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支持和为阿以和平付出的经济代价
美国对以色列及其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付出，是考察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重要指标。
以色列建国后，美国一直在经济上对其实施重点援助。由于来自美国政府的贷款和美国犹太社团的资助总是被统称为“美国援助”，真正由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提供的经济支持总额很难统计，比较保守的估计是200亿美元左右（截止到1979年埃以实现和平）[1]。
来自美国慈善团体和私人的捐款则远远超过此数。美国犹太学术机构和以色列巴里兰大学于2001年公布的联合调查结果表明，自1948年至2000年，美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以色列的非军事捐款总额达到了800亿美元之巨，其中仅“慈善捐款”就至少为110亿美元[2]。
而美国阿拉伯院外集团提供的资料则说，美国政府在1949年到1997年间，总共向以色列提供了848亿美元的各类援助和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如果加上为筹措这些款项而必须付出的利息，美国纳税人总共为以色列负担了1348亿美元。[3]
需要指出，来自美国民间的捐款基本上是美国犹太社团提供的，同美国政府的政策无关。在以色列建国之初，来自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捐款对安置新移民和以色列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的作用已有所降低。为使以色列经济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内塔尼亚胡总理在1996年上台伊始便开始制定逐年减少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政策，此举得到了工党领导人的支持。根据这项政策，以色列在2000年接受的来自美国的各类非军事援助数额从1998年的12亿美元降低到2000年的9.3亿美元[4]。
1967年战争之前，为了抵消苏联在埃及的影响，美国还比较稳定地向埃及提供大量粮食等经济援助。截至到埃及在1967年战争后同美国断交，美国总共向埃及提供了12.8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5]。而在1958至1967年间，美国向约旦提供的经济援助总额则达到了5.6亿美元[6]。
现阶段美国对以色列和已经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周边国家的经济支持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1979年以色列同埃及签署和平条约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双方提供无偿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为18亿美元，向埃及提供的数额为13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持续向两国提供约为军事援助数额一半的经济援助。据粗略估算，1979至2002年间，仅为了保障埃及和以色列的和平，美国就付出了约7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代价，加上向双方提供的经济援助和一次性特别援助，以色列和埃及在过去的23年里已从美国得到了1100亿美元的赠款。其中以色列得到的份额约占60％，埃及约占40％。
1994年约旦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不仅开始向约旦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还免除了约旦两亿多美元的债务。此后，美国每年对约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均超过了两亿美元。
据美国参议院2001年12月30日通过的总额为154亿美元的2002年度对外援助法案，在全部22.395亿美元的对外经济援助额度中，以色列将得到7.2亿美元，埃及将得到6.55亿美元，约旦将得到1.5亿美元[7]。也就是说，以色列和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的周边阿拉伯国家所得到的美国经济援助，占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的68％。
根据同一法案，美国2002年度的对外军事援助总额为36.74亿美元，这笔款项的93％给了上述三国，其中以色列分到了20.4亿美元，埃及为13亿美元，约旦为7500万美元[8]。
不难算出，美国将其2002年对外援助总额的32％拨给了以、埃、约三国，总计为49.2亿美元。
随着中东局势的演变，美国在1998年调整了对以色列的援助方针和援助数额，总体趋势是逐年增加军事援助，减少经济援助。根据克林顿政府同内塔尼亚胡政府取得的谅解，自1999年起，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数额每年递增6000万美元，经济援助数额每年递减1.2亿美元[9]。如果这项安排不生变故，到2008年，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将不复存在，而年度军事援助将提高到24亿美元[10]。
促成美国调整对以色列援助方针的因素有两个：
一．以色列经济实力在过去10年里增长强劲，人均GDP在1999年已经达到18300美元[11]，美援占政府预算的比例早已降至10％以下，外部经济援助的必要性有所降低。此外，由于慈善捐款不被列入政府预算，往往流向不明，反而给以色列社会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领导的人，均赞同逐渐终止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这也是内塔尼亚胡自1996年启动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美国的军事援助不仅对确保以色列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美国对该地区局势稳定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在周边地带引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有必要对以色列的防卫系统更新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应该指出，除定期援助之外，美国还为同以色列联合开发“箭”式反导系统等合作项目提供了数亿美元。当然，这类支出不能被单纯地归入对以色列的援助。
美国对以色列和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的周边阿拉伯国家稳定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对确保在美国主导下逐渐实现阿以冲突所有当事国之间的和平共处至关重要。同时，它也是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方面的一个很大的诱惑。可以预料，即便以色列实现了同所有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援助也不会停止。 -------------------------------------------------------------
[1] 其中包括无偿援助、政府贷款和补偿以色列在1967和1973年战争中的军火消耗的费用，与苏联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的各类援助总额不相上下。
[2] Gregg Gardner: Has US aid harmed Israel’s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Jerusalem Post, July 13, 2001, p28.
