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城市化率和清洗模式的选择
凡社会主义国家，皆发生过大清洗，只是，存在中苏两种模式的大清洗。
谈差别之前，先说共性。从时间顺序和动因上看，两者完全一致。即大清洗之前，最高领袖权威严重受损，而领袖权威受损，是因为发生了大饥荒，而大饥荒则是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产物。
由于集体化是伟大的社会实验的追求目标，所以并不存在换个领袖，就不会饿死人之说。以苏联为例，最后被斯大林消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甚至在集体化和超越式发展的主张上，比斯大林要激进得多。
必须强调的是，大饥荒绝非革命家们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他们认为集体化会让人吃得更好，革命家不是先知先觉，要经过实验才知道它真会饿死人，可惜导师们的理论指导教材上从来没说会有这样的副产品，所以大家在建好实验室后，都实验了一次。苏联因为出现过三次饥荒，所以曾劝告中国小心，猫主席当时认为中国已经出师，自然不信，当然朝鲜也是要自己试过一次的，柬埔寨实验的剂量最大，直接导致实验室发生重大事故，靠了越南人民民志愿军及时善后，柬埔寨才不至于绝种。
按信息传递路径，饥荒发生后，一定是最高领导最后得到准确信息，所以他很容易变成最后一个继续坚持饥荒政策的领导人——就像海滩上潮水退去，最后发现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发现只有自己没来得及穿上短裤一样，最高领袖的错误会暴露在全体同志们面前。
最高权威此时被动摇，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认为饥荒不是实验本身的错，而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会更强调阶级斗争——巧合的是：斯大林重提阶级斗争的1934年和猫主席1962年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都是在饥荒结束的第二年，并认为自己的同志已经纷纷背叛了阶级理想，必须清洗掉他们。
清洗背叛革命的老同志们，完成国家机器从上到下的大换血，最省事的办法是用现成的国家机器，该关的关，该杀的杀，并把这种严厉的阶级斗争势头保持下去，但它有两个基本前提：一、专政机关必须可靠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二、如果清洗的覆盖面足够大，则专政机关本身必须相对人口有足够大的规模，否则很难段时间内完成任务。
对当时的斯大林来说，这不算什么问题，他首要消灭的那些老同志，大部分几年前就被逐出舞台，虽然乘着饥荒人心不稳搞地下串联，但专政力量掌握在他信任的人手上，而且，虽然最终清洗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很高，但专政机器的规模也很大，完全够用。
但猫主席面临的困难就大得多，他能相信的人，只有几个笔杆子和后来成为副统帅的林元帅，而专政机关的各级负责人，大部分在他的清洗名单里，若想迅速动手免生后患，除了借助群众力量几乎别无力量可选。
这里，及必须说一下很少被人谈到的一点，猫主席时代，我国职业专政力量的规模，以人口比例计，与苏联东欧兄弟相比，存在几何级的差别。所以，无论是大规模的权力重新分配——它必然难免把一定比例的群众也送进去，还是清洗任务完成后保持高压，依然只能采取群众斗群众，群众互相监督群众的办法维持社会秩序，而不能像苏东兄弟一样，依靠职业专政机关的力量来完成任务。
我国专政机关相对人口比例规模过小，实在是因为太穷。1978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化率除了1960年曾达到19.75%的高位，六七十年代一直就低于18%，而东德的城市化率最高曾达到80%，即使是朝鲜也曾达到70%的水平，极高的城市化率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财富积累率，意味着可以供养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专政机器。
以东德为例，据统计，在顶峰时期，斯塔西系统的非正式雇员高达17.4万人，占18-60岁公民总数的2.5%，有的说法称这个数字甚至高达50万，若算上临时线人，可能会高达200万，而东德1989年人口仅为1662万。
虽然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人员占人口比例大大低于更富裕的东德，但克格勃系统的工作人员也曾高达50万人，全国的线人高达150万。
若当时的中国不放手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监督群众，而时采用职业专政机关的方式，那么，即使是向专政机关占人口比例较低的苏联看齐，情报系统大约也得雇佣171万人，线人得有515万才够，若向东德的高标准看齐，情报机关得雇佣1008万人，而北京人口1978年只有870万，线人更得多达1.15亿，而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才1.7亿，拿工资的人口估计不超过七千万。无论如何，以当时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率，是根本养不活这样规模的专政力量的。
所以，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回到我们今天关心的话题。猫主席发动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国人喜欢说是十年，但国外更多认为到1969年权力重组后就结束了，后面几年不过是高压社会的自然延续而已。
今天我们讨论这样的运动是否还会再来，我们无论采取何定义（是大清洗还是发动群众的大清洗），都必须考虑，当年和今天在社会资源上的巨大差别——如果猫主席当年的中国，有今天这么高的城市化率，有如此高的社会财富积累率，史无前例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搞法，而不必一定是选择运动群众的方式，即使采用运动群众的手段完成了权力重组，他也不必选择用非群众监督群众的办法维持高压。
要知道，朝阳区群众警惕性再高，效率也比不上专政机关。事实上，无论是广泛发动朝阳区群众，还是依靠纪律部队的忠诚，效果都是一样的，差别只是手段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6-12-17 14:28:37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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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7 14: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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