遗憾，但可以说是基本成功的。它击败了法军对洛林的正面进攻，围歼和击溃了大量法军，迫使后者一度陷于全面混乱和撤退之中；它在整个八月的战斗中赢得了大多数的战术胜利。[82]即使从军事战略上说，德国在马恩河会战后也占有全局性优势。它把战场推向了法国，同时在东线取得坦能堡大捷。 五、总结 传统的攻防理论认为，一战前的军事技术发展有利于防御，而却被当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误读，这导致“进攻崇拜”精神和进攻性战略的出现。德国正是基于 “进攻崇拜”而投入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通过研究一战前德国的战术和战略思想以及真实作战计划，本文作者认为，上述观点是至少不符合德国的情况。研究发现，德国军事家对新型武器的相对防御优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否认防御主导会因此而形成，并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使用武器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战术和战略创新来恢复进攻的可能。德国军事家在1871－1914年间反复探讨进攻战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步炮协同、疏散队形和翼侧攻击等战术原则成为新进攻战术的核心要点。 战前德国的两任总参谋长施利芬和小毛奇的战略理念与作战计划亦植根于上述战术创新的成果。他们均强调避免正面强攻，特别是不要把主力消耗在法国的要塞线上。他们主张以主力实施翼侧机动，同时辅之以正面进攻，吸引或“钉住”敌军，使之无法抽兵援助侧翼。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心怀“进攻崇拜”之情去制订一个速决战（争）计划，而是希望在一场久拖难决战争中能有一个速决战（役）式的开局。他们的战略目标不是冒险地想给法国“致命一击”，而是合情合理地致力于在法德边境地带击溃法军并击破其要塞带。总之，一战前的德国军事家在战术和战略层面已经突破了因武器火力增强而形成的战场防御主导，这就是它敢于迎接一场敌方兵力占较大优势的战争的军事基础。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83]因此，一场战争的爆发就是某种政治决定的结果。但是，攻防理论指出，单凭政治决定并不足以决定一场战争的爆发，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攻防平衡会改变决策者的成本－收益考虑，从而加速或延缓（甚至取消）战争的爆发。由于近代以来的攻防平衡在多数情况下是防御占优，因而大多数战争是不该发生的，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挑起战争的国家误读了当时的攻防平衡。本文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因军事技术变革而引发的相对防御优势会增加战争的难度和参战国的成本，但绝不会使发动战争在军事上变得不可能。[84]人运用自己的能动性可以克服武器的防御特性，从而在战术、战略层面恢复进攻的可能性。战争从来就是敌我双方智慧与力量的博弈，而决非由某一类武器来决定的。正如霍尔格·赫尔维格（Holger H. Herwig）所说：“最终的分析表明，战争是由人引发的，这些人会衡量选择、评估危险并最终决定诉诸武力最符合其利益。”[85]攻防理论中暗含的“军事技术决定战争爆发论”的失败也在于此。 攻防理论是一个军事色彩很浓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最重要的经验基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本文能够证明德国在战前对攻防平衡的认知是正确的，不存在所谓的进攻崇拜，因此攻防理论被部分证伪了，而且其适用范围被缩小了。由于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即人可以通过克服武器的防御特性而恢复进攻的可能，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是：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防御占优时期；如果是进攻占优，那么人是否可以克服武器的进攻特性而延缓甚至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攻防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战争的爆发，那么它真正的解释力有多强，解释范围有多大？ [①]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09年所级重点课题“攻防理论与国际性战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仅列举部分代表作如下：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77)；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 1978, pp. 167-214；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Jack S. Lev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June 1984), pp. 219-238；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Spring 1990), pp. 137-168；Ted Hopf,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1991, pp. 490-493；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p. 44-82；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Stephen Biddle,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 of Offense-Defense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3, No. 3, 2001, pp. 741-774。 关于该理论更详尽的介绍领域及相关文献，请参见Sean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Vol. 4, No. 4 (Summer 1995), pp. 660-662；杨仕乐：《攻守理论争辩之评析》，《问题与研究》，1995年第1期，第141－163页。 [③]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237－240页；Stephen Van Evera, “Why Cooperation Failed in 1914,”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October 1985), p. 81. [④]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54页。 [⑤]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pp. 15-16; 24-29. [⑥] Keir A. Lieber, War and The Engineers: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Over Techn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84-98. [⑦] Keir A. Lieber,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d What It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2 (Fall 2007), pp. 155-191; Jack Snyder and Keir A. Lieber, “Correspondence: Defensive Realism and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pp. 174-194. [⑧] Keir A. Lieber, “The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 and What It Mea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p. 178-183. [⑨] Ibid., pp. 189-191. 