[3] Richard Curtiss: The Cost of Israel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ttp://www.fathersmanifesto.com.
[4] Gregg Gardner: Has US aid harmed Israel’s growth?
[5] 《世界知识年鉴》1982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26页。
[6] 《世界知识年鉴》1982年版，第205页。
[7] Http://www.usinfo.state.gov
[8] 同前注。
[9] Http://www.fmp.com.cn
[10] http://www.dialynews.tyfo.com
[11] 以色列财政部公告，见http//:www. mof. gov.il
四。影响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几个基本因素
（1）美国犹太势力的作用
美国犹太人势力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犹太社团在美国的存在始于北美殖民地时期的1654年。是年，23名犹太人为逃避西班牙当局的迫害而辗转到达现在的纽约。至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全美犹太人总数已有15万人，并开始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如当时南部联邦政府的国务卿犹大．本杰明就是犹太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俄国和东欧各国的反犹浪潮，超过200万犹太人移居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从不热心到热心的转变，原因主要是欧洲和美国反犹势力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犹太人开始关注奥斯曼帝国领地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问题，在美国第一位犹太人最高法官布兰代斯（同时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临时委员会主席之职）的推动下，美国政府采取了支持英国《贝尔福宣言》的立场，并在随后的年代里积极敦促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巴勒斯坦犹太社团采取宽容政策。可以说，美国犹太社团自巴勒斯坦问题暨阿犹冲突出现之日起便对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逐渐发展成美国社会中最有影响的民族群体。据2000年底的统计，美国的犹太人口为613.6万[1]，约占世界犹太人口总数（1460万[2]）的42％，美国人口总数（2.78357亿[3]）的2.2%。这些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里，仅纽约市便有165万犹太市民[4]。犹太人占美国的人口比例虽小，但活动能量和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其人口比例。抛开他们在文化、科技、教育和法律领域所占据的突出位置不谈，仅仅美国犹太议员在国会中所占的比例就很能说明问题。自1841年犹太人首次当选参议员以来，美国国会中的犹太议员比例呈稳定增长趋势。本届（2000年底选出的第107届）国会，犹太人占据的议席更进一步从第106届国会的33席上升到37席[5]，其中：
在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犹太人占据10席，占全部席位的10%，为人口比例的4.55倍。
在众议院435个议席中，犹太人占据27席，占全部席位的6.2%,为人口比例2.82倍。
美国犹太人在政界超出人口比例的代表性来源于犹太人强烈的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参政意识。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但在维护犹太人利益方面，美国犹太人是相当团结的。20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涌现了数百个代表不同地域和派别的犹太组织，它们顽强地、有时是以令人难以接受的“骚扰”方式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利益，特别是以色列的利益而展开各式各样的游说活动。目前，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犹太院外集团是:
1.“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 简称 AIPAC）”.
