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张学良与日本
张学良与日本 下面是日本记者在９０年代采访张学良以后，补充史料写成的《张学良访谈录》一书的摘
录。 ......
皇古屯事件以后，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在听到第一个报
告时就在想关东军是否参与了这个事件。田中首相接到报告时正在进餐，他不由得扔下了
手中的筷子脱口说了声：“糟了!” 。 田中首相原来一直坚持将满洲与中国分离，日本在满洲通过张作霖行使影响力，不使其纳
入蒋介石的中国统一之中的方针，即所谓“满蒙分离政策”。事实上，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快
打到山东时，田中内阁已采取了派日本兵，阻止蒋介石的北上的行动(山东出兵)。因此，
田中首相不同意关东军要铲除不听话的张作霖的强硬主张。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要拥立张作
霖，通过张来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影响。从他的这种意图来说，河本等人的阴谋行动(皇古
屯事件)含有使他多年经营的中国政策化为乌有的危险。 接到张作霖事件的报告之后，田中首相最担心的是怕张学良因其父被炸而转向反日,与蒋
介石的国民政府携起手来。他决心查明事件真相，并开始作说服工作，以拉住张学良站在
日本一边。 8月5日，奉田中之命，日本政府派林权助男爵为特命全权大使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林曾两
次担任过驻中国公使，是外务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在东京港区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
保存着田中首相当时给林权助的命令书。 在这份题为“林大使之向张学良申明之要旨”
的文件中，分条列款记载着田中首相期待能向张学良直接宣读的日本政府的方针，明确记
述了当时日本的满洲政策。 文件以“满洲乃日本之外廓”开头，田中首相极力强调要与张学良之间维持自张作霖以来
的友好关系，互相协力，将满洲建成“支那全土中最发达之地区”，但是文件的主旨还是
拉住张学良，使其不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文件中写道：“有入认为采用三民主义，青天
白日旗亦无所谓。我认为不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我确信如不彻底避免南方势力之侵入
，则无法实现日本之意志”。 这里所说的“南方势力”，毫无疑问是指蒋介石的国民政
府。田中试图阻止张学良采用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和脱离日本的影响。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林特使在得到田中首相的授意之后，于１９２８年８月８日，９日
，１２日三次与张学良举行会谈。 当时，张学良已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暗中游说，表现出
了与国民政府提携的动向。双方进行了三次会谈。结果达成如下协议“关于南北妥协之事
——决定观望形势三个月。” 也就是说，对与国民政府的妥协问题张学良只答应等待三
个月的时间。双方还同意对外发表时只说妥协问题尚在考虑之中。 这虽然可以说是大体上保住了林特使的面子，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日本方面承认了三个月
后张学良得以加入国民政府。从日方记录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是十分有手腕的，他当时是
“王顾左右而言他”，结果是暗中使日本承认了他与国民政府的携手。但是，日本方面当
时尚未意识到张学良已决意归附国民政府。 ...... 日本政府一面稀里糊涂地隐瞒着炸死张作霖事件的真相，一面拼命努力想把张学良拉到日
本的一边。但是，张学良已经决心转向国民政府，根本不想听日本方面只顾保全自身权益
的频频劝说。 当时正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的土肥原贤二大佐(后升至大将)曾试图接近
张学良。土肥原是在“满洲事变”之际将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帝溥仪抢出复辟的人物