另外，唐世平教授向本人指出，利伯是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以他想推翻防御性现实主义。他认为，推翻攻防理论就对防御性现实主义有了重大冲击，而这是他（（还包括杰维斯、斯奈德和埃弗拉等人）对攻防理论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刻误解。典型的攻防理论否定政治的作用，因而不可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关于攻防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关系的更详尽与精确的阐述，请参见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algrave-Macmillan, forthcoming, 2010), Chap. 1-3。 [⑩]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40页；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 145；Jack Snyd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1 (Summer 1984), pp. 108-146. [11] Keir A. Lieber, War and The Engineers, p. 98. [12] 徐进：《军事技术变化与军事战略转型》，《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48页。 [13] 同上文，第47－49页。 [14]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German Military Thinkers Before the Great War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 2000), p. 3. [15]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p. 27. [16]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 201; 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pp. 225-227; Richard Betts, “Must War Find a Wa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185-186; Colin S. Gray, Weapons Don’t Make War: Politics, Strateg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3) , chapter 1. [17]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76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19页。 [19] 他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1年版，第187页。 [20] 恩格斯：《步枪史》，《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22] 当然，就研究方法而言，这属于循环论证。 [23] 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时殷弘、李庆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24] 恩格斯早就注意到因新式步枪的出现而引发的战术争论，并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针发枪可能引起的所谓战术革命，人们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普鲁士的大多数军界人士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于使用针发枪进行快速连续齐射的营进行任何冲锋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刺刀也就完全没有用了。如果这种愚蠢的意见占了上风，那末针发枪就会给普鲁士人带来许多惨痛的失败。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兵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如果说新式枪将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末这只是重新更多地采用展开横队（只要地形允许）、甚至是采用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用以赢得了大多数会战之后几乎被普鲁士步兵完全忘却了的那种横队冲锋。恩格斯：《步枪史》，第229页。 [25]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69-70, 121-122. [26] Ibid., pp. 86-87. [27] Ibid., pp. 87-89. [28] Ibid., pp. 33-42. [2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欧战场，堑壕战和拼刺刀最普遍的战斗方式。 [30] 当时的操典修订委员会由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构成。操典的定稿实际上是中间派和激进派观点的混和。参见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The Politic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in Germany During the Machine Age, 1870-1918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53. [31]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122-126. [32] Ibid., pp. 176-177. [33] Ibid., pp. 46-47. [34]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10-15. [35]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128-133. [36] Ibid., pp. 49-51. [37] Ibid., pp. 142-143. [38] Ibid., p. 144. [39]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147-149. [40]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7, 110. [41] Ibid., pp. 112-113. [42] William Dieckmann, Der Schlieffenplan, in Terence Zuber ed., German War Planning, 1891-1914 (Woodbridge, UK: The Boydell Press, 2004), pp. 69-70. [43]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177-178. [44]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79-80, 167. [45] 到一战爆发时，德军只有4门Gamma-Device，2门M－Device和16门305毫米榴弹炮。8个营的210和150毫米榴弹炮营，而不是总参谋部要求的26个营。另外，炮弹的储备量也只有要求的75%。这也是鲁登道夫后来指责战争部及政府卖国的理由之一。