2. “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The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简称 Presidents’ Conference, 即’主席会议’）”。
“主席会议”是为了协调各犹太组织的游说活动而设立的，目前有53个美国主要犹太组织参加[6]，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协调各犹太团体“以一个声音说话”，它的工作集中在内部联络方面，并不妨碍各组织进行具体的游说活动，是美国犹太社团的一个最重要的联合体。
AIPAC是1954年在原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础上改组的，1959年由启用现在的名称。该组织目前拥有6.5万名成员[7]，常设机构有雇员150人，每年的活动经费为1500万美元[8]。除对国会开展工作以外，AIPAC还在美国各地的200所大学展开亲以教育活动，并设立了相应的奖学金制度，培养未来的亲以政治家。
AIPEC对国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实现的，这样的游说每年有2000次之多。为了掌握国会议员的动态，AIPAC的游说人员定期会晤每一个国会议员，监督国会所有关于美以关系的听证会动态，并同美国政府的各有关高级官员保持密切联系。AIPAC的调研工作十分出色，专业分析人员每天阅读数以百计的期刊、报告和有关人员的言论记录，确保向游说人员提供中东局势和美国政治的最新动态。
一个简单的数字可以说明AIPAC游说活动的成果：近年来，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约100项有利于以色列的立法动议[9]。对1945－1984年间美国的782项相关决策案例的研究表明，犹太院外集团游说的成功率为60％，而在总统首先被说服的情况下，成功率竟达到95％[10]。更有甚者，AIPAC竟然有能力操纵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历史上至少使得两位对以色列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候选人在投票时未获通过。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渗透到美国政治决策层的几乎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国会议员，国务院近东局的接待人员75％的工作时间要同形形色色的犹太团体打交道，国会议员们都知道犹太团体的游说电话和邮件的厉害，往往由于经不住骚扰而答应对方的要求。
所有这些，都同以色列驻美国使馆的协调工作有关。以色列驻美使馆设有专门负责国会工作的机构，效率极高。
相比之下，与犹太院外集团对抗的阿拉伯院外集团则显得弱小而零散。尽管来自阿拉伯院外集团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的阿拉伯人约为350万[11]，阿拉伯裔的参众两院议员也有10人之多，同样超过人口比例，但75％的美国阿拉伯人是基督徒，其中绝大多数又是来自保守的黎巴嫩基督教社团，这些“阿拉伯基督徒”对阿以冲突的理解同穆斯林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被归类为“阿拉伯裔美国穆斯林”的80余万阿拉伯院外集团的主要依靠对象，也对阿以冲突持比较温和的立场。
显然，阿拉伯院外集团无法同犹太院外集团直接抗争。为了抵消犹太势力的影响，阿拉伯院外集团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寻找犹太院外集团的主张同美国利益不相符的成分，从而说服政界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改弦更张。这种策略有时也能奏效，特别是在确实牵扯到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例如，在2000年7月逼迫以色列放弃预警机出口的事件中，阿拉伯院外集团就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2]
不难看出，尽管美国犹太势力对美国外交决策发挥着巨大影响，但毕竟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的。
（2）共和党与民主党对以色列政策的异同
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在对以色列暨阿以关系上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美国必须保证以色列的生存”[13]。在这一前提下，两党的具体做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看，共和党的保守主义色彩比较明显，对以色列的态度比较强硬，不仅在国内得到的犹太选票很少，而且不大受以色列的欢迎。而民主党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比较浓厚，对以色列的利益显得更热情一些。
这一点同美国犹太社团对两党态度上的表现也是相符的。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美国大选中，美国犹太选民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比较稳定地保持在70%以上，最高时为90％以上，只是卡特在1980年谋求连任时只得到45％的犹太任选票，因为他下令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政策[14]。此外，美国国会中的犹太议员也基本上是民主党人，以本届（107届）为例：10位犹太参议员中的9位是民主党人，1位是共和党人；27位犹太众议员中由24位民主党人，2位共和党人，1位独立派人士[15]。