。 张学良说，“态度最坏的就是土肥原了，他的态度整个都不好。我俩最大的冲突是他当时
给我写了—份东西，就是“王道论”，就是要我当皇帝。” 这个证词是过去任何史料中部未曾记录的史实，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对此再次询问他。
遗憾的是，张学良只记得这么多，未能得到详细的情报。土肥原在抬出溥仪之前，曾对张
学良也试着做了完全相同的工作,这非常有趣，也完全有可能如此。于是,我们在日本方面
的记录，尤其土肥原周围的资料中寻找有关这件事的记载，但遗憾的是也没能找到。熟悉
日本陆军史的学者们的意见也认为，这件事完全可能有，只是没有看到过证明这件事的资
料。 我们在搜集过程中唯一的新发现，是当时土肥原劝说张学良依附日本的笔记。这个笔记的
题目是《土肥原大佐对张学良的忠告》，它保存在前述张作霖的军事顾问仪我诚也的家属
手中。遗憾的是，这里面找不到关于“王道论”的记述，但对于了解土肥原当时的立场却
很有意思，兹介绍如下。 在这个笔记中，土肥原分析了炸死张作霖后东北三省的政治状
况，作出了图解。根据他的分析，围绕着张学良，国际上有“国府”即国民政府同日本对
立。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张学良排日。另一方面，日本支持张学良，但张学良对此抱有疑虑
而不明确表示态度。土肥原分析其理由之一是有其父亲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的存在。杨是
张作霖部下最有权势的人物，被视为亲日派。但在张作霖死后，逐渐地表现出了独立的倾
向，与张学良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看到这个状况后，土肥原的结论是 “东三省政权绝对不可能搞双头政治。” 不能同时对张学良和杨宇霆都加以支持。那么
，选择谁呢? 土肥原认为，应该支持张学良。 当时任奉天总领事的林久治郎后来也回忆
到这件事。根据他的回忆，土肥原的想法是，杨在以前的确是亲日派，但对他以后转变为
排日，不能大意。因此，排除了杨而支持张学良。实际上，关东军的首脑是按照土肥原的
这一意见办的。但松井七夫少将（奉天督军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和财阀大仓组支持杨
宇霆，与关东军的方针不一致。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张学良其实是在观望形势，寻求对策。林久治郎写道： “学良察觉到日本人之间的矛盾，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对松井少将及大仓组的河野等
人说，土肥原大佐盲目地提出的建议是不能信任，他不喜欢这个大佐；另一方面又同土肥
等人商议排除杨宇霆的方法，没有忘记利用他。” 这样看来，土肥原大佐为了保持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进行了支持张学良的工作．这是事实。
并且可以认为，作为把张学良拉到日本方面来的香饵，向他出示了“王道论”。但是，对
此张学良表示拒绝。当然他的判断并非那么简单，他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人，他时刻紧盯
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变化。土肥原的笔记最后用红笔写道： “似有进行政变的意图。” 实
际上，此后张学良果断采取了剪除杨宇霆这一非常手段。土肥原是否预见到了这个政变呢
? 总之，这个时期满洲的政治形势，有日本、国民政府、张学良、杨宇霆四方之可虚虚实实
，尔虞我诈，情况错综复杂多端。 还有一件与“王道论”有关的非常有趣的筝。恰好就在这时，即1928年9月。后来提出亚
细亚主义的大川周明也会见了张学良。 这时，在日本有关张学良的流言蜚语四起。说他
是鸦片鬼，是废物。但大川见了张学良，知道他其实是有儒教修养的典型的中国人，不禁
大为惊讶。 “我开始对这个青年总司令感到同情、爱慕和尊敬。我自己考虑，如果可能的话，帮助张
在东三省实现王道政治”（原田幸吉著《大川周明博士的生涯》) 。 据说大川曾对张学良说：“支那与真正日本的根本原理同样都在王道，所以我们是为共同
的理想而战的。”这话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这里应注意到的是，大川向张学良论述的是“王道政治”。而大川向土肥原也披露过这种
想法，并写到：“自己曾说服土肥原“解决满洲问题，只有同张学良进行对话。”如果是
