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治国[转帖]
作者:李方 来源:中青在线
当了皇帝而仍然鼓动老百姓当造反派的，大概朱元璋是第一个（倒未必是最后一个）： “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滑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大诰乡民除患第四十九） 之所以说这是鼓动老百姓当造反派，因为它明显违反了大明会典第一一三的规定：“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渡关津论。” 这里所谓的“引”，乃是指地方官府发给的路引。“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 明太祖建立了一套非常类似于今天户籍管理的里甲制度。这个制度除了规定老百姓互相检举的义务（不免令人想起几十年前的“革委会”），还规定地方军民无路引不得出境百里之外（此事不见于以明朝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大概侠客们都是翻山越岭不走通关大路的）。忌讳老百姓自由流动，自古如此。 朱元璋的大诰，等于在国法上开了个口子。 若说古往今来最高统治者痛恨贪官污吏之最，当非太祖皇帝莫数。他是急得不行，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 他觉得光靠自己、靠政府监察系统杀不过来，就要求老百姓帮他扭送京师。如果朱元璋动员能力再强一点，组织系统再严密一点，宣传机器再高效一点，上述大诰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群众运动并非不可想象。 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对自己的官僚机器如此不满意，必欲杀灭而后快，朱元璋大概是千古第一人（倒未必是最后一人）。明初四大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者四万人，后两案合计诛杀七八万人，所杀者从开国元勋到一般行政官吏，包括普通富户或者读书人，几乎摧毁了帝国赖以运行的整个官僚系统。一般来说，平头百姓哪有不愿做官的，但太祖朝因其嗜杀，竟往往招不满公务员队伍。郭桓案后，被迫从国子监生中破格提拔千人之多，盖因许多办公室只剩下空荡荡办公桌，官员们都绑赴刑场了。官僚体系如此，民间亦如此。朱元璋当政三十多年，几乎把浙江的故家世族扫荡殆尽。其他地方大略相类。 黄仁宇多次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扁平化”问题。我看朱元璋的杀戮政策是造成这种扁平化的最主要原因。把官僚、世家大族基本上都杀光，皇帝之下，整个社会只剩下标准平民，缺乏介于皇帝和平民之间的有声望、有传统、有组织能力的社会力量，国家一旦有事，特别是一旦皇帝本人出了问题，局势顷刻崩溃而一发不可收拾。这在满清入关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中央集权到极致，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弹性。 中国古代皇权和相权的斗争，到朱元璋一朝画上句号。随着胡惟庸“谋逆”被诛、牵连数万众，太祖顺理成章地废除中书省，宰相的名号就此断绝，皇帝直辖六部。据《太祖实录》，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收到各种奏章1660件，陈3391事，日均要看或听两百多个报告，处理四百多件事。这时候，也许他会怀念有个宰相该多好。但是他宁可自己受累，也决不肯恢复宰相了。他本能地仇恨任何官吏，官越大恨越大。明朝初期的宰相，李善长、汪广洋、杨宪、胡惟庸，皆不得善终。 这种心理，是典型的愤青心理。第一、不论何时何地，他总要抱着一种二元的眼光去看问题。在他的眼里，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自己这一方把一切敌人都消灭光。第二、你不消灭别人，别人就要来消灭你，因此就是生命不息杀戮不止。这种心理，放在民间还无所谓，一则在民间总归是朋友多些，二则有政府和法律管着，也就嚷嚷闹闹而已。如果把这种心理带入现实政治当中，特别是带入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那就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了。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愤青心理相当普遍，好在它只是一种年龄病，到时候不需医治即可自动痊愈；而国家的政治生活，又似乎特别为此设置了年龄上的门槛，不到岁数不可能升到最高层（很多国家都对最高领导人任职规定了年龄下限）。也就是说，虽然愤青嗓门高，但他们和真正政治生活之间是存在一道防火墙的。愤青所起的作用，也只能如愤青这个词的发明者、英国剧评人彼特•泰南所说：“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泰南本人供职于伦敦小报的经历，正说明了前述防火墙的存在，主流媒体决不会允许自己被愤青思维所主导。 但是有两种情况可能使愤青突破防火墙杀进高层政治。第一种，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愤青的年龄限制对他们无效，完全可以活到老愤到老，一愤到底，这就不排除他们按照资历进入高层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民主社会，选民不会投他们的票；专制社会，也存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不大可能把一个老愤青推上高位，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我们知道，愤青根本上是一种底层情绪，极端的就是仇视一切当权者，仇视一切财富占有者，无条件痛恨人间一切不平事，追求绝对公平。