美国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拥戴是同民主党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的诞生与生存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历史上，正是在民主党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作出了事关犹太复国运动成败和以色列的诞生与生存的关键决策，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期间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坚决支持（威尔逊执政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英国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的坚决反对和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热情支持（罗斯福执政期间）、1947年对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坚决支持和在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给与以色列的极为重要的外交配合（杜鲁门执政期间）、20世纪60年代恢复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对1967年以色列首先开战的容忍（肯尼迪 和约翰逊执政期间）、以及竭尽全力地促成埃以和平（卡特执政期间）等。
相比之下，在共和党执政期间，美国对以色列采取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不顾美国犹太组织的强大压力，作出了“残酷和武断的决定”[16]，断然终止了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甚至取消了为以色列捐款的减税待遇，最终迫使以色列放弃了约旦河分流计划。而在1956年，艾森豪威尔则以同样手段逼迫以色列无条件完全撤出西奈半岛，但未能阻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倒向苏联阵营，并且为1967年战争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任何夸大两党在对阿以关系上的立场差异都是站不住脚的。埃以和平实现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对阿以关系的态度越来越趋于一致。在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和民主党的“理想主义”之间，人们只能发现一些具体做法上的差异，艾森豪威尔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民众的普遍立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美国民众在不同阶段对以色列的支持率维持在32％至64％之间，平均值为46％；而对阿拉伯方面的支持率则为1％至30％，平均值为12％。[17]这同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和影响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价值观在起作用，即对以色列所代表的社会制度和一般理念的赞同。对美国国会议员宗教信仰的调查表明，除27位犹太议员和“未辨明教派”的7位众议员和1位参议员之外，国会参众两院其余的500位议员全部是不同派别的基督徒[18]。 显然，以伊斯兰文化为第一特征的阿拉伯世界同以基督教文化为第一特征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宗教感情上的障碍，不可能成为天然的同盟者，各方的国家利益才是双边关系的结合点。在这一层面上，民主与共和两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
[1]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Vol.101，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2001, 见http//:www,diferentspirat.com
[2]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Vol.101，2001.
[3] 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见http//:factfinder.census.gov
[4] 1999年数据,Jewish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State,见http://www.us-Israel.org
[5] Gayley Horwitz: At home in the House, the Jerusalem Post, Dec.22, 2000, B7,
also from: http://www.adhenrents.com/adh.congress
[6]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 http:// www. jirs.org/jirs
[7] http://www.aipac.org/documents
[8] Richard Curtiss: The Cost of Israel to the American People, Http://www.fathersmanifesto.com/jewparasite
[9] http://www.aipac.org/documents
[10] Mitchell Bard: The Israeli and Arab Lobbies.
[11] American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Survey, 2001, ARIS Report No.2, http://www.gc.cuny.edu/studies
[12] American Muslims for Jerusalem: Help Cancel Israel-China Arms Deal, The Washington Times, July 5, 2000, Page A3.
[13] 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第367页
[14] Patrick Reddy: Can Gore-Liberman Top FDR and LBJ? THE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3, 2000, B7.
[15] Jewish Members of the 107th Congress, http://www.us-Israel.org
[16] 美国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用语，见保罗．罗伯逊：《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中译本，第140页。
[17] Mitchell Bard: The Israeli and Arab Lobbies.