这样的话，上述土肥原提出的“王道论”也许是在大川的影响下写成的。但遗憾的是，事
到如今已无法再加以确认了。 在大川的故乡山形县酒田市还保存着此后张学良寄来的亲笔信。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张学良
同日本人的交际之广，是很有意思的。 ...... 由于张作霖从北京撤退，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８年 ６月８日和平地占领了北京
城。至此，为期两年的北伐基本完成了、民国建国以来的北洋军阀的巢穴北京政府崩溃了
，中国由国民政府大致统一起来了，蒋介行访问了北京郊外的碧云寺，向长眠在这个寺中
的孙中山亡灵报告北伐结束。 于是，全国都注视着张学良的动向，看代替了张作霖成为东北新领袖的张学良是否接受
国民政府的统一。蒋介石暗地里与张学良接触频繁。关于当时国民政府对张学良做工作的
情况，张学良的秘书刘鸣九说： “蒋介石派人来谈判与东北合作的问题。奉天与南京的来往非常频繁。南京政府为实现全
国统—，要求张学良及时易帜。但是，不仅有日本方面的压力，在奉天内部也有杨宇霆那
样的人反对，张学良无法统—意见。但是，这时张学良已经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死命的纠缠
，压制了奉系军阀中—部分反对意见，决心让东北也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并在在1928年
12月28日实行‘易帜’。将东北全境的旗帜换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此表明了同
日本分道扬镳的鲜明态度。” ——可以认为加入国民政府行列仍是因令尊张作霖之死、被杀的缘故吗? “即使我的父亲没有被日军所杀，我也要这样做。因为我是历来主张国家统一的。当时我
对自己的国家软弱无力非常痛心。不是我父亲的死改变了我的想法，只不过是因为了那一
事件，使我的态度更加坚决了。 ” 当时，张学良的亲信们是如何看待“易帜”的呢?
除了杨宇霆那种公开反对张学良政策的人之外，东北不屑于受国民政府节制的气氛也相当
浓厚。 “张学良有爱国心．同时又考虑仅靠东北的力量是不足于与日本对抗的，需要全国的力量
。所以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进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事。” “我们奉军有30万军队，有海军，也有飞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既没有海军、
也没有飞机。所以，从数量上看我们的势力大。如果张作霖活着，是决不会服从国民政府
的吧。但张学良为了国内的统一，认为要与外国对抗，中国必须先统一，因此挂起了青天
白日旗。”(卢广绩采访录) 张学良“易帜”，宣告了奉系军阀内部争夺最高权力之争结束，开始竭尽全力地强化自己
在东北的统治。当时在奉系军阀内部，有以张学良代表的中国国内陆军大学毕业的“陆大
派”和杨宇霆代表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士官派”，互相争夺领导权。“士官派”
代表杨宇霆是奉系军阀中亲日派的主要头目，在日本的关东军中也有推举这个杨宇霆为张
作霖接班人的动向。而日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奉系军阀的新领袖后，
杨宇霆仍不听从这位青年领袖的命令，两人之间的感情对立日益加深。 除掉杨宇霆和常荫槐也可以说是“陆大派”和“士官派”两派对立和争夺领导权的结果。
这对张学良来说．大概是不太想谈及的事情吧。 ——能请你谈谈除掉杨、常二人的理由吗? “这件事同郭松龄叛变也有关系。当时我察觉杨宇霆和常荫槐要出问题。他们偷来武器弹
药要搞叛变。我当时想，你们两人就是搞出问题来，我也要收拾你们。后来改变了想法，
还是不能那样做，不能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是，如果就这样拱手让他们
叛变，又会同郭松龄那时一样，使民众和部下遭罪。我考虑与其那样，还不如在叛变发生
之前处死他们。我下了决心，哪怕被人骂，说我残酷，我也要这么干。”
...... 张学良设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全力推进东北的铁路建设。 1927年修筑了大通线(大虎山
至通辽)，1929年吉海线(吉林至海龙)也开通，和已经通车的铁路接轨，形成了两大主干
线，即吉林省的敦化和京奉线相接的东干线(敦化一吉林一海龙：京奉线)、黑龙江省的克