Ibid., pp. 170-171. [46] Ibid., pp. 150-151. [47] Ibid., pp. 96-97. [48]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 159. [49]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142-143;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158-159. [50]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144-145. [51] Antulio J. Echevarria II, After Clausewitz, pp. 161-162. [52]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 145. [53] 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与各野战部队的参谋长实行轮换制。在野战部队中，参谋长与主官共享指挥权，但多由参谋长负实际指挥作战之责。当两人发生意见分歧时，作战决心由主官做出，但参谋长须将自己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以备上级核查。所以，施利芬可以通过这种制度使自己的战略观点与设想渗透到德军中高级指挥官当中。参见Arden Bucholz, Moltke and the German Wars, 1864-1871 (New York, NY: Palgrave, 2001), p. 59. [54] 施利芬在1909年发表的《今天的战争》一文集中阐述了他对当时战争、战略和战术问题。该文的英译本请参见Robert T. Foley ed., Alfred Von Schlieffen’s Military Writings (London, UK: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p. 194-205. 他的战术观点请见该书第195和196页。 [55] Ibid., p. xxiv. [56] 关于施利芬战略思想的分析及其与克劳塞维茨的比较，请参见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The Theories of Clausewitz and Schlieffe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German Conduct of Two World War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pp. 41-46; 69-77. [57]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 165. [58] Ibid., p. 210. [59] Daniel J. Hughes, Schlichting, Schlieffen, and the Prussian Theory of War in 1914,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9, No. 2 (April 1995), pp. 263, 272。另参见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pp. 44-45. [60] 亚胡达·瓦拉赫就认为施利芬忽视了主战武器的相对防御优势，参见Jehuda L. Wallach, The Dogma of the Battle of Annihilation, p. 49。瓦拉赫的著作发表在1986年，而这一观点现已被本文所引的特伦斯·朱伯、埃里克·多恩·布罗斯和安图里奥·埃切维里亚等人的新著所推翻。 [61] 这些档案材料已由特伦斯·朱伯和罗伯特·福利编辑成书出版，即本文前引之German War Planning, 1891-1914和Alfred Von Schlieffen’s Military Writings两书。朱伯所著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一书是基于这些档案材料对“施利芬计划”的分析。 [62]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p. 116. [63]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p. 133-134. [64] William Dieckmann, Der Schlieffenplan, pp. 53-54. [65] 施利芬和他的副手第一军需长科普克将军持同样的观点。Ibid., pp. 57-58, 69-70。 [66] Ibid., pp. 73-74. [67] Ibid., pp. 74-76. [68] 根据1897－1898和1898－1899年的部署计划，西线德军为48个师，东线德军为20个师。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 152. [69] William Dieckmann, Der Schlieffenplan, pp. 92-97. [70] Ibid., pp. 102-104. [71]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p. 194-200. [72] Ibid., pp. 203-205. [73] Ibid., pp. 206-212. [74] 关于施利芬计划的真实性，军事史学界当前有很多争论。比如，军事史学家朱伯认为，1905年备忘录只是施利芬搞的一个诱饵，即通过制订一个彻底击败法国的纸面计划来迫使战争部同意他的扩军计划，这样他就有充足的兵力来反击法俄的联合攻势。Terence Zuber ed., German War Planning, 1891-1914, p. 3. [75] Annika Mombauer, “A Reluctant Military Lead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July Crisis of 1914,” War in History, Vol. 6, No. 4, 1999, p. 437. [76] Annika Mombauer, “A Reluctant Military Lead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July Crisis of 1914,” pp. 417-446; Annika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4. [77] Terence Zuber, 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 pp. 228-232. [78] 冈瑟·罗滕伯格：《毛奇、施利芬与战略包围论》，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309页。 [79] Ibid., p. 258. [80] Ibid., pp. 261-263, 274-275. [81] Holger H. Herwig, “Germany and the ‘Short-War’ Illusion, p. 687. [82] Eric Dorn Brose, The Kaiser’s Army, pp. 194-225. 当然，德军也出现了多次采用密集队形冲锋以致伤亡惨重的战例。这说明，战前的战术改革仍未彻底重塑德军，还有一些中高级指挥官迷恋于单纯的正面进攻。不过，这也从反面证明，德国的战术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它为德国制订合理的作战方案并相信自己能在战争初期获得优势奠定了军事基础。 [83]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卷）（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3页。 [84] 核武器的出现的确使有核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变得不可能。 [85] Holger H. Herwig, “Germany and the ‘Short-War’ Illusio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6, No. 3 (July 2002), p.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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