[18] Religious Affiliation of 106 Congress, http://www.adeherents.com 五。小布什政府对以色列的政策
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美国对以色列暨阿以关系的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政策差异的表现。
（1） 对克林顿促和失败的反思
彻底解决阿拉伯被占领土问题曾是许多阿拉伯国家在1990年参加反伊联盟的先决条件之一。共和党的老布什政府履行了诺言，于1991年底促成了马德里和会，全面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几个月后上台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只不过是继承了共和党的外交成果，初出茅庐的克林顿在也没有机会在和平进程中发挥多大作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性和解是在奥斯陆秘密实现的，克林顿甚至完全被蒙在鼓里，只是因为以巴双方都顾及到美国的主导地位并都有求于美国，签字仪式才放在白宫草坪上举行。在此之后，克林顿政府表现出了对以巴和平进程的极大热心，拉宾执政期间的美以关系达到了空前和谐的程度。即便在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克林顿政府也抱着很大的耐心艰难地推动以巴和平进程。克林顿本人甚至不计后果，于1998年12月主动访问加沙，见证了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删除《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中的反以条款的表决。2000年7月，克林顿还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将以巴双方领导人召至戴维营举行封闭式的密集谈判，试图象卡特促成埃以和平那样，在任内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系的正常化。戴维营和谈的失败和随之爆发的巴勒斯坦起义标志着克林顿一厢情愿的促和努力的彻底失败。尽管克林顿在离开白宫之前仅仅几周还分别将以巴谈判代表和阿拉法特召至华盛顿作最后促和尝试，幻想达成某种阶段性协议，但终究一事无成。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克林顿终于恼火地指责阿拉法特在戴维营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而在以巴之间穿梭调解了7年的美国中东特使丹尼斯．罗杰则干脆拒绝进行任内的最后一次中东之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建议即将下台的克林顿放弃对巴以问题的过度关心，将注意力转向伊拉克的萨达姆。
罗杰在总结他7年的体会时说：“在巴勒斯坦方面，一些人逼迫阿拉法特要么再多得到一些，要么说‘不’。在1948年[1]说‘不’的人和在1937年对皮尔报告[2]说‘不’的人目前在巴勒斯坦还大有人在。他们每一次都说‘不’，每一次事后都后悔说‘不’，因为他们所能得到的越来越少，以往的机会已经不会重现了。在以色列或许也是这样，一些人认为不放弃土地也能得到和平。”罗杰还告诫说：“如果不能在眼下达成协议，下一次机会可能要过好几年才能到来，至少对一揽子协议来说是这样的”。[3]
对阿以关系了解程度最深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在巴拉克被迫同意提前举行总理选举后呼吁，美国新总统必须放弃克林顿坚持的巴以和谈模式，并准备同可能当选以色列总理的沙龙打交道。基辛格指出：以巴双方并没有做好最终解决问题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延长过渡阶段，停止集中性的永久和平谈判。以巴和平只能缓慢地逐步实现，首要任务是营造非交战状态，然后才谈得上达成永久和平协议，深思熟虑比速度更重要。[4]
罗杰的怨言和基辛格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巴和平进程中的一些实质性特征和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无奈。不难想象，即便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获胜，民主党得以继续执政，美国的中东政策也会作一定调整。
（2） 小布什政府人员构成的基本特征
如上所述，美国共和党同犹太社团的关系从来比较冷淡，美国犹太人的大部分选票也从来是投给民主党候选人的。对于布什父子也不例外。1992年，打赢了海湾战争的老布什谋求连任，但由于公开批评犹太院外集团在国会过度活跃，并奚落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相当于给了以色列公民每人1000美元”，加之他的第一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竟然在私下里用脏字谩骂犹太人，甚至说“反正犹太人也不投我们的票”，媒体对这两件事情的炒作使得老布什仅得到了15％的犹太人选票，而克林顿却得到了78％。在2000年的大选中，将犹太人利伯曼作为竞选搭档的戈尔尽管有信心“得到85％的犹太人选票”[5]，但最终还是落选了。
共和党的获胜一度使巴勒斯坦方面感到鼓舞,认为民主党偏袒以色列的时代终于过去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公正”将再次来临。阿拉法特甚至在计票工作尚未结束便向布什发去了贺电。阿拉法特的助手曾经表示：“我们深信，小布什将会继续老布什的路线”[6]。相比之下，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和以色列媒体则普遍感到不快，判断小布什政府将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在获知总统选举结果后判断:小布什可能效仿他的父亲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态度，并将国内亲犹集团视为负面影响美国政治的一股势力[7]。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杰克．罗森判断：“美国犹太社团将面临较多的困难，不会得到象克林顿时代所能得到的支持了”[8]。在共和党前总统里根任内负责同美国犹太社团联络的官员甚至说：“犹太人出局了”[9]。