山和京奉线相接的西干线(克山一齐齐哈尔—昂昂溪 眺南 通辽一大虎山：京察线)。 日本认为张学良修筑的这些铁路，违反两国关于不敷设与满铁平行的铁路的《禁止满铁平
行线的规定》，—再提出抗议。 “后来我修筑了从大虎山去黑龙江的铁路。当时东北的主要物产是大豆。我们运送黑龙江
的大豆时不能自由使用南满铁路(满铁)，南满铁路经常刁难、限制我们运输。而且如果经
由南满铁路，就都到了大连。所以我们决定修自己的铁路。 但是，这条铁路被说成和南满铁路平行，成了中日间的大问题。不过，我不认为是平行。
” ——也就是说，并不是最初就设计了同日本正面冲突的线路? “是的。 我不想和日本的满铁竞争。如果没有自己的铁路，就必须使用满铁。不过是修筑了—条自
己的铁路而已。但我承认，由于我的铁路，满铁的经营受到了影响。 我是尽量想跟日本合作。例如，修筑铁路从我父亲那时就开始了，并不是我自己开始的。
然而，日本方面没有合作的诚意。合作应是我们双方靠拢。可是日本方面总是想操纵我们
，这就没办法了。 ” 张学良在修筑两大干线的同时，从1930年7州借助德国资金开始在锦州南面的葫芦岛建设
大港口。这个计划是葫芦岛港建成后，张学良修筑的两大干线便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同葫
芦岛直接联结起来、中国方面就可以把东北的产品直接向海外输出了。 “开发葫芦岛港也成了问题。当时我们将东北收割的大豆向海外出曰。为此需要自己的港
口。因在大连屡受日本方面的刁难与限制．所以我们要建自己的港口。日本人是想把东北
的经济实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我们当然也想发展自己的经济。日本人完全站在不平等
的立场上看问题。对中国就像对殖民地一样。 ” 历史有时会制造出我们单纯的头脑所想象不出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次采访张学良问到与日
本人的交往时．他首先提到的人就是本庄繁。本庄繁这个人，是九一八事变时关东军的司
令官。对张学良来说．是他故乡的日军首脑。但是，张学良至今仍对他抱有好感。 “本庄繁——他对我很好，我也很尊敬他。我们互相抱有好感，我去日本是他把我带去的
。 ” 张学良与本庄繁相识，还是本庄当张作霖的顾问的时候。本庄曾两次出任驻中国武官，是
陆军里头的小中国通。并且在1921年至1924年3年中，当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这时，他
很得张作霖信任。据说在他任期届满回国时，张作霖甚至亲自出面挽留。而且，张学良在
1921年秋访问日本时，本庄陪同前往，并亲自担任向导。因有这么一段关系，再加上本庄
又是一个认真的人，所以张学良很尊敬本庄繁。 然而．这两个人在“满洲事变”时却是作为敌人、对手相遇的。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本
庄繁1931年8月20日到旅顺就任关东军司令官。此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本
庄似乎事前并不知道石原、板垣这些部下在搞旨在占领满洲的阴谋事件。这也是第一次弄
清楚的事。本庄在事变后曾秘密地向张学良吐露过自己的心声。 “本庄先生托一个人请我的部下顾维钧去跟他见一面。据顾维钧后来说，本庄说要在奉天
市内的“绿山”饭馆见面。顾维钧是我的朋友，也是本庄的朋友。本庄因有话要对我说，
所以要见顾维钧。 我明白本庄的意思，所以派了一个重要的人，代表我去见本庄。见完
回来他这么对我说：“本庄说他根本不知道要发生九一八事件。”这个人是我的副手，与
顾维钧也很要好。他姓刘，名字我忘记了，当时本庄说在事件发生的两天前去过奉天，后
又回到旅顺。他说，如果自己事先知道要发生事情的话，就会留在奉天而不会回旅顺了。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本庄还在宴请宾客，自己喝酒还喝醉了。 “我还睡觉呢，部下报告说奉天发生了事变，我才急忙起来赶去奉天。如果我事前知道的
话。就决不让这一事件发生。赶到奉天一看，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怎么收场呢？我差不多
两三天内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请示上边，请示怎么办。” “我相信本庄的话是真的，事情确实是那样。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两三天内，日本没有
明显的军事行功，所以这期间许多中国人能从东北逃走。 如果采取军事行功的话，这些