这是愤青思维能够有市场的群众基础。第二种情况，那便是天下大乱，群雄之中到底什么人最后获胜，就难说得很了。历史经验证明，这种情况下愤青成功的机会要比平常大得多。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他绝不是惟一成功的例子，否则我写这篇文章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现在愤青们很有市场，而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愤青（老愤青）治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朱元璋这个人其实颇有个人魅力，民间就流传着许多他微服私访的故事。他特别喜欢跟人对对子。比如有一次在重庆，有个重庆士子给他出了一个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朱元璋当即答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当然也有不那么风雅的时候。另一次微服私访，有个老太太屡屡称呼今上为“老头儿”，当时不便发作，回宫就派兵把那一带老百姓全包了饺子。不过朱元璋的确有才，他写的诏书，对开创白话公文文体功不可没，晓畅明白，琅琅上口，估计叫花子理解都没问题。他写给老同事田兴的一封信，我觉得完全不在唐宋八大家之下，将于文尾收录，各位可以好好欣赏。奇怪的是，老愤青似乎都比较文才出众，如果不看人光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未可知呢。朱元璋基本上是文盲出身，但闹革命后变得非常好学，喜欢往知识分子堆里混，渐渐把历朝历代的历史读遍，而且读通了。朱元璋最佩服汉高祖。这就难怪，刘邦杀功臣，他杀得更凶；刘邦分封子弟，他分封得更多；刘邦对父老乡亲不错，他不错得更厉害（凤阳一直免税到明朝灭亡）。朱元璋不忘本，几乎在每封诏书里，你都可以找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一类的字眼。表面看不忘本，其实自有深层心理因素。 史家基本达成共识，朱元璋有着极强的自卑心理。他可以自称“布衣”，但要是谁真敢称他布衣，估计连姥姥家都不能活。 这涉及一个历史经验：高层政治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果出身太低，恐怕不是国民的福分。这样的人，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自己本身的心理垃圾太多，特别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验，可能造成执政上的偏执，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灾祸。朱元璋就是这样。他出身农民，就特别想讨好农民，他总是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明太祖实录）尽管想讨好农民，但赋税是一分不能少的，因此就努力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杀官吏杀豪强，甚至出现本文开头鼓励农民扭送贪官污吏赴京的诏书。 换句话说，出身极低而登上最高位的人，似乎很容易采取鼓动一部分人斗另部分人的策略，很容易采取“仇恨治国”的方针，把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血腥内斗的基础上。根本上这是一种报复心理，很容易理解，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不论是非如何，这么杀来杀去是不可取的。统治者必须努力调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是故意激化矛盾。有人说明朝像一个老人，明朝人的智慧是老年的智慧。依我看，这完全是朱元璋杀出来的。试想当日赶走蒙元，汉族士气大振，如果不是朱元璋活到老杀到老，每一大案动辄数万人头落地，整个国家的风气完全应该是另外一个面貌。 朱元璋的私德无可挑剔。他有一个好老婆，大概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后，抱着菩萨心肠一直劝他劝到死。两人是患难夫妻，朱元璋被郭子兴关禁闭的时候，马氏怀里藏了炊饼偷偷去看他，由于饼太烫，导致胸口三度烧伤。马氏是郭子兴养女。朱元璋做皇帝后，一切生活起居不改农民本色，非常节俭，也知道爱惜民力。马氏总穿打补丁的衣服。曾经多次商议迁都，都因为考虑到劳民伤财而作罢。对子女管教极严，家庭教师打皇子们的板子，老朱气得要死，但还是忍了。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非常尊重一般社会规范。他不好的地方，完全在于太在乎自己的出身了，以至于做了皇帝都无法完成角色的转换。可能很多人觉得，统治者的位子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因此希望得到这个位子的人不忘本，能够亲民。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也要有分寸。如果统治者太固执于自己原来的出身，倒未必是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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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9-29 1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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