以上反映不无根据。在克林顿政府里，内阁成员级别的犹太官员高达10人（包括劳工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商业部长、美国贸易代表、驻联合国大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等），有犹太血统但没有自我认定为犹太人的内阁成员有两人（国防部长科恩和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务院中东问题协调员（也常被称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罗斯也是犹太人。但小布什的共和党新政府却如同当年的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一样，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位犹太人，值得一提的只有白宫发言人弗雷切尔和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10]。
倒是那位里根的犹太事务联络官出面安抚说：“（小布什）政府和白宫里还是有足够的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意愿可以得到密切的关注”[11]。实际上，由于共和党的竞选班子里一向缺乏犹太人的参与，历届共和党政府都不可能将有限的内阁职位让与犹太人。小布什的政府突出了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建立的实用主义的“种族平衡”，不仅将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交给了两位黑人后裔（国务卿鲍威尔和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而且让一些熟悉阿拉伯事务的外交官担任与中东事务有关的重要职务，如原驻约旦大使威廉．伯恩斯担任了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被称为“国务院里的阿拉伯学者”的爱德华．杰利金则当上了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正如美国反诽谤同盟主席、犹太政治家亚伯拉罕．弗克斯曼所说，小布什组建的不过是一个“同美国国情相符的内阁”[12]。
（3）小布什的中东政策基调与9.11事件的冲击
正是由于两党中东政策的基本差异和克林顿急于求成的失败教训，小布什及其左膀右臂对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持否定态度。赖斯在谈到自己同前民主党国务卿的区别时说：“奥尔布赖特奉行的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理想主义”，而他自己则“一直很拥护现实主义”[13]，并指出“克林顿的建议是在和平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提出的”。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则强调；“巴以和平应当由有关方面自己去实现，美国将注重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并宣布“克林顿时期那种全力介入巴以和谈的做法已经结束”[14]。
布什总统本人最初的立场似乎更为明确。在首次接待来访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时，他说美国“不会强制实现和平”，并表示没有会见阿拉法特的计划[15]。
显然，布什政府对阿以关系和处于进退两难的巴以和平进程定下了超脱的政策基调，而将美国对中东的注视焦点对准了伊拉克。
2001年5月21日，克林顿和巴拉克执政后期组成的“以巴冲突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米切尔报告”）公布。报告得到了以巴双方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全力支持”。布什政府也开始有所动作，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派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区，试图撮合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美国开始介入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连续发生了恶性人体爆炸事件，但在特尼特的促和努力还是取得了成效，双方勉强达成了被称为“特尼特计划”的停火协议。6月28日，国务卿鲍威尔造访以色列和加沙，落实停火协议，局面有所好转。不料，以色列在保持了一个月的克制后于7月1日恢复了对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定点清除”，双方的暴力冲突再次接连起伏，直至9.11事件发生。
9.11事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造成一定冲击。为了缓和阿拉伯方面的不满情绪，动员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全球反恐战争的认同，布什于2001年10月2日宣布：“只要以色列的生存得到尊重，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始终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设想”[16]。11月19日，国务卿鲍威尔发表外交政策讲话，明确宣布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呼吁以色列结束占领，并要求巴勒斯坦方面作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结束暴力和恐怖活动[17]。
但布什政府的促和姿态同样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巴以冲突很快进入了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在哈马斯于12月1日至2日连续发动了4次人体炸弹袭击之后，以色列政府宣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并开始对阿拉法特本人的官邸和交通工具实施打击。12月13日，尽管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作出了逮捕肇事者的保证，并宣布关闭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所有办事机构，但以色列安全内阁正式宣布断绝同阿拉法特的一切联系[18]。