中国人就都会被抓住。所以我相信本庄的话是不假的。” 张学良的谈话证明，关东军司
令官本庄繁秘密地向张学良传递了自己的真实心情。自己不知道部属的阴谋，也无力收拾
时局。 那么．在连关东军司令官本庄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 15年战争导火索的阴谋事件到底
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在东京片仓衷氏的家中访问了这位当年关东军的参谋。片仓已94岁
了，虽然耳背，但记忆力却很好。而且他让我们感到，对每—个问题都充分注意准确运用
资料，防止作出错误的历史证词。 “本庄不知道要发生满洲事变，是石原、板垣一手策划制造的。事前他们没有向本庄报告
。” 据片仓说，刚刚赴任的本序司令官感到事态严重，这样下去要出事，但一点也不知道石原
要炸铁道的阴谋。并旦，身为参谋的片仓本身，事前也不知道这个阴谋。 9月18日夜间，
柳条湖的爆炸事件一发生，片仓立即赶到参谋长的官邸，参谋长官那前有很多柳树，新井
、武田、中野和我这几个参谋聚在树下议论。当时，新井参谋说：‘这件事很像是个阴谋
。’大家都这么想。但是，如果就这样下去我们不予合作，不采取行动，就会成为第二个
‘河本事件’。大家认为这时只有合作，一举解决满蒙问题。” 所谓河本事件，是指3年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制造的“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这次
事件一发生，参谋们立即模糊地感到这是石原和板垣的阴谋。考虑到现在如果置之不理，
以后真相大白的话，日本就不得不从满洲全部撤走。所以大家统一了认识，要与之合作．
采取军事行动。 这一天．本庄到大连的画家野田家欣赏了油画，回到家已经是夜里１０时了。夜里１１时
许，接到了板垣高参打来的急电，称“奉天日支冲突及请准许出动独立守备队，驻屯联队
。” 本庄午夜１２时赶到旅顺的司令部，把幕僚们都叫来了。事先与板垣通了气的石原
参谋提议下令进攻。本庄这时的想法是．在奉天附近集结部队，解除东北军武装。但后来
得到情报说日军同东北军战斗激烈，中队长野田中尉负了重伤，本庄不得不决定采取军事
行动。石原后来在远东审判中供认说： “本庄司令官闭目沉思约５分钟后，睁开眼，充
分考虑了整个形势，‘好吧，这是本人的职责，干吧。’以坚定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以后，本庄和幕僚们一起去奉天以应付剧变的事态。结果，事态按照石原、板垣的策划发
展。但实际上本庄在下决心时，心里充满了苦涩。尤其在关东军决定是否向吉林派兵的时
候，会议持续到深夜。本庄繁总是下不了决心，板垣一直劝说到天明，才作出决定。 本庄虽然不知道石原、板垣的阴谋，但在事件爆发后。最终认可了他的独断专行的结果，
作为最高指挥官选择了下令采取军事行动的立场。但是，在整个过程产．他还抱着一线希
望，想请张学良回来进行谈判。 据片仓说：“本庄决定向张学良发电报，希望他回来收
拾事态，但是张学良没有回话。” 张学良当然不会回答。本庄在进攻东北军的同时又拍
发出这样的电报，可见他处境是相当复杂的。 事件爆发4天后的9月22日，关东军首脑集合在奉天市内的沈阳饭店举行会议，讨论解决满
洲问题的策略。这时，石原和板垣提出了早就策划好的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方案。据片仓
说，会上，“人家讨论挑选谁来作首领的问题．有宣统皇帝溥仪，其弟溥杰以及儿子的后
代等等主张。” 最后，幕僚会议归纳成《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第一方针是这么写的：“建立得到我国
支持，以东北四省及蒙古为领土、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支那政权，使其成为在满各民族之
乐土。”第二个要点写道：日本帝国根据新政权的委托掌握“国防、外交，并管理交通、
通讯等主要事业，关于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治。” 在此首次确认了拥立宣统皇帝溥仪，建立日本的傀儡政权(即后来的“满洲国”)的设想。 这时，本庄也知道已经不可能请张学良回来采取日满合作的政策了，遂将上述方案作为关
东军全体的意见提交给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至此，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被完全否定了
