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946年""反苏""游行真相 1946年""反苏""游行真相 ------------------------------------------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指出:“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内情后,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很多青年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 面对这种情况,重庆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他们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然而,当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 不久,中央大学两次系科代表大会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便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下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游行是正义的行动。 2月26日,苏军被迫发表了从中国撤退的声明。但是,往后的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 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国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划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一劫。 (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作者燕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