巴以冲突的加剧再次使布什政府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出于反恐需要，美国要竭力博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另一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的理论和战略在巴以问题上不能例外。因此，当反恐成为美国外交主题之后，在巴勒斯坦极端势力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迅猛升级的情况下，美国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表示了空前的支持，不仅查封了与巴勒斯坦极端组织有联系的银行帐号，而且呼吁欧洲国家停止对巴勒斯坦每年高达1.8亿美元的援助，因为“这些钱在支持一个腐败的政权”，它“永远不会兑现和平”[19]。赖斯在2001年12月17日甚至说：“以色列不会有比美国更强大的朋友，我们不会结束自己的使命，除非我们把所有的恐怖组织都消灭了”[20]。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一反共和党的传统，同美国犹太社团建立了空前密切的关系，布什政府的立场和姿态得到了美国犹太社团的高度赞扬，一些犹太领导人表示：“布什目前同犹太社团的关系是任何人在其上台初期所难以想象的”。调查显示，美国犹太人在9.11之后对布什的支持率上升到创纪录的80％，这种局面有可能改变2004年美国大选时犹太选票的流向。[21]
一个应当注意的现实是，布什政府对阿以关系的政策在9.11之后逐渐形成了以下三个特征：
1. 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人包括建立主权国家在内的合法权益，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扩张。
2. 赞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的打击，但反对无限制报复，反对扩大“定点清除“式的暗杀行动范围。 3. 疏远阿拉法特，充分利用以色列的反恐作用，但对巴以和谈继续采取相对超脱的做法。 -------------------------------------------------------------
[1] 指1947年11月联合国分治决议和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
[2] 指1937年以皮尔为首的英国皇家考察团提出的第一个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根据这项方案，阿拉伯人可以得到巴勒斯坦60%的土地，比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分额多出约50％。
[3] Janine Zacharia: Ross to ‘Post’: Palestinians missed historic opportunity, the Jerusalem Post,Jan 19,A14
[4] Janine Zacharia: Kissinger to ‘Post’: US must welcome Ariel Sharon, The Jerusalem Post, Jan.26,A6
[5] Patruck Reddy: Can Gore-Liberman to FDR and LBJ?
[6] 英国《外事报道》周刊2001年4月5日报道，《参考消息》2001年4月10日第3版转载
[7] Jonathan Broder: Uncharted Waters, The Jerusalem Report, January 15, 2001, p28
[8] Janine Zacharia: The wrong prophecy, The International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 2002, p9.
[9] Jonathan Broder: Uncharted Waters
[10] Matthew E. Berger: Out of the mix, The Jerusalem Post, January 12, 2001, B7
[11] M. E. Berger: Out of the mix.
[12] M. E. Berger: Out of the mix.
[13] 法国《费加罗周刊》2001年2月10日文，《参考资料》2001年2月16日第16－20页转载。
[14] 新华社驻美国记者谭卫兵：布什调整中东政策,《北京青年报》2001年2月17日第7版。
[15] 路透社华盛顿2001年3月20电，《参考消息》2001年3月22日转载。
[16] 《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0月4日。
[17] 《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1月21日。
[18] 《新华每日电讯》2001年12月13日。
[19]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中国日报网站2001年12月9日转载。
[20]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赖斯高度赞扬美以关系，暗示可能在中东打反恐战争，Http://www.chinadaily.com
[21] Janine Zacharia: The wrong prophecy, The International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1, 2002, pp9-11.
结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难以用“偏袒”一言以蔽之。通过对布什政府中东政策基调和反恐理论与实践的综合分析，不难发现：现阶段美国共和党政府同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并不存在基本差别，两党政府同样坚决反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同样强调以色列的生存与安全，同样肯定并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致力于最终实现以色列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从而缔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整个近东地区的稳定局面。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利益和美国倡导的价值观决定了美国一定要遵循以上目标，犹太势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也是有限的。随着局势的变化和美国政权的更迭，美国的中东政策暨对以色列政策会做一些调整，但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20 发表在《西亚非洲资料》2001年第三期，作者原稿，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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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7 1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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