。关东军按照这个《解决方案》，朝着建立新国家的方向展开行动。 先前想要拥立张学良为皇帝的土肥原贤二，这时为抬出清朝的末代皇帝——宣统皇帝博仪
而奔忙。11月8日，土肥原在天津挑起暴乱，乘乱将溥仪劫持到营门。关东大地震时．因
残杀大杉荣而臭名昭著的甘粕正彦正在那里等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软禁之后，溥仪不久就
被拥立为伪“满洲国”的执政。 张学良与本庄繁就这样彻底分手丁，但在两人之间还存在着旧武士道式的义气。本庄繁命
令将张学良留在奉天的财产装上特别列车，送到北京的张学良那儿。在搞阴谋是家常便饭
的关东军中．本庄繁的诚意极像旧时代人那样重视名誉的举动，令人感到不合时宜，甚至
感到有一种悲呛感。这一点至今仍记忆犹新。 “本庄将我的财产装了两列车送到了北京，那时，他派了个人带了封亲笔信来，我对那个
人说：‘我的东西我绝不能收。我们两人虽然是朋友．但是现在等于是敌人一样，你这样
对我，等于羞辱我。’我说了一段故事：‘当年美国的华盛顿打仗时，有人保护了他的房
子。他对此很难过，他说：我作为军人在作战。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子。这样做就等于
羞辱我。’ 那时我的心情也是—样。我这样对本庄派来的人说：‘你必须把这些东西拿回
去，我家里原来怎么摆还怎么摆。如果你不拿回去，我就一把火部烧了。所以，请你拿回
去。’后来他把东西带回去了。 ” 张学良这样做．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自尊心。
但这时 张学良送回去的东西，在本次采访中，片仓告诉我们说并未回到关东平处，而是
在战乱中不知下落了。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1932年9月，本庄繁凯旋日本。从神户至东京的沿途，欢迎“满洲国
建国之父”本庄繁将军的人群人山人海。 战败那年，1945年11月20日，本庄繁剖腹自杀
了。作为九一八事变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被定为战犯。人们发现他时，只见他而向皇
宫正襟危坐，按照剖腹的惯常作法．在腹部十字形切了三刀，心脏和颈部分别刺了三刀，
倒下了。 本庄繁的故乡，从大阪坐火车约一个小时就到达，是个群山环抱的小地方。每年木庄的忌
日，都要在菩提愿胜寺召开“本庄会”，曾得到过本庄帮助的人们也从全国各地赶来缅怀
他的遗德。 本庄繁的儿媳登美子夫人在谈到本庄的人品时说，“人们说本庄是为了承担满洲事变的责
任而自裁的，但我认为首先还是怕天皇陛下被迫究战争责任。他在遗书中写道：“满洲事
变是他—个人的责任，决心承担—切。” 本庄繁生前经常向儿子一雄表示一个军人的决心。死后也没有留下点像样的财产。 在
菩提愿胜寺还保存着本庄在其死之前一月写的题为 《“满洲事变”的本质》的文稿。 这篇文稿是准备提交给东京军事法庭而写的。从“关东军为自卫而起，仅为自卫而行动”
这样的段落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意图是要使日本的所作所为正当化。尽管如此，从中也能看
出一些本庄繁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在这篇文稿中，本庄繁写道；“我和张学良经常接触、私交不浅，且深知其无比聪明”。
并对张学良的人品给了很高评价：“如果张学良将军当时还在满洲的话……．即使不能防
止事变发生于末然，至少不会让事变扩大到那种程度，也许还会转祸为福，使事变成为日
满关系乃至日华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开端。每当想到尔后的日华关系的发展状况，对这
一事件我总感到万分惋惜。” 本庄繁流露出对张学良的真挚感情。但是，无论个人之间
的关系如何亲密，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俩此后越离越远了。 “本庄是—个亲切的人。假如我能到日本去，我一定到本庄的墓前去吊祭。”
在结束关于本庄繁的采访时，张学良作了这样的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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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3